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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元经济结构的历史成因
二元经济结构是西方发展经济学家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结构的理论概括，其代表人物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瑟・刘易斯。从基本内涵的视角来分析，二元经济结构的逻辑内涵是：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一般存在着传统落后的农业部门与现达的工业部门两个产业部门。由于两个部门劳动生产率水平与劳动边际收益率的显著差异，引起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产业间流动，最终实现二元经济结构一元化的目标追求。发展中国家一般要经历以农支工、农工协调与工业“反哺”农业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从国际经济发展的经验来看，二元经济结构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市场化、现代化过程中必然出现的普遍经济现象。
按照刘易斯对二元经济结构的界定，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样面临着二元经济结构的历史约束与现实困境。二元经济结构一方面为中国工业化基础的建立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农村贫困落后的加剧。从历史发展的视角来看，二元经济是我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赶超型发展战略与城乡分割经济体制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它通过中国特色的资本原始积累克服了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初期资本积累短缺与有效需求不足的双重困境，在较低的国民收入水平上实现了较高的工业化水平。但从长远发展的视角出发，这种不断强化的二元经济结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它不仅导致了农业生产的长期低速增长，也极大地阻滞了社会经济的全面进步。并且，伴随着许多不可克服的矛盾，如公平与效率的矛盾、积累和消费的矛盾、农业和工业的矛盾、城乡矛盾和工农矛盾等，制约了中国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始于1978年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育，在各个层面对传统二元经济结构产生了程度不同的冲击，也起到了一些成效。但是到1985年以后，当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本应再接再厉时，改革的重点却转向了城市，导致农村经济发展远较城市缓慢，以致城乡收入差距越拉越大。这主要表现在：城乡隔离分而治之的制度体系、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严重失调、传统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发展、乡镇企业与城市大工业对立运行。在这一过程中，关键是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新体制没能及时成长起来，造成了城市市场化在农村出现空档，这种结构转换的相对滞后必将给我国社会经济生活带来一系列难题。
二、体制断层是中国农村落后的根本性原因
从表现上看，我国农村落后的主要原因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问题，即城乡之间经济发展差距过大。而从本质上看，它反映的是我国经济社会的深层次矛盾，其根源在于城乡二元体制，即“城乡分割，一国两策”的社会经济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化的城乡分割，加剧了城乡经济社会的分化，固化了城乡二元结构。实践证明，城乡二元体制造成了许多难以解决的困难和深层次矛盾，导致城乡发展严重失衡。
(一)二元经济结构的本质在于二元经济体制
1．城乡有别的管理体制
造成城乡差距拉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现行的城乡“二元体制”是阻碍要素资源投向农村的最主要因素。我国现行的体制基本是城乡有别的管理体制。计划经济时期，为了加快工业化建设，国家一方面运用行政手段，如通过强制性粮食统购统销和工农产品剪刀差，将农业剩余转化工业积累；另一方面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以维持资本密集型城市大工业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城乡有别的户籍管理、劳动用工和社会福利制度在相当程度上被沿袭下来，尽管一些地方进行了户籍制度改革，但因为隐藏在背后的社会福利等诸多因素，需要支付的社会成本较高，进展还不大，因而城乡居民在就业机会和社会福利水平方面事实上的不平等还未根本改变。
2．城乡分割的市场体系
从商品市场看，农民由于组织化程度低，一般只能进入城市集贸市场进行零星的、小规模的现货交易，基本上没有进入批发市场，更难以参与大宗远期合约和期货交易。从要素市场看，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因农业平均利润率偏低和受利益驱动，主要面向城市经济，城市相对充裕的资金没有进入农村，农民参与、进入市场和资本市场的条件和渠道都十分有限。农村土地转化为工业和城市建设用地还不能直接市场化，必须通过国家征用转化为国有土地后才能进入市场，农民在土地交易中处于弱势地位，难以分享农地向非农地转化过程中形成的巨额增值收益。
3．城乡分离的工业化模式
计划经济时期集中农村资源推进城市工业化，在很大程度上阻隔了我国城乡经济一体化进程。改革开放后，实行城乡分离的工业化模式，农产品生产、流通和加工没有形成有机联系，农民难以分享农产品的加工增值收益；乡镇企业在管理体制上独立于行业管理之外，既无所不包，又自成体系；农村“离土不离乡”的工业化和城市工业化并行发展和过度竞争，使得农村工业在市场供求格局发生变化和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对接后，发展空间受到明显制约，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减弱，直接和间接地影响到农民分享工业化的成果。
4．实行有别的投入机制
计划经济时期，为了维持资本密集型城市大工业的发展，国家将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集中投向城市，同时依靠农业积累支持城市工业发展。改革开放后，一方面，农村的资本、劳动力和土地等生产要素在经济效益驱动下，向城市转移和集聚；另一方面，国家在基础设施和科教文卫等公共服务设施投入上，继续向城市倾斜，农村却在一定程度上依靠自我积累，由此带来城乡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等各方面的差距不断扩大。
综上所述，体制性因素事实上形成了农业和农村发展与工业化和城市发展的相互隔离，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关键所在。
(二)市场经济体制没有向农村延伸
中国的改革是分阶段渐进式的，经济改革先于政治改革，而且在经济领域中又确立了从农村到城市的合理改革顺序。纵观
世界各国经济改革的历史，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激进的方式，如俄罗斯和东欧一些国家采取的“休克疗法”，在短时期内直接从计划体制强行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一种是渐进的过渡方式，即在计划体制基本保持不动的情况下，通过引入市场因素来发展新体制，逐步对旧体制进行渗透、替代，最终过渡到市场经济新体制。中国经济改革由于市场化起点太低，加上转轨的双重性特点，市场化改革是十分复杂的，因而走上了渐进式的市场化道路。事实证明，这种选择是十分正确的，但现行的城乡“二元体制”是阻碍要素资源投向农村的最主要因素。
如今，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已经跨入进一步完善的阶段。虽然经济创新从农村起步，但自农村经济改革向城市经济改革转移之后，经过20多年的市场经济培育和10多年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农村经济这一块已远远地被抛在了后面，市场化程度相当低。农村经济处于严重弱势地位，弱就弱在市场化程度不高，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严重滞后。因此，“城乡一体化”这个核心层次的“一体”，就是“体”在市场经济体制上，提升农村经济的市场化水平，建立和完善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市场经济体制，使农村经济与城市经济一样共享市场经济体制优势。
三、农村现代化战略对策
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再次提出：要加快推进现代化，必须妥善处理工农城乡关系。如何尽快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实现城乡二元经济向一体化经济的跨越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努力。
(一)尽快完善政策支持体系，从“二元体制”入手加速城乡一体化进程
建立和完善有利于城乡一体化的体制和机制，就是要以体制和政策创新为突破口，改革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不利于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各项制度，从根本上消除阻碍城乡一体化的体制和政策障碍。建立有利于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新体制，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促使城乡经济体制向不断适应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内在要求的方向转变。促进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一元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变，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不仅包括用城市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改造农村生产和生活方式、生产要素重组和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和迁移、城乡产业有机整合和组织方式的变化等，还包括整个社会结构、组织、文化等的变迁。这是一个伴随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很长的历史过程，不能一蹴而就，必须加快制度建设与体制创新。
(二)统筹城乡、区域发展，加快推动小城镇建设，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我国的改革已经基本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市场的作用已经逐渐发挥到经济活动的每一个环节中,起着基础的资源配置的作用,效率得到了提高,国民生产总值也逐年稳步增长。但随着商品贸易的全球化,以及管理的提高,技术的进步所带来的竞争的加剧,加之现阶段的国际经济环境低迷萎缩,金融危机对我国实体经济影响严重,我国外贸需求自去年7月来连续五个月下滑,财政收入增长率明显下降。新形势下,我国新经济体制受到的各方面的冲击日益严重,其缺点与不足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也逐渐暴露了出来。
一、现状与问题分析
亚洲开发银行在2008年公布的年度报告中显示,中国经济增速从2007年的11.9%回落到2008年的10%,2009年中国经济增速进一步回落至9.5%。经济增速的回落具体表现在出口增长减速远超预期;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放缓、企业倒闭潮出现,工业利润增长大幅放缓;宏观调控下,房地产、重工业等投资增速回落;每年1000万个新就业岗位完成很困难,农村隐性失业大量增加;居民消费增长速度下降,由于居民收入的不稳定性增大、股市的负财富效应、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等原因使居民的消费欲望受到抑制。
这些问题透露出我国经济体制在新形势下有了新的挑战,需要改进,总结起来表现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从宏观上讲,包括:国家的金融安全体系有漏洞,具有比较大的抗风险隐患;连续多年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而中国内部市场的购买力并没有得到显著提高;财政的再分配政策不健全,收入的两极分化情况依然存在;基础设施建设与社会保障制度亟待建设,尤其是医疗卫生等事业没有得到足够的投入;部分地区政企仍然没有分开;部分地区的工商业监管力度不够等。
从微观上讲,包括:依靠资源消耗增长产量的小工厂林立,对资源浪费严重;环境意识差,对企业周边污染严重,缺乏治理;生产效率低,管理水平差,竞争意识薄弱;产品研发与创新能力低下,导致产品质量与功能落后于国际市场。
二、主要的相应政策
1、调整经济增长方式
前一段时间,我国在追求GDP增长的同时,暴露出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等一系列问题。据统计,我国在2004年,使用了全世界31%的煤炭,29%的钢铁,以及其他材料的大比重投入,创造了占全世界4%的GDP。反差如此之大,一方面说明我国企业的科技含量低,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我国经济的粗放型增长。长期下去,将对社会的健康发展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
据此,国家要求对经济增长的模式进行转变。在十四届五中全会上,政府首次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要求。在十六届五中全会上,又提出了“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大原则。十七大报告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这是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紧迫而重大的战略任务。这一政策包含以下三个要点。
(1)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在过去的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除投资以外,我国主要依靠劳动密集型企业生产低成本、低技术的小商品获得出口优势,大量的原材料、半成品等资源也通过外贸的形势流至国际市场。造成了资源的流失。另一方面,长期依赖国际市场对于小商品的消费赚取外汇,也形成了国内行业对国际市场的依赖,不仅丧失了贸易中的主动地位,也同样提高了贸易的风险。将两股力量拉动转变为三股力量拉动,不仅降低了国际贸易风险,也增加了大量的国内消费,提高了国内生产者与消费者的贸易福利,同时也加大了国内市场的竞争力度,也同时促进了科技的进步和效率的提高。
(2)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于历史和生产力发展等原因的限制,我国的农业发展相对滞后,第三产业不发达,造成了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迅速崛起,占据了GDP增长的绝大部分。然而由于我国的科技不发达,管理经验落后,人们的文化素质不高,第二产业长期处于粗放型,劳动密集型的状态。由于生产效率低,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不利地位长期得不到改善。促进三个产业的协调发展,使农业发展,为第二、第三产业提供发展的基础,同时促进第三产业的崛起,使先进的科技与管理经验作用于国民生产,创造价值。
(3)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转变。科技水平落后,管理经验匮乏,导致我国的经济增长走的是一条依靠追加物质资料消耗的路线。然而有限的资源并不能满足无休止的增加投入量。另一方面,由于设备不足以及人的环保意识差,环境保护也被许多企业忽略,加上政府的监管力度不够,对环境的污染得不到遏制。这对社会健康稳定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转型升级人才,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以及管理创新转变,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吸引创新人才培植经济增长点,使环境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相协调,创造绿色GDP,使人民的生活水平的综合提高有了可靠的保障。
2、调整财政政策,加强金融监管力度
随着改革发展的深入进行,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结构性矛盾也日渐突出,成了新形势下扩大内需、开拓市场、促进经济健康发展的严重阻碍。另一方面,由于金融风暴的影响,我国从1998年起开始实行积极的货币政策,到目前为止即将进入第十二年,并在今年将继续保持。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提出,明年要深化资源价格和财税体制改革,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金融体制改革也将是明年改革的重点。
积极的货币政策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
(1)长期发行国债。发行国债能够带动社会总固定资产投资,集中力量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结构的优化也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2)积极调整收入分配政策,以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和企业自主投资能力。首先,政府提高了机关事业等单位的工资水平,并且设立了年终奖等制度。其次,调整了收入分配政策。再次,我国政府还加大治理乱收费、规范分配秩序的力度。另外,再分配政策还是有效调节收入差距的有力杠杆,为规范社会主义正常的经济秩序提供有力保障。
(3)财政政策的具体实施中,经常注重与货币政策相协调,共同发挥作用。长期的建设国债主要通过国有商业银行发行,它的投资项目也带动了银行的贷款业务,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银行资金利用率。在此基础上,又成立了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增强了银行的抗风险能力,为社会的财政、金融协调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4)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以更大力度推动改革攻坚。“目前经济企稳回升,正是推出资源税改革的好时机。”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表示。积极运用财税手段调节收入分配,健全促进消费的财税政策,增强经济发展的均衡性,可以更好地调动企业、居民等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有关部门应抓紧做好相关配套改革,尽早推出资源税改革方案,这一改革也有助于加快我国经济结构调整。
(5)加大金融体制改革力度,深化金融监管机制建设。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有助于增强金融对经济服务功能,同时加强金融监管机制建设,改善境外投资外汇管理和服务,继续推进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管理。尤其要加快推进农村金融体制改革。
3、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
社会保障制度是保障公民基本生活需要的制度,是国家的基本制度之一,是国家经济发展的保障动力和前提条件,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意义。而我国对于社会保障体系制度建设从1993年第一次阐述到2010年远景目标文件中,都没有就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构成发表过任何论述,而针对我国实际,出现这样总体设计框架的不足是由于:各有关方面对社会保障制度重要性的认识尚未达到应有的高度;不少人对社会保障制度的了解和认识存在某些偏差、错误,甚至误区和对于社会保障制度专业化、规范化建设的必要性、紧迫性认识不足。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我们有以下建议。
(1)扩展劳动保障的覆盖面与实施力。为了增强公平性,必须尽快实现不同群体的社会保障水平并轨,同时变市级统筹为省级统筹,从根本上解决目前各自为政、标准不一的状况,扩大统筹范围进而建立覆盖全国的统筹体系,并以社会保障税方式取代保险资金的征收,用法律强制力确保征缴和合理使用。
(2)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统筹城乡经济改革。农村与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中依然存在的二元结构严重制约着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形成的城乡失衡的状况如果没有改观,不仅使广大农民的活水平提升较慢,而且使城市发展,特别是城市经济发展面临后劲不足的问题,最终制约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因此要推动科学发展,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加大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力度,在统筹城乡中加快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加强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促进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均衡配置、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加速形成城镇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互促共进机制。
(3)加强对于社会保障专业人才建设的重视和培养。人才建设是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社会保障方面要通过各种途径和渠道加强这一领域的研究和学科建设,来改善社会保障法学专业以及涉外社会保障法学专业研究人员稀缺和学科建设落后的现状。同时要加强对现有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及政策的宣传,尤其是缺乏对于人口众多的农村地区社会保障法律和政策的普及推广,以此来保障农村经济的稳步前进。
(4)提高立法层次,修改《劳动法》中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部分。社会保障制度的立法内容要与其他法律部门的立法内容相衔接,确保社会保险金的无风险支付和保值增值。同时逐步完善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并且适应经济全球化,对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从国情和国际双线出发,进行接轨,在健全社保司法机制方面可借鉴国外的专门法院审判方式,建立我国专门的劳动和社会保障法院,充分体现劳动和社会保障事务的特殊性。同时修改劳动法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部分,加强宣传,强化监督,勤于发现问题与总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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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饶开宇: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路径[J].四川改革,2008(12).
聚集经济一般是由于社会经济活动及相关要素的空间集中而引起的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及由此而产生的成本节约、收益或效用增加的现象。聚集效应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第一，空间性。聚集效应是因为企业和居民在空间上彼此靠近而获得的。第二，外部性。聚集效应是空间上集中的企业和居民，通过外在因素在客观上互相为对方提供利益而使经济效果增加或费用减少的效应。第三，规模性。聚集经济效应以一定的规模为前提，通过微观主体的内在规模经济来实现，即只有取得自身的规模效益，才能使外在利益得以转化为现实的利益。因此，聚集经济的本质是由厂商或居民集中而带来的规模经济和正外部性。聚集经济利益是城市经济的重要特征，是城市化的决定性力量。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行，生产要素逐渐按市场原则寻求最佳的行业组合和空间配置。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不仅原有的城市以其巨大的聚集优势吸引了大量生产要素的进一步聚集，扩大了规模，而且还在一些特定地点因人口、资源的聚集而形成新的城镇，聚集经济效应极大地推进了我国的城市化进程。
一、我国城市化的发展阶段及特点
根据图1显示出的我国城市化水平的变化情况，可以将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大致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9―1957年我国城市化的过渡阶段。这一阶段的城市化进程伴随着工业化推进，在“重点建设，稳步前进” 方针的指导下，新建6个城市，大规模扩建20个城市，一般性扩建74个城市。从1949年到1957年这8年间，我国城镇人口年均增加523万人，年均增长率达到9.07％，城市化由10.6％提高至15.4％，平均每年增加0.6个百分点。到1957年，我国非农就业比重达到18.1％，城市数量比1949年增加41个，总数为177个，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处于起步性的缓慢发展阶段。
第二阶段，1958―1960年城市化的“”阶段。1958年，在“用城市建设的来适应工业建设的”的号召下，城市工业大发展，城市数量与城市人口有较大幅度增加。这一阶段，我国城镇人口增加2352万人，年均增加784万人，年均增速达到7.31％，城市数量增加19个，平均每年有6个新城市出现，城市化水平由1958年的16.2％上升至1960年的19.7％，平均每年增加1.17个百分点，我国的城市化出现“”现象。
第三阶段，1961―1977年反城市化与城市发展停滞阶段。这一时期，由于粮食供应不足，再加上城镇基础设施紧张，我国各部门和单位纷纷精简在岗职工，并开展“上山下乡”活动，支援三线建设，沿海工厂大量内迁。这一阶段，我国城镇人口数量以1.95％的年均增速低速增加，年均增加247.6万人，但是，我国的城市化水平总体下降，由1961年的19.3％降至1977年的17.6％，城市数量也由208个减少到188个，平均每年至少有1个城市在消失。
第四阶段，1978―1996年，我国城市化稳步推进阶段。1978年党的以后，全国的改革开放给城市发展带来了蓬勃发展的机遇，国务院分别于1984年10月和1986年4月颁布了新的设镇规定和设市标准，小城镇迅速增加。此期间，我国的城市数量由1978年的193个增加到1996年的666个，新增城市数量是前18年新增城市数量的8倍多。城镇人口以年均6.46％的速度较快增长，我国的城市化水平由1978年的17.92％增至1996年的30.48％，年均增长约0.7个百分点，而且在1996年首次超过30％，使我国的城市化步入中期发展阶段。这一阶段，我国的中小城市发展迅速，而我国的大城市和超大城市增长速度较慢。1978年至1996年 18年间大城市和超大城市总共增加了28个，而中小城市新增436个，占新增城市总数的91.6％（见图2），我国的城市化表现出明显的城镇化特色。
第五阶段，1997年至今我国城市化加速推进阶段。由于前一阶段城市建制数量的急剧增长带来了虚假城市化与大量优质耕地流失的负面效应，我国对城市数量实行较严格的控制，我国的城市化进入以开发区为主要标志的产业空间拓展和人居环境改善带来的城市形态区域化扩张为显著特征的大中城市规模扩张新阶段。这一阶段，我国城市数量虽然在总体上有所下降,但是我国的城镇人口平均每年增加1854.25万人，年均增速为4.7％，城市化水平也以年均增加1.199个百分点的速度大幅提高，我国城市化步入中期快速发展阶段。
从以上城市化阶段划分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城市化基本上是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模式，即以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为背景，政府在资源配置和城市化方向、速度、形式和战略安排决策中占主导地位。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市场化的经济动力逐渐成为城市化的主导力量，城市聚集经济效应引致的城市化日益显著，城市经济增长对国民经济的贡献进一步增强。
二、我国城市化的发展现状
据世界城市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城市化水平在30％以下为城市发展的初级阶段，30％-70％为中期阶段，70％以上为后期阶段。2006年，我国城镇总人口57706万人，城市总数656个，城市化水平达到43.9％，1997―2004年我国的城镇人口比重年均增长1.23个百分点，我国正处于城市化的加速发展阶段，我国现阶段的城市化呈现出较以往不同的发展特点。
1、大城市的发展趋势持续增强。 从城市规模来看（按市辖总人口分组），虽然我国在90年代实行“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政策，但是由于国家在1998年后停止审批设立小城市，加上城市化过程中大城市的特殊聚集效益和吸引力，先进的生产要素不可阻挡地向大城市集中，同时，中等城市向大城市演进趋势加强，我国大城市发展势头良好，中小城市比重和绝对量均呈下降趋势。从表1可以看出，2003年与1997年相比，人口在200万以上的超大城市增加175%，人口在100-200万之间的特大城市增加540.9%，人口在50-100万之间的大城市增加482.99%，人口在20-50万的中等城市减少16.1%，人口在20万以下的小城镇减少89.53%。显然，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小城市大规模发展的趋势被大城市发展所取代。
2、地区间城市发展不平衡。从城市数量的区域布局来看，90年代由于经济基础、发展速度和投资倾向的差异，东部地区的城市数量增长明显快于中、西部，而我国中、西部城市数量则有所萎缩。进入21世纪，我国东、中、西部城市在总数上比较稳定，东部地区的城市数量在总数上依然保持着绝对数量上的优势（见图3）；从城市规模的区域布局来看，大城市、特大城市、超大城市在我国东、中、西部的分布比率为0.495∶0.408∶0.097，东部地区的城市规模效益要于高中、西部，而西部地区的城市规模效益远未得到充分发挥。大城市凭借其在区位条件、服务能力、交通运输、信息交换、设施水平、人口规模等诸多方面的优势，对区域内的资源、资金、人才、信息、产业具有更强的吸引力，促使区域内的这些生产要素向大城市集中。因此，大城市发展的不平衡是导致地区经济发展失衡的重要原因；从中小城市的发展来看，我国的中小城市有43.68％分布在东部地区，36.67％分布在中部地区，19.65％分布在西部地区，西部地区中小城市的发展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
3、三大都市圈已建立。从城市群或都市圈的发展来看，我国已经形成京津塘、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三个真正意义上的最大的都市圈。2003年，我国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塘环渤海区的城市人口、地区生产总值、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25.5％、36.3％、35.1％、48.5％，这三大区域已经成为我国经济活动最为活跃、城市聚集力最高的地方，构成我国区域经济的主体。京津塘、长三角、珠三角像三辆马车带动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4、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差距逐步缩小。从我国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关系来看，一方面由于我国一直推行以分散化为特征的城市发展政策的原因，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城镇人口比重）一直滞后于工业化水平（非农就业比重）（见图4），我国城市化的推动力主要来自乡村的推力，而非城市的引力，工业化（非农产业化）是我国城市化的主要动力，城市聚集机制和聚集效应未能充分发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作用。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的城市化快速推进，“棘轮效应”促使原有城市规模边界不断扩大，我国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差距正逐步缩小，这表明我国城市聚集效应对城市化的作用正在日益增强。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人口、资源的流动与配置日益向市场化方向发展，从而在聚集利益调节机制下促进了原有城市化规模的扩大和经济的发展，并导致了新兴城市的形成和发展。尽管一些城市政府已经开始主动地按照聚集经济的要求进行合理规划和布局，但是也应该看到，传统体制的影响仍然相当明显，政府的决策仍然制约着资源的流向，进而对城市的聚集与发展仍具有强有力的影响，一些不利于城市聚集经济效益的现象依然存在。
三、结语
城市化是一个人口和经济活动不断向城市聚集的动态过程，也是城市经济集约、高效的优势逐步显现和增强的过程，城市聚集经济利益是城市化的重要动因。随着我国城市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聚集经济效应将在城市化进程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也必将为我国城市经济的蓬勃发展提供充沛的动力。
（注：本文为湖北省教育厅科技处研究项目，项目编号B2007-
27006；人文社科研究项目鄂教思政［2007］1号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 谢文惠，邓卫：城市经济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6.
中图分类号：F713.33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6－0266－02
“城市”和“乡村”作为非均质的地域空间，是人类生存及经济社会发展的两种不同的群落分布形式。受各自特定的自然、经济、社会等条件制约，城市与农村在物质生产方式、产业形态、区域功能以及民众生话习俗等方面都有各自不同的特色。但是，这两大系统不是孤立存在的。农村的发展离不开城市的辐射和带动，城市的发展也离不开农村的促进和支持。农村经济和城市经济互为需求、互相补充，在互利互惠中互动互促、共同发展。
一、城乡市场一体化发展的意义
（一）城乡市场一体化是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目标
农村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方面，只有把巨大的农村市场融入统一的国内市场，实现城乡市场一体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能真正建立。因此，城乡发展首先必须改变二元经济管理体制，实现城乡市场经济的一体化。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这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项重要任务，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必然选择。
（二）城乡市场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
“三农”问题的实质就是农村体制改革滞后、市场机制缺失造成的城乡关系错位和利益失衡的表现和结果。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就是要大力推进农村的市场化改革，提高农业的市场化程度，构建城乡统一的市场经济体制，弥补农村市场机制的缺失和断裂，消除城乡之间的体制壁垒和市场分隔，为农村经济发展创造公平的市场条件和有利的环境，防止农村资源和农业要素的流失，让农民分享到城市化的利益。
（三）城乡市场一体化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基础和关键
统筹城乡发展就是要逐步改变长期以来城乡体制分立、管理分治、发展分隔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形成以市场机制为基础、城乡之间资源、要素市场化交流和集约配置的体制和机制，实现城市与农村不同区域各个产业之间的良性互动，以城市发展带动和促进乡村发展，以工业发展带动和促进农业发展，推动城市和乡村的协调共进。因此，统筹城乡发展其关键的环节是要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构建连接工农、沟通城乡的统一融合的市场体系，实现城乡生产要素的自由合理流动，以市场机制为基础优化配置城乡资源。
二、城乡市场发展失衡的原因
（一）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下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通过长期实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我国国民经济形成了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局面。一方面是自给自足程度高的农业生产部门，另一方面是现代化程度相对较高的工业生产部门。改革后，城市在产业分工的基础上形成了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即现代市场经济，而农村由于生产方式落后、分工程度低、市场需求有限，市场经济发展缺乏必要产业条件。由此，在国民经济二元结构的基础上，形成了城乡二元市场结构局面。
（二）管理分治下形成重城市市场建设，轻农村市场设施建设
基于农副产品流通体制城乡工业消费品流通体制上存在的行政分割局面没有得到根本转变，由于城市人口集中，市场规模大，从自身利益出发垄断市场，设置壁垒保护自身既得利益。因此长期以来市场设施建设主要集中在城市，不仅城市建立了各种农贸市场，还有各种商场、超市，以及银行网点和其他生产要素市场。与城市相比较，农村市场设施建设比较滞缓，市场体系残缺不全，缺乏联系农村居民需求与供给的纽带。
（三）农产品市场流通不畅
农产品销售市场是农村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流通是否顺畅，直接关系到农产品的实现问题，进而影响着农业生产的循环与农民生活的水准。
农产品卖不出去，特别是在农产品的集中生产地区，影响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通常情况下，某种农产品丰收后，随之而来的常常是该种农产品的出售难。农民丰收的喜悦常常变成丰收后的忧愁；农产品卖不好，农产品销售市场的风险大。首先，价格的大涨大落以及其他人为因素的作用，使农产品的销售难上加难。其次，农产品出售后回款难。农民卖出了农产品，得到的却是欠条，很难收回现款。再次，对农产品任意压级、压价，让农民感到出售农产品较难，并因此影响其积极性。
（四）市场法规建设滞后，交易行为不规范
除了20世纪90年代初制定公布的《批发市场管理办法》外，至今全国还没有统一的农村市场管理的法律法规。政出多门、市场准入管理不到位、交易行为不规范等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由于缺乏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健全的商品质量检测制度和必要的检测设备与手段，以及农产品质量认证和质量检测体系不健全，农村市场中假冒伪劣商品危害程度远远高于城市，进一步制约了农村市场的发展。
三、城乡市场一体化的实现途径
（一）推进改革，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经济管理体制
统筹城乡发展，协调城乡关系，首先，必须着力于深化体制改革，改变长期以来实行的城乡二元管理体制，消除限制资源、要素和产品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的各种体制性政策。其次，要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在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方面对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一视同仁，使社会保障成为全民共享的制度。最后，要以建立公共财政体制为目标，加快农村财政与税收体制改革，建立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和基本需求返还制度，创造条件逐步实现城乡税制统一和城乡居民非税负担统一，使城乡的财政支出与其人口比例大致相适应。
（二）加快城乡流通现代化建设步伐
推动连锁经营向更大范围、更深层次发展和延伸，大力发展连锁经营。连锁企业要从城市延伸到县域重点镇，力争经过5年的努力，初步确定连锁经营在城乡商业和服务业中的主体地位。积极推进物流配送发展，允分利用和整合现有物流资源，加强城乡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建设专业化、社会化的物流企业，扩大配送品种范围，力争建成提供大规模、多品种、高效率服务的城乡物流配送体系；稳步推进电子商务发展，加快流通企业信息化建设，进一步提高流通基础信息的规范化程度和集约化水平，大力开发利用流通企业信息资源。
（三）完善市场法规，强化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
政府应从宏观调控的层面，建立高效、综合的农业管理体制，即把管理农产品流通市场以及农村各要素市场的有关部门加以协调和统一，形成一个跨部门的机构，负责解决农、工、商各部门之间的政策协调问题。尽快清除阻碍城乡市场体化的各项制度障碍，以提高商品和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的效率。
另外，要建立完备的经济法规，健全市场规则。对农产品流通设施结构布局要有统一规划，同时要加强市场法规的建设，使市场监管有法可依，以强化政府对市场的引导以及科学监管。科学的、严格的法律法规，对规范市场秩序和交易行为，保护生产者、经营者及消费者的利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四）培育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
要提高农民在市场中讨价还价的能力，发展代表农民利益的合作经济组织是必由之路。政府要发挥支持和引导作用，在坚持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原则基础上，要积极制定必要的扶持政策，如确立合作经济组织的合法地位，对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给予税费优惠、财政及金融支持，对组织的领头人加强培训等，并切实把这些优惠政策落到实处。
（五）加强政府管理部门对农产品生产、流通过程的质量监管
责成质监农业部门加强对农产品的质量监管，制订实施严格的农产品流通质量安全计划，包括制定农产品流通质量安全标准、市场准入制度、检测制度，制定农产品经营者市场准入制度，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体系，实行质量公示制度和信息反馈制度；其次，要推动农产品优质流通计划。包括开通优质农产品信息网站，推动农产品流通的体系建设，鼓励生产者与市场、商户联合，鼓励商户专营和从事优质配送服务等，进一步鼓励生产者与商户对优质农产品生产、流通的积极性，从而保证农产品质量的安全性。
收稿日期：2011-07-06
作者简介：郭晓杨（1986-），女，黑龙江哈尔滨人，硕士研究生，从事公共政策与公共事务研究。
参考文献：
[1] 赵新娟，王淑娟.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对策研究[J].经济纵横，2008，（3）：68-70.
[2] 陆学艺.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J].社会科学研究，2009，（4）.
中图分类号： F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631（2012）08-0017-02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河北省城乡收入差距问题日益严重，在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大背景下，考察河北省城乡收入差距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对统筹河北城乡发展，构建和谐河北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河北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现状
通常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反映城乡居民收入，根据最新统计数据，做出河北省城乡收入比的变化轨迹，如图1所示。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河北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现如下特征：
（一）从总体趋势看，城乡收入差距偏大。从总体情况看，1978年以来河北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现不断扩大趋势。在绝对收入差距方面，城乡收入差距从1978年的162元增加到2010年的10305元。2010年河北省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6263元，而同期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却只有5958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比城镇居民的收入少了将近2/3。在相对收入差距方面，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从1978年的2.42扩大到2010年的2.73。
（二）城乡收入差距交替波动，且低于全国同期平均水平。从城乡收入差距的动态变化情况来看，呈现缩小-扩大-再缩小-再扩大的交替波动发展态势；从波动状况来看，波幅较大，城乡收入差距逐步扩大的时期大于逐步缩小的时期，且每次波动的波谷都高于上次波谷，波峰高于上次波峰，城乡收入差距逐渐扩大。但与全国同期平均水平相比，河北省城乡收入差距又相对较低，从等分时段数据来看（见表2），河北省城乡收入差距（比值）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逐期扩大，从1981～1985年的0.14扩大到2006～2010年的0.54。此外，从河北省城乡收入差距交替波动的发展阶段来看（见表3），也支持了这一结论。
（三）从农民纯收入的来源看，工资性收入占比逐年增加。工资性收入反映农村住户成员受雇于单位或个人，靠出卖劳动而获得的收入。从统计数据来看，河北省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略高于全国同期平均水平，此外，工资性收入占农民纯收入的比重逐年增长且高于全国同期平均水平，2010年工资性收入占农民纯收入的比重为44.54%，高于全国41.07%的同期平均水平。工资性收入的持续稳定增长说明，在当前的户籍制度下，进城农民工虽然实现了职业转变，却没有完全实现空间迁移和身份认同，因此仍被划为农村人口统计，也反映出户籍制度严重阻碍了河北省的城市化进程。
二、河北省城乡收入差距的原因分析
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竞争性市场具有自动趋同功能，因此，城乡经济发展与收入差距应伴随市场化体制改革的推进和要素流动性的加强而趋于缩小，然而，上述分析表明，河北省城乡收入差距变动的经验事实恰恰相反。我们注意到，一方面，城市部门和农村部门出现了不同的市场化水平和竞争程度，生产要素在城乡部门具有不同的产出效率，城乡发展不平衡；另一方面，农村人口比重较大，农业比重偏高，农民总是处于弱势地位，城乡居民之间面临不同的发展机会。
（一）城乡非平衡竞争。市场作为生产要素配置的基础性力量，是影响居民收入分配的重要因素，但由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重城市、轻农村”的非均衡性，河北省二元结构特征尤为突出，城乡经济存在着巨大差异。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河北省产业结构水平偏低，第三产业发展严重滞后，工业内部以重化工业为主，且近年来重化工业呈加速发展趋势，2010年河北省三次产业产值比重为12.6∶52.5∶34.9，产业结构明显偏重。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轻、重工业产值比重分别为19.9%和80.1%，重工业比重比2000年提高了5.3个百分点。农村人口比重较大，城市化率明显偏低，2011年，河北省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56%，城市化率达44%，但低于全国49.95%的水平。
（二）机会不均等。由于历史、体制、政策等原因，河北省城乡之间机会不均等现象较为严重，农村整体的人力资本水平较低。以教育为例，教育就增加人的知识和技术存量来说是人力资本投入的主要方面，然而，城乡分别采取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制度，导致教育资源分配不平衡，城乡办学条件存在明显差距，农村初中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和公用经费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刘山，2010）。城市中的教育和基础设施，几乎完全是由国家财政投入的；而农村中的教育和文化设施，国家的投入则相当有限，有相当一部分要由农村自己来负担。不仅如此，由于经济上的限制和文化素质上的制约，城乡在公共产品供给方面也存在较大差距，农村的公共文化设施几乎没有，文化资源相当匮乏。
三、促进河北省城乡收入差距收敛的对策
（一）加快和完善市场建设，推动市场化改革。衡量市场化程度的高低，不仅要看产品和要素是否通过市场来分配，还要看竞争规则是否透明、城乡之间是否平衡竞争，因此要加快经济体制改革，建立起城乡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当前尤为重要的是尽快建立和健全包括资本、技术、劳动力等在内的城乡统一的市场体系，逐步破除劳动力流动的各种制度，鼓励生产要素流入农村。同时，公共财政投入要重点向农村倾斜，不断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这样，合法、合理的差距会进一步刺激和提高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非法、不符合市场规则的收入差距会随市场经济的发育成熟而逐渐消除。
（二）推动城市化进程，大力发展城市经济。作为农业大省，河北省农村人口比重较大，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极大地影响着河北省人均收入的总体增长，同时，城市化率较低，城市化进程滞后，在11个设区城市中，城市化和工业化程度较高、经济发展水平较好的地区城乡收入差距亦较小，因此，加快推动城市化进程，大力发展城市经济对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具有重要意义。
（三）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第三产业。钱纳里等人的多国模型表明，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转换过程中，“工业就业的增加，远远低于农业就业的减少，因此，劳动力的转移主要发生在农业和服务业之间”（张家俊，2010）。因此，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对于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意义重大。充分考虑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源优势，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发展第三产业应作为城市产业发展的一项重要战略选择。
（四）推动机会均等。以提升人力资本为出发点，使市场主体机会均等，公平竞争，这是政府的责任，政府应为城乡居民创造机会均等的发展环境。对于“人力资本成长的机会链条”，当前最重要的是教育、就业和社会保障等三个方面，国家应提供均等的受教育的权力和机会，尽可能实现劳动者自身素质初始条件均等化。
参考文献：
[1] 韩文秀.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研究综述[J].经济研究参考，2003，83.
[2] 何炼成.发展经济学：中国经验[M].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3] 于丽敏.对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初步分析[J].当代经济研究，2002，9.
1.1现状
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对城镇居民采取供给制度，城镇居民总体生活水平虽不算太高，但较为稳定。城镇贫困人员主要是“三无人员”（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无赡养人或扶养人），由于数量少，政府能较好地解决。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贫困人口的数量开始逐年增多，*年达到281万人，*年达到402万人，2003年已达到2053.6万人。近几年国家在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同时，也加大了对解决城市贫困问题的力度，但是效果并不显著。
据国家统计局城调总队抽样调查显示，*年全国城市贫困率为4.2％，近几年的城市贫困发生率基本为6%-8%,而20*年我国城市贫困率为5.3%。城市贫困发生率有下降趋势，但仍大大高于十年前水平。
1.2特点
分析20*年几个省市城镇居民的基本生活状况的问卷调查可以看出其以下特点：
1.不同类型区域与城市的贫困程度差异较大
20*年*沿海地区的低保户占总户数的比例平均为4.75%，低保人口数占总人口数的比例平均为4.18%，而东北地区低保户占总户数的比例平均为10.5%，低保人口数占总人口数的比例平均为9.1%。20*年的低保平均水平为203.6元，东北地区为143.1元，明显低于平均水平，而*沿海地区为221.5，高于平均水平。显然，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贫困程度较*沿海比较发达的地区更为严重。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主要与区域经济结构特征和城市经济的综合发展水平有关。
2.城镇贫困问题有适当程度的缓解
近几年的城镇贫困发生率基本在6%-8%，而20*年的这一数字下降到5.3%，贫困问题有适当程度的缓解，这得益与我国建立的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救助计划的多年累积效应。近几年来，我国不但致力于解决农村贫困人口问题，而且也更加关注城市贫困群体，相继建立和完善各种社会保障制度，健全社会救助计划。
2致贫原因分析
我国城市居民致贫原因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宏观经济因素，即由于区域产业的结构调整与企业破产，致使职工下岗与失业，家庭实际收入减少；二是个人因素，如个人健康问题、素质问题、择业观念等原因，导致不能从事或只能从事低收入工作；三是家庭因素，如赡养系数大或其他负担过重等等。
本调查问卷设计了五个具体原因和一项其他原因。
从调查结果看，首要原因是无固定职业；其次是下岗；并列第三的是子女上学和其他；第五是意外事故；第六是天灾。
其中，无固定职业的比例最大，为40%，所占比例将近一半。其次是下岗，所占比例为16%。这一现象的产生与我国这些年来的、经济结构调整和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是分不开的。一些受旧体制束缚的行业和企业，人浮于事，冗员膨胀，工作效率低，经济效益差，无法适应市场经济竞争的需要，企业陷入极大的困境。国家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国有企业改革），使下岗、失业人员大量增加，造成其收入下降，陷入经济困难。这一宏观经济因素已经成为当前城镇致贫的主要因素，应当予以重视。
根据调查结果，子女上学已成为城市居民贫困第三大原因。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和物价指数的提高，教育费用也水涨船高，在居民消费开支中，教育开支占有很大的比例，这对本来生活上就难以维继的贫困居民来造成很大的压力，对子女教育费用的支出可能导致其更加贫困。调查结果显示，其他致贫原因主要来自贫困居民家庭因素，如子女患病、主要劳动者身体状况差失去劳动能力、家庭突遭变故等。
3政策建议
对于低保户最须解决的问题，本次调查列出了六个项目，即“提高最低保障水平”、“建立医疗保险机制”、“建立助学机制”、“给介绍一份合适的工作”和“建立养老机制”。根据调查结果，列为解决的问题首位的是工作问题，其次是提高最低生活保障，接下来依次是建立医疗保险机制、助学机制和建立养老机制。
我国现阶段主要通过社会救助制度解决城市贫困问题。其主要是由政府牵头，通过法律保障，建立社会救助制度。我国针对城市贫困的社会救助制度主要包括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医疗救助制度、教育救助制度、住房救助制度、灾害救助制度。其中，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城市救助制度的核心，在解决当前贫困问题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解决了我国大量下岗失业人员基本生活问题。正如调查结果所示，最低生活保障水平是城镇居民所关注的焦点之一，所以我们应该充分发挥低保制度的优越性借以解决当前城镇贫困问题。但是这项制度在实践中存在一些问题，必须加以重视，如：低保制度覆盖范围过窄、低保制度的管理问题、低保标准不够合理、低保制度的公平与效率问题等。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调查结果，虽然要求提高最低保障水平的人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但是有更多的人希望得到一份合适的工作。政府应该积极实施再就业工程，多方面扩大就业渠道。具体建议如下：
（1）实施再就业培训计划，提高贫困劳动者素质和职业技能水平，为再就业提供保障。
（2）通过发展劳动力市场，积极转换就业机制，从以行政安置为主向以市场配置为主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城镇居民个人收入总量迅速增加，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但是，与这一主要发展趋势不协调的是城镇贫困群体的不断增加，城市贫困现象已经成为我国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虽然我国在社会救助方面已经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但仍存在一些弊端，我们必须尽一步完善社会救助制度，兼顾效率和公平，缩小地区、城乡之间的差异，保障公民基本生活，促进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稳定。
1城市贫困居民现状及其特点
1.1现状
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对城镇居民采取供给制度，城镇居民总体生活水平虽不算太高，但较为稳定。城镇贫困人员主要是“三无人员”（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无赡养人或扶养人），由于数量少，政府能较好地解决。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贫困人口的数量开始逐年增多，1997年达到281万人，2000年达到402万人，2003年已达到2053.6万人。近几年国家在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同时，也加大了对解决城市贫困问题的力度，但是效果并不显著。
据国家统计局城调总队抽样调查显示，1996年全国城市贫困率为4.2％，近几年的城市贫困发生率基本为6%-8%,而20*年我国城市贫困率为5.3%。城市贫困发生率有下降趋势，但仍大大高于十年前水平。
1.2特点
分析20*年几个省市城镇居民的基本生活状况的问卷调查可以看出其以下特点：
1.不同类型区域与城市的贫困程度差异较大
20*年东南沿海地区的低保户占总户数的比例平均为4.75%，低保人口数占总人口数的比例平均为4.18%，而东北地区低保户占总户数的比例平均为10.5%，低保人口数占总人口数的比例平均为9.1%。20*年的低保平均水平为203.6元，东北地区为143.1元，明显低于平均水平，而东南沿海地区为221.5，高于平均水平。显然，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贫困程度较东南沿海比较发达的地区更为严重。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主要与区域经济结构特征和城市经济的综合发展水平有关。
2.城镇贫困问题有适当程度的缓解
近几年的城镇贫困发生率基本在6%-8%，而20*年的这一数字下降到5.3%，贫困问题有适当程度的缓解，这得益与我国建立的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救助计划的多年累积效应。近几年来，我国不但致力于解决农村贫困人口问题，而且也更加关注城市贫困群体，相继建立和完善各种社会保障制度，健全社会救助计划。
2致贫原因分析
我国城市居民致贫原因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宏观经济因素，即由于区域产业的结构调整与企业破产，致使职工下岗与失业，家庭实际收入减少；二是个人因素，如个人健康问题、素质问题、择业观念等原因，导致不能从事或只能从事低收入工作；三是家庭因素，如赡养系数大或其他负担过重等等。
本调查问卷设计了五个具体原因和一项其他原因。
从调查结果看，首要原因是无固定职业；其次是下岗；并列第三的是子女上学和其他；第五是意外事故；第六是天灾。
其中，无固定职业的比例最大，为40%，所占比例将近一半。其次是下岗，所占比例为16%。这一现象的产生与我国这些年来的、经济结构调整和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是分不开的。一些受旧体制束缚的行业和企业，人浮于事，冗员膨胀，工作效率低，经济效益差，无法适应市场经济竞争的需要，企业陷入极大的困境。国家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国有企业改革），使下岗、失业人员大量增加，造成其收入下降，陷入经济困难。这一宏观经济因素已经成为当前城镇致贫的主要因素，应当予以重视。
根据调查结果，子女上学已成为城市居民贫困第三大原因。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和物价指数的提高，教育费用也水涨船高，在居民消费开支中，教育开支占有很大的比例，这对本来生活上就难以维继的贫困居民来造成很大的压力，对子女教育费用的支出可能导致其更加贫困。调查结果显示，其他致贫原因主要来自贫困居民家庭因素，如子女患病、主要劳动者身体状况差失去劳动能力、家庭突遭变故等。
3政策建议
>对于低保户最须解决的问题，本次调查列出了六个项目，即“提高最低保障水平”、“建立医疗保险机制”、“建立助学机制”、“给介绍一份合适的工作”和“建立养老机制”。根据调查结果，列为解决的问题首位的是工作问题，其次是提高最低生活保障，接下来依次是建立医疗保险机制、助学机制和建立养老机制。
我国现阶段主要通过社会救助制度解决城市贫困问题。其主要是由政府牵头，通过法律保障，建立社会救助制度。我国针对城市贫困的社会救助制度主要包括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医疗救助制度、教育救助制度、住房救助制度、灾害救助制度。其中，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城市救助制度的核心，在解决当前贫困问题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解决了我国大量下岗失业人员基本生活问题。正如调查结果所示，最低生活保障水平是城镇居民所关注的焦点之一，所以我们应该充分发挥低保制度的优越性借以解决当前城镇贫困问题。但是这项制度在实践中存在一些问题，必须加以重视，如：低保制度覆盖范围过窄、低保制度的管理问题、低保标准不够合理、低保制度的公平与效率问题等。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调查结果，虽然要求提高最低保障水平的人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但是有更多的人希望得到一份合适的工作。政府应该积极实施再就业工程，多方面扩大就业渠道。具体建议如下：
（1）实施再就业培训计划，提高贫困劳动者素质和职业技能水平，为再就业提供保障。
（2）通过发展劳动力市场，积极转换就业机制，从以行政安置为主向以市场配置为主转变。
（3）鼓励各地、各部门根据自身情况，增大就业安置量。组织失业职工参与以服务街道为主的便民利民活动、公益劳动、家庭手工业等进行生产自救。
1.1现状
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对城镇居民采取供给制度，城镇居民总体生活水平虽不算太高，但较为稳定。城镇贫困人员主要是“三无人员”（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无赡养人或扶养人），由于数量少，政府能较好地解决。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贫困人口的数量开始逐年增多，*年达到281万人，*年达到402万人，20*年已达到2053.6万人。近几年国家在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同时，也加大了对解决城市贫困问题的力度，但是效果并不显著。
据国家统计局城调总队抽样调查显示，*年全国城市贫困率为4.2％，近几年的城市贫困发生率基本为6%-8%,而20*年我国城市贫困率为5.3%。城市贫困发生率有下降趋势，但仍大大高于十年前水平。
1.2特点
分析20*年几个省市城镇居民的基本生活状况的问卷调查可以看出其以下特点：
1.不同类型区域与城市的贫困程度差异较大
20*年东南沿海地区的低保户占总户数的比例平均为4.75%，低保人口数占总人口数的比例平均为4.18%，而东北地区低保户占总户数的比例平均为10.5%，低保人口数占总人口数的比例平均为9.1%。20*年的低保平均水平为2*.6元，东北地区为143.1元，明显低于平均水平，而东南沿海地区为221.5，高于平均水平。显然，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贫困程度较东南沿海比较发达的地区更为严重。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主要与区域经济结构特征和城市经济的综合发展水平有关。
2.城镇贫困问题有适当程度的缓解
近几年的城镇贫困发生率基本在6%-8%，而20*年的这一数字下降到5.3%，贫困问题有适当程度的缓解，这得益与我国建立的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救助计划的多年累积效应。近几年来，我国不但致力于解决农村贫困人口问题，而且也更加关注城市贫困群体，相继建立和完善各种社会保障制度，健全社会救助计划。
2致贫原因分析
我国城市居民致贫原因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宏观经济因素，即由于区域产业的结构调整与企业破产，致使职工下岗与失业，家庭实际收入减少；二是个人因素，如个人健康问题、素质问题、择业观念等原因，导致不能从事或只能从事低收入工作；三是家庭因素，如赡养系数大或其他负担过重等等。
本调查问卷设计了五个具体原因和一项其他原因。
从调查结果看，首要原因是无固定职业；其次是下岗；并列第三的是子女上学和其他；第五是意外事故；第六是天灾。
其中，无固定职业的比例最大，为40%，所占比例将近一半。其次是下岗，所占比例为16%。这一现象的产生与我国这些年来的、经济结构调整和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是分不开的。一些受旧体制束缚的行业和企业，人浮于事，冗员膨胀，工作效率低，经济效益差，无法适应市场经济竞争的需要，企业陷入极大的困境。国家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国有企业改革），使下岗、失业人员大量增加，造成其收入下降，陷入经济困难。这一宏观经济因素已经成为当前城镇致贫的主要因素，应当予以重视。
根据调查结果，子女上学已成为城市居民贫困第三大原因。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和物价指数的提高，教育费用也水涨船高，在居民消费开支中，教育开支占有很大的比例，这对本来生活上就难以维继的贫困居民来造成很大的压力，对子女教育费用的支出可能导致其更加贫困。调查结果显示，其他致贫原因主要来自贫困居民家庭因素，如子女患病、主要劳动者身体状况差失去劳动能力、家庭突遭变故等。
3政策建议
>对于低保户最须解决的问题，本次调查列出了六个项目，即“提高最低保障水平”、“建立医疗保险机制”、“建立助学机制”、“给介绍一份合适的工作”和“建立养老机制”。根据调查结果，列为解决的问题首位的是工作问题，其次是提高最低生活保障，接下来依次是建立医疗保险机制、助学机制和建立养老机制。
我国现阶段主要通过社会救助制度解决城市贫困问题。其主要是由政府牵头，通过法律保障，建立社会救助制度。我国针对城市贫困的社会救助制度主要包括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医疗救助制度、教育救助制度、住房救助制度、灾害救助制度。其中，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城市救助制度的核心，在解决当前贫困问题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解决了我国大量下岗失业人员基本生活问题。正如调查结果所示，最低生活保障水平是城镇居民所关注的焦点之一，所以我们应该充分发挥低保制度的优越性借以解决当前城镇贫困问题。但是这项制度在实践中存在一些问题，必须加以重视，如：低保制度覆盖范围过窄、低保制度的管理问题、低保标准不够合理、低保制度的公平与效率问题等。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调查结果，虽然要求提高最低保障水平的人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但是有更多的人希望得到一份合适的工作。政府应该积极实施再就业工程，多方面扩大就业渠道。具体建议如下：
（1）实施再就业培训计划，提高贫困劳动者素质和职业技能水平，为再就业提供保障。
（2）通过发展劳动力市场，积极转换就业机制，从以行政安置为主向以市场配置为主转变。
一、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现状分析
（一）从总体上看，我国基尼系数不断上升
基尼系数是国际上公认的判断收入平均程度的基本指标。国际上通常认为，基尼系数小于0.2为高度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比较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过大，大于0.6则为高度不平均，有可能能会引发社会骚乱。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差距总体上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字，我国的基尼系数在改革开放前为0.16，2000年起开始超过0.4，2009年为0.47，我国基尼系数一直在国际警戒线以上，说明我国收入差距问题比较严峻，我国已经从改革开放前高度平均的国家进入了收入差距悬殊的国家。基尼系数上升速度在世界范围内也实属罕见。
（二）行业差距不断拉大
根据调查，1990年，行业职工人均收入最高与最低比为1.76：1，1995年为2.23：1，2005年为4.73：1，2010年为4.20：1.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1）》统计数据，2003年，平均工资水平排在前三位的行业分别是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平均工资水平分别为30897元、20780元、20442元，而排在后三位的行业分别是农林牧渔业，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平均工资水平分别为6884元、10894元、11198元。2010年，平均工资水平排在前三位的行业分别是金融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平均工资水平分别为70146元、64436元、56376元，而排在后三位的行业分别是农林牧渔业，住宿和餐饮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其平均工资为16717元、23382元、25544元。由此可见，行业之间的差距有不断扩大的趋势。
（三）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
改革30多年来，我国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了经历了一先缩小后扩大、再缩小又扩大的过程。根据资料，1978年我国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43.4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133.6元，城市居民人均收入是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2.57倍。改革开放之初，经济体制改革率先在农村展开，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缩小。到1985年，二者差距达到了历史最低点1.86倍。从1985年起，经济改革重点向城市转移，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迅速，直到2002年达到了3.11倍，后来一直保持在3.1倍以上，在2007年和2009年，差距更是扩大到了3.33倍。根据部分学者研究表明，如果再考虑到城镇居民享受的社会保障、医疗保险等隐性收入，我国城乡居民实际差距将达到惊人的5：1～6：1。
（四）地区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由于受到地理位置、历史环境，人口素质以及经济政策等多方面综合因素的影响，地区差距一直存在。从具体省市来看，2010年收入最高的上海市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1838元，而最低的甘肃省仅为13062元，二者绝对差额18776元，相差2.44倍；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最高的上海市为13746元，最近的甘肃省仅为3308元，其绝对差额为10438元，二者相差4.16倍。
二、造成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原因分析
（一）固有的客观因素扩大了我国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
我国幅员辽阔，地理位置、资源状况、人口因素、历史条件等因素客观上造成了我国的收入分配的差距。东部沿海地区，历史上就是我国经济发达的地方，近代工业也主要集中在沿海沿河地区。开放水平高、人口受教育程度高以及沿海的区位因素，为东部地区的快速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而西部地区，这深居内陆，交通不便，对外交流较少，工业基础和基础设施都比较薄弱，限制了外部资本的流入。这是造成地区差距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行业垄断加剧了居民收入差距
造成我国垄断的因素主要有行政垄断、自然垄断和技术垄断。行政垄断主要表现在行政许可证上面。严格的行政许可制度可以使非垄断部门成为像其他垄断行业一样的垄断存在。自然垄断主要由自然矿产等因素形成的。如果开发矿产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和技术投入，这样就有效阻止了中小资本的进入，形成垄断。技术垄断是因为由于实行对专利技术和非专利技术的保护，使得率先实现技术突破的企业有效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可以迅速占领市场，而技术落后企业或者没有能力研发，或者研发需要较长时间，因而丧失了发展先机，形成了技术垄断。
（三）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造成城乡之间收入差距过大的重要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支持工业的发展，我国实行了城乡分割的政策。农村支持城市、农业支撑工业严重扭曲了城乡经济关系，使得大量农民束缚在土地上，造成了农村生产力低下，农民增收缓慢。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极大地提高了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和收入水平。与此同时，不合理的技术、资金、人力流动也造成了农村科技水平的低下，使得城乡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四）国家的经济政策和战略也是造成地区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优先发展东部沿海地区，使得东部地区的基础设施条件迅速改善，政策优惠和税收优惠极大的促进了外贸的增长，经济体制改革也破除了阻碍民营经济发展的桎梏，激发了经济活力，使得东部地区发展速度大大快于中西部地区。中西部地区由于落后的基础设施和投资环境，吸引外资较少，丧失了赶超的机会。
1.1现状
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对城镇居民采取供给制度，城镇居民总体生活水平虽不算太高，但较为稳定。城镇贫困人员主要是“三无人员”（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无赡养人或扶养人），由于数量少，政府能较好地解决。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贫困人口的数量开始逐年增多，1997年达到281万人，2000年达到402万人，2003年已达到2053.6万人。近几年国家在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同时，也加大了对解决城市贫困问题的力度，但是效果并不显著。
据国家统计局城调总队抽样调查显示，1996年全国城市贫困率为4.2％，近几年的城市贫困发生率基本为6%-8%,而20*年
我国城市贫困率为5.3%。城市贫困发生率有下降趋势，但仍大大高于十年前水平。
1.2特点
分析20*年几个省市城镇居民的基本生活状况的问卷调查可以看出其以下特点：
1.不同类型区域与城市的贫困程度差异较大
20*年东南沿海地区的低保户占总户数的比例平均为4.75%，低保人口数占总人口数的比例平均为4.18%，而东北地区低保户占总户数的比例平均为10.5%，低保人口数占总人口数的比例平均为9.1%。20*年的低保平均水平为203.6元，东北地区为143.1元，明显低于平均水平，而东南沿海地区为221.5，高于平均水平。显然，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贫困程度较东南沿海比较发达的地区更为严重。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主要与区域经济结构特征和城市经济的综合发展水平有关。
2.城镇贫困问题有适当程度的缓解
近几年的城镇贫困发生率基本在6%-8%，而20*年的这一数字下降到5.3%，贫困问题有适当程度的缓解，这得益与我国建立的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救助计划的多年累积效应。近几年来，我国不但致力于解决农村贫困人口问题，而且也更加关注城市贫困群体，相继建立和完善各种社会保障制度，健全社会救助计划。
不转型山西将难以为继
“人说山西好风光，地肥水美五谷香。”这首歌曾激发起多少中国人对这片土地美好的向往。然而，已经有不少年头了，山西离地肥水美越来越远，变成了地塌水枯的疮痍之地。
伤害这片土地的，是严重依赖煤炭的“病态经济发展方式”。山西因煤而兴，也为煤所困。由于支柱产业单一，国际金融危机袭来，山西先尝苦头，经济大起大落；由于资源型经济粗放型、初级化的特质，山西万元GDP耗能相当于全国平均数的2倍以上；在山西全省有2万平方公里因采煤形成采空区，相当于山西省国土面积的1/8。与此同时，安全事故频发不时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而与之相比更显无奈和酸涩的是，山西居民并没有因采煤而致富――一掷千金的煤老板绝对不是山西的代表。目前山西的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都排在全国20位以后。
另一问题同样值得关注，随着不可再生的煤炭资源不断被挖掘，山西不少“以煤立市”的市县已经出现资源枯竭，面临后继发展乏力的难题。
正是对天然资源优势的过分依赖，一步步让山西走向发展困境，今天的山西，必须背水一战。
综改区含金量高
山西获批“综改区”是国务院在批复直辖市重庆之后，首次批复一个省的全部地区为综改区，同时也是地域面积最大的综改区。山西省总面积156579平方公里，现辖太原、大同、朔州、阳泉、长治、忻州、吕梁、晋中、临汾、运城、晋城11个地级市，而此前批复的省级城市重庆的总面积为82402.95平方公里。与其他八地相比，山西综改区更多体现了中央的指令改革意图。
但是山西的“特区”之路仍任重道远――不仅要消除本省长期粗放式资源经济带来的后患，还将为中国经济转型探路。正如有官员所称：“作为典型的资源型经济代表，山西‘综改区’的每一步尝试，其经验甚至是教训都极具标本价值。”
目前，我国正处于能源基地西移的过程中。按照规划，国家能源将逐步形成山西、鄂尔多斯盆地、西南、蒙东、新疆5个综合能源基地，在中东部建设核电站，形成5＋1能源开发总体格局。但产业结构单一，满足于资源开采带来短期暴利的景象，使得这些新的基地已经或多或少地表现出似曾相识的“山西特征”。而山西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负增长的现实已经证明，产业结构单一的资源型经济在金融危机面前如此的脆弱和不堪，如果这些正在形成的新基地依然走山西的老路，那么下一次金融危机席卷而来时，负增长的现象或许将不止出现在一个省份。
因此，山西获批“综改区”，其意义绝不会仅仅局限在本省范围。正如此前山西大力开展的煤炭资源整合已经成为其他省份参照模仿的样本，未来山西“综改区”获得的经验，也将是同类型地区学习借鉴的榜样。
山西省通过此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能为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探索出一条新的路子，对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提供示范。同时也为中国资源地区、资源城市经济转型的改革探索出一条新路。
或许这也是山西能够很快获批“综改区”的原因。据了解，山西省向国家发改委申请“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在2010年4月，至11月，即得到国务院批复，其间历时仅半年多，是全国获批最快的“综改区”。
最大综改区使山西获得“第一推力”
把山西设立为“转型综改试验区”，可谓“国家有布局，山西有诉求”。这个大品牌、大载体、大平台花落山西，使山西实现资源型经济全面转型的梦想成为可能。
“转型综改试验区”为山西提供了广阔的体制创新和政策“给力”的发展空间。
据有关人士分析，首先是山西积极谋求中央财政支持，特别是加大转移支付力度。
而最大权利就是在体制机制创新方面“先行先试”，在“先行先试”之下，山西将在多方面实现改革突围。
第一个便是采气权的改革。当前，中国煤田的煤炭和煤层气的开采主体分离，采煤权和采气权分开，导致煤层气开发严重滞后。而此次，山西有望借助“综改区”政策春风，对气、煤开采权分开进行改革，实现“两权合一、气随煤走”。作为产煤大省，山西将从这项政策改革中获益良多。
在土地置换方面，山西也有望实施“重大改革”。据有关人士介绍，山西有望通过对矿区废弃塌陷土地进行整理复垦开发，实现耕地“占补平衡”，从而“置换”到等量的建设用地指标。如此一来，山西将彻底甩开此前困扰多时的建设用地不足的包袱。
此外，山西还将获得更大权限的项目审批权，以及在金融融资政策方面获得更多便利，从而为山西发展解开“项目不足”“融资困难”等两大束缚，助力山西跨越式发展。
除了“改革先行先试权”，目前全国其他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已有的一些好的经验、好的政策，将“优先”在山西进行移植和推广。这意味着山西不仅享有“资源转型”政策优势，也将可能获得其他类型“综改区”所实行的优惠政策。
新特区将给山西带来什么
山西的能源曾经并且继续点燃着中国的经济，在国家级战略的支持下，在包容性增长的经济环境下，我们期待着一个新的神话在这块热土神奇上演。
山西将继续推进煤炭资源整合，建设现代化煤炭能源产业，建设煤电气一体化的综合能源基地和产业体系，打造文化旅游强省，实现全省经济由单一资源化主导型产业向新型、多元、现代产业体系转型。
山西还将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植壮大新兴产业，推动城乡协调发展，深入推进节能减排和生态环境保护，有效破解影响山西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特别是要全面走循环发展的路子，加快推进清洁生产，建设循环工业园区，实现土地集约利用、废物交换利用、能量梯级利用、废水循环利用和污染物集中处理。
同时，山西将发展现代物流业和服务业，增加更多的就业岗位，政府和企业会投入更多资金恢复生态环境，矿业收入的更多资金将投入到公共设施中。转型发展不仅给老百姓带来实惠，而且可以肯定的是，未来几年民生将会分到更大的“蛋糕”。
如今，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再造一个新山西”的施政蓝图已经体现在了山西省的下一个五年规划中，而全国面积最大的“综改区”在山西起航，就相当于为实现这个目标提供了最强力的支持。
相关链接
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我国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阶段，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为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而推出的一项新的举措。它是我国改革开放继深圳等第一批经济特区后建立的第二批经济特区，亦即“新特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