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TM6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4-0-01
一、我国垃圾焚烧发电行业市场分析
我国垃圾焚烧处理技术按焚烧工艺原理，垃圾焚烧发电设备的技术类型主要包括3种：炉排炉工艺和流化床工艺和热解炉工艺。垃圾焚烧炉设备的比较见下表。
从上表比较来看，炉排炉工艺不论是从技术还是运营成本或抑环境保护来看，都明显优于流化床工艺和热解炉工艺。炉排炉技术成熟、燃烧效果较好，符合国家有关垃圾处理技术政策的要求，在垃圾焚烧发电市场中所占比例最大。
二、垃圾焚烧发电行业产能、区域的分布与市场主体
1.产能与区域分布
截至2008年9月，全国共建设生活垃圾焚烧厂100座，其中建成56座，在建44座，总处理能力9.2万吨/天。超过70%的生活焚烧厂集中在我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
2.市场主体
国内从事垃圾焚烧发电的企业主要分为四类：
(1)政府主导型企业。由地方政府出资建设垃圾发电项目，如上海环司、深能源等。
(2)专业投资运营型企业。专注于以BOT模式建设和运营垃圾发电项目的企业。如威立雅、光大国际等。
(3)工程投资型企业。对垃圾发电项目提供从工程建设到运营管理服务的企业。如锦江集团、重庆三峰等。
(4)中介、咨询公司。如中化国际招标公司、国信招标公司等。
三、运营模式的现状
垃圾焚烧处理实施特许经营管理，垃圾发电项目具有前期投资大、运营成本相对较低的特点，目前主要采用BOT和BOO两种模式，特许经营期一般在25-30年之间。
1.主要法律文件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特许经营协议》、《购售电合同》、《并网调度协议》为垃圾焚烧发电类项目建设与运营的最重要的三大协议。
(1)特许经营协议。特许经营协议是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建设最重要的法律授权文件，由运营企业与地政府授权部门签订，主要内容包括：特许经营期限。
(2)购售电合同。由物价部门审批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上网电价，运营企业与电网公司签署购售电协议。
(3)并网调度协议。指运营企业与电网签订的电力并网协议。
2.收入来源
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主要收入来源包括垃圾处理补贴、上网(供热)售电等。
(1)垃圾处理补贴。垃圾处理补贴费的高低与采用的焚烧设备的成本关系密切。其中成本较高的炉排炉，补贴相对较高。流化床价格相对便宜，补贴相对较低。基本对应关系见下表。
(2)发电量收购与上网。垃圾焚烧发电在发电类型上属于可再生能源发电中的生物质发电。根据国家相关规定，电网企业应当全额收购其电网覆盖范围内符合并网技术标准的可再生能源并网发电项目的上网电量。垃圾焚烧发电类项目的发电量和上网具备法律保障。
(3)上网电价补贴。根据国家发改委相关规定，垃圾焚烧发电上网电价标准由标杆上网电价加补贴电价组成。
(4)税收优惠。根据国家相关政策规定，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享受所得税减免和免增值税的优惠政策。
四、现有运营模式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垃圾处理费征收。目前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机制尚不成熟，虽然国家出台了生活垃圾收费政策，但是执行效果差，造成了目前垃圾处理补贴几乎全靠财政支出的局面，为企业稳定运营留下了风险，不利于垃圾处理产业的良性发展。
对于北京这个城市来说，垃圾处理厂建设已经是箭在弦上，全面建设正在悄然提速。
高安屯居民面色灰暗
3月份即将上马的苏家坨垃圾焚烧厂，前身是六里屯垃圾焚烧厂，海淀区政府早在2006 年底宣布，准备在六里屯垃圾填埋场的南侧，新建一座投资超过8亿元的垃圾焚烧发电厂，计划2007年3月动工。
由于垃圾焚烧会产生高致癌物“二英 ”――一种无色无味其毒性据称是氰化钾的 130 倍、砒霜的 900 倍的化学合成物，该项目遭到周边居民各种形式的反对，并在社会上引起较大争议。2007年6月，国家环保总局向外通报，建议六里屯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在进一步论证前应予缓建，并随后了关于该项目的行政复议决定。
之后，关于六里屯垃圾焚烧厂是否建设的各种传闻时见报端。直到2011年1月，海淀区政府最终明确六里屯垃圾焚烧厂项目废止，取而代之的将是苏家坨垃圾焚烧厂。
据业内专家统计，从2007年6月北京由于居民反对叫停六里屯垃圾焚烧厂建设后，到 2011年1月全国共发生了十次因为垃圾焚烧选址引发的，其中北京三次。
2011年11月9日，西二旗大街聚集了附近多个小区的数百名业主，有人高举“坚决反对在西二旗地区建设垃圾处理厂”的条幅，抗议和围观的人群阻塞了马路，“那天晚上的抗议活动抓走了四个人，现在我们居民跟海淀区市政市容委不存在妥协的可能。”附近居民陈永莉（化名）律师在家里对《投资者报》记者说起当时的情形。
他们此举的目的是对将要筹建的“北京海淀西二旗餐厨垃圾相对集中资源化处理站项目 ”（简称西二旗垃圾站）表示反对。
根据“十一五”规划，北京市将建成北部阿苏卫、东部高安屯、西部六里屯、南部南宫等大型垃圾焚烧综合处理中心。由于选址困难，加上周边群众对垃圾焚烧不理解，目前只有高安屯垃圾焚烧场建成投入使用。显而易见，随着城市居民环境意识的迅速觉醒，北京市垃圾处理设施的建设面临空前的压力。
记者走访了北京市目前唯一建成并投入使用的大型垃圾焚烧发电厂――高安屯垃圾焚烧发电厂，它落户在朝阳区金盏乡高安屯村，具置是东五环外机场二高速转角处以东，小坝河与温榆河交汇处以西。
从马各庄东站下车，走过约一公里长的灰蒙蒙的马路，来到高安屯循环经济产业园区，会有穿过沙漠找到绿洲的感觉，现代化设施、整洁的园区给人印象深刻。然而垃圾焚烧厂外最近的两个村里，地面和空气都令人皱眉。记者现场发现，附近的居民大都面容灰暗。
五公里年油耗百万元
人口密度大，选址离居民区太近，是陈永莉反对在西二旗建垃圾处理厂的主要原因。她拿出环评报告向记者指出，根据《北京中心城控制性详细规划》（2006版），该地块规划建设项目为体育公园。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在2011年11月23日公示《2011规函市政字0035 号》，将其调整为市政设施用地，建设餐厨垃圾处理站。
政府规划相对滞后，以前政府对这一块考虑得不够，没有预先留出地方，是造成现在这种困局的主要原因，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总工程师徐海云对记者表示，这也造成现在可选的地方比较少。
记者实地调查发现，筹备中的西二旗餐厨垃圾处理厂，东侧是回龙观定向安置房，距离仅约200米，陈永莉所在的领秀新硅谷小区距离垃圾处理厂也不超过500米。垃圾处理厂周围居住区密集。
陈永莉反复强调，相关部门刻意回避居民对规划变更和选址的质疑，只是说这个项目安全成熟，从技术、设施到管理一系列控制措施都很完善，不会污染。
居民区离垃圾焚烧厂多远才是安全距离，一直没有可靠标准。“目前，国家环保部的标准是300米以内不能建永久居住项目，现在有的人主张1公里、2公里，没有公认标准，关键是如何监测空气污染物浓度？”同济大学环境与工程学院教授赵由才电话中告诉《投资者报》。
徐海云曾参与了北京是门头沟区鲁家山垃圾焚烧项目可行性研究，“鲁家山是扇形收集面，收集面小，而且地方偏远，将来的运输成本非常高，而这最终的代价必将由北京市民承担。”徐海云对《投资者报》记者坦言，鲁家山项目最终能上马，是平衡现实的需要，也是无奈之举。
“由于公众对垃圾焚烧不理解，加上一些环保组织的抗议，北京市政府只好选址在一些偏远地区建比较大型的垃圾焚烧项目，实际上更好的选择是在距离垃圾产生地较近，建规模适中的焚烧厂。”徐海云对记者说。
多数受访的专家认为，垃圾焚烧厂建设应考虑垃圾运输的成本。记者根据公开资料测算，建设一个日处理量 1600 吨的垃圾焚烧厂，如果与垃圾转运站的距离每增加5公里，年运费光油耗就增加至少130万元。由于垃圾清运的责任主要落在市区环卫公司，实际上还是政府买单。
“政府规划部门单方面主导垃圾处理厂选址，也是造成选址争议的原因。有些项目事前缺乏与周边居民的充分沟通，甚至到了真正准备开工建设的环节，才让公众得知。”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助理研究员岳东北向记者表示。
记者了解到，作为全亚洲垃圾焚烧“典范”的日本，在垃圾焚烧场所选址方面，除了考虑自然因素与环境因素外，还充分考虑社会各界的意见。政府主管部门已经形成一个规范的做法，就是提出多个建设方案备选，多次确定候补地区，进行广泛的调查与分析评价，采取民众反对声音较小、社会接受程度较高的方案。
在赵由才看来，尽管中国的垃圾焚烧厂选址也会听取相关专家和居民的意见，但“由于体制的差异，政府和民间的沟通没有（日本）那么充分和顺畅”。
占地少处理快 发展焚烧是关键
北京市市政市容委相关人员告诉记者，“垃圾填埋场由于长期超负荷运转，预计北京大部分垃圾填埋场在四至五年内即将封场。”
根据北京市《关于全面推进生活垃圾处理的工作意见》（2009）的要求，生活垃圾产生量增长率今后每年要降低1至2个百分点，2012年下降到5%，2015年力争实现生活垃圾零增长；此外还明确提出，2012年北京市生活垃圾焚烧、生化处理和填埋的比例为2：3：5，到2015年要调整到4：3：3。很明显，调整处理结构的关键在于发展焚烧。
“要实现上述目标，不加速垃圾处理设施建设是不可能做到的，”国内顶级环境门户网站蓝白蓝网总经理李建军告诉《投资者报》，而“垃圾焚烧厂肯定是北京市今后建设的重点。”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方式主要有三种：填埋、堆肥和焚烧。“与填埋相比，焚烧的方式最大的优点是减量快、占地小、技术比较成熟，臭气容易控制，对于人口密度大、土地紧缺的大城市来说，是一个理性的选择。”徐海云说，“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城市垃圾不采用焚烧处理，没有别的出路。”
记者了解到，生活垃圾在高达850度的焚烧炉中燃烧后，垃圾能减量50%～80% ，经分类处理后燃烧甚至可减量90%。作为世界上最早应用垃圾焚烧技术的国家，日本70%以上的垃圾被推进焚烧炉，至今仍拥有超过1400座垃圾焚烧炉，首都东京就将近60座。
欧洲国家中，德国的垃圾焚烧做得最好，焚烧处理占比约为55%。“如果不算回收利用的垃圾，焚烧的比例高达80%左右。”徐海云表示。
除了“减量快”优势，垃圾焚烧厂尤为吸引人的一个特点就是“占地面积小”。以高安屯为例，2002年建设的垃圾填埋场，设计日处理1000吨，但占地高达600亩，而旁边2008年新建的垃圾焚烧厂，日处理1600吨，占地只有70亩。
垃圾处理经济账
“垃圾填埋场全部是政府投资，而垃圾焚烧发电厂则一般采用 BOT（私人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模式建设，建设成本由市场上具备相关资金和技术实力的企业承担。”李建军对投资者报说，“垃圾焚烧厂虽然每吨处理量固定投资高达30万元到40万元，但特许经营具有现金流稳定、风险低的特点，依然受到市场的追捧。”
李建军为记者详细地算了一笔账：以一个1000吨/日规模的垃圾焚烧发电厂为例，固定投资大致是3至4亿元，焚烧发电作为循环经济项目上网电价高达0.75元/度，几乎可与人工成本、固定资产折旧等运营费用相抵，再加上从政府获得 150～160元/吨的居民垃圾处理费，扣除企业针对炉渣、飞灰等排放物的治污成本，企业可实现70～80元/吨的净利润，全年净利润约为2500万～2600万元。
此外，政府还会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通常“垃圾焚烧厂的成本回收期在10～15年，而特许经营期一般在20～25年”。
以高安屯垃圾焚烧发电厂为例，每年发电2.2亿千瓦，光供电收入就有1.65亿元。“BOT 协议由政府和企业具体商定，牵涉土地使用、废物排放、电网接入等方方面面，但一句话，企业一方肯定不会亏。”李建军表示。
赵由才对垃圾焚烧的BOT模式颇有微词，“政府既想快速处理垃圾，又不愿多花钱，采用这种非常功利的模式，难免出现问题。”相比一些发达国家，垃圾焚烧厂的公益性更强。
数据显示，2009年北京市生活垃圾处理投入资金高达百亿元，然而95%是用于末端治理，也就是垃圾处理设施建设，而在发达国家，2/3的钱花在了减量化和资源化的管理上。
监管成最大难题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引进的焚烧设备和技术已达先进水平，管理上还是要落后不少。”徐海云坦言，“以二英检测为例，二英无法实时监测，国外有的是每年检测一次，有的是两年检测一次，国内的新标准倾向于半年检测一次，但中国目前还做不到随机抽检，检测数据缺乏科学性和说服力。”
记者了解到，对于二英排放中国环保部目前采用的标准和欧盟有所不同，前者为1.0，后者为0.1，单位是（ng-TEQ/Nm－3），标示垃圾焚烧烟气中二英排放浓度。近年来，迫于舆论压力，中国的新标准可能向欧盟靠拢。
标准可以制定得很高，但监管跟不上。一位不愿具名的学者对《投资者报》记者表示，政府连完全市场化的食品企业都监管不好，对于与政府“密切合作”的垃圾焚烧厂，环保部门很难有所作为。
徐海云也向记者指出“对于超标排放的处罚措施还没有出来”。2009年，中科院研究团队曾选择国内19家垃圾焚烧厂调研二英排放，结果发现几乎70%的厂家达不到欧洲标准，有16%的厂家甚至达不到中国标准。
Abstract: aimed at the mainstream way - currently the city life garbage disposal, incineration,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each combustion in circulating fluidized bed incineration and grate, then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project environment and conditions, the paper proposed incineration for power generation projects, living garbage incineration investors reference.
Keywords: garbage incineration power plant; circulating fluidized bed; grate furnace
中图分类号：R12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104（2013）
随着国家现代化建设和各地城市化进程，城市人口不断地增长，相应的城市生活垃圾也在急剧增加，每年约有1.5亿吨垃圾产生，目前已堆积70亿吨，而且还在以8%递增。垃圾的增加和随意堆积带来了许多问题：垃圾堆放占用了大量的耕地；露天堆放的垃圾在腐化变质的过程中产生大量的废气，造成周边空气污染；垃圾在雨水冲刷下污染地表水及水源；有害的微生物大量滋生，危害居民健康。
从上个世纪中期开始，世界各国大力研究垃圾的无害化处理，而垃圾焚烧发电被认为是一种高效、环保的处理方式。早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法国和德国最早采用焚烧垃圾发电，以后日本、美国也迅速发展垃圾焚烧发电。世界上许多著名公司投入了大量精力研发焚烧技术和设备。目前国际上焚烧主要设备和辅机已定型配套，工艺和技术十分成熟，世界各国政府均采用免税、资金补助等优惠政策，鼓励垃圾焚烧发电的无害化处理。
国内的垃圾焚烧技术，以炉排焚烧技术和流化床焚烧技术为代表，二者占据国内垃圾焚烧项目90％以上的份额。国内的炉排焚烧技术最早从国外引进，而后开始国产化生产，目前已经比较成熟；而流化床焚烧技术是国内自主研发，完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且全部设备实现国产化的技术，以中科院和浙江大学技术为代表，经过近十年的发展，该技术目前已比较成熟，且在全国各地建有50座以上的垃圾焚烧发电厂。
目前国内外垃圾焚烧技术市场上可见的炉型主要有炉排焚烧炉、鼓泡流化床焚烧炉、循环流化床焚烧炉、回转窑焚烧炉和热解气化炉等多种。回转窑和热解气化炉单炉处理量较小，难以满足大中城市现代化大型垃圾焚烧厂的建设需要。国内外目前应用最多的炉型是炉排焚烧炉和循环流化床焚烧炉，本文主要对这两种技术做比较分析及选择建议。
一、炉排焚烧炉
炉排焚烧炉的主要特征是被处理的垃圾堆放在炉排上，焚烧火焰从垃圾堆料层的着火面向未着火的料堆及内层传播，形成一层一层燃烧（层燃）的过程。
1、炉排型焚烧炉的优势
（1）技术成熟，设备的整体性较好，配套设备已定型、工作性能可靠。国内外已有较多的应用案例。
（2）垃圾一般不需要预分拣直接进入炉内焚烧，垃圾进料系统比较简单，操作人员易于掌握操作的基本要素。
（3）烟气中固体颗粒含量低，烟气中飞灰量少，飞灰处理成本较低。
（4）出渣设备为炉下水冷出渣，设备结构简单，故障率低。
（5）运行人员少。
（6）由于鼓风机压头小，风机所需功率小，故动力消耗少，厂用电量少。
2、炉排型焚烧炉存在的缺陷
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居民生活习惯和垃圾管理方式的差异，我国一般需要处理的垃圾与发达国家的垃圾焚烧炉所处理的垃圾有很大不同。在引进了国外发展的焚烧炉后，供应给它们的都是混合收集的原生垃圾，热值低、含水率和不可燃组分含量高，致使在运行效果上与在原产国的应用有很大差别。主要问题包括：
（1）由于垃圾燃料是堆放在炉排上以层燃方式燃烧，无论是滚动式、往复式和逆推式炉排炉，都不能保证垃圾内层与燃烧空气的充分接触和受热。特别是应用到焚烧我国混合收集的高水分、低发热量垃圾时，常常导致垃圾燃烧不充分，排出的底渣甚至仍有恶臭，热灼减率一般偏高，容易造成二次污染；
（2）混合收集的原生垃圾，不仅水分高、热值低，而且所有有关组成和燃烧特性随时间和地段变化都很大、很频繁。针对这样的入炉垃圾，炉膛设计实际上无所适从，炉排上垃圾堆层的燃烧进程也总是偏离设计情况，炉排和它上方炉膛温度的分布和燃烧条件都更不稳定和不均匀。局部低温将造成炉排以上烟气空间形成低温区，二噁英未能完全分解、氧化，导致二噁英的排放值偏高；局部高温区将造成NOx生成量过多，这些在炉排炉应用中也已经得到普遍证实；
（3）在炉排炉技术原产国，垃圾热值一般按8000kJ/kg左右设计，而我国生活垃圾热值低，采用炉排型焚烧炉时一般的作法是需将生活垃圾堆酵5～7d，将垃圾中大部分水分沥出，以提高进炉垃圾热值。堆酵过程中产生大量垃圾渗沥液，形成二次污染隐患。再一个必要的补充措施就是向焚烧炉膛大量喷入辅助燃料油，产生了“洋设备烧土垃圾，燃油消耗量大”的问题，造成运行成本大幅度提高；
（4）炉排焚烧炉关键是炉排，为了促进垃圾堆层的燃尽，各主要发展厂商都研发了有复杂运动机构的特殊炉排，对材料品质、加工条件、安装精度和日常维护都有更高的要求。目前炉排型焚烧炉的相关技术专利主要由三菱、西格斯、斯坦米勒、阿尔斯通等国外厂家掌握，引进国外的先进炉排型焚烧炉必须负担高额的专利使用费，即使是引进技术国内生产成本也比较高，造成投资和运行成本居高不下，阻碍了这类技术的应用和发展。
（5）过量空气系数高，一般达到1.8～2.0，因此烟气量大，尾气处理设备较大，且锅炉热效率低，一般为75%～80%。
（6）受氯化氢高温腐蚀影响，蒸汽温度低，一般不高于400℃，因此余热发电效率低。
二、循环流化床焚烧炉
流化床焚烧是完全不同于炉排炉那样以层燃方式实现燃烧的一大类新的燃烧技术，其主要特征是炉膛内始终存有大量的粒度适宜的高温惰性床料，因此炉膛具有很高的热容量。垃圾和惰性床料在由炉膛底部的布风板送入的流化空气的作用下呈均匀流化状态，垃圾送入炉膛后在处于流化状态的床料裹挟下，迅速分散、快速升温，很快地完成燃烧前的准备阶段，在流化料层内和料层上方实现持续的稳定燃烧。
1、循环流化床垃圾焚烧炉的优势
针对我国混合收集的生活垃圾发展的循环流化床垃圾焚烧技术，已经达到了商业化应用的阶段，并日趋成熟，形成了不同处理能力的系列化产品。给料、排渣、燃烧控制、尾气处理设备已有较好配套，入炉垃圾不需要复杂的前处理，产汽与常规汽轮发电设备参数配套，具有显著的环境和经济效益。
（1）适于焚烧处理我国低热值、高水分的垃圾，燃烧后残渣中的未燃份（即炉渣热灼减率）＜3%；
（2）可以同时处理多种废弃物：不仅可以焚烧处置生活垃圾，同时也可燃烧处置热值悬殊的工业废弃物，特别是可以焚烧处理污泥；
（3）为避免不同季节、不同街区收集的垃圾品质差异对焚烧状态和效果的影响，确保焚烧炉在任何时刻都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在焚烧过程中添加适量的辅助燃料是必要的。对循环流化床焚烧炉而言，可以掺烧燃料煤而不一定用燃料油，并且添加量较少就可以达到良好的效果；
（4）由于炉内没有复杂的运动机构，设备故障率低。国内开发的一些新型循环流化床焚烧系统，包括了垃圾给料和底渣排出设备的配套研发，使循环流化床垃圾焚烧炉对垃圾的分选和预处理要求大为降低，甚至不需要特别复杂的预处理工艺就可以达到稳定运行的效果；
（5）单炉处理量较大。目前已形成单炉处理能力从100～800t/d的产品系列，能够适应大、中、小型垃圾焚烧厂的建设要求；
（6）环保性能良好。循环流化床焚烧炉因实现了均匀的燃烧温度，炉膛的温度也能长期稳定保持在850℃及以上，该温度能彻底分解有毒有害物质，有效控制NOx、SOx等各类污染物的生成；尤其对二噁英的控制，国外研究发现，流化床掺烧的煤对二噁英的生成具有抑制作用。实际运行结果也证明，流化床对二噁英的控制比炉排炉更有优势；
（7）过量空气系数低，为1.3～1.5，因此烟气量少，尾气处理设备较小，投资较省；且锅炉热效率较高，可达80%～83%。
（8）蒸汽温度可达到450℃以上，发电效率较高。
2、循环流化床垃圾焚烧技术的缺陷
（1）与机械炉排炉相比，发展历史不长，系统配套，特别是与原生垃圾不作分选处理相关的给料、排渣设备仍是系统中的较弱项，还需进一步完善；
（2）与引进（包括技术引进）的机械炉排炉相比，循环流化床焚烧炉的设备研发、加工制造和安装调试，多注重于系统的基本功能和工作可靠性，而对工作环境、厂区清洁、设备和厂房的外观造型等方面关注不够，投入不多。另外对加工工艺等经验积累和完善仍需付出持之以恒的努力；
（3）由于炉膛高速流化烟气的夹带作用，飞灰比例较高，灰量较大。按照我国目前有关法规，焚烧炉飞灰应一律视作危险废弃物，需按危险废弃物作专门处置；
（4）为保证流态化焚烧，一、二次风机压头较大，自耗电较高；
（5）进料及出渣设备复杂，运行维护要求高；
三、焚烧方式的选择建议
根据上述的分析比较可知，两种焚烧方式各有技术上的优缺点，策划一个项目的焚烧方式时，建议考虑以下几种情况：
1、如一个项目除了处理生活垃圾外，还有污泥需要处理，建议选择循环流化床焚烧方式；一般污泥干化后成粉末状，而炉排焚烧炉的炉排片间有间隙，不适合焚烧污泥；
目前世界成熟的垃圾无害化处理方法主要是填埋、焚烧及堆肥三种。卫生填埋法：采取底层和垂直防渗，将垃圾分层压实填埋，然后将土层覆盖住四周及顶部，使垃圾在厌氧条件下发酵，以达到无害化处理。高温堆肥法：它利用微生物对垃圾中有机物进行代谢分解，在高温下达到无害化处理，并能产生有机肥料。焚烧法：它是利用高温焚烧垃圾，具有无害长彻底，其烧后的残渣重量仅为垃圾重量的10%左右，其比重增大，体积缩小，有的还可用作铺路的辅材，而且在焚烧过程中，还能将其余热用于发电或供热，一举两得。所以焚烧发电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上较为先进的处理方法之一。
1 国外垃圾处理概况
由于城市垃圾成份复杂，并受经济发展水平、能够结构、自然条件及传统习惯等因素的影响，所以国外对城市垃圾的处理一般是随国情而不同，往往一个国家中各地区也采用不同的处理方式，很难有统一的模式。但最终都是以无害化、资源化、减量化为处理目标。从应用技术看，国外主要在填埋、焚烧、堆肥、综合利用等方式，机械化程度较高，且形成系统及成套设备。
焚烧是目前世界各国广泛采用的城市垃圾处理技术，大型的配备有热能回收与利用装置的垃圾焚烧处理系统，由于顺应了回收能源的要求，正逐渐上升为焚烧处理的主流。国外工业发达国家，特别是日本和西欧，普遍致力于推进垃圾焚烧技术的应用。国外焚烧技术的广泛应用，除得益于经济发达、投资力强、垃圾热值高外，主要在于焚烧工艺和设备的成熟、先进。目前国外工业发达国家主要致力于改进原有的各种焚烧装置及开发新型焚烧炉，使之朝着高效、节能、低造价、低污染的方向发展，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
2 国内垃圾处理概况
我国城市垃圾处理起步较晚，截止1992年底，全国垃圾、粪便清运量已达11264万吨，而垃圾、粪便无害化处理厂仅有371座，处理总能力71501吨/日。近几年各地根据实际情况，从对策和规划着手，对城市垃圾处理技术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杭州、常州、天津、绵阳、北京、武汉等城市在学习国外城市垃圾处理技术经验的基础上，自行设计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垃圾机械化堆肥处理生产线；深圳、乐山等城市建设垃圾焚烧厂的成功，也为各城市应用焚烧技术提供了经验；沈阳、鞍山等城市对医院垃圾实行统一管理，集中焚烧，也走出了特种垃圾处理的新路。
目前我国城市垃圾处理的技术对策是：以卫生填埋和高温堆肥技术为主，提倡有条件的城市特别是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发展焚烧技术。近几年各城市开始进行垃圾焚烧处理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工作，开发了小型垃圾燃烧炉及一批医院垃圾专用焚烧炉，并建设了一批中小型城市简易焚烧厂（站）。1985年，深圳引进日本三菱公司焚烧成套技术与装备，建成了我国第一座大型（300吨/日）现代化垃圾焚烧发电一体化处理厂，为我国开展城市垃圾焚烧装置国产化工作打下了基础。客观分析近几年我国城市垃圾构成变化，可以说，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城市垃圾中可燃物、易燃物含量明显增加，热值显著增大，一般经过分类、分选等预处理后，垃圾热值已接近发达国家城市垃圾的热值。因此我国一些城市，特别是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等已具备了发展焚烧技术的基础。
3 我市生活垃圾基本情况
哈尔滨市区辖8个行政区。其中，平房、松北、呼兰、阿城区各自为一个区域，日产垃圾量约450吨，分别在本行政区内以填埋方式自行解决；道里、道外、南岗、香坊4个区（以下称为江南中心城区）现有生活垃圾处理场5座，日处理垃圾设计能力共计3300吨。
3.1 向阳生活垃圾场运营情况
按《特许经营合同》规定，市政府负责该项目的前期工作及各项审批手续。2004年初，国家对项目用地审批进行全面整顿，征地手续暂时停批。2005年，项目用地计划获批。但因垃圾气味使附近金家村村民不满上访并封堵垃圾场道路，于8月13日场区被迫停产，项目涉及场区周边500米的动迁工作无法进行，村委会对土地勘界四邻也不予确认，造成无法办理《土地使用证》，也无法进行项目验收。2009年3月，香坊区政府按照市政府2008年第15号专题会议纪要开始对场区周边居民进行动迁工作。但动迁成本由2005年2800万元增至5827万元。
3.2 西南部生活垃圾处理场运营情况
2008年4月24日，因该垃圾场位于我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新区的启动区及平房区上风向，又对周边环境造成极大污染，居民长期上访，十几家到启动区投资企业纷纷取消投资意向等原因，市政府第14次市长办公会议决定关闭西南部垃圾填埋场，需处理的垃圾分送到其它垃圾处理厂解决。但至今一直运营。
3.3 双琦废弃资源焚烧发电厂运营情况
由于该项目目前尚未达到规划的建设规模（只建成一台炉及一台汽轮发电机组），且垃圾补贴费用较低，所以经济效益目前处于亏损运营状态。
3.4 哈尔滨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运营情况
近几年来，由于设备检修费用高，人员工资上涨，制造、管理费用成本增加，垃圾质量差等因素影响，致使焚烧电厂连续三年亏损经营。
3.5 王岗生活垃圾处理场状况
该厂位于哈双公路7公里处，占地面积21公顷，始建于1989年，设计日处理能力400吨，采用简易卫生填埋处理方式。1988年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哈达电气化铁路建设穿越王岗垃圾处理厂，决定关闭。
4 建议
我市垃圾资源化综合利用的比重不大，仅有哈尔滨垃圾焚烧发电厂和双琦废弃资源综合利用厂两个项目在运营，日处理垃圾500吨，占全市4个区垃圾产生量的15%左右，其余采用填埋处理。从目前来看，填埋处理场的缺点是占用土地过大，资源得不到有效利用，资源化利用率低。在调研中企业提出，现有垃圾接收量不足和垃圾处理费不能及时足额发放，制约了企业提高处理能力，影响了垃圾无害化处理水平的提高。
“垃圾围城”日益严峻，尤其在寸土寸金的大都市，占地较大的垃圾填埋场越来越不够用。此前曾引起争议的垃圾焚烧发电，重新受到各界关注。
8月16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发展节能环保产业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全面肯定垃圾焚烧发电，提出到2015年，中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要达到每日87万吨以上，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设施能力达到无害化处理总能力的35%以上。
受政策春风的刺激，今年以来，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在全国各地密集上马。业界测算，这意味着“十二五”期间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投资总额将超过1000亿元。
“旱涝保收”争补贴
目前，中国各地垃圾焚烧项目的上马速度正明显加快。但与过去不同，这一轮密集上马垃圾焚烧项目的地区已不仅限于北上广等大都市，许多二三线城市也在加大垃圾焚烧项目的审批和建设。
南宁市投资10.8亿余元建设的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公开招标工作顺利完成；总投资8.13亿元的北京南宫生活垃圾焚烧厂项目在大兴区开建；广东四大垃圾焚烧电厂的环评、建设工作也在积极推进……
环保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环境战略室主任俞海对媒体表示，出现垃圾焚烧项目集中上马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城市垃圾数量快速增长，从长远看，垃圾处理的市场空间较大；另一个原因则是垃圾焚烧属于环保产业的一部分，地方政府想以此来拉动经济增长。
一方面，大小城镇面临“垃圾围城”困境；另一方面，新型城镇化建设，也对城市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项目投资提出了新的要求。
据武汉城管部门最新统计，仅武汉中心城区每天生活垃圾量约为7000吨，预测每年递增4%。未来数年间，随着武汉城市人口向城乡接合部扩张，生活垃圾量也将急剧增长。
业内有关专家还指出，垃圾焚烧项目上马快，是因为可以从国家拿到补贴，而且企业投资垃圾焚烧项目的利润稳定。
2012年4月，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颁布《关于完善垃圾焚烧发电价格政策的通知》，规定：“以生活垃圾为原料的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每吨生活垃圾折算上网电量暂定为280千瓦时，执行全国统一的每千瓦时0.65元上网电价。”
除了享受电价补贴之外，垃圾焚烧发电厂还能享受到垃圾处理费、优惠信贷等多重政策。据悉，大多数垃圾焚烧厂难以达到满负荷运作，但是，政策补贴还是会按合同发放到位。可以说，垃圾焚烧厂的盈利模式就是靠这些补贴，“旱涝保收”。
然而，巨大的投资冲动面前，垃圾焚烧产业的突破口关键在于技术提升。
《意见》提出，在垃圾处理方面，要大力推广先进的技术和装备，重点发展大型垃圾焚烧设施炉排及其传动系统、循环流化床预处理工艺技术、焚烧烟气净化技术和垃圾渗滤液处理技术等，重点推广每日300吨以上的生活垃圾焚烧炉及烟气净化成套装备。
配套法规有局限
由于一系列政策的刺激作用，中国的垃圾焚烧工程正提速扩展。
9月3日，武汉市陈家冲生活垃圾生态处理项目在新洲阳逻开发区内投产，意味着武汉的生活垃圾处理即将迈入“全焚烧”时代。“这个项目的投产让武汉的生活垃圾处理水平迈入全国前列，仅次于北京、深圳等城市。”武汉市城管委建设处负责人说。
事实上，不仅仅是武汉，在中国，几乎每个省市都在建设或准备建设垃圾焚烧发电厂。
广州是一座被“垃圾围城”困扰的城市，番禺垃圾焚烧厂却曾遭遇争议。2009年，由附近居民发起的反垃圾焚烧运动持续了近3个月之久，项目因此一度搁置。
不过，广州并没有放弃对垃圾焚烧的研究。争议渐渐归于平静后，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再次被提上议事日程。
日前，广州市城管委组织专家、媒体赴台湾考察垃圾焚烧项目。在考察报告中，广州市城建委认为：广州建7座焚烧厂不会过量。
报告还分析认为，以台北市为例，全市12个区456里9545邻，人口约262万，建有3个垃圾焚化厂，日处理能力4200吨；推行垃圾分类10多年，成效显著，但每天仍有约1800吨垃圾需无害化焚化处理，也就是说每天人均约有0.7公斤垃圾需要焚化处理。
广州市城管委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负责人告诉《支点》记者，报告是根据广州目前约1800万人口进行推算，认为广州在若干年后若和台北一样，能实现人均每天只产生0.7公斤的生活垃圾，至少需要建设日处理能力为12600吨的焚烧发电处理设施。“广州规划至2015年建设7座资源热力电厂，处理能力为15000吨，完全符合城市发展和城乡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的需要”。
据这位负责人介绍，台北市实施垃圾费按袋计量政策，为政策能执行，设立了多项重罚措施，比如：伪造专用袋可判7年以下徒刑，往街头行人专用垃圾桶排放家庭垃圾罚款6000元新台币的措施，等等。
目前，广州虽然制定了《广州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暂行办法》等一系列政府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但因各区基础设施建设不平衡，人口结构不相同等客观原因，以及区、街的推广力度、措施方法等主观原因，虽然98%的人支持垃圾分类，但自觉参与垃圾分类、且相对投放准确的不到30%。
各区、街推行过程中，特别是在法规制定、推行方法、保障措施等方面，广州相对于台北还有很大差距。“创新精神不够强，没有很好地探索适应本街道、本社区的垃圾分类模式”。
对于台北垃圾费按袋计量所辅助的重罚，上述广州市城管委人士指出，广州市立法上限只能是行政处罚、罚款，没有刑事立法权，难以照搬。
根据《广东省规章设定罚款限额规定》，对公民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设定的罚款不得超过100元；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设定罚款不得超过5万元。因违规成本低，广州制定的规章最高罚款难以发挥台北相应法规的效应。
自主技术待推广
生活垃圾、餐饮垃圾及各种金属垃圾等互相混杂，给垃圾处理带来了难题。
日本在垃圾分类方面的经验值得学习。 在日本，聚居区每一个门栋前，都摆放着多个垃圾桶，分别贴着可燃、不可燃、可回收、不可回收等标识，周一和周四是倒“可燃垃圾”的日子，周二倒“不可燃垃圾”，周五则倒旧报纸、瓶瓶罐罐等“可回收垃圾”。
做好垃圾分类工作，既可以提高垃圾处理效率，也可以更好地实现资源循环利用。然而，全球各个城市的垃圾量都与日俱增，仅仅依靠企业来完成垃圾分类的难度明显加大。
一位在湖北荆门长期从事环保事业的企业家呼吁，政府要加大对垃圾处理企业的补贴，吸引更多有资质的企业投身其中。他认为，做垃圾处理需要有门槛，一定要做到无害化。
“无害化、资源化和减容化是垃圾处理的三大目标。”华电武汉天和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志宏对本刊记者说，垃圾焚烧要做到无害化，才能全面推广，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等离子体气化城市固体废弃物处理技术”，不仅能“吃掉”生活垃圾，还能变废为宝。
在天和技术的实验室，记者看到了工作中的大功率等离子体火炬装置。“火炬是等离子体气化技术的核心。”张志宏介绍，若将火炬运用到垃圾处理环节，通过电弧产生高达5500摄氏度的等离子体，能迅速使垃圾中的有机成分裂解气化，经过急冷、提纯等环节后，气体中的二恶英等有害成分会被彻底脱除，最终成为洁净的富含一氧化碳和氢气的合成气。
“合成气可用于发电、供暖、制油或制造化工产品；无机成分形成玻璃体态，无重金属渗出，可以回收再利用，加工成建筑材料等。”张志宏说。
中科院力学研究所研究员盛宏至告诉本刊记者，等离子体气化技术不是传统的焚烧技术。该技术处于国际前沿，其二次污染排放几乎为零，适用于热解生物质、城市固体废弃物、医疗垃圾、有机高分子聚合物等；熔融飞灰、石棉、电子产品、核废料等各类高危废弃物。
如今，只有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日本、印度等国约10余家垃圾处理厂运用了该技术。中科院及国内一些企业均在加紧研发，旨在打破技术封锁。
“长期以来，国内很多项目只有经济考量，没有环保考量。”张志宏告诉记者，等离子气化技术的产业化投入比建垃圾填埋场和垃圾焚烧发电厂要高，但对环境的损害却可以降到最低，这也是他苦于公司拥有技术却常常拿不到垃圾处理权的一个原因。
据悉，天和技术研发的“一种等离子发生装置及方法”等已获得4项国家发明专利，“舱室点火装置”等已获得4项国家实用新型专利，一系列相关专利正在申请中。
张志宏表示，公司正与其他企业合作破解垃圾难题，致力将这一全新的自主技术推向产业化。天河技术除了在荆门、黄石等地建有垃圾处置项目外，现阶段已开始在广东等地开拓市场。
争相上市引资金
国内投入运营及在建的垃圾焚烧发电项目逐渐增多，与此同时，众多技术优势企业争相筹划上市。
“集团给我们制定的目标是在2015年之前上市。”该公司的董秘告诉记者，在等离子点火的细分市场上，天和技术的实力和规模排在全国前列。记者看到，在公司今年的业绩表上，正在执行的等离子改造项目有30多个。
记者还了解到，二级市场上，专业从事垃圾焚烧的企业非常少。而在IPO迟迟未能开闸的情况下，一些环保企业迫不及待地赶赴香港市场准备上市。
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色动力”）就是其中一家。今年以来，这家企业赴港上市的步伐明显加快。该公司一位项目负责人对外表示，一方面，上市环保核查时间较长，另一方面，拟在A股上市的公司排队太长，绿色动力经过考虑认为在H股上市可能较快。
今年1月，绿色动力提交上市环保核查申请，当时其将上市地点选定在A股。5月，绿色动力向环保部提交首次环保核查申请报告。时隔3个月，8月26日，环保部宣布，绿色动力上市环保核查进入公示期。
按照该人士的说法，国家对垃圾焚烧发电产业支持力度大，产业政策也较明确，整个行业发展很快，绿色动力一年可以签约几个项目，因此资金需求较大。
垃圾焚烧发电产业的形象已经跌入谷底，新建和在建的垃圾焚烧项目或将会遭遇更大的阻力。而城市垃圾却不会因此停止增长的步伐，垃圾围城仍在加速。
据记者了解，目前北京共有13个垃圾处理系统，现有生活垃圾处理设施16处，日产垃圾量为1.84万吨，现有的垃圾处理设施日处理能力仅为1.04万吨，垃圾处理设施全部超负荷运行，超负荷率达到67％。
当前对于城市垃圾有三种技术较可靠的处理方式，即卫生填埋、焚烧发电和堆肥。在北京市处理的生活垃圾中，填埋、堆肥、焚烧的比例为90：8：2。最多再过四五年，垃圾填埋场将不堪负荷，垃圾将无处可埋。
2009年9月1日，北京市政府出台的《北京市关于全面推进生活垃圾处理工作的意见》中，要求为满足今后50年发展的需要，结台北京生活垃圾产生量的预测和垃圾成份的特点，在北京东南西北四方位选址规划4个大型生活垃圾综合利用循环经济园区，预留用地，择机建设。此外，意见还明确提出了要“加强建设生活垃圾焚烧厂，到2012年全市垃圾焚烧比例达20％，2015年达到40％。”
垃圾焚烧发电-――这可能是北京在垃圾围城局面下一个无奈的选择。
但垃圾焚烧发电更面临着“繁荣的魔咒”：在很多市民看来，一座新的垃圾焚烧发电厂建成，或许会导致若干生命的消逝和一个城市社区的萧条。
显然，垃圾焚烧发电被套上了追魂索：上马项目越多，遭遇的阻力越大。人们需要对垃圾焚烧做出理性判断，尽快确定一条垃圾减量化的有效路径，以解城市垃圾之困。
焚烧增加还是减少二英?
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聂永丰最近麻烦缠身――因为主张用焚烧解决垃圾问题，聂永丰被人冠之以“因为密切的利益关系而为垃圾焚烧摇旗呐喊”，更为糟糕的是，他甚至接到恐吓电话。
与聂永丰同为“主烧派”的另几位专家也为此苦恼不堪。他们的烦恼缘于前段时间席卷全国的垃圾焚烧民意危机。北京市规划的5个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至今都未能开工建设，而居民的反焚烧也由单纯的反对选址演化为反对焚烧路线，但由于其关键元素“二英”无法在线监测，使得焚烧项目推动者和反对者呈胶着状态。可以肯定的是，这场波及全国的“反烧”浪潮越来越接近日本、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曾经经历过的反烧浪潮。
二英，这些被称为世纪之毒，被定性为一级致癌物的化合物群体也在短短数年之间迅速成名，同时也与垃圾焚烧项目紧紧联系在一起。在“反烧派”专家的质疑里，二英是首当其冲的罪魁祸首，比如他们提出公众关注的焦点――垃圾焚烧所排放的二英“致癌”问题。
在这次质疑的浪潮中，被舆论称为“反烧派”领军人物的中科院环科所退休专家赵章元，又一次被推上了风口浪尖：至今网上仍有很多深受垃圾之害的居民在论坛里积极联系赵章元。这些市民眼里赵章元的威望很高，他代表的是深受垃圾苦楚的那部分百姓。
新闻媒体关于此争论连篇累犊的报道也起到了推波逐浪的作用，比如一些媒体报道，世界发达国家出现了垃圾焚烧炉数量减少的趋势(全世界拥有垃圾焚烧炉数量最多的日本也从高峰期的6000余座下降到1280座)，由此推断出美欧日等国近年来兴起了“禁烧风”，以此说明垃圾焚烧排放的二英问题在发达国家中亦不能彻底解决。
“垃圾焚烧不是产生二英的唯一途径，甚至不是主要途径；相反，填埋和堆肥所产生的二英是焚烧的几千倍，对人体危害更大，为什么要选择危害更大的方式呢?”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总工程师徐海云对记者解释，无论是先前北京六里屯还是广州番禺垃圾发电项目遇阻事件，很大因素是先前此地为比较大的垃圾填埋场，对当地民众的身体健康已造成影响，居民对建设垃圾电厂存在心理障碍。比如记者在调查中就了解到，很多居民反对六里屯垃圾焚烧厂，很重要程度上是在担心一直不能消散的臭味和建设后的焚烧厂将污染北京饮用水和周边环境。
从2000年就提出“坚定不移、排除干扰、发展生活垃圾焚烧处理”的徐海云也是坚定的“主烧派”，“中国就是发展晚了，所以才会产生这么多矛盾。”他告诉记者，我们忽略了大量生活垃圾露天焚烧和填埋场自燃向大气中排放的二英。国外研究表明，1吨垃圾露天垃圾焚烧或在填埋场自燃排放的二英，是同样垃圾经过现代化垃圾焚烧排放二英的几千倍。比如日本，垃圾焚烧完后，排放到空气中的二英仅为1％，飞灰中剩余30％左右，二英含量较焚烧前大大减少。
德国研究表明，当垃圾被运往焚烧厂时，二英含量每公斤就已达50纳克。生活垃圾经过焚烧后，空气中二英排放量只相当于原有含量的1％，向环境中所有介质排放量为17.63纳克，相当于原有含量的35.3％。这也说明经过垃圾焚烧，垃圾中原有二英的64.7％得到分解，因此，通过垃圾焚烧处理，环境中的二英净含量是大大下降的。因此，无论是德国、日本还是美国的环境当局，近几年都公开宣布，现代化的生活垃圾焚烧厂污染排放已经很低，已经不是二英的主要排放源。
“垃圾焚烧中只要保持800℃以上的高温，稳定燃烧，二英的总排放就会显著减少。”徐海云告诉记者，发展现代化的垃圾焚烧，实际是削减二英排放的措施，目前反而被说成是“罪魁祸首”。“美国一年要烧3000多吨垃圾，总的二英排放仅为12克，中国民间烧柴，产生的二英更多。”
在徐海云看来，北京地少人多，填埋与堆肥成本很高，所以走垃圾焚烧发电之路是刻不容缓的，但同时他表示民众心理是可以理解的，“大家都知道应该建公共厕所，但都不希望它们距离自己家太近。”
至于媒体所报道的“发达国家出现了垃圾焚烧炉数量减少趋势”的现象，威立雅环境集团中国区总裁周
小华告诉记者，欧美及日本等国的垃圾发电站数量的确在减少，但这是“关小并大”的结果，事实上规模十分稳定。如德国垃圾电厂数量和处理能力一直在增长，从1990年到2005年，焚烧增长量占80％-90％，目前已增至70余座，年处理垃圾超过1800万吨。
数据显示：日本的生活垃圾焚烧厂数量在下降，但连续运行的规模较大的生活垃圾焚烧厂无论是数量还是处理能力也是在不断增加。正是因为那些小规模的垃圾焚烧厂不能连续运行，达标成本高等原因，才导致关闭，并因此建设现代化的垃圾焚烧厂。美国近十多年的确没有新建生活垃圾焚烧厂，但美国生活垃圾年焚
烧量一直稳定在3000-3300万吨，仅次于日本，排在世界第二位。
“很显然，经过几十年的实践，焚烧已成为主要发达国家对垃圾进行减量化处理的重要手段，其所用的技术是可控的、稳定的、安全的；所谓二英超量排放的问题早已解决。相反，垃圾焚烧技术成为二英的减排技术。”徐海云如是说。
技术不是问题
“同样是垃圾焚烧，为什么在德国出现垃圾供不应求、要从别国进口垃圾来焚烧，而在我国却产生巨大争议，甚至酿成全国性的社会事件?”记者了解到，群众之所以反对建垃圾焚烧厂，疑问无外乎集中在：现有的焚烧技术是否成熟到垃圾焚烧厂建在家门口而不会对健康造成危害?
关于技术是否成熟可控这个问题，接受记者采访的企业、专家和技术人员的答案难得的一致：不管从国际还是国内来说，垃圾焚烧的技术都是成熟而可靠的，还有很多新技术层出不穷。但他们也谈到，由于垃圾成份的地域性很强，因此在选择技术的时候，还要参考本地的实际情况。
从世界各地成功的经验来看，垃圾焚烧技术已经得到彻底的研究，实地测试并建立了完备的体系；目前常用的技术主要有两种：炉排炉技术和循环流化床技术，而这两种成熟的排放控制技术也使世界各国的焚烧厂不再被看做二英污染源。
由于各国垃圾中有机物含量不同，因此选用的技术和工厂的管理运营方式也要符合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比如炉排炉技术就是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垃圾焚烧领域中的中坚技术，这是由欧洲国家垃圾中有机总量比率低(30％-35％)固定垃圾热值高(平均热值超过1万千焦／千克)决定的。
中国的垃圾含水量较欧洲国家高很多，有机物含量占家庭垃圾总量的比率达到60％-80％，固体垃圾的平均热值只有4000-6000千焦／千克。这样的垃圾难以自行燃烧，需要进行前期处理，例如干燥，焚烧前分类以及矿物质燃料混合处理等。具体到北京，周小华谈到，这些年来，随着北京经济的发展，北京的垃圾成份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除了进入垃圾的塑料(约占15％－16％)、纸(11％-12％)增多以外，高湿度的厨余垃圾也明显增加了。据记者了解，除生活垃圾之外，每天北京要产生3000-5000吨污泥，污泥的大量增加和末端资源化问题也日益成为困扰这个城市环境建设的难题；此外还有1200吨泔水和总量为1000万吨的农林废弃物。
记者了解到，炉排炉技术目前多用于混合垃圾焚烧，为高温燃烧，大口大口吃垃圾，投资较高，但运营维护费用较低，循环流化床容量小，高温燃烧，用于PDF成型燃料焚烧，一般应添加20％左右的煤进行助燃，投资较炉排炉较低，但运营维护成本要高一些。总体说两者各有优势，但都符合两个基本指标：技术的稳定性和对污染控制水平的合格性。
近几年来，由于国家逐渐放开公用事业市场化发展，吸引了很多社会资本投资垃圾处理领域：仅2007-2009年，国内共有19起投资环保行业，其中投向垃圾处理的占12起，抢占垃圾商机的不仅有巴菲特，很多国内企业也纷纷下血本投入，致使新技术层出不穷，尤其是在设备制造上，很多关键设备都实现了国产化，大大降低了投资成本。
“应该因地制宜选择适合北京市情的技术进行焚烧。”大多数被采访者观点惊人的一致：应该因地制宜采用已被实践证明了的、成熟的技术，政府提供一个能够成功运营的平台就可以了。“我们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再去折腾了。”
成熟技术自不必说了。记者了解，针对北京的垃圾处理，也产生了一批新兴公司，这些公司大多具有自主研发的新技术，其中部分经过了稳定的燃烧试验，已被证明稳定有效。但是，在成熟技术和工艺当道的情况下，新技术和新公司很难挤进去。比如专吃餐厨垃圾的北京嘉博文公司，也是花费数年艰辛，才逐渐挤进这个拥挤不堪的市场。或许，新旧技术之争也会伴随着垃圾焚烧的逐渐普及而此消彼长。
垃圾焚烧选用新技术还是成熟技术?记者认为，选择的标准应以是否更加适合北京垃圾现状、能否稳定正常运营、能否取得更好的处理效果。比如记者接触到的采用流化床工艺的一种名为“复合致密型生物质燃料发电”技术，这种技术是在华电集团支持下，北京新日月生物质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专为北京垃圾量身定做的。它将生活垃圾、城市淤泥、餐厨垃圾和农林废弃物分别进行干化处理后，混合对滚成型，制成生物质成型燃料，添加助燃剂用于发电后，体积较原来减少90％，减量80％，灰渣基本不产生有机物，可直接做肥料填埋。不仅解决了生物质成型无法解决的高成本、低热值等问题，还大大节省了运营成本。
同时，这种新技术解决了几个领域的一些老的瓶颈问题：一是解决了生物质成型无法解决的高成本、低热值问题；二是解决了城市淤泥的资源化作为污水处理产业链中一个老大难问题；三是为北京每天产生的800－1000吨餐厨垃圾缺口找到了一个合理有效的处理途径；四是使用一种叫做“中立风压扬长法”的技术，使处于混合状态的生活垃圾进行很好的分类，有效分离出刚性物质和软物质。
据华电集团北京热电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宁民兴介绍，采用这种技术焚烧垃圾所产生的二英排放，仅为日本的十分之一!也就是说，居民在垃圾焚烧厂附近居住，也是安全的。更难能可贵的是，经权威测试，在不需要国家补助的情况下，只要享受现有政策基于这一技术的垃圾处理运营，其利润率能达到8％左右。而目前国内大部分垃圾焚烧发电厂如果没有国家补贴，基本都处于亏损状态。
由此可见：不管是原先较为稳定的老技术还是层出不穷的垃圾焚烧新技术，都能为垃圾焚烧提供可行的解决方案。可是为什么仍然有人质疑呢?徐海云认为，这主要是目前缺乏严格的监管机制和检测手段。比如，现有炉排炉工艺尾气中二英排放是否达标，如何确保检测数据的连续性；又如，在目前电价补贴政策下，现有流化床工艺掺烧燃煤的比例需要严格的监管，否则难保不向小火电方向发展。监管到位，才是取信于民的基础。监管问题不解决，垃圾处理厂仍然危机重重。
源头分类是关键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主烧派”和“反烧派”也会产生交集：就是他们都认为垃圾处理应从源头减量和源头分类做起。即便是赵章元也说过这样的话：他不是否定垃圾焚烧技术，只是他认为应该慎烧，要在做好垃圾分类的基础上焚烧。
我们知道，垃圾处理的目标是减量化，源头分类、焚烧都是减量化的手段。
以赵章元为代表的反烧派认为：通过源头细化分类，垃圾减量化可达90％多，甚至完全利用而达到零剩余。在源头分类这一手段没有利用好的情况下直接动用焚烧的手段，是不恰当的。
徐海云谈到，垃圾焚烧发电的前提就是垃圾分类，但垃圾来自千
家万户和每一天，分类总是相对的，不管如何分类，到最后总要有混合垃圾，这就需要利用焚烧的手段进一步减量化。
看到这里，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种判断：“主烧派”和“反烧派”的分歧并非不可弥合：分歧在于对源头分类所能达到的减量化程度看法不一；但双方都认为，源头分类才是关键。
某绿色组织的中国项目成员就告诉记者，与焚烧相比，他们更加倾向于首先加强源头的治理。比如建设一个垃圾焚烧发电场动辄数亿元，但北京每年投入到垃圾分类中的资金才区区几千万，在源头分类没有做出实质性努力之前，如何做好垃圾焚烧呢?
一些垃圾处理企业也在用行动探索着他们的忧虑：他们在对垃圾焚烧新工艺和技术的研究中，十分重视把好分类关。在采访中，宁民兴就告诉记者，中国的垃圾分类远不如国外，所以如果在垃圾焚烧之前不做分类，垃圾焚烧成本高、效率低、所产生的有害物质也更大。同时他认为，鉴于目前的实际情况，要求垃圾分类达到欧洲或者日本的水平，还得有多年的努力和探索。
事实上，北京这几年来在垃圾分类上作了不少尝试，但结果都收效甚微。如何做好源头分类工作，这是摆在城市管理者面前的一个大难题。
在周小华看来，目前除了20－30％可回收的垃圾之外，把北京所有的垃圾仔细分类是不现实的。一是因为居民尚未普及分类意识；二是能分选的垃圾交叉污染很多，回收成本也较高，目前仍然没有很多社会企业去做这个。
“可以一步步完善。”周小华认为北京不妨先尝试将干垃圾和湿垃圾分开，干垃圾利于焚烧，提高热值，热效率也会大大提高，对炉子的损害也大大降低；而对于湿垃圾的处理，全世界范围内目前都不算很成功，但北京可以少部分尝试厌氧气化，并小面积推广。
按照北京市的统计数据，全市生活垃圾产生总量619万吨，再生资源回收量达374.72万吨(来源：政协北京市第十一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大会书面发言材料之七十一)，如果加上餐馆的厨馀垃圾约40万吨(这部分垃圾事实上已经回收利用，当然回收利用过程中可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还有堆肥处理近20万吨，垃圾资源回收利用率实际达到40.5％。徐海云认为，如果按照相同口径，参照发达国家的生活垃圾的处理比例的统计方式，北京的生活垃圾处理比例大致为：40％回收利用，60％为卫生填埋。
与世界上一些国家相比，北京的这个数字并不低。徐海云认为我们的差距在于：北京没有把有机物分类回收作为一个主要方向，而生活垃圾中有机垃圾占到60％!
“当前北京市生活垃圾中最突出的是餐厨垃圾分类。”徐海云谈到，北京市对餐厨垃圾的处理方式只是将其通过分选，直接进行堆肥处理；或者仿效少数发达国家生活垃圾管理模式进行家庭餐厨垃圾分类，这两种模式在北京推广都不现实。
徐海云指出，实际上目前北京市生活垃圾(环卫部门收集的)成份，最大的组成部分往往是水。一吨水通过下水道进入污水处理厂的处理成本是1元左右，而通过垃圾收运处理要200元以上，如果仅汉将家庭中高水份的西瓜皮、汤、果皮等垃圾粉碎通过下水道排除，成本低，又不会增大下水道和水处理系统的负荷，再辅助密闭化垃圾收集，生活垃圾含水量降低到40％左右是容易实现的。而大幅度提高垃圾热值，有利于垃圾焚烧处理，以北京市600万吨生活垃圾年清运量计算，减少20％的水分，相当于至少节约2.4亿元垃圾收运处理费用。
“其实很多人并不清楚什么是分类收集。”徐海云举例：发达国家都有废纸单独收集的垃圾桶，但国内大多数居民都会把旧报纸和废纸板作为废品出售。因此，尽管我们废纸的平均回收率只有发达国家的50％左右，但单独分析，废纸板、旧报纸、书刊等回收率要高于发达国家。“我们生活垃圾中水分高、热值低，根本原因是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造成的，比如我们去农贸市场而不是去超市购物导致餐厨垃圾多；人为将汤水放入垃圾袋以及垃圾敞开收集混入雨水等，这些习惯都需要我们慢慢改正。”
“要破解垃圾源头分类的难题，首先要选择好最有效的路径，然后做出系统性，制度性的安排。”徐海云表示，垃圾分类不是简单放几个不同垃圾桶就可以实现的，这需要在法律的框架下建立持续的宣传、督导体系，建立分类收运与处理系统，无论是城市管理者还是每一个市民，都需要在其中承担管理的责任、支付处理的成本。
“最重要的是，现有生活垃圾处理场地需要从法律上给予保障，这不仅是这个垃圾场服务范围内全体居民的利益，也是垃圾管理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垃圾管理的细化将需要更多的用地，如各类垃圾资源化利用所需要转运、仓储、加工。如果现有生活垃圾处理场地因为部分人为不当利益被挤走，就有可能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垃圾处理设施无处可选。”
这里我们不妨借鉴一下国外的经验。周小华谈到，欧洲就通过一系列制度上的安排从源头减少垃圾：以德国为例，玻璃瓶在生产之前企业是要预先支付一笔钱用于回收，通过奖励政策鼓励“绿色包装”；在政策春风下，各种企业不断提高技术水平，减少垃圾，也由此在产业链上产生了一些新的投资机会和新的公司，比如致力于各种包装物回收的绿点公司，仅在德国它们就有2万多成员单位；此外，德国的有机物分类处理费用也从市民中收取，尤其是餐厨垃圾，要购买专用的垃圾袋分装，这笔费用折合每户每年150欧元，有了一定的经济压力，市民对分类就自觉多了!
这场持久战的结果是：到2006年末，德国回收、焚烧、填埋的比重为68％
31％
0.7％，成为欧洲乃至世界上垃圾减量化处理最成功的国家。
我们从德国的案例看出，通过源头细化分类，垃圾资源化大致可达到70％，这基本上是目前所能企及的最高水平了，剩下的30％通过焚烧，垃圾的减量化达到了99％。这也应该是目前垃圾减量化处理的最佳模式了。
北京这样的超大城市，产生的垃圾量是巨大的，显然，我们既不能把包袱甩给兄弟省市，也不能把包袱留给我们的后人，这就需要我们的城市、我们每一个市民，都以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做出艰苦卓绝的努力，把垃圾减量化进行到底。
“68％、31％、0.7％”，这应该是北京的目标。
效率与监管如何平衡
2009年以来我国多个城市对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进行了BOT招标，近期签约的有：光大国际投资的济南市第二生活垃圾综合处理厂(焚烧发电厂)BOT特许经营项目、中国节能投资公司下属可再生能源公司投资的成都市祥福生活垃圾焚烧发电特许经营项目。前者占地面积120亩，投资9亿元，施工工期为18个月，计划建设4台日处理能力为500吨的焚烧炉，是目前国内一次性建设规模较大的垃圾焚烧项目，特许
期限25年。后者该项目总投资概算约8亿元，规模为日处理城市生活垃圾1800吨，年处理能力65万吨。
与众多招标信息相辅相成，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很多企业都对垃圾焚烧发电表示出浓厚兴趣，华电、大唐、威立雅、清华同方、中科通用等不同所有制的企业纷纷下水。据宁民兴介绍，华电即将投建的垃圾发电焚烧项目预计投资9.36亿，建设周期为一年，预计年发电4亿度，减排二氧化碳27.4万吨，预计可消灭污泥49.5万吨，生活垃圾22万吨，餐厨垃圾4.95万吨，节省标煤10.2万吨。
在专家眼里，各企业抢滩垃圾焚烧发电站不仅出于战略布局的要求，还有着现实的经济考量。记者了解，垃圾发电行业属于由公共财政承担的政府公用事业，企业的收益来源于政府方面的补贴。据一位电力专家介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等法规，国家除保证垃圾发电的电量全部上网外，还给予每度0.25元的补贴，同时免征增值税，并给与三年免征所得税、后三年减半的优惠，再获当地财政部门的垃圾处理费补贴，目前大约是每吨150-300元之间。
“诸多优惠政策落地，垃圾发电企业基本不会亏损。”这一点得到了宁民兴的证实。他认为垃圾焚烧发电是公益事业，有政府相应的补贴，不仅不亏，而且收益稳定。
因此连外资都对北京的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跃跃欲试，周小华谈到，威立雅在广州、上海以PPP模式分别与当地政府合作，都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同时希望能与北京市政府以PPP模式合作一个最先进的垃圾末端处置设施。
在很多企业眼里，北京垃圾处理的市场化程度一向很低，基本由政府大包大揽，这样做固然很好地兼顾垃圾处理的公益性，但容易造成规划脱节严重滞后。最典型的如高安屯垃圾焚烧厂，由于从规划到投入使用历经十年之久，当年的规划早已不符合现实情况，比如最近的办公楼距离垃圾焚烧厂不到2公里；垃圾填埋场的恶臭和医疗垃圾焚烧厂对周边居民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据记者了解，目前上海垃圾处理项目多采用BOT模式，广州市场化程度高，部分项目采用PPP模式，而北京多为政府运作。单就记者采集到的三地垃圾处理费用来看：目前广州不到30元／吨，由企业运行；北京60元／吨，由政府运行；上海BOT填埋居多，全成本(包括投资)76元／吨。显然，单从运营成本来说，北京远高于广州和上海。
再看看其他国家是怎么做的：一般说来，发达国家的市场化比例不是很高，政府管理占50％左右。比如法国，由于公共设施由政府控制，一般采用政府投资企业运营的模式(PPP)；而在德国，由最初政府自己做逐渐变为私有化，目前仍有一半垃圾处理项目由政府来主持；在英美是完全民营化，经费也是由民营企业自行筹集，但他们建立了有效的监管体系，因此得以有效运营；日韩则是完全政府化。
“近年来，日本和欧盟也开始提市场化运作，他们的衡量标准只有一个：企业能否做，能否高效运作”。周小华表示，垃圾处理的公共性决定了它的完善也是一个多方兼顾的过程，目前的现实应该是一个混合方式，“完全依靠政府的力量肯定是不够的，政府应该放开眼界，寻求一种1+1>2的机制。”
然而，经济有效并不是衡量这个事情的唯一标准。事实上，在垃圾处理上如何引进市场化的因素，一直是有争议的问题，而争议的焦点，就在于效益和监管之间如何平衡。垃圾处理属于公用事业，监管的责任在政府，市场化程度高了，效率上去了，监管的成本也上去了。
因此，主张由政府或以国企担纲垃圾处理主角的呼声依然强势，这一方观点认为：从这几年BOT模式在北京的推行来看，效果并不理想。作为一种公益性很强的项目，国有企业应该在市政工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落实到垃圾焚烧发电，徐海云认为这是一个技术、智力密集型项目，其中还牵涉到民生问题，完全由政府做有问题，完全市场化也有问题。两者应该结合起来。比如垃圾处理外部性很强，完全市场化对社会责任感不强的企业，政府既要做过程监管，又要做责任监管，监管成本偏高。
“比如，我们可以尝试政府投资，引进大企业进行管理，并不断总结既有工程管理模式的优缺点：以技术、经验、效率为衡量标准，适合市场的，应该市场化。完全政府化，有效率问题。”
徐海云谈到，欧洲经济繁荣时规划了很多垃圾焚烧厂，这几年垃圾量不断下降，回收提高，焚烧量少，负荷不满，如果是企业投资，没有那么多垃圾企业也要支付那么多垃圾焚烧费，这也是不合理的。不妨借鉴欧洲和日本从经济角度推动垃圾市场化的做法。
将垃圾压力转为创新动力
近期是垃圾焚烧的多事之秋。
与征地、拆迁、司法等引起的相比，因垃圾焚烧而起的对社会稳定所构成的威胁更大。其一，涉及的人数更为庞大。由于垃圾焚烧厂多建于居民区周边，涉及到的人群动辄几万甚至数十万，如此大规模的群体反对，对社会稳定的威胁绝非一般事件可以比拟。其=，由于涉及生命健康，往往呼声一起，应者云集。这种群体性恐慌与激愤更容易被放大，牵涉者往往同心同德，一致对外；尤其是在精英聚集的地方，他们拥有丰富的社会资源，也往往会因此调用自己的资源，容易升级和扩大，形成对峙；其三，持续时间很长。
我们知道，欧盟和日本都是在环境保护上十分严厉的国家，那么，既然他们都能接受高比例的垃圾焚烧，为何在环保水平还远低于欧日的中国，刚起步的垃圾焚烧反而遭遇了更多反对呢?
一种观点认为：焚烧是过时的垃圾处理方式，欧目的高焚烧率只是反映了其过去的观念和政策，而现在焚烧方式正在被抛弃，焚烧炉也在大量关闭。徐海云认为这种观点纯属“莫须有”，的确有很多小型焚烧炉被关闭了，但也新建了许多规模更大的新焚烧厂；总炉数的减少其实反映了新建焚烧炉的处理规模更大，因此总的焚烧率并未降低。
另一种观点认为：国外在垃圾处理技术上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最新技术和严格的监管可以确保不给附近居民带来损害。而中国不具备这些条件……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了这样几个问题：政府和公众掌握信息的不对称：比如反对者认为国际上盛行“禁烧风”，而政府和权威专家却是“主烧”的支持者；粗放落后的垃圾处理设施让公众心生恐惧，北京的几大垃圾填埋场依旧恶臭漫天，根据填埋扬的运行情况，居民们实在对焚烧厂能否达到欧盟标准没有信心；监管体系没有建立，政府和民众之间没有一个好的沟通渠道。
因此，我们可以发现，人们的种种担忧和争议，尽管在表面上都指向处理方式、技术和标准，实际上隐含着对管理者一种深深的不信任，对监管能力和实施能力的不信任，和对事前审评、事后检测中信息真实度的怀疑。
可见，垃圾焚烧项目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项目，它对社会配套机制高度敏感。发达国家可以采用垃圾焚烧，是因为它们有成熟的法治监管，舆论监管和民众参与。而中国的各项体制改革还在进行之中，权利的制衡以及公众参与的透明度还存在较多缺陷，对垃圾焚烧的有效监管暂时还没有能力做到。
当然，硬币的另一面，也有着不一样的风景。
怎么办？
为了改变垃圾焚烧发电厂在人们心目中的不良印象，使之能与周围的居民和平共处，丹麦政府决定面向世界公开进行垃圾焚烧发电厂的设计招标，来自世界40多个国家的顶级设计公司参与了这次招标。经过激烈角逐，丹麦的BIG建筑设计事务所击败了所有的竞争对手，一举夺得了设计垃圾焚烧发电厂的项目。BIG建筑设计事务所的总设计师达利亚—帕霍塔说：“建筑设计很容易走入两种方向，一种前卫先锋，往往脱离现实；另一种倾向于形式服从功能，但难免乏味。BIG走的是第三条道路。”达利亚·帕霍塔和他的团队将打造每一座建筑看作是现实的乌托邦试验，他在此次设计方案中称，他们不仅要赋予垃圾焚烧发电厂一层美丽的皮肤，同时还要增加它的使用功能……
究竟是什么样的设计方案呢？原来。达利亚·帕霍塔领导下的设计人员将垃圾焚烧发电厂与滑雪场有机地结合为一体，这样就使原本“臭名昭著”的垃圾焚烧发电厂兼具了发电和滑雪的功能。他们在垃圾焚烧发电厂的顶部建造了三条1500米长的绿道、蓝道和黑钻滑雪道，这三条滑雪道并非由真正的白雪堆积而成，而是由从垃圾巾回收的合成材料构成的。在三条滑雪道包围的中心建造的是一个百米高的炯囱，这个名叫“BIGVORTEX”的烟囱设计得非常独特，它会不断往外“吐烟圈”，炯圈的直径可达30米，在激光的投射下炫目异常。这个烟囱最独特的地方在于——由于烟圈中含有二氧化碳，激光会将一个饼图投射上去，从而显示出垃圾焚烧发电厂排放的二氧化碳配额。达利亚·帕霍塔希望这种方式能作为“一个温和的提醒者”，提高居民的环保意识。
整个“滑雪场”的表面都被垂直的绿色植被覆盖，远观如自然的山体一般。滑雪迷在乘坐电梯到达垃圾焚烧发电厂顶部的过程中，可以看到垃圾焚烧发电厂内部垃圾处理的全过程。
当日8时,数名番禺区会江村的村民赶至市城管委门口。9时30分,陆续赶来的上访居民逾千人。接访中,广州市城管委副主任孙金龙表示:“垃圾焚烧厂铁定要建,不但要建,而且要多建。”如此强硬的表态激怒了等候已久的民众,在高呼“领导下来”无果后,众人转移至百米外的广州市政府门口静坐。请愿队伍与防暴警察无过激行为。
当日15时,在警方干预下,上访民众全部离开市政府门口路面,进入相邻的人民公园。参与群访的一位市民告诉《财经》记者,“我们秩序井然,一点垃圾、纸屑都没有留下。”
位于广州“南大门”的番禺,在由番禺县变更为番禺区后,逐渐发展为广州新兴的大型社区。因与广州大学城仅一江之隔,知识分子大都栖居于此。
据了解,番禺区生活垃圾处理系统十年前即已启动规划,2002年由区人大常委会审批通过,2006年8月初步确定选址――项目单位是“番禺区生活垃圾综合处理场”,选址“番禺区大石会江村与钟村镇谢村”,规划占地365亩。
广州市城管委称,建设垃圾焚烧厂的背景,是番禺面临垃圾围城的困境。面对每日2000多吨的生活垃圾,现有的火烧岗生活垃圾填埋场已经疲于应对,预计将于2012年填满封场。
当地政府认为,由于番禺区土地资源短缺,山体少,已无法找到可以建设大型卫生填埋场的地方,所以只能选择焚烧发电处理方式。因此将大石简易垃圾处理厂升级为垃圾焚烧发电厂,是目前最优之选。而年初番禺区政府工作报告亦指出:“全面提升城市形象和管理水平,争取垃圾焚烧厂上半年动工。”
然而,垃圾焚烧厂新址周边,坐落着祈福新、华南碧桂园、丽江花园等十余个超大型居民社区,常住人口突破30万。在这些社区的内部论坛上,业主们纷纷发帖列举因焚烧垃圾可能导致污染的大量证据,其中最令人担心的是可能产生一级致癌物“二恶英”(Dioxin)。
10月25日下午,番禺数百名业主发起一轮签名反对建设垃圾焚烧厂的抗议活动。11月5日,广东省情调研中心对垃圾焚烧厂八公里内的12个小区展开调研,在回收的1550份有效调查问卷中,97.1%的受访居民反对建垃圾焚烧厂。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原研究员赵章元表示,垃圾焚烧会产生数百种有毒物质,即使最先进的焚烧技术也会产生几十种污染物,其中广为人知的“二恶英”目前尚无技术可以处理。
66岁的赵章元现已退休,但一直是反对垃圾焚烧的标志人物。他表示,国内现有五六十座垃圾焚烧炉,没有一座能够正常运行,原因主要有二:一是焚烧成本过高,焚烧不划算,二是出于成本考虑,焚烧程序往往被简化,“这样比正常运行污染排放更高。”
据介绍,国家“十一五”规划通过财政补贴鼓励垃圾焚烧项目。因规划明年到期,不排除地方政府抢时间套取财政补贴的冲动,此乃广州甚至全国垃圾焚烧厂大量上马的根本原因所在。
据北京市政府统计,到2010年,随着北京10座现有垃圾处理设施到期陆续关闭。届时,北京每天将有1.077万吨垃圾无处堆放,北京市将再次面临垃圾围城的困境。
“上风上水”的垃圾场
六里屯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的西北部,曾是“上风上水”的好地段,经常会被媒体关注,但是其原因并不是因为“上风上水”,而是六里屯垃圾焚烧发电项目4年来的一波三折,以及附近居民遭受的臭气困扰。
住在海淀区的赵勇,现在是北京市海淀区中海枫涟小区业主。城市的扩张很迅猛,2004年,中海枫涟、百旺茉莉园等小区相继落成,加上早前的颐和山庄,一个规模庞大的社区逐渐成形。赵勇决定在这里购房,但却万万没想到自己会和垃圾场为邻。
2005年,赵勇收房,却闻到垃圾场飘来的阵阵臭味。开发商说,他们只管规划红线以内的建设,垃圾场规划问题应该找政府解决。按照垃圾场的选址要求,周边不允许有生活区,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垃圾场周边也规划成新小区了。
让居民担心的还有垃圾填埋场对地下水造成的污染,由于六里屯与北京中心城区距离较远,市政供水管网尚未通达,居民的日常生活用水都依靠各个小区的自备井,而这些自备井抽取的都是地下水。
开发商安抚业主们说:垃圾场使用年限一到,就会在场地上种植花木,建成一个环保的绿地公园。届时,房子不仅不会贬值,还会增值。赵勇无奈地盼望着垃圾场变绿地的那天快点到来。
然而在2005年年底,当他们得知海淀区将在六里屯垃圾填埋场南侧再建一座垃圾焚烧厂的消息时,希望变成了更大的担忧。
中海枫涟小区的居民告诉记者,六里屯垃圾处理厂的问题由来已久。在他们看来,始建于1995年的六里屯垃圾填埋场原本就存在选址不当、管理不善等诸多问题。而周边居民最难忍受的,就是填埋场散发出的恶臭。
中海枫涟小区的居民告诉记者,六里屯垃圾处理厂的问题由来已久。在他们看来,始建于1995年的六里屯垃圾填埋场原本就存在选址不当、管理不善等诸多问题。而周边居民最难忍受的,就是填埋场散发出的恶臭。
“最不臭的地方是厕所,因为没有开窗。”当地居民如此调侃。
2009年7月9日,在六里屯垃圾填埋场附近的一个小区里,海淀区市政管委相关负责人与六里屯周边的200多位居民召开了一次座谈会。这已经是当地政府第4次与六里屯居民代表进行面对面的沟通,但双方见面的气氛似乎并不那么轻松。
赵勇说:“让我们放心接受这个焚烧厂建在六里屯,大家当然不愿意了,我们还要面对更严重的二英的问题。”
被熏晕的业主
与赵勇一样反对垃圾焚烧的,还有北京市高安屯地区的居民赵蕾。赵蕾所在的北京市朝阳区柏林爱乐小区,距离朝阳区高安屯垃圾处理场的直线距离仅有3000米。这里不仅有六里屯居民所熟悉的垃圾填埋场的恶臭,还有北京市已建成的第一个垃圾焚烧项目――高安屯垃圾焚烧发电厂。
2002年,柏林爱乐一期开盘。“北京这种带电梯的板楼很少。看了样板很满意,当时就交了大定,过了多年才知道这附近有垃圾场。”从2005年起,柏林爱乐小区开始被一股奇怪的臭气所困扰。
和大多数邻居一样,赵蕾起初以为臭味来自附近的避孕药生产厂家。“那股味道太臭了,凌晨三、四点钟醒来,还以为是丈夫或者猫放屁了。家里所有东西都附上了这种味道,我的四肢也起了很多疹子,用手一刮会起白色小米样的东西。”
后来大家才知道臭味来自3公里外的高安屯垃圾填埋厂,除了垃圾填埋,这里还有垃圾焚烧厂。医疗焚烧从2005年就开始了,而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则从2008年9月26日试点火。赵蕾买房的时候还没有焚烧厂,但已经有此规划。
2005年医疗垃圾焚烧厂建起来,再加上填埋场堆积过多的垃圾,腐臭味越来越厉害,赵蕾深受其害。“臭味很规律,开始是每月一两次;到了2006年,基本是一星期两次;2007年就变成一天一次;现在一天无数次。夏天的时候臭味最为严重,眼睛都睁不开。严重的时候,一开窗户就想吐。”
赵蕾记忆最深刻的经历是在2008年8月21日。看完奥运会闭幕式后,赵蕾正在上网,臭气突然冲进屋子,她感觉一下子上不来气了。被送到民航医院后,赵蕾被诊断为哮喘发作,胸大片充血,原因是“呼入了污染气体,感染了肺部”。
赵蕾曾想过到垃圾焚烧厂内部看个究竟,但却不被允许进入。“进不去,我们不知情,越是不知道的东西,越是对它有一种恐惧、不安,我们一直没有看到所有的关于二英的监测报告,包括重金属监测报告,没有人给我们出具,所以大家感到很不安。”赵蕾说。
烧与不烧的论战
据统计,中国每年产生垃圾近1.6亿吨,城市人均垃圾年产量达440公斤,且以每年超过10%的速度增长,其中能够进行无害化处理的占66%,近1/3垃圾只能进行简单填埋,全国600座城市已堆放或填埋各类垃圾80亿吨,垃圾堆存累计侵占土地5亿平方米,有2/3城市被垃圾群包围,且有1/4的城市已没有合适场所堆放垃圾。
在上个世纪50年代,北京每年产生生活垃圾只有200多万吨,至1997年,北京市每天产生的垃圾已上升到1.5万吨,而今日产1.84万吨垃圾的数字还可能再攀升。在北京这样一个人口达1800万的特大型城市里的每个角落,垃圾的增加已是常态。
上个世纪80到90年代,北京曾经出现过“垃圾围城”事件。当时,北京曾在航空遥感观测中发现,在当时规划区75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大于16平方米的固体废弃物堆共有4699堆,占地9300亩,平均每平方公里有6堆多。当年这些围城的垃圾,绝大多数被就地填埋。
目前北京的16座垃圾填埋场,离填满封场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北京市政管委高级工程师王维平表示:“就是在未来的4年都要填满,那么填满了就面临着4年以后垃圾无处可去的严峻形势。”
处理能力的严重不足,让城市的管理者不得不为垃圾寻找新的出路,而垃圾焚烧成为他们的首选。
在《北京市关于全面推进生活垃圾处理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加快建设生活垃圾焚烧厂”,到2012年全市垃圾焚烧比例达20%,2015年达到40%。未来5年,北京市将投资100亿元,新建改建垃圾处理设施40余座,其中阿苏卫焚烧厂、北天堂焚烧厂、梁家务焚烧厂、南宫焚烧厂均在计划建设之列。
北京再次被拉圾围城
六里屯垃圾焚烧项目发生的争议,只是国内垃圾处理困境的一个缩影。全世界垃圾年均增长速度为8.42%,而中国垃圾增长率达到10%以上;全世界每年产生4.9亿吨垃圾,而中国就占到了其中的近1.6亿吨。面对如此庞大的垃圾山,烧还是不烧,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垃圾焚烧厂的建设规划引来了一些专家学者和周边居民的坚决反对,作为代表人物的中国环科院的环境学专家赵章元说:“我为什么要反对做焚烧呢?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二英这个污染物它是难降解污染物,即使你排放量很微弱,但是微量的排放对人身体还是有害。”
2007年2月,北京市海淀区六里屯的居民代表向国家环保总局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要求停建六里屯垃圾焚烧发电厂。
与此同时,全国各地兴建垃圾焚烧项目的热潮也在逐渐升温。截止到目前,北京、上海、天津、重庆4个直辖市均已建成垃圾焚烧厂。江苏省已建成和在建垃圾焚烧项目15个,浙江省共建成和在建近30个,广东省近20个。此外,辽宁、山东、福建、海南等15个省区均已建成或拟建设垃圾焚烧厂。全国的垃圾焚烧炉,很可能像雨后春笋一样大量出现。
对垃圾焚烧过程中可能产生二英等有害物质的担心,是赵章元反对垃圾焚烧的最主要原因。“二英是国际公认的一级污染物,它最大的问题就是难降解,它的半衰期是14到273年,平均下来是几百年。它在我们人体里要累积下来,迟早会引起人身体致癌的。”
而在有着“主烧派”代表人物之称的王维平看来,赵章元的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
王维平告诉记者,现在北京新建的垃圾焚烧项目,采用了日本的先进技术,二英的排放则参照欧盟制订的0.1纳克的排放标准,绝对不会造成人体的伤害。“它通过控制炉温,通过半干法净化、烟气净化等专业技术完全可以克服二英。”
但根据一些公开的数据和报道,作为垃圾焚烧第一大国的日本,尽管采取了严格的标准,但仍然是二英排放第一大国,空气里二英的含量是其他工业国家的10倍。
除了对二英问题的担心,垃圾焚烧“反对派”的另一个理由,就是它天价的设备投入和高昂的运行成本。赵章元说:“非常昂贵,一台垃圾焚烧炉动辄就是几亿元,大型的都是十几个亿,很贵。”
从垃圾处理到垃圾管理
城市垃圾是伴随着城市化、工业化产生的一种文明病。事实证明,仅仅靠某几项技术并不能让垃圾山从我们眼前消失,弄不好,还会带来巨大的风险。只有引导人们改变不合理的消费方式、生活方式,减少垃圾的产生,提高垃圾的循环利用率,才能避免垃圾围城的现象愈演愈烈。
德国、瑞士、日本等国家在垃圾焚烧导致污染后更多地采取了垃圾分类和回收,垃圾量大幅度减少,有的甚至减少一半以上。在这一点上,部分地区已经在垃圾中转站增加分拣设施,但是仅有这些恐怕是不够的,我们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城镇化比率的不断攀升，世界垃圾的产生量也越来越多。尤其我国，有668个大中城市，并处于经济的转型期，资源、能耗大，加之人口基数多，垃圾的排放量更是惊人，每年约产生10亿吨垃圾，并以8%/年的速度增长。因此，垃圾的处理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
一、 目前我国垃圾的处理方式
我国垃圾的处理方式主要有一下三种：一是填埋处理，大概占到垃圾总量的50%；二是焚烧处理，约占到垃圾总量的12%；三是堆肥处理，大约占到垃圾总量的10%；余下的垃圾是未经过任何处理的。目前，我国的垃圾处理方式主要是以传统的填埋方式为主，对环境尤其是土壤造成严重的破坏。垃圾并不是百害而无一利，因为垃圾是一种可再生的资源，如果加以循环利用，则可达到变废为宝的效果。我国在2011年“关于进一步加强城镇生活垃圾的处理意见”中明确指出：在人高密度高，土地资料稀缺的城市，可以优先选择焚烧处理方法；2012年5月，国务院出台了“‘十二五’”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
提出要加大城市垃圾的无公害处理比重。利用垃圾焚烧发电，既可以处理掉大量的城市垃圾问题，又可以解决我国的能源问题。
二、 垃圾焚烧发电的动因
垃圾发电行业属于环保产业、新能源产业和市政基础设施的综合体，属于国家鼓励发展的新兴产业。国务院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城镇生活垃圾的处理意见”和“‘十二五’”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都明确鼓励垃圾发电等环保产业的发展，并在税收及补贴上给予相关的支持。尤其，2012年4月的“关于完善垃圾焚烧发电价格政策的通知”，明确规定，垃圾焚烧发电执行全国统一垃圾发电标杆电价每千瓦时 0.65 元。
我国从1979年开始征收排污费，并在2003年出台了《排污费征收管理条例》，对固体废弃物、水、噪声、气和放射物等五类113项征收排污费。并且，学术界一直在讨论征收环境税与资源税。我国的这种对于环保、循环产业的支持和补贴，对于高污染、高能耗企业的收费及准入限制，在一定程度上也催生了垃圾焚烧发电产业的发展。
三、 垃圾焚烧发电的建设融资模式对比
1.政府投资模式：
（1）优势：项目前期筹措、建设等有政府强制力作为保证。
（2）劣势：项目资金不足，财政压力大；由于缺乏专业的技术和人员，导致建设周期长，运营成本高，效率低下。
2.BOT模式：
（1）优势：引入外来资金，有利于缓解政府财政压力；投资与建设引入专业的公司和人员，有利于缩短建设周期，降低成本，提高运行效率；引入外来投资者后，政府与企业各持其能，可以加强监管，提高服务质量。
（2）劣势：垃圾焚烧发电是公益性、环保性项目，在项目移交之前由企业经营、管理，企业是以盈利为目的的，难以保证项目的公益性；双方之间的沟通、协调博弈等也会存在一定的成本。
3.TOT模式：
（1）优势：政府建设好引入企业运营，提高了运营期的效率；这种模式，企业运营，政府监管，可以强化对企业的监管；
（2）劣势：政府前期建设资金压力大，建设周期长，成本高，缺乏专业技术及人员团队；企业经营期满移交中，可能会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
4.PPP模式：
（1）优势：政府与社会资金相结合，缓解了财政资金压力；引入专业的技术及人员，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缩短了建设周期，提高了运作效率；政府与企业同事参与，相关监管，运作效率最高；费用较低；服务质量最高。
（2）劣势：双方存在着一定的监管及博弈成本。
四、 垃圾焚烧发电产业困境及对策建议
（一） 垃圾焚烧发电产业困境
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特点是一次性投资大，然而各地方能够争取到国家财政补助的机会和数额有限，加之目前的生活垃圾收费制度尚未完善，导致各地方政府垃圾处理设施投资的资金缺口明显，引入社会资金使垃圾焚烧发电建设市场化成了当务之急。目前在我国，治污、环保投资仍以政府为主导，70%的资金来源于政府，而在欧盟等国家60%以上的环保投资来源于企业与个人，例如美国，治污、环保投入主要来源于政府投入与市场融资，发行市政券较为常见，在美国85%的治污资金来源于市场债券融资。
（二） 垃圾焚烧发电产业对策建议
1. 选择合适的建设、融资模式
通过文章的第三部分，垃圾焚烧发电建设与融资的对比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采用BOT模式及PPP模式是比较不错的选择。目前国内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基本上都是采用上述两种模式。通过引入外来投资专业团队，有较为丰富的项目操作经验，结合了投资商的专业性资金优势及政府方社会责任和协调能力，提高了双方的积极性，效率高，周期短；可不走弯路，有利于诸多工作并行实施，同时，全部引入外来社会资金或大部份资金，有利于解决建设资金的缺口问题，减轻政府财政压力；更有利于项目的快速推进。
2. 完善垃圾收费制度与相关税费制度
要想解决我国庞大的垃圾排放问题，必须从源头上入手，控制垃圾的排放量；实行垃圾分类，把各种垃圾加以分类，循环利用。我国虽然从1979年开始征收排污费，但是由于收费制度不如税收制度规范、健全，而且收费名目繁多，导致企业的税费负担沉重，要想解决我国垃圾焚烧发电的资金问题，减少企业与个人的垃圾排量，必须建立规范的税费制度，尤其要把现有的收费制度上升到税收制度，加以规范，纳入税收法律的范围内。（作者单位：马鞍山市城市发展投资集团）
参考文献：
[1]光大证券《环保行业2012年前瞻》[Z]，2013-1-20.
欧盟垃圾处理政策已发展近三十年，并通过一系列的环保行动规划出立法框架，旨在减少垃圾对健康和环境的影响，并创建一个节能减排的经济体系。欧盟环保行动方案明确了垃圾的预防和管理，其首要目标是确保垃圾不会随经济增长而增多。这些措施已取得成效，在上世纪90年代，德国与荷兰的垃圾产生量呈逐年下降趋势。
欧盟的目标是通过新的垃圾预防措施大量减少垃圾的产生，从而更好地使用资源，鼓励向可持续性消耗的模式转变。垃圾管理方法基于以下三个原则：
（一）垃圾预防
在任何垃圾管理战略中，这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把减少垃圾产生量放在首要位置，并通过减少产品中的危险物质来减少垃圾的危害性，这样垃圾的处理将会变得更简单。垃圾预防与改善产品的生产方式和影响消费者购买需求（如简易包装或无包装的绿色产品）紧密相连。
（二）循环和再利用
如果垃圾的产生不可避免，那么应该尽可能地回收大量的材料，这样既可以保护环境又可以循环再利用。欧盟已经明确重点关注几种具体的“垃圾物”，包括包装废弃物、报废的车辆、电池、电器和电子垃圾，目的是降低其对整体环境的影响。欧盟要求各成员国制定关于这些垃圾回收、再利用和处置的法律。一些欧盟国家已经制定了相关措施，使回收的包装垃圾量达到包装垃圾总量的50%以上。
（三）改善最终处理方法和监控措施
如果有不能被回收或再利用的垃圾，应该将其安全地焚烧，垃圾填埋只作为最后的处理方法。这两种方法都需要密切监控，因为两者都具有造成严重环境破坏的潜在危险。欧盟近期批准了一项指令，规定了严格的垃圾填埋场管理指导方针。它禁止某些类型的垃圾如废旧轮胎进入填埋场，并设定目标，减少可生物降解垃圾的数量。而另一项指令规定了强制性限制焚化炉的排放级别。欧盟还希望减少二f英和酸性气体的排放，如氮氧化物（NOx）、二氧化硫（SO2）和氢氯化物（HCL），它们对人体健康是有害的。
由此可见，欧盟首先通过对垃圾产生量的控制和循环利用来减少最终必须要处理的垃圾量，因为减量是解决垃圾问题的根本方法。
二、欧美垃圾分类收集方法实例参考
垃圾分类是垃圾收集和再利用中最重要的环节。世界各发达国家都为垃圾分类提供了各种便利的条件及大量垃圾分类的基础设施，并通过各种规定和措施来促进垃圾分类回收工作的展开。
（一）美国的包装处理
美国在垃圾收集过程中对包装容器的处置有严格的界定及处罚制度。政府规定，当地居民有义务参加垃圾分类和循环再造。在企业延伸责任制下，生产商支付产品包装的处理费用。
近几十年来，美国垃圾减量方法之一就是最小化包装：企业生产更环保、更节俭的包装，消费者协助政府回收废弃的包装。目前，美国有几个州在试运行包装垃圾抵押金制度，居民交付废弃包装时再返还抵押金。
（二）德国的精细分类
德国设有独立的垃圾收集系统。在每个住宅附近都设多个专用垃圾桶（按颜色分类），而且为方便工作人员收集，垃圾桶距行车道不能超过15米。不同颜色垃圾桶收集不同种类垃圾。在德国每个超市都可以回收旧电池，大型家电则需要与专门机构预约处理。
（三）瑞典对化学品的收集
在瑞典，有特殊规定的危险废弃物应丢弃在指定地点的特殊生态站中。生态站是为收集电池、化学品、油漆残余、气雾罐、旧机油、溶剂和荧光灯等有害化学品而专门设置的。
从欧美国家对垃圾收集处理的相关规定中可以看出，各国对可回收废弃物和特殊废弃物的收集处理相对比较细致，体系也比较完善，且都在垃圾源头进行分类和预处理，以大大提高垃圾的再利用效率，把对环境的污染降至最低。
三、欧美城市主要的垃圾处理方法
（一）垃圾填埋和焚烧简述
除了3R原则（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目前城市垃圾的主要处理方式是填埋和焚烧。
填埋：垃圾填埋后，有机垃圾在自然分解过程中产生气体，主要是甲烷和二氧化碳，这两种气体是引起全球变暖的主要因素。
焚烧：有机垃圾和其他物质焚烧后，转化为底灰、烟气、粉尘微粒及用于产生电力和热能的蒸汽，可以有效减少垃圾量。
在北美，填埋和焚烧基本持平，而欧洲以焚烧为主，其中丹麦和瑞典在利用焚烧能源方面走在世界前沿。2005年，丹麦4.8%的电力和13.5%的热能都来自焚烧。总体而言，欧洲国家在城市垃圾处理中对焚烧的依赖较强。
（二）北美、欧洲垃圾填埋和焚烧现状
1.美国的垃圾焚烧
1975年10月，美国第一家商业化垃圾焚烧厂建成于马萨诸塞州，并成功运营至今。1990年，美国有186个垃圾焚烧设施，后来慢慢减少至不到90个在运行，主要原因是由于焚烧技术无法满足对环境保护的要求，同时填埋的方式成本更低。但是现在，处理技术的进步使得焚烧这种方式的优势逐渐显现，政府也制定了相关法律法规和优惠政策来鼓励这种处理方式。相信在不久的将来，焚烧会逐渐代替填埋成为美国处理城市垃圾的主要方式。
2.欧洲的垃圾焚烧
2001年之前，垃圾管理未引起各国政府重视。随着垃圾量不断增加，许多国家逐渐意识到应该制定相应的政策解决垃圾问题，从而促进了欧洲垃圾管理法规取得新的进展，垃圾开始被看作是一种资源而逐渐得到利用。由于欧洲许多国家禁止危险垃圾填埋处理，加上私人经营的垃圾焚烧炉可以享受税收抵免，过去十年间，欧洲有很多垃圾焚烧设施建成并运营。
较一般意义的焚烧和填埋而言，焚烧发电显示出独特优势，受到了北欧许多国家的青睐，他们通常将垃圾处理与废热发电结合起来。此外，由于没有足够的场地用于填埋垃圾，一些国家也倾向于焚烧处理。
3.加拿大的垃圾填埋与焚烧
为减少对环境的损害，加拿大安大略省2008年针对垃圾填埋制定并颁布了一系列新标准，涉及内容包括水文地质和地表水、设计报告、保护地下水的选址设计、现场管理与监督、填埋场关闭及关闭后的管理，以及填埋场管理人员对应事故和其他问题的财政保障等。
加拿大政府没有强制执行焚烧排放规定，而是制定了指导方针。这些方针由加拿大环境部根据2006年《加拿大清洁空气法案》制定，涉及内容包括焚烧产生的二f英、呋喃和其他有害物质。但议会没有强制各省执行，各省政府可自行决定如何将政府的指导方针融入地方法规中以进一步实施。
（三）垃圾焚烧的事实
许多环境学家认为垃圾焚烧会产生大量的二f英类物质，会对人类健康产生威胁，而如今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早期的垃圾焚烧设施气体清洁技术不达标，排放了大量的二f英，而目前新的焚烧技术产生的二f英气体很少，其排放物主要是二氧化碳。
所以反对焚烧处理的人在没有充分了解当前清洁排放技术的情况下所做的定性言论未免有些偏颇。一些环保组织认为焚烧是产生二f英和呋喃的罪魁祸首，即便是最新的焚烧设施也会产生污染，这些说法都没有量化根据。
在北美，填埋方式因由来已久而普遍采用，焚烧方式虽然广受争议，但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具有废转能的优点，现在也逐渐成为主流的垃圾处理方式。其实两种方法都会对环境产生危害，只是哪种危害小的问题。
四、北京城市垃圾处理现状
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北京市的垃圾基本是采用简易堆放的方式进行处理。从1991年开始建成大屯转运站和阿苏卫填埋场，北京市的垃圾处理才进入无害化阶段。
在此后的十几年时间里，大批的垃圾填埋场陆续建成，填埋也成了北京处理城市垃圾的主要方式，填埋量占垃圾总量的90%以上。但是，在这些填埋场之中大部分都是非正规的，截止到2006年，北京市共有非正规垃圾填埋场1011处，垃圾囤积量达8000万吨以上，不仅浪费了大量的土地资源，污染了地下水及周边环境，还严重影响空气质量和人体健康，已经成为政府和市民共同关注的问题。
垃圾填埋处理已经渐渐不能适应北京这种飞速发展的特大城市的要求。2009年，北京每天产生生活垃圾已经达到1.84万吨。令人担忧的是，生活垃圾的数量仍在不断增长。为了填埋这些垃圾，每年要消耗掉约500亩土地。不仅如此，就垃圾处理能力而言，北京的垃圾填埋场也在超负荷运转，这会加大填埋场污染控制的难度。如果不采用其他更加高效的垃圾处理方式，按照每年8%的生活垃圾产量增长速度，几年之后全市现有垃圾填埋场将全部填满。
2009年，北京市市人大代表在十三届二次会议和市政协委员在政协十一届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提出要加快垃圾焚烧厂的建设，进一步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建设宜居城市，学习借鉴国内外经验，制定垃圾处理工作方案。从2013年开始，北京市计划三年内建成各类垃圾处理厂37座，其中大部分为垃圾焚烧厂。
但是，建造垃圾焚烧厂在我国还处于起步阶段，还不被广大市民所接受。他们认为焚烧所产生的有害气体会严重影响环境和身体健康。杭州市余杭区就曾因垃圾焚烧厂选址问题发生过居民抗议事件。所以，政府相关部门应大力宣传和普及相关知识，使大家从了解到认可，再到支持。
实际上近年来，随着焚烧处理技术的进步，国外对生活垃圾焚烧厂实施了大规模的结构调整，通过更高的环保标准来改造旧的焚烧厂，关小厂、建大厂，向规模化、大型化发展。在技术的改进和知识不断的更新过程中，一些发达国家对二f英产生来源有了科学认识；并且随着垃圾焚烧技术的进步，尤其是高温焚烧技术和更先进的烟气净化技术，在垃圾焚烧过程中已能充分控制二f英等有害物质的产生。
科学专家经过检测发现，城市生活垃圾的焚烧并非是产生二f英的主要原因。有数据显示，大气环境中的二f英90%来源于一些污染较重的工业，如炼钢、火力发电等工业锅炉燃烧、纸浆漂白过程以及医疗垃圾的低温焚烧等。垃圾焚烧还有利于减少碳排放，斯德哥尔摩耶夫勒大学和皇家理工学院的专家研究发现，垃圾焚烧所产生的温室气体和有害气体比堆砌和填埋同样数量垃圾的产生量要少，因此垃圾焚烧对环境更加有利。如有计划、有针对性地焚烧垃圾，不但可以减少对环境的破坏，还可以产生热能和电力。
针对北京的情况，垃圾焚烧逐渐取代填埋成为北京市处理垃圾的主要方式，这样不但节省了宝贵的土地资源，还可以通过先进的技术来减少环境污染，也能实现垃圾二次利用和转化成能源，可谓一举多得。
五、对北京的启示
通过对国外垃圾处理政策与经验的分析发现：城市垃圾处理是一套体系，每个环节都很重要。
首先要从源头控制垃圾产生量。目前，我们的关注点基本集中在垃圾产生后所导致的各种问题上，而忽略了怎样减少垃圾产生这一源头问题，导致在垃圾产生预防上还有许多空白，例如规范生产型企业的正规化，合并同类型企业，鼓励企业使用更简易的包装等。
其次再通过回收和再利用进一步减少垃圾量。例如杭州目前正在试点垃圾分类回收兑换机，居民把诸如塑料瓶、旧电池和玻璃等废弃物投放到机器的指定投放口，到达一定数量后机器会反馈给居民电影票。这样可以通过经济手段来让大家体会到自觉分类带来的好处。
最后结合北京的实际情况选择最合适的垃圾处理方法。政府相关部门要注重法律法规的制定工作，完善这一领域的管理组织体系，避免诸如垃圾分类出现先分后混的乱象。加强相关设施的建设，学习先进的经验和技术。加大相关的知识文化宣传，使大众正确认识这一领域问题的重要性，把垃圾分类回收纳入到基础素质教育，让垃圾处理这个问题可持续发展下去。
参考文献：
[1]张红，李纯.国际科技动态跟踪――城市垃圾处理[R].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
[2]杨艳梅.国外城市垃圾处理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J].环境保护与循环经济，2014（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