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探讨国际经济秩序的目的是通过一个合理、公正的国际贸易秩序，使世界各国都能在平等的基础上对话、交流，缩小各国的经济差距，实现共同繁荣。但在当前的国际经济秩序背景下，这一目标并没有真正实现。国际贸易是影响国际经济秩序发展变化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我们有必要从国际贸易的视角来审视当今国际经济秩序及其未来的发展。贸易条件是国际贸易的基本问题之一，也是影响各国贸易利益及世界贸易利益分配的重要因素。从贸易条件视角看国际经济秩序有利于更深刻地认识和分析现今的国际经济秩序。
“贸易条件的概念可理解为一揽子商品和另一揽子商品之间的价值交换比率。”多年来，贸易条件的概念已发生很大变化，其最常用和最基本的含义包括价格贸易条件、收入贸易条件和要素贸易条件。价格贸易条件是贸易条件的最基本概念，是指出口平均价格指数与进口平均价格指数的比值；收入贸易条件等于价格贸易条件乘以出口数量指数；要素贸易条件可分为单要素贸易条件和双要素贸易条件，单要素贸易条件等于价格贸易条件乘以本国出口部门的生产率指数，双要素贸易条件等于价格贸易条件乘以本国出口部门生产率指数和本国进口产品在贸易对象国的生产率指数的比值。贸易条件的基本经济含义在于衡量一国在出口基础上的进口能力。价格贸易条件衡量的是平均每单位出口商品所能取得的进口能力，收入贸易条件衡量的是总出口意义上的进口能力，而要素贸易条件衡量的是一国的长期进口能力。贸易条件作为国际贸易的一个重要指数，影响一国的短期和长期利益，进而影响一国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国际经济秩序的最重要特征则在于不同类型的国家在国际经济秩序的位置如何变动。因此，贸易条件通过贸易利益和经济增长影响着一国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的位置。
二、贸易条件对国际经济秩序的影响
(一)贸易条件深刻地反映了不同国家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的对抗性
贸易条件不仅反映了一国的进口能力，更反映了不同国家在贸易利益分割上的份额问题。无论是从传统的比较优势原理出发，还是从现代国际贸易理论出发，在国际贸易中，贸易各国总是能获得贸易利益，但从贸易中所获得的利益份额却不一定相等。在两国开展贸易的条件下，一国的出口正好等于另一国的进口，一国出口价格指数的提高意味着另一国进口价格指数的提高，在该国进口价格和另一国出口价格不变的条件下，该国价格贸易条件的改善意味着另一国价格贸易条件的恶化。一个国家价格贸易条件的改善使其在贸易利益分割中所占的份额不断增大，另一国所占的份额必然减少。要素贸易条件同样能反映出不同国家之间的利益对抗性。
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间的贸易利益分配也验证了以上规律。以价格贸易条件为例，多数经济学家的研究结论表明，发展中国家的价格贸易条件从长期看是不断恶化的，发达国家的价格贸易条件是不断改善的。《国际贸易统计年鉴》公布的数据表明，发展中国家相对于发达国家，其价格贸易条件处于总体恶化的趋势。《世界统计年鉴》最新的数据也进一步证明了这种趋势的延续(见表1)。这说明，两大集团在贸易条件和贸易利益上的对抗性非常突出。
实际上，不仅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这种对抗性，任意的两个贸易国之间都存在这种贸易利益的对抗性。因为在总体贸易利益既定的条件下，无论多少国家参与国际贸易，一国的贸易利益份额增加，必然意味着其他国家贸易利益份额的减少。当总体贸易利益变动时，这种份额分割问题仍在。徐建斌和尹翔硕的理论模型也证明了发展中国家出口导向贸易战略存在着“合成谬误”效应，即当个别发展中国家利用传统比较优势发挥专业分工优势时，可获得较多的贸易利益，但当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参与其中时，各发展中国家所获得的贸易利益就越来越少，进而使其出口导向贸易战略的作用受到限制。 转贴于
(二)贸易条件影响一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
当世界贸易的规模有限时，贸易条件对一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明显。因为此时的贸易条件变动所引起的贸易利益变动反映到GDP中只是很小的份额：但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分工的进展，各国的贸易额都在迅速增加，对国际贸易的依赖也越来越重，贸易条件变动引起的贸易利益变动在GDP中的比重也随之增加，贸易条件开始成为影响各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也必然影响着一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位置。
由表2和表3可清楚地看到，由于贸易条件变动而引发的贸易利益变动占GDP的比例已相当高，特别是巴基斯坦、菲律宾和泰国三国，2005年由于贸易条件恶化(相比于2000年)，损失的贸易利益分别达到38.5％、55.7％和60.7％。由于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的长期恶化，发展中国家贸易利益损失越来越大，这一方面影响着发展中国家短期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还意味着发展中国家从国际总贸易利益中获取的份额越来越少，从而影响着其长期的经济利益。
一、引言
探讨国际经济秩序的目的是通过一个合理、公正的国际贸易秩序，使世界各国都能在平等的基础上对话、交流，缩小各国的经济差距，实现共同繁荣。但在当前的国际经济秩序背景下，这一目标并没有真正实现。国际贸易是影响国际经济秩序发展变化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我们有必要从国际贸易的视角来审视当今国际经济秩序及其未来的发展。贸易条件是国际贸易的基本问题之一，也是影响各国贸易利益及世界贸易利益分配的重要因素。从贸易条件视角看国际经济秩序有利于更深刻地认识和分析现今的国际经济秩序。
“贸易条件的概念可理解为一揽子商品和另一揽子商品之间的价值交换比率。”多年来，贸易条件的概念已发生很大变化，其最常用和最基本的含义包括价格贸易条件、收入贸易条件和要素贸易条件。价格贸易条件是贸易条件的最基本概念，是指出口平均价格指数与进口平均价格指数的比值；收入贸易条件等于价格贸易条件乘以出口数量指数；要素贸易条件可分为单要素贸易条件和双要素贸易条件，单要素贸易条件等于价格贸易条件乘以本国出口部门的生产率指数，双要素贸易条件等于价格贸易条件乘以本国出口部门生产率指数和本国进口产品在贸易对象国的生产率指数的比值。贸易条件的基本经济含义在于衡量一国在出口基础上的进口能力。价格贸易条件衡量的是平均每单位出口商品所能取得的进口能力，收入贸易条件衡量的是总出口意义上的进口能力，而要素贸易条件衡量的是一国的长期进口能力。贸易条件作为国际贸易的一个重要指数，影响一国的短期和长期利益，进而影响一国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国际经济秩序的最重要特征则在于不同类型的国家在国际经济秩序的位置如何变动。因此，贸易条件通过贸易利益和经济增长影响着一国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的位置。
二、贸易条件对国际经济秩序的影响
(一)贸易条件深刻地反映了不同国家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的对抗性
贸易条件不仅反映了一国的进口能力，更反映了不同国家在贸易利益分割上的份额问题。无论是从传统的比较优势原理出发，还是从现代国际贸易理论出发，在国际贸易中，贸易各国总是能获得贸易利益，但从贸易中所获得的利益份额却不一定相等。在两国开展贸易的条件下，一国的出口正好等于另一国的进口，一国出口价格指数的提高意味着另一国进口价格指数的提高，在该国进口价格和另一国出口价格不变的条件下，该国价格贸易条件的改善意味着另一国价格贸易条件的恶化。一个国家价格贸易条件的改善使其在贸易利益分割中所占的份额不断增大，另一国所占的份额必然减少。要素贸易条件同样能反映出不同国家之间的利益对抗性。
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间的贸易利益分配也验证了以上规律。以价格贸易条件为例，多数经济学家的研究结论表明，发展中国家的价格贸易条件从长期看是不断恶化的，发达国家的价格贸易条件是不断改善的。《国际贸易统计年鉴》公布的数据表明，发展中国家相对于发达国家，其价格贸易条件处于总体恶化的趋势。《世界统计年鉴》最新的数据也进一步证明了这种趋势的延续(见表1)。这说明，两大集团在贸易条件和贸易利益上的对抗性非常突出。
实际上，不仅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这种对抗性，任意的两个贸易国之间都存在这种贸易利益的对抗性。因为在总体贸易利益既定的条件下，无论多少国家参与国际贸易，一国的贸易利益份额增加，必然意味着其他国家贸易利益份额的减少。当总体贸易利益变动时，这种份额分割问题仍在。徐建斌和尹翔硕的理论模型也证明了发展中国家出口导向贸易战略存在着“合成谬误”效应，即当个别发展中国家利用传统比较优势发挥专业分工优势时，可获得较多的贸易利益，但当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参与其中时，各发展中国家所获得的贸易利益就越来越少，进而使其出口导向贸易战略的作用受到限制。
(二)贸易条件影响一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
当世界贸易的规模有限时，贸易条件对一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明显。因为此时的贸易条件变动所引起的贸易利益变动反映到gdp中只是很小的份额：但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分工的进展，各国的贸易额都在迅速增加，对国际贸易的依赖也越来越重，贸易条件变动引起的贸易利益变动在gdp中的比重也随之增加，贸易条件开始成为影响各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也必然影响着一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位置。
由表2和表3可清楚地看到，由于贸易条件变动而引发的贸易利益变动占gdp的比例已相当高，特别是巴基斯坦、菲律宾和泰国三国，2005年由于贸易条件恶化(相比于2000年)，损失的贸易利益分别达到38.5％、55.7％和60.7％。由于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的长期恶化，发展中国家贸易利益损失越来越大，这一方面影响着发展中国家短期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还意味着发展中国家从国际总贸易利益中获取的份额越来越少，从而影响着其长期的经济利益。
首先,一定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经济形态决定着政党价值观的性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唯物史观的一条基本原理。作为社会的上层建筑,政党价值观的形成和确立需要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人类社会的发展史表明,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活动和社会经济状况是不断向前发展的。政党及其价值观是社会物质生产和经济状况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从人类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来看,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物质生产水平和经济状况不可能产生现代意义上的政党,也就更不可能出现政党价值观。政党及其价值观是近现代社会的产物。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只有在政治权力能够成为一种可以用来实现某种利益的力量,商品经济生产的自由平等原则渗透到了政治领域时,政党现象才有可能产生。[1]当人类历史发展到近代社会,社会物质生产水平和经济状况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平,政党和政党价值观才得以产生。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党及其价值观的产生与经济发展的阶段和水平密切相关,社会物质生产和经济条件的发展为政党价值观的形成提供了根本性前提和基础。作为特定阶级或政治集团意识理论化、系统化的政党价值观,自然反映并受制于特定社会物质生产、社会经济形态和政治状况。“在不同的占有形式上,在社会生存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它的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2](P?611)举例来说,诞生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土壤之上,凭着一股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的进取精神,为维护资产阶级利益而奋斗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政党,这些它们产生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和经济状态就决定了其价值观必然体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需要,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
社会化大生产大大普及、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成熟阶段不仅决定了无产阶级的产生成为历史的必然,同时也决定了它们的价值观必然体现无产阶级性质和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这就表明,政党价值观不是孤立存在的,总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基础之上形成的。从现实情况来看,不同国家和地区具有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从而产生了不同性质的政党和政党价值观。在美国,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模式孕育了共和党和民主党两大资产阶级政党,它们的价值观也都包含着“民主”、“自由”等资产阶级性质和元素;在德国,资本主义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了环境污染等问题,同时也唤起了民众的环保意识,于是德国绿党应运而生,其价值观也相应地是重视环保的生态主义。这些例子,说的是社会经济条件对政党价值观的决定性作用。在政党价值观中,必然包含着政党在经济方面的主张。对于任何政党和政党价值观而言,其经济主张都是在特定的经济条件基础上提出来的,都是以社会的物质生产水平和经济发展状况为根据。比如,在瑞典长期执政的社会民主党一贯主张“民主社会主义”和“在自由平等的基础上建立人民之间的伙伴关系”,并全面推行和强化社会改良与社会福利措施,这实际上是依据瑞典的经济条件尤其是经济模式而提出的。只有如此,才能使政党价值观符合经济发展状况和要求,符合民众的经济利益和需要,政党才能更好地生存与发展。相反,如果政党的经济主张和价值观脱离了社会经济条件,政党就不能代表社会经济的发展要求而最终走向失败。这是社会经济条件对政党价值观具有决定性影响的重要表现。
其次,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决定着政党价值观的变化与更新。任何社会的经济条件都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社会经济条件变化的影响因素很多,比如劳动者的素质、生产工具的应用、经济政策的实施以及外来经济因素的影响等。随着人类认识能力的提高和社会实践的发展,人类社会的总体经济形势是不断向前发展的,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生产关系不断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和要求。特别是近年来,随着科技革命的进行尤其是先进生产技术的广泛应用,世界上各个国家、各个地区的社会经济条件和经济发展状况处于急速的发展变化之中。实践证明,社会经济条件的发展变化会引起政党价值观的变化与更新。如前所述,政党的价值观具有社会历史性。这就决定了,政党价值观不仅是在一定的历史经济条件下产生,而且会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地变化与更新。在不同时代、不同社会发展阶段和不同历史时期,社会经济条件都有特定的表现和反映,处于特定时代(阶段或时期)的政党都会面临着特定的任务和使命。相应地,政党价值观必然与这些特定时代的特定任务和使命联系在一起。形势和任务变了,政党价值观也会随之变化。只有不断调整、更新政党价值观,政党及其价值观才能不断适应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和要求,从而稳固自己的经济基础。从政党实践来看,因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而引起政党价值观变化的现象屡见不鲜。特别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突飞猛进,商品、技术、信息,尤其是资本在全球市场自由流动,世界各国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现了不少新情况新问题,如商品、资本流动加快,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度增强,局部的危机很可能产生一种一损皆损的连锁反应。针对以上情况,西欧各国政党积极调整价值观,寻求对策:在德国,施罗德的“新中间主义”更多考虑到德国工会传统势力较为强大的现实特点,在谨慎吸收新自由主义的若干做法的同时特别注重维护社会公正和基本社会福利保障,以避免与工会势力发生直接冲突;在英国,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从英国保守党连续执政十多年、保守主义经济政策根深蒂固的实际出发,主张重新界定政府、市场和个人的作用,通过政府、企业、个人的共同参与,建立一个更加公开、公正和繁荣的社会,因此在经济社会领域接纳了较多的新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东西,以便赢得选民的认可和支持;在法国,若斯潘的“新社会主义”则继承了法国社会党的独特传统,并顾及到左翼执政联盟内共产党、绿党等左翼激进政党的政治主张,提出“要市场经济,不要市场社会”的口号,并呼吁对经济全球化进行必要的调控。这样的例子还很多,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综上可见,政党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无不与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变化着的社会经济条件密切相关。这是我们探讨政党价值观时必须注意的问题。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5）003-000-02
我国是在资本主义未充分发展的基础上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先是经历了计划经济体制，后通过改革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客观的角度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是我国自主创建的，符合国家发展的条件。在这种条件下，人的发展需顺应整个社会的前进脚步，同时将主观能动性发挥好，将个人意愿与大众意愿相互结合，按照求同存异的发展方针，共同创造一个美好的社会。本文主要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发展。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人的发展的关系
相对于其他的经济体制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尤其特殊性，还具有较强的时代性，在很多方面都能够与人的发展相互协调。但是，由于区域的作用和限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人的发展关系，表现出了千丝万缕的关系，分析这些关系有助于在日后的发展中，获得更大的帮助。
（一）人的发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目标
人的发展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也是人的发展过程，也受到人的主观性影响，打上了人类选择的印记。纵观人类的发展史，虽然形成了社会、国家、部落等群体，但所有的发展方向和具体的发展事件，都是以人为主体而发展的。因此，人的发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目标，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人类发展所诞生的产物，需要按照人的意志来发展。第二，经过长时间的积累和沉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目标已经得到明确，那就是帮助人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不断的满足各种需求，实现主观上的更大进步。第三，人的发展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密切的关系，后者已经形成了一定的体系，不可逆转。因此，人的发展也要在一定程度上，顺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步。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符合人的发展要求
当前，我国的基本国情仍然是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建立在对基本国情的分析和把握的基础之上的，它符合我国基本国情，因此能够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为人的发展创造物质条件。本文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需符合人的发展要求，才能得到更多的东西。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人的发展创造了前提条件。当下的人群更加渴望舒适的生活环境、便捷的交通、爽朗的天气环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够为人发展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借助物质基础，才能创造出更好的生活环境和工作环境。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满足了人的多样化需求。人的进化从未停止过，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身体上。在不断的进化后，人的需求变得多样化，个人需求差异也愈加明显。为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满足人的多样化需求，才能保证经济不会垮塌。第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够有力的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符合人的发展需要。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是人所创造的，人在该条件下发展，该条件就必须满足人的各种要求，才能保证条件的继续健全。
二、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路径
（一）完善现代市场体系
对于人的发展而言，终究还是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来进行，因此，为了在今后的发展道路中更加顺利，需要不断的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很多人认为现代市场体系已经完善，其实不然，面对庞大的人群，现代市场体系不可能达到完美的地步，只能是通过一系列的手段和措施，不断的去完善。本文认为，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努力：第一，积极抵制垄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很大的差别，垄断将直接造成经济紊乱、价格不稳，甚至是造成严重的金融问题。第二，促进竞争的优良化，避免恶性竞争，蓄意抬高、压低价格，保证人的发展顺利。第三，健全经济体制，加大处罚力度，提高经济的稳定性。由此可见，完善现代市场体系，不仅可以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产生较大的积极作用，还能为人的发展创造更加优良的环境。
（二）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政府和市场作为人的发展过程中的特殊产物，必须理顺其关系。当下的政府与市场关系错综复杂，很容易陷入混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发展，需在以下几个方面努力：第一，发挥政府宏观调控职能。宏观调控并非硬性规定，而是在宏观上对经济纠正方向，减少不利因素，市场人员应积极配合。第二，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作用。市场的庞大，在于其能够在不同的时间段，合理分配资源。人的发展固然有其主观因素，但市场经济的客观资源配置是不可逆转的。将政府的力量与市场相结合，为人的发展，创造出更加优良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不断的消除各项问题和矛盾，实现和谐进步。
（三）完善市场经济体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市场机制和计划机制的结合，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的作用，计划机制作为宏观调控起辅助作用。因此，在今后的工作中，需要不断的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通过各种措施来实现人的更大发展，创造出更加优良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第一，保持企业自主经营的权利。人的发展在于获得较大的自由空间，保持企业自主经营的权利，可以告别计划经济带来的各种负面影响。在我国的历史上，时期造成的影响是非常恶劣的，日后需要进一步保持企业自主经营的权利，以此来获得更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第二，解决政府缺位、错位、越位的问题。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权力、职能和规模必须受到来自法律的明文限制，必须公开自愿接受社会的监督和制约，当政府的权力和规模在超出其法定的边界时，要能得到及时的纠正。
（四）培育社会力量
人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主体，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和归宿。为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发展，需要不断培育社会量，以此来获得更多的便利条件，并且实现客观上的稳定进步，为国家和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本文认为，根据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以及人的发展成果，培育社会力量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出发：第一，加强社会组织建设。社会组织是人的团体结合结果，是一种必然的发展趋势。对于人而言，个体的力量是渺小的，能够创造的价值也是有限的，通过加强社会组织建设，能够最大限度的发挥出人的力量，并且将社会主义经济条件创造的更好。第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在发展过程中，任何人都要为将来考虑，社会保障体系是我国一直努力建设的部分，并且通过多项政策颁布和措施的落实，进一步加强了人的后续保障，这也是经济发展迅速的原因之一。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发展前景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在现阶段的建设当中，不仅取得了非常积极的成果，而且得到了社会上的广泛重视，为人的发展提供了较多的帮助。未来的工作重点在于，需要通过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借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各种措施，实现以市场化促进社会现代化。该目标的设立，一方面是为了建立更多的良性循环，另一方面是为了给大众提供更多的保障，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为此，我们应该在今后的工作当中加倍努力：第一，以市场化推进工业化进程。市场化成为推动我国工业化发展的重要途径，因此必须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加快经济体制改革，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逐步提高第三产业的比重，推动工业结构升级。第二，以市场化推进民主化进程，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广泛认同，告别时代，提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脚步。
四、总结
本文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的发展展开探究，就目前的情况而言，人的发展还需要进一步努力，不仅要顺应客观发展趋势，还要积极的纠正发展方向，不要刻意的改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另一方面，未来的各项工作，需要以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为基础，为自己创造出更理想的发展环境，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参考文献：
[1]柯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全面发展[J].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1：13-18.
中图分类号：F011 文献标识码：A
1经济学假设的意义
1.1包含了理论演绎的大前提
经济学的大前提是经济理论假说或经济学假设的核心，它决定了理论的基本思想、主要结论。它的形成是人的认识中深入创造性的结果，而不需要什么严格的逻辑推理或者经验事实依据；不同的理论或者不同的学派的主要思想分歧或者创新，往往正是表现在其演绎大前提的不同。因此，认识西方经济学的具体过程中，首先要找出并把握其假说的核心假设（演绎大前提），它是认识和理解经济理论的根本前提。
1.2是确立研究对象的必要条件
确立假设条件一个最基本的目的就是要创造地简化显示复杂性，从而确立现象间联系的核心结构。一般来说，不同条件下所形成的分析思路、分析对象和分析方法往往是不同的。不明确提出假设条件，理论本身将显得含糊不清，无法形成理论讨论中的共同规范，往往会造成对同一理论认识和理解的不同，容易引起理论基本概念的混乱，这将阻碍理论研究中广泛探讨统一基础的形成，最终破坏理论知识反之以积累方式形成的过程。
1.3是进行逻辑演绎的必要条件
理论中的假设条件往往在一定条件下，确立了逻辑推理的大前提及其明确具体的数量关系、演绎方向等。西方经济学中的基本过程可以简要概括为：提出假设条件（大前提）――逻辑推理（数学推理）――结论（并检验结论）。根据假设演绎法的特点，如果理论的结论不对（或不能通过经验检验），问题一定出在假设条件部分，而与逻辑推理过程无关。这是因为在演绎法中，研究结论往往是其假设条件（大前提）必然的逻辑结果，也就是逻辑推理（特别是数学推理）一般是不会出现问题的。因此，假设条件的明确提出似乎表明了科学研究中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它似乎明确告诉了读者和其他研究者，一是理论提出者的研究水平（具体反映在假设条件的创新方面），二是理论存在问题是肯定的也是十分明确的，即问题肯定存在于假设条件中，理论的创新在于对原来假设条件的调整或者创新。
1.4是理论可检验性的必要条件
证伪主义判断理论科学性的唯一标准是看理论是否具有可证伪性或者可检验性。一般说来，假设条件的明确提出将使理论研究的对象更加具体，变量之间的关系数量化以及保证逻辑推理的严密性，从而保证了理论假说具有科学性的主要特征。
1.5是理论继承发展的必要条件
各种理论假说、学派的分歧表现在其假设条件的不同，特别是根本的分歧在于其核心假设（大前提）的不同。新旧理论的一般演变形式主要表现在其假设条件的演变方面。因此，假设条件的提出是科学理论不断规范发展的基础。
2经济学假设的现实性问题
2.1任何假设都不可能完全具有现实性
进行经济学研究，必须首先从庞大而复杂的现实经济现象中抓住少数关键而容易于控制的要点（变量），当这些要点运用某种方法形成一定的模型后，就在成为经济现实本身的替代结构。而这种合理简化所要求的假设条件，正是理论假设形成的基础和核心。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理论假设条件都不可能是完全真实或客观的，都具有一定程度的虚假性。
2015年，中央提出“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随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为，“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扩大有效供给，满足有效需求，加快形成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体制机制和发展方式”，由此标志着我国经济发展与宏观政策调控进入供给侧管理的重要历史阶段。从经济管理层面看，为实现宏观经济的稳健增长，现代政府通常采用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双管齐下”的管理策略，区别是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发展形势及管理目标下，对需求侧管理或供给侧管理的侧重有所不同。通常情况下，为实现短期的经济上行，在需求空间巨大的情况下，需求管理的政策被广为采用;而在需求管理空间有限，经济增长动力源不足的情况下，偏重供给侧的宏观政策调控则备受重视。尤其从中长期看，一国实行供给侧为主的经济管理，其目标是实现经济长期、健康发展，但在现代政治任期制度下，需求侧管理的效果往往“立竿见影”，供给侧管理则需要“细水长流”。因此，就理论上而言，从经济增长的政绩观看，一国若主要采取供给侧经济管理的范式，则往往是在需求管理低效的状况下而“不得不”推开的，也即供给侧管理的实施条件要比需求侧管理的条件严苛地多，并对以财政为基础和重要支柱的政策精准性要求更高。
一、我国实施供给侧财政政策调控的背景环境
(一)生产结构与需求结构的错配及失调
从经济基础看，一国若实施以供给侧而非需求侧为重心的财政政策调控，通常是经济遭遇下行通道的压力，一是在总量上，经济增长速度呈下降趋势，二是在结构上，生产结构与需求结构出现较为严重的错配与失衡。从供给侧角度看，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体供给能力的下降，即经济中的资本、劳动、土地、资源、技术、制度等要素的生产能力下滑，或创新空间受限，使得整体经济的潜在增长率降低。究其原因，或者在供给数量上，生产要素的总量下调，或出现结构性失调，使得高效的生产要素供给不足，典型如人口老龄化导致的人口结构变化;要么是生产要素供给质量的下降，如对精英阶层和知识阶层打压导致的人力资本质量的下降，资源掠夺式开采导致的资源数量和质量的双向收减，或者制度易成本的增加，如税负过重、政府行政指令和审批盛行等，使得经济运行不堪负重。从经济结构看，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错配与失调是供给侧经济管理的基本条件。一般地，在短期经济条件下，经济发展的症结是供给不足，在过剩经济条件下则是过度供给。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的不相匹配性具有不同的特征。在高度发达的经济阶段，经济结构失衡可能是过度消费与过度生产的结果。对正处于发展中的经济体系而言，经济供需的结构性矛盾可能更为突出，一方面，由于经济发展模式、企业生产能力、居民消费水平和结构等约束，更可能受“后短缺经济”运行惯性的影响，经济中的低端、粗放型、低质量产品供给过剩，而中高端、精细型、高质量产品供给不足;而从需求层面看，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其消费结构会逐步升级，对高品质商品和服务的需求日趋旺盛。若供给结构未能做出适时调整、回应与引导，则供需结构失衡所引致的商品过剩与有效需求供给不足，从而导致的资源错配与低效运行，会成为制约一国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症结。在此经济条件约束下，强化供给侧管理与调控是实现经济“破题”的基本路径。
(二)需求侧宏观经济管理的作用空间受限
对现代政府而言，促进宏观经济稳定增长、实现充分就业是其首要基本职责。且由于政治任期与定期选举机制的约束，当政者往往通过“人为”管理与调控经济的方式，倾向于极力促成其任期内或选举期间的经济增长。因此，就达成目标而言，政策操作的便捷性与实效性往往成为其考量的核心标准。在此方面，以财政支出为主导的需求侧调控，以其总量刺激与标准化操作的特征，往往成为各国政府应对经济下行和经济“萧条”的一剂良方，而以结构调控、精准调控与差异化操作为特征的供给侧财政调控，则由于其操作难度、政策时滞、区别对待而成为次优选择。因此，就政府偏好而言，需求侧宏观经济管理往往成为政府的优先选择，通过扩大或收缩财政支出，直接为经济注力或撤力，对经济调控的效果直接而快捷，也为市场提供信心和预期。但由于路径依赖和操作惯性，从需求调控中屡尝“甜头”的政府会倾向于频频使用财政干预政策，从而使经济处于长时期的“被刺激”状态，进而产生对市场的“挤出”效应，并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企业围绕政府投向进行短期谋利操作，而不再全身心地进行市场探索与创新，从而使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受到扭曲，资源错配、误配状况频发，导致投资边际效益递减、生产过剩与结构失衡，经济供给体系的质量与效率下滑，支撑长期经济增长的供给能力下降。最终，使得需求侧管理效益走到极限，不但无益于经济增长，反而损害经济体的活力与发展能力，只能重新从供给侧发力，着眼于供给结构的深化调整与供给能力的培育和提升。
(三)经济结构呈现固化之势
从经济结构的流动性上看，供给侧维度的流动性主要表现为产业之间的流动性、区域之间的流动性与阶层之间的流动性，需求侧维度的流动性主要是资源配置在投资、消费与进出口之间的流动性。流动性是资源配置优化的机制基础，也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的基本标志。若在市场导向下，一国经济呈现出高效的流动性，则表明该经济体是充满活力的、可持续发展的。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主导的产业结构向工业主导的产业结构、进而向服务业主导的产业结构的变迁，促进了经济的持续增长;在法治、公正、透明的制度条件下，收入在居民之间、代际之间的流动性，使得社会充满活力，经济长期发展的分配格局筑立。但若一国长期倚重需求管理的财政调控，或制度条件不健全，潜规则盛行，使得经济结构的流动性受到抑制，经济交易成本高企，则经济增长的质量必然不佳，增速必然会放缓，并会造成巨量的效率损耗，削弱经济长期发展的动力。一般地，在需求管理框架下，政府一般会将调控重心置于扩大投资、刺激消费与促进出口之上，尤其是投资，往往成为政府最为热衷的调控对象，但正如上所述，若一国政府开启了需求调控的端口，则其往往会成为各期政府的惯性操作，而其重视总量刺激而忽视结构调整的操作机理，必然使得投资在经济结构中的比重过大甚或独大，且政府投资的方向往往是短期经济效果最为直接和明显的领域，而非高、精、尖领域，久而久之会使得经济发展的含金量过低，投资所形成的产业难以消化而成为过剩、落后产能，甚或经济结构固化，经济转型的成本高昂，非下决心、下大力从供给侧进行深层的结构性改革则难以破解。
(四)经济供给体系质量与效率欠佳
从根本上而言，供给侧经济管理的深层成因是经济供给体系的质量欠佳、效率不优。而一国供给体系质量与效率不佳的原因可能如下:一是发展阶段约束。即该国处于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经济总体处于短缺状态，生产力水平低下，生产能力落后，产出效率较低。二是技术水平约束。该经济体的整体技术水平落后，技术创新能力较弱，制约着生产率的全面提高。三是制度成本约束。除一般性的经济交易成本外，经济中存在着大量的政府命令、行政审批、权力干预与设租寻租，潜规则盛行，由制度催生的非生产性的交易成本高昂，抑制了经济活力，导致资源大规模地错配。四是发展模式约束。当期政府为追求以经济总量和经济增速为中心指标的政绩，不顾资源环境保护和后代人利益，实施利益短期化的机会主义行为，粗放利用资源，不计环境代价，导致低端供给过剩，生产损耗过大，生产效率低下。五是经济结构约束。经济中产业结构与需求结构失衡，低端供给过剩，高端供给不足，且受差距过大的收入分配秩序的制约，需求结构失调，部分有效需求被抑制或转而外溢，经济运行的强大惯性使得经济结构积重难返，对经济的管理与调控只能在现行既定的经济结构框架下进行，难以实现实质突破。
(五)开放条件下的国际经济竞争与管理
竞争日益加剧在封闭经济条件下，一国经济发展只需关注本国生产结构与需求结构的均衡。但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生产要素在全球配置，尤其是在产业分工细化加深的条件下，一国产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布局及整体经济在全球秩序中的格局，对一国经济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处于产业链高端、掌握核心技术和优势资源、在全球经济格局中处于主导地位的经济体，其经济结构的变化对全球经济发展有着层层传递的链式影响，提高一国经济的自足能力和竞争实力，是开放经济条件下各国经济发展的基本任务。在当前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深的现实语境下，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全球经济格局重塑的背景下，全球经济体包括发达国家纷纷加强了对本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并着重从供给侧发力，对支撑经济长期增长的实体经济、新兴经济、新技术、新能源等进行政策激励与调控，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回流”对发展中国家将带来诸多影响和冲击。在此形势下，各国间的经济竞争日趋激烈，从长远考量如何提高本国应对国际经济竞争的实力和优势，提高本国经济体的供给质量和供给能力，并通过创新实施以财政为基础和重要支柱的政策体系，提高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竞争力、吸引力及调控实效，成为各国经济发展与政策调控的重要视角。
二、供给侧维度下财政政策调节经济运行的施力点
若一国经济满足供给侧宏观经济管理的实质条件，则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其在供给侧调控中应对经济发展起到重要的支撑、保障和引导作用。在具体施力方向与着力点上，源于供给侧经济发展的基本理念与供给侧改革的内在成因，供给侧维度下的财政政策调控应着眼于经济结构优化、创新能力提升与资源环境保护等。
(一)经济结构一是产业结构。产业结构是经济发展的支撑，是经济长期均衡增长的结构条件。从经济发展史看，农业、工业、服务业随生产力发展先后主导产业结构，各阶段呈现不同的特点。目前，经济转型国家正经历由工业为主导向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过渡期，其产业结构呈现的基本特征往往是低附加值工业过剩、中高端制造业与生产业供给不足、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在此经济结构下，如何促进产业结构的存量优化和增量扩容提质，是供给侧财政政策调控的基本内容与核心任务。二是城乡结构。对于发展中经济体而言，实现城乡均衡发展是其重要的历史使命和紧迫的现实任务。在经济发展的初期，为解决“短缺经济”困境、集中力量实现经济赶超战略，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采取的是农村支撑城市、农业支撑工业的基本政策，实行城乡有别的政策体系，并实施价格“剪刀差”，农村农业的要素资源低价供给城市和工业，城市工业品高价供给农村，随着农村农业对城市和工业的持续“牺牲”，会形成差别巨大的城乡鸿沟，并长期制约着经济的持续包容发展。在供给侧改革导向下，推进以公民权益平等为核心的城镇化进程是发展中国家的重要任务，也是财政政策调控的重要方向。三是区域结构。对于转轨经济体而言，区域间的均衡协调发展也是其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以产业为导向，促进区域均衡发展是供给侧财政政策调控的重要内容。
(二)创新能力一是技术创新。就创新的源动力而言，企业和市场是创新的主体，政府不应干预具体的创新项目和市场微观选择，应将政策施力重心置于创新的“”层面。对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经济体而言，其一般是由模仿创新转向自主创新，且其创新的轨迹基本是由政府主导的，在此过程中，政府对模仿创新的过程往往指导和干预较多，甚至对企业和具体项目的微观干预，这在市场发育不完全的模仿创新期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当进入自主创新和原始创新阶段，政府的过多干预会扭曲资源配置，甚至误导创新的真正方向。在此阶段，以财政政策为主导的政府干预一方面要“收”，撤出对市场创新的指导和干预，另一方面则要“进”，即强化政府对创新环境的营造以及对创新公共平台、创新公共服务及基础理论等的支持。二是制度创新。在不同的环境下，制度对经济发展的绩效具有重要的影响。在战争环境下，以命令为核心的计划经济具有高效运作的优势，但在和平建设条件下，由于权力等级制所带来的信息成本、管理成本以及寻租经济，使得计划经济的效率低下，由此导致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改革转型。但由于经济体制运行的惯性，且体制改革也通常由政府主导，使得根除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管制、审批、命令等权力“魅影”，成为营造良好市场环境的攻坚战，在此过程中，推进制度创新是关键所在，但对旧制度的破除意味着对现有利益格局的破解与重塑，为实现新旧制度的平稳对接，需要发挥财政的支撑和保障作用，即“花钱建制度”、“花钱买机制”。
(三)资源环境在一国经济体的供给侧改革条件下，经济供给体系的质量与效率低下，其往往采取了唯经济总量扩张和增速的功利化发展模式，只注重经济增长的短期效果和本期政绩，忽视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中长期考量，尤其是对绿色发展的考量。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功利化发展唯人类利益为导向，忽视对自然资源的保护和环境容量的限定，在代际关系上，唯本代人利益为导向，忽视后代人可持续发展的权利，最终引发大规模的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不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优先的导向下，均难以跨越“先污染、后治理”的困境。但在当前全球气候变化加剧的形势下，在经济适度发展的同时，将资源环境保护的“绿色经济”理念纳入发展框架，是各国宏观政策调控的基本取向。作为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施力点，财政政策一方面应鼓励、引导资源集约型、环境保护型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应限制和约束环境污染型、生态破坏型产业的发展，最终导向绿色经济格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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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经济条件，包括：
第一，具备市场经济基本要素。早已形成市场经济体制并崇尚自由竞争机制的英国、美国、德国、法国等自不必说，就是具有政府统治经济传统的日本也是在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中实施产业政策的。（注：众所周知，由于各国的国情不同，市场经济体制也有不同的模式，而市场经济体制的共同点在于各种市场经济要素是否在资源配置方面发挥基础性作用，至少在理论和观念上对市场经济体制有共同的认同感。）尽管由于政府的强力干预，使其市场机制经常受到扭曲，但是这个框架中具备了以私有制为主体的独立经营的企业、生产要素市场特别是金融体系、市场中介组织等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这与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是根本不同的。
第二，经济基础和产业竞争力相对薄弱。如上所述，实施产业结构政策固然有弥补市场缺陷的原因，但是前提是当时国家的经济基础和产业竞争力相对薄弱，根本目的或者是基于提高本国的产业竞争力，或者是基于赶超先进国家。美国历史上两次振兴制造业、德国早期对幼稚产业的保护、日本历史上多次“产业振兴”、后起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实行的不平衡发展战略，都是在其经济基础和产业竞争力比较薄弱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
第三，产业结构很不均衡。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要么是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由于殖民统治遗留的产业结构畸形，要么是由于实行赶超战略和不平衡发展战略，需要不断地按照客观需要的产业关联和产业协调来调整失衡的产业结构，实施所谓“适应性”的产业结构政策。我国以往的产业结构政策多数是在产业结构出现严重失衡的情况下被迫采取的，目的主要是缓解经济发展的“产业瓶颈”，是一种“补缺式”的产业政策。
第四，经济相对封闭。这里有两种情况。一是在世界各国经济联系不够紧密的历史条件下，一个国家的对外贸易、生产要素的流动、特定产业的发展受国际经济影响较小，可以相对独立地发展某些产业而不必多虑国际社会可能的报复。早期发达的国家一般是在这种意义上的“相对封闭”条件下实施产业结构政策的。二是在世界各国经济通过国际贸易、国际资本流动、国际自然和科技资源转移等途径，已经形成了越来越紧密的联系，而由于政治的或经济的原因，一些国家采取了相对封闭发展战略，并通过包括产业结构政策、贸易保护政策在内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将国内的市场和某些产业保护起来，在相对封闭的条件下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产业发展。在这种情况下，经济的相对封闭既是实施产业结构政策的条件，也是实施产业结构政策的结果。
其次是政治条件，包括：
第一，有强有力的政府。产业政策被认为是政府干预经济，影响资源配置的强力政策，所以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的政府必须拥有：（1）相应的经济资源，如充足的财政收入、数量不菲的资产等；（2）相应的政治资源，如完备的行政组织系统、高素质的政府官员、政府政策和政令的权威性等。自由竞争时期.尽管经济自由主义主张政府只充当市场经济“守夜人”的角色，但是从重商主义者帮助西欧一些国家政府制定的旨在建立自己的工业、海运业和对外贸易优势，到美国、德国、日本等实施产业发展和产业保护政策，都不是“守夜人”的职能所能做到的。进入垄断时期，随着“凯恩斯革命”，宏观经济调控成为各国政府的必要职能。尽管仍然存在着市场调节与政府干预的种种论争。以及在实践中的左右摇摆，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是市场经济国家还是体制转轨国家，凡是实施产业政策的，都以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作为主体。
第二，该国谋求快速发展或谋求强国地位。产业政策具有比财政货币政策更具有指向性的经济目标。尤其在冷战结束后，各主要大国之间的政治、军事对抗逐步被科技经济实力的较量所取代，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科技经济差距更加突出，提高产业竞争力成为一个国家谋求快速发展或谋求强国地位的关键之一。因此，不论是超级大国以及其他发达国家，还是具有后发优势的发展中国家，实施产业政策说到底都是在新的国际关系中寻求某种国际经济乃至政治地位的表现。
第三，国际政治格局具有发展空间。在美国、德国开始工业化的时候，世界政治的超级力量尚处于形成之中；而战后的日本重新进行工业化之际，美国已经在世界政治、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正是在美国的庇护之下，日本以在军事、政治上对美国的依赖为代价，得以完整地贯彻其工业化发展战略。比如，1955年，经美国批准，日本在没有对外国投资开放国内市场的情况下加入GATT（关贸总协定）；1964年4月日本加入OECD（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但是1967年7月以后，才陆续在少数行业开始自由化进程，并且直到1973年5月才完全接受OECD关于资本流入的有关条款（仍有少数行业例外）。目前，世界政治力量的多极化和科技经济力量的单极化（美国），使国际事务变得更加错综复杂。特别是当前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试图在国际政治格局中谋求“单边主义”，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包括体制转轨国家独立实施产业政策的空间已经缩小。
再次是历史条件，主要是一个国家处在经济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面临产业结构重大调整和升级的历史任务。美国南北战争（1861～1865年）前夕，全国人口80％以上还在农村，农业在国民收入中仍占30.8％，制造业只占12.1％。这个时期美国面临农业革命和工业化的双重历史任务，政府在保证市场机制作用的基础上，采取了推动农业现代化和保护、支持制造业发展的产业政策。南北战争后十多年，19世纪70年代末，美国便在全国范围内完成了产业革命，由农业国开始向工业国过渡。到1884年，美国的工业生产比重已超过农业而占51.95％，1890年，美国工业生产总值就达94.98亿元，超过英国、法国和德国，跃居第一。同样，德国、日本、韩国等国作为产业革命相对较晚的后起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也是在工业化进程中，在面临重要产业发展和提升本国产业结构高度的历史条件下，为实现赶超发达国家，采取了以保护幼稚产业、推进主导产业、援助衰退产业为主线的产业结构政策。
从更为广义的角度讲，现代经济增长是在科技进步加速、产业结构变动频繁的进程中实现的。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面临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中，主动地调整产业结构，增强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结构水平的任务。只是由于各国的科技、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体制环境的差异，其产业政策的地位、目标、实施方式各有特点。
而特殊条件主要是指一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国民观念等。例如日本之所以能够在较长时期有效实施产业政策，除了上述一般性条件外，信任和服从政府集权的国民性，以及以民族主义为核心，动员社会资源集中到重点领域进行“全民经济战”的意识。（注：见杨鹏《产业政策的阴影》，《经济管理文摘》2001年第20期）这种特殊条件是长期的历史文化传统的产物，其他国家很难效仿。但是，特殊条件属于实施产业政策的充分条件，而不是必要条件。
二、产业结构政策面临的新背景
既然产业结构政策都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形成并取得成效的，那么考虑我国今后的产业结构政策就应分析所面临的新的历史背景和条件。20世纪末以来，不论国内还是世界的经济格局都在发生重大的变化。其中最主要的是以下三个方面。
1.我国面临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历史任务
我国在对产业结构进行“补缺”式的调整中实现了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后，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持续地小幅回落，从总量角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总需求不足”。
而从产业结构角度看，我国农业的基础地位虽然不断得到巩固加强，农产品供给基本满足国民经济的需要，但是技术含量低，相对成本高，劳动生产率低，比较利益下降等，使我国农业发展在开放的环境下面临严峻挑战；我国工业在基本摆脱了能源、交通、原材料“瓶颈”的制约后，早已存在的低水平重复建设，盲目发展一些市场业已饱和的加工工业的问题更加突出，在世界技术进步加速的背景下，我国工业化进程面临着压缩长线产业，改造传统产业，推进高新技术产业等任务，特别是提升技术装备工业，成为我国工业化进程中面临的主要任务；我国第三产业虽然有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商业餐饮业、交通运输业、信息服务业的发展更是世人瞩目，但是第三产业一方面总体比例仍然与我国的人均GDP不相称，另一方面许多服务产业不能满足社会业已存在的需求，如生活服务业、各类信息咨询服务业、旅游业、金融服务业等。特别是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产业服务业的发展不足如各种形式的中介服务，代理、代办、经纪、拍卖等代理性服务，会计、评估、统计、审计、广告、计算机、市场调查等专业性服务等。
以总需求不足为标志，我国在历经20多年高速经济增长后到了必须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关口，否则我们不仅不能改变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处于垂直分工的不利地位，而且还会拉大与发达国家在经济技术上的差距，影响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我国今后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特点已经不是适应性的填平补齐，而是加快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用技术创新成果改造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实现产业结构的整体升级。
2.经济全球化的实质
经济全球化实质上是一场以发达国家为主导，跨国公司为主要动力的世界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调整。在经济全球化的演进过程中，世界产业结构也发生重组和调整。第一次是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钢铁、纺织等传统产业向日本、原西德等国转移，同时率先集中力量发展半导体、通信和电子计算机等新兴的技术密集型产业。第二次是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日本、原西德等国的产业结构转向集成电路、精密机械、精细化工、家用电器和汽车等技术密集型产业，同时把一部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转移到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世界产业结构又进入新一轮重组。劳动密集型和一般技术密集型产业从“亚洲四小龙”转移到我国和东盟国家。“亚洲四小龙”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美、日和欧洲发达国家则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以微电子技术、新能源、新材料为中心的新技术迅速产业化，建立起知识密集型产业。
这一次产业结构调整，不但表现在一些产业的整体转移，更重要的是同一产业的一部分生产环节的转移，在这次世界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调整，大体上采取两种形式，一是发达国家之间，通过跨国公司之间的相互交叉投资，企业兼并，在更大的经济规模基础上配置资源，开拓市场，更新技术，从而实现了发达国家间的技术和资金密集产业的升级。二是发达国家把劳动和资源密集型的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特别是把这些产业包括高技术产业中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向发展中国家转移。
当一国与外部发生经济往来时，必定会引起内部资源配置效率和产业结构的显著变化。毋庸置疑，经济全球化中我国产业结构同样会受到与外部经济相联系的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和国际直接投资三个方面的影响。这就是我国今后实施产业结构政策的国际背景。
3.WTO规则与产业结构政策的空间
以加入WTO为标志，我国产业结构政策的空间已经发生明显变化。从国际规则来看，乌拉圭回合和迅猛发展的经济全球化改变了以往实行的国际规则，一些在20世纪中叶实施的国际规则在21世纪则不再被允许。比如自20世纪50至70年代，日本、韩国当局政府通过关税和配额等手段大规模对特殊产业进行保护，严重阻碍了外国直接投资（FDI）发挥作用，但是尽管日、韩两国的某些做法违背了GATT关于自由贸易的基本原则，它们也如愿地加入到这一国际组织当中。而中国在历经十余年的漫长谈判，最终加入WTO之后，必须对外开放贸易和直接投资领域，其开放程度是上一世纪50—70年代发展中国家前所未有的，外国投资者将在一些以前完全被禁止的部门享受国民待遇，并且诸如贸易数量限制等产业政策手段将不再允许使用。
三、产业（结构）政策的新动向
在国际国内新的背景下，各国的产业结构政策并非是一种必须摒弃的政府经济政策，而是在本国基本国情的基础上适应条件的变化，因而具有一些新的动向。
1.关于美国“没有产业政策”的产业政策
众所周知，美国历史上有着较长时期经济自由主义传统，奉行自由企业制度。与日本、欧洲一些国家相比，美国政府对经济干预的程度较低，以赶超和政府干预产业结构调整为核心内容的产业政策不被重视，而且在其权威主流的经济学著作中，只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产业政策概念并不存在。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政府在其产业结构变动中无所作为。（注：从历史上看，美国政府早在19世纪末通过的第一个反垄断法——谢尔曼法就属于产业组织政策的内容。）经过战后几十年的经济发展，一方面美国传统的汽车、钢铁等行业遇到严重的困难，另一方面美国产业遇到了日本、西欧及其他国家强有力的挑战，特别是战后日本政府通过系统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而取得的巨大成就，迫使并吸引美国在对待产业政策的基本态度上有所变化。
尽管美国仍然不主张政府过多地干预经济活动，但政府对产业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至少在两个方面有所作为：一是为各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和秩序。继谢尔曼法之后，美国又陆续颁布了经过修改和补充的克莱顿法（1949年）和赛勒——凯尔法（1950年），至今仍是美国反托拉斯的重要法律依据。另外，美国的双层司法体制（依靠州财政的各州司法体系和独立于各州之外，依靠联邦财政的联邦司法体系），美国宪法中的商务条款（规定只有联邦政府才有权规制州与州之间的商务）以及最高法院判例，对打破国内地方贸易保护主义，确保美国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形成起了决定性作用。二是政府十分重视在科技研发、教育方面的作用。从19世纪开始，政府就长期为农业研究注入资金并致力于农业推广。二战后，美国研究与开发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支持军用技术转向民用，为鼓励私人企业从事研究开发投资，政府长期以来还从税收上予以支持。据一项统计资料，1994年在美国全部研究开发资金中，由联邦政府出资的比重略高于三分之一，特别是基础研究方面，占到近60％。1994年克林顿总统签署了题为《为了国家利益发展科学》的政策文件，要求所有联邦部门都应在各自领域支持基础研究和教育。正因为对政府对科技教育的高度重视和行之有效的举措，使得美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
面向21世纪，美国政府认为：“市场是我们经济的中心，但是市场总是不能很好地运行并且不能恰当地满足美国人的所有需要，甚至经济需要。正是在那时，政府能够提供帮助。例如，面对日益增长的收入不平等，政府能尽更大的努力去增加教育机会，以便使贫穷的恶性循环不永久存在。“他们也承认”政府不能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并且它也确实不能在一夜之间解决更永久性的问题。但是，即使收益不能立即明显体现出来，政府也必须继续对未来投资。只有通过这样的投资，缓慢的生产力增长和日益增加的不平等等长期问题才能被解决。“他们提出”政府的经济政策，包括扩大市场，在人力资本、有形资本和技术资本上投资，使政府更有效率，减少预算赤字。（注：1996年2月美国《总统经济报告》。）从中我们不难看出，美国政府是在维护市场信条的原则基础上，将继续从弥补市场缺陷、提高竞争力、实现经济和社会均衡发展的角度对经济进行干预，并影响其产业的发展，特别是保持高科技产业的领先地位。
2.日本产业政策的地位和变化
作为实施产业政策最为突出的日本在进入21世纪之际，并没有因为亚洲金融危机后所出现的问题而放弃用产业政策指导日本经济发展的“传统”。在通产省一份名为《21世纪产业政策的展望》的报告中，以产业政策为核心描绘了今后25年日本经济社会发展的途径和方式。在这份被称之为“21世纪日本经济社会的处方”的报告中，将世界政治经济环境变化概括为“市场的世界一体化”和“生态环境、资源、能源的制约”。在这种条件下，经济发展的主要源泉是技术革新，尤其是信息技术和生化技术，为此通产省还制定了《产业技术战略》。
与从前的产业政策相同之处在于：第一，有明确的产业政策目标。报告认为支持经济增长的基础是产业的发展，在继续强化制造业大国地位的同时，更强调制造业与信息产业的结合（SET-WARE产业），同时开发宇宙和海洋等所谓“边疆产业”、“高龄化社会产业”、“环境产业”、“感性产业（娱乐、时装、休闲业等）”。第二，仍然强调国家在技术进步和成长产业的培育中的重要地位，强调“产、官、学”一体化和协同作战的重要作用。
当然，由于国内外条件的变化，尤其是对日本经济萧条不振原因的反思，日本提出应以一种新型的制度体系以适应全球一体化和信息技术进步的要求。日本现行的制度体系被称之为“自我完结型”，即相对封闭的组织制度。“泡沫经济”的发生.企业的低效率都与这种组织制度有密切关系，它已经不完全适应21世纪的要求。而新的制度体系被称之为“解放连带型”，即提高信息、机会和评价体系的开放性，并且在全社会分散费用和风险，使其最小化。这个新体系的特点除了仍然强调政府的实际作用外，就是改变20世纪50年代以来强调的“团队精神”、“企业中心社会”、“组织优先”等理念，提出产业政策要面向“自力的个人”，实现“多元参与的社会”。另外，产业政策将从单纯的国内政策改变为“国内、国际一体化”，包括更多地参与国际组织并吸收海外人才。（注：黄晓京《通产省完了吗？》，《经济管理文摘》2001年第20期。）
3.我国今后产业结构政策的特点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8—4428（2012）07—38 —04
导论
自2009年3月以来，广州知识城经历了广东省政府和新加坡政府签订合作备忘录、省市政府战略规划以及如今正稳步推进的开发建设，一些乐观人士甚至认为，广州知识城不过是水到渠成而已。
事实上，笔者通过实地调研广州知识城相关建设情况，大量查阅省市区三级政府有关文件、政策以及理论界关于广州知识城方面的研究成果，可以说，尽管世界上已经有发达国家很多成功知识经济开发的先例做参照，尽管我们的相关管理者和开发者也已先后去了多个知识城市做实地考察，但确切地来说，目前广州知识城建设依然是在摸索中前进，边探索、边建设、边修正，我们其实是没有现成的“渠道”，时不我待，我们必须在水到之前，修好“渠道”，比如创新知识城的管理制度和政府职能等。本文在论证广州知识城开发模式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通用型知识经济模式下知识城市建设的政府职能。
一、 通用型知识经济模式概论
（一）知识城市的概念
知识城市（knowledge city）是20世纪九十年代在发达国家城市转型、复兴中诞生的一种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最新理论，是西方社会对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所出现的问题的一种历史反思，其宗旨是要通过充分利用现有城市的社会、经济、文化资源，实施以“知识为基础发展”（knowl—edge—based development，KBD）的战略，加速城市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空间结构的转型，以实现城市的科学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提升城市参与全球循环的核心竞争力。[1]
（二）硅谷只是半导体知识经济
提起知识城市，我们首先会想到美国的“硅谷”，因为这是第一个体现知识经济力量的地方，“硅谷经济”实质上只是“晶体管半导体知识经济”、是专项型知识经济，不是通用型知识经济[2]，虽然在“硅谷经济”中已包含了“知识经济”的大量核心内容和原理，但它不具有通用型知识经济所要求的制度环境、培育环境和孵化环境，所以，硅谷经济依然不是“通用型知识经济”这是由“知识经济”本身独特的诞生与发展条件决定的。
（三）通用型知识经济的内涵
通用型知识经济一定是一种既以“知识为原料或生产资料”，又以“知识为生产力”的经济，因此，通用型知识经济制度起源的构成基础和制度原理就必定主要是以大量“制度型知识”为核心而构造的。这意味着，知识经济的首要环境是“制度型知识环境”，因为只有在“制度型知识环境”中，才有可能激励和培育出“专业型异化知识”的创新与裂变。具体而言， “硅谷”成功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 通用型知识经济一定是从思想和创新起源的微小状态开始的，而不是从大企业和大品牌开始的。
当前，全球如伦敦、东京、慕尼黑以及巴塞罗那等多个现代知识城市各有特色，但在实际操作中仍具有一些共同特征，如知识基础设施健全完善，文化资源作为创新引擎，知识经济为主导，强调社会公平与包容，知识资本、环境资本、技术资本、文化资本、民主资本和金融资本发挥重要作用等，这些也可以概括为通用型知识经济的共性或通用型知识经济的基本模型。
二、广州知识城选择通用型知识经济模式的理由分析
（一）可能性理由分析
对于可能性的分析就相当于对于事物发展的前提条件的分析，只要具备了事物发展前提条件的绝大部分，那么，就有了发展的可能。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3544（2006）04-0031-03
一､引言
国际平价条件是不同市场商品或资产的价格基准､平衡价值或均衡条件｡在开放经济的条件下,商品和资本能够自由流动,国际平价条件是沟通国内商品市场和国外商品市场､国内金融资产市场和国外金融资产市场的桥梁,是决定国际商品或金融资产的价格以及汇率的微观基础｡国际平价条件的变化会直接反映到汇率与商品或资产价格上,而汇率与商品或资产价格会通过一系列的途径把这种变化传导至一国的经济主体(政府､企业､居民等)和经济变量(利率､物价､国际储备等)而改变其原来的行为基准,对一国的经济发展会造成影响,这就是国际平价条件传导机制的表现机理｡当国际平价条件的变化通过其传导机制对一国经济､金融的正常发展造成严重影响时,可能引发一国的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是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短期利率､资产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主要表现为各种资产价格以及一系列的经济主体的经营状况急剧､短暂的恶化｡金融危机的发生必然首先有其微观基础的失衡,这是决定金融危机发生与否的必要条件｡国际平价条件作为不同市场商品或资产价格以及汇率的微观基础,也是金融危机的微观基础｡
纵观人类经济发展史,金融危机一直都是经济发展摆脱不了的“梦魇”｡三代金融危机理论从不同的角度对一些金融危机进行了解释,但是这些危机理论大都从宏观经济层面对金融危机进行解释,较少从金融危机的微观基础(国际平价条件)失衡对其分析｡本文从国际平价条件传导机制的视角对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从微观基础到宏观层面生成机理进行解释｡
二､国际平价条件传导机制理论框架的构建
国际平价条件传导机制是指国际平价条件的变化通过汇率或资产价格等变量渠道,对一国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变量产生影响的途径或过程,并促使国际平价条件恢复到新的平衡条件的机能｡
有两种力量推动着国际平价条件的变化,第一是市场的调整,第二是政府政策的变更｡一般认为,因市场的变化而导致国际平价条件发生变化是由一种均衡向另一种均衡的调整,这种观点其实隐含着完全竞争市场的假设前提｡但是,由于信息不完全､交易成本以及价格粘性､时滞等原因,市场的调整并不完全是均衡的调整｡市场的调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国际平价条件的失衡状态,但也可能会导致国际平价条件进一步的失衡｡相对于政策调整而言,市场调整具有微调的特点｡政府政策的变更一般是在经济变量发生较大失衡的情况下进行的｡由于政府机构的认识能力､执行时滞以及政策效率等原因,政府通过政策的变更很难均衡地调整国际平价条件,甚至会进一步加大国际平价条件失衡的程度｡可见,当国际平价条件发生不均衡的变化时,市场和政府政策两种调整机制都无法完全消除其失衡｡当国际平价条件出现失衡不能得到及时缓解时,随着失衡积累､扩大到一定程度,通过传导机制将给一国的经济发展造成严重的影响,造成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变量严重恶化,导致一国无法维持原有的国际平价条件,或者在短时间内不能通过市场或政策来调整其失衡状态以恢复本国的经济发展,那么国际平价条件的严重失衡必然会以一种更剧烈的方式――金融危机来进行调整｡
国际平价条件传导机制主要通过两条渠道进行:
1.汇率渠道｡国际平价条件的变化会对汇率产生影响,汇率的变化会对一国的进出口商品的价格产生直接影响,影响该国的进出口,导致贸易收支恶化,从而影响到一国的经常收支账户,导致国际收支发生变化｡同时汇率还通过实际余额机制､收入再分配机制和货币幻觉机制等对一国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变量产生影响(杜进朝,2004),进而对一国的经济发展造成影响｡实际余额机制是指人们愿意以实际货币余额形式持有固定比例的实际收入｡如果实际余额因价格上涨受损,人们就会通过减少实际收入之下的支出,或出售证券资产来积累更多的名义余额,以保证足够的实际现金余额｡收入再分配机制是指由于汇率对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影响是相当直接的,而对工资的影响却是间接的,并且存在滞后,从而收入可能从工资收入者向利润收入者转移｡因为利润收入者的支出倾向低于工资收入者,所以这具有支出改变的效果｡货币幻觉机制是指由于一国汇率的改变导致其价格和工资的改变,由于货币幻觉的影响,这会改变支出规模｡汇率渠道经由以下路径进行:(1)浮动汇率制下,国际平价条件变化汇率变化进出口产品价格､资产价格变化经常收支账户变化国际收支变化;(2)固定汇率制下,国际平价条件变化汇率存在升贬值压力消耗国际储备维持汇率储备减少国际收支减少汇率变化｡在固定汇率制下,国际平价条件传导机制反映了第一代货币危机的传导爆发过程｡
2.资产价格渠道｡国际平价条件的变化会直接反映到不同金融市场的资产价格上｡由于市场的信息不完全､交易成本以及时滞等因素的影响,资产价格的调整可能无法完全反映国际平价条件的变化,导致国际平价条件出现不均衡的变化,这就产生套利､投机机会｡当金融市场充斥着投机交易时,由于投机者的认知不一致,资产价格调整可能不一定会促使其朝着国际平价条件变化的方向进行调整｡更重要的是由于预期效应､流动性效应､羊群效应以及骨牌效应等,当投机者共同对一国的金融市场进行投机性攻击时,很容易对一国的金融市场造成巨大的冲击,并通过金融市场而引发金融危机｡同时,面对金融市场的巨大的投投攻击,一国政府必然会通过动用国际储备､提高利率等一系列政策措施阻止投机攻击,这会消耗一国的国际储备,而高利率又会导致经济的衰退乃至股市暴跌,造成一国收入降低｡可以看出,资产价格的传导渠道对一国的经济有着重要的影响｡随着经济､金融全球化的日益发展,各国不断开放资本市场,减少资本管制,资产价格渠道的重要性越发显得重要｡资产价格渠道经由以下路径进行:国际平价条件变化资产价格资本市场套利､投机交易资产价格变化､本国利率变化资本项目变化､本国收入变化国际收支变化｡
三､亚洲金融危机:国际平价条件传导机制的解释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于1997年下半年,其影响之深､扩散之快,是人们未曾预料到的｡金融危机虽然是宏观经济现象,但是金融危机的爆发必然有其微观基础――国际平价条件的失衡为必要条件｡东亚各国由于其国际平价条件失衡程度的不断积累､扩大,在缺乏弹性的汇率制度以及开放的资本市场的条件下,其平价条件的严重失衡一方面通过汇率渠道影响到国内经济,另一方面通过资产价格渠道以投机者在资本市场进行大规模的投机性攻击为导火线,最终导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下面以泰国､韩国和印度尼西亚为例,以国际平价条件传导机制为视角分析金融危机的发生过程｡
(一)汇率渠道分析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东亚各国的汇率制度已与其经济结构存在着某些不相适应的地方｡泰国､韩国和印尼实际上采用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自1995年春开始,美元对日元的汇率扶摇直上,美元仅仅两年多时间即升值近56%,使得三国的货币对日元大幅升值,同时也对欧洲货币大幅升值,不仅影响了其出口产品的竞争力,而且导致其币值普遍高估,如表1所示｡从实际汇率变动情况来看,以1990年为基期,到1997年春,实际汇率上升的幅度,泰国为19%,印度尼西亚为8%,而韩国则贬值14%｡
购买力平价条件一直作为决定均衡汇率和确定货币高估和低估程度的标准,它也用来衡量实际汇率是否偏离长期均衡汇率水平｡泰国与印尼实际汇率的大幅升水,意味着其货币被高估,说明两国的购买力平价条件出现较大程度的失衡｡韩元虽然贬值,由于其经常项目赤字依旧不断增加,可以看出其贬值并没有完全消除购买力平价条件的失衡｡同时,由通货膨胀GDP平减指数比较,如图1所示,20世纪90年代时期,上述三国的通货膨胀GDP平减指数要明显高于美国和日本的通货膨胀GDP平减指数｡由相对购买力平价条件,泰国和印尼的货币应该相对于美元､日元贬值,但是缺乏弹性的钉住汇率制无法及时进行调整,导致购买力平价条件进一步失衡｡
泰国､韩国和印尼等新兴的发展中国家满足马歇尔-勒纳条件,即进出口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之和大于1(黄瑞玲,2005)｡因此,汇率高估直接提高了本国的出口商品的价格,降低了进口商品的价格,影响到该国的外贸出口,同时刺激进口,促使贸易收支恶化,导致经常项目收支恶化,出现长期的､大额的经常项目的逆差｡如图2所示,泰国､韩国和印尼自1990年至1997年经常项目收支均处于逆差状态｡而且泰国在1990-1996年经常项目收支逆差占GDP的比重平均达到7.14%,连续7年超过了5%的国际警戒线,出现经常项目收支逆差的不可承受性｡印尼和韩国的经常项目收支逆差占GDP的比重在1996年也接近5%的警戒线,如图3所示｡为弥补经常项目长期的､大额的逆差,迫使三国通过资本和金融项目进行融资或直接举借外债(特别是短期外债),导致利率等资产价格提高,短期外债急剧增加｡到1996年底,泰国､韩国和印尼的短期外债与外汇储备的比重分别达到169%､181%和213%｡这种用资本和金融项目的顺差来弥补经常项目逆差的收支结构是极为脆弱的,容易加大国家的外债压力,甚至引发债务危机｡这种极不合理的国际收支结构,导致国际收支的不可承受性,一方面严重影响了一国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极大地增加了汇率贬值的预期,引发资本外逃,使其岌岌可危的汇率制度更是火上浇油｡可以看出,国际平价条件的失衡(甚至恶化)通过汇率渠道一方面严重影响国内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导致国际收支的不可承受性,削弱一国维持原有汇率制度的宏观经济基础｡
(二)资产价格渠道分析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东亚国家纷纷放开资本市场,在利率､资本项目及银行系统的业务范围等方面放松管制,逐步加快金融自由化的步伐｡90年代以来,泰国､韩国和印尼都实现了高度的资本账户开放度｡高度的资本账户开放度畅通了国际平价条件的资产价格渠道｡
资产价格渠道中两个最重要的变量是利率和汇率｡抵补利率平价条件反映了汇率的远期升(贴)水率约等于两国利率的差异｡从图4我们可以看出,泰国､韩国和印尼的年平均存款利率显著高于美国和日本的存款利率｡由抵补利率平价条件,当上述三国利率高于美国､日本利率时,这意味着三国的货币在远期市场上将贬值｡基于这种认识,1997年2-3月间,国际投机商便开始从泰国银行买入高达150亿美元的远期合约｡
非抵补利率平价表明的是预期的汇率变化率等于利率差,其中预期效应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由于泰国､韩国和印尼的汇率的严重高估､缺乏弹性的钉住汇率制以及国际收支的不可承受性,极大增加了国际投机商对泰国汇率贬值的预期｡由于羊群效应,1997年5月国际投机商在市场上大肆抛售即期泰铢,极力打压泰铢的现货市场汇率,泰国政府的300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也在投机者攻击下迅速告罄,迫使泰国通过提高利率阻止投机攻击,这又造成股市大跌｡同时,股市的下跌导致外国投资基金大规模撤资,造成证券市场的流动性困难,进而引发上市公司危机,股市发生严重动荡｡1997年7月2日,泰国政府宣布泰铢实行有管理的浮动｡由于东亚各国经济中具有同样的薄弱环节,泰国的金融动荡产生骨牌效应,将恐慌的情绪从一个市场传导至另一个相关联的市场,引发出过激反应,导致更大范围的破坏,韩国和印尼也迅速卷入此次金融危机｡可见,随着金融自由化进程的加快,国际平价条件的失衡通过资产价格渠道不仅对一国的资本市场造成严重冲击,而且对一国的经济也会造成严重影响,其重要性越来越明显｡
四､结论
国际平价条件的传导机制可以较完整地解释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东亚各国由于缺乏弹性的汇率制度､不良的宏观经济体系以及过早地开放资本账户,在国际平价条件传导机制的作用下最终导致了金融危机的爆发,这说明国际平价条件传导机制对一国的金融资本市场和经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国际平价条件作为金融危机的基础,运用国际平价条件传导机制框架也可以解释1992年的欧洲货币危机｡意大利和英国不良的宏观经济状况,实际上导致了购买力平价的失衡,同时德国利率的提高,破坏了德意与德英的利率平价条件,但意大利和英国的国际平价条件的失衡是隐性的失衡,它没有像东亚各国表现为显性的国际平价条件失衡｡隐性的国际平价条件失衡通过传导机制同样会给一国金融市场和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影响,导致意大利和英国无法维持原有国际平价条件而发生货币危机｡应该说,关于国际平价传导机制这方面的研究甚少,本文仅对其与金融危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初步的探讨,还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杜进朝.汇率变动与贸易发展[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
[2]黄瑞玲.汇率稳定机制:以钉住汇率制下的货币危机为视角[M].
1.对市场经济体制的怀疑
15世纪的时候，欧洲贸易大幅增长，在经济学家中重商主义开始流行起来。重商主义研究的对象主要是流通领域，他们认为经济学中的增长主要集中在流通领域。从流通领域出发，重商主义主要支持政府主导的经济，反映到贸易政策上就是不断的扩大出口，而在进口上设置一定的限制条件。因此反映到国内经济上就是支持出口贸易品。经济学理论的突破发展，就是从流通领域的研究转向生产领域。研究观点的不同带来的理论也是不同的，不同于重商主义，建立了古典经济学。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市场经济是完美的，政府应该不管不问。
但是在这种理论诞生的同时，也有不同的意见，他们认为这种制度不是完美的。尽管它否认的不是整个市场经济运行的逻辑体系和假设条件的现实性检验，但却是对它所能解决问题的能力抱有不自信的看法。这位学者就是马尔萨斯，1798年还是一位默默无闻的英国教区牧师的他发表了《人口原理》，就是这本篇幅很小，但却震惊了当时整个欧洲。在这本书里面，马尔萨斯表达了他对经济发展的极其不信任感，认为它不能解决人类发展过程中的最大问题，也就是人口问题。
在马尔萨斯随后的经济学家中，都开始批评这种市场经济制度，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社会制度，其中最著名的是马克思。马克思分析社会经济现象是建立在劳动价值理论基础上，通过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工具对私有产权制度的运行进行了批评。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评是建立在对其物质财富肯定的基础上，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创造了比以往社会更多的物质财富。但是这种财富创造的过程是建立在对工人剥削的基础之上，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收入分配制度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从根本上，马克思就否认完全竞争市场的一般均衡可持续性，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质疑完全竞争市场一般均衡的存在性。马克思认为均衡的市场制度是不稳定，资本主义社会经常发生的经济危机就能说明一切。马克思否认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一般均衡模型，因此马克思的经济学观点同以后的主流经济学观点是不同的。
2.现代经济学分析方法的倾向
随着西方经济学的发展，穆勒的巨大贡献使他的学说成为一个阶段的分水岭。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一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运用》一书中，穆勒全面而系统地表达了他折中的经济思想。在看待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的问题上，穆勒表达了他不同于前人的特观点，他认为经济发展的趋势必将导致利润率的下降，这些思想暗含有一般均衡的观点，认为人类社会是朝好的方面发展，这远景中将不再存在有贫穷和失业，人们生活的重点在于精神层面的追求和享受。穆勒自己也许没有想到的是，他这一观点的简单阐述为以后经济学分析方法确立了一定的标准。
马歇尔和瓦尔拉斯等人通过分析供给和需求的关系解释市场价格，但是需要建立在完全竞争和充分就业的假设条件下，通过供给和需求的关系市场能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这些经济学家建立的模型是建立在一定的假设条件下，在这种假设条件下，生产要素都能得到应有报酬，因此消费者也能实现效用的最大化。
后面经济学家大部分都是从这种理想的假设条件出发作为研究的起点，也将这种完美的经济模型作为研究的终点，根据这种理论解释市场中的失灵现象并且得出一定的政策建议。不会应用这种理论分析方法的经济学家通常会排斥在主流经济学家的眼中。而对于在参照系状态下各类经济前提条件的含义没有进行过探讨，这种假设前提与现实的偏离是受什么控制的？它是否能暗含未来经济发展状态？如果这种理论模型是符合一定的经济利益要求，在现实社会中是存在的，通过模型得出的分析结果就是均衡的，但是这种均衡揭示的社会现象确实不存在，即社会中不存在失业，经济主义没有获得利润。
因此，现代经济学有一种很重要的倾向就是均衡的倾向，无论是通过数理模型还是计量模型，最后的结果都是以均衡为最终目的的。要实现这种理论的均衡必须要有一定的严格的理论假设条件，在复杂的现实条件下抽象出一定的条件，最终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这种完美的理论模型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脱离现实，因此得到的结果也是不合理的，在现实中经济单位就不可能是不获得一定的利润，社会中也不可能是零失业。
3.现代社会中经济均衡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我国经济发展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新阶段、构建和谐社会理念深入人心的新形势下，作出的重大决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战略的出发点，就是在现有改革成就的基础上，通过大改革从深层意义上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不均衡及日益扩大的城乡差距问题，在新的战略起点上求得大发展。新农村建设的核心就是要解决“三农” 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然途径是农业经济加快实现产业化、规模化和高效化。农业产业化发展是我国经济均衡发展与和谐发展的基础，也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
资本形成是农业经济产业化的前提
我国整个农业经济发展的基本特点是：对土地资源的绝对依赖性；自然禀赋资源开发利用的初级性；产业体系的幼稚性；农业产业的低级性和农村总体的落后性。在这样一种发展环境下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然面临许多困难。依据发展经济学的增长理论，农业经济要得到新的发展，首先必须保证促进经济增长的各种要素资源量的增长，同时还要保证要素资源的高效率配置。既包括自然资源、资本（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等直接要素，也包括制度、技术等间接要素。根据我国的现实条件，农业经济发展与增长的前提，首先要以持续性的资本投入为基础，通过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良性连接，促进相关要素的效率提高，达到经济增长的目的。发展中国家要改变其落后的现状，促进本国经济增长，根本出路在于解决资本的短缺，提高资本要素的配置效率。
其实，资本仍然是发展中国家最为稀缺的要素，在发展中国家内部各个产业之间也有同样的需求，尤其是在薄弱产业部门的发展中这种要素的稀缺性表现的更为突出。因此，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须要以充足地资本形成和投入做为先决条件。
所以，要落实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首要的、关键的问题是如何能够在相应的资本条件下启动新农村建设，通过产业发展一方面可以促进产业内的资本积累；另一方面可以促进资本的形成机制。而不是简单地设计和描绘未来发展的远景式规划。如此，目前新农村建设启动的关键是如何创造出资本持续性形成的条件，使资本的长效供给机制成为新农村建设最直接、最有效、最持久的动力，发挥资本对经济增长“第一推动力”的作用。
农业产业化资本形成滞后的制度化分析
从改革开放以来农业发展的历程分析，影响我国农业产业化进程的直接因素是资本形成的欠缺。引发资本形成障碍的核心因素是以政策对工商业的过度倾斜为核心的制度化安排的非效益性结果。政策的非效益性与非均衡性安排主要取决于制度的价值趋向。制度的趋向性会决定诸多资源的社会化配置格局，从产业外部影响和决定资源的配置领域、产业方向和经济价值。而作为产业发展最重要资源之一的资本的生成条件与制度化安排是密切相关的，制度的价值趋向向工商业的倾斜，从环境的角度直接影响了农业资本的形成基础，加剧了农业产业化进程中资本生成的困难。另外，政策性倾斜所产生的政策效益的非均衡性又直接或者间接地使资本在利益机制驱动下，更多地流入高回报的非农业领域。而这种趋利性的形成无疑与制度、政策的价值趋向、社会环境、投资环境、经济效益、利益创造等诸多环节相联系。
所以，影响我国农村经济产业化发展的并不是单一政策或制度要素的制约，而是与制度相联系的一系列相关要素综合交错影响的结果。这种影响总体上表现为对农业经济的制度化制约、体制性制约、观念性制约和市场机制制约。制度化非效益的结果必然导致产业发展的相对停滞或发展缓慢，发展的缓慢性又直接影响资本积累和资本形成的相对缓慢，资本形成的缺陷又制约农业经济产业的发展。由此，必然形成产业发展与资本的恶性循环。结果就是：在影响农业经济发展滞后的诸多因素中，资本进入条件的恶化与资本形成基础的丧失是最为重要的原因。资本进入的困难直接影响了农业经济产业化的进展，制约了规模化的形成；反过来农业经济的整体落后性发展又直接导致了资本形成基础的进一步丧失，使产业滞后与资本形成的困难相互“促进”直至成为“三农”问题的经济原因。
因此，在这样的恶性循环中，资本形成基础条件的逐步丧失必然成为绝对的制约性因素。如何通过制度化创新、法制化规范、政策化促进、人本化的思维等方面的变革，形成新的资本形成机制与资本进入的融资环境，是目前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核心问题。
农业经济产业化发展的资本形成途径
（一）强化资本价值意识，构建资本形成的基础条件
根据一般意义上的资本形成原理，农业产业化发展可以通过资本积累，来创造持续性的资本形成机制的基础。但是我国农业长期的滞后性增长，已经使得农业产业化自身资本形成的条件十分地脆弱，单纯地依靠资本的积累完成资本的形成不但要付出时间的代价，还将承担机遇损失的成本。所以，在农业产业化的推进过程中必须首先改变观念，增强资本形成的价值意识，充分认识资本的获取与资本的增值，是关系到农村经济能否可持续性发展的关键性问题。
（二）拓展资本形成渠道，开发人力资本
新条件下的农业产业的特点决定了其产业化过程，既是一个逐步渐进的阶段发展过程，又是一个快速变革的转化过程。在新的经济增长的前提下，农业经济增长要获得充足的资本，农业依靠自身资本的积累显然难以满足发展的需要，引进外部资金是其产业化过程中加快资本进入、改善资本条件的重要途径。但是，依靠外来资本的流入来形成产业发展的资本基础也面临巨大的困难。原因在于：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和利益机制驱动，资本流动的成本是加大的，资本的流动更加追求价值的增值与流动的效益。
（三）加快产业结构转化，提高资本形成能力
资本形成是产业经营活动循环发展的基本条件，也是农业经济增长的起点。农业经济发展与增长的现实选择，应该是从农业产业化发展入手，创建与大规模资本形成相适应的新型的经营和组织模式，变革现存的家庭经济经营方式，通过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培育产业核心优势，形成经济增长极，在经济增长的基点上提高资本形成的能力。这是加快农业经济资本形成的最佳切入点。雄厚的资本及良好的资本形成机制，是形成农业产业竞争力的根本保证。这就要求必须在农业生产的土地使用制度、组织制度、管理制度、经营制度等方面进行超前性创新。只有如此，农业的产业化、市场化、规模化经营发展才有可能，农业经济增长的资本形成空间才可扩大。
（四）发挥政策效益，实现政府战略目标
一要通过政府的引导与调节，发挥经济调控作用，杜绝资金的分散性使用，确保资金的规模化效益；二要改变政府部门的多头出资与分散管理的资金进入渠道，统一协调，保证资金使用的目标确定性，最大限度地消除偏离目标的风险性；三要强化法规建设，使“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 的方针得到落实，从政策角度提供资本形成的制度化保证。
综上所述，融资条件与资本形成决定发展的潜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启动的首要条件就是资本形成问题。资本的持续性生成是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前提，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农村新经济体系的基础。农业经济最大、最丰富的资源是土地，这种资源优势是其他产业无法比拟的，是绝对优势的资源，对土地资源的充分开发与利用理应成为我国农业经济增长的重要要素。要充分地开发利用土地资源，除了要有政策的支持、制度的创新、必要的技术创新外，还必须要有持续性的资本投入与之相配。因此，创造条件鼓励和吸引外来、内生资本进入农业产业领域，走大农业、产业化发展的道路亦必然是现实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