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为应对国内经济快速下滑，宏观调控急速转向，不仅紧急出台了4万亿元的投资刺激经济计划，而且财政政策也由“稳健”转向“积极”，货币政策由“从紧”转向“适度宽松”。在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扩内需、保增长、调结构”成为了2009年经济工作的基调。与此同时，国务院要求中央部委、地方各级政府积极采取措施，“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准，工作要实”，以期从根本上扭转经济过快下滑的趋势，实现2009年经济“保八”的艰难目标。这一系列措施与一年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变为明显的通货膨胀”的“两防”方针如有天壤之别。
面对国际经济金融形势的急剧恶化，为应对国内经济超乎预期的衰退趋势，迅速出台这些政策无疑是十分正确与必要的。但是，将目前经济失速完全归因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是说不过去的，因为国际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在美国也是从2008年10月份开始的，而我国实体经济中企业出现困难早于2008年5月份。宏观调控的目标是为了“熨平”经济周期性的波动，使经济能够实现平稳较快发展，但经济运行的现实证明了过去一年来，我们的宏观调控不仅没有起到烫平经济周期波动的作用，反而强化了经济周期，加大了经济波动。中国经济前所未有的过山车：股市过山车、宏观调控政策过山车，深刻折射出了我们宏观调控的失误，因此，加强宏观调控的前瞻性研究非常必要。
一、宏观调控的前瞻性
宏观调控的前瞻性是指宏观调控要与控制物价或经济增长等中长期目标相结合，它包含着一个动态过程，即中央政府要根据宏观调控的远期目标，在不同的时点及时采用合适的政策，以实现预定的宏观调控目标。也就是说，传统的宏观调控是政府通过一定的政策手段将稳定物价或经济增长等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而前瞻性的宏观调控则是通过现时的调控政策操作来影响未来的经济发展形势。
二、实施前瞻性宏观调控的必要性
实施前瞻性宏观调控的原因在于宏观调控政策本身的时滞效应和其他影响宏观调控政策效应因素的存在。宏观经济的运行结果受到多种变量的影响，如果其中某一特定的经济变量及作用发生变化，就会导致原来的经济运行轨迹发生变化，从而使宏观调控政策操作效应发生相应变化，使宏观调控政策操作目标与最终目标之间产生偏差，有时偏差过大，还会引起相反的政策效应。所以，要缩小这一偏差，减少有关变量对宏观经济政策预期效果的不利影响，政府必须实行前瞻性的宏观调控政策，绝不能“头疼医头，脚痛医脚”。
三、制约我国宏观调控前瞻性的因素
1 时滞的存在是制约宏观调控前瞻性的客观因素
现代宏观经济理论认为，宏观调控政策对经济的作用不是即时的，而是存在着时滞效应。时滞效应包括两种：内部时滞，即政府着手制定调控政策所花费的时间；另一种是外部时滞，即宏观经济政策行为对经济影响的时间。内部时滞可以分为：认识时滞、决策时滞和行动时滞。(1)认识时滞，是指经济波动出现的时点和政策制定者认识到必须采取行动的时点之间的那段时间；(2)决策时滞，是指认识到要采取行动与政策决定之间的间隔；(3)行动时滞，是政策制定和实施之间的间隔。外部时滞是指政策行为被采取到对政策目标产生影响所经过的时间。其中，内部时滞对宏观调控的前瞻性具有重要影响。时滞的长短，决定了宏观调控是否及时。时滞的存在，决定了必须实施前瞻性的宏观调控政策。
2 宏观管理部门分散，对经济形势的认识缺乏一致性
不同部门对经济形势和宏观调控认识的不尽一致，影响了政策的时效性。增加了政策协调成本。目前。我国的宏观调控机构除了国家发改委、中国人民银行和财政部外，还有国土资源部、证监会、银监会等机构。由于政出多门，不同部门对经济形势和宏观调控的认识不尽一致，往往影响了政策出台的时效性，增加了政策协调成本。同时，确实存在一些部门和地方政府从自身利益出发考虑问题，存在着利益保护的冲动，对符合自身利益的统计资料或数据上报的积极性就高一些，对不符合自身利益的统计数据或资料的上报就采取消极或者抵制的态度，从而造成预测宏观经济的数据上报不及时或不准确，从而最终影响到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前瞻性。
3 相机抉择理论运用的惯性也影响了我国宏观调控的前瞻性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走上了对外开放的快车道，引进了西方先进的技术，带来了西方先进的经济理论。在我国宏观经济理论上，当前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凯恩斯的相机抉择理论，亦即对宏观经济的调控采取“逆经济风向行事”，熨平经济波动。30年来改革的历程，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宏观调控的实践，初步印证了相机抉择理论的有效性，同时也增强了政府在经济波动时采取相机抉择政策的冲动和惯性。但是，相机抉择理论也有自身的局限性，在本次经济波动中就体现了这一点，本次我国经济增速放缓是2008年第三季度以后才充分表现出来的，但经济放缓的迹象在年初就已经隐现，不过出于“相机抉择”理论的惯性，宏观调控部门仍在执行2007年末制定的“两防”调控政策，结果调控政策效果却进一步强化了经济下滑的趋势。
4 对外贸易依存度过高，增加了宏观调控部门对经济形势预测的难度
改革开放30年，以及全球化时代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的高度流动。使得中国经济发展倾向于过度外向型，对外贸易依存度达到惊人的程度。近年来中国的外贸总额／cdp的比例高达0.7，虽然日美两国都是全方位开放的经济，但对外贸易依存度都远远小于中国。美国在上世纪90年代的这一比例为0.2，日本为0.25。对外贸易依存度过高造成了一系列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我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形成了联动效应，如果世界经济出现波动，我国经济也不会成为经济波动冲击的“孤岛”，所以，要预测我国的宏观经济走势，就不能不考虑世界经济这一因素。但由于世界经济的复杂性和多变性，这就增加了我国宏观调控部门对经济形势预测的难度，降低了宏观调控的前瞻性。
四、提高我国宏观调控前瞻性的建议
1 用科学发展观统揽宏观调控全过程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在调控时机选择上要把握提前量，加强宏观调控的前瞻性，科学预测，及早动手，其中重要一点就是要用科学发展观统揽宏观调控全过程，正确处理好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关系。认真进行跟踪、分析形势，科学预测月度、季度和年度经济变化趋势，及时发现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苗头和矛盾动向。并及早动手缓解、遏制这些矛盾和问题。
2 建立完善的信息采集和处理系统
建立完善的基础数据的采集、加工、处理体系，准确把握和判断时滞变动；理顺中央——地方的信息采集关系，层次清晰，权责明确；构建宏观经济预警体系，提高宏观调控部门人员的认识水平和决策能力，缩短时滞时间；
此外，把我国经济和世界经济有机的结合起来，加强对世界经济特别是欧美等发达国家经济形势及对我国经济的影响的研究和预测，建立全球经济的预警机制，一叶知秋，防患于未然，提高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前瞻性和准确性。
3 结合我国经济实际，培养造就一批复合型经济人才
在研究我国宏观经济前瞻性问题时，必须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培养造就一批复合型经济人才。借鉴西方成熟的经济理论，但不能照搬国外现成的理论；采用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探索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宏观调控理论。
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9)11-0015-02
近期，为应对国内经济快速下滑，宏观调控急速转向，不仅紧急出台了4万亿元的投资刺激经济计划，而且财政政策也由“稳健”转向“积极”，货币政策由“从紧”转向“适度宽松”。在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扩内需、保增长、调结构”成为了2009年经济工作的基调。与此同时，国务院要求中央部委、地方各级政府积极采取措施，“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准，工作要实”，以期从根本上扭转经济过快下滑的趋势，实现2009年经济“保八”的艰难目标。这一系列措施与一年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变为明显的通货膨胀”的“两防”方针如有天壤之别。
面对国际经济金融形势的急剧恶化，为应对国内经济超乎预期的衰退趋势，迅速出台这些政策无疑是十分正确与必要的。但是，将目前经济失速完全归因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是说不过去的，因为国际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在美国也是从2008年10月份开始的，而我国实体经济中企业出现困难早于2008年5月份。宏观调控的目标是为了“熨平”经济周期性的波动，使经济能够实现平稳较快发展，但经济运行的现实证明了过去一年来，我们的宏观调控不仅没有起到烫平经济周期波动的作用，反而强化了经济周期，加大了经济波动。中国经济前所未有的过山车：股市过山车、宏观调控政策过山车，深刻折射出了我们宏观调控的失误，因此，加强宏观调控的前瞻性研究非常必要。
一、宏观调控的前瞻性
宏观调控的前瞻性是指宏观调控要与控制物价或经济增长等中长期目标相结合，它包含着一个动态过程，即中央政府要根据宏观调控的远期目标，在不同的时点及时采用合适的政策，以实现预定的宏观调控目标。也就是说，传统的宏观调控是政府通过一定的政策手段将稳定物价或经济增长等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而前瞻性的宏观调控则是通过现时的调控政策操作来影响未来的经济发展形势。
二、实施前瞻性宏观调控的必要性
实施前瞻性宏观调控的原因在于宏观调控政策本身的时滞效应和其他影响宏观调控政策效应因素的存在。宏观经济的运行结果受到多种变量的影响，如果其中某一特定的经济变量及作用发生变化，就会导致原来的经济运行轨迹发生变化，从而使宏观调控政策操作效应发生相应变化，使宏观调控政策操作目标与最终目标之间产生偏差，有时偏差过大，还会引起相反的政策效应。所以，要缩小这一偏差，减少有关变量对宏观经济政策预期效果的不利影响，政府必须实行前瞻性的宏观调控政策，绝不能“头疼医头，脚痛医脚”。
三、制约我国宏观调控前瞻性的因素
1 时滞的存在是制约宏观调控前瞻性的客观因素
现代宏观经济理论认为，宏观调控政策对经济的作用不是即时的，而是存在着时滞效应。时滞效应包括两种：内部时滞，即政府着手制定调控政策所花费的时间；另一种是外部时滞，即宏观经济政策行为对经济影响的时间。内部时滞可以分为：认识时滞、决策时滞和行动时滞。(1)认识时滞，是指经济波动出现的时点和政策制定者认识到必须采取行动的时点之间的那段时间；(2)决策时滞，是指认识到要采取行动与政策决定之间的间隔；(3)行动时滞，是政策制定和实施之间的间隔。外部时滞是指政策行为被采取到对政策目标产生影响所经过的时间。其中，内部时滞对宏观调控的前瞻性具有重要影响。时滞的长短，决定了宏观调控是否及时。时滞的存在，决定了必须实施前瞻性的宏观调控政策。
2 宏观管理部门分散，对经济形势的认识缺乏一致性
不同部门对经济形势和宏观调控认识的不尽一致，影响了政策的时效性。增加了政策协调成本。目前。我国的宏观调控机构除了国家发改委、中国人民银行和财政部外，还有国土资源部、证监会、银监会等机构。由于政出多门，不同部门对经济形势和宏观调控的认识不尽一致，往往影响了政策出台的时效性，增加了政策协调成本。同时，确实存在一些部门和地方政府从自身利益出发考虑问题，存在着利益保护的冲动，对符合自身利益的统计资料或数据上报的积极性就高一些，对不符合自身利益的统计数据或资料的上报就采取消极或者抵制的态度，从而造成预测宏观经济的数据上报不及时或不准确，从而最终影响到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前瞻性。
3 相机抉择理论运用的惯性也影响了我国宏观调控的前瞻性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走上了对外开放的快车道，引进了西方先进的技术，带来了西方先进的经济理论。在我国宏观经济理论上，当前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凯恩斯的相机抉择理论，亦即对宏观经济的调控采取“逆经济风向行事”，熨平经济波动。30年来改革的历程，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宏观调控的实践，初步印证了相机抉择理论的有效性，同时也增强了政府在经济波动时采取相机抉择政策的冲动和惯性。但是，相机抉择理论也有自身的局限性，在本次经济波动中就体现了这一点，本次我国经济增速放缓是2008年第三季度以后才充分表现出来的，但经济放缓的迹象在年初就已经隐现，不过出于“相机抉择”理论的惯性，宏观调控部门仍在执行2007年末制定的“两防”调控政策，结果调控政策效果却进一步强化了经济下滑的趋势。
4 对外贸易依存度过高，增加了宏观调控部门对经济形势预测的难度
改革开放30年，以及全球化时代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的高度流动。使得中国经济发展倾向于过度外向型，对外贸易依存度达到惊人的程度。近年来中国的外贸总额／CDP的比例高达0.7，虽然日美两国都是全方位开放的经济，但对外贸易依存度都远远小于中国。美国在上世纪90年代的这一比例为0.2，日本为0.25。对外贸易依存度过高造成了一系列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我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形成了联动效应，如果世界经济出现波动，我国经济也不会成为经济波动冲击的“孤岛”，所以，要预测我国的宏观经济走势，就不能不考虑世界经济这一因素。但由于世界经济的复杂性和多变性，这就增加了我国宏观调控部门对经济形势预测的难度，降低了宏观调控的前瞻性。
四、提高我国宏观调控前瞻性的建议
1 用科学发展观统揽宏观调控全过程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在调控时机选择上要把握提前量，加强宏观调控的前瞻性，科学预测，及早动手，其中重要一点就是要用科学发展观统揽宏观调控全过程，正确处理好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关系。认真进行跟踪、分析形势，科学预测月度、季度和年度经济变化趋势，及时发现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苗头和矛盾动向。并及早动手缓解、遏制这些矛盾和问题。
2 建立完善的信息采集和处理系统
建立完善的基础数据的采集、加工、处理体系，准确把握和判断时滞变动；理顺中央――地方的信息采集关系，层次清晰，权责明确；构建宏观经济预警体系，提高宏观调控部门人员的认识水平和决策能力，缩短时滞时间；
此外，把我国经济和世界经济有机的结合起来，加强对世界经济特别是欧美等发达国家经济形势及对我国经济的影响的研究和预测，建立全球经济的预警机制，一叶知秋，防患于未然，提高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前瞻性和准确性。
3 结合我国经济实际，培养造就一批复合型经济人才
在研究我国宏观经济前瞻性问题时，必须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培养造就一批复合型经济人才。借鉴西方成熟的经济理论，但不能照搬国外现成的理论；采用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探索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宏观调控理论。
然而，罗默认为，正是这一广泛运用的模型使宏观经济学研究遭遇了脱离现实的巨大麻烦，他批判的依据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DSGE模型将经济波动归因于某些脱离现实的外生冲击，使模型对现实的解释力不足。一个重要的表现是，DSGE模型大多忽略或低估了货币政策对于宏观经济的重要作用。例如，沃尔克（P. Volcker）就任美联储主席时期采取的紧缩性货币政策使美国的实际利率高于二战后任何时期，导致美国经济在此期间经历了两次萧条，这一案例表明货币政策具有DSGE模型难以解释的巨大作用。第二，DSGE模型至今无法解决模型参数识别难题。罗默指出，DSGE模型引入了众多待估参数，加剧了参数识别难题。目前主流宏观经济学采用的校准或贝叶斯估计等方法不仅无法真正解决识别问题，反而使研究者可以通过调整参数取值或先验分布来达到自身预想的结果。这导致研究结果具有更大的人为操控性，所构建的模型也进一步脱离了现实。第三，主流宏观经济学家在面对他们所提出的理论存在的缺陷时，采取了相互支持和包容的态度。罗默在文中抨击了卢卡斯（R.Lucas）、普雷斯科特（E.Prescott）和萨金特（T.Sargent）三位著名经济学家。他尖锐地指出，卢卡斯为了支持普雷斯科特提出的“货币经济学是琐屑”的观点，不惜发表与他本人在1995年领取诺贝尔奖时不一致的言论。而当萨金特在研究中得到与卢卡斯不同的结论时，也选择对卢卡斯的观点持赞成态度。罗默认为，此类行为是少数宏观经济学家对理论的垄断，阻碍了宏观经济学研究的突破性进展。
客观地说，目前DSGE模型的确存在罗默所说的脱离现实以及参数识别困难等问题，其观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笔者认为，不论从罗默批判的对象、批判的标准，还是从宏观经济学自身的发展历程来看，宏观经济学目前并未遭遇他所谓的大麻烦。
其一，罗默在文中所批判的只是宏观经济学的一部分，并不能就此认为整个宏观经济学遭遇麻烦。罗默列举了RBC模型以及斯梅茨（F.Smets）和伍特斯（R.Wouters）在2007年提出的DSGE模型的缺陷，进而说明DSGE模型和宏观经济学遭遇麻烦。但RBC模型形成于30多年前，斯梅茨和伍特斯模型的提出也早在10年之前。近年来，DSGE模型在不断改进和拓展，而且DSGE模型只是众多宏观经济学研究方法中的一种。比如，Bewley模型等异质性定量宏观模型在刻画贫富差距等异质性因素时具有较好的表现。又比如，以威廉姆森（S.Williamson）为代表的新货币主义经济学家至今仍使用完全定性化的研究方法，他们以数学形式刻画经济理论，并推导经济理论在定性角度的解释力。因此，罗默所批判的事实上只是RBC模型和某些DSGE模型，并非整个宏观经济学。
其二，罗默批判宏观经济学的标准过于苛刻。罗默认为宏观经济学遭遇麻烦主要基于两大标准，一是DSGE模型对现实的解释力不足，二是DSGE模型无法解决甚至加重了参数识别问题。对于第一个标准，就经济学理论发展的一般规律而言，理论滞后于现实是常态，不能苛求经济理论能够立即解释当下的现实。例如，世界上最早的奴隶拍卖起源于古罗马时代，但直到1961年维克里（W.Vickrey）才正式提出了拍卖理论。同样，“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的投资理念古已有之，但直到1952年马科维茨（H.Markowitz）才将其模型化，并成为现代金融理论的基础。
对于第二个标准，和参数识别问题类似的是，在微观计量经济学领域，内生性问题同样是长期存在的重大难题。对此，计量经济学家相继提出了工具变量法、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以及随机实验等方法试图克服内生性的干扰，但这些方法在实践中仍面临较多困难。以研究中使用最广泛的工具变量法为例，合适的工具变量需要同时满足相关性和外生性要求，但由于工具变量外生性检验的适用范围和假设前提均存在局限性，因此在实践中几乎无法找到完全外生的工具变量。所谓完美的工具变量大多只是研究者通过已有的数据构造并用文字加以论证，内生性问题仍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同样，金融学理论发展至今，也已形成了系统完善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但这些模型在现实中依然无法预测股票价格的剧烈变动。因此，如果宏观经济学确如罗默所言陷入了大麻烦，那么量经济学、金融学等其他经济学分支乃至整个经济学研究可能都将陷入更大的麻烦。
所谓经济伦理,是指规范和调节经济活动过程中各经济主体相互关系的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的总和。经济活动中的中心问题是经济决策问题。因此,经济伦理就是关于经济主体经济决策行为的伦理,研究经济伦理就是研究经济主体决策行为中的伦理问题。经济主体在作决策时,首先需要的是知识,知识和信息可以使决策更全面和完善,方案选择更为合理,即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准确性。这一特点决定了经济伦理研究当然首先是理论研究,属于伦理学的理论探讨部分。众所周知,整个伦理学学科构成体系中首先是理论伦理学部分,这部分的任务主要是发现道德规律,告诉人们已做的是什么,属于认识论。经济伦理研究也有认识论的内容。她要解释经济主体经济决策的道德现状,证明不道德的经济决策行为为什么不道德,并指出经济主体走出不道德决策行为的可能性选择;她要阐述经济决策的道德知识、道德规则。我们可以以经济伦理主体为依据,把经济伦理的认识论内容具体化为三个层次:与政府经济决策密切相关的制度、秩序、政策、运行体制与方式的宏观层次的经济伦理认识论;企业或公司、工会、消费者组织、行业协会等等中观层次的经济伦理认识论;企业家、经理、雇主、雇员、消费者、供应商、投资者等等个体的微观层次的经济伦理认识论。这三个层次表明,经济决策活动中存在大量的复杂的伦理问题,这些问题都首先需要研究者通过理论思维加以准确把握。
但与此同时,经济主体在作决策时也需要价值判断,好的、正面的价值能帮助决策达到更高的伦理水准,更为民主化,使决策更符合伦理道德标准,即保证决策的正当性、伦理性。这一特点又决定了经济伦理研究同时也属于实践伦理学。
实践伦理学主要是应用道德规律,告诉人们实践中应做的是什么,这是实践论的。经济伦理研究的实践论,就是美国W.A.弗兰切(W.A.French)等人提出的“通过激发道德想像、促进道德认识、整合道德与管理、强化道德评价等手段”,[1](P9)来培养经济主体在决策中的道德推理能力的部分,其目的是澄清和化解经济决策活动中存在的各种利益冲突。乔治?恩德勒(GeorgesEnderle)说,经济伦理发展的动力应该是追求一种“新实践”,这种“新实践”有两方面:一是强调实践对理论的优先性,即经济伦理研究应该面对经济实践中的决策和行动;一是强调批评和建设性的任务,即经济伦理研究不能仅仅简单地扞卫现状,而必须具有创造性、能开启实践的新视野。在他看来,决策和行动的实践是经济伦理研究的试金石,在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上改进决策和行动的伦理质量是经济伦理研究的目标。[2](P5-9)
这里的“改进”一词就充分反映了经济伦理研究又同时是实践研究的特性。既然经济伦理研究既是理论研究,又是实践研究,那么,这就要关注“实现”问题,也就是说,要让理论与实践有机勾连起来,以达成经济伦理理论的现实化。因为经济伦理理论不过是人们关于经济决策实践中伦理问题的认识的系统化、理论化的反映,它来自于人们的经济伦理实践,但它是否准确,是否符合实际、彻底,还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列宁说:“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仅具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具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3](P183)这就是说,实践不仅直接就是一种现实的物质活动,而且还能够把经济伦理认识和理论变成直接的、实实在在的现实。
同时,经济伦理属于伦理学问题,而伦理学比其它学科更强调实现问题。应该说,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任何学科如经济学、法学、管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甚至纯粹的思维学科如逻辑学,没有不关注自己如何变为现实的方法问题的。但与它们不同的是,伦理学更为强调实现问题。亚里士多德指出,伦理学所探索的就是实践这种属人的活动,而且这种活动不同于一般的活动,而是实现活动。康德认为,伦理道德是一种实践理性。马克思则将其改造为实践精神。其意是指,伦理道德首先是一种知识、一种精神性的价值,但它又是以指导行为方式为内容和目的的,因此它又是实践的。人们只有在理解伦理道德的基础上又认真地践履它,做到知行统一,才能算得上真正懂得了它。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才说,伦理学并不是纯粹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4](P504)同样,作为伦理学所探讨的重要问题之一的经济伦理研究也要关注其自身如何在经济决策实践中得以实现的问题。因为经济伦理是经济活动领域的实践精神,需要政府、企业组织及企业人员、其他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士真心实意地践履,才能取得普遍化的资格和旺盛的生命力。
自从经济伦理研究传入国内以来,学者们提出了许多有新意的命题,但坦率地说,这些命题都显得抽象、空洞,因而对经济实践产生的影响力非常有限。经济伦理问题本应是非常鲜活的且吸引人的问题,但由于这些命题没有具体地联系经济实践和企业实际,所以经济伦理研究有日益演变为死气沉沉的知识体系或没有具体内容的纯粹的概念游戏的危险。这种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导致理论上“自说自话”、“自娱自乐”,而实践上实业人士对经济伦理结论根本就不信任。其原因就在于经济伦理研究没有面向活生生的经济实践,而与实践脱节的原因又在于经济伦理理论没有找到走向实践的中介。
因此,人们如果不想让经济伦理研究演变成只会从事抽象真理的研究的书斋学问,就必须干预经济生活本身,与现实的经济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具有广泛的现实可行性和实际操作性,从而被经济主体掌握、变为物质力量。总之,经济伦理理论要在经济实践中现实化,就要求治经济伦理问题者仔细研究和建构经济伦理的实现机制。
二、政府宏观调控经济活动的内在要求
建构经济伦理实现机制的宏观层面就是政府实践经济伦理的机制。因为经济制度、经济秩序、经济政策、经济运行体制与方式等都是政府制定或选择的。所以,现代市场经活动中,政府是相当重要的经济伦理主体,其在经济伦理的实现问题上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和影响。在政府层面,经济伦理的实现机制就是政府的宏观调控,其最大意义就在于,有利于经济伦理在政府层面的落实。
宏观调控是指政府依据经济伦理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宏观指导、调节和控制的行为。现代社会的经济当然离不开市场、价格、竞争、利润等杠杆的调节,但是也离不开政府的宏观调控。然而,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又是需要价值标准即经济伦理指导的。政府持什么样的经济伦理,就有什么样的宏观调控。所以,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是必要的,但宏观调控的经济伦理价值标准更是必要的、根本的。
宏观调控有利于良好的经济制度、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合理经济秩序的形成。社会的经济生活是存在某种“秩序”的,这种秩序既有自生自发的自然秩序,也有人为建构其中主要是通过政府宏观调控而形成的公共秩序。前者表现为,经济秩序即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秩序中的基础秩序,如市场秩序、竞争秩序,受一只“看不见的手”支配,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后者表现为,经济秩序中的社会公共福利秩序、保险秩序、财政秩序、产品的再分配秩序等是通过政府有意识、有目的地制定的各种制度和规则及相应的操作措施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确立起来的,这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人的自觉活动的结果。合理的经济秩序就表现为这两种秩序的相辅相成、相互支撑、密切配合状态。
这也就是说,经济秩序中的自生自发部分只能被尊重和利用,人为建构部分则必须有政府的宏观调控。而政府的宏观调控又需要到价值中去寻找依据。张华夏教授说:“虽然经济结构不可能截然机械地划分为自发的经济结构和自觉的经济结构两个部分,我们也至少可以找出经济结构存在与运作的两种机制:第一种是自组织机制,按照它的定义就不是自觉形成的;第二种机制是依一定价值体系自觉调节的机制,它是一定的自觉的目的性的产物,其所引起的经济结构的某种变化是需要运用一组价值来加以解释的。”[5](P199-200)其中用以解释“经济结构的某种变化”的“一组价值”中显然包括经济伦理,因而,从一定意义上看,政府宏观调控又是伦理调控。如果政府在进行宏观调控时,所依据的经济伦理价值是合理的,那么经济制度、经济政策就是良性的,合理的经济秩序就能形成。
【中图分类号】F123.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0351（2012）01—099—06
一、问题的提出
长期以来，寻求“中国学术的主体性”、建立中国自己的“学术范式”，是相当一批理论研究者矢志不移的追求。经济学的研究也不例外，探讨经济发展的中国模式，构建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和研究范式是很多研究者的努力方向。宏观调控就是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经济现象和经济学概念，对于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具有潜在的理论研究价值。在中国30余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中，宏观调控发挥着越来越令人关注的作用。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宏观调控已经有六轮完整的实践，第七轮也正在发展之中。透过这长期的实践，中国宏观调控无论是目标选择，还是实施手段，与经典的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中关于宏观经济政策的界定、论述相比，都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和特殊性。首先，在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中，制度一般被认为是外生的，但中国的宏观调控被中国党和政府视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其次，在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中，宏观经济政策并不针对结构问题，但中国的宏观调控始终在强调结构的优化；第三，在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中，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中国的宏观调控手段还包括行政手段。
这种来自实践的差异性和特殊性导致理论界在关于宏观调控的认知上出现了严重的分歧。理论界目前关于宏观调控的认知存在着广义论、狭义论和特色论三类观点。广义论者将宏观调控等同于政府干预，把政府针对市场失灵采取的所有经济措施都纳入宏观调控的范畴，以马洪（1993）[1]197曹玉书（1995）[2]2、（2004）[3]等人的观点为典型代表。狭义论者则将宏观调控简单地对应为西方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认为宏观调控仅指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节社会总需求，以黄达（1999）[4]2、张鸿岩（2004）[5]100、许小年（2007）[6]和汤在新（2006）[7]86-92等人的观点为典型代表。特色论者认为中国的宏观调控是属于中国特色的国民经济管理行为，是基于中国经济转型的实践衍生的理论概念，从目标选择到手段选择都不能用经典经济学理论来解释。只有少数学者持特色论观点，其典型代表是刘瑞（2006）[8]等。比较上述观点，广义论的缺陷在于将政府规制等微观措施也纳入宏观经济管理的范畴，混淆了宏观和微观的差异；狭义论的理论渊源是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理论，虽然被众多研究者所接受，但无法解释宏观调控作为中国特色的宏观经济管理行为所体现出的差异性和特殊性；而特色论虽然基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现实，但缺乏系统的理论成果，因而成为少数派。这些分歧说明，解读中国的宏观调控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理论问题。特别是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的宏观调控措施有力推动了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现在世界各国都在关注中国的宏观调控行动，更提升了中国宏观调控所具有的理论意义。如果我们能够在宏观调控的理解和认知方面给予合理的解读，无疑将有助于中国经济学体系的构建。
二、宏观调控：中国宏观经济管理实践中形成的概念
1978年以前，中国经济体制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直接面向企业等生产者的指令性计划和行政命令是国家管理国民经济运行的基本手段。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市场逐步成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在经济转型的同时，中国政府对国民经济运行的干预和管理方式也在转型，宏观调控发挥着越来越令人关注的作用。
在中国经济转型的实践中我们能清晰地看到，宏观调控概念经历了宏观调节—宏观控制—宏观调控的形成和发展链条。宏观调节的提法最早见于1984年10月20日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发表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该文件提出：“越是搞活经济，越要重视宏观调节，越要善于在及时掌握经济动态的基础上综合运用价格、税收、信贷等经济杠杆，以利于调节社会供应总量和需求总量、积累和消费等重大比例关系，调节财力、物力和人力的流向，调节产业结构和生产力的布局……”1985年8月13日，针对当时全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不断膨胀的情况，《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瞻前顾后、统筹安排》指出：“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一些同志较多地重视微观放活，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宏观控制的指示。”这是宏观控制首次正式出现在公开报刊上。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经历了一次严重的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中央决定进行经济调整，治理经济环境。1988年9月26日，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报告指出：“这次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必须同加强和改善新旧体制转换时期的宏观调控结合起来……必须综合运用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纪律的和思想政治工作的手段，五管齐下，进行宏观调控。”从此，宏观调控在中国开始成为一个流行的概念。到1993年11月14日，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发表《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国党和政府关于宏观调控的论述形成了相对比较完整的认识。该文件对宏观调控的制度性特征进行了概括，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该文件明确了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保持经济总量的基本平衡，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引导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推动社会全面进步”；明确了宏观调控“主要采取经济办法……建立计划、金融、财政之间相互配合和制约的机制，加强对经济运行的综合协调。计划提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标、任务，以及需要配套实施的经济政策；中央银行以稳定币值为首要目标，调节货币供应总量，并保持国际收支平衡；财政运用预算和税收手段，着重调节经济结构和社会分配。运用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调节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基本平衡，并与产业政策相配合，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
考察党和政府在改革开放初期关于宏观调控的重要文献，我们可以从中观察到宏观调控最初的一个认知框架：
首先，党和政府提出宏观调控是同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等问题结合到一起的，这些问题是中国经济转型之后才出现的，因此宏观调控从时间逻辑上来看是中国经济转型的特殊产物。其次，宏观调控不但具有总量调控的功能，也具有结构调整功能。第三，宏观调控的主体具有多元性，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构成了宏观调控的主体。第四，宏观调控的手段具有多样性，以间接手段为主，强调经济、法律和行政等手段的综合运用。显然，宏观调控对结构问题的重视和行政手段的运用完全不同于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当中单纯针对总量进行调节并强调运用间接手段的宏观经济政策。
在初步认识的基础上，党的十四大特别是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政府对宏观调控的认识不断深入。
这首先表现在对宏观调控的制度性特征给予了进一步的强调和明确。十四大报告提出“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十五大报告提出“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十六大报告提出“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十七大报告提出“深化财税、金融等体制改革，完善宏观调控体系”。200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第十五条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这是从高度上明确了宏观调控的制度性特征。
第二个方面的表现是对宏观调控承担结构调整任务的基本认识更加坚定。十五大报告提出“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保持经济总量平衡，抑制通货膨胀，促进重大经济结构优化，实现经济稳定增长。”十六大报告虽然没有强调结构调整是宏观调控的任务，提出“要把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保持国际收支平衡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但“主要目标”这样的措辞并没有将结构调整从宏观调控的视野中剔除出去，而接下来2003年开始的宏观调控不但将结构调整和投资结构联系到一起，而且关注到了地区结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提出了五个统筹，更是空前强调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结构性问题。
第三个方面的表现是关于宏观调控手段的认识逐渐成熟，形成了经济与法律为主，行政手段和其他政策手段相辅助的基本认识。1998年中央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对国民经济进行合理的调节。”2008年中央政府工作报告则强调“要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坚持主要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发挥各种政策的组合效应”。
第四个表现是强调宏观调控对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重要作用。2003年中央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宏观调控要着眼于保持经济稳定较快增长”，2004年中央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搞好宏观调控，既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又要根据经济形势发展变化，适时适度调整政策实施的力度和重点”。中央政府将宏观调控作为保持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重要手段，说明宏观调控已经成为中国政府管理国民经济运行的重要方式。
第五个表现是中央政府作为唯一的宏观调控主体被明确。在改革开放初期，随着以分权为导向的改革进程逐步发展，中央政府曾经认为地方政府也是宏观调控的主体。伴随着经济转型过程中地方保护主义现象的出现，中央开始强调宏观调控权力集中在中央的观点，宏观调控的主体也就被明确为中央政府这一唯一主体。1993年6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强调“坚决维护中央对全国宏观经济调控的统一性、权威性和有效性。”随即，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会议文件再次强调：“宏观调控权必须集中在中央，要维护中央政策的权威。”
与中国宏观经济管理实践过程中宏观调控概念清晰的形成和发展链条相比，西方宏观经济理论中却没有宏观调控的概念，只有宏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政策的概念。考察西方经济思想史，尽管关于宏观经济的一些理论观点早在17世纪中叶就已经出现了——熊彼特认为早期宏观经济学说发展的线索始于威廉·配第，[9]327但“宏观经济学”这一概念，最早是由挪威经济学家拉格尔·弗瑞希在1933年提出的，而宏观经济理论框架的基本建立则以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出版为标志。然而，在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文献和经济学辞典当中始终没有出现宏观调控这个概念，经济学家们只是运用宏观经济政策这个概念来描述政府在宏观上对市场经济进行干预的实践。萨缪尔森在其著名的《经济学》中关于宏观经济政策工具和目标的表述就是一个真实写照。萨缪尔森认为，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的经济职能在于提高效率、增进平等和促进宏观经济的稳定和增长，同时减少失业和降低通货膨胀，政府依赖于税收、支出和货币管制等政策工具以实现上述目标。[10]73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构建一个关于宏观调控概念的认知框架。
第一，宏观调控是中国市场化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经济现象，是中国经济特有现象，因此，宏观调控作为一个经济学概念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实践的理论产物，是基于中国经济现实，在现代经济理论指导下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概念。
第二，宏观调控是中国政府根据对国民经济运行形势的基本判断，针对宏观经济运行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而采取的宏观经济管理行为，这些新问题是计划经济时期所未有的，也是西方国家市场经济实践中没有的。因此，宏观调控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宏观经济管理行为。中国特色表现在：除了市场失灵这个政府干预市场的一般意义的经济学逻辑外，宏观调控还存在两条中国式的逻辑线索。第一条线索是由于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多样性和不平衡性，中国经济面临众多的结构矛盾和利益冲突，需要在宏观层面上予以协调，因此单纯针对总量的需求管理是远远不够的，宏观调控必须强调结构性目标。第二条线索是政治和文化线索，即中国作为一个中央集权体制的国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干预经济方面的特殊逻辑。在中国，国家的统一和中央的集权是中国独特的政治和文化传统，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领导力量，必然要遵循中国政治和文化的历史传统。党和中央政府除了达到一般意义上的经济目标以外，还需维护国家的统一、中央集权体制的生存和延续，而市场经济带来的是分权和竞争，所以党和政府必须在宏观上对任何影响到国民经济整体发展的因素和问题进行调节和控制，特别是控制，于是宏观调控不仅仅强调政府对市场的间接影响作用，更有直接影响的能力。
第三，宏观调控强调操作性和功能性，是一个由一元化的调控主体、二元化的调控任务和多元化的手段体系构成的三位一体的操作——功能框架。所谓一元化的主体，是指宏观调控的主体只能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经济管理权限仅限于管理调节地方经济的发展。所谓二元化的调控任务，是指宏观调控的任务既包括总量调节，也包括结构调整。所谓多元化的手段体系，是指宏观调控的手段包括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等必要的手段。
三、中国宏观调控的理论意义：宏观经济管理的一个中国范式
基于前文对宏观调控概念形成和发展脉络的分析，中国的宏观调控是颇具中国特色的政府宏观经济管理行为，既不同于西方式的政府干预，也不同于西方式的宏观经济政策。现在世界各国都在关注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宏观调控行动，宏观调控的上述差异性是否意味着中国宏观调控具有某种范式特征？如果是，围绕宏观调控的研究和相关观点将丰富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体系，为构建经济学研究的中国范式提供理论支持。
范式的概念源于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库恩在其经典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中探讨什么是科学的命题，第一次提出了范式理论以及不可通约性、学术共同体、常规科学、范式危机等概念，深刻揭示了科学革命的结构，开创了科学哲学的新时期。库恩认为，科学是由某些特定的“范式”支配的，形成所谓常规科学，科学家们围绕常规科学努力扩展此时的主流“范式”；在研究中，经常会出现一些无法用主流范式解释的现象和事物，当这些现象和事物不断出现并积累到一定程度，将会出现当前范式的解释危机，最终导致科学的革命，出现一个新的主流范式，而新的范式又如同前一个范式形成类似的发展过程。通过范式概念的建立和表述，库恩回答了什么是科学这一问题，他认为范式从本质上讲是一种理论体系，是常规科学所赖以运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是从事某一科学的研究者群体所共同遵从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是科学家集团（学术共同体）所共同接受的一组假说、理论、准则和方法的总和，这些东西在心理上形成科学家的共同信念。库恩认为范式的特点是：其一，范式在一定程度内具有公认性；其二，范式是一个由基本定律、理论、应用以及相关的仪器设备等构成的一个整体，它的存在给科学家提供了一个研究纲领；其三，范式还为科学研究提供了可模仿的成功的先例。在库恩范式概念的基础上，什么是科学这一命题有了较为明确的答案，即一门学科能否成为科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在领域的学者对过去和目前的成就能否取得共识，能否拥有共同的范式，如是，则我们就可以说它是科学。
库恩提出范式概念后，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科学哲学领域的研究者们对于科学中到底有没有“范式”进行了激烈、持久的争议，而在科学哲学领域以外，特别是社会科学领域各学科的学者出于对本学科科学性的关心和建构，积极地运用“范式”的概念对各自学科进行着方方面面的分析。范式概念对于科学研究的重要影响自然也被经济学家看到，从而被引入经济学研究领域。范式概念被引进西方主流经济学后，经济学范式主要表现在边际主义的发展，主观效用论和边际分析方法迅速成为经济学者的共同的分析工具，也由此推动了新古典主义的主流地位的形成。宏观经济学内部也有相对立的范式：既有以理性预期为基础的市场出清假设，即古典宏观经济学，也有凯恩斯主义和后凯恩斯主义。在中国，也有学者提出了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范式问题。例如，樊纲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变迁问题进行了探讨，他认为：“中国经济学在1979年以前‘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流范式，应该说就是50年代初在斯大林主持下写成的苏联版《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的那个范式……中国经济学界改革开放以来所感觉到的理论与现实的冲突，其实主要就是苏联版政治经济学与经济现实问题的冲突；所力图‘改造’、突破或放弃的‘范式’，就是所谓的‘苏联范式’。”[11]
具体到我们目前的研究对象——宏观调控，从范式理论的视角出发，我们认为，前文所提到的中国宏观调控相对于宏观经济政策的这些差异性，为形成一组能够凝聚研究者共识（学术共同体）的概念、观点、理论取向和研究方法奠定了逻辑基础，换言之，中国宏观调控具有明显的范式特征。
第一，中国宏观调控概念的形成和发展呈现出独特的认知路径。不论对宏观调控概念持有怎样的观点，一个事实是无法否认的，即尽管市场经济的理论源于西方经济理论，但西方经济理论中没有宏观调控的概念，只有宏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政策的概念，而在中国经济转型的历史实践当中，宏观调控概念的形成经历了宏观调节—宏观控制—宏观调控的发展链条，宏观调控作为一个经济学概念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实践的理论产物，是基于中国经济现实的理论总结。
第二，中国的宏观调控行为植根于东方社会独特的社会文化环境中，一条中国式的经济、政治、文化线索决定了宏观调控通过目标和手段体系表现出来的行为特征。首先，从经济层面而言，由于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多样性和不平衡性，中国经济面临众多的结构矛盾和利益冲突，需要在宏观层面上予以协调，宏观调控必须强调结构性目标，与西方经济学语境中忽视结构问题的宏观经济政策完全不同。其次，在政治和文化方面，中国作为一个拥有古老文明传统的东方国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干预经济方面有其特殊逻辑。在中国，党和中央政府除了达到一般意义上的经济目标以外，还需维护国家的统一、中央集权体制的生存和延续，而市场经济带来的是分权和竞争，所以党和政府必须在宏观上对任何影响到国民经济整体发展的因素和问题进行调节和控制，特别是控制，于是宏观调控不仅仅能够发挥西方主流宏观经济理论中强调的政府对市场的间接影响作用，更有直接影响的能力。
第三，中国的宏观调控受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指导。这套理论隶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范畴，是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上，充分借鉴传统计划经济理论的教训并吸收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观点，在中国经济转型的社会实践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科学发展观是其中的最新内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指导下，中国经济转型已经30年，已经基本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在未来，中国经济体制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将继续完善，而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现出更强大的生命力和适应力。
第四，中国宏观调控的研究方法同样具有差异性。长期以来，尽管西方经济学不同流派之间就是否应该对宏观经济进行政府干预进行了长期的争论，但是，西方宏观经济学不同流派有关宏观经济政策方面的研究大都基于以下几个隐含的假设[12]38-41：其一，制度是外生的或中性的，对经济运行是无摩擦的；其二，宏观经济政策的目的是熨平由于市场机制本身的原因导致的经济周期，并且主要针对有效需求不足的存在；其三，假定市场是同质的，将研究定位于总量层面，不考虑结构性问题。上述隐含假设植根于发达国家的宏观经济，在发达国家没有制度变迁的问题，也没有结构性问题，于是制度中性假设和市场同质假设保证了在不同时期推出的宏观经济政策具有相似的效果和可比性，成为宏观经济学通过大量计量分析找到宏观经济运行的规律和检验宏观经济政策有效性的逻辑前提。但是，对于中国的宏观调控研究而言，由于上述隐含假设根本不存在，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在中国面临严重的水土不服。因此，充分认识到西方宏观经济学的这些隐含假设并因此思考其在中国的适用性，对于中国宏观调控理论在借鉴西方宏观经济理论时进行合理的扬弃至关重要。
四、结论
综上所述，宏观调控所有显著的差异性都是无法从现有的理论框架中直接得到解释的，无论是在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的“苏联范式”，还是在西方经济学研究的主流范式中，都无法得到答案，中国宏观调控具有明显的新范式特征：
宏观调控是改革开放后在中国市场化转型的过程中出现的经济现象，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宏观经济管理行为，有着自身的特殊逻辑。在实践中，宏观调控形成了一元化的调控主体，二元化的调控目标、任务，以及多元化的手段体系这三位一体的操作——功能框架。如前文所述，一元化的主体是指宏观调控的主体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经济管理权限仅限于管理调节地方经济的发展。二元化的调控任务是指宏观调控的任务既包括总量调节，也包括结构调整，其目标是短期经济运行的总量平衡和长期内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构优化。多元化的手段体系是指宏观调控的手段包括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等其他必要的手段。
我们认为，以上述认识为圆心，足以形成中国宏观调控范式的内核，进而形成关于中国宏观调控的概念、观点、理论取向和研究方法的较为一致的认知。事实上，从目前的文献看，已经有一定数量的研究者在某个方面与上述观点相近，这说明一个关于宏观调控研究的“科学共同体”已经形成。从库恩范式理论的视角来看，这无疑是一个范式。当然，任何科学范式都是在实践发展中产生、发展和成熟起来的，理论界的争论正是宏观调控研究学术价值和意义的体现，随着相关实践的发展，人们的认识必将形成相应的范式。我们也希冀本文对宏观调控的分析和观点能够为构建研究中国宏观调控的主流范式作出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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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a Chinese Paradigm in Macro-Economic Management： On the Theoretical Values of China’s Practice in Macroeconomic Regulation
ZHANG Yong
【中图分类号】F123.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36X(201 2)05-0032-04
宏观经济调控在西方经济学中也称为政府干预和国家调节，自20世纪30年代西方世界的经济大危机造就了“凯恩斯革命”之后，宏观调控就成了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容忽视的客观问题。从凯恩斯主义以需求管理为核心的国家干预思想成功登上了历史舞台，到今天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的运用，在西方经济学领域，宏观经济调控理论和政策历经了70多年来的一系列演变。在这一演变进程中，我们不难发现，在西方经济学领域，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并不是遵循固有的与不变的原则，而是以西方经济学者在不同时期就现实经济问题提出的具体理论解释为依据。随着时间的更迭，新的经济问题不断出现，宏观经济调控理论和政策也不断地为适应新的经济形势日益发展与完善起来。
一、宏观经济调控之发展概述
20世纪30年代，西方世界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该危机导致的大萧条几乎使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覆灭。为了拯救和改善资本主义经济，当时的经济计划制定者和政府都需要从理论上为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提供依据。正是在此背景下，以凯恩斯需求管理为核心思想的宏观经济政策理论在西方国家日益兴起，并逐渐占据了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地位。凯恩斯的理论认为，在资本主义自由放任的条件下，由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构成的有效需求不足以实现充分就业，而市场经济自动调节机制又往往难以发挥作用，因此，政府应该发挥积极的作用，对总需求进行管理，以帮助经济向均衡方向调节。在需求管理思想指导下，宏观经济政策主要表现为政府为了缓解经济周期性波动而实施的一系列具体措施，是政府为了实现一定的经济目标而对经济活动进行有意识的干预活动。一般说来，该政策思想建议以充分就业、价格稳定、经济持续均衡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为主要目标，主张根据经济风向运用斟酌决定(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总需求加以调节，以此来减少经济的周期性波动。而斟酌决定(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指，为了确保经济稳定，平抑经济周期，政府在实行宏观经济调控过程中应依据经济运行态势灵活取舍，“逆风向行事”主动采取一些财政和货币措施以稳定总需求水平，使之接近物价稳定的充分就业水平。由此可见，早期的宏观经济学，即传统的凯恩斯主义以及后凯恩斯主流均认为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源于经济内生的有效需求不足的冲击，是能够感应，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加以调节的。因此，他们认为，在经济波动中进行政府干预是有效率的，并主张设计反周期的宏观调控政策进行“粗调”。
20世纪70年代中期，大多数西方国家出现了“滞胀”的局面，即失业和通货膨胀同时并存。“滞胀”的现实问题使凯恩斯的理论遭受到了严重的打击，现代货币主义者据此对以凯恩斯理论为指导的宏观调控政策进行了猛烈的攻击。他们认为，相机抉择的宏观经济政策只是一个美丽的陷阱和骗局，因为政策制定者并不能比私人部门对经济做出更好的预测，因此，政策应该减少干预市场的行为，只给经济提供一个稳定的“固定规则”的货币政策。与此同时，强调“理性预期”对经济行为和经济政策的影响与作用的理性预期学派的代表人物卢卡斯提出的卢卡斯批判也对早期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提出了相反的结论。他们认为，具有理性预期的“经济人”会预料到政府的政策可能造成的后果，因而会相应性的采取对策加以防范，这种对策会导致政府政策的无效性。20世纪70年代经济“滞胀”的背景下，由于传统的凯恩斯主义无法提出有效的应对措施，从而失去了其正统的经济地位。
但我们都知道，要求国家完全放弃对宏观经济的干预是对一种市场经济的过度放纵行为，此种行为并不能换取像现代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所诠释的那种经济自由运行即可避免剧烈波动的情形，而只会使经济运行更易处于失控的地位。基于此，一个主张国家干预的新学派——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西方经济学界逐渐发展起来，该学派的兴起使凯恩斯主义走出了困境，并以更有说服力的形象重新获得政府和学术界的重视。新凯恩斯主义者认为，卢卡斯批判仅限于政府政策发生重大变动时才有效，而当政府政策采取微小变动时，卢卡斯批判并不适用。对此，新凯恩斯主义者通过在原有的凯恩斯理论中吸收理性预期的观点，产生了一种新的宏观经济调控模式的概念，该概念就是一种具有前瞻性与灵活性的“微调”模式，该模式在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中以泰勒的利率规则为代表。
一、问题的提出：我国宏观调控法与社会政策的关系
研究宏观调控法与社会政策的关系，首先得从法律与政策的关系入手。政策和法律是既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范畴。政策与法律都是国家意志的反映，但是二者的区别也是明显的。法律具有严肃性、稳定性，法律中的权利必须得到保障，有权利则必有救济；法律中的义务必须得到履行，有义务必须有责任；法律颁布必须经过严格的法律程序。而政策则具有灵活性、不稳定性；出台政策也具有随意性，不必经过严格的程序。政策与法律分别适用于不同的社会事务，不能互相代替，但可搭配使用。正确使用政策与法律，使二者各得其所，就能加快实现社会管理目标。理论上有关政策和法律的关系非常清楚，但是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是在我国执行政策与法律的过程中，往往出现政策大于法律、地方政策优先于国家政策、下级政策优先于上级政策的非正常现象。
二、宏观调控法与社会政策的关系厘定：区分与兼容
（一）区分：两者的资源配置机制和作用领域不同
我国宏观调控实践中出现的宏观调控与社会政策之间的混同，使两者的独立性和有效性受到严峻的挑战，必须对其进行区分。
宏观调控是市场机制内的一种制度安排，它是在尊重市场作为资源配置根本手段的前提下，围绕着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对市场失灵进行的校正。没有市场机制就没有宏观调控，或者说宏观调控只有在完全竞争市场中才起作用。社会政策是“政府用于福利和社会保护的政策，特别是有关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住房的政策。围绕着国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展开，以公平公正为核心理念，强调权利的一致性和利益的公平性。
宏观调控与社会政策有着不同的资源配置机制，也有着各自发挥作用的领域，相互配合但不可替代。住房蕴含着开发商的成本，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属于一种商品，可以交易；同时，住房又是一国国民不可替代的必需的生活资料，是一种保障性质的商品，在人权的层面上是不可交易的。住房的商品性和保障性、交易性和不可交易性的双重属性，决定了单纯通过市场调节不能保证国民的居住权，因为市场调节只承认购买力，不承认居住权。这也决定了房地产市场的混合性。单纯以市场竞争为资源配置机制的宏观调控措施不能解决住房商品性和保障性之间的矛盾，必须要有类似于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等社会政策与之匹配。在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资源配置中，配置原则首要不是按照价格，而是按照需求条件。而我国的住房改革过分强调了我国房地产行业的产业发展功能，将其几乎完全交给了市场，完全忽视了其保障性的社会功能。
（二）兼容：对两者独立性的保障
从某种意义上说，宏观调控与社会政策都是责任主体运用资源区化解或防范风险的措施。两者相互独立但往往交织在市场经济的各个领域，必然涉及一个配合的问题。正如前文论述，缺乏社会政策配合的宏观调控是失灵的。但改革开放30年来，宏观调控与社会政策的混同尤其是社会政策被宏观调控消解的情形非常普遍。在房地产调控中，当2007年出台的《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因开始注重住房保障政策而被誉为政府宏观调控思路转变的标志性事件时，值得思索的是：早在1998年，政府就已经意识到住房保障这个问题，国发[1998]23号文明确规定，低收入家庭租赁由政府或单位提供的廉租住房；中低收入家庭购买经济适用住房；其他收入高的家庭购买、租赁市场价商品住房，确立了以经济适用房为主多层次的城镇住房供给体系。为什么没有实施的社会政策也就谈不上独立性，如何才能保障社会政策的独立性，协调其与宏观调控的关系？
任何的认识或理念，最终都要通过具体的法律操作规则来实现。在人们对经济发展只有片面认识的情况下，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是保障宏观调控和社会政策双重独立性的有力武器。而我国却没有做到这一点。宏观调控和社会政策分属两个独立的系统，应该有两个独立的法律系统对两者的独立性加以保障。但是，宏观调控缺乏基本法，至今在程序、责任以及救济制度上都远远没有实现法治化；社会法刚刚起步，一部《劳动合同法》在实施中出现许多问题。同时，宏观调控与社会政策的兼容关系要求宏观调控法与社会法之间应有所兼容，宏观调控法从理念和制度上都应该兼顾社会政策对它的影响。因此，从宏观调控法完善的角度讲，必须将两者兼容的理念贯穿于宏观调控立法始终，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角度对宏观调控法进行新的解读。
三、赋予宏观调控以社会的维度
任何法律问题首先是社会问题。宏观调控和社会政策之间区分与兼容的关系要求宏观调控的法律制度设计要考虑社会政策的影响，建立宏观调控法与社会政策之间的兼容机制，因此应赋予宏观调控法以社会的维度，对宏观调控法进行新的解读和更新。
例如，德国学者认为，在资源日益稀缺和环境压力日益增大的情况下，应增加经济稳定法的第五大目标——“生态标准”或“绿色标准”；美国的《充分就业与平衡增长法》第11条规定“适度考虑国家的优先利益”的内容应包括国家的资源与环境利益。而我国也有学者提出：“在宏观调控目标上，既注重经济发展，又注重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与社会和谐，既注重内部均衡，又注重对外均衡。”这隐含着宏观调控法对社会因素的吸纳。 “十一五”规划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求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发展模式是对现实的迫切回应，资源环境问题的解决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近年来，环保部门地位的提升为其参与宏观调控提供了政治保障。“绿色金融”、“绿色财税”的成功实践也为法律制度的设计提供了可操作路径。将环境资源目标纳入宏观调控法目标之中，是发展的趋势和可行的选择。
四、小结
宏观调控法与社会政策之间既区分又兼容的关系，给我们分析宏观调控有效性不足提供了一种分析路径，同时也启示我们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角度对宏观调控法进行解读，值得我们反思和考量。（作者单位：兰州大学法学院）
第一,“我向思维”(指新古典经济学的思维模式,其特点是以自我意识为主去框定研究对象)已经形成自我封闭的体系。英国英格兰大学教授爱德华•富布鲁克毫不掩饰地指出,大学讲授的经济学既没有解释当代经济学现实,也没有对民主社会中经济问题的批判性争论提供框架。多数宏观经济学课程研究的是一个“虚构的世界”,远离现实,阻碍了对许多实际问题如收入不均、贫困、发展中国家、移民、新经济和生态的研究,甚至发生美国经济学者奥利维尔•布兰查德的《宏观经济学》(PrenticeHal.l1999)通过提供给学生似乎是来自精确观察的材料而误导了学生的事情。显眼的逻辑缺陷却被华而不实的假设掩盖了。
第二,新古典经济学以主流经济学和主流意识唯我独尊。认为在“新古典———凯恩斯共识”之外不存在任何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只有符合所谓主流方法的经济学知识成果才是好的研究成果。对不属于主流派的其他研究成果予以排斥,采取不承认主义,贬称为“异端经济学”,阻碍了经济学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的多样化。
第三,过度地使用数学工具,把数学工具当成经济学课程的目的。经济学不应以数学工具为核心,如追求约束条件最大化,寻求局部和一般均衡的极值,而应以现实生活的问题为焦点。早在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就严厉地指出,必须认识到过度使用数学可能是糟糕的方法,这种方法使那些不断展现其重要性但却无法转化为数学方程式的问题的研究陷入困窘。第四,目前的新古典经济学主流派仍满足于对自己研究纲领进行修修补补,教条主义盛行。新古典经济学存在许多严重缺陷和科学性不足,许多观点已经演化为僵硬的教条,已经对学术自由造成了严重的威胁,阻碍了经济学的可持续发展。其实,中国经济学家以其职业的敏感性和立场的特质性,早已察觉出新古典经济学的瑕疵种种:(1)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出发点是维护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具有庸俗性;(2)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根据是唯心主义,具有虚伪性;(3)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工具出现数学过度和数学克隆,引导人们追求只在数学模型中才存在而在现实生活中几乎不可能存在的东西;(4)新古典经济学的教学模式出现形式化、教条化以及高估美国宏观经济学的教科书的倾向。可见,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主要内容的宏观经济学处在巨大的变革压力之下,它的方法论革命已经到来。
二、学习宏观经济学的重要性
(一)新古典经济学存在合理性和科学性。新古典经济学经历了长达300年的发展过程,从与微观经济学融合生长到创新发展到独立发展再到综合发展,终于登上西方经济学主流派的宝座,这一历史长河足以证明新古典经济学的存在具有合理性。同时,必须看到新古典经济学有三个进步:第一,它承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存在的必然性,这与古典经济学的不承认主义相比是一个进步;第二,它承认国家干预的必要性,这与古典经济学的不承认主义相比是一个进步;第三,它把失业、通货膨胀和经济波动作为研究对象,并制造出相应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予以治理,这与古典经济学的不研究和不治理主义相比是一个进步。因此,我们有理由也应该接纳和认同新古典经济学中合理的和科学的成份,将其吸收,为己所用。(二)学习宏观经济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1.宏观经济学要解决的诸多问题,如增加国民总产值和国民收入、充分就业、稳定物价、防止经济周期性波动和滞胀等,正是中国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节约社会和和谐社会的主要经济标志。这表明科学发展观的科学性在植根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同时,还得到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支持。因此,学习宏观经济学有利于理解和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提高执行和贯彻的自觉性。
2.中国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是绝对的,发展方式的科学性和先进性具有决定意义。因此,我们既要看到在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飞跃的可能性,必须学会抓住时机实现跨越式发展,又要承认“自然是不能飞跃的”,即生产方式和生产力在长时间内和整体上,其更多的发展形式是渐进式的。所以,中国在跨越式发展之后,必须实现从均衡到不均衡再到新均衡,即回到稳定和协调的均衡状态。学习宏观经济学有利于理解均衡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掌握实现商品与商品市场均衡、货币与货币市场均衡以及两个市场均衡的具体途径,实现中国国民经济总体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学习宏观经济学有利于从国民经济全局和总体及时察觉和发现结构性问题和潜在风险,提高预测和防范能力,以及综合运用各种经济政策以应对经济运行中的正常事故和突发事故的能力。
3.学习宏观经济学有利于了解和学习西方在解决就业、通货膨胀和经济波动方面的问题的经验和教训,提高国家干预的意识和质量。中国拥有丰富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干预的经验,缺少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国家干预的经验。在中国向市场经济模式转变的历史进程中,国家干预过度与国家干预不足同时并存的现象是不可避免的,可能会持续较长的时间。中国有的国民受新自由主义和汉森“混合经济”模式的影响,发生弱化甚至抵制国家干预的行为。中国是由计划经济模式向市场经济模式转变的过渡型国家,国家干预不仅重要而且必要。只要实行市场经济,就存在国家干预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这一点已经成为全球性的共识。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中国既存在国家干预不足,也存在国家干预过度。国家干预的关键不在于数量,而在于质量。因此,应着力解决:(1)国家干预的范围和力度;(2)国家干预的依据;(3)国家干预的方法;(4)国家干预的成本;(5)国家干预政策的评价指标体系。在这些方面,西方的经验相对成熟和完善,宏观经济学中关于国家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及其他宏观政策等防止失业,通货膨胀和经济波动的理论和知识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4•我们相信,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的问题,可以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得到改善和克服;宏观经济学教学中的薄弱环节和不足,可以通过一定措施去加强和改进,关键在于做到在反思和创新中学习宏观经济学。
三、在反思和创新中学习宏观经济学
反思属于哲学范畴。它以唯物辩证法作为哲学基础,其文化基础在中国是“儒家文化”,“吾日三省吾身”;在西方是“基督文化”,“反观自然”。它要求行为主体运用逆向思维和换位思考,跟踪和监控自身运行的方向、方法和技巧,判断其正确程度,并据此予以纠正和修正。纠正和修正可以是原则性的或方向性的或全局性的,也可以是技术性的或时点性的或局部性的,目的在于使自身行为产生出最大效益。为了开展好宏观经济学教学,需要重点反思四个问题:是否存在错位现象即喧宾夺主;是否存在教条现象即照搬照抄;是否存在数学克隆现象即数学过度;是否存在反向替代即以“泊来”替代创新。在此基础上处理好四个关系:
第一,中国经济主导思想与西方主流意识的关系。正如在英国古典经济学占统治地位时,出现了德国历史学派和美国制度学派一样,中国由于经济发展阶段、社会制度和国家及民族利益的差异性,而必须确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经济学中的主导地位。因此,学习西方经济学不是为了把它移植到中国以取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导地位,不是为了这种替代去创造或者改变中国的经济条件,而是为了探讨在中国条件下(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的哪些观点是可用的以及用到什么程度和如何运用。
中图分类号：F239.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36-0166-03
一、中观审计的界定
（一）建立中观审计的必要性
目前在经济学界基本上已达成共识：宏观经济研究的是国家经济，微观经济研究企业或厂商以及独立生产地居民和农民等个量经济，中观经济则介于两者之间。科学方法论使得经济学重新划分为宏观经济学、中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与此同时必然要求宏观审计、中观审计和微观审计得以形成和发展，这不仅是经济学和审计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时展的需要。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和经济的迅猛发展推动着审计学向三维立体结构发展，“哪里有经济活动，哪里就有审计监督”，中观经济的发展必将使得中观审计得以产生和发展。中观审计产生的根本前提是中观经济，中观审计的雏形是行业审计，中观审计是为服务于宏观控制和强化微观控制而存在的。当中观审计建立以后，宏观、中观、微观经济组成了国民经济纵向上的梯形结构，而宏观、中观、微观审计则构成了横向上的平行线结构，他们所组成的整个立体结构覆盖了国家经济活动的各个领域，中观审计举足轻重的地位就更显而易见了。
以中观经济运行为对象的审计活动就是中观审计。我们也可以把中观审计界定为审计机关依据法律规范，运用系统的程序和方法，监控中观经济行为、运行机制和其为实现一定的经济目标所采用的经济政策、决策，监督其执行结果的行为。
中观审计的建立可以有效地监控中观经济行为及其运行机制，防止中观经济的运行出现偏差与失控，对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起到协调作用，从而达到提高中观经济效益，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系统良性循环的作用。中观审计的实施可以有效地保证宏观经济政策、决策和相关信息的传递，防止和减少宏观经济在其传递过程中出现的偏差和失误；同时还能有效地促进微观经济活动的开展，协调宏观经济目标和微观经济目标之间地矛盾；最后中观审计的实施还能有效地防止和减少中观经济政策或决策失误、中观经济活动的失控以及中观经济比例关系失调的问题。
（二）中观审计中的三方关系
1.中观审计的主体
当前理论界对中观经济的研究对象及内容已有了基本的轮廓界定，把中观经济大体分为三个部分：行业经济、地区经济和集团经济。行业经济是同类经济的集合体，如渔业、牧业、煤炭行业等。地区经济是同一地区的集合体，我们通常是按行政区进行划分的，如北京地区、上海地区等。集团经济是企业集团，其经常表现为行业经济和地区经济在同一组织内的集合体，如石化集团等。根据中观经济的界定，我们认为中观审计的审计主体在中观审计刚建立阶段应该是政府审计机关及其成员政府审计师，当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可以考虑让民间审计机构的注册会计师和管理咨询师加入。
中观经济的发展对宏观经济政策的传达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观审计结果使用最多的应该是政府部门，政府审计机关来开展中观审计能够体现中观审计的权威性。目前中观审计的实施以及其程序方法的确定还都处于一个探索的阶段，还是一个全新的内容，没有相应的准则依据，中观审计的范围还很有限，更重要的是中观审计的重要作用还没有被广泛认识。在这样一个初级阶段开展中观审计，如果由政府审计机关及其成员政府审计师首先来开展这项活动，一个方面能体现出国家对中观审计工作的重视，另一个方面能使得中观审计迅速广泛地被社会各界所认识，被审计单位才能够采纳中观审计的审计结果，使公共资源的使用者树立起效率、效益的观念。当中观审计被各方面充分认识、中观审计的准则依据也相应地建立起来、中观审计的实施程序方法也相应地制定起来，这时中观审计的范围增大，业务量增多，注册会计师和管理咨询师也有能力开展中观审计，可以考虑将中观审计的一些内容让渡给注册会计师和管理咨询师去做，如集团经济的审计完全可以让渡给注册会计师来做。
2.中观审计的客体及授权人
中观经济大体可以划分为：行业经济、集团经济和地区经济，相应的中观审计的客体可以概括为行业、集团和地区的经济活动，其主要包括非收益性投资部分、收益性投资部分、行业集团及地区财政预算、财政支出等。如对地区经济进行审计时，检查其社会公众资金是否存在浪费；对行业经济进行审计时，检查其地区经济发展是否很好地传达了宏观管理目的，是否能够为微观经济发展指明方向。
在中观审计发展的初级阶段，中观审计的开展主要是为国家宏观经济管理服务的，如行业审计和地区审计的开展，那么中观审计的授权人应该是国家财政部门。这样可以保证中观审计的权威性，并且能促使中观审计真正起到应有的作用。
二、中观审计的研究对象及目标
（一）中观审计的研究对象
中观审计是对中观经济计划、政策、决策以及中观经济管理活动所实施的审计，中观审计的审计对象范围可以概括为：行业、地区（经济区）、集团的发展战略目标、计划，中观经济政策、决策以及相应的中观经济管理活动。
1.中观经济学所涉及的内容是中观审计的研究对象和审计对象
基于中观经济产生发展而产生发展的中观审计，其对象范围实际上就是中观经济所研究的内容。当前国内外大部分专家认为，中观经济学研究对象内容是中观经济战略目标和计划、中观经济政策和决策、中观经济管理、中观经济模型理论、区域（或地区）经济结构、行业经济政策、集团或协会经济发展以及中观经济的横向纵向模式。现代经济学尤其注重经济政策和决策的研究，中观经济政策内容繁多主要有：能源交通政策、农产品价格政策、特区经济政策、开发区经济政策、地区经济发展政策等，同时还涉及到能源在各部门之间的配置，自身经济优势增长问题等。中观审计是对中观经济活动的审计，中观经济学要求中观审计应以中观经济政策和决策为研究对象。
2.服务于宏观控制、强化微观控制是中观审计对象范围应涵盖的内容
微观、中观、宏观自上而下对经济活动进行三个层次的调控，中观控制是整个经济控制系统的一个分系统，中观审计的研究有利于加强中观控制，处于中间层次的中观控制一方面可以服务于宏观控制，另一方面可以强化微观控制。促使整个国民经济良性循环的三个分系统：宏观审计系统监督宏观经济政策、中观审计系统监督经济政策传递过程和微观审计系统监督经济政策的执行结果，三者相互牵制、相互协调，才使得审计监督体系严密完整。
中观审计的研究对象范围可以简要的概括为：以中观经济活动（大体可以分为行业、地区及集团经济）为对象的中观经济计划、中观经济政策和决策以及相应的中观经济管理活动。
（二）中观审计的目标
中观审计应注重中观主体的效益、效率和效果考察。通过中观审计促使中观经济政策达到自身机制科学性，传递机制真实有效性；衡量标准客观性，制定依据法律性；贯彻原则协调性，经济运行多元性；政策制定可行性，政策执行结果效益性。中观审计以中观经济为基础，中观审计的对象范围具有中观经济的特征：中间性、过渡性、集散性、相对性、区域性和灵便性的特点。
1.保证中观经济自身科学性、传递真实性
宏观经济政策的分解和具体化体现为中观经济政策，起着上传下递的作用。如果宏观经济政策不能通过中观经济政策有效传递到各个地区、部门以及公司、企业领导者手中，或者向具体各部门各地区传递后，不能正确、及时地执行有关政策，或不加分析地照搬照抄，无疑给微观经济活动带来困扰。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建立真实、及时地反馈政策的传递机制，防止宏观政策在向部门、地区传递时走样，而中观审计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防止“政策对头，执行走样”情况的发生。中观审计通过对中观经济活动、政策、决策的审计来保证中观经济在对宏观经济政策向微观传递时达到自身机制科学性，传递机制真实性。
2.保证中观经济的依据法律性、标准客观性
中观审计审查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中观经济战略、政策与决策的制定及其执行过程是否符合法律规范要求。中观经济的发展计划编制、战略目标的制定以及政策与决策的制定都应依据相关法律来制定并且程序也应该法律化，中观审计可以审查中观经济制定依据是否符合法律要求，同时可以衡量中观经济计划、战略目标、政策与决策是否客观、是否符合客观实际情况。这就要求国家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来适应中观经济发展的要求，比如可以制定特区经济法或者区域经济法、中观信贷法等。国家制定这些法律规范一方面可以促使已经发展起来的中观经济走上科学化、民主化、正常化、规范化和法制化的道路，另一方面可以为中观审计的开展提供依据。
3.保证中观经济的原则相协调性、运行多元性
从宏观层面来看，整个国民经济系统是一个平衡、稳定、协调的系统，而中观经济对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起到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相对来说就处于一个非平衡状态。为了保证整个国民经济系统的平衡，中观经济的战略目标、政策与决策的制定及执行必须贯彻协调性原则，使得中观经济的战略目标与国民经济的总目标相协调，中观经济的政策、决策与宏观经济的政策、决策相协调，中观经济管理与宏观经济管理相协调，从而最终实现中观经济的目标与宏观、微观经济的目标相一致，保证需求和资源（物质资源或劳动资源）合理分配、有效使用，达到国民经济高速多元发发展。
4.保证中观经济政策的可行性、执行的效益性
经济政策与决策的制定都要以谋求最佳经济效益为目标，同时防止无效益甚至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计划、政策和决策的制定，这就要求不论是宏观经济政策与决策的制定还是中观经济政策与决策制定都要以充分的技术经济可行性论证为基础。这样中观审计就要审查中观经济政策与决策是否经过技术可行性论证，同时也要审查评估其制定后的经济效益，经济效益是否达到了最佳程度，是否存在浪费，是否能带来预期的效益，帮助分析无效益的原因等。
三、中观审计的发展瞻望
中观审计的发展和中观经济管理的发展息息相关，从而同宏观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可以预见中观审计将会有更深一步的发展，具体表现在：
（一）中观审计理念和应用的发展
中观审计作为审计理论体系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理论才处于起步阶段，我们应该重视起中观审计理论以及实务的研究。中观审计的研究具有深刻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中观审计研究的理论意义是：（1）进一步完善审计理论体系，经济科学的宏观、中观、微观的划分，必然要求审计也相应地建立起宏观、中观、微观审计，这是系统论以及经济学和审计学发展的必然趋势；（2）对中观审计做基本的理论阐释，为以后的审计发展完善奠定基础。实践意义是：（1）监控中观经济行为及其运行机制，有效传递宏观政策、决策和有关信息，防止“政策对头，执行走样”情况的发生；（2）为保证宏观经济总目标的实现，促进微观经济活动的进行，协调与微观经济目标之间的矛盾；（3）可以防止和减少中观经济政策或决策偏差和失误的出现；（4）可以有效地防止和减少中观经济比例关系的失调。中观审计深刻的理论及实践意义决定了中观审计的理念和应用会迅速的发展，有关其的研究也将会进一步的扩展，中观审计在国民经济中举足轻重的作用决定了中观审计的理论发展及其应用会越来越广泛，例如已经开展的部分地区审计工作和部门审计工作（属于行业审计的范畴），这些审计工作的开展将会进一步推动中观审计理论研究及实际应用的发展。
（二）中观审计思维进一步深化，理论体系日益完善
联邦德国埃登堡大学国民经济学教授汉斯—鲁道夫·彼得斯博士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中观经济学”概念至今，有关中观经济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完善的理论体系，人们已经认识到了中观经济的重要性，如今中观审计概念的提出，以及中观审计在国民经济中所处的重要地位使得人们逐渐意识到中观审计的重要性，中观审计的思维理应进一步深化。随着审计事业的发展，人们对中观审计的研究会越来越深入，不再局限于当前只对一些基本的概念性内容作研究，将对会中观审计的目标、方法、程序、分析工具等做更深入的研究。
（三）中观审计将注重实务中的应用，并以绩效审计为其发展的方向和核心
中观审计的重要地位使得其相关理论和应用理应被重视，并随着中观审计理论体系的日益完善，中观审计在实务中的应用会日益扩大。比如，通过地区审计和行业审计，对地区之间或者行业内部各单位之间的综合经济指标或单项经济指标进行对比分析，找出地区之间或者行业内部各单位之间存在差异的原因，从而帮助落后的地区或者单位提高经济效益，同时也更有利于国家进行宏观调控，采取有力的措施促进地区或者行业的整体发展。当前开展中观审计应以政府审计机关为主，在中观审计中以绩效审计为核心，正是体现了当前中观审计发展阶段的要求，同时绩效审计的开展可以促进资源的有效利用，可以促进廉洁高效管理机构的建立，可以有效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参考文献：
[1] 罗玉宏.基于平衡计分卡的企业集团经营绩效评价[J].集团经济研究，2005，（4）：100-101.
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9-000-01
近几年来，我国经济持续的高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这都离不开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在总结宏观经济调控作用的发展历程以及取得的成功经验中不难看到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建设是以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为理论基础的，并在此基础之上进行实践，继而不断推动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
一、宏观经济的调控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计划与市场调节并行结合的一种经济体制，在市场调节的同时国家进行干预，这一点和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一致的。这一观点是继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凯恩斯提出市场有一只看不见的手的观点之后的又一个重大发现，它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具有巨大的理论指导意义。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更快更好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内在需求。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优势，又要防止市场存在的漏洞给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阻碍作用。因此，我国在追求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政府一定要在其中发挥积极主动的作用，必须充分认识到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是国家在参与宏观经济调控下的市场经济，同时深刻理解我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更加有利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需求的。随着科学技术的日益发展，经济的可见性越来越清晰，看不见的手被人们很好地把控着。国家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是完全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的，所以要将政府的职能干预和市场经济规律整合一起看，切忌将他们看作成对立面。将经济计划，国家干预和自由发展融为一体是我国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也是经济运作符合时展的特点，必须彻底扭转传统的经济发展理念，深化经济发展的认识。
二、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充分发挥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
（一）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将它作为宏观调控的指导思想
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能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中取得成果，主要归功于以科学发展观作为其指导思想，从而使得宏观经济发挥科学、预见、主观的调控作用，致力于解决在经济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和冲突。在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我国经济出现过大起大落的现象，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经济的发展上急于求成的思想起主要作用，对发展速度的执着追求。在这种大起大落的情况下，国家才不得不进行宏观经济调控，使得出现的经济问题得到有效治理。目前，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的，主要以防止经济发展过热为主，主要是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过快的趋势或者有发展过热的势头时，就采取调控措施主动调控，防止经济出现不合常理的过快发展，基本保持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平稳性，还能促进我国经济积极发展。
（二）根据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采取必要的货币和财政政策
宏观经济调控主要在于实施合理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对于目前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现象，例如通货膨胀，投资过热，经济结构不合理等现象，政府采取了紧缩的货币和财政政策阻止经济问题的进一步发展。政府在采取货币和财政政策时，一定要将两者有效结合加强货币政策在经济发展中刺激社会总需求和协调总供给。例如，国债发行过程中，政府一定要在货币的供给量和发行数量上通过合理的货币政策进行调控。货币政策如何发挥刺激作用，一定要注意信贷市场的结构优化，对于效益良好和主动转变体制的企业优先扶持，给企业市场化改革创造有利条件，积极利用政策性的贷款项目强化产业结构的调整。总而言之，货币和财政政策的调控作用主要表现在市场利率的变化和异化两发面发挥作用。
（三）阻止消极因素的影响，加强我国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
在经济活动特别是市场经济活动中，因为存在一定的市场竞争规律，市场经济会表现为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的作用。消极方面主要是指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具有一定的自发性，盲目性和浮动性，在一定条件的促使下会导致经济危机的爆发，甚至会严重阻碍社会的发展。市场经济的这种消极性也可以称为市场弱点，它是不能消除的客观存在，一定要注重对它的宏观调控作用，使得市场经济的积极性充分发挥有效作用。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当然也暴露了市场“弱点”，主要表现在我国在生产和投资上面的盲目性，它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社会再生产比例失衡，使得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不再在计划以内，进而导致经济市场的秩序混乱，社会生产力停滞不前，阻碍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所以，一定要充分发挥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遏制市场弱点的出现，充分认识并理解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性，努力学习其他国家在这一方面的成功经验，坚定不移地利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宏观经济调控的理论依据，调节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保证市场经济持续有效的运行。
三、结语
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取得很大的成果，但是也必须认识到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存在的一些问题，在这些问题中，一定要切实加大宏观经济的调控力度，制定切实可行的宏观经济调整政策，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为我国企业创造优厚的经济发展条件，完善政府职能，规定政府和企业有关方面的法律法规，杜绝企业垄断经营。同时，明确界定企业的权利与责任关系，全面实施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切实保障我国市场经济的有效发展。
参考文献：
[1]李华.浅谈我国市场经济宏观调控[J].经济纵横，2012（09）.
中图分类号：F20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7）003-00-01
前言
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我国不可避免的出现了产品出口量下、一些企业陆续倒闭、大量工人失业等现象，对我国的经济发展造成了消极影响。我国政府在这一阶段颁布了一系列的宏观经济政策，鼓励企业进行创新，解决人们的就业问题等。使我国在环境如此恶劣的情况下，GDP仍呈现增长趋势，这与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有着很大的关系。
一、经济危机的背景
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凡是开放的国家，其宏观经济政策选择必然会受到国际经济形势发展变化的影响[1]。这次的经济危机带给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是巨大的。为了应对这次的经济危机，就要较为全面的认识经济危机发生的背景。对于这次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每个人的看法都不尽相同。有人认为这是美国的虚实经济严重失衡造成的、有人认为是开放国家对自由化市场机制的放任导致的、有人认为是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基本矛盾导致的。不管他们的说法是否正确，这次经济危机严重地影响了国家宏观经济的运行，如果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不及时的进行改革，不仅无法避免经济危机带来的消极影响，还有可能加重经济危机的影响程度。美国就是因为对市场的监督不严格，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过于落后，才引发了这场经济危机。我国要将美国的经历作为借鉴，认识到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对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做出正确的选择。
二、宏观经济政策的依据
（一）货币方面的依据
货币作为市场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危机里也有着很大的作用。国家善用货币政策，可以适当的减轻经济危机，国家可以通过银行利率的优惠，通过利率的减少，使有关企业和部门得到发展，增加员工的就业量。在货币的流通过程中，维持货币信贷的合理增长，国家减少对商业银行信贷的控制，扩大信贷规模，使金融体系拥有良好的流动性，能够更好的支撑金融机构。存款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常用工具。借助降低商业银行交存中央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提升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能力[3]。进而提升货币在市场流通中的供应量，刺激消费，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
（二）财政方面的依据
政府的购买性支出指的是政府借用国家资金购买商品或者劳务的支出[2]。如果政府加大了购买支出，就会使人民的收入呈现增长甚至是翻倍的增长趋势。经济危机发生后。政府加大了投资力度，加强对基础设施的建设工作，使相关的产业能较全面的发展，同时也拉动了内需。政府不直接的对市场进行干预，购买商品，将资金投入到社会的保障与财政补贴，由受到社会保障的人民群众进行对市场商品的购买，间接的对市场进行了干预。国家通过对税收政策的调节促进消费，对税收合理的进行削减，使人民的收入和社会福利得到提升。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为了减少企业的负担，对企业的税收进行适当的削减，增加企业的收益，使入不敷出的企业由亏损转换为盈利，可以进行正常的材料购入，产品生产和销售等环节，具有竞争力。从而使员工的就业率上升，就业岗位增多，经济得到稳步发展。
三、宏观经济政策的措施
（一）加大国家的经济干预
由于经济危机的影响，商品出口受到限制，不能再通过出口推动经济的发展了。通过对国际经济情况的分析，对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了调整，重新制度了国家宏观政策的发展方向，通过增加国内市场需求带推动我国经济的发展。由政府支出资金，运用到民生建设中，比如桥面的修筑、医疗方面的建设、公共设施的修建等。此外，我国还在一定的程度上减少了企业的税收，增加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比如家电下乡政策的推行，它是指农民购买政府所指定的电器产品时，政府会给予相应的补贴。通过这种方式增加了电器产品的销售额，使企业利润得到提高，还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改善了农民的生活状况。在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推动下，家经济有了显著的回升，对偏远地区的建设也有了很大的进展。
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我国的失业率大幅度上升。我国政府鼓励人民进行自主创业，通过自己的打拼混出一片天地，降低了自主创业的要求，出台相应的政策为自主创业提供条件，如减少税收，进行就业培训等等。
（二）促进科教事业的发展
我国出口的商品大多都是技术含量较低，稍做加工就进行出口的商品。这种商品没有多少科学技术，生产商品的企业容易受到经济危机的打击。我国大力支持科教事业的发展，就是为了产品由低端的制作加工变为高端的生产，提高我国的产品质量水平和科技竞争力。
（三）扩大各种保障的范围
要想拉动内需，就要使我国居民的收入有所提高，增加居民的社会保障。只有保证了居民的生活，才能提高居民的购买欲望。我国政府扩大了医保范围，出台了一系列措施解决人民看病困难的现状。健全了社会保障体系，如退休养老金保障，生活安全保险等，为人们的政策生活提供了基础。居民在生活得到保障的前提下，收入有所提高，可以刺激居民消费，使国家经济有所增长。
四、结语
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国家和企业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国家应该对宏观经济政策进行适当的调整，如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发展教育科技事业等使宏观经济政策适应我国的经济发展情况，将宏观经济和市场状况相结合，使调控的效果最大化，使我国的经济能够平稳的发展。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