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献综述
盈余管理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以信息观和契约观为出发点探讨盈余管理的动机和存在性；二是通过实证分析验证盈余管理的计量。这其中包括应用应计利润模型、随机游走预期模型、平均数回复模型、琼斯及其扩展模型和营运资金模型等应计利润法(AggregateAccruals)。关于盈余管理的定义目前尚存在分歧。陈建岐(2000)认为，盈余管理是指当企业有选择会计政策的自由时，选择使其效用最大化或使企业的市场价值最大化的一种行为。魏明海(2000)基于“经济收益观”和“信息观”两个角度分析盈余管理的概念后认为，从“信息观”角度来看待盈余管理更有意义。盈余管理的信息观假定公司经理拥有私人信息，在一套既定的委托契约下公司经理不仅可以就会计程序做出选择，而且还可据此程序做出不同的估计。因此，盈余管理是企业管理当局为了误导其他会计信息使用者对企业经营业绩的理解，在编制财务报告和“构造”交易事件以改变财务报告时做出判断和会计选择的过程。基于博弈论角度的盈余管理研究尚不多见。邓春华(2003)采用了与本文类似的角度，但侧重于描述性分析盈余管理存在的条件，并提出只要存在通过博弈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条件，必然会发生盈余管理的结论。其局限性在于缺乏相应博弈模型来展开进一步的分析。本文将采用博弈论的分析范式，进一步研究上市公司盈余管理与政府监管部门之间的博弈行为。
二、上市公司盈余管理与政府监管博弈模型构建
(一)基本假设个体行为理性假设。即假设博弈各方要使各自的目标函数最大化，并能够选择使自身效益最大化的策略。对于企业来说，其出发点和归宿是获取最大化的利益，因此，关于其是否提供虚假会计信息，不存在道德上的约束，关键在于这种做法是否有利于企业。对于监管部门来说，同样假定其追求利益最大化，这个利益既包括经济因素，如奖励、收入等，也包括非经济因素，比如信誉、精神鼓励等。非合作原则假设。即博弈双方不能合谋以获取双方利益的最大化。尽管企业可能向监管部门进行贿赂，但均为暂时的和有条件的，并不影响总体上的非合作关系。假设博弈各方完全了解自己和对方在各种情况下的收益。即了解自己和对方所能采取的各种对策与概率分布以及在各种情况下所能获得的利益，但其进行决策时并不知道对方具体采用何种决策。
(二)模型构建根据以上分析，假设盈余管理给上市公司带来的收益为R，这些收益包括上市公司通过盈余管理行为获得的财富转移价值。另一方面，由于资本市场对进行盈余管理的公司反应是负面的，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会给股东(包括现实的和潜在的)留下不好的评价，带来声誉损失为s。监管部门也将对其进行罚款惩处和告诫，盈余管理被监管部门查出所付出的罚款为F。R-F-S则为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而被监管者查出所得到的收益。监管部门对上市公司的检查成本为c，这些成本包括监管部门的人工费用以及与被监管企业的沟通费用(如接触和了解)等。w为监管部门实施监管并查出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得到的收益，包括公众对其好的评价，上级部门给予的奖励以及对于上市公司的罚款收人等。W-C则为监管部门检查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所得-到的收益。一c为监管者检查而上市公司末进行盈余管理所得到的收益。同时假设L为监管部门未查出盈余管理行为所遭受的成本。这些成本包括公众对于其不好的评价以及上级部门的处罚等。C-L表示监管部门实施监管但没有甄别出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所获得的收益。在相机行为混合策略(mixed strategy)下，监管部门实施监管的可能性为p(p∈[0，1])，其不监管的可能性为l-p，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可能性为q(q∈[0，1])，则其不进行盈余管理的可能性为l-q。这种混合策略体现了上市公司会在特定的情况下进行盈余管理，而监管部门也存在类似的机会主义行为(opportunistic)，即在没有出现盈余管理问题的情况下监管部门也会出现类似的偷懒行为。另外，并非所有的盈余管理行为都会受到监管部门的惩罚，这取决于监管部门的判断概率和现有制度的完善程度。将其分别设为m和n，同时假设mYi为监管部门实施监管(即有监管意愿)并且甄别(see through)出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概率，l-mn为监管部门实施监管但未甄别出盈余管理行为的概率。引入这两个变量主要考虑到现行制度框架和监管部门对其运用存在有待改善的空间。由此，本文构建的博弈模型收益矩阵如。
三、上市公司盈余管理与政府监管博弈模型分析
基于上述上市公司和政府监管部门的混合博弈模型求解其纳什均衡解。监管部门的期望收益可以表示为：
由上式可知，在最优监管概率(监管意愿)下，增大m和n，即完善l监管体制(包括监管的实施体制和现有会计准则等)有助于降低企业盈余管理的概率(减少盈余管理的操作空间以及将盈余管理动机转化为实际行动的可能性)。同时，增大w，即提高监管部门的收益也有助于降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概率，这些收益包括有形的货币资本，也包括监管部门的声誉及威望，其在一定程度上对遏制违纪和低效行为是有所裨益的。在最优监管概率(监管意愿)下，c同q呈现正相关关系，即对上市公司进行监管检查而其未进行盈余管理的成本与其盈余管理的概率成正比(保持其他量不变)，这种情况的出现可以归因于上市公司与监管部门的博弈。有些难以甄别或者在判断上不能达成一致的盈余管理行为需要经过大量的取证和审查，尽管这些调查工作事后可能会被证明是不必要的，但监管部门仍恪尽职守进行了相关支持性工作。同样，可以求得上市公司的期望收益并表示如下：0000000000000000
该系数同监管概率负向变化，同时，监管部门实施监管并且甄别出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概率同监管概率正向变化。这说明在最优的盈余管理概率下，过高的权衡系数会降低监管概率，这可以解释为以下两种情形：一是上市公司出于收益考虑，有机会主义的倾向，可能采取一些扭曲资源配置的寻租(Rent-Seek-ing)行为。二是在完善的监管环境和体制下，监管部门进行监管的概率要大一些。这一点似乎与针对监管部门的求解结果相悖，实际上两者成立的前提条件有所不同。前者条件是存在最优的监管概率，后者条件是存在最优的盈余管理概率。前文分析了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各种动机，实际上监管者的监管动机也各式各样，如考虑公众反应，私人利益(声誉、升迁、收受贿赂等)、受审查成本(即对监管者的监管)等。监管环境和体制较为完善的情况下，监管者的监管倾向要受具体环境(如公众评价、资本市场完善程度、政府政策导向等)影响。同时，成本收益权衡系数同监管部门实施监管并且甄别出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概率具有联动效应，即
在相对完善的监管环境中，R/(F+S)会被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四、上市公司盈余管理政府监管的政策建议
(一)完善监管体制，创造良好的监管环境首先，加强监管队伍建设，提高监管人员的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模型分析结论是完善的监管体制有助于降低盈余管理动机。作为监管体制的重要实施者，监管人员素质是监管部门综合素质的体现，同时决定了其履行监管责任的能力和水平。一方面监管人员要着力研究和探讨盈余管理在新形势下的具体表现，发掘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背后的动机所在，从现实惩治和制度规制等方面对此加以控制，切实保护投资者的利益，维护资本市场的有效持续发展。另一方面监管部门要本着透明、公开和公正的原则公布工作业绩，接受社会舆论监督，定期进行工作的陈述与报告。其次，加强宣传，形成媒体、社会公众、同业及政府等在内的监管体制，为盈余管理的消除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良好的监督机制主要包括主体自律，行业互律和外部他律三个组成部分。企业处于特定的行业之中，行业协会或者行业内其他企业对其发展具有借鉴和参考作用，同时能影响其发展轨迹，因此，来自同业的监管有利于更好地识别企业的盈余管理程度及水平，也为监管部门实施有效监管提供了有利的信息支撑。民间独立审计也是进行监管的有利力量，其具有独立性、非政府性等特点，可以作出相对公允而充分的判断扩展了监管部门的信息源。
一、引言
近年来,财务重述现象越来越严重。从国外情况来看,根据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 2006年的统计表明,美国财务报表重述的公司从1997年的83家增加到2005年9月的439家,重述的公司占全部上市公司的比例由同期的0.9%飙升到6.8%,其中不乏施乐(xerox)、安然(enron)、阳光(sunbeam)等世界著名公司。scholz 2008年的统计发现,美国上市公司发生财务重述的数量从1997年的90家上升到2006年的1 577家,10年增加了18倍。特别是在2002年《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sarbanes-oxley act)实施后,上市公司财务重述明显增加。而从国内的情况来看,1999年仅有24家上市公司发生了财务重述,而到2005年则达到195家,占全部上市公司的20%左右。本文从不完全契约理论的角度出发,研究发生报表重述的动因,从而解释这种现象,并提出相应的监管建议。
二、财务重述概述
(一)财务重述的概念
2005年5月美国会计准则委员会(fabs)的154号财务会计准则公告(sfas no.154)将财务重述表述为:修正前期的财务报告以反映这些报告中存在差错被更正的过程。由此可见,财务重述专指会计差错更正,而不再包括其他会计变更。在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会计差错更正》中具体定义了“前期差错”的概念,提出“前期差错是指由于没有运用或错误运用下列两种信息,而对前期财务报告造成遗漏或误报:(1)编报前期财务报表时能够合理预计取得并应当加以考虑的可靠信息;(2)前期财务报表准则报出时能够取得的可靠信息。”“前期差错”更正概念更加强调公司的责任,具体描述了可能导致差错发生的原因。准则12条还首次提出了“追溯重述”的概念,这一概念的提出表明会计准则与监管部门法则的趋同,预示着我国财务重述制度的日趋成熟。
(二)财务重述的经济后果
第一,财务重述会引起强烈的市场反应。对于这种反应,从短期内看,导致发生财务重述公司股价严重下挫,股票买卖价差加大,从而给投资者造成了严重的损失;从长期来看,发生财务重述的公司存在明显的负的回报率,使公司的价值下降,同样损害了广大投资者的利益。第二,财务重述会引发财务重述公司管理层频繁变更。这一变更也表明,ceo和cfo作为公司高管,代表公司所有(股东)对公司进行财务管理和控制工作,并对公司财务报告的真实性负有重要的责任。第三,财务重述会使发生财务重述的公司招致法律诉讼,陷入长期的麻烦之中。这种诉讼无论是公共惩罚还是私人惩罚,都与财务重述公司股东的损失存在较大相关性。第四,财务重述会使发生财务充实的公司融资成本上升。因为公司的财务重述行为降低相关评级机构对财务重述公司的预期盈余质量评级,导致投资者提高了对公司回报率的要求,从而增加了公司的融资成本。
三、财务重述的动因分析
(一)完全契约论与不完全契约论
coase在1937年发表的《企业的本质》开启了契约理论研究的先河,此后契约理论迅速发展,形成了完全契约理论和不完全契约理论两个派别。完全契约理论是把参与博弈的各方当事人放在一个委托—框架下处理,把所有的交易和生产关系抽象为一种契约关系。在完全契约理论的假设中,在当事人之间信息不对称的情形下,完全理性的委托人总是可以设计一个最佳契约,该契约充分考虑了所有可能出现的或然状态,并能够无成本地被第三方强制执行。而不完全契约正好相反,由grossman and hart(1986)、hart and moore(1990)等发展起来不完全契约的理论认为当契约不完全时,资产归谁所有,谁拥有资产的支配权等问题就非常重要。该理论的主要思想为:由于人们的有限理性、信息的不完全性、市场的复杂性和交易成本的存在,尤其是与专用性投资相关的许多重要变量即便可被当事人双方观察也不可被第三方(比如法院)证实,因此现实中的当事人难以签订能够自我实施的或者被第三方低成本强制实施的完全契约。也就是说,当契约不完全时,资产归谁所有,谁拥有对资产的支配权等问题变得非常重要。
(二)企业的本质是一种不完全契约
coase(1990)从交易费用角度对企业的本质作了阐述,认为市场与企业是资源配置的两种不可代替的手段。在市场上,资源的配置由非人格化的价格来调节,是由一系列短期契约来完成的。而在企业内部,相同的经济活动可以通过建立较少的长期权威关系契约来完成。由于交易费用的存在,“企业将倾向于扩展到在企业内部组织一笔交易的成本等于通过在公开市场上完成同一笔交易的成本或另一个企业组织同样交易的成本为止”。之后经很多学者的研究形成了现代企业的结论:企业是一系列契约(合同)的集合,企业之中存在的各种利益关系都是这个集合的子契约,并且这些契约的本质是一种不完全契约。
(三)不完全契约角度的报表重述动因分析
上市公司是企业的一种形式,因而也是不完备的契约集合,其本质也是由一系列的不完全契约组成。而在上市公司中与报表重述相关的契约主要包括薪酬契约、融资契约和财务契约,同样的道理,它们也是不完全契约。
1.薪酬契约
薪酬契约是用来规范的劳动者与企业之间酬劳关系的契约集合。财务重述期间,由于薪酬契约的存在,企业高管的有限理性加之相对于其他投资者拥有更完备的信息,从而导致了财务重述前后公司内部人员交易行为异常。beneish(1999)较早地检验了财务重述公司内部人交易行为,发现在财务报告高估盈利期间,这些公司的管理者比配对组公司的管理者更有可能卖出他们的股票和行使股票期权。agrawal and cooper(2008)以宣布低调盈余的财务重述公司为研究对象,并根据一定标准选取控制公司之后研究了公司五类内部人在公开股票市场的交易行为。结果发现,相对于控制样本公司,全样本分析仅微弱支持财务重述公司的高管在财务重述期间比财务重述之前出售了更多的股票。但在子样本分析中,却发现了财务重述公司的高管在财务重述期间出售了较多股票的证据。li and zhang(2007)发现在sox法案实施之前,内部交易行为与宣告时股票非正常收益存在相关性,但sox法案实施后,具有信息优势的内部人交易行为明显减少。因此他们认为财务重述报告期间存在内部交易行为,内部人利用信息优势在财务重述前抛出股票以减少股价即将下跌带来的损失,sox法案的实施约束了财务报告重述公告前的内部人交易行为。除此之外,这种信息不对称还致使内部人员行使股票期权现象的出现。burns and kedia(2006)研究发现,ceo期权组合对股价的敏感度与财务错报显著正相关,而ceo薪酬结构的其他部分与财务错误报告不存在显著相关性。这表明通过财务错误报告来影响股价以谋求私利是持有股票期权ceo动机之一。efendi et al.(2007)发现财务重述之前,公司ceo会执行更多的期权,尽管他们在市价下降的时候持有大量未行使的期权。burns and kedia(2008)尽管没有发现公司管理层在错报期间执行更多期权的证据,但发现执行了更多期权的公司往往会采用基金的会计政策。这些公司比配对公司管理层多行权20%～60%,且与收入对财务重述的影响幅度与管理层执行的期权数量正相关。财务重述期间高管交易行为和股票相关的薪酬变化显示了管理者存在自利行为,并通过财务重述来实现。
2.融资契约
融资契约是用来约束资本市场上融资企业行为的契约集合。资本市场是企业融资的重要场所,但资本市场对企业的盈利有着较高的要求。如何保持一个连续正的盈余增长以融资到更多的资金往往就成为公司融资的资本市场压力。由于融资契约的存在,融资企业拥有对本公司资产的支配权,许多盈利达不到要求的公司就会利用这种支配权,通过财务重述的途径进行盈余管理,以使公司盈利能力符合要求,进而进行融资。dechow et al.(1996)发现融资需求显著影响着公司财务重述的可能性,公司期望以较低成本进行融资时,财务重述的可能性最大。burns and kedia(2006)发现财务重述公司的股权融资与长期债务比的平均数都显著高于非财务重述公司,说明财务重述公司有着更多的融资需求。
3.财务契约
财务契约是用来规范企业管理层的财务行为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契约集合。在股票正常交易过程中,由于市场的不确定性和人们有限理性的存在,投资者对未来股价的预期多依赖于证券分析师和管理当局的盈余预测,盈余操纵被用于迎合这种预测,若没有达到财务预期则可能带来股票价格的负效应,降低公司的声誉,导致公司在经营业务中遭受损失,从而减少企业未来的利润。callen et al.(2008)发现具有亏损历史并且将来可能亏损的公司相对于盈利公司更有可能利用财务重述操纵盈余。richardson et al.(2003)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在未来盈利增长方面承受了更高的市场期望值,迫于市场的压力,上市公司管理层有动机进行盈余操纵以维持盈利增长或超过预期的盈利,而为达到上述目的采取的激进的会计政策最终导致了更频繁的财务重述。
四、结论及建议
针对以上分析,笔者提出完善我国上市公司财务重述的建议:
(一)完善相关会计准则、法规的制定
报表重述现象的出现存在客观的可能性,它的出现显示相关的会计准则和法规都存在漏洞和薄弱环节。这就要求在制定会计准则时尽量全面客观,尽量减少不确定措辞的使用,不给财务重述制度上的可乘之机。此外,应加强相关法规的责任追究机制,明确公司负责人对会计信息的真实性责任,加大对会计信息造假的惩戒力度,从而提高财务造假者的成本。
(二)完善公司内部薪酬激励机制
由于薪酬契约的存在,导致了财务重述期间高管交易行为和股票相关的薪酬变化。对此应设计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管理者激励机制,实行股票期权激励制度,并将财务重述行为作为衡量期权的一个因素,让经营者与企业盈余剩余长期结合,使经营者不会轻易选择放弃长期利益行为,并进一步限制高管行权条件和高管在财务重述期间的行权行为,从而减弱经营者为自身利益进行会计造假的动机。
(三)提高审计信息质量
由于融资契约的存在,投资者和债权人与管理层存在着信息不对称,投资者和债权人多依赖于外部审计。这就要求相关审计人员严格遵守职业道德,严格执行审计准则职业标准,提高审计信息质量,以保障外部使用者利益,从而减少财务重述现象的出现。
(四)提高相关经营者和投资者的理性认识
由于财务契约的存在,加之证券分析师和相关当局往往根据当前的信息来预测未来;由于市场的复杂性和未来的不确定性,证券分析师和相关当局的盈余预测往往偏离公司的实际情况,这就要求相关的经营者和投资者提高理性认识,不要盲目跟着预测走。
一、引言
近年来,财务重述现象越来越严重。从国外情况来看,根据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 2006年的统计表明,美国财务报表重述的公司从1997年的83家增加到2005年9月的439家,重述的公司占全部上市公司的比例由同期的0.9%飙升到6.8%,其中不乏施乐(xerox)、安然(enron)、阳光(sunbeam)等世界著名公司。scholz 2008年的统计发现,美国上市公司发生财务重述的数量从1997年的90家上升到2006年的1 577家,10年增加了18倍。特别是在2002年《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sarbanes-oxley act)实施后,上市公司财务重述明显增加。而从国内的情况来看,1999年仅有24家上市公司发生了财务重述,而到2005年则达到195家,占全部上市公司的20%左右。本文从不完全契约理论的角度出发,研究发生报表重述的动因,从而解释这种现象,并提出相应的监管建议。
二、财务重述概述
(一)财务重述的概念
2005年5月美国会计准则委员会(fabs)发布的154号财务会计准则公告(sfas no.154)将财务重述表述为:修正前期发布的财务报告以反映这些报告中存在差错被更正的过程。由此可见,财务重述专指会计差错更正,而不再包括其他会计变更。在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会计差错更正》中具体定义了“前期差错”的概念,提出“前期差错是指由于没有运用或错误运用下列两种信息,而对前期财务报告造成遗漏或误报:(1)编报前期财务报表时能够合理预计取得并应当加以考虑的可靠信息;(2)前期财务报表准则报出时能够取得的可靠信息。”“前期差错”更正概念更加强调公司的责任,具体描述了可能导致差错发生的原因。准则12条还首次提出了“追溯重述”的概念,这一概念的提出表明会计准则与监管部门法则的趋同,预示着我国财务重述制度的日趋成熟。
(二)财务重述的经济后果
第一,财务重述会引起强烈的市场反应。对于这种反应,从短期内看,导致发生财务重述公司股价严重下挫,股票买卖价差加大,从而给投资者造成了严重的损失;从长期来看,发生财务重述的公司存在明显的负的回报率,使公司的价值下降,同样损害了广大投资者的利益。第二,财务重述会引发财务重述公司管理层频繁变更。这一变更也表明,ceo和cfo作为公司高管,代表公司所有(股东)对公司进行财务管理和控制工作,并对公司财务报告的真实性负有重要的责任。第三,财务重述会使发生财务重述的公司招致法律诉讼,陷入长期的麻烦之中。这种诉讼无论是公共惩罚还是私人惩罚,都与财务重述公司股东的损失存在较大相关性。第四,财务重述会使发生财务充实的公司融资成本上升。因为公司的财务重述行为降低相关评级机构对财务重述公司的预期盈余质量评级,导致投资者提高了对公司回报率的要求,从而增加了公司的融资成本。
三、财务重述的动因分析
(一)完全契约论与不完全契约论
coase在1937年发表的《企业的本质》开启了契约理论研究的先河,此后契约理论迅速发展,形成了完全契约理论和不完全契约理论两个派别。完全契约理论是把参与博弈的各方当事人放在一个委托—代理框架下处理,把所有的交易和生产关系抽象为一种契约关系。在完全契约理论的假设中,在当事人之间信息不对称的情形下,完全理性的委托人总是可以设计一个最佳契约,该契约充分考虑了所有可能出现的或然状态,并能够无成本地被第三方强制执行。而不完全契约正好相反,由grossman and hart(1986)、hart and moore(1990)等发展起来不完全契约的理论认为当契约不完全时,资产归谁所有,谁拥有资产的支配权等问题就非常重要。该理论的主要思想为:由于人们的有限理性、信息的不完全性、市场的复杂性和交易成本的存在,尤其是与专用性投资相关的许多重要变量即便可被当事人双方观察也不可被第三方(比如法院)证实,因此现实中的当事人难以签订能够自我实施的或者被第三方低成本强制实施的完全契约。也就是说,当契约不完全时,资产归谁所有,谁拥有对资产的支配权等问题变得非常重要。
(二)企业的本质是一种不完全契约
coase(1990)从交易费用角度对企业的本质作了阐述,认为市场与企业是资源配置的两种不可代替的手段。在市场上,资源的配置由非人格化的价格来调节,是由一系列短期契约来完成的。而在企业内部,相同的经济活动可以通过建立较少的长期权威关系契约来完成。由于交易费用的存在,“企业将倾向于扩展到在企业内部组织一笔交易的成本等于通过在公开市场上完成同一笔交易的成本或另一个企业组织同样交易的成本为止”。之后经很多学者的研究形成了现代企业的结论:企业是一系列契约(合同)的集合,企业之中存在的各种利益关系都是这个集合的子契约,并且这些契约的本质是一种不完全契约。
(三)不完全契约角度的报表重述动因分析
上市公司是企业的一种形式,因而也是不完备的契约集合,其本质也是由一系列的不完全契约组成。而在上市公司中与报表重述相关的契约主要包括薪酬契约、融资契约和财务契约,同样的道理,它们也是不完全契约。
1.薪酬契约
薪酬契约是用来规范的劳动者与企业之间酬劳关系的契约集合。财务重述期间,由于薪酬契约的存在,企业高管的有限理性加之相对于其他投资者拥有更完备的信息,从而导致了财务重述前后公司内部人员交易行为异常。beneish(1999)较早地检验了财务重述公司内部人交易行为,发现在财务报告高估盈利期间,这些公司的管理者比配对组公司的管理者更有可能卖出他们的股票和行使股票期权。agrawal and cooper(2008)以宣布低调盈余的财务重述公司为研究对象,并根据一定标准选取控制公司之后研究了公司五类内部人在公开股票市场的交易行为。结果发现,相对于控制样本公司,全样本分析仅微弱支持财务重述公司的高管在财务重述期间比财务重述之前出售了更多的股票。但在子样本分析中,却发现了财务重述公司的高管在财务重述期间出售了较多股票的证据。li and zhang(2007)发现在sox法案实施之前,内部交易行为与宣告时股票非正常收益存在相关性,但sox法案实施后,具有信息优势的内部人交易行为明显减少。因此他们认为财务重述报告期间存在内部交易行为,内部人利用信息优势在财务重述前抛出股票以减少股价即将下跌带来的损失,sox法案的实施约束了财务报告重述公告前的内部人交易行为。除此之外,这种信息不对称还致使内部人员行使股票期权现象的出现。burns and kedia(2006)研究发现,ceo期权组合对股价的敏感度与财务错报显著正相关,而ceo薪酬结构的其他部分与财务错误报告不存在显著相关性。这表明通过财务错误报告来影响股价以谋求私利是持有股票期权ceo动机之一。efendi et al.(2007)发现财务重述之前,公司ceo会执行更多的期权,尽管他们在市价下降的时候持有大量未行使的期权。burns and kedia(2008)尽管没有发现公司管理层在错报期间执行更多期权的证据,但发现执行了更多期权的公司往往会采用基金的会计政策。这些公司比配对公司管理层多行权20%～60%,且与收入对财务重述的影响幅度与管理层执行的期权数量正相关。财务重述期间高管交易行为和股票相关的薪酬变化显示了管理者存在自利行为,并通过财务重述来实现。
2.融资契约
融资契约是用来约束资本市场上融资企业行为的契约集合。资本市场是企业融资的重要场所,但资本市场对企业的盈利有着较高的要求。如何保持一个连续正的盈余增长以融资到更多的资金往往就成为公司融资的资本市场压力。由于融资契约的存在,融资企业拥有对本公司资产的支配权,许多盈利达不到要求的公司就会利用这种支配权,通过财务重述的途径进行盈余管理,以使公司盈利能力符合要求,进而进行融资。dechow et al.(1996)发现融资需求显著影响着公司财务重述的可能性,公司期望以较低成本进行融资时,财务重述的可能性最大。burns and kedia(2006)发现财务重述公司的股权融资与长期债务比的平均数都显著高于非财务重述公司,说明财务重述公司有着更多的融资需求。
3.财务契约
财务契约是用来规范企业管理层的财务行为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契约集合。在股票正常交易过程中,由于市场的不确定性和人们有限理性的存在,投资者对未来股价的预期多依赖于证券分析师和管理当局的盈余预测,盈余操纵被用于迎合这种预测,若没有达到财务预期则可能带来股票价格的负效应,降低公司的声誉,导致公司在经营业务中遭受损失,从而减少企业未来的利润。callen et al.(2008)发现具有亏损历史并且将来可能亏损的公司相对于盈利公司更有可能利用财务重述操纵盈余。richardson et al.(2003)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在未来盈利增长方面承受了更高的市场期望值,迫于市场的压力,上市公司管理层有动机进行盈余操纵以维持盈利增长或超过预期的盈利,而为达到上述目的采取的激进的会计政策最终导致了更频繁的财务重述。
四、结论及建议
针对以上分析,笔者提出完善我国上市公司财务重述的建议:
(一)完善相关会计准则、法规的制定
报表重述现象的出现存在客观的可能性,它的出现显示相关的会计准则和法规都存在漏洞和薄弱环节。这就要求在制定会计准则时尽量全面客观,尽量减少不确定措辞的使用,不给财务重述制度上的可乘之机。此外,应加强相关法规的责任追究机制,明确公司负责人对会计信息的真实性责任,加大对会计信息造假的惩戒力度,从而提高财务造假者的成本。
(二)完善公司内部薪酬激励机制
由于薪酬契约的存在,导致了财务重述期间高管交易行为和股票相关的薪酬变化。对此应设计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管理者激励机制,实行股票期权激励制度,并将财务重述行为作为衡量期权的一个因素,让经营者与企业盈余剩余长期结合,使经营者不会轻易选择放弃长期利益行为,并进一步限制高管行权条件和高管在财务重述期间的行权行为,从而减弱经营者为自身利益进行会计造假的动机。
(三)提高审计信息质量
由于融资契约的存在,投资者和债权人与管理层存在着信息不对称,投资者和债权人多依赖于外部审计。这就要求相关审计人员严格遵守职业道德,严格执行审计准则职业标准,提高审计信息质量,以保障外部使用者利益,从而减少财务重述现象的出现。
(四)提高相关经营者和投资者的理性认识
由于财务契约的存在,加之证券分析师和相关当局往往根据当前的信息来预测未来;由于市场的复杂性和未来的不确定性,证券分析师和相关当局的盈余预测往往偏离公司的实际情况,这就要求相关的经营者和投资者提高理性认识,不要盲目跟着预测走。
该书是莱特就任布鲁克斯大学政府计划研究所负责人的时候写的，它对"思想库报告"有着紧密的关注，呼吁非盈利管理者和那些寻找有效的非盈利方法的人以及他们的领导者们去研究"最好的训练"，而这些人都厌倦去做这些事。同样地，这本书在非盈利计划评估或者人类资源管理课程方面可作为一种有用的辅助教材，它是对莱特的近期报告--《让非盈利运行起来》（2000年）很好的回应。
这三本书的内容相互补充，一起使用确实为非盈利管理者们、公共政策决策者们当前所面临的挑战提供了一个概要，至少涵盖了下述四个方面：（1）市场和竞争、（2）效益和责任、（3）决策和政治、（4）领导权。对照着这些书，对每种挑战的讨论都提供了一种有用的方式，尽管这些讨论也忽略了其它一些主题，包括夏拉蒙书中很多单篇的文章（这些忽略是空间功能而非利益功能）。
非盈利和市场
关于非盈利的书籍必然谈到钞票，这是毫无例外的。而有趣的是，这三本书都更着重于赚取收入（服务的报酬）而非其它的收入来源（在这方面，夏拉蒙的书中有非常好的章节，但在个体和群体的慈善事业的现状方面它们分别由维吉尼亚·霍吉金森和莱斯利·雷恩扩斯凯所著）。
莱特报告说大多数专家们和执行者们都说非盈利必须着眼于收入的有效使用和保持偿付能力，夏拉蒙和孚姆金都表示非营利部门的现今成长阶段很大程度上是费用刺激的结果（到1993年为止的20年时间里，尽管非盈利组织从捐赠中获得的的收入从53%下降到24%，但是作为捐赠的货币其实际价值发生了戏剧性的增高），孚姆金同时又指出这类收入的来源与非盈利组织的使命--"未分配利润"－－相去甚远，即应征税额更快地增加了（从1991年到1997年该方面的增长超过250%）。
尽管他们积极地将营业收入作为非限制收入的来源，但所有的作者都听到了有关过度依赖资金的警音。他们相信，为了同盈利组织（和政府部门）竞争这会产生商业化趋向，这会作为一个组织的核心行为而被额外关注。用孚姆金的话来说就是，"非盈利组织的商业化进程。。。提出了关于任务一致性的重大问题"。这种假设很清晰：完成一个非盈利组织的任务和增强它的资金账本底线是两种不同的--而经常又是兼容的--目的。
尽管与盈利组织日趋激烈的竞争会导致商业化，但孚姆金对于非盈利组织面对的优势和弱势进行了有趣的讨论。一方面，非盈利组织能够利用"无贡献限制"（要求其盈利不应分配给他们的所有者）通过盈利组织所不能的方式来建立客户的信任；另一方面，非盈利组织正在经受一种自然效率方面的劣势，而这要归诸于不清晰的责任渠道，这些渠道经常不恰当地为基础建设筹措资金，却忽略了基本的问题。
在丹尼斯o阿尔o杨的文章中，夏拉蒙建立起了赚取的收入和商业化之间的最为直接的联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断言商业化会导致对非盈利组织责任性要求的增加。因而有了这些争论：投资者们日渐要求以市场上的成功作为衡量一个组织效益的证据，而非盈利组织则趋向于采用盈利组织的技巧来获得这样的成功。这样的结果是不正当的：如果一个非盈利组织的真正效益需要与它的任务一致，那么投资者所要求的业绩证明--导致商业化--实际上可能会无效或者说没那么大的效果。
有效的和负责任的非盈利
本部分提出了什么才是一个确切的、有效的非盈利的问题。在我看来，莱特的书是现行的、最有效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是最好的参考书目，他的答案直接得自于那些该领域知晓最多的人：上百个非盈利专家和上百个被专家们称为"高级演员"的非盈利执行者。虽然这两个团体之间在某些有趣的领域还存在着一些不同的观点，但集中在"什么是执行者们应该做的"和"专家们说非盈利组织应该做什么"之间的观点却是相互渗透的。一个有效益的非盈利组织的显著特征趋向于：
（1）与其它组织合作。
（2）使款项来源多样化、关注营业收入。
（3）衡量支出。
（4）建立公开交流的、平等的、多层次的、以团队为基础的员工大军。
（5）保持员工和董事会之间清晰、顺畅的交流和责任性。
通过这本书，莱特把他的经验结果归纳成一个论题，概括如下：第一，有效的非盈利组织应该同他们的任务相一致：他们应该"像非盈利"而非"像经商"（虽然有些地方相同）；第二，有效的非盈利组织应该进行自己投资，特别在那些管理培训、行为评估和技术支持的领域；第三，有效的非盈利组织应该通过行为代码方式、最好的实践行为和统一的基准与其他的部门进行联系。
正如以上所描述的，"效益"是一个目标，它由于外界的压力而经常被要求负有责任性，这些压力采用多种形式，正如在夏拉蒙的书中伊芙琳o布鲁迪的文章所描述的那样（举例说，非盈利组织对政府、别的部门对他们的委托人和普遍公众负责）。此外，效益（虽然定义过）只是可用来说明的一方面，别的方面还包括财务的稳定性、恰当的管理方式、任务的完成和公众的信任。
非盈利组织中存在很多激励责任性的机制。例如，布露迪罗列了政府规章、私有制度和任命机制、授予人与客户行为机制，员工和自愿者的参与机制，合同资金有效性和税金支持（或者没有税金支持）机制。借助这些机制，责任性的证明通常意味着对构造行为的测量（这些书很少提到该方面的内容），而不是仅仅为了得出测量责任而进行既有利的也有不利的测量行为。一方面，绩效评估促使非盈利组织关注其成果，而不是只关注其投入和产出；另一方面，采取特殊衡量方式而产生的困扰会导致任务的偏移以及对服务和客户采取"摘樱桃"（cherry-picking）政策（即根据不同的具体问题，可以随意挑选愿意合作者――译者注）。这样的操作看起来只能是在进行多元测量时是最好的。
政策和政治
政府和非盈利组织之间的关系使作者们区别对待他们。实际上，夏拉蒙参加科斯顿·格兰伯泽葛（KirstenGronbjerg）讨论会是为了总结公众和非盈利部门包括那些相关的政府基金、竞争、税收和常规政策和信仰平等组织之间关系的最重要趋势。
虽然孚姆金以一章的长度来说明政府与非盈利组织在服务传递机制上的关系，但他对这个主题最大的贡献是对公众和政治参与的讨论。他以不同的形式，从最基本的活动（建立社会资本）到细微的行为（直接的选民选举行为），描述了非盈利组织如何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公共部门。他关于非盈利组织政治意义的论述极大地依托于托奎威乐，罗克和其他经典思想家的思想。该讨论具有很好的说服力，也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读物。
孚姆金同时也挖掘了非盈利在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作用，声明不管是政治左派还是都不能在这方面有更强烈的宣言。实际上，不管自由党赞美它是作为一种拥护社会的载体、一个政府的合作者、一个除了盈利动机之外的领域，而保守党把它看成是一个政府的选择、一种将注入社会计划的方式、一种解决当地问题的策略。
这表明该区域的不同角色容纳了不同的政治信仰。由于这个原因，莱特的调查数据中一个小的人口统计细节（包含在附页中）引起了非盈利专家对平衡和发展的潜在关注。当被问及他们是怎样在政治上划分自己的，64%的专家说他们自己是"自由"或"非常自由"，而只有3%的专家称他们自己是"保守的"或"非常保守"（4%的人弃权，剩下的都是"中立"）。所以，虽然孚姆金指出了非盈利行为跨越了意识形态范围，但莱特的调查表明非盈利专家却与此相反。
非盈利组织领导
好的行动要求好的领导。这三本书中哪本最具有贡献意义？话题由此展开。例如，莱特在他的书中用调查结果来定义一些条款，他根据领导们自己认为最重要的特征来描述有效的领导。分类来说，他们是诚实、忠诚、果断、信任和感召力。谁拥有以上的所有这些特征，那么他确实会成为一个好的领导者（或是搭档，朋友或者同盟）。
孚姆金和夏拉蒙都提到，优秀领导的驱动力能形成"专业化"的领导环境。这些能潜在地促使产生前面所描述过的非盈利的谬论：效益的竞争促使公司奖励实际的成效，这可能是根据该公司任务的成本进行的。
中图分类号：F293.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6）14-0109-03
0 引言
注册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意见往往能给广大财务报告使用者传递关于报告真实性的重要信息，帮助相关利益者做出正确的决策。对于审计意见形成的影响因素的研究也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而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对审计意见出具的影响更是成为研究的一大热点。
近年来，我国房地产行业的发展在经历快速腾飞后也曾陷入一定程度的萎靡动荡。实行房地产调控第一阶段的2010-2011年时期，出现了交易量持续萎缩的低迷状态。2012年，调控进入了第二阶段，前期阶段调控成效的肯定与持续低迷带来的上涨压力，使得该年出现了较好的回稳状况。这种稳步回升的发展态势无疑为研究该行业相关经济问题提供了良好条件。
根据行业分类标准，本文选取房地产行业的150家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利用样本公司2012年度报告的财务数据实证分析了房地产行业的盈余管理程度对审计意见出具的影响。
1 文献综述
国内外盈余管理的研究现状：
1.1 关于模型的选择与建立
目前学界存在着多种盈余管理模型，包括Healy 模型（1985）、DeAngelo 模型（1986）、行业模型（Dechow and Sloan，1991）、较为盛行琼斯模型等。但随后又有研究显示，这些模型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设定问题。总结回顾相关研究，本文认为，尽管琼斯模型被公认为是比较优秀的盈余管理检验模型，但为取得更理想的检验效果，需要根据实际对象和目的特定选择合适的模型。
1.2 关于研究结果
目前国内外关于盈余管理程度对审计意见类型的影响问题已有较多研究成果，但并没有一致结论。Bartov（2001）等人的研究结果表明，公司盈余管理程度越高，被出具非标意见的概率越大。Butler （2004）则认为，市场上被出具非标意见公司的应计利润为多出现数额巨大的负值，可能引起财务困境，审计师因为公司持续经营的不确定性出具非标意见，与盈余管理无关。Laura 等（2008）利用西班牙的数据验证了Butler的结果，但他们认为审计师出具非标意见是因为自身的保守性而不是企业持续经营的不确定性。
大量学者也对中国的情况进行了验证，选取不同的样本和研究方法，结果也不一致：李东平等（2001）发现审计意见与核心的盈余管理指标没有显著关系。章永奎和刘峰（2002）则发现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越厉害，越可能被出具非标意见，但同时大规模的会计师事务所会体现更严格的审计质量控制。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概述
我国企业存在大量的盈余管理行为。这些盈余管理的结果往往可以反映在企业公布的财务报表中，而外部民间审计也将作为一种审核手段对财务报告的真实性完整性等起到重要的监督保障作用本文将研究的是企业盈余管理程度对注册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意见类型的影响。基于研究目的，提出假设：公司当期盈余管理程度与审计师出具非标意见的概率不相关。
2.2 样本选择
本文研究的样本初步选择为根据CSRC行业分类指导选择出的174家房地产上市公司。为了保证所选样本公司之间能够进行各项指标的对比，对初选样本进行筛选剔除，最终获得了150个有效样本。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GTA国泰安金融数据库。对数据的处理使用的是EXCEL2010，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及回归分析使用软件Eviews7.2。
进行变量的回归分析之前先对样本进行了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
2.3 模型选择
本文以审计意见类型为被解释变量，以盈余管理程度为解释变量，并加入控制变量。因为被解释变量定义为虚拟变量故选择用Logistic模型为回归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合行业的市场审计现状特点，参考各类文献中的模型建立后，最终为本次研究选用构建如下模型：
Audit=α0+α1EI+α2lnAsset+α3NARR+α4CR+α5DR
+α6+Big4+∈
模型变量解释：
①被解释变量：Audit为虚拟变量。如果审计意见类型为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则Audit取值为0，否则为1（非标意见）。
②解释变量：如前文所述，正对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度量有多重方式，比如充分采用考虑风险的应记款项法；琼斯模型下较为复杂的应计利润法等。考虑到计量模型中对变量设置的尽量简单简明的要求，了解到房地产行业中重要的盈余管理手段为用非经常性损益项目来操纵利润，再结合到公司规模对非经常性损益的影响。本文采用了年度报告中披露的非经常性损益的绝对值除以总资产作为衡量盈余管理程度的指标。即：
EI为盈余管理程度，EI=年度非经常性损益绝对值/总资产
③控制变量：
LnAsset：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NARR：表示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CR：表示流动比率，CR=资产合计/流动负债合计；
DR：表示资产负债率，DR=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Big4：虚拟变量，如果审计师为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则Big10为1，否则为0。
3 统计与回归结果
如表2所示，运用Eviews先求出了各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以及相关性检验下的t统计量和对应的概率P值。接着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4 结果分析
4.1 相关系数结果分析
①通过观察图二不难发现，2012年我国房地行业上市公司所属会计师事务所所出具的审计意见与盈余管理程度之间相关系数为正，大小为0.362593，初步判断可能存在较弱的正相关关系。
②相关检验下t统计量的值为4.685032，且概率P=0.0000，在α=5%，1%的显著性水平下P都很小，所以需要拒绝原假设，解释变量显著。这表明企业的盈余管理程与审计师出具非标准无保留标审计意见的之间有较弱的相关性而且是正的相关性。
③同时也可以发现该结果也表明控制变量之间与审计意见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相关性，但可计算出方差膨胀因子VIF
4.2 回归结果分析
①首先观察模型总体的你和程度调整后的判定系数McFadden R-squared=0.535174，说明回归的结果方程相对较好的拟合和样本情况。总体的显著性检验P值：Prob（LR statistic） 0.000009也很小，可以通过显著性水平α=10%下的总体显著性检验，说明方程总体显著。
②观察回归结果图，可以注意到解释变量EI：盈余管理程度的参数估计结果约为18.66，t统计量值2.012842，对应t检验的概率值P=0.0441在5%的置信水平系可以通过Z的显著性检验（概率P=0.0441
最近几年，盈余质量受到很多的关注。这种关注很大程度是因为2000年早期的会计丑闻的影响。在美国，盈余质量术语已经应用了很长时间。早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公司的管理当局就已经把盈余质量提到工作日程上了。甚至在美国经过最近的会计改革之后，盈余仍然像以前一样易于操纵，这是因为美国的GAAP在规范公司盈余时仍然允许大量的估计判断。由于盈余质量具有多种特征，相应的，对盈余质量不同特征的关注就将导致不同定义和度量方法。
盈余质量的多维角度。盈余对于企业很重要，一个原因在于它们被大量的使用者作为企业业绩的综合计量方法来运用。但至今盈余质量本身还没有建立一个统一的定义，它还是一个相对模糊的概念。在会计文献中出现了几种盈余质量的定义。一些学者认为盈余质量是与盈余的持续性相关(盈余的时间序列性质）。Richardson认为盈余质量是在下一个期间盈余能够持续的程度。持续性在某种意义上被理解为公司能够很长一段时间保持盈余，也就是说当前的盈余对未来的盈余提供了很好的指示。另外一些学者认为盈余质量是对经济交易和事项的准确陈述(即对企业业绩的如实表述）。基于会计信息的决策有用性观点，美国FASB的前主席Katherine将盈余质量定义为公司报告盈余忠实于经济学盈余定义的程度。按照同样的思路，Schipper，Vincent，Chan和Hodge定义盈余质量是净收益与真实盈余的差别程度。如实表述这个术语表达了在方法上或描述上与它所代表的现象之间的相关性或一致性。还有一些其他的学者认为盈余质量是与盈余反应系数(ERC)相关。Collins和 Salatka认为盈余反应系数是盈余质量的一个变量。对于有这些不同的解释可能的原因是不同的使用者运用这些信息来做不同的决策。很难给盈余质量下一个惟一的定义，带来的后果是在盈余质量文献中运用的度量方法的多样化。应计项目作为和盈余质量相关的重要指示器最近得到了关注。但实际上还没有广泛接受的度量盈余质量的方法。现有的文献用各种方法来捕捉盈余质量的不同表现。
收益、应计利润和现金流量。从一个较长的期间来看，会计盈余同现金流量总额趋于相等。然而，从短期内考察，内生于应计制会计的主观判断将导致会计盈余同现金流量的偏离。这种偏离既可能是由公司风险、行业因素等公司特质造成，也可能是因为公司管理层的盈余管理行为所致。但无论如何，这种偏离将导致会计盈余质量下降。因此通过会计盈余、应计利润和现金流量之间的关系可以判断盈余质量。运用会计基础对非正常应计利润直接估计来表达现金流量和应计利润的相关性。在这些文献中，琼斯模型是一个里程碑。琼斯模型引进了“非操纵性应计利润”这个概念，并作为盈余质量的指示器。她的模型考虑了销售的变化和固定资产的水平与总的应计利润的关联度。这个模型是一个直接估计模型，因为它识别了会计基础作为期望应计利润的决定变量。目的是从应计利润中分离出非正常应计利润。回归的残差作为非正常或操纵性应计利润。这个模型控制了经济环境对应计利润的影响。
然而，琼期模型计量操纵性应计利润的能力受到了质疑。一些研究者基于Dechow 和Dichev的模型研究盈余质量（当前应计利润和现金流量的相关性）。Dechow和Dichev模型不同于琼斯模型。Dechow和Dichev从应计和现金流之间的概念关系发展了一个关于盈余质量的计量模型。该模型捕获了现金流和盈余的关联性，并且避免了由会计基本面数据带来的计量问题。他们采用当期应计与过去一期、当期和未来一期现金流之间的映射关系来衡量盈余质量，当期应计是指短期应计项目。DD模型不需要预先假设会计基本面数据中立性，提出现金流量和当期应计之间的对应关系，该模型捕获了盈余管理与经济环境变化对盈余质量的联合影响。他们声称应计和盈余的质量与应计估计误差反向相关。他们的模型假定：盈余质量受应计利润的估计误差影响（它涉及盈余质量的一个方面）。更准确的说Dechow和Dichev模型用应计利润的估计误差数量来测量盈余质量（盈余质量的反向测量）。他们的应计利润质量的计量相关于运营资本应计项目与经营现金流量的配比。差的配比意味着低的应计项目质量。他们的模型因此提供了现金流量和应计项目的直接联系。相对于琼斯模型，Dechow和Dichev模型在盈余质量的度量上更具有魅力。但是该模型未能区分盈余操纵的引起的估计误差，隐含假定经营资本应计对现金流量确认和支出的影响时间不超过一年，这使其准确性受到了限制。Scholer通过对应计质量的回归进一步探讨了盈余质量（间接的测量了盈余质量），并证实了应计利润与会计基础的相关性越弱，期望的盈余质量将越低。
盈余的时间序列特征。持续性是一个富有挑战性和有用的概念。原因之一，正如Ramakrishnan和Thomas所提出的那样，盈余的不同组成部分也许有不同的持续性。持续性指的是导致当前会计盈余变动的事件或交易能够影响未来盈余的时间长短及稳定程度。理论和实证研究均表明，持续性较高的盈余有助于投资者对企业的定价，因为投资者通常认为持续性较高的盈余包含了较多的永久性项目和较少的短暂性项目，更有效地反映了企业交易事项的本质，因此高质量的盈余是可持续的。Lev和Thiagajan的研究结果表明，盈余质量与其持续性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Sloan将会计盈余分成应计利润和经营现金流量两部分，并通过未来会计盈余对应计利润和经营现金流量的回归以进行盈余质量的研究，回归方程如下:arningst+1=r0+r1Accruals +r2CashFlows+vt+1。研究发现应计利润的系数r1小于现金流量的系数r2，从而得出结论:在会计盈余的组成部分中，应计利润的持续性弱于现金流量。这表明，当前会计盈余中，若应计利润所占比重高，这表明盈余质量低。
Finger认为，盈余的预测能力反映了当前盈余与公司未来业绩之间的依存关系和关联度，通常以未来现金流量作为公司未来业绩的变量，则盈余的预测能力体现为盈余与现金流之间的关联性，关联性越强，则盈余质量越高，因此盈余持续性是预测价值的本质特征，两者本质上是从同一个角度对盈余质量进行度量。而Mikhail,Walther和Willis则从FASB的概念框架出发，将盈余质量定义为当前盈余预测未来现金流量的能力高低。为此，他们以未来经营现金流量分别对前期总会计盈余和会计盈余的组成部分进行了回归，并以调整的模型判定系数(adj一R2)作为盈余质量的表证变量。需要注意的是，由于采取的是时间序列模型，因此，该模型隐含了在回归年度内，公司盈余质量保持不变或波动不大的假设，我们认为，这是一个较强的假设，从而可能降低了模型的解释能力。
盈余的市场反应。从直观上讲，对较高质量的盈余，我们将期望较高的ERC。因为投资者能更好地从现行营运情况来推断公司未来的营运状况。这样一些研究人员也把ERC看作盈余质量的表征变量。在对会计盈余信息含量的研究中，通常采用回归分析法来检验盈余对股票超常收益的影响程度。其中，盈余变量的回归系数即盈余反应系数(ERC)被用来度量盈余质量。其理论假设为市场是有效的。根据珐玛的有效市场假说，在有效市场条件下，股价能够反映一切对外公告的和内幕的信息，因此有效市场能够自动识别出不同质量的盈余。对质量好的盈余，有效市场将反映积极，而对质量不好的盈余则反映平淡。因此在有效市场假设前提下，如果盈余反映系数(ERC)越大，说明企业的盈余质量越好。从信息经济学视角考察会计盈余与股票价格，由于盈余质量将对当期盈余与未来股利联系的紧密程度产生影响，因此市场将会对质量更高的盈余做出更为强烈的反映，从而表现伴随盈余质量上升，ERC也将上升。从另一方面看，如果某事件(如会计准则变更)导致ERC提高，也可说明该事件导致会计盈余质量的提高。因此，以ERC作为盈余质量的计量标准有一定的理论基础。但需要指出的是，由于ERC反映的是未预期盈余同股票报酬的关联程度，因此，通过ERC度量的盈余质量只是未预期盈余的质量，而不是会计盈余本身。
总而言之，高质量的盈余是具有持续性和信息含量的盈余。持续性是长时期保持盈余的能力，或者比暂时性盈余更持久。信息含量是关于未来盈余的信息内容。这些变量被多个因素所影响（公司特质，盈余管理和非故意性错失），因此也就从不同方面对盈余质量产生了影响。目前为止大多数的文献从应计利润、盈余的持续性、盈余反应系数对盈余质量进行单个维度的度量，其结论对于信息使用者来说都是有价值的。然而，由于没有一个公认的盈余质量概念，这样也就导致了同时存在着众多的计量方法。在一些文献中，应计利润和现金流量被用来作为盈余质量的指示器。许多学者用非正常应计或非预期应计来度量盈余质量。但实质上这一种度量盈余管理的方法。实事上许多学者混淆了盈余质量和盈余管理。获取非正常应计的一个广泛采用的模型是琼斯模型或其修正模型。但琼斯模型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因此，这个模型计量的管理层引起的操纵性应计会不准确。由于存在着不同的盈余质量的度量方法，而且其结果也不相一致，这样就有必要从盈余质量的多维角度来发展一个更完整的盈余质量的度量方法，这也是进一步研究的重点。
参考文献:
[1]Chan, K. Chan, L. Jegadeesh, N. Lakonishok, J.:“Earnings quality and stock returns”, 2004, working paper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 Department of Finance, pp.50
[2]Dechow, P.:“Accounting earnings and cash flows as measures of firm performance: the role of accounting accruals”, 1994,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No.18, pp.3-42
一、文献回顾
在讨论盈余质量时有几个相关的概念，即盈利质量、盈余质量、利润质量等。盈余或利润是指企业在一定期间内经营成果的表现形式，是市场经济运作的最直接的目的和动力，且企业家的本性就是追逐盈余(程小可，2004)。本文认为，这些概念实质上是对同一事物的不同表述，因此，本文未对其概念进行严格区分并在文中统一使用盈余质量进行表述。目前财务会计概念框架(SFAC)以决策有用性来评价盈余质量，认为盈余信息与投资者的决策有相关性，即当期或历史盈余预测未来现金的能力。列夫认为会计盈利质量是指在报酬――盈利关系中盈利的解释能力(菲利普等，2004)。Penman和Zhang(2002)认为，公司披露的非正常项目当前盈余如果能够较好的表明未来盈余水平，则该盈余是高质量的。也有学者认为盈余质量是指收益和评价公司业绩之间的相关性，其决定因素包括公司所处的商业环境和对会计政策的选择和运用(Leopohl，A.等，2003)。国内外众多学者对盈余质量评价进行了实证研究。Ball和Brown(1968)研究了证券价格变动与盈余变动的关系，发现二者呈显著关联。Lev和Thiagarajan(1993)提出了盈余质量信号评价方法。Lipe和Konnendi(1994)采用时间序列模型对盈余质量进行度量。Sloan(1996)将会计盈余分成应计利润和经营现金流量两部分，并通过未来会计盈余对应计利润和经营现金流量的回归来进行盈余质量的研究。Penman和Zhang(2002)对会计稳健主义、盈余质量和股票回报进行了实证研究。储一昀、王安武(2000)，苟开红(2005)等也结合盈余质量对国内上市公司做了实证研究，建立了评价模型，但缺点是没有证明模型的有效性。本文在借鉴国内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特点，设计了符合我国上市公司的盈余质量评价体系，运用因子分析方法对上市公司建立盈余质量综合评价模型。利用线性回归模型检验盈余质量综合评价模型结果与公司未来盈余可持续增长能力的关系，并关注回归模型的整体拟合优度，以证实模型的有效性和科学性。
二、上市公司盈余质量评价体系指标的设计
我国证券市场尚处于发展阶段，市场缺乏效率且市场监管滞后，上市公司质量良莠不齐，存在较多的盈余管理现象。在选取指标时尽可能兼顾到决定盈余质量的每个方面，即每个方面都选取一些有代表性的指标，充分反映盈余质量的特征。要充分把握盈余质量的特征，必须全面了解会计信息，因为会计的盈余信息从属于会计信息，所以，会计盈余的质量特征也从属于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会计信息最重要的质量特征是决策有用性，而决策有用性是通过相关性、可靠性、可比性、一致性、效益性及重要性等不同层次的若干个质量属性来保证的，相关性及可靠性是会计信息的首要质量特征，同时具有预测价值、反馈价值和及时性的会计信息才是相关的会计信息，也只有反映真实并同时具有可验证性及中立性的会计信息才是可靠的会计信息(FASB，1985)。决定盈余预测价值的特征是盈余的稳定性、成长性和安全性，而推导出能检验这三个特征的因素是盈余的安全性，可靠性，盈余营运性，现金保障性，可操纵性，可扩张性。其中可靠性是指反映债权人资产的安全程度；持续性指企业各期盈利持续发展的稳定程度；营运性指企业经营运转的能力；现金保障性指企业的账面盈利伴随有相应的现金流入；真实性指企业账面盈利与真实盈利之间的吻合度；可扩张性指企业的成长、持续发展的能力。一个良好的企业盈余至少应该包括以上六个方面。相应地，对于公司盈余质量指标体系的建立应从这六大方面着手。因此，在借鉴国内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主要从这六个方面建立上市公司盈余质量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具体如(表1)所示。
三、上市公司盈余质量评价模型的建立
(一)样本选取本文中的样本公司选自我国沪深股市的A股。根据研究需要做了如下筛选：剔除了金融与保险行业的上市公司，剔除了ST、PT公司，剔除了2003年～2005年会计数据不全的公司。最终本文随机选取了符合要求的90个样本2003、2004、2005连续三年的财务数据。数据来源于样本公司对外公布的年度报表。
准化的数据矩阵用于以下的研究，为方便表述，经过预处理后的指标代码不变，本文数据处理及分析在spss13.0中进行。
(三)建立盈余质量评价模型将经过预处理的数据进行因子分析。在进行因子分析之前，首先利用巴特利特球形检验(Bartlett Test of Sphericity)和KMO检验以检验指标变量之问的相关性。如果原有变量之间不存在较强的相关关系，那么将无法从中综合出能反映某些变量共同特性的少数公共因子变量。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由(表2)可知，连续三年的KMO检验值均大于0.6，根据KMO度量标准可知原指标变量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同时，连续三年的巴特利特球度检验统计量观测值均大于1100，其对应的相伴概率为0.000，小于显著性水平0.05。因此，拒绝巴特利特球度检验的零假设。总的来说，指标变量体系适合进行因子分析。由于本文建立的盈余质量评价指标之间以及评价指标内部均存在强相关性，为简化在指标综合评价中众多的原有指标变量，从中提取出少量的具有代表性的因子。采用因子分析法分别对样本三年的观测数据进行了盈余质量综合评价。公因子方差比如(表3)所示，这是因子分析的初始结果。公因子方差比是指按照所选标准提取相应数量因子后，各变量中信息分别被提取出的比例。从表中可以看出，除了Xi3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率连续三年分别只提取了64.3％、61.3％和66％以外，其余年份各指标所提取的信息均较为充分。在因子分析过程中，对每年均提取了6个主成分来代替原有的14个财务比率指标，主成分用Fij表示(其中i=2003～2005，j=1～6)，结果如(表4)所示。从(表4)中可以看出，在2003、2004和2005三年的财务数据中，6个主成分因子包含原来的信息量分别为84.763％、82.072％和84.731％。这说明前6个因子包括了14个评价指标的绝大部分信息。
在构建盈余质量因子分析评价模型时，将多个主成分分别按其方差贡献率来确定权重并进行加总，即可得到一个综合指标EQI，称为盈余质量综合评价指数。则三年的盈余质量评价模型分别为：
根据上面的评价模型，结合样本公司的数据资料，可计算出90个样本公司连续三年的公司盈余质量综合评价指数。
四、上市公司盈余质量评价模型的检验
建立一个综合性的上市公司盈余质量评价模型，旨在评价上市公司的收现性、安全性、成长性及稳定性。本文将对所建评价模型进行实证检验，以验证其科学性及有效性。
(一)研究假设根据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假设，股东财富最大化或者企业价值最大化是企业家们所追求的目标。企业价值取决于企业的盈利能力和成长能力，以及盈利能力与成长能力的可持续性。而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和生命力取决于企业的质量和活力，即盈余质量是影响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一般来讲，高盈余质量是上市公司未来一段时间盈余保持现有水平或在现有基础上平稳增长的重要条件，盈余质量越高，公司盈余可持续增长能力越强；反之，盈余质量越低，盈余水分越大，盈余可持续增长能力越弱。鉴于以上分析，根据公司盈余质量因子分析评价模型，公司的EQI越大，其盈余质量越高，盈余的可持续性增长能力越强，因此，提出如下研究假设：上市公司的EQI与未来会计盈余的可持续性增长能力正相关，即EQI越大，公司未来盈余的可持续增长能力越强。
(二)研究模型本文利用线性回归模型对以上研究假设进行验证，检验公司未来盈余的可持续增长能力与盈余质量是否具有正的相关性，如果该假设成立，则模型的回归系数为正。回归方程为：Qi，t=a+βEQIii，t+ei
其中：Qi，t代表第i个公司第t年的未来盈余持续增长能力。本研究以每股收益增长率作为衡量指标。具体计算公式为Q。=(EPSt，i-EPSt-ti)／EPSt-1，i+100％，EPSt，i为第i个公司第t年度每股收益，EPSt-1，为第i个公司第t-1年度每股收益。EQIi，t为第i个上市公司第t年盈余质量综合评价指数。
(三)描述性统计结果与分析根据计算出的样本公司2003年～2005年连续三年的公司盈余质量综合评价指数EQI和每股收益增长率Q，本文对其进行描述性统计。统计数据结果如(表5)所示。从(表5)中可以看出，样本公司连续三年盈余质量综合评价指数EQI的平均值均为负值。每股收益增长率Q连续三年的平均值为正，但其均值较小，三年分别为10％、16％和13％，增长率Q的均值并不是稳定增长。并且样本公司连续三年盈余质量综合评价指数EQI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差距也较大，其标准差大大高于增长率Q的标准差。虽然增长率Q的标准差远远小于盈余质量综合评价指数EQI，但2003年样本公司每股收益增长率增幅最大者高达57％，最低者降幅则为-311％。2004年和2005年每股收益增长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也相差较远。本文认为这主要是公司盈余质量普遍不高引起的。可见，盈余质量对公司未来盈余的增长能力有较大影响，在分析公司未来盈余增长能力时，不仅应关注盈余的数量，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公司的盈余质量。
(四)线性回归结果与分析根据上述回归模型，对样本公司2003、2004和2005三年的盈余质量综合评价指数进行回归，规定回归系数的T检验显著性水平为0.05，结果如(表6)所示。(表6)回归结果显示，2003、2004和2005三年的统计量F结果分别为4.7、7.013和9.580，相伴概率值均小于0.05。这表明盈余质量综合评价指数与每股收益确有线性回归关系。三年的回归系数p值分别为0.115、0.079和0.15，T检验p值显著，且均为正值，这与假设的预期符号是一致的，验证了盈余质量综合评价指数与每股收益增长率之间的正相关性，说明了本文所构建盈余质量评价模型的有效性。由(图1)可知拟合优度R2呈逐年上涨趋势，这说明随着证券市场参与主体的日渐成熟，上市公司的盈余质量也逐渐受到各方的关注，盈余质量综合评价指数对每股收益增长率的解释程度日益提高，即在我国盈余质量对公司未来盈余可持续增长能力的影响逐渐增强。但是，拟合优度R2值不高的可能原因有两方面，一是盈余质量是影响每股收益增长率众多因素中的一个方面；二是目前我国上市公司还存在着严重的盈余操纵现象，使得会计盈余数字的相关性和可靠性降低。
一些学者认为盈余质量是对经济交易和事项的准确陈述（即对企业业绩的如实表述）。基于会计信息的决策有用性观点，美国FASB的前主席Katherine将盈余质量定义为公司报告盈余忠实于经济学盈余定义的程度。Patricia Dechow ， WeiliGe，和Catherine Schrand认为高质量的盈余反映了更多与特定决策者做出的决策有关的企业财务表现的特征的信息。Schipper，Vincent，Chan和Hodge定义盈余质量是净收益与真实盈余的差别程度。
另一些学者则从盈余属性的角度充分考虑盈余质量的定义。Dechow和Schrand（2004）认为，盈余的高质量必须具备满足以下三个条件：第一反映现在财务的运营状况；第二是采用未来运营指标来预测状况；第三是如实反映内在企业价值。
2.衡量指标
2.1盈余持续性
很多关于持续性的研究专注于盈余对投资者的有用性，并且建立了模型来对其进行估计。Sloan在1996年的研究中将模型一中的总盈余分解成了现金流和总应计两个部分，同时还证明现金流部分的盈余比总应计部分的盈余要稳定。
关于稳定性的其他研究有还有：Lev在1983年的研究中将稳定性与产品类型、行业竞争、资本紧张与公司规模联系起来。其他的类似研究包括研究一个采用差异化战略有着低利润和高营业额的企业是否会比采用成本导向型战略有着高利润低营业额的企业有更稳定的盈余。总的说来利用技术来制造一个准入障碍使得行业内的企业可以以低成本来销售自己的产品比制造独一无二的产品来赚取高利润要更稳定。成本导向型的优点依赖于企业在行业内的经营情况、竞争情况、成长情况以及成本比例。
2.2应计项目
Jones模型将计量应计的过程描述为销售增长与固定资产（PPE）的函数。该模型只能解释10%的应计变化。这种低解释力的一种原因可能是管理人员在计量应计过程中会使用失真信息来掩盖基本表现。考虑到残差代表高谨慎性这一假设，Xie证明了Jones模型中的残差在预测下期盈余时比非任意应计的预测能力低。并发现残差与总应计有很高的相关性，它与盈余正相关，与现金流负相关。但这种模型可能存在了高概率的弃真错误。Dechow et al.发现任意应计反映盈余管理的能力不如总应计。这表明考虑到盈余管理而将Jones模型的残差作为低质量应计的指标可能导致纳伪错误。
2.3盈余反映系数（ERC）
从Beaver（1968）与Ball和Brown（1967，1968）开始，学院派的会计研究者们就开始使用资本市场代表盈余来表示质量。研究者们发现盈余中的信息与投资者用来决策自己所有权数量的信息有关。Liu和Thomas通过研究ERCs的决定因素寻找到了能直接证明其作为这样质量衡量指标的证据。他们预言且发现了被观测的ERC与ERC回归的R2和未预期的盈余与期望修正间的相关系数正相关。因此，当本期盈余可以帮助分析师得出预测值修正时，LT认为此时盈余为高质量的，ERC也高。但LT也认识到ERC捕获决策有用性的程度与未预期盈余和预测值修正的相关系数的异质程度有关，且回归模型中这种异质的R2值很低。因此，样本特性，特别是增长的异质性是很重要的。
Teoh和Wong（1993）发现由8大审计的公司的ERCs更高。Francis and Ke（2006）发现非审计费用与ERCs负相关。Hackenbrack and Hogan（2002）发现审计师变化后的企业的ERC比变化前的低。Manry et al.（2003）在那些对内部盈余进行及时审计的公司中，四分之一的收益与同时期的盈余水平有关，但在那些有追溯审计报告的公司中，收益与后期盈余有关。
3.结论
总之高质量的盈余在具有信息含量高的同时又具备持续性。尤其持续性是表达保持盈余的能力。而信息含量往往更加关注盈余的未来信息内容。这些变量同时被多个因素指标所影响（如公司特质、盈余管理和非故意性错失），在多个方面对盈余质量产生深远影响。目前文献都从应计利润、盈余的持续性、盈余反应系数来度量盈余质量，往往结论对于信息使用者来讲有着特殊的价值。因此，一个没有公认的盈余质量概念，往往有多种计量方法。这样就有必要从多维角度来发展盈余质量的度量方法，这也是下一步将要研究的重中之重。（作者单位：江西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中图分类号：F830．9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8)03-0068-08
A discussion of the stochastic relation between Stock Price and earnings per share
SuPinggui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AbstractBe directed at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existing theoretical and positive research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ock price and earnings per share，the paper discuss stochastic relation between the stock pricewith earnings per shareand their variation rateswithby viewingwithas two-dimensional stochastic vector，andwithas two-dimensional stochastic vector ，and by using the ratio of price to earnings per share as a index of valuing stocks． Under the analyses of conditional probability and conditional variance， the paper put forward a stochastic model for the first time． The model reveal the internal relation between the variation of stock price and the variation of earnings per share， and it also uncover the way and size of the influence of structural factors such as the variance of earning per share， the variance of price itself， the coefficient of the two variablesthat cause the price to vary． Beside， the model is a stock valuing model that is based on earning ability of company， so it has special meanings to china stock market， because it is irrational． It can help the investors to invest with rational sense．
Key wordsStock Price， earnings per share， stochastic relation
股票价格与上市公司盈利能力之间的关系既是一个事关虚拟资本与实体经济、股票市场与上市公司之间相互关系的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涉及证券市场中股票估价与投资理念的实际问题，是证券市场研究中长盛不衰的课题之一。对于这一问题，虽然国内外许多研究分别从理论和实证分析的角度证实了：作为虚拟资本的股票，最终必然要受制于实体经济，其内在价值取决于公司未来的盈利能力，而其市场价格则要遵循“价格围绕内在价值上下波动”的价值规律；实际市场价格与公司盈利能力之间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但是这些研究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大多数理论研究是一种确定性关系研究，这就使得这种研究的结论很难适用于存在很大不确定性的现实股票市场；而大多数实证研究本身则并不能揭示二者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随机关系，也不能给出二者之间明确具体的随机关系表达式，因此很难用来指导股票投资活动。有鉴于此，本文试图在考察现有有关股票价格与公司盈利关系研究的贡献及局限性的基础上，通过将公司盈利（及其增长率）与股票价格（及其变动率）看作是二维随机变量，运用概率论中的条件概率分析方法，来揭示股票价格变动率与公司盈利增长率的随机关系，建立二者之间的随机关系理论模型。此外，本文还将运用所建立的模型，对我国股票市场的市场价格与公司盈利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
一、文献综述
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学术界对股票价格与上市公司盈利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在理论上探讨股票内在价值或称理论价格与公司盈利之间的关系。这种研究主要是建立在以下观点基础之上的，即股票是权益证书，代表一定的价值，这种价值主要体现在持有人有权获取公司未来的盈利。公司未来盈利越高，股票的价值就越大。所以，股票内在价值可以用现金流贴现方法加以确定，主要包括两类现金流贴现模型：第一类是股利贴现模型，该模型将股票的内在价值看作是公司未来所有各期每股红利支付额的现值。由于未来各期分派的现金股利等于各该期的每股盈利与派息率的乘积，所以可以将股利贴现模型写成
第二类贴现模型关注的焦点不是股利，而是公司未来的盈利能力和投资机会。从公司未来盈利能力和投资机会角度看，股票的价值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在现有规模和状态下公司业务持续经营所产生的未来一系列等额现金流X1的现值X1/r；二是从下一期开始公司未来投资机会的净现值，即从下一期开始未来各期每股盈利在现有基础上增加额的现值与引起这种增加的留存收益再投资额的现值之差。所以第二类模型可以写成
上述现金流贴现分析模型的贡献在于，它深刻地揭示了公司未来盈利对股票内在价值的决定作用；建立了股票内在价值与公司未来盈利之间的确定性关系；证明了公司未来盈利是实现内源融资、扩大生产规模、进行价值创造的源泉；是进一步增加未来盈利和投资者取得更多红利的可靠来源，因此是股票价值决定的主要影响因素。其他因素如宏观、微观经济因素及公司内部管理因素，虽然也对公司股票价值有影响，但它们都是通过影响公司盈利而间接对股票价值产生影响的。
然而，这类模型也存在着一定的缺陷，主要表现在它是一种确定性关系模型。在这种确定性模型下，投资者要准确估计股票的内在价值，就必须准确地预测公司未来所有各期的每股盈利、派息率、留存比率等，而这则要求投资者对公司未来各期是否具有投资机会，是否需要减少当期红利支付额，留存部分盈余用于再投资，这些投资是否具有正的净现值，能否增加未来的盈利和红利支付额，未来各投资项目的风险有多大，相应的折现率应该为多少，都作出准确的预测。而在不确定的经济环境下，要做到这些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这类模型的理论意义大于实际价值，其适用性很小。
第二个方面是从实证角度对股票的市场价格与公司盈利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检验。这种研究主要是运用各种统计分析方法如回归分析法，将公司每股盈利作为解释变量，股票的市场价格作为被解释变量，利用历史数据，直接对股票的市场价格与公司盈利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检验。国内外许多实证研究的结果都证实，成熟市场的股票价格与公司盈利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公司每股盈利是影响股票市场价格的重要因素。
就国外的研究来看， Ball和Brown (1968)首次发现，美国股票市场股价与公司的会计盈余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二者的变化方向基本一致：1957―1965年间，经历正的盈余变动的股票具有正的价格变化；反之，负的盈余变动与负的价格变化相连[1]。Beaver， Clarke和Wright(1979)扩展了Ball和Brown的研究，结果显示，盈余变动对股价变化的影响远大于Ball和Brown 所估计的幅度[2]。后来的许多研究如Ohlson（1995）的研究也相继发现，股价与盈余数字有显著的相关性[3]。
就国内的研究来看，赵宇龙（1998）较早地发现中国股市会计盈余数据具有信息含量[4]。陈晓、陈小悦、刘钊（1999）对1994―1997年A股市场的研究证实，A股市场上盈余数字具有很强的信息含量[5]。陆宇峰（1999）的研究发现，A股市场上市公司的会计盈余对股价的解释力度在逐年增强，特别是在机构投资者比重增加情况下，影响股价的基本面因素日益重要[6]。陆静、孟卫东、廖刚（2002）利用1999年到2001年的数据，比较了公司每股收益和自由现金流量对股票投资收益的影响程度，证实了公司每股收益比现金流量能更精确地解释股票价格[7]。这些研究说明，随着我国股票市场日益健康，价值投资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投资理念，会计盈余越来越成为影响股票估价的重要因素。
上述实证研究的贡献在于，它利用公司盈利与股价变动的实际历史数据证实了市场价格与公司每股盈利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关关系，揭示了市场价格变动对公司每股盈利变动的依存关系。
然而，大多数实证研究也存在着一定的缺陷，主要表现在，这类研究并不是在深入分析公司盈利与股价这两个变量客观上存在的某种联系机制和随机关系的基础上，通过揭示和构建二者的随机关系理论模型，进一步进行实证分析检验的，而是在首先假定二者存在线性或某种非现性关系的前提下，利用历史数据来检验二者之间是否存在这种线性或非现性关系。也就是说，大多数实证研究本身并不能对二者之间的联系机制及二者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随机关系给出明确的理论上的阐述，也不能给出二者之间明确具体的随机关系表达式，因此很难用来指导股票投资活动。
二、股票价格与公司盈利能力之间的随机关系分析
正因为有关股票价格与公司盈利的实证研究本身并不能给出二者之间明确具体的随机关系表达式，而现金流贴现理论模型则没有考虑到随机性，是一种确定性关系模型，无法用来指导充满不确定性和随机性的现实股票市场的投资，所以有必要从不确定性角度来探讨和建立股票价格与公司盈利之间的随机关系模型。为此，本文以下部分将从随机性出发，通过将股票价格及其变动率与公司盈利及其增长率分别看作是二维随机变量和，借助于市盈率这个联系股价与公司盈利的桥梁与纽带的作用，运用条件概率来揭示股票价格变动率与公司盈利增长率的随机关系，进而建立一个反映股票市场价格随公司盈利变动而变动的随机关系模型，从而从根本上克服现金流贴现理论模型及大多数实证分析模型存在的上述问题和缺陷，为投资者提供一个基于公司基本面和盈利能力的实用的股票估价模型。
(一)作为二维随机变量的股票价格与公司盈利
尽管现金流贴现模型和实证研究分别从理论和实证角度证明了股票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司未来的盈利，但二者的关系并不像贴现模型所说的那样是一种确定性关系，而是一种不确定的随机关系。这是因为，公司赢利受宏观及微观经济环境的影响，特别是受公司内部经营管理、红利政策、投资机会、留存收益再投资的回报率等众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存在着很大程度的随机性，是一个随机变量；同样，由于股票价格不仅受具有一定程度不确定性的每股收益的影响，而且还受股票市场本身其它一些不确定因素的影响，甚至还受投资者心理因素的影响，因此，股票价格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也是一个随机变量。
由于公司每股收益和股票价格都是随机变量，并且后者除了受前者的影响之外，还受其他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所以在每一个可能的公司每股收益下，股票价格都会有众多的可能取值及相应的发生概率。于是，可以将公司每股收益X和股票价格Y看作是一个二维随机变量(X,Y)。
正因为公司未来每股盈利是随机变量，股票价格也是随机变量，所以投资者无法通过准确地预测公司未来所有各期的每股盈利，依据现金流贴现模型，一次性评定一个确定的股票价值。而只能从随机性出发，通过将股票价格Y及其变动率y与公司盈利X及其增长率x分别看作是二维随机变量(X,Y)和(x,y)，根据公司盈利对股票价格的决定作用，在深入分析宏观、微观经济因素、公司成长机会以及内部管理等偶然因素变动的基础上，首先对公司下期每股盈利Xt+1及其在已知的本期每股盈利Xt基础上的增长率x=(Xt+1-Xt-Xt)/Xt的概率分布作出预期；其次要借助于联结公司盈利与股价的某种估价指标如市盈率指标，对其所估计出的每一个可能的下期每股盈利水平下，股票下期价格Yt+1及其在已知的本期股票价格Yt基础上的变动率y=(Yt+1-Yt)/Yt的条件概率分布作出预期。并且要随着时间的推移、公司经营环境的改变、投资项目的变化，不断调整他们的预期。
（二）公司盈利的概率分布及投资者对其的预期
在二维随机变量(X,Y)和(x,y)中，由于公司每股收益X及其增长率x影响着市场价格Y及其变动率y，所以为了探讨Y及y与X及x之间的随机关系，需要首先从影响因素和投资者预期的角度来研究X及x的概率分布。
从影响因素角度看，由于X是受大量相互独立的随机因素影响的随机变量，并且每一种因素在总的影响中所起的作用都很小，因此，根据概率论中的中心极限定律，这样的随机变量近似服从正态分布。
（四）股票价格变动率与公司盈利增长率的随机关系理论模型
正因为无论从影响因素角度看，还是从投资者的预期角度看，(x,y)的分布都可以近似地看作服从二维正态分布，所以我们可以在(x,y)服从二维正态分布的条件下，构建二者之间的随机关系理论模型，以便从总体上了解和掌握：当公司下期每股盈利增长率为x=xi（i=1,2,…n）时，股价变动率y的平均水平是多少？股票投资的预期差价收益率是多少？不确定性和风险有多大？特别是，当公司下期每股盈利增长率x为其所有可能增长率的平均值E(x)时，股价变动率y的总体平均水平E(y)是多少？股票投资的总体预期差价收益率是多少？不确定性和风险有多大？
在(x,y)服从二维正态分布的条件下，根据概率知识，当公司下期每股盈利增长率为x时，股票价格变动率y的条件数学期望E(y|x)的表达式为：
式（5）具有深刻的经济内涵。它表明：
①股价变动率y与每股盈利增长率x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依存关系。这是因为，公司盈利不仅决定着股票的内在价值，而且还通过市盈率指标影响着市场价格，它的变动必然会引起股票的市场价格的变动。
②当每股盈利增长率为x时，它的这一增长能够引起股价发生多大幅度的上涨，一方面取决于二者之间的相关系数ρ的大小；另一方面取决于股价自身波动的不确定性σ2与每股盈利波动的不确定性σ1之间的比率σ2/σ1的大小，即取决于一个单位的每股盈利的波动能够引起股票价格发生多大幅度的波动。这是因为，股票的市场价格不仅受公司每股盈利这一随机变量影响，还受其他许多偶然因素的影响，因此，股价的变动与每股盈利的变动并不完全同步，而是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独立性。这样，当一单位的每股盈利的波动能够引起股票价格发生较大幅度的波动时，即当σ2/σ1较大时，则每股盈利增长一定幅度x就能够引起股价发生较大幅度的上涨。
③当每股盈利增长率x围绕它的均值μ1上下波动(x-μ1)时，股票价格变动率y就围绕它的均值μ2上下波动ρ(σ2/σ1)(x-μ1)。
正因为式（5）明确具体地揭示了y与x之间的内在依存关系及其联系机制，反映了影响股价变动的各种随机因素的结构及各自影响作用的大小，因此，投资者可以用它来预测股票价格的变动。不过，由于股价的变动不仅受公司每股盈利变动的不确定性的影响，还受其他众多偶然因素变动的影响，所以投资者运用（5）式进行预测和决策面临着较大的不确定性，而这种不确定性则是投资者面临的投资风险之一。式（6）中的σ2y|x=D［y|x］=(1-ρ2)σ22就是衡量这种不确定性和投资风险大小的指标。它表明，股价变动的不确定性σ2y|x的大小，一方面取决于股价自身波动性σ22的大小，另一方面取决于y与x的相关系数平方ρ2的大小。股价自身的波动性σ22越大，二者的相关系数ρ越小，股价变动与每股盈利变动之间的依存关系越弱，则投资者运用上式进行预测和决策的风险就越大。
三、 随机关系模型的运用
为了运用式（5）进行预测和决策，需要估计它的各个参数μ1、μ2、σ1、σ2的具体数值。对此，可以利用股票价格变动率与每股盈利增长率的历史数据进行估计。这是因为，这两个变量的历史关系反映了历史上投资者对股价的预期是否建立在对公司盈利预期基础之上。或者反过来说，这两个变量的历史关系反映了公司盈利的变动是否改变了投资者对公司及其股票的认识和预期，从而改变了其投资决策，进而影响了股票价格和股票投资收益率。
当采用历史数据估计（5）式的参数时，它的含义就是，当公司每股盈利增长率x围绕它的历史均值μ1上下波动(x-μ1)时，股票价格变动率y就围绕它的历史均值μ2上下波动ρ(σ2/σ1)(x-μ1)。这样，如果根据历史数据对（5）式进行回归分析得出的结果显著相关，则说明公司每股盈利增长对股票价格变动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由历史数据估计出的参数确定的模型就具有一定的参考作用，投资者就可以根据其对公司下一期每股盈利增长率的预期，运用该模型对公司股票下一期价格的变动作出预测，并将它作为投资决策的参考。
为了从实证角度研究中国股票市场上投资者对股价的预期是否建立在对公司盈利预期基础之上，考察公司盈利变动对投资者行为和投资收益率的影响，检验公司盈利变动对股票价格变动的解释能力，了解市场的成熟状况和投资者的理性程度，本文选择1994年底至2005年底上证A股指数成份股加权每股盈利及股价指数年度数据进行实证检验。为此，对原始数据进行必要的处理，对加权每股盈利年度增长率按百分比增长率x=(Xt+1-Xt)/Xt计算，对股价指数年度变动率即年度投资收益率采用对数收益率y=(Yt+1-Yt)/Yt≈ln(Yt+1/Yt)计算（见表3）。在此基础上，绘制上证A股成份股股价指数变动率与加权每股盈利变动率相互关系图1，并对式（5）进行OLS回归，结果见表4。
观察图1可以看出，上证A股指数变动率与加权每股盈利变动率总体走势基本一致。这表明随着中国股票市场逐渐向健康方向发展及投资者投资理念的日益成熟，公司盈利能力正在逐渐成为投资者投资股票时考虑的重要因素，公司盈利的变动正在成为影响股价变动的重要因素。而且可以预期，随着中国股票市场日益健康，这种情况将日益显著。
从表4的回归结果也可以看出，0．0806的P值表明，回归系数在8%的显著性水平上统计显著，所以可以在该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回归系数为0的原假设，而接受回归系数不为0的备择假设。这说明上证A股加权每股盈利的变动是引起股价指数变动的重要原因，模型具有一定的有效性。而R2=0．274205则表明，式（5）中-μ2的变动中只有27%能够被(x-μ1)的变动所解释，模型的拟合效果并不理想。这说明，从以往情况看，公司盈利能力虽然是投资者投资股票时考虑的因素之一，但政策变动、投机炒作、股票操纵以及公司盈利信息披露不及时不充分，散户投资者脱离公司基本面跟风投资等，也是造成中国股票市场价格剧烈波动的重要原因。因此，加强股票市场制度建设，打击股票操纵，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引导投资者理性投资，是今后中国股票市场建设的重要内容。相信随着中国股市逐渐走向健康和成熟，本文所提出的基于公司基本面和盈利能力分析的股票估价模型的实用性将逐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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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房地产开发项目风险概述
1.1 房地产开发项目风险的相关概念
风险是指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时期内可能发生的各种结果的变动程度，是指投资的实际收益与期望的或要求的收益的偏差。
但是到目前为止，风险的概念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
项目风险的定义：项目在其寿命周期内自然存在的导致经济损失的变化，而项目的风险评估就是对项目风险的分析，也即分析项目在其存续的时空内自然存在的导致经济损失之变化的可能性及其变化程度。项目的一次性使得项目中不确定性比其它的一些经济活动要大得多，项目的风险也有其自身的特点，主要有风险的客观性、多样性、持续性、补偿性、全面性、可测性及规律性。
1.2 房地产项目风险分析的一般过程
一个工程项目进行风险分析的过程，通常可以分为四个阶段：风险识别、风险估计、风险评价和风险应对[1]。
风险分析是对风险的识别、估计、评价和应对作出全面的、综合的分析，这四个部分是一个完整的整体，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缺少任何一部分，风险分析都是不完整的。
第二章 房地产开发项目风险识别
2.1 概述
风险识别是风险管理的基础。房地产开发项目风险识别是指风险管理人员找出影响房地产开发项目质量、进度、投资等目标顺利实现的各种风险因素，运用各种方法对尚未发生的潜在风险以及客观存在的风险进行分类，找出风险产生的原因，并对风险进行分类列表。 [2]。
2.2 房地产项目风险识别方法
房地产项目风险识别的方法很多，主要包括专家调查法、故障树分析法（FTA 法）、幕景分析法
及筛选―监测―诊断技术等方法。
第三章 房地产开发项目风险评估
3.1 风险估计与评价常用方法
房地产项目风险估计与评价是指应用各种管理科学技术，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式，最终定量地估计风险大小，找出主要的风险源，并评价风险的可能影响，以便以此为依据，对风险采取相应的对策。风险估计与评价常用方法主要有调查和专家打分法、风险报酬法、风险当量法和解析方法。
3.2 我国传统项目风险评估方法
我国传统项目风险评估方法包括：（1）盈亏平衡分析；（2）敏感性分析；（3）概率分析。三种方法均存在各自的优缺点，且具有一定的互补性，现逐一论述。
3.3 盈亏平衡分析
盈亏平衡分析就是利用投资项目生产中的产量、成本、利润三者的关系，通过测算项目达到正常生产能力后的盈亏平衡点，来考察分析项目承担风险能力的一种不确定性分析方法[3]。所谓盈亏平衡点，是指项目在正常生产条件下，项目的收入等于支出的那一点。在这一点上，项目既不盈利也不亏损。如果低于这一点所对应的生产水平，那么项目就会发生亏损；反之，则会获得盈利。
3.4 敏感性分析
敏感性分析是一种有广泛用途的分析技术。其基本目的是考察一个项目分析结果的稳定性，即该项目投资分析结果以多大的程度随着相关因素的变化而变化的，通过分析，可使决策者对项目的风险程度有一个量化的概念。敏感性分析是研究和分析由于将来客观条件（如政府政策、通货膨胀、投资等）的不确定性因素变化所产生的影响，引起项目的经营产生变化而使项目主要效果指标发生变动的程度。
3.5 风险概率分析
3.5.1 房地产投资风险的类型
房地产投资风险涉及政策风险、社会风险、技术风险、自然风险和国际风险等，而这其中对房地产投资影响较大，同时又是可以预测、规避的主要是经济风险。经济风险主要包含市场风险、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等。
3.5.2 风险概率分析的方法
风险概率分析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1） 利用已有数据资料分析风险因素或风险事件的概率
（2） 利用理论概率分布确定风险因素或风险事件的概率
（3） 蒙特卡罗模拟法
第四章 房地产开发项目风险应对
4.1 风险应对概述
风险应对就是对项目风险提出处置意见和办法。通过对项目风险识别与评估，把项目风险发生的概率、损失严重程度以及其他因素综合起来考虑，就可得出项目发生各种风险的可能性及其危害程度，再与公认的安全指标相比较，就可确定项目的危险等级，从而决定应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以及控制措施应采取到什么程度。
4.2 项目风险回避
风险回避是指当项目风险的潜在威胁发生的可能性太大，不利后果也很严重，又无其他策略来减轻时，主动放弃或改变项目目标与行动方案，从而回避风险的一种策略。采取这种策略，必须对风险有充分的认识，对威胁出现的可能性和后果的严重性有足够的把握。这种策略从根本上放弃使用有风险的项目资源、项目技术、项目设计方案等，从而避开项目风险的一类项目风险应对措施。
4.3 项目风险转移
风险转移是投资主体将其本身面临的损失有意识地转嫁给与其有相互经济利益关系的另一方承担。风险转移是房地产开发商处理风险的一种重要方法。风险转移也叫合伙分担风险，其目的不是降低风险发生的概率和不利后果的大小，而是借用合同或协议，在风险事故一旦发生时将损失的一部分转移到项目以外的第三方身上。
4.4 项目风险控制
相对于风险回避而言，风险控制措施是一种积极的风险处理手段，它是指投资主体对不愿放弃也不愿转移的风险，通过降低其损失发生的可能性，缩小其后果不利影响的损失程度来达到控制目的的各种控制技术或方法。
4.5 项目风险自留
风险自留是指开发商自己承担由风险事故所造成的损失。当采取其他风险规避方法的费用超过风险事件造成的损失数额时，可采取风险接受的方法。风险接受是最省事的风险规避方法。自愿接受风险可以是主动的，也可以是被动的。
第五章 结语
5.1 本文主要工作和结论
本文详细介绍了房地产开发项目风险分析的全过程，包括风险投资的相关概念，风险分析过程的四个阶段（风险识别、风险估计、风险评估和风险应对）的特点和相互关系，风险识别的具体方法和存在问题，风险评估的常用方法和适用条件，并重点介绍了我国传统的风险评估方法：盈亏分析、敏感性分析和概率分析。最后介绍了风险应对的四个策略：风险回避、风险转移、风险控制和风险自留。
参考文献
夏拉蒙编撰该书的目的是为美国的非盈利部门的现状提供一个实用的导向。这本书既可作为那些与非盈利领域管理层工作相近者的参考，又可作为夏拉蒙在非盈利领域所著其他书籍的对照（《全球公众社会》这本书尤为必不可少）。同时，它也将成为公共管理学硕士在非盈利管理研究方面的一门重要的课程。
如果夏拉蒙的书是定位于实践，那么孚姆金的书则是在很大程度上倾向于学术研究。虽然《走向非盈利》这本书篇幅相当短，但却包含了很多学术方面的信息。对于非盈利政策和管理，孚姆金作为一位受过高等培训的、通晓各种学科的社会科学家，把他所笃信的四个核心功能作为他讲座的中心部分：促进政治和公民利益、提供关键的服务、为社会企业家提供便利以及为信仰和价值的表达提供出路。
孚姆金的书内容紧凑，在某些地方有很多关于非盈利方面的良好想法，而这些想法将成为学者们的重要参考资料。另外，这本书写得通俗易懂，它也可作为博士学位研讨会在非盈利方面的极好课本。
《非盈利品德之路》这本书在常识上断言，非盈利组织必须提升他们的行为而并不只是筹集更多的钱，同时它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一个高效的非盈利机构应有哪些组件？莱特用丰富的经验回答了这些问题，对500个非盈利机构执行者以及专家的调查结果进行了汇报。他试图寻找到有效的非盈利组织在实践中的可辨别形式。
该书是莱特就任布鲁克斯大学政府计划研究所负责人的时候写的，它对"思想库报告"有着紧密的关注，呼吁非盈利管理者和那些寻找有效的非盈利方法的人以及他们的领导者们去研究"最好的训练"，而这些人都厌倦去做这些事。同样地，这本书在非盈利计划评估或者人类资源管理课程方面可作为一种有用的辅助教材，它是对莱特的近期报告--《让非盈利运行起来》（2000年）很好的回应。
这三本书的内容相互补充，一起使用确实为非盈利管理者们、公共政策决策者们当前所面临的挑战提供了一个概要，至少涵盖了下述四个方面：（1）市场和竞争、（2）效益和责任、（3）决策和政治、（4）领导权。对照着这些书，对每种挑战的讨论都提供了一种有用的方式，尽管这些讨论也忽略了其它一些主题，包括夏拉蒙书中很多单篇的文章（这些忽略是空间功能而非利益功能）。
非盈利和市场
关于非盈利的书籍必然谈到钞票，这是毫无例外的。而有趣的是，这三本书都更着重于赚取收入（服务的报酬）而非其它的收入来源（在这方面，夏拉蒙的书中有非常好的章节，但在个体和群体的慈善事业的现状方面它们分别由维吉尼亚·霍吉金森和莱斯利·雷恩扩斯凯所著）。
莱特报告说大多数专家们和执行者们都说非盈利必须着眼于收入的有效使用和保持偿付能力，夏拉蒙和孚姆金都表示非营利部门的现今成长阶段很大程度上是费用刺激的结果（到1993年为止的20年时间里，尽管非盈利组织从捐赠中获得的的收入从53%下降到24%，但是作为捐赠的货币其实际价值发生了戏剧性的增高），孚姆金同时又指出这类收入的来源与非盈利组织的使命--"未分配利润"－－相去甚远，即应征税额更快地增加了（从1991年到1997年该方面的增长超过250%）。
尽管他们积极地将营业收入作为非限制收入的来源，但所有的作者都听到了有关过度依赖资金的警音。他们相信，为了同盈利组织（和政府部门）竞争这会产生商业化趋向，这会作为一个组织的核心行为而被额外关注。用孚姆金的话来说就是，"非盈利组织的商业化进程。。。提出了关于任务一致性的重大问题"。这种假设很清晰：完成一个非盈利组织的任务和增强它的资金账本底线是两种不同的--而经常又是兼容的--目的。
尽管与盈利组织日趋激烈的竞争会导致商业化，但孚姆金对于非盈利组织面对的优势和弱势进行了有趣的讨论。一方面，非盈利组织能够利用"无贡献限制"（要求其盈利不应分配给他们的所有者）通过盈利组织所不能的方式来建立客户的信任；另一方面，非盈利组织正在经受一种自然效率方面的劣势，而这要归诸于不清晰的责任渠道，这些渠道经常不恰当地为基础建设筹措资金，却忽略了基本的问题。
在丹尼斯o阿尔o杨的文章中，夏拉蒙建立起了赚取的收入和商业化之间的最为直接的联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断言商业化会导致对非盈利组织责任性要求的增加。因而有了这些争论：投资者们日渐要求以市场上的成功作为衡量一个组织效益的证据，而非盈利组织则趋向于采用盈利组织的技巧来获得这样的成功。这样的结果是不正当的：如果一个非盈利组织的真正效益需要与它的任务一致，那么投资者所要求的业绩证明--导致商业化--实际上可能会无效或者说没那么大的效果。
有效的和负责任的非盈利
本部分提出了什么才是一个确切的、有效的非盈利的问题。在我看来，莱特的书是现行的、最有效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是最好的参考书目，他的答案直接得自于那些该领域知晓最多的人：上百个非盈利专家和上百个被专家们称为"高级演员"的非盈利执行者。虽然这两个团体之间在某些有趣的领域还存在着一些不同的观点，但集中在"什么是执行者们应该做的"和"专家们说非盈利组织应该做什么"之间的观点却是相互渗透的。一个有效益的非盈利组织的显著特征趋向于：
（1）与其它组织合作。
（2）使款项来源多样化、关注营业收入。
（3）衡量支出。
（4）建立公开交流的、平等的、多层次的、以团队为基础的员工大军。
（5）保持员工和董事会之间清晰、顺畅的交流和责任性。
通过这本书，莱特把他的经验结果归纳成一个论题，概括如下：第一，有效的非盈利组织应该同他们的任务相一致：他们应该"像非盈利"而非"像经商"（虽然有些地方相同）；第二，有效的非盈利组织应该进行自己投资，特别在那些管理培训、行为评估和技术支持的领域；第三，有效的非盈利组织应该通过行为代码方式、最好的实践行为和统一的基准与其他的部门进行联系。
正如以上所描述的，"效益"是一个目标，它由于外界的压力而经常被要求负有责任性，这些压力采用多种形式，正如在夏拉蒙的书中伊芙琳o布鲁迪的文章所描述的那样（举例说，非盈利组织对政府、别的部门对他们的委托人和普遍公众负责）。此外，效益（虽然定义过）只是可用来说明的一方面，别的方面还包括财务的稳定性、恰当的管理方式、任务的完成和公众的信任。
非盈利组织中存在很多激励责任性的机制。例如，布露迪罗列了政府规章、私有制度和任命机制、授予人与客户行为机制，员工和自愿者的参与机制，合同资金有效性和税金支持（或者没有税金支持）机制。借助这些机制，责任性的证明通常意味着对构造行为的测量（这些书很少提到该方面的内容），而不是仅仅为了得出测量责任而进行既有利的也有不利的测量行为。一方面，绩效评估促使非盈利组织关注其成果，而不是只关注其投入和产出；另一方面，采取特殊衡量方式而产生的困扰会导致任务的偏移以及对服务和客户采取"摘樱桃"（cherry-picking）政策（即根据不同的具体问题，可以随意挑选愿意合作者――译者注）。这样的操作看起来只能是在进行多元测量时是最好的。
政策和政治
政府和非盈利组织之间的关系使作者们区别对待他们。实际上，夏拉蒙参加科斯顿·格兰伯泽葛（KirstenGronbjerg）讨论会是为了总结公众和非盈利部门包括那些相关的政府基金、竞争、税收和常规政策和信仰平等组织之间关系的最重要趋势。
虽然孚姆金以一章的长度来说明政府与非盈利组织在服务传递机制上的关系，但他对这个主题最大的贡献是对公众和政治参与的讨论。他以不同的形式，从最基本的活动（建立社会资本）到细微的行为（直接的选民选举行为），描述了非盈利组织如何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公共部门。他关于非盈利组织政治意义的论述极大地依托于托奎威乐，罗克和其他经典思想家的思想。该讨论具有很好的说服力，也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读物。
孚姆金同时也挖掘了非盈利在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作用，声明不管是政治左派还是都不能在这方面有更强烈的宣言。实际上，不管自由党赞美它是作为一种拥护社会的载体、一个政府的合作者、一个除了盈利动机之外的领域，而保守党把它看成是一个政府的选择、一种将注入社会计划的方式、一种解决当地问题的策略。
这表明该区域的不同角色容纳了不同的政治信仰。由于这个原因，莱特的调查数据中一个小的人口统计细节（包含在附页中）引起了非盈利专家对平衡和发展的潜在关注。当被问及他们是怎样在政治上划分自己的，64%的专家说他们自己是"自由"或"非常自由"，而只有3%的专家称他们自己是"保守的"或"非常保守"（4%的人弃权，剩下的都是"中立"）。所以，虽然孚姆金指出了非盈利行为跨越了意识形态范围，但莱特的调查表明非盈利专家却与此相反。
非盈利组织领导
好的行动要求好的领导。这三本书中哪本最具有贡献意义？话题由此展开。例如，莱特在他的书中用调查结果来定义一些条款，他根据领导们自己认为最重要的特征来描述有效的领导。分类来说，他们是诚实、忠诚、果断、信任和感召力。谁拥有以上的所有这些特征，那么他确实会成为一个好的领导者（或是搭档，朋友或者同盟）。
孚姆金和夏拉蒙都提到，优秀领导的驱动力能形成"专业化"的领导环境。这些能潜在地促使产生前面所描述过的非盈利的谬论：效益的竞争促使公司奖励实际的成效，这可能是根据该公司任务的成本进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