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世纪以来，特别是党中央实施中部崛起战略以来，江西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发展速度上已呈现中部崛起之势，工业已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百姓生活明显改善。但现在的发展水平还是较低层次的，作为连接“长三角”与“珠三角”的省份，与周边其它省和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差距还不小。如何加快江西经济发展速度，提高江西省经济发展效率，对实现江西科学发展、进位赶超、绿色崛起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DEA方法对江西省各地区的投入产出情况进行分析，以了解各地区投入产出的相对有效性，清醒地认识江西省各地经济发展效率，了解各地区在投入产出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差距，为制定提高经济发展效率的政策提供科学依据，加快经济发展速度。
1.DEA方法介绍
数据包络分析（database envelopment analysis），简称DEA，是美国著名运筹学家Charnes和Cooper等学者于1978年提出的，主要用来评价决策单元（DMU，Decision Making Units）相对有效性的一种系统分析方法。其基本原理是由DMU构成被评价对象，通过对投
入和产出比率的分析，以DMU的各个投入和产出指标的权重为变量进行评价运算，确定有效的生产前沿面，并根据各DMU与有效生产前沿的距离状况，确定各DMU是否DEA有效，同时还可以用投影的方法找出非DEA有效或弱DEA有效的原因及应该改进的方向。
DEA方法中使用最为广泛的C2R模型，考虑非阿基米德无穷小量，其具体模型为：
S.t.
旧中国是一个生产力十分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革命胜利后，中国的国情决定了我们不能照搬针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理论。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即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待条件成熟时，再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向社会主义社会。
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的前夕，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做报告，阐述了全国取得革命胜利后要正确对待和处理国营企业和私营企业的关系。他指出：“在发展工业的方向上，有些糊涂的同志认为主要不是帮助国营企业的发展，而是帮助私营企业的发展；或者反过来，认为只要注意国营企业就够了，私营企业是无足轻重的了。我们必须批判这些糊涂思想。”[1]
在新民主主义经济结构中，国营经济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因为这一部分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强调指出：“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1](P,1431)同时，由于中国经济落后，还需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对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不可限制得太多太死。但“如果认为我们现在不要限制资本主义，认为可以抛弃‘节制资本’的口号，这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但是反过来，如果认为应当对私人资本限制得太大太死，或者认为简直可以很快地消灭私人资本，这也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左’倾机会主义或冒险主义的观点。”[1](P,1432)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主要经济成分包括：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1949年9月制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国家，并制定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对五种经济成分的性质和作用作了分析和说明。强调国营经济为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是“人民共和国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主要物质基础和整个社会经济的领导力量。”
我国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中找不到现成答案，也没有国外的模式和经验可资借鉴，它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它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关系的基础原理，也符合中国的国情。在生产力十分落后的情况下，是缺乏直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物质基础的。私有制和剥削的产生和存在，既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又是生产力发展不够的结果。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明确指出，私有制是不能一下子废除的，“正像不能一下子就把现有的生产力扩大到为实行财产公有所必要的程度一样……只有创造了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2]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阶级的消灭，是以生产力高度发展的阶段为前提的。中国没有经历资本主义独立发展的社会阶段，在“三大敌人”的压迫下，束缚了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束缚和破坏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新中国破除了对个体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发展的束缚，它们还有相当大的发展潜力，有利于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它们应成为我国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重要构成部分。
然而，正确的理论，有时候会得不到很好地贯彻。如果我们的新民主主义制度能存在和发展一个较长阶段，经济会发展得更好，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得更快。事实上，我国过早地超越了新民主主义制度。1953年，国民经济刚刚恢复，当年6月1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将他在1952年9月以后多次提到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作了比较完整的表述。以后又在过渡时期的起讫时间上做了补充说明。他把过渡时期的始点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3]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一化三改”，即实现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说，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起就要开始进行消灭私有制的改造工作了。在这次会议上，批判有人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懂得革命性质的改变，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还批评了“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提法，他认为“这种提法是有害的”，这样一来，新民主主义制度事实上就被挤掉了。起先，把过渡时期规定为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时期，将过渡时期与新民主主义合二为一。1956年1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又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进入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这样，就把我国过渡时期的起讫点同马列主义创始人所讲的过渡时期的起讫点看成是同样的了。旧中国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新中国建立后也没有建立资本主义制度，怎么过渡时期的起点成为“资本主义”了呢？这事实上否定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存在的空间和时间。过早地超越新民主主义，过早地消灭一切私有制经济包括资本主义经济，这给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长远的消极后果。
不过，也应肯定，党的三大改造的经济思想是有所创新的。农业改造的步骤是：第一步，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组织带有社会主义萌芽的农业生产互助组；第二步，仍按自愿互利的原则组织以土地入股和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合作社；第三步，依自愿互利原则组织生产资料集体所有的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但实际工作中，自愿互利的原则并没有完全贯彻，出现过急于求成、一蹴而就的现象，1958年就实行了高级合作化。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采取了加工定货、统购包销、公私合营等形式，可分为初、中、高级形式。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赎买政策。关于赎买政策，恩格斯1894年曾说：“我们决不认为，赎买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容许的；马克思曾向我讲过（并且讲过好多次）他的意见：假如我们能用赎买摆脱这个匪帮，那对我们是最有利不过的了”。但马克思、恩格斯只是提出一个抽象的原则，怎样赎买没有具体说明。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曾提出与文明的资本家谋求妥协，向他们实行赎买，但由于资产阶级的反抗，未能实行。而新中国把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具体化了，很好地实现了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和平改造，实现了赎买。采取的具体步骤与措施：一是定息（公私合营、高级国家资本主义、年息为5%，延长到“”）；二是对资本家作了安排，让他们继续管理企业，给他们生活出路。
对农业合作化的过程是：由互助 组、初级社到高级社，变私有制为公有制。但当时也急于求成，1955年批判“小脚女人”后，在全国形成巨大压力，大家急于搞高级合作社，比提出的农业合作化时间大大缩短了。1955年还没全部完成，1956年全国都搞高级合作社，脚跟还没站稳，1958年就开始化运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这些都是超越阶段，急于求成，过早要消灭私有制。
1958年，刚实现了全国高级合作化，又搞化、搞“”、搞三面红旗，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后果，加上自然灾害，造成了三年的严重困难时期。
（二）的《论十大关系》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
在1956年4月发表的《论十大关系》，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起了重要的积极作用。《论十大关系》中的前五条，都是讲经济方面的关系：一是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二是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三是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四是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五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了社会资本再生产的原理，特别是两大部类比例关系的原理。马克思关于社会再生产比例关系的原理昭示人们，社会生产和流通、各个经济部门，存在着按客观比例关系运行与发展的要求。这是完全科学的理论。但具体到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关系，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中找不到答案。而苏联和东欧等原社会主义国家，在长期经济发展中，存在着重重工业、轻轻工业、轻农业的倾向，造成轻工业和农业的落后状态。这种倾向也曾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我国，但我们比它们要好些。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理论与实践中，曾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扩大再生产中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原理，演绎为优先发展重工业。在原经济发展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一定的时期内，优先发展重工业是必要的，但将其上升为一条不变的原理、似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规律，则是不科学的。生产资料不等于重工业，农业、轻工业也提供生产资料。在《论十大关系》中批评了有些社会主义国家“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提出我国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4]这样做的结果，一可以更好地满足人民的生活需要，二可以加快资金的积累，因而更好地发展重工业。后来还提出按农、轻、重顺序安排国民经济发展的思想。但真正解决农、轻、重的关系问题，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在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上，提出：“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必须“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4](P,270)这一指导思想是完全正确的。但在实际经济关系中，东部和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关系并没有完全处理好。我们目前已重视西部地区的开发与发展，要缩小东部和西部地区差距。
在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上，提出“降低军政费用比重，多搞经济建设”的思想。因为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
在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上，提出了一些很重要的思想，可以看做是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先导。提出不能只顾一头，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他特别提出了国有企业“在统一领导下的独立性问题。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从原则上说，统一性和独立性是对立的统一，要有统一性，也要有独立性。”[1](P,273)要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要采取缩小剪刀差、等价交换或近乎等价交换的政策。我国曾长期实行对粮食的统购统销政策，在当时产销矛盾突出的条件下，这是一种不得已的政策措施，但粮价偏低，事实上是通过剪刀差为工业化积累一部分资金。而且农民的口粮留得偏少，这两种情况不利于农业的发展。
在中央和地方关系的问题上，提出要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积极性。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要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就必须发挥地方的积极性。
上述有关改革的思想，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还只是一种原则性的思路，怎样具体化为可行的运作，还是改革以来逐步实现的。但其作为一种理论指导，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史上占有一定地位。
（三）强调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必要性和价值规律的客观必然性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是否具有客观必要性和必然性，是社会主义国家进行过长期争论的经济理论问题。我国经济学界也有社会主义非商品论、全民所有制内部非商品论的理论观点存在。特别在1958年大搞化时期，出现了消除商品生产的理论思潮。特别不满某些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经济学家在对待商品生产问题上的非马克思主义观点。为此，他提出了关于读两本书的建议。其中一本就是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读这本书时，提出了自己的一系列评论和经济学观点。其中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理论、思想，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具有很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对于目前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和实践也有现实意义。
1958年大搞化是不正确的。但即使在这种形势下，依然坚持认为要发展商品生产。他说：“要尽可能广泛地发展为国家、为其他公社所需要的商品生产。通过商品交换，既可以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需要，又可以换回等价物，满足公社生产上和社会生活上日益增长的需要。”他指出，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有利于农民走向富裕。凡是比较富裕的农村，如京、津、沪郊区，都是由于商品生产和交换比较发达。
批评有些人大兴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我们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人表现得更“左”，主张现在就消灭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他强调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还要利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来团结五亿农民。农民有商品所有权。“不知道什么道理，我们的哲学家、经济学家忽然把这些问题忘记了。他们在看书本时是马克思主义，碰到经济实践，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就打了折扣，思想很混乱。”
还指出：不能孤立地看商品生产，要看它与什么经济相联系。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相联系，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它和社会主义相联系，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
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理论和实践，比斯大林前进了。主要表现在：(1)斯大林认为不能把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产资料列入商品范畴，连拖拉机也不卖给集体农庄。不完全赞同苏联的做法。他说，我国在全民所有制范围内调拨的生产资料，虽然不是商品，但也有一部分生产资料是商品，我们不仅把拖拉机等生产资料卖给农民，而且把一部分工业生产资料卖给农村公社，这些产品都是商品。(2)斯大林肯定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必要性，但把必要性只归结为两种公有制形式的存在。认为斯大林关于商品生产存在的条件阐述得不完整。两种公有制的存在是商品生产的主要前提，但商品生产的命运，不只由两种公有制的存在决定，即使过渡到了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仍然有可能存在。认为，商品生产的命运最终和社会生产力的水平有密切联系。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存在的原因，理论界有不同的看法。但可以肯定，即使在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生产力远远高于现在的水平了，商品生产会依然存在和发展。(3)关于价值规律的作用问题。在当时的指令性计划体制下，同意斯大林的价值规律对生产不起调节作用或决定作用的观点。但他对利用价值规律问题，讲过很有分量的话。1959年3月30日，在批转山西省委的一个文件中说，平调（ 指1958年化初期无偿平调农民个人和合作社的资产）的“旧帐一般要算。算帐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5]将价值规律作为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和手段的思想，对现在的改革与建设依然有指导意义。
（四）经济理论上的主要失误与经验教训
社会主义事业需要有正确的理论指导。作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正确与否，关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发展的得失成败。从新中国建立以后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下，总的说来，虽然经历了挫折和困难，还是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反映了指导思想的正确。但是，另一方面，在经济理论和实践中也有不少失误，给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严重损失，有些教训值得总结。关于一些全局性的失误与错误，比如，搞“”、化、反右扩大化、反右倾、“”等，虽然也涉及经济理论问题，但更主要的是属于政治路线和政治运动范畴，我们这里不再评论。现只就有关经济理论方面的某些重要失误，选择几个有代表性的问题，加以简要述评。
1.把整个社会主义阶段说成是马克思所讲的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6]。马克思这里讲的共产主义社会，包括两个阶段：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也就是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所谓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显然指的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时期。不应把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称为过渡时期。列宁在《国家与革命》等著作中，对过渡时期作了很明确的说明，称作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我国理论界和中央有关文献也是这样理解的。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其时限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即下限定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1953年经亲自修改审定、由主持撰写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中，曾明确说明过渡时期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历史时期。直到1958年1月，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还是提“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然而，在60年代，硬把过渡时期说成是过渡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时期，并把这个观点作为与苏共论战的分歧点之一。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的第18条写道，马克思和列宁都认为，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以前，都属于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其实，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并没有这样“认为”。把整个社会主义社会说成是过渡时期，再把列宁所讲的过渡时期必然是阶级斗争空前残酷、阶级斗争的形式空前尖锐的时期一类话，加之于社会主义社会，搞“以阶级斗争为纲”，把整个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说成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发展生产力的根本任务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目的被模糊了、掩盖了，给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2.不适当地提出破除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1958年，“左”的理论与实践进一步发展。在此背景下，提出了破除、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后改译为“资产阶级权利”）问题。本来，“资产阶级权利”概念，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文中论述未来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问题时提出的。他并没有把按劳分配原则本身看做是资产阶级权利。马克思在批判“哥达纲领”离开所有制的变革、空谈“平等权利”、“公平分配”时指出，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实行按劳分配，它的平等要求也只是等量劳动取得等量报酬的权利，是用一种劳动与另一种劳动等量交换的关系，这种等量劳动相交换，与商品等价交换是相同的原则。马克思把这种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平等权利，称之为“资产阶级权利”。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等级制权利，主张所谓自由、平等的权利。
1985年我们提出破除“资产阶级权利”，实际上并没有弄清所谓“资产阶级权利”究竟是指什么。离开了马克思的原意，结果造成了理论工作和经济工作中的混乱。
1958年8月19日，在全国协作区主任会议上，比较集中地讲了要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问题。他把按劳分配、工资制度、体脑收入差别等，都看做是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残余，考虑要逐步废除工资制，恢复供给制。当时，把农村取消工分制、实行以“吃饭不要钱”为主要内容的供给制看做是破除了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共产主义萌芽。后来还把家长制以及上下级间的“猫鼠关系”、“父子关系”，看做是“资产阶级法权”或法权思想。总之，把一切等级差别都当做“资产阶级法权”（权利）。1958年11月24日，在一个批示中说，资产阶级式的法权，在现时对于社会经济发展已经成为障碍的部分，正在遭到破除。而破除按劳分配、工资制度方面的等级差别的结果，必然走向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于是，奖金制度、计件工资制度接着都被取消了。
1958年9月，上海《解放》杂志发表了《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一文，认为把革命战争时期实行的供给制改为工资制是错误的，是扩大了资产阶级法权，形成了等级制度，刺激了人们争名于朝，争利于市。赞赏这篇文章，要《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于10月13日刊出，并加了按语，说“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一些片面性。”1974年10月，在谈到无产阶级理论问题时，再次提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于1975年发表《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再次强调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离开马克思的原意，破除或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实际上破除或限制了社会主义某些方面的关系，损害了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因此，从1958年开始，直到粉碎“”以前的长期过程中，出现了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局面，阻碍了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
3.误解并不适当地宣传列宁关于小生产的一个论断。在“左”的理论和政策下，列宁关于小生产的一个论断曾经常被引用和宣传。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7]我们把这段话作为抓阶级斗争的重要理论根据之一。1974年12月26日，在与的谈话中引证了列宁的这段话，然后接着说：“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8]1975年2月，发表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的33条语录，号召全国党员、干部和群众学习。其中就有列宁关于小生产的这段论述。
引用这段话来搞阶级斗争，有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列宁讲的小生产，是指在 苏维埃政权初期还没有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个体农民。而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广大农村几乎不存在个体农民，农民已成为集体经济的“社员”。怎么会在公有制经济中每日每时地、大批地产生出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呢？第二，把列宁关于小生产的论断扩展到工人阶级、党员、机关工作人员中来，意味着在这些群体中也在每日每时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这种扩展既无根据，也不恰当，只能成为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舆论导向。第三，列宁关于小生产的这个论断，并不是严格的经济学意义上的一个规范性的原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般讲小生产会两极分化，在一定条件下会分化出少数资产阶级分子来。但不可能每日每时地、大批地产生出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来。如果真是那样的话，我国解放前，小生产大海似的存在着，早该成为资产阶级化的社会了。第四，应弄清列宁提出关于小生产的这个论断的历史背景和进行那样论述的本意。其历史背景是，1920年，苏维埃政权处于反对外国武装于涉和国内战争时期，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特别是粮食缺乏，工人和军队得不到所需要的粮食供给。苏维埃政权实行了余粮收集制，即用相当于自由市场价格的10%左右的低价，用纸币硬性从农民手里收集全部余粮，甚至有时把一部分口粮也收走。农民当然不满意，不少有余粮的农民宁愿拿到自由市场去卖高价。这种行为显然会给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造成极大的困难和危险。列宁对有余粮的农民不把粮食交给国家而是去做粮食投机生意的行为，感到着急和生气。于是把高价倒卖粮食的行为，称做“资本主义”，把这种农民称做资产阶级。列宁在一份“告工农书”中写道，谁不把余粮交给国家，谁就是叛卖工农，就是使红军中几万工农枉然遭受牺牲和痛苦的罪人。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说：“一个农民家里有几百普特的余粮，不肯贷给工人国家救济挨饿的工人，而要拿去做投机生意，——这是什么呢？这不是资产阶级吗？”[9]在《无产阶级时代的经济和政治》一文中，列宁写道：“农民经济仍然是小商品生产。这是一个非常广阔和深厚的资本主义基础。”[7l(P,61)在这个基础上，资本主义同共产主义“斗争的形式，就是以私贩粮食和投机倒把来反对国家收购粮食”[7](P,62)。由于当时农民私卖粮食的现象较为普遍，“每日每时地”、“大批地”发生，因而也就是“每日每时地”和“大批地”产生出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了。可见，列宁这里讲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规范性的概念。我们在过去“左”的形势下，不考虑列宁讲话的历史背景，也不考虑列宁讲这些话的针对性和原有含义，就简单搬用过来，作为在社会主义社会搞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重要理论根据。可见，读马列著作，有一个正确理解和把握的问题。根据政治气候的需要胡乱引证，并作为理论指导，必然贻害无穷。
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
（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与发展
新中国是在生产力十分落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尽管5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依然很大。发达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如美、日等国已达3万多美元，而中国只有800多美元，2001年达到900美元。中国社会主义处于什么阶段，不仅要用社会生产力的绝对水平来衡量，还要用与发达国家相比较的相对生产力水平来衡量。我国现在的经济水平已超过了当年马克思所看到的英、法、德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共产党宣言》出版两年后即1850年，英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485美元（1960年的可比价格），法国为333美元，德国为308美元。马克思逝世七年后的1890年，英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785美元，法国为515美元，德国为537美元。从生产力的绝对水平来看，我国已超过了马克思、恩格斯所看到的并主张用社会主义取代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但从目前的国际水平看，差距很大。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国无论在生产力发展、还是在生产关系发展上，都出现过脱离实际、超越阶段、急于求成的毛病。我们曾过早地超越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又过早地跨越了“过渡时期”（原计划用15年或更长时间，结果只用了三年时间），宣布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刚隔了一年即1958年，又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了。后来又把整个社会主义社会说成是“过渡时期”。新中国建立后究竟需要经历哪些社会发展阶段，理论认识上存在着模糊性、盲目性和摇摆性。如果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阶段不能准确定位，就容易犯超越阶段的“左”的错误，或是犯否定、背离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右的错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中央从中国社会经济实际出发，明确认识和提出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即我国只建立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这一阶段至少需经历100年的时间。十五大报告中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问题作了进一步充分论述。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主要国情，取得了改革发展的巨大成就。
把社会主义社会划分为成熟程度不同的几个阶段，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发展。马克思只把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的社会发展划分为“过渡时期”、“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社会主义阶段）、“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列宁虽经历了苏维埃政权的初期阶段，但由于没有经历社会主义社会，也没有对社会主义提出阶段性划分。过去有的苏联领导人和某些学者的论著和我国的某些论著中，说列宁曾把社会主义社会区分为不发达社会主义和发达社会主义，或划分为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和发达社会主义，这是出于对列宁某些话的误解。所谓列宁提出“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无非是根据他在1919年12月《关于星期六义务劳动》中的一段话：“我们在剥夺了地主资本家以后，只获得了建设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这里所讲的并不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而是指苏维埃政权初期刚刚产生的某些社会主义的初级形式，是相对于过渡时期结束后发展了的社会主义形式而言的。由于原第1版译文有不清晰之处，《列宁选集》中文第2版将“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改译为“社会主义那些最初级形式”[7](P,92)，这样语义就更清楚了。
列宁所讲的“发达社会主义”，也不是指社会主义从不发达阶段进入了发达社会主义阶段。尽管事实上会有这个过程。他讲的“发达社会主义”，是与苏维埃政权初期乃至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前不发展的社会主义相比较而言的、已获得发展的社会主义。因此，我国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既不是来自本本，更不是搬自国外，而是将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创新。
不言而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为向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的发展奠定物质技术基础和经济关系基础，即既要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特别要发展现代科学技术，又要很好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首先是搞好、搞活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公有制经济，另外，还需要弥补由于过早地超越新民主主义制度并过早地超越过渡时期而给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所造成的长远的损害。这就要求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提供能充分发挥其作用和潜力的宽松环境。事实上，它们在现阶段的地位、作用和制度与政策环境，比新民主主义时期和过渡时期更为提高和宽松。归根到底，这是服从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需要。
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紧迫任务，是解决其主要矛盾的惟一途径。邓小平和中共中央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确定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规定，否定了流行20多年的所谓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这种“左”的理论和实践，突出了发展社会生产的任务。这就涉及。中共对主要矛盾的分析基本上是正确的。1957年10月9日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改变了的提法。反斗争之后，指导思想变了，向“左”转了。
除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大力发展生产力外，在所有制结构上，党的十五大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还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新的规定已写进宪法。它提高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使其成为基本经济制度的构成部分，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内的组成部分。表明我国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不是权宜之计，不是暂时性政策，而是坚定不移的长期的制度与方针。但是，在理论上应将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作用，同其社会性质区别开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经济”是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不同概念，不能混为一谈。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但并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邓小平明确讲过“外资是资本主义经济”。显然，“资本主义经济”不能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和及中央有关文献，多次既讲我 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又讲以“社会主义经济为主体”，这种提法本身就排除了非公有制经济也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解。两种提法中的“主体”的内涵显然是同一的，否则就有两个“主体”了，不能成立。如果公有、私有都是社会主义经济，“社会主义经济为主体”也不能成立了。讲“社会主义经济为主体”，就表明还有非社会主义经济为非主体。试问，作为非主体的非社会主义经济，除了非公有制经济，难道还有别的经济么？
同理，讲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构成部分，不等于说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构成部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只适用于初级阶段，否则，“初级阶段”几个字就是多余和不应有的了。十五大报告明确讲：“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在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基础和首要内容，不包括非公有制经济。十五大报告中讲：“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这里用的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概念。它存在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各个阶段，是一个不断发展和成熟的过程。
（二）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从理论上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国在经济理论和经济实践中出现过这样那样的失误，走了一些弯路，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也与没有从理论上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有关。
邓小平在1985年4月的《政治上发展民主，经济上实行改革》一文中指出：“现在我们搞经济改革，仍然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但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10](P,116)直到1991年8月，邓小平在《总结经验，使用人才》的谈话中又说，“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么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10](P,369)
新中国搞了几十年社会主义，为什么说连什么叫社会主义还没有搞清楚？连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也没有搞清楚？这主要是针对改革开放以前的社会主义特别是被“左”的错误扭曲了的社会主义而言的。
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首先应明确两点，一是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或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二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实现共同富裕。这两点在邓小平的著作中有突出的反复的论述。在过去“左”的一套盛行的，是集中精力去抓阶级斗争，不重视发展生产力，还大批“唯生产力论”。邓小平说：“同志是伟大的领袖……然而他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10](P,116)忽视发展生产力，必然也忽视不断和尽快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在改革开放前的20多年中，人民的生活水平没有多少提高，好多人20多年工资收入没有增加过；还把关心人民生活福利，批之为“经济主义”、“福利主义”。结果搞了20多年普遍贫穷的社会主义。针对这种错误，邓小平一再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生产力不发展不能叫社会主义。这对于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理论和实际意义。如果社会主义不重视发展生产力和人民共同富裕，光强调公有制、按劳分配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那么，贫穷的公有制、贫穷的按劳分配、贫穷的有计划按比例，有什么优越性？对人民群众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十分重视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和让人民过富裕的生活，这方面的论述很多。比如，马克思在1857～1858年的《经济学手稿》中就讲过：在新的社会制度中，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只是“左”的一套背离和扭曲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在新形势下恢复、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并把发展生产力和达到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内容。
邓小平恢复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他把社会主义的本质，概括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有利于我们从本质上弄清和把握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
但是，理论界又有人认为邓小平的“本质论”中没讲公有制、按劳分配等。据此认为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不是社会主义的特点。不要把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同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割裂开来。讲社会主义的本质没有同时提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是因为“社会主义”概念中已包括了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是以它们的存在为既定前提的。邓小复强调，公有制为主体是社会主义的一条根本原则，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在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时，既要弄清社会主义的本质，也要弄清公有制和按劳分配这些社会主义不可缺少的社会主义的原则。没有公有制，就不可能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
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还需要弄清什么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这个问题上，搞本本主义不行，照搬国外的模式也不行。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在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时必须明确的一点。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中国怎样在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独立发展阶段、在生产力落后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本本上找不到答案，国外没有现成的适合于我国的经验可资借鉴，只有靠自己去开辟道路。
邓小平同志从总体上回答了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1)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胜利发展。(2)大力发展生产力，发展是硬道理，要抓住机遇，发展经济，紧紧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3)判断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是三条“是否有利于”，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4)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条特别重要，因为它回答了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应走什么道路和应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的大问题。(5)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兴办经济特区，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6)提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部署，通过分三步走的战略，实现现代化。(7)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邓小平提出的上述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方法和措施，我国正在实践过程中，并已经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
（三）提出和实践为世界所瞩目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的是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计划是全社会资源的配置者，而且在长时期中无论理论界或实际经济工作者一般都认为，社会主义实行计划经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不仅如此，认为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相联系，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相联系，这曾是西方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看法。所争论的只是，西方经济学者和政治家认为，市场经济优越于计划经济；而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和政治家则认为计划经济优越于市场经济。上述认识上的一致与分歧，既有经济理论上的根源，也反映历史事实。资本主义搞了几百年的市场经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连统一的国家经济计划都没有；而社会主义国家则长期实行计划经济，排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认识到了传统计划经济存在的弊端，提出要进行改革。而改革，就必然涉及重新认识和评价商品经济、市场机制的作用问题。经济体制改革的广度和深度，实际上与发挥市场机制调节作用的广度和深度是同步的，因而被概括为市场取向的改革。
但是，在1991年以前的改革过程中，从作为指导思想的中央有关文件和重要领导人的公开讲话看，依然认为社会主义不能完全实行市场经济。这与对市场经济概念的传统理解和界定有关。综合中外的理解与界定，大体上有三种：一是与私有制相联系，认为私有制是实行市场经济的必要条件，或者 说，私有财产制度是市场经济制度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制度；二是与资本主义相联系，指与资本主义经济相结合的市场经济；三是与价值规律或市场机制自发调节、“无政府”生产相联系，这已不限于私有制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中也存在。根据对市场经济的这三种理解和界定，在实行计划经济的条件下，无论哪一种涵义的市场经济都不能“完全实行”。所谓不能完全实行，就是不能完全否定计划经济、全面推行市场经济。
1979年2月，李先念在一次会上说：”我与陈云同志谈，他同意，在计划经济前提下，搞点市场经济作补充，不是小补充，而是大补充。”[11]这里所讲的市场经济，不是以私有制为基础，更不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是指社会主义公有制内部置于计划经济之外的那部分经济。这个判断从陈云同志紧接着在同年3月8日写的《计划与市场问题提纲》中可以看得出来。在这份提纲中，他指出，传统计划经济的弊端是：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而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实行市场调节这一条。这里用“市场调节”一词取代了敏感的“市场经济”一词。他对市场调节的界定是：对一部分经济不作计划，由价值规律去调节，只根据市场供求变化进行生产，即带有盲目性调节的部分。这部分公有制内部完全由市场调节的经济，其实就是陈云和李先念2月间所讲的处于“大补充”地位的市场经济。
1979年4月，李先念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代表中央提出了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问题。关于改革的原则和方向，首要的一条是“在我们的整个国民经济中，以计划经济为主，同时充分重视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12]这一原则，后来写入一系列中央有关决议、报告中，也写入宪法中。1979年11月，邓小平与外宾谈话时，提出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其实也是在中央的统一的指导思想即计划经济为主、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的总的框架中论述的。邓小平接着讲“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这次谈话中所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指“发挥市场调节辅助作用”的那部分经济。
学习和把握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需要探讨这样两点：一是邓小平的有关思想也有个发展过程，需要我们从发展的角度去把握；二是他区分了两种市场经济，一种是公有制经济内部的市场经济，即他所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另一种是与资本主义经济相结合的市场经济，即非社会主义经济的市场经济。
先从发展的角度来探讨。邓小平在改革以来的前一时期，是赞同中央关于改革的指导思想，即“计划经济为主，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后来又称做“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的。正是在他作中共中央第二代领导核心的领导和指导下，把这一改革的指导思想，写入一系列中央文件和宪法中。
随着改革实践的发展，市场机制调节的范围在扩大，作用在加强，突破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框架和模式。邓小平后来放弃了这种模式。1987年2月，邓小平在与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讲：“我们以前是学苏联的，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10](P,203)循此指导，1987年的党的十三大报告，贯彻了邓小平的这一新的思想，没有再提计划经济。
计划经济范围的缩小和计划机制功能的减弱，市场机制范围的扩大和市场功能的加强，必然会导致重新评价计划经济在社会主义中的地位。过去，把计划经济看做社会主义制度的属性。直到1984年通过的作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纲领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还强调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根本标志之一”，并得到了邓小平的完全肯定和高度赞扬。后来，邓小平不再把计划经济看做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提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这样就为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更广阔的理论基础。
对于邓小平1979年11月与外宾谈话中提出“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的那段话，应弄清两点：第一点是，那里所讲的“市场经济”，不是如现在全面实行的放弃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上如前所说，是指计划经济为主条件下起辅助作用的市场调节部分。第二点是，人们一般忽略了邓小平在谈话中既谈了与资本主义经济相结合的市场经济，也谈了公有制内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他是随着两个客人的不同提问而做出相应的回答的。当美国客人吉布尼提问：“是不是可能在将来某个时候，虽然中国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范围内，在继续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同时，也发展某种形式的市场经济？”客人提问的“市场经济”，显然是指当时还不存在，“在将来某个时候”可能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以外的市场经济。邓小平顺着提问回答说：“这个只能是表现在外资这一方面”，而“外资是资本主义经济”。“就我们国内来说，不存在这个问题。我们国内还是全民所有制，或者集体所有制。也还可能包括一部分华侨的投资，这部分也可能是资本主义的经济的形式”。人们怀疑中国“会不会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肯定地说，不会。”外资“在中国占有它的地位。但是外资所占的份额也是有限的，改变不了中国的社会制度。”[13]邓小平的意思很明确：中国国内不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然而，在许多有关的论著中，邓小平与客人的这段对话看不到了，不去研究了。但弄清这一点很有必要。它表明，邓小平与中央其他领导人一样，是否定中国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这样，我们就容易理解，为什么中央有关文献和一些重要领导人讲话，一再否认我们会完全实行市场经济。当把实行市场经济与实行私有化或资本主义相联系时，就采取拒绝的态度。1981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就讲，我们不实行“资本主义那样的市场经济”。又如，1987年，美国国务卿舒尔茨来华，向我国提出废除计划经济、实行市场经济的建议时，被中央断然拒绝了。外电公开报道了这一事实，并引证了李先念主席的讲话：“外国有人希望我们完全放弃计划经济，只搞市场经济，搞资本主义，全盘西化，这种想法是要落空的。”[14]再如，1989年10月，总理与尼克松谈话时讲：“西方某些人认为，中国的改革就是搞市场经济，把公有制逐渐变成私有制。这不准确，是误解了中国的经济政策。”[15]在一些有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论著中，宣传这样一种看法：邓小平1979年就提出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以后又多次讲过，但没有引起注意。或是这样解释说，当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别人还认识不上来的时候，他可以等待，似乎一直等了14年才统一了思想认识。这种理解和解释未必科学。邓小平1992年的南方谈话对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起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这是事实。但应该用历史的和发展的观点看待和把握邓小平的有关理论思想以及中央文献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的有关论述，不要简单化。
［讲座日期］2002-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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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转引自苏星：《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58页。
[12] 《新时期经济体制改革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8页。
电子商务（Electronic Commerce）是在国际互联网开放的网络环境下，基于浏览器/服务器的应用方式，实现消费者的网上购物、商户之间的网上交易和在线电子支付的一种新型的商业运营模式。从我国电子商务发展情况来看，2013年我国电子商务交易总额突破10万亿元，5年时间翻了两番，而网络零售业则超过1.85万亿元，市场规模已经超过美国，我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网络零售市场。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特别是随着电子商务与实体经济融合度的不断加深，电子商务的“经济性”日益显著，因而有必要对电子商务进行经济评价，以此能够更好的推动我国电子商务的科学、健康、持续发展。
一、我国电子商务的经济评价
（一）我国电子商务取得的经济成效
1. 电子商务推动服务业加快发展。随着我国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电子商务已经成为我国现代服务业的重要推动力量，特别是推动了我国支撑服务业、交易服务业以及相关衍生服务业的全面、快速发展。从2014年的数据来看，我国获得第三方支付牌照有近300家企业，电子商务支付用户近3亿户，而支付金额已经超过10万亿元。特别是据有关数据显示，我国超过70%的快递业务来自于电子商务方面的网络零售配送业务。
2. 电子商务在扩大消费方面显著。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使网络零售业呈现出飞速发展的态势，网络零售市场不断扩大，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已经由2008年的1%达到了2014年的10%左右，而网络购物用户更是超过了3亿人。由于电子商务带动了网络零售业的快速发展，这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我国消费的快速发展，使消费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发展最为重要的“引擎”之一。由于网络零售业的快速发展，同样拉动了我国的就业，2014年网络零售业创造了近2000万个就业岗位。
3. 电子商务推动了传统产业转型。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是我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内容，由于我国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特别是随着电子商务的普及率越来越高，有力的推动了我国传统产业的转型发展。比如，目前我国众多的传统零售业，如苏宁电器已经开始实施“线上”和“线下”融合发展战略，不仅增加了用户体验，而且也拓展了营销渠道，特别是使供应链效率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幅度提高。特别是由于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更是推动了我国传统农业的转型发展，使我国传统农业在种植、养殖、加工、运输、销售等环节发生了深刻变化，从而解决了我国农业发展过程中的一系列难题。
4. 电子商务使中小企业得以发展。中小企业是我国最重要的企业群体，目前我国中小企业占我国企业总户数的99%以上，对于推动我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随着我国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使中小企业能够通过电子商务进入“大市场”，获取无限的发展空间，2014年我国中小企业电子商务开通率达到30%左右，普遍进行了在线采购和在线销售，使中小企业的产品不仅能够跨区域销售，而且也使中小企业通过电子商务实现了“国际化”发展，如果没有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中小企业根本不可能步入全国乃至全球经济发展大潮中。
（二）我国电子商务发展存在的不足
从总体上看，我国电子商务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特别是在全球发展中已经占据重要地位，但由于我国电子商务起步较晚，因而我国电子商务在“经济性”方面仍然存在很多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制度环境有待完善。尽管我国针对电子商务颁布实施了《网上银行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电子签名法》、《证券账户实施管理办法》、《网上证券委托管理暂行办法》等一系列与电子商务有关法律法规，但目前我国还没有出台专门针对电子商务的法律法规，导致我国电子商务发展处于混乱局面，这就直接导致我国外贸企业在国际贸易过程中无法受到我国的法律保护，因而在出现国际贸易争端之后，我国的法律无法更好的保护我国外贸企业的利益，这方面我国应当尽管制定相关法律。
2. 金融支付有待完善。金融支付是电子商务发展的重要基础，尽管我国电子商务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但我国针对电子商务的金融支付体系仍然不够完善，随着阿里巴巴向互联网金融进军以来，腾讯、京东、苏宁、易钢、钢联、金银岛等都在逐步开展互联网金融业务，招商银行、华泰证券等券商也纷纷与电商合作开展互联网金融业务，但目前我国互联网金融支付体系还没有覆盖全球，这给我国电子商务未来发展造成了重要的影响。
3. 信用体系有待完善。信用体系是电子商务发展的重要保障，我国电子商务要想实现科学、健康、持续发展，就必须通过我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做支撑，否则电子商务将受到制约。从目前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情况来看，我国还没有建立覆盖全社会的信用管理体系，据有关调查显示：目前有82%的人对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不够满意，目前我国还没有建立科学、规范、高效的“信用中介机构”，这就会导致我国在发展电子商务过程中，由于信用体系不够完善，因而会制约其发展。
（三）我国电子商务未来的发展趋势
1. 电子商务将促进网络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随着我国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必将有力推动网络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发展，这也将成为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大改革性模式，使我国经济由过去的“劳动密集型经济”向现在的“技术密集型”经济发展，“线上购买、线下体验”、“线上营销、线下成效”将成为未来我国经济的重要发展模式。
2. 电子商务将通过移动终端步入创新发展的领域。随着我国4G网络的快速发展，我国电子商务将朝着“移动化”的方向发展，特别是随着 移动终端的快速普及，电子商务的发展将进入一个新的领域。由于移动终端具有移动性、便捷性以及快速性的特点，因而未来的二维码、微信、位置服务等等将成为未来我国电子商务的“个性化”和“特色化”服务模式，也必将成为电子商务企业的必争之地。
3. 电子商务将推动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重要支撑。电子商务能够突破时间、地域、空间等限制，因而电子商务在对外贸易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我国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将推动我国对外贸易的转型升级，特别是在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新形势下，电子商务将在我国对外贸易方面发挥高效率、低成本、全球化、开放性的作用，不断拓展我国向“国际化”发展的通道，对于更好的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
二、推动我国电子商务创新发展的优化策略
（一）创造良好的电子商务发展环境
我国要着眼于推动电子商务科学健康发展，按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依法治国”做出的战略部署，将我国电子商务的发展纳入到法治化轨道，对与电子商务有关《证券法》、《保险法》、《公司法》等进行进一步的修改和完善，将电子商务纳入到法律体系当中，对互联网金融的市场准入、业务范围、市场监督、权利义务等做出明确、具体、科学的法律规定，在可能的情况下应尽快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加快我国电子商务“行业标准”建设，建立符合我国电子商务发展需要、与国际接轨的国家级“技术标准”，比如在客户识别、身份验证、支付领域等等都应当制定国家标准。
（二）建立科学的电子商务制度体系
制度具有根本性、长期性、稳定性的重要作用，我国电子商务要想实现科学发展，就必须从我国电子商务的发展趋势出发，建立符合我国实际的电子商务制度体系。无论是各级政府，还是广大电子商务企业，都要从未来电子商务的发展趋势出发，进一步健全和完善覆盖整个“服务链”的网络营销管理制度，将选购、付款、物流、售后等紧密联系起来，提升他们之间的融合性和协同性，而重中重的是要在建立严格的服务过程标准和规范上狠下功夫，加强顾客沟通，做好价格展示，给消费者以温馨如家、服务系统、价格合理的感觉，以此赢得顾客的青睐。
（三）建立完善的电子商务技术体系
随着我国电子商务规模的不断扩大，我国电子商务必将面临着各类风险因素，因而必须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符合我国国情的技术支撑体系。特别是要从电子商务“移动化”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国家和软件企业要高度重视电子商务移动终端技术的开发与运用，同时要开展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电子商务应用软件，使我国电子商务的发展拥有强大的技术支撑。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电子商务人才支撑体系，加大电子商务人才培养工作力度，高等院校应当针对我国电子商务快速发展的大趋势，开设更多的与电子商务相关的专业，不断丰富我国电子商务专业化教学模式，培养出更多、更优秀的人才，同时还应当建立电子商务人才培养的“长效机制”。
综上所述，随着全球科技信息化的快速发展，电子商务呈现出速度加快、规模扩大、不断创新的发展趋势，特别是从我国电子商务的发展情况来看，其“经济性”日益凸显，电子商务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度越来越深，不但形成了电子商务产业化体系，也有力的推动了我国实体经济的快速发展，更进一步提高了我国实体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在我国大力实施新一轮市场化改革的历史条件下，我国必须对电子商务的“经济性”有更加深刻的认识，特别是从当前我国电子商务存在的突出问题入手，着眼于更好的发挥电子商务的“经济性”作用，推动电子商务与实体经济的深度整合，以改革创新精神积极推动我国电子商务跨越式发展，使电子商务更好的服务实体经济，为我国经济发展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和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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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3）03—056—05
一、“华盛顿共识”的失误与新一代经济发展理论的兴起
20世纪90年代，“华盛顿共识”成为经济发展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理论范式和政策制定依据。这一共识代表了总部位于华盛顿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财政部，以及一些华盛顿智库关于发展中国家经济改革的政策主张。华盛顿共识的最初版本包括十项改革建议，其后虽有所修正，但恰如斯蒂格利茨所言：“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心目中的‘华盛顿共识’是指以私有化、自由化和宏观稳定为主要内容的发展战略，以及基于对自由市场的坚定信念并且旨在削弱，甚至最小化政府角色的一系列政策。”然而，华盛顿共识推荐的改革措施并未收到预期效果，反而使发展中国家坠入经济衰退和社会危机频发的陷阱中。
华盛顿共识主导下的改革之所以带来严重恶果，源于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对现实世界经济发展的误读，以致产生了一系列政策失误：一是过于狭隘的目标和政策工具，即只关注资源配置效率改进和GDP增长，而忽略更加广泛的发展目标与手段；二是秉承“市场原教旨主义”信条，过度迷信市场可以自动引致经济良好运行；三是忽视实现目标的可行过程，即预先设定了一系列理想的市场制度，但许多制度在欠发达国家并不存在；四是采取经济简约主义的视角来看待发展，忽略支撑经济发展的各种非经济因素，如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等因素。
鉴于华盛顿共识的严重失误，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一批经济学家试图摆脱新自由主义发展观的束缚，探寻更加有效的发展战略，由此推动了超越“华盛顿共识”的新一代经济发展理论的兴起。如果我们将二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以“旧结构主义”和政府全面干预论为核心的发展理论和政策称为发展经济学的1.0版本，将20世纪80～90年代由华盛顿共识主导的发展理论和政策称为发展经济学的2.0版本，那么，正在兴起的更具有包容性的新一展理论则称得上是发展经济学的3.0版本。
二、新一代经济发展理论的研究主题与主要特征
经济发展的理论思潮总是伴随现实环境的变化发生着动态演进。每一代经济发展理论都在发展观念、驱动发展的因素、促进发展的路径，以及指导发展的政策框架方面各具特色，新一代经济发展理论也不例外。
1.更具包容性的发展观。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经济学领域逐渐形成了一种共识：发展中国家不应仅仅关注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而应当努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种发展观的转变意味着在经济发展的目标中应当包含更加广泛的内容。倡导广义发展观的重要代表人物阿玛蒂亚·森，将发展看作是扩展人们享有真实自由的过程。这种实质意义的自由包括免受困苦、饥饿、营养不良、可避免的疾病、过早死亡，以及接受教育、享有参与政治的权利自由。自由既是发展的目标也是发展的手段，促进发展的五种最重要的工具性自由包括：政治自由、经济条件、社会机会、透明性担保以及防护性保障。斯蒂格利茨也呼吁形成一种新的发展范式，该范式拥有更加广泛的目标：提高生活标准，改善卫生和教育的条件；寻求可持续发展，保护资源和环境；促进公正的发展，确保所有群体能享受发展成果；实现民主的发展，公民能以各种方式参与发展决策。在发展经济学家的不断推动下，外延更加广泛、内涵更具有包容性的发展观逐步影响到政策实践领域。2007年，亚洲开发银行提出了“包容性增长”的概念，以及促进包容性增长与社会和谐的政策框架。包容性增长被界定为机会平等的增长，它既强调通过经济增长创造就业与其他发展机会，又强调发展机会的平等，从而实现社会公平与增长的相互包容。在促进包容性增长的过程中，政府可以发挥三方面作用：一是加大对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的投入；二是确保制度和政策的公平性；三是构筑抵御风险的社会保障体制，消除贫困。世界银行认为，包容性增长既强调增长的速度，也强调增长的方式，它要求经济增长的基础更加广泛，增长的成果能够惠及贫困人口。包容性增长的关注点在于促进“生产性就业”，而不仅是直接的收入再分配。增长与发展委员会也指出，成功的经济增长战略必须致力于实现机会均等，尽管机会均等并不能保证结果均等，但政府应当努力控制不平等现象。实现包容性发展也要关注环境问题，否则会导致未来被迫进行代价高昂的修复工作。由此可见，强调发展的公平性、民主性、包容性和可持续性，成为新一展观的鲜明特征。
2.关注驱动经济发展的深层因素。与华盛顿共识仅仅关注提高市场运行效率的宏观经济政策不同，新一展理论更加注重驱动经济长期发展的深层因素。这些因素主要包括制度与治理、经济结构的演化、人力资本与创新，以及资源环境约束。
制度是决定一国经济成败的关键，“治理”被视为一个社会广泛存在的制度的核心部分。阿西蒙格鲁将与治理相关的制度划分为三种类型：形成集体决策、制约利益集团的政治制度；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能力；协调经济主体行为的经济规制制度。一套有效的制度安排和治理结构能够促进投资增长、技术创新以及人力资本积累，无效的制度则会抑制这些生产性活动。诺思、沃利斯和温加斯特认为，从历史经验来看，欠发达国家实现经济发展的关键是从“自然国家”到“开放准入秩序”的转型。与依靠权力垄断创造租金的“自然国家”不同，在“开放准入秩序”中，所有公民都能建立经济、政治和社会组织，以实现其利益。由于开放的自由进入和竞争，任何垄断租金都不会长期存在。福山进一步探讨了不同治理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在他看来，国家能力对促进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更加重要。一个强大的发展型政府，能够维持政治秩序，并推行支持增长的政策。发展经济学家普遍认为，“治理改革”应当成为新的发展议程中的重要一环，包括、改进法治、提高公共部门的责任和效率，以及确保公民的准人权和表达权。
经济结构是影响发展绩效的另一深层因素。然而，由于旧结构主义学派提出的进口替代战略、政府计划干预等政策并未使欠发达国家扭转贫穷落后的面貌，20世纪70年代后，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逐步走向衰落。进入21世纪以来，一些经济学家试图“将结构转变重新带回经济发展研究的核心”，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理论当属林毅夫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新结构经济学认为，一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在不同发展阶段呈现不同的特征，由此决定了该国的产业结构具有阶段性差异。经济发展是一个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和基础设施不断改善的动态过程，这种变迁需要一个内在的协调机制，以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并补偿风险投资。与旧结构主义不同，新结构主义并不排斥市场的作用，反而将其视为资源配置的核心手段；同时，新结构主义也反对政府无用论，认为政府可以在产业升级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如提供新产业信息、协调不同企业的关联投资、为创新企业补偿信息外部性，以及鼓励外商投资培育新产业。
促进发展的第三个深层因素就是人力资本与创新的作用。20世纪80-90年代的内生性增长理论将技术进步内生化，掀起了对创新研究的热潮。内生性增长理论主要沿着两条线索探讨了创新的驱动因素。一条线索强调知识的增长来源于私人企业投资产生的外部性效应；另一条线索强调人力资本的积累也会对社会的创新产生正外部性效应。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人力资本匮乏以及企业缺乏研发投入，导致创新动力不足。斯蒂格利茨认为，市场的自发运行并不能提供充足的人力资本，因此，政府在增加教育资金投入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样，市场也不能提供充足的技术创新，政府需要对研发活动进行必要的扶持。发展中国家独自从事创新的风险过大，因此可以利用技术转移来推动创新。
最后，日益严峻的资源环境约束，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的路径选择上，采取了“先增长，后治理”的模式，但实践证明这是一种代价高昂的发展战略。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价格体系往往不能反映真实的环境成本，因此会误导政府的投资选择，但事后纠正这些错误的代价高昂。如果事先考虑到这些因素，成本将会大为缩减。此外，发展中国家对能源的补贴，也是导致经济效率低下和环境恶化的错误政策；补贴将会扭曲经济发展的轨迹，并使全球气候问题的解决更加困难。从现实看，发展中国家因受经济能力的制约无需立即采用最先进的环保标准，但在制定发展战略时应该考虑到环境因素。要克服资源环境约束，除了各国制定有效政策外，还需要进行国际协调，确立全球治理的格局。
3.探寻促进发展的多元路径。华盛顿共识主张一种一元线性发展路径，即存在一条通向经济繁荣的最优路径，这就是美英模式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发展中国家要无一例外地采纳与之相应的“最优制度实践”。然而，张夏准通过历史考察发现，发达国家并非使用那些它们向发展中国家推荐的“好政策”和“好制度”而获得发展的。在发达国家崛起时期，它们频繁地使用了“不好的”经济政策和制度，如保护幼稚工业、出口补贴等。因此，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推荐“好政策”和“好制度”的目的，实质上是“踢开了发展中国家赖以发展的梯子”，阻止其迎头赶上。罗德里克同样提醒发展中国家避免落入“最优实践的陷阱”。他指出，国际发展机构推荐的改革是以最优制度模型为导向的，然而，对于获得合意的结果而言，不存在唯一的、与具体环境无关的方法。真正有效的政策要建立在各国特定的约束和机会基础之上。
实际上，通向经济繁荣的路径是多元化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并未完全遵循华盛顿共识的最优制度模式，却探索出适合本国的经济发展道路。一个经典案例就是以日本和韩国为代表的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战后崛起的道路。人们普遍认为，政府积极的工业、贸易和技术的政策是这些国家高速增长的根本原因。另一个超越华盛顿共识的案例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转型与发展创造的“中国奇迹”。雷默以“北京共识”来概括中国独特的发展模式：一是强调创新的重要性，并利用创新减少改革中的摩擦；二是强调发展的公平性，它超越了人均GDP这一狭隘尺度，注重提高生活质量，强调和谐社会与可持续发展；三是强调国家的自主性，珍视国家和安全，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内政。雷默认为，北京共识正在取代华盛顿共识，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例。此外，斯洛文尼亚、印度、越南、毛里求斯，也都根据自身国情探索出不同于西方的经济发展道路。面对日益多元化的发展路径，发展经济学家们认识到，在国际发展机构制定政策的过程中，应当更广泛地吸收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尽管应当鼓励制度改革，但并不等于在所有国家强制推行美英发展模式。允许发展中国家采用更适合其发展阶段和自身条件的政策和制度，能够使它们发展得更快。
4.制定更具操作性的政策框架。以往的经济发展理论缺乏一种对发展中国家切实有效的政策制定框架，新一展理论试图弥补这一缺陷，提出更具实用性的发展决策框架。
豪斯曼、罗德里克和贝拉斯科提出了“发展诊断”框架，该框架由三个步骤构成。第一步是发展诊断，其核心是识别哪些因素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紧约束”。第二步是政策设计，一旦确定了关键性约束，就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消除这些发展障碍。第三步是将改革政策进一步制度化。经济持续发展需要两种制度改革：一是确保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稳健发展的制度；二是强化国内冲突管理的制度，包括强化法治、巩固民主、建立参与机制和社会安全网络。
林毅夫和孟加在“新结构经济学”的基础上，提出了“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的政策框架。该框架包括“两轨六步法”。“两轨”是指：一是一国要确定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二是消除阻止这些产业进入和成长的约束。“六步”包括：（1）政府确定一份贸易商品和服务的清单，这些商品和服务在与本地有相似要素禀赋且人均收入较高的地区有过成功的生产经验；（2）优先考虑发展本地私人部门已进入的产业，并消除新企业进入的障碍；（3）对于全新产业，可以引进外资投资于该产业，或者设立孵化计划，扶持本地企业进入；（4）关注本地私人企业自我发现的其他产业；（5）改进基础设施和商业环境，鼓励国内外企业进入，发挥产业聚集优势；（6）为致力于创新的企业提供必要补偿，但要防止寻租问题。
建立发展诊断分析框架的目的，不是提供一个包罗万象的政策清单，而是提出一种关于改革方案的思考方式，使每个国家进行自我诊断，并采取各自不同的、具体解决方案。
三、未来的研究议程
新一代经济发展理论在诸多领域做出富有建设性的探索，但依然有许多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有待回答。这一任务又伴随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结构的深度调整变得日益迫切。
1.发展理论需要对传统的发展模式进行深刻反思。伯索尔和福山指出，全球金融危机使得以小政府、放松规制、私有产权和低税收为特征的新自由主义市场模式受到批判。未来，新兴市场国家将会用更具弹性的国内政策取代与自由市场模式相关的政策。在后危机时代，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转变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的重任。如何理解这种结构变迁并促进经济转型，无疑将成为新一展理论需要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
2.发展理论需要更好地理解政府、市场和私人部门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华盛顿共识一度认为，政府推行产业政策是极端无效的。但始于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表明，发展中国家能够有效实施新的产业政策，这些产业政策的目标不是“挑选优胜者”或者使生产在部门间转移，而是解决协调问题，并消除制约私人企业投资于新行业的障碍。当然，政府采取适宜的产业政策推动经济发展，而不是沦为利益集团的“俘获物”，就需要对公共部门进行治理改革，建立“善治”型政府。但是，如何改革政府，促进善治的形成，是所有国家面临的艰巨任务。
3.发展理论需要研究如何扩大经济机会，以有效缩减贫困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机会不平等是发展中国家非包容性增长的核心问题。机会不平等尤其体现在教育、健康以及其他人力资本投资方面，这些不平等削弱了增长对消除贫困的贡献。要想扭转这种局面，首要任务就是为穷人提供更加良好的公共服务。现实表明，投资于公共服务对于促进经济长期平稳发展具有积极作用，它不仅可以在危机期间发挥“自动稳定器”的功能，而且能够提升整个社会的人力资本存量，为更多人创造就业机会。不过，关键问题在于如何提高公共服务的供给质量和效率。
4.发展理论需要深入思考在全球化和多极世界格局中如何改进风险管理，更好地实施全球治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面临更多的风险冲击，因此，必须将风险因素纳入发展决策之中，运用风险预测、政府监管、商业保险和社会安全网等措施来强化风险管理。本轮金融危机也加速了世界经济多极化的进程。西方发达国家已无法独自管理全球经济事务，新兴经济体将发挥更大的作用。然而，多极化格局的出现，也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那就是各国之间的利益冲突会增加，这一趋势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国际贸易和投资，以及气候变化领域已然显现。因此，如何形成一套有效的全球治理机制，最大限度容纳各国的利益，从而构筑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也将成为全球发展议程中的一项重要议题。
（一）我国电子商务取得的经济成效
1. 电子商务推动服务业加快发展。随着我国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电子商务已经成为我国现代服务业的重要推动力量，特别是推动了我国支撑服务业、交易服务业以及相关衍生服务业的全面、快速发展。从2014年的数据来看，我国获得第三方支付牌照有近300家企业，电子商务支付用户近3亿户，而支付金额已经超过10万亿元。特别是据有关数据显示，我国超过70%的快递业务来自于电子商务方面的网络零售配送业务。
2. 电子商务在扩大消费方面显著。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使网络零售业呈现出飞速发展的态势，网络零售市场不断扩大，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已经由2008年的1%达到了2014年的10%左右，而网络购物用户更是超过了3亿人。由于电子商务带动了网络零售业的快速发展，这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我国消费的快速发展，使消费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发展最为重要的“引擎”之一。由于网络零售业的快速发展，同样拉动了我国的就业，2014年网络零售业创造了近2000万个就业岗位。
3. 电子商务推动了传统产业转型。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是我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内容，由于我国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特别是随着电子商务的普及率越来越高，有力的推动了我国传统产业的转型发展。比如，目前我国众多的传统零售业，如苏宁电器已经开始实施“线上”和“线下”融合发展战略，不仅增加了用户体验，而且也拓展了营销渠道，特别是使供应链效率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幅度提高。特别是由于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更是推动了我国传统农业的转型发展，使我国传统农业在种植、养殖、加工、运输、销售等环节发生了深刻变化，从而解决了我国农业发展过程中的一系列难题。
4. 电子商务使中小企业得以发展。中小企业是我国最重要的企业群体，目前我国中小企业占我国企业总户数的99%以上，对于推动我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随着我国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使中小企业能够通过电子商务进入“大市场”，获取无限的发展空间，2014年我国中小企业电子商务开通率达到30%左右，普遍进行了在线采购和在线销售，使中小企业的产品不仅能够跨区域销售，而且也使中小企业通过电子商务实现了“国际化”发展，如果没有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中小企业根本不可能步入全国乃至全球经济发展大潮中。
（二）我国电子商务发展存在的不足
从总体上看，我国电子商务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特别是在全球发展中已经占据重要地位，但由于我国电子商务起步较晚，因而我国电子商务在“经济性”方面仍然存在很多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制度环境有待完善。尽管我国针对电子商务颁布实施了《网上银行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电子签名法》、《证券账户实施管理办法》、《网上证券委托管理暂行办法》等一系列与电子商务有关法律法规，但目前我国还没有出台专门针对电子商务的法律法规，导致我国电子商务发展处于混乱局面，这就直接导致我国外贸企业在国际贸易过程中无法受到我国的法律保护，因而在出现国际贸易争端之后，我国的法律无法更好的保护我国外贸企业的利益，这方面我国应当尽管制定相关法律。
2. 金融支付有待完善。金融支付是电子商务发展的重要基础，尽管我国电子商务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但我国针对电子商务的金融支付体系仍然不够完善，随着阿里巴巴向互联网金融进军以来，腾讯、京东、苏宁、易钢、钢联、金银岛等都在逐步开展互联网金融业务，招商银行、华泰证券等券商也纷纷与电商合作开展互联网金融业务，但目前我国互联网金融支付体系还没有覆盖全球，这给我国电子商务未来发展造成了重要的影响。
3. 信用体系有待完善。信用体系是电子商务发展的重要保障，我国电子商务要想实现科学、健康、持续发展，就必须通过我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做支撑，否则电子商务将受到制约。从目前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情况来看，我国还没有建立覆盖全社会的信用管理体系，据有关调查显示：目前有82%的人对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不够满意，目前我国还没有建立科学、规范、高效的“信用中介机构”，这就会导致我国在发展电子商务过程中，由于信用体系不够完善，因而会制约其发展。
（三）我国电子商务未来的发展趋势
1. 电子商务将促进网络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随着我国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必将有力推动网络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发展，这也将成为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大改革性模式，使我国经济由过去的“劳动密集型经济”向现在的“技术密集型”经济发展，“线上购买、线下体验”、“线上营销、线下成效”将成为未来我国经济的重要发展模式。
2. 电子商务将通过移动终端步入创新发展的领域。随着我国4G网络的快速发展，我国电子商务将朝着“移动化”的方向发展，特别是随着 移动终端的快速普及，电子商务的发展将进入一个新的领域。由于移动终端具有移动性、便捷性以及快速性的特点，因而未来的二维码、微信、位置服务等等将成为未来我国电子商务的“个性化”和“特色化”服务模式，也必将成为电子商务企业的必争之地。
3. 电子商务将推动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重要支撑。电子商务能够突破时间、地域、空间等限制，因而电子商务在对外贸易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我国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将推动我国对外贸易的转型升级，特别是在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新形势下，电子商务将在我国对外贸易方面发挥高效率、低成本、全球化、开放性的作用，不断拓展我国向“国际化”发展的通道，对于更好的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
二、推动我国电子商务创新发展的优化策略
（一）创造良好的电子商务发展环境
我国要着眼于推动电子商务科学健康发展，按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依法治国”做出的战略部署，将我国电子商务的发展纳入到法治化轨道，对与电子商务有关《证券法》、《保险法》、《公司法》等进行进一步的修改和完善，将电子商务纳入到法律体系当中，对互联网金融的市场准入、业务范围、市场监督、权利义务等做出明确、具体、科学的法律规定，在可能的情况下应尽快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加快我国电子商务“行业标准”建设，建立符合我国电子商务发展需要、与国际接轨的国家级“技术标准”，比如在客户识别、身份验证、支付领域等等都应当制定国家标准。
（二）建立科学的电子商务制度体系
制度具有根本性、长期性、稳定性的重要作用，我国电子商务要想实现科学发展，就必须从我国电子商务的发展趋势出发，建立符合我国实际的电子商务制度体系。无论是各级政府，还是广大电子商务企业，都要从未来电子商务的发展趋势出发，进一步健全和完善覆盖整个“服务链”的网络营销管理制度，将选购、付款、物流、售后等紧密联系起来，提升他们之间的融合性和协同性，而重中重的是要在建立严格的服务过程标准和规范上狠下功夫，加强顾客沟通，做好价格展示，给消费者以温馨如家、服务系统、价格合理的感觉，以此赢得顾客的青睐。
党的十七大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针对现阶段我国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围绕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进行全面规划和部署。在经济发展方面提出很多创新思路，概括地讲主要是“一个转变”、“三个格局”、“六个体系”。
一、“一个转变”：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报告》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紧迫而重大的战略任务”提出，并进一步明确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点。
一是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保持经济协调发展，必须协调好投资、出口与消费的关系。近年来，投资、出口增速较快，而消费增速相对缓慢。要保持经济协调发展，必须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尤其是要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一要坚持走内需主导型发展道路。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不可能把发展的基点放在外需上，尤其是在当前世界经济复杂多变、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下，扩大内需具有突出的战略意义，关系到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关系到国家经济安全。二要不断扩大国内消费需求。要以增加居民消费特别是农民消费作为扩大消费需求的重点，尤其是要走好新农村建设这一着“活棋”。通过新农村建设增加农民收入，扩大农村消费需求，启动农村市场，从而带动内需和消费。三要拓宽消费领域和改善消费环境，促进消费结构升级。
二是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我国仍处在工业化的过程中，以重化工业为主的第二产业仍呈规模发展之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要在巩固发展第一、二产业的同时，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其中要把发展服务业放在优先地位，从加工业优先发展逐步转向服务业率先发展。一要围绕现有产业来延伸，促进现代制造业与服务业加快融合、互动发展。二要围绕需求发展现代服务业，积极拓展新型服务领域。三要发展农村服务业。加快构建和完善包括生产销售、科技、信息、金融和生活服务的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四要培育充满活力的服务业市场主体，优化服务业组织结构。
三是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我国经济增长仍然是通过大量消耗能源资源实现的。2006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仅占世界的5.5%，却消耗了约占世界50%的水泥、30%的钢材、15%的能源。大量消耗的能源资源主要是不可再生的矿物资源，绝大多数需要进口，大量进口我们又缺少价格话语权。因此，必须加快增长方式转变，实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低代价增长。提高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从目前的不足30%向发达国家的70%以上提升，为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全面提高劳动者素质，这是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关键因素，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环节。管理创新既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在要求，也是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重要条件。
二、形成“三个格局”
形成“三个新格局”具有重要战略意义。这三个格局涵盖了城乡、区域、社会经济结构，是更新、更深层次的改革。
（一）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
《报告》指出，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这是我国发展新阶段提出的新任务，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应当明确认识到，中国现代化的“短板”在农村，只有农村实现小康才能实现全面小康，只有农村实现现代化才能实现全国的现代化。我国已经进入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农村城镇化、农业产业化、农民居民化趋势明显，为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创造了条件。
一是要城乡规划一体化。打破城乡界限，从整个行政区域范围进行整体规划，以节约土地、优化资源配置为原则，统筹城乡发展。二是要城乡市场一体化。统筹城乡市场发展，建立完善城乡一体的市场体系。完善商品流通市场，构筑城乡一体的流通体系；完善各类要素市场，促进生产要素和资源要素在城乡之间互动交流；建立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三是要产业发展一体化。要根据资源、环境、土地和劳动力条件，统筹城乡产业发展。四是要公共服务一体化。建立城乡共享的公共服务体系，逐步完善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五是要交通一体化。建立覆盖城乡的交通体系，建设城乡之间人员往来、资源流动的通道，加强城乡之间的互动交流。六是要社会管理一体化。以户籍制度改革为主线，促进城乡人口合理流动。
（二）优化国土开发格局
《报告》提出把优化国土开发格局作为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任务。这是从我国资源开发与区域发展的实际出发，按照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要求，统筹区域发展的新思路。优化国土开发格局，就是要在调整国土开发格局的基础上，按照资源、环境与人口、经济相均衡的原则，统筹规划，优化开发，合理布局。引导人口相对集中居住，产业相对集聚发展，形成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的城镇化发展模式，构建均衡、和谐、效率和可持续的国土开发格局。当前，优化国土开发格局的重点，一是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必须注重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引导生产要素跨区域合理流动。同时，还要促使改革开放过程中的一些特殊政策优势逐步均等化。按照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思路，“加快形成主体功能区”。按照主体功能区的规划，完善区域政策，调整经济布局。基本原则就是“尊重自然、有限开发”。二是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突破行政区划界限，形成若干带动力强、联系紧密的经济圈和经济带。三是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首先，要从国情实际出发，按照统筹城乡、布局合理、节约土地、功能完善、以大带小的原则，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其次，要以增强综合承载能力为重点，以特大城市为依托，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
（三）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
《报告》明确指出，在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和坚持平等保护物权的前提下，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这是基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实践，对基本经济制度做出的新阐释，对于完善所有制结构具有重要意义。《报告》明确提出，要通过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进一步实现平等竞争、相互促进。
一是要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通过深化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健全现代企业制度，使国有企业真正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通过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使国有资本向关键领域集中，进一步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通过深化垄断行业改革，引入竞争机制，促进竞争主体机会平等，创造充满活力的竞争新局面。通过加快建设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促使国有企业像其他企业一样，税后利润中的相当部分要回报给出资人，而不是任由企业支配。在各项改革的基础上，要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制度，使国有资本得到有效监管和经营。同时，通过推进集体企业改革，发展多种形式的集体经济、合作经济。
二是提升非公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竞争能力。与国有企业相比，个体私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处在竞争弱势地位，要消除体制障碍，从全局的高度重视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必须破除一切不利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推进公平准入，改善融资条件，采取更加积极有效的措施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加快发展。
三是要以现代产权制度为基础，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所有制经济都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在市场竞争中发挥各自优势，相互融合、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但是，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必须建立在产权制度基础上，要通过股权合作、战略投资等现代产权形式，进一步增强各种所有制经济的内在联系。三、建立和完善“六个体系” 建立和完善“六个体系”，是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重大举措，也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格局所进行的重大战略调整。
（一）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
《报告》明确指出，要深化对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当前，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要突出三个方面的重点。
1.完善公共财政体系。围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完善公共财政体系。要以突出公共化为重点，不断拓展和充分发挥财政调控、收支、管理的重要职能作用。完善公共财政体系，一方面要按照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求，拓宽公共财政覆盖领域，坚持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让公共财政的阳光普照全社会。另一方面，要根据主体功能区建设的要求，进一步丰富和拓展公共财政的内涵和外延，使公共财政手段更加灵活，作用更加积极有效。
2.完善现代金融体系。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发展各类金融市场，形成多种所有制和多种经营形式、结构合理、功能完善、高效安全的现代金融体系。建立现代金融体系涉及金融机构体系，重点是提高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竞争力；金融市场体系，主要是优化资本市场结构，多渠道提高直接融资比重；金融监管体系，主要是加强和改进金融监管，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3.完善国家规划体系。发挥国家发展规划、计划、产业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导向作用，综合运用财政、货币政策，提高宏观调控水平。国家规划体系是一个创新概念，主要包括发展规划，如经济社会发展五年规划和区域性、行业性的发展规划；发展计划，主要是促进经济协调发展的各项计划；产业政策，这是国家规划的重要内容和保证，其实施是落实国家规划的重要过程。完善国家规划体系对于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十分重要，特别是把计划列入规划体系中，更有助于规划的完整性、可行性。
（二）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
《报告》明确提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这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为此，必须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
1.建设区域创新体系。建设区域创新体系，最大限度地提高创新效率，降低创新成本，使创新所需的各种资源得到有效的整合和利用，各种知识和信息得到合理的配置和使用，各种服务得到及时全面的供应，是大幅度提高区域创新能力和竞争力的根本途径，也是把国家目标与区域发展结合起来，提高国家整体创新能力和竞争力，大力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
2.建立技术创新体系。一是优化研究结构，支持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社会公益性技术研究，为自主创新提供技术支撑。加大对自主创新的投入，着力突破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技术。二是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引导和支持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3.完善创新体制与机制。一是加强创新管理体系建设。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改革，优化科技资源配置，完善鼓励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法制保障、政策体系、激励机制、市场环境。二是完善企业创新机制。企业技术创新机制通常分为决策机制、运行机制、调节机制、扩散机制。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强，主要是由于技术创新机制不完善。
4.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于鼓励自主创新、优化创新环境具有重要意义。要建立健全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加大知识产权的执法力度，使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落到实处。
5.充分利用国际科技资源。在经济全球化和扩大开放的背景下，要正确处理引进与创新的关系，利用好全球科技资源，继续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扩大和深化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6.激发创新主体的活力。一是调动企业创新的积极性。大企业是自主创新的主力军，要继续发挥创新的表率作用。中小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中小企业，是最具创新活力的企业群体，是科技创新的生力军，要在科技政策和经济政策上给予更大支持。二是造就创新人才。进一步营造鼓励创新的环境，培养造就世界一流科学家和科技领军人才，使创新智慧竞相迸发、创新人才大量涌现。
（三）发展现代产业体系
《报告》第一次明确提出发展现代产业体系。这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整体素质和竞争力的重要标志。
1.完善产业体系结构。第一，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先进制造业是现代产业结构的核心，是产业竞争力的具体体现。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意味着我们将从“加工型经济”向“制造型经济”转变。为此，要大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促进工业由大变强，振兴装备制造业，淘汰落后生产能力；提升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信息、生物、新材料、航空航天、海洋等产业。第二，发展现代服务业，提高服务业比重和水平。服务业是现代产业中最具成长力的产业，也是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依托。加快发展服务业既符合现代产业发展的趋势，也符合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的实际。第三，加强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发展现代能源产业和综合运输体系。加快解决我国能源供给和需求的矛盾，根本出路是要加快新能源开发和产业化，要在优化能源结构的基础上，加快发展现代能源产业。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对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提出新的要求，要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和经济结构的变化，进行合理布局，做好各种运输方式相互衔接，发挥组合效率和整体优势，形成便捷、通畅、高效、安全的综合运输体系。第四，协调发展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随着现代经济技术的发展，知识资源“成为先进经济的核心资源”，推动建立在知识资源基础上的虚拟经济快速发展，虚拟经济正在“取代实体经济成为推动世界经济的动力”。在这一大背景下，产业选择和结构调整必须要兼顾物质资源和非物质资源开发，协调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发展，坚持在提升实体经济水平的同时，注重发展虚拟经济，以使我们在新的竞争中赢得主动。
2.强化体系功能，提高体系化程度。发展现代产业体系的重点，要放在努力提高产业体系化程度上，围绕重点企业和核心技术，完善产业体系，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产业整体竞争力。一是加强优势产业。对于比较优势产业，重点是加强体系建设。以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为核心，加强产业联系，促进合理分工，形成优势互补，利益共享。二是调整弱势产业。对比较弱势产业，要加大调整力度，促进产业向区外转移，包括部分具有加工优势的产业以投资合作方式向境外转移。三是培育新的优势产业。四是推动资源向优势产业、企业和产品集聚，建设一批规模实力强、核心竞争力明显、产权结构合理、创新能力突出的大型企业集团，作为产业体系的龙头。五是加强产业平台建设。建立创新型工业区，作为资源集聚、产业集群、经济集约的重要平台。六是大力发展中小企业，增强产业体系的活力。
（四）建设科学合理的能源资源利用体系
《报告》明确提出建设科学合理的能源资源利用体系的新要求，这是落实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本国策的关键环节，关系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因此，必须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落实到每个单位、每个家庭，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行动。当前，经济发展与能源资源紧缺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发展的能源资源约束已近极限，并且正在扩大为全球性问题。解决能源资源紧缺问题，增加供给是重要的，但关键还在于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国际能源机构估计，假如全球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采取节能措施，那么2030年前，全球能源需求年均增长将由1.6%降至1.2%，年均增速将低于过去30年的2%。我国正处在工业化的重化工业阶段，对能源资源的需求仍然要持续增长，能源短缺将是长期现象。因此，加强能源资源的有效利用，促进节约发展，是缓解能源供求矛盾的重要途径。目前，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能源资源利用效率还很低。我国每单位能源消耗生产的GDP，仅相当于发达国家的1/4左右；单位资源产出水平仅相当于美国的1/10，日本的1/20。为了保证资源的有效利用，必须建设科学合理的能源资源利用体系。就是要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在推进发展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资源和环境的承受力，统筹考虑当前发展和未来发展的需要，既要重视经济增长指标、又要重视资源环境指标；既积极实现当前发展目标、又为未来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为此，要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标准，加快技术进步，加强体系建设。通过建立完善能源资源利用体系，实现能源资源有效利用的科学化、体系化。
（五）健全现代市场体系
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就明确提出过，在十七大报告中再次加以强调，可见其对于体制完善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当前，健全现代市场体系的重点有：
1.推进现代市场体系建设。适应经济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的要求，围绕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打破行政垄断和地区封锁，健全全国统一开放市场，使各种要素资源自由流动。同时，要加强市场现代化建设，利用信息化手段，发展经销、采购和配送网络；提高市场组织化程度，变小市场为大市场，变小物流为大物流，发展运输、仓储、加工、配送一体化的大型市场组织；发展连锁经营，采用统一采购、集中配送、购销分离等现代流通方式。
2.发展各类生产要素市场。如发展土地、技术、产权和劳动力等要素市场，促进资源通过市场实现最优配置。同时，要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不断培育新的要素市场，进一步增强市场体系的活力。
3.完善价格形成机制。生产要素和资源价格的形成，要以市场供求关系为基础，同时要把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作为价格形成的重要参数，适当增加其在价格形成中的权重。这有利于引导经济向节能环保和效益方向发展。
4.规范发展行业协会和市场中介组织。各类中间机构是市场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市场经济越发展，各类中间机构越重要。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中间机构发展同时存在着总量短缺与结构过剩、定位不准与服务不规范的问题。随着发展空间的扩大、发展机会的增多，各类机构会越来越多。所以，在不断扩大规模的同时，必须加强规范发展。
5.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只有健全的社会信用体系才能保证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行。要加快形成以道德为支撑、产权为基础、法律为保障的社会信用制度。
（六）完善开放型经济体系
《报告》强调提出完善开放型经济体系，这是全面提升我国开放经济水平的重大战略措施，对于扩大开放领域、优化开放结构、提高开放质量具有重要意义。完善开放型经济体系包含三层含义：
摘 要：对外开放是从经济特区的试验开始的；经济特区的设立是对比较优势原则的重新尊重和非均衡协调发展的重新肯定；在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影响下为我国融入世界经济，提高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奠定了基础。 论文关键词：经济特区，非均衡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战略 一、经济特区：资源配置的新方式 经济特区尝试了一种通过非政府力量或通过市场机制进行资源配置的新方式，这种尝试也已经被实践证明是相当成功的。 （一）创立经济特区的战略剖析 经济特区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突破口，从开放的角度看，它起到了“窗口”作用；从改革角度看，它起到了“试验田”的作用；从发展的角度看，它起了示范、辐射作用；从统一祖国的角度看，它起到了连接点作用。具有如此重大意义的战略试点，全部都集中在远离政治重镇的南方沿海地区，原因何在？结合当时的背景进行剖析，可以一窥当时国家经济发展战术的预备意图。 第一，将经济特区的试点都选定在南方地区，不至于因可能出现的风险而影响了北方政治中心的稳定。此外，这几个地区和大多数的沿海地区一样，几乎没有多少工业基础，譬如深圳原本就是一个荒僻的小镇，所以在上面进行一次前所未有、不够确定的试验，所要承担的机会成本就小得多；而一旦成功，则为在其他地区推广经验提供更充分的依据——通过这种新的经济运作模式，可以在荒山辟野造城，有一定基础的老工业基地当然更可以借经腾飞。 第二，固定划出一片地区，在限定的范围内进行半封闭的试验，把可能的风险控制的一定范围内。在当时的环境条件下，仍然不便于大规模、大范围地借鉴西方经济改革的理论和经验，进行任何一项经济改革都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的前所未有的尝试，不确定性风险很大。不论是国际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改革中出现的动荡，还是在国内人们长期深受政治不稳定带来的切肤之痛，都警示执政党要在稳定的条件下进行改革，要把尝试性改革产生的风险控制在最小的影响范围之内。 第三，广东和福建两省具有临近港、澳、台的前沿优势，容易吸引这些地区的华人资本，形成在更大范围内吸引国际资本的示范效应。因此，港澳资金一直是经济特区主要的境外客商投资来源，即使在特区出现了外资来源多元化趋势之后，港澳资金也仍然占重要地位，到1986年，特区吸收的外资中港澳资金占了90%。与港澳地区距离稍远些的厦门特区，港澳资金在其实际吸收外资总额中的比重，虽不及上述三特区，但在1988年以前也居于首位，1988年以后，由于台资投入较多，才发生位次的变化。随着海峡两岸关系走向缓和，台商到厦门投资日趋活跃，1986年到1990年，累计实际吸收外商直接投资3.82亿美元，相当于1980至1985年总和的3倍多，其中一半以上是产品外销比例高的台资。台资在厦门的境外客商投资中已居首位，厦门特区成为开展对台经贸活动的重要基地。直到1986年以后，特区吸收外资呈现出多元化趋势，美日欧等发达国家的资金在特区的投资增多。在深圳特区，较为明显的外资多元化发生在1986年，这一年港资的比重下降到70%，而外国投资上升到30%，有26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商到深圳特区办企业。到1988年，就有更多的外国商人前来特区投资，仅美商在厦门特区就办了26家企业。外资来源的多元化也在珠海、汕头特区出现。到1989年底，已有20个国家和地区的客商在汕头特区投资办厂，仅日资企业就有9家。 第四，在南方的沿海地区进行特区试验，可以获得经济和政治上的双重效果。沿海特区建设的成功，首先起到的就是经济上的“窗口”作用，对外形成反映国内经济发展的窗口、对内突出了经济改革新动向和窥见国外经济动态的窗口。此外，大陆经济受计划体制影响的落后状态本身就是对祖国统一的一个障碍，这些对台、港、澳前沿地区经在济改革上的成功，可以形成大陆经济在国际社会的新形象，消除这三个地区对大陆经济落后可能产生的种种疑虑。有利于香港、澳门在经济实力的支撑下平稳过渡、顺利回归，也可以更大程度地为未来统一台湾消除台方对大陆可能“蚕食”他们的经济成果的疑虑，对实现祖国统一有很好的示范效应。 第五，经济特区建设既是对旧体制改革的一种尝试、是经济发展的一种新思路，也是对旧的经济发展战略的一种挑战。通过经济改革打破旧体制对经济发展的束缚，“摸”得一种经济发展的新路子，这是形成共识的，也是特区探索的重要使命之一。特区建设还表现为另外一种倾向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奇迹》提出和讨论的是有关经济发展、国家兴衰的重大论题。特别是在目前情况下，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世界各国和很多大的跨国公司都看好中国，中国的改革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创造了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所谓“中国模式”。一个拥有12亿人口的东方文明大国再次走上兴盛和发展之途，其本身就带有很大的传奇色彩。提出和讨论这样的问题，并且有所发现和有所创新，作出一种与众不同的解释，其意义可想而知：不仅在学术理论上是一个前进，而且在政策实践上也有重要的价值；不仅对中国本身的改革和发展有明显的指导作用，而且对于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也具有普遍的借鉴意义。
其次，《奇迹》从理论上再现了中国近半个世纪，特别是近十多年来的历史和现实。由于作者明确提出和紧紧抓住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是传统经济体制形成的逻辑起点，而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资源的计划配置制度和毫无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三位一体的传统体制，是由于选择和实行这一战略的要求而内生地决定的，其已经进行和将要进行的改革也紧紧围绕着发展战略的转变，并在全书中把自己的理论逻辑贯彻到底，因而，不仅做到了历史和逻辑的有机统一，而且实现了改革和发展的巧妙结合。充分显示了作者札实的理论功底和分析能力。这一点是目前国内出版的同类著作不曾达到的。与《奇迹》的分析比较起来，那些就事论事地描述改革和发展的进程，空泛地、一般地讨论改革、发展和稳定的相互关系，就显得苍白无力了。
再次，理论并不深奥，它是简明扼要，易于理解的，理论的简洁性、权威性和真理性是统一的，“只有既能解释许多不同种类的事实而又简明扼要的理论才是令人满意的理论”（奥尔森，1982），《奇迹》一书就具有这样的品格和特色。作者提出的理论是比较简洁的，其基本结构是，作为外生变量的“赶超战略”是由政府主动选择的；作为内生变量的三位一体的经济体制，是适应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而逐渐形成的；作为参照系的比较优势战略，是实行战略转型的方向和体制转轨的目标。已经出现的增长奇迹，是由于在调整微观经营机制和放松资源的计划配置制度上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从而激发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为过去受压抑的部门的增长创造了资源条件；而改革的问题和困难以及改革周期的出现，是由于宏观政策环境改革的相对滞后；进一步的选择是，以改革被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为中心，完全抛弃“赶超战略”，加快向比较优势战略的转变。《奇迹》的这一理论不仅解释了中国连续十多年高速增长奇迹的发生，而且也说明了亚洲“四小龙”的成功；不仅解释了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失败，而且也说明了亚洲、美洲一些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经济陷入发展困境的原因。
最后，《奇迹》的成功，再一次证明了经济学规范和方法的力量。经济学的基本前提假定是理性行为假定或最大化行为假定。作者把生产者和消费者、个人和企业、家庭和政府都看作是按照经济理性行为的经济当事人，把传统体制的形成和实践，改革措施的实行和结果，都看作是理性的当事人共同选择和相互博弈的必然产物。由此出发，作者提出和形成了自己的一系列理论假说和需要回答的主要问题，然后用规范的经济学语言、严密的理论逻辑以及大量的经验材料和历史数据加以实证，从理论上再现了中国改革和发展的矛盾运动过程，说明了改革和发展中的很多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其实，经济学的基本内容并不是告诉人们某些经济问题的现成结论和一般知识，而是要教给人们正确观察和思考经济问题的方法，也就是说，学习经济学主要是为了获得一种进行经济思维的方法论。读了《奇迹》，读者在这方面一定会有所收获。
二、三个理论分析框架的比较
前已指出，《奇迹》的主题是经济发展和国家兴衰，作者们为此提出和构造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在此之前，除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以外，讨论这一重大主题，并形成自己独立理论体系的还有两个著名代表：一个是诺斯教授的理论，其代表作是《西方世界的兴起》（1973）和《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1981）；另一个是奥尔森教授的理论，其代表作是《集体行动的逻辑》（1965）和《国家兴衰探源》（1982）。三个理论分析框架所依凭的都是现代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前提，即理性行为假定，所使用的都是现代经济学的规范和方法，都认为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制度因素而非技术因素，都对这一主题作出了各自不同的解释。为了推进对这一重大问题的研究和经济学理论的发展，笔者想借此对这三个理论分析框架作一比较分析。
诺斯教授的理论是从考察西方的经济史中得到的。在诺斯的分析框架和理论体系中，产权理论和国家理论是两个主要的基石，诺斯教授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说明了经济增长和经济衰退的根源，对人类的经济发展作出了新的解释。
中国经济史论坛是以中国院经济所、所、首都师范大学等单位为中心，由京内外学者自行结合、自由讨论的开放式的研讨方式。它的肇始可以追溯到1993年。“文革”结束后史学界一度把经济史作为史学的突破口，经济史受到空前的重视。建国以来人们关注的重大课题的继续深入，又围绕现实生活和化建设提出的开拓了新领域，形成了新热点，如对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小农经济、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等问题先后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实际上是对传统经济的特点及其现代化道路作全面的再认识。但这些问题的讨论在热闹了一阵子以后，八十年代后期趋于沉寂。为了推动讨论的继续深入，《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与其他研究和教学单位合作，从1993年开始，以“中国传统经济与现代化”为总主题，陆续召开了一系列小型学术研讨会。1997年，在林甘泉、方行、宁可等同志的倡导和推动下，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历史所、近代史所、世界史所、首都师范大学等单位的学者正式组成“中国经济史论坛”。论坛规模不大，但议题比较集中，准备比较充分，参加会议的有不同断代、不同学科的学者，大都有较好的研究基础，也很投入，因而能够比较深入地探讨一些长时段的、全局性问题，使得研讨会有较高的学术含量，对推动学科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
“中国传统经济再评价”是中国经济史论坛的中心议题之一，论坛已经分别于2001年12月、2002年9月和2004年5月召开以此为主题的三次学术研讨会。实际上，与此有关的讨论还可以追溯到1993年对黄宗智学术的讨论和1997年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前后期经济发展比较的讨论。可以说，这是论坛历时最长、涉及面最宽、探讨有关理论问题最多的一个讨论系列。
这一讨论具有以下特点：
1、这是在对既往研究的“反思”尤其是对西欧中心论批评中产生的不同认识的争论。
在中国史的研究中，西欧中心论和中国停滞论曾经长期发生着重大的。西欧中心论和中国停滞论可以说是一对双胞胎；后者是站在以近代西欧为中心的立场上观察和剪裁中国历史而形成的偏见。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它甚至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借口和依据之一。二战以后，西欧中心论和中国停滞论在日本和欧美都受到了批判。中国学者也对中国停滞论及其形形色色的变种提出批判。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吴承明首先掲出了彻底发展论的旗帜，批评近代经济史研究中的“沉沦观”。1993年6月，《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组织了关于“中国传统农业与小农经济”的学术研讨会，整理了一个相当详细的有关讨论的述评，述评中有“‘增长’论与发展论”一节，介绍了围绕中国传统经济是否有所发展问题的不同观点[1]。时值黄宗智发表了《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一文的中译本[2]，这个问题遂成为讨论中的热点。又由此引出对黄宗智有关理论的两次讨论：1993年7月《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召集经济所部分学者讨论黄宗智的小农经济理论；同年12月，《史学理论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国史研究》联合举办的关于黄宗智学术理论的研讨会。黄宗智在对华北和长江三角洲小农经济实证研究基础上提出：中西学界的中国史研究虽然存在不同的以至对立的理论模式，如中国的“封建主义”模式和“资本主义萌芽”模式，西方的“传统中国”模式（“冲击—反应”模式）和“近代早期中国”模式，但实际上却共同默认某种“不言自明”的规范认识，例如，认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经济发展和近代化。这些规范认识是建立在西欧经验的基础上的；中国经济史却出现了一系列与之相悖的现象，如明清以来高度的商品化和糊口农业长期并存，有增长而无发展，城市化和不发展并存等等，对这种规范认识提出了挑战。因此，必须对商品化理论本身进行反思，在中国经验的基础上建构新的理论体系。对黄宗智上述学术理论的讨论实际上揭开了关于“中国传统经济再评价”讨论的序幕。在讨论中存在各种不同意见，但论辩的各方都对西欧中心论持批评态度，都力图找出中国传统经济的特点和自身发展的轨迹。
2、国内和国外有关学术研究的相互激荡和相互呼应。
如前所述，这次讨论的掲幕是由国内外有关研究相互激荡所引起的。而在整个讨论中，中西有两股学术潮流最为引人注目，成为这次讨论的重要推动力量。在国内，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为中心的一些学者，认为清代经济的发展比原来的估计要高，不但没有走下坡路，反而是中国封建经济发展的高峰。1997年夏天，在方行提议下论坛召开了“中国封建社会前期和后期经济发展比较”学术研讨会，主要批评对象就是“明清停滞论”和“宋代高峰论”[3]。方行等人的观点是在长期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其综合性成果是《中国经济通史·清代卷》（上中下三册）[4]。该书的主要撰稿人之一的李伯重在他的关于明清江南农业的专著中着重批判了明清停滞论。他又发表了关于宋末明初江南农业发展的系列文章，否定“宋代经济革命”说，并在这基础上撰文从论高度批判“宋代经济革命”论[5]。这些论述实际上都是围绕着“清代是中国封建经济的高峰”这一轴心展开的。在国外，“加州学派”最为活跃，他们相继问世的一系列著作很快介绍到中国，如王国斌的《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6]、安格斯·麦迪森的《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7]、贡德·弗兰克的《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8]、彭慕兰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9]等。这些著作对中国前近代经济的发展作出了与传统观点截然相反的高度评价。例如，弗兰克认为中国直到1800年仍然是世界经济的中心，明清在世界贸易中曾吸引了世界生产的白银的一半。彭慕兰认为西欧在19世纪以前并不具有比世界其他地区的优势，中国的江南在许多方面甚至优于西欧；西欧经济发展拉开与中国的差距（“分流”或“分岔”）是在1800年以后，原因是煤矿离经济核心地区较近和开拓了海外殖民地这两个偶然的因素。在以上两股学术潮流中，虽然各人的学术观点并不完全一样，但显然是相互呼应的。加州学派大量引用了吴承明、方行、李伯重等人的研究成果；有人甚至把李伯重列为加州学派的一员。论坛正式以“中国传统经济再评价”为主题的第一次研讨会，重点就是由李伯重、史建云、张芝联、马克垚等人介绍了西方学者的这些新论。第一次研讨会结束以后，第二次研讨会开始以前，美国学界发生了围绕彭慕兰“分流论”的大辩论。先是《亚洲研究评论》2002年第一期刊登了黄宗智等人对彭慕兰《大分流》的批评及及李中清等人的回应文章，接着，2002年6月3日加州大学UCLA社会理论与比较史中心以“大分岔？：中欧经济发展与不发展的根源”为题，组织了两派不同观点的学者（分别以黄宗智和彭慕兰为代表）面对面的辩论。这次辩论的信息很快反馈到国内。张家炎发来了有关辩论情况的第一手材料[10]，龙登高也根据李伯重、李中清等人提供的材料撰写了《加州学派与研究范式革命》一文[11]；这两篇文章都作为“中国传统经济再评价”第二次学术研讨会材料印发与会代表，而对彭慕兰“分流论”和黄宗智“内卷论”的评价也就成为讨论中的重要议题。第三次研讨会前，黄宗智发来了他对彭慕兰反批评的回应[12]。国内外研讨活动的这样紧密的联系和互动，在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发展史上是空前的。
3、讨论以清代经济评价为中心辐射到传统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
如前所述，这次讨论的缘起与西方学者和中国学者提出的新论有关，所以讨论聚焦于对明清（主要是清前期）经济发展的评估上。不过，讨论不是孤立进行的，而是从封建社会不同发展阶段的比较以及中西比较中探讨清代经济发展的地位和特点。同时讨论不是就经济谈经济，而是涉及到、社会、文化等各种方面。这就使得讨论具有综合性和长时段研讨的特点。
4、具体历史问题的讨论与理论方法和研究范式的检讨相结合。
这次讨论很大程度上是从检讨以往的研究范式开始的。经济史研究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理论方法，经济史学科应该如何继续发展，始终为与会学者所关注。即使是具体问题的讨论，也无不与有关理论方法联系在一起。例如，评价清代经济是发展还是停滞，首先就弄清发展与增长的关系和衡量发展与否的标准；讨论劳动生产率高低，不能不涉及如何理解劳动生产率的概念以及它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讨论商品经济的发展，不能不涉及中国封建地主制下商品经济的特点以及商品经济与小农经济的关系，等等。讨论既立足于具体的历史问题，又超越具体的历史问题，使得它带有浓厚的理论探讨的色彩，并大大增加了它的学术深度。
关于这次系列讨论的具体情况，我们已经整理了一个比较详尽的综述[13]，有兴趣的同志可以参阅。在这里，仅就讨论中的若干问题进行评议。
[1] 叶茂、蓝鸥、柯文武：《传统农业与化——传统农业与小农述评（上）》，《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3期。
[2] 该文载《史学研究》1993年第1期。
[3] 当时孙达人撰文提出，战国秦汉的“五口百亩之家”的“个体农民”，不同于明清时期“小、少、散”的“小农经济”的观点（《重评“五口百亩之家”》，《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1期），漆侠提出中国封建经济宋代达到高峰，明清走下坡路的观点（见《宋代经济史》等），这些观点在会上成为批评的对象。
[4] 《中国经济通史·清代卷》（上、中、下），主编方行、经君健、魏金玉，经济出版社，2000年。
[5] 李伯重：《“选精”、“集粹”与“宋代江南农业革命”——对传统经济史研究的检讨》，《中国科学》2000年第1期；《上的经济革命与经济史的研究方法》，《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
[6] 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
[7] 新华出版社，1999年。
[8]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
[9]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
[10] 张家炎：《要点与评述——2002年6月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UCLA）〈大分岔〉讨论会简介》，“中国传统经济再评价”第二次研讨会材料。他后来在此基础上撰写了《如何理解18世纪江南：理论与实践——黄宗智内卷论与彭慕兰分岔论之争述评》一文，刊载在《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2期。
经济时评是高水平、高度浓缩的经济论文，它要求用简短的篇幅、犀利的语言、客观的事实、严密的论证来阐述鲜明的观点，没有大量的事实积累、扎实的经济理论知识以及对现行经济政策的理解，是很难写出让受众信服，有影响力的经济时评的。写好经济时评的确是一项集专业性、通俗性与新闻性于一身的创造性的工作，需要在纷繁的经济运行过程中准确发现评论对象，运用基本的经济学理论和经济政策，结合市场经济发展的方向做出适当的评论，从而助推改革与发展。为了避免经济时评的时过境迁，必须明确经济时评的功能定位，它是不断地通过对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现象，结合市场经济发展的趋势进行的评论，其功能一方面是确立媒体的权威性话语权，为受众释疑解惑，更重要的是促进经济改革与发展；不能只着眼于一时一事，应从一件事或一连串事件出发，阐明事件背后的规律性认识，避免在一件事上无意义地放大文字；必须结合现代经济学提供的基本坐标以及现行经济政策，给出具有方向性的评论。确立了这样的经济时评价值标准，媒体才能够正确地行使舆论的监督导向功能，才能逐渐提高媒体的公信力，高扬媒体的评论大旗。
从近年来经济时评的实践来看，凡是那些善长写经济随笔的经济理论工作者撰写的评论，就完全能够弥补媒体自身的缺憾。笔者曾看到一位经济学家撰写的政府与市场秩序关系的评论，这篇时评针对当时一些领域市场秩序混乱的现象，在分析其原因时提出了政府要加快转变职能的主张，并且强调，如果政府错误作为，缺位和越位，将导致市场秩序更加混乱。应该说，这样的经济时评不仅遵循了基本的经济学常识，而且告诉人们发展市场经济政府和市场各自的活动边界，如果政府盲动或者市场自由发展，其结果必然是市场的无序和混乱。几年前，当春运火车票价进行价格听证的时候，许多媒体关注的只是价格的高低，而中国经济时报的评论从市场结构出发，论述了运输市场尤其是铁路运输的特征，进而提出对于这种具有经营垄断性的行业，政府应该采取的管制做法。这样的评论正确地告诉人们：为什么政府非要出面主持铁路春运价格听证，而不是对汽车、彩电这样的竞争性行业产品召开价格听证会，使读者不仅加深了对于政府作为的深刻认识，而且其分析是从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出发的，因而虽然是时评，但过去若干年也不会有时过境迁之感，反而会钦佩作者的评论角度。
2004年年中，当社会上存在种种对政府调控的模糊认识，提出政府调控是向计划经济体制复归，以及政府调控何时结束的评论时，中国经济导报连续撰文指出，政府运用行政手段也不等于计划经济，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在宏观经济管理中，从来就没有拒绝使用行政手段，任何调控手段的运用都有其经济所处的特殊的发展阶段背景；政府调控作为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本身内生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全过程之中，因此，政府调控从来就没有停止的时候，而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进程，只不过在不同的时期政府调控的力度、政策出台的时机、调控手段的组合运用等会有所不同。后来该报的评论得到了国家领导人讲话的印证。国务院总理在一次公开讲话中强调，政府宏观调控将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的始终。
中国经济导报发表的《市场的消失与再生》的经济时评，是对当时上海黄金交易所开业所作的评论。评论根据新闻事实强调了政府财政减少黄金交易的税收导致黄金交易市场的形成，阐述了政府在促进有形市场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同时评论没有局限于这一个事实，而是又结合东北某地，由于政府部门的各种乱收费，导致商家经营成本远远大于收益最后只能放弃交易，使得一个好端端的羽绒市场消失的事例，从反面论证政府“越位”的消极作用。这种从一件时事出发，对比性地激活过去新闻事实的做法，使评论更具感染力和说服力。
（作者为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博士）
公共选择等经济学理论――政府部门应该接受评价
政府绩效评价的对象是政府，那么为什么要对政府进行绩效评价呢?这是跟西方国家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在亚当・斯密的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政府扮演着“守夜人”的角色。1929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以后，以凯恩斯、萨缪尔森等为代表的现代主流经济学认为，市场不是万能的，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政府的管制和干预。由此，政府开始广泛地介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多个领域，并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另一方面，政府角色的显现和职能的拓展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又造成西方一些国家政府机构日趋臃肿，行政效率低下，经济发展出现滞胀现象。传统行政理念下的全能型政府逐渐难以适应发展的需要。1962年布坎南等人研究发现当政府行为具有理性经济人特征时，将无法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会出现“政府失灵”现象，进而提出公共选择理论，要求建立有限政府，树立法治理念。此外，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理论和委托理论也分别强调政府应提高配置能力、提高经济效率和引入激励监督机制。上述经济学理论认为政府需要理顺与市场的关系，明确职能范围，通过绩效评价有效提高管理和服务水平。这就为政府部门应该接受绩效评价提供了理论依据。
新公共行政等政治学理论――政府绩效评价应体现公平
作为一个有效的管理工具，政府绩效评价贯穿于西方国家公共行政实践和发展的全过程。传统的公共行政以政治，行政二分法(伍德罗・威尔逊)和官僚制理论(马克斯・韦伯)为基础，强调权威主义和行政效率，忽视了政府所应承担的广泛的社会责任。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弗雷德里克森为代表的新公共行政学认为，公共行政的核心价值是社会正义和社会公平，主张“民主行政”，将“效率至上”转为“公平至上”，突出政府行政管理的“公共”性质，强调对公众需要负责而不是对公共机构负责。新公共行政所倡导的社会公平、回应性、社会责任等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为政府绩效评价的产生做了理论准备，其为公众负责的理念回答了“为谁评价”的问题，成为政府绩效评价的主要原则之一。
新公共管理、新公共服务理论――政府绩效评价的核心理论基础
20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一些国家政府面临财政危机和管理与信任危机，这是新公共管理运动产生的直接社会动因。新公共管理又被称为“管理主义”、“以市场为基础的公共行政”、“企业化政府”等，它以公共选择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等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主张借鉴企业管理的理论、方法和技术，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并将目标管理、绩效评价、成本核算等引入政府管理，以提高政府公共管理和服务水平；主张建设有限政府，关注绩效，强调结果和顾客导向。在西方国家开展的新公共管理运动中，无一例外地都采用政府绩效评价作为核心内容，新公共管理提倡的经济、效率和效益，加上公平理念，成为政府绩效评价的“4E”标准。
新公共服务理论是由登哈特等在批判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一种新的行政理论模式。新公共服务理论认为，政府与公众的关系不同于企业与顾客之间的关系。公众既是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使用者，又是“纳税人”，有资格参与公共产品和服务生产、配置，使用的整个过程。新公共服务理论追求公共利益，重视公民权胜过重视企业家精神，强调“公众导向”，强调政府应服务于民而非顾客，认为政府的核心是服务而不是掌舵，政府的政策要有战略性，决策过程要有民主性，即政府和公众都是非常重要的参与者。新公共服务理论着力于公众参与机制的建立，为第三方评价、“公众满意度”等提供了理论基础，推动了政府绩效评价的发展。
科学发展观――中国政府绩效评价的指导性理论
2D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理念，即“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是针对中国现阶段经济发展模式粗放，社会发展不平衡、资源环境制约突出等现实问题提出的发展思路，也是科学有效地开展中国政府绩效评价的理论基础。科学发展观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目的，要求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整体推进；科学发展观体现为正确的政绩观，要求构建具有“人本精神、责任意识、服务理念”的服务型政府；科学发展观要求政府绩效评价体现政府“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职能，关注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发展的协调性和可持续性，追求公众满意的执政理念。这与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服务理论的观点有衔接之处。科学发展观与西方国家政府绩效评价理论基础相结合，为我国政府绩效评价实践提供了理论基础。
系统理论――从技术方法角度构建政府绩效评价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