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9-01 10:5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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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频受自然灾害侵扰，灾难报道中的伦理与失范问题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报道灾难性事件自然不同于其他新闻事件。需认真审视灾难新闻报道的时间、语言、心理、镜头表达等诸因素。灾难报道的伦理规范、内涵为本文关注的重点问题，通过理论结合实践的分析，从操作与理论层面树立灾难新闻报道的伦理框架。通过梳理对传媒的灾难报道在伦理方面存在的问题，期待本文可对新闻业界在今后的灾难报道中予以借鉴。
关键词 灾难新闻；专业主义；新闻伦理；报道禁忌
基金项目：北京青年政治学院院级科研项目“芦山地震中灾难报道伦理问题”（81205041002/01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胡蕊，女，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博士，现为北京青年政治学院传播系网络编辑教研室主任，研究领域主要有新媒体、网络舆论，曾在包括中央电视台在内的多家新闻媒体工作，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专著有《网络表达：众意与民意》。
美国《韦氏大辞典》对于伦理的定义是一门“探讨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以及讨论道德责任义务的学科”。依据它提供的概念，灾难新闻的报道伦理应探讨在灾难发生现场，什么是好新闻，什么是坏新闻，以及报道者（包括记者其身后的媒体）的道德责任义务。
2013年4月20日，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发生7级地震。据有关部门的通报，共发生余震4045次。受灾人口152万，受灾面积12500平方公里。截至24日14时，地震共计造成196人死亡，失踪21人，11470人受伤。地震发生后，四川省立刻启动一级应急程序。
芦山地震发生后，数千家媒体记者纷纷赴灾区报道，向全社会带来灾区的最新灾情和救援消息，他们成为灾难的目击人和历史的记录者，承载着社会的瞭望者和环境监测的责任。也有部分媒体记者不顾灾民、灾情的具体安危，以采访发稿为第一要务，产生诸如采访语言不得体、抢发新闻干扰救援、镜头对灾民进行二次伤害等有违新闻伦理的问题，引起受众的普遍反感甚至在网上进行“声讨”。这种现象值得理论界进一步探讨什么才是真正的新闻专业主义。具体到媒体的灾难报道中，灾难新闻的报道产生的伦理方面的问题及如何规范是本文的重点内容。
1灾难新闻报道的伦理问题
1.1采访优先还是救援优先
地震甫一发生，众多新闻媒体聚焦在灾区时刻准备采写新闻。身处险境中的记者所面临的一个巨大的专业主义与人道主义的伦理冲突，是把扶危救难放在第一位，还是置身事外把新闻采访和报道放在第一位？记者的职业要求是采写新闻，报道新闻。在现实情况中，采访与救援几乎是矛盾的，若参与救援，则无法完成报道，丧失了好的镜头；这对记者和媒体都是相当大的遗憾甚至损失。的确，出于职业需要，迅速、准确地把灾情现场的信息传播给大众是重中之重，但作为社会主义新闻工作者，必须首先是一个人。救死扶伤是最基本的人性。在地震面前，抢救生命永远高于一切。
曾经在救援现场，医护人员不满地说：“生还者刚被救出来的时候，眼睛蒙的布太薄，照相机的强光会对她的眼睛产生强烈刺激，会伤了她的，你们记者就不能照顾点吗？你们要抢新闻，可我们抢的是生命呀!”［1］据报载，在救援现场当生还者刚被救援人员抬出来的一刹那，往往几十名记者条件反射性地一拥而上，不顾救援官兵的阻止，团团围住其进行多轮拍照，以至于救援人员必须三番五次地恳求才能挤出记者的包围圈，将需要救治的伤病员抬到救护车上，送往医院进行下一步的救治。在时间就是生命的那个尖峰时刻，这些记者的所作所为显然是不得体的。
1.2生命至上还是新闻至上
有学者直言：芦山地震中的媒体强化了尊重生命的意识，以人为本的理念基本得到落实。地震灾害中值得报道的事实有很多， 但用悲惨和死亡来吸引社会目光，在道德上有违人性［2］。
《新民周刊》记者杨江评论道：“新闻采访应避免对受害人二次伤害，但我们一些同行偏偏喜欢将镜头对准受害人，而后像狼外婆一样对受害人表演同情，生硬揭开伤疤，‘循循善诱’刺激受害人痛苦回忆、掩面而泣甚至精神失常，这样做很不道德。”［3］对于电视媒体而言，画面的不可或缺性决定了记者必须要采访到事件相关当事人，这也是电视媒体更容易违反新闻伦理的重要原因。
因此，无论在任何情况下，记者都应该明确，干扰正常的救援影响救灾是不允许的。如果为了抓新闻，强迫采访、刨根问底，诱使受访者回忆痛苦经历，渲染悲情与痛苦是不道德的。别外，要注意保护受灾者的隐私权。
1.3语言禁忌
1.3.1尖刻
有的媒体在灾难新闻的报道中，对受访者的个人感受考虑不多。提问特别尖锐，以为这样的理性与质疑可以让观众更多了解救灾现场的真实情况。但是这种过于理性的追问，对刚脱离险情的生还者显得过于残酷，而对忙于救援的工作人员，又显得不合时宜，因此，对于灾难新闻来说，多点尊重和同情的采访，可能更受欢迎。上海电视台在进行新闻连线的时候，受灾的村民实然闯进镜头报怨几天没水喝了，记者没有不满直播被打断，而是转而进行救灾进程的了解和情绪的抚慰，然后才进行直播任务的继续。这种尊重生命的理念和作法显然是值得提倡的。
1.3.2煽情
灾难之后，随后全社会陆续开展救援、慈善活动，但媒体需要注意，一味的煽情并不能体现对全社会对灾区的关注和帮助。
芦山地震发生后，有网民观察了60 多家纸媒的头版发现标题文本仍然与5 年前汶川大地震、3 年前玉树大地震如出一辙，只不过汶川玉树改成了雅安：“雅安不哭，雅安挺住；芦山不怕，坚强雅安；芦山不哭，中国坚强；雅安雄起， 芦山不倒； 雅安不要怕， 有我们与你同在……”这种空洞的标题抒情，于救灾本身并无实际帮助［4］。
2搭建灾难新闻报道的伦理框架的几点思考
灾难新闻报道，应该建立完善的报道规范与伦理框架。参考传媒业的西方及日本韩国等国家较为成熟的自然灾害报道机制，我国也亟需规范媒体报道行为。笔者认为，建立灾难新闻的报道规范，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原则：
2.1适时报道
注意对幸存者采访的时间伦理把握，在妨碍救援、需要转移、手术期间等关键时间点，尽量不安排采访（包括救援人员），避免影响施救工作。不再为抢新闻而抢新闻，为抢救生命和救援灾民让路，利用媒介和设备，传递信息，协助抢救和救援工作。
2.2适量报道
对于在灾区发现的“典型人物”与事件，无论是否是严重受灾的地区和个人，还是救援的中的英雄人物和领导个人，都应该遵循适量报道的伦理原则，应该力争将未披露的灾情，未发现的险情，新事物新情况及时准确地报道，通过众多媒体与记者的努力将灾难拼成较完整的新闻图景，反对记者图省事、博眼球而轮番“轰炸”某位当事人。
2.3救援与灾情并重
在灾难新闻的报道中，过分渲染灾情不可取。媒体和记者至少可以重点从事四方面的工作：信息传播、引导舆论、控制疫情，服务民生。救援物资的筹集、专业人员的进程、引导受众的慈善、提醒灾区自救等等一系列新闻都是新闻策划的重点，仅满足于通过血淋淋的悲情来展示灾难新闻，对于媒体的权威与公信力的塑造并无（下转第76页）（上接第33页）帮助，反而会引起受众的心情与情感的不适。
2.4语言规范
包括采访语言和镜头语言。灾难新闻报道不应用镜头、提问给受访人以暗示或逼迫，诱使其进行恐怖、悲伤、惊吓等负面经历的反复回忆，此举会引起受访者身体和心理不适，突显出媒体缺乏悲天悯人情怀的问题。
总的来说，我国是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从2008年汶川地震到2013年的芦山地震，新闻报道已经呈现出以人为本的理念、尊重生命的意识，整体上呈现出成熟、克制的新闻报道趋势，这是媒体的新闻伦理观念有所进步的表现，而将灾难新闻报道的伦理规范化、系统化，并以行业自律的形式公开，是本课题下一步的努力方向。
参考文献
［1］魏曼丽.对电视灾难新闻报道中记者行为的新闻伦理思考[J].科技传播，2013(9).
［2］陈力丹.期待理性而专业的灾难报道:芦山和汶川地震媒体报道比较[J].新闻爱好者，2013(6).
第二、文化知识体系创新。作为一种理性认识的形式，知识的本质是对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把握，包括自然规律、社会规律和思维规律。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由信息技术等高新科技发动的知识革命，引领着人类社会从工业文明时代跨进知识经济文明时代的门槛。知识化与全球化相互作用，猛烈地冲击着民族文化的根基，能否追赶知识革命的大潮，创新知识体系，建立起与现代化相适应的科学知识体系和人文知识体系，能否为现代化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精神支撑，是对民族文化生命力和持续力的严峻考验。
文化理论创新的必然性
文化理论创新是文化的生命之源，是先进文化的特质
一部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就是文化不断地从创新中汲取力量、开拓进取的历史。无数事实一再向人们确证：只有不断地创新才能及时而有效地赋予文化以新的内容和新的时代精神，使其不断地焕发出新的光彩与活力，并由此获得新的价值和意义。自"五四"以来，特别是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使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作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先进文化，其生命的灵魂和前进的动力始终都在于坚持不懈地进行创新。对于蕴涵和作用于智慧、道德、思想与精神的文化来说，任何形式的守旧和停滞都意味着对社会进步的扼制和对民族精神的消解。创新，就是文化的源头活水，就是体现自身特质和实现自身功能的必由之路。
文化理论创新是增强综合国力的要求
文化作为观念形态，其本身无疑是对经济社会的反映，社会物质生活是其赖以存在的基础。但是，文化又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它对经济基础有着能动的反作用。特别是随着时代的前进，随着文化功能的不断强化，其作用越来越巨大，它不仅体现和反映着人们的精神风貌，同时还以其特有的性质和功能引领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变革，充当时代前进的号角与旗帜，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变革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世界文化形态的新变化，文化地位和作用的新提升，势必更为紧迫地要求加大文化理论创新的力度。
文化理论创新是提高人的素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提高人的素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十七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它充分体现了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物质需求和文化需求是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的两大最基本也是最关键的因素，物质和文化条件越充分，就越能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只有加大文化理论创新的力度，才能生产出深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丰富多彩的文化产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的精神文化需求，从而有力地促进人的素质的提高和人的全面发展。
文化理论创新的途径与要求
树立问题意识，加强实践
树立问题意识，加强实践，拓宽当代文化视野，是文化理论创新的根本道路。任何一种文化观念和文化思想，归根结底，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实践和文学实践的产物。为了增强文化学的当代性，理应加强对文化创作、文化批评和文化思潮的跟踪研究，不断对中国当代的文学现象，对与文学相关的文化现象，对具有文学性的社会精神现象，对当代作家的创作体验、文学经验和文学实践进行学术概括和理论提升，努力创构富有时代感和当代性的文化学的新质态。
对重要的基础理论和文化观念进行梳理、综合与创新
坚持和发展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实践，推进文化理论创新，是一个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诸如"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等，作为中国特色的发展形态的新时代的，理应成为中国化文化科学发展和理论创新的指导思想。为了增强文化理论的建设意识和创新意识，应当把基础理论作为主攻方向，进行总体性的梳理和解析。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以及企业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分析、研究和利用专利信息已成为企业在竞争中获益、处于有利竞争地位的重要手段之一。通过专利信息分析可以了解行业和竞争对手在某一时段里专利的申请量、申请类型及内容,在哪些国家有过申请等方面的信息。这些价值信息的获得可以间接地分析出竞争对手的新产品开发策略,从而帮助企业对未来的市场开拓策略做出预测及相应的对策。
专利分析技术概述
专利分析是将专利情报的技术内容用关键词等数据化处理后进行加工和分析,或者将各种专利着录项用数据形式分类、整理,将其结果以图表形式一目了然地加以表现,用此方法处理专利文献,易于综合把握大量专利的内容。专利分析的具体内容主要包括:专利信息分析的流程、专利信息分析体系、专利分析方法等。
(一)专利信息分析的流程
专利信息分析的流程主要分为三个模块:
1.专利采集模块。该模块根据确定的专利分析主题,通过选择适合的专利检索策略和分类方法,对专利文献进行搜索、分类,并存储到数据库,然后由专业技术人员对资料进行筛选、分类,最后存储到专利数据库。
2.专利信息分析模块。主要完成专利文献的信息整理和分析,并形成可视化的专利管理图、专利技术图和专利权利图,最后形成专利分析报告。
3.专利信息应用模块。根据专利分析报告,进行技术创新、侵权比对和回避设计,对某一技术领域、企业或个人的后续工作提出指导性意见和建议。
(二)专利信息分析体系
专利信息分析是指将专利文献的统计结果整理成各种图表,即将专利信息可视化,一般可分为专利管理图、专利技术图、专利权利图。
1.专利管理图。专利管理图通常包括专利年度动向图、技术生命周期图、专利技术领域累计图、企业专利占有比例图、公司专利平均年龄图、专利排行榜表、专利引用族谱表、IPC(国际专利分类)分析图等。
2.专利技术图。专利技术图通常包括IPC(国际专利分类)分析图、专利技术领域累计图、专利技术演进图、专利技术/功效矩阵表、专利技术分布鸟瞰表、主要公司技术分布表等。
(三)专利分析方法研究
总的来说,专利分析方法主要有关联分析、聚类分析、对比分析、功效矩阵和统计分析。
1.关联分析。关联分析可以使用常用的一些关系度计算方法,如关联系数、距离系数、内积系数等;也可以根据需要,自己定义关联性测度方法。关联性测度方法没有严格的标准。具体问题中哪种测度方法最好,要用聚类和关联分析的结果是否符合实际情况来验证。专利文献组中Di和Dj之间的引用关系计算根据以下公式:
2.聚类分析。专利文献聚类分析可以根据所处理数据的一些属性,将专利文献分析数据库中的记录划分成一系列有意义的子集。聚类分析可以采用层次凝聚法和平面划分法两种类型。层次凝聚法是将每个文本文件看成是一个具有单个成员的簇,计算每对簇之间的相似度,选取具有最大相似度的簇,合并这两个簇为一个新的簇,此过程反复进行,直到剩下一个簇为止。平面划分法将文本文件集合水平的分割为若干个簇,形成层次化的嵌套簇。
3.功效矩阵。专利的技术/功效矩阵分析常用表格表示,将各专利文献中所要达到的功效作为横向栏目,将专利文献中采用的技术手段作为纵向栏目,在表中列出各专利编号。将某一技术领域的专利分别按照“技术”、“功效”作细分类,并一一填入适当空格内,计算每个空格内的专利数量,即成为专利空白、疏松、密集区的矩阵分布表。
实证研究
了解专利信息分析的理论和方法后,本文以第三代移动通信标准技术为例,对该领域关键技术专利申请情况进行分析。在实证研究中,本文利用上述专利情报分析方法对3G标准相关专利进行了整体分析,并选取技术层面进行了微观方面的分析,具体专利年度动向图、IPC分析图、技术演进图等。通过对中国专利数据库的检索,本文首先取得近几年在我国申请的移动通信类发明专利共3000多条,专利公开日截止到2005年,经筛选,和第三代移动通信系统标准技术相关的专利共500多项。下面将从专利所属类别、申请人及申请年代几个方面对第三代移动通信标准技术中的智能天线技术进行详细的分析。
(一)专利年度动向图分析
通过年度动向图分析可以看到,国内厂家相关发明专利申请最早出现在1997年,从1998年开始申请量快速增加,而1998年也正是国产手机投产的开始。此后保持增长趋势,2000年和2001年申请量持续增加,到2003年专利公开量达到了顶点。2004年和2005年申请量从目前已公开情况看有所减少,但因为发明专利从申请至公开要经过18个月,2004年和2005年申请的专利还会有陆续公开,目前数据尚不完整。
(二)IPC分析图
通过IPC分析图,可以发现行业的技术信息和产业发展现状信息。本例中可以看出智能天线技术主要集中在H(电学)类,在电学类中通信行业主要技术集中在H04Q(选择)、H04J(多路复用通信)、H04B(传输)、H01Q(天线)、H04L(数字信息的传输)、H04N(图像通信)、H03H(阻抗网络)这几类中。
(三)专利占有比例图
通过将专利文献上的申请人、发明人或设计人的姓名定期收集,并按各申请人申请专利数量的多少进行排序、归纳和统计,就能得出本企业竞争对手名称及申请专利数量的一览表。
从专利占有比例图可清楚地看出各企业在该技术领域发明专利申请量的差异,中兴通讯(33%)和华为科技(22%)两个公司的申请量较多,超过总数的一半。
(四)重点机构专利分布
通过对竞争对手全部专利进行定期统计分析,分类排序,并考察其分析情况,可以从中获得竞争对手企业的技术开发及经营策略等方面的数据,由此可逐步判断出竞争对手研究开发的重点、技术政策及发展方向。本例中可以发现各高产机构的主要研究领域都集中在H04Q(选择)、H01Q、H04B和H04J几个方面,而且与其他方面IPC申请数量相差悬殊,这也就间接导致了该IPC的专利比例的领先优势。图1是排名前5位的高产机构的分布图。
一、信用证定义：略
二、信用证性质：信用证虽然依据合同开立，但在法律效力上与合同相互独立，只要卖方向银行提交的单据符合申请人申请开证时所要求的单据，银行即应付款，而不审核卖方是否实际按合同约定履行了义务，也不审核合同内容。
原因：为了降低银行风险，设想买卖双方因合同发生争执，银行无法判断哪方的主张是合法的，所以只审核单据，只要单据符合要求即付款。
三、信用证的流通程序
1．合同约定以信用证方式付款，同时约定必须向银行提交的单据，一般是提单、发票、合格证明等。
2．买方申请银行开立信用证，同时填写对方付款时必须提交的单据（按合同约定，一般是提单、发票等）
3．卖方将货物装船，取得由船主签发的提单（买方只有拥有提单才能提取货物，而原则上只有付款才能取得提单）
4．卖方将提单及其它单据交给当地银行，再由当地银行邮递给卖方所在地银行
卖方所在地银行（开证行）审核单据是否与买方开证时所要求的相符
5．如果相符，将付款（实践中先交给买方提出意见）
如果不符，可以拒付（很少这样做），实践中把提单交给买方决定，买方可以要求拒付，但买方如果提货就要付款（其实买方提货后，单证仍不符，银行仍可以拒付，银行要求买方提货就必须付款的真实原因是：按照UCP500的规定，银行付款之前买方原本得不到提单，不能提货，银行既然把提单交给了买方，相应的提货风险也就转移给了买方）
四、信用证的法律调整
调整信用证的“法律”是《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即UCP500，属于国际惯例，我国未加入该惯例，但是中行率先在其所开立的信用证中标注“依据UCP500开立”，随后所有银行进行效仿，所以实践中我国银行仍受UCP500的约束，发生纠纷，UCP500在我国的仲裁机构及法院均有约束力。由于国际惯例的法律效力不如国内法强，所以部分法院为了地方利益擅自进行违背该惯例的判决，银行的违规操作行为得不到警戒，所以实务中不少银行违规操作，人们对信用证的理解也就众说纷纭。实践中常有这样的案例，卖方交付的单据合格，但货物坏损，按照UCP500的程序，只要单据相符，买方就付款赎单，然后提取货物之后才发现货物损坏。但我国实践中，银行先把提单交给买方，买方提货后发现货物损坏，于是要求银行拒付。这种实践操作方式虽然表面上合理，但严格违反了UCP500的规定，部分地方法院做出有利于买方的判决，严重损坏了中国银行系统在世界的声益。意大利的银行系统在世界的声益不好，就是国为意大利法律允许法院做出判决，以货物有缺限为由，阻止在单证相符时付款。我国的牛皮出口企业销往意大利的皮革，因此受到严重损失。
五、信用证中附加条款的效力
信用证中附加条款定义：略（见实物附件1：信用证开证申请单）
附加条款常约定如下内容：如卖方所租船的船籍国必须是某个国家、卖方迟延交付的罚款等。信用证所约定的附加条件，必须使银行能够从单据中辨认出来，否则对其无效。例如，附加条款中约定承运船必须是中国船，银行从提单上可以得知。约定迟延交货的罚款，银行从提单上所记载的日期与信用证所要求的日期的差额上可以得知对方迟延交货。因此，信用证的附加条款不是可以任意约定的，其所约定的内容必须使银行仅从单据上便可得知，从合同上得知的无效。例如对方迟延交货，如果买方修改了信用证要求的交货期限，银行就会认为提单符合信用证的要求，即使银行手中有合同，银行也不会按合同审查对方是否迟延交货，而是按修改后的信用证所要求的期限来审查提单所记载的交货期是否迟延，是否可以扣除违约金。
六、案例探讨
1．烟台甲公司向美国乙公司订购阀门一批，合同约定迟延交付超过60天的，烟台甲公司有权扣除美国乙公司的违约金。结果美国乙公司迟延交货73天，烟台甲公司是否有权要求银行扣除违约金。
无权，必须在信用中填写附加条款，并且该迟延交货必须能够从单据上体现出来，使银行仅从单据中便可得知，实践中卖方迟延交货，船东签发给他的提单就要相应地迟延若干天，银行将提单的记载与信用证要求的交货期相比较，便可得知迟延的天数，从而扣除违约金。本案中未将违约金作为附加条款，故银行无权扣除。
2．仍是上案，现在假设银行开立信用证时约定了该附加条款，买方迟延交货，单据不符，银行可能拒付并导致买方无法提取货物，于是买卖双方商定修改信用证的交货期限，买方同意承担迟延交货的违约金，但双方未修改信用证金额。信用证修改后，买方在申请付款时，要求银行扣除违约金，可否？
1新贸易理论对技术的探讨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基本上都属于静态分析，即假定一国的要素禀赋、技术水平与消费偏好等变量固定不变。20世纪70年代后期，随着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和结构变化，经济学家开始用新的方法分析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过程、结果和贸易结构，形成了新贸易理论。
新贸易理论代表者之一克鲁格曼，首先脱离李嘉图、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用高度抽象但近似弗龙和赫崎的模型，假定只有劳动和资本两种要素，生产新产品的国家获得福利，利润率提高，资本向获利高的地方(发达国家)流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差距加大。一旦技术向发展中国家转让，一部分得到技术的国家用低成本劳动创造较高的收益，资本因此开始向发展中国家流动，改善了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缩小了差距。但是，模型所说的资本向创新技术国家还是向转移技术国家流动是不确定的。这个模型只能说明技术创新可能给双方都带来收益，但如何确定趋势，没有进一步研究或说明，不足以说明后发展国家一定能够或在什么约束下能够受益或赶上产品创新的国家。其次，克鲁格曼从李嘉图模型开始，假定每个国家之间的要素不同———技术含量不同，各自在市场中有自己的地位。技术领先国家开放贸易，后发展国家“赶超”上来，消除了“技术优先”者保持其技术领先的程度。新贸易理论中的动态比较优势理论，虽然给发展中国家的后来居上提供了一些理论依据，但是，除了少数新兴工业化国家外，许多国家在技术、教育、管理方面进行了大规模投资(如印度)，却没有对改变产品和产业结构产生明显影响。
那么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际的技术进行学习和消化以求形成自己的比较优势的过程中出现了什么问题？为什么并不是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在当今世界经济日趋一体化的过程中享受到技术规模经济带来的好处呢？
也许产品周期贸易理论能给我们做出一定的解释。这种理论指出，发达国家开发创新产品首先出口到发展中国家，后者在进口这些产品并逐渐占有这些产品的生产，而发达国家继续开发并生产更新的产品，周而复始。在这个过程中，尽管发展中国家技术的模仿对自身比较优势的形成和产业结构的提升上的作用是明显的，但是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更容易注意到技术过时的速度较快，从而减少对学习活动的投资。技术模仿在短期内的经济增长反而会强化技术模仿的惰性。更进一步，发达国家促进创新的政策反过来将阻碍发展中国家的赶超过程。
此时，制度作为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和比较优势形成的重要因素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2制度因素的重要性
2.1发展中国家的制度特征
虽然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因素有许多，如各种生产要素的禀赋和积累，但历史经验表明，没有一种有效率的制度安排，有再多的生产要素及其积累的国家都有可能是低产出与低经济福利的国家，从而使其在国际贸易往来中始终处于被动的局面。
G·阿尔蒙特、P·鲍尔在研究20世纪的政治制度发展中发现社会经济的发展与政治力量的强弱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即：社会经济越是发达的国家，政治力量的作用越是弱小；而社会经济越不发达的国家，其政治力量的作用越是强大。因此，发展中国家想要发展经济，在国际贸易中提升自己的比较优势，必须进行制度上的改革，以避免制度性的贫困。
2.2技术与制度之争
关于技术和制度哪一个因素能更好的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贸易获益，经济学界历来有争论。在中国，杨小凯、林毅夫关于技术模仿与制度模仿的争论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实质上，他们双方观点的交锋点是发展中国家要取得贸易上的比较优势，应该走技术模仿道路还是制度模仿道路。
杨小凯制度模仿论的主要观点是，以技术模仿代替制度模仿是发展中国家的“后发劣势”，且认为在进行较为容易的技术模仿之前，要先完成较难的制度模仿。林毅夫技术模仿论的主要观点是，作为后发优势的主要内容和形式的技术模仿，是后发国后来居上的主要依据，后发国通过技术模仿，促进生产要素的积累（特别是资本积累）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最终达成经济发展，上层建筑必然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动而发展。
我们认识到，所有的观点都直接或者是间接的指出了制度在经济增长和国际贸易发展中的重要地位。这里我们并不关注技术还是制度谁更重要，我们需要讨论的是制度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发展国际贸易中地位如何，即制度到底怎样影响着技术的形成，又如何促成后发优势及比较优势的生成。
2.3制度外生及其优势
现代化研究的理论表明，就整体而言，先发国家由于没有先例和经验可循，其制度变迁方式以制度创新为主，多为内生的，而对于后发国家来说，大可以结合切身实际情况，大量借鉴先发国在制度变迁中的经验教训，其制度的生成多为外生的。但是这种制度生成方式并不是全盘的复制先发国的制度，也不排斥必要的制度创新。我们将发展中国家，即后发国在制度上模仿发达国家的这种行为可以看作是一种合法的“搭便车”现象。这种制度上的搭便车由于制度本身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而存在着巨大的有益的能动作用，体现在这种制度模仿不仅能成为发展中国家制度变迁的巨大推动力量，同时又不会阻碍发达国家的制度创新。不同于技术模仿的是，发达国家往往愿意帮助和鼓励这种制度模仿的生成，以形成制度上的规模效应，从而有效的减少不同制度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摩擦，从而减少交易的成本，提高贸易利润。
2.4发展中国家的制度模仿
加入WTO正是中国对WTO规则制度的模仿过程。WTO首先属于一种多变贸易体制。而所谓贸易体制，就是国与国之间彼此发展经贸联系的某种制度性安排。而WTO这个贸易体制完全是由各成员之间达成的一系列多变协议，既赋予各成员参与全球贸易及贸易规则制订的权利，又赋予各成员国政府相应的义务。中国加入WTO，就是要履行其成员国义务，争取其成员国权利，前提就是承认并接受它的制度安排，在统一的制度框架内与其他国家发生贸易往来。这么做无疑是有好处的。
3制度模仿的方式问题
无疑，发展中国家要发展经济、推进国际贸易，必然要对制度进行改革。因为是后发国，因而可以借鉴制度的规模效应考虑制度改革的方向。事实上，这种制度上的改革更多的是一种制度上的模仿。而我们需要探讨的是，这样的模仿究竟是以何种方式进行呢？其进行的方式对一国的贸易水平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又是如何呢？
制度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形成的，它的变迁是受众多因素共同影响和制约的过程。因而成功的制度变迁往往是渐进的、摸索的，那种激进的、认为制度可以决定一切而盲目的陷入主观主义和制度决定论的观点往往最终被事实证明是错误的，“休克疗法”在俄罗斯的失败正是很好的例证。
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为了实现对于发达国家的赶超，人为地扶持众多违背本国比较优势的产业。而为了支撑这些不具备自身能力的产业，政府就必须制订各种管制措施对经济体系进行强有力地干预：政府对管制措施的设计服从于一定的发展战略目标。可以想象，这种制度上的不合理安排只会继续在长期内导致资源的不合理配置，产业结构不易优化，缩小经济发展的空间，恶化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
中国渐进式的制度改革初期，只知道以往计划经济的道路不能再走了，但仍然不知道改革究竟往何处去，走的是与先发国相似的制度创新的路子，改革的代价是巨大的。如今，在全球化的开放条件下，制度的变迁不再是一个缓慢的、自发演进的过程，中国加入WTO等强制性的制度模仿过程正好说明制度模仿也可以是渐进和激进交织的过程。甚至还有学者提出，入世意味着中国渐进式改革的终结。
应该说，不论是激进式的制度模仿还是渐进式的制度模仿，终究还是一种方式，并不是目的。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一旦条件成熟，采取快速的制度模仿也是可能的。正如中国的改革开放的道路，不仅仅有技术后发优势的发挥，也包括制度后发优势的发挥，当然还包括资本、劳动、经济结构等多方面的后发优势的积累和发展。但在这个过程中，制度模仿发挥了基础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体现在贸易上，不仅仅形成了市场交易规则和市场价格机制，对外贸易战略也从极端的内向型经济逐渐发展成为开放的贸易自由化战略；不仅仅在企业内部逐渐形成了现代企业制度，人们的效率意识、竞争意识、公平意识及民主和法治意识都有了长足的进步，这些都为改革开放、贸易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只有制度上的不断完善，才能促使对外贸易的氛围不断完善，我国的产业结构的升级才能有强有力的保障。
4综述
总之，我们认为，由于后发优势的存在，发展中国家必须充分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不仅仅在技术上不断地学习创新，更要在制度的借鉴改革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上取长补短，这样的“追赶”才能后来居上。但我们必须注意到这和全盘的西化是决然不同的。
入世使我国的经济与世界经济紧密结合，受国际通行惯例的制约更加明显，这既是我国技术学习、制度改革的压力，也是动力。在开放的经济条件下，技术和制度的学习和借鉴是全方位的、大规模的，但是它们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只是手段和过程。
技术和制度的学习模仿并不排斥创新，它们的发展有利于贸易的进步，反之，贸易的发展促进技术的交流和制度的完善。这就要求发展中国家在整体的宏观上做出有利于技术和制度从模仿到创新的战略安排。例如完善促进知识积累与技术进步的制度基础，构建不同层面的促进知识积累、技术进步与创新的运行机制。合理的制度安排有利于将私人成本、社会成本和私人利益、社会利益相一致，最大化社会的共同利益，进而使创新活动成为内在的持续的过程。
参考文献
购物中心在世界的兴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作为一种新的商业形式，在中国大陆的发展历史不过10多年时间。虽然，全国各地都开始纷纷建设购物中心，甚至大型、超大型购物中心，但是，真正适合中国经济水平、居民购买力水平及消费习惯、消费文化等因素的成功购物中心项目在国内还不是很多，不论从学术界还是商界对购物中心的界定、功能、管理模式还存在着很多的模糊认识，而且国内购物中心的开发和运营也存在种种不规范的做法，由此产生了许多的问题，如缺少前期市场调查和策划，导致建成后让商家削足适履或重新返工，由于后续资金和专业商业管理缺乏，造成物业空置、购物中心开发速度过快、同质化现象严重等等。因此，购物中心的开发理论与运营模式已成为政府有关部门、地产专家、零售业专家普遍关注的一个热点。本文将对国内外学术界购物中心的理论研究成果进行综述，从而可以把握国内外学术界对购物中心研究的视角和观点。
一、国外学术界对购物中心的研究成果
购物中心作为零售业中最为先进的业态，发展可谓迅猛，且与传统百货相比有其独到的优势，因此其发展趋势是不可阻挡的。然而，购物中心能够不断的发展与繁荣并不是由于它的独创性，而是因为它能不断适应消费者的需求而改变经营经验，其成功发展是建立在一系列的经济学原理上的。纵观国外学术界对购物中心的研究成果，可以归纳出四个研究领域（见下图）：
1.中心地理论
该理论的创始者Christaller假设顾客的购物行程是单目的的，顾客将选择最近的购物中心购买所需要的物品和服务，如果购物交通不便，交通费用较高，顾客为了实现购物成本的极小化，坚持最近中心原则。该理论进一步阐明了中心地及其市场等级体系的形成过程，为中心地的区位分布提供了理论依据。但是Hanson&O’Kelly研究了一个相反的事实，即消费者不可能是单一目的的购物者，消费者的购物行程包含了一系列的采购行为，包括高端商品和低端商品，于是消费者出于多目的购物的需要，会到距离最近购物区域相对较远的地方购物。Eaton&Lipsey研究了多目的购物中的交通成本、储存成本和购物时间成本，其研究发现多目的购物行程会导致储存成本的增加。随后，Ghosh发现购物后的存货成本是决定多目的购物频率的重要因素。尽管中心地理论建立了购物中心空间组织的理论基础，但该理论无法解释消费者行为的所有方面，以及在购物中心地区同类零售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2.同类零售商聚集理论
Hotelling发现两个互相竞争的出售同类产品的公司聚集在一个市场的理论。同类零售商集聚理论指出两家出售同类商品的竞争商行会在市场中心集聚，并解释了在同一位置或同一购物中心出售同类商品的零售商的行为，正是其零售业吸引顾客的地方。“同类零售商集聚理论”以顾客效用最大化为核心，提供了一个行之有效的零售活动集聚模型，从而将多目的购物的顾客的购物风险和寻找成本最小化。其假设条件为：同类的零售商集聚在同一位置，这种聚集依赖于能更多的信息和比较机会来降低购物风险和寻找成本。当开发商将低档和高档的同类商业品种放到一起时，比较机会就会增大。
但是，Hotelling的反对者通过研究证明不存在稳定的同类集聚均衡，Chamberlin研究结果显示当一购物中心集聚三个同类零售商时，竞争对手之间将抢夺对手的顾客群导致发散性均衡。Hotelling理论的支持者DePalma重新构建了Hotelling的模型，研究结果显示如果消费者的消费偏好差别越大，其对零售产品的差异性需求就越大，换句话说就是如果产品是同质的话，消费者只会去最近的中心购物，但是，如果产品异质性越大，消费者愿意花额外的路途成本去较远的地方购物。该研究证明了消费者在同质性集聚的购物中心可以进行商品比较从而减少搜寻成本。
3.零售需求外部性理论
零售需求外部性理论相信在大购物中心，低端零售商和小零售商将从高端的主力店获得额外的客流，而且这种需求外部性是从主力店向非主力店的单向流动。Eppli研究发现如果购物中心吸引了定位于时尚品味的主力店的话，非主力店的销售额会从每平方英尺$35增加到$123。Brueckner模型证明了购物中心的业主或管理者可以通过优化租赁组合来实现购物中心利润的最大化。Fisher认为租赁组合可以增加消费者购物行程的距离，使得消费者愿意去距离较远的有合理租赁组合的购物中心购物，从而增加零售需求的外部性。
4.购物中心价值理论
购物中心的价值取决于现在和未来的预计现金流。现金流来源于两个方面，租赁合约和预期的租赁合约。目前购物中心的现金流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承租户支付的固定租金，二是承租户支付的浮动租金，三是由承租户支付的各种运行费用。购物中心的租约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金融合约。一个购物中心价值的高低取决于购物中心的商业价值和房地产价值。商业价值不是由有形的地产价值决定的，而是受益于企业家的利润、持续经营，是无形资产的增值。Fiser&Lentz将承租户续约的租金和新承租户签约的租金进行了比较，其假设为如果现有承租户愿意支付高于新承租户租金的话，说明该购物中心升值了，而升值的原因不在于土地的升值，而在于管理者的能力。该研究结果发现承租户续约的租金比新承租户签约的租金高了13.6%，从而证明了购物中心商业价值的存在。
由于购物中心在国外的大力发展已有几十年的时间，无论从发展模式还是理论研究成果来看，都非常丰富和成熟，有一大批的学者涌现出来，作为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其学术范围覆盖了经济学、管理学、商学、房地产经营、金融和财务等学科领域，所以，研究范式也十分多样化。
二、国内学术界对购物中心的研究综述
1.购物中心的界定
从搜集到的文献情况来看，无论实业界还是理论界对购物中心的界定都比较混乱，从实践环节来看，不少的文献将精品商厦、大型百货公司等业态都称为“购物中心”，反映出我国对购物中心的界定还十分模糊。另外，从购物中心的分类来看，我国国家标准“零售业态分类”中基本上还是沿用美国对购物中心的分类标准，将购物中心分为社区型、市区型、城郊型购物中心，这种分类没有反映出中国购物中心的特点。而赖阳将购物中心分为休闲娱乐型、主题购物型和生活邻里型三种。
2.购物中心的规模和经营现状
在世界建筑面积最大的十个购物中心的排行榜上，有6个位于我国，华南Mall和北京金源时代购物中心位居榜首，反映出我国购物中心的迅猛发展势头。在2007年，北京就有280万平方米的购物中心陆续开业，未来两年，购物中心将加速放量，中国包括台湾已开业和规划在建的10万平方米以上的ShoppingMall超过了110家。另一份研究资料表明全国购物中心项目已经达到了600个左右，以每个投资额5亿元计算，投资总额应在3000亿元以上。但是，从购物中心的运营来看，经营状况比较好的只占到27%，一般的占到51%，差的占到22%。.购物中心的管理和融资
涂荣庭通过世纪金源的案例分析，说明了中国购物中心的发展要理解和把握购物中心体验式消费的本质，不仅要提供丰富的商品和齐备的功能，提高顾客的购物效率，而且要将娱乐和购物相结合，为顾客提供完美的消费体验；另外要符合中国消费者的消费习惯和认知模式，进行全面深入的市场调查，探究消费者的心理模式和文化诉求；组建管理团队，制定长期的整体规划，明确其整体形象，统一对外宣传，与加盟商店结成利益共同体，将自身的收益和商店的经营业绩相挂钩。盛革则对购物中心的计算机管理信息系统进行了研究，阐明了信息资源网络的应用及网络管理方法，从而可以实现购物中心的全方位的商业经营活动的动态管理。黄桂芝等人研究了购物中心的商户关系，研究证明，购物中心的主力店的选择很重要，主力店所处的位置也很关键。王永仪认为我国购物中心的融资渠道大体上有以下几个途径：企业自有资金、金融部门贷款、股市证券市场融资、出售店铺、出售店铺长期经营权、融资租赁。但是我国企业的自有资金的积累十分有限，银行贷款的门槛和成本又太高，而上市融资则非易事，这样导致很多的购物中心不得不通过出售后返租的方式来获得开发资金。通过对虎门镇富民时装城的融资方式研究，作者认为通过承租权融资的方式既可以筹集资金又能保持商业物业的同一性、完整性，为日后购物中心的规范管理提供良好的基础。
4.购物中心发展中的问题
王一凡等人研究认为ShoppingMall业态在我国不宜加快发展，存在的问题包括与周边环境不和谐，缺乏对业态的深刻理解，商业品牌支持不足等；解决对策包括项目选址时客流量判断，要有前瞻性，有科学性；项目的功能和档次定位，既要考虑现实性，也要适应需求分段提升，项目业态结构与周边商业实现立体式全方位错位，项目操作背后要有一支坚定信心、强有力的管理团队。王京红认为我国购物中心发展存在着概念的模糊性、投资建设盲目性、盈利急迫性等问题，但是我国发展Mall的时机已经成熟。要将资金运营通过股份制，转让部分股份等方式，将Mall建设纳入城市总体规划，运营纳入城市总体运营。
纵观国内对购物中心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国内的研究还是处于研究的浅层次阶段，停留在对购物中心基本概念的认识、对购物中心发展现状的描述、对购物中心的基本管理原理的探讨阶段。而国外的研究可以通过大量的实证调查和分析，能对购物中心的理论进行论证，从而保证了理论研究的真实性和对实践的指导性。所以，我国购物中心的理论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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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李明伟章米力:大型购物中心的泡沫有多大[N].市场信息报，2004/7/16/007
[8]蔡亚林:MALL，什么样的人来人往？[J].经济，5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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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黄桂芝:购物中心的商户关系研究[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2007，5:11～15
一、从兴趣入手，引发学生的创新意识。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是引发创新意识的催化剂。教学时要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想方设法点燃学生的好奇心，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设计问题要充分体现趣味性，用数学特有的魅力来提高学生研究问题的兴趣。结合本班学生的知识状况和年龄特点，在教学《比较分数大小》这一内容时，上课伊始，便问学生想不想听故事，学生反映热烈，兴趣盎然，和着优美的乐曲，配上明丽的幻灯，我娓娓动听地讲起了自编的故事：漂亮善良的白雪公主生日了，七个小矮人专门做了一个大蛋糕为白雪公主庆祝生日。生日PATY开始了，七个小矮人乐开了，老二说：“我要吃蛋糕的。”老三得意地说：“老二，你吃得太少了，我要吃蛋糕的。”老七神气地说：“哎！你们吃得太少了，我要吃蛋糕的。”就这样他们你一句我一句地嚷个不停，都在为谁吃得最多争论不休，最后只好请教聪明的白雪公主，公主温柔地说：“是老二吃得最多。”同学们，请你们想一想，白雪公主的话是对还是错呢？课堂顿时哗然，学生情趣盎然，他们都运用自己所学的知识、方法去探索问题和思考问题，积极参与课堂活动中去，纷纷发表自己独特的见解，从而引发学生的创新意识。
二、挖掘教材蕴含的创新因素，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
创新意识是一种渴望用新思路、新方法、新途径，超常规地解决问题的态度地意愿。创新意识强的人，总是能够从超出常规的独特视角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具有强烈的创新欲望和可贵的创新意气。创新意识来自质疑，疑是发现的设想，是探索的动力，是创新的前提。常有疑点、常有问题，才能常有思考、常有探索、常有创新，只有善于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的人才能产生创新的冲动。教师不仅是学生心灵奥秘的探索者，还是学生创新意识的辛勤开发者，教师的灵感是激活学生创新意识的源泉。教师只有不断更新教学观念，增强主体意识，才能把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渗透到教学过程的各个环节去。在教学中，教师应吃透教材，找准知识的生长点，善于挖掘教材所蕴藏的创新教育素材，鼓励、启发、诱导学生多提问题，多质疑。因为提问是一个人从已知伸向未知的心理触角，是创新意识的具体表现。我在教学“将一个四根木条钉成的长方形拉成一个平行四边形，谁的面积大”这道题时，学生通过交流讨论、动手实践，得出了“周长不变的情况下，面积是长方形的大。”这一规律，有一个学生突然提出来：周长不变的情况下，可以有不同的形状，到底什么图形的面积最大呢？我让学生课后自己去实践证明，有些学生竟然自觉地自学了圆的内容，延伸了所学的相关的知识，将周长相等的“长方形、正方形、平形四边形、圆”的面积进行对比，得出了圆的面积最大，有效地唤起了学生的创新意识，激发了学生的创新热情，培养了学生的创新精神，锻炼了学生的创新能力。
传统产业组织理论的主要观点及缺陷
（一）结构主义学派
结构主义学派又称哈佛学派，代表人物主要有梅森（Mason）、贝恩（Bain）、谢勒（Scherer）等人，他们提出了市场结构（Structure）—市场行为（Conduct）—市场绩效（Performance）的分析框架，即SCP分析框架。
在SCP分析框架中，产业组织理论由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场绩效这三个基本部分和政府的公共政策组成。哈佛学派以实证的截面分析方法推导出企业的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之间存在一种单向的因果联系，即市场结构决定市场行为，而市场行为决定市场绩效水平。其中，进入壁垒是市场结构的决定性因素，而主要的进入壁垒是现有厂商规模经济、产品差异化、绝对成本优势等。该学派认为，如果现实中的市场结构是集中的，垄断厂商就有可能通过限制产出、提高进入壁垒或者串谋，把价格提高到获取正常收益以上的水平，从而削弱了市场的竞争性，破坏了资源的配置效率，而要想获得理想的市场绩效，最重要的是通过公共政策来调整和改善不合理的市场结构。因此，哈佛学派主张采取企业分拆、禁止兼并等直接作用于市场结构的公共政策来恢复和维持有效竞争的市场秩序。
哈佛学派也有许多不足之处，比如他们的研究主要依靠短期截面分析，往往带有经验主义的性质，忽略了长期过程中产业的动态效率和配置效率；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模型分析；过于强调市场结构是导致厂商不同行为和绩效的决定性因素，忽视了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
（二）绩效主义学派
绩效主义学派是在与结构主义学派的争论中崛起的，代表人物主要有斯蒂格勒（Stigler）、德姆塞茨(Demsetz)、布罗曾(Brozen)、波斯纳(Posener)等，由于这些学者主要来自芝加哥大学，故理论界也称该学派为芝加哥学派。在理论信念上，芝加哥学派信奉自由主义思想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市场竞争过程是市场力量自由发挥作用的过程，是一个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生存检验”过程，相信市场力量的自我调节能力。
在市场结构与市场绩效的关系上，芝加哥学派认为市场绩效起着决定性作用，不同的企业效率形成不同的市场结构。正是由于一些企业在竞争中具有更高的生产效率，它们才能获得高额利润，进而促使企业规模扩大和市场集中度的上升，最终形成以大企业和高集中度为特征的市场结构。芝加哥学派指出，只要市场上现有的厂商（一家或多家）时刻面临着潜在进入者的竞争压力，大厂商就不可能像哈佛学派所言的那样可以任意制定价格，从而获得超额利润。因此，企业规模的扩大或集中度的提高并不意味着垄断程度的上升和竞争程度的下降，大公司的高利润完全可能来自于自身的高效率，而与垄断势力无关。所以，生产的集中有利于提高规模经济收益和生产效率。基于以上认识，该学派主张：不能以集中度的高低和规模的大小作为实施反垄断政策的判定标准，只要大企业有高的绩效水平，就应当放松对大企业的不必要管制，反对政府对市场竞争过程的干预。
但是，绩效主义学派也存在一些缺陷，比如：在区分企业的高赢利是来源于自身的高效率还是垄断势力问题上还存在着一定争论。克拉克（R.Clarke,S.Davies,M.Waterson）等人在对英国的研究中发现没有任何证据能表明，产业越集中，产业中不同规模企业的赢利能力的差异就越大这一现象。盖尔（Gale）的研究表明还有一些其他因素可能导致市场占有率高的企业的高赢利，而不仅仅是因为其自身的高效率（多纳德·海，德理克·莫瑞斯，2001）。
新产业组织理论的观点和发展创新
（一）主要理论观点介绍
1.策略（StrategicBehavior）理论。寡头竞争企业的策略是新产业组织理论研究的核心内容。策略包括合作策略和非合作策略。其中，非合作策略是新产业组织理论研究的重点。在垄断或寡头市场中，主导厂商可以通过策略影响竞争对手的预期，改变竞争对手对未来事件的信念，达到迫使竞争对手做出对主导厂商有利的决策行为。因此，市场环境不再是外生的。策略理论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影响未来市场需求函数和成本函数的策略；二是影响竞争者对事件估计信念的策略。前者包括过度生产能力策略、提高对手成本策略、品牌多样化策略等，后者包括与进入遏制和退出引诱相联系的限制性定价策略、掠夺性定价策略、消耗战策略、研发竞赛策略等（余东华，2004）。
2.可竞争市场理论。可竞争市场理论的代表人物主要有鲍莫尔（Baumol）、帕恩查(Panzar)和韦利格(Willing)，该理论是在芝加哥学派的理论基础上形成的。该理论主要以“完全可竞争市场”的概念来分析有效率的产业组织形态。所谓“完全可竞争市场”，是指市场内的企业在退出市场时完全不负担沉没成本，进入和退出市场完全自由。该理论认为，只要市场是完全（或近似完全）可竞争的，潜在的竞争压力就会迫使任何市场结构中的企业采取竞争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包括自然垄断在内的高集中度的市场结构是可以与效率并存的。基于上述认识，该理论认为在完全（或近似完全）可竞争市场上，政府应当放弃反垄断政策，并放松对某些垄断性行业的政府管制。政府产业政策的着眼点应是确保行业中具有充分的潜在竞争压力，为此关键是要尽可能地降低沉没成本。
3.新制度学派的交易费用理论。传统产业组织理论虽然在理论依据、研究方法和政策主张上不尽相同，但在市场机制问题上却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没有考虑利用市场机制的成本问题，即交易费用问题。科斯（Coase）、威廉姆森（Williamson）、阿尔钦（Alchian）等人正是凭借对交易费用理论的阐述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注意。他们的理论贡献在于引入了交易费用的概念，用以说明企业与市场的边界问题，彻底改变了其他学派只从技术角度考察企业和只从垄断竞争角度考察市场的做法。
科斯早在1937年就发表了著名的《企业的性质》一文，他指出企业与市场是两种可以互相替代的组织生产的方式，企业的本质就在于节约市场交易费用。1985年，新制度经济学的又一重要代表人物—威廉姆森出版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企业、市场和关联合约》一书，对交易费用的理论体系、基本假说、研究方法等作了系统的阐述，建立了比较系统的新制度学派的产业组织理论。交易费用理论认为企业的边界不单纯由技术因素决定，而是由技术、交易费用和组织费用等因素共同决定，其主要观点如下：借助于资产专用性、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等概念，认为当市场交易活动产生的交易费用大于企业内部的组织费用时，企业规模应当扩大，企业之间应当实行兼并、联合；反之，企业规模应当缩小。指出企业组织也是对资源配置的一种合理、有效的方式，企业组织这只“看得见的手”和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共同参与对资源的配置。
4.企业理论。理论集中探讨人目标偏离及其治理问题。例如：法玛（Fama）、霍姆斯特姆（Holmstrom）和哈特（Hart）提出的“现代企业外部约束机制”理论，指出完善的经理人市场是约束管理者行为的一种有效机制；爱德华兹（Edwards）和汉南（Hannant）等人提出，若能保持产品市场上的充分竞争，产品市场也是一种有效的约束机制；法玛（Fama）在《问题与企业理论》一文中指出，有效率的股票市场同样也是一种约束人的有效机制；詹森（Jensen）和麦克林（Meckling）在《企业理论：经营者行为、费用与产权结构》一文中提出了“企业融资约束机制”理论，指出通过债权和股权两种融资方式的合理搭配，可以产生一种对经营者行为的约束机制。（牛晓帆，2004）
5.企业产权理论。格罗斯曼和哈特（GrossmanandHart，1986）以及哈特和莫尔的经典文献（HartandMoore，1990）被合称为GHM理论，构成了产权理论（property-rightstheory，PRT）原始意义上的基本框架，后来经过哈特（Hart，1995）的进一步工作而使该理论在体系上趋于完善。
PRT把契约权利（contractualrights）分为两种类型：特定权利（specificrights）和剩余权利（residualrights），当在契约中列出所有的针对资产的特定权利的代价很高时，让某一参与人购买所有的剩余权利可能是最优的，不可缔约性越强剩余控制权的作用就越重要。PRT得到的一些重要命题如下：在任何一种所有权结构下，都存在关系专用性资产的投资不足；如果一方的投资决策是无弹性的（投资决策对激励不敏感），那么最好就是把所有的控制权都给予另一方；如果一方投资是相对缺乏生产力的，那么另一方就应该拥有全部控制权；如果两种资产是互为独立的，那么非合并就是最佳的；如果两种资产是严格互补的，那么某一种形式的合并就是最佳的；如果一方的人力资本是必要的，那么该方拥有全部控制权是最佳的；如果双方的人力资本都是必要的，那么所有的所有权结构都同样好（组织形式不再重要）。
（二）新产业组织理论的创新发展
1.在理论基础上广泛吸取了现代微观经济学的新思想，修正了传统产业组织理论基于新古典主义的理论假设。新产业组织理论把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理论、理论等都纳入了对企业行为的分析框架，为理解企业与市场的关系以及企业内部组织结构、权利配置等提供了新的视角。
4Cs理论取代4Ps步入现代
然而，随着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媒介传播速度越来越快，以4Ps理论来指导企业营销实践已经“过时”，4Ps理论越来越受到挑战。到80年代，美国劳特朋针对4P存在的问题提出了4Cs营销理论：
1、瞄准消费者需求。首先要了解、研究、分析消费者的需要与欲求，而不是先考虑企业能生产什么产品。2、消费者所愿意支付的成本。首先了解消费者满足需要与欲求愿意付出多少钱(成本)，而不是先给产品定价，即向消费者要多少钱。3、消费者的便利性。首先考虑顾客购物等交易过程如何给顾客方便，而不是先考虑销售渠道的选择和策略。4、与消费者沟通。以消费者为中心实施营销沟通是十分重要的，通过互动、沟通等方式，将企业内外营销不断进行整合，把顾客和企业双方的利益无形地整合在一起。
4Cs理论也留有遗憾
总起来看，4Cs营销理论注重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与市场导向的4Ps相比，4Cs有了很大的进步和发展。但从企业的营销实践和市场发展的趋势看，4Cs依然存在以下不足：
一是4Cs是顾客导向，而市场经济要求的是竞争导向，中国的企业营销也已经转向了市场竞争导向阶段。顾客导向与市场竞争导向的本质区别是：前者看到的是新的顾客需求；后者不仅看到了需求，还更多地注意到了竞争对手，冷静分析自身在竞争中的优、劣势并采取相应的策略，在竞争中求发展。
二是随着4Cs理论融入营销策略和行为中，经过一个时期的运作与发展，虽然会推动社会营销的发展和进步，但企业营销又会在新的层次上同一化，不同企业至多是个程度的差距问题，并不能形成营销个性或营销特色，不能形成营销优势，保证企业顾客份额的稳定性、积累性和发展性。
三是4Cs以顾客需求为导向，但顾客需求有个合理性问题。顾客总是希望质量好，价格低，特别是在价格上要求是无界限的。只看到满足顾客需求的一面，企业必然付出更大的成本，久而久之，会影响企业的发展。所以从长远看，企业经营要遵循双赢的原则，这是4Cs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四是4Cs仍然没有体现既赢得客户，又长期地拥有客户的关系营销思想，没有解决满足顾客需求的操作性问题，如提供集成解决方案、快速反应等。
五是4Cs总体上虽是4Ps的转化和发展，但被动适应顾客需求的色彩较浓。根据市场的发展，需要从更高层次以更有效的方式在企业与顾客之间建立起有别于传统的新型的主动性关系。如互动关系、双赢关系、关联关系等。
营销理论的最新进展——4Rs理论
针对上述问题，近来，美国DonE.Schultz提出了4Rs（关联、反应、关系、回报）营销新理论，阐述了一个全新的营销四要素：
1、与顾客建立关联。
在竞争性市场中，顾客具有动态性。顾客忠诚度是变化的，他们会转移到其它企业。要提高顾客的忠诚度，赢得长期而稳定的市场，重要的营销策略是通过某些有效的方式在业务、需求等方面与顾客建立关联，形成一种互助、互求、互需的关系，把顾客与企业联系在一起，这样就大大减少了顾客流失的可能性。特别是企业对企业的营销与消费市场营销完全不同，更需要靠关联、关系来维系。建立关联的方式很多，各类企业不尽相同，现举几例：
——与用户关联。利用系统集成的模式为用户服务，为用户提供一体化、系统化的解决方案，建立有机联系，形成互相需求、利益共享的关系，共同发展。
企业本身可以为顾客提供全方位的服务。但这个服务不一定是完善的，很难保证每项服务都是最优秀的。解决办法是为客户提供一揽子解决方案，然后在更大范围内系统集成和优化组合，这样可以保证方案和各个集成部分都是最好的，从而形成整体最优。如上海贝尔，作为制造业来说经营虽然越来越难，但他们改变思路，采用集成方式，着重提供最好的方案，而采购其他厂家的产品，为客户提供一揽子服务，因而业务发展很快。康柏采取这种模式，做解决方案提供商，扭转了产品单一、经营困难的局面。海尔的星级服务实际上也是一种系统集成服务。这样，通过提供一揽子方案，帮顾客做得最好，企业与顾客就建立起了互需、互求的长期、牢靠的关联纽带。
——与产品需求关联。提高产品与需求的对应程度，提供符合客户特点和个性的具有特色或独特性的优质产品或服务。其具体做法是：
首先产品分核心产品、外在产品和附加产品三个层次，需求分为使用需求、心理需求和潜在需求三个层次。企业必须把产品和需求的层次对应起来，对应越准，关联性越强。
其次是采用“大规模量身订制”式生产方式。网络经济的发展彻底改变了传统经济下无法大规模集结市场特殊需求、只能小批量生产特殊款式产品、“量身订制”意味着特权价格、高费用和超额利润的局面，使得“大规模量身订制”式生产方式成为可能。任何过去无法开通流水线生产的特殊款式的产品，通过网络进行全球范围的市场集结都可以形成“批量”，可以由特殊转化为“常规”，从而可以按照相应的规模经济要求进行流水生产。而且更重要的是集结这一全球市场所需要的费用正以网络经济的扩展速度迅速下降。所以，企业必须抢占网络先机，在充分了解顾客需求的基础上，为其量身订做合其所用的物品与服务，如针对企业特殊需求的各种电子商务服务和软件服务等，这样可更有效地巩固和吸引客户。
2、提高市场反应速度。
在今天的相互影响的市场中，对经营者来说最现实的问题不在于如何控制、制定和实施计划，而在于如何站在顾客的角度及时地倾听顾客的希望、渴望和需求，并及时答复和迅速作出反应，满足顾客的需求。目前多数公司多倾向于说给顾客听，而不是听顾客说，反应迟钝，这是不利于市场发展的。
当代先进企业已从过去推测性商业模式，转移成高度回应需求的商业模式。面对迅速变化的市场，要满足顾客的需求，建立关联关系，企业必须建立快速反应机制，提高反应速度和回应力。这样可最大限度地减少抱怨，稳定客户群，减少客户转移的概率。网络的神奇在于迅速，企业必须把网络作为快速反应的重要工具和手段。在及时反应方面日本公司的做法值得借鉴。日本企业在质量上并不一味单纯追求至善至美，而是追求面向客户的质量，追求质量价格比。他们并不保证产品不出问题，因为那样成本太高。而是在协调质量与服务关系的基础上建立快速反应机制，提高服务水平，能够对问题快速反应并迅速解决。这是一种企业、顾客双赢的做法。
3、关系营销越来越重要了。
在企业与客户的关系发生了本质性变化的市场环境中，抢占市场的关键已转变为与顾客建立长期而稳固的关系，从交易变成责任，从顾客变成拥趸，从管理营销组合变成管理和顾客的互动关系。
与此相适应产生5个转向：(1)现代市场营销的一个重要思想和发展趋势是从交易营销转向关系营销：不仅强调赢得用户，而且强调长期地拥有用户；(2)从着眼于短期利益转向重视长期利益；(3)从单一销售转向建立友好合作关系；(4)从以产品性能为核心转向以产品或服务给客户带来的利益为核心；(5)从不重视客户服务转向高度承诺。所有这一切其核心是处理好与顾客的关系，把服务、质量和营销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与顾客建立长期稳定的关系实现长期拥有客户的目标。那种认为对顾客需求作出反应、为顾客解答问题、平息顾客的不满，就尽到了责任的意识已经落后了。
必须优先与创造企业75％～80％利润的20％～30％的那部分重要顾客建立牢固关系。否则把大部分的营销预算花在那些只创造公司20％利润的80％的顾客身上，不但效率低而且是一种浪费。
沟通是建立关系的重要手段。从经典的AIDA模型：“注意—兴趣—渴望—行动”来看，营销沟通基本上可完成前三步骤，而且平均每次和顾客接触的花费很低。
4、回报是营销的源泉。
对企业来说，市场营销的真正价值在于其为企业带来短期或长期的收入和利润的能力。一方面，追求回报是营销发展的动力；另一方面，回报是维持市场关系的必要条件。企业要满足客户需求，为客户提供价值，但不能做“仆人”。因此，营销目标必须注重产出，注重企业在营销活动中的回报。一切营销活动都必须以为顾客及股东创造价值为目的。
综上所述，4Rs理论有4大优势：
(一)4Rs营销理论的最大特点是以竞争为导向，在新的层次上概括了营销的新框架。4Rs根据市场不断成熟和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着眼于企业与顾客互动与双赢，不仅积极地适应顾客的需求，而且主动地创造需求，运用优化和系统的思想去整合营销，通过关联、关系、反应等形式与客户形成独特的关系，把企业与客户联系在一起，形成竞争优势。可以说4Rs是新世纪营销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必将对营销实践产生积极而重要的影响。
(二)4Rs体现并落实了关系营销的思想。通过关联、关系和反应，提出了如何建立关系、长期拥有客户、保证长期利益的具体的操作方式，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三)反应机制为互动与双赢、建立关联提供了基础和保证，同时也延伸和升华了便利性。
(四)“回报”兼容了成本和双赢两方面的内容。追求回报，企业必然实施低成本战略，充分考虑顾客愿意付出的成本，实现成本的最小化，并在些基础上获得更多的顾客份额，形成规模效益。这样，企业为顾客提供价值和追求回报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客观上达到的是一种双赢的效果。
20世纪40年代计算机技术诞生，人类步入以计算机技术为核心的信息技术时代，亦即现代信息技术时代。信息伦理学也正是基于现代信息技术而产生的一门应用伦理学。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出现及其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日益广泛的应用，信息管理学界、情报学界、哲学界和伦理学界等开始注意到与之相关的伦理问题，思考计算机信息技术应用的道德问题和社会问题，这是信息伦理学的第一阶段即计算机伦理学。学界大多把计算机伦理学看作是职业伦理学的一个分支或表现形式。戴博拉•约翰逊在《计算机伦理学》中指出：“计算机伦理学旨在帮助学生和计算机专业人员更好地理解他们的职业，作出更恰当的道德选择，总之，是能使他们采取更恰当的职业态度。”他还强调计算机伦理学讨论的问题应当与道德规范相联系，以便指导实践。韦克特和爱德尼在《计算机与信息伦理学》一书中指出人们面对计算机应用与信息处理的特定场所和情境，必须要有正确的职业态度，对自己的行为作出恰当的道德选择，他们倡言：“一个真正的计算机职业人员，不仅应当是自我领域的专家，而且也应当使自己的工作适应人类文明的一般规则，具有这方面的道德自律能力与渴望。”学界还指出计算机伦理学应注重研究计算机信息技术应用引起的现实道德问题，这些问题涉及计算机软件与硬件的设计、信息技术产品的销售、服务和应用等。
20世纪90年代中期，信息技术发展到网络时代，也就是计算机技术与通讯技术等融合的时代。信息伦理学发展到第二阶段即网络伦理学阶段。学界对信息伦理学的理解和界定又进入新的阶段。李伦认为，网络伦理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网络伦理学是以研究计算机网络中的伦理问题为己任；广义网络伦理学则不仅研究计算机网络中的伦理问题，也研究计算机网络引起的社会伦理问题。作为一门完整的学科，网络伦理学是研究计算机网络中的伦理问题以及计算机网络引起的社会伦理问题的一门应用伦理学学科”。另有学者认为，“网络伦理学就是研究对于电子信息网络活动的道德引导以及调节网络工作者相互之间、网络共同体与社会之间诸种关系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的总和学科。”史云峰认为，“网络伦理是探讨人与网络之间的关系，以及在网络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关系问题。”进入21世纪后，信息伦理学“扬弃”了计算机伦理学和网络伦理学而达到全新阶段。吕耀怀认为，“信息伦理学是研究涉及信息开发、信息传播、信息管理和利用等方面的伦理要求、伦理准则、伦理规约，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新型的伦理关系的学科。”沙忠勇认为，“信息伦理学就是研究信息活动中以善恶为标准，依靠人们内心信念和特殊社会手段维系的，调整人与人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信息关系的原则、心理意识和行为活动总和的学科。”谢先江和王华英认为，“研究规范人类信息行为的信息伦理观的学科被称为信息伦理学。”学者们对信息伦理学的初步界定为信息伦理学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促进了信息伦理学的发展。但从上述信息伦理学的界定中可以发现，学者们多强调信息规范和信息活动中的伦理问题，虽然有与信息伦理学相契合的地方，但并没有完整把握信息伦理学的内涵。首先，把信息伦理学解读为“研究信息活动专业人员的职业道德”显然有失偏颇，以职业伦理的一个狭小层面来解读伦理学本身，有以偏概全之嫌；其次，把信息伦理学界定为“研究信息活动中的伦理道德问题的学问”同样没有揭示出信息伦理学的真正内涵。信息伦理学不只是研究信息活动中的伦理道德问题，还有更多的基础理论研究，而且以这种方式解读应用伦理学容易公式化，并因此而消解应用伦理学本身，如传媒伦理学就是研究传媒活动领域的伦理道德问题等；再次，把信息伦理学解读为“研究信息活动者应该遵循的伦理道德规范及原则的学问”也有失偏颇，就信息伦理学的本质而言，它更多的是指对一种高远价值的追求，信息活动的伦理或道德规范只不过是对这种价值追求的工具和手段而已。
2信息伦理学界定的理论进路
要恰当地对信息伦理学进行界定，必须对伦理的特性及信息伦理学的理论进路有深入了解。首先，伦理的特性。西方的“伦理”（ethics）源于希腊文“ethos”原意指居留地、住所，后来意义演绎为社会的风俗、习惯和个人的品性、气质。西方伦理文化认为，伦理学以研究人类行为的善恶价值与目的，而人类行为的善恶价值既以外在的风俗、习惯为依据，又受个人的品性、气质的影响。也就是说，人类行为的善恶价值主观表现是内在的品性、气质，客观表现是外在的风俗、习惯。在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伦，从人，仑声，辈也”，意指“人伦”；“理”本义为“治玉”，意指“事物内部物理、秩序”。伦理二字合用，原指事物之伦类条理，用于人则指为人之理，意含“为人之道，教人致善”。所以，从辞源上看，中西方的“伦理”都有人伦规范和人之品性等方面内容。传统的德性论认为，伦理学的任务是指导人们如何依据至善要求而规范行为。也就是说，伦理学的任务在于规定人生至善以及达于这种至善的方式或手段。包尔生就认为伦理学具有双重职能，一是决定人生目的或至善，二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方式或手段，并且前者比后者要来得重要些。近代伦理学的终极至善观念逐渐消退，行为的原则性和规范性得以突出，规范伦理学得以发展。现代社会里，由于价值多元化以及人们对这种价值多元化的道德认同，伦理学已经逐渐被解读为促进社会成员理性地自我指导或决定的一种社会规范体系。也就是说，现代伦理学不再把至善的终极关怀作为重点，而更多的是关注达到这种至善的方式或手段，即行为的原则和规范。这就使伦理学作为一种价值学的整体内涵被割裂，而成为单纯研究人的行为原则和规范的学说。当代伦理学的研究趋势是人们试图找回曾经存在的，为人们一致认同并共同执守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终极善，克服现代伦理学的单面性而重返古典美德伦理传统。麦金太尔就是这一思想的典型代表。所以，信息伦理学的理解和界定不能仅局限于信息活动的伦理原则和规范，还必须基于对一种普遍的、终极的善的认同，探讨人类信息活动所具有的普遍意义的善和价值。其次，信息伦理学理解和界定的理论进路。
理解和界定信息伦理学的理论进路一般可从元伦理学、规范伦理学和应用伦理学进行探究。元伦理学的“元”就是基础的、原初的意思。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就是物理学之后，即形而上学的意思。元伦理学首先研究的是关于伦理学的基本术语或概念的道德语言分析，确证其基本意义。如善与恶、公正与不公正、正义与非正义等。其次，是关于道德判断的确证。元伦理学的根本问题是道德判断或价值判断，亦即道德推理或价值推理的逻辑，也就是人们对“道德的价值”或“应该”的认识。元伦理学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价值”或“应该”的来源及其确证，即“价值”或“应该”与“事实”或“是”的关系问题，其根本对象和目的是解决“应该如何”与“事实如何”的关系问题，通过对“应该如何与事实如何”的关系探究而达成对“应该”或“道德”的确证。弗兰克纳认为元伦理学具体研究以下几个问题：一是伦理学术语。如“正当”、“不正当”、“善”、“恶”等的意义或定义是什么，也就是说，使用了以上或类似术语的那些判断的本性、意义或功能是什么？运用这样的术语和判断的规则是什么？二是此类术语的道德用法与非道德用法以及道德判断与其他规范的区别如何？与“非道德”相对照的“道德”的意义是什么？三是有关术语或概念如“行为”“、良心”“、自由意志”“、意图”“、许诺”、“动机”、“责任”等的分析或意义是什么？四是伦理的和价值的判断能够被证明、合理化或显示其正确性吗？如果能够，那究竟是怎样的和在什么意义上的？当前信息伦理学研究缺少元伦理学的“元”元素，缺少对信息活动中“善”与“恶”、“公正”与“不公正”等元伦理探讨，这需要以普遍的伦理价值体系为指向来建构信息伦理学的价值体系。
规范伦理学不再回答“善”、“恶”“、正当”“、不正当”等的定义及推理标准，而是提出论证“善”、“恶”、“正当”、“不正当”等的实质性标准。也就是说，规范伦理学以道德、规范、行为为研究中心，研究制定行为的道德原则和规范。作为一种价值尺度，道德行为的普遍原则和规范要与人们普遍追求的终极善或价值相一致。规范伦理学要在信息社会或信息活动领域中，根据人们普遍的价值追求或终极善，分析信息活动应该遵循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并论证其道德价值的合理性或合法性。从规范伦理学维度看，当前信息伦理学研究存在一个预设的前提，即人们的信息活动应该是道德的，但这一预设前提及其合理性人们却很少去探究。所以，研究信息伦理学的大多学者集中于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的制定，而忽视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体系的合法性及现实合理性的研究，缺少元伦理学的“元”的成分。应用伦理学是元伦理学理论和规范伦理学体系在实际道德生活中的运用。作为一种实践探究，伦理学不能仅仅停留在对“元”价值的探究和对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体系的理论确证之上，还必须探讨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的实现问题即现实性问题。彼彻姆认为，应用伦理学就是用规范方法，即站在一定的道德立场上对道德信仰或道德哲学的研究。也就是说，应用伦理学是一般规范伦理学所提出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在具体领域的道德问题中的应用。彼得•辛格也指出，应用伦理学就是把规范伦理学理论应用于实际的道德问题。当前信息伦理学的应用研究代表首推美国经验实证主义。这种实证主义借鉴自然科学的研究模式，从功能主义、行为主义等出发考察信息活动领域中的道德问题。这种应用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信息伦理学的这种实证研究还存在很大的问题。如许多研究者在进行实证调查与研究时，首先有意无意地预设现在的信息活动管理和运行机制是公正的、合理的，问题是如何让这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有效进行下去，确保信息活动有序进行，而没有对这种信息活动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本身的合理性和合目的性提出质疑。事实上信息伦理学的研究价值和意义恰恰就在于对信息活动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合理性和合目的性进行探究，寻求解决信息中的道德问题的出路。
1.2欲神-一种本能性的欲望所谓“欲神”，泛指人源于其个体生物本能的一类欲求冲动及相应的行为，食、色、性及趋利避害是其主要体现，它与人类的生存和种族的延续紧密相关。从实质上说，此种行为在动物中多为生理性的，是在无意识下引发的，多数情况下，机体能清晰地意识到这类冲动的萌发，并借助意识作出相应调控，同时还伴有某些情绪体验。
2三神与心身关系层次
心身关系是中医心理学的理论核心，对机体的健康和疾病的判断有着密切的联系。通过追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我们不难发现，三神学说对中医学心身关系和心身结构的构建起到了奠基作用，也为心身疾病的辨治提供了重要的靶点，这主要体现在三神学说与心身关系层次紧密相关性上。
2.1从“身”到“心”关系层次-欲神这是一个低层次的身心关系，在这层关系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要素多是躯体方面的。相关研究也表明，控制这类行为的调节中枢位于古皮层、旧皮层，也称边缘前脑。可以说本能性的欲求冲动多为这些系统的功能所控制。然而，传统理论多认为：“识神”可以诱发或抑制“欲神”。从生理原理来看，则是大脑皮层的感知及意识等活动所伴有的皮层神经电化学反应对皮层下较低层次中枢调控的结果。本质上，这种关系是皮质电化学反应对边缘系统功能的下行性作用，这是“身”与“身”之间的相互作用。此外，一些医学家则认为“欲神”亦可以沿着神经通路向上扰乱元神，影响大脑皮层的精神心理活动，但从侧重的要点来看，上行性有可能次于并弱于识神对欲神的把握。
2.2从“身”到“身”的关系层次-元神就解剖构造而言，元神与欲神位置接近，不仅包含低层次的内侧皮层（边缘系统）也囊括了脑干、下丘脑等局域结构的调控作用在内。且这些部分主要依赖自主神经系统和内分泌对内脏的功能进行调节。这些功能多是与生俱来的，其调控中枢为边缘系统。故多认为“元神”是一种神经电化学活动，属于“身”的范围，而且这种活动也受到大脑皮层的调节，即所谓“识神”主宰“元神”。因其解剖位置相近，且有的则是同一结构的不同功能，故欲神与识神之间多是紧密关联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