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发展经济学的困境与制度分析方法的兴起
随着二战以后一批殖民地国家的独立，发展经济学应运而生。从其诞生之日起，发展经济学就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实践休戚相关，其对发展中国家现实的解释力和其政策主张的切实效果将直接决定该学科的发展命运。20世纪4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的结构主义从发展中国家的“结构刚性”出发，提出“资本化、计划化和工业化”“三位一体”的“国家控制教条”（拉尔语），政策推行的结果尽管使一些国家经历了初期的短暂增长，但最终使广大发展中国家使陷入了农业停滞、工业萧条、寻租盛行、二元结构次级分化和经济发展乏力的恶果。
不仅如此，结构主义在以发展中国家特殊国情为基础，向理论宏观化方向发展的同时，其理论基础却依然置身于传统西方主流经济学中,自觉不自觉地将发达国家的发展经历作为参照来提出其思想和政策主张。一句话，没有将对发展中国家现实的研究贯彻到微观层面，结构主义最终造成了发展经济学微观与宏观的不协调，影响了其整体的一致性和完善性。理论建构和政策实践上的双重缺陷，最终使结构主义主导的发展经济学逐渐失去了发展的动力。
在猛烈抨击结构主义中兴起的新古典主义，在制度既定、交易成本为零和完全信息的严格假定下，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人们与发达国家的人们一样会在理性的驱使下，对价格机制做出灵活的反应。发展中国家只要充分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经济发展就会自动实现。既然“价格—市场”机制可以同时解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问题，那么独立的发展经济学就无存在的必要。在新古典主义“单一经济学”（哈伯勒语）主张的冲击下，发展经济学面临着“走向死亡”的危险。
事实上，正如尼古拉斯·阿尔迪托-巴莱塔所指出的，“过去经济学家之所以不能够充分解释经济增长，关键是第四个因素—制度—受到忽视。”[2](p.2)无论是结构主义还是新古典主义，其共同缺陷是都忽视了制度对于经济发展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也未能看到发展中国家存在着制度缺陷，这不仅损害了经济效率，而且也使持续的经济发展成为不可能。
早期已有些经济学者意识到了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重大作用。如刘易斯在对经济增长源泉的分析中指出，技术进步是表层原因，而由土地制度、产权制度和专利制度等所激发的技术创新热情才是更为深层次的因素。他对二元结构的分析显著的解释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制度各方面的不均衡性。缪尔达尔讨论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循环累计因果效应，揭示了其制度根源，提出只有进行农村土地制度创新，才能摆脱恶性循环，走向良性循环。库兹涅茨对大量低收入国家的历史统计和罗斯托对“传统社会”的分析，也体现了政治结构、法律体系及社会文化整合等方面的特征，指出了制度缺陷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根源。但是，在这些学者看来，制度是很难进行严格分析的范畴。他们只是描述、罗列了大量的现象，并没在制度研究方面形成体系。[3](p.362)激进主义学派的发展经济学者也注意到了制度因素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但他们更多的是从阶级的视角来分析的。
制度分析方法真正对发展经济学产生巨大影响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利用科斯和诺斯等人开创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方法，对以资源、技术和人的偏好来解释经济增长的传统经济思想提出了挑战，为发展经济学提供了新视角。在短短的十几年内，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方法已经引起了发展经济学家们的高度重视，制度内生的经济发展理论已成为发展经济学的一种流行的观点。[4](p.41)
二、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
1、在方法论上
新制度经济学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对传统的发展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们在对新制度经济学开山鼻祖科斯论文的详细考察中发现，“其研究方法具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仅仅研究现实的经济现象，不仅研究的对象是现实中出现的具体案例，而且模型的假定条件也要符合现实；二是注重以个案为基础的小样本研究，重视归纳，但不排除演绎；三是从边际上入手。”[5]诺斯也强调：“历史至关重要。……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通过一个社会的连续性与过去连接起来的。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过去只有在被视为一个制度演进的历程时才可以理解。”[6](P.2)这对后来运用新制度分析方法研究发展问题的学者产生了深远地影响。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等人对“运用启发式研究”的推崇即与科斯、诺斯一脉相承。他们期望“运用启发式研究来详细阐述选择—行动的情况以及这些情况内在的约束和刺激”，传统经济发展理论特别是新古典理论“被过度概括模型的危险……（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对启发式研究如何在特定环境适时并安置可变物进行详细说明而得到避免。”在现实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制度分析可允许我们“穿透”社会事实而不是远离事实的分析模式来对发展问题予以说明。同时，通过“跨文化的启发式研究”得到大量的个案积累，也“应该产生对不同的社会和文明内在的行动倾向理解水平”。[2](pp.351-353)
事实上，不同国别发展绩效的差异，只用正式制度安排往往并不能做出有效的解释，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在许多情况下对发展绩效会有更大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个案研究方法的采用正是源于其对不同时空中制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具有的较大异质性和特殊性的深刻洞见。新古典主义的约束条件根本不足以表达这诸多的复杂性。传统的发展经济学是在偏好既定的假定下将对经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化、意识形态等制度因素给排除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不仅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过度简单化倾向，而且还克服了其把经济理论置于抽象时空的。
以赫希曼、缪尔达尔为代表的早期发展经济学家也曾就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情况进行过个案研究，但由于其主要是从总体上来把握有关变量，因而充其量只是一些粗糙的描述和分析。新制度经济学倡导方法论个人主义，认为“对社会单位的分析必须从具体成员的地位和行动开始”，“‘社会’、‘人民’、‘企业’或‘政党’不是再被认为是‘一个像个人一样行动的集体’”。[7](p.4)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等学者也明确指出，“采取这样的（启发式研究）方法时，我们不必设想人类经验的世界需要被概念化为诸如‘国家’和‘社会’、‘市场’和‘经济集团’或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类笼统的东西。我们可以取而代之地设想交换关系存在于所有社会之中，市场可以具有不同的特征，在行动情况中的角色既面临约束也面临机会，约束和机会的存在依靠各种结构的环境所组成的要素之中。”[2](p.351)对特定环境下个体行为的重视有可能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建立坚实的微观基础，克服结构主义微观基础建构不力的缺陷和新古典主义过于抽象的不足。
虽然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在引入制度作为分析对象的前提下，基本保留了新古典主义方法的“内核”，具有与新古典主义一样的静态和比较静态的分析特征。但是，以诺斯和福格尔为代表的新经济史学派，则通过对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历史的考察，更具有动态特征。避免了新古典方法将静态方法用于分析发展这一动态问题的窘境。
2、在发展的决定因素上
反贫困首先始于对制约发展因素的探讨。所以对发展决定因素的求索一直是发展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之一。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发展经济学家依据哈罗德—多马模型和罗斯托的“起飞理论”，认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形成是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和决定因素，形成了过分强调资本形成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的“唯资本论”。根据这种理论，发展中国家贫困的根源在于资本稀缺。纳克斯提出贫困恶性循环理论和纳尔逊提出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则进一步展示了资本不足与发展停滞的恶性互动关系。
但“唯资本论”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即在发展中国家资本不足的同时,广泛地存在着资本低效配置和资本浪费现象。正如麦金农所指出的，“在所谓资本匮乏并且某些特定部门遭受供给瓶颈限制的经济中，普遍存在的却是过剩的未充分利用的工厂和设备。”新制度经济学指出，“土地、劳动和资本这些要素，有了制度才得以发挥作用。制度至关重要。”[2](p.122)这充分说明，资本不足不是阻碍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根本原因，而恰恰是欠发达的结果。阻碍发展的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制度缺陷。不少落后国家寻租盛行，不仅使生产经营者在提高经济效率方面的动力消失，而且还导致整个经济的资源大量耗费于寻租活动，并且通过贿赂和宗派活动增加了经济活动的交易费用。所有这些方面无疑大大削弱了国民经济的内在实力，并且使得发展经济急需的投资或者难以形成或者投资方向和结构受到严重扭曲。
在猛烈抨击“国家控制教条”中起家的新古典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严重的“政府失灵”，正是“看得见的脚”对“看不见的手”的践踏应该对糟糕的经济绩效负责。只要政府放弃对经济的过度干预，让经济系统“获得正确的价格”，市场机制会自动地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静态的最优必将最终转化为有效率的动态经济发展。而作为新制度经济学基础的科斯定理告诉我们：交易是市场的前提。在交易成本为正的现实世界里，没有适当的制度，任何有意义的市场经济都是不可能的。奥尔森也明确指出，兴盛的市场经济最重要的是那些能够保障个人权利的制度。没有这些制度，也就没有人会积极地储蓄和投资。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则开门见山地指出：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也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所在。因为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它们建立了构成一个社会，或者更确切的说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
3、在发展政策上
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结构刚性和资本短缺的结构主义的自然主张是，利用国家的力量扭曲资源价格进行资本积累，组织对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平衡或有选择的大规模投资，以期借此走出贫困陷阱。新古典主义则认为，只要政府“使一切自由化，使一切私有化，然后呆在一边”，经济就能自然地得到发展。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有效率的制度系统。因为①制度通过确定明确的规则，增加了资源的可得性，提高了信息的透明度，因而减少了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降低了交易成本，从而促进了市场更好的运行；②制度通过明确界定产权，使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鼓励了创新和企业家的出现，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持续的动力；③制度通过建立社会活动的基本规则，扩大了人类在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领域的选择机会，从而进一步丰富了发展的内涵。
特定制度的出现与否取决于对它的需求和供给。D·菲尼认为，“对制度安排变化的需求，其基本上起源于这样一种认识：既然现有安排无法获得潜在的利益，行为者认识到，改变现有安排，他们能够获得潜在的原有制度下所得不到的利益。”而“制度变化的供给，取决于政治秩序提供的新的安排的能力和意愿。”[2](p138)而弗农·拉坦则进一步阐明了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的互动关系：经济增长一方面产生潜在的增长利润，这是对制度变迁的需求方面；另一方面，经济增长也促进了社会科学、组织行为等方面的知识进步，这构成了制度变迁的供给方面。两方面综合导致了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发生。可见，拉坦式的制度变迁完全是一种市场行为。鉴于制度的公共物品特性，林毅夫认为，如果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新制度安排的唯一来源的话，那么一个社会中制度安排的供给将少于社会最优。所以，由政府推行强制性制度变迁是必要的。但是公共选择理论和“诺斯悖论”却向我们昭示：政府一方面可能通过安排激励系统来刺激经济增长，但另一方面又可能因为统治者的偏好、意识形态刚性、官僚政治等因素而导致政府维持低效率的制度安排。有鉴于此，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在促进发展上，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重于一切。而有效率制度安排的出现要依靠政府和社会的共同作用，特别是对政府要施加严格的限制，即建立一个受限政府。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破除了结构主义“政府万能”和新古典主义“市场万能”的幻想，为发展经济学的政策研究和取向提供了更为现实的视角。
总之，无论是在方法论上，还是从理论本身涵盖的内容来讲，新制度经济学都汲取了结构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诸多积极因素，并在自己的框架内进行了富有启发意义的整合，并在此基础上有所深化，充分反映了发展经济学微观实证化，内部各学派之间融合的发展潮流。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分析方法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的地位日高，可能是发展经济学真正的复兴之路。
三、发展经济学中制度分析方法面临的挑战与今后的趋势
新制度经济学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内对发展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让研究经济发展理论的学者们刮目相看的同时，其自身也因为尚处于成长阶段而又有诸多不足。不可否认,制度是一个涵盖面广、内容极为丰富复杂的范畴，对它的分析早已超越了主流经济学的传统研究领域。与之相适应，有关将制度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相结合的文献还显得驳杂和凌乱，不仅诸如制度、交易成本等一些核心概念尚无统一定义，而且缺乏一个公认的严谨逻辑体系，模型化也不够。在逻辑实证主义依然是检验经济理论必不可少的主流方法的现在，其主要概念的可计量性差，取得数据的困难，也严重阻碍了对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作更为精确和深入地研究，妨碍了其在政策研究领域的定量运用。对发展经济学来说，将制度经济学整合进来还需进行大量的概念梳理、框架建构和模型化的工作。
同时，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抨击新古典是“无制度”分析的制度主义，其本身对制度的内生化也是不完全的。比如，张五常在充分利用交易成本分析契约安排的选择时，就把立法机构的法律实施水平视为当然；V·奥斯特罗姆等人也是将发展中国家的体制作为外生变量来进行分析的。而且，市场本身也是一种制度。但新制度经济学并没有从理论上解释市场何以产生。科斯只是在市场存在的条件下研究了企业的起源；威廉姆森也是将“市场存在”的假定作为其分析的初始条件。20世纪80-90年代，大量的发展中国家从计划到市场，迫切需要一个培育市场的理论作为指导，面对这一情况，制度分析至今没有提供令人满意的答案。对于以上的问题，以杨小凯为代表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做出了一些探索性的贡献。
另一个重大的挑战，正如V·奥斯特罗姆等所承认的，是“如何理解人类社会中秩序的本质和建立”。因为“它要求学者及有关职业人士选择使自己能够探索他人在不同的人类社会中所创造的制度安排格局。解决这个难题往往是我们陷入不正当的文化种族中心主义，……相对生活在欠发达社会中的人，生活在发达社会中的人易于表现出强烈的优越感，如果不是傲慢的话……”[2](pp.334-335)比如，在当今新制度经济学与发展经学融合较好的代表作《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中就表现得非常明显：钱堂冯实际上认为美国式的多元化民主制是最理想的政治制度；V·奥斯特罗姆等人也或多或少地认为，只有在西方式的政治制度、市场制度下，经济才能持续发展。对于今后的制度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的结合而言，如果不能真正做到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出发，考察这些国家的经济与非经济的因素对制度安排的要求和影响，也必将行而不远。
20世纪80年代勃兴的新制度主义分析方法，已经对发展经济学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正如阿罗所说，“新制度经济学运动”主要并不限于对经济学的传统问题给出答案。相反的，他还回答了新问题，即经济制度为什么以这种而不是那种方式出现；它与经济史相融合，带来了比传统理论更加犀利的“本原经济”的分析。诺斯也说：“我们对制度的严肃研究还只是一个开端。这一研究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可能对所有这些问题永远不会有一个明确的答复，但我们可以做得更好。”[3](p.362)
参考文献：
[1]黄少安.产权经济学导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
[2]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3]谭崇台.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
[4]陈宗胜.发展经济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不仅如此，结构主义在以发展中国家特殊国情为基础，向理论宏观化方向发展的同时，其理论基础却依然置身于传统西方主流经济学中,自觉不自觉地将发达国家的发展经历作为参照来提出其思想和政策主张。一句话，没有将对发展中国家现实的研究贯彻到微观层面，结构主义最终造成了发展经济学微观与宏观的不协调，影响了其整体的一致性和完善性。理论建构和政策实践上的双重缺陷，最终使结构主义主导的发展经济学逐渐失去了发展的动力。
在猛烈抨击结构主义中兴起的新古典主义，在制度既定、交易成本为零和完全信息的严格假定下，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人们与发达国家的人们一样会在理性的驱使下，对价格机制做出灵活的反应。发展中国家只要充分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经济发展就会自动实现。既然“价格—市场”机制可以同时解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问题，那么独立的发展经济学就无存在的必要。在新古典主义“单一经济学”（哈伯勒语）主张的冲击下，发展经济学面临着“走向死亡”的危险。
事实上，正如尼古拉斯·阿尔迪托-巴莱塔所指出的，“过去经济学家之所以不能够充分解释经济增长，关键是第四个因素—制度—受到忽视。”[2](p.2)无论是结构主义还是新古典主义，其共同缺陷是都忽视了制度对于经济发展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也未能看到发展中国家存在着制度缺陷，这不仅损害了经济效率，而且也使持续的经济发展成为不可能。
早期已有些经济学者意识到了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重大作用。如刘易斯在对经济增长源泉的分析中指出，技术进步是表层原因，而由土地制度、产权制度和专利制度等所激发的技术创新热情才是更为深层次的因素。他对二元结构的分析显著的解释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制度各方面的不均衡性。缪尔达尔讨论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循环累计因果效应，揭示了其制度根源，提出只有进行农村土地制度创新，才能摆脱恶性循环，走向良性循环。库兹涅茨对大量低收入国家的历史统计和罗斯托对“传统社会”的分析，也体现了政治结构、法律体系及社会文化整合等方面的特征，指出了制度缺陷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根源。但是，在这些学者看来，制度是很难进行严格分析的范畴。他们只是描述、罗列了大量的现象，并没在制度研究方面形成体系。[3](p.362)激进主义学派的发展经济学者也注意到了制度因素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但他们更多的是从阶级的视角来分析的。
制度分析方法真正对发展经济学产生巨大影响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利用科斯和诺斯等人开创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方法，对以资源、技术和人的偏好来解释经济增长的传统经济思想提出了挑战，为发展经济学提供了新视角。在短短的十几年内，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方法已经引起了发展经济学家们的高度重视，制度内生的经济发展理论已成为发展经济学的一种流行的观点。[4](p.41)转
二、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
1、在方法论上
新制度经济学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对传统的发展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们在对新制度经济学开山鼻祖科斯论文的详细考察中发现，“其研究方法具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仅仅研究现实的经济现象，不仅研究的对象是现实中出现的具体案例，而且模型的假定条件也要符合现实；二是注重以个案为基础的小样本研究，重视归纳，但不排除演绎；三是从边际上入手。”[5]诺斯也强调：“历史至关重要。……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通过一个社会的连续性与过去连接起来的。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过去只有在被视为一个制度演进的历程时才可以理解。”[6](P.2)这对后来运用新制度分析方法研究发展问题的学者产生了深远地影响。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等人对“运用启发式研究”的推崇即与科斯、诺斯一脉相承。他们期望“运用启发式研究来详细阐述选择—行动的情况以及这些情况内在的约束和刺激”，传统经济发展理论特别是新古典理论“被过度概括模型的危险……（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对启发式研究如何在特定环境适时并安置可变物进行详细说明而得到避免。”在现实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制度分析可允许我们“穿透”社会事实而不是远离事实的分析模式来对发展问题予以说明。同时，通过“跨文化的启发式研究”得到大量的个案积累，也“应该产生对不同的社会和文明内在的行动倾向理解水平”。[2](pp.351-353)
事实上，不同国别发展绩效的差异，只用正式制度安排往往并不能做出有效的解释，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在许多情况下对发展绩效会有更大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个案研究方法的采用正是源于其对不同时空中制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具有的较大异质性和特殊性的深刻洞见。新古典主义的约束条件根本不足以表达这诸多的复杂性。传统的发展经济学是在偏好既定的假定下将对经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化、意识形态等制度因素给排除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不仅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过度简单化倾向，而且还克服了其把经济理论置于抽象时空的。
以赫希曼、缪尔达尔为代表的早期发展经济学家也曾就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情况进行过个案研究，但由于其主要是从总体上来把握有关变量，因而充其量只是一些粗糙的描述和分析。新制度经济学倡导方法论个人主义，认为“对社会单位的分析必须从具体成员的地位和行动开始”，“‘社会’、‘人民’、‘企业’或‘政党’不是再被认为是‘一个像个人一样行动的集体’”。[7](p.4)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等学者也明确指出，“采取这样的（启发式研究）方法时，我们不必设想人类经验的世界需要被概念化为诸如‘国家’和‘社会’、‘市场’和‘经济集团’或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类笼统的东西。我们可以取而代之地设想交换关系存在于所有社会之中，市场可以具有不同的特征，在行动情况中的角色既面临约束也面临机会，约束和机会的存在依靠各种结构的环境所组成的要素之中。”[2](p.351)对特定环境下个体行为的重视有可能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建立坚实的微观基础，克服结构主义微观基础建构不力的缺陷和新古典主义过于抽象的不足。
虽然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在引入制度作为分析对象的前提下，基本保留了新古典主义方法的“内核”，具有与新古典主义一样的静态和比较静态的分析特征。但是，以诺斯和福格尔为代表的新经济史学派，则通过对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历史的考察，更具有动态特征。避免了新古典方法将静态方法用于分析发展这一动态问题的窘境。
2、在发展的决定因素上
反贫困首先始于对制约发展因素的探讨。所以对发展决定因素的求索一直是发展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之一。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发展经济学家依据哈罗德—多马模型和罗斯托的“起飞理论”，认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形成是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和决定因素，形成了过分强调资本形成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的“唯资本论”。根据这种理论，发展中国家贫困的根源在于资本稀缺。纳克斯提出贫困恶性循环理论和纳尔逊提出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则进一步展示了资本不足与发展停滞的恶性互动关系。
但“唯资本论”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即在发展中国家资本不足的同时,广泛地存在着资本低效配置和资本浪费现象。正如麦金农所指出的，“在所谓资本匮乏并且某些特定部门遭受供给瓶颈限制的经济中，普遍存在的却是过剩的未充分利用的工厂和设备。”新制度经济学指出，“土地、劳动和资本这些要素，有了制度才得以发挥作用。制度至关重要。”[2](p.122)这充分说明，资本不足不是阻碍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根本原因，而恰恰是欠发达的结果。阻碍发展的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制度缺陷。不少落后国家寻租盛行，不仅使生产经营者在提高经济效率方面的动力消失，而且还导致整个经济的资源大量耗费于寻租活动，并且通过贿赂和宗派活动增加了经济活动的交易费用。所有这些方面无疑大大削弱了国民经济的内在实力，并且使得发展经济急需的投资或者难以形成或者投资方向和结构受到严重扭曲。
在猛烈抨击“国家控制教条”中起家的新古典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严重的“政府失灵”，正是“看得见的脚”对“看不见的手”的践踏应该对糟糕的经济绩效负责。只要政府放弃对经济的过度干预，让经济系统“获得正确的价格”，市场机制会自动地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静态的最优必将最终转化为有效率的动态经济发展。而作为新制度经济学基础的科斯定理告诉我们：交易是市场的前提。在交易成本为正的现实世界里，没有适当的制度，任何有意义的市场经济都是不可能的。奥尔森也明确指出，兴盛的市场经济最重要的是那些能够保障个人权利的制度。没有这些制度，也就没有人会积极地储蓄和投资。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则开门见山地指出：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也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所在。因为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它们建立了构成一个社会，或者更确切的说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
3、在发展政策上
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结构刚性和资本短缺的结构主义的自然主张是，利用国家的力量扭曲资源价格进行资本积累，组织对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平衡或有选择的大规模投资，以期借此走出贫困陷阱。新古典主义则认为，只要政府“使一切自由化，使一切私有化，然后呆在一边”，经济就能自然地得到发展。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有效率的制度系统。因为①制度通过确定明确的规则，增加了资源的可得性，提高了信息的透明度，因而减少了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降低了交易成本，从而促进了市场更好的运行；②制度通过明确界定产权，使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鼓励了创新和企业家的出现，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持续的动力；③制度通过建立社会活动的基本规则，扩大了人类在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领域的选择机会，从而进一步丰富了发展的内涵。
特定制度的出现与否取决于对它的需求和供给。D·菲尼认为，“对制度安排变化的需求，其基本上起源于这样一种认识：既然现有安排无法获得潜在的利益，行为者认识到，改变现有安排，他们能够获得潜在的原有制度下所得不到的利益。”而“制度变化的供给，取决于政治秩序提供的新的安排的能力和意愿。”[2](p138)而弗农·拉坦则进一步阐明了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的互动关系：经济增长一方面产生潜在的增长利润，这是对制度变迁的需求方面；另一方面，经济增长也促进了社会科学、组织行为等方面的知识进步，这构成了制度变迁的供给方面。两方面综合导致了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发生。可见，拉坦式的制度变迁完全是一种市场行为。鉴于制度的公共物品特性，林毅夫认为，如果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新制度安排的唯一来源的话，那么一个社会中制度安排的供给将少于社会最优。所以，由政府推行强制性制度变迁是必要的。但是公共选择理论和“诺斯悖论”却向我们昭示：政府一方面可能通过安排激励系统来刺激经济增长，但另一方面又可能因为统治者的偏好、意识形态刚性、官僚政治等因素而导致政府维持低效率的制度安排。有鉴于此，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在促进发展上，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重于一切。而有效率制度安排的出现要依靠政府和社会的共同作用，特别是对政府要施加严格的限制，即建立一个受限政府。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破除了结构主义“政府万能”和新古典主义“市场万能”的幻想，为发展经济学的政策研究和取向提供了更为现实的视角。
总之，无论是在方法论上，还是从理论本身涵盖的内容来讲，新制度经济学都汲取了结构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诸多积极因素，并在自己的框架内进行了富有启发意义的整合，并在此基础上有所深化，充分反映了发展经济学微观实证化，内部各学派之间融合的发展潮流。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分析方法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的地位日高，可能是发展经济学真正的复兴之路。
三、发展经济学中制度分析方法面临的挑战与今后的趋势
新制度经济学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内对发展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让研究经济发展理论的学者们刮目相看的同时，其自身也因为尚处于成长阶段而又有诸多不足。不可否认,制度是一个涵盖面广、内容极为丰富复杂的范畴，对它的分析早已超越了主流经济学的传统研究领域。与之相适应，有关将制度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相结合的文献还显得驳杂和凌乱，不仅诸如制度、交易成本等一些核心概念尚无统一定义，而且缺乏一个公认的严谨逻辑体系，模型化也不够。在逻辑实证主义依然是检验经济理论必不可少的主流方法的现在，其主要概念的可计量性差，取得数据的困难，也严重阻碍了对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作更为精确和深入地研究，妨碍了其在政策研究领域的定量运用。对发展经济学来说，将制度经济学整合进来还需进行大量的概念梳理、框架建构和模型化的工作。
同时，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抨击新古典是“无制度”分析的制度主义，其本身对制度的内生化也是不完全的。比如，张五常在充分利用交易成本分析契约安排的选择时，就把立法机构的法律实施水平视为当然；V·奥斯特罗姆等人也是将发展中国家的体制作为外生变量来进行分析的。而且，市场本身也是一种制度。但新制度经济学并没有从理论上解释市场何以产生。科斯只是在市场存在的条件下研究了企业的起源；威廉姆森也是将“市场存在”的假定作为其分析的初始条件。20世纪80-90年代，大量的发展中国家从计划到市场，迫切需要一个培育市场的理论作为指导，面对这一情况，制度分析至今没有提供令人满意的答案。对于以上的问题，以杨小凯为代表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做出了一些探索性的贡献。
另一个重大的挑战，正如V·奥斯特罗姆等所承认的，是“如何理解人类社会中秩序的本质和建立”。因为“它要求学者及有关职业人士选择使自己能够探索他人在不同的人类社会中所创造的制度安排格局。解决这个难题往往是我们陷入不正当的文化种族中心主义，……相对生活在欠发达社会中的人，生活在发达社会中的人易于表现出强烈的优越感，如果不是傲慢的话……”[2](pp.334-335)比如，在当今新制度经济学与发展经学融合较好的代表作《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中就表现得非常明显：钱堂冯实际上认为美国式的多元化民主制是最理想的政治制度；V·奥斯特罗姆等人也或多或少地认为，只有在西方式的政治制度、市场制度下，经济才能持续发展。对于今后的制度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的结合而言，如果不能真正做到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出发，考察这些国家的经济与非经济的因素对制度安排的要求和影响，也必将行而不远。
20世纪80年代勃兴的新制度主义分析方法，已经对发展经济学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正如阿罗所说，“新制度经济学运动”主要并不限于对经济学的传统问题给出答案。相反的，他还回答了新问题，即经济制度为什么以这种而不是那种方式出现；它与经济史相融合，带来了比传统理论更加犀利的“本原经济”的分析。诺斯也说：“我们对制度的严肃研究还只是一个开端。这一研究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可能对所有这些问题永远不会有一个明确的答复，但我们可以做得更好。”[3](p.36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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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3]谭崇台.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
[4]陈宗胜.发展经济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之间并无直接联系。克鲁格曼确实在国际金融领域做出了一定贡献,尤其是提出了著名的汇率目标区理论,但他获奖的直接原因是其在20世纪中后期兴起的“新经济学”研究浪潮中所起到的推波助澜作用。
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1977)所创建的收益递增-不完全竞争模型为基础,出现了一系列具有突破性理论贡献的新经济学研究浪潮。在克鲁格曼看来,这一系列新经济学研究浪潮可分为四大阶段:第一次浪潮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所出现的新产业组织理论,构建了分析产业组织与结构的收益递增—不完全竞争模型。第二次浪潮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所出现的新贸易理论,构建了收益递增情形下的国际贸易理论模型。第三次浪潮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出现的新增长理论,构建了收益递增情形下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第四次浪潮则是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所出现的新经济地理学,试图根据收益递增—不完全竞争模型对经济的空间结构做出新的解释。克鲁格曼本人既是新贸易理论的主要缔造者,又是新经济地理学的重要领军人物。
克鲁格曼对经济学的突破性理论贡献之一是创建了新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有别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之处,在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建立在李嘉图比较优势原理基础之上,新贸易理论则建立在规模经济基础之上。按照比较优势原理,在国际贸易中,各国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因此,贸易应在资源禀赋差异最大的国家间发生,例如发达国家出口工业品而欠发达国家出口农产品。然而自二战以来,贸易中增长最快的部分却并不是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而是在要素禀赋极为相似的先进工业化国家之间。同时,大量的贸易不是在不同行业之间发生,而是发生在同类产品内部,导致一个国家可能既出口汽车也进口汽车。这些事实对传统贸易理论构成了严峻挑战。
克鲁格曼在《收益递增、垄断竞争与国际贸易》(1979)、《规模经济、产品差异与贸易格局(1980年)等论文中所提出的规模经济理论是对李嘉图传统的背离。该理论认为,即使在不存在比较优势的情况下,规模经济本身也可以是产生贸易的原因。尤其是产业内贸易使得专业化与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并进而导致更低的价格和更大程度的商品多样化。虽然历史上也曾有经济学家认识到规模经济是导致贸易发生的原因之一,但他们没有将这种思想模型化并做出合乎逻辑的推论。克鲁格曼的成功之处就在于把迪克西特—斯蒂恪利茨所构建的收益递增—不完全竞争模型拓展应用于具有可分性产品的国际贸易领域,从而构建了一个不仅是全新的,而且是综合了传统观点的新贸易理论模型。
克鲁格曼认为,新贸易理论模型为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政策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因为,当交换基础是各种要素的禀赋差异时,开放贸易会有损于双方中某一方的利益;但如果交换是以规模收入递增为基础,贸易开放就会对双方均有利。
克鲁格曼的另一突破性理论贡献是多年来致力于经济地理学的复兴研究,创建了新经济地理学这一新兴学科。他最早对新经济地理学思想进行的系统阐述见于1991年发表的《收益递增与经济地理》这一论文中,并在随后发表的一系列相关论著中进行了深入探讨。克鲁格曼认为,以前主流经济学由于缺乏分析“规模经济”与“不完全竞争”的工具,导致空间问题长期被排斥在外,现在,由于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等分析工具的发展,可望将空间问题纳入到主流经济学的范畴。
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学主要研究报酬递增规律如何影响产业的空间集聚,即市场和地理之间的相互联系上。他的基本观点是,规模经济与下降的运输成本相结合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在城市,以及为什么相似的经济活动集聚在相同区位。克鲁格曼曾运用“中心—”模型分析一国内部产业集聚的形成原因。在该模型中,处于中心的是制造业地区,是农业地区,区位因素取决于规模经济和运输成本的相互影响。假设工业生产具有报酬递增的特点,而农业生产的规模报酬不变,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业生产活动将趋向于空间集聚。
克鲁格曼还通过重新诠释马歇尔关于外部经济性的观点进一步论述了产业集聚的形成过程。在他看来,产业地方化现象产生于基本要素、中间投入品和技术的使用等供应方面的外部经济性,具体而言分别是:1、劳动力市场的“蓄水池”效应。即来自同一地方、同一行业的许多企业的聚集能集中越来越多的技术工人,帮助企业克服种种不确定性。2、中间投入品效应。一种产业长期集聚于一地可以吸引许多提供特定投入和专业化服务的供应商,使之逐渐成为地区的生产中心。3、技术“外溢”效应。新技术、新产品和新工艺的信息在地区内部更易流动和获得,因而聚集在一个地区内的企业更易获得正的外部性效应。
主管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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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本：16开
国际刊号：1007-1660
国内刊号：43-1118/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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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他们不仅利用著书立说、教书育人等传统传播学说的途径，并且更多的人走上了政治家们为他们提供的讲坛。议会、政府机构、咨询公司都看到经济学家活跃的身影。
早在五、六十年前，英国人凯恩斯在其学术思想被世人逐步接受时就开始积极参与政治。作为英国的代表，他参与了战后多次重要的国际经济会议。在一定程度上说，是他构建了延存至今的国际经济组织及体系。尽管凯恩斯早已作古，他的学术思想也被后人批得体无完肤，但体现他学术思想的国际经济组织及体系依然在运作。他的后来人越来越积极地参与政治。在此次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一些国际金融界的风云人物或多或少均有过参政经历。克鲁格曼30岁就成为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成员；萨克斯担任了许多国家政府的经济顾问；斯蒂格里茨刚卸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又接过了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的重任；费舍尔如今坐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第二把交椅——IMF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格林斯潘掌握着美国经济的命脉；索罗斯虽然称不上是完全意义的经济学家，但他以教育家的身份在东欧开办的经济学府正发挥着商人不能发挥的作用。
经济学家在政治上日益发挥重要作用的原因不仅是经济学家逐渐产生的政治取向意识，更重要的原因是政治舞台上的主角——政治家对经济学家的热情邀请。
现实生活中的经济问题决定着政治家们的命运，而对经济问题的把握，经济学家肯定优于政治家，于是政治家们就乐于让出一些权力，让出一些位置给经济学家。对经济学家来说，或许权力对他们并无太大的诱惑力，真正吸引他们的是获得政治家的认同，及提供给他们实践其经济理论的一次最佳机会。尤其是执政政治家的邀请代表着经济学家的理论被扶为正统。政治家对经济的重视，对经济学家的依赖从政府机构设置的变化趋势也能清晰地看出。以美国为例，1946年成立了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直接隶属于总统，由总统任命，直接受总统领导。其主要职责是：评估、检查和鉴定政府的经济计划的政策，预测未来经济发展的趋势，向总统提出咨询意见和建议，起草总统向国会提交的年度经济报告。克林顿1993年当选美国总统后为振兴美国经济又新设立了国家经济委员会。委员会成员都是资深的经济事务专家或学者。与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相比，国家经济委员会的地位更高，是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平行的机构。美国前财政部长鲁宾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克林顿对经济的重视也是美国经济持续增长，在世界经济中一支独秀的主要原因。这也帮助克林顿维持了相对较高的民意支持率并渡过重重难关。
政治家力邀经济学家加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与政治家相比，经济学家能够具备良好的声誉。作个简单的测试，如果一届政府都由经济学家组成，肯定能获得更高的支持率，而且会赢得“清白”的好名声。政治家们正是看准了这一点，每每在一届政府中一两个不重要职位上安插一两位经济学家背景的专业人士，以起到“净化”政府的作用。但随着经济学家的频频入阁，并没有改变以往令选民厌倦的政治氛围，反而引发了人们的怀疑：经济学家参与政治会不会依附于某些权贵而失其客观的本性？这种担心是很必要的。经济学家为某些政治势力和经济利益集团出乎寻常的摇旗呐喊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当经济学家一被“政治化”后，那么他就不应被当作经济学家来看待了。现任美国财长劳伦斯·萨默斯在1993年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时曾多次强调，在解除金融管制方面必须谨慎从事。但当其成为鲁宾的副手时则成为主张金融自由化、全球化的坚定捍卫者。在两者的默契合作下，美国把其在国际金融领域的主张完全贯彻到其外交政策中去，打开了一个个国家的金融服务市场。在鲁宾辞职后，萨默斯顺理成章地成为美国新一任财政部长。
应该承认，经济学家随角色的转变而转变观点有时是不得已的，履任前雄心勃勃的计划一旦身处困难成堆的现场不得不作改变。有些改变对经济学家来说是收获，因为在经济理论的圈子里，经济学家们往往容易想当然。斯坦曾用一句十分精确的话来概括里根政府在野与执政时经济政策主张的巨大反差：“激进的保守主义革命是非执政的保守主义者的梦想，而不是执政的保守主义者的实践。”事实上，的确有一些主张新古典的经济学者满怀信心地到政府就职，最初放松管制的计划末了不仅未实现反而加强了政府对经济的管制。相比之下，新古典经济学派的掌门人理性预期学说的创立者卢卡斯极为聪明，当记者问如果他被邀请担任政府经济顾问，他会怎么办？卢卡斯简单地回答：“我会辞职”。卢卡斯用自己的言行捍卫着他的学说，也省去了自相矛盾的麻烦。
政治与经济的结合，政治家与经济学家的结合，除了赋予经济学家参与政治的更曲折更丰富的生活外，还产生了贴有政治家标签的经济学。大危机后罗斯福实施的新政产生了罗斯福主义，之后几乎每个美国总统都拥有以自己名字命名的经济学。这代表了他们主政时主要经济观点及实施的经济政策。无论成功或失败，其都是一种经济学理论的实验。有趣的是，政治强人常能拥有令人难以忘怀的经济学。例如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里根主义与撒切尔主义。布什主义的内容现在留在人们脑海中的已廖廖无几了。还有一年多就要离职的克林顿虽然谈不上是政治强人，但在他执政时美国经济所取得的非凡成就，足以让克林顿主义占有一席之地。克林顿主义已经初具雏形，这就是人们热衷谈论的新经济。
经济与政治日益紧密地结合，会给经济学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有许多人发觉今天的经济变得越来越浮澡，越来越热衷于描述肤浅的表象而不是去探索问题的本质。尽管与凯恩斯时代相比，经济学论文中包涵有更多严谨的数理证明，但论证的对象却越来越偏离通货膨胀与失业这两大西方经济学中最为基本的问题。为数可观的论文把研究的重点投向了金融领域，而其中的相当比例又都在关注股市。飞涨的股市营造出形形关于繁荣经济的文章，而这些文章又帮助加热经济。反之，股价下跌，又涌现出加速股市崩溃的文章。这样的经济学不得不令人失望：他们是在寻找经济规律，还是无知地在干扰市场的信号。
经济学的另一发展趋势是其越来越追求的时尚性。经济学对经济现象的变化作出迅速的反应本无可厚非。但由于经济问题的多变及经济理论与经济现实天生存在的时滞，使得急于求成式的经济评论往往显得幼稚。因为，时尚是经常变换的，对时尚的过分追逐结果往往是被时尚所愚弄。时尚之间的转变不会给经济学研究留有足够空余的时间。想对经济时尚现象有深入的发掘，必须要能忍耐被时尚抛弃的痛苦。有些经济学者凭借他们对经济学的特殊感悟，经常对经济问题作出预测，这也是一种时尚。尽管经常能遇见经济家们的精确预测，但这些精确的预测背后是千百位经济学人所作的千万次预测。难怪时至今日，人们仍然拿经济学家作的预测开玩笑。因此，大多数的预测经济家在打赌，而不是在预测。输了可责怪某一经济因素的多变，赢了就确定了自己的权威地位。
二、不同视角下的当代世界经济与国际金融
两年前发生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不仅对新兴市场国家来说是个转折点，对当代经济学家来说亦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正如30年代危机造就了凯恩斯这位创经济学崭新思潮的一代宗师一样，当代经济学家的观点也将接受时间的考验。
鉴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联储及游资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所起的有争议的作用，作为其代言人的费舍尔、格林斯潘和索罗斯的观点往往易被人怀疑有某种利益支撑，故不易作出客观评论。本文仅对曾被认为当代凯恩斯的候选人中的克鲁格曼、萨克斯和斯蒂格里茨三位知名学者观察当今世界经济与世界金融的独特视角作一比较。（注：台湾《工商时报》1998年9月29日文“金融乱世，谁是当代凯恩斯”。）
当今西方宏观经济学界存在两大阵营：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与新凯恩斯主义学派。除斯蒂格里茨年青时就成为新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人物外，克鲁格曼和萨克斯没有轻易地选择他们在经济学领域的流派。但就他们的学术思想来看，克鲁格曼与萨克斯的观点明显是倾向新古典主义的。基本学术思想的定位不仅决定了他们的学术研究方向，甚至决定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处世哲学。
如果没有这次东南亚金融危机，相信克鲁格曼、萨克斯和斯蒂格里茨不会走到一起，也就不会产生有关国际金融方面的争论与分歧。众所周知，克鲁格曼与萨克斯是潜心研究国际贸易的著名学者，而斯蒂格里茨则在公共经济学领域独辟一径自立门户。他们在各自研究的领域中都涉及金融，克鲁格曼与萨克斯在汇率机制方面颇有建树，而斯蒂格里茨提出的信贷配给论旗帜鲜明地反对高利率的政策。但是，他们都没有完整地审视国际金融体制，全面考察国际金融问题的经历。新兴市场国家爆发的金融危机无疑赋予他们一次天赐良机。在他们的研究领域中，国际金融开始占据一席之地。然而，当仔细品味他们关于国际金融方面的论点时，我们能轻易地发现他们的论点暗含着原有学术研究的烙印。
在克鲁格曼、萨克斯和斯蒂格里茨迥异的研究视角之中存在强烈的地域性特点。克鲁格曼关心的是与美国贸易存在巨额顺差的亚洲国家，主要是东南亚与日本。萨克斯把他经济思想的实验基地放在了转型国家中。而斯蒂格里茨则有所不同，在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之前，斯蒂格里茨关心的是美国的经济问题，一度还是克林顿政府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在走出白宫跨入世行大门后，斯蒂格里茨的目光自然也从美国本土放远到整个世界。世界银行主要是与发展中国家打交道，所以斯蒂格里茨开始把研究重心向工作重心靠拢。不同的视角，使三位经济学家作出的经济对策有所不同。克鲁格曼凭借他对亚洲经济的了解作出了亚洲宏观基础产生病变的论断；萨克斯依其在休克疗法中市场频频出现的令人始料不及的冲突作出金融恐慌的判断；斯蒂格里茨则依据他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了解，告戒新兴市场国家：你们开放的步子迈得太大了，超前了。
由于他们对金融危机成因上的观点不同，人们当然不能奢求他们在金融危机对策上殊途同归。相比之下，斯蒂格里茨开的药方最可能被采用。这并不是因为斯蒂格里茨的药方怎么有效、怎么具体。恰恰相反，斯蒂格里茨的对策是很笼统的，着重在于让新兴市场国家领会其精神——改善政府对经济管理，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什么是有所为？哪些是有所不为？斯蒂格里茨并没有清楚地说明。但药方中体现的重视政府在经济中地位的思想容易被那些政府威信在金融危机中遭受打击的新兴市场国家所接受。萨克斯开的又是一剂猛药。以放任货币贬值为核心的主治药散发出的是人们熟悉的“药香”。萨克斯全然不顾患者的虚弱体质及水平，指望一幅药下去，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又能箭步如飞。尽管立刻实施的可能性较小，但萨克斯的药方还是能赢得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同的肯定。汇率的浮动就目前看来仍是一个不可改变的趋势。只不过新兴市场国家在接到药方后会自作主张地在药方上任意添加和删减。在三位医生开具的药方中最被冷落的就要数克鲁格曼了。药方正如它的主人一样两面不讨好。克鲁格曼在药方开头的病因猛批了病人“生活不检点”，自然引来众多病人群起而攻之。末了开具的“保守疗法”实施外汇管制——尽管能赢得病人的一丝好感，却会引来制药商——发达国家的反对。显然，实施外汇管制与发达国家一直以来主张的全球金融自由化的初衷背道而驰。克鲁格曼是勇敢的，由于他不惧压力坚持不懈地对居于正统的经济理论提出强有力的挑战，引来人们对问题的更广泛更深入的反思。
克鲁格曼、萨克斯、斯蒂格里茨三人具有代表性的危机观点也许都是对的，因为他们从各自的视角对危机的表象作了真实而形象的描述；也许这些观点是错的，因为他们的分歧告诉我们谁也没有深入对危机的本质做出分析。他们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我们也不必急于做出判断，作出选择，正如《时代》周刊引用非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的一句话：“我们现在都是凯恩斯主义者”，（注：TimesWeekly,December31,1965.）而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赫伯特·斯坦对此话作了精确解释：“当人人都从凯恩斯的说教中汲取某些有价值的东西时，就无人再相信它了。”因此，我们不必问自己：“我该相信谁呢？”
三、在政治中游离的经济学家
经济学家为了其经济理论的实践而走近政治，但无论如何努力，经济学家也不会走进政治权力的核心。经济学家对其经济理论虽然有迫切付诸实践的愿望，然而他们是处于被挑选的地位。选择权掌握在政治家手中。既便经济学家“有幸”入阁，发挥的多是顾问的作用；而在政策实施中，经济学家带来的经济理论往往也会因政治家出于某种利益考虑而被改得面目全非。用“游离”来形容经济学家与政治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并不是很精确的。因为囿身于政治的经济学家并没有游离的那份自由。
著名经济学家中克鲁格曼是唯一一位没在政府或国际经济组织中谋得高位的人。他仅在30岁时在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工作过一段时间。他曾被许多人推荐作为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人选。但是他说：“我的性格决定我不适合担此职务。因为他要求你会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对别人的愚蠢言行能三缄其口。”据美《新闻周刊》杂志透露，克鲁格曼的直率坦言是克林顿政府不想提供其职位的原因（注：Newsweek,March4,1996,PP40～41.）。直率坦言在经济学界怎么能算一个毛病？但对政治家们来说此性格是一大忌。经济学家的性格在许多方面与政治是不相容的。经济学家如果把办事认真治学严谨的态度搬到政界，他一定会到处碰壁。但如果经济学家学会了政治家做事灵活，善于变通的本领，经济理论中还有哪一点分歧不可调和？经济学家特有的性格特征决定了他们与周围政治环境的格格不入。除了极少数左右逢源的所谓经济学家外，大多数参与政治的经济学家只有短暂的政治经历。对权力的迷恋与对真理的追求成为经济学家与政治家之间一条明显的分水岭。也基于这一点，克林顿新成立了国家经济委员会。与原有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相比，前者成为制定经济政策的核心。两机构人员的组成也存在显而易见的差别。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组成成员都是享有一定声誉的知名经济学家，而国家经济委员会成员多是具有经济学者背景的律师。客观来看，这种机构变动和职能剥离，无论对政府还是对经济学家来说都是有好处的。政府能使得经济政策从制定到执行变得更为高效，经济学家则进一步明确了经济顾问的身份，省去了在经济与政治间做取舍的烦恼。
时间是困扰经济学家涉足政治的一个因素。担当政府的经济顾问意味着将完成政府布置的解决现实经济问题的一个个命题作文，无论经济学家是否擅长于此，提交一份满意的答案是颇化功夫的。毕竟经济学家进入政府的目的不是为了涉猎广泛的经济领域，掌握第一手的经济资料，而是通过政府工作的经历对其原本的经济研究提供深入真实的素材。面对如何把有限的时间在个人研究领域与政策顾问研究间分配的现实问题，经济学家难以通过无差异曲线与预算线分析得出最优解。
年青一代的经济学家似乎越来越难摆脱权力对他们的透惑。他们对自己能左右经济及尚陌生的政治充满信心，他们相信自己能比凯恩斯做得更好。但不应忘记的是凯恩斯身处特殊的的时代——从大危机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同样不应忘记的是凯恩斯曾用他的经济理论挽救了全球经济，影响了两代经济学人。反观今天的经济学人他们具有什么？曾有经济学家回答过这个问题：“时代在变，经济学在变，政治也在变。”意思是说今天的经济学与政治学变得不再有鸿沟了。不错，我们知道经济与政治都在改变，但却不知经济与政治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这恰恰正是留给经济学家与政治家各自的作业。实事求是地说，在经济学与政治领域同时取得成就而又不失经济学家本性的经济学家实属凤毛麟角。或许诱惑就来源于此。
此外，经济学家研究问题的方式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传统的经济学研究都是通过论文这一纸上谈兵的形式。今天的经济学家开始关注实践。“经济学家容易接受这么一个观点：直接影响改革比写论文更重要。”（注：PaulKrugman,"HowIwork"TheAmericanEconomist1993.）面对经济学研究产生转变，经济学家变得更为矛盾。连一向认为自己不入政治流的克鲁格曼也是如此，“我宁愿写些高质量的论文而不是追求一个拥有实权的职位。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将拒绝一个送上门来的机会。”（注：PaulKrugman,"HowIwork"TheAmericanEconomist1993.）
与经济学家艰难地与政治结合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经济学家平民化。如今的老百姓热衷谈论与自己生活息息相关的经济，无论宏观还是微观。这为经济学的普及提供了千截难逢的契机。尽管就目前看，大多数老百姓关心的经济问题都是经济的表象，老百姓懂得的也仅是基本的经济理论，但已有一些经济学家用浅显的文字而不是深奥的数学模型把经济学领域争论的前沿问题介绍给大众。这种尝试是十分有益的。
同时，经济学家对传播媒介的利用也越来越娴熟，上述提及的表述平民化就是极好的例证。我们能经常从时事新闻类的报刊中找到一些对经济学家的专访或这些经济学家短小精悍的文章。今天经济学家出现在流行媒介的频率远大于出现在学术刊物上的频率。当经济学家出现在报刊，为政府政策击鼓助阵或向政府政策展开猛攻时，经济学家的自由性发
一、引言
我国经济与发达国家经济的主要区别在于我国农业人口占据比例极大，自古以来都是以农业为基础的国家。由很大的农业劳动人口基数，极为不平衡的东西部经济发展以及不合理的人口密度分布，造成农业劳动力力转移规模大，对中国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农业劳动力转移自然而然地与中国的经济增长、通货膨胀的短期波动以及区域文化的传播形成了紧密的联系。然而中国经济的这些特点尚未体现在以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为背景依托的当代宏观经济学中。因此，以中国乃至世界上大多数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经济为背景的马克思宏观经济学的中心概念转变为农业劳动力转移率。
二、宏观经济学简述
我们所谓的宏观经济学即从古典西方宏观经济学一直演变与发展至今的诸多流派的各种经济学理论混合与杂糅的宏观经济学。但其终极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更好地造福全人类。是人类不断探索自然规律与社会发展规律的结晶。基于当代中国的基本国情及其政治体制所特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因此其经济框架及其的发展战略必然有别于当代欧美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由此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理论与当代中国基本国情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宏观经济体系。
三、宏观经济学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
（一）马克思宏观经济学与中国国情的结合。
劳动力转移率相当于我国农业劳动力比重下降的瞬时速度，其冲击作用极强，对国家经济造成的短时期的影响也最为显著； 中国背景的宏观经济学要解决的的最主要的问题是缓冲瞬时速度，致使让其对市场经济的冲击作用减小，实现经济软着陆；对各时态瞬时速度实现最大化的均衡。我国社会主义再生产采取的是以商品形式为依托的社会化大生产，因此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时所揭示的如何去实现宏观经济均衡的条件和规律，同样也为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其社会主义特色经济体制过程中合理构建经济增长动力提供了理论基础。尤其在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取得了一系列举世瞩目的成就，这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投资、出口和消费的拉动作用。但究其根本而言，仍要归功于对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理论的熟练掌握与和利运用上在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中，正是有宏观调控这条看不见的纽带来协调三者之间的关系，从而使得我国经济能够在低水平的前提下每年保持以不低于7%增长速度快速崛起。宏观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证。其中，投资在我国经济增长动力系统中一直稳居比重之首，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不可替代的推动力。然而与之相比较，消费在拉动经济增长的要素中，始终没有发挥出其应有的主导作用，从一方面来说是由中国传统的消费观念所左右的，但究其最根本的原因，是以贫穷且在中国占绝大多数比重的以农民为代表的中低收入人群的生活现状以及中西部落后的发展所决定的。
（二）马克思宏观经济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影响。
自1993年我国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出现经济运行过热和通货膨胀到1997年实现经济发展"软着陆”。从1997年到2003年的经济发展周期中我们也不难看出，次次经济周期经历了由亚洲金融危机导致的在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到国家通过宏观调控逐渐克服了通货紧缩，实现新一轮经济较快增长的发展历程。自2003年下半年到2008年上半年的经济发展周期，在这个周期内，我国在面对各种突发自然灾害的同时能够快速高效的消除2003年以来粮食生产滑坡、投资出现过快增长、滥用耕地现象突出、煤电油运全面紧张、国外市场萎靡、进出口贸易赤字不断增大等不健康、不稳定因素，仍然能够保持经济平稳、有序地运行。最近的一轮周期开始于2008年下半年，我国经济发展经受住了着全球金融危机严峻的考验。
四、未来中国经济的展望
马克思宏观经济思想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行规律、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灭亡的历史过程，而且在马克思宏观经济思想中所包含的丰富的有关现代宏观经济运行基本原理及其规律对指导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今天我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来研究马克思宏观经济思想，在对马克思宏观经济思想进行历史定位，结合时代的发展以及现实中国基本国情统一互动的进程中对其当代价值及其未来趋向进行深入的研究与预测；因此，无论从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还是我国日后平稳长效的发展来看，坚持马克思宏观经济思想与中国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社会主义特色经济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经之路。
五、小结
着眼于当今国家经济市场的有序运行，宏观调控能够很好地抵御全球金融风险对我国经济发展造成的灾难性的影响，最大限度地保持了我国经济平稳较快的发展。鉴于此，我们要根据科学发展观统筹兼顾的要求，凭借马克思宏观经济理论为依据，以实现消费、投资与出口 “三驾马车”的有机结合，协调互补，相互促进和相互协调最终形成拉动经济增长动力系统的良性循环。
当代中国企业制度的战略选择
间接利率调控论
论市场营销中质量层次的高度化
论现代企业财务分析的多重作用
外商投资企业与私营企业劳工权益受损的经济分析
股票市场专家操作空间的理论研究──股票投资委托专家操作的可行性
上海股市风险与收益定量分析
期货市场的均衡分析
企业可维持增长模型及其应用
俄罗斯国有企业私有化新阶段的政策调整
再论工资率与工作时间的变化关系──对贝克尔个人消费模型及其均衡条件的改进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1995年招收硕士研究生考试科目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新著介绍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新著介绍
“陈岱孙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会”发言摘登
中国公共资本与私人部门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自产底线与有限WTO区域——中国粮食安全模式选择
我国外汇储备增长与物价波动研究
国有商业银行效率的实证分析
“存差”现象的博弈分析
对我国证券市场ST公司预测的实证研究
上市公司治理结构探讨
存货计价先进先出法与后进先出法选择行为的实证研究
影响收益报告行为的因素:一次实验研究尝试
对“资本雇佣劳动”命题的反思
关于股份制性质的讨论HttP://
自行车黑市交易的经济学分析——概况、成因及治理
关于农业的产业化问题——辽宁省案例研究
发扬“史论见长”传统承载民族历史重任——《清实录》经济史资料整理出版学术研讨会发言
我国经济增长地区趋同性的短期性与长期性的实证分析
贸易、外国直接投资与汇率:一个简单的理论框架和基于VAR模型的动态分析
对金融机构信息披露制度有效性的研究
机构投资者参与的控制权竞争研究
理性定价、选择偏差与消费资本资产定价谜团——来自中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
上市公司控制权转移预测研究
股利所得税削减对权益资产价格的影响——以财税[2005]102为背景的事件研究
我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的有用性比较
品牌个性与消费者个性相关关系的实证研究
一、 旧经济转向新经济是生产方式的革命
20世纪末，美国等发达国家依靠其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科技的发展，进入了新经济时代，这个时代的特点和影响就如格林斯潘1999年所说：“我们称之为信息技术的新技术革命，已经开始改变我们处理事务和创造价值的方式，即使五年前我们也不易预见到这些。”
新经济是对信息经济、网络经济、数字化经济的概括。美国商务部1999年报告将数字经济概括为两个方面：电子商务和使电子商务成为可能的信息技术产业。这种经济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变化。其效应已经和正在显示出来。就如美国商务部报告所说，在这场“数字革命”中，因特网是基础设施，信息技术是先导技术，信息产业是带头和支柱产业，电子商务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在每个经济时代都有当时的新经济。由旧经济进入新经济总是以生产方式产生重大革命为基础的。生产工具是区别经济时代的标志。经济史显示，工业革命是由1712年发明的蒸汽机和1831年第一次开发的电力驱动的。其中蒸汽机使用使人力被自然力所代替，由此产生工厂制生产方式。产生电力后，发动机由于由电力推动使人力被电力所代替，传动装置由于由电网组成而将广大范围的生产纳入当时先进的生产体系和流程，创造更高的效率。
现代的新经济是由电脑和互联网驱动的。1946年世界上出现第1台可编程计算机，80年代计算速度更快，体积更小的个人电脑进入家庭和办公室，接下来出现的互联网通过高速通讯设施，在工厂、办公室将桌面计算能力联系在一起。人们通过互联网获得信息、发邮件、开展电子商务。这种现象就如美国经济事务商业部副部长ROBERT SHAPIRO所描述的：以数字为基础的新型的经济正在以我们意想不到的方式改变着我们周围的一切，改变着我们合作、单独工作、交流和联系、娱乐和消费的各个方面。
随着因特网在全球的快速发展，以数字为基础的新型经济正在对人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方式产生全新的革命，它不仅丰富了人们获取信息的途径，而且为企业内或企业间的信息交流提供了快捷而价廉的通信工具，还给工商企业和消费者之间的信息沟通提供新的渠道。网上教育、网上通信、网上新闻、网上交易、网上娱乐、等等正在成为人们经济活动的主要场所。
新经济反映生产方式的重大革命主要在以下方面：第一，如果说，以机器大工业为主要标志的生产方式是以自然力代替人力的话，新经济则是以电脑代替人脑。第二，互联网较电网有更高的传输速度更广的传输范围，尽管不能离开电网。第三，机器大工业以技术为基础，新经济则是以知识为基础，由此产生知识经济即以知识创新为基础的经济。较技术创新为基础的经济，新经济时代的知识、技术以及以此为基础的设备、产品更新速度大大加快。第四，旧经济的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是机器制造业，其他行业均是适应这种制造业的生产方式，新经济时代的主导和支柱产业则是以信息技术产业为代表的新兴的高科技产业，即以电子信息技术为领头的集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光电子技术、人工智能技术机电控制技术的高科技群。新经济并没有完全摒弃传统产业，新经济的生命力在于对传统经济的整合和改造，通过信息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渗透，很多传统产业部门一跃进入新经济阶段。
现在大家都在谈经济全球化。全球化有多种表现。但我们根据新经济发展的趋势可以断言，只有进入建立在信息技术和网络基础上的数字经济时代，才能真正实现经济全球化。就是说，网络经济是经济全球化的技术基础。企业不用漂洋过海就可以进行国际交易。信息的发展可能使得商务模式发生变革，使得一些中小企业能够参与全球竞争，使得一些跨国公司能够扩展它们的全球业务。过去只有大企业才可能跨国经营，现在中小企业借助网络同样可以进行跨国经营。
二、新经济时代的资本
在旧经济时代，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的要素是有形要素，起初是劳动，后来是资本，因而有劳动经济和资本经济之说。进入新经济时代后，经济增长的决定性要素转向知识和技术及人力资本，于是出现知识经济之说。
在新经济条件下，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的资本由有形的物质资本转向无形的知识资本和人力资本，这个结论将直接影响分配的方式。具体地说，在劳动经济条件下，劳动者对增长起支配作用，因此分配向劳动者倾斜，由于劳动者之间差别较小，因而在全社会收入差距较小。在资本经济条件下，资本（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起支配作用，因此分配向资本家倾斜，由于资本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全社会的收入差距拉大。而在知识经济条件下，知识资本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起支配作用，这样，作为知识资本和人力资本人格化的“知本家”将替代资本家成为财富创造的中心。在旧经济中是资本雇佣劳动，知识和技术成为资本的生产力。而在新经济中这种雇佣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物质资本被知识资本所雇佣。现实中便是以知识和技术招资本，而不象旧经济中是以资本招技术。与此相应，收入分配明显向“知本家”倾斜，由于知识价值明显增大，因此收入差距扩大更为迅速。在信息产业就业的科技人员的收入可能明显高于其他行业。
新经济时代的重要特征是知识资本的价值已经和正在得到越来越高的评价。其主要制度安排在两个方面：一是技术商品化。在技术转让时科技成果应该得到科学的评估，以充分实现其价值。二是技术资本化。在企业的股权结构中在充分估价技术投入价值的基础上安排技术股，收入分配中充分实现投入的技术的价值。
人力资本即人的知识和技术的存量。人力资本投资也是知识创新的重要方面，也是技术进步的源头。美国商务部1999年报告也显示：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和迅速发展，信息技术人员的需求增加，而人才的培养又是一项长期的工程，短期内信息技术人才供给不能满足需求，特别是受过很好的信息技术教育的高水平的信息技术人才更为短缺。于是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信息技术人才开始进入全球市场，各国、各公司之间人才的争夺将更加激烈。信息技术人员的工资一再攀升，其工资额与其它行业的工作人员的差距在逐渐拉得更大。人力资本投资有三个方面：一是加大教育投入。在OECD国家，教育经费要占政府支出的12%，培训投入占GDP的2.5%.这应该成为加大教育投入的参照系。二是积极引进和留住人才。美国的硅谷就是依靠吸引全世界优秀的高素质人才。其中不仅包括高科技人才，也包括创业人才。如果说教育是长期投资的话，引进则是一种能在短期见效的短期投资。三是推进企业家知识化。这是发展高科技的主观条件。
与知识资本替代物质资本成为决定性的资本相适应，产权制度安排的内容也发生了变化。旧经济中的产权制度以物质财产的产权为主导。而在新经济中知识产权成为产权制度结构中的主导。其基本要求是保障知识和技术创新者的私人收益，使其发现新技术的成本得到补偿并能得到更高的收益。其目标是鼓励科技人员研究和开发高新技术的积极性。
三、经济持续增长的可能性
过去美国经济的周期性较为明显，过几年就会有一次大的波动。而且在一段时间中人们还作出经济周期时间越来越短的断言。而在现实中，美国自克林顿当政以来已连续9年左右的时间保持高增长低通胀低失业率的态势。经济学家在探究其中的奥秘时发现了新经济的某些特征。
最早提出新经济概念的美国《商业周刊》列举的新经济六大特征就对美国经济长期持续增长作了说明：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大幅度增长，公司经营利润大幅度增加，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双双降低，进出口额占GDP的比例上升，GDP增长中高科技的贡献率上升。
美国商务部的报告特别指出了互联网对经济持续增长的作用：“由互联网增长驱动的信息技术进步，也对创造这个比预期更健康的经济作出了贡献。”[1]其机制是由于互联网被广泛用于通信、教育、娱乐和媒体，并作为电子商务的工具，由此拉动互联网的迅速增长。互联网的增长又拉动信息产业部门的迅速增长，从而使信息产业部门成为拉动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其表现是：
由于互联网驱动的通信活动的发展，信息技术和信息服务产业在经济中的份额迅猛增长。信息技术产业一直以超过整个经济增长率1倍的速度增长，对信息技术的投资现在已占所有商务设备投资的45%。
在美国经济中信息技术产业份额1998年达到8%。其对全部经济的实际产值贡献达1/3之多。
从1998年到1999年全球网络用户增长55%，因特网主机增长46%，WEB服务器增长128%，新登记的WEB地址增长137%。
美国经济连续多年出现高增长，低失业率，同时通货膨胀率全面下降，根本原因在于信息技术产品价格下降及信息服务价格的下降。据美国商务部报告，在1993年和1997年信息技术产业价格逐年下降(分别是-2.4%,-2.6%,-4.9%,-7.0%,-7.5%，在其他产业价格逐年上升的同时，使总通货膨胀率由1993年的2.6%降到1.9。[2]
就持续保持高就业来说，主要说明因素是高科技可能和劳动密集型企业结合。过去的理论将技术进步与节约劳动相等同。就是说技术含量越高，使用的劳动越少。而在新经济中我们发现，恰恰是在网络部门、在信息部门劳动就业量是最高的。当然这里就业的劳动者具有较高知识含量。就像美国商务部报告所统计和预测的：1996-2006年信息技术应用业就业量占全国企业劳动人数的41%-44%，再加上信息技术产业就业数会达到50%。
过去对竞争力的主要说明因素是规模。一方面有规模边际收益递减的理论。新经济中网络使用规模的扩大却没有出现边际收益递减的效应，相反可能出现边际收益递增的效应。另一方面企业规模不再是企业竞争力的主要决定因素，依赖信息和网络的优势中小企业也可能有更强的竞争力。
以上分析表明，新经济提供了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可能：由于有信息产业的支持，经济周期可能会延长。进一步说，由于新经济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基础上，对有形资源的需求相对减少，因此经济可以在相当长的时期保持高速增长而不至于出现过热，出现高通胀的状况。
四、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交汇
新经济的另一个表述是知识经济。对知识经济一般的提法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这种表述没有准确界定新经济的特征，作为知识经济的特征性的表述应该是以知识创新为基础的经济。依靠知识创新，新知识新技术不断涌现，新知识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速度大大加快。
在新经济时代，建立在知识创新基础上的企业的成长期可能缩短，就象微软公司那样不过几年就一跃超过具有百年发展历史的福特和通用等制造业公司而成为世界首富，但是，由于科技进步的速度加快，这些高科技公司企业的衰退期也可能加快。[3]因此高科技部门和企业的创新要求特别紧迫。
就创新来说，有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两个概念。在这里区别知识创新与技术创新很有必要。科技进步的全过程包括三个环节：上游环节即知识创新环节；中游环节，即创新的知识孵化为新技术的环节；下游环节，即采用新技术的环节。技术创新主要是在中下游环节的创新；知识创新主要是在上游环节即知识创造领域的创新是技术创新的源。
在新经济条件下技术创新和知识创新有相互交汇的趋势。过去，技术创新的最终环节是将新技术应用于生产过程。在现代，技术创新的先导环节进一步延伸到科学向技术的转化过程。知识创新的环节过去主要限于科研机构和大学这样的知识创造和传播领域，现在之所以出现知识经济的概念，就是因为知识创新延伸到了科学知识转化为生产力的领域。这样高科技的孵化领域成为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交汇点。
在新经济时代，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速度成为竞争力的重要指标，与此相应，人们对发展高科技的创新机制的关注点，由关注技术的采用转向关注技术进步的源泉（知识的创造领域）及其转化。这就提出了加强大学、科研机构与产业部门的联合与合作、建立产学研紧密结合的机制的要求。就象美国的硅谷紧靠斯坦福大学一样。这里的关键是建立知识的创造和知识向生产力转化的上下游联系。一方面解决好大学和科学院研究课题的商业化价值问题，另一方面解决好企业敢于对高科技的研究进行风险投资问题。
在新经济条件下，知识和技术的创新与知识和技术的创业是相联系的。在许多场合，知识和技术转化为生产力是通过知识和技术的创业实现的。创业即将知识创新的成果通过创办科技企业途径孵化高新技术。创办科技企业普遍面临的问题，是进入该领域创业的往往是有技术缺资金，缺乏经营企业和市场运作的经验。这就提出了创业机制的创新问题，
在旧经济时代，创业主要靠资本(资金)，而在新经济时代，创业主要靠知识和技术。前者是以资金招技术，后者则是以知识和技术招资本(资金)。该领域的投资属于风险投资，当然高风险也可能有高收益。这就提出了对风险(创业)投资的需求。孵化高新技术要有足够的资金投入。在这方面政府投入必不可少，但是更为重要的是为之提供顺畅的风险投资（创业投资）渠道，也就是为有技术而缺资金的项目提供风险投资。在新经济中风险投资的供给也较为充分。在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条件下，一般利润率具有下降的趋势，由此使资本的最低限量提高，就使达不到限量的资本无力转向实体资本的领域，而进入信用和股票等风险领域。各种类型的基金如养老基金、保险基金等将这些小额的投资集中起来并进而成为风险基金的来源。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风险投资作为创业投资与其他投资，它所追求的不是在企业中获取股权收益，而是在股权交易中获利，因此为风险投资提供顺畅的退出机制，使投入高科技项目的资金在孵化出高新技术和企业后能退出来进入新的项目，保证风险投资的可持续。美国的纳斯达克股票市场（Nasdag）最为活跃就是新经济的重要反映。[4]
过去的理论特别青睐大企业。而在孵化高新技术方面最为有效而且成功的是小企业。其原因就是钱颖一所总结的两条：一是对创业者的激励能力，小企业更强；二是创新失败的风险约束，小企业更强。因此新经济条件下的创业机制以民营科技型小企业为基础，对科技人员办民营科技企业提供更为有效的鼓励政策和更为宽松的创业环境。例如：企业登记不以资金规模为门槛，科技园、创业中心都要为其提供必要的金融支持和经营企业的辅导。
五、电子商务和与产业创新
对信息产业和数字经济发展起主要推动作用的是电子商务。电子商务对经济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其本身的价值。在产业链中，正是由于电子商务的广泛应有，形成对信息技术产业的强大需求和拉动力。就是说电子商务成为信息产业和整个新经济的发动机。
电子商务对经济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它本身活动的价值。企业利用电子商务，通过提供更有用的信息，增加商业机会，发展新型服务，简化销售过程，降低成本等活动，能够取得竞争优势。同时，因特网也强化了价格约束机制，因为消费者能通过多种途径得到商品价格和有关信息。
电子商务在总体上还处于方兴未艾阶段。电子商务的规模与上网的人数相关。据美国商务部1999年报告，虽然无论从上网人数上，还是从上网人口所占的比例上，美国都具有绝对的优势，但是到目前为止，与全部经济相比，电子商务所占的份额还很小，全球到1999年5月还只有1。7亿人访问过因特网。即使在因特网最为普及的美国，作为零售业一部分的电子商务占其总额的比例还不到1%。这意味着新经济发展还有很大的潜力。
1、 旧经济转向新经济是出产方式的革命
二0世纪末，美国等发达国家依托其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科技的发展，进入了新经济时期，这个时期的特色以及影响就如格林斯潘一九九九年所说：“咱们称之为信息技术的新技术革命，已经经开始扭转咱们处理事务以及创造价值的方式，即便5年前咱们也不容易预感到这些。”
新经济是对于信息经济、网络经济、数字化经济的概括。美国商务部一九九九年讲演将数字经济概括为两个方面：电子商务以及使电子商务成为可能的信息技术产业。这类经济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变化。其效应已经经以及正在显示出来。就如美国商务部讲演所说，在这场“数字革命”中，因特网是基础设施，信息技术是先导技术，信息产业是带头以及支柱产业，电子商务是经济增长的发念头。
在每一个经济时期都有当时的新经济。由旧经济进入新经济老是以出产方式发生重大革命为基础的。出产工具是区分经济时期的标志。经济史显示，工业革命是由一七一二年发明的蒸汽机以及一八三一年第1次开发的电力驱动的。其中蒸汽机使用令人力被自然力所接替，由此发生工厂制出产方式。发生电力后，发念头因为由电力推进令人力被电力所接替，传动装置因为由电网组成而将泛博规模的出产纳入当时先进的出产体系以及流程，创造更高的效力。
现代的新经济是由电脑以及互联网驱动的。一九四六年世界上呈现第一台可编程计算机，八0年代计算速度更快，体积更小的个人电脑进入家庭以及办公室，接下来呈现的互联网通太高速通信设施，在工厂、办公室将桌面计算能力联络在1起。人们通过互联网取得信息、发邮件、展开电子商务。这类现象就如美国经济事务商业部副部长ROBERT SHAPIRO所描写的：以数字为基础的新型的经济正在以咱们意想不到的方式扭转着咱们周围的1切，扭转着咱们合作、单独工作、交换以及联络、文娱以及消费的方方面面。
跟着因特网在全世界的快速发展，以数字为基础的新型经济正在对于人们的工作、学习以及糊口方式发生全新的革命，它不但丰厚了人们获守信息的途径，而且为企业内或者企业间的信息交换提供了快捷而价廉的通讯工具，还给工商企业以及消费者之间的信息沟通提供新的渠道。网上教育、网上通讯、网上新闻、网上交易、网上文娱、等等正在成为人们经济流动的主要场所。
新经济反应出产方式的重大革命主要在下列方面：第1，如果说，以机器大工业为主要标志的出产方式是以自然力接替人力的话，新经济则是以电脑接替人脑。第2，互联网较电网有更高的传输速度更广的传输规模，虽然不能离开电网。第3，机器大工业以技术为基础，新经济则是以知识为基础，由此发生知识经济即以知识立异为基础的经济。较技术立异为基础的经济，新经济时期的知识、技术和以此为基础的装备、产品更新速度大大加快。第4，旧经济的主导产业以及支柱产业是机器制造业，其他行业均是适应这类制造业的出产方式，新经济时期的主导以及支柱产业则是以信息技术产业为代表的新兴的高科技产业，即以电子信息技术为领头的集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光电子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电机节制技术的高科技群。新经济并无完整摒弃传统产业，新经济的生命力在于对于传统经济的整合以及改造，通过信息技术对于传统产业的渗入，良多传统产业部门1跃进入新经济阶段。
现在大家都在谈经济全世界化。全世界化有多种表现。但咱们依据新经济发展的趋势可以断言，只有进入树立在信息技术以及网络基础上的数字经济时期，才能真正实现经济全世界化。就是说，网络经济是经济全世界化的技术基础。企业不用漂洋过海就能够进行国际交易。信息的发展可能使患上商务模式产生变革，使患上1些中小企业能够介入全世界竞争，使患上1些跨国公司能够扩大它们的全世界业务。过去只有大企业才可能跨国经营，现在中小企业借助网络一样可以进行跨国经营。
2、新经济时期的资本
在旧经济时期，对于经济增长起抉择性作用的要素是有形要素，起初是劳动，后来是资本，因此有劳动经济以及资本经济之说。进入新经济时期后，经济增长的抉择性要素转向知识以及技术及人力资本，于是呈现知识经济之说。
在新经济前提下，对于经济增长起抉择性作用的资本由有形的物资资本转向无形的知识资本以及人力资本，这个结论将直接影响分配的方式。具体地说，在劳动经济前提下，劳动者对于增长起安排作用，因而分配向劳动者歪斜，因为劳动者之间差别较小，因此在全社会收入差距较小。在资本经济前提下，资本（物资资本）对于经济增长起安排作用，因而分配向资本家歪斜，因为资本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全社会的收入差距拉大。而在知识经济前提下，知识资本以及人力资本对
于经济增长起安排作用，这样，作为知识资本以及人力资本人格化的“知本家”将替换资本家成为财富创造的中心。在旧经济中是资本雇佣劳动，知识以及技术成为资本的出产力。而在新经济中这类雇佣瓜葛产生了根本性变化。物资资本被知识资本所雇佣。现实中便是以知识以及技术招资本，而不象旧经济中是以资本招技术。与此相应，收入分配显明向“知本家”歪斜，因为知识价值显明增大，因而收入差距扩展更加迅速。在信息产业就业的科技人员的收入可能显明高于其他行业。 新经济时期的首要特征是知识资本的价值已经经以及正在患上到愈来愈高的评价。其主要轨制支配在两个方面：1是技术商品化。在技术转让时科技成果应当患上到科学的评估，以充沛实现其价值。2是技术资本化。在企业的股权结构中在充沛估价技术投入价值的基础上支配技术股，收入分配中充沛实现投入的技术的价值。
人力资本即人的知识以及技术的存量。人力资本投资也是知识立异的首要方面，也是技术进步的源头。美国商务部一九九九年讲演也显示：跟着信息技术的广泛利用以及迅速发展，信息技术人员的需求增添，而人材的培育又是1项长时间的工程，短时间内信息技术人材供给不能知足需求，尤其是受过很好的信息技术教育的高水平的信息技术人材更加短缺。于是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信息技术人材开始进入全世界市场，各国、各公司之间人材的争取将更为剧烈。信息技术人员的工资1再爬升，其工资额与其它行业的工作人员的差距在逐步拉患上更大。人力资本投资有3个方面：1是加大教育投入。在OECD国家，教育经费要占政府支出的一二%，培训投入占GDP的二.五%.这应当成为加大教育投入的参照系。2是踊跃引进以及留住人材。美国的硅谷就是依托吸引全球优秀的高素质人材。其中不但包含高科技人材，也包含创业人材。如果说教育是长时间投资的话，引进则是1种能在短时间奏效的短时间投资。3是推动企业家知识化。这是发展高科技的主观前提。
与知识资本替换物资资本成为抉择性的资本相适应，产权轨制支配的内容也产生了变化。旧经济中的产权轨制以物资财产的产权为主导。而在新经济中知识产权成为产权轨制结构中的主导。其基本请求是保障知识以及技术立异者的私人收益，使其发现新技术的本钱患上到补偿并能患上到更高的收益。其目标是激励科技人员钻研以及开发高新技术的踊跃性。
3、经济延续增长的可能性
过去美国经济的周期性较为显明，过几年就会有1次大的波动。而且在1段时间中人们还作出经济周期时间愈来愈短的断言。而在现实中，美国自克林顿当政以来已经连续九年摆布的时间维持高增长低通胀低失业率的态势。经济学家在探究其中的奥秘时发现了新经济的某些特征。
最先提出新经济概念的美国《商业周刊》罗列的新经济6大特征就对于美国经济长时间延续增长作了说明：实际国内出产总值大幅度增长，公司经营利润大幅度增添，失业率以及通货膨胀率双双降低，进出口额占GDP的比例上升，GDP增长中高科技的贡献率上升。
美国商务部的讲演尤其指出了互联网对于经济延续增长的作用：“由互联网增长驱动的信息技术进步，也对于创造这个比预期更健康的经济作出了贡献。”[一]其机制是因为互联网被广泛用于通讯、教育、文娱以及媒体，并作为电子商务的工具，由此拉动互联网的迅速增长。互联网的增长又拉动信息产业部门的迅速增长，从而使信息产业部门成为拉动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其表现是：
因为互联网驱动的通讯流动的发展，信息技术以及信息服务产业在经济中的份额迅猛增长。信息技术产业1直以超过整个经济增长率一倍的速度增长，对于信息技术的投资现在已经占所有商务装备投资的四五%。
在美国经济中信息技术产业份额一九九八年到达八%。其对于全体经济的实际产值贡献达一/三之多。
从一九九八年到一九九九年全世界网络用户增长五五%，因特网主机增长四六%，WEB服务器增长一二八%，新登记的WEB地址增长一三七%。
美国经济连续多年呈现高增长，低失业率，同时通货膨胀率全面降落，根本缘由在于信息技术产品价格降落及信息服务价格的降落。据美国商务部讲演，在一九九三年以及一九九七年信息技术产业价格逐年降落(分别是⑵.四%,⑵.六%,⑷.九%,⑺.0%,⑺.五%，在其他产业价格逐年上升的同时，使总通货膨胀率由一九九三年的二.六%降到一.九。[二]
就延续维持高就业来讲，主要说明因素是高科技可能以及劳动密集型企业结合。过去的理论将技术进步与节俭劳动相等同。就是说技术含量越高，使用的劳动越少。而在新经济中咱们发现，偏偏是在网络部门、在信息部门劳动就业量是最高的。固然这里就业的劳动者拥有较高知识含量。就像美国商务部讲演所统计以及预测的：一九九六⑵00六年信息技术利用业就业量占全国企业劳动人数的四一%⑷四%，再加之信息技术产业就业数会到达五0%。
过去对于竞争力的主要说明因素是范围。1方面有范围边际收益递减的理论。新经济中网络使用范围的扩展却没有呈现边际收益递减的效应，相反可能呈现边际收益递增的效应。另外一方面企业范围再也不是企业竞争力的主要抉择因素，依赖信息以及网络的优势中小企业也可能有更强的竞争力。
以上分析表明，新经济提供了经济长时间延续增长的可能：因为有信息产业的支撑，经济周期可能会延长。进1步说，因为新经济树立在知识以及信息的基础上，对于有形资源的需求相对于减少，因而经济可以在至关长的时代维持高速增长而不至于呈现过热，呈现高通胀的状态。
4、知识立异以及技术立异的交汇
新经济的另外一个表述是知识经济。对于知识经济1般的提法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这类表述没有准确界定新经济的特征，作为知识经济的特征性的表述应当是以知识立异为基础的经济。依托知识立异，新知识新技术不断涌现，新知识转化为现实出产力的速度大大加快。
在新经济时期，树立在知识立异基础上的企业的成长时间可能缩短，就象微软公司那样无非几年就1跃超过拥有百年发展历史的福特以及通用等制造业公司而成为世界首富，然而，因为科技进步的速度加快，这些高科技公司企业的衰退期也可能加快。[三]因而高科技部门以及企业的立异请求尤其紧急。
就立异来讲，有知识立异以及技术立异两个概念。在这里区分知识立异与技术立异颇有必要。科技进步的全进程包含3个环节：上游环节即知识立异环节；中游环节，即立异的知识孵化为新技术的环节；下游环节，即采取新技术的环节。技术立异主要是在中下游环节的立异；知识立异主要是在上游环节即知识创造领域的立异是技术立异的源。
在新经济前提下技术立异以及知识立异有互相交汇的趋势。过去，技术立异的终究环节是将新技术利用于出产进程。在现代，技术立异的先导环节进1步延伸到科学向技术的转化进程。知识立异的环节过去主要限于科研机构以及大学这样的知识创造以及传布领域，现在之所以呈现知识经济的概念，就是由于知识立异延伸到了科学知识转化为出产力的领域。这样高科技的孵化领域成为知识立异以及技术立异的交汇点。
在新经济时期，科技转化为出产力的速度成为竞争力的首要指标，与此相应，人们对于发展高科技的立异机制的关注点，由关注技术的采取转向关注技术进步的源泉（知识的创造领域）及其转化。这就提出了加强大学、科研机构与产业部门的联合与合作、树立产学研紧密结合的机制的请求。就象美国的硅谷紧靠斯坦福大学1样。这里的症结是树立知识的创造以及知识向出产力转化的上下游联络。1方面解决好大学以及科学院钻研课题的商业化价值问题，另外一方面解决好企业勇于对于高科技的钻研进行风险投资问题。
在新经济前
提下，知识以及技术的立异与知识以及技术的创业是相联络的。在许多场合，知识以及技术转化为出产力是通过知识以及技术的创业实现的。创业行将知识立异的成果通过兴办科技企业途径孵化高新技术。兴办科技企业普遍面临的问题，是进入该领域创业的常常是有技术缺资金，缺少经营企业以及市场运作的经验。这就提出了创业机制的立异问题， 在旧经济时期，创业主要靠资本(资金)，而在新经济时期，创业主要靠知识以及技术。前者是以资金招技术，后者则是以知识以及技术招资本(资金)。该领域的投资属于风险投资，固然高风险也可能有高收益。这就提出了对于风险(创业)投资的需求。孵化高新技术要有足够的资金投入。在这方面政府投入必不可少，然而更加首要的是为之提供顺畅的风险投资（创业投资）渠道，也就是为有技术而缺资金的项目提供风险投资。在新经济中风险投资的供给也较为充沛。在社会劳动出产率提高的前提下，1般利润率拥有降落的趋势，由此使资本的最低限量提高，就使达不到限量的资本无力转向实体资本的领域，而进入信誉以及股票等风险领域。各种类型的基金如养老基金、保险基金等将这些小额的投资集中起来并进而成为风险基金的来源。尤其需要指出的是，风险投资作为创业投资与其他投资，它所寻求的不是在企业中获取股权收益，而是在股权交易中获利，因而为风险投资提供顺畅的退出机制，使投入高科技项目的资金在孵化出高新技术以及企业后能退出来进入新的项目，保证风险投资的可延续。美国的纳斯达克股票市场（Nasdag）最为活跃就是新经济的首要反应。[四]
过去的理论尤其青睐大企业。而在孵化高新技术方面最为有效而且胜利的是小企业。其缘由就是钱颖1所总结的两条：1是对于创业者的鼓励能力，小企业更强；2是立异失败的风险束缚，小企业更强。因而新经济前提下的创业机制以民营科技型小企业为基础，对于科技人员办民营科技企业提供更加有效的激励政策以及更加宽松的创业环境。例如：企业登记不以资金范围为门坎，科技园、创业中心都要为其提供必要的金融支撑以及经营企业的辅导。
5、电子商务以及与产业立异
对于信息产业以及数字经济发展起主要推进作用的是电子商务。电子商务对于经济的影响远远超越了其自身的价值。在产业链中，恰是因为电子商务的广泛应有，构成对于信息技术产业的强大需乞降拉动力。就是说电子商务成为信息产业以及整个新经济的发念头。
电子商务对于经济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它自身流动的价值。企业应用电子商务，通过提供更有用的信息，增添商业机会，发展新型服务，简化销售进程，降低本钱等流动，能够获得竞争优势。同时，因特网也强化了价格束缚机制，由于消费者能通过量种途径患上到商品价格以及有关信息。
电子商务在整体上还处于方兴未艾阶段。电子商务的范围与上网的人数相干。据美国商务部一九九九年讲演，尽管不管从上网人数上，仍是从上网人口所占的比例上，美国都拥有绝对于的优势，然而到目前为止，与全体经济相比，电子商务所占的份额还很小，全世界到一九九九年五月还只有一。七亿人走访过因特网。即便在因特网最为普及的美国，作为零售业1部份的电子商务占其总额的比例还不到一%。这象征着新经济发展还有很大的潜力。
从美国新经济中，咱们不但可以看到信息技术对于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而且可以看到美国各行业的信息技术投资给其出产率所带来的变化。从美国信息产业的发展及其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中，咱们可以大致肯定在新世纪所要进行的结构调剂以及产业立异的方向。哪一个国家能够在因特网上给予更多的注重，在信息技术的开发以及钻研上投入更多物力、人力以及财力，为电子商务的发展拓平道路，那个国家就可能在国际竞争中拥有垄断优势。
信息产业包含两大类：1是信息技术设备制造业，1是信息服务业。这些年来不但美国的信息产业自身的高速发展直接地对于美国经济增长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而且信息装备在信息产业以及其它产业广泛利用，大大提高了这些产业的出产效力，从而间接地对于美国的经济增长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恰是由于美国人从发展信息产业、增添信息技术投资中受了益，所以这两年美国人为了确保其在信息产业这个带头行业中的优势地位以及在信息技术钻研、开发以及利用上的绝对于领先，更为注重在信息产业以及信息技术的钻研上的投入。
发展信息产业也有个优先顺序问题。作为1个发展中国家，咱们国家的资金自身就很缺少，所以咱们1时不能像美国等1些发达国家那样投入那末多的资金到这个产业中，然而可以在信息产业当选择1些拥有比较优势的行业来加大投资，我国目前的短处在硬件，1方面我国的制造技术同国外相比，还相差甚远，短时间内难以遇上，另外一方面投资硬件需要良多的资金，而这又偏偏是咱们缺少的。软件产业却可能有比较优势。它是1个劳动密集型行业，同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不同的地方在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的体力型劳动者，而它需要的是受过优良教育的知识型劳动者，而在我国有着不少的受过优良教育的知识型劳动者，重点投资软件产业，可能取长补短加速咱们发展新经济的步伐。
新经济的产业特征是信息技术产业，决不象征着发展新经济就只是发展信息技术产业，严格地说是发展以信息技术产业领头的高科技产业。在经济全世界化的违景下，产业立异有国际标准。这就是国际合作组织（OECD）的标准：1方面，计算机、电子、通信、新材料、生物工程等新兴产业是知识经济时期拥有特征性意义的高科技产业。另外一方面是知识密集的服务部门发展无比迅速。新产业也有生命周期，据预测信息经济时期将会延续到二一世纪二0年代，接着将迎来生物经济时期。
主要参考文献： 美国商务部一九九八年讲演《显现中的数字经济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八。
>！< 美国商务部一九九九年讲演《显现中的数字经济二》南大出版社一九九九。
青木昌彦：《硅谷模式的信息与治理结构》，《经济社会体制比较》二000年第一期。
二000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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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美国商务部：《显现中的数字经济Ⅱ》第一页，南大出版社一九九九。
[二] 同上 第三页。
理性主义历来是传统经济学家坚守的阵地，然而由于传统经济学说在一些理论推理过程中所作的假设难以衡量，又与现实经济生活中的经济决策行为多有违背，因而备受质疑。特别是美国Baylor医学院的科学家所做的“百事可乐”品尝实验证实了“可口可乐”市场份额高的原因并不是出自“可口可乐”的口味偏好，而是受其品牌影响，这表明与味觉相关的低级认知功能被高级认知功能所取代[1]，从而进一步说明，应用传统的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是存在缺陷的，经济学领域尚有未知的“新大陆”有待人们去挖掘和探索。伴随着脑成像为代表的神经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和神经心理学研究手段的日益成熟，这片经济领域的“新大陆”很快成为学界和商界关注的热点，逐步被揭开其神秘的面纱。
深入探索神经经济学，挖掘大脑的经济决策机制，一方面可以促使经济学家重新认识经济学的核心经济理论，弥补经济学领域的空白，进一步拓展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另一方面可以将所得到的研究成果应用于商业推销、法庭博弈等实践活动，更好地为实践服务。
一、走出传统经济学的困境
传统经济学体系是建立在“理性经济人”假设和逻辑演绎方法论的基础之上的。它假定人是完全理性的经济动物，所作出的各项决策的终极目标是追求利益最大化。该理论经过上百年的延续仿佛已经成为经济学界的不二法则。然而，众多学者已经提出“人真的有那么理性吗?”经济生活中大量存在的“不理性”现象对经济学的完全理性原则形成挑战。一个有趣的实验表明，相比盛在大杯中的10盎司冰激凌，人们愿意为盛在小杯中的8盎司冰激凌支付更多的钱，原因仅仅是因为小杯盛满了。[2]此外，人们在作出经济决策时也不完全是利己主义的，很多情况下可能因为环境的影响以及互惠关系的作用作出“利他”的行为。凡此种种均表明经济学领域尚有未被人们完全弄清楚的“新大陆”。
在这样的背景下，神经经济学正是以其独特的视角、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以及实验手段实现了对人类经济行为的更好解释与预测。神经经济学试图为大脑复杂的决策过程探寻一种更加准确与完善的决策模型。它不仅为行为经济学的很多理论建立了神经学基础，而且发现了那些对决策有重要影响的却被忽视的生理学变量。
二、神经经济学研究方法
(一)脑电图技术
脑电图是最早引入神经经济学研究的一种技术，它将脑细胞生物电活动的电位作为纵轴，时间作为横轴，这样把头皮上的两点之间或头皮之间的电位差通过电子放大仪器放大并记录下来。脑电图作为一种常规检测手段有其自身的特点:首先，它具有实时性，可以直接监视大脑神经的活动;其次，它具有可得性，便于携带，方便实地检测;再次，它的造价成本相对低廉，可以支持较大范围和规模的实验。然而，由于它只记录头皮两点的电位差，因而它只能探测到大脑表面的部分活动[2]。
(二)功能磁共振成像技术
功能磁共振成像技术(FMRI)依靠追踪血液携氧变化而产生的磁性变化感应成像，图像能客观反映外界及心理因素刺激引起的大脑相应区域活动的变化，且具有无辐射无损伤的独特优势，已广泛应用于认知科学和心理学领域的研究。
美国著名的尼尔森市场调查公司将其作为市场研究的主要手段之一，同时它也是神经经济学领域研究的重要技术方法。[2]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技术作为一种先进的研究手段也有一定的弊端:首先，其造影造价昂贵，仪器十分复杂，对被试者的影响较大;其次，检测过程中血液流动与神经区域被激活存在一定的时间滞后性。然而，其最大的优势是空间延展性强，能够记录整个大脑和各个细分层面的神经区域活动情况。
(三)统计分析法
脑成像技术为统计学的发展提供了平台也带来了挑战。由于图像数据的特殊性，它需要经过预处理以消除噪音等瑕疵。
1. p值法。P值检验法在脑成像的早期应用较为广泛，其核心思想是对统计数据进行假设检验，运用P值对所得到的数据进行反复检验和修正。随着统计学的发展，目前也出现了对图像数据处理的新方法，比如Peltier使用自组织图来刻画神经网络。Mitchell也提出了将机器学习算法应用于FMRI数据集来对认知状态加以分类[3]。这些基于P值分析的新方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弱图像对比的频繁度，提高分析的有效性。
2. 时空序列法。在脑成像研究领域里，时空序列法是一项常用的技术。在FMRI中，先将每一个体素视为独立的单元应用到通用线性模型中，然后借助指数平滑法来统一数据形式，使之便于处理[3]。此外，也可以将通用线性模型扩展为聚合模型和混合模型等更为复杂的模型。有些技术试图根据通用线性模型的参数对数据间的关系进行建模。
三、神经经济学主要的研究课题
(一)效度计算在决策中的新发现
效度是经济学领域的核心概念。经济学家认为，人们会对可能的选择赋予效度，通过比较效度来做出最终抉择。然而，由于作出的选择所涉及的奖赏激励范围很广，因而对于如何计算效度仍是个未知数。尽管如此，借助FMRI，研究人员仍然得出了一些令人兴奋的结论:第一，不同类型的奖赏激励通常会增强公用神经结构的活性;第二，通过FMRI实验进一步证明了预期理论的核心观点，即效度是在通过对比绝对值与参照点的基础上加以计算的;第三，进一步解释了在经济决策中效度计算的跨期折现问题。研究表明，人的大脑至少有两套折现结构，一种是对即刻奖赏敏感的结构，另一种是对远期奖赏敏感的结构。[3]
(二)情感因素在决策中的作用
众所周知，情绪会影响一个人的决策。然而，由于对情绪进行定量计算并不容易，因而传统的经济学研究通常忽视其对决策的影响。有别于传统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开始关注情绪在决策中的作用。这其中研究的较为成熟的是后悔理论。研究人员发现，在内侧前额区、前扣带皮层和海马区，后悔程度的增加会强化这些区域的活性[4]。研究还表明，额叶皮层在协调后悔经历的过程中扮演着核心的角色。所以，预期情绪的能力对作出合理的决策是至关重要的。
(三)不确定性决策
根据各选项结果的概率是否可知，可以将不确定性决策分为风险决策和含糊决策。借助FMRI技术，研究人员发现个体在面临收益时厌恶风险，在面临损失时追求风险;而在含糊情境下，个体无论是面对收益还是面对损失都采取含糊规避。[4]Huettel等人在此基础上，创造性地将被试的主观经济偏好与相应的大脑神经活动相连。该实验要求被试者在每组博弈中作出选择，实验发现被试者的含糊偏好能够预测外侧前额叶皮质的活动，并且该区域的活动与个体行为冲动的临床测试负相关，这说明大脑此区域主要负责情境分析并且抑制冲动反应。有关风险与含糊情境下决策的神经机制正在进行深入的研究。
四、神经经济学发展遇到的阻碍
(一)技术水平方面阻碍
伴随着以脑成像为代表的神经实验技术的快速发展，科研人员已能够在较精确的范围内观测到神经反应。然而，用来进行这项研究的FMRI实验设备造价昂贵，很难做到使受试者在自然条件下接受实验。美国的调查显示，使用功能磁共振成像扫描获得动态图片，每人每小时收费1 000美元，而1个包含12名测试者的单项实验则需要花费5万美元;并且该设备难以移动，导致受试者只能在实验室中且是在受控的条件下接受测试，从而影响实验的客观性[4]。此外，由于人的神经活动是在刹那间完成的，即便使用高精密的探测仪器，也无法追踪神经反应轨迹。
(二)伦理道德方面阻碍
在神经经济学研究的日益深入及其应用价值日益显现的同时，也有不少人对这一研究的伦理性提出了质疑。很多人认为这种“读脑活动”会控制人们的决策行为，很大程度上侵犯了人们的隐私权，这使得神经营销学逐渐在消费伦理和企业道德的边缘徘徊。美国的消费者组织——商业警报则抗议使用神经科学的手段来解决营销问题，认为这是把商业引向病态:跨国公司企图控制人的购买决策行为[5]。此外，一些不法分子也可能会研发某种神经药物来操控人们的行为。随着神经经济学研究的愈加深入，技术愈加成熟，这些担忧也并非空穴来风。
(三)神经活动交互不确定性方面阻碍
人脑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层级决策机构，从结构和功能上可以分为大脑、小脑、脑干三部分。其中大脑又包括额叶、顶叶、枕叶和颜叶四部分，每一部分又可以继续分为更为具体的功能模块。然而，当面对某一外来刺激时，并非是某一或某几个功能模块起作用，而是各功能模块协同运作的结果。虽然研究人员可以通过检测脑区所收刺激的强度来作出判断，但这种客观性也是难以保证的。比如测试人员可能恰巧受到某些积极或消极情绪的影响，这种影响会极大地妨碍实验的客观性和检测的准确性。
五、神经经济学的未来应用前景
神经经济学在认知科学领域的应用产生了认知神经科学，它是神经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是对脑神经系统的智能活动过程进行实验研究和模拟研究。认知神经科学研究以两个基本观点为基础:第一，脑的结构与功能具有多层次性，而且大脑结构的多层次性导致了其功能的多层次性;第二，脑的结构是脑功能的基础，但结构与功能之间不存在简单的对应关系[5]。随着神经科学研究技术的迅速发展，已经可以对人类的心理感受和思维活动加以测量，从而使我们以一种新的视角理解人类的思想和行为。
(一)神经经济学在商业推销领域的应用
推销策略是否能吸引消费者的眼球是企业最为关心的问题。以广告设计公司为例，传统营销学主要借助小范围的宣传以及调查问卷的方式来探寻消费者的购买意愿，从而检验广告是否能达到预期效果。然而，由于存在消费者的主观偏差以及调查问卷中存在误差等因素，传统的营销学手段难以在深层面挖掘消费者购买决策的真实意愿。而神经营销学通过探索大脑不同区域对刺激的不同反应来调整广告刺激的设计方式。许多营销公司都在试图找到一种最好的广告陈述方式，从而使广告的产品或服务更加吸引人。英国营销机构Weapon7通过在广告中添加可视图像，促使大脑下意识地储存信息，使得广告信息存入客户大脑。可见，通过神经营销学可以高效准确地找到这种“情绪按钮”[6]。
(二)神经济学在金融投资领域中的应用
神经经济学能够为金融学提供神经学的理论基础，把人们的金融决策行为用神经学的观点加以分析运用，从而以更科学的方法对待和处理金融决策问题。在对金融决策过程的神经经济学的研究中，人们发现大脑的前额叶系统与金融决策有密切关系[7]。人们还可以利用神经科学研究金融市场上投资者的投资行为，了解证券市场信息以及投资者本身的情感状态如何驱动他们作出投资决策，从而设计出更加人性化、更具赢利性的市场投资模型。
(三)神经经济学在法庭博弈中的应用
人们在作出决策时通常要经历大脑的博弈过程，这也是神经经济学研究的热点问题。著名的博弈问题——囚徒困境所得到的决策结果已给传统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带来了巨大挑战。人们开始转换思维方式探索博弈论的内在机理，这其中神经经济学在法庭博弈中的应用是重要研究方向之一。更好地理解人类思考过程可以从两个方面帮助我们研究法律问题。第一，可以更好地预测法律制度对行为的影响，使我们能够更有效地构建法律制度;第二，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社会成员福利的含义，为制度决策提供依据[8]。神经经济学实验通过改变“法律”，使行为主体在几种不同的法律制度框架下作出选择，从而为更好地制定公共政策提供依据。
六、总结
神经经济学作为正在被探索和发现的“新大陆”日渐改变着人们对经济学的看法。以往传统的经济学是通过调查问卷、谈话采访等方式研究和预测人们的决策行为，主观性较强。而神经经济学则通过深入大脑来捕捉人们的潜意识，挖掘大脑决策的非理性因素。神经经济学是对经济学基础理论的有益补充，它将有助于解释许多传统理论无法解释的现象。
神经经济学作为一门边缘学科，它提供了一种崭新的研究方法，揭开了依靠实验研究经济学的新篇章。它在融汇传统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以实验经济学、实验心理学以及行为科学为指导，借助先进的神经学检测设备展开研究，从而将经济学导入实验研究的轨道上来。不过就目前来说，它的研究还是过多地侧重于大脑功能的研究，多学科融合的深度明显不足，其自身的理论框架还有待进一步建立完善。
在当前情况下，神经经济学只是对人们行为背后的神经学原理进行研究，但对利用这些原理来预测和指导人们行为则缺乏足够了解，这也受到了不少神经经济学反对者的批评。此外，神经经济学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受到了一些来自学界和伦理界的阻碍和质疑。然而其极强的应用价值和广泛的商业前景也预示着这块蕴藏科学价值和商业价值的“新大陆”必将为人们所探知。
参考文献:
[1]万迪昉，乔志林.神经经济学探析[J].外国经济与管理，2005，(9).
[2]朱琪，陈乐优.神经经济学和神经管理学的前沿[J].经济学家，2007，(4).
[3]马庆国，王小毅.认知神经科学、神经经济学和神经管理学[J].管理世界，2006，(10).
[4]汪蕾，林志萍，马庆国.神经经济学:经济决策研究的新视角[J].经济学家，2009，(3).
[5]余荣军，周晓林.神经经济学:打开经济行为背后的“黑箱”[J].科学通报，2007，(9).
一、 前言
随着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对能源的需求不断上升,大量化石能源的开发和使用,人为地增加了大自然的二氧化碳浓度,打乱了地球生态系统的平衡,导致全球变暖的温室现象。
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internation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会的第四份气候变化评估报告,在过去的100年(1906年~2005年)中,全球平均气温升高0.56℃~0.92℃,由于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等温室气体(ghg)造成的温室效应使全球平均地表气温上升了0.3℃~0.6℃;预计21世纪末,全球平均气温(与1980年~1999年相比)将继续升高l.8℃~4.0℃,平均地面温度可能会升高1.1℃~6.4℃(ipcc,2007),这种全球的气候变化将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一系列问题,包括冰川融化导致海平面的上升,干旱、洪水、飓风等极端气候现象和自然灾害频发,生态系统退化等。
由于人们无节制地排放所引起的气候变化引起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1979年,第一次世界气候大会上,气候变化首次作为一个引起国际社会关注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1988年,联合国建立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监测和报告全球气候变化。1997年,在日本京都由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制定的《京都议定书》(kyoto protocol),明确提出:“将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含量稳定在一个适当的水平,进而防止剧烈的气候改变对人类造成伤害”的目标。2007 年,制定了《巴厘岛路线图》。各国政府就碳排放问题制定了一系列的战略政策,并推进碳交易市场的发展。因此,本文认为有必要对低碳经济的一些经济学问题进行分析研究,为低碳经济的发展提供必要的经济学理论基础。
二、 低碳经济中的外部性(externality)及公共品性质
外部性往往是在缺乏相关交易的情况下,当社会成员(包括组织或个人)在从事经济活动时,其经济行为影响了他人的福利,却没得到相应补偿或承担相应义务的经济行为。sidgwick(1883)在研究灯塔问题时首次提出这个概念,灯塔之光可以为路过的船只提供方便,却很难向这些过路船只收费。低碳经济中存在着外部性,当一个国家积极植树造林,增加碳汇时,这就是正外部性(即外部经济);另一方面也存在着负的外部性,可以明显地表现为消费者或生产厂商向空气中排放温室效应气体(ghg)时,所产生的温室效应降低了整个社会的福利。英国的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nicolas stern曾指出:“不断加剧的温室效应将会严重影响全球经济发展,其严重程度不亚于世界大战和经济大萧条。要求世界各国必须从国内生产总值中拨出 1%,约合1 840亿英镑对抗全球变暖,否则全球经济将付出比治理这一问题高5倍~20倍的代价。世界每排放1吨二氧化碳,会造成至少85美元的破坏”(nicolas stern,2006)。这就是温室气体的排放所带来外部性的经济损失,就构成了社会总成本的一部分。
低碳经济中的外部性同样存在一些特性:首先,在低碳经济外部性产生前,是无法产生任何交易行为的。例如,企业排放温室气体前不会与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受害者进行讨论还价,以确定这种行为的产权形式或者交易方式,对于外部性的范围和补偿支付,双方当事人也没有在事前进行任何的谈判。第二,低碳经济中外部性存在产权的缺失,使事后的补偿和谈判存在困难。在外部性的情况下,每个人对自己的权利和责任的边界的界定是模糊或者至少不明确的(张维迎,2005),环境资源具有某种不可分割性,即任何个人都不可能排他地消费、生产环境资源以及附属污染物(marshall,1890)。因此,当企业将未经严格处理的废气排入空气时,企业所污染的空气是很难定义其产权,而这种产权的缺失却使排污者过度使用这些物品,不考虑其他人的公共权利。第三,存在个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不一致,或者是个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的不一致。产生负外部性的产业的产量,比社会最优状态下要高,而产生正外部性的产业的产量,比社会最优状态下要低(pigou,1920)。当存在外部经济时,边际社会收益高于边际个人收益,社会是最优产量高于产业最优产量,当植树造林产生的碳汇,所产生的社会收益会高于边际个人收益。在外部不经济时,存在边际社会成本高于边际私人成本,社会的最优产量低于产业的最优产量。低碳经济中存在的是外部的不经济,当汽车排出的废气污染了空气,这种危害形成的成本加上企业的成本就构成社会总成本,环境污染的边际社会成本将高于碳排放企业的边际个人成本。
低碳经济中的外部性属于多边的不可耗竭的外部性,这种不可耗竭的多边外部性具有公共品的特征。公共物品是相对于私人物品而言,在消费上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产品,低碳经济中的碳排放、碳汇、能源安全等都具有公共品的特性:第一,非排他性。在竞争性市场中,商品的使用具有竞争性,当一个经济主体对某种物品使用时会限制其他经济主体对该物品的使用,例如消费者购买了某件牙膏、衣服,其他消费者就不能使用其购买的物品。但是在低碳经济中温室气体的排放,植树造林产生的碳汇、能源安全都具有非排他性,即就是一个经济主体增加或减少对该物品的消费和使用不影响其他人对该物品的消费和使用,也不会使它的供给成本增加,第二,非竞争性。在竞争者性市场中,每增加一单位该商品的使用,将会增加其供给成本,无论消费购买的是衣服还是食品都会增加厂商的成本,边际成本不会是零。对于公共品在给定的生产水平下,提供额外产品的边际成本为零。例如,每增加一个人使用灯塔,不会再增加成本。清净的空气和能源的安全都具有非竞争性的特性。
由于公共品具有消费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可以认为公共品是外部性的一种特殊形式(baumol,1977),公共品不能仅仅依靠市场力量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非竞争性使配置资源的价格机制失去作用,例如,由于公共资源和环境的非排他性,任何人都可能会过度地使用公共的资源和清洁的环境,这就产生了“公地悲剧”(hardin,1968)。公共品也会使消费者产生“搭便车”的动机和行为,消费者的“搭便车”动机,即理性的个人有降低或隐瞒自己对集体消费品的偏好的动机,依靠分散决策的价格机制无法使集体消费品(公共品)的数量保持在最优水平,以价格为核心的市场机制无法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出现了“失灵”(萨缪尔森,1954)。因此,由于低碳经济中存在的外部性和公共品特性,这就很容易从经济学的角度解释为什么进入工业化社会以来,化石能源的排放引致了气候的变化这样的“公地悲剧”,而且由于“搭便车”动机存在,使减排的国际谈判往往陷入僵局,难以形成一致意见。要解决低碳经济的外部性和公共品特性所带来的不利后果,目前做法主要有政府的干预和产权交易。
在《斯特恩报告:气候变化的经济学》中提出应当把目标设定为将温室气体含量稳定在450ppm～550ppm二氧化碳当量的范围之内,如果目标高于上述范围,就会大幅度地增加带来严重危害的风险,当前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水平或存量相当于大约430ppm二氧化碳(nicholas stern,2006)。纯粹以市场的方式,不会产生社会的最优解,而且由于外部性的公共特性,对于每个消费者可能存在负效用,在任何一个讨价还讨解中,会存在免费搭便车的问题。因此,当前国际社会已普遍考虑碳交易和政府干预的混合解决办法,同时加强国际的合作与协调也是低碳经济中重要工作。
三、 低碳经济中的政府规制政策
政府管制是一种制度安排,是政府对经济行为的管理和干预。规制往往发生于以下情况,产生缺乏公平竞争、环境污染、消费者权益受到损害、投资者被期骗等一些不良产业行为,而且这样的不良产业行为不能被市场机制调整,即就是不能在市场的调整下实现帕累托的改进,当出现这些市场失灵现象时,政府就通过行政干预矫正这些行为,通过政策法规的执行,重新进行制度的安排。规制的过程也可以看作是消费者和厂商对规制政策及其后果所进行的讨价还价的博弈过程,政府这种对市场配置机制的干预会改变商品和服务的生产、消费和分配行为,甚至会影响市场供给与需求的?V衡,影响交易的特征和买卖双方的契约关系的条件。
由于低碳经济中存在的外部性和公共品特性,使得人们无节制地排放温室气体,导致的温室效应,这是一种市场失灵现象。而且这一现象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管制已不仅仅只是局限于一个国家内部各利益集团的博弈,而是全球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各国利益之间的博弈。当前政府的经济与干预主要包括:一是政府管制。政府管制大都包括一些激励性的规制政府:规定限额、技术标准、转移支付的补贴等,其也还有处罚、命令等一些强制性的规制方法。例如,欧盟在能源、水泥、造纸、钢铁、电力等行业执行二氧化碳的限排制度,规定这些行业二氧化碳的排放限额,超过限额的企业进行罚款,英国还实施可再生能源配额证策;美国针对供电商实行可再生能源发电配额制(rps);日本对高耗能企业制定严格的能耗标准。我国目前的减排政策也主要集中在政府管制政策,包括自20世纪70年代未以来不断实施和完善的三同时:排污收费、环境影响评价、环保设施与主体工程“三同时”,以及目前的各项环保制度: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制度、污染集中控制制度、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排污申报登记与排污许可证制度、污染限期治理制度等。二是征税。征收各种与能源环境有关的税收。欧盟是最先采用税收手段控制温室气体的区域,1990年芬兰征收碳税,1999年法国征收生态税,2001年英国征收气候变化税,其他挪威、荷兰、瑞典和丹麦也相继征收了与碳有关的税收。2007年日本也就对能源产品中的碳储量征收环境税。三是金融手段。也有许多国家采用金融手段,如英国的碳基金,其来源中英国的气候变化税,该基金用于促进研究与开发,加速技术商业化和投资孵化器。总之,无论政府采用那种规制方式,社会最优的排碳水平是很容易在政府规制的情况下达到,如果情况不是这样,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情况时,低碳经济中各个经济单位会就排碳的问题进行博弈,经过讨价还价,最终达到次优的碳排放水平。
四、 碳交易中的产权分析
除了政府干预以外,解决外部性问题另一个解决方式是产权交易,使涉及外部性问题的各方就外部性的水平达成一个最优的协议。科斯(coarse,1960)提出著名的科斯定理,如果不存在交易成本,在法律权力得到某种安排后,当事人之间都可以通过市场交易达到资源的最佳配置;在交易费用为正的情况下,不同的权利配置界定会带来不同效率的资源配置,所以产权制度的设置是优化资源配置的基础。同时,在交易成本大于零的情况下,由于考虑到政府干预的成本可能会低于社会交易成本,因此,政府选择某个最优的初始产权安排,就可能使福利在原有的基础上得以改善;并且这种改善可能优于其他初始权利安排下通过交易所实现的福利改善。在低碳经济中,如果我们能明确碳排放的产权,是可以通过碳交易实现社会福利的优化。碳交易就是对温室气体排放权的交易,可以在约定或规定一个国家或企业排放限额的基础上通过购买合同或者碳减排购买协议(erpas),排放超过限额的需求方通过交易购买排放低于限额的供给方,获得温室气体的排放额度。早在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中就明确环境合理容量是有限的,碳的排放权和减排量额度(信用)是稀缺资源,导致碳资产成为有价资产。
目前,碳交易中存在三种减排机制:清洁发展机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cdm),联合履行(joint implementation,ji)和排放交易(emissions trade,et),根据这三种机制存在两种型态的碳交易,一是配额型交易(allowance-based transactions),是指在规定的配额总量管制下所产生的对超额减排量的交易,是一种现货交易,可以由管制者制定、分配和拍卖减排配额,例如,欧盟排放贸易系统(euets)的“欧盟排放配额”(european union allowances,euas)、《京都议定书》中的分配额度(aau)。二是项目型交易(project-based transactions),是指因进行减排项目所产生的减排单位的交易,通常以期货方式预先买卖,例如,清洁发展机制(cdm)下的“排放减量权证”、联合履行机制(ji)下的“排放减量单位”,主要是通过发达国家与发展
五、 结论
低碳经济中存在着多边外部性,解决这些外部性问题的办法一是政府干预,二是碳交易。在信息完全的假设前提下,无论政府采用哪种规制方式,都可以达到社会最优的排碳水平。而在碳交易中,无论产权如何界定,通过相应的机制设计,碳交易也可以达到低碳经济的福利最优。因此,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只要有合理的制度安排,碳排放是可以通过政府干预或者碳交易的市场机制达到帕累托最优。
但是,在现实世界中的低碳经济发展涉及的问题非常复杂,各个经济单位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国际上国与国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复杂多变,国内各种利益集团的利益分配和博弈也是很难协调,我们可以进一步用不完全信息或者不完全合同的理论来研究低碳经济中排碳量的次优解。由于上述情况的存在也会加大低碳经济的交易成本,产权界定更加困难,因此低碳经济中存在政府直接干预和产权交易两种机制并存的混合形式。科斯(coarse,1960)也指出,在交易成本大于零的情况下,由于考虑到政府干预的成本可能会低于社会交易成本,因此,政府选择某个最优的初始产权安排,就可能使福利在原有的基础上得以改善;并且这种改善可能优于其他初始权利安排下通过交易所实现的福利改善,“在某种意义上,政府是一个超级企业(但不是一种非常特殊的企业),因为它能通过行政决定影响生产要素的使用”。因此,随着低碳经济的发展,国与国之交流与协调加深,碳规制政策与战略构想也将会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建立一个信息透明的碳交易国际市场将是今后发展的重要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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