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例1

迈尔（HeinrichMeier）认为，施米特的自我表白未必全抛一片心；把政治神学简约为单纯的世俗化命题，或者磨去其棱角，变成一个“科学理论”或“概念史”命题，将其对象说成是神学与法学的某些“对应”、“类比”、“结构同一”，更是一种学术传说。实质上，施米特的政治神学是围绕着“所有政治的形而上学核心”的“整全认知”，它为一场信仰与信仰窄路相逢，正确信仰对抗形形的异端信仰的斗争提供了理论基础。在政治神学的领地没有“中立者”，谁都是“政治的神学家”，不然就是“反神学的神学家”。即便有谁想在信仰争执中声明自己是不可知论者或者还没有修炼到家的人，也得被迫表态：要么是启示真理之敌，要么是启示真理之友。政治神学所要求的真理恰恰由此证明了自己具有干预一切、统摄一切的权力，它强迫人作出决断，呼吁人作出谁也无法逃避的非此即彼的抉择［6］。尽管迈尔对施米特意义上政治神学的解读有过度诠释之嫌，亲历过时代的国人无不“于我心有戚戚焉”，往往乐意接受迈尔的解读，并在潜意识里向往另一种学术传说——“关于终结所有政治神学的传说”，后者恰恰是施米特一生中最后一部专著《政治的神学续篇》（1970）的副题。

神学家彼特森（E.Peterson）的论文《作为政治问题的一神论：论罗马帝国政治神学史》（1935）得出了“政治神学在神学上不可能”的结论，并成为一种学术传说——一劳永逸地终结了所有的政治神学［7］。施米特的策略是，从研究彼特森的论证与其结论之间的关系着手，从而揭示其结论在逻辑上不仅不充分的、甚至不成立。首先，彼特森所说的终结，是从神学上终结所有的政治神学。由于彼特森倡导的是一种绝对教义的神学——“神学仅仅存在于基督教，而且前提是，它所言说的是上帝的已成血肉之道”［8］，因此，对非神学家、尤其是对异教徒和无神论者而言，这绝不是终审裁决。其次，有人觉得，“这篇论文实际上是一种批判和抗议，以精心伪装和明智地保持距离的方式影射了领袖迷信、一党制和极权主义”，换言之，是十足政治的［9］。但在施米特看来，这无非也是一种传说，因为彼特森以非常学究的历史－神学－语文学方式，把自己所处理的材料限定在西元最初几个世纪的罗马帝国，从而与民族社会主义（纳粹）政治保持了足够的安全距离。

施米特认为，彼特森皈依天主教意味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新教神学陷入了深刻的危机。从中世纪和宗教改革流传下来的诸制度性保障在1918年崩塌了，而这种保障原本奠基于奥古斯丁关于两个王国或领域的学说：上帝之城与世俗之城、宗教与政治、彼岸与此岸的区分。国家与（路德）教会的分离是“法的制度化主体的管辖权”的分离，而非“诸实体间的一种能够客观证实的可区分性”，意味着再也不存在“纯粹政治意义”的国家，也不存在“纯粹神学意义”的神学。换言之，正是国家丧失了对政治的垄断，（路德）教会丧失了对神学的垄断，催生了政治的神学和神学的政治［10］。这一切无非坐实了施米特的一个命题：“国家的概念以政治的概念为前提”，即必须从政治的角度界定国家而不是从国家的角度界定政治，而政治的标准不可能是一种新的实体、新的质料或新的自主领域，而是“一种联合或分化的紧密程度，也就是划分敌友”。［11］

于是，施米特首先把论敌逼入政治生存论的畿域，一如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把论敌逼入哲学生存论的畿域，而非如迈尔所说的首先把论敌逼入“政治神学”、甚至“从那些明确拒绝神学、否定政治、认为一切政治的神学都被克服的地方察觉出‘政治神学的踪迹’”。［12］既然政治、即划分敌友是人类的一种生存方式，是人类无可逃避的命运，那么，无论是自由主义主张的“自然权利”（个体的生命、财富和自由权利）、还是神学家宣讲的基督福音，都只能强化各自的政治立场和加剧敌我之间的紧张程度。因此，“同从前君士坦丁大帝时期的尤塞比乌斯一样，作为老于世故的修道院长从事着打扮皇帝的神学假发的理发师行当”并不可耻，但必须勇于承认神学（或形而上学）之争即是政治之争。施米特援引CarlEschweiler的话进一步证明信仰决断首先是一种政治决断：耶稣的王国不诉诸武装暴力，而是仅仅基于来自真理并为了真理之见证的权威，这一王国任何时候都不是一种纯粹的私事。在长达250年的时间里，异教帝国一直狂热反对内在的思想和情感。殉教者教会是原则上独立于国家的团契，思想的免税和革命的秘密措施都无法说明这种独立性，在（早期基督教的）地下墓穴中，殉教者教会已经是真正的教会，这种公共秩序的独立领域对于一种异教的绝对国家绝对不能忍受［13］。

相反，彼特森坚持自己的信仰生存论立场，以决断某种政治神学在神学上是否正当的问题，特别是一神论－唯君主论的政治神学在神学上是否正当的问题。信仰同样是人类的一种生存方式，根据它自己的（本质上归属于这种生存方式）的见证，信仰并非是自发产生的，而是来自这种生存方式并伴随着这种生存方式而启示出来的东西、即被信仰的东西。对“基督教的”信仰来说，原初地启示给信仰且仅启示给信仰的，并且作为被启示才使信仰产生的存在者，就是基督，即被钉十字架的上帝［14］。正是基于信仰的生存性立场，彼特森得出了明确的结论：神圣君主制不可能在政治上获得实现。“谁要是企望这种实现，谁就是艾尔维拉的格列高利所说的敌基督者。”［15］

问题是，身为天主教徒的施米特却不承认彼特森的属己生存性立场的合法性，反而把话题扩大到瓦罗（TerentiuVarro）传承的希腊或罗马的古代政治神学或公民神学。施米特写道：古代城邦是一种崇拜共同体。瓦罗区分了诗人的神话神学、哲人的自然神学和政治神学：神话神学的场所是剧场，自然神学的场所是世界，政治神学的场所是城邦或城市。这样的政治神学的本质是律法（Nomos），并且通过诸神崇拜、祭祀崇拜和仪式来建构公共领域。这样的政治神学属于一个民族的政治同一性和连续性，对这个民族来说，祖先的宗教、法定的节目和遵守律法的跪拜是根本性，惟此方能确定遗产、合法继承和自身的身份。

施米特虽然认为波肯佛德（E.W.Boecjenfoerde）的问题意识过于狭隘，但仍借他的口问道：“究竟是基督教信仰就其内在结构而言和其他宗教一样都是一种宗教，因此基督教信仰的有效表现形式是公共（城邦）崇拜形式，还是说，基督教信仰超越了迄今的各种宗教，其影响和实现恰恰在于摧毁了宗教的神圣形式和公共的政治崇拜，并且指引人走向世界的理性规定和世俗秩序，走向人对其自由的自我意识？”施米特的答案是：诚然，“基督教会不属于这个世界及其历史，但它在这个世界中。也就是说，基督教占有空间并且给予空间，空间在此意味着：不可渗透、安全和公共性。”［16］联想到施米特一部论著的标题《禁止外部空间权力干涉的国际法大空间秩序》，“空间”一詞显得格外意味深长。

施米特认为，政治神学的问题意识不应定位于君主制，而应定位于“具有行动能力的政治统一体”及其肉身代表。假若“一个上帝、一个君王”的表述让位于“一个上帝、一个民族”的表述自有其正当性，那么，一神论与君主制之间就丧失了绝对的对位关系。同时，人们不应该忽视，罗马帝国的政治概念图式原本建立在权威（元老院）和权力（皇帝）的二元论之上的，通过“我信你，主”的基督教教义，这种政治二元论被注入了全新的内容并得以延续，因为，正是在上帝之中，绝对的权威才是永恒和完整的。于是，罗马帝国这个政治统一体的成员，一方面，作为教堂会众、圣徒团契共同生活在上帝的恩典与十誡之中，另一方面作为帝国公民、世俗阶级，共同生活在凯撒的威权和法律之中。然而，从基督教教宗权与基督教皇权之间的千年冲突中，投射出人们对一元论政治神学的诉求，正如《伊利亚特》的诗句中所写：“王应该是一个。”施米特批评彼特森眼光的狭隘性不仅排除了“民主”的政治神学，而且排除了“革命”的政治神学，即排除了“民主”和“革命”对（“王应该是一个”）诉求的正当性［17］。

三位一体论对基督教信仰来说，并非是一种耶稣究竟系神耶抑或人耶的哲学玄思，而是对救恩历史的生存性体验，因此，在西元4世纪的罗马帝国，从深居简出的神学家到市场叫卖的女小贩，无不热衷于争论上帝和基督的本质相似还是本质相同的问题。虽然西元325年，在改宗基督教的君士坦丁大帝御前召开的尼西亚（Nicæa）会议上，主张同质论的阿维那修（Athanasius）派被奉为正统，而主张异质论的阿里乌（Arius）派被判为异端，但作为平信徒要真正搞懂三一论教义并不容易，搞懂否定神学与东方灵知论之间的区别更不容易。问题在于，惟有该撒利亚的主教尤塞比乌斯（EusebiusvonCäsarea），因其有阿里乌派嫌疑而遭到了搞政治神学的指责，并引伸出终结所有政治神学的结论，从而激起了施米特的愤愤不平。（版权所有）

施米特认为，首先，尼西亚会议不仅是一个宗教史事件，而且是一个政治史事件：历史的现实性中，宗教与政治的目的性动机是两个在内容上可规定的领域，要想一丝不连地分离是不可能的。各个时代的无数教父和教会思想家、殉教者和圣徒，都从自己的基督信仰出发参与自己时代的政治斗争。甚至荒野中的道路或苦修者修行的圆柱，按事情本来的状况都能是一种政治标志。从世俗层面来看，政治是潜在地普遍存在的，从精神层面来看，神学是普遍存在的；这两种普遍存在都以不断更新的显现形式而得以实现。因此，没有丝毫理由可以判定，正统的即是纯粹神学的，而异端的即是政治神学的［18］。其次，“终结”不是一个神学特有的术语，从逻辑上讲，一种脱离了政治的“纯粹神学”如何可能终结一种含有政治价值或政治诉求的神学？假若神学与政治是两个互不相干的领域，那么，政治问题只能在政治的层面上被终结；假若神学家以神学家的身份表达自己终结政治领域内某个发生事件的愿望，那么，他必须首先使自己的神学变成政治的。换言之，“在神学上终结所有政治神学”的命题隐含着神学家在政治领域内对决断许可权的诉求，隐含着对政治权力拥有精神权威的诉求［19］。

到此为止，施米特证成了彼特森在神学上终结所有政治神学的无效性，并随之引出一种无法回避的一元论政治神学——“冲突总是具体秩序意义上的诸组织或制度之间的对抗，是诸最高权威机关之间的冲突，而不是诸实体之间的冲突。实体必须找到一种形式，它们在作为有对抗能力的动因、对抗各方相互对峙之前，首先必须以某种方式给自己赋予形式。实体与最高权威机关的区分，听起来似乎是以亚里士多德的质料－形式论为根据，然而，这一区分却有其实践意义及其理论正确性。”［20］奥古斯丁关于两个王国（上帝之城和世俗之城）的学说，“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之二元论不仅无法回避一元论的政治神学，而且使问题变得更尖锐了。其关键在于：谁判决？谁解释？对于依受造物的秉性来行动的人而言，谁来决断：何者是属灵的？何者是属人的？何者是精神的？何者是世俗的？两者又如何形成某种混合？施米特认为，在基督降临与重临之间的漫长间期，正是这种混合构成了人的双重本质且贯串于整个在世生存。施米特称之为“一个重大的霍布斯式问题”，并说：在其1922年发表的《政治的神学》中，“这个问题已经成为论述的核心，同时也导向某种关于具体践行的决断论和自我法则性。正如人们所见，这是关于改革和革命的正当化问题——关于改革法权问题，因此在随后阶段并且在结构上不同的关于革命法权问题。”［21］

回头看《政治的神学》（1922），泼面而来的第一句话即是：“就是决定非常状态。”［22］施米特的一元论政治神学就是决断论。是特定疆界内的最高统治权，这不难理解，因为“王应该是一个”。施米特自称其概念源自“现代国家理论之父”博丹（JeanBodin）的观点——“拥有不受限制的权力即意味着拥有”。问题是，何谓“非常状态”？答曰：“非常状态的首要特征就是不受限制的权威，它意味着终止整个现有秩序。显然，在这种状态下，国家仍然存在，而法律则黯然隐退。因为非常状态不同于无政府状态或混乱状态，所以法学意义上的秩序仍然占据主导，尽管这已经不再是那种平常的秩序。”［23］现展的所有趋势均倾向于限制这个意义上的者，恰恰意味着独立于或平行于法律秩序的的者确实存在，因此，非常状态并非现代的一个Bug（破绽），反倒是现代的肉中刺；“至于某人是否相信或希望这种极端情况能够被消除，则取决于哲学、尤其是哲学－历史学或形而上学信念”［24］。

非常状态无疑是一种政治状态，却是一种“去政治化”的政治状态。施特劳斯没有看错，所谓的施米特命题：“国家的概念以政治的概念为前提”依然是一种自由主义视野内的政治神学，而他的决断论才真正是一种“去自由主义政治化”的政治神学。首先，决断论消除了国内的党争——“每个政党都想得到普遍的善”，其实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25］其次，决断论把国内政治问题化约为治安问题——任何紧急治安措施或紧急法令都必然属于非常状态。在决断论的政治神学面前，任何政治二元论或多元论都无处遁身，“拥有这种权力的人［必须］服从拥有另一种权力的人”，“反对任何用具有抽象合理性的秩序替代具体国家的企图”［26］。神权也必须服从，更不用说人权必须服从了。

然而施米特心头又有一种挥之不去的“罗马人”情节和一种圣俗二元的法的逻辑。施米特认为，政治理念的内核，是一种严格的道德决断，否则就是瞎子为瞎子领路。依迈斯特的说法，“国家的价值端在其提供了一种决断，教会的价值则在于其提供了那种无法上诉的最终决断。”对迈斯特而言，永无谬误乃是这种无法上诉之决断的本质，神权秩序之永无谬误与国家秩序之具有相同的本质。“永无谬误”与“”这两个词是“百分之百的同义词”。［27］施米特力陈“教会是法的精神的完美代表，是罗马法体系的真正继承者。这里（在它采取法的形式的能力中）潜藏着它的一个社会奥秘。但是，教会之所以能够采取这种形式或其他任何形式，仅仅因为它拥有代表的能力。教会代表着人之城，它每时每刻都代表着与基督的道成肉身和被钉十字架的历史关联，代表着基督的位格；基督是历史现实中成人身的上帝。正因为如此，教会远远高于经济思维的时代。”［28］施米特甚至设想教会与国家“共存于一个特殊的共同体中”，“两种代表形式面对面地互相合作”［29］；“教会可以作为平等的伙伴与国家一道商议问题”。［30］

看起来，施米特的政治神学与其说具有双重“身位”——圣俗二法的政治神学和决断的“去政治化”的政治神学，毋宁说有点像马克安（Marcion）的灵知二元论，其精神分裂是“内在地不可解脱和无法根除的”。施米特的政治神学很可能自始至终在为“具体处境中的法”作形式化的正当性辩护，而把超越的、终极的正当给了他心中的上帝，并以一句著名的拉丁格言为证：“惟有上帝自己能反对上帝”［31］。施米特在二战期间“既…又…”式的含混论述曾经“给他带来所有人，包括纳粹和天主教徒的鄙视”（彼特森语），如今刘小枫将之传入国朝，恐怕也难讨基督徒和无神论者的好。

注释：

［1］参见施米特，《政治的神学：学说四论》，刘宗坤等译，《政治的概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4页。无独有偶，连“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的庄子也说过类似的话：“臣之事君，义也，无适而非君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见+《庄子·人间世》）

［2］参见施米特，《罗马天主教与政治形式》，刘锋译，前揭，第56-57页。

［3］参见施米特，《罗马天主教与政治形式》，刘锋译，前揭，第55页。

［4］参见刘小枫，《施米特论政治的正当性》，《施米特：政治的剩余价值》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99页，注64。为了区别于神学的政治论述，尤其是区别于20世纪60年代的德国革命神学和南美解放神学，刘小枫主张把施米特意义上的“政治神学”——现代政治法理的正当性论述——称之为“政治的神学”。由此分野出发，刘小枫批评了蒋庆的“政治儒学”不从西方保守主义“政治的神学”方面汲取资源，却从具有社会批判理论色彩的“政治神学”中发掘思想引证，还非让儒教政治理念向现代自由主义政治理念看齐（比如论证公羊学已经早得韦伯思想要核），有如马嘴套上驴头（见刘小枫，《当代政治神学文选》编者前言）。

［5］施米特，《政治的神学续篇》，吴增定译，前揭，第395页，注4。

［6］迈尔，《什么是政治神学》，朱雁冰译，《隐匿的对话》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98，101，102页。

［7］事实上，彼特森与施米特曾经是一对精神兄弟，一如施米特自称为“法学的神学家”，人们有理由称彼特森为“神学的法学家”。早在上世纪20年代初，彼特森就发现：新约中处处可见法学的概念。1925年彼特森在一封信中向施米特抱怨，新教内没有神学和教会，正如法学中没有政治和国家；在新教中，人们可以无需神学论证，正如人们不再与有经济头脑的人讨论政治；这也许正是彼特森在1930年改宗罗马天主教的理由。尼希黛斯（BarbaraNichtweiss）认为，彼特森和施米特在政治神学问题上的冲突源于：政治或神学何者对人的生存是决定性的，以及它如何具体表达出来。然而彼特森有自己的说法，他在1938年给妻子的一封信中写道：“施米特将新作寄给了我。他使用论据的方式表明他已过气了。在当今德国，只有品格和严肃态度才赢得尊敬，施米特亦此亦彼的含混只会给他带来所有人，包括纳粹和天主教徒的鄙视。可怜的施米特，他永远懂不了这要津。”参见尼希黛斯，《启示录的宪法学说》，《施米特与政治法学》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

［8］施米特，《政治的神学续篇》，吴增定译，前揭，第344页。

［9］施米特，《政治的神学续篇》，吴增定译，前揭，第341页。

［10］施米特，《政治的神学续篇》，吴增定译，前揭，第342-343页。

［11］施米特，《政治的神学续篇》，吴增定译，前揭，第347页。

［12］迈尔，《什么是政治神学》，前揭，第101页。

［13］施米特，《政治的神学续篇》，吴增定译，前揭，第350页，注10。

［14］参见海德格尔，《现象学与神学》，孙周兴译，《海德格尔与有限性思想》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6页。

［15］施米特，《政治的神学续篇》，吴增定译，前揭，第361页。

［16］参见施米特，《政治的神学续篇》，吴增定译，前揭，第363-364页。

［17］参见施米特，《政治的神学续篇》，吴增定译，前揭，第368-372页。

［18］参见施米特，《政治的神学续篇》，吴增定译，前揭，第378页。

［19］参见施米特，《政治的神学续篇》，吴增定译，前揭，第392-398页。天主教著名神学家约瑟夫·拉辛格（JosephRartzinger），即现任教宗本笃十六世（BenedictXVI），在其神学教授任上出版的《基督教导论》（1968）中谈到：早期基督教信仰形式即“一位一体论”有相当强烈的政治色彩，是一种政治神学。在早期教会内，这种政治神学意在为君主政权寻找一种神学基础。同时，也可看到在古代教会，三位一体信仰是如何战胜神学的政治性滥用的。正是教会对三位一体的信仰击垮了政治的思想模式，粉碎了神学成为一种政治神话的可能性，否定了那种滥用福音来印证某一政治情势的作法。拉辛格还在一条引注中不动声色地点了施米特的名（参见拉辛格，《基督教导论》，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31页）。

［20］参见施米特，《政治的神学续篇》，吴增定译，前揭，第398页。

［21］参见施米特，《政治的神学续篇》，吴增定译，前揭，第399页。

［22］参见施米特，《政治的神学》，前揭，第5页。

［23］参见施米特，《政治的神学》，前揭，第9页。

［24］参见施米特，《政治的神学》，前揭，第6页。

［25］参见施米特，《政治的神学》，前揭，第7页。

［26］参见施米特，《政治的神学》，前揭，第22页。

［27］参见施米特，《政治的神学》，前揭，第36页。

［28］参见施米特，《罗马天主教与政治形式》，刘锋译，前揭，第60-61页。

政治学例2

迈尔（Heinrich Meier）认为，施米特的自我表白未必全抛一片心；把政治神学简约为单纯的世俗化命题，或者磨去其棱角，变成一个“科学理论”或“概念史”命题，将其对象说成是神学与法学的某些“对应”、“类比”、“结构同一”，更是一种学术传说。实质上，施米特的政治神学是围绕着“所有政治的形而上学核心”的“整全认知”，它为一场信仰与信仰窄路相逢，正确信仰对抗形形色色的异端信仰的斗争提供了理论基础。在政治神学的领地没有“中立者”，谁都是“政治的神学家”，不然就是“反神学的神学家”。即便有谁想在信仰争执中声明自己是不可知论者或者还没有修炼到家的人，也得被迫表态：要么是启示真理之敌，要么是启示真理之友。政治神学所要求的真理恰恰由此证明了自己具有干预一切、统摄一切的权力，它强迫人作出决断，呼吁人作出谁也无法逃避的非此即彼的抉择［6］。尽管迈尔对施米特意义上政治神学的解读有过度诠释之嫌，亲历过文革时代的国人无不“于我心有戚戚焉”，往往乐意接受迈尔的解读，并在潜意识里向往另一种学术传说——“关于终结所有政治神学的传说”，后者恰恰是施米特一生中最后一部专著《政治的神学续篇》（1970）的副题。

神学家彼特森（E. Peterson）的论文《作为政治问题的一神论：论罗马帝国政治神学史》（1935）得出了“政治神学在神学上不可能”的结论，并成为一种学术传说——一劳永逸地终结了所有的政治神学［7］。施米特的策略是，从研究彼特森的论证与其结论之间的关系着手，从而揭示其结论在逻辑上不仅不充分的、甚至不成立。首先，彼特森所说的终结，是从神学上终结所有的政治神学。由于彼特森倡导的是一种绝对教义的神学——“神学仅仅存在于基督教，而且前提是，它所言说的是上帝的已成血肉之道”［8］，因此，对非神学家、尤其是对异教徒和无神论者而言，这绝不是终审裁决。其次，有人觉得，“这篇论文实际上是一种批判和抗议，以精心伪装和明智地保持距离的方式影射了领袖迷信、一党制和极权主义”，换言之，是十足政治的［9］。但在施米特看来，这无非也是一种传说，因为彼特森以非常学究的历史－神学－语文学方式，把自己所处理的材料限定在西元最初几个世纪的罗马帝国，从而与民族社会主义（纳粹）政治保持了足够的安全距离。

施米特认为，彼特森皈依天主教意味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新教神学陷入了深刻的危机。从中世纪和宗教改革流传下来的诸制度性保障在1918年崩塌了，而这种保障原本奠基于奥古斯丁关于两个王国或领域的学说：上帝之城与世俗之城、宗教与政治、彼岸与此岸的区分。国家与（路德）教会的分离是“法的制度化主体的管辖权”的分离，而非“诸实体间的一种能够客观证实的可区分性”，意味着再也不存在“纯粹政治意义”的国家，也不存在“纯粹神学意义”的神学。换言之，正是国家丧失了对政治的垄断，（路德）教会丧失了对神学的垄断，催生了政治的神学和神学的政治［10］。这一切无非坐实了施米特的一个命题：“国家的概念以政治的概念为前提”，即必须从政治的角度界定国家而不是从国家的角度界定政治，而政治的标准不可能是一种新的实体、新的质料或新的自主领域，而是 “一种联合或分化的紧密程度，也就是划分敌友”。［11］

于是，施米特首先把论敌逼入政治生存论的畿域，一如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把论敌逼入哲学生存论的畿域，而非如迈尔所说的首先把论敌逼入“政治神学”、甚至“从那些明确拒绝神学、否定政治、认为一切政治的神学都被克服的地方察觉出‘政治神学的踪迹’”。［12］既然政治、即划分敌友是人类的一种生存方式，是人类无可逃避的命运，那么，无论是自由主义主张的“自然权利”（个体的生命、财富和自由权利）、还是神学家宣讲的基督福音，都只能强化各自的政治立场和加剧敌我之间的紧张程度。因此，“同从前君士坦丁大帝时期的尤塞比乌斯一样，作为老于世故的修道院长从事着打扮皇帝的神学假发的理发师行当”并不可耻，但必须勇于承认神学（或形而上学）之争即是政治之争。施米特援引Carl Eschweiler的话进一步证明信仰决断首先是一种政治决断：耶稣的王国不诉诸武装暴力，而是仅仅基于来自真理并为了真理之见证的权威，这一王国任何时候都不是一种纯粹的私事。在长达250年的时间里，异教帝国一直狂热反对内在的思想和情感。殉教者教会是原则上独立于国家的团契，思想的免税和革命的秘密措施都无法说明这种独立性，在（早期基督教的）地下墓穴中，殉教者教会已经是真正的教会，这种公共秩序的独立领域对于一种异教的绝对国家绝对不能忍受［13］。

相反，彼特森坚持自己的信仰生存论立场，以决断某种政治神学在神学上是否正当的问题，特别是一神论－唯君主论的政治神学在神学上是否正当的问题。信仰同样是人类的一种生存方式，根据它自己的（本质上归属于这种生存方式）的见证，信仰并非是自发产生的，而是来自这种生存方式并伴随着这种生存方式而启示出来的东西、即被信仰的东西。对“基督教的”信仰来说，原初地启示给信仰且仅启示给信仰的，并且作为被启示才使信仰产生的存在者，就是基督，即被钉十字架的上帝［14］。正是基于信仰的生存性立场，彼特森得出了明确的结论：神圣君主制不可能在政治上获得实现。“谁要是企望这种实现，谁就是艾尔维拉的格列高利所说的敌基督者。”［15］

问题是，身为天主教徒的施米特却不承认彼特森的属己生存性立场的合法性，反而把话题扩大到瓦罗（Terentiu Varro）传承的希腊或罗马的古代政治神学或公民神学。施米特写道：古代城邦是一种崇拜共同体。瓦罗区分了诗人的神话神学、哲人的自然神学和政治神学：神话神学的场所是剧场，自然神学的场所是世界，政治神学的场所是城邦或城市。这样的政治神学的本质是律法（Nomos），并且通过诸神崇拜、祭祀崇拜和仪式来建构公共领域。这样的政治神学属于一个民族的政治同一性和连续性，对这个民族来说，祖先的宗教、法定的节目和遵守律法的跪拜是根本性，惟此方能确定遗产、合法继承和自身的身份。

施米特虽然认为波肯佛德（E. W. Boecjenfoerde）的问题意识过于狭隘，但仍借他的口问道：“究竟是基督教信仰就其内在结构而言和其他宗教一样都是一种宗教，因此基督教信仰的有效表现形式是公共（城邦）崇拜形式，还是说，基督教信仰超越了迄今的各种宗教，其影响和实现恰恰在于摧毁了宗教的神圣形式和公共的政治崇拜，并且指引人走向世界的理性规定和世俗秩序，走向人对其自由的自我意识？”施米特的答案是：诚然，“基督教会不属于这个世界及其历史，但它在这个世界中。也就是说，基督教占有空间并且给予空间，空间在此意味着：不可渗透、安全和公共性。”［16］联想到施米特一部论著的标题《禁止外部空间权力干涉的国际法大空间秩序》，“空间”一詞显得格外意味深长。

施米特认为，政治神学的问题意识不应定位于君主制，而应定位于“具有行动能力的政治统一体”及其肉身代表。假若“一个上帝、一个君王”的表述让位于“一个上帝、一个民族”的表述自有其正当性，那么，一神论与君主制之间就丧失了绝对的对位关系。同时，人们不应该忽视，罗马帝国的政治概念图式原本建立在权威（元老院）和权力（皇帝）的二元论之上的，通过“我信你，主”的基督教教义，这种政治二元论被注入了全新的内容并得以延续，因为，正是在上帝之中，绝对的权威才是永恒和完整的。于是，罗马帝国这个政治统一体的成员，一方面，作为教堂会众、圣徒团契共同生活在上帝的恩典与十誡之中，另一方面作为帝国公民、世俗阶级，共同生活在凯撒的威权和法律之中。然而，从基督教教宗权与基督教皇权之间的千年冲突中，投射出人们对一元论政治神学的诉求，正如《伊利亚特》的诗句中所写：“王应该是一个。”施米特批评彼特森眼光的狭隘性不仅排除了“民主”的政治神学，而且排除了“革命”的政治神学，即排除了“民主”和“革命”对主权（“王应该是一个”）诉求的正当性［17］。

三位一体论对基督教信仰来说，并非是一种耶稣究竟系神耶抑或人耶的哲学玄思，而是对救恩历史的生存性体验，因此，在西元4世纪的罗马帝国，从深居简出的神学家到市场叫卖的女小贩，无不热衷于争论上帝和基督的本质相似还是本质相同的问题。虽然西元325年，在改宗基督教的君士坦丁大帝御前召开的尼西亚（Nicæa）会议上，主张同质论的阿维那修（Athanasius）派被奉为正统，而主张异质论的阿里乌（Arius）派被判为异端，但作为平信徒要真正搞懂三一论教义并不容易，搞懂否定神学与东方灵知论之间的区别更不容易。问题在于，惟有该撒利亚的主教尤塞比乌斯（Eusebius von Cäsarea），因其有阿里乌派嫌疑而遭到了搞政治神学的指责，并引伸出终结所有政治神学的结论，从而激起了施米特的愤愤不平。

施米特认为，首先，尼西亚会议不仅是一个宗教史事件，而且是一个政治史事件：历史的现实性中，宗教与政治的目的性动机是两个在内容上可规定的领域，要想一丝不连地分离是不可能的。各个时代的无数教父和教会思想家、殉教者和圣徒，都从自己的基督信仰出发参与自己时代的政治斗争。甚至荒野中的道路或苦修者修行的圆柱，按事情本来的状况都能是一种政治标志。从世俗层面来看，政治是潜在地普遍存在的，从精神层面来看，神学是普遍存在的；这两种普遍存在都以不断更新的显现形式而得以实现。因此，没有丝毫理由可以判定，正统的即是纯粹神学的，而异端的即是政治神学的［18］。其次，“终结”不是一个神学特有的术语，从逻辑上讲，一种脱离了政治的“纯粹神学”如何可能终结一种含有政治价值或政治诉求的神学？假若神学与政治是两个互不相干的领域，那么，政治问题只能在政治的层面上被终结；假若神学家以神学家的身份表达自己终结政治领域内某个发生事件的愿望，那么，他必须首先使自己的神学变成政治的。换言之，“在神学上终结所有政治神学”的命题隐含着神学家在政治领域内对决断许可权的诉求，隐含着对政治权力拥有精神权威的诉求［19］。

到此为止，施米特证成了彼特森在神学上终结所有政治神学的无效性，并随之引出一种无法回避的一元论政治神学——“冲突总是具体秩序意义上的诸组织或制度之间的对抗，是诸最高权威机关之间的冲突，而不是诸实体之间的冲突。实体必须找到一种形式，它们在作为有对抗能力的动因、对抗各方相互对峙之前，首先必须以某种方式给自己赋予形式。实体与最高权威机关的区分，听起来似乎是以亚里士多德的质料－形式论为根据，然而，这一区分却有其实践意义及其理论正确性。”［20］奥古斯丁关于两个王国（上帝之城和世俗之城）的学说，“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之二元论不仅无法回避一元论的政治神学，而且使问题变得更尖锐了。其关键在于：谁判决？谁解释？对于依受造物的秉性来行动的人而言，谁来决断：何者是属灵的？何者是属人的？何者是精神的？何者是世俗的？两者又如何形成某种混合？施米特认为，在基督降临与重临之间的漫长间期，正是这种混合构成了人的双重本质且贯串于整个在世生存。施米特称之为“一个重大的霍布斯式问题”，并说：在其1922年发表的《政治的神学》中，“这个问题已经成为论述的核心，同时也导向某种关于具体践行的决断论和自我法则性。正如人们所见，这是关于改革和革命的正当化问题——关于改革法权问题，因此在随后阶段并且在结构上不同的关于革命法权问题。”［21］

回头看《政治的神学》（1922），泼面而来的第一句话即是：“主权就是决定非常状态。”［22］施米特的一元论政治神学就是主权决断论。主权是特定疆界内的最高统治权，这不难理解，因为“王应该是一个”。施米特自称其主权概念源自“现代国家理论之父”博丹（Jean Bodin）的观点——“拥有不受限制的权力即意味着拥有主权”。问题是，何谓“非常状态”？答曰：“非常状态的首要特征就是不受限制的权威，它意味着终止整个现有秩序。显然，在这种状态下，国家仍然存在，而法律则黯然隐退。因为非常状态不同于无政府状态或混乱状态，所以法学意义上的秩序仍然占据主导，尽管这已经不再是那种平常的秩序。”［23］现代宪政发展的所有趋势均倾向于限制这个意义上的主权者，恰恰意味着独立于或平行于法律秩序的的主权者确实存在，因此，非常状态并非现代宪政的一个Bug（破绽），反倒是现代宪政的肉中刺；“至于某人是否相信或希望这种极端情况能够被消除，则取决于哲学、尤其是哲学－历史学或形而上学信念”［24］。

非常状态无疑是一种政治状态，却是一种“去政治化”的政治状态。施特劳斯没有看错，所谓的施米特命题：“国家的概念以政治的概念为前提”依然是一种自由主义视野内的政治神学，而他的主权决断论才真正是一种“去自由主义政治化”的政治神学。首先，主权决断论消除了国内的党争——“每个政党都想得到普遍的善”，其实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25］其次，主权决断论把国内政治问题化约为治安问题——任何紧急治安措施或紧急法令都必然属于非常状态。在主权决断论的政治神学面前，任何政治二元论或多元论都无处遁身，“拥有这种权力的人［必须］服从拥有另一种权力的人”，“反对任何用具有抽象合理性的秩序替代具体国家主权的企图”［26］。神权也必须服从主权，更不用说人权必须服从主权了。

然而施米特心头又有一种挥之不去的“罗马人”情节和一种圣俗二元的法的逻辑。施米特认为，政治理念的内核，是一种严格的道德决断，否则就是瞎子为瞎子领路。依迈斯特的说法，“国家的价值端在其提供了一种决断，教会的价值则在于其提供了那种无法上诉的最终决断。”对迈斯特而言，永无谬误乃是这种无法上诉之决断的本质，神权秩序之永无谬误与国家秩序之主权具有相同的本质。“永无谬误”与“主权”这两个词是“百分之百的同义词”。［27］施米特力陈“教会是法的精神的完美代表，是罗马法体系的真正继承者。这里（在它采取法的形式的能力中）潜藏着它的一个社会奥秘。但是，教会之所以能够采取这种形式或其他任何形式，仅仅因为它拥有代表的能力。教会代表着人之城，它每时每刻都代表着与基督的道成肉身和被钉十字架的历史关联，代表着基督的位格；基督是历史现实中成人身的上帝。正因为如此，教会远远高于经济思维的时代。”［28］施米特甚至设想教会与国家“共存于一个特殊的共同体中”，“两种代表形式面对面地互相合作”［29］；“教会可以作为平等的伙伴与国家一道商议问题”。［30］

看起来，施米特的政治神学与其说具有双重“身位”——圣俗二法的政治神学和主权决断的“去政治化”的政治神学，毋宁说有点像马克安（Marcion）的灵知二元论，其精神分裂是“内在地不可解脱和无法根除的”。施米特的政治神学很可能自始至终在为“具体处境中的法”作形式化的正当性辩护，而把超越的、终极的正当性交给了他心中的上帝，并以一句著名的拉丁格言为证：“惟有上帝自己能反对上帝”［31］。施米特在二战期间“既…又…”式的含混论述曾经“给他带来所有人，包括纳粹和天主教徒的鄙视”（彼特森语），如今刘小枫将之传入国朝，恐怕也难讨基督徒和无神论者的好。

注释：

［1］参见施米特，《政治的神学：主权学说四论》，刘宗坤等译，《政治的概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4页。无独有偶，连“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的庄子也说过类似的话：“臣之事君，义也，无适而非君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见+《庄子·人间世》）

［2］参见施米特，《罗马天主教与政治形式》，刘锋译，前揭，第56-57页。

［3］参见施米特，《罗马天主教与政治形式》，刘锋译，前揭，第55页。

［4］参见刘小枫，《施米特论政治的正当性》，《施米特：政治的剩余价值》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99页，注64。为了区别于神学的政治论述，尤其是区别于20世纪60年代的德国革命神学和南美解放神学，刘小枫主张把施米特意义上的“政治神学”——现代政治法理的正当性论述——称之为“政治的神学”。由此分野出发，刘小枫批评了蒋庆的“政治儒学”不从西方保守主义“政治的神学”方面汲取资源，却从具有社会批判理论色彩的“政治神学”中发掘思想引证，还非让儒教政治理念向现代自由主义政治理念看齐（比如论证公羊学已经早得韦伯思想要核），有如马嘴套上驴头（见刘小枫，《当代政治神学文选》编者前言）。

［5］施米特，《政治的神学续篇》，吴增定译，前揭，第395页，注4。

［6］迈尔，《什么是政治神学》，朱雁冰译，《隐匿的对话》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98，101，102页。

［7］事实上，彼特森与施米特曾经是一对精神兄弟，一如施米特自称为“法学的神学家”，人们有理由称彼特森为“神学的法学家”。早在上世纪20年代初，彼特森就发现：新约中处处可见法学的概念。1925年彼特森在一封信中向施米特抱怨，新教内没有神学和教会，正如法学中没有政治和国家；在新教中，人们可以无需神学论证，正如人们不再与有经济头脑的人讨论政治；这也许正是彼特森在1930年改宗罗马天主教的理由。尼希黛斯（Barbara Nichtweiss）认为，彼特森和施米特在政治神学问题上的冲突源于：政治或神学何者对人的生存是决定性的，以及它如何具体表达出来。然而彼特森有自己的说法，他在1938年给妻子的一封信中写道：“施米特将新作寄给了我。他使用论据的方式表明他已过气了。在当今德国，只有品格和严肃态度才赢得尊敬，施米特亦此亦彼的含混只会给他带来所有人，包括纳粹和天主教徒的鄙视。可怜的施米特，他永远懂不了这要津。”参见尼希黛斯，《启示录的宪法学说》，《施米特与政治法学》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

［8］施米特，《政治的神学续篇》，吴增定译，前揭，第344页。

［9］施米特，《政治的神学续篇》，吴增定译，前揭，第341页。

［10］施米特，《政治的神学续篇》，吴增定译，前揭，第342-343页。

［11］施米特，《政治的神学续篇》，吴增定译，前揭，第347页。

［12］迈尔，《什么是政治神学》，前揭，第101页。

［13］施米特，《政治的神学续篇》，吴增定译，前揭，第350页，注10。

［14］参见海德格尔，《现象学与神学》，孙周兴译，《海德格尔与有限性思想》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6页。

［15］施米特，《政治的神学续篇》，吴增定译，前揭，第361页。

［16］参见施米特，《政治的神学续篇》，吴增定译，前揭，第363-364页。

［17］参见施米特，《政治的神学续篇》，吴增定译，前揭，第368-372页。

［18］参见施米特，《政治的神学续篇》，吴增定译，前揭，第378页。

［19］参见施米特，《政治的神学续篇》，吴增定译，前揭，第392-398页。天主教著名神学家约瑟夫·拉辛格（Joseph Rartzinger），即现任教宗本笃十六世（Benedict XVI），在其神学教授任上出版的《基督教导论》（1968）中谈到：早期基督教信仰形式即“一位一体论”有相当强烈的政治色彩，是一种政治神学。在早期教会内，这种政治神学意在为君主政权寻找一种神学基础。同时，也可看到在古代教会，三位一体信仰是如何战胜神学的政治性滥用的。正是教会对三位一体的信仰击垮了政治的思想模式，粉碎了神学成为一种政治神话的可能性，否定了那种滥用福音来印证某一政治情势的作法。拉辛格还在一条引注中不动声色地点了施米特的名（参见拉辛格，《基督教导论》，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31页）。

［20］参见施米特，《政治的神学续篇》，吴增定译，前揭，第398页。

［21］参见施米特，《政治的神学续篇》，吴增定译，前揭，第399页。

［22］参见施米特，《政治的神学》，前揭，第5页。

［23］参见施米特，《政治的神学》，前揭，第9页。

［24］参见施米特，《政治的神学》，前揭，第6页。

［25］参见施米特，《政治的神学》，前揭，第7页。

［26］参见施米特，《政治的神学》，前揭，第22页。

［27］参见施米特，《政治的神学》，前揭，第36页。

［28］参见施米特，《罗马天主教与政治形式》，刘锋译，前揭，第60-61页。

政治学例3

在当代的教育制度下，学生总是被沉重的学习负担所压制，每天沉浸在教科书与作业之中，而很少有机会关注身边的时事政治。学生对时政的漠然显然是一个巨大的漏洞。尤其是对于我们文科生来说，关注时事，评论时事，显得更为重要。古人有云：“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然而，我们做到了吗？据此，我们针对这一现象，展开课题研究，希望能够提升学生对时政的关注程度，并以此来警戒自己，成为未来国家真正的主人。

一、课前开展时事讲评

在教学的过程中，让学生以小组的形式在课余时间收集事实材料，在政治课前的进行新闻报道，报道的内容范围不限，然后由全体同学讲评，教师做最后的总结。时事讲评的课堂遵循每个学生都要作为演讲者的原则，每次课堂的时候随机抽取几名学生，这样能够调动起学生关注时事的积极性，养成每天看报纸、收看新闻的良好习惯。在时事演讲课堂中，同学们要针对演讲者的内容发表自己的看法，在课堂上展开讨论，并结合政治理论知识进行分析论述。例如在党的十召开期间，我组织了学生开展了几节时事演讲课，围绕十报告中的精神，结合思想政治理论进行分析，学生们在课堂中各抒己见，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在时事讲评的过程中，课堂由原本的教师一人讲解的方式转向了学生占主体进行主动质疑、学习的方式，活跃了课堂的气氛，加深学习的印象，开阔了思路，也提高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二、有意识地把时事热点、重点问题在教学中进行渗透

教师自觉地把时事热点、重点问题在教学中进行渗透，由过去的引用、灌输，转变为有意识地渗透，把精选的时事热点、重点问题的背景材料补充到教材中去，并可通过多种手段，特别是通过多媒体教学工具加以展示，增强分析对象的直观性、形象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师通过精讲、引导、点拨，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带着问题走进课堂，走出书本。

三、组织专题讲座

当国内外发生重大的事件之后，党中央颁布新的政策之后，作为政治教师就应当及时召开专题讲座，对全校的高中生开展时政专题教育。在我历年来的政治教学中，就采用了专题讲座的形式，让学生们了解社会最新动态。例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召开、中共十的召开和国际金融等国内外的大事，都通过专题讲座的召开帮助学生们养成关注时事的精神，通过对时事政治的分析，让同学们加深对基础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

四、正确运用时政材料进行教学

在选取了合适的时政材料的基础上，教师必须运用正确的教学方法来运用这些材料，单纯的材料堆积和知识点的“满堂灌”都不能很好地达到时政教育所应有的效果。

第一，充分发挥教师的引导作用，引导学生发挥主动性和能动性。时政教育以教师为主导，在教学之前对时政材料进行整理和分析、考虑与教材结合、教学方法的开发，在教学过程中对时政材料的呈现、引导学生对问题进行分析、讨论、评价和总结。在教学过程中学生自行组织的合作学习、讨论、分析、总结等环节上，教师应充分发挥其引导作用，积极引导学生参与学习过程，发挥他们的主动性和能动性，理解课堂所学内容，内化知识。

第二，提升教师自身的素质。在新课程改革时期，对教师自身各方面的素质要求也相对更高，包括扎实的专业理论知识、知识体系的更新等。扎实过硬的专业知识是教师做好时政教育的前提和基础，因此教师首先应当积极学习专业知识，在教学中与学生共同进步。政治是一门知识更新较快的学科，新课程改革要求教师要不断地更新自己的知识体系和内容，紧跟时代的步伐，不能将与时代脱节的知识教授给学生。

第三，改革教学方法。良好教学方法对时政教育至关重要，突出学生主体性作用和教师主导作用相结合的教学方法是新提出的符合新课程改革要求的科学的教学方法，在时政教育中，这种方法也可充分采用。“自主―探究”教学法、情境教学法等都是进行时政教育可以采取的教学方法。

五、重大时事问题的复习对策

建议考生在冲刺阶段千万不能放弃对“时政热点”特别是重大时事问题的学习，应当强化复习，通过专题讲座、课前新闻会、时事演讲、政治小论文等多种形式加强学生对时政热点的掌握。复习的面应当宽泛一些，围绕“经济繁荣、社会公平、生态安全”三大主题展开。重点关注近几年一些持续性较强、经久不衰的热点，如环境保护、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等方面的时事问题。

高考试题的命题越来越注重考查学生的综合能力，特别是对现实问题的理解能力和理论联系实际问题的解决能力。高考政治学科试题中，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涉及重大时事，并且还可能作为背景与其他文综学科相联系来综合考查学生的实际能力。因此，在高考文综政治科目的复习过程中，一定不能够忽视对于重大时事问题的复习。

六、采取必要的辅助手段，发挥现代教育的功能

政治学例4

如果以邓小平于1979年提出政治学要补课为标志，中国政治学恢复至今，已发展了近20年。（注：1979年3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讲到这个问题。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0页。）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实际历史不是20年，而是半个多世纪，甚至可能更长些。（注：北京大学的前身，即京师大学堂，于1902年率先开设了政治学课程。辛亥革命后，国内各著名大学相继成立政治学专业或政治学系。1932年9月1日，全国性的政治学会“中国政治学会”在南京成立。）然而，这段历史不是完全连续的，而是断断续续的，充分映照出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曲折历程。中国的历史表明：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曲折历程与中国政治发展的阶段性和曲折性有关；而改革开放前中国政治发展所经历的挫折以及所付出的代价，在一定程度上则与中国政治学曾经被严重忽视有关。与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整个历史相比，这20年的发展要顺利许多。

20年前，长期被搁置的中国政治学在变革时代的呼唤中重新恢复，因此，中国政治学从其恢复的那一刻起，就与改革开放中的中国政治发展形成了密切的关系：20年的中国政治学发展得益于20年的中国改革开放和政治民主化进程；而20年的中国政治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又从中国政治学发展中得到重要的推动力量。当今中国社会发展的大潮表明：中国政治发展和政治现代化需要政治学发展，而中国社会变革和发展所展现出的蓬勃景象，则一定会给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带来新的春天。

20年，对一门学科的发展历史来说，不算长，但对一门学科从恢复到发展，并逐步走向兴旺来说，却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这20年对未来的中国政治学发展会形成深远的影响。因此，总结这一段发展，对思考和设计中国政治学的跨世纪发展是十分有益的，也是十分必要的。

一、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历程

中国政治学的这20年发展，基本上可以说是从无到有，再到丰富发展的过程。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就有一定的发展，但它毕竟是属于那个时代的政治学，所以，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告旧时代的结束，这种发展也就基本停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各种原因，在1952年的院系调整中，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地位消失了，同时，它的教学和研究也停止了。在此之后的近三十年时间里，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几乎是空白。所以，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新中国政治学，是在70年代末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被重新恢复后，才开始真正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这20年，既是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得以重新恢复和发展的20年，同时也是新中国政治学形成和发展的20年。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是这20年间中国政治学发展的主题。从新中国政治学形成和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政治学这20年的发展经历了以下四个时期：

第一，恢复学科（1977年—1985年）。70年代末，恢复政治学学科，不仅标志着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在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重新获得了地位，而且标志着新中国政治学研究的真正开始。在这个时期，中国政治学发展主要集中于学科发展的基础建设：（一）成立政治学会。于1977年最早成立的湖北省政治学会，为中国政治学的恢复和发展迈出了第一步。1980年，中国政治学会成立，为全面恢复政治学奠定了基础。此后，政治学会和政治学研究会如雨后春笋在各地涌出。（二）成立专门研究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一些省市的社会科学院成立了政治学研究所或研究室。（三）开设专业，招收学生。1981年，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政治学专业招收了全国第一届政治学专业的本科生，从此开始了政治学专业人才的培养。（四）培养专业骨干。1982年，复旦大学举办了第一届政治学专业讲习班，为在全国各地开展政治学教学和科研活动培养了基本力量。（五）开展研究，构建体系。从一定意义上讲，是中国的全面改革开放呼唤出中国政治学，所以，政治学一恢复就面临着许多需要研究和回答的问题，其中最核心、最现实的问题是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民主化问题。在这个时期，中国政治学虽然还比较稚嫩，但还是以极大的热情开展了研究工作，并取得了许多可喜成果，其中最重要的是初步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政治学学科体系。（六）创办杂志。1985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主办的全国性专业期刊《政治学研究》发刊，“这是中国政治学发展史上一件大事，标志着中国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已获得全面恢复。”（注：张友渔:《中国政治学的兴起——刊词》，见《政治学研究》，1985年，第1期。）

第二，转换范式（1985年—1988年）。当中国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得以全面恢复后，它所面临的最现实问题是如何尽快实现政治学研究的专业化、规范化和科学化，从而缩短中国政治学在学科发展和研究水平上与世界政治学发展，尤其是发达国家政治学发展之间存在的客观差距。这个问题不仅来自政治学发展本身，而且也来自现实的政治民主化发展对政治学所提出的要求。由于时代和条件的限制，我国的政治学很大程度上是以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学科体系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学科体系为基础恢复起来的，所以，中国政治学在其发展的早期，在学科范式和研究范式上都带有这些传统学科的色彩。（注：学科范式是指由特定的学科研究对象所决定的学科构成；研究范式是指范畴体系和基本的理论逻辑结构。）这个现实决定了中国政治学发展要实现专业化、规范化和科学化，缩短与国际水平的差距，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转换其学科范式和研究范式。为此，这个时期的中国政治学发展主要在这两方面进行了努力。

从学科范式转化来看，这种努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明确学科研究对象，完善学科体系。政治学研究对象的确定直接取决于对“政治”含义的认识。政治学刚恢复时，由于受传统的阶级斗争观念的影响，人们对政治含义的理解比较狭隘，因此所确定的研究对象也比较狭隘。经过一段时间的讨论，人们对政治的含义和政治学研究对象的认识趋向科学，并在这基础上，开始建立更加完善的学科体系。在这个时期，我们引进的以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为代表的比较政治学，为学科范式的转换提供了实际的帮助。（注：80年代中期，政治学界就开始比较系统地介绍比较政治学，其中比较多地介绍了阿尔蒙德的比较政治学理论和戴维·伊斯顿的政治系统分析理论。1987年上海译文出版社翻译出版了1978年版的阿尔蒙德的《比较政治学》、达尔的《现代政治分析》，在政治学界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二是拓展学科研究领域，充实学科研究内容。这一方面的努力与前一方面的努力是联系在一起的，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表现之一是细化学科研究领域，如政治制度研究细化为比较政治制度、中国政治制度、地方政府、政党政治等；表现之二是逐步涉猎政治学的一些边缘学科、交叉学科和前沿学科，如政治社会学、政治心理学、政治文化学、政治发展学、政治伦理学、政治人类学等。

从研究范式转换来看，这个时期的研究逐渐从传统的政治思维范式走出来，开始用政治学的理论逻辑和范畴体系来思考政治学问题，并在具体的研究中运用规范的政治学概念来分析和说明问题。与此同时，政治学对中国政治的研究，尤其是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已从一般的分析研究，开始逐步形成具有政治学特色的研究，提出或阐明了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有重要意义的概念，如主权与治权、权力与权威、政治参与和政治秩序、决策民主与政治制度化、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公共权力与公共利益等。1987年底，党的十三大把政治体制改革全面提上议事日程，从而大大推动了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并使其达到一个高潮。

第三，确定价值（1988年—1992年）。党的十三大把政治体制改革全面提上议事日程后，现实的改革热情大大促进了我国的政治学研究，出现了大量研究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的论文和论著。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是在两个目标下启动的：一是简政放权、完善管理体制；二是扩大民主，实现政治民主化。前者出于改革和现代化发展的现实要求，后者出于中国政治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政治发展要求，因而，相对来说，前者是改革的近期目标，后者是改革的长远目标。1980年，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一文中比较全面系统地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构想，但由于种种原因，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具体化，因而也没有得到有效展开，直到“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于贯彻”的80年代中期，政治体制改革才开始全面提上议事日程（注：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从第159页到第180页之间的各篇文章。）。党的十三大设计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是以邓小平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一文为指导思想的，其目标是近期目标和长远目标的有机结合。但是，由于这场改革是在政治与经济关系比较紧张、经济问题比较突出的背景下提到日程上来的，所以，改革一开始，人们对其的期望就出现了严重的近期目标和长远目标的冲突，这一点在1988年前后围绕“新权威主义”而展开的争论中体现得最为明显。（注：在这场论争中，关于中国政治发展战略形成了两种鲜明对立的观点：一是被称为政治现实主义的观点，即中国的政治民主化必须通过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来推动；二是被称为政治浪漫主义的观点，即中国的政治民主化必须通过全面的政治体制改革，政治民主有了保障，中国经济才能得到有效的发展。）由于当时改革正处于体制转轨的艰难阶段，经济和社会问题比较多，于是人们比较多地把改革发展的希望寄托在政治体制改革上。过高的期望使人们普遍以政治发展长远目标来要求现实的政治体制改革，直到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人们才逐渐意识到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要达到长远的目标需要有一个比较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国政治民主化只有在实实在在的改革和发展中才能实现。1989年之后，随着整个经济和社会发展进入调整时期，中国政治学发展也进入了一个调整时期。转贴于

在这个时期，中国政治学发展主要解决了一个问题，即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价值定位。这里所说的价值定位，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的价值定位，一是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价值所在，即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最大价值是什么；二是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价值取向，即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价值判断取向。显然，这种对学科和学术生命的关怀，只有在把学科或学术真正作为对社会发展有益的科学，而不仅仅是解决现实问题的工具来冷静思考的时候才能出现。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时期的出现，并不表明中国政治学发展的衰退，相反，它表明中国政治学的一个新发展，只是这种发展不是体现在量的增长上，而是体现在质的变化上。从这个时期中国政治学学科发展和学术发展的总体趋势和内在精神走向来看，政治学者对中国政治学进行价值定位的思想基础，一方面是基于对政治学本身更深入的认识和把握，以及对中国政治学恢复以来发展的反思；另一方面则是基于对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现实、发展趋势及其理论意义的进一步认识和把握。因此，这种定位在总体上是比较科学的，具体来说：（一）把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价值所在，定位于关注中国政治，研究中国政治和推动中国政治发展。这种定位不仅符合政治学发展的基本规律，而且也符合中国社会发展对政治学发展的要求。（二）把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价值取向，定位在“民主”与“发展”上。民主本来就是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价值取向，但在政治学研究中，民主所关怀的主要是政治发展本身，因而，如果仅仅以民主为价值取向，政治学研究就可能脱离现实的社会发展，而趋向理想化、甚至空想化。中国社会发展的国情以及改革现实，使人们意识到政治学研究必须充分关怀社会总体的发展，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把政治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从社会发展中寻求政治发展的动力和进程，从政治发展的规律中思考政治作用于社会发展的形式、途径与力度。这样，我们就能把政治研究置于整个经济、社会、历史和文化的大系统中，科学地思考和寻求政治活动和政治发展的内在规律。对于在中国这种社会背景下成长的政治学来说，选择“发展”为政治学研究的价值取向，不仅有其学术上的理论意义，同时也有其学科发展上的现实意义。在中国社会，民主和发展的内在目标是社会主义民主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

第四，发展学术（1992年—— ）。作为社会科学，政治学和社会科学的其它学科一样，都需要社会变革与发展提出的发展要求和提供的发展空间。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在新的社会发展推动下，中国政治学发展也就从调整时期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由于有此前十多年的发展和积累，中国政治学在这个时期的发展，不是对以往发展的简单重复，而是在一个新起点上的发展。如果说此前十多年发展的起点是恢复和发展科学，那么这个新的发展起点则是发展学术。与恢复发展学科相比，发展学术无疑是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进行，因为，发展学术必须有比较完善的学科体系、规范的概念系统、比较丰厚的理论积淀和科学的研究方法。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个新的发展起点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政治学开始走向成熟。从这个新的发展起点出发，中国政治学在这些年主要进行了这样几方面的努力：一是在研究态度上，开始逐步重视研究的规范性和科学性，主要表现为政治学学术研究开始用规范的概念性语言代替政策性语言，开始用有据可查的资料论证代替想当然的主观分析，开始用理性的理论分析代替简单的理论套用。二是在研究的选题上，在注重选题本身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同时，开始注重选题本身的学术意义，如在“九五”国家项目中出现了一些学术性很强的科研选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史、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等。三是在研究成果上，出现了一些具有长期学术影响的学术著作，如多卷本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刘泽华主编）、《中国政治制度史》（白纲主编）。四是在研究的深度上，开始从概论性分析和一般的介绍走向专项的深度研究，如对中国古代政治和政治制度的专项研究，对中国政治制度和政治过程的专项研究，中国农村基层政治与社会发展专项研究，对西方各国政治制度和政治经验的专项研究。这些专项研究十分重视现实状况的调查和历史资料的充分占有，力求用第一、二手资料说话，以保证研究的科学性。五是在研究的方法上，开始重视从单纯的规范研究走向规范研究和经验研究并用，出现了一些以经验研究为基础的规范研究研究成果（如王沪宁撰著的《中国村落家族文化》）和一些主要以经验研究为主的研究成果。研究方法的完善化为政治学研究学术性的整体提高奠定了良好基础。

二、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主题

20年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是与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政治体制变革和政治发展为政治学发展提供了研究空间，而政治学的研究也在相当程度上为推进中国政治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因此，在这近20年的时间里，中国政治学研究所围绕的主题，除了学科发展本身提出的研究主题外，绝大多数研究主题都是来自现实社会变革和发展所提出的课题。从这个意义上讲，尽管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时间有限，但是在发展的整个过程中，它始终都以比较大的热情关注着现实提出的问题，并努力回答和解决这些问题，体现了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所应具有的社会责任感。总结这近20年的研究，中国政治学研究所涉及的主题主要有以下十二项：

1、范畴与体系。范畴与体系是一门学科发展的基础。中国政治学恢复后，为了学科健康发展，对学科的范畴和体系进行了系统研究，不仅澄清了政治的含义，而且明确了政治学研究对象和研究体系。（注：王沪宁：《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新趋向》(1980—1986)，见《政治学研究》，1987年，第2期。）这项研究工作为学科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与此同时，也有力地改变了中国社会对政治和政治研究的传统偏见，为政治学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和文化环境。尽管有关这方面的问题，目前还有人在讨论，但这已属于学科发展中的问题。

2、国家与社会。这个主题的研究贯穿中国政治学发展始终，但在不同时期，其侧重点有所不同。在80年代初期，主要是对国家职能再确定的研究，强调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后，社会主义国家应充分发展社会管理职能。到了80年代末，随着改革的发展，尤其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全面推行，国家全面管理社会的传统局面开始动摇，社会自主性日益增强，于是，研究的焦点转向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探讨了市民社会、国家相对自主性、政治管理等理论问题。

3、民主与法制。民主与法制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的主题，同样也是政治学研究的主题。在这对关系中，政治学研究主要关注民主的制度化和法律化发展；关注如何通过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提高其代议功能、立法功能和监督功能；关注宪法在政治生活中作用和地位的提高对民主政治发展的意义。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后，政治学关注的焦点从原来的法制建设扩展到如何在完善法制的基础上建立法治国家的问题，这其中涉及的问题有：依法治国的政治基础、制度条件、实践机制和政治文化背景。

4、发展与稳定。在中国社会，政治和社会稳定至关重要，它是保障改革成功的重要前提条件。这种要求从一种简单的政治要求变成社会变革和发展本身的内在要求，是在80年代末。就是在这个时候，这一问题成为政治学研究的主题。中国政治学主要从政权体系的建设、利益关系的协调、权力结构的调整、政府与社会关系的理顺、政治参与的发展、社会调控体系的健全等角度来研究这个主题。在“八五”和“九五”国家社会科学研究规划中，国家对这方面的研究给予比较大的重视。（注：“八五”期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这类项目有：“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的政治稳定研究”、“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研究”、“中国政治稳定研究”、“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与反渗透”等，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历年立项课题汇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5、人权与主权。这是中国在开放条件下政治发展面临的一大主题。政治学对人权的研究主要在两个领域展开：一是在政治学基础理论领域，即主要研究人权理论的政治哲学基础和理论意义；二是在国际政治理论和实践领域，即研究人权外交的理论与实践。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中，人权与主权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因为，主权有了保障，国家才能独立和发展，从而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人权。政治学对主权的关注，主要有三方面：一是主权的一般理论；二是国际关系中的主权问题；三是国家统一中的主权问题，即“一国两制”中的主权问题。在这三方面，中国政治学研究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6、政党与政权。党政关系问题，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中的一个核心问题。邓小平在设计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时，将其置于改革的首位。（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7页。）因而，它成为中国政治学恢复后首先触及的三大现实政治问题（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政府机构改革和党政关系）之一。政治学在这方面主要研究了这样一些问题：党政职能分开；党实行政治领导的制度途径；党与国家权力机构的关系；党的组织建设与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党的领导与基层政权建设；党政关系与中央政府权威；党的治国方略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等。（注：由聂高民、李逸舟、王仲田编的《党政分开理论探讨》（春秋出版社，1987年版）是比较早系统探讨党政分开中各主要问题的论文集。）

7、机构与职能。政府机构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都同时面临的重要问题，但同时又是一个比较难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消除政府机构改革中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恶性循环，为此，政治学提出了以改变政府职能为核心的机构改革。（注：人民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的《政府机构和干部制度改革问题论文选》，是政治学恢复后第一本比较系统探讨政府机构改革的论文集，有一定的影响。在谢林、方晓主编的《外国政府机构设置和职能》与谭健主编的《外国政府管理体制评介》两本论著中，政府职能和机构改革的关系得到了比较全面的讨论。）这个原则后来成为中国政府机构改革的指导性原则。在具体的机构改革上，政治学研究还在政府职能、机构的合并与调整、公务员制度的建立、编制管理和科学化以及人事行政的现代化等方面作出了自己的努力和贡献。

8、政府与市场。这是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提出的问题，其核心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职能以及管理经济和社会的方式。这其中涉及到的主要问题有：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政府管理与市场调节的关系。在这些问题中，目前政治学研究的课题有：产权问题、政府职能转化问题、政府职能实现方式问题、政府提供公共政策的问题、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管理和指导经济的途径与手段问题、经济和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的政府推动问题、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正与正义问题等。由于这些问题多与经济有关，所以，政治学在这些课题研究中大量借鉴了经济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从而丰富了政治思维、扩展了政治学研究的理论视野。

9、中央与地方。中国的改革是以放权为其逻辑起点的。放权包括多方面，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中央对地方的放权。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超大型社会来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处理对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安定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但由于这其中涉及到权力与利益、集中与民主等重要问题，所以，这个问题的处理一向十分困难。改革初期的放权，是针对改革前的高度集权。但由于缺乏有效的调控机制，到80年代中期，地方主义膨胀所导致的“地方割据”、中央权威弱化，使地方分权陷入危机，直到90年代初，实行分税制后，中国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才进入比较正常的发展轨道。在中央与地方关系变化的过程中，政治学研究在总体上一直坚持这样的观点：中央集权是必要的；财税是调节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重要手段；应以法律的形式规范中央与地方关系，保障地方自主权力；地方政府应尊重中央权威，服从国家总体发展战略；中央应在提供地方必要的自主发展空间的同时，通过发展社会大市场和对地方政策的有效调控，有效地消除地方割据。

10、决策与行政。决策问题，是在改革开放全面展开后提出来的。它一方面是针对改革开放前形成的以长官意志为特征的非理性决策的严重弊害，另一方面是为了适应变革发展对提高政府决策水平要求的日益提高，其核心是如何实现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政治学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就开始关注这个问题，并从推进中国政治民主化和政府管理现代化的高度来研究这个问题。（注：1986年，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在全国软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上发言强调指出：“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课题”。见《光明日报》，1986年8月1日。）在这方面，政治学研究涉及了这样几个问题：干部“四化”与科学决策、政治民主与决策、政治过程程序化与决策、政府智囊机构与决策科学化、政治参与与决策民主、法制建设与科学决策等。对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追求，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国政治民主的发展，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政治生活中的家长制作风和长官意志，扩大了知识、人才以及社会舆论在政府政策形成中的影响作用。

11、权力与腐败。随着改革所带来的体制转轨、资源分配方式变化、利益重新组合和价值观念变化，以权力为核心的腐败开始滋长和蔓延，并逐步演化为严重的政治问题。为此，邓小平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9页。）政治学对腐败问题关注比较早，比较系统的研究始于80年代末，并很快形成热潮。（注：王沪宁著的《反腐败：中国的实验》，是中国政治学界系统研究中国反腐败问题的第一部论著。该书出版于1990年。）政治学的研究主要从权力制约、法律约束、体制完善和政府职能转化等角度探讨防止和约束腐败的途径和方法，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理论观点。在这其中，对如何通过权力制约来限制腐败的研究最为活跃。在反腐败的研究中，政治学者还把腐败作为一种在各种政治体系中都不同程度存在的政治现象进行比较研究和理论分析。

12、自治与民主。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以及社会管理方式的变化，以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包括各种社区管理组织）为代表的基层群众自治问题凸现出来。这个问题表现为两种情况：一种是这些基层自治组织由于没有必要的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支持，严重涣散，不起作用，以至于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调控最基层社会的机制和基础，这种情况主要出现在部分农村；一种是由于有比较好的政治力量、经济力量和社会文化力量的支撑，这些基层群众自治不论在民主的形式还是在自我管理的功能上都得到了良好发展，展现出获得自主性的社会和社会主体的新的发展趋向。这两个极端对中国政治发展都具有十分深刻的政治内涵，前者关系到中国社会调控和政治稳定问题，后者关系到中国民主发展基础和前途问题，这样，基层群众自治问题很自然地成为90年代中国政治学关心的重点问题。虽然，这方面的研究已有一些成果，但从总体上讲，还仅仅是个开始，方兴未艾。

三、中国政治学发展的贡献

以美国学者华勒斯坦为主席的重建社会科学委员会在近年出版的《开放社会科学》一书中，分析了社会科学发展与社会变革之间的内在关系：“若要对社会变革进行合理的组织，那就必须首先去研究它，了解支配它的种种规则。这就不仅为我们后来称为社会科学的那一类学科提供了发展空间，而且还对它们产生了深刻的社会需求。”（注：华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中文版，第10页，三联书店，1997年版。）从这个意义上讲，基于中国社会和政治发展深刻需要而恢复和发展的中国政治学，在其发展中对中国政治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国政治发展本身的要求。这也就是说，中国政治学发展所贡献给中国政治发展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中国政治发展本身的客观要求，而且这些贡献是在政治发展与政治学发展的相互推动中实现的。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这种贡献是复合性的和内在性的，而不是体现为简单的一对一的因果关系，因而，很难确定政治学研究的某一项具体的研究或成果对中国政治发展形成的实际作用和影响是什么。所以，这里就中国政治学发展对中国政治发展贡献的考察，不是从中国政治发展所取得的实际成就出发，而是从中国政治学发展本身为中国政治发展所创造的积极条件出发。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政治学发展的贡献主要有以下三大方面：

首先，中国政治学发展为中国政治发展提供了具体的发展目标。1985年，邓小平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发展时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提出的一系列政策中，“就国内政策而言，最重大的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进行改革，同时相应地进行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6页。）显然，民主化是改革开放中的中国政治发展的核心目标。围绕着这个目标，我国展开了政治体制改革。1980年，邓小平在其发表的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讲话中，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指明了原则和方向。在这个指导性文件的指导下，政治学研究深入探讨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内容：如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加强人大制度建设、完善选举制度、决策民主、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完善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健全监督体系、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法制、反对腐败等。1986年前后，为了把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具体化，并全面提上议事日程，邓小平提出了三大改革目标和三大改革内容。但是，邓小平认为政治体制改革要比经济体制改革更复杂和艰难，需要谨慎，需要认真研究，所以，认为这些目标和任务还必须具体化，以便使改革做到有计划、有步骤。（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6—180页。）这个要求，既是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的，同时也是对政治学研究提出的。为此，政治学研究对以往已提出的具体目标作了进一步的充实和丰富，提出更为具体的改革目标和方案。例如党的十三大报告在法制建设方面给出了十分具体化的发展目标：党、政权组织同其他社会组织关系制度化，国家政权组织内部活动制度化，中央、地方、基层之间的关系制度化，人员的培养、选拔、使用和淘汰制度化，基层民主生活制度化，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化。（注：《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47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显然，这个具体目标体系中包含了不少政治学研究成果。目标与手段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当政治学为政治发展提供具体发展目标的同时，实际上也提供了各种可选择的改革手段，这实际上为具体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途径。

其次，中国政治学发展为中国政治发展的战略选择提供了理论依据。中国政治发展是与中国全面改革和现代化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其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政治发展，尤其是体现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政治发展，直接关系到改革和现代化发展的全局。而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深厚、规模巨大、法制薄弱的社会中，政治改革所可能面临的问题是十分复杂和艰巨的。这就决定了合理的发展战略选择对中国政治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如果战略失误，我们所要付出的代价，不仅是政治上的，而且是整个社会的发展。但是，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干的事业是全新的事业，所以，我们的政治发展和经济发展一样，只有自己的和别人的经验与教训，而没有现成的发展战略，我们的发展战略只能在不断的实践、探索和总结中逐步形成。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这样走过来的，同样，中国的政治改革和政治发展也是这样走过来的。中国的现实发展状况表明：尽管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还面临着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但是中国从自己的国情和社会性质出发、从中国社会改革和发展的全局出发，把握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政治发展战略，在总体上是成功的。这种合理的发展战略的形成，一方面是基于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的实践和探索，另一方面则是基于政治学研究为发展战略选择所提供的理论依据。政治学研究在这方面的贡献，主要体现为政治学研究对政治发展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做了研究和回答。这些重大理论问题有：政治发展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关系；政治民主化过程中政治稳定与政治发展的关系；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征与内涵；中国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发展中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的重要性；强化中央权威与合理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中国民主政治；政治体制改革中的权力结构调整与制度创新；依法治国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作用和功能等。虽然从总体上讲，政治学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回答还是初步的，但是政治学对这些理论问题的研究，对于形成合理的中国政治发展战略还是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最后，中国政治学发展改善了中国政治发展的政治文化基础。虽然政治发展的动力是经济和社会发展，但是，体现为政治主体的政治认知、情感和价值取向的政治文化对政治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作用，在特定条件下，这种作用可能是决定性的。因而，良好的政治文化基础是政治发展所不可缺少的前提因素。在这近20年的中国政治和社会发展中，政治学发展对促进中国政治文化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具体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是中国政治学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传统的政治观念，传播了新的政治意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年代，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人们的政治观念被严重扭曲。因此，改革开放后，中国政治发展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改变人们旧的政治观念，对政治和政治生活形成新的认识。中国政治学恢复后，在普及政治学基础知识的过程中，也向人们传递了正确的政治观念和新的政治意识，使人们不仅意识到作为公民所具有的权利与义务，而且认识到政治和社会发展的真正目标以及民主政治的基本原理和规则。这些观念和意识上的变化和发展，为政治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心理和文化基础。二是中国政治学发展培养了一大批直接从事政治学研究和党政管理的人才。政治学之所以是一门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治学所研究的政治活动和政治发展有其内在的基本规律。政治发展的一个关键就是人们对其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对这种规律缺乏科学认识和把握的政治发展将不可能成功，甚至可能走向危险。“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从反面证明了这一点。从这个意义上讲，建立专门研究政治的学科和培养专门从事政治研究的人才，对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具有深刻的意义。与此同时，政治学学科体系和培养体系的确立，就使得政治学能够不断地向政治体系输送具有现代政治意识和管理知识的党政管理人才，而且随着国家公务员制度的确立，政治学发展在这方面的贡献还将继续扩大。这些新生力量不断进入政治体系，不仅有助于实现邓小平确定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一个目标，即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注：邓小平认为要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要保持领导层干部的年轻化。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9页。）而且也为政治体系在政治发展中实现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提供了基础。转贴于

在中国政治学发展对政治发展的贡献问题上，虽然我们不能说没有政治学的发展就没有中国政治发展，但是我们能够说中国的政治发展不能没有政治学的贡献和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政治发展需要政治学发展，需要政治学有更大的作为和贡献。

四、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启示

自中国有政治学研究以来，这20年发展所取得的成就是最大的。我们总结这段历史，一方面要肯定我们的成就，但更重要的是认识我们的不足。因为，只有这样，中国政治学才能继续发展，才能有更大的进步。概括来说，中国政治学目前存在的不足主要有这样几方面：在学科建设上，我们的学科体系在总体上与国际水平还有一定的差距；在研究内容上，还有不少重大政治理论问题没有得到科学的回答和解决，政治学基础研究还比较薄弱；在研究的效果上，政治学研究的理论创新性还不够，因而突破性成果不多；在研究的取向上，对中国现实政治问题的关注还不够全面和深入，有许多应由政治学回答的问题，政治学没有去研究、去回答；在研究方法上，政治学研究对研究方法的创新重视不够，因而，从总体上讲，政治学的研究方法还不够丰富；在研究的学术性上，政治学研究的总体学术水准和科学性还有待提高。

正像中国政治学发展所取得的成就是总体性的一样，中国政治学目前存在的不足也是总体性的。这种不足，除与其发展的客观条件和政治学者的主观努力有关外，更重要的还与政治学这门学科在中国还处于发展、成熟过程中这一客观事实有关。显然，对于发展一门成熟的社会科学来说，20年时间还略显短了些。因此，要弥补或消除这些不足，除了政治学者的主观努力外，在很大程度上还有赖于政治学这门学科在整体上的不断充实和发展。在中国社会，政治学要继续获得整体的充实和发展，从根本上讲，有赖于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有赖于中国政治的进一步发展。

总结历史是为了未来更好地发展，因此，对于历史的总结，重要的不是在于整理过去，而是在于从整理过去中寻求能够对未来发展有启示的东西。本文在这方面作了一些思考和努力，笔者认为，这种启示主要有以下内容：

启示之一，必须把学科建设置于战略地位，没有学科的发展，政治学的总体发展就必将因缺乏后劲而自然萎缩。中国政治学的这20年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80年代政治学恢复后的学科建设和发展。但遗憾的是，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后，今天的学科体系并没有比20年前发展多少。在当今时代，陈旧的学科体系是无论如何也产生不出一流的学术的。

启示之二，政治学发展应坚持引进和创新并举，不可偏废。有分析地引进国外的前沿理论和先进方法，有助于中国政治学研究水平的总体提高，但是，这不是中国政治学的生命力所在。中国政治学的生命应是自己的理论创新。理论创新的基础，一方面是对前沿理论的把握，另一方面则是对现实政治的深入研究和科学把握。因此，对于中国政治学的整体发展来说，引进和创新都具有重要意义，引进不能代替创新，而创新不能否定引进。只要有创新的精神，任何引进都将不是盲目的接受。

政治学例5

如果以邓小平于1979年提出政治学要补课为标志，中国政治学恢复至今，已发展了近20年。（注：1979年3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讲到这个问题。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0页。）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实际历史不是20年，而是半个多世纪，甚至可能更长些。（注：北京大学的前身，即京师大学堂，于1902年率先开设了政治学课程。辛亥革命后，国内各著名大学相继成立政治学专业或政治学系。1932年9月1日，全国性的政治学会“中国政治学会”在南京成立。）然而，这段历史不是完全连续的，而是断断续续的，充分映照出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曲折历程。中国的历史表明：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曲折历程与中国政治发展的阶段性和曲折性有关；而改革开放前中国政治发展所经历的挫折以及所付出的代价，在一定程度上则与中国政治学曾经被严重忽视有关。与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整个历史相比，这20年的发展要顺利许多。

20年前，长期被搁置的中国政治学在变革时代的呼唤中重新恢复，因此，中国政治学从其恢复的那一刻起，就与改革开放中的中国政治发展形成了密切的关系：20年的中国政治学发展得益于20年的中国改革开放和政治民主化进程；而20年的中国政治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又从中国政治学发展中得到重要的推动力量。当今中国社会发展的大潮表明：中国政治发展和政治现代化需要政治学发展，而中国社会变革和发展所展现出的蓬勃景象，则一定会给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带来新的春天。

20年，对一门学科的发展历史来说，不算长，但对一门学科从恢复到发展，并逐步走向兴旺来说，却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这20年对未来的中国政治学发展会形成深远的影响。因此，总结这一段发展，对思考和设计中国政治学的跨世纪发展是十分有益的，也是十分必要的。

一、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历程

中国政治学的这20年发展，基本上可以说是从无到有，再到丰富发展的过程。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就有一定的发展，但它毕竟是属于那个时代的政治学，所以，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告旧时代的结束，这种发展也就基本停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各种原因，在1952年的院系调整中，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地位消失了，同时，它的教学和研究也停止了。在此之后的近三十年时间里，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几乎是空白。所以，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新中国政治学，是在70年代末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被重新恢复后，才开始真正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这20年，既是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得以重新恢复和发展的20年，同时也是新中国政治学形成和发展的20年。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是这20年间中国政治学发展的主题。从新中国政治学形成和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政治学这20年的发展经历了以下四个时期：

第一，恢复学科（1977年—1985年）。70年代末，恢复政治学学科，不仅标志着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在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重新获得了地位，而且标志着新中国政治学研究的真正开始。在这个时期，中国政治学发展主要集中于学科发展的基础建设：（一）成立政治学会。于1977年最早成立的湖北省政治学会，为中国政治学的恢复和发展迈出了第一步。1980年，中国政治学会成立，为全面恢复政治学奠定了基础。此后，政治学会和政治学研究会如雨后春笋在各地涌出。（二）成立专门研究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一些省市的社会科学院成立了政治学研究所或研究室。（三）开设专业，招收学生。1981年，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政治学专业招收了全国第一届政治学专业的本科生，从此开始了政治学专业人才的培养。（四）培养专业骨干。1982年，复旦大学举办了第一届政治学专业讲习班，为在全国各地开展政治学教学和科研活动培养了基本力量。（五）开展研究，构建体系。从一定意义上讲，是中国的全面改革开放呼唤出中国政治学，所以，政治学一恢复就面临着许多需要研究和回答的问题，其中最核心、最现实的问题是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民主化问题。在这个时期，中国政治学虽然还比较稚嫩，但还是以极大的热情开展了研究工作，并取得了许多可喜成果，其中最重要的是初步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政治学学科体系。（六）创办杂志。1985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主办的全国性专业期刊《政治学研究》发刊，“这是中国政治学发展史上一件大事，标志着中国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已获得全面恢复。”（注：张友渔:《中国政治学的兴起——刊词》，见《政治学研究》，1985年，第1期。）

第二，转换范式（1985年—1988年）。当中国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得以全面恢复后，它所面临的最现实问题是如何尽快实现政治学研究的专业化、规范化和科学化，从而缩短中国政治学在学科发展和研究水平上与世界政治学发展，尤其是发达国家政治学发展之间存在的客观差距。这个问题不仅来自政治学发展本身，而且也来自现实的政治民主化发展对政治学所提出的要求。由于时代和条件的限制，我国的政治学很大程度上是以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学科体系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学科体系为基础恢复起来的，所以，中国政治学在其发展的早期，在学科范式和研究范式上都带有这些传统学科的色彩。（注：学科范式是指由特定的学科研究对象所决定的学科构成；研究范式是指范畴体系和基本的理论逻辑结构。）这个现实决定了中国政治学发展要实现专业化、规范化和科学化，缩短与国际水平的差距，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转换其学科范式和研究范式。为此，这个时期的中国政治学发展主要在这两方面进行了努力。

从学科范式转化来看，这种努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明确学科研究对象，完善学科体系。政治学研究对象的确定直接取决于对“政治”含义的认识。政治学刚恢复时，由于受传统的阶级斗争观念的影响，人们对政治含义的理解比较狭隘，因此所确定的研究对象也比较狭隘。经过一段时间的讨论，人们对政治的含义和政治学研究对象的认识趋向科学，并在这基础上，开始建立更加完善的学科体系。在这个时期，我们引进的以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为代表的比较政治学，为学科范式的转换提供了实际的帮助。（注：80年代中期，政治学界就开始比较系统地介绍比较政治学，其中比较多地介绍了阿尔蒙德的比较政治学理论和戴维·伊斯顿的政治系统分析理论。1987年上海译文出版社翻译出版了1978年版的阿尔蒙德的《比较政治学》、达尔的《现代政治分析》，在政治学界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二是拓展学科研究领域，充实学科研究内容。这一方面的努力与前一方面的努力是联系在一起的，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表现之一是细化学科研究领域，如政治制度研究细化为比较政治制度、中国政治制度、地方政府、政党政治等；表现之二是逐步涉猎政治学的一些边缘学科、交叉学科和前沿学科，如政治社会学、政治心理学、政治文化学、政治发展学、政治伦理学、政治人类学等。

从研究范式转换来看，这个时期的研究逐渐从传统的政治思维范式走出来，开始用政治学的理论逻辑和范畴体系来思考政治学问题，并在具体的研究中运用规范的政治学概念来分析和说明问题。与此同时，政治学对中国政治的研究，尤其是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已从一般的分析研究，开始逐步形成具有政治学特色的研究，提出或阐明了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有重要意义的概念，如与治权、权力与权威、政治参与和政治秩序、决策民主与政治制度化、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公共权力与公共利益等。1987年底，党的十三大把政治体制改革全面提上议事日程，从而大大推动了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并使其达到一个高潮。

第三，确定价值（1988年—1992年）。党的十三大把政治体制改革全面提上议事日程后，现实的改革热情大大促进了我国的政治学研究，出现了大量研究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的论文和论著。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是在两个目标下启动的：一是简政放权、完善管理体制；二是扩大民主，实现政治民主化。前者出于改革和现代化发展的现实要求，后者出于中国政治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政治发展要求，因而，相对来说，前者是改革的近期目标，后者是改革的长远目标。1980年，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一文中比较全面系统地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构想，但由于种种原因，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具体化，因而也没有得到有效展开，直到“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于贯彻”的80年代中期，政治体制改革才开始全面提上议事日程（注：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从第159页到第180页之间的各篇文章。）。党的十三大设计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是以邓小平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一文为指导思想的，其目标是近期目标和长远目标的有机结合。但是，由于这场改革是在政治与经济关系比较紧张、经济问题比较突出的背景下提到日程上来的，所以，改革一开始，人们对其的期望就出现了严重的近期目标和长远目标的冲突，这一点在1988年前后围绕“新权威主义”而展开的争论中体现得最为明显。（注：在这场论争中，关于中国政治发展战略形成了两种鲜明对立的观点：一是被称为政治现实主义的观点，即中国的政治民主化必须通过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来推动；二是被称为政治浪漫主义的观点，即中国的政治民主化必须通过全面的政治体制改革，政治民主有了保障，中国经济才能得到有效的发展。）由于当时改革正处于体制转轨的艰难阶段，经济和社会问题比较多，于是人们比较多地把改革发展的希望寄托在政治体制改革上。过高的期望使人们普遍以政治发展长远目标来要求现实的政治体制改革，直到1989年之后，人们才逐渐意识到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要达到长远的目标需要有一个比较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国政治民主化只有在实实在在的改革和发展中才能实现。1989年之后，随着整个经济和社会发展进入调整时期，中国政治学发展也进入了一个调整时期。

在这个时期，中国政治学发展主要解决了一个问题，即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价值定位。这里所说的价值定位，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的价值定位，一是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价值所在，即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最大价值是什么；二是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价值取向，即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价值判断取向。显然，这种对学科和学术生命的关怀，只有在把学科或学术真正作为对社会发展有益的科学，而不仅仅是解决现实问题的工具来冷静思考的时候才能出现。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时期的出现，并不表明中国政治学发展的衰退，相反，它表明中国政治学的一个新发展，只是这种发展不是体现在量的增长上，而是体现在质的变化上。从这个时期中国政治学学科发展和学术发展的总体趋势和内在精神走向来看，政治学者对中国政治学进行价值定位的思想基础，一方面是基于对政治学本身更深入的认识和把握，以及对中国政治学恢复以来发展的反思；另一方面则是基于对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现实、发展趋势及其理论意义的进一步认识和把握。因此，这种定位在总体上是比较科学的，具体来说：（一）把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价值所在，定位于关注中国政治，研究中国政治和推动中国政治发展。这种定位不仅符合政治学发展的基本规律，而且也符合中国社会发展对政治学发展的要求。（二）把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价值取向，定位在“民主”与“发展”上。民主本来就是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价值取向，但在政治学研究中，民主所关怀的主要是政治发展本身，因而，如果仅仅以民主为价值取向，政治学研究就可能脱离现实的社会发展，而趋向理想化、甚至空想化。中国社会发展的国情以及改革现实，使人们意识到政治学研究必须充分关怀社会总体的发展，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把政治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从社会发展中寻求政治发展的动力和进程，从政治发展的规律中思考政治作用于社会发展的形式、途径与力度。这样，我们就能把政治研究置于整个经济、社会、历史和文化的大系统中，科学地思考和寻求政治活动和政治发展的内在规律。对于在中国这种社会背景下成长的政治学来说，选择“发展”为政治学研究的价值取向，不仅有其学术上的理论意义，同时也有其学科发展上的现实意义。在中国社会，民主和发展的内在目标是社会主义民主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

第四，发展学术（1992年—— ）。作为社会科学，政治学和社会科学的其它学科一样，都需要社会变革与发展提出的发展要求和提供的发展空间。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在新的社会发展推动下，中国政治学发展也就从调整时期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由于有此前十多年的发展和积累，中国政治学在这个时期的发展，不是对以往发展的简单重复，而是在一个新起点上的发展。如果说此前十多年发展的起点是恢复和发展科学，那么这个新的发展起点则是发展学术。与恢复发展学科相比，发展学术无疑是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进行，因为，发展学术必须有比较完善的学科体系、规范的概念系统、比较丰厚的理论积淀和科学的研究方法。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个新的发展起点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政治学开始走向成熟。从这个新的发展起点出发，中国政治学在这些年主要进行了这样几方面的努力：一是在研究态度上，开始逐步重视研究的规范性和科学性，主要表现为政治学学术研究开始用规范的概念性语言代替政策性语言，开始用有据可查的资料论证代替想当然的主观分析，开始用理性的理论分析代替简单的理论套用。二是在研究的选题上，在注重选题本身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同时，开始注重选题本身的学术意义，如在“九五”国家项目中出现了一些学术性很强的科研选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史、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等。三是在研究成果上，出现了一些具有长期学术影响的学术著作，如多卷本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刘泽华主编）、《中国政治制度史》（白纲主编）。四是在研究的深度上，开始从概论性分析和一般的介绍走向专项的深度研究，如对中国古代政治和政治制度的专项研究，对中国政治制度和政治过程的专项研究，中国农村基层政治与社会发展专项研究，对西方各国政治制度和政治经验的专项研究。这些专项研究十分重视现实状况的调查和历史资料的充分占有，力求用第一、二手资料说话，以保证研究的科学性。五是在研究的方法上，开始重视从单纯的规范研究走向规范研究和经验研究并用，出现了一些以经验研究为基础的规范研究研究成果（如王沪宁撰著的《中国村落家族文化》）和一些主要以经验研究为主的研究成果。研究方法的完善化为政治学研究学术性的整体提高奠定了良好基础。

二、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主题

20年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是与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政治体制变革和政治发展为政治学发展提供了研究空间，而政治学的研究也在相当程度上为推进中国政治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因此，在这近20年的时间里，中国政治学研究所围绕的主题，除了学科发展本身提出的研究主题外，绝大多数研究主题都是来自现实社会变革和发展所提出的课题。从这个意义上讲，尽管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时间有限，但是在发展的整个过程中，它始终都以比较大的热情关注着现实提出的问题，并努力回答和解决这些问题，体现了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所应具有的社会责任感。总结这近20年的研究，中国政治学研究所涉及的主题主要有以下十二项：

1、范畴与体系。范畴与体系是一门学科发展的基础。中国政治学恢复后，为了学科健康发展，对学科的范畴和体系进行了系统研究，不仅澄清了政治的含义，而且明确了政治学研究对象和研究体系。（注：王沪宁：《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新趋向》(1980—1986)，见《政治学研究》，1987年，第2期。）这项研究工作为学科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与此同时，也有力地改变了中国社会对政治和政治研究的传统偏见，为政治学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和文化环境。尽管有关这方面的问题，目前还有人在讨论，但这已属于学科发展中的问题。

2、国家与社会。这个主题的研究贯穿中国政治学发展始终，但在不同时期，其侧重点有所不同。在80年代初期，主要是对国家职能再确定的研究，强调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后，社会主义国家应充分发展社会管理职能。到了80年代末，随着改革的发展，尤其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全面推行，国家全面管理社会的传统局面开始动摇，社会自主性日益增强，于是，研究的焦点转向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探讨了市民社会、国家相对自主性、政治管理等理论问题。

3、民主与法制。民主与法制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的主题，同样也是政治学研究的主题。在这对关系中，政治学研究主要关注民主的制度化和法律化发展；关注如何通过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提高其代议功能、立法功能和监督功能；关注宪法在政治生活中作用和地位的提高对民主政治发展的意义。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后，政治学关注的焦点从原来的法制建设扩展到如何在完善法制的基础上建立法治国家的问题，这其中涉及的问题有：依法治国的政治基础、制度条件、实践机制和政治文化背景。

4、发展与稳定。在中国社会，政治和社会稳定至关重要，它是保障改革成功的重要前提条件。这种要求从一种简单的政治要求变成社会变革和发展本身的内在要求，是在80年代末。就是在这个时候，这一问题成为政治学研究的主题。中国政治学主要从政权体系的建设、利益关系的协调、权力结构的调整、政府与社会关系的理顺、政治参与的发展、社会调控体系的健全等角度来研究这个主题。在“八五”和“九五”国家社会科学研究规划中，国家对这方面的研究给予比较大的重视。（注：“八五”期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这类项目有：“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的政治稳定研究”、“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研究”、“中国政治稳定研究”、“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与反渗透”等，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历年立项课题汇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5、人权与。这是中国在开放条件下政治发展面临的一大主题。政治学对人权的研究主要在两个领域展开：一是在政治学基础理论领域，即主要研究人权理论的政治哲学基础和理论意义；二是在国际政治理论和实践领域，即研究人权外交的理论与实践。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中，人权与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因为，有了保障，国家才能独立和发展，从而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人权。政治学对的关注，主要有三方面：一是的一般理论；二是国际关系中的问题；三是国家统一中的问题，即“一国两制”中的问题。在这三方面，中国政治学研究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6、政党与政权。党政关系问题，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中的一个核心问题。邓小平在设计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时，将其置于改革的首位。（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7页。）因而，它成为中国政治学恢复后首先触及的三大现实政治问题（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政府机构改革和党政关系）之一。政治学在这方面主要研究了这样一些问题：党政职能分开；党实行政治领导的制度途径；党与国家权力机构的关系；党的组织建设与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党的领导与基层政权建设；党政关系与中央政府权威；党的治国方略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等。（注：由聂高民、李逸舟、王仲田编的《党政分开理论探讨》（春秋出版社，1987年版）是比较早系统探讨党政分开中各主要问题的论文集。）

7、机构与职能。政府机构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都同时面临的重要问题，但同时又是一个比较难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消除政府机构改革中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恶性循环，为此，政治学提出了以改变政府职能为核心的机构改革。（注：人民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的《政府机构和干部制度改革问题论文选》，是政治学恢复后第一本比较系统探讨政府机构改革的论文集，有一定的影响。在谢林、方晓主编的《外国政府机构设置和职能》与谭健主编的《外国政府管理体制评介》两本论著中，政府职能和机构改革的关系得到了比较全面的讨论。）这个原则后来成为中国政府机构改革的指导性原则。在具体的机构改革上，政治学研究还在政府职能、机构的合并与调整、公务员制度的建立、编制管理和科学化以及人事行政的现代化等方面作出了自己的努力和贡献。

8、政府与市场。这是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提出的问题，其核心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职能以及管理经济和社会的方式。这其中涉及到的主要问题有：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政府管理与市场调节的关系。在这些问题中，目前政治学研究的课题有：产权问题、政府职能转化问题、政府职能实现方式问题、政府提供公共政策的问题、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管理和指导经济的途径与手段问题、经济和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的政府推动问题、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正与正义问题等。由于这些问题多与经济有关，所以，政治学在这些课题研究中大量借鉴了经济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从而丰富了政治思维、扩展了政治学研究的理论视野。

9、中央与地方。中国的改革是以放权为其逻辑起点的。放权包括多方面，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中央对地方的放权。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超大型社会来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处理对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安定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但由于这其中涉及到权力与利益、集中与民主等重要问题，所以，这个问题的处理一向十分困难。改革初期的放权，是针对改革前的高度集权。但由于缺乏有效的调控机制，到80年代中期，地方主义膨胀所导致的“地方割据”、中央权威弱化，使地方分权陷入危机，直到90年代初，实行分税制后，中国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才进入比较正常的发展轨道。在中央与地方关系变化的过程中，政治学研究在总体上一直坚持这样的观点：中央集权是必要的；财税是调节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重要手段；应以法律的形式规范中央与地方关系，保障地方自力；地方政府应尊重中央权威，服从国家总体发展战略；中央应在提供地方必要的自主发展空间的同时，通过发展社会大市场和对地方政策的有效调控，有效地消除地方割据。

10、决策与行政。决策问题，是在改革开放全面展开后提出来的。它一方面是针对改革开放前形成的以长官意志为特征的非理性决策的严重弊害，另一方面是为了适应变革发展对提高政府决策水平要求的日益提高，其核心是如何实现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政治学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就开始关注这个问题，并从推进中国政治民主化和政府管理现代化的高度来研究这个问题。（注：1986年，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在全国软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上发言强调指出：“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课题”。见《光明日报》，1986年8月1日。）在这方面，政治学研究涉及了这样几个问题：干部“四化”与科学决策、政治民主与决策、政治过程程序化与决策、政府智囊机构与决策科学化、政治参与与决策民主、法制建设与科学决策等。对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追求，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国政治民主的发展，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政治生活中的家长制作风和长官意志，扩大了知识、人才以及社会舆论在政府政策形成中的影响作用。

11、权力与腐败。随着改革所带来的体制转轨、资源分配方式变化、利益重新组合和价值观念变化，以权力为核心的腐败开始滋长和蔓延，并逐步演化为严重的政治问题。为此，邓小平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9页。）政治学对腐败问题关注比较早，比较系统的研究始于80年代末，并很快形成热潮。（注：王沪宁著的《反腐败：中国的实验》，是中国政治学界系统研究中国反腐败问题的第一部论著。该书出版于1990年。）政治学的研究主要从权力制约、法律约束、体制完善和政府职能转化等角度探讨防止和约束腐败的途径和方法，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理论观点。在这其中，对如何通过权力制约来限制腐败的研究最为活跃。在反腐败的研究中，政治学者还把腐败作为一种在各种政治体系中都不同程度存在的政治现象进行比较研究和理论分析。

12、自治与民主。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以及社会管理方式的变化，以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包括各种社区管理组织）为代表的基层群众自治问题凸现出来。这个问题表现为两种情况：一种是这些基层自治组织由于没有必要的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支持，严重涣散，不起作用，以至于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调控最基层社会的机制和基础，这种情况主要出现在部分农村；一种是由于有比较好的政治力量、经济力量和社会文化力量的支撑，这些基层群众自治不论在民主的形式还是在自我管理的功能上都得到了良好发展，展现出获得自主性的社会和社会主体的新的发展趋向。这两个极端对中国政治发展都具有十分深刻的政治内涵，前者关系到中国社会调控和政治稳定问题，后者关系到中国民主发展基础和前途问题，这样，基层群众自治问题很自然地成为90年代中国政治学关心的重点问题。虽然，这方面的研究已有一些成果，但从总体上讲，还仅仅是个开始，方兴未艾。

三、中国政治学发展的贡献

以美国学者华勒斯坦为主席的重建社会科学委员会在近年出版的《开放社会科学》一书中，分析了社会科学发展与社会变革之间的内在关系：“若要对社会变革进行合理的组织，那就必须首先去研究它，了解支配它的种种规则。这就不仅为我们后来称为社会科学的那一类学科提供了发展空间，而且还对它们产生了深刻的社会需求。”（注：华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中文版，第10页，三联书店，1997年版。）从这个意义上讲，基于中国社会和政治发展深刻需要而恢复和发展的中国政治学，在其发展中对中国政治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国政治发展本身的要求。这也就是说，中国政治学发展所贡献给中国政治发展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中国政治发展本身的客观要求，而且这些贡献是在政治发展与政治学发展的相互推动中实现的。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这种贡献是复合性的和内在性的，而不是体现为简单的一对一的因果关系，因而，很难确定政治学研究的某一项具体的研究或成果对中国政治发展形成的实际作用和影响是什么。所以，这里就中国政治学发展对中国政治发展贡献的考察，不是从中国政治发展所取得的实际成就出发，而是从中国政治学发展本身为中国政治发展所创造的积极条件出发。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政治学发展的贡献主要有以下三大方面：

首先，中国政治学发展为中国政治发展提供了具体的发展目标。1985年，邓小平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发展时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提出的一系列政策中，“就国内政策而言，最重大的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进行改革，同时相应地进行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6页。）显然，民主化是改革开放中的中国政治发展的核心目标。围绕着这个目标，我国展开了政治体制改革。1980年，邓小平在其发表的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讲话中，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指明了原则和方向。在这个指导性文件的指导下，政治学研究深入探讨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内容：如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加强人大制度建设、完善选举制度、决策民主、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完善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健全监督体系、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法制、反对腐败等。1986年前后，为了把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具体化，并全面提上议事日程，邓小平提出了三大改革目标和三大改革内容。但是，邓小平认为政治体制改革要比经济体制改革更复杂和艰难，需要谨慎，需要认真研究，所以，认为这些目标和任务还必须具体化，以便使改革做到有计划、有步骤。（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6—180页。）这个要求，既是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的，同时也是对政治学研究提出的。为此，政治学研究对以往已提出的具体目标作了进一步的充实和丰富，提出更为具体的改革目标和方案。例如党的十三大报告在法制建设方面给出了十分具体化的发展目标：党、政权组织同其他社会组织关系制度化，国家政权组织内部活动制度化，中央、地方、基层之间的关系制度化，人员的培养、选拔、使用和淘汰制度化，基层民主生活制度化，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化。（注：《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47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显然，这个具体目标体系中包含了不少政治学研究成果。目标与手段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当政治学为政治发展提供具体发展目标的同时，实际上也提供了各种可选择的改革手段，这实际上为具体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途径。

其次，中国政治学发展为中国政治发展的战略选择提供了理论依据。中国政治发展是与中国全面改革和现代化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其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政治发展，尤其是体现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政治发展，直接关系到改革和现代化发展的全局。而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深厚、规模巨大、法制薄弱的社会中，政治改革所可能面临的问题是十分复杂和艰巨的。这就决定了合理的发展战略选择对中国政治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如果战略失误，我们所要付出的代价，不仅是政治上的，而且是整个社会的发展。但是，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干的事业是全新的事业，所以，我们的政治发展和经济发展一样，只有自己的和别人的经验与教训，而没有现成的发展战略，我们的发展战略只能在不断的实践、探索和总结中逐步形成。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这样走过来的，同样，中国的政治改革和政治发展也是这样走过来的。中国的现实发展状况表明：尽管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还面临着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但是中国从自己的国情和社会性质出发、从中国社会改革和发展的全局出发，把握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政治发展战略，在总体上是成功的。这种合理的发展战略的形成，一方面是基于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的实践和探索，另一方面则是基于政治学研究为发展战略选择所提供的理论依据。政治学研究在这方面的贡献，主要体现为政治学研究对政治发展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做了研究和回答。这些重大理论问题有：政治发展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关系；政治民主化过程中政治稳定与政治发展的关系；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征与内涵；中国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发展中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的重要性；强化中央权威与合理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中国民主政治；政治体制改革中的权力结构调整与制度创新；依法治国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作用和功能等。虽然从总体上讲，政治学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回答还是初步的，但是政治学对这些理论问题的研究，对于形成合理的中国政治发展战略还是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最后，中国政治学发展改善了中国政治发展的政治文化基础。虽然政治发展的动力是经济和社会发展，但是，体现为政治主体的政治认知、情感和价值取向的政治文化对政治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作用，在特定条件下，这种作用可能是决定性的。因而，良好的政治文化基础是政治发展所不可缺少的前提因素。在这近20年的中国政治和社会发展中，政治学发展对促进中国政治文化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具体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是中国政治学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传统的政治观念，传播了新的政治意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下继续革命”的年代，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人们的政治观念被严重扭曲。因此，改革开放后，中国政治发展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改变人们旧的政治观念，对政治和政治生活形成新的认识。中国政治学恢复后，在普及政治学基础知识的过程中，也向人们传递了正确的政治观念和新的政治意识，使人们不仅意识到作为公民所具有的权利与义务，而且认识到政治和社会发展的真正目标以及民主政治的基本原理和规则。这些观念和意识上的变化和发展，为政治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心理和文化基础。二是中国政治学发展培养了一大批直接从事政治学研究和党政管理的人才。政治学之所以是一门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治学所研究的政治活动和政治发展有其内在的基本规律。政治发展的一个关键就是人们对其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对这种规律缺乏科学认识和把握的政治发展将不可能成功，甚至可能走向危险。“”的教训从反面证明了这一点。从这个意义上讲，建立专门研究政治的学科和培养专门从事政治研究的人才，对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具有深刻的意义。与此同时，政治学学科体系和培养体系的确立，就使得政治学能够不断地向政治体系输送具有现代政治意识和管理知识的党政管理人才，而且随着国家公务员制度的确立，政治学发展在这方面的贡献还将继续扩大。这些新生力量不断进入政治体系，不仅有助于实现邓小平确定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一个目标，即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注：邓小平认为要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要保持领导层干部的年轻化。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9页。）而且也为政治体系在政治发展中实现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提供了基础。

在中国政治学发展对政治发展的贡献问题上，虽然我们不能说没有政治学的发展就没有中国政治发展，但是我们能够说中国的政治发展不能没有政治学的贡献和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政治发展需要政治学发展，需要政治学有更大的作为和贡献。

四、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启示

自中国有政治学研究以来，这20年发展所取得的成就是最大的。我们总结这段历史，一方面要肯定我们的成就，但更重要的是认识我们的不足。因为，只有这样，中国政治学才能继续发展，才能有更大的进步。概括来说，中国政治学目前存在的不足主要有这样几方面：在学科建设上，我们的学科体系在总体上与国际水平还有一定的差距；在研究内容上，还有不少重大政治理论问题没有得到科学的回答和解决，政治学基础研究还比较薄弱；在研究的效果上，政治学研究的理论创新性还不够，因而突破性成果不多；在研究的取向上，对中国现实政治问题的关注还不够全面和深入，有许多应由政治学回答的问题，政治学没有去研究、去回答；在研究方法上，政治学研究对研究方法的创新重视不够，因而，从总体上讲，政治学的研究方法还不够丰富；在研究的学术性上，政治学研究的总体学术水准和科学性还有待提高。

正像中国政治学发展所取得的成就是总体性的一样，中国政治学目前存在的不足也是总体性的。这种不足，除与其发展的客观条件和政治学者的主观努力有关外，更重要的还与政治学这门学科在中国还处于发展、成熟过程中这一客观事实有关。显然，对于发展一门成熟的社会科学来说，20年时间还略显短了些。因此，要弥补或消除这些不足，除了政治学者的主观努力外，在很大程度上还有赖于政治学这门学科在整体上的不断充实和发展。在中国社会，政治学要继续获得整体的充实和发展，从根本上讲，有赖于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有赖于中国政治的进一步发展。

总结历史是为了未来更好地发展，因此，对于历史的总结，重要的不是在于整理过去，而是在于从整理过去中寻求能够对未来发展有启示的东西。本文在这方面作了一些思考和努力，笔者认为，这种启示主要有以下内容：

启示之一，必须把学科建设置于战略地位，没有学科的发展，政治学的总体发展就必将因缺乏后劲而自然萎缩。中国政治学的这20年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80年代政治学恢复后的学科建设和发展。但遗憾的是，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后，今天的学科体系并没有比20年前发展多少。在当今时代，陈旧的学科体系是无论如何也产生不出一流的学术的。

启示之二，政治学发展应坚持引进和创新并举，不可偏废。有分析地引进国外的前沿理论和先进方法，有助于中国政治学研究水平的总体提高，但是，这不是中国政治学的生命力所在。中国政治学的生命应是自己的理论创新。理论创新的基础，一方面是对前沿理论的把握，另一方面则是对现实政治的深入研究和科学把握。因此，对于中国政治学的整体发展来说，引进和创新都具有重要意义，引进不能代替创新，而创新不能否定引进。只要有创新的精神，任何引进都将不是盲目的接受。

政治学例6

许多学生害怕政治课堂与政治作业、考试，觉得课堂内容晦涩难懂，作业需要书写的内容太多，考试前需要背诵记忆的东西太多、太枯燥。归根结底就是在教学过程中学生没有参与感，只是一味遵从教师与教材的权威，没有提问、分析、思考的过程。

2.仅将考试分数作为教学效果评估的唯一标准

这个唯一标准导致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只在乎如何让学生背诵更多的知识，忽视创新能力的培养，也导致学生和家长并不在意创新能力，从而导致应试教育的恶性循环，学生的问题意识泯灭，素质教育流于形式。

二、在政治课堂上提高学生创新能力的途径

1.创设有益于培养创新能力的教学情境

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不是任其自然即可得到发展的，有效的教学情境是能够为每个学生提供自由思想的空间，让学生进行大胆想象的情境。教师首先要为学生创设一个自由、宽松的交流情境，消除学生独立思考的心理负担。其次，要让学生具有一定的对学习内容自主选择的自由，使学生的提问与教师的回答成为最好的教学过程。再次，使师应该多为学生创造表现机会，使学生在自我表现的过程中增强提高创新能力的自信心与积极性。

2.注重课堂教学对创新性人格的培育

创新性人格是具备创新能力的基础，人格形成的最佳阶段就是在中学阶段。在课堂上，教师仅仅提出问题，通过问题去引导学生回答是不够的，还要注重引导的方式和学生的心理状态，如在提问后要给予学生足够的思考时间，不要强迫学生在没有充足思考的情况下做出回答；在学生回答错误的情况下不要急于否定，给出正确答案，而是要引导学生说出思考的过程，带领学生找出正确答案。

3.采用相关教学手段，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对学生来讲，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很大的不同就表现在课堂和课后作业的形式上，过去的政治教学注重背诵，但注重创新能力培养的政治课堂作业应该是具有独立分析要求和能够进行发散思维的作业。在作业中，要多设置探究性问题，多创设悬念，用问题激发学生迫切探究的认知心理，达到学会自我探究的目的。这个探究的过程也就是创新能力形成的过程。

政治学例7

说中国政治发展面临的挑战就是政治学说的挑战，包含着两层含义。首先，政治学理论落后于现实发展的需要，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其次，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持续推进，中国与国际社会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受到国际因素的制约日益明显，然而，国内的政治学不能很好地解释这两者之间的互动和矛盾，其实质则恰恰是我们的理论远远落后于国际社会的政治学发展。那么，当今我们的政治学理论的困境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1.缺乏解释力。当代中国的政治学理论，无论从体系和内容上，还是从它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意义上讲，都还称不上是一门较为成熟的学科。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现有的政治学理论对现实的社会运动缺乏足够的解释力。

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首先来源于理论与现实的结合，也就是说理论研究不能脱离政治现实这个客观的“事实”。在当代社会，不能对社会的进步发展作出应有贡献的学科，都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对政治学理论而言，注重对政治现实的客观规律的科学研究是首要的要求，在这一前提下，我们才能探索并创造出一种符合社会需要、与中国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相适应的政治理论来。然而，当今中国的政治学理论之所以对现实缺乏应有的解释力，正是由于我们脱离了具体的政治现实，从而构筑的政治理论不能适应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

这种理论脱离实际的一个方面的表现是以西方的政治学理论来裁剪中国的现实。自政治学研究恢复以来，中国的政治学开创者们首先是从介绍和引进西方的政治学体系来建构自己的政治学理论体系的。由于理论体系和理论观点的移植存在着一个历史文化土壤的问题，建立在西方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现代政治学理论体系，在解释历史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中国社会的政治现象时，其科学性和解释力是令人怀疑的。不过，这种现象在政治学的初创时期是难以避免的。然而，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我们的政治学理论至今尚停留在恢复初期的水平上，以不断出现的西方新的政治学理论流派和理论观点来简单地比附中国变化中的现实，甚至以此来衡量我们是否达到了种种所谓的标准。比如所谓的新权威主义、市民社会、世俗化理论等等，根据这些理论观点作出的有关分析实际上不是对“中国社会”而是对“西方社会”的分析，因为像市民社会、文化的世俗化等西方意义上的问题在中国并不存在；即使存在一些与西方社会看起来相似的问题，我们的理论并没有作出与中国的实际相符合的分析。政治学理论研究中的这一现象在经济学等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研究中同样存在，反映了我们理论研究的一种普遍现象。

政治学理论研究中理论脱离实际的另一个主要表现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一做法与上述做法一样削弱了它对社会和政治现实的解释力。中国政治学的恢复、创建和发展始终是与研究者们整理和梳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联系在一起的，尽管这一整理和梳理工作中注解的成分多于创见的成分。然而，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原理来系统地、具体地分析中国社会政治的研究，则还没有出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研究还停留在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的阶段上，致使我们的政治实践经常出现一些看似马克思主义的，实则非马克思主义的现象，给我们的现代化进程带来了不利的影响。比如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政治上层建筑”和“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两个基本的理论命题及其关系不是搞得很清楚，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之所以在注重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的同时却始终树立不起科学的政治大局观，其原因就在这里。政治学的理论与现实相脱离的这两个具体表现，阻碍了我们对现实中的敏感问题进行科学的研究，政治发展的一系列问题，比如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创新问题、发展过程中的基本正义问题、产权变革过程中的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等等，我们的政治学理论还没能作出科学的研究和回答，而现有的政治理论在这些方面显然是缺乏解释力的。2.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不能结合。缺乏解释力的再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政治学理论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不能在理论上很好地统一起来，致使政治学理论研究即使结合着现实政治也只能游离于真正的现实之外。

在政治理论中，对于政治现实的事实判断和依据政治事实对人的意义作出价值判断是不同的，但由于政治本来就是事实和价值的统一，而不可能做到像西方行为主义政治学那样的“价值祛除”，因此，政治理论还必须同时实现这两种不同的判断的统一和结合。尽管政治事实作为一种客观的现实具有可解释、可预测、可检验性等特点，而价值判断则缺乏可资检验的公共准则，但是，如果不对政治事实的价值作出分析，政治理论所描述的就只是物理事实而不是政治事实。在我国当今的政治学理论中，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并没有实现很好的结合。理论研究并没有从政治“是什么”的事实判断中推演出现实政治“应该如何”的价值判断来。一方面，政治学更多地注重于描述政治现象和政治事实“是什么”的问题，而且即使是这种描述也不是很客观和科学的，但对于政治价值和利益，则没有形成独立的判断，这样，政治学没能提出有益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真知灼见；另一方面，政治学在对政治事实进行价值判断的时候，面对变化中的利益和价值的纠纷不能形成新的机制准则，至多是描述已有的政治价值，从而割裂了政治价值的历史性和时代性的统一。上述两方面的割裂在政治学所回避的敏感的现实问题中可以清楚地反映出来。

事实和价值在政治理论中不能有机地统一起来，是与现当代政治学的方法论更新和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实际上也是方法论上的悖论。这种割裂或悖论，在西方政治学说史上早已出现了，而且直到现在，从传统的方法论到行为主义方法论和后行为主义方法论的发展，都没法克服这种悖论。由于我们的政治学理论和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步西方政治学之后尘”的，因此在介绍、引进西方的政治学理论从而构筑自己的政治学理论体系时，的确也很难克服这一悖论。问题是要使我们的政治理论具有解释力，具有为现实的政治服务的功能，在介绍和引进西方政治学理论体系及其方法论的时候就应该注意避免“引进”这种悖论，这一点我们是有意无意地忽视了。

3.概念不清。“政治”这一政治学的基本概念的界定是实现政治学理论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相统一的前提。虽然一说起政治，似乎每个人都明白大概是什么东西，而要给它下一个能得到公认的确切定义，却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政治学对政治“是什么”的问题一直没有能够形成共识，这使政治学理论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不能很好地结合起来，也就是不能使政治学形成为一门科学。在当代中国，我们对政治的理解往往是不很清晰的，指出政治是统帅、是灵魂，而改革开放以来很多人却相信经济是统帅，政治只是一张“空头支票”，而政治学界对政治概念的探讨也是浅尝辄止。

在这里，限于篇幅，我们没有必要对几千年来众说纷纭的政治含义进行系统的分析，我们想说明，如果对政治的概念不能有一个相对一致的定义，不单政治学理论体系的完善是不可能的，而且政治学作为一门基础性和实践性的学科，它也不能对社会的现实和变化作出有说服力的解释。我们认为，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基本方法论出发，政治的含义一般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层面加以理解。狭义的政治概念是就政治活动自身的特点和方式而言的，这类政治定义均指出政治是与经济活动、文化活动、家庭和社会活动等不同的一种独特的人类社会现象。虽然自古以来人们对政治的理解不尽相同，但通常都把政治与公共的权力、权威、控制、统治联系在一起，从而使政治与其他社会现象区别开来。与狭义的政治概念不同，广义政治概念是把政治看作与各种社会现象相联系的，涵盖经济、社会、军事、科技等一切事务而且又高于这些事务的事物，是统率全局的东西。这与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学是最高学术颇有神似之处，只是亚氏是就学问的问题而言，而狭义政治观与广义政治观的区分主要是就社会现实生活而言的。在西方政治学说史上，众多的政治观如总体政治说、关系政治说、功能政治说、管理政治说、经济政治说、道德政治说等基本属于广义的政治概念。就广义的政治而言，它就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获得权力、分享权力、支配权力和使用权力的问题，而是有着更重要的目的和更基本的内容。

马克思主义既从狭义上、也从广义上使用政治概念。就狭义而言，马克思主义指出政治就是阶级斗争，政治的核心是国家政权；就广义而言，马克思主义又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是统帅、灵魂和大局。例如，列宁曾提出“经济方面的政治”、“国家建设的政治”等等，以区别于“阶级斗争”的政治，很明显，前者是广义政治，后者是狭义政治。从本质上看，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总的来说主要是一种广义的政治观，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与西方学者政治观的一个重要差别。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是从政治与经济、社会、文化等联系的角度来理解政治和界定政治的，而不像一些西方学者那样把政治看作是一种孤立现象。马克思主义对政治的论述作为一般的政治定义不是抽象的普遍，而是包含着特殊内容的丰富性的普遍。就政治与经济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与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就政治与社会结构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分化是一个基本的政治现象，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而任何政治斗争也是阶级斗争；就政治与军事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有时要诉诸战争或暴力的手段，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就政治与文化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因而也就是一个政治问题；就政治与科技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它必须与政治上层建筑发生联系。总之，政治一经诞生，就位于社会生活的核心，联系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亦即从广义上说，政治是一个社会大系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以纳入政治的领域。正因为如此，政治才是统帅、是大局。

尽管狭义的政治与广义的政治对于把握政治的内涵都是必不可少的，但相对而言，在社会主义时期，广义的政治观具有更重要的价值。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都十分善于从广义上把握政治的内容。邓小平同志所以是一个杰出的战略家和政治家，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正是由于他从来不是仅仅从狭义的政治看政治，从单纯的经济看经济，而是首先从政治的高度看经济问题，从经济的角度看政治问题，因此才能得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当前中国最大的政治的结论。

对政治的概念作出恰当的界定，还需要以政治的内涵为线索，找出政治现象的范围，并对这些范围加以研究，我们可以把政治的这一领域称为政治的外延。政治的外延构成了政治上层建筑的全部内容，包含十分广泛而又多样的领域，它包括政治体系、政治制度、政治文化和政治决策四个基本层面。这四个层面的外延构成了政治的丰富体系，了解政治、理解政治，尤其是实践中具体的政治运作过程，如果不是从这四个基本的层面把政治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审视，或者仅仅从这四个层面的某一个层面来审视，那么政治的理论和现实都将有可能误入歧途。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发展乃至整个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出现的很多理论和实践问题，都与“政治”这一概念是什么没有搞清楚有关，在这一点上，政治学理论应该承担起主要的责任。

二、当代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机遇

尽管政治学的发展存在着很大的困境，但与此同时，政治学的发展也有着很多的机遇，也许，挑战和困境本身就是政治学可得以发展的一个条件。

理论变革往往是社会变革的先导，但客观上需要把社会变革及其实践上升为一种系统的理论体系时，社会变革就成为理论变革的推动力，这种推动力就是理论发展的机遇。就政治学理论而言，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治学的恢复发展过程看，我们发现，第一，在每次重大的社会、政治、经济变革之前或之际，都必然发生某种重大的理论争论。比如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经济体制改革时期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的争论、“十三大”之前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讨论，等等。第二，每次政治理论的发展，既适应社会政治生活的需要，同时也受到当时政治环境的制约。这样，迄今为止的政治理论的局限性是很明显的，例如政治理论的发展只是局限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缺乏整体协调，使政治学理论不成体系；同时，由于方法论的问题以及政治环境的制约和影响，政治学理论很难对政治现实作出真正科学的分析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为政治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机遇和条件，同时也给政治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发展的问题，而且还是个政治发展的问题。它要求社会能够协调发展，也要求政治学从整体上有一个系统的研究，因此，政治理论的研究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分析政治对市场经济建设的作用这一点上，而应该从更加宽广的范围来研究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1.从现实政治的层面看，对于政治概念的阐明就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毋庸讳言，我们对于政治的理论研究总的来说未能赶上时代赋予它的要求，现实政治总是走在理论研究的前面，而理论研究常常落在时展的后面。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程中，我们在社会政治领域出现了很多新问题、新变化、新趋向，这就赋予政治以鲜活的内容和意义，同时也等待政治学作出回答和探讨。比如，为什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仍要强调讲政治？为什么经济发展了，腐败现象也增多了，这是不是一个必然现象？为什么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常常出现“一手硬，一手软”的状况，这与政治问题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我们在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同时，还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通过深入的研究来回答，而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就要弄清政治的内涵和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实的问题对于政治研究既是一个挑战，又是一个机遇。如果政治学能回答这些问题，它就能够获得生机和发展。如果我们不能回答伟大的时代和活生生的现实所提出的问题，而是照本宣科，因循守旧，那么政治学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政治学例8

一

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部门首先发生于西方。西方系统的政治学一般地说形成于古希腊的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而亚里斯多德所著的《政治学》（POLITICS）则是第一部系统论述政治科学的著作。

古希腊是由许多独立的城邦（POLIS）所组成的。任何公民都必须是一个城邦的成员，不能离开城邦独立生活。各城邦虽然都是建立在奴隶占有制社会基础上，其政权的性质都是奴隶主阶级，但由于各自的具体条件不同，因而出现了各种不同的组织体制、管理形式。到亚里斯多德生活的时代（公元前384-322年），希腊的城邦制度正面临着分崩离析的严重危机。亚里斯多德为了维护古希腊的城邦制度，他研究了100多种希腊的城邦组织，其目的则是要寻求一种解救希腊城邦制危机的途径。在这个基础上，亚里斯多德写出了他的名著《政治学》。从此，政治学便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体系在西方建立起来。

亚里斯多德的《政治学》（POLITICS）一词，是从城邦（POLIS）一词衍生而来，意思就是关于城邦的知识，是研究城邦问题的理论和技术。（参阅吴寿彭译亚里斯多德《政治学》，商务1965年版，第110页译注①）后来西方语言中政治学一词，也都是由此发展而来。如英语中的POLITICS就是CITY（POLIS）+SCIENCE所组成，意即关于国家的科学。

亚里斯多德是从维护摇摇欲坠的希腊城邦制出发的，所以他在《政治学》中首先提出了“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即人天生（自然）要过城邦生活的命题。为此，他研究了城邦（国家）的产生、性质、目的、任务等基本理论原则问题。其次，他研究了各种形式的城邦，对国家的各种体制的组成，优劣比较以及其变革等问题作了深入、具体的研究。最后，他还提出了什么是最好的城邦生活，对理想的城邦构成，管理原则也都做了考虑、分析。换句话说，亚里斯多德《政治学》一书是以国家（城邦）为中心，具体解决关于国家的基本理论（产生、本质、目的、任务），国家体制的划分原则和分类等一般问题，以及如何建立、管理国家，即管理国家的实际问题。这种观点奠定了以后西方对政治科学的基本认识，确定了西方政治科学的对象，它一直影响到近、现代（参阅吴恩裕《论亚里斯多德的〈政治学〉》）自从亚里斯多德以后，西方的政治学说一般地都是以国家问题作为中心。

西欧封建社会一切科学部门都是“神学的婢女”，政治学当然也要服从于神学，其中心内容主要是教权与王权谁应居于最高地位的争论。直到近代随着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资产阶级的成长才逐步改变了这种状况。

近代资产阶级政治学是反封建斗争中建立起来的。为了争夺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权，资产阶级思想家逐步摆脱了神学，提出了新的政治观点。这时，“代替教条和神权的是人权，代替教会的是国家。以前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是由教会批准的，因此曾被认为是教会和教条所创造的，而现在这些关系则被认为是以权利为根据，并由国家所创造的。”（马恩全集，第21卷，第546页）这个转变，在17、18世纪西欧各国的政治思想中都明确地反映出来。尽管当时各国的具体情况不同，但基本的政治观点却有一致之处。当时的政治理论是把国家法律看成决定一切的东西，认为只要从政治制度上进行变革一切问题也就都解决了。这样，当时的政治科学都是以人的自然权利和契约论为前提，以不同的方式论证为什么要设置政治权力——国家？人为什么要服从政治权力，以及为什么接受其对个人权力的限制、限制的程度和范围如何？什么样的政治权力最能保证人的基本权利——自由、平等？这些观点，为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适合自己需要的政权提供了理论。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的政治科学的内容，主要是建立一套与中世纪神学不同的新观点，重新解决关于对国家的认识，关于国家体制和建立原则等方面的问题。

进入19世纪以后，西方各主要国家资本主义基础已经奠定，资产阶级已由争夺政权的阶级变成为政治上的统治阶级。这时“政治已成为资产阶级对整个社会的统治。”（《马恩选集》，第一卷，第110页）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确保资产阶级的统治，资产阶级政治科学的主要任务，也和其他社会科学一样，是在于如何维护资本主义“秩序”。这时，资产阶级开始抛弃革命时期的一些观点，从“理想主义”逐步进入“现实主义”。从着重于哲学的研究进而着重于实践的分析，政治科学也就着眼于对具体政治制度的改革。自从孔德以后，西方政治科学发展的总趋势就是把政治学与社会学紧密结合起来。奥地利的巩布洛维奇在《社会学与政治》一书中就说得比较明确。他说：“只有依据社会学，政治学才能成为实证的科学”。此后，资产阶级政治学的总的倾向是在于对政治现象进行“实证”的分析，即更注重于对国家的实际政治活动的分析研究。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就曾说：“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的任务，决不在于去判断国家一般应当是这样或那样的，它们应当去帮助制定政治的研究方法。依靠这种方法，人们可以从自己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和得到利益”。（《THEPUBLICENDITSPROBLEMS》》）在现代，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西方更出现了所谓政治社会学、政治行为主义，现实主义政治学，等等。他们声称政治学的主要任务在于记述“人的政治行为”，（G·GATLON：SYSTEMOTIEPOLITICS）或认为“政治学的任务主要不在于提示政治的真理，而是解决实际的任务”。（MARGENTHAM：POWEROFPOLITICALCONCEPT）这样，他们就把政治科学从研究政治制度扩展大到研究政治活动，从研究政权机构的活动扩大到研究各种政治团体的活动。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学者认为政治学是“关于国家的科学”，同时也认为从更广泛意义讲，政治学是研究“团体、组织和制度”的政治活动的科学。

总之，从19世纪中期以后直到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把政治科学的研究对象逐步由传统的研究国家的一般原因更加趱于研究政治实际活动，从一般研究国家问题更加广泛地研究与政治活动有关方面的问题，特别是研究政治与社会相互关系问题。然而我们也可看到，无论如何，西方现代政治科学所强调的仍然是研究两方面的问题，即所谓“政治制度”和“政治过程”，而其中心自然是围绕着国家问题。（参阅米·波杜纳瓦茨《政治学与政治社会学》）这一点，仍然被认为是区分政治科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关键。

以上，我们并不是要研究西方政治科学的发展史，也不是要提示各种政治科学的内容与实质以及他们的历史作用，更不在于要具体地分析各种主张。通过这一概述，主要地是要说明在西方，作为一个独立的科学部门的政治学，其研究的对象一贯地是以国家问题为中心。只是随着不同的历史情况，这门科学的具体范围也有所发展。这无疑地对我们确定政治学的研究对象能有所启示。

二

中国古代社会对政治的理解有与西方不同的特点。总的说来，自从夏商进入阶级社会直到近代以前，由于中国学术分科的不明确，政治学在中国并没有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然而，这并不是说中国古代就不注重政治问题的研究，对政治就没有一定的认识、观点。恰恰相反，从中国古代历史发展来看，政治问题历来成为人们关心的问题；从一定意义讲，甚至可以说，中国古代的整个文化领域都非常关注政治问题，也即如何安邦治国问题。早在《书》、《诗》中，就有大量的论政的内容。《书》实即是一部政书。在《洪范》篇中就曾明确地提出了食、货、祀、司空、司徒、司寇、宾、师等所谓“农用八政”，这实际就是维护统治权所必需的八件大事。及至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的动荡与发展，出现了“百家争鸣”，政治问题就更成为各家各派的中心议题。司马谈在《六家要旨》中就说：“《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史记·太史公自序》）这是说明了诸子百家虽然观点不同，但其目的都是在于提出一套治理国家的方案。春秋战国时期奠定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基础，在以后长期封建社会中，思想家们，也都无不在治理国家问题上提出各种不同的见解。

中国与西方不同，自从国家产生以后，国家制度基本上是君主制；自秦以后，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又成为基本国家制度。集权与分封，统一与割据虽然也有过斗争，但这不过是历史上的一种例外，而且君主制本身也始终未变。因此，中国古代的政治学说与西方不同，它主要不是解决如何组织国家问题，即建立何种形式的政体问题；而是要解决在君主的最高统治下，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也就是所谓的“治国之道”。荀况的一段说很有代表性。他说：“彼国措者，非封焉之谓也，何法之道，虽子之与也。”（荀子·王霸））这就是说国家问题主要是用什么方法和用什么人来治理国家。因此，中国古代的政治学说特别注重如何在维护君权之下，处理好君臣、君民关系，即统治阶级内部以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以便使封建统治长治久安。

基于以上情况，中国古代所谓的政治，首先就是指一种事务、管理而言。中国古代的政与治不是联用而结成一个词的。“政者事也”，是指事务而言，而“治者理也”，则是指的管理。但是，从二者的含意看，总是相通的。所以，也可以说，中国古代的政治学说就包含有政治行动的意思，是一种“动态的”。有谓：“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礼记·促尼燕居》）也正因如此，中国古代讲“政”总是说“为政”、“从政”，而且“为政”与“治国”相当。如《说苑·建本篇》中引称：“子贡问为政。孔子曰：富之，既富乃教之，此治国之本也”。至于把政治联用乃是近代的事。直到孙中山讲：“政治两字的意思，浅而言之，政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之事便是政治，（《孙中山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61页）也还带有中国对政治了解的特色。

中国古代对政治既然作为一种事务理解，实际上则是指国家的方针、政策、措施而言。也即所谓“政者制也”。这就是说，把政治是看成一种行为准绳，使被统治者有所遵循。所以说“政”就是“使不正归于正”，就是所谓“下所取正也”。特别是由于中国长期以来君主掌有最高统治权，就更使得在中国古代政、治、正、制，以至法、令等在含义上都有相通之处。（参阅陈顾远：《中国法制史》第一章）与此相联系，在中国古代谈到“政治”时，也就总是强调统治者的作用。所谓“欲政之速行也者，莫若以身先之也”。（大戴礼记·子张问入官）孔子也多次讲“政者，正也”。如：“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哀公问曰：敢问何谓为政？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政。君之所为，百姓之所从也。君所不为，百姓何从？（《礼记·哀公问》）唯其为此，也就使得中国古代的政治学说很重视如何处理好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即治人者与治于人者的关系问题。这表现在一方面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对立起来，而另一方面又提出了“重民”主张。

再者，中国古代实际把“政治”作为一种统治的手段。儒家思想长期在封建社会中居于统治地位。儒家是强调“礼治”、“德政”的。他们总是把礼教放在首位，其次才谈得上用行政手段和施用刑罚。在这里，政治不过是一种行政管理，是维护统治的一种手段。如孔子曾说：“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因此，中国古代以儒家为代表的政治学说总是把教化、管理、刑罚三者结合起来，而作为先后相辅的三种方法。有所谓：“德不盛则饬政”（《大戴礼记·盛德》）“教不善则政治”（《国语.齐语》）在《孔子家语》中有一段详细的记载更说明了这个问题。“仲弓问于孔子曰：雍问，至刑无所用政，桀纣之世也；至政无所用刑，成康之世也。信乎？孔子曰：圣人治化，必刑政相参焉。大上，以德教民，而以礼齐之。其次，以政导民，而以刑禁之。化之弗变，导之弗从，伤义以败俗，于是乎用刑矣”。（《刑政篇》）这就是说，最好的统治方法是首先用思想教化，其次才用行政命令，如果教育不改，管理不从，危害了社会，最后才使用刑罚。可见，他们是把政治作为一种统治的手法的。

以上，我们是要说明中国古代所理解的政治主要是作为国家统治者处理各种关系的一种事务管理，一种政策、措施，一种统治手段，总之是一种“治国之道”。这也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和西方政治学的一个重大差别。当然，中国古代的政治学说也不是不注意政治制度问题，但由于中国古代社会的特点，使得这个问题总是从属于“治国之道”中。在这里，我们并不是要详细地比较中国和西方政治学的区别，而是要从中国政治学的主要特点说明中国古代尽管没有形成像西方那样的独立的政治学，但对政治的了解仍以治理国家为其中心内容，这也是值得我们在研究政治学时所参考的。三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标志了一切科学部门的一次根本变革。马克思主义在社会科学上最根本的贡献就是“最先发现了伟大的历史运动规律，根据这个规律，一切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任何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各社会阶级的斗争或多或少明显的表现，而这些阶级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又为它们的经济状况的程度、生产的性质和方式以及由生产所决定的交换的性质所制约”。（《马恩选集》第一卷，第602页。）

从这里我们便可以看出，作为社会科学之一的政治学，马克思主义与以前政治学的根本不同之处在于：第一，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一切政治斗争归根到底都是由经济关系所决定的。从前，一切“社会学家不善于往下探究像生产关系这样简单和原始的关系，而径直着手探讨和研究政治法律形式，一碰到这些形式是由当时人类某种思想产生的事实就停留下来；结果似乎社会关系是由人们自觉地建立起来的”。（《列宁选集》第一卷，第7页）正因如此，所以资产阶级和以前的政治思想家，总是把政治法律形式看成是决定一切的，他们脱离开一定的经济关系去研究政治法律形式，单纯地追求政治法律的改革，而且认为这就能决定经济关系，维持人类社会。而马克思主义则认为政治、法律是由经济关系所决定的，任何政治改革和政治活动都要受经济条件的制约。当然，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也不否认政治对经济的反作用，然而归根到底政治始终是由经济关系决定的。

第二，马克思主义提示了政治是阶级间的关系，政治斗争的实质是阶级与阶级之间的斗争。以前，人们充其量把政治斗争看成是个人之间或各集团之间的关系和斗争，从来没有揭示出它的最本质的内容。只有马克思主义才做到了这一点。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自从人类社会产生阶级以来，直到将来共产主义实现，人们之间的关系最本质的便是阶级关系，因此，政治也就是如何处理各种阶级之间的关系，而“任何政治斗争都是阶级斗争。”（《马恩选集》，第四卷，第247页）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也就认为“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列宁选集》，第四卷第370页）对这点，同志说得很明确，他说：“政治，不论革命的反革命的，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不是少数个人行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政治是阶级斗争，这是就其实质而言，它指明了在阶级社会中政治的最本质的含义，而这种揭示正是马克思主义与其他一切派别不同之处。因此，我们绝不能摈弃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如果说以前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一些偏差，问题并不在于把政治了解为阶级斗争，而是把它简单化，绝对化了。

阶级斗争不仅表现在政治斗争上，而且也表现在经济斗争、思想斗争上。因此，讲政治是阶级斗争只是就其实质而言。具体来说，马克思主义讲到政治、政治斗争时，也主要是以国家政权问题为其中心的。对这点，恩格斯曾说：“马克思则证明，过去的全部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在全部纷繁和复杂的政治斗争中，问题的中心始终是社会阶级的社会和政治的统治，即旧的阶级要保持统治，新兴的阶级要争得统治。”（《马恩选集》第三卷，第40页）列宁在区别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概念时，说明更明确。他说“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当阶级斗争不仅属于政治范围，而且抓住政治中最本质的东西即国家政权机构时，才是充分发展的、''''全民族的''''阶级斗争”（《列宁选集》，第二卷，第454页）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对政治的理解也没有离开国家政权问题，政治不能离开经济关系独立存在，其实质是阶级斗争，而阶级斗争最根本的问题则是国家政权问题。列宁说：“马克思一贯坚持阶级斗争学说，并把它贯彻到政权学说，国家学说之中”。（《列宁选集》，第三卷，第191页）因此，根据经济和阶级关系来研究国家的产生、发展和消灭的规律，指出国家的实质，研究国家政权的组织、管理及活动等，特别是作为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来说，关于无产阶级如何夺取政权和维护政权的问题，也就应该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主要内容，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列宁为什么把政治说成是：“参与国事，指导国家，确定国家活动的方式，任务和内容”了。（《列宁选集》，俄文版，第21卷，第14页）也就可以理解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同样把政治看成是“一种科学，一种艺术”的意义了。

政治学例9

(一)学生受应试思维影响,学习中缺乏学科意识学生往往把《政治学概论》看作是中学思想政治课的延续,在学习思维上也沿用了以往的应试思维。最明显的表现是学生习惯在学习中追求一字不差的唯一标准答案,对教材介绍的同一名词的不同定义,同一问题的不同观点往往缺乏独立思考,无所适从。甚至要求教师提供练习册,通过题海战术来应对考试复习。这种应试思维严重影响了学生以学科意识来整体把握《政治学概论》课程的内容体系,奠定政治学理论基础和认知框架,造成学习的困难。

(二)学生学习政治学的基本概念与理论存在困难。

《政治学概论》往往安排在大学一年级开设,同时,使用的教材大多理论性、系统性较强,对于大学新生来说,学习理解抽象概念和理论会有一些困难和挑战。往往是名词听起来熟悉,但却不能准确表述与理解,如“政治、国家、权力”等。对政治学中的基础理论,特别是某一理论的不同观点,如“民主理论、国家理论”等往往是似是而非,不知其所以然,更谈不上用其概念与理论分析现实政治问题。[1]

(三)学生课外阅读政治学经典着作存在困难 阅读经典着作是人文社会学科入门非常重要的方法。在教学中我们往往会提倡学生不要囿于教材,要阅读经典着作。但政治学经典着作多数来源于西方学者,无论是内容体系还是理论分析逻辑,抑或行文表述都令学生觉得艰涩难懂,难以坚持。例如《政府论》、《学术与政治》,还有马列经典原着等都不是大一新生能够轻松读懂的着作,单纯强调学生阅读经典着作,不仅无助于学生对课程的学习,反而加深了学生认为政治学是一门枯燥、难懂的课程的刻板印象。[1]

(四)学生自主运用理论分析现实政治现象存在困难

《政治学概论》教材由于内容的相对稳定性,并囿于篇幅,往往限于简单介绍理论的主要观点或是简单得出结论。表现为作者在论证观点时仅仅限于从理论到理论的思辨与价值判断等传统的规范手段,缺乏以令人信服的事例、数据等事实资料作为观点的支撑,懈于进行田野调查等实证研究方法,未能及时反映政治生活中的变化。虽然教师常常运用“讨论法”、“案例法”等去弥补教材的不足,但学生往往还是难以信服结论,更难以自主运用理论分析、解决问题。

二、《政治学概论》的教学建议

上述学生在学习政治学中存在的困难,既涉及到中国政治学研究发展的问题,也涉及到政治学的教材建设的问题,但笔者主要就教学中的应对学习困难提出了一些建议。主要是课程讲授中应凸显学科意识与学科研究方法,注重培养学生的“述议”能力,引导、推动学生的课外学习。

(一)教学体系安排应凸显学科体系的完整、独立,帮助学生建立学科意识

政治学的知识体系庞大丰富,《政治学概论》课程到底应该涵盖哪些基础性政治学知识呢?为使学生从总体上把握《政治学概论》的基本框架及其独立的学科地位,需要对其内容进行分类,进而明确部分与部分、部分与整体之间的联系。[2]而且这不仅仅是在导论课给学生做一次性的介绍,教师应在每一章节的课程讲授中起到“串珠成宝”的作用。以政治内容可分为实体、观念、活动三个方面为线,根据所选教材的分析框架,帮助学生建立起学科体系的基本框架,系统把握政治学概论的课程内容,而不是通过“背多分”的应试方式来获得概念或理论观点。

(二) 理论教学过程注重学科研究方法的介绍与分析

关于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往往是导论中的一节内容,但这远远不能让学生掌握政治学的研究方法,更不足以让学生自主运用这些学科方法去学习、研究。学者们的理论成果是通过一定的学科研究方法得出来的,教师进行理论分析也运用了一定的学科研究方法,但是,如果我们疏于介绍与分析方法的使用,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往往以接受知识性内容为重,以方法的学习与运用为轻。就如大厨端出美味佳肴,食客能品尝到食材,却不懂炮制方法一样。师生之间的教学,不仅要授之以鱼,亦要授之以渔,因此强调理论教学过程注重学科研究方法的介绍与分析。如:在讲授历史上“非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内容时,需要对每一思想家的历史背景、经济地位、阶级地位以及历史地位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还需要对不同政治观的合理性、局限性进行辩证分析,作到有理有据、全面客观,可以向学生介绍综合运用到的文献研究法、历史分析法、经济分析法。

(三)构建互动课堂,培养学生的“述议”能力

构建互动课堂的方式,已经有很多学者作了有益尝试,提出了“引导讨论”式、启发式、辩论式、师生角色互换式等,这都值得我们在课堂中学习应用。值得重视的是,构建互动课堂不能仅仅是为了活跃课堂气氛,增加学习的生动性、有趣性,更要立足于培养学生的“述议”能力,提高学生的明辨、批判和创新等思维水平。例如,在介绍了非马克思主义政治观与马克思主义政治观之后,可以让学生用自己的语言表述政治的概念,可以鼓励学生对不同的界定进行发言,讲出自己赞同或者反对的理由。在涉及到观点评价的讲述时,还可以让多

个同学针对彼此的看法进行发言,以更深入明了观点的逻辑。“述议”能力的锻炼,能够培养学生在表达思想观点时拥有清晰的概念、严密的逻辑、有力的论据和明确的观点,这十分重要。“凭借这种思维,在了解必要的预备知识后,对于关乎国计民生的社会热点话题,就能够独立思考并得出正确结论;对于社会上的种种争论,也能够给予恰当评价。”[3,4] (四)教师引导、推动学生的课外学习

政治学例10

政治社会学既是一门学科，同时又是一种研究方法。作为一门新兴的社会科学，政治社会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发展起来的，但作为一种方法，它的智识史一直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从智识发展史角度来看，政治社会学的学术源流基本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古典阶段，即从古希腊罗马到十八世纪启蒙运动，在此期间政治社会学的许多课题已经提出并开始得到初步的研究。近代阶段，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学和社会学诞生，政治社会学核心课题的研究有了一定的深入和发展，但尚未有意识地研究政治社会学。战后阶段，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这是政治社会学正式产生并得以全面发展的时期。

一、古典阶段

古典阶段可以看作是政治社会学的萌芽阶段。在这一阶段，政治社会学的核心课题已经为人们提出并得到了初步思考，提出了一些富有启发意义的观点。政治社会学的重要学者有古希腊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罗马时期的西塞罗、圣·奥古斯丁，中世纪时期的托马斯·阿奎那，以及文艺复兴时期和启蒙运动时期的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和卢梭等。

柏拉图(Plato,427BC─347BC)是古希腊的哲学家。他的政治社会学思想主要表现在《理想国》、《政治家篇》、《法律篇》以及有关苏格拉底的审判及屈死的对话如《欧塞弗罗篇》、《道德篇》和《克里多篇》等著作中。柏拉图对政治社会学的重要贡献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他最早提出了功能主义的社会分层理论，认为国家有三种必要的职能：供应基本的物质需要、保护和管理。履行这三种职能的有从事生产的工人、从事保护的军人以及从事管理的统治者。执行不同的职能需要不同的才能，不同才能的人就构成了社会的等级。只要具有不同才能的人去履行各自适合的职能，国家就能够保持正义。二是他首次看到了民主与科学的矛盾，认为民主与科学(知识)是对立的，主张科学先于民主，认为应该由爱好智慧、掌握知识的人来担任国王，这就是著名的“哲学王”。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384BC─322BC)也是古希腊的哲学家，并且是柏拉图的得意弟子。他的政治社会学思想主要表现在《政治学》和《雅典政制》等著作中。他的《政治学》实际上可以叫做《政治社会学》，因为该书讨论的很多问题实际上就是政治社会学研究的问题。首先，他把社会和政治结合在一起进行研究，认为社会、政治、国家是三位一体的。《政治学》开宗明义地指出：人类就象蜜蜂和大象那样，是群居的，个人结合成为家庭，家庭结合在一起成为村落，村落结合起来成为国家。国家是这一过程的极点，是人类共同体的完美形式。人天生是政治的动物，因为只有作为国家的公民才能促进或享有美好的生活。人类思考正义与非正义的能力，也只有在国家的环境里才能充分施展。人虽然也是社会动物但更是政治动物，因为社会合作也需要政治组织，无政府是违反自然的。国家是最高级的社会组织。可见，亚里士多德是把社会和政治放在一起研究的，《政治学》实际上可以看作是人类思想史上最早的政治社会学著作。其次，亚里士多德探讨过社会分层的政治效应，探讨过政治稳定以及革命发生的社会基础。认为政治不稳定或革命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不平等，骚乱的主要原因在于财富的不平等，贫富悬殊，穷人起而反抗富人，革命就会发生。法治民主制的社会基础是足够数量的中产阶级，因为中产阶级既不富也不穷，如果他们人数足以维持国家政治权力的平衡，那么法治民主就会稳定。

西塞罗(106BC-43BC)是古罗马的法学家。他继承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认为人在本性上是合群的，国家是通过人们之间的合作而形成的集合体。混合的政体是最优的政体，真正的贵族是把国家的福祉放在心上的人。西塞罗的思想大多来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古希腊学者，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人物。

奥古斯丁(354-430)是罗马时期的神权政治论者，而阿奎那(ThomasAquinas,1224-1274)则是中世纪的神权政治论者。他们在政治权力的来源、性质和社会权力结构方面的观点自成一家。认为上帝主宰一切，一切权力最终来自上帝，宣扬教权至上，主张教权高于君权，君权服从教权。

马基雅维利(NiccoloMachiavelli,1469-1527)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学家。他的著作有《君主论》和《佛罗伦萨史》等。对政治社会学的贡献主要集中在两方面：首先，在研究方法上，他在一个宗教考虑仍然占统治地位的环境里，用直率的语言揭开了社会政治及其理论的温情脉脉的伦理面纱，向人们展示了裸的社会政治现实，开创了现实主义政治分析的先河，为后世建立了实用主义的、现实主义的和应用政治的学者的典型。其次，他开创了从权力角度研究政治学的先河。认为人是反复无常并且倾向于作恶的，正是权力才能够造就秩序，只有在意志坚强的统治者所制定并强制实施的法律约束下才能保持品行端正。国家或其统治者完全有理由运用压倒一切的权力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并抵御来自内外的反抗。第三，他还研究了统治权术问题，提出了著名的“狮子与狐狸”理论，拓展了政治权力研究的新领域，对政治问题进行了技术分析。

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等启蒙思想家的政治著作实际上都是从社会角度来研究政治的。在这些思想家中，对政治社会学有特殊贡献的人主要是孟德斯鸠。他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首先注意到宗教、文化、人口、地理因素(如气候因素)在政治制度塑造中的作用，并对这种作用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其次他对政治权力本质的认识比前人前进了一大步，认为一切掌握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因此，要防止滥用权力，保障人民的自由，只能用权力制约权力，完善了洛克的三权分立理论。这一成果对西方社会的政治发展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上都具有重大意义。而洛克、卢梭等则从社会的角度研究了政治统治的基础，认为社会契约是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基础，从而为民主制度提供了一套系统的契约理论。

十七世纪以后，孔德明确地提出了社会学这一概念，他主张用实证主义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现象，并且认为政治现象也是社会现象的组成部分之一，政治活动是社会活动的一部分，因此政治现象研究应该从社会学的角度去研究。自孔德以后，社会学的研究方法逐渐偏离哲学方法，转而采用科学实证的方法，于是，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开始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于十九世纪末成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政治学也在社会科学研究实证化的大潮之下，逐渐放弃哲学方法，也在本世纪初成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这一切都大大地促进是政治社会学的发展。这就把政治社会学的智识史推进到了近代阶段。

二、近代阶段

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学和社会学都诞生于这一阶段。莫斯卡、帕累托和米切尔斯的精英理论、托克维尔的民主理论、韦伯的官僚制度理论和政治权威合法性理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影响最大。他们都被后世追认为政治社会学的先驱作家。

精英理论家认为，人类的每一种组织都是由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少数人控制的。这些人在各种社会组织中高居要职，在政治组织中也不例外。他们左右着各种社会政策，尤其是左右着国家的政治决策，故被称作精英。社会中的权力也主要掌握在他们手中，因此，社会中的权力分配是十分不平衡的，并且这种不平衡是人力所无法改变的。精英一词是由意大利经济学家和政治社会学家帕累托(VilfredoPareto,1848-1923)首先使用并使之成为社会科学的流行语的。他在1916年出版的《心灵和社会》一书中认为，精英是每个人类活动领域中能力最强的人。所有社会的成员均可以分为精英和非精英。统治精英通过强制和受其操纵的公众的同意来维持其统治地位。统治精英根据其品质不同，可以分为狐狸型的精英和狮子型的精英。政治变迁就是两类统治精英的循环替换，一旦一类精英适合于处理某种事件，该精英就会上台。狐狸型的精英能够通过政治花招来赢得普遍的赞同，但不敢使用暴力，他们因普遍的赞同取得合法性，但也因不敢使用暴力来维持秩序而失去合法性。狮子型精英敢于有组织地使用压制和胁迫，但易于变得过分保守、迟钝，无法取信于民，他们通过以暴力维持秩序上台，但也因暴力过分而下台。历史就是这两类精英之间的交替循环。

莫斯卡(GaetanoMosca,1858-1941)也是意大利政治理论家。他于1896年出版了《统治阶级》一书。他认为，在所有社会中，都有两个阶级，一是统治阶级，一是被统治阶级。统治阶级虽然是少数人，但却是有组织的，并且掌握统治权力。他们总会竭力通过一种道德的或法律的原则来证明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并用合法的、专断的手段来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而政治和社会的变迁也只是在位的统治阶级和想掌握政治权力的在野精英冲突的结果。

米切尔斯(RobertMichels,1876-1936)是身具德国、法国、意大利三国渊源的政治社会学家。1911年出版《政党论》一书，提出了著名的寡头铁律，他认为每一种组织中都存在着一批保守的统治寡头，他们居于权力金字塔的顶端。所有正式组织(包括各种政治组织)的管理原则都是有悖于民主的多数统治原则的，任何组织都是有寡头统治的。政党组织在取得国家权力之后，便变成更加保守的力量，专注于维护秩序和稳定，以保证其对社会的统治。总之，只要有组织存在就有寡头统治的趋势。

托克维尔(AlexisdeTocqueville,1805-1859)是法国政治思想家，他的政治社会学思想表现在《论美国的民主》和《旧制度与法国大革命》中。他的贡献表现为两个方面：首先他讨论了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以及民主政治的固有威胁。认为民主就是公民参与政治，公民政治权利平等，法律面前平等，就是获得这种平等的自由。现代民主制度是十八世纪的民主革命和工业革命基础上产生的。他系统地分析了民主社会的发展趋势以及必然面临的威胁如多数人的暴政。他认为，民主政治将替代所有其他形式的政体，人类进入民主时代之后，大规模的革命将会减少，智力活动将会长期停滞不前，中央集权将继续发展，并有可能使民主政治变成一种平庸的统治。为了对付这些威胁，补救的措施就是发展地方自治，发展地方民主，同时鼓励发展自愿的社团组织，使社团成为抗衡国家权力的力量。其次他还探讨了大革命产生的根源，认为革命爆发并不是暴政最为严厉的时期，而是在暴政转向温和的时期。

马克斯·韦伯(MaxWeber,1864--1920)对政治社会学的贡献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是官僚制度理论。韦伯把官僚制度当做中性词来看待，他认为官僚制度是现代社会为维持其生存不可或缺的组织手段。官僚制度基本要素有三个：一是劳动的专门化与分工，二是为社会所公认的合理合法的权威，以及负责的下级的表层结构，三是精确、稳定而严格的对事不对人的法律与规章制度。其次是关于政治权威的合法性理论，他认为政治权威是通过命令使别人服从。他把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分成三种类型：建立在信赖现行制度的合法性上的“合法─合理”的统治；建立在传统信念上的“传统”统治；建立在对领袖非凡能力的信任上的“超凡魅力”的统治。除此之外，他还探讨了现代选举政治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全民共决式的民主制的含义。

卡尔·马克思对政治社会学的贡献是举世公认的。马克思对政治社会学的贡献集中在他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中，该学说认为，阶级斗争是社会政治发展的动力。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中产阶级必将分化，或者上升为资产阶级，或者沦为无产阶级，整个社会将日益分裂为两大相互对抗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当阶级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时，无产阶级就会起来进行革命，资产阶级的统治，消灭私有制，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一理论包含了革命理论、政治秩序和政治统治理论、政治发展理论等政治社会学理论，对后世专门研究革命问题的政治社会学有深远的影响。

三、战后阶段

政治社会学有着源远流长的学术源流，但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行为主义方法在政治学领域里崛起，政治研究的领域随着研究方法的更新而大大扩展，当代研究政治的学者，无论是政治学者还是社会学者，都愿意用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政治现象。于是，政治社会学有了突破性的发展，政治社会学从政治学和社会学中独立出来了，它不仅受到了广泛的重视，并得到了普遍承认。各种以政治社会学为名的著作相继问世，一批职业的政治社会学者纷纷涌现，其中著名的政治社会学者有美国的利普塞特、本迪克斯(R.Bendix)、霍罗威茨(L.Horowitz)、贾瑙维茨(M.Janouitz)，法国的迪维尔热，英国的博托姆尔。其他对政治社会学贡献或影响的非职业政治社会学者有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伊斯顿、亨廷顿、弗里德里克(C.Friedrich)、拉斯韦尔，英国的米利本德，法国的波郎查斯；社会学家如帕森斯、吉登斯、丹尼尔·贝尔、西尔斯、布热津斯基、雷蒙·阿隆、图雷纳(A.Touraine)、米尔斯(C.W.Mills)、艾森施塔特等，哲学家如卢卡奇、葛兰西、列维·施特劳斯、马尔库塞、哈贝马斯、阿伦特(H.Arendt)，政治哲学家如奥克肖特(M.Oakeshott)，经济学家如哈耶克、熊彼特、加尔布雷斯、唐斯、弗里德曼、麦克弗森(C.Macpherson)，心理学家弗罗伊德、斯金纳、阿德勒，科学哲学家如波普尔、库恩和拉卡托斯等。

政治社会学终于成熟了，它首先在社会学界得到了正式的认可。1959年9月在斯特雷萨召开的第四届社会学世界代表大会上建立了政治社会学委员会，这时政治社会学正式被确立为社会学的一个独特的分支学科。提议建立这一委员会的是施穆尔·艾森斯塔特、莫里斯·詹诺维茨、利普塞特和施泰因·罗坎。利普塞特担任首任主席，罗坎为首任秘书长。在这两位学者的指导和领导下，政治社会学被确立为政治学和社会学之内的一个分支领域。该委员会举办过多次研讨会并出版了大量书刊。自1959年斯特雷萨会议以来，该委员会在国际社会学协会(ISA)和国际政治学协会(IPSA)的历次世界代表大会期间都举行过会议。

当代政治社会学发展的第一个里程碑是S.M.利普塞特于1960年出版了《政治人》一书。该书一出版，就受到学术界的广泛重视，不久便获得了1962年美国社会学会的麦基弗奖。该书显示了利普塞特在政治学和社会学两个领域的卓越才能，也奠定了他在政治社会学这门新兴学科里的权威地位。该书开宗明义地指出，政治社会学的核心任务是分析民主政治的社会条件。该书围绕这一中心，探讨了民主体制所必需的社会条件、民主社会中不同类型的政治冲突、参与政治的根源、美国和其他国家支持政党的种种社会基础、美国知识分子的地位及其在政治生活中的转化功能、工会内部的政治结构及其实际运作等。该书的基本观点就是稳定的民主政治是冲突和一致的平衡。在利普塞特的著作出版之后，西方学术界一度掀起了研究政治运动、投票行为、政治系统、新政党的出现的社会基础等问题的高潮，并取得了可观的研究成果。在政党体制本身如何形成及其如何导出政治行为的问题上，利普塞特和罗坎1967年所编著的《政党制和投票人联盟：跨国家透视》就汇集了其中的部分研究成果。该书表明，政治社会学者已不再简单地去研究政党制是否适合社会结构，而是社会结构中的分裂和利益对抗怎样、在什么情况下、通过什么样的政治过程转换成政党制，政党制又怎样反过来影响社会中的一体化和资源配置。

在六十年代，许多政治社会学者开始对制度产生了新的兴趣，历史研究的倾向也日益加强。民族和国家的建立过程开始成为现代政治社会学的中心课题。这一点在S.N.艾森斯塔特编辑的1971年出版的规模庞大的综合性读物《政治社会学》一书中十分清楚地反映出来。该书各个部分的副标题，诸如“前现代政治体系的主要类型及其社会条件”、“发达的传统社会的中央模式”、“现代政治体系的主要类型：现代国家的政治现代化和政治社会学”，清楚地揭示出上述倾向。关注历史发展进程中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相互影响的关系，已成为政治社会学领域中的标志之一。它还意味着历史学家和政治地理学家也日益卷入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在比较政治社会学中，一部反映许多传统和新的取向的著作乃是胡安·林茨和阿尔弗雷德·斯捷潘1978年编辑的《民主政体的崩溃》，它是一部比较性的和历史性的书籍，它论及了民主政体的先决条件和自由与权威的相互关系，并把分层和体制性问题融为一体。

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里，政治社会学研究中出现了许多新的趋势，其中最引入注目的就是新合作主义理论(Neo-corporatism)和理性选择理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国家的公共决策领域出现了一种新的制度安排，代表社会经济利益的组织可以在商讨政府政策的过程中拥有发言权，而社会经济利益组织则有义务约束本组织的成员执行协商决定的公共政策。国家、工会和雇主代表之间的集体谈判，共同协商决定和执行公共政策的做法就是新合作主义。此种模式在奥地利最为典型，其次是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新合作主义的实践，激起了研究现代福利国家管理能力和未来发展问题的强烈兴趣。在八十年代初，许多政治学者对社会公共政策对政治和社会结构的影响进行了研究。

理性选择方法最早可以追溯到霍布斯和休谟，但自五十年代开始，才被经济学家首次系统地运用于分析社会政治问题。该理论假定，每个人的行为都旨在以最小的代价最大限度地实现自身的利益。对选民、政治家、院外活动家、官吏等政治行为者来说，也是如此，他们也象经济人那样，总是选择最有效的方法去实现他们不同的目的。这个理论的特色是把新古典经济理论应用于分析如投票等政治现象。它的重要性在于对政治动机的重新讨论。理性选择理论为政治社会学的研究注入了新鲜的活力，因为政治社会学的传统方法具有强烈的功能主义色彩，它强调集体的需要和价值，而理性选择理论则强调个人，强调作为驱动力的个人的自身利益。理性选择理论主要在美国政治学中得到了发展，八十年代在欧洲也赢得了追随者。

政治社会学的惊人成就使得它在政治学界也争得了地位。1985年在巴黎召开的国际政治学会第十三届世界大会专门成立了一个政治社会学研究委员会。这样政治社会学作为政治学分支学科的地位，也取得了世界性的承认。

第二节政治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

在中国古代，政治与社会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也是学者关心的重要话题。不过，它并未发展成为一门成熟的社会科学。在中国，政治社会学研究起始于八十年代政治学、社会学得以恢复以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学者和社会学者越来越重视政治社会学的研究。有关刊物介绍了国外政治社会学的发展状况，有的大学、研究生院的政治学系和社会学系已开设或筹备开设政治社会学课题，许多西文政治社会学著作出版了中文本，许多学者也开始运用政治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的社会政治问题。1988年11月9日－12日，中国政治学界政治学新兴学科第三次学术研讨会在昆明召开，会上还探讨了中国政治社会学的对象和体系、政治社会学在中国的应用、中国政治社会学研究面临的若干难题等问题，并专门探讨了中国政治社会化的问题。在短短的十余年时间里，中国政治学者和社会学者在艰苦的条件下，翻译西著，艰苦创业，著书立说，已经翻译出版了一批重要的外文著作，也不断推出了一批自己撰写的政治社会学著作。

一、西著东移

由于几十年学术传统的中断，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面临着艰难的补课任务。政治社会学也是如此。补课最经济也是最便当的途径就是移译国外经典的政治社会学著作。在这方面，中国学术界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从译著方面来看，古希腊学者柏拉图的《理想国》和《政治家》、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近代学者马基亚维利的《君主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霍布斯的《利维坦》、洛克的《政府论》、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和《旧制度与大革命》等均已经翻译成了中文。许多重要的当代政治社会学著作也有了中文本，如法国政治社会学家莫里斯·迪韦尔热的《政治社会学：政治学要素》、美国学者安东尼·奥勒姆的《政治社会学导论：对政治实体的社会剖析》、利普塞特的《政治人》、《一致与冲突》、彼德·尤劳的《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罗素的《权力论》、亨廷顿和纳尔逊的《难以抉择》、亨廷顿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以及亨廷顿等的《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马丁的《权力社会学》、艾森斯塔特的《现代化：抗拒与变迁》和《帝国的政治体系》、阿尔蒙德和维巴的《公民文化：五国的政治态度和民主》、阿尔蒙德和鲍威尔的《比较政治学》，日本学者今田高俊的《社会阶层与政治》、猪口孝的《国家与社会》、山口定的《政治体制》、三宅一郎的《投票行动》、中野实的《革命》等就是其中的典型。

二、论著的出版

在艰难的翻译之外，对政治社会学感兴趣的中国学者，无论是政治学者还是社会学者，也开始了政治社会学的研究，并且出版了不少著作。如政治学者王沪宁在《比较政治分析》(1987)一书中，从历史、社会、文化条件的角度，通过纵向和横向比较，研究了政治时代、政治国家、政治形式、政治过程、政治决策、政治文化、政治思维、政治发展、政治世界以及政治科学十大领域的问题。王沪宁还在《当代西方政治学分析》(1988)一书中介绍了西方政治社会学的沿革、研究范围、研究方法以及基本内容。

卢少华和徐万珉的《权力社会学》(1989)，从政治社会学角度探讨了权力社会、权力基础、权力形式、权力制度、权力角色、权力形式、权力管理、权力控制和权力心理等问题。

政治学者刘军宁的《权力现象》(1991)研究了什么是权力、权力的构造、社会权力、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相互关系、权力动机与权力崇拜、权威与政治权威、权力结构与权力分配、权力的运用、权力制约、权力与人性、权力的旋律与人类的命运等问题。

政治学者徐勇的《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的比较》(1992)运用政治社会学的方法，即从政治与社会两个层面及其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出发，从社会分层与政治关系、社会结构与权力体系、社会秩序与政治控制、社会意识与政治文化、社会矛盾与政治运动五个角度，考察和比较了中国古代、近代、现代城市和乡村政治社会的状况、特点和变迁。

政治学者张明澍的《中国“政治人”》(1994)以调查报告的形式，分析了中国政治人眼中的政治、中国政治人的政治意识、中国政治人的选举行为、中国政治人的参与行为、中国政治人对参与方式的偏好、中国政治人的政治知识、中国政治人的基本政治态度、中国政治人的政治素质以及中国政治人的类型等问题。

政治学者李景鹏教授积十余年时间的积累，写成《权力政治学》(1995)，系统地研究了政治主体、政治行为、政治关系和政治机制。该书虽然是政治学著作，但处处体现了从社会角度研究政治的精神。因而实际上也是一本政治社会学著作。

政治学者周琪的《当代西方社会结构：理论与现状》(1995)分析介绍了马克斯·韦伯、帕累托、莫斯卡、帕森斯、普兰查斯的社会分层理论，讨论了社会结构分析中的许多重要问题，如管理革命问题、财产和社会分层问题、收入与经济地位问题、受教育程度与社会经济地位的相关性问题、以及阶级的衡量尺度等问题，分析了西方社会资产阶级、中间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状况。

中国社会学者对政治社会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团、社会分层、社会阶级问题上。如社会学者王颍、折晓叶和孙炳耀的《社会中间层：改革与中国的社团组织》(1993)研究了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大量涌现的社团组织，该书研究了中国社团的崛起、社团的功能、社团的组织模式、社团的外部互动关系以及社团组织体系变革等，在典型社区调查的基础上，运用社会学理论，详细描述、系统总结了社团崛起的背景，社团的主要功能、组织模式及与政府和企事业组织之间的互动关系，深刻分析了社团在社会组织体系整合中的作用，明确指出了社团发展的新动态和新趋势。

社会学者李强的《当代中国社会的分层与流动》(1993)为研究中国社会分层问题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并实证地分析了当代中国工人、中国知识分子、管理干部、个体和私营业主阶层、贫困阶层的过去、现状和未来变化趋向，研究了中国社会分层和流动的整体状况。该书虽然没有涉及社会阶层状况的政治效应，但为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

社会学者李培林主编的《中国新时期阶级阶层报告》(1995)由一个主报告和十一个分报告组成。主报告为“中国新时期阶级阶层结构和利益格局的变化──兼析社会利益关系的十大问题”，十一个分保告为“中国社会分层结构变迁报告”、“中国新时期农民收入地位与利益格局报告”、“中国新时期工人阶级内部阶层利益格局报告”、“中国高层自然科学知识分子报告”、“中国新时期私有企业主阶层报告”、“中国私营企业雇工及劳资关系报告”、“中国居民收入差距问题报告”、“中国现阶段高收入者成层化趋势报告”、“中国农村贫困问题报告”、“中国现阶段城镇社会低收入群体报告”以及“陕北米脂县杨家沟村阶层形成的报告”，结语部分提出了分析利益格局应注意的若干问题。附录部分给出了一个题为“国外社会学界关于市场化转型和收入分配研究的新进展”的研究综述。

社会学者苏国勋的《理性化及其限制》(1988)不仅介绍了韦伯的宗教社会学、社会科学方法论，还系统地介绍了韦伯的政治社会学思想，循着韦伯的思路，探讨了统治与合法性、合法统治的类型、卡里斯马的核心地位、官僚制及其在现代社会组织中的推广、合理性与形式主义法律、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现代社会的二难选择以及作为职业的政治等政治社会学主题。

历史学者高毅的《法兰西风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1996)系统地研究了法国大革命的政治文化基础，以及革命本身对法兰西政治文化的影响。

其他有关政治社会学的成果还表现在大量的论文中。这说明，中国政治社会学研究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不过，从研究兴趣来看，中国政治学者对政治社会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权力领域，而社会学者对政治社会学的研究多集中在社会分层领域。由于缺乏现代化的研究资源和手段，许多问题都没有能够充分深入，也没有能够充分展开，还有许多空白尚待填补。从研究人员方面来看，中国的政治社会学依然只是不同学科中有共同研究兴趣的学者的一个共同的研究领域，研究人员尚未形成一个整体。由于这些原因，中国政治社会学的研究到目前为止依然是初步的。

第三节政治社会学的界限

一、政治与社会之间

在十九世纪以前，人类对人类社会以及自然世界的认识非常有限，所有的学者都是通才，因此也无所谓学科划分。但十九世纪末开始，人类科学知识突飞猛进，研究者中也开始了分工，专才替代了通才，专业化的学科研究替代了全面的科学研究。在学科化的潮流中，政治学和社会学就是相继独立出来的两门社会科学。

政治学和社会学的独立，意味着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在知识体系中的独立，在这一学科化的知识体系中，政治问题由政治学研究，社会问题由社会学研究。不过，政治和社会的关系并不因此而泾渭分明。由于社会是政治的社会，而政治又是社会中的政治，两者实际上是同一个存在的不同侧面，因此研究社会不可不研究政治，而研究政治也不可不研究社会。于是政治学和社会学虽然有着明确的分工，但在实际研究过程中，这一分工并不十分清楚。实际上，政治学在研究政治之外也研究社会，而社会学在研究社会之外，也在研究政治。这样，尽管政治学和社会学是两门相互独立的社会科学，但它们在实际上依然有着相当的交叉和重叠。政治学没有忽视政治现象的社会性，社会学也没有忽视社会现象的政治性。政治社会学的产生和发展，实际上正是体现了政治与社会难分难舍、政治学和社会学之间“分久必合”的必然性。

二、政治社会学与政治学

在政治社会学产生之前，政治学研究方法的特点是形式的制度研究。主流政治学者十分关心国家和法的问题，研究的课题往往是政治的人性基础、政治权力、政治权利、政治制度等，不太关心政治的社会基础。其方法主要是理论演绎为主，具有浓郁的思辨色彩。当然，政治学者早就开始了实证的政治学研究。最早的先驱有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近代的布丹和孟德斯鸠等，他们的研究方法带有强烈的经验分析的色彩，他们注重收集经验材料，而不仅仅是理论推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称为实证研究。十九世纪后期科学主义思潮随着工业革命得到了迅猛的发展，政治学在这一思潮的影响下，逐渐采用经验的研究方法，现实的政治活动受到了学者的关注。如美国政治学者本特利就在《政府过程》一书中认为，政治学应该研究政治活动，尤其是政治集团的活动，而不应该局限于分析形式的文件。政治学者梅里亚姆则在《政治的新方面》一书中，主张政治学应该吸取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地理学、人类学、生物学和统计学的方法，研究政治行为，研究政府的社会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科学主义在政治学研究中的影响发展到高峰，行为主义政治科学研究压倒一切，政治学研究日益与其他学科交织在一起，形成了跨学科和多学科的局面；政治学研究的领域也日益扩大，从制度领域扩展到了比较政治、政治发展、政治体系、政治文化、政治人格等领域；定量分析日益成为政治学的基本的研究方法。政治学中的政治社会学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得以产生和发展的。

那么，政治社会学与政治学是什么关系呢？有些学者认为，政治社会学实际上就是从社会角度来研究政治，而从社会角度来研究政治，本来就是政治学的一大传统，更是现代政治科学发展的重要方向。因此，现代政治学就是政治社会学，政治社会学就是现代政治学，政治社会学与政治学是一回事。法国政治社会学家莫里斯·迪韦尔热就指出：“政治学和政治社会学这两个术语几乎是同义词。美国许多大学在探讨同样的问题时，在政治学系便把它称为''''政治学''''，在社会学系便称为''''政治社会学''''。在法国，''''政治社会学''''这种提法只是用来表示与传统的政治学研究方法决裂和要用更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的一种意愿，并没有实质的差别。”

不过，一般认为，政治社会学作为政治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与母学科依然有着明显的区别。从研究角度来看，政治学是研究政治现象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凭着自己的偏好和知识基础，可以选择从法律、历史、人文、地理、人口、社会或经济等任何角度去研究，而政治社会学则仅指从社会的角度去研究政治现象。从研究领域来看，政治学研究包括国家政治制度、政治组织以及政治的社会基础等领域。而政治社会学则只涉及政治的社会基础。在方法上，政治学可以侧重理论研究(特别是其中的政治哲学和政治理论部分)，而政治社会学则仅侧重社会学的经验研究。政治学是关于政治现象的科学，而政治社会学则注重研究社会与政治之间的互动。

不过，这种区分也并不是绝对的。由于现代政治学研究也日趋“社会学化”，因而政治学与政治社会学虽然有两个名称，但是要准确划分，的确存在很大的困难。从实际情况来看，政治社会学和政治学在内容上有相当一部分是重合的。例如，政治文化和政治发展这两方面的研究首先是在比较政治学中发展起来的，政治社会学把他们移植过去；政党和权力本来也一直是政治学的传统研究对象。也许就是因为这一原因，博托摩尔这样写道：“要想在政治学和政治社会学之间找出任何重大的理论差异都是不可能的。这些差异多半产生于传统的成见。”

三、政治社会学与社会学

政治社会学与社会学的关系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区分。社会学是“对人类社会和社会行为的科学研究”。它的研究对象是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包括文化、社会化、社会互动、社会群体、社会行为、社会分层、家庭、教育、宗教、科学、经济秩序、政治秩序、社会变迁、集体行为和社会运动、现代化等各种问题。它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区别之处在于它的独特的社会学方法，它的研究依赖于对可以考证的事实进行系统的观察。

运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政治问题，是社会学的传统之一。早期的社会学家如孔德、斯宾塞、韦伯和涂尔干的研究就涉及政治的课题。这种研究可以称为政治的社会学(SociologyofPolitics)，是社会学研究领域的子领域。后来的利普塞特的研究也是政治的社会学，他的名著《政治人》的副标题就是“政治的社会基础”。

不过，在社会学领域里，人们对何者为政治社会学，何者为政治的社会学，并不如何在乎。在他们看来，这两者实际上是一回事，不过是称呼有所差异而已。政治的社会学或者政治社会学都研究政治现象和政治问题，研究政治过程、组织、制度、文化、发展等，研究社会生活中的政治因素，它之所以成为政治社会学，其原因就在于独特的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在这个研究角度看来，政治社会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国家及政府或政治权力，并且认为政治现象是社会现象的一种，与其他社会现象有着密切的联系，国家只是一种社会团体(association)，政府只是一种社会组织，政治体系也只是一种社会制度。它特别注重研究政治的社会基础，将政治活动及政治制度放在较为广泛的社会关系的体系中。以资发现社会团体和社会权力对政治机构运用之影响。

四、政治学与社会学的联姻

对政治社会学情有独钟的学者认为，政治社会学(PoliticalSociology)并不是政治的社会学(SociologyofPolitics)，并不仅仅是社会学的一个子学科，也不仅仅是政治学的一个子学科，而是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它是政治学与社会学联姻并吸收其他社会科学理论成果研究社会政治问题的结果。政治社会学与政治心理学、政治人类学一样，是当代社会科学科际整合运动的一种结果。政治社会学是政治学与社会学的结合，其研究对象为社会与国家之关系。政治社会学的基本假设是，要理解政治社会的现象，不能单单研究国家或政府的政治结构，因为国家只是政治系统(或体系)的政治结构，而政治系统又是一般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因此任何有意义的政治结构与过程的分析，必须研究它的社会基础，如社会价值、信仰系统、权力合法性、权威等。

这种观点认为，政治社会学是指对社会结构与政治体制、社会与政治的相互关系的研究。政治社会学介于政治学与社会学两者之间，并包括这两门相邻学科相互交叉的部分。它的基本任务是分析社会结构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因此它不是政治的社会学(SociologyofPolitics)，而是政治社会学(PoliticalSociology)。

作为社会学的子学科，政治社会学研究吸收了社会学研究政治现象的方法，认为包括政治现象在内的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可以从由构成社会结构的社会因素和经济因素来加以解释。政治是能在社会和经济集团的基础上得到解释的社会现象之一。作为政治学的子学科，它也吸收政治学的方法，突出政治现象的制度方面，把社会现象看作是政治行为的结果或现行政治制度的后果，而且假设，政治就是形成有关社会的重大决策的制度化领域。但作为独立的学科，政治社会学还将试图平衡社会学和政治学这两种不同的视角，研究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的相互关系，同时，也将从经济学、法学、人类学等其他社会科学中吸收研究政治社会问题的新成果，以更好地发展政治社会学。

希望政治社会学能够独立发展，是一个很善良的愿望。不过，从政治社会学研究的现实来看，这种愿望似乎还没实现。因为，研究政治社会学的学者们散布在政治学和社会学领域里，相互之间缺少统一的理论基础，也没有判定题材取舍的共同标准。学者们见仁见智，各自为政，使政治社会学的发展表现了较大的随意性。在政治学、社会学以及其他学科如经济学中一旦出现有助于理解或解决政治问题的研究成果或研究方法时，政治社会学界就会毫不犹豫地加以吸收、引进。如政治学的政治发展理论或某些经济学家的社会政治理论。不过，也正是如此，政治社会学才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并且在许多学科领域产生了影响。

第四节基本框架与研究设想

一般都认为，政治社会学就是在政治分析的基础上，强调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政治现象、政治和社会的相互作用，政治权力、政治秩序和政治统治的社会基础、政治对经济、文化、社会未来发展的影响等。政治社会学研究的最基本假定是：政治现象绝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一种与其他社会现象有密切联系的特殊社会现象。政治现象产生于社会环境，它受其他社会现象的影响和制约，同时也严重地制约和影响着这些现象。因此，政治社会学理论的出发点就是把政治现象放到社会环境中加以考察，从社会的角度来理解政治，考察政治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考察政治的社会基础，考察社会稳定和发展所需要的政治条件。

不过，由于政治社会学学者的知识结构不同，各自所受的本国学术传统的影响不同，各自所面临的社会政治问题不同，因而各自所主张的政治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也不尽相同，其研究框架更是五花八门。下面试列举几本有代表性的政治社会学书籍的主要内容，也许从中可大致找出政治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领域的基本问题和基本理论框架。

利普塞特的《政治人》主要包括民主秩序的状况、西方民主国家的投票行为、美国社会中的政治行为、民间团体的政治意识形态、知识分子问题等研究课题。

博托摩尔的《政治社会学》所涉及的课题是：民主与社会阶级；社会行为、政党与政治行动、政治系统的类型、政治变迁与冲突、新国家的形成、民族主义与发展、二十世纪的全球政治等课题。

瑞士的政治社会学家洛比埃(P.deLaubrer)把政治社会学分为四大部分加以论述，第一编是政治社会与历史模式，包括原始社会、古代文明中的城邦与帝国、中世纪的基督教与伊斯兰教、近代国家现象、当代世界中的意识形态力量等章节；第二编是政治社会与经济环境，包括工业化及其社会学意义、工业社会在当代世界中的经济发展等章节；第三编是政治生活的社会学；第四编是政治变迁。

美国学者费罗·瓦斯伯恩(PhiloC.Wasburn)所著的《政治社会学：趋向、概念和假设》共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政治社会学的领域，包括理论渊源：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的贡献，美国政治社会学的历史发展，以及当代政治社会学的讨论三章。第二部分是微观分析研究，包括常规政治活动的参与、非常规政治活动的参与、美国的政治意识形态三章。第三部分为宏观分析研究，包括西方民主政体的若干历史、结构和文化特征、现代非民主政体的历史、结构和文化特质，以及后记：政治社会学的意义。

中国台湾政治学者马起华在所著的《政治社会学》研究了政治社会学的基本概念、社会政治权力、政治角色、隐形政府（政党与压力集团）、权力、政治社会化、政治文化与政治参与等问题。

施塔默尔认为政治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包括当代民主、权威主义统治体系、政党和利益团体、议会和政党。本迪克斯认为政治社会学研究应该包括政区和国家中的选民行为、经济和政治决策权力、政治运动和利益团体的意识形态，政党、团体、寡头政治和政治行为的心理联系、以及政治制度和官僚体制等。霍洛伟奇认为，政治社会学应研究政治系统、变迁、政策、利益和结果等五个方面的问题。

道斯和休斯在1972年出版的《政治社会学》中认为，政治社会学应当研究政治社会的基础、政治过程、前工业社会政治权力结构的发展、工业社会中的权力结构、政治社会化、政治的社会心理、政治文化、政治意识形态、公共舆论、政治参与、选举、政党、压力团体和政治暴力。

布朗加特编辑的《社会与政治：政治社会学读本》罗列了七个方面：社会与政治发展、政治精英和系统、总体社会政治补充、社会与权力、共同体权力、社会结构和政治、社会与政治变迁。

政治学例11

一、时政教学在中学政治教学中的重要性

1、有利于增强政治教师的专业素养，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针

时政教育内容广泛、取材丰富，教师需充分备课，精心选择材料，挖取最新时政信息；课堂上与学生共同探讨重大时政热点，引导学生在课下归纳运用；积极寻找时政教育的新形式、新方法，能使教师及时跟上时代的步伐，对复杂的时政信息做出合理选择和判断，保证时政教育内容能反映国家政策的发展趋势，实现所选时政信息与教材内容合理对接，揭示时政社会热点的内在规律，增长教师的教育教学智慧，提高教师的政治敏感性，增强教师的专业素养。

2、培养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和创新思维能力

时政教育中，与时俱进是它的鲜明特征。及时认识新事物、了解新观念、把握新思想是时政教育的本质要求，而恰恰是在这一过程中，学生的思维创新能力就会在潜移默化中得到不断的培养和提高。因为，一件事情会呈现出不同的表现方式，造成各种各样的影响，而学生需要从不同的侧面把握事件本身，这样才能做到全面的分析和理解，在分析的时候往往会体现学生对同样事件不同视角的理解，从而提高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另外，时政教育与中学思想政治课教学的结合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语言技能。我们在表达一种观点或想法时，总是会通过最基本的语言来表述，如果在政治的课堂中有效地结合时政教育，让学生在课堂上进行时事播报、演讲或是评论，学生接触的东西多了，说的内容也会丰富，相对语言表达会更顺畅，久而久之，这对于培养学生语言表达能力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3、弥补中学思想政治课教材的滞后性

由于思想政治本身的特殊性，这就要求教师在讲课的时候必须要立足于现实。如果仅是讲课本理论知识，这会让学生感到枯燥、不屑，觉得政治理论离自己太远。我们要把中学思想政治课作为一个学习方针政策，锻炼缜密思维，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平台和契机，教会学生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中透过一些表面事物看清其本质特征，在自己心中形成一把公平的称，明辨是非对错。走出学校，走进社会，学生参与的每一件事我们不可能在身边时刻提醒，教师唯一能做的就是在重要的时间教会学生重要的道理。政府的最新会议内容，或是领导人最新的讲话观点等，显然这些内容是不可能在书本中出现的。因此，要把课堂变成是一个灵活运用信息的海洋，用时政教育来弥补这些不足，运用鲜活的材料把课堂理论讲出来，使得课堂内容活泼生动。为了使思想政治课教学过程中能够与时俱进，紧密联系实际，用时政教育对教材中的一些落后观点加以补充，不仅可以弥补政治教材信息的滞后性，同时也对教材所阐述的理论加以丰富和完善。

二、中学政治的时政教学的策略

1、注意时效性和选择性.

时事政治教育要注重一个“新”字。“新”是时事政治的自身特点，否则就不能称之为时事。从学生的认知角度来看，越是最近发生的事情，越能引起学生的兴趣，越能引发学生思考和争论。这一特点要求我们把“功夫下在平时”，不能“临时抱佛脚”。因此，我们应该及时搜集掌握第一手资料，并及时提供给学生。让学生有新鲜感，以便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教学效果。而时事的获得有多种方式，如阅读报刊、杂志，收看电视新闻、网络查询等。通过这些途径都可以及时地了解国内外重大新闻事件和时政热点。但，当今社会变革越来越快，国际社会风云变幻，纷争突起，随时会爆发出各种各样的新闻热点。我们不能将所有新闻都引入教学，我们应该在众多新闻事件中选取有代表性事件，以满足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这要求教师在日常生活中，随时注意搜集、整理、筛选重大新闻，做到“有的放矢”。

2、让学生收集整理时政资料进行要闻

让学生去收集、整理时政资料，就是促使学生把目光从自身和家庭狭窄的空间投向辽阔的社会大舞台，让他们去关注、去体会世界的变化，感受时代的脉搏，从而培养学生关心社会、关心国家、关心人类的良好品质，培养他们认识社会、适应社会的能力。本着这样的愿望，笔者要求学生通过多种途径获取时政信息，一方面多阅读各种有益的报刊杂志，如《人民日报》、《半月谈》、《中学生时事政治报》等；二是要求学生每天收看新闻联播、焦点访谈和今日说法等节目。学生必须学会在读和看中摘录国内外、省内外甚至区内外的时事要闻。新课开始前，让两三名同学进行新闻，要求他们表述清晰简明，突出热点、焦点，避免内容重复。在学生要闻后，教师适时地进行点评，并引导学生谈感受、提问题，教师带着与教学内容相关的问题进入正式课堂的学习。通过开展新闻会的形式，调动了学生自主参与的积极性，也使学生动手（搜集、整理材料）、动口（口头表达）、动脑（观察问题）的能力得到了锻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