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承诺‘不偷懒、不贪钱、不贪色、不整人’……”
这是湖南省祁东县人民政府县长雷高飞在一份万言述廉书中的几句话。县长公开承诺“不贪钱、不贪色”的做法经网络披露后，立即引发了网友的热议。
法律界人士认为，官员网上“晒承诺”遭网友质疑，折射出的是公众对官员公信力的焦虑。
述廉万言书承诺不贪钱不贪色
2012年7月31日，祁东县官方网站——祁东新闻网上传了祁东县县长雷高飞在今年7月所作的一份《述德述职述廉报告》。
雷高飞在报告中称，他自2008年5月在祁东任职至今4年以来，是其“倾力奉献的4年、激情燃烧的4年、更是人生无愧的4年”。报告中以“低调做人、规矩做事、高调做官；为组织尽责，为人民尽力”表示，在其任职4年间，恪守廉洁自律各项规定，“不让好处使自己放弃原则，不让人情使自己违背良知，不让金钱左右自己签字的手”。
雷高飞说，他未在工程建设、土地出让、房地产开发经营等经济活动中谋取私利，也没有收受下属单位、干部职工、企业老板的红包礼金及有价证券。实在拒退不了，难以拒绝的，也通过转赠群团组织基金，或上交纪检机关等处理。雷高飞表示，“不敢说自己为政‘一清二白’，但可以说是‘廉洁从政、干净干事’”。
据记者了解，2008年，雷高飞在人大会上就职演讲时，曾向与会人大代表等承诺“四不”——“不偷懒、不贪钱、不贪色、不整人”。
在这份报告中，雷高飞称，“今天，可以坦言地说，我兑现了在人大会上的承诺。4年来，坚持以德服众，正人先正己，对那些工作上与自己有分歧意见的人和事能讲宽容、不计较，办事讲原则，待人讲风格，不搞小圈子利益，对下属主观力求‘一碗水端平’，赢得了广大干部群众的一点认同”。
除此之外，雷高飞还对其在职期间的一些数据进行了总结。雷高飞称，其上任之后，为财政堵住支出漏洞1132万元，全面清理整顿财政吃空饷人员726人次；严把政策关口，清退不符合公益性岗位援助条件的对象户553人，取消不符合城乡低保条件的对象2065户。同时，4年来，他个人共接待群众来访2793批次10752人次，批办群众来信2700余件。
记者注意到，这份报告洋洋洒洒有一万余字，既有其任职4年来的工作总结，也有对今后工作的反思和自省。
据记者了解，祁东县是湖南省级贫困县。2008年5月，雷高飞调任祁东县县长，在当地是一名个性官员。
“逢官必疑”折射社会焦虑心态
据记者了解，这份报告被上传祁东新闻网后，有网络媒体以《湖南祁东县长发表述廉万言书承诺不贪钱不贪色》为题，对报告的内容予以了披露。其中，县长公开承诺“不贪钱、不贪色”的做法更是引起了网友的热议。
赞成者认为，官员公开承诺做廉洁官员非常有必要，是领导干部向公众表明自己的一种决心，是一种积极向好的姿态。
而反对者则认为，此举有“作秀”之嫌。
“‘不贪钱、不贪色’本来就是每个公务人员必须做到的，现在倒成了官员向市民公开承诺的内容，这说明社会有机体出现了令人不安的问题了，说明当地官员的公信力下降得很厉害。”有网友如此评论。
另有网友则跟帖说：“做的比说的好，才是真本事。”
对于网友的质疑，当事县长雷高飞又有何看法呢？8月19日上午，《法制日报》记者电话采访了祁东县县长雷高飞。
“这是我在就职时对当地老百姓的一个承诺，本来很简单的事情，被人传到网上就变得复杂了。”雷高飞对记者说。
县长对“不贪钱、不贪色”还要公开承诺，是不是证明当地官员的公信力下降了呢？雷高飞对此说法并不赞同。
旷日持久的官司以及巨额的赔偿款让佛山照明精疲力尽。雪上加霜的是，在公司最需要人才的时候，却曝出高级管理人员集体辞职。
业绩大幅下滑
佛山照明近期的2015年业绩快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87665.91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6.26%：实现净利润5340.56万元，同比下降79.93%。根据Wind数据，按照中信证券行业二级分类，已披露2015年业绩快报的6家照明设备上市公司中，只有佛山照明的归母净利润出现下滑。
从主营业务来看，公司主营产品毛利率的下滑同样不容忽视。2015年上半年公司电光源产品毛利率为25.08%，较2014年同期下滑1.86%：LED照明产品毛利率2015年上半年毛利率仅为18.44%，同比下滑1.93%。
记者查阅公司的财务数据发现，近年来公司业绩明显出现下滑。2011-2014年佛山照明分别实现净利润为291 66.01万元、40046.67万元、25183.14万元、26612.50万元，计算得出2012-2014年公司净利润同比增长率分别为37.31%、-37.1 2名、5.68%，而最新的业绩快报显示，公司201 5净利润同比下滑79.93%。事实上，其成长能力如此脆弱，背后是有原因的。
在2015年的业绩快报中，公司当将净利润变动的主要原因解释为：1）根据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证券虚假陈述纠纷系列案的判决，公司2015年度向投资者赔偿13188.99万元（含诉讼费220.57万元）：2）计提资产减值准备8947.39万元：3）受市场影响，公司产品销售价格下降，导致毛利率下降，利润减少。
事实上，公司将诉讼纠纷案排在第一位，就已经充分说明该起案件是导致公司业绩巨幅下滑的直接原因，也是最主要的原因，法院判决的赔偿金额已达到公司2015年净利润的2.47倍。
常年官司缠身
记者查阅公告注意到，上述纠纷案起源于2012年7月初，广东证监局下发的一纸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让佛山照明2009年、2010年、2011年涉及的原料采购、产品销售等一系列关联交易浮出水面。
2013年3月6日，广东证监局对佛山照明下发行政处罚决定书（[2013]1号），根据公告显示，公司未依法披露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金额超过2亿元，涉及关联方的重大担保事项金额达4000万元。行政处罚决定书还显示，这些关联企业均与时任佛山照明董事长的钟信才有着亲密关系，关联企业的实际控制人中有钟信才的儿子、弟弟、妻妹等。
受相应利空波及，公司股价一路震荡下跌，蒙受损失的投资者开始踏上维权之路。自2013年起，佛山照明陆续收到多封《应诉通知书》等相关法律文书，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受理原告共2755人以“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为由对公司提起民事诉讼案。期间，公司多次公告披露诉讼事项进展情况，原告与被告双方都曾对法院判决结果不服而提出上诉。
直到2016年1月29日，公司在业绩快报中披露向投资者赔偿的具体金额时，外界以为公司所涉及的诉讼问题已基本解决。不过，2月26日，佛山照明再度诉讼事项进展公告，30名上诉人不服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的（2015）穗中法金民初第1975号民事判决书，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由此也似乎预示着，公司所深陷的这场官司，远未到结束的时候。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证券虚假陈述案前，公司也陆续出现过高级管理人员违规买卖公司股票、高级管理人员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信息披露工作出现重大错误等问题，由此看来，佛山照明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的发生是有前兆的。
高管集体辞职
旷日持久的官司以及巨额的赔偿款让佛山照明精疲力尽，而雪上加霜的是，官司还没结束，佛山照明方面却出现高管集体辞职：
2015年12月9日，公司同时收到董事长潘杰、副董事长刘醒明，董事吴胜波、维安纳・霍夫曼、叶再有、杨建虎以及独立董事刘振平、窦林平、薛义忠递交的辞职报告，请辞原因均为“个人原因”。但由于他们的集体辞职将导致公司董事会人数低于法定的最低人数，及导致公司独立董事人数少于董事会总数的三分之一，故这9位董事及独立董事的辞职报告尚未生效。
从中国现有的学术话语和实践话语来看，规范思路和实证思路是相关的两个主要思路。规范思路积极主张从技术上研究法律论证以及积极推进法律论证的一般意义，积极主张司法实践应该朝向“充分陈述法律理由”的目标不断改革。[2]实证思路从现实上认为法律理由是在实际制度环境中体现意义的，指出法律理由对在不同制度环境中的法律论证而言自然会有不同的现实谱系，人为的改革努力，并不能够解决不同环境中的实际法律论证问题。[3]实证思路虽然强调实际的制度现状以及制度制约，但是并未因此否认 “法律论证理由应当充分”这一理想。[4]换言之，就最终追求而言两种思路是一致的，它们都在希望中国司法中的法律论证有朝一日可以实现标准的、理想的 “充分”乃至“令人信服”。
在我看来，这两种思路虽然都有涉及但是都未深入探讨一个问题：“法律论证理由充分”从法律论证机制本身来看将会遭遇什么问题？这个问题十分重要。如果对其不能加以必要的深入澄清，那么，对法律论证真正意义的理解就会有所折扣。我将结合新近出现的一份刑事终审裁定书，[5]并且以其作为基本的材料来源和叙事平台，分析相关的问题，从而论证一个也许看似消极实则有益的观点：在司法中应该作出法律论证，但是这种法律论证不应追求“充分”。我将分析表明，即使在当下中国司法可以作出所谓的充分法律论证的条件下，[6]要求“使之充分”，依然可能不是一个令人期待的目标。
首先需要附带说明几个问题。
第一，通常认为，从司法角度来说，诉讼案件就其法律解决而言可以分为两类，其一是没有争议的案件，比如一方起诉而另方承认或者没有任何抗辩，而且法官之间对案件没有争议；其二是有争议的案件，比如双方各执一词，彼此提出针锋相对的观点和理由。在第二类案件中，一般认为，通过相互争论或者法律论证这个通道将会出现两种结果。第一种结果是争议得到解决，于是，争议案件转变成了没有争议的案件，比如一方通过庭审、辩论或者阅读裁判理由发现自己是不对的，或者认为对方更有道理，从而承认、接受对方主张以及裁判结果。第二种结果是争议无法得到解决，换言之通过互相争论或者法律论证这个通道双方之中没有一方接受他方的主张，或者达成妥协。
可以看出，“法律论证理由应当充分”的制度建设期待，主要是以第二类案件情形作为现实基础的并以其作为目标。因为，这种情况似乎可以展示法律论证的话语权威，展示其所表达的逻辑知识力量或者说服力量，直至表明充分的法律论证如何可以摧毁不应存在的争议结构，或者，直至展示法律裁判的中立的正当性，如果争议对立是无法解决的。针对第一类案件也即没有争议的案件，法律论证应该是没有实际意义的，而且可能是多此一举的。[7]
因此，我将集中考察基于第二类案件情形而呈现的法律论证问题。本文所讨论的终审裁定书，也属于基于第二类案件而产生的裁判文书，更准确地来说是第二类案件中的第二种情况。[8]
第二，本文涉及的“充分”，应该是指除运用细节的明确法律规定（包括法律原则）以及运用一般形式逻辑推理加以论证这两种方式之外的、对其他辅助论证资源的大量使用直至不断使用。[9]而辅助论证资源主要包括：（1）说理方法；[10]（2）经验常识；（3）法律原理。[11]如果仅仅适用明确的法律规定和法律原则，以及一般形式逻辑推理，以论证自己的法律观点，应当认为，这与“充分与否”是没有关系的。当仅仅阅读“明确法律规定与法律原则”和仅仅阅读 “形式逻辑推理”的时候，阅读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只会发觉这是“这么规定的”，这是“本来如此的”，不会发觉这是“很有道理的”。而“很有道理”才是“充分”这一概念的另外语汇表达方式。不难理解，如果期待促使一个法律论证“很有道理”，也就必须竭尽思考所能而去不断地使用说理方法、经验常识和法律原理等。其实，这也是人们主张法律论证充分的主要内容。[12]我们也可以从另一角度来说，“充分”一词隐含了“量增”的指涉。至于“法律论证”的含义，在本文中是指仅仅运用细节的法律规定（包括法律原则）以及运用一般形式逻辑对法律枝节观点进行论证，从而支持法律基本观点论证的推演活动。对单纯的法律论证，是可以使用“严密”一词加以描述的。“严密”一词通常没有“量增”的指涉。
因此，我将主要围绕说理方法、经验常识、法律原理，来论证“应该提出法律论证，但是不应使之充分”这一观点。
第三，众所周知，司法中的法律论证，包括隐蔽的和公开的。法官个人的某些思考、合议庭的某些讨论，又如中国法院审判委员会的某些讨论，其中的法律论证如果并不见诸文字，则是隐蔽的。如果以裁判文书方式公布出来，则是公开的。当然另有所谓审判秘密的“内部文件”（比如合议庭笔录）所包含的法律论证，也可说是隐蔽的法律论证。司法裁判文书表现出来的法律论证尽管是公开的，但是，其既可能表达文书形成之前的论证过程，也可能没有表达，或者没有完全表达。本文忽略这些区别。因为，本文所讨论的观点及内容对隐蔽的和公开的法律论证都是有意义的。就此而言，在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尽管本文观点也许可以视为在某种意义上恢复了西方罗马法传统中曾经有过的一个古老观念，也即司法裁判文书不应提供裁判理由的说明论证，然而，本文观点仅仅是在某种意义上恢复的。我的观点在主要方面与之有别。首先，我认为应该提出法律论证，只是不应使之充分。其次，我认为不论在公开的司法裁判文书中，还是在“内部”的司法讨论过程中，都需要尽力不使之充分。这是从根本上尝试以另一视角重新审查法律论证的“充分”。
第四，本文所依据的基本材料是一份终审裁定书。对法律实践生产出来的文本进行分析，对本文阅读者来说，容易造成“笔者是在支持某方、反对另方的法律立场”的印象，而且，许多相关的另外作者作出的分析的出发点也的确是如此。[13]然而，表明支持或者反对哪方立场，不是本文的论证目标。基于这点，我将尽量不去从“我认为”的角度去概括各方的所谓争论焦点，以及所谓争论关键和谁对谁错。我不是作为一名具体法律实践者来考察这一文本生成过程的，以及其内容究竟是如何的。因此，我将会尽量避免像法律实践参与者那样提出自己的“概括意见”，尽管这从叙述方法上来说是十分困难的。[14]
另外需要补充的是，这一裁定书所包含的意在“充分”的诸如“说理方式”、“经验常识”和“法律原理”等其他论证资源，在当下中国法院许多追求法律论证充分的裁判文书中当然包括“内部”的司法讨论中，也是被较为普遍使用的，[15]而且，这一裁定书是由某省高级法院作出的。因此，这一裁定书具有一定的范例意义，可以表征中国司法追求法律论证充分的主要倾向。这也是本文以其作为基本材料来源和叙事平台的缘由所在。
一
不久以前，某高级法院作出终审裁定，裁定某法官玩忽职守罪名并不成立，维持一审原判，驳回检察机关抗诉。
案件源自一起民事纠纷的审判。民事纠纷审判的大致情形是这样的，某原告起诉若干被告，主张被告应当还债。某基层法院立案，决定适用简易程序，并排定某法官独任审判。原告据以主张的主要证据是“借据”，其中有若干被告的署名。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之一声称“借据署名”是在原告胁迫下签署的，彼此之间实际上不存在借贷关系。原告否认胁迫。独任法官询问被告是否向公安机关报案，被告声称没有。根据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独任法官作出被告败诉的判决。判决之后被告没有上诉，案件随后进入执行程序。在执行程序启动之际，被告之中两人在法院附近服毒自杀。再后公安机关开始介入，原告承认被告是在胁迫之下签署借据的。这起民事判决遂被认为是有问题的。当地一机构（市政法委）与被告亲属签订协议，补偿被告23万。检察机关认为独任法官在审理这起民事案件中玩忽职守，并且造成严重后果，提起刑事诉讼。
在刑事诉讼中，一审法院认为：独任法官对当事人自杀是不可能预见的，没有主观上的过失，在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履行了法官的基本职责，而且当事人自杀与独任法官的相关行为没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属于意外事件，因此该独任法官的玩忽职守罪名不成立。
检察机关认为一审判决是错误的，提起抗诉。在二审中，某市检察机关提出如下法律论证[16]：
其一，该法官的行为属于没有正确履行职责、极其不负责任的玩忽职守行为。理由有三。第一（R1）[17]，刑事诉讼法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犯罪事实或犯罪嫌疑人，均有权利也有义务向司法机关报案或举报；1998年最高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经济纠纷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在被告之一已经提出“借据”是在原告胁迫下写下的，原告有刑事犯罪的重大嫌疑的情况下，该法官没有履行上述规定的职责义务。第二（R2），在庭审中该法官有不着制服等不规范的行为。第三（R3），该法官没有按照主管领导批示将处理意见报告领导后再作判决，这是极其不负责任的表现。
其二，该法官玩忽职守行为与自杀事件之间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理由有二。第一（R4），该法官玩忽职守行为并不必然导致自杀事件出现，但是的确是引起自杀出现的唯一原因。玩忽职守行为可能引起一个或多个不特定的危害后果，只要出现一个并且达到追究刑事责任标准的，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第二（R5），作为司法工作人员，该法官应当知道自己不认真履行职责，导致案件错判，将会出现包括自杀事件在内的严重后果。不论由于应当预见而未预见，还是由于轻信能够避免，该法官都有主观上的过失，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某省检察机关作为支持抗诉一方，提出如下法律论证：
第一（R6），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是针对一般民事案件的规定，当民事案件涉及刑事犯罪的时候，应当以例外方式遵循刑事诉讼法和上述最高法院的规定。该法官没有履行这一职责义务。
第二（R7），该法官在法院工作时间长达16年，其工作经验应当使其预见当事人在被迫写下借据、法庭草率判决后只能以死抗争的后果。
第三（R8），该法官的行为最终导致国家损失23万。当事人自杀造成恶劣社会影响，为消除影响，不论基于何种性质、通过何种程序、经过何类主体，国家均因此付出这笔补偿。该法官的玩忽职守行为与这一后果存在必然的联系。
针对检察机关一方的法律论证，辩护人提出了自己的法律论证：
首先（R9），民事诉讼法要求法官公平对待当事人的举证，不能仅仅因为一方的口头抗辩，即认为另外一方有刑事犯罪嫌疑。该法官依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审理案件，履行了法官的基本职责。
其次（R10），该法官在庭审中没有不负责任的表现，没有排除利害关系的证据证明“不负责任”。
再次（R11），没有排除利害关系的证据证明该法官在审判中未请示主管法院领导。
最后（R12），该法官行为与当事人自杀没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当事人在民事诉讼过程中，有运用种种法律救济方式的机会，但是当事人没有选择各种法律救济而是选择自杀。这是任何人当然包括该法官无法预见的，也是无法阻止的。
作为被告人的该名法官自己补充指出：
第一（R13），在当事人提出“胁迫”抗辩的时候，自己询问了当事人是否向公安机关报案，并且询问了原告是否曾经“胁迫被告”，这是履行民事审判法官职责的表现。检察机关对民事诉讼的机制缺乏了解；
第二（R14），不能仅仅因为一方口头抗辩，便认为“发现犯罪事实或犯罪嫌疑人”；
第三（R15），如果仅仅因为一方口头抗辩终止民事诉讼，对另外一方是不公平的，同时将使民事诉讼制度陷于混乱，这才是不履行法官的职责；
第四（R16），被告放弃了所有法律赋予的诉讼救济权利，采取自杀，其责任不能归咎于法官；
第五（R17），事后新证据证明判决结果与客观事实不符，根据最高法院的规定，判决不能认为属于错案，因而也不存在错案追究的问题。
从双方的法律论证可以发现，这件案件是有很大争议的，而且是罪名成立与否的根本性争议。我们先看法院是怎样表述最终裁定结果的。终审裁定书称：
被告人作为司法工作人员，在民事诉讼中依照法定程序履行独任法官的职责，按照民事诉讼证据规则认定案件事实并作出判决，其行为不属不负责任或不正确履行职责的玩忽职守行为。客观上出现的自杀结果与其职务行为之间没有刑法上的必然因果关系，其行为不构成玩忽职守罪。原审法院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证据和法律规定，作出被告人无罪的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准确，审判程序合法。检察机关抗诉理由不成立。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刑事诉讼法以及最高法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之规定，裁定驳回抗诉，维持原判。
依照目前较为普遍的司法改革观念以及最高法院相关的改革要求，如果终审裁定书所表达的裁定意见仅仅如此，那么，这属于没有提出法律论证理由的一份裁定意见，其中更加无从谈到法律论证是否充分，而且，这是中国以往司法裁判最为普遍的也是最为需要改变的情形之一。可能因为这一现实，所以我们看到终审裁定书的裁定意见并非仅仅如此。
二
终审裁定书论证了裁定理由。其首先归纳了双方争论的焦点。其中有三。第一，两点事实认定的问题。第二，被告人是否存在玩忽职守行为。第三，自杀事件及其他损失与被告人的职务行为是否存在必然联系。[18]
针对两点事实认定的问题，二审法院提出如下法律论证：
（R18）关于该法官是否在民事庭审中是否存在着装不规范等问题，作为控方的检察机关提出了一些人的证言，这些证言是由与自杀者有关系的若干人提出的，而且是在自杀事件发生之后提出的，因此，这些证言是有利于一些当事人的证言，不足采信。作为辩方的该名法官，提供了当时开庭的笔录及书记员的证言，表明该法官的庭审行为是规范的。两相对照，检察机关的指控证据不足。
（R19）关于该法官是否请示主管法院领导问题，检察机关提出了主管法院领导的证言和该领导接待当事人的“接待笔录”。该领导称已对该法官说“此案需要请示”。“接待笔录”上写“请先告知判决结果后签发判决书”。但是该法官称，该领导说“此案只能这样判决”并表示该法官自己可以签发判决书。鉴于不能证明“接待笔录”已为该法官所看到，故检察机关的指控证据不足。
值得注意的是，二审法院在终审裁定书中没有提到一个问题：就事实而言主管法院领导与该法官在这起民事判决中的法院内部工作关系究竟是如何展现的。在一审中，控辩双方以及一审判决都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事实认定问题。[19]因为，控方认为，如果主管法院领导的确有如该法官所说的那样，“权力下放、自己签发”，那么，在判决是错误判决的情况下，主管法院领导似乎是有责任的。反之，如果主管法院领导已说“需要请示”，该法官不经请示自主签发判决，那么，错误判决的问题似乎应由该法官负责。当然，一审辩方和一审法院，都曾提到独任法官在民事诉讼中有权独立审判，不论是否请示主管法院领导。[20]
进而值得注意的是，二审法院与一审辩方和一审法院类似，在提到部分对抗证据也即R18、R19的认定之后，还作出了新的阐述：
（R20）根据法院组织法、民事诉讼法和最高法院关于落实法院审判组织权限的有关解释，合议庭或独任法官有权作出判决，对重大疑难案件可提请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在实际审判工作中，向院长、庭长汇报并听取意见，属于法院内部汇报请示及沟通的一种方式。合议庭或独任法官有权决定是否报告以及是否需要请示院长、庭长。除经法定程序由审判委员会决定，院长、庭长不能改变合议庭或独任法官的意见。合议庭或独任法官审理非重大疑难案件后直接作出判决，是正确履行职责的行为。检察机关以该法官没有听取领导意见自行下判，作为指控不正确履行职责的一个理由，缺乏法律依据。
换言之，在二审法院看来，似乎一审各方注意甚至自己提到的“就事实而言主管法院领导与该法官在这起民事判决中的法院内部工作关系究竟是如何展现的”问题，不是一个问题。即使证据可以证实该法官自己签发判决，该法官依然是正确履行职责。当然，我们可以迅速提出一个问题（Q1）[21]：既然独任法官可以独立判决，那么，二审法院评判控辩双方在“主管法院领导”问题上证据如何，其意义是什么？我在后面讨论这个问题。
再看二审法院对焦点二的法律论证。对焦点二中的第一个问题，即“被告人没有执行刑事诉讼法和最高法院《规定》是否失职”的问题，二审法院指出：
首先（R21），法院在民事诉讼中地位中立，审判人员对诉讼双方均应平等对待，保障其各项诉讼权利。双方举证权利义务平等，无法证明自己主张必须承担举证不能的败诉结果。因此，法官在民事诉讼中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是正确履行职责，体现司法公正。原告以借据举证，被告承认借据署名，故原告举证有效。被告辩称受到胁迫，原告否认，被告没有其他相关证据，也无报案资料证据，故被告举证无效。该法官认定借贷关系成立，不采纳被告抗辩意见并无不当。该法官并无失职行为。
其次（R22），最高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相关规定，是针对经济纠纷案件中经济犯罪而言的。被告提出的抗辩涉及暴力犯罪而非经济犯罪，故检察机关引用该规定与本案无关。同时，该《规定》所说“经审理认为”，显然是指依照民事诉讼证据制度，从举证质证中，发现相关证据证明案件涉嫌经济犯罪，才能决定移送刑事审查，并非如同检察机关理解，只要一方提出涉嫌经济犯罪，就必须移送。否则，民事诉讼中任何举证不能的一方都可能以对方涉嫌犯罪为抗辩理由终结民事诉讼，民事诉讼制度将无存在必要。
再次（R23），虽然刑事诉讼法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后将如何，但是，根据我国刑事诉讼“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未经法院审判任何人不得被认定有罪”的基本原则，“发现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的前提必须是相当充分的证据佐证。借款纠纷一案中，被告提出 “受到胁迫”，但无证据证明，也未提供报案证据，因此属于“没有相当充分证据佐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法院终结民事诉讼，移送刑事侦查机关不但于法无据，而且本身就是失职，没有体现司法公正。
所以，检察机关指控该法官违背法定职责，其理由不能成立。
在这里，我们可以再次迅速提出一个类似的疑问（Q2）：在陈述R22时，既然检察机关提出的最高法院《规定》之内容与本案是无关的，那么，为什么还要阐述《规定》之内容的真正含义？我们可以看出，二审法院在此论证是种“让步说理”，即“即使可以适用这一《规定》之内容，检察机关的理由依然无效”。为什么二审法院可以这样论证？既然这一《规定》与本案无关，在裁定中不去论及这一《规定》的相关内容也就是自然而然的。这种让步说理，仿佛意味着“就算你在这里是对的，你在那里还是错的”。
对焦点二中的第二个问题，即“被告人是否尽职尽责、其行为是否导致错误判决”，二审法院指出：
其一，被告人没有不负责任、不正确履行职责的行为。理由有四。第一（R24），该法官确认了“借据”署名，询问了被告是否报案以及为何没有报案，并且庭审后传讯了被指为胁迫者之一的张某，所以，该法官“较认真地审查了证据、负责任地对待被告方的抗辩意见”。第二（R25），原告“借据”为直接证据。被告无法对“胁迫”举证，而且没有报案，尤其在该法官两次提示后仍未报案。尽管如此，该法官依然在庭审后向原告进行了调查，以期证实被告抗辩意见是否真实。经过开庭和调查，均无证据推翻原告的直接证据。该法官确认原告证据，符合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第三（R26），一方在书证面前提出异议但因举证不能而败诉的案件通常（注意“通常”两字——本文作者注）是权利义务关系明确而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原告与被告借款纠纷一案，借款关系、债权人、债务人明确，借款用途、借款金额清楚，借款期限确定，被告确认借条署名，辩称被胁迫而无证据支持，故适用简易程序没有不当。该法官在案件虽有争议，但按照当时证据能排除合理怀疑下，作出独任判决，符合民事诉讼证据分析判断的一般原则，不足以认定属于严重不负责任行为。第四（R27），该法官在判决书中全面客观反映了案件纠纷以及对立主张情况，清晰表达了判决理由，符合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判决有理有据。
一、要进一步深化对开展述职评议工作的认识。依法加强对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和任命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监督，是宪法和法律赋予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重要职权。述职评议是人大常委会依照宪法和法律精神，遵循实事求是和民主公开的原则，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听取任命干部的述职报告并进行评议，提出问题和建议，督促整改的一种行之有效的监督形式。实践证明，通过述职评议，把监督人和监督事有机结合起来，有利于增强“一府两院”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法律意识、人大意识和公仆意识，进一步改变工作作风，提高工作水平和办事效率，促进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并对于解决好人民群众关心的难点和热点问题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今年，市人大常委会对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三名法官开展述职评议，目的是为了加强对法院的工作监督和法律监督，促进审判人员严格执法、秉公执法，提高执法水平。这既是对审判人员的一种鼓励和鞭策，也是对审判工作的一种促进和支持。因此，我们只有深刻认识人大常委会开展述职评议工作的重要意义，真正领会掌握述职评议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才能把评议的过程作为改进工作作风、提高工作水平的过程，高标准、高质量地做好述职评议工作，使述职评议工作真正取得实效，让人大代表和人民群众满意。
二、要认真制定整改方案，切实抓好整改。从这次评议的情况和结果来看，常委会组成人员对三名法官的工作是肯定的，也是满意和比较满意的。三名法官在近年的工作中都能够坚持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和业务知识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的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水平，坚持依法办案、公正司法，自觉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成绩是明显的。但是，在具体办案过程中，仍然存在着重实体、轻程序，该立案未立，该审未审，该直接送达通知书的未直接送达以及使用法律不当等问题。相信通过这次评议，使全体法官受到教育和鞭策，增强依法办案、廉洁办案、秉公执法的能力和自觉性，提高公正司法的水平。在调查和评议中，大家对三名法官提出了很多很好的意见和建议，会后，市人大常委会将认真进行归纳整理，形成评议意见。三名法官一定要全面、正确的认识和理解这次人大述职评议过程中提出的各种意见和要求，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在院党组的领导下，制定切合实际的整改方案。整改方案要具有可操作性，要有明确整改的问题、原因、措施及期限，以自觉的、认真的态度扎实抓好整改方案的落实。
本次市人大常委会按照今年的工作要点，以宪法和法律法规为依据，对市人大常委会任命的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三名法官进行了述职评议。通过两天的会议，常委会组成人员在认真听取被评议法官的述职报告和市人大常委会调查组调查报告的基础上，进行了分组审议。刚才，会议对三名法官进行了民主测评，会上王健院长代表市中级人民法院作了表态发言。总的看来，市人大常委会和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及相关单位对这次述职评议工作高度重视，各项准备工作十分充分，各个环节安排严谨周密，调查深入细致，工作进展顺利，基本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和效果。下面，我就开展述职评议及评议后的整改工作讲几点意见，供大家参考。 一、要进一步深化对开展述职评议工作的认识。依法加强对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和任命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监督，是宪法和法律赋予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重要职权。述职评议是人大常委会依照宪法和法律精神，遵循实事求是和民主公开的原则，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听取任命干部的述职报告并进行评议，提出问题和建议，督促整改的一种行之有效的监督形式。实践证明，通过述职评议，把监督人和监督事有机结合起来，有利于增强“一府两院”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法律意识、人大意识和公仆意识，进一步改变工作作风，提高工作水平和办事效率，促进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并对于解决好人民群众关心的难点和热点问题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今年，市人大常委会对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三名法官开展述职评议，目的是为了加强对法院的工作监督和法律监督，促进审判人员严格执法、秉公执法，提高执法水平。这既是对审判人员的一种鼓励和鞭策，也是对审判工作的一种促进和支持。因此，我们只有深刻认识人大常委会开展述职评议工作的重要意义，真正领会掌握述职评议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才能把评议的过程作为改进工作作风、提高工作水平的过程，高标准、高质量地做好述职评议工作，使述职评议工作真正取得实效，让人大代表和人民群众满意。
二、要认真制定整改方案，切实抓好整改。从这次评议的情况和结果来看，常委会组成人员对三名法官的工作是肯定的，也是满意和比较满意的。三名法官在近年的工作中都能够坚持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和业务知识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的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水平，坚持依法办案、公正司法，自觉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成绩是明显的。但是，在具体办案过程中，仍然存在着重实体、轻程序，该立案未立，该审未审，该直接送达通知书的未直接送达以及使用法律不当等问题。相信通过这次评议，使全体法官受到教育和鞭策，增强依法办案、廉洁办案、秉公执法的能力和自觉性，提高公正司法的水平。在调查和评议中，大家对三名法官提出了很多很好的意见和建议，会后，市人大常委会将认真进行归纳整理，形成评议意见。三名法官一定要全面、正确的认识和理解这次人大述职评议过程中提出的各种意见和要求，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在院党组的领导下，制定切合实际的整改方案。整改方案要具有可操作性，要有明确整改的问题、原因、措施及期限，以自觉的、认真的态度扎实抓好整改方案的落实。
三、法院要充分利用评议成果，不断改进工作。在调查和评议中，大家对中级人民法院近两年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总的认为，市中院的法官队伍是好的，广大法官在工作中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恪尽职守，表现出较强的工作责任感和奉献精神。为维护人民的合法权益和我市的社会稳定做出了贡献。但是，从调查和人民群众反映的意见来看，市中院的工作也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主要表现在：一是“司法为民”的观念在少数法官身上树得不够牢，服务意识不够强，公仆意识比较淡薄。二是在案件审理中，还存在办人情案、关系案、执法不公，甚至枉法裁判等问题。三是有的法官责任心不强，工作质量不高，重实体、轻程序的问题不同程度存在。四是法院内部管理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和加强。五是群众诉讼难、申诉难的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六是有的法官位置摆得不正，自觉接受人大监督意识不强，对人大交办的涉法案件办理不认真。这些意见一方面表明了社会各个方面对法院的关注、关心和关爱；另一方面，说明人民群众对法院寄予了很高的期望，要求法院突出“公正与效率”这个主题，把好社会公平的最后一道防线。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定要本着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正确对待人大常委会的述职评议，认真研究所提出的意见与建议，向全院干警通报评议情况，认真吸取经验和教训，再动员、再教育，做到举一反三，采取积极的整改措施，进一步加强法官队伍的自身建设，切实做到依法办事、公正执法。
上午9时大会准时开幕，胡总书记在大会报告中主要就过去五年工作和十年工作进行了基本总结、尤其是在民生方面和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以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方面做了重要阐述，十年间我国的变化很大，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很快，尤其是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民生保障日益健全，充分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和光明前程。
报告主题鲜明、高瞻远瞩、实事求是，催人奋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科学发展观的论述，思想深刻、内涵丰富，作为一名大学生村官，一名农村基层工作者听了很受鼓舞，很是兴奋，报告中关于富农、强农、惠农以及培养年轻人的论述更为精辟，尤其是胡总书记报告中关于青年的论述印象特别深刻，总书记要求：“全党都要关注青年、关心青年、关爱青年，倾听青年心声，鼓励青年成长，支持青年创业。希望广大青年要在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让青春焕发出绚丽光彩。”听了这段话让我们大学生村官倍受鼓舞，更加坚定了我们大学生村官扎根基层的信心和决心，我们应当在农村广阔天地历练品质，磨练意志，不辜负组织和群众的重托，努力成为基层组织的带头人、群众服务的贴心人、脱贫致富的领路人。
学习党的十八大，形式多种多样，方法各具特色，但不管什么形式，不论何种方法，归根到底只有通过真抓实干、埋头苦干、务实大干，才能破解发展中的难题和问题，才能化解矛盾，实现发展。干，未必成功；不干，必然会失败。一句话，只有干才是硬道理。
此外， 胡总书记在十八大报告中阐述，“全党必须牢记，只有植根人民、造福人民，党才能始终立于不败之地”、“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检验党一切执政理念的最高标准”等执政理念话题几乎贯穿始终。
怎样评价一个国家的司法制度及其司法官员的品行，这已是很多国家所关注的问题。各国建立司法评估制度，目的在于建立良好运行的司法制度，保障司法官员清廉及司法公正性。司法评估制度往往涉及法官行为、素质、司法资源分配利用及对司法的评价、监督制约等领域。建立司法评估制度，可以充分反映及体现社会对司法的评价，可促进司法制度的合理化，更好地实现对司法的监督，防治司法腐败，确保司法公正。我国司法评估制度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而进行建立:
一、健全人民代表大会对法院、检察院工作报告审议制度
根据我国宪法第12条、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8条、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7条及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10条等有关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木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进行监督的表现之一就是听取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对该工作报告进行审议、评议并最终表决是否通过。该项制度其实就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法院、检察院工作的评估，而且是最有权威性的评估。
近几年，我国媒体及社会各界都普遍关心司法腐败及司法不公问题，许多人表现对司法工作极大的不满。据了解，1997年、1998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代表们围绕司法腐败、司法不公发表意见讲话的频率很高，在大会通过的决议中，两院(法院、检察院)工作报告的通过率相对是最低的，体现了代表们对两院工作的不满，这很大程度上可作为对两院工作的评估指标之一。因为人民代表在代表大会上对法院、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审议、讨论、发表意见等，都是最集中体现了人民代表的意愿。这两年两院工作报告表决通过率有所提高，表明代表们对两院工作的满意度有所提高。若人民代表大会对两院工作报告表决不通过时，两院应负怎样后果，尤其是两院院长、检察长是否该引咎辞职，或给予怎样的责任形式。对上述问题，我国目前宪法及有关 法律 并未明确规定。依笔者所见，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期间，代表们对两院工作不满意时，可以向两院的院长、检察长提出质询案，要求院长、检察长接受质询等等。
人民代表大会对两院工作报告的审议制度是一项很重要的司法评估制度，如何健全及完善该制度仍有待我们进一步探索。如代表们在大会期间的意见、讲话，代表们对两院工作的质询案，代表们对两院工作报告表决通过率，代表们对两院工作提出的存在问题等具体方面，都可以说是集中体现了代表们对两院工作的评估意见。建立及完善上述方面相关制度及措施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我国应尽快制定有关此方面的法律，一方面可以促进两院工作，保障司法公正，防治司法腐败。另一方面也健全人大代表对两院工作评议制度，也是更好地监督两院工作的一种有效途径。
二、建立各级人大常务委员会司法监督的机制
我国宪法及有关法律规定，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组织本级人大代表、常委会委员对本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工作进行监督。为了更好地确保行使监督权，我国各级人大常委会可以考虑设立专门的司法监督机构，如设立司法监督委员会，该委员会专门负责对法院、检察院的工作进行评议。这种评议(估)可以是定期的或不定期的，评估内容事项一般应是事先设定及要求的，一般不宜搞临时的定项评估，否则不利于评估的准确性及统一性要求。具体评估程序上设置可如下:先是由司法监督委员会组成儿个评估小组，分别进行评估后汇总评估，将汇总评估结果及有关情况向本级人大常委会报告，并由本级人大常委会负责作出最后的评估(价)决定，以便形成相关决议。
依己所见，司法监督委员会评估司法的标准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因素(方而)确定:
一是司法人员素质的高低。司法人员的素质表现为专业素质和道德素质。司法人员的专业素质主要体现在法官的学历上，它是反映法官的学识和能力的主要体现。尤其是司法工作的专业性极强，要求具有较高法律专业技能。就法院系统而言，1998年底全国法院28万干警中已有70%以上达到大专以上文化水平，但这并不说明其中具有法律专业学历的人数，也未明确细分正规法律院校还是业余(如夜大、成教、自考等)取得的学历。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每年都应披露法院在提高法官干警的专业能力、素质、学历所作的工作及努力，尤其是与上一年度相比“进度”如何。因为司法人员素质高低的重要指标就是法律专业知识水平高低，若无该项指标，则难以说明司法人员素质的高低。
二是司法人员违法乱纪、腐败堕落的比例及现象。司法人员的违法及腐败现象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人们对司法评估，它是体现人们对司法工作满意程度的关键。从有关资料表明，司法机关内部确实存在不少司法腐败现象。如最高法院院长肖扬1999年3月10日在工作报中指出，去年法院对2512名违法违纪的法官和其他工作人员作了严肃处理，其中给予行政处分的1654人，给予党纪处分的637人，追究刑事责任的221人。“涉及地方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副院长28人:其中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l人，中级法院院长、副院长7人，基层人民法院20人，全国法院对涉及法官和其他工作人员违法违纪举报线索立案调查的共13730件，已结12626件，其余正在查处中。”川这一系列数字从侧面反映司法人员行使司法权腐败，有损司法制度的权威性，这也是评估不同时期司法制度的状况。
三是审判质量效率状况。评估法院工作往往要以法院审判案件质量高低来衡量。我国各法院目前也建立各类案件质量评查制度及标准，它是法院实行审理案件质量监督的好办法。其具体作法是组织本院一些资深法官对本院审结并已生效的案件卷宗进行审查，其评判案件不局限于案件的改判和发回重审，还涉及案件立案、庭审、裁判、执行质量。一般用有关立案准确率、庭审成功率、当庭宣判率、审限合格案率、超审限率、上诉率、申诉率、执行到位率、差错率及裁判文书制作水平高低等来作为审判案件质量评查标准。人大司法监督委员会在评估法院工作时，尽管不必直接引用法院上述标准，但可以参照上述标准来透视该法院的全年审判工作情况，从中得出今年法院审判工作的评估结果。对于检察院的工作报告也可以采取上述相应(关)指标来评估检察院工作。至于上述具体指标的认定，应由上级法院或法律专家来评议确定，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不宜也难以认定。
三、建立律师评估司法的制度
在对司法官及司法制度评价方而，西方不少国家主张建立律师评估法官及司法的制度，尤其是美国多数州都建立了律师评价法官的制度，只是各州规定评价的标准及问题不同。为此，美国有关部门，专门成立一个由9个律师、2个前任法官和3个专家学者组成的研究小组，提出了很有意义的评价方案川。该方案主要内容在以下:(l)法官适用法律水平能力的评估。涉及法官对法律精神及其法条的理解认识，制定及适用法律规则是否合法，具体案件事实适用法律的水平能力，制作裁判文书时引用法条及法理能力;(2)对法官在诉讼中公正性的评估。涉及法官在诉讼中是否存在偏祖一方当事人，而压制另一方当事人情形，是否存在应回避而不主动提出回避的情形，开庭前有否先人为主倾向，诉讼审理是否存在有以貌取人或偏见的“前科”，法官审理是否存有 政治 偏见及对一方当事人律师的偏爱等;(3)法官遵守诉讼程序客观性的评估。涉及法官诉讼中有否确保当事人平等享有诉讼机制，是否充分尊重当事人的处分权，是否恐吓当事人使之达成和解、调解协议;(4)法官在庭审中的威严和仪表气质的评估。
涉及法官庭审中的衣着、面容表情、道德品尚，法官在庭审中的精神风貌，法官是否耐心听取当事人陈述辨解及证据的辨认，法官维持法庭秩序的能力，法官驾驭法庭程序及庭审技能的能力高低;(5)法官勤于案的评估。涉及法官年度、季度、月度办案率高低，结案率高低，法官遵守法院庭审纪律、规章制度、公务制度情况，法官审阅当事人及律师递交的有关案卷材料的认真度;(6)法官品德行为纪律评估。涉及法官个人人品风格，言行是否检点，是否遵守法院工作规范纪律，是否有为法官个人操守不相适应的行为等等。
上述评价方案对建立我国律师评估司法的制度还是很有借鉴意义的。目前，我国尚未建立律师评价司法的制度，对法官的评估主要还是依法院内部机制进行。如先由法官自述一年的工作情况，一般是着重讲业绩，很少讲存在的问题，接着由法官的同事进行打分评比，最后由法院内设的法官考评委员会根据法官自述、同事打分等情况进行最后的考核总评，其结果是优秀、胜任和不胜任，这种考评缺乏相关人士的参与。我国若借鉴美国作法，建立律师评估法官制度，则会更加专业性地评估法官及其制度，会大大促进法官制度健康 发展 。因为律师能较专业地客观地评估法官品行作风、专业能力、诉讼公正性如何。当然，我国建立该项制度可以通过不同方式来进行，诸如先建立律师评估法官的各个专项制度，如法官庭审能力评估，法官品行及廉洁评估制度，法官运用法律专业知识能力评估。同时，还可以建立法院、检察院的整体评估制度，包含对法院行使审判权的准确性、公正性、客观性、合法性等进行综合评估。律师评估法官及司法的活动，一般可以通过由律师行业协会(如律师协会)出面组织有关律师公正客观进行，律师协会可以事先与有关评估机构先确定评估标准及评估考虑因素，再根据律师人数、分布情况进行电脑随机抽员评估，这样操作出的评估结果应是较客观的。
四、建立当事人评估司法的制度
当事人在一个国家的司法制度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它亲身体会到国家司法制度的作用及威严，其对司法制度的认识是最直接的。我国可以考虑增加当事人评估司法这一项制度。尽管评估中当事人很有可能会带“有色”眼光评估，但只要我们事先调好当事人眼光的“色彩”，如尽可能避开当事人对本案法官评估，而侧重于对国家司法制度全局，包含对各具体诉讼制度的评估。这样做，会容易发觉我国各诉讼制度、法官制度、具体司法制度的不足，深刻地觉察存在问题的深层原因。
当事人评估司法，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一是对具体诉讼制度(包含各项诉讼程序)的评估。在诉讼中，当事人最直接感受到各诉讼制度合理及不妥之处。如法律制度中规定起诉受理的条件限制，法院受案范围大小，诉讼期间宽紧，送达方式的合理与否，庭审中双方当事人举证质证认证的细节规定合理性，法律规定当事人举证情形与难易状况等等。这些规定当事人感受到其存在的价值及作用。尽管当事人在这方面的感受及评估存在某些问题，如不具有法律专业分析能力等，但其提出的问题，则有利于我们从司法等角度分析。
二是对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工作体制、作风的评估。当事人极为关心国家司法机关设置及其职权的行使是否很好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当事人通过诉讼，可以体会到各司法机关职权分配是否合理，是否实现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相互协调的关系。.诸如就民事诉讼而言，当事人怨言较深的集中于司法保护不彻底，即使获得法院生效裁判，却在执行时总得不到兑现，使当事人对司法机关及其司法权威的信任丧失。同时，对检察院同时行使侦查、批捕、起诉等职能也难以接受，司法机关及其职权(责)配置是否 科学 合理，当事人也持怀疑态度。此外，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在行使职责时，其工作作风及态度等，当事人应是最有发言权，当事人直接体会到法官、检察官敬业状况、勤俭、踏实等情况。诸如了解到法官、检察官作裁判前是否耐心听取当事人申辩，对案件审理是否认真，是否对当事人耍脾气，甚至是压制一方，抬举一方等。这些方面的评估，当事人还是有资格的。
三是对司法腐败的举报。设立当事人举报制度是当事人对司法最强最有力的评估，是当事人介人防治司法腐败的最好方法。由于我国司法制度及其监督机制等方面存在缺陷，司法腐败难以抑制，但调动当事人参与防治的积极性最好的措施是举报。当事人可以举报的主要情形有: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在司法活动中的违法乱纪行为，如涉及违反法定程序审理案件，司法机关工作人员违反职业道德情形，司法机关工作违反廉洁自律的规定等。
四是对行使上诉、申诉权的评估。诉讼中，当事人是最直接感受到司法制度的合理性、科学性及公正性的。如当事人上诉率的高低可以一定程度体现当事人对司法诉讼制度，包括对法官执法的不同意见。当事人上诉意见及理由就是对一审的态度及评估，这是我们最容易发现司法制度存在的问题，包括掌握一审法官执法情况。当事人行使申诉权，是当事人对已生效的裁定、判决不服而向有关机关提出请求的一种民主权利，尽管它不会对已生效的裁定、判决产生 法律 影响，但它确实体现当事人不满的意见，也是发觉司法审判活动是否有违法的重要线索来源之一，它可以作为当事人评估司法制度的一个 参考 因素或指标，因此说，当事人上诉率、申诉率的高低也是司法评估的一个尺度之一。
五、建立社会公众评估司法的制度
社会公众对司法制度有不同的看法，不同阶层的社会公众对司法制度也有不同认识，社会公众对司法制度的关心程度也会体现社会公众评估司法制度的影响力大小。关于社会公众评估某项社会制度、事件，西方不少国家都有许多评估方式，我国在社会公众的民意体察方法上，还是比较欠缺。我们可以适当考虑参照一些国家民意测试及调查方法，来了解掌握民众对司法制度的看法。诸如，可以通过如下方式进行:
一是问卷调查评估。该方式是指向社会特定或不特定的公众就有关司法制度及相关措施，通过征询有关问题回答及选择而作出的问卷，以达到对某项司法制度的态度和看法的了解。该方式最大特点是答卷人一般是不署名的，其答的内容比较客观。但这种方式也有弊端，如答卷人回答态度不一定很踊跃，有些人是收到问卷而不作答，不易收回所发出的全部问卷。这种方式的问卷涉及内容可以是很广泛的，也可以是具体通俗的。如可以问及诉讼中的某项原则、制度的贯彻执行、某具体案件审理的看法、生效裁判书执行情况及态度、最关心的司法问题，等等。
二是民意测验的评估。该方式是指专门的调查机构或组织就某项司法制度或措施、事件向不特定的民众或某类不同的民众发出一种旨在了解被调查人的意见的特定形式。常见的是书面问卷形式，或是其他表现方式。它往往是用来了解民意的最佳途径，如国外往往了解总统竞选的选民测评，总统支持率高低，重大国内外政策出台的支持率高低等。我们用该方式来测评民众对司法制度的评估也是可行的，可以较好地表达出民意对司法的态度。当然，这里往往涉及操纵民意测验的机构、团体的权威性及民意测验方式选择的可靠性及准确性的问题。
三是网民调查评估。该方式主要是充分利用当今高科技手段，通过 网络 信息能更广泛更准确地反映网民的意愿。它的调查面及人数都很广很多，且调查的内容可以是全方位的，是当今更充分了解社会公众意见的一种较有效的方式，对于评估司法制度而言也是很好的选择方式之一。
四是社会公众举报式评估方式。上述所讲的评估方式往往都是从正面上积极评估司法制度，而采取社会公众举报式评估司法却是一种消极的评估方法，它是通过社会公众对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执法存在的问题进行举报，从举报中发现司法制度存在的问题，从而实现评估司法制度的相关措施。某一定意义讲，举报越多，就一定程度体现社会公众对司法的不满，举报少了也许可说明社会公众对司法不满的情绪少了或化解了。因此说，举报式的评估也是有其存在的价值及意义的。
参考 文献 :
怎样评价一个国家的司法制度及其司法官员的品行，这已是很多国家所关注的问题。各国建立司法评估制度，目的在于建立良好运行的司法制度，保障司法官员清廉及司法公正性。司法评估制度往往涉及法官行为、素质、司法资源分配利用及对司法的评价、监督制约等领域。建立司法评估制度，可以充分反映及体现社会对司法的评价，可促进司法制度的合理化，更好地实现对司法的监督，防治司法腐败，确保司法公正。我国司法评估制度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而进行建立:
一、健全人民代表大会对法院、检察院工作报告审议制度
根据我国宪法第12条、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8条、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7条及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10条等有关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木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进行监督的表现之一就是听取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对该工作报告进行审议、评议并最终表决是否通过。该项制度其实就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法院、检察院工作的评估，而且是最有权威性的评估。
近几年，我国媒体及社会各界都普遍关心司法腐败及司法不公问题，许多人表现对司法工作极大的不满。据了解，1997年、1998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代表们围绕司法腐败、司法不公发表意见讲话的频率很高，在大会通过的决议中，两院(法院、检察院)工作报告的通过率相对是最低的，体现了代表们对两院工作的不满，这很大程度上可作为对两院工作的评估指标之一。因为人民代表在代表大会上对法院、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审议、讨论、发表意见等，都是最集中体现了人民代表的意愿。这两年两院工作报告表决通过率有所提高，表明代表们对两院工作的满意度有所提高。若人民代表大会对两院工作报告表决不通过时，两院应负怎样后果，尤其是两院院长、检察长是否该引咎辞职，或给予怎样的责任形式。对上述问题，我国目前宪法及有关 法律 并未明确规定。依笔者所见，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期间，代表们对两院工作不满意时，可以向两院的院长、检察长提出质询案，要求院长、检察长接受质询等等。
人民代表大会对两院工作报告的审议制度是一项很重要的司法评估制度，如何健全及完善该制度仍有待我们进一步探索。如代表们在大会期间的意见、讲话，代表们对两院工作的质询案，代表们对两院工作报告表决通过率，代表们对两院工作提出的存在问题等具体方面，都可以说是集中体现了代表们对两院工作的评估意见。建立及完善上述方面相关制度及措施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我国应尽快制定有关此方面的法律，一方面可以促进两院工作，保障司法公正，防治司法腐败。另一方面也健全人大代表对两院工作评议制度，也是更好地监督两院工作的一种有效途径。
二、建立各级人大常务委员会司法监督的机制
我国宪法及有关法律规定，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组织本级人大代表、常委会委员对本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工作进行监督。为了更好地确保行使监督权，我国各级人大常委会可以考虑设立专门的司法监督机构，如设立司法监督委员会，该委员会专门负责对法院、检察院的工作进行评议。这种评议(估)可以是定期的或不定期的，评估内容事项一般应是事先设定及要求的，一般不宜搞临时的定项评估，否则不利于评估的准确性及统一性要求。具体评估程序上设置可如下:先是由司法监督委员会组成儿个评估小组，分别进行评估后汇总评估，将汇总评估结果及有关情况向本级人大常委会报告，并由本级人大常委会负责作出最后的评估(价)决定，以便形成相关决议。
依己所见，司法监督委员会评估司法的标准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因素(方而)确定:
一是司法人员素质的高低。司法人员的素质表现为专业素质和道德素质。司法人员的专业素质主要体现在法官的学历上，它是反映法官的学识和能力的主要体现。尤其是司法工作的专业性极强，要求具有较高法律专业技能。就法院系统而言，1998年底全国法院28万干警中已有70%以上达到大专以上文化水平，但这并不说明其中具有法律专业学历的人数，也未明确细分正规法律院校还是业余(如夜大、成教、自考等)取得的学历。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每年都应披露法院在提高法官干警的专业能力、素质、学历所作的工作及努力，尤其是与上一年度相比“进度”如何。因为司法人员素质高低的重要指标就是法律专业知识水平高低，若无该项指标，则难以说明司法人员素质的高低。
二是司法人员违法乱纪、腐败堕落的比例及现象。司法人员的违法及腐败现象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人们对司法评估，它是体现人们对司法工作满意程度的关键。从有关资料表明，司法机关内部确实存在不少司法腐败现象。如最高法院院长肖扬1999年3月10日在工作报中指出，去年法院对2512名违法违纪的法官和其他工作人员作了严肃处理，其中给予行政处分的1654人，给予党纪处分的637人，追究刑事责任的221人。“涉及地方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副院长28人:其中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l人，中级法院院长、副院长7人，基层人民法院20人，全国法院对涉及法官和其他工作人员违法违纪举报线索立案调查的共13730件，已结12626件，其余正在查处中。”川这一系列数字从侧面反映司法人员行使司法权腐败，有损司法制度的权威性，这也是评估不同时期司法制度的状况。
三是审判质量效率状况。评估法院工作往往要以法院审判案件质量高低来衡量。我国各法院目前也建立各类案件质量评查制度及标准，它是法院实行审理案件质量监督的好办法。其具体作法是组织本院一些资深法官对本院审结并已生效的案件卷宗进行审查，其评判案件不局限于案件的改判和发回重审，还涉及案件立案、庭审、裁判、执行质量。一般用有关立案准确率、庭审成功率、当庭宣判率、审限合格案率、超审限率、上诉率、申诉率、执行到位率、差错率及裁判文书制作水平高低等来作为审判案件质量评查标准。人大司法监督委员会在评估法院工作时，尽管不必直接引用法院上述标准，但可以参照上述标准来透视该法院的全年审判工作情况，从中得出今年法院审判工作的评估结果。对于检察院的工作报告也可以采取上述相应(关)指标来评估检察院工作。至于上述具体指标的认定，应由上级法院或法律专家来评议确定，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不宜也难以认定。
三、建立律师评估司法的制度
在对司法官及司法制度评价方而，西方不少国家主张建立律师评估法官及司法的制度，尤其是美国多数州都建立了律师评价法官的制度，只是各州规定评价的标准及问题不同。为此，美国有关部门，专门成立一个由9个律师、2个前任法官和3个专家学者组成的研究小组，提出了很有意义的评价方案川。该方案主要内容在以下:(l)法官适用法律水平能力的评估。涉及法官对法律精神及其法条的理解认识，制定及适用法律规则是否合法，具体案件事实适用法律的水平能力，制作裁判文书时引用法条及法理能力;(2)对法官在诉讼中公正性的评估。涉及法官在诉讼中是否存在偏祖一方当事人，而压制另一方当事人情形，是否存在应回避而不主动提出回避的情形，开庭前有否先人为主倾向，诉讼审理是否存在有以貌取人或偏见的“前科”，法官审理是否存有 政治 偏见及对一方当事人律师的偏爱等;(3)法官遵守诉讼程序客观性的评估。涉及法官诉讼中有否确保当事人平等享有诉讼机制，是否充分尊重当事人的处分权，是否恐吓当事人使之达成和解、调解协议;(4)法官在庭审中的威严和仪表气质的评估。
涉及法官庭审中的衣着、面容表情、道德品尚，法官在庭审中的精神风貌，法官是否耐心听取当事人陈述辨解及证据的辨认，法官维持法庭秩序的能力，法官驾驭法庭程序及庭审技能的能力高低;(5)法官勤于案的评估。涉及法官年度、季度、月度办案率高低，结案率高低，法官遵守法院庭审纪律、规章制度、公务制度情况，法官审阅当事人及律师递交的有关案卷材料的认真度;(6)法官品德行为纪律评估。涉及法官个人人品风格，言行是否检点，是否遵守法院工作规范纪律，是否有为法官个人操守不相适应的行为等等。
上述评价方案对建立我国律师评估司法的制度还是很有借鉴意义的。目前，我国尚未建立律师评价司法的制度，对法官的评估主要还是依法院内部机制进行。如先由法官自述一年的工作情况，一般是着重讲业绩，很少讲存在的问题，接着由法官的同事进行打分评比，最后由法院内设的法官考评委员会根据法官自述、同事打分等情况进行最后的考核总评，其结果是优秀、胜任和不胜任，这种考评缺乏相关人士的参与。我国若借鉴美国作法，建立律师评估法官制度，则会更加专业性地评估法官及其制度，会大大促进法官制度健康 发展 。因为律师能较专业地客观地评估法官品行作风、专业能力、诉讼公正性如何。当然，我国建立该项制度可以通过不同方式来进行，诸如先建立律师评估法官的各个专项制度，如法官庭审能力评估，法官品行及廉洁评估制度，法官运用法律专业知识能力评估。同时，还可以建立法院、检察院的整体评估制度，包含对法院行使审判权的准确性、公正性、客观性、合法性等进行综合评估。律师评估法官及司法的活动，一般可以通过由律师行业协会(如律师协会)出面组织有关律师公正客观进行，律师协会可以事先与有关评估机构先确定评估标准及评估考虑因素，再根据律师人数、分布情况进行电脑随机抽员评估，这样操作出的评估结果应是较客观的。
四、建立当事人评估司法的制度
当事人在一个国家的司法制度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它亲身体会到国家司法制度的作用及威严，其对司法制度的认识是最直接的。我国可以考虑增加当事人评估司法这一项制度。尽管评估中当事人很有可能会带“有色”眼光评估，但只要我们事先调好当事人眼光的“色彩”，如尽可能避开当事人对本案法官评估，而侧重于对国家司法制度全局，包含对各具体诉讼制度的评估。这样做，会容易发觉我国各诉讼制度、法官制度、具体司法制度的不足，深刻地觉察存在问题的深层原因。
当事人评估司法，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一是对具体诉讼制度(包含各项诉讼程序)的评估。在诉讼中，当事人最直接感受到各诉讼制度合理及不妥之处。如法律制度中规定受理的条件限制，法院受案范围大小，诉讼期间宽紧，送达方式的合理与否，庭审中双方当事人举证质证认证的细节规定合理性，法律规定当事人举证情形与难易状况等等。这些规定当事人感受到其存在的价值及作用。尽管当事人在这方面的感受及评估存在某些问题，如不具有法律专业分析能力等，但其提出的问题，则有利于我们从司法等角度分析。
二是对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工作体制、作风的评估。当事人极为关心国家司法机关设置及其职权的行使是否很好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当事人通过诉讼，可以体会到各司法机关职权分配是否合理，是否实现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相互协调的关系。.诸如就民事诉讼而言，当事人怨言较深的集中于司法保护不彻底，即使获得法院生效裁判，却在执行时总得不到兑现，使当事人对司法机关及其司法权威的信任丧失。同时，对检察院同时行使侦查、批捕、等职能也难以接受，司法机关及其职权(责)配置是否 科学 合理，当事人也持怀疑态度。此外，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在行使职责时，其工作作风及态度等，当事人应是最有发言权，当事人直接体会到法官、检察官敬业状况、勤俭、踏实等情况。诸如了解到法官、检察官作裁判前是否耐心听取当事人申辩，对案件审理是否认真，是否对当事人耍脾气，甚至是压制一方，抬举一方等。这些方面的评估，当事人还是有资格的。
三是对司法腐败的举报。设立当事人举报制度是当事人对司法最强最有力的评估，是当事人介人防治司法腐败的最好方法。由于我国司法制度及其监督机制等方面存在缺陷，司法腐败难以抑制，但调动当事人参与防治的积极性最好的措施是举报。当事人可以举报的主要情形有: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在司法活动中的违法乱纪行为，如涉及违反法定程序审理案件，司法机关工作人员违反职业道德情形，司法机关工作违反廉洁自律的规定等。
四是对行使上诉、申诉权的评估。诉讼中，当事人是最直接感受到司法制度的合理性、科学性及公正性的。如当事人上诉率的高低可以一定程度体现当事人对司法诉讼制度，包括对法官执法的不同意见。当事人上诉意见及理由就是对一审的态度及评估，这是我们最容易发现司法制度存在的问题，包括掌握一审法官执法情况。当事人行使申诉权，是当事人对已生效的裁定、判决不服而向有关机关提出请求的一种民利，尽管它不会对已生效的裁定、判决产生 法律 影响，但它确实体现当事人不满的意见，也是发觉司法审判活动是否有违法的重要线索来源之一，它可以作为当事人评估司法制度的一个 参考 因素或指标，因此说，当事人上诉率、申诉率的高低也是司法评估的一个尺度之一。
五、建立社会公众评估司法的制度
社会公众对司法制度有不同的看法，不同阶层的社会公众对司法制度也有不同认识，社会公众对司法制度的关心程度也会体现社会公众评估司法制度的影响力大小。关于社会公众评估某项社会制度、事件，西方不少国家都有许多评估方式，我国在社会公众的民意体察方法上，还是比较欠缺。我们可以适当考虑参照一些国家民意测试及调查方法，来了解掌握民众对司法制度的看法。诸如，可以通过如下方式进行:
一是问卷调查评估。该方式是指向社会特定或不特定的公众就有关司法制度及相关措施，通过征询有关问题回答及选择而作出的问卷，以达到对某项司法制度的态度和看法的了解。该方式最大特点是答卷人一般是不署名的，其答的内容比较客观。但这种方式也有弊端，如答卷人回答态度不一定很踊跃，有些人是收到问卷而不作答，不易收回所发出的全部问卷。这种方式的问卷涉及内容可以是很广泛的，也可以是具体通俗的。如可以问及诉讼中的某项原则、制度的贯彻执行、某具体案件审理的看法、生效裁判书执行情况及态度、最关心的司法问题，等等。
二是民意测验的评估。该方式是指专门的调查机构或组织就某项司法制度或措施、事件向不特定的民众或某类不同的民众发出一种旨在了解被调查人的意见的特定形式。常见的是书面问卷形式，或是其他表现方式。它往往是用来了解民意的最佳途径，如国外往往了解总统竞选的选民测评，总统支持率高低，重大国内外政策出台的支持率高低等。我们用该方式来测评民众对司法制度的评估也是可行的，可以较好地表达出民意对司法的态度。当然，这里往往涉及操纵民意测验的机构、团体的权威性及民意测验方式选择的可靠性及准确性的问题。
三是网民调查评估。该方式主要是充分利用当今高科技手段，通过 网络 信息能更广泛更准确地反映网民的意愿。它的调查面及人数都很广很多，且调查的内容可以是全方位的，是当今更充分了解社会公众意见的一种较有效的方式，对于评估司法制度而言也是很好的选择方式之一。
四是社会公众举报式评估方式。上述所讲的评估方式往往都是从正面上积极评估司法制度，而采取社会公众举报式评估司法却是一种消极的评估方法，它是通过社会公众对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执法存在的问题进行举报，从举报中发现司法制度存在的问题，从而实现评估司法制度的相关措施。某一定意义讲，举报越多，就一定程度体现社会公众对司法的不满，举报少了也许可说明社会公众对司法不满的情绪少了或化解了。因此说，举报式的评估也是有其存在的价值及意义的。
参考 文献 :
摘 要刑事证据见刑事审判的基石；对证据材料的质证是查明案情的关键；被告人充分行使质证权可以细分为证据材料获的得的时间、渠道以及对证人、鉴定人发问等阶段，但在现行法律及实际审判中，往往轻视被告人的权利，造成控辨的严重失衡。对被告人当庭的控诉、控告的处理也习惯性地违反法律的相关规定，这些都不利于公正审判。为改革这些弊端，首先，应确立证据先知制度，让被告人、辩护人尽可能早地获得全部证据，使之有充分的准备时间；其次，应把证人是否出庭接受询问的权利完全赋于被告人，改变目前由法庭行使该权利的职权主义审判方式；第三，对被告人当庭的控诉、控告应严格依照《宪法》《刑事诉讼法》等有关法律的规定的程序来处理，改变目前合议庭越权代办的现状。论文关键词：证据 质证 被告人权利 目 录论文摘要、关键词…………………………………………………………………………Ⅰ应当确立证据先知制度………………………………………………………………………1现行制度的弊端………………………………………………………………………………1解决弊端的设想………………………………………………………………………………4把证人、鉴定人是否出庭的权利完全赋予被告人…………………………………………4关于对证人、鉴定人出庭问题的法律规定…………………………………………………4上述弊端的解决办法…………………………………………………………………………6对被告人的当庭控告权应予以保护…………………………………………………………7让被告人完全承担“刑讯逼供”成立的举证责任违客观公证……………………………7检察官在法庭角色错位………………………………………………………………………8对这种控告应由检察院立案侦查……………………………………………………………8结束语…………………………………………………………………………………………9参考文献……………………………………………………………………………………10 我国《刑法》的目的是保护国家、集体、公民的合法权益。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根本任务是：“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刑事证据则是正确应用法律的基石，它是查明案情的唯一手段，是刑事诉讼活动的依据，它贯穿于刑事诉讼活动的全部过程，是正确定罪量刑的必备前提。基于此，对刑事证据的质证方法以及如何保障被告人权利就显得尤为重要。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却存在着大量弊端，受强职权主义及有罪推定传统思想的影响，在刑事审判中，被告人诸多的合法权利受到剥夺或流于形式而不能实现，从而造成了大量的冤段错案。现就从如何保障被告人的权利以达到控辨平衡的观点出发，谈一下刑事证据的质证方法与弊端。一、应当确立证据先知制度证据先知制度是指在公诉机关审查起诉结束后，决定提起公诉时应当将全部证据提供给辩护律师、被告和被害人，以使他们在行使权力时有充分的准备。这一制度有时也被称为“证据展示制度”、“证据洗泄制度”或“证据公示制度”等，这一制度的确立，有助于保护当事人的诉讼权力，特别是辩护人与被告人的诉讼权利，进而促使控诉与辩护的平衡，达到查明案情，保障人权的目的。（一）现行制度的弊端我国刑事诉讼法第36条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自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这些规定看似给了律师很大的权利，但要想达到与公诉人平等对抗还差之甚远。1、根据法律的规定，案件在审查起诉时辩护律师就可以调查取证，取证的范围法律并没有限制，但此时律师对案件了解仅限于犯罪嫌疑人对律师的口述，这些口述是否属实，此时还无法判断，从公诉机关获得的诉讼文书也不能全面反映案情，卷宗中有多少证人证言、其他共同犯罪嫌疑人如何供述都不知道。这时让律师去调查嫌疑人无罪或罪轻的证据，就象盲人摸象一样无从下手，在这种浑顿的困境中，刑法第306条这把利剑却悬在律师 的头上，不定摸错哪根弦，剑就下来了，我国为此被追诉的律师占律师犯罪的80%以上。有这样的风险性存在，律师就该阶段的调查取证权实际上就形同虚设。而此时的控方公诉机关，不但得到了全部证据材料，而且可以依职权自由补充取证，控辨的失衡在此就从此已经形成。到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这种倾斜就更加突出。刑事诉讼法第150条将按照普通程序起诉所移送的证据界定为：起诉书、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辩护人除了可以看到这些材料以及依据刑诉法第36条查阅的“技术性鉴定材料”之外，再也得不到检察院所掌握的其它证据。那么，哪些是律师看到的“主要证据”呢？根据1998年1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委员会法制委员会《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6条的解释包括以下三类：（1）起诉书中涉及的各证据种类中的主要证据；（2）多个同种类证据中被确定为“主要证据”的；（3）涉及自首、立功、累犯、中止、未遂、正当防卫等情节的证据。但是，该条同时还规定：“人民检察院针对具体案件移送时，主要证据由人民检察院根据以上规定确定”。由此可以看出，检察院有权自由决定在具体案件中移送的“主要证据”的范围，这种自由决定没有任何监督机制，使之“合法地”隐瞒了有利于或不利于被告人的其证据。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定》第283条的规定，将“主要证据”界定为“对认定犯罪构成案件的事实起主要作用，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要影响的证据”，但它又规定：“人民检察院针对具体案件移送起诉时，主要证据的范围由办案人员根据本条规定的范围和各个证据在具体案件中的实际证明作用加以确定”；“对于主要证据为书证，证人证言笔录、被害人陈述笔录、被告人供述与辩解笔录或者勘验、检查笔录，可以只复印其中与证明被告人构成犯罪有关的部分，鉴定书只复印鉴定结论部分。”这里不仅把“隐瞒”证据的主体由“检察院”改为具体负责审查起诉的“办案人员”，而且对书面证据需要“隐瞒”的范围也作了明确的规定。不管这一规定的背后有多少客观条件的限制因素在起作用，由最高检察机关出面做出这种“司法解释”的内容就可以表明，它实际上是鼓励“检察官依法隐瞒证据”，并具体指明对于书面证据可以“断章取意”！我们把《检察规则》的上述规定与证人普遍不出庭这一事实结合起来考虑就不难想象，如果公诉人在法庭上宣读的书面证据材料不属于检察院移送的“主要证据”的范围，当审判长询问辩护人或被告人的意见时，辩护人或被告人根本不可能发表什么有针对性的不同意见！因为他们既不知道公诉人宣读的书面语言是否反映了该份书证的全部内容，也没有机会对提供证言的人进行询问。如果公诉人宣读的书面证据属于移送的“主要证据”的范围，但移送的只限于其中“与证明被告人构成犯罪有关的部分”时，被告人如果对其内容的真实性持有异议，除了简单地表明其异议之外，拿什么让法官相信自己的异议是有根据的呢？2、《刑诉法》36条的规定，仅是赋予辩护律师的权力。作为被告人，法律规定其有自行辩护的权利，当然也处于和公诉人对抗的地位，而在此前，被告人多处于被羁押的状态，即使不羁押，法律也没有赋予他们庭前获取控诉证据的权力与渠道，在毫不知情的状态下，仅凭公诉人当庭：“断章取意”的宣读，然后马上问他们有无异议，除了“有异议、不真实”的笼统回答外，还能说些什么？别说他们不具备法律专业知识，就是辩护律师在这种没有思维准备、缺乏全案证据相互对比、印证的前提下，能准确、清析地表达出自己的意见吗？如能，也应当要求具有专业法律知识的法官在不阅卷的条件下做出公正判决，但这是天方夜谈。所以，尽管现行法律确立了控辨平衡的原则，但在“武器、弹药”严重失衡的情况下，弱势方突然遭到强势方的袭击，除了毁灭则别无选择。（二）解决弊端的设想我认为要缩小这种控辨实力的差距，应当将辩护律师获取证据的时间提前。在审查结束后、向法院起诉前，应当将全部卷宗展示给辩护人，以便于辩护人在此阶段有目的去调查取证，充分、安全、清楚地行使法律赋予自己的权利，去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同时，法律也应赋予被告人在这一时间获取全部证据材料的权利，给他们充足的时间来阅读、对比。以便于发现证据之间存在的矛盾，对遗漏的、有利于自己的情节或证据及时向公诉人或法庭提出补正请求，这对实现《刑法》、《刑事诉讼法》的任务与目的有利无弊。另外从我国《刑诉法》的改革历程来看，其趋势是由职权主义转向现代当事人主义，为了避免法官阅读全卷后“先判后审”的弊端，采取了现在部分移送证据的方法，但这种做法 不但违背了现代当事人主义的基本精神，反而使控辨双方的地位更加不平等。以前辩护人还能够得到全部证据，改革后却只能看到“主要证据”了，所以我认为我国的刑庭审改革绝不能放弃“实体真实”的传统，应当坚持实体真实与正当程序的统一，通过建立、健全证据先知制度和庭前预备程序、使正式庭审集中于与公诉犯罪事实有关的实质问题上，保证控辨双方充分的举证、质证机会和条件，特别是有效地保障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质证权和辩护权，以便法院能够在公正程序下发现案件事实真相，做出公正裁判。二、把证人、鉴定人是否出庭的权利完全赋予被告人（一）关于对证人、鉴定人出庭问题的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41条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符合下列情形，经人民法院准许的证人可以不出庭作证：（1）未成年人；（2）庭审期间身患严重疾病或者行动极力不便的；（3）其证言对案件的审判不起直接作用的；（4）有其它原因的。第144条规定：鉴定人应当出庭宣读鉴定结论，但经人民法院准许不出庭的除外。1、关于未成年人可以不出庭做证的出发点无疑是为了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这一精神也见于《宪法》、《未成年人保护法》中，但如果未成人不出庭，对其证言就无法充分质证，如果将该类证据做为定案依据，就无法满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条件，这一保护未成年人的规定，不但严重损害了被告人的质证权利，而且颠覆了“事实清楚”这一法律的基石。况且在现实生活中，侦查机关把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为主要任务，在询问中往往带有明显的倾向性，即使能够客观公正地执法，其询问也难免有疏漏存在，再加上未成人的认识与理解的局限性，其证言的效力本身就低，再不经过充分质证的程序，这种证言就不应该作为定案依据，特别是重大刑事案件判决的结果可能会剥夺被告人生命权，在此前提下，为了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就放弃“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去剥夺一个人的生命权，这本身就是严重的不公正！2、在庭审活动中，法官置于中立地位，庭前只看到了主要证据，并未对案件全部证据进行审查，那么在庭审开始前，在全部证据尚未出示质证的情况下，“不起直接作用”的判断标准及依据是什么？该证言所起的“间接作用”对案件的定性量刑是否有影响，影响有多大？此时法官是无法判断的。同时，为了避免洗入为主“洗判后审”弊病，不应赋予法官这一权利。3、关于“庭审期间身患严重疾病或者行动极为不便的”可以不出庭的规定则纯属于人民法院自我减少麻烦的规定。“严重疾病”如果界定？是严重到不能说话还是不能辨别是非？“行动极为不便”又如何界定？是不能走路还是不能坐轮椅？这种“仁道”与被告人的人身权乃至生命权相比，甚至与国家法律的公正实施相比，是否应当让路？证人“行动极不方便”，但控辨双方及法官的行动是方便的，证人不能到庭，到其住所组织一个质证程序还是可行的，而法院为了减少自己的“麻烦”却不惜牺牲被告人的权利，这与“为保护未成人”而牺牲“事实清楚”相比，恶之又甚！4、关于“有其它原因的”问题。立法者的本意是鉴于现实生活的复杂，在不能穷尽所有客观条件下，给予法官的自由采量权，但现实中公检法却“相互配合”，把该解释当成了证人不出庭的档箭牌。由于历史与文化的原因，警察与检察官把抓捕罪犯并将其送进监狱做为事业成功的标志，而忘记了公正执法、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及尊严这一根本任务。我国现行的司法体制也往往使多数司法人员都视公、检、法为一家人，政法委也常将三家召集在一起讨论案件并协调关系。在这种大的背景下，法官能办检察官“难堪”吗？以逻辑来分析，即然有法院“准许”的存在，就应当有“提供证言一方的申请或说明”这一前置条件，但在庭审中或卷宗中，辩护方却从没有见到过类似的申请或证人不能出庭的说明，法律对此也没有具体的规定。如果说前三项还为辩护人保留了部分权利，这一项则剥夺贻尽。5、关于鉴定人在法院准许下可以不出庭的问题。我们都知道，鉴定人是具有专业知识的人，正因为庭审中存在法官、公诉人、辩护人不能克服的专业问题，才委托鉴定人员做出专业结论，而这一结论在没在经过质证程序以前，缺乏专业知识的法官就可以决定鉴定人员无须出庭，这种外行决定内行的做法，其形式是荒谬的，其本质带有明显的先入为主的倾向性，是“强职权主义”审判方式的产物。 （二）上述弊端的解决办法以上所列举的问题，致使刑事庭审流于形式，在实际审判中，参加庭审的所有人员在不认识证人、不了解证人品行以及是否与被害人、被告人有利害关系的情况下，仅就其在侦察机关陈述的范围内，去判决该证言是否客观、真实，这类似摄制电影时采用的“蒙太奇”手法，达不到质证的真正目的。为了查明整个案件的真实情况，不应对部分案情是否客观做以认定。在现实庭审中我们经常碰到公诉人出示被告人在侦察机关的第五次供述笔录，也经常碰到同一证人有不同的几份证言，只要某份供述笔录与证人的某一份证言能相互印证，判决书就会据此认定事实，至于其它的四份笔录在哪里？内容是什么？为什么不出示？证人的其它证言怎么排除则一概不说明理由，这不利于实现刑事审判的公正目标，也不符合现代诉讼结构。要改变这一现状，就应贯彻直接言词原则要求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如遇到特殊情况，就应当另行组织一个质证程序，以使证人接受控辩双方询问、质证。在庭审中侦查、起诉阶段制作的证人笔录，只有在需要唤配证人记忆或证人在法庭作证与先前陈述不一致的情形下，才允许在法庭宣读，除此之外，应以证人当庭陈述做为定案依据。被告人是证言的最大利害关系人，一个证人是否需要出庭接受询问，应有被告人或辩护人决定，否则，所有未出庭的证言不应作为定案的依椐。只有这样，才能削弱法官强职权主义的色彩，使被告人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利，实现公证审判的目的。三、对被告人的当庭控告权应予以保护近年来，媒体暴光的刑事冤案可谓层出不穷，通过对这些案件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刑讯逼供”是最魁祸手。这些案件在庭审过程中，被告人无一例外地向法庭提出了受到刑讯逼供的控告，但法官不是不予理睬，就是简单地要求被告人举证，即使在被告人亮出伤疤、血衣甚至提供了看守所“同号”证人姓名的情况下，法官也轻描淡写地说一句“庭后落实”，而这一“落实”则往往“落空”。这种做法，违犯了《宪法》、《刑诉法》的相关规定，也有违客观、公正的原则。（一）让被告人完全承担“刑讯逼供”成立的举证责任违客观公正首先，“刑讯逼供”是否成立，是检察院立案侦察的义务，让一个公民去调查取证，然后直接在法庭上出示是强人所难，也有违法定程序，何况该公民为了“保证刑事案件的顺利进行”，在已被限制了人身自由的情况下怎能代替司法机关履行取证义务呢？其次，讯问犯罪嫌疑人的场所，无一例外地都是侦查机关能够控制的场所，如果进行刑讯逼供则选择的地方会更加隐蔽，第三人很难看到逼供的场景，要想取得证人证言根本不可能；即使偶然有人看到，此时被限制人身自由的嫌疑人也无法了解其姓名、住址，更无法对其询问、记录，在证人不愿做证的情况下，被告人、辨护人也不能象司法机关那样拥有法律赋于的强制取证权；同时，从法律程序来讲“刑讯逼供”是另外性质的案件，辩护人是无权取证的，该合议庭也无权组织对相关刑讯逼供的证据进行质证。此时让被告人举证，一方面是举证不能，另一方面审判程序也违法。（二）检察官在法庭角色错位在庭审开始时，检察官在宣读起诉书前，住住自称“代表国家提起诉讼并依法监督法律的实施”，但当被告人提出受到刑讯逼供的控告时，检察官不是依法立案侦查维护公民的人身权益，而是努力驳斥被告人的证据及观点，此时严然成了实施“刑讯逼供”人员的辨护人，这种漠视被告人权利，不履行法定职责的检察官，如何能监督法律的正确实施！（三）对这种控告应由检察院立案侦查我国《宪法》四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检举的权利……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刑诉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定为有罪。”第八十四条至八十六条规定：“被害人对侵犯其人身财产权利的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有权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报案或控告……”；“报案、控告，举报可以用书面或口头提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公安机关对于报案、控告、举报都应接受。对于不属于属自己管辖的，应当移送主管机关处理，并且通知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公安机关对于报案、控告、举报和自首的材料，应当按照管辖范围迅速进行审查，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应当立案……，不予立案的，将不立案的原因通知控告人，控告人如果不服，可以申请复议。”第十八条规定：“贪污贿赂犯罪，国家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 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报复陷害、非法搜查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从这些规定中我们可以看出：被告人在法庭审理时是一个无罪公民；做为刑讯逼供的受害人有权向法庭提出控告；案件的性质属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应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人民法院应当接受控告并移送检察院；检察院在不予立案时应当通知被告人；被告人有权申请复议。而现实中，身为检察官的公诉人面对被告人的控告无动于衷，法官越睑代办去“落实”，“落实”的结果又不告知被告人。这不但违犯了有关管辖权的规定，而且还严重剥夺了《宪法》、《刑诉法》赋予被告人的权利。在未查明控告是否真实的情况下，被告人在侦察机关的供述实际上处于不确定的状态，有可能是客观的，也有可能是虚假的，在没有“法律结论”前，这些证据是不应做为定案依据的，同时为了保护被告人的控告权，法庭此时应立即中止审理，将控告材料移送检察院审查。结束语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保护公民的人身权益日显重要，社会对司法公正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刑事诉论法》的修改草案已经出台，《刑事证据法》也正在酝酿之中，我们相信随着我国司法制度的逐步健全，能够对目前法律存在的弊端进一步改正并完善，使每一个公民的人身权利充分得到法律的保护。 参考文献：（1）冯中华主编，《检察与审判（审判版）》，《检察与审判》审判版编辑部，1999年1月号，总第9期。（2）冯中华主编，《检察与审判（审判版）》，《检察与审判》审判版编辑部，1999年8月号，总第16期。（3）冯中华主编，《检察与审判（审判版）》，《检察与审判》审判版编辑部，2000年5月号，总第25期。
对于什么是应当作为非法证据排除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目前在司法实践中有不同的认识。第一种观点认为,作为非法证据排除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应仅限于采用刑讯逼供等严重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非法手段获取的有罪供述。第二种观点认为,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口供,也应当予以排除。第三种观点认为,只要被告人当庭翻供,其庭前有罪供述就应该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
笔者认为,无论审查起诉阶段还是审判阶段,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进行非法证据排除的标准是一致的,因此,审查起诉阶段的非法证据排除,可以综合审判实践,并根据有关法律规定来准确判定,即应当作为非法证据排除且不得作为起诉决定依据的口供,应当限于使用肉刑或者变相使用肉刑,使犯罪嫌疑人在肉体或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者痛苦的情况下,违背其意愿的供述,或者是违法程度和对犯罪嫌疑人的强迫程度与刑讯逼供相当而迫使其违背意愿的供述。此种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之所以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系因侦查人员取证行为本身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严重侵害了公民的基本人权,其所得证据无论内容真假,均丧失证据能力,需要予以绝对排除。
而采用威胁、引诱、欺骗性方法得到的口供,是否作为非法证据予以绝对排除,有观点认为威胁、引诱、欺骗取证的情况比较复杂,不能一概而论,笔者较为赞同。在国外,许多国家基于打击犯罪的需要也采取容忍的态度,只有极少数的威胁、引诱或者欺骗取证行为被法律所禁止。⑴因为,侦查的过程不可避免伴随着技巧和谋略,使用尚未达到使犯罪嫌疑人在肉体或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者痛苦的威胁、引诱或者欺骗,犯罪嫌疑人仍然具有是否供述的主动性、自主性,此时获得的口供不能当然予以排除,需要进一步以法律规定和社会公序良俗为依据进行审查判定。
对于犯罪嫌疑人在未受到刑讯逼供情况下,作出的虚假供述或者推翻以前的有罪供述,更多影响的是其证明力问题。即使因涉及对证据能力的质疑,而排除对相关口供证据的采信,但这不属于非法证据排除的问题。实践中存在的将证据的不合法性或者证明力的削弱等同于非法证据的认识应予以纠正。
二、检察官在排除非法口供中的角色
审查起诉阶段,检察官在对口供进行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中扮演何种角色,实践中有不同认识。有人主张,相对于审判阶段对非法证据的法庭调查,检察机关对非法证据的排除是一种体现其监督职能的前置排除。⑵也有人认为,非法证据排除是一场程序合法性之诉或叫司法审查之诉,犯罪嫌疑人成了原告,而侦查人员变为被告,审查起诉阶段的非法口供排除,赋予担负审查起诉职责的检察官以司法审查之责任。⑶也有观点认为,审查起诉部门扮演“审判之前的法官”,不仅忽略了审判机关与检察机关的职责分工,还会妨碍追诉目的的实现,影响犯罪控制的效果。⑷
根据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任务是通过审查起诉和提起公诉、对诉讼活动进行法律监督,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尊重和保障人权。因此在审查起诉阶段,检察官需履行依法追诉犯罪职责,承担客观公正义务,实施法律监督职权,是多重角色的融合。审查起诉阶段,检察官站在客观公正之立场,对证据进行准司法化审查并排除非法口供,是对上述角色的准确诠释,既能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又能规制、引导侦查机关的取证行为,还能最大限度地避免因庭审时口供被作为非法证据排除而使得公诉证据体系削弱、庭审公诉困难等不必要的问题,⑸对公诉造成不利甚至是无可挽回的影响。
三、非法口供排除程序的启动
依职权启动。根据修改后刑诉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八条规定,在审查起诉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非法口供,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提起公诉的依据;人民检察院发现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应当报经检察长批准及时进行调查核实。据此可知,承担审查起诉职责的检察官,在对案件证据进行审查过程中,有责任和义务主动启动程序排除非法证据。如果认为或者发现讯问活动可能存在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犯罪嫌疑人对讯问活动合法性提出异议或者翻供等情况,应当立即开展调查核实工作。
依申请启动。在审查起诉阶段,犯罪嫌疑人及辩护人报案、控告、举报侦查人员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证据并提供涉嫌非法取证的人员、时间、地点、方式和内容等材料或者线索的,履行审查起诉职责的检察官应当依法受理并进行审查。对口供收集的合法性存在疑问的,报经批准后,应当及时启动调查核实程序。审查起诉部门在收案后宣告权利、听取辩护人意见时,应当同时告知犯罪嫌疑人、辩护人有权申请排除非法证据并提供相关证据或线索材料。
对于启动非法口供排除程序的申请,实践中有辩护人认为过早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申请,容易使检察机关提前补充、完善合法证据,从而不利于进行无罪辩护。笔者认为,辩护人的职责在于依法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无罪辩护不是其唯一追求。庭审中的证据突袭,往往导致延期审理、补充调查等诉讼拖延,反而损害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但又无法阻碍检察机关的补正、补查及指控犯罪工作,因为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四百四十六条第三款规定,公诉人不能当庭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需要调查核实的,可以建议法庭休庭或者延期审理。
四、对非法口供的审查
审查方式。无论依职权还是依申请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承办检察人员均可以采取以下方式对口供的合法与否进行调查核实:查询犯罪嫌疑人出入看守所的身体检查记录及相关材料、看守所工作日志、管教谈话记录等书面材料,调取讯问时的录音录像、羁押场所监控视频;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在场人员、证人、办案人员;听取辩护人、鉴定人及其他有关人员的意见;要求侦查机关提供法庭审判所必需的证据材料,要求侦查机关对讯问的合法性进行书面说明。检察机关应当根据线索的不同特点和所选择的不同调查路径,选取相应的调查方法和策略,同时注意避免负面影响。
审查时限。承办检察官应当在受案后立即开展对证据的审查核实工作,对于可能系非法获取的口供,应该立即进行调查。审查及调查核实应当在审查起诉三十日期限内完成,对于案情重大、复杂的,可以延长十五日。对于需要通过退回补充侦查的方式进一步对口供的合法性进行调查核实的,应该在重新计算的审查起诉期限届满前完成。
对重复自白的审查。实践中,侦查机关移送审查起诉卷宗中,往往有犯罪嫌疑人的多份供述或辩解,而其中有罪供述内容往往大同小异,即重复性自白。对于犯罪嫌疑人的这些重复性自白,其中可能只有第一次讯问时存在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因此审查起诉阶段要着重查明非法口供获得的时间段、对犯罪嫌疑人心理的影响、刑讯逼供等非法行为的延续性、犯罪嫌疑人的认知能力和精神状态等事项,为嗣后对重复自白的排除与否奠定基础。
五、非法口供审查后的处理
排除非法口供。承办检察官在审查与调查完毕后,应当制作调查报告。该调查报告可以单独制作,也可以与全案审查报告一同制作且作为全案审查报告的一部分,并提出明确、具体的处理意见和建议,对拟作为非法证据排除的口供要予以详细说明。报经批准后,排除该非法证据。
但对于非法取证后的重复性自白是否一律排除,实践中做法不一。出于追究和打击犯罪的需要,并借鉴国外关于非法口供排除的实践做法,笔者赞同“排除重复性自白一般应限于同一取证主体,变更管辖后的侦查机关或者检察机关合法取得的重复性自白仍具有证据能力”⑹的主张。
完善重构证据体系。对侦查阶段非法获取的口供的排除具有绝对性,因而造成的证据缺失应该积极通过依法补侦、补正的方式收集其他证据予以弥补。加大根据口供线索而收集物证、书证等客观证据的工作力度,依照法定程序和形式重新收集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与辩解。此时对口供的重新收集应更加慎重。正当的途径是由承办检察人员而非侦查人员担当重新取证的主体,在中立、不具有权力压迫性地点,按照合法的程序和方法进行取证。⑺同时还应把握好对瑕疵证据的补正或作出合理解释,调取关联证据替代被排除的证据,完善和重构指控犯罪证据体系。
做好庭审准备。排除非法证据并对证据体系完善、重构后,如果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了犯罪行为,应该依法作出不起诉的决定。如证据确实充分,符合提起公诉条件,应依法及时起诉,同时将被排除的非法证据移送受案法院。承办检察官应做好跟进工作,对于被告人在开庭审理前向法院提出的非法证据排除申请,通过庭前会议、证人出庭等积极应对;对于法庭审理过程中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应当依据有关法律规定,履行对法庭的诉讼监督职权。
六、非法口供的监督与预防
启动诉讼监督程序。对于确有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犯罪嫌疑人口供的情形,如果认为非法取证行为已经构成犯罪,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将有关线索材料移送有管辖权的部门立案侦查。对于违法取证行为尚未构成犯罪的,应该向违法取证人员所在侦查机关或其上级机关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纠正违法意见书,并对侦查机关强化管理、依法履职,切实维护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等事项提出检察建议或意见。对于移送后的立案情况、纠正违法文书的整改情况、检察建议的落实情况,审查起诉部门检察官应及时予以跟进,监督有关部门或人员是否落实。
强化公诉引导侦查。通过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旁听庭审、无罪与发回重审案件通报等相关措施,准确执行修改后刑诉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扭转侦查机关重破案、轻取证的观念,推动侦查理念由抓人破案向证据定案的转变。通过非法证据排除典型案例研讨等具体方式,强化证据收集、固定意识。通过公诉介入、引导侦查等方式,对重大复杂案件及时引导取证方向,明确取证要求,为杜绝非法取证行为创造良好的助推条件。
【注释与参考文献】
英国：检务公开里的保守派
2000年11月，英国议会通过《信息自由法》。该法规定，公共机构拥有的信息，除了例外信息都是应当公开的。《信息自由法》通过一个长长的清单（该法附表1）一一列出了适用该法的所有公共机构，超过500个，包括政府所有部门、各种立法机构（该法并未包括有自己法律的苏格兰）、军队、警察及很多其他组织的名称。
从理论上讲，英国检察机关作为政府机构，应当适用《信息自由法》的规定。但《信息自由法》附表1并未列举检察机关（也未列举法院）。为了保护公共利益和第三人利益，《信息自由法》还规定了一系列豁免信息（例外信息）。依该法第30条、第31条的规定，公共机构所持有的信息，如果涉及犯罪的调查、以及与法律实施活动有关的信息等，公共机构没有义务回答是否拥有该信息。
在英国，尽管刑事政策是可以公开的，但更多的是通过非正式渠道，诸如内部会议等，进行政策传达，而不公开。实践中，“关于不决定真正运行的透明度，在实际上是零”。英国学者伦・黑格森一语道破天机：“在苏格兰，有关案件的信息在审判前可以公布多少，我们有着非常严格的标准。其目的在于保护被告人，以免对其形成偏见。”
《信息自由法》自实施以来，因“由地方当局实施的诉讼程序中的调查信息的排除范围太广”而受到批评。鉴于此，英国正在积极推进检察工作的改革，进一步扩大检察工作的透明度。正如英国皇家检察署检察长肯・麦克唐纳曾经指出的：“检察机关透明、公正、有效，是一个伟大的民主国家的标志之一。那正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他还指出：“我们希望站在司法工作的最前沿，我们想让老百姓感到他们可以信赖我们。”
美国：有限的检务公开模式
美国社会是一个高度公开的社会，公开性在美国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公民宗教”。1966年，美国政府颁布《信息自由法》，该法坚持“最大程度的公开”原则，要求所有“机构”都要保证“任何人”都可利用所有“文档”。不公开的文件限于该法规定的九种例外情况。美国检察机关事务公开规则统一适用政府的《信息自由法》。鉴于检察官执法的特殊性，联邦司法部于1971年专门颁布了《与媒体关系指南》（1975年修订），美国律师协会于1977年《国家追诉准则》（2009年第三次修订），对检务公开作出了较为明确的规定。
根据《与媒体关系指南》的规定，向媒体公开的内容应当考虑“三种利益应当平衡：公众知情权；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政府有效地实施司法管理的能力”。检察官应当将以下刑事案件的信息公布：被告人的名字、年龄、职业、婚姻状况和类似背景信息等。
为了防止某些信息的公开将带来对将来的程序中的裁决的预断，检察官将限制提供以下信息：（1）对被告人性格的观察。（2）被告人的陈述、自认、自白或者不在现场的陈述，或者被告人拒绝陈述或者没有陈述的情况。（3）调查过程中的推断，如指纹、图表、检验、弹道测试；取证事务，如DNA测试或者被告人对测试和类似检测的拒绝的情况。（4）与证人的身份、作证情况、可信度有关的陈述。（5）与案件中的证据和辩论有关的陈述，无论这些内容在审判中是否使用。（6）任何被告人有罪的意见，对指控进行有罪答辩的可能性或者减少罪责的答辩的可能性。
实践中，美国检察机关的透明度是较低的。相对于法庭审判的公开、透明而言，美国检察机关多数执法行为，如、辩诉交易决定、大陪审团程序，都是秘密进行的，从来都没有暴露在公众面前。究其原因，源自于联邦最高法院担心，要求检察官向其他机构解释其决定会导致执法秘密泄露给罪犯而影响刑法的执行。
鉴于美国的检务公开与其民主化潮流背道而驰，美国民众普遍要求扩大检务公开，提高检察机关的透明度。美国学者安吉娜・J.戴维斯建议，检察机关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改革。第一，发起公共信息运动，向公众提供有关检察义务和职责的日常信息。第二，设立检察审查会，通过对检察决定进行随机审查，并公开审查报告，告知公众特定检察院履职情况，促进检察机关依法履职。
法国：普遍公开和特定公开结合
法国《刑事诉讼法》第11条规定，“除法律另有规定的外，侦查和预审程序一律秘密进行，并不得损害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根据该法规定，无论是侦查还是预审，都实行不公开原则。
由于预审程序的秘密、书面、非对审特征，以及预审法官在预审中的角色冲突，人们对预审程序的批评从来就没有停止过。鉴于此，法国正在不断推进诉讼程序与司法制度的变革，以提升司法透明度。具体体现在：
第一，明确规定检务公开的情形。2000年6月15日刑事诉讼法增加第11条第3款，作为第11条前两款的例外。该条款规定，“为了避免传播不完整的或不准确的信息，或者为了制止对公共秩序的扰乱，共和国检察官得依职权，或者应预审法庭或诸当事人的请求，公布从程序中提取的、不包含任何评论涉案人犯罪证据是否确实的客观材料”。2004年3月9日法律增加刑事诉讼法第11-1条，规定，“视具体情况，经共和国检察官或者预审法官批准，为实现科学或技术性研究或调查，特别是为了防止发生事故或者方便对受害人的赔偿或负责对受害人给予赔偿，正在进行中的司法程序的材料可以传送给由司法部长听取有关部长意见之后的条例赋予此种资格的机关或组织。”可以看出，法国刑事诉讼法第11条第3款规定的是普遍公开的情形，而第11-1条规定的是特定公开的情形。
第二，建立检察工作报告制度。法国刑事诉讼法第35条规定，共和国检察官每月应向驻上诉法院检察长报告自己辖区内的刑事法律实施情况。他还可以公开其意欲在大审法院辖区内实施的刑事政策。驻上诉法院检察长则需要向司法部长报告自己辖区内刑事政策的执行情况。
第三，建立不裁定书公开制度。1993年1月4日法律增加刑事诉讼法第177-1条，规定在预审法官进行侦查之后作出“不移送”决定的情况下，可以应涉案人的请求或者经涉案人同意，依职权或者应检察院的要求，命令公示预审法官所做决定的全部或者一部，或者命令在指定的一份或数份报纸、期刊上或视听传播部门一份公告（措辞由法官拟定）。1993年1月4日法律还在1881年7月19日法律第13条中增加了一项条款，规定，在“不移送裁定”或者法院作出的无罪判决取得既判力后3个月内，此种裁决决定的受益人可以提出诉讼请求，要求强制在其受到刑事追诉的过程中对其指名道姓进行报道的报纸或期刊刊载上述公告。当然，对视听传播活动也可以采取上述措施。值得注意的是，法国规定不裁定的公开，其主要目的，并非为了满足公众的知情权，而是为了保障被不人的无罪推定权利。也就是说，在不裁定作出后，犯罪嫌疑人可以请求，检察院可以要求，或者预审法官可以依职权主动公开不裁定书的全部或者部分内容，以澄清事实真相，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名誉权等合法权利。
第四，推进预审程序的改革。2000年6月，法国议会通过《加强无罪推定的被害人权利保护法》，加强了预审程序的透明度。
俄罗斯：宪法推动检务公开
1992年1月，俄罗斯联邦议会颁布《俄罗斯联邦检察机关法》，该法第4条第2款确认了检务公开原则。根据该条款的规定，检察机关的活动公开。至于公开的形式，该法第4条第2款规定：“向联邦国家权力机关、俄罗斯联邦主体国家权力机关、地方自治机关以及居民通报法制状况”。
当然，检务公开也有一些例外，即以不与关于保护公民权利和自由的俄罗斯联邦立法规定相抵触，不与关于国家秘密的和法律予以专门保护的其他秘密的俄罗斯联邦立法规定相抵触为限度。
《俄罗斯联邦检察机关法》第5条第2款规定：“检察长和侦查员没有义务就其承办案件和材料的实质问题作出任何解释，也没有义务将它们提供给任何人查阅。但是，在联邦立法规定的情况下，并依照联邦立法规定的程序允许提供查阅的情况除外。”2000年2月18日，俄罗斯联邦通过决议指出：《俄罗斯联邦检察机关法》第5条第2款在一切情况下，都会导致检察机关体系的各级机关拒绝将直接涉及公民权利与自由的材料提供公民查阅，而且还会阻挠对上述拒绝的司法审查。因为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允许查阅上述材料的事由。正因如此，俄罗斯联邦宣布《俄罗斯检察机关法》第5条第2款的规定不符合俄罗斯联邦宪法。
检务公开重在程序和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