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尽管中央政策近年来对农民负担问题一直重视，采取了许多措施来减轻农民的负担，从实施的效果来看，这些措施对农民负担上涨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达到制止农民负担增加。据农业部统计，2000年来税费改革以前全国农民直接负担的税费共1778.9亿元，平均每个农民负担199元，其中，各种税92元，“三提五统”66元，“两工”和以资代劳6元，集资等各种社会负担30多元，与以前年度相比增长了3.3％。自中央政府2000年提出了税费改革以后，在减轻农民负担方面效果是明显的，人均负担下降了30％。税费改革虽然达到了使农民减负的目的，但同时使乡镇政府和村一级组织收入减少，使县、乡、村机构正常行政能力受到影响，而税费改革农民减负与县、乡、村财政情况紧密相连，没有地方经济发展和财政状况的改善，农民减负就难以完全实现，税费改革就缺乏推进的基础。中国户口在县和县以下的人口10亿多，其中农业人口9.2亿，在县城和建制镇的人口有1.7亿，中国现有2109个县级财政，4.6万多个乡镇财政，2000年全国财政收入1.34万亿元，其中中央占51％，省级10％，地方17％，县乡两级共计20％多，而全国财政负担70％人员费用的状况，不仅农民负担无法得以完全减轻，同时基层政策的行政能力也会受到极大的影响，直接面对农民、行政最为繁杂，作为政权基础的县级两级政府，可支配的财政收入是最少的。
3政策缺陷对农村公益事业建设的影响。在中国城市公益事业的建设全部是由财政拨款进行的，国家每年花大量的财政收入用于城市基础设施，重点工程、重点项目，大河的治理，而各级财政计划用于公益事业的资金不仅数量少。而且资金在流向农村的过程中经过层层截留和克扣，到农村已经没了，真正落到实处的是少之又少，农村村级公益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就基本落在农民头上，用一句不负责任的“谁投资谁收益”的空头支票应付了。
4政府对农村公共物品的投入不足，长期以来，致使农村公益事业投入严重不足，加之统筹城乡发展的公共财政体制尚未建立，上级财政转移支付到村一级数额有限，无法顾及所有乡村的公益事业项目。
5村民一向公益意识淡薄和经济承受力有限的影响。一般是通过“一事一议”筹资筹劳政策规定来办，由于“一事一议”标准低，数额少，与解决农村公益事业发展问题的实际需要相关甚远，普遍存在着“事难议、议难决、决难行”的问题。
6现行的农村多渠道投资机制实施过程中难以配套的影响。由于现行的国家投资、地方配套，农民集资相结合的农村公益事业多渠道投资机制存在着实施过程中的实际困难，不是地方财政紧缺、配套跟不上，就是现行的农村公益事业“一事一议”筹资规定(受上限控制)，不是以筹够集资的部分而耽搁，影响了农村公益事业的正常发展。
7村级债务沉重，影响了农民兴办公益事业的积极性。前些年，一些地方由于盲目发展乡镇企业，超能力地集资贷款修路、建校，形成了巨大的村组债务。一方面，使集体经济经济陷入困境；另一方面，由于财政管理混乱，一些农民认为基层干部在工程建设和公益事业建设中捞取了私利，因而干群关系紧张，工作难开展，严重影响了农村公益事业的健康发展。
8在目前乡镇财政既要保吃饭，又要还债务，发展农村公益事业成了吃力不讨好的事，因而乡村基层政府和组织缺乏积极性，这就必然导致一些乡村特别是贫困乡村难以兴办公益事业，而只有农村基础设施和公益事业得到更快的发展，城乡之间的差距才会缩小，农村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才会顺利。搞好农村公益事业建设和发展，也是建设社会新农村的一个重要内容。
9众多乡村人口与农产品供求及农民收入问题。从中长期看，继续依靠政府提高大宗农产品收购价格来增加农民农业经营的收入，已经难以适应目前的体制环境和市场环境，而大规模的农产品生产由于土地规模限制，也不能对所有农民的收入带来决定性的影响，人多地少构成了农户扩大农业生产经营规模的基本约束，在此约束之下，非农业人口城镇居民及整个国民经济所能承受的农产品价格水平与农民农业经营收入的增长是一对很大的矛盾。
二、解决农村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
1须积极贯彻落实中央及省市地区对现行三农问题的相关政策，尤其是在基层组织的考察、选拔，使用中能够推陈出新，着重培养和任命一批具有高素质、高文化的干部队伍来发动和带领群众开展产业结构调整，发展第二、三产业收入，家庭经营农业收入，转移和财产性收入等。
2一是要建立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加大转移支付力度，把用于发展农村公益事业的经费纳入各级财政预算优先安排，并按一定比例逐年加大县(区)级投入，不断改善广大农民基本的生产生活条件。二是建立农村公益事业多元投入机制，在坚持标准、保证安全的前提下，积极探索政策资助的激励机制和奖励办法，鼓励农民及社会力量兴办农村公益事业，促进投资主体多元化。按照“政府引导、部门帮扶、农民自愿、社会捐赠、民主管理”的方式，建立农村公益事业发展基金。基金的来源除了各级财政划拨外，还可建立社会团体捐助、企业赞助、个人捐助等多渠道的农村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三是建议地方可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以党委、政府的名义出台《关于认真解决免征农业税后农村公益事业发展问题的意见》，明确新形势下发展农村公益事业的指导思想、原则、政策措施等，以加强对这项工作的指导。
3完善以政府投入为主的农村教育、卫生和社会事业经费保障机制，合理配置公共资源。坚持以政府投入为主的农村义务教育，进一步加大对县(区)特别是财政困难县(区)的转移支付力度。对于较早实现“普九”达标验收的县(区)给予资金和政策倾斜。对因农村“普九”教育达标建设等所形成的政策性债务，可按照“谁的孩子谁抱走”的办法，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的形式逐步消化解决。切实开展农村困难学生助学活动和农村现代远程教育，提高农村人口素质，巩固“两基”成果，按照危房改造同农村中小学布局相结合的思路，合理规划和调整农村中小学布局。逐步建立农村医疗卫生保障和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积极稳妥地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建立健全农村医疗救助制度，着力解决农民看病难、看病贵和因病返贫问题，逐步改善农村医疗卫生条件。
4相对集中捆绑使用各个海外关系的财政支农资金，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一是借鉴扶贫工作“整村推进”的做法。指定相关部门牵头制定农村公益事业发展规划，按照“海外关系不乱、用途不变”的办法，把分散在各部门的支农项目资金集中起来，设立农村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补助专项资金，对农民兴修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给予适当补助，力争在解决一批乡村重点公益事业项目。二是改变支农项目资金的投入方向，减少对生产经营环节的支持，支农资金应主要用于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例，即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和教育、科技、卫生、文化等公益事业。减少中间环节，尽量采取项目资金直达的办法，防止层层截留和克扣。同时。建立项目资金跟踪检查审计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保证资金有效使用。三是农村公益事业项目建设中，从实际出发，减少县(区)政府项目匹配比例，取消乡镇匹配，以确保农村公益事业工程质量和效益。四是对于税改前村组在建设公益事业时，免征农业税属村集体兴办的公益事业，按“一事一议”制度办理。根据原合同和具体情况，由村采取措施逐步解决。
5充分尊重群众意愿，规范和完善“一事一议”筹资制度。一是积极探索解决农村免征农业税后公益事业发展问题的办法和途径，乡(镇)村干部要加大“一事一议”宣传力度，严格区分加重农民负担与农艺自愿投工投劳改善自己生产生活条例的政策界限，进一步完善“一事一议”和村务公开制度，充分发挥农民群众发展公益事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二是严格按“一事一议”制度办事，规范操作，以巩固减负的成果。考虑到农村各地情况千差万别，在遵循公开、透明、自愿、协商原则和经村民会议讨论同意基础上，对一些直接由农田受益的基础上，如水利项目等，可按田亩筹资(但总额不得超过按人头的筹资额)。三是允许采取适当提前或延迟的办法，将两至三年的“一事一议”筹资集中起来，以兴办村内一些重要公益事业，涉及几个村的公益项目，也可以跨村联合使用“一事一议”资金，所筹集的资金使用情况必须全部公开。四是可以考虑把粮食直补资金改为农村公益事业建设资金集中统一使用。
1.2农村基础设施薄弱,生产生活条件差，发展受制约。虽然近几年国家花了不少资金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但由于农村幅员辽阔，历史欠帐太多，国家投资相对有限，农村的基础设施总的来说还比较薄弱，目前还有相当一部份农村的农业生产生活条件并未得到根本改善，比如没有排灌设施、防洪设施、水土保护设施、田间道路设施等，农业生产在很大程度上还依赖于自然气候条件，抗御干旱、洪涝、冰雹、大风等各种自然灾害的能力比较脆弱；部份山区农村，至今还存在着交通不便、信息闭塞、人畜饮水困难等问题，不同程度地制约着农村的发展。
1.3农业生产方式落后由于各种原因，农村的农业生产方式还不算先进，农业科技的推广应用率不高，农业机械化、自动化普及程度较低，不少地方的农民至今仍然依靠传统的耕作方式进行农业生产，使用的农业生产工具仍然以传统的锄头、镰刀、犁、耙、箩筐为主，较少使用农业机械化。还有部分农民至今没有掌握已经推广多年的常规农业生产技术，比如水稻稻瘟病的防治技术，水稻规范化栽培技术等。农村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造成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农业规模化、集约化程度不高，农民增长受限制。
1.4农村产业结构需要调整。由于受传统产业结构惯性思维的影响等。现阶段农村的产业结构仍以第一产业为主，第二、三产业所占比例较小。第一产业以农业种植业为主，林业、渔业等产业所占比例较小。农业又以粮食作物为主，经济作物所占比例较小。如果不对农村经济结构作出必要的调整，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农业资源的全面、合理开发将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1.5农村市场经济发展缓慢。农村农民由于受小农经济思想影响等因素，对市场经济认识不足、重视不够，缺乏市场观念、竞争观念、价值观念，在生产安排上，一般都是以传统的方式进行生产，较少考虑市场的需求以及市场的变化，进入市场流通领域的农产品无论在数量上和种类上都相对有限，且市场竞争力不强。另外，市场体系不健全，发育滞后，不能适应农产品流通的要求。目前，有不少地方农村乡镇只有零星、分散的初级农贸市场，农副产品流通仍然以提篮小卖、小推、小贩式的分散营销为主。市场经济发展缓慢，是影响农村经济发展的又一个因素。
一、目前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人才现状堪忧
目前中国的城市人口受教育状况良好，人才较多且集中，但农村不容乐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人力资源量大与质差并存。十三亿人口近八成在农村。农村劳动力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占到87.5%，接受过短期培训的占20%，接受过初等职业技术教育或培训的占3.4％，接受过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占0.13％，而没有接受过技术培训的高达76.4％。第二，人才资源短缺与浪费并存。一方面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各类人才严重不足，另一方面现有人才尤其是实用人才开发利用不够和人才流失严重。因农业投入高，收入增长缓慢，不稳定，有些农家子弟中高考毕业后不愿意务农，甚至赋闲在家；年轻而有经营头脑或有一技之长的人远离农村到城市打工或弃农从商去了。留守的劳动力往往年龄偏大，身体偏弱，文化层次低，知识结构不合理，技能不高且综合素质差，大部分只能从事农业最基础的生产或粗加工的简单劳动。不仅制约了农业科研成果的有效转化、技术的快速推广，也影响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的实现。
二、打造新型农民是农村经济建设和发展的内因
没有农业的牢固基础和农业的积累与支持，不可能有国家的自立和工业的发展；没有农村的稳定和全面进步，不可能有整个国家的和谐昌盛；没有农民的小康，不可能实现国家的安定富强。要实现农业丰，农村稳，农民富，亟待解决的问题是提高农村的社会生产力。生产力的提高归根到底是由人来推动的。没有一支新型农民队伍很难实现。新型农民是指，适应农村现代化建设的实用性人才。实用性人才是指“具有一定的专门知识、较高的技术和能力，能够以自己创造性劳动，对认识、改造自然和社会做出了较大贡献的人”。实用性人才可以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和经济全球化，可以分别在农林牧副渔等行业，担当起领导、管理、技术、教育、经营、治安、卫生等工作，甚至在加工、运输、营销、农机、建筑等方面成为行业专家、经纪人、带头人、能工巧匠。具备一定的组织能力、规划能力、协调能力、交流与表达能力、接收与转化能力、指挥与操作能力、改革与创新能力等。形成先进的理念、掌握科学的技术和方法，成为农村建设、农业发展的生力军。
三、农村建设中的误区直接影响着农村经济发展
目前，对农村建设和农村的经济发展在观念上还存在不少误区，有些人将新农村建设简单地理解为新村建设,盲目地搞工程、上项目、招商引资、,盖房、建楼、减少村庄。这些观念和做法都只是不切实际的表面文章，没有把精力放在农村经济的发展上。农村建设应从农民的实际需要出发,以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为目标。科技支农，对农村干部和农民的技术指导和文化教育，正是促进农民科技文化素质的提高、促进农民工资性收入的快速增长的有效途径。已成为促进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
四、智力支农是加快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外因
智力是指认识、理解客观事物并运用知识经验等解决问题的能力。智力支农是指通过对农民进行科学技术指导和文化知识的培训，提高他们对农业农村问题的认识能力、理解能力和解决能力。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标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最终实现经济发展，农民富裕。但中国尚未摆脱的状况是：“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要从根本上扭转这种局面，非常需要全社会形成合力，但这是一项复杂而庞大的系统工程，是一个较为长期的任务，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在对烟台新农村建设进行调查之后，我们发现，智力支农，向农民进行科技指导和文化培训，可以做到田间地头，农民家中；可以随叫随到；可以利用电话、手机、网络等便捷而现代化的通讯手段等迅速解决种植、养殖、加工、经营中的疑难问题，较快提升农民的技能和相应素质，建立一支良好的农村实用人才队伍，达到以科技振兴农业，以科技发展农业，以科技富裕广大农民的目标。
五、智力支农加快农村经济发展的做法
1.充分认识以智力支农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和可能性
实用人才是农村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农村科技普及的载体，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们一定要形成一种理念：农村是农民的家园，社会主义新农村要靠农民来建设。如果农民没知识缺乏文化，没技术缺乏能力，只会干活不懂经营，只会出力不懂科学，来自于政府和社会的帮扶再多，也不能从根本上转化和提高生产力。农民不掌握先进的文化和技能，新农村建设和经济发展只能是空谈。烟台市委市政府充分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非常重视农村实用新型人才培养，积极组织相关部门和单位广泛开展科研下乡、科技人员到户，发放科技资料、举办专题讲座、进行现场答疑等活动，培养了大量实用人才，提高了科学技术的普及率，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2.智力支持的重点应以技能培训为主
我国人均农业资源极为稀缺，农业生产科技含量较低，这就需要加大智力投入促进生产力的提高。邓小平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现阶段农村人才培养要以技能培训为主，与文化知识和素质培训相结合，使短期效益和长期效益相结合。短期效益可以迅速提高农民的收入，容易更快调动农民的建设积极性。马克思曾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农民整体素质的全面提高是新农村经济发展的保证。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科技是关键，人才是根本，教育是基础。烟台市建立长短期相结合的培训制度，计划到2010年培训达到10余万人。蓬莱市“十一五”期间，每年培训农村劳动力15000人次以上，使全市适龄农村劳动力基本掌握1-2门农业实用技术或就业技能。同时加强对农民思想政治、文化素养、法律知识和移风易俗等教育，全面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劳动技能和文明素质，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讲文明、守法制的新型农民。
3.智力支农不可忽视的环节是培训和选拔农村干部
智力支农的内容也包括培训干部、协助选拔干部和向农村输送干部人才。党和国家的政策规范确定之后，干部就成为执行的决定因素。农村干部理应是农村建设的规划者、组织者、指挥者、和致富带头人。但中国的很大一部分村干部综合素质较低，不会技术不会管理，不带头致富，严重影响着新农村建设步伐。二十一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目前农村迫切需要具有较高文化知识、技能，懂管理、懂市场的干部人才。烟台市的作法是一方面对已有的村干部进行培训，另一方面建立良好的干部选拔机制。烟台市去年全市共选出村“两委”成员21943人，班子成员平均年龄43.6岁，高中、中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占71.1％，村支部书记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占18.9％。对305个党组织软弱涣散的村，由市、县、乡三级机关企事业单位选派得力干部到村任党支部书记。对527个年经济收入5000万元以上、224个过亿元的经济强村，着力抓好新老班子交替，保证发展后劲。莱山区2007年首批招考的23名大学生“村官”奔赴农村23个村居，开展“村村有一名大学生”工程，这是加强村级班子建设促进农村经济建设的一项重要措施。
4.各级政府要在智力支农建设中起主导作用
农民教育培训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历史任务也属于公益性事业。新农村经济建设以农民为主体政府为主导，各级政府和农业主管部门应加强领导，统筹安排，加强政策性引导，努力建立起以政府投入为主导，社会、企业、用人单位和农民个人共同分担的农民教育培训多元化机制。烟台全市已有4963家机关、事业、企业、小康村分别与4590个村结对共建，占全市规划村总数的96%。充分发挥网络教育、广播电视学校、函授教育、乡镇成人学校等作用，发展农村成人教育、社区教育，逐步构建农村终身教育体系。
农村经济发展，农民富裕安康，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农村经济发展需依靠社会合力。但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的杠杆作用还在于智力支持，它可以内化为农民的技能和综合素质的提高，直接作用于农业生产和经营上，形成良性循环，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阮文彪:关于当代中国三农问题的几点认识与思考
[2]白越世:中国现代化路径选择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3月123
[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274
二、目前金融发展滞后的影响因素
(一)农村金融体系不完善
滞后农村金融发展的首要原因在于，农村金融体系的建设的不完善。目前，商业性的农村金融组织在其职能上存在缺失，从而导致了金融体系扶持农村经济建设的稳定性严重缺失。举例来说，中国农行原本是政府特定的支持与扶持农村建设的商业银行，然而，由于农业当前在经济发展中存在落后性与弱质性，从而导致了农业银行自身运营的机制产生问题，迫使其不得战略调整，最终减小了对农村经济建设的扶持力度。当然，与商业性金融机构相比，政策性的农村金融机构则偏向了边缘化。这种边缘化表现突出的是农村发展银行其建设初衷并未与现行状态达成一致，只进行农副产品放贷服务的发展银行，已经大大滞后了农村金融发展。当然，金融工具的缺失与服务手法的单调也大大影响了农村金融体系建设的完善性，从而造成了金融发展的滞后现象。
(二)农村金融结构与经济结构不契合
与农村金融体系不完善相对比的，农村金融结构与经济结构无法契合，则是目前农村金融发展滞后的另一诟病。农村金融结构与经济结构无法契合的主要缘由有两点：其一时农村金融机构在整体的布局上无法达到合理化。当前农村金融机构，东部发达地区分布较为密集，相对的，中西部比较落后地区的密度反而较小，这样与经济结构需求完全不符合的金融机构密度，大大降低了金融机构协助农业经济发展的进程。其二农村贷款的发放结构不合理也造成了农村金融结构与经济结构之间契合度不够的现象产生。在普遍经济学上来说，经济发展水平将决定金融发展的水平，而对于农村经济这种封闭式的经济形势而言，其所建设的农村经济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着封闭性。而正是这种封闭性，导致了农村金融机构在发放贷款上不得不考虑农业经济的滞后性现象与弱质性特征，而将贷款形势发放到一些乡镇企业中，从而造成了农村经济发展受阻现象的产生。
(三)农村金融机构效率不高
农村金融机构效益不高，也是滞后农村金融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就目前农村金融运营环境而言，其环境的特殊性导致了其在运营过程中的效率普遍不高。目前，越是落后贫困地区，贷款需求主体的居住环境就越为扩散，这种扩散性在中国地大物博的广大农村而言，为金融机构的工作效率带来了非常巨大的挑战，从而使农村金融机构贷款发放与监管上存在着一定难度，影响了金融机构的运行效率。与地域性广带来的麻烦相比，管理体制的落后是金融机构自身内部的缺憾，正是这种管理体制的落后，造成了部分农村信贷业务技能的失灵，从而使农村金融机构的存在价值大打折扣，机构的工作效率也无法提升。当然，农村机构从业人员的素质水平过差，是影响其工作效率的又一大隐私。由于从业人员水平不高，从而使很多相关政策无法有效落实与开展，从而造成金融机构的低工作效率。
(四)政府干预方法不科学
政府干预方法的不科学，是农村金融发展滞后的政策因素。传统意义上来将，政府的有效促进与引导对于经济发展、金融机构建设将拥有有益作用。然而目前我国政府在农村金融市场的利率管控上尚属于国家严格管控范围内。者不但失去了利率自身调节的杠杆作用，同时也是农村金融资本变得调动不灵活，使整个金融资源形如死水，不利于其与社会资本合流，共同促进农村经济增长。另外，政府对农村内部非正规性的金融资本管控的严格，也是造成了农村金融发展滞后的又一干预不科学政策。目前，政府之所以排斥非正规性金融资本，其主要原因在于该资本存在一定风险，而另一原因则是非正规性金融资本干扰了政府对农村金融的管控工作。然而就目前看来，非正规性资本的顽强生命力已经使其资源走入了“灰色”的误区，从而变成了更加危险，滞后农村金融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三、金融发展滞后影响因素疏导办法
(一)构建现代化金融体系
面对农村金融发展滞后的现象，合理有效的疏导办法将可行之有效的改善当前农村金融发展现状，并且推动整个农村金融促进农业经济的快速增长。而在改善农村金融滞后的众多因素之中，构建现代化金融体系应为重中之重。之所以如此强调金融体系的重要性，因为其是整个农村金融的建设基础，只有农村金融体系得以完善，整个农村金融环境才可以得到改观。所以，在构架金融体系之时，首先要完善农村金融机制，有效应用政策、商业金融机构，规划发展非正规金融机构，从而形成国有资本与民有资本互相扶持，共同促进，从而达到金融机制的合理化与现代化，保证了其推动农业经济增长的作用。其次，创建全新形式的农村金融产品，丰富化农村金融工具，将信贷、信息等与网络系统结合，并退出小额贷款的多种新形势的农村金融产品，从而达到构建现代化金融体系的结果。
(二)合理化金融结构与经济结构关系
确保了构建现代化金融体系的基础上，调节当前金融机构现状，使其与经济结构达到合理化契合，是目前调节金融机构组成的重要出发点。因此在农村金融机构建设过程中，应该大力扶持与推动中西部地区金融机构的合理建设与运营操作，从而使其可以推动我国中西部经济结构整体转型，确保经济发展脚步。另外要重视非正规农村金融机构的影响力与生命力，肯定与理解其发展的必然性与推进性，通过正视与积极引导，最终达到其与国有金融资源主体的共同作用，保证其安全性、稳定性与规范性，从而促进其金融结构合理，并与经济结构构建成良好关系，推动整个金融机构与经济结构彼此促进的结果。
(三)提升农村金融机构效率
在提升农村金融机构效率的过程中，首先要重视地域性广这一物理性难题，如何有效的架设合理的监管、扶持网络，从而确保农村金融机构的信贷、扶持政策有效落实到农业经济之上，是提升农村金融机构效率的首要问题。合理应用网络化建设，走访调查各地区形式，建立统一的农村金融信息网络，将可以高效的了解到目前农业经济实际状况与农业需求，从而更快速高效的反应，提升金融机构效率。与此同时金融机构内部的管理加强也是确保机构效率提升到重要手段。充实当前农村从业人员素质，提升其内部管理与金融管理手法技巧，对于整个金融机构效率的提升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指标选择和数据来源
1.农村流通业指标本文所用的流通业包括批发、零售及餐饮业以及专门为商业服务的仓储、交通运输和邮政业。采用流通业从业人员总数(LT)作为农村流通业发展水平的变量;采用流通业固定资产投资(LTi)作为农村流通环境改善的变量。2.农村经济发展的指标农村经济总产值(GDP)用农业总产值和乡镇企业增加值之和表示，前者反映农林牧渔业的生产价值，后者包含了农村经济中的手工业、制造业和建筑业等第二、第三产业的产值;为了分析流通业发展对农村其他产业就业的关联影响，本文用农村从业人员总数减去农村流通业就业人数表示农村其他产业就业(Emp);农户收入(Inc)用农村人均纯收入表示，按农村常住人口平均计算的人均收入;用乡镇企业增加值与农业总产值之比表示农村产业结构(Ind);城镇化(Urb)用城镇人口与总人口的比例表示;用农村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表示农村固定资产投资(Inv)，包括农村集体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和农村居民个人固定资产投资两部分，这主要是为了探讨我国农村流通业的发展是否促进农村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3.数据来源大部分数据来自我国各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个别变量的数据来自《中国乡镇企业年鉴》和《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鉴》。为了消除价格因素对数据的影响，以1978年为基期，用GDP平减指数对有关数据进行调整。
三、流通业与农村经济变量的典型相关分析
典型相关分析是多元统计分析中计算两组变量之间相关系数的一种统计分析方法，有助于综合地描述两组变量之间的典型相关关系。为了挖掘农村流通业和农村经济之间的关系信息，作为对两者关系的理论研究和实证检验支撑，本文采用典型相关分析刻画这两组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首先将两组变量的原始数据标准化，然后利用SPSS11．5统计软件得出相应的分析结果，结果见表1和表2。表1是从上述两组变量中得到的典型变量的表达式和典型相关系数，其中U1和U2为流通业的第一、第二典型变量，它们对流通业变量的方差贡献率分别为0．967和0．033;对农村经济变量的方差贡献率为0．785和0．154。V1和V2为农村经济变量的第一、第二典型变量，它们对农村经济变量的方差贡献率分别为0．787和0．178;对流通业变量的方差贡献率为0．965和0．029。即两组变量中得出的典型变量对每组变量的方差累计贡献率几乎接近1，几乎包含了两组变量所有的信息，并反映两组变量间的所有相关成分。表2为典型相关系数的显著性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典型相关系数为0的假设。从表1可知，第一典型相关系数为0．999，第二典型相关系数为0．931，几乎接近于1，这表明两对典型变量的关系非常密切，充分揭示了农村流通业与农村经济之间有高度相关性。
四、流通业对农村经济影响的实证检验
(一)SVAR模型构建
为了动态考察流通业发展对农村经济影响的即期效应和滞后效应，根据式(1)，本文分别构建六个二元SVAR模型，每个模型含有的两个变量为流通业发展水平和一个农村经济变量(农村经济总产值、农户收入等)，其中采用流通业从业人员总数(LT)作为流通业发展水平的变量，基于SVAR模型的主要目的是考察流通业对农村经济的影响关系，而不是决定变量的系数，所以本文认为采用流通业从业人数作为流通业发展水平的变量是合适的。
(二)实证结果
1．数据平稳性检验和模型的协整检验。在对VAR模型进行估计前，先对各个变量序列取自然对数，然后采用ADF和PP法对各变量序列及其一阶差分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在1%显著性水平上，所有变量序列均是一阶差分平稳，即都是一阶单整I(1)(限于篇幅，检验结果略)。为了检验农村流通业和各个经济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采用JJ的迹检验和最大特征值检验法对流通业变量LT和其余各个经济变量进行基于向量自回归的协整检验(见表3)。检验结果显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都存在协整关系，这表明农村流通业和各个经济变量之间都具有长期均衡关系和动态调整机制。
2．结构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在得到最佳滞后期数的稳定VAR模型后，通过对每个模型增加一个短期约束条件，使得每个SVAR模型满足可识别条件，应用信息极大似然方法(FIML)估计得到每个SVAR模型的所有结构参数，结果表明，每个结构参数在显著性水平1%下都是显著的(限于篇幅，结果略)，从而得到流通业对每个经济变量的结构脉冲图(见图2—图7)。因本文重点分析流通业对农村经济的影响，所以本文没有给出相应的农村经济变量对流通业影响的结构脉冲图。在下面各个脉冲图中，实线表示脉冲响应函数，虚线表示正负两倍标准差偏离带;纵轴表示各个经济变量对流通业冲击后的反应，横轴表示冲击作用的滞后期间数，单位为年份。从图2可以看出，农村流通业冲击在当期(第一年)就对农村经济总产值产生显著的正效应，这种正效应在第四年达到最大，从第五年开始逐步下降，一直到趋向于0，中间虽有小幅波动，但在大部分年份，影响效应都大于0。这表明流通业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明显的，与理论上分析是一致的。
农村其他产业就业人数对流通业冲击的响应是逆向的，这表明我国农村流通业发展并没有促进农村其他产业的就业增长。事实上，这与许多文献通过采用流通业的某一个指标(例如商品批发、零售总产值或流通业从业人数等)和就业总量(包含流通业就业人数)进行实证分析得到的“流通业发展促进就业增长”的结论并不矛盾。理论上，流通业促进就业增长的两条途径为自身吸纳和前后向效应的关联吸纳，前者是目前大部分文献采用的论证方法，本文实证针对的是第二种途径，从图3的农村其他产业就业响应曲线与0刻度线下面的距离越来越大来看，图3揭示了我国农村流通业只能通过自身的发展吸纳农村就业，通过关联效应促进其他产业的就业效果微乎其微，从另一角度也说明我国农村就业结构非常单一。我国流通业发展对农村其他产业产生的影响效应，还可从图5得到印证，图5表明，我国农村产业结构对流通业冲击的响应几乎为0，即产业结构的响应曲线在前9期几乎和0标准线重合。许多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流通业的发展会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和调整，但对我国农村而言，流通业的发展对我国农村产业结构没有起到优化和调整的作用。结合图3，也正因为流通业对农村产业结构没有起到关联性的影响作用，所以对其他产业的就业增长没有促进作用。对图3和图5的结论而言，笔者认为，与我国的城市相比，我国农村流通产业基础较为薄弱，流通业增加值小、流通组织结构层次低、流通经营方式单一、流通体系滞后、流通网店分布不合理以及流通信息化程度不高等因素使得具有“先导性”和“高关联性”的流通产业没有对农村其他产业发挥出“导向性”和“关联性”功能。此外，农村经济落后也是导致流通业“关联性”在农村失效的另一个原因，事实上，流通业对地区的产业结构产生“关联性”作用，还得依靠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的支持。正如许多文献中所得结论一样，流通业对地区产业结构的影响效果与该地区的经济水平有正相关。
流通业的变动迅速引起农户收入的提高。并在第四年达到最大，然后迅速下降，并从第六年恢复平稳，并在0标准线上下波动，变化幅度并不大。这与理论上的分析是一致的。这也表明，农村流通业可以通过促进农村就业率的快速增长和农村商品、农副产品的高效流通，从而提高农户的收入水平。图6显示，流通业冲击在第一年就开始影响城镇化，在第四年影响程度最大，且保持较大正效应的时间很长。这表明流通业发展对促进城镇化进程有着深远的影响。与许多文献的结论是一致的，即农村流通业发展与城镇化进程存在不可分割的长期正向关系，是发展农村经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这对我国十后提出的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促进农民收入和消费的增加等战略具有重大的意义。从图7可以看出，流通业的冲击从第二年开始就引起农村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有正向的反应，在第四、第五年达到最大，并且保持较长的正响应。由此可见，进入农村的流通业能引起农村全社会固定资产的增加，拓宽了农村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渠道，促进农村经济的增长。至此，农村流通业可通过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对农村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在直接效应上，通过提升农村经济总产值以及自身发展吸纳更多农村劳动力就业等方面影响农村经济增长;在间接效应上，通过提高农户收入水平、加速农村城镇化进程以及拉动农村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等方式推动农村经济增长。对图2和图4、图6、图7进行比较，图2可以看作是农村经济对流通业综合影响的反应过程，这其中既有流通业的直接影响过程，也有流通业通过作用于农户收入、城镇化和固定资产投资等途径而影响农村经济的间接过程。值得一提的是，农户收入、城镇化和固定资产投资对流通业冲击响应最大时滞期平均长度约为第四年，这个时滞长度与图2中农村经济总产值对流通业冲击响应的最大时滞期大约相同，这揭示了流通业作为高关联性的基础行业对我国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有明显的时滞性，在中长期显著而持久。
1．加大农业科技体制改革力度，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农业科技体制。
既积极推进改革，又充分考虑农业科技地域性、周期性、公益性的特点。一是优化专业结构，使产前、产中、产后三个环节的科技力量配置科学合理，当前的重点是加强产前，特别是产后的科技力量；二是优化布局，逐步改变农业科研机构按行政区划设置的格局，建立以生态类型区为基础的新型科研组织体系；三是扩大开放，更多的吸收国外有益的经验加强国际合作，吸引更多的高水平人才，引进资金和先进的设备、设施。
2．切实加强农业科技推广和科技服务体系的建设。
充分发挥市场经济作用，促进农业科技推广队伍多元化，推广形式的多样化，运行机制市场化。在改革的基础上，完善农业技术推广机构，下大力气把农民和企业的积极性调动起来，逐步建立一支以政府为主导，农业科技工作者、农民、企业等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宏大的农业科技推广队伍。
3．围绕推进农村经济产业化，抓好科技成果转化工作。
针对农业产业化对技术的需求，筛选一批先进适用的农业技术，适当引进进行组装配套，在全国范围内大面积推广，并通过科技攻关计划、国家重大成果推广计划、星火计划，大力推进农村的科技进步，积极引导东部乡镇企业上水平、上规模、出效益。
4．切实提高农业科技研究与开发能力。一是突出应用研究，努力解决严重制约农业持续发展的关键性、战略性技术难题；二是抓好基础研究与基础性工作，为农业科技发展奠定良好基础。特别要抓好基因工程、光合作用机理、杂交优势机理和生物固氮等方面的工作；三是要加速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生物技术、信息技术、遥感技术、核技术在农业中的应用与产业化方面，加大支持力度，形成一批农业高技术企业和企业集团。四是要针对21世纪养活16亿人口对技术的需求，抓好超前研究与技术储备。
5．建立一个宏大的、高质量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大幅度地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
我国的人口多，主要农产品人均占有量还很低，农业发展对科技的需求大。这一国情决定了我国必须拥有一支宏大的、高素质的农业科技体系。
6．加速农业科技体制改革，建立新型农业科技创新体系。
新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应由研究开发、技术服务、科技管理和科技企业等部分组成。针对农业科技多头管理、重复和分散的现状，建立协调高效的农业科技管理体系；对农业科技机构进行分类重组，建立一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农业科技机构。将农业研究开发机构分为技术开发类、科技服务类和基础公益类三大类，采取不同支持方式。技术开发类机构转变为科技企业或进入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主发展；科技服务类机构转变为企业或实行企业化管理；公益类农业科技工作由政府以项目和基地的形式给予支持。对农业技术服务体系进行改革，建立队伍多元化、运行市场化、形式多样化的服务体系。提高农业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大力发展民营农业科技企业，逐步形成国家、地方、企业、民营等多元化的农业科技体系，使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择优支持，建成一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研究基地，培养一批世界知名的农业科学家。
7．抓紧建立和完善农业信息体系。
通过信息体系的完善，使科研单位更迅速方便地了解农业生产实践对科技的需要，使生产经营单位更容易地了解和得到农业技术信息，促进科研面向生产、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
8．抓紧建立农业标准体系。
尽快制定包括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在内的农业质量标准体系。
9．建立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作为科研成果转化和农科教结合的突破口。
从我国的国情出发，按照实现农业区域布局合理化的要求，在中央政府统一规划和指导下，依靠地方政府和社会力量，建立一批功能比较完善的农业科技示范基地。
10．增加科教兴农的投入。
要通过多种途径，增加各级政府、全社会对农业科技的投入，特别要增加各级财政科技投入，中央和地方每年都要在基建拨款中安排一定数量的专项资金用于重点科研基地和重大科技工程的建设。到20世纪末，使农业科技投入占农业总产值的比例达到0．5％～0．7％以上；到2005年全社会研究开发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2％。
突出科教改革重视三项任务
1．战略重点和布局
在科技项目发展上，不断总结成就，寻找差距，有针对性、有重点地对重要农业适用技术和高新技术进行攻关。
"十五"期间的重点和布局。"十五"农业科技工作，紧紧围绕农业新阶段对科技的需求，在原有增产类技术的基础上，特别强调有关发展优质、高产、高效农业，增加农民收入，保护生态环境，参与国际竞争等方面对技术的需求。拟着重突出以下几个方面：（1）针对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对科技的需求，大力发展以大幅度提高单产和综合生产能力为主的增产技术。（2）针对我国农产品品质较差的现状，根据市场需求，调整品种结构，提高品质，降低成本，增强市场竞争能力为核心的优质技术。采用自主开发、引进、消化、吸收、转化等多种途径，尽快改变我国目前的农产品质量不佳的状况。（3）针对提高农民收入、扩大内需的要求，发展以加速农业产业化为目标的高效农业技术，着眼于资源高效利用，农产品附加值提高等方面，开发新技术，开拓新产业，优化农业生产结构，提高劳动生产率。（4）21世纪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将是国际农业竞争的热点，要针对越来越激烈的国际竞争，大力加强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并加速实用化、商品化、产业化，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和企业集团。（5）充分考虑农业科技公益性强的特点，大力加强农业科技基础性建设工作，特别是农业、林业、水利、气象等部门的长期定位观测和基地建设，进一步强化动植物种质资源的收集保存，农业信息网络建设等基础性工作。开展以农机、节水灌溉机具、肥料、农药、农膜为主的支农工业技术研究，为农村科技的发展提供基础性支撑条件。（6）发展以生态建设和保护环境为主的林业科学技术。开展生态林业、防护林体系建设、森林资源综合利用等技术的研究与开发，推动荒漠化综合治理。（7）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发展以改善环境为主题的可持续农业科学技术体系。（8）针对不同地区农业发展的技术需求，发展区域性综合配套技术。充分发挥不同区域的优势，促进全国农业快速、持续、均衡发展。为提高西部大开发的起点，"实施农科教战略西进紧急行动"。
中远期战略重点。（1）充分利用生物的遗传潜力。培育高产、优质、抗逆性好的动植物新品种，重视资源与环境问题。（2）保持和提高土壤肥力。（3）保护和有效利用水资源。今后，应因地制宜地加强灌溉农业、节水农业、雨养农业和旱地农业的基
础理论
研究和关键的配套技术研究。（4）食物安全、国人营养和健康。（5）提高科学种植与养殖水平。提高农业生产各个环节的科学化、规范化、标准化，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化，增加投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防御自然灾害能力，提高动植物综合生产力。（6）改进农产品加工、储运技术，大力发展农产品保鲜、加工、储运、包装、销售和综合利用等技术，为农业产业化经营提供技术保证，尤其要重视发展饲料工业和食品工业。（7）关注转基因动物和植物的研制和生产，使我国农业紧跟世界高科技先进水平。此外，工厂化农业、设施农业、生态农业和旅游农业等也都是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发展方向。（8）针对我国农业生产的管理水平的实际，利用信息社会即将到来的有利时机，把农业生产中的"软件"部分，特别是管理水平提升到应有的高度。
2．"十五"期间体制改革问题
改革的指导思想。全面实施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以结构调整、机制转换、人才分流、制度创新为重点，从农业发展的需求和农业科技自身发展的特点出发，调整农业科技力量的布局，加快农业科技体制改革和创新体制建立的步伐，以改革促进发展。
转制改革的方案设计框架。农业科研机构转制将按照分类指导，抓大放小，适当归并，促进发展的思路，积极有序地推进。
分类指导。目前对农口不同类型的科研院所，应根据其不同特点，进行院所定位，分类指导。对从事农业、林业、气象、水利水文资源、生态环境、大江大河治理，防灾减灾、节水灌溉以及重大工程技术等公益性研究及应用基础性研究的科研机构，按非营利性机构的机制进行运行和管理；对从事成果推广、技术咨询、信息服务、专业培训、分析测试、质量标准等的科研机构，要转变为实行企业化管理的农业科技服务机构或中介机构；对具备研究开发优势并形成自我发展能力或具备产业开发能力的科研机构，要转为科技性企业或进入企业。
抓大放小，适当归并。根据未来农业科技、教育事业发展的需求和目前科研单位专业结构分布情况，应在专业重组，结构调整的基础上，重点依托综合性科研机构，稳住一支高水平、精干的农业科研队伍。保留若干个研究院，按非营利机构运行，由中央管理；归并若干个科研单位，按非营利机构运行；若干个科研单位转为企业；若干个科研单位转为中介机构，实行企业化管理；若干个科研单位进行结构性调整并转化。
促进发展。通过改革，进一步促进科研院所的结构调整和机制转变，同时，配套进行人事制度、分配制度、财务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的改革和创新，逐步建立起有利于农业科技发展，有利于技术创新和科技产业化，有利于调动广大科技人员积极性的新型农业科技体制。
组建和完善国家、部、省（市）级研究中心、重点实验室、高科技园示范区、开发区、高科技集团等。近期将主要依托农口各部门的直属研究院所，联合有关院所、高校，通过组建部级或地方级研究中心、重点实验室、高科技园示范区、高科技集团等科研机构，集聚农业最优秀科技人才，围绕关系农业发展的重大科技问题进行联合攻关和技术创新，为农业发展提供科技支撑。
3．在科技的使用上进行革命性变革，重视发挥科技的综合作用，借助综合国力，深层次地改变农业生产的重大机制问题。
由传统的粮食开发机制转向大食物开发机制。由于我国食物资源的丰富多样和人口众多，通过科技的作用，使尚未被用作人类食物的资源成为人的食品以及创造出新的食品种类，其革命性变革的巨大作用将是不可估量的。
由传统的种植业二元结构机制转向三元结构机制。使"粮食作物--经济作物"的结构转为"粮食作物--饲料作物--经济作物"的结构。这是挖掘饲料潜力，增加我国优质饲料的重要途径。
由传统的耕地资源开发机制转向整个国土资源开发机制。我国广大的丘陵山区、草地、海陆水面和滩涂都可发展各具特点的农业产业，特别是通过高新技术的运用，可以开发出人类未曾有过的农业产业，前途不可限量。
由传统的农产品简单加工机制转向多次增值的现代化农产品制造业机制。使农产品在农村多层次地利用，形成巨型的现代化产业。
我国农业科技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
从以下九个方面的比较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我国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
农作物品种
我国拥有丰富的品种资源，但在种质资源研究利用的深度如抗性基因的发掘利用，野生种、边缘种优良特性的利用，利用生物技术保存种质资源和人工创造新种质等方面与先进国家相比还比较落后。资源鉴定和品种资源工作体系也不够完善。另外，在良种繁育体系与制度方面，不如发达国家规范化、科学化。
作物生理化研究，大部分研究仍停留在个体、器官或细胞水平上，相当于发达国家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水平。
栽培技术
目前我国的耕作栽培技术体系仍停留在常规耕作技术与经验上，同国外开展的以计算机为主的规范化、定量化栽培比较，还有相当差距。在利用化学调节剂调控作物生长发育方面，有的专家认为与国外的差距有15－20年。
在土壤肥料方面，免耕与少耕理论风靡全球，而我国的土壤科学基础研究还很薄弱，施肥方法落后，世界先进国家的肥料利用率稳定在50％－70％，而我国只有30％－40％左右。
防止作物减产科技
据专家估计，我国植病生物技术研究，与发达国家相比较，至少相差15年以上。在昆虫行为机制、害虫与寄主植物关系、害虫与天敌间的生理、生化机制等方面的研究都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在农产品产后运输、贮藏、保鲜、加工设施和技术也有很大差距。据估计，北京因粮食储藏条件而导致虫蛀、霉烂和其他侵害损失的粮食总和达500万公斤。每年约有15％的生鲜果蔬损耗掉，直接经济损失达两亿多元。
植物生物技术
目前国外的农业生物技术产业化程度相当高，形成产业的产品主要有：细胞和组织培养产业，如花卉、草莓、荔枝等试管苗和脱毒苗；微生物农药，如苏芸金杆菌；生物技术农产品；兽医治疗药物和防治疫苗品；农用诊断试剂；家畜胚胎移植技术；单细胞蛋白；人工种子和胚芽等。
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主要表现在技术水平仍然较低，研究设备和手段，工业化生产还相当落后，生物产品商业化生产、产业化发展还不够。
畜牧业科技
目前我国畜牧业科技水平只相当于发达国家20世纪80年代的水平，总体上落后10－15年。特别是在畜牧业基础学科研究上，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比较明显。有些研究还几乎是空白。
农田灌溉技术
瑞典、英国、奥地利、罗马尼亚、法国等国的喷灌面积均已超过80％，美国、俄罗斯约为40％，美国微灌面积到20世纪90年代初就已达到总灌溉面积的3％，以色列灌溉面积中约2／3为微灌，1／3为喷灌。我国在地面灌溉方面，配套设施不够完善，无论在材质、性能、自动化程度等方面与世界先进
水平仍存在较大差距，尤
其是自动控制设备方面差距更大。
农业机械化技术
从大量生产的现有产品来看，机具性能、质量技术水平，只相当于20世纪60年代国际上的一般水平或50年代世界先进水平，亦即落后30－40年。
在应用方面，农业机械化程度，机耕率为80％，机播率为77％，机收率为70％，而发达国家则全面实现机械化。
农业信息技术
计算机进入我国农业领域仅有10多年的历史，但从世界范围看尚属起步阶段，同发达国家的先进水平比较仍存在着较大差距，应用中也存在不少问题。目前，农业计算机应用水平相当于发达国家20世纪80年代的水平。
林业科学技术
我国现有的林业技术水平同林业发达国家相比，至少落后20多年。科学技术对林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只有21．2％；人工林林木每公顷蓄积只有33．3立方米，远远低于我国森林总蓄积每公顷平均83．6立方米的水平；全国有林地面积只占全部林业用地的50％，而美国为95％，瑞典为98％，日本为96％；我国的树木利用率很低，树林出材率只占全树的25％，而林业发达国家已从原来的全树利用发展到全林利用以至整个森林生态系统的利用；我国每公顷森林年均净生长量仅为2．7立方米，而德国是6立方米，芬兰是4立方米，美国和日本是3．1立方米。
全面启动新的农业科技革命的紧迫性
1．适应世界农业科技革命的需要。
由于以育种技术和农业化学技术为主导的农业技术革命的带动，到20世纪中叶，农业得到高速的发展。相应地，生物科学和生物技术取得了重大突破。计算机和信息技术导致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以及新材料、航空与航天、自动控制等现代技术的兴起，使农业面临启动一场新的科技革命，并将以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为主导。这次新的农业技术革命将导致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再次振兴。
2．再次振兴农村经济的客观需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发生了两次革命性进展。第一次是农业家庭承包制的建立，理顺了农村的经济关系，是农业生产力巨大的全面释放，奇迹般地快速达到农业生产的成倍增长，为终止我国农产品长期短缺的历史创造了根本条件。第二次是乡镇企业的广泛兴起，使农村进行了历史性的产业大调整，农村工业占全国工业增幅的主要地位，开拓了农村劳动力的重要出路，把农民引向小康。这两次革命性进展，已各持续了一段时间。现在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并将以突出科技为特点。
3．从根本上解决农业发展方针、道路一些基本问题的客观需要。
我们应着眼于以下几个在20世纪尚未解决好的基本问题：
缺乏可靠的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科学技术还没有真正成为农业强有力的第一生产力，靠天吃饭的局面尚未很好消除，等等。
4．及时解决农业发展中面临现实矛盾的客观需要。
农产品质量差、农业效益低，是当前一个突出问题，它导致农民收入低，结构调整难。在"入世"之后，对农业的挑战更为激烈，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将越来越显露出来。在未来人口增长和需求多样化进程中，资源和市场的双重制约更加突出。乡镇企业技术推动的发展后劲不足。乡镇企业是农村非农产业转移剩余劳动力的主渠道，由于产品升级、布局调整等问题，使其发展面临转折时期，难度较大，减弱了农村经济实力，成为农村经济持续发展的突出问题。
战略思路和目标
1．战略指导思路。要切实贯彻"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坚持科学技术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的根本方向，促进科技与经济和市场的有效结合。坚持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开发研究的有机衔接和有效配置，促进农业增长方式转变和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既要加速常规技术的组装配套、大面积推广，又要力争使农业高新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培育一批高科技企业或集团；既要抓好农业增产技术，又要加速发展调整结构、提高效益、改善生态环境方面的技术；既要造就一批学术带头人、高级管理人才，又要培养一大批农业科技企业家，并大幅度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
2．总体目标。
"十五"期间要把为调整农业结构、提高农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改善生态环境提供技术支撑作为核心任务。
到2005年，使我国农业科技关键领域科技水平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农业科技总体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缩短五年，科技在农业、林业、畜牧业、水产业、气象业增长中的贡献率分别达到45％、35％、55％、55％和60％以上，农业国际竞争力显著提高。
“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一概念，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提出过。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提出“小康社会”的概念，其中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是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之一。
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坚持从各地实际出发，尊重农民意愿，扎实稳步推进新农村建设。
2005年12月，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揭开了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帷幕。
2006年，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如火如荼地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规划也在全国全面开展，作者有幸参加了佳木斯市市域范围内共计二十余项新农村建设规划。现结合工作中的体会，谈谈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规划中地方领导意识中存在的一些误区及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规划的一些见解。
1、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规划过程中地方领导意识中存在的一些误区
1.1误区之一：认为高楼大厦才是向着美好生活的图腾，贪大求洋“”，盲目模仿，“拿来主义”盛行。当前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出现一些问题，有的人把新农村建设简单地等同于新村建设、新房建设，从而搞大拆大建，拆旧房盖新房。不少地方有“小康不小康，关键看住房”的说法，认为只要“门面阔了”就是小康。盲目照搬、模仿华西村及大邱庄的建设模式。这种不切实际的做法，导致了一些地方新农村建设思路的偏离，以致产生了诸如“厕所贴瓷砖、兵马俑般的别墅群，门前建喷泉、贷款建洋房、扛着锄头进电梯”……这些看似夸张的现象，却成为一些地方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所追逐的样板。
1.2误区之二：急功近利，基础设施盲目超前化。有些地方政府不顾当地的承受能力和村集体的经济支撑力，一味地下指标、压担子，派任务。不经论证，不结合当地实际，就准备上马污水处理厂；设想从几十公里以外往村内接燃气管道等等，忽视客观规律，务虚不务实，总想在自己的任期干出个大名堂，取得大政绩，忽视了新农村建设的长远性和艰巨性。
1.3误区之三：本末倒置，“村容整洁”成了“粉饰行动”。有些地方完全曲解了“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中“村容整洁”之含义，舍“生产发展”之本，追“村容整洁”之末。大搞村容村貌治理和绿化硬化运动。表面上看轰轰烈烈，实际上更多的是“面子工程”、“形象工程“。其实，发展生产才是硬道理，只有生产发展了，新农村建设才有强大的物质基础和保障。
1.4误区之四：“生产发展”变成“村村点火、户户冒烟”。一些地方认识到新农村建设最终要靠“生产发展”来支撑，但在实现“生产发展”的路径选择上，又不可避免回到前些年“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老路上。这样做的后果将会导致，小加工厂房随处可见，农村环境污染呈加重趋势。而“生产发展”主要是指培育现代农业产业体系。节约型新农村要从节约、集约利用资源做起，要节地、节能、节水、节材。
2.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规划的一些见解
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首要是要搞好新农村建设规划，不仅要在思想上高度重视，行动上积极推进，而且要注意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原则作指导。
2.1坚持用实事求是的原则指导新农村建设及规划。中央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要求，是贯彻实事求是思想的结晶。一方面，它是立足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现实提出的战略决策。我国已经进入了工业化的中期阶段，总体上已进入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已经具备了建设新农村的基本条件。另一方面，它是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加快农村经济发展、促进农民增收的迫切需要。
实现新农村建设目标是重大的历史任务，必须用实事求是的方法来思考新农村建设，用实事求是的要求来部署新农村建设，用实事求是的勇气来推动新农村建设，用实事求是的标准来检验新农村建设。
2.2坚持用科学发展观统领新农村建设。科学发展观指明了新农村建设的根本途径；科学发展观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指导。管理学的“木桶原理”告诉我们：整体的发展既要考虑其中发展最快的那一部分，更要重视“短板”。当前我国发展的现实是，农村的发展出现明显的滞后，是影响和制约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短板”。根据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就是要花大力气推进新农村建设，解决好农村发展滞后的问题，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2.3要因地制宜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各地的经验带有鲜明的地域性，是与当地的经济社会特征，多年积累起来的人文因素紧密联合的，还有一个就是经济水平。因此，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把城市和农村作为一个整体来规划，把城市各项专业规划向农村延伸，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开放式的城乡空间网络结构。统筹兼顾生产、生活、生态功能，调整优化工业与农业、城镇与农村的空间布局，科学确定城市发展区、农业发展区和生态保护区。充分发挥规划的导向和调控功能，注重展示当地文化的传统风貌和深厚底蕴，充分展现新农村的地方特色。
3.结束语
总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我国总体上经济发展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新阶段、以人为本与构建和谐社会理念深入人心的新形势下，中央做出的又一个重大决策，是统筹城乡发展，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方针的具体化。“新农村建设”的关键是要树立统筹城乡发展的新观念。要打破城乡分割的体制障碍，进而统筹规划政策、公共资源、基础设施及产业布局。
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须把重点放在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上。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注意尊重农民意愿、维护农民权益，反对形式主义和强迫命令。这就要求我们在规划工作中要正确运用科学发展观，统筹兼顾，走出新农村建设的种种误区，大力构建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
关键词：农村工业化小城镇经济发展模式经济圈
在过去二十多年中,费孝通教授的一项突出的学术贡献,是关于新时期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理论探讨。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费孝通教授经常深入基层,“到农村里、城镇里去观察,去思考”,追踪中国城乡改革开放与建设的实践,总结与概括各地富有特色的经济发展道路。他提出的新工业化模式、小城镇发展模式、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经济圈(带)发展模式概念及其论述,不仅启发了无数理论工作者,而且具有重要的决策参考价值,对于广大实际工作者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费孝通教授几十年如一日,经常深入基层实地考察,从沿海到边区频繁进行长时间、大跨度的系统调查。“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当我翻开费老当年亲笔签名送给我的一本本论著,内心充满了敬意与怀念。现特撰此文,希望理清费孝通教授关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理论轮廓,作为对先生永久的纪念。
中国工业化的新模式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民发现从有限的责任田上大可腾出手来另找生财之道。农村剩余劳动力寻找出路,是乡镇工业兴起和发展的内在因素。费孝通教授指出,中国农民找到发展乡镇工业的道路是“逼上梁山”。乡镇工业是农村剩余劳动力以新的劳动手段与新的劳动对象相结合的产物。但也有人对农民办工业很不以为然,“有人说社队工业挖了社会主义的墙脚,是不正之风,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温床,各种帽子都有,问题提得很严重。”（注1）这种僵化与保守的观念,没有阻挡得了农民办工业的潮流。他旗帜鲜明,明确支持社队工业的发展。费孝通教授说过:“中国的草根工业如今长成参天大树,实在是亿万农民长期艰苦奋斗创造性的劳动成果。作为一名社会学工作者,有责任对他们的实践活动做点理论性的分析和总结,并在舆论上给予支持。”（注2）
20世纪80年代初,费孝通教授通过对苏南等地的调查,发现社队工业是农民摆脱贫困的必由之路。他指出:“我们应当提倡‘大鱼帮小鱼,小鱼帮虾米’,要求大中城市的工业帮助、促进农村社队工业的发展。”他形象地指出,资本主义是“大鱼吃小鱼”,而我们社会主义却是“大鱼帮小鱼”,社会主义模式里还有“小鱼帮大鱼”的一面,说得更完整些是个“大小相辅相促”的模式。（注3）他在《小城镇·再探索》一文中指出:“在苏南地区,城市工业、乡镇工业和农副业这三种不同层次的生产力浑然一体,构成了一个区域经济的大系统。这是一个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农村实现工业化的发展系统,展现了中国工业化的新模式。”（注4）
1981年,费孝通教授在三访江村时指出,在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多种多样的企业不应当都集中在少数都市里,而应当尽可能地分散到广大的农村里去,我称之为‘工业下乡’”。工业下乡同样可以在国家经济结构中增加工业的比重,但是在人口分布上却不致过分集中,甚至可以不产生大量脱离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在这个意义上,为具体实现工农结合,或消除工农差距的社会开辟了道路。（注5）在农工相辅、共同繁荣的基础上实现农村工业化、城乡一体化,这可能是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不同于西方工业国家发展模式的一个基本区别,也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可行道路。
费孝通教授以苏南发展乡镇工业为例,指出了我国农村工业化模式的意义。他说:“由于这些地方工业办得好,因而富裕起来的乡村,农副业收入所占的比例不断降低,这个事实应当大书特书,中国社会基层的工业化是在农业繁荣的基础上发生、发展的,而且又促进了农业发展,走上现代化的道路。”这个特点的重要意义,只要和西方早年工业化历史相对照就容易看得清楚了。欧洲工业化初期,在集中于都市里的机器工业兴起的同时,农村却濒于破产,农民失去土地,不得不背井离乡涌进城市,充当新兴工业的劳动后备军。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工业的成长是以农村的崩溃为代价的。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与此相比,我国农民在农业繁荣的基础上,以巨大热情兴办集体所有制的乡镇工业。这种工业化的道路,是农民群众在实际生活中自己的创造。（注6）
苏南乡镇企业发展受到了强有力的行政推动。为什么当年从公社主任、镇长到县长,对办工业这样积极?费孝通教授指出:“没有经费搞建设,他怎能不办工业!”“甚至连学校也要办工业。学校添置设备,修理校舍,都要校长筹集经费,校长又到哪儿去要呢?”（注7）在苏南地区,村与乡镇领导增加行政、教育与福利经费的热情很高,因而对于乡镇企业的基层行政推动力十分强大。费孝通教授的观点,反映了苏南农村工业发展的实际与历史背景。苏南乡镇企业是由农民自己办起来的,当然也有它的不成熟性,例如,出现了分散化的现象。说“村村办厂,队队冒烟”,有些夸张,但相当多的乡镇企业没有集中到城镇确是实情,造成了产业升级困难、要素聚集规模低、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等问题。当年个体企业与联户企业的兴起,对农村的集体企业有冲击力,一些地方采取了一些措施去抑制,费孝通教授认为,这不是一种正确的态度。以前,乡镇集体企业兴起的时候,曾受到一些抑制,现在联户企业与个体企业起来了,乡镇集体企业可不能当了“婆婆”,忘了做“小媳妇”的时候。这一前一后的两次冲击,何其相似,里边一定有文章。因此与其去抑制,倒不如回过头来总结分析一下集体企业所存在的问题。（注8）他的这些想法很有道理,为了解决“二国营”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中期江苏乡镇集体企业进行了改制和“二次创业”,成效显著。当年农村社区集体企业,如今转变为股份制企业与私营企业,有些成为规模较大、科技含量较高的现代企业。
费孝通教授主张发展农村特色工业。他认为,在基本上属于市场调节的情况下发展社队工业,必须根据农村地区的特点去确定能够发挥自己优势的工业方向,才能保持稳定性。社队工业应当有原料和市场的主动权才能稳步发展。农村工业的原料与农副产品衔接起来进行劳动密集型的工业生产,以地方特色拓宽国内与国际市场,这些无疑是社队工业选择发展方向应该遵循的普遍原则。苏南地区相对集中地发展了一些有特色的乡镇工业,从而以这些特色工业生产基地为依托,形成了常熟招商城、吴江盛泽丝绸市场等一级批发市场。
费孝通教授把社会系统思想引入了乡镇企业研究。他指出,成熟的乡镇企业应当是一个开放性的社会系统,一方面,它要从城市输入大量的人才、信息;另一方面,它又要输出产品,投入市场,在交换中实现产品的价值。企业是否能在市场竞争中取胜,不仅要看人才、信息等外来资源条件,关键的一环还在于企业内部,取决于乡镇企业这一社会系统的结构合理性,即有效的、灵活的、科学的管理。不论在实践中观察还是在理论上分析,都可以得到如下结论:一个高效率的社会系统总是开放性的,总是需要不断通过物流、能流和信息流的交换来保持其稳定发展,从而使其高度适应外界环境的变化,并有目的和有效率地去影响周围的环境系统。一个封闭的系统是不可能对外界发生影响的,而只有通过信息的不断反馈与传递,才能逐步使系统从封闭走向开放,信息是农村社会和乡镇企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他指出,苏南农村经济与上海市联系较多,与常州、苏州、无锡、南通等市的联系次之。这就是说,上海市的经济发展对苏南地区乡镇工业乃至整个地区的经济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起着中心的作用。
费孝通教授在新时期形成的经济发展观,核心是“志在富民”。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在江村调查时就提出了“人多地少、农工相辅”的看法。1957年,他在《重访江村》一文中指出,这个地区人多地少,不搞副业,农民是富裕不起来的。因此,他建议恢复发展农村副业和乡土工业,主张在村子里办小型工厂,希望促使农民尽快富起来。20世纪80年代,他又指出:“中国要走出一条具有自己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首先要使老百姓富起来。”（注9）他指出,富则安,安则稳。富民思想是费孝通经济发展理论的中轴,他在江苏和其它地区的调查从未离开这个中轴。
小城镇发展模式
从已有的基础上做起,这是费孝通教授调查研究的基本方法。他曾说:“从已有的基础上做起,然后由点及面,找典型、立模式,逐步勾画出比较全面的轮廓。”（注10）20世纪30年代,费孝通教授调查的村子是江苏省吴江县庙港乡的开弦弓村,他称之为“江村”。江村调查是他已有的基础。
“江村”如何改变比较落后的面貌?从内部来看,应是发展工业;从外部来看,应是发展小城镇。正如他指出的那样:“有一股外来的力,在制约着村子的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这股力发自村子外边的镇。”（注11）1982年初,费孝通教授四访江村。以后,他将研究视野由村转向镇,把小城镇作为主要研究方向。他指出:“当年,有些地区的小集镇破烂不堪,凄凄凉凉,正如同志所说的那样,要发展商品经济,小城镇不恢复是不行的。如果我们的国家只有大城市、中城市而没有小城镇,农村里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就没有腿。”（注12）
1983年,他根据吴江调查发表了《小城镇·大问题》一文。他说,小城镇是农村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小城镇建设是发展农村经济、解决人口出路的一个大问题。离土不离乡、离乡不背井这两种方式,应该作为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具体途径来进行研究。“离土不离乡”与“离乡不背井”,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第一阶段的主要形式,已经发挥了重要作用。“离土又离乡”与“离乡又背井”则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第二阶段的主要形式,是加速城市化进程、加速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途径。(宋林飞,1998)我国存在城乡二元结构和城乡“三大差别”,费孝通教授主张把它们和农民一起融合在小城镇里。
费孝通教授主张“做活人口这盘棋”,认为具体需要做两个棋眼:一是发展内地的小城镇这种人口蓄水库,一是疏散人口到地广人稀的边区开发资源。关于小城镇的“人口蓄水库”作用,费孝通教授有一段精辟的论述:“社队工业的发展使一部分农民转化为工人,县办和镇办工业的发展也招收了相当数量的农民工。这就是说现在已经有不少农民到小城镇里来了。据调查,这五六年来,小城镇的实际聚居人口与户口在册的人口相比,普遍增加了1/3。因此,人口普查所得的小城镇人口数与实际情形差得很远。这些农民工到了镇上与镇上工人一样干活,甚至那些条件差、最累、最重的活往往是由他们来承担,他们实际上是工人阶级队伍中的最新成员。”（注13）1984年,我曾根据费老的要求,带领学生在无锡县进行县城、乡镇、村集三级小城镇调查,发现该县小城镇的常住人口已经超过户籍人口的1/3。
关于向边区疏散人口的问题,费孝通教授指出,当前的边区一方面是知识分子外流,另一方面却是手艺人滚滚而来。应当欢迎这些为当地居民服务的手艺人进来,设法使他们赚的钱留下来,投资扩大再生产。也就是说,得对他们采取开放政策,让他们落户。我很赞成他的这一观点。西部大开发应通过“东人西进”、“中人西移”与加速城市化进程,以人流、人气带动资金流、物流与资源开发,繁荣边区与强固边防。
费孝通的小城镇研究,首先选择的是先进典型。吴江县地处全国经济最发达地区之一的苏南,费孝通教授以吴江小城镇为调查点进行深入分析,触到了小城镇问题的塔尖。吴江县小城镇建设的今天有可能是其它地区发展的明天;现在在这里出现的问题有可能将来在别的地方也会碰到。（注14）
费孝通教授相信:“通过类型比较法是有可能从个别逐渐接近整体的”。“这个方法我至今认为是有价值的,但是也已经看到它的不足。”（注15）他对这种方法的不足,曾作过以下阐述:“美国芝加哥社会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雷德菲尔德(Redfild)教授也主张微型分析,但是他后来也感到研究一个文化较高的农民社区,应当注意到这个社区在经济上和意识形态上与城镇的联系。这就对我过去的方法指出了不足之处了。对中国农村的调查不能限于农村,因为在经济上它是城乡网络的基础,离开了上层的结构就不容易看清它的面貌。在意识形态上,更受到经济文化中心洗练过用来维持一定时期的整个中国社会的观念体系所控制。这里存在着一个立体的上下关系,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但是怎样在微型分析的基础上来进行这方面的调查研究,当时我并没有真正解决。”（注16）费孝通教授在小城镇研究中使用类型比较法时,努力克服这种方法的不足,而以敏锐与远大的眼光,从个别微观社区展望区域经济发展的特色。
费孝通教授主张联系小城镇建设的实践,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去探索小城镇发展中的实际问题。“观察范围逐步扩大,比较方法的逐步深入和观点的逐步提高。我们对小城镇这个研究对象,从模糊的一般印象里分出了类别,又从它的发展路子中分出了模式,更从各模式本身的变动中观察到它们共同的发展方向。”（注17）他非常重视社会科学的应用研究,反映了他经世致用的拳拳报国之心。他说:“对于当前小城镇建设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提出一些大家在认识上比较一致的建议供决策机构参考,起到咨询作用。”（注18）
区域经济发展模式
1983年,费孝通教授在《小城镇·再探索》一文中,提出了“经济发展模式”的概念。“模式”是指在一定地区、一定历史条件下具有特色的经济发展过程。（注19）对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探讨把费孝通教授的研究工作向前推进了一步,即要从整体出发,探索每个地区的发展背景、条件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与其它地区相区别的发展特色,促使他进入不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道路的比较研究。
1984年,费孝通教授首先提出了“苏南模式”的概念,指苏州、无锡、常州和南通大体相同的经济发展背景和现实发展路子。苏、锡、常、通都位于长江下游,都是由于乡镇工业的兴起而进入工业化时期的。20世纪80年代初,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苏南农民没有把社队企业分掉,反而更有精力、更加努力地发展社队企业。（注20）他曾对苏南一位领导说:“你是做‘模式’的,我是写‘模式’的。”“苏南模式”最初的含义,是指苏南地区农民办工业,发展乡镇企业的农村经济现象。改革开放以后,苏南经济增长快速,是我国率先发展的地区之一。对于苏南等地区乡镇企业的发展,邓小平同志称之为异军突起。同志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正如在十四大报告中所说,“是中国农民的又一伟大创造”。因此,总结苏南发展经验并进行理论概括,是必要的。
费孝通教授提出“苏南模式”在我国具有普遍意义。当时,我国人多地少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怎样把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化为生产力,是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这就大大地调动了农民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他们千方百计地去开辟种种生财之道,农民常称它为‘找活路’。各地农民处境不同,条件有别,所找到的活路多种多样,因而形成了农村经济发展的各种发展模式”。费孝通教授对苏南的调查总结了四条:无农不稳,即没有农业,经济站不稳;无工不富,即没有工业富不起来;无商不活,即没有商业经济活不起来;无才不兴,即没有教育和科学文化就不能继续前进。(费孝通,1998)实际上,这就是“苏南模式”。实践证明,他的这一主张与苏南20世纪80年代乡镇工业的异军突起是一致的。
“温州模式”是费孝通教授提出的又一种区域经济发展模式。1986年,费孝通教授在温州调查时发现,“在外流动的手艺工人已达22万,其中经商的约10万。这是构成‘温州模式’的骨干。”(费孝通,1992)温州农民大批到外地去打零工,卖手艺,如木匠、裁缝、修鞋、弹棉花等。这些人省吃俭用,把在外地挣得的钱寄回家乡积累起来,成了后来在温州一带发展家庭工厂的启动资金,然后通过广大的运销网络出售家庭作坊的产品。“温州经济发展的基本特点是以商带工的‘小商品,大市场’。”（注21）“温州模式”的重要特色之一,是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快、比重大。费孝通教授用“个体所有制”、“家庭所有制”界定了温州模式的特征,而区别于苏南模式的“社区所有制”。他认为:“苏南模式中的社区所有制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家庭所有制的发展。社队企业的发生,它的经营方式,招工和分配原则,无处不能从传统的大家庭模式里找到对应,新生事物似乎都不能和传统模式相脱节,而且常常是脱胚于传统模式的。”（注22）
“珠江模式”是费孝通教授提出的另一个有影响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珠江三角洲借助邻近香港的地缘优势普遍发展“三来一补”企业,与香港形成前店后厂的格局。香港的工业扩散到珠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的企业不仅两头在外,而且可以说是主体也部分在外,利润主要部分也是要吸收到外在的中心里去的。（注23）
费孝通教授还提出了其它一些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他到淮阴、盐城、徐州等地区都做过调查,十分关心苏北的发展。1986年,他在苏北地区的一次调查就达20多天。他指出,苏北乡镇工业发展得迟,个体专业户发展得快,因此很想搞清楚专业户对发展乡镇工业所起的作用。他在淮阴总结了“耿车模式”,认为这是一条有利于提高农民收入,采取简单加工的方式来发展家庭工副业的路子。他还对“耿车模式”的创新提出了以下建议:一是要有现代技术,二是能人多一些,三是建设商品市场,四是对外开放。显然,这些建议都是正确的,至今仍然具有现实意义。他在河南民权县庭院经济发展中发现两条“龙”:一是果农专业以农户为单位种葡萄,乡镇企业榨汁发酵,县里的国营酒厂最终制成果酒;另一条龙是纺织品抽纱,一根针,一根线,不用油,不用电,老人小孩都能干。初成品分散在千家万户,县工艺品厂集中收去修整、漂白、包装出口。这种利用千家万户的劳动力,让他们不出院不出村就能增加收入、脱贫致富的路子,他称之为“民权模式”。（注24）徐州的农民组成建筑队,到外地承包工程。大庆油田的厂房建筑,多年来几乎全是由苏北农村的建筑队承包的,依靠这种劳务输出挣回的钱,成了苏北农村工业化的启动资金。林县也有“10万大军出太行”。这种专业性劳务输出的富民路子,费孝通教授也把它看作是一种模式。福清县由侨胞投资兴办各种企业,甚至成为开发工业小区的发展方式。这些用现代设备和先进技术建立起来的企业,和国际市场密切相连,奠定了更为宽广的发展前途,为农村经济的发展开出了一条新路。费孝通教授称之为“侨乡模式”。
费孝通教授研究经济发展模式,是注意防止简单化、样板化倾向的。他通过对苏南模式的再认识,认为中国农村的发展应是避免强制不同条件的农村仿效一个样板。费孝通教授以发展的观点,分别对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初步认识进行过反思。1992年,他通过实地调查对苏南模式提出再认识,提出“因地制宜,不同模式”的主张。并对珠江模式有了新的认识,他指出:“发展的速度快,原有的模式变化较大,新的特点正在突出,以致过去的概念已有部分过了时。”费孝通教授还指出:“过去似乎太着重了各个模式的‘特色’,也就是它们的个性,而相对地轻视了各种模式之间交相作用、相互学习而趋同的一面。”无论是“苏南模式”还是“珠江模式”,都处于不断变动之中。如果一成不变地看待这些“模式”,就会远离各地经济发展的实际。我们是要防止简单化的倾向,但不应因此拒绝使用“模式”概念。“模式”也不是“样板”,并不要求其它地区简单地去模仿与照搬照抄。我认为,费孝通教授研究经济发展模式,是为了倡导人们关注与总结各地发展经济的实践,学习与推广各地经济发展的经验,因而,是十分有益的。经济圈发展模式
1984年以后,费孝通教授走出江苏,分两路穿梭进行:一路是走沿海各省,一路是走边区。沿海的一路从浙江、福建、广东到香港,可以说是从江苏向南延伸的。边区这一路从内蒙古西走宁夏和甘肃,1991年又走进大西南的山区。(费孝通,1992)从研究方法而言,费孝通教授从两个方向推进:一是横向扩展,即从对江苏省本身的深入研究进一步发展到全国性的比较研究;二是纵深发展,即从农村—小城镇—中等城市—大城市,以至整个城乡关系的综合研究。
“区域发展”、“经济区域”概念的使用与实际分析,是费孝通教授小城镇研究的深化与延伸。费孝通教授指出,越来越多的见闻和思索使我注意到经济发展具有地理上的区域基础。各区域不同的地理条件包括地形、资源、交通和所处方位等自然、人文和历史因素,均具有促进和制约其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因而不同地区在经济发展上可以有不同的特点,具有相同地理条件也有可能形成一个在经济发展上具有一定共同性的经济区域。这些区域又可能由于某些经济联系而形成一个经济圈或地带。
费孝通教授首先关注上海经济区与南京经济区的建设。他按照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状况,将江苏分成苏南、苏中、苏北三个经济区域,把长江以南的苏、锡、常三市和地处长江之北的南通市并提作为苏南区域,这是从它们经济发展上的共同性来说的,这四市可以列入上海经济区;在苏南、苏北之间划一个苏中区,把扬州市的沿江一部分和镇江、南京两市合成一块,甚至包括南通市的西部及北部在内,属于南京经济区。这种划分不同于近几年江苏经济发展规划中的提法,但对于打破行政区划理解经济区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联结南京、镇江、扬州3个城市的一片狭长的三角地区,被人们称为长江下游的银三角。费孝通教授也看好这一地区,认为南京对宁、镇、扬所组成的城市体系与上海对苏、锡、常、通组成的城市体系一样,应当对自己所处地区的乡镇工业产生较强的影响力,犹如两个相对独立的星系,各自产生辐射,照亮星点周围的太空。我曾陪同他考察过扬中,老人家对“散点式的规模经济”十分有兴趣。乡镇企业把工业犹如撒沙般地扩散到乡间,直至进入农户的家庭,使在整个乡镇范围内的居民都得到实惠。对此,他概括为一句话:“要使千家万户富起来。”
费孝通教授建议开发长江三角洲经济圈。他认为,长江三角洲作为一个整体,从一系列改革中得到适当的重视与扶持,不仅自身能迅速强盛,而且具有强大的能量,可以拉动广大腹地的发展。费孝通教授对上海浦东开放寄予厚望,他指出:“如果上海浦东仍像深圳那样吸引外资,以建设工厂为主,哪怕是包括兴建一些高技术的产业,它的扩散能力和辐射能力都将受到很大限制,并可能在市场、产业结构等方面与江浙,甚至沿江城市发生矛盾。即便上海能起到窗口的作用,也无法起到龙头的作用。上海应该更上一层楼,在更高层次上成为全国的贸易、金融、信息、运输、科技的中心。”（注25）这是具有远见卓识的观点。
近几年来,沪苏浙理论界与政府日益重视“长三角经济一体化”,15年前费孝通教授的倡议无疑是其先声。费孝通教授认为,使上海在经济上成为长江三角洲和沿江地带工农业商品总调度室或总服务站,成为一个具有广阔腹地的大陆香港,这也许是更可取的一条路子。基于这一思路,他提出了以上海为龙头、江浙为两翼、长江为脊梁,以南丝绸之路和西出阳关的欧亚大陆桥为尾的经济带的发展设想。
费孝通教授曾提出“港珠经济一体化”的观点,建议推进以香港为中心的华南经济区的整体发展。这表明费孝通教授的经济区域理论又向前发展了一步。他认为,围绕香港这个中心的三个环形地带,已到广东的邻省。“1998年底我曾从广西的南宁,经玉林、梧州北上,从恭城入南岭山脉,穿过湖南、粤北回到广州。这个地区正处在上述工业扩散区的,看到了不少值得注意的变化,使我感觉到这里正在形成一个为香港和珠江三角洲这个经济中心服务的农副产品的供应地带,将发生独具一格的发展模式。”（注26）近年来,张德江同志推动的“泛珠三角”经济合作模式,无疑与费老的主张不谋而合。
费孝通教授曾提出建设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的意见以及建立黄河三角洲开发区的问题。他主张,黄河三角洲的地域范围应当包括河口与稍微靠里一点的潍坊、淄博。
世界有“南非问题”,中国有“东西问题”。费孝通教授主张“东西合作,互惠互利”。他提出了关于西北黄土高原、西南溶岩地区扶贫开发的具体建议。这两套有关开发西部的设想,是费孝通教授在经济区研究方面的延伸。他认为,在农业传统悠久的中部地区,从农业到发展工业之间要有一个过渡。这个过渡可能就是发展庭院经济,为广大农民切实增加收入,早日脱贫致富,积累资金,自力发展乡镇企业。在增加农民收入的基础上,加快中部地区的整体发展,沿欧亚大陆桥建设一条沟通东西、平衡南北的经济走廊,需要尽早提上议事日程。
我曾多次跟随费孝通教授在江苏吴江、无锡、扬中等地调查,受到许多教益。为庆贺费老九十大寿,我曾发表了《费孝通小城镇研究方法与理论》一文。此后,费老仍不辞辛劳,继续进行实地调查。弘扬他始终注重实地调查的“求学之道”、“志在富民”与经世致用的治学理念,是我们应尽的职责。注释：
注1、9、11：费孝通:《费孝通学术精华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35、127、128页。
注2、4、6、7、8、10、12、13、14、17、18、19、20、21、22、25、26：费孝通:《行行重行行》,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07、55、49、26、109～110、2、8、32、4、576、8、539、55、282、541～542、594、576页。
注3：费孝通:《从沿海到边区的考察》,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9页。
注5：费孝通:《从事社会学五十年》,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8页。
注15、16、23、24：费孝通:《学术自述与反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5、35、93～95、296页。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从事社会学五十年》,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2.费孝通:《江村经济》,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3.费孝通:《费孝通学术精华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4.费孝通:《从沿海到边区的考察》,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5.费孝通:《旧燕归来》,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6.费孝通:《行行重行行》,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7.费孝通:《学术自述与反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
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是广大农民群众为了提高组织化程度，共同组建的一种“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受益”的新型经济合作组织。它在挖掘农业内部增收潜力，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推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提升农业产业发展水平，提高农业和农民组织化程度，增强市场竞争力，提高农民素质，培养新型农民，完善乡村治理结构，推动基层民主管理，改变乡村习俗，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都发挥着日益显著的作用。
一、我国农村合作经济的模式
据中国农业部统计，全国已有各类专业合作经济组织140万个，其中比较规范的合作组织有14万个，带动农户总数的4000万户左右，占全国农户的22。6%。涉及到农村的经济的众多门类，主要分布在蔬菜、水果、养蜂、家禽、渔业养殖、稻米等生产领域。
在实践中，各地因地制宜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根据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依靠的不同动力源，我们将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分为两类4型。即:来自内部动力，或农民自发型(能人领办型);来自外部动力，或政府推动型(项目引导型、企业带动型)。
1.农民自发型。由一人或数人发起，多人或多户自发参与，组成的“农户+农户”模式的专业协会或合作社，这种模式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完全是由农民自发组成、自愿参加所建立的，农民的主体性是这种协会的主要特征。在发展的过程中，由于领袖人物的觉悟和管理的需要，逐步地在外部专业人士的帮助和指导下建立起符合该组织的《章程》和相关制度等，以此架起了农户通往市场的“桥梁”。
2.政府推动型。在农村经济改革中，一些集体经济为适应城市化和就业市场等新的经济体制的改革，而实行的转型与当地农民建立起“政府+农户”模式的“官办”合作经济组织。这种模式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主要靠行政的手段“自上而下”地组建形式，农民以户或组连带土地整体加入专业协会或合作社，政府推动型的专业协会或合作社，有政府的支持和外部专家的指导，得到了来自政府或政府职能部门(主要是农、林业等涉农部门)给予的政策优惠、资金支持、技术服务和市场保障等一系列支持，具有一定的经济规模和实力，市场经营能力较强。农民能从合作经济组织中得到较多的经济收入等。
3.项目引导型。其“专业协会+农民”模式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接受国际援助项目的参与式理念，建立的农民专业协会得到一定项目资金的资助和项目专家的指导。由于这类农民专业协会是由国际或国内项目资助，强调“以人为本”的理念，以贫困农民为主体，通过强化民主意识和赋权来提高农民自主管理、自我约束的能力;以农民自愿参与为内在动力，“自下而上”地发起并建立起专业性合作经济组织。在专业合作组织中，培养“主人翁”意识，让农民能够充分地了解自己在组织中所扮演的角色。一些专业合作组织具有一定的经济规模，还在协会以下建立有相关企业，引导农民由农田、山场逐步地走向“工厂”，由家庭走向市场，在协会与市场的互动中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
4.企业带动型。企业带动型“公司+农户”模式的合作经济组织，其合作关系建立在农业发展的商品性生产的过程中，当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时，应用低成本介入的方式与急需解决生产资金、技术、和产品销路的农民建立起的一种在事实上不平等的“合作伙伴关系”。企业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通过与农民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以合作经济组织的形式与农民开展有限的合作。企业通过支持农民参与前期的生产或加工环节，以便取得产量稳定、质量达标的成批量原材料或初级产品，形成了“市场企业基地”产业化链条。二、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基本判断和对策
纵观我国农村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历程，我们大致可以得出如下判断:
合作组织的发展速度较快;合作组织的创建大多以农村能人大户牵头组织为主;合作领域大多限于种植业和养殖业;合作组织的服务内容以农资供应、农产品销售和提供信息服务为主;合作组织成员多是源于乡镇范围以内。
与此同时，合作组织的辐射范围有限;发展不够规范;相关的立法支持缺位。
发展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必须着力解决如下问题:
一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要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高度，把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作为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农民增收的的方向性和战略性举措来抓。认真宣传贯彻《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政策法规，进一步做好教育和引导工作，提高基层干部对发展合作经济组织重要性的认识，充分调动广大农民加入合作经济组织的积极性，形成全社会支持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良好氛围和舆论环境。
二是加强规范管理，促进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有效发展。在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中大力开展了三项建设。一是组织内部建设。建立健全规范的组织机构，理事会、监事会分工明确、各负其责、有条不紊。建立健全各项制度，完善协会章程、财务管理、理事会职责，社员大会或社员代表大会等内部管理制度，使合作社(协会)的各项工作有章可循，遵章办事。二是加强对合作经济组织负责人的教育管理。每年定期举办培训班或外派培训，对负责人和财务人员进行业务培训，以增强经营管理能力和自律意识。三是开展诚信经营教育。以问题食品做警示教育社员，从田间到餐桌严格管理、监督。同时，积极申请国家农产品质量认证。
三是选准当地优势产业和特色产品。政府要引导、提倡大力提倡一村一品，一乡一业，形成了诸多专业村，如蔬菜、水果、养猪、奶牛、运输等，这些专业村，生产形成了规模，销售形成了优势。二是帮助群众选准创办合作经济组织的骨干力量。乡镇的“七站八所”，特别是农口部门，有为农服务的经验和优势。由他们领办，启动快、效果好。农村干部群众威信高、带动能力强，由他们牵头创办合作经济组织是一种有效形式。
四是推进“三社一化”，拓展供销社为农服务新领域。探索“农合联依托供销社起步、供销社借助农合联发展”的途径，加快“农民专业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三位一体新型农村合作组织建设，以“三社一化”(即基层供销社、专业合作社、村级综合服务社和农村现代经营服务网络化)建设为工作着力点，强化了供销社服务三农的基础和实力。
参考文献:
1.孟建国《着力发展农村经济合作组织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J]《全国商情》2008年第8期
近年来，中央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和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将“三农”工作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空前加大对“三农”的政策、科技和资金扶持力度；把“三农”工作放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大背景下来谋划，提出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实施农村税费及综合改革等一系列战略举措；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部署，明确指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心在基层，这些使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赢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发展前景。同时，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建设的深入进行，不断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创造了新的活力与动力：多年来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与成果，为今后工作奠定了扎实基础，使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赢得了新的起点。
1.2挑战无所不在
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在面临上述前所未有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挑战，而且这些挑战不断发展，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首先，农村综合改革后的新形势对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工作职能与工作方法提出了挑战。税费改革后，农村进入了史无前例的“无税时代”，特别是随行综合改革的推进，新旧体制的转轨，利益格局的调整引发了一系列社会矛盾，乡村社会秩序不断重建，加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赋予农村基层党组织新的时代使命，使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工作环境、内容和任务发生了重大变化。面对新的形势任务，不少基层党员干部因循守旧，束手无策，深感“行政的办法不能用、经济的办法不好用、法律的办法不会用、思想教育的办法不顶用”，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工作理念、职能手段、整体功能及党员干部的能力作风都面临着重大挑战。其次，农村经济多元化、政治民主化、社会开放化的发展，对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权威、整合社会的能力提出了新挑战与新要求。由于农村市场经济体制和生产经营机制的不断完善，农业产业分工、农民阶层分化日趋明显，新兴的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大量涌现；随着村民自治组织的发展，群众对民主政治参与的需求日益增强；农村宗族派性、宗教组织的渗透、乡间社区的黑恶势力影响等等，对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权威和驾驭社会、整合社会的能力提出了严峻挑战。与此同时，不少地方乡村集体经济薄弱，收入来源减少，财力紧张，负债严重且难以化解。这使基层党组织不仅缺乏相应的物质手段与物质实力，而且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一些地方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陷入困境。
二、农村基层党组织应在抓住机遇，迎接挑战中求发展
事物发展的前进性昭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完全能够在用好机遇、应对挑战中谋求更大发展。根本出路在于创新，通过大力创新理念、创新举措、创新机制，在探索中寻找新的路径，在突破中求得新的发展，使各项工作不断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
2.1把整合农村社会作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重要政治使命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构成社会的基本矛盾。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同时，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又具有反作用。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是建立在一定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之上的农村上层建筑。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必须正确把握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统一规律，既要适应农村的经济基础，以拓宽自身发展之路：又要围绕经济基础，调整党组织建设策略，通过调节和完善各种关系来适应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使农村基层党组织始终代表农村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因此，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农村各种组织和各项工作的领导核心，务必着眼于巩固农村上层建筑，坚持把整合农村社会作为重要的政治使命。一方面，以获取政治资源来统摄经济社会资源。坚持不懈地用先进的思想理念，政治理论与科学技术武装党的基层组织，全面提升基层党员干部素质，不断扩大党的组织覆盖与工作覆盖，健全党在农村的组织体系和组织制度，巩固阵地建设，健全组织功能，创新科学民主的执政方式与领导方式，对农村各种组织、人员、工作、资产关系实行制度化设计，科学化界定、规范化发展。积极争取外力、凝聚内力、形成合力，共同参与和支持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在有效汲取经济社会资源的过程中充分获取政治资源，在驾驭处理各种社会关系中增强政治权威，从而提高农村基层党组织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控制力，渗透力和影响力，日益巩固农村上层建筑，夯实经济基础，优化生产关系，推动生产力进步，促进农村现代化、一体化发展。另一方面，以扩大群众基础来巩固执政基础。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又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体。应从把握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高度，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既立足现实把农村党员、干部队伍作为推进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骨干，又着眼长远把广大农村群众作为推进党组织建设的力量之源，充分发挥群众的实践主体与价值主体作用，扩大在群众中选人的视野，通过创新党员发展与干部选育机制，着力把一大批农村经济能人、文化新人，社会贤人培养成为“政治红人”，切实将农村各类人才和广大群众聚集到党的旗帜之下，巩固党在农村执政的社会基础。
2.2以优化农村党的组织架构来适应和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结构
农村党的组织架构是农村各种社会关系在党组织内部的反映。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坚持强化核心，服务中心，一个基本要求就是通过调整和优化党的组织架构，来适应和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结构的调整。一方面，农村党的组织架构要适应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结构的需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乡村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并导致社会组织结构发生变化，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必须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结构的这一变化，与时俱进地调整和改革基层党组织的设置方式，重建党的组织架构。依托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村民理事会等“两新组织”设立党的基层组织，扩大党的工作覆盖面；增强党员活动的同质性，延伸党建工作触角；根据党员的居住地、职业、兴趣特长和发挥作用的需要，分类设置党组织，优化组织资源配置；以创先争优工作为契机，顺应农业产业化、农村城镇化、农民流动化的要求，因时因地开展党的工作；实行村村联建、村企联建，村组共建等方式，在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个发展领域及时跟进党组织设置工作，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以党的组织架构的重建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结构的优化。农村基层党组织绝不能止于设置，而必须以组织设置为新的起点，充分发挥党组织的作用。依托新型组织架构，不断拓展党建工作的“客观可能性空间”，以开拓党建工作的新领域来开辟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空间；采取多种形式，搭建党员干部发挥作用的各种有效平台，充分激发和释放广大党员干部在各行各业建设中的巨大能量，推动农村产业结构、经济社会发展结构的良性变化；全面优化乡村党组织领导班子和党员干部队伍能力结构。
2.3创新理念，转变党组织的服务性能
当前，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任务繁重，千头万绪，农村基层党组织要发挥好牵头抓总的作用，就必须创新理念，转变职能，学会运用经济、政策、法律的手段开展工作，实现党组织从领导型向引导型、从管理型向服务型、从封闭型向开放型的转变。坚持以服务和促进经济发展为中心，大力开展“支部抓产业、党员创实业、百姓富家业”活动，一手抓扶持壮大乡村集体经济，大力发展“一乡一业”、“一村一品”；一手抓带动农民增收致富，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强化党组织凝聚人心的物质手段，使基层党组织强起来、党员干部动起来、农民群众富起来。突出增强基层党组织的服务功能，把基层党员干部的日常工作融入农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实践中，以非权力的、富有人性化的服务行为增强社会对党组织领导地位的认可。因地制宜开展各种主题服务实践活动，创新“三培两带”、农村社区党建、村民理事会建设、便民惠民服务网络载体，健全民情恳谈、结对帮扶、承诺服务，全程服务、乡村干部实用技术过关考试制度，增强党员干部的服务力与作用力，不断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另一方面，突出重点，有效切入，把加强乡镇党委建设作为深化“三级联创”活动、推进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龙头工程”。乡镇党委在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中处于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龙头地位，深化“三级联刨”活动、推进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应当以乡镇党委建设为重点，做到以乡带村、以乡促县，抓住中间牵动两头。强化乡镇党委管党、党委书记管党的意识，健全乡镇党委抓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责任制，建立乡镇党委书记述职述廉、党员群众民主评议，综合评定制度，完善乡镇党委党建工作责任体系和考核评价体系；加大乡镇干部教育培训，大幅度提升干部素质。
2.4建立和健全农村基层党员干部利益驱动机制
适应农村特点，贴近农民生活，在活动形式上求新。
一是多种宣传方式交叉使用。我们采取了标语、横幅、墙报、电台现场直播，家庭法律咨询、村民代表、村干部座谈会、法律讲座等多种手段，进行多方面、多角度、多渠道、多层次的广泛发动宣传，让农民眼里看得到、耳里听得到、脑里想得到。
二是实行“三个结合”，围绕一个“送”字，借助一个“谈”字，着力一个“引”字。针对农村村民居住分散，社会生产、生活活动“各自为阵”、文化素质参差不齐的特点，“送法入户”小组人员按照“便民、近民、利民”的方针登门到户宣讲，一个月下来，他们走遍了43个村、215个自然村，为近万户农民送去一本“乡土普法教材”（农民学法一百问），每深入一户农家，与农民朋友坐下来谈心交心，以问卷调查方式，了解和掌握当前农民增收创效需要哪些方面的法律知识；过去、现在有无涉法问题，如何解决；对农村弱势群体，需要哪些方面的法律援助；对目前法制建设和“四五”普法教育方面有何想法和建议。在一问一答中，引导农民学习了与农民经济生活相关的法律知识：第一，涉及农民费用管理条例、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农村土地承包法等；第二，涉及正常生活的婚姻法、继承法、教育法、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传染病防治法等；第三，涉及农民之间交流的民法通则、民诉法等。通过与农民朋友零距离的调查走访、交流，搭准了农村干部群众需求的脉搏，找到了普法与经济发展的切入点，有效地解决了农村普法“空对空”、农民不想学、用不上、效果差的问题，使“四五”普法工作更具生命力。
随着活动的广泛深入，广大农民法律素质、民主与法律意识明显增强，我县农村涌现出爷孙同学、母子互教，夫妻竞学的喜人局面，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农村民主与法治建设，其意义远远超过了活动本身。
1、党委政府与农民群众的心贴近了。以往，农村基层干部对农民搞“法律政策封锁”，实行愚民政策，怕农民懂法，特别是对一些涉及农民切身利益（如减负、税费）的政策法律，加紧了党群、干群之间的关系。我县通过送法下乡活动，把涉及农村方方面面的法律政策亲手送到农民手中，又不收一分钱，还登门到户宣讲，使农村干部知法、懂法、依法办事，使农民消除了以往的不满甚至对立情绪，无形中拉近了党委政府与农民群众的距离。
2、深化了农村普法依法治理。送法下乡活动的开展，广大农民的法制观念进一步增强，为深化农村依法治理奠定了基础。以前，各村均制定了“村规民约”、《村民自治章程》，村民议事只讲个“理”。自活动开展以来，农民对照法律读本进行修改、完善，现在村民议事先要看看是否合法。东屏镇搞卧龙水库开发，涉及征地拆迁农户300多户，该村农民通过学习《土地法》，能够按照法律程序，与镇政府办理了拆迁补偿公证协议，并根据《土地法》有关规定领取了征地拆迁补偿费，在整个拆迁过程中未发生一起重大矛盾和纠纷。
3、提高了广大农民的依法维权意识。通过“送法入户”活动，使广大农民进一步增强了用法律来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意识。石湫镇明觉村村民张某与薛某因相邻权发生纠纷，张某将薛某一家三口打伤，要求张某赔偿，张某不同意，薛某准备召集家族人员几十人采取报复行动，向张某讨回公道。在“送法进农户”活动中，通过宣传教育，使薛某知法、懂法，并打消了这一念头，要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这一纠纷。
4、增强了基层干部民主管理、民主决策、依法办事的能力，进一步促进了村务公开和财务公开。村里遇到重大的事情，都要召开村民代表大会进行讨论，充分征求群众的意见，做到了公开公平公正。
5、有效维护了农村社会的稳定，促进了经济发展，把法律交给农民，农民掌握了法律，将之变成生产力，使其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变为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的强大武器。“一人走百户，送法进万家”活动共为全县近万户农民送去了法律读本，开展了10多场法制讲座，采用了以案释法方式向村民讲解了有关土地承包、婚姻家庭、财产权利等方面的法制案例，村民们深受启发，自我约束，自我管理能力不断提高。现在，农村中、打架斗殴等违法现象大幅度减少，遵纪守法“文明户、光荣户”在提升，涌现出各种经济类型的专业户、重点户等一大批新型农民。
（二）
经过一个多月的“一人走百户，送法进万家”活动，农民的法制观念、法律意识明显提高，但也暴露出农村普法存在的难点：1、一些农民自身的思想惰性、事事求稳不求革新，宁愿吃亏只求平安的处世态度，2、一些基层执法者素质不高，执法违法、越权执法、滥用执法权现象突出，对农民理解法律精神和内容形成错误引导，使农民对法律功能和法律价值形成错误评价。从而导致农民法制观念淡薄，违法现象时有发生。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新农村，农民发展经济更需要法律作保障，农民呼唤法律进农家。当前有必要把“一人走百户，送法进万家”活动向我县各镇、村、各部门全面推行，趁热打铁，巩固前阶段取得的成效，整合全县司法、行政、执法等部门的力量，形成覆盖全县农村的普法活动网络，并结合我县农村工作、生活实际，建立健全工作机制，为该项活动有序进行和顺利开展提高保障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