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沙江发源于青海省,全长2308km,在云南省境内河长1560km,流域面积10.91万km攩2攪，人口1300万人，占全省人口的34％，现有耕地88.3万ha，占全省耕地31％，可开垦荒地8.03万ha。金沙江河谷丰富的光、热、土地资源，众多的矿产和优势的水能资源，被誉为“大西南的聚宝盆”。金沙江流域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和丰富的资源优势，已成为国家和云南省经济开发的重要区域，从1994年起金沙江农业综合开发已经拉开序幕，尤其是自丽江县塔城至永善县黄华乡，河长1305km，4465km攩2攪内的干热河谷区（即海拔小于1500m地区）的16个县市是开发的重点。现就金沙江农业综合开发中有关水土保持问题，提出一些看法，进行讨论。
一、自然概况
1、区位与地貌
金沙江流域位于云南省北部，其地理座标为99°00′－105°8′E，24°28′－29°15′N。行政区域有迪庆、丽江、大理、楚雄、昆明、东川、曲靖和昭通八地、州、市的47个县、区。流域西北部为横断山脉，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最高峰海拔为丽江县境内的玉龙雪山，海拔5596m，最低点为东南的金沙江河谷，海拔1016m，境内高峰林立，以山地为主；流域东北部为云贵高原的北缘，地势南高北低，以中山山原为主，最高山峰是东川市境内的拱王山，海拔4247m，最低点是水富县金沙江水面，海拔267m，地势起伏大,“V”型谷多。流域内坡度大于25°的土地面积占总面积的38.9％,地处横断山脉的迪庆州、丽江地区坡度大于25°的土地面积高达62.1％和45.2％；东北部的东川市、昭通地区也分别达到62.5％和43.8％；处于流域中部的昆明市、楚雄州、大理州、曲靖地区坡度大于25°的土地面积占21.3─33.6％攩[1]攪，可见本区地形地貌之陡峻。
2、地质构造与岩性
本区地质构造复杂，岩性多变，起主要控制作用的有滇藏“歹”字型构造，宾川－殜程海断裂、元谋－－绿汁江断裂、普渡河断裂、小江断裂和巧家一莲峰断裂等，境内断裂广泛分布活动强烈，地震频繁而且烈度大，对山体稳定有较大影响攩[2]攪。本区地层古老，古生代、中生代地层均有出露，岩性多为砂岩、页岩、玄武岩、石灰岩和第四系松散堆积物。砂岩呈紫红色泥质胶结，极易风化；页岩具有明显的薄层理，多为粘土质页岩和砂质页岩，透水性小，易风化呈碎片；玄武岩具有气孔状结构，裂隙发育，表层易风化；石灰岩具有可溶性；花岗岩具有原生裂隙，易风化；第四系堆积物易被流水侵蚀冲刷，构成泥石流丰富的固体物质来源。在地层和岩性组合上，往往又是软硬相间，抗侵蚀能力弱，在陡峭的地形条件下和森林植被破坏后极易造成水土流失并恶化为滑坡和泥石流。
3、干湿季节分明，降水集中
本区雨季一般为5─10月，雨季降水量占全年降水时85％以上，降水量有随海拔增高而增多的趋势，山区降水量要比坝区、河谷区多。由于全区地势高差悬殊，局部地区容易形成控制面积小，历时短促，降水强度大的单点性暴雨，从而激发滑坡泥石流暴发。
二、水土保持是金沙江农业综合开发的基础
金沙江农业综合开发主要是土地资源、生物资源、水资源和矿产资源的开发与利用问题。这些资源的开发将对这一区域的生态环境产生重大影响。然而，开发资源、发展经济是人类长期执着的要求，通过资源开发，使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对于流域区内贫困人民群众尽快脱贫致富，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共同富裕是十分重要的大事。但是，任何资源的开发，必须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需要构成危害。这是人类经历了长期成功与失败的教训，从漫长的痛苦中得出的划时代抉择攩[3]攪。鉴于金沙江流域特定的地理环境和特殊的地质地貌因素，在进行农业综合开发时，一定要把搞好水土保持放在首要地位，这是农业综合开发的基础，原因有三条：
1、流域内土壤侵蚀严重
主要表现在侵蚀面积大和潜在危害大这两方面。据1987年遥感资料表明，本区土壤侵蚀面积达46922.62Km攩2攪,占流域面积42.7％，见表1。尤其是海拔1500以下的河谷区及其支流，土壤侵蚀更为严重，据16个县(市)资料表明，土壤侵蚀面积大于土地面积45％以上的有12个县(市),占75％。元谋县高达74.4％，见表2。屏山水文站的泥沙有68.1％来自攀枝花市以下河段，河段含沙量呈上升趋势，见表3。
潜在危害大主要是金沙江流域尤其是目前重点开发的干热河谷区有效土层的厚度浅薄，土壤母质多为第四纪残坡积层，侵蚀模数大。加之山高谷深坡陡、降水量少，蒸发量强，年干燥度大于1.5，旱季干燥度4以上。焚风效应明显。森林植被以稀树灌木草丛和禾本科草丛为主，覆盖率低，农村燃料缺乏。斜坡物质稳定性差，一旦某要素被破坏，旱洪灾害频繁。据考察，全流域五十年代，五年一旱，到八十年代变为三年一旱；洪灾从8─9年1次，缩短到4─5年1次。地处东川市境内的小江，两岸泥石流由五十年代的38条，发展到八十年代的107条，1971─1978年共发生泥石流173次，而1979─1985年共发生泥石313次，而且规模越来越大。每到雨季,山体滑坡、岩体崩塌和沟岸泻溜等屡见不鲜,堵江断流现象时有出现。昆明市松花坝水库,六十年代进库泥沙平均为5.2万t/a，七十年代进库泥沙平均为7.3万t/a，八十年代进库泥沙平均为13.2万t/a，大大缩短了水库使用寿命。昭通地区的巧家县，1950年有山泉3020个，到1981年已干涸708个，县城大龙潭流量六十年代为0.14m攩3攪/s，八十年代已下降为0.097m攩3攪/s。
表1金沙江流域（云南境内）土壤侵蚀强度分级面积表
严重的土壤侵蚀，使土地耕作层变薄，肥力下降，地力衰退，农业生产水平低而不稳。农业生产长期处于“大灾大减产，小灾小减产，风调雨顺增点产”的局面。生态环境的恶化，制约着这一区域经济的发展，是这一区域贫困的主要原因之一。
2、地质构造复杂，山地灾害严重
本区有众多的断裂带，特别是深大断裂带及其派生的次一级断裂带，常常是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山地灾害的活动区。据方光迪、张信宝调查，金沙江流域（云南境内）分布有滑坡、泥石流灾害点999处，其中滑坡、崩塌447处，属大型滑坡、崩塌有114处，中型294处；发育泥石流沟552条，属大型中高频率泥石流沟66条，主要分布在主河道两岸及支流腊普河、金棉河、黑穗河、龙川江和小江流域，活动频繁，危害严重攩[4]攪。本区新构造运动强烈，地震频繁，地震降低了岩石强度和山坡稳定性，地震后往往伴随水土流失。又据云南省气象局1950─1980年30年资料统计，金沙江流域，发生较大的洪旱涝风等灾害1363次，其中水土流失严重的昭通地区和东川市，发生灾害的次数是其它地区的2.4倍，农田受灾面积日趋扩大攩[1]攪。
3、生态环境脆弱
本区是由青藏高原向云贵高原和云贵高原向四川盆地过渡地带，是地质环境脆弱带，也是生态环境脆弱带。山地垂直自然带幅窄，递变急剧，微域差异显著，使每一个垂直自然的环境容量小，经不住外界冲击。加之地势高亢，坡度陡峭，地质结构松散，在这种地质地貌条件下所形成的环境和农业生产对外界干扰的敏感性强，自我调节、自恢复能力差。本区矿产资源的大量开采，将对地表、沉积圈和一些自然地质作用的影响日益增强；矿产资源的采掘、挖空和爆破，使地表静压负荷、动压负荷的产生和变化，导致或诱发构造应力状态的变化和重新分配攩[5]攪，地质环境受到破坏。
三、水土保持是金沙江环境保护的重要内容
如前所述，由于金沙江流域土壤侵蚀严重，地质构造复杂，山地灾害频繁和生态环境脆弱，因此，在开发的同时必须十分注重环境保护和治理，融开发与保护治理为一体，4_
纳入综合开发的具体内容。地处金沙江中游的迪庆州和丽江地区生态恶化，环境污染问题日趋严重，金沙江沿岸几乎全是荒山，雨季频繁出现的山体滑坡造成大面积泥石流，挟带泥沙冲入金沙江；著名的泸沽湖已受到旅游业带来了污染和沿湖植被破坏导致的大面积水土流失的危害，程海沿湖养殖场污水不加处理直排入内，加速了水体富营养化攩[7]攪。土地资源开发、矿产资源开发和公路、铁路建设等都一定要有水土保持方案并坚决付诸实施，同步进行。提倡开发与治理相结合，以开发促治理，以治理保开发，在治理中求发展。追求经济效益必须有利于防止水土流失，搞好水土保持是保护生态环境的核心。金沙江农业综合开发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认真对待，协调好各方面的因素，将各项开发项目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形成系统的最佳整体。否则，就会顾此失彼或相互制约或被抵消，起不到综合开发之目的，寓环境保护于资源开发之中，以良好的生态环境支撑经济发展，又以经济发展带动环境建设，使两者达到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用持续发展的观点看，促进社会进步和文明，是人类追求的长远目标，发展经济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而生态环境效益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保障，是基础。不能只追求眼前的经济效益，急功近利，而损害持续发展的长远利益。只有搞好了水土保持，这一区域的经济增长才能持久；不注意水土保持不仅危及本区域人民利益，而且对长江中下游带来危害。只有搞好了水土保持，才能使金沙江流域的环境质量得到提高，最终实现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
水土保持主要包括坡地改梯地、兴修农田水利、植树造林、改良土壤等。金沙江流域坡耕地多，土层瘠薄，保水保肥能力差，粮食产量低而不稳。以坡地改为梯地为重点，集中成片地进行坡地改梯地和坡面水系建设，使耕地土层增厚，蓄水能力增强，沟、凼、池配套，形成有效的防护体系，既减少地表径流使土壤不受冲刷，又拦蓄了水源，减轻了水土流失。兴修农田水利，可以促进环境的改善，保障农业稳产高产，又提供了较好的生产生活环境，改善了人们的生存条件和脆弱的生态环境。植树造林是确保农业开发持续开发的绿色屏障，是金沙江环境建设的主体。改良土壤主要是实施有机肥耕作法，横坡聚垅免耕法，充分发挥用地养地的作用，这是山区防止土壤侵蚀和污染的重要方法。在某种意义上讲，水土保持就是金沙江流域环境保护和建设的主要内容，搞好了水土保持才能较好地处理好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才能做到生态环境好转，山地灾害减少，土地生产力提高，环境容量扩大，整体效益显著。
四、水土保持型生态农业是金沙江农业综合开发的道路
农业综合开发的目的不仅要使流域内广大人民脱贫致富奔小康，而且要使这一区域的社会经济、生态环境持续发展和不断好转，以及不损害子孙后代的利益为宗旨。因此，必须探索资源开发利用更为合理，生态环境更稳定安全的持续发展的方法。最近兴起的“水土保持型生态农业攩[6]攪，可供我们借鉴。
清代农业生产,就粮食产量而言,虽较宋明时期有明显增加,但就小农经济传统经营方式而言,并没有根本改变,而清代所面临的社会问题则比宋明时期更加严峻,其中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人口大增给粮食供应带来的压力。清代统治者虽然采取了一些解决办法,收到一定效果,但付出的代价却是巨大的。长江流域,作为清代重要财富之区,在农业生产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被破坏的程度十分严重,在中国农业发展史上,具有典型性。本文欲在分析长江流域农业开发问题的基础上,试对清代农业开发与环境保护问题,做一点探讨。
清初,由于长期战乱影响,土地大量荒芜,人口稀少。长江流域,经济遭破坏程度很深。就人口与耕地来说,顺治十八年,长江流域四川、云南、贵州、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诸省,官方能统计到的仅九百零二万丁口(如按每丁折五口计算,约四千余万口)[1],耕地也只有二百七十余万顷[2]。在农业生产水平不高的社会里,农业生产的发展,主要依赖于劳动力投入的多少与可耕地面积的大小。耕地和劳动力太少,严重制约着长江流域经济的发展。从顺治元年起,清政府就颁布了一系列鼓励和发展生产的政策,其中较有成效者,便是招抚流亡和鼓励垦荒。清政府要求地方官务必广招流亡,垦荒拓地,并宣称对无资垦荒的贫民予以资助[3];且颁布了地方官劝垦考成法,将地方官的招垦成绩作为其迁降考核标准。在这些政策的促进下,通过广大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清代农村经济逐步得到恢复。据统计,从顺治初到康熙末,全国主要省区(不包括边疆地区)共垦荒地四十三万八千余顷,其中属长江流域的四川、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七省,垦荒约二十七万二千余顷,占全国总额的62.3%。由于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长期于战争,农村经济破坏严重,直到三藩之乱平定后,长江流域经济才转入全面恢复发展轨道。安徽合肥县,从顺治初即开始逐步垦复抛荒田地,至康熙三十二年,才将“原额荒田俱经垦足”;四川地区,康熙三十一年以前,几乎没有垦荒地亩上报。据郭松义先生依据实录统计,康熙年间四川共垦荒地十万七千三百五十余顷,皆为康熙三十一年以后陆续垦复清理升科的。从康熙三十一年至雍正二年,长江流域九省区耕地增加了近百万顷;同期,人丁增加了约五十五万丁[4]。人口增长,耕地增加,为增加农业劳动力投入和扩大粮食种植面积提供了保证,促进了清前期经济的繁荣。但是,人口增加,耕地扩大,不是经济发展的唯一前提。人口与耕地是否可能同步增长?如果人口与耕地比例失调,会带来怎样的社会问题?虽然顺康雍时期,清政府无男妇统计,只有人丁统计,但我们仍可推算这段时期人丁与耕地增长状况。我们发现,到康熙中后期,人丁增长的速度已现出大于耕地增长速度的端倪。在康熙四十九年,玄烨已感到人口压力。他曾说:历年来,外无兵革师旅饷馈之烦,内无工役兴作之费,但百姓生活却“未尽殷阜者,良由承平既久,户口日蕃;地不加增,产不加益。食用不给,理有必然”[5]。但他并没有采取措施控制人口增长。五十一年颁布了“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谕令;雍正时又实行“摊丁入亩”。这些政策虽在削弱农民、工匠等封建人身依附关系,减轻人民负担方面有进步作用,但它刺激人口增长的消极作用亦不可忽视。安徽《无为州志》即称:该州“自续生之赋罢,丁有定数,征乃可摊;均摊之例行,丁有定税,审亦可息。民咸乐生,户口所以日蕃”[6]。雍正帝自己也曾讲到:“国家承平日久,生齿殷繁。土地所出仅可赡给,倘遇荒欠,民食维艰。将来户口日增,何以为业?”那么,该如何来解决人多地少的矛盾呢?在雍正帝看来,最好的办法就是垦荒。雍正五年,“准云南、贵州二省广行开垦。凡地方招募开垦及官生捐垦者,按户数多寡议叙”;同时,再定各地人民前往四川垦荒之例,准其入籍、考试。雍正年间,长江流域九省共垦荒约数百万亩。清代农业,到乾隆中叶以后,已呈下降趋势,人民生活越来越艰难。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口增长太快。如:乾隆十八年,长江流域九省人口约九千四、五百万口,到乾隆三十年前后,该地区人口已突破一亿;到乾隆五十一至五十六年,人口达到一亿五千六百余万口;嘉庆十七年达到二亿,道光二十至三十年间,人口更猛增至二亿四千余万口。百年之间,人口增加2.5倍以上,同期,该地区耕地则只增加了大约三十分之一[7]。如此悬殊的增长比例,使得长江流域人均耕地占有量从乾隆十八年的3.6亩,下降到道光三十年左右的1.5亩按照当时生产力水平而论,南方地区五口之家,至少需要五、六亩耕地,并“佐以杂作”方可免除凶岁之饥。前述长江流域人均耕地占有量,即便是道光末期,似乎也基本合符这一标准。但这只是就平均数而言,没有考虑各地人口密度不同,以及地主官僚对土地兼并等情况。清初,承战乱之后,人口稀少,不少农民成为拥有小块土地的自耕农。清中叶以后,自耕农大批失去土地,他们或为佃户,或为庸工,有的只好流落他乡,生活日益艰难。乾隆中叶时,江南佃户辛苦一年,“尽所有以供富民之租,犹不能足”,生活十分清苦。乾隆初,湖广地区已是“田之归于富户者,大约十之五、六,旧时有田之人,今俱为佃耕之户”[8]。土地兼并,加剧了人多地少的矛盾。人多地少,农村生活困难,一部分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便流入市镇。富余农业劳动力部分流入市镇,从事工商业经营并不就是坏事,从市镇经济方面看,大批农业剩余劳动力投入工商业经营,可以促进以工商业为主的市镇经济的发展,从而推动社会进步。如湖南巴陵县(今岳阳县),乾隆年间“十分其民工商居其四;十分其农而佃种居其六;十分其力而佣力居其五”。四川嘉陵江沿岸,乾隆末以佣力为生,充当工夫水手者不下数万人。湖北汉口镇,地处东西交通要冲,南北交汇枢纽,来此开栈设铺,以庸力为生者颇多。据民国《湖北通志》载:鸦片战争前夕,该镇“居奇贸化之贾,比廛而居,输转搬运者,肩相摩踵”。晏斯盛《清设商社疏》中亦称:“楚北汉口一镇,……(乾隆十年时)户口二十余万。五方杂处,百艺俱全,人类不一。日消米谷不下数千〔石〕”[9]。江苏吴江县盛泽镇,因“地产绸绫,商贩云集,五方杂处,民户繁多”,乾隆初不得不将吴江县迁至此镇,专司安全管理等事务。一部分农民流入城市,促进市镇经济的发展,这是合符历史发展趋势的。但在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里,解决人口大量增加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却是有限的。在耕地不足,生活日益困难的压力面前,更多的穷民则涌入山区。他们在那里开荒种地,采矿伐木,摘茶种烟。雍正初,江西、浙江、福建等地,已有大批穷民涌向山区,他们在那里搭棚居住,以种麻、种靛、开矿炼铁、造纸、种烟等维持生计,被称为棚民。川、楚、陕三省交界之地,处于长江中上游,重山峻岭,地形险要,有所谓南山、巴山老林等地,历来是贫苦农民反抗封建统治者的据点。清初曾下令禁止百姓入此山区。乾隆年间,人口猛增,大批失去耕地的穷民,纷纷“襁负而至,佃山结屋,垦土开荒”。平利、洵阳、白河、紫阳、石泉、汉阳六县,“俱是荒山僻壤,土著无多”,自乾隆三十七、八年至嘉庆初,川楚两省“穷民就食前来”者颇多;河南、江西、安徽等省“贫民亦多携带家室,来此认地开荒,络绎不绝”,致使当地户口“骤增至十数余万”[10]。据《东华续录》(卷九六)载,乾隆四十七年九月,陕甘总督李侍尧奏称:“陕省兴安州地形险要,户口较前增至数十倍”,其中大部分是由外地迁来的。尽管清政府一再禁令百姓进入山区,但“各省生齿日盛,浸有人满之虞,无业穷民势难禁其入山”。为获得更多而又廉价的土地,以满足人们生计需要,内地平原,则出现了毁塘、填沟、截河、围陂的拓地潮流,有的甚至垦种江海沙滩地。长江中游地区地势平坦,湖泊众多,明代以来,人们便大规模围湖造田,清代则更甚于明。仅乾隆初的十一年间,湖广地区就围垦洞庭湖达十万零七千余亩。湖南龙阳一县,乾隆初即先后围垦“滨湖积水荒地”共五万三千七百七十五亩。乾隆五年,清政府颁布准许人们开垦零星边角地政策之后,湖广地区遂有“傍湖居民,招徕四方认垦之人,复以湖滨各处筑堤垦田,号曰‘民围’。数十年来,民围之多,视官围不止加倍。约计公私报册堤塍,不下九万余丈,积八十万步,当千里稍赢。往时受水之区,多为今日筑围之所”[11]。乾隆十年,湖南巡抚杨锡绂在《清严池塘改田之禁疏》中云:由于政府采取休养生息政策,“乃自滋生日繁,荒土尽辟。愚民昧于远计,往往废水利而图田工。不独大江太湖之滨,及数里数顷之湖荡,日渐筑垦,尽失旧迹,即自己输粮管业数亩之塘,亦培田。一清之涧,亦裁流种稻”。乾隆十四年,曾下令“官地民业,凡有关水道之蓄泄者,一概不许报垦。倘有自恃己业,私将塘池波泽改垦为田,有碍他处民田者,察出重惩”。无奈人口太多,人们需要更多的耕地来养活自己,因此这道命令未能阻止人们向江湖要地。乾隆十七年,湖南龙阳县又续垦湖田二万三千九十亩有奇。乾隆二十九年,江西巡抚明德上报该省垦得“官山、田地、洲塘共一千二百九十四顷五十九亩有奇”。安徽合肥县,“高田为多,最须防旱,地既不近大江,全赖陂塘以资蓄泄”,然而嘉庆时却有清明塘、小官塘、大丰塘等近十处塘陂被改造成田。清人汪士铎曾这样讲道:“人多之害,山顶已殖黍稷,江中已有洲田,川中已辟老林,苗洞已开深菁,犹不足养。天地之力穷矣!”。这虽然有些悲观,却也道出了清代社会问题的严重性。
人与自然争地,带来的必然后果,就是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如川、楚、陕边界地区,乾隆中叶以前,这里山高水秀,古木参天,遮天蔽日,一片原始森林。自从大批穷民涌入该地区后,他们大规模地砍伐森林,刀耕火种,原始森林大面积被毁。严如《三省山内风土杂识》载:涌入这里的穷民,开垦新地,必先伐木,“数十人通力合作,树巅缚长,下缱千钧巨石,就根斧据并施。树既放倒,本干听其霉坏,砍旁干作薪,叶枝晒干,纵火焚之成灰”,借作施肥。由宝鸡经草凉驿、黄牛堡,过凤县、古陈仓、留坝厅至褒城县一带五百里山路中,乾隆初仍“古木丛篁,遮蔽天日”,然至乾隆末嘉庆初,“为川楚棚民开垦,路虽崎岖而树木已稀,惟柴关一处,尚有古木数千章”。长江流域山区的森林,就这样一片一片地被砍伐,变成了耕地或童山!有学者认为:“人类生态系统实际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__经济__自然复合生态系统。”如按此见解,则要求人类必须保持与社会、经济、自然的有机统一,即保持这个复合生态系统的内部平衡,如果平衡一旦破坏,人类就必然逃脱不了社会与自然所降临的灾难。清代中后期人口过快地增长,本身就已破坏了这一平衡。作为清统治者,本应从发展生产的角度,一方面控制人口增长,另一方面提高农业生产水平。但是,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去这样做,结果造成人们滥垦滥伐,进而破坏生态环境,使已不平衡的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灾难便不可避免。森林被毁,土松易失,大量泥沙被雨水冲入江中,造成水土流失,增大灾害程度。汉水即是有名的“跑沙”河,“当夏秋涨发,(江)中有跑沙突起洪涛之中,出没无常,舟人步步留心。……如不能避,则沙壅船头,顷刻之间,人舟均无踪矣”。江西九江等地,乾隆时期亦聚集了大量棚民,开荒种地,种植薯、麦、菽、粟、高粱等杂粮,至使“林残石出。……因而土壤松浮,山多赤露。每逢一雨,沙土兼流。甚则冲塌奔腾,悬崖立溃,溪港淤滞,则溢上高田。浊流入江,而沙洲暴长”[12]。四川巫山县,仅县城所依之阳台山,历年垦辟,至使水土严重流失,“每因骤雨遂至,水石并行,填街塞巷,有时城门不可启闭”。严重的水土流失,不仅使长江逐步变成“黄河”,而且沙石随水而下,在中下游地区淤积成洲,垫高河床,从而增加了中下游地区洪灾的破坏程度。清人阮元指出:长江每年“夏秋间,挟泥载沙浑流而下,几与黄河无异”;王柏心亦称:“夫江自岷蜀西塞,吞名山数十,所纳山谷溪涧不可胜数。重崖沓嶂,风雨之所摧裂、耕氓之所垦治,沙石杂下,挟涨以行五千里,自彝陵始趋平地”,“十数年来,江心骤高,沙壅为洲,枝分岐出,不可胜数”。同治《枝江县志》(卷三)“堤防”亦载:“上游秦蜀各处垦山民人日众,土石掘松,山水冲御,淄挟沙行”,淤于江河之中,在枝江、石首、监利等地形成众多的洲滩。长江中下游地区,地势相对平坦,地形比较低湿,沿江湖各州县,几乎无县不设堤塍护城捍田,圩田大量存在。安徽无为州,四境之内“圩居强半焉”,仅靠奥龙河及西门附郭圩田即达二千余顷。长江中游之湖广地区则更多。湖南龙阳县,至少有滨湖围田七万六千八百八十五亩;湖北监利县,咸丰九年清丈时,有圩田共四百九十一处,其中“上田三千八百七十一顷三十七亩”有奇。同治时,“南堤之内,有田数千顷,俱作堤塍御水”[13]。这些圩田,一方面需要江水灌田,另一方面又要防止洪水溃堤造成破坏。围湖垦田,使湖面缩小,湖泊的抗洪能力减弱;滥伐森林,造成严重水土流失,泥沙俱下,淤于江湖之中,使河床抬高,江面变窄,水流增激。加上大面积森林被毁,气候环境日益恶劣,雨晴不常,暴雨成灾,从而给长江中下游人民生产、生活带来巨大灾难。自宋至清,长江流域出现过四次特大洪灾,清代就占三次,其时间分别是:乾隆五十三年(1788);咸丰十年(1860);同治九年(1870)。每次洪灾都给沿江人民带来巨大灾难。以乾隆五十三年洪水为例,湖北被淹三十六县,鄂西长阳一带“平地水深八、九尺至丈余不等”;江陵因万城堤溃,城垣倒塌无数,水深一丈七、八尺,城厢内外淹死者达一千七百多人,房屋倒塌四万多间57;武昌“学官水深两丈,二月不退”;“汉川”舟辑入市,民漂溺无数。据《湖北省自然灾害历史资料》、《湖北省近五百年气候历史资料》统计,清代江汉平原出现水灾203个年次,旱灾98个年次。其中危害较大者,水灾117个年次,旱灾17个年次。除有一年水旱并存外(康熙五十三年),清代268年间,江汉平原有133年遭灾,平均两年一次。在这些灾害中,水患所占比重明显高于旱灾,占87%,平均2.2年一次。又据雍正《湖广通志》、民国《湖北通志》、《清实录》、《清史稿》等记载,仅武昌、公安、石首、房县、谷城、崇阳、沔阳、荆州、竹溪、枝江、宜城、巴东、通山、黄冈、潜江、麻城、建德、天门、罗田、汉川、京山、钟祥、监利、均州、黄州、松滋等沿长江汉水及其支流沿岸二十七个府、州、县城的粗略统计,顺治至光绪年间,大水入城、城垣被淹或崩坏者,约有五十九次(未入城之大水在外),其中顺治一次、康熙六次、雍正七次,乾隆七次,光绪一次。可见,江汉沿岸,水灾愈来愈多,对农村经济的破坏也愈来愈大。生态环境破坏,自然灾害增加,给长江流域农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巨大困难,制约了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首先,它破坏了当地正常的农业生产秩序。据《楚北江汉宣防备览》记载:长江、汉水自“乾隆、嘉庆间,连年溃堤,比岁不登,民困斯极”。湖北天门县,同光时期,“频年水患,不渍则溃,不溃则渍,颗粒无收”。汉川县,滨湖渚垸“苦冲决,兼苦渍涝”。监利县,“人民托命于一堤”,但由于“江身日高,不能溶水”,堤塍常溃。同治时县令徐兆英曾说:“予考监利之害,莫江水为烈矣。竭民财力起堤以御之,十岁中,少者决二、三,多者决至四、五,甚者频年决。悲夫!何斯民之不幸也?今江身日高,不能容水,……堤万万不支也。……嗟呼!可不惧哉?可不虑哉?”堤溃频仍,水患连年,农业生产受到极大破坏。为了筑堤,几乎耗尽人民血汗。监利县“版筑之费皆派诸田亩,决与筑相循,征与修无已,民力有尽,江患无穷”。大量人力物力被投放到江防筑堤上去了,哪里还顾得上提高农业生产水平呢?更不要说抵御水患所带来的灾害。其次,水患造成人民大量流亡,既影响农业经济的发展,又造成新的社会问题。道光以前,江汉平原因水旱而逃亡的现象比较少见,雍正时曾有一例。此后,动辄外逃,“几成习惯”。道光十四年,沔阳州饥民“什佰成群”,逃往顺天府密云、三河等县;道光十五年,沔阳、汉川等洲县“逃亡甚众”[14]。道光二十年九月初一至初十日,湖北大雨,汉江涨水一丈七尺余,“以致钟祥、潜江、天门、沔阳、汉川等县晚禾被淹浸”,“被水民人,纷纷逃亡他省”,江夏等州县逃亡在外者达一万五千余户”。光绪八年,监利、沔阳“流民在外者,不下数十万人”。大量劳动力离开土地,反过来必然影响农业生产的发展。第三,每次灾害之后,地方必然向清政府请赈告蠲,从而增加政府负担,加重社会矛盾。据清实录统计,江汉平原清代蠲恤共计一百一十二次,所及县份达一千二百七十四县次,总数在千万两以上。由于清初对四川经济的大力开发,使川省成为长江流域重要的粮食产区,江汉及江南地区,凡遇水旱灾害,大多自四川采办或调拨粮食赈济。雍正七年,江浙水灾,遂遣员赴川采办粮食。乾隆七年,拨川谷二十万石分运江南、湖北备赈;乾隆十八年,拨川谷十八万石于江南备赈;乾隆四十三年,湖北、江南并旱,四川碾米二、三十万石赴江南;乾隆五十年,为济湖北、江南旱灾,四川又一次碾米三十万石以待楚贩。伴随灾害频繁的是粮价不断上涨。雍正年间,湖广地区粮价尚维持在七钱至一两一石之间,乾隆十六年则涨到一两四、五钱至二两一石。尽管此后川粮大量调运该地区,但该地区粮价仍大体维持在一两二、三钱至二两一石之间。粮价上涨,老百姓生活便发生困难,一遇水旱,生活更加困难,于是清政府不得不大量提供钱粮予以赈济。湖广地区本为财富之区,清政府依之颇重,蠲赈增多,影响国家财政收入。为了平衡物价,赈济灾民,清政府在各省府州县设有常平仓,并规定了各府州县不同级别的贮粮数量,一般大县一万石,中县八千石,小县六千石。由于水旱时发,长江流域各府州县仓贮粮食常常不能饱和。乾隆三十五年,湖广总督吴达善、湖北巡抚梁国治曾奏称:“湖北省额设常平仓谷一百二十余万石,近来粜赈兼施,缺额谷五十余万石”。[15]此外,长江下游地区在清代受到中上游地区滥垦造成的自然灾害袭击也十分严重,使这一地区经济的发展亦遭受重大影响。圩田居其强半的安徽无为州,从明嘉靖、万历时起,便逐步长成数洲,清初沙洲迅速增大,至康熙八年止,先后在江边筑了五道长堤以护州城。康熙六十年以后,“江之南岸,洲滩日长,以致江水北扫日甚。至雍正八年,所修筑之堤,旋被江水冲激崩裂”[16]。该县人民不得不常常勒腰筑堤,农村经济受到极大影响。
长江流域,作为清代财富之区,以不足全国一半的耕地,却要养活超过全国半数的人口,其经济压力之大是可以想象的。清政府为缓解人口太多给经济带来的压力,走的是鼓励小农开荒拓地的老路子,结果导致和放纵了人们对土地的滥垦,造成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增加了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和破坏程度,这不但没有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反而成了农村经济进步的障碍。事实证明,这条路子是走不通的。在改革开放的今天,长江流域应当日益发挥其重要作用。但要注意的问题是:如何科学地合理开发长江流域的土地、水利、森林等资源,把保护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与开发放到同等重要地位来考虑,制订出综合开发与综合治理并举的战略,长江流域经济才有可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农业科技旅游美学审美
当前,在世界范围内兴起了一股农业生态旅游的热潮,而农业科技旅游也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重视。这一现象是在已经取得辉煌工业文明成果的后工业社会里,人们希望回归自然的一种精神需求,是人们追求自然、崇高质朴的一种审美需求。所谓农业科技旅游就是依托古今农业科技发展的历史遗迹,现代农业科技景观设施等所进行的休闲旅游活动。当我们从审美角度去分析认识这种活动时,就能够发现,农业科技景观旅游的兴起是必然的。我国杨凌高新农业示范区发展计划局在对西安市民进行旅游调查显示,近40%的人有到郊区特别是田园风光景观旅游的愿望,有近35%的人有想亲自经历农耕和养殖作业的愿望,其余25%愿意到度假山庄去疗养。[1]同时,对于长期居住城市的人们,还有青少年来说,则更青睐既能受到美的熏陶,又能增长知识的农业科技景观旅游。因之,对农业科技景观旅游活动进行审美观照,便具有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农业科技景观旅游是满足现代人的审美需求的重要途径
审美不是人类天生的禀赋,也不是人类在进入艺术领域后才增长的才干。审美作为人类特有的有意识活动,是伴随着人类社会历史的产生而产生的。美产生于劳动,美的事物都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它直接呈现于对象的感性形式(色彩、线条、形体),在这些感性形式中凝结着人们的劳动和创造。这些形式成为人的智慧、灵魂和力量的标志,能唤起人们的愉悦而成为美的事物。因此,随着生产实践的发展,美也在不断发展。我们用上述观点来观照古今农业科技就能发现,农业科技景观旅游的美学因子实则包括三个层次:一是农业美学本身,具有的形式美、动态美、韵律美、艺术美。二是体现了美的创造者———劳动者及劳动本身的美:人工美、功能美、技术美。三是农业美赖以产生、发展的社会美、时代美。人们在农业科技旅游中,能够深切体悟、领会农业美
学本身无穷的迷人魅力,同时,通过对农业科技的了解,认识劳动者的精神世界,从而增强对劳动人民的热爱。再次,认识农业的发展,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农业美学的发展,把握社会、科学、美学发展的规律,以利于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因此,农业科技旅游可以提高对农业科技的认识,更好地发扬农业科学精神,进一步推进农业科技意识的觉醒和提高。这种农业科技活动,是人的社会实践的扩大,同时也是人们审美范围的扩大,审美客体和审美主体的互动,自然而然提高了审美主体的审美能力,在审美的同时,又受到思想的洗礼,知识的丰富,这就是农业科技景观旅游有异于它种旅游形式,是满足现代人审美需求的重要途径。基于以上分析可以认为,农业科技景观旅游必然地会成为当前一个时期内我国旅游的又一个热点,且会越来越热。
二、农业科技景观的审美内容
农业科技景观是地球上的一种景观形式,它除了具有一般景观所具有的客观的地物、地貌特征外,它更是社会的一种空间,是人类生活的栖息地、生产劳动的场所,因之,它也就具备了视觉审美的内容。农业科技景观内容,从宏观上,所有与农业科技有关的地物、地貌和人群,都可包含于内,从微观角度分析,即以人的视觉所观察到的具体的农业科技景观,有水利、梯田、农具,技术及现代农业高新技术及其设施等,这些景观各自有不同的审美内容。
(一)水利设施的社会美、动态美
我国从古到今,有关水利建设的成果不可胜数,工程景观多有遗存。从远古的大禹治水,劈山导洪,古今之龙门,传为禹所开凿,今人睹之,亦称其奇。四川都江堰、京杭大运河,陕西关中农田水利,新疆坎儿井等均为天下名胜,近现代以来的长江三峡工程等大型水库,均为世上奇观。在技术上,过去自然条件的自流灌溉,到今天的节水灌溉,材料、技术发展日新月异。水利设施景观旅游,人们首先受到震慑的是它的社会美。当人们看到巨大的山峰被劈成两半,或滔滔大江被拦腰锁住,或暗河百里而清流欢腾,或“玉龙”随着人意而畅流不息,自会感叹人类的力量是伟大的,是无坚不摧的。在漫长的社会发展过程中,正是这种强大的力量,才创造了我们今天的繁荣与进步。笔者曾于2003年参观了新疆吐鲁番地区的坎儿井,对这一点感受颇为深切,曾作诗一首对其赞颂。诗云:“生民自居造化力,掘地饮水举世奇。雪水奔涌五千里,清凌润口兼沁脾。灌出良田碧似洗,育得果瓜含饧饴。我披骄阳饮此水,江山同醉花影迷。”这恰是这次旅游产生的效果。同时,通过水利景观的旅游,可以加深人们对水的认识。人们对水的传统的认识是人与水的对立,水只是一种物,随人处置,故或视其为洪水猛兽,排之去之,或视水为索取无厌的物,灌溉、发电、不加节制地利用之,浪费之,污染之。要说审美,水之美也仅仅成为哲学家思想家借水论人,诗人、作家借物抒情,画家、音乐家发泄牢骚的寄托物罢了。现在,环境的恶化使人们对水的认识发生了很大变化,亲水意识增强了,爱水护水,人与水和谐相处,通过水利科技景观,特别是节水灌溉技术、设施的参观,更能很好地理解人喜择水而居和依水傍水的环境美,依供定需、量水而行的规律美,人水共处、相得益彰的和谐美。我国古代的水利工程,其技术美亦令人叫绝。被称为“活的水利博物馆”的世界上最古老的水利工程都江堰,已有22600年的历史。它以无坝引水、自流灌溉为其特色,位居成都平原顶端、岷江的出水口,居高临下,分为鱼嘴、飞沙堰、宝瓶口三大主要工程。鱼嘴分水,飞沙堰泻洪排沙,宝瓶口进水,三者珠联璧和,协调运行,互相制约,饮水入田,分洪减灾。特别值得称道的是,都江堰工程科学地解决了引水泄洪排沙的世界水利技术难题。由此可见,古代水利工程确实具备了科学美。
(二)梯田景观蕴含的韵律美、智慧美
梯田是“在坡地上沿等高线修筑的阶台式或波浪式断面农田”。[2]一般说来,在磅礴逶迤的山坡峻岭上修建的梯田,将巍巍山岭依起伏之势,劈山积土,累石为界,便形成了高阜之田,其平如盘,层层映绿。[3]是体现农业进步的一种科技景观资源。梯田景观在世界各地均比较引人注目,其有名的如菲律宾伊富山上,2000多年来一直沿山修筑水稻梯田,位于马尼拉以北250公里的安第斯山上的水稻梯田,它被誉为“当地土著……通往天堂的天梯。”世界文化委员会已将巴纳韦高山梯田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在我国从古至今,华夏儿女生生不息,辛勤劳作,开山劈石,垒土造田,在荒山秃岭上开掘出了梯田。创造了举世震惊的成就。著名的云南哈尼梯田至少有1300年以上的开发历史,并至今持续使用和发展,以森林、村寨、梯田、江河“四素”共构人类生产生活空间的传统人居环境和农耕文明的典范,上百万亩农业生态奇观,既是人文景观,也是自然景观,更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认识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科技活动的结果,是民族文化、古代科技、自然生态的巧妙结合的典范。当我们欣赏哈尼梯田时,一面面山坡,一道道山梁,一片片梯田,纵横交错,气势磅礴,让人惊艳,30多公顷的梯田世界是中国大陆的最神奇的景观之一。20世纪的最后一年,哈尼人为其千百年来创造的梯田奇观申报了世界文化遗产。在我国各地,在中国各个历史阶段,都遗存有大量的梯田景观。其中最著名的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大寨梯田,山西昔阳县大寨村的七沟八梁一面坡上,大寨几辈人数十年的艰苦劳作,改变了原来的生产条件,人力造出的梯田首尾相连,层层依偎,高低错落,绵延不绝。当我们欣赏这些高低错落、蜿蜒在等高线上的田块时:观赏水田,则田如层境,波光粼粼,细瀑清泉,飞花溅玉,水车飞鸟,别有天地;观赏旱地,则绿波涌涛,千迭起伏,山随田动,田随山高,一派生机,尽奔眼底。此时,梯田形成的“蛇形线”沿山转,宽适当,长不限,绘的是“灵动”的感觉,这就是梯田本身所具有的形式的韵律美。当然,我们观赏梯田,往往被劳动人民的力量所折服,被劳动人民的精神所震慑,越是条件艰巨的地方,劳动人民越能发挥聪明才智,创造奇迹,创造出新的生态环境,这就是梯田所带给我们的社会性的人工美。
(三)技术景观蕴含的技术美、功能美
在我国漫长的农耕文明发展史上,技术的发展往往成为农业科技发展的标志,在农业生产实践中,人的本质力量———自由自觉的创造和才能、智慧、意志、情感等最直接、最集中地表现出来,推动农业技术的发展和运用,推动了我国原始农业向传统农业以至现代农业的发展,也证明了劳动人民征服自然的能力越来越高,例如,精细农作技术的形成多熟制的应用,水利设施的多样等,不仅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效益和效率,也提升了劳动人民的生产知识层次。在这里,重点例说的是我国的天文历法知识。这种知识,在我国远古时代就非常普及。《尚书•尧典》有:帝“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故“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农夫之辞也。‘三星在户’,妇人之语也。‘月离于毕’,戍卒之作也。‘龙尾伏辰’,儿童之谣也。后世文人学士,有问之而茫然不知者矣。”[4]《尚书尧典》有:帝“乃命羲和,钦差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远古时代,是民由渔猎而进入耕稼,因而仰视天文以测寒暑季节,以备衣食住行之需,农耕稼穑,皆侍观察昏旦中星。所以我国极其丰富的天文历史知识,为我国传统农业科技的发展奠定了物候学基础。现在保存下来的北京古观象台,模仿元代仪器,制成筒仪、浑仪、浑象、圭表等,还有紫薇阁、漏壶房、晷影堂等建筑。清康熙年间耶稣会士监制西式黄道经纬仪,赤道经纬仪,地平经纬仪,象限仪、纪限仪、天体仪等。清乾隆初年戴进贤制作玑衡抚辰仪,这里有世界现存古观象台中保存最旧的连续观察记录。倘佯在这些古代人们精心发明出来的科学观测仪器中间,我们怎能不为其精巧绝伦而摄心动魄,感受到祖先的聪明才智,从而激发我们民族的自豪感呢?我国传统的历法,就是本着“闰以正时,时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于是乎在矣。”(顾炎武,日知录卷三十“天文”条)的原则设立的,所以年分十二月,又订立了二十四节气,还在一年中有许多与各地农业生产活动相适应的节日,这些都是为农业生产服务的,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容,当我们随着农业生产实践活动,来审视这些古代历法、节气时,便可体悟出我国传统农业发展到何等发达的程度。当我们欣赏春兰夏荷秋菊冬梅四季花木,或历经春种夏收秋播冬藏各种农时时,我们在这种游览中体验到的是一种美的律动,美的演变,自当令人陶醉,从中我们看到了农业技术发展、应用的作用和魅力。
(四)农具演进中蕴含的形式美和艺术美
在人类历史上,工具是生产技能的客观化,是科学技术的物化。农业科技的发展,在农具的演进中得到充分的肯定。我们在农业科技旅游中,去欣赏从原始农牧业到现代农业生产工具,除深刻地了解农业发展历史外,更能欣赏农具中蕴含的形式美和艺术美。我们知道,新旧时期的石器,便具备了砍砸功能,如现知最早的非洲奥杜韦文化的阿舍利手斧,一端较为圆润,适宜手握,一端锐利,适宜砍砸。我国山西丁村尖状器,也体现了这种双重需要。在劳动过程中,人们又发现了对称、圆形、椎形、方形等行制,同时又体现出光滑、比例和谐、均匀对称等美感要求。在传统农业活动中,我国农具丰富多彩,仅元代《王祯农书》所描述的农具就有200多种。在历史上发生重大作用的如曲辕犁、三角耧、龙骨车(翻车)等。各地都有多种多样的适宜当地农活的农具,无论从材料、形制、功能等方面,把人们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下不断地解放出来,才会发展到今天的农业机械化农具的开发应用。我们说,人类从事生产劳动的直接动力是满足生存的物质需要,但劳动工具的发明创造以及使用,却体现人的本质力量,人的自由,使人从自己创造的成果———工具中看到现实对人的智慧、理想、意志和创造力的肯定,并由此产生愉悦的情感,因此,生产工具不仅具有实用价值,而且逐渐获得了审美价值。所以,当今天人们在一些博物馆,特别是农业或农史博物馆时,在农舍小院看到各种仍在使用的农具时,当我们看到现代农机具的既有科学原理,又制造精美、使用便捷省力的特点时,我们便深深地获得了一种历史演进的审美享受。因此,我们在农业科技景观旅游中,对农具的形式美、艺术美的欣赏表现为:首先,审美的意义。人们制作农具,就是为了实用,而农具的外观的美一般要服从实用,所以,农具的外观就具有了形式美,例如整一、对称、均衡、比例、和谐、多样统一等,在实用的前提下,符合了普遍的形式美规律。其次,农具是劳动人民辛勤劳动的结晶,设计师、能工巧匠在制作过程中,凝结了他们的聪明才智,显现了劳动人民的创造力,这也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农具产品上直接体现自己的本质力量,故而美便存在于其中了。再次,农具在社会的演进过程中,有些转化为工艺品,用于装饰或者其他生活领域,如我国春秋时期用作身份地位区别的礼器圭、璧等,据考古学家考证,它们的前身就是石器时代的石斧、石环等。而石铲则发展为玉铲,用于佩带,成了一种饰物。即使在现代,我们为了美观,给有些器物如儿童玩具手枪柄上刻上交叉斜纹等,也是这样,早先在真正的武器手枪柄上刻交叉斜纹是为了防滑,而在儿童玩具手枪柄上只起装饰的审美作用。所以。当我们发现农具的这种作用时,就使得其审美价值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五)现代农业科技景观中体现的时代美、技术美
随着现代社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农业科技日新月异,这种变化速度快,涉及面广,与传统农业科技形成鲜明对照。在农业科技景观旅游中,我们能强烈而清晰地感受到这一点,即时代的流动性、革新性,并由此引起时代观念和审美需求的变化,这就使农业科技具备了时代美。现代农业科技的发展,引起了农业生产的根本性的变化,如设施农业(即大棚农业)改变了千百年来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动植物克隆技术开拓了育种保种的新的领域,无土栽培技术把农业从赖以生存的土地中“解放”出来……这些无不闪烁着技术的光芒,同时也使我们从农业科技景观旅游活动中充分得到技术审美。在现代农业科技景观旅游方面,在全国范围内,杨凌国家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区的农业科技景观旅游具有代表性。在杨凌示范区的众多景点中,不同的景点分别代表了现代农业科技发展的最新水平,如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具有国内先进水平的设施,光、温、湿均采用电控装置,蔬菜花卉种植采用无土栽培,计算机自动控制滴灌技术,运用基质、水培等多种栽培方法展现了现代农业全新的发展模式。昆虫博物馆是国内展览面积最大、展出昆虫种类最多、展览档次最高、融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的昆虫科普基地。中国动物克隆基地集教学、科研、参观、游览于一体,这里有世界上最大的胚胎克隆山羊群体,有世界上首例体细胞克隆山羊,以及它们的“基因”传代。国际节水科技博览园荟萃了国内外节水设备的精品,体现了节水技术的丰富性、综合性、先进性。人工模拟降雨大厅是世界第二大规模的人工模拟降雨试验设施,能够非常逼真地模拟自然界的各种降雨情形。还有世界名优牛羊良种高科技繁育示范园拥有世界十大著名优良品种。中富绿色硅谷的克隆植物工厂化育苗、设施农业、自控温室以及各种名优特种质资源令人叹为观止。这些农业高新科技已超乎人的想像,指示出人类可以一步步运用智慧控制自然和改造自然,赢得更大的生命自由,并据此可以期望人类憧憬的美转变为惬意的生活现实,对高科技的美学诠释,就是人类本身潜能的自我审视和陶醉。同时,当下时兴的“农家乐游”人们也并不是一味去寻找原始的农村风貌乡俗,实际上也是对现代农业经营的一种观照和认识。我国的现代农业呈二元结构表现出来。其表现一,在同一家庭小规模经营体制下,传统的农业经验、技术与适用的农业机械、必要的农业技术设施、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如生物工程技术等并存,依靠自然力、人力、畜力的传统生产技术与依靠机械力、生产力及社会力的现代农业技术相结合;其表现二,同一农业生产区域内,小规模的家庭经营与较大规模的农业企业或农业园区的农业技术相结合,这种二元农业技术结构,通俗地说,就是“镰刀+收割机”并存。故我国现代农业是一个传统农业与高科技农业并存的时期。在这种情况下全国各地开展的“农家乐游”,可以使我们在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鲜明的对比中,更清楚地领略现代农业科技的内容,从而提高旅游者的文化性,产生审美愉悦,同时受到教育,升华认识层次,收到审美活动“净化”心灵的作用,更深刻地认识现代农业科技的时代美、科技美。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国各地迅速的兴起了农业科技游,而且我们相信,这种旅游活动也必将越来越广泛,越深入
参考文献:
[1]杨陵区发展计划局.《杨凌区观光农业建设项目》招标书[Z].2004.
一、开发地下水灌溉，可降低和控制地下水位，从而减少灌区潜水蒸发量，防止渍涝和土壤盐渍化；可增加降雨和地表径流的入渗量，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减轻水土流失。
二、提取地下水灌溉，可使一切渗漏水得到重复利用;特别是对灌溉渗漏水的重复利用，使灌溉水利用系数进一步提高，发挥地面防渗工程未能起到的作用。
三、河流冲积平原，地下松散含水层深厚，地下水储量巨大；干旱年和连续旱年发生时，可多开采地下水灌溉，抵御旱灾；丰水年利用丰富的降雨和地表水，人工补给地下水，使之恢复平衡。这种利用地下水进行资源多年调节的功能，是许多地方利用湖泊、水库和塘坝等蓄水工程难以做到的。因为特大干旱年和连续干旱年发生时，降雨和地表径流均少，地表蓄水工程蓄不上水，自然不可能为人畜饮水和农田灌溉提供水源了。2011年上半年长江中下游遭遇特大干旱，鄱阳湖和洞庭湖水面大幅缩小，湖底干裂，杂草丛生，鱼蚌死亡，种苗都难以保存。
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的丹江口水库，水位降低到历年最低点。这些情况证明，全国最主要的江河湖库，特大干旱年发生时，抵御灾害的能力也是有限的。因此，应将利用地下水的巨大储存能力进行水资源多年调节，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措施进行研究和部署。四、农业生产打井就地取水灌溉，方便及时，有利防灾增产。许多井灌区多为当地稳产高产区、群众生活相对富裕就是证明。农业节水灌溉的技术内容是多学科科技知识的交集。为提高农业节水灌溉的科技水平，实现跨越式发展，需加强几方面的科学研究。
一要加强农作物科学灌溉研究。农作物科学灌溉取得生产成果，应具备农作物产量(或产值)高、耗水量低以及水分生产率高三个特点。农作物充分灌溉和非充分灌溉的研究若其生产成果不能同时满足三项要求，都不能称为科学灌溉。科学灌溉是农业节水灌溉的基础。此类研究应跟踪农业先进工作者的田间生产进行，研究与示范结合，成果有利推广。
金沙江发源于青海省,全长2308km,在云南省境内河长1560km,流域面积10.91万km攩2攪，人口1300万人，占全省人口的34％，现有耕地88.3万ha，占全省耕地31％，可开垦荒地8.03万ha。金沙江河谷丰富的光、热、土地资源，众多的矿产和优势的水能资源，被誉为“大西南的聚宝盆”。金沙江流域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和丰富的资源优势，已成为国家和云南省经济开发的重要区域，从1994年起金沙江农业综合开发已经拉开序幕，尤其是自丽江县塔城至永善县黄华乡，河长1305km，4465km攩2攪内的干热河谷区（即海拔小于1500m地区）的16个县市是开发的重点。现就金沙江农业综合开发中有关水土保持问题，提出一些看法，进行讨论。
一、自然概况
1、区位与地貌
金沙江流域位于云南省北部，其地理座标为99°00′－105°8′E，24°28′－29°15′N。行政区域有迪庆、丽江、大理、楚雄、昆明、东川、曲靖和昭通八地、州、市的47个县、区。流域西北部为横断山脉，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最高峰海拔为丽江县境内的玉龙雪山，海拔5596m，最低点为东南的金沙江河谷，海拔1016m，境内高峰林立，以山地为主；流域东北部为云贵高原的北缘，地势南高北低，以中山山原为主，最高山峰是东川市境内的拱王山，海拔4247m，最低点是水富县金沙江水面，海拔267m，地势起伏大,“V”型谷多。流域内坡度大于25°的土地面积占总面积的38.9％,地处横断山脉的迪庆州、丽江地区坡度大于25°的土地面积高达62.1％和45.2％；东北部的东川市、昭通地区也分别达到62.5％和43.8％；处于流域中部的昆明市、楚雄州、大理州、曲靖地区坡度大于25°的土地面积占21.3─33.6％攩[1]攪，可见本区地形地貌之陡峻。
2、地质构造与岩性
本区地质构造复杂，岩性多变，起主要控制作用的有滇藏“歹”字型构造，宾川－殜程海断裂、元谋－－绿汁江断裂、普渡河断裂、小江断裂和巧家一莲峰断裂等，境内断裂广泛分布活动强烈，地震频繁而且烈度大，对山体稳定有较大影响攩[2]攪。本区地层古老，古生代、中生代地层均有出露，岩性多为砂岩、页岩、玄武岩、石灰岩和第四系松散堆积物。砂岩呈紫红色泥质胶结，极易风化；页岩具有明显的薄层理，多为粘土质页岩和砂质页岩，透水性小，易风化呈碎片；玄武岩具有气孔状结构，裂隙发育，表层易风化；石灰岩具有可溶性；花岗岩具有原生裂隙，易风化；第四系堆积物易被流水侵蚀冲刷，构成泥石流丰富的固体物质来源。在地层和岩性组合上，往往又是软硬相间，抗侵蚀能力弱，在陡峭的地形条件下和森林植被破坏后极易造成水土流失并恶化为滑坡和泥石流。
3、干湿季节分明，降水集中
本区雨季一般为5─10月，雨季降水量占全年降水时85％以上，降水量有随海拔增高而增多的趋势，山区降水量要比坝区、河谷区多。由于全区地势高差悬殊，局部地区容易形成控制面积小，历时短促，降水强度大的单点性暴雨，从而激发滑坡泥石流暴发。
二、水土保持是金沙江农业综合开发的基础
金沙江农业综合开发主要是土地资源、生物资源、水资源和矿产资源的开发与利用问题。这些资源的开发将对这一区域的生态环境产生重大影响。然而，开发资源、发展经济是人类长期执着的要求，通过资源开发，使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对于流域区内贫困人民群众尽快脱贫致富，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共同富裕是十分重要的大事。但是，任何资源的开发，必须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需要构成危害。这是人类经历了长期成功与失败的教训，从漫长的痛苦中得出的划时代抉择攩[3]攪。鉴于金沙江流域特定的地理环境和特殊的地质地貌因素，在进行农业综合开发时，一定要把搞好水土保持放在首要地位，这是农业综合开发的基础，原因有三条：
1、流域内土壤侵蚀严重
主要表现在侵蚀面积大和潜在危害大这两方面。据1987年遥感资料表明，本区土壤侵蚀面积达46922.62Km攩2攪,占流域面积42.7％，见表1。尤其是海拔1500以下的河谷区及其支流，土壤侵蚀更为严重，据16个县(市)资料表明，土壤侵蚀面积大于土地面积45％以上的有12个县(市),占75％。元谋县高达74.4％，见表2。屏山水文站的泥沙有68.1％来自攀枝花市以下河段，河段含沙量呈上升趋势，见表3。
潜在危害大主要是金沙江流域尤其是目前重点开发的干热河谷区有效土层的厚度浅薄，土壤母质多为第四纪残坡积层，侵蚀模数大。加之山高谷深坡陡、降水量少，蒸发量强，年干燥度大于1.5，旱季干燥度4以上。焚风效应明显。森林植被以稀树灌木草丛和禾本科草丛为主，覆盖率低，农村燃料缺乏。斜坡物质稳定性差，一旦某要素被破坏，旱洪灾害频繁。据考察，全流域五十年代，五年一旱，到八十年代变为三年一旱；洪灾从8─9年1次，缩短到4─5年1次。地处东川市境内的小江，两岸泥石流由五十年代的38条，发展到八十年代的107条，1971─1978年共发生泥石流173次，而1979─1985年共发生泥石313次，而且规模越来越大。每到雨季,山体滑坡、岩体崩塌和沟岸泻溜等屡见不鲜,堵江断流现象时有出现。昆明市松花坝水库,六十年代进库泥沙平均为5.2万t/a，七十年代进库泥沙平均为7.3万t/a，八十年代进库泥沙平均为13.2万t/a，大大缩短了水库使用寿命。昭通地区的巧家县，1950年有山泉3020个，到1981年已干涸708个，县城大龙潭流量六十年代为0.14m攩3攪/s，八十年代已下降为0.097m攩3攪/s。
严重的土壤侵蚀，使土地耕作层变薄，肥力下降，地力衰退，农业生产水平低而不稳。农业生产长期处于“大灾大减产，小灾小减产，风调雨顺增点产”的局面。生态环境的恶化，制约着这一区域经济的发展，是这一区域贫困的主要原因之一。
2、地质构造复杂，山地灾害严重
本区有众多的断裂带，特别是深大断裂带及其派生的次一级断裂带，常常是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山地灾害的活动区。据方光迪、张信宝调查，金沙江流域（云南境内）分布有滑坡、泥石流灾害点999处，其中滑坡、崩塌447处，属大型滑坡、崩塌有114处，中型294处；发育泥石流沟552条，属大型中高频率泥石流沟66条，主要分布在主河道两岸及支流腊普河、金棉河、黑穗河、龙川江和小江流域，活动频繁，危害严重攩[4]攪。本区新构造运动强烈，地震频繁，地震降低了岩石强度和山坡稳定性，地震后往往伴随水土流失。又据云南省气象局1950─1980年30年资料统计，金沙江流域，发生较大的洪旱涝风等灾害1363次，其中水土流失严重的昭通地区和东川市，发生灾害的次数是其它地区的2.4倍，农田受灾面积日趋扩大攩[1]攪。
3、生态环境脆弱
本区是由青藏高原向云贵高原和云贵高原向四川盆地过渡地带，是地质环境脆弱带，也是生态环境脆弱带。山地垂直自然带幅窄，递变急剧，微域差异显著，使每一个垂直自然的环境容量小，经不住外界冲击。加之地势高亢，坡度陡峭，地质结构松散，在这种地质地貌条件下所形成的环境和农业生产对外界干扰的敏感性强，自我调节、自恢复能力差。本区矿产资源的大量开采，将对地表、沉积圈和一些自然地质作用的影响日益增强；矿产资源的采掘、挖空和爆破，使地表静压负荷、动压负荷的产生和变化，导致或诱发构造应力状态的变化和重新分配攩[5]攪，地质环境受到破坏。
三、水土保持是金沙江环境保护的重要内容
如前所述，由于金沙江流域土壤侵蚀严重，地质构造复杂，山地灾害频繁和生态环境脆弱，因此，在开发的同时必须十分注重环境保护和治理，融开发与保护治理为一体，纳入综合开发的具体内容。地处金沙江中游的迪庆州和丽江地区生态恶化，环境污染问题日趋严重，金沙江沿岸几乎全是荒山，雨季频繁出现的山体滑坡造成大面积泥石流，挟带泥沙冲入金沙江；著名的泸沽湖已受到旅游业带来了污染和沿湖植被破坏导致的大面积水土流失的危害，程海沿湖养殖场污水不加处理直排入内，加速了水体富营养化攩[7]攪。土地资源开发、矿产资源开发和公路、铁路建设等都一定要有水土保持方案并坚决付诸实施，同步进行。提倡开发与治理相结合，以开发促治理，以治理保开发，在治理中求发展。追求经济效益必须有利于防止水土流失，搞好水土保持是保护生态环境的核心。金沙江农业综合开发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认真对待，协调好各方面的因素，将各项开发项目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形成系统的最佳整体。否则，就会顾此失彼或相互制约或被抵消，起不到综合开发之目的，寓环境保护于资源开发之中，以良好的生态环境支撑经济发展，又以经济发展带动环境建设，使两者达到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用持续发展的观点看，促进社会进步和文明，是人类追求的长远目标，发展经济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而生态环境效益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保障，是基础。不能只追求眼前的经济效益，急功近利，而损害持续发展的长远利益。只有搞好了水土保持，这一区域的经济增长才能持久；不注意水土保持不仅危及本区域人民利益，而且对长江中下游带来危害。只有搞好了水土保持，才能使金沙江流域的环境质量得到提高，最终实现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
水土保持主要包括坡地改梯地、兴修农田水利、植树造林、改良土壤等。金沙江流域坡耕地多，土层瘠薄，保水保肥能力差，粮食产量低而不稳。以坡地改为梯地为重点，集中成片地进行坡地改梯地和坡面水系建设，使耕地土层增厚，蓄水能力增强，沟、凼、池配套，形成有效的防护体系，既减少地表径流使土壤不受冲刷，又拦蓄了水源，减轻了水土流失。兴修农田水利，可以促进环境的改善，保障农业稳产高产，又提供了较好的生产生活环境，改善了人们的生存条件和脆弱的生态环境。植树造林是确保农业开发持续开发的绿色屏障，是金沙江环境建设的主体。改良土壤主要是实施有机肥耕作法，横坡聚垅免耕法，充分发挥用地养地的作用，这是山区防止土壤侵蚀和污染的重要方法。在某种意义上讲，水土保持就是金沙江流域环境保护和建设的主要内容，搞好了水土保持才能较好地处理好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才能做到生态环境好转，山地灾害减少，土地生产力提高，环境容量扩大，整体效益显著。
四、水土保持型生态农业是金沙江农业综合开发的道路
农业综合开发的目的不仅要使流域内广大人民脱贫致富奔小康，而且要使这一区域的社会经济、生态环境持续发展和不断好转，以及不损害子孙后代的利益为宗旨。因此，必须探索资源开发利用更为合理，生态环境更稳定安全的持续发展的方法。最近兴起的“水土保持型生态农业攩[6]攪，可供我们借鉴。超级秘书网
人力资源开发的不足在农业产业化升级的过程中主要表现为国际先进理念难以被很好地应用；龙头企业后续力量不足；草根人才综合素质偏低。
加快农业产业化发展是建设现代化农业；促进农民增收；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途径。2009年暑期社会实践期间我们慕名来到农业产业化先进典型江苏省东台市进行了一系列的调研走访。通过走访当地干部群众，走进龙头企业、深入产业园区、参观农产品集散市场，我们对当地改革开放30年来农业产业化建设所取得的成就有了直观的感受，对发展农业产业化在“三农”工作中的地位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同时我们对当前发展农业产业化进程中所出现的问题也有了一些初步的理解，选出亟待解决的人力资源开发问题进行了较深层次的总结、探索。
一、问题表现
（一）理念对撞——“国际视野”难以植根本土
农业产业化要前行就要着眼市场，紧紧围绕国际标准需求，着力提高农产品质量。具体表现为实现农产品的标准化生产，通过引进国际生产技术，进行分类加工、用科学生产、管理、营销理念来铸就具有世界竞争力的“知名品牌”。但在具体推进时却面临着农民综合素质难以适应国际标准的突出矛盾。东台市早在1979年就已经开始小规模种植甜叶菊，经过多年的探索，当地已形成了一定的种植规模，取得了较好效益。为使这一新一代绿色保健糖源产业得到发展壮大，当地政府高起点规划引导，倾力引进加拿大GLG集团的投资，兴建集研发、种苗、生产深加工、营销于一体的甜叶菊生产加工基地——润洋公司。项目建设早在2年前启动，企业与政府密切配合，两条生产线于2008年年底如期建成。然而紧接着的工作推进却异常的困难，在深加工生产过程中，企业在当地招聘的工人对严格的生产加工规范要求难以适应；与投资方自带的加工生产骨干在理念、技术等方面难以磨合，需企业长期支付巨额的培训成本。同时，农民在初期选种、标准化种植和后期菊叶采摘上得不到必需的指导再加上部分菊农缺少基本的诚信意识，销售的菊叶与收购方的要求存在着巨大反差，使加工环节很难保证最终产品的要求。可以肯定，企业加工与农民种植之间的质量“博弈”，将会经历一个较长的磨合过程。究其原因是当地农民的知识视野形成了顽固的习惯，很难一下子改变根深蒂固的自给自足、及时唯利的小农经济思想。仅靠龙头企业和政府方面的努力，争取主动权将十分艰难。必须挖掘培养更多的本土人才。
（二）人才脱档——“先进标兵”面临生存危机
由土生土长的富安人，全国人大代表卢克松同志领军的江苏富安茧丝绸股份有限公司系农业部等九部委联合认定的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其探索的“公司+工厂+农户”茧丝绸产业化运行模式和效益二次分配，被业内誉为国内最成功的模式，得到了国家领导人和众多专家学者的肯定，主产品白厂丝的质量、性价比在市场上有着很强的竞争力，为造福当地农民，壮大镇村经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这家知名企业在取得具大辉煌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一定的生存困境。首先，公司经营班子平均年龄高达57岁，自身的力不从心再加上目前公司运行中交织着的各类矛盾和困难使他们“雄心”难在。补充更替经营管理人员已十分迫切，但要选择到一个能够融入到农民中去协调处理好各方利益关系并且有能力持续驾驭市场，不断创新经营管理理念与茧丝绸生产加工技术的人才并非易事。其次，在农村大量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大背景下，栽桑养蚕依赖的是50岁以上的留守劳动力。但5年-10年后这批劳动力将最终丧失同时进城务工人员又难以适应辛苦的蚕茧生产工作，茧丝绸业将面临着基本劳动力短缺的危机。这势必要求产业转移或采取新的组织形式来谋取更大效益源泉，这些工作需要一个庞大的人才体系来适应时间、空间的高跨度；组织、协调、运作的高难度。而这个人才体系的核心在于能够与农民同甘共苦，完全融入当地茧丝绸文化的草根人才。
（三）草根人才——“产业提升”凸现能力不足
著名的“西瓜之乡”三仓镇走特色农产品生产致富路径的能人辈出，目前建成了1个无公害农产品种植示范基地，50多个产销合作组织，扶持培养了1400多人的农民经纪人队伍。他们凭借较高的技术投入率、新品种引进率、田间茬口利用率、钢架大棚普及率使得全镇大棚种植面积高达10万亩左右，外包土地5.5万亩，农作物亩均效益稳定在5000元左右。“东台西瓜”、“佳脆牌”萝卜、青椒、胡萝卜凭借较高的“绿色含金量”享誉全国。但是，我们不得不指出当地的
农业生产更多的仍局限于一家一户的小生产模式，产品仍定位于初级的农副产品上，营销仍以经纪人原始的贩运式销售为主，这就决定了农民难获市场主动权，收益与辛劳的比率差距较大，农业发展难以摆脱原始的农业生产力释放空间的约束。在农业产业化初级阶段中显现“吃苦耐劳、博击在前、初有成就”优势的草根人才，因受小农经济的思维束缚再加上自身文化知识的欠缺，面对现代经营模式的迟滞，客观上难以在未来产业升级中有较大的作为。
二、矛盾分析
在调研走访中我们和东台的有识之士共同分析了矛盾产生的主要原因。从客观上看：催生农村实用人才群体的因素缺乏，各项保障机制孕育时间漫长；传统农业难有作为的认识根深蒂固，大部分劳动力对现代农业的认知肤浅；涉农工作辛苦，跳出农门，居所城市的愿望普遍存在，市场配置的难度大；诸如大学生村官、农业科技人才的配置只是在较高层面上推动的一种象征性体现，并未真正从“三农”工作的战略要求，从根本上采取切实保障的措施。从主观上看：上下的组织程度不高，在无商不活、无工不富的认知牵引下不少领导干部缺少对“三农”应有的认识高度从而导致农业所需人才开发在区域发展中的位置还不突出；动态性管理服务水平层次还较低，大多停留在“年初谈谈打算，年中搞搞培训，年未统统数字”的层次上，针对性、系统性缺乏，各项服务管理工作并未落到实处；对涉农教育、培训基地建设，农村科技人材的补充投入、配套政策明显不足。能工巧匠、经纪人独立作战较为普遍，他们获取新知识、新理念、新政策的渠道不畅，激励引导机制缺失，这些主客观因素的相互作用势必制约束缚着农业现代化的进程。
综上所述，实施多层次、多方位、多途径的农村人力资源开发，造就一批能够创新经营模式；巧用市场制胜技能；借用现有产业优势带动农业产业新发展的人才群体势在必行。
三、对策建议
（一）发展农业产业化，掀起人才开发认识大提高
在各级领导干部中着力开展《十七届三中全会决议》的再学习，系统诠译、理解“三农”在我国未来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围绕农业产业化在解决“三农”问题中的价值地位，充分探讨、理解农村人力资源开发与发展农业产业化的辩证关系，充分思考县域经济发展现状中加大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对发展现代农业所具有的贡献潜力。同时，在具体落实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工作上着力突出健全目标体系；钢化主体责任体系；强化开发组织体系；细化培训课目体系；落实激励保障体系；完善信息服务体系；明确载体建设体系等7大配套工作机制建设。通过必要的考核引导，促进各级行政领导在思想上重视、在位置上提高、在精力上保证、在物质上保障农村人力资源开发。
（二）立足农业产业化，推动涉农职业教育大发展
培养千千万万高素质的新型农民，必须围绕现有产业发展基础，依托现有教育培训资源，实施农村人力资源的持久开发，从根本上提升农民群众创业创新能力。为此必须转变过去农村人才开发小打小闹、冠名挂职的低效模式，着力从基础教育上谋求现代农业对人力资源的需求，强化涉农职业教育，从根本上提升农民的人力资本，助推现代农业的全面发展。一要打破农村教育与城市教育同质化套路，把构建新型农村教育体系纳入农村改革体系，加大涉农职业教育比重。在有效利用、整合现有教育资源的基础上，按照农村产业经济特点、区域特点重新布局涉农职业教育机构。二要出台相关政策扶助涉农职业教育发展。加大对相关教育机构的硬、软件投入，提高教师待遇，加大对优秀涉农职业高中生对口单招进入高等院校相关专业学习的力度，减免或补贴学生在职高阶段的学习费用，对毕业学生从事相关农业项目创业就业给予贴息，小额贷款等政策扶持。使涉农职业教育机构具有吸引力、生命力，真正形成新农村建设的人才培养基地。三要整合力量，防止政出多门。农村人才开发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利益部门多，经常存有“都负责，都不负责”的倾向。为此应打破管理体制的束缚，将有限的资源集中到发展农村职业教育上来，努力将农村涉及教育机构打造成农村后备人才培养基地。
（三）面向农业产业化，实施高教专业结构大优化
现代农业有着内容丰富，寓义深刻的内涵，需要高等教育机构加深理解，积极面对。现代农业已不再是传统的第一产业，随着产业化的发展农业将分离出许多新的部门，产生许多新的工作岗位，这无疑为大学生就业提供了新的空间。为此高等教育机构应面向农村，面向市场审视自身，建设服务的新空间。一方面发挥自身优势优化开辟涉农专业，在专业结构、教材体系上进行科研攻关，尽可能地适应农村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另一方面改变招生方式，积极面向具有“三农”工作经验的草根人才以及涉农职业教育中的学生实施定向招生，学业完成后再回流农村；同时尽可能组织更多的大学生赴农村学习调研，到龙头企业见习锻炼，让在校大学生了解新农村建设对人才的需求，对未来创新，创业空间有直接的感受和认识。
（四）加大政府扶助，吸引进城经商能人大回流
清代以前，蒙古地区向以畜牧业为主要生产方式，农业很不发达。清朝立国后，随着统治的稳定，开始注意口外蒙古地区的农业开垦问题。这是因为：第一，粮食问题曾是引发蒙古与明王朝冲突的重要原因之一，清政府由此认识到，要稳定蒙古就必须解决粮食问题。同时，蒙古王公也深感缺粮之苦，因此也主动要求发展农业。如康熙年间，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疏言：“思得膏腴之地，竭力春耕，以资朝夕”[1]；第二，康熙、雍正时期，准噶尔部屡次反叛，北疆战事频繁。但由于这一地区农业不发达，所以清军所用粮草不得不从内地长途输运，异常艰辛。清政府由此认识到，就地解决北疆的粮食问题，对于北部边防意义重大。如康熙言“边外积谷，甚属紧要”[2]；第三，则是为了减轻中原人口的压力。清朝统一全国后，人口迅速增长，人与土地的矛盾日益突出。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康熙指出：“今太平已久，生齿日繁，而由土未增，且士商僧道等不耕而食者甚多。或有言开垦者，不知内地实无闲处。”[3]雍正元年（1723年）四月上谕说：“国家承平日久，生齿殷繁，地土所出，仅可赡给，偶遇荒歉，民食维艰，将来户口日滋，何以为业？”[4]；第四，中原地区几次大的自然灾害造成了大批难民，为减少难民对社会稳定的冲击，清政府不得不开放蒙地，允许他们到此谋生。由于上述，促使蒙古地区的农业得到开发。
早在康熙初年，已有一部分蒙古牧民开始兼营农业生产，但十分粗放。康熙三十年（1691年）七月，玄烨巡行塞外漠南蒙古地区时，对此描述说：“农业非蒙古本业，今承平日久，所至多依山为田，即播种后则四出放牧，秋获乃归。”[5]清政府虽派遣内地官员前去教授耕种技艺，并配发种籽、农具等，如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派“原任内阁学士黄茂等，前往教养蒙古”[6]，但蒙地的开发仍未有大的进展。后清政府容许中原汉民来蒙地开垦，蒙古地区的农业才迅速发展起来。
一
蒙古地区的农业是在清政府容许中原汉民来蒙地开垦后才得以迅速发展起来的。这经历了清政府由严禁汉民出边，到放松边禁再到积极招募汉族农民开垦的政策调整过程。
清初，为巩固统治，清政府实行蒙汉隔离政策，以防止中原汉族的反清斗争传播到塞外，影响蒙古的稳定。顺治十二年（1655年），顺治帝下令，内地民人“不得往口外开垦牧地，王公属人，有私来内地者，一律发还”[7]。并沿长城北侧划定了一条东西长千里，南北宽50里的禁地，蒙汉不得逾越。禁地内，蒙民不得放牧，汉民不得耕种。
但随着人多地少矛盾的尖锐化，不断有无地或少地的内地农民突破禁令到此垦种谋生。清政府鉴于统治渐趋稳定，遂逐渐松弛封禁令，默许内地民人以“雁行”方式出边，春去秋归，在塞外种植。只是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做出限制性的规定：“凡内地民人出口，于蒙古地方贸易耕种，不得娶蒙古妇女为妻”[8]。
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六月，陕西、山西、河南等省发生严重的旱涝，大批灾民欲往口外蒙古地区谋生。迫于汹涌的难民潮的压力，康熙帝晓谕各地官府“给予出口印票，令其前往”[9]，并令长城沿边关隘予以放行。康熙此令在事实上承认了汉民出边的合法性，表明清政府禁止汉民出边政策的转变。
雍正元年（1723年），“河南黄水溃决，泛滥于直隶地方，比年以来，两省近水居民耕种无资，衣食匮乏”[10]。迫于灾民就食的压力，清政府下令内地乏食民人，可往口外蒙古地区垦殖谋生。雍正要求各旗容留流入蒙古的灾民，“特许其吃租”，并指示户部：“惟开垦一事，于百姓最有裨益，……凡有可垦之处，听民相度地宜，自垦自报，地方官不得勒索，……不得阻挠。”[11]蒙古地区称此令为“借地养民”令，标志着清政府对汉民出边由默许进而鼓励的转变。此令一开，又有大批灾民流入蒙古，加速了塞外农业的发展。
乾隆时继续这一政策。乾隆八年（1743年），直隶地区闹旱灾，乾隆指示喜峰口、古北口、山海关等关隘的官弁，“如有贫民出口者，门上不必拦阻，即时放出”[12]。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直隶、河南等地大旱，朝廷干脆明确鼓动灾民去口外谋食，“今年关东盛京及土默特、喀喇沁、敖汉、巴沟、三座塔一带，均属丰收，尔等何不各赴丰稔地方佣工觅食”[13]。
清政府放宽边禁的政策使内地迁居蒙古地区开垦谋生的汉族移民数量大增。在康熙到乾隆的百余年间，从古北口、独石口外，昭乌达、卓索图盟南部地区各旗，至张家口、归化城土默特和河套鄂尔多斯七旗地区，村舍和农田星罗棋布，昔时的蒙人游牧之区，今则成为蒙汉杂居，耕牧兼营的半牧半农区。
清政府不仅只是准许内地难民到蒙地开垦，而且实施积极的招垦政策，以扩大蒙地的开辟。
康熙、雍正年间，清政府为平定准噶尔部的反叛，统一西北厄鲁特蒙古中部，在蒙古地区大量驻军。为解决军需粮秣的供应，康熙三十年（1691年），批准归化城蒙古都统关于招民开垦归化土默特地区的官牧场及庄田闲地的请求。接着，又批准了察哈尔都统招民开垦察哈尔东南部右翼四旗所辖官牧场的请求。雍正时，清政府拨出大量土地招民垦种，同时还规定以招垦成绩的大小作为考核官员政绩的依据。雍正四年（1726年），清政府规定：“直隶张家口外地亩，分作十分招垦。如招种八分以上，题请议叙，不及五分，题请议处”[14]。雍正十三年（1735年），为解决八旗军驻防需要而建的绥远城建成后，即从山西等地招纳汉族农民前来开垦土地四万余顷[15]。
乾隆元年（1736年），在陕北与鄂尔多斯部相毗邻的河套地区的榆林、神木等处边口，招民垦种“蒙古余闲套地约三四千顷”[16]。乾隆十七年（1752年）议准：“科尔沁左翼后旗、札萨克郡王旗昌图额尔克地方，西自辽河起，东至苏巴尔汉河止，一百二十里，北自太平山起，南至柳条边止，五十二里，西至柳条边十六里，东至柳条边二十里，准其招民开垦。”[17]
除官府招垦外，蒙古的王公和土地所有者也争相招纳汉民，向他们出租土地，以获取地租收入，这对以前根本不懂可从土地上获得收益的蒙古王公和蒙民来说极具诱惑力。租种蒙地的汉族农民，除向蒙古族地主缴纳岁租外，不再负担其他劳役徭差，这与内地农村相比负担要轻许多，因此也极愿意向蒙地流动。于是，在陕西、山西、直隶等省毗邻内蒙古地区，尤其沿长城南北和黄河流域河套、土默川平原等地，逐渐形成“自张家口，至山西杀虎口沿边千里，窖民与土默特人，咸业耕种”的局面[18]。来自内地的汉族农民带来了先进的耕种技术，同时也改变了蒙古牧民“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经营的习惯，促进了当地农业的发展。
二
清前期，蒙古地区的农业开发主要分布在四个地区：即东部蒙古地区、察哈尔地区、归化城土默特地区和河套地区。开垦区域已突破长城边外50里界限。东部蒙古包括哲里木盟、昭乌达盟、卓索图盟，其中卓索图盟喀喇沁地区农业发展较为迅速。该地区靠近长城，与内地连成一片，农耕历史较长。清初，流入蒙古的汉族农民率先在此耕种居住。至康熙末年，仅“山东民人往来口外垦地者，多至十万余”[19]。随后，内地民人继续北移，越过喀喇沁深入到克什克腾旗、敖汉旗、翁牛特旗等旗地。经过清前期一个世纪的开垦，至18世纪中叶，这些地区开始成为较稳定的半农半牧区。
察哈尔地区，在康熙中叶已开垦出大片农田。雍正二年（1724），察哈尔都统丈量察哈尔右翼四旗土地，仅私垦一项就有近3万顷[20]。
归化城土默特位于内蒙古中南部，自然条件适宜农业，元、明时期曾在此屯田。清统一漠南蒙古部后继续倡导发展农业。清政府在这里设置“军粮地”，“公主府”地，“户口地”等等，刺激内地农民到这里垦殖。雍正十三年（1735），清政府又开放土地4万顷，招山西等地农民开垦。至乾隆八年（1743），归化城都统奉旨普查土默特两旗土地，原有土地75048顷，牧地只占14268顷，其余土地已经开垦[21]。
河套地区位于内蒙古西部，具有依靠黄河水灌溉的条件。山陕北部的贫民多由土默特而西私向蒙人租种土地。到乾隆时，在靖边、榆林、神木等处边口，汉民种蒙古闲套地三、四千顷，岁得粮十万石[22]。但由于该地区长期干旱无雨，水利设施的兴建还未兴起，所以，清前期该地区与内蒙古东部地区相比，农业发展较迟。
蒙古地区的农业开发是伴随着汉族农民的移入而展开的，而塞外农垦的发展，又促使更多的移民涌入。很多人由当初的“雁行”户，而为“依蒙族，习蒙语，行蒙俗，入蒙籍，娶蒙妇”的定居户，从而形成了众多的移民村落。移民的增加又促进了农业开发的进程。
在“山西边外归化城”一带[23]。因为地域接邻的关系，很多贫苦的山西百姓都前往该处耕种，甚至“竟将全家搬出口外”。雍正初，仅大同等府百姓“散居土默特各村落”者，“已不下二千家”[24]。与山西、直隶两省北部接界的察哈尔地区，雍正初，仅在张家口至镶蓝旗西界的“各处山谷僻隅”，就查到“所居者万余”[25]。为加强管理，清政府特设张家口、多伦诺尔、独石口以及丰镇诸厅。乾隆初，仅张家口厅辖下，即有村寨514个，民户和铺户7522家[26]。
热河地区原本属蒙古牧场，康熙中在此建立避暑山庄后，即在其周围“聚民至万家”[27]，他们亦大多是“直隶、山东无业贫民”[28]，或“晋齐流寓客”[29]。随着迁居者的增多，雍正元年（1723年），清政府特别设置热河厅，到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又升厅为府，并把周围设立的各厅改称州县，如改喀喇河屯厅为滦平县，四旗厅为丰宁县，乌兰哈达厅为赤峰县等等，隶属于承德府下。据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的统计，承德所属各州县共有户879，口41496[30]。至于其它蒙古地区，比如东边的喀喇沁诸旗，至乾隆初，留居该地的民户“多至数万”[31]。又如中部的伊克昭盟和乌兰察布盟，察哈尔北边的锡林郭勒盟以及西边的阿拉善特旗等，虽然内地移民在人数上较上述地区要少，但也不断有人进入。伊克昭盟所属七旗，沿黄河及长城一线，差不多都有山、陕等省民户开垦的印记。清政府在汉民聚居区实行类似保甲制度的牌甲制度，设立牌头、乡长等职，负责编审户口，造册上报，以利于农业区的管理。
口外蒙古在清代以前，虽在沿河套地区出现过农业，但面积很小，技术水平亦较低下。经清康、雍、乾三朝近一个世纪的开发，至18世纪中叶，该地区的耕地基本被开发出来。在东起科尔沁草地，向西沿长城、黄河河套，直到阿拉善旗的广大区域内，凡属内地移民聚居之区，都阡陌成行。乾隆时，直隶总督孙家淦说：“口外之山绵亘千里，名曰大坝，凡坝内之田，皆已招民耕种。”[32]随着大片土地不断被开垦，过去常需内地接济粮食的内蒙古地区，粮食已基本自给。不仅如此，随着生产的发展，口外的粮食还有出口。康熙对此描述说：“向日口外蒙古穷困，人不聊生，朕近日来任人经理，多方培植，今已家给人足，乐业安生”[33]；“今河南、山东、直隶之民往边外开垦者多，大都京城之米，自口外来者甚多，口外米价虽极贵之时，秫米一石，不过值银二钱，小米一石，不过值银三钱，京师亦常赖之。”[34]原来只以畜牧业为主的内蒙古地区，已成为农业牧业都有相当发展的地区。一些蒙古牧民因长期与汉民杂居，掌握了农耕技术，直接从事农业生产。乾隆写诗赞道：“蒙古昔种田，撒种委之法，谓曰靠天收，秋成为刈获”；“而今则不然，均习耕耨务，课雨与量晴，不殊三农绿”[35]。蒙古人从初期不懂农耕技术，粗放经营，“靠天收”的状态，到“均习耕耨务”，懂得了关心天气的晴雨，反映了蒙古牧民在农业生产上的进步。
蒙古地区的农业开发，改变了该地区单一粗放的游牧经济落后面貌，促进了这一地区经济的发展，这对稳定清王朝的北部边疆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该地区的农业开发又缓解了中原地区人口的压力，减轻了自然灾害对社会稳定造成的冲击，这对巩固清初的统治也起了重要作用。
三
蒙古地区的农业开发对蒙古地区的经济发展的确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这种开发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我们今天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蒙古地区的土质以黄土和古沙为主，当覆盖其上的植被完好时，土壤就受到保护，一旦植被遭到破坏，就会发生风蚀沙化现象和强烈的水土流失。乾隆以后，蒙古地区的耕垦活动一直未有停止。由于长期大量的垦殖加之战争的摧残，原有的植被遭到严重破坏，导致了上述现象的发生。如光绪《靖边县志》载：“陕北蒙地，远逊晋边，周围千里，大约明沙、扒拉、碱滩、柳勃居十之七八。有草之地仅十之二三。明沙者细沙飞流，往往横亘数千里；扒拉者，沙滩陡起，忽高忽陷，累万累千。……草场不旺，蒙民生计甚苦，若再开垦，蒙民实更穷迫”。又《横山县志》载：同治十三年六月，“响水堡东新开沟，沙碛起蛟，山水暴涨，冲决沟。”与该地区邻近的兴县（今山西兴县）“嘉靖以前，山林茂密，虽有澍雨积霖，犹多渗滞，而河不为青肆。今辟垦旷，诸峦麓俱童山不毛，没夏秋降水峻激，无少停蓄，故其势愈益怒涌汩急，致堤岸善崩。”[36]其实，蒙古地区的土地垦殖在清代之前已经进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已经显现。如毛乌素沙地在公元五世纪初还是一个水草肥美的地方，赫连勃勃所建的“夏”即建都城于此，名统万城（今陕西横山县西）。但由于400余年的垦殖，至唐长庆年间，丰茂的草原已变成戈壁荒漠，当年“临广泽而带清流”的统万城即淹没于沙海之中[37]。唐人许棠诗云：“茫茫沙漠广，渐远赫连城”[38]当是真实写照。但这种种由环境破坏带来的严重后果往往为人们所忽视，在短期利益的驱动下，垦殖活动仍不断进行。民国时期，土地开垦有增无减。如驻伊克昭盟守军陈长捷部在今伊金霍洛旗一带开荒1万顷，不仅把达尔罕壕、红海子滩等几处较好的草场开垦了，甚至连成吉斯汗陵的禁地也没放过[39]。新中国成立后，虽也提倡植树种草，但在发展粮食生产的思想指导下，垦殖活动仍在进行。据统计，从1953年至1990年，内蒙古垦地计5574.9万亩，而致沙化面积增大。如伊克昭盟1957年沙化面积为16446.5平方公里，1974年为35000平方公里，20年扩大了2倍。库布齐沙漠1957年面积为16200平方公里，1977年扩大到16756.8平方公里，20年扩展了500多平方公里[40]。浑善达克沙地南移，曾是水草丰美的多伦（元上都建于此）已被侵蚀。近年来频繁发生于京津地区的沙尘暴，其沙源盖出于内蒙古地区的沙地，这和历史上对植被的破坏有着直接的关系。
生态破坏是一个渐进过程，正是包括清初在内的垦殖及以后持续不断的垦殖活动促使这一区域生态的恶化。如今“沙灾严重，强沙尘暴天气由20世纪50年代5次增加到20世纪90年代23次”[41]，沙化面积继续扩大，甚至推进到到北京的周边。因此，恢复内蒙古地区的良性生态已刻不容缓。当务之急应遵照中央的部署实施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应大力营造防护林，同时种植速生用材林和经济林，以便解决农民对木材的日常所需和退耕后的生计问题，以减少滥垦滥伐。在已沙化的土地上，应大力种植适宜沙地生长的柠条、沙柳、沙棘等植物，用以防风固沙。通过这些措施锁住沙龙，不使沙地扩展。在草场退化区，应改良牧草，减少载畜量，以使草场恢复，等等。总之，应保护好现有的自然植被、因地制宜发展各种人工植被，如此长期坚持就能使已经恶化了生态环境得到改善，有了良好的生态环境，经济才可获得持续发展的条件。
蒙古地区的农业开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借用学者对古楼兰地区因屯垦过度而致生态恶化的一段评述：“屯田的迅速发展缺乏与生态环境的协调过程，在古代人们的生态保护意识还没有像今天这样觉醒，在外来移民还没有对当地的自然条件有充分了解的情况下，就开展了大规模农业生产开发，其引入的农具、栽培技术、生产管理方式都缺乏与当地生态环境相协调的过程，造成了生态系统内部结构的破坏、功能下降。”[42]留下的教训是深刻的。
蒙古地区的农业开发，一方面在短期内促进了农业生产，解决了“燃眉之急”，而另一方面，就长期而言，则是破坏了生态环境，从而导致生态系统的全面恶化，其最终结果是阻滞经济发展，甚而使人类社会失去了生存条件。今天，我们搞西部大开发，切记保护环境，切不可对已然十分脆弱的生态再造成破坏，要使经济的发展与环境相协调，这是历史给予我们的警示。
AgricultureDevelopmentanditsproblemrelevantEnvironmentalProtectioninInnerMongolintheEarlyQingDynasty
Abstract:IntheearlyQingDynasty,thegovernmentsetaboutagriculturedevelopmentinInnerMongolinordertostabilizenorthborderareaandarrangeinlandrefugee.Forthisreasonthegovernmentreviseditspolicy:FormerthegovernmentforbadtheHanpeasantstogoInnerMongol,lateronthegovernmentencouragedthemtodevelopagriculturethere.AfterahundredyearsInnerMongolbecamesemi-agriculturalandsemi-pastoralarea.Butthedevelopmentofagriculturealsoledtothedestructionofenvironments.
Keywords:InnerMongol；Agriculturedevelopment；Destructionofenvironments
注释
[1]《清圣祖实录》卷187，康熙三十七年七月。
[2]《清圣祖实录》卷153，康熙三十年十二月。
[3]《清圣祖实录》卷260，康熙五十三年六月。
[4]《清世宗实录》卷6，雍正元年四月。
[5]和珅：《热河志》，卷75“荒田诗序”。
[6]《清圣祖实录》卷188，康熙三十七年十二月。
[7]《清世祖实录》卷6，顺治十二年十二月。
[8]《大清会典事例》卷976。
[9]《清圣祖实录》卷269，康熙五十五年六月。
[10]《清世宗实录》卷4，雍正元年二月。
[11]《清世宗实录》卷6，雍正元年四月。
[12]《清高宗实录》卷195，乾隆八年六月。
[13]《大清会典事例》卷158。
[14]《大清会典事例》卷166。
[15]《土默特旗志》卷五。
[16]《清高宗实录》卷14，乾隆元年二月。
[17]《清代边政通考》“耕牧”。
[18]方观承：《从军杂记》载《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二帙。
[19]《清圣祖实录》卷250，康熙五十一年五月。
[20]《清世宗实录》卷22，雍正二年四月。
[21]《清高宗实录》卷198，乾隆八年八月。
[22]《清高宗实录》卷15，乾隆元年三月。
[23]《大清会典事例》卷979，“理藩院”，“耕牧”。
[24]《宫中档雍正朝奏折》，1979年台湾出版，第17册，第837页。
[25]黄可润：（乾隆）《口北三厅志》，卷1，“地舆”。
[26]黄可润：《口北三厅志》，卷5，“风俗物产”。
[27]和珅：（乾隆）《热河志》，卷73“学校”。
[28]和珅：《热河志》，卷7“天章”七，《咏古二首》。
[29]和珅：《热河志》，卷3“天章”三，《山村即景》。
[30]海忠：（道光）《承德府志》卷23“田赋”，“户口”。
[31]《清高宗实录》卷348，乾隆十四年九月。
[32]《孙文定公奏疏》卷4，“口外驻兵疏”。
[33]《清圣祖实录》卷195，康熙三十八年九月。
[34]《清圣祖实录》卷240，康熙四十八年十一月。
[35]和珅：《热河志》，卷75“藩卫”。
[36]雍正《兴县志》。
[37]伊克昭盟地方志编篡委员会：《鄂尔多斯史志研究文稿》，第192页（内部资料）
[38]《夏州道中》，《全唐诗》卷496。
[39]任秉钧：《伊克昭盟三·二六事变》，《内内蒙古文史资料》，第二册（内部资料）。
发展农业机械CAD的具体思路
1加大专业农机CAD软件的开发力度
当前，制约CAD技术在农业机械生产中应用的最根本原因之一是在该方面的研究缺乏系统性和针对性，并且深度和广度也略显不足。为此，应当按照农业机械产品的具体特点，有针对性地加大CAD软件的开发力度，借此来使CAD技术与农业机械制造紧密结合到一起，并逐步朝着系统化、专业化的方向发展。应当开发一些可以辅助农机设计人员进行准确绘图、精准计算、全面审核的软件，进而形成一套切实可行的农机设计方案。与此同时，还应对CAD技术与农机制造相关联的方面加以关注，多开发出一些适用于农业工程、土地规划、饲料厂设计、园林设计等方面的软件系统，并借助计算机网络实现数据资源共享，进一步促进农业机械CAD的发展。
2构建农业机械CAD通用平台
（一） 农史研究新阶段出现的原因及其主要特点
1、 新形势出现的主客观原因
客观上，文革结束后我国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阶段，实现中国式的农业现代化，需要从农史研究中获取借鉴，这给农史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也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量。主观上，建国后十七年以资料整理为中心的工作已经为农史研究打下很好的基础，循此继进，开展全面的史的研究是学科自身发展的趋势。这种发展在文革中被人为地中断了。文革结束后，人们被压抑的研究农史的热情迅即迸发出来。这在1977年安徽合肥召开的中国生物学史（包括农、医史）学术讨论会上已有所表现。1978年，农业部和农科院不失时机地提出了编写《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的任务。1979年，在郑州召开的第一次编写会议，被农史界学者喻为"农史研究春天"的到来。继之，80年代初又有《中国农业百科全书》的上马，该书特设《农业历史卷》，在草拟框架时，确定其内容包括农业起源与原始农业、农业生产史、农业经济史、农业思想史、农业科技史、地区农业史、少数民族农业史、世界农业史等学科分支或项目，实际上是大致明确了农史学科的"四至"。从1995年开始，在郑重会长的倡导下，中国农史学会组织编写全面反映中国农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历史发展《中国农业通史》，全书分原始时代、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近代卷和边疆民族卷，另有附录一卷，共10卷，规模宏大，目前仍在编写之中。这些动员整个农史界力量编写的大工程的启动，对农史学科的推动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同时，在不同学科加速交叉融合的形势下，友邻学科理论方法以至资料的引入，也为农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生长点。这些既促进了农史研究新阶段的到来，也成为新阶段的重要标志之一。下面简单介绍这一新阶段的一些主要表现和特点。
2、 研究队伍空前壮大
文革中被解散的研究单位恢复了编制和活动：西北农学院古农学研究室的恢复在文革后期，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的恢复在1978年。同年，北京农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成立了农业历史研究室，不久浙江农业大学、河北农业大学也成立了农史研究机构。据《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业历史卷》称：到1990年，广义范围农业各业务部门、高等院校、科研单位建立的农史研究机构已近20个。这些单位的农史研究者，都在新时期做出了重要贡献。从80年代初期起，这些研究单位大都着手招收培养农史学科的研究生，这样，在老一辈学者焕发学术青春的同时，新一代农史研究骨干也迅速成长起来。除了农史专业研究队伍自身的壮大以外，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史学界、科技史界、经济史界、民族学界、考古学界、历史地理学界的学者纷纷加盟农史研究，有些甚至已经进入农史界的圈子。最明显的是考古文物界。江西省在70年代末成立了陈文华主持的中国农业考古研究中心（该中心开始设在江西省博物馆内，后来设在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内），编辑《农业考古》，打出"农业考古学"的旗帜，成为农史研究领域中一支活跃的力量。农业部下属的农业博物馆，1983年开始筹备，1986年正式开馆，馆内有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史的常年陈列，她下设的研究所亦以农业历史为重要研究方向，出版了一批图谱和专著，积极参与国内外有关学术活动，该馆是农业历史学会的挂靠单位。科技史与农史联姻是有传统的，胡道静先生就称自己是科技史界和农史界的"两栖动物"。在农史学会正式成立以前，农史工作者主要是通过科技史学会的农史专门委员会进行学术交流活动的；这种联系现在还有继续。李根蟠由于曾在中国农科院工作的关系，成为出入经济史界和农史界的"两栖动物"。从1981年开始，经过长时期的酝酿，中国农业历史学会于1987年9月正式成立，由刘瑞龙任名誉会长，王发武任会长，会员包括了农史专业研究机构的学者，其他相关学科的学者以及业余农史爱好者共283人。1993年换届，由郑重任第二届理会长，会员增至382人。1998年再度换届，郑重继续任会长，会员增至570人。90年代，农业部成立当代农史研究室，1994年在中国农业历史学会下设立当代农业历史专业委员会。中国农史学会成立以来，已经举行了8次学术年会，对团结各方面力量推进农史研究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地方，河南省和广东省也先后成立了农史学会，广东省农史学会的活动尤为正常和活跃。
3、 农史刊物的创办
1981年，中国农业历史学会（当时还是筹委会）和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联合创办的《中国农史》季刊和中国农业考古中心主办（后与中国农业博物馆合办）的《农业考古》半年刊几乎同时创刊。前者是我国农史学科第一份专业性学术期刊，内容包括农业史、农业经济史、农业科技史、地区农业史、少数民族农业史、外国农业史和古农书研究等，大大超越原来该室集刊的范围。后者把考古文物与农史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注意反映传统农业与农业现代化、少数民族农业史、中外比较农业史、农业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融学术性、资料性、知识性为一体。从1991年起，每年增加两期茶文化的专号。在此稍前，华南农学院农业历史研究室受农业出版社的委托主编了不定期《农史研究》丛刊，从1980年到1990年共出了10辑；该刊一度计划改为季刊，但只出版了1983年第1期。1987年，中国农业博物馆创办了《古今农业》半年刊，1991年改为季刊；刊登有关农业历史、农业考古、农业资源、农业经济、农业博物馆的建设等方面的论文和调查报告。1994年，农业部当代农业史室也编辑出版了《中国当代农业史研究》。作为一种专史拥有几种学术刊物，这在中国史学界是罕见的。这些刊物不但为农史研究成果的发表提供了园地，而且促进了专业农史研究圈与圈外各种信息和成果的交流，促进农史研究与相关学科的交叉融合，从而大有利于农史学科的发展。
4、 研究领域的拓宽，资料来源和研究方法的多样化。
这是新时期农史研究发展的重要特点。在这个题目下实际上包括了三方面的问题，但它们又是相互联系，难以分割的，所以我们把它们放在一起叙述。上面谈到，建国后十七年的的农史研究是以整理农书为中心的，本时期，这一工作仍在继续，但重点已经转到史的研究。大体说来，在九十年代后期以前，研究是以农业科学技术史为中心展开的；从九十年代后期开始，以《中国农业通史》的编纂为契机，转入更全面的农业史研究的阶段。与研究领域拓宽紧密相联系的，一是新资料来源的开辟，二是与友邻学科的交叉融合。文革前农史研究收集和运用的主要是农书的材料、历史文献的材料，方志的材料；文革后，除继续发掘和利用这些材料以外，又加入了新的材料，最突出的是考古学的材料、民族学的材料和以"满铁"调查资料为中心的近现代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材料[1] 。农史学科的资料基础更加雄厚和广阔。这一时期农史研究的方法，除继承前一阶段的传统外，还引入不少学科的理论方法，又有其他学科的学者加盟农史研究，于是出现了农史研究与友邻学科交叉融合的态势，以至形成农史研究的新领域或新的生长点。上面说到的考古学、民族学材料加入农史研究，同时就是农史学与考古学和民族学的交叉融合。它如历史语言学、历史地理学、经济学、文化学、民俗学、生态学、气候史、比较农史法、自然辩证法等的引入或加盟，都给农史研究增添新活力，使之出现多样化的绚丽局面。
这一时期农史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浮燥的风气的漫延，在有关论著大量涌现的同时出现了忽视质量的倾向，对材料和论据缺乏严谨的考据和论证、不符合学术规范的文章已不是个别的现象，急功近利的求多、求快、求大的行为有相当大的普遍性；而又缺乏严肃认真的学术批评。在20世纪末，商品经济的大潮对农史研究的队伍的冲击越来越大，农史研究面临新的困难。
（二）重要领域及重要成果举隅
1、农书和农业文献的整理、校释和研究
这方面的工作在文革前工作的基础上继续前进，成绩最显著的是中国农业遺遗产研究室的缪启愉，缪氏在50、60年代已积极参与万国鼎领导的农书整理校注工作，万氏1963年去世后，农业遗产研究室的农书整理工作遂由繆氏牵头。西北农学院古农学研究室文革后期即已开始在辛树帜的领导下整理出版石声汉的遗著；此外马宗申也独立做了不少工作。现按时代的先后对综合性农书的整理作一简单介绍：
先秦：夏纬瑛五十年代在西北农学院工作时已致力于先秦农书和农史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60年代调至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室（后改为研究所），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继《管子地员篇校释》和《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校释》后，完成了《周礼中有关农业条文的解释》、《诗经中有关农事章句的解释》和《夏小正经文校释》，分别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由农业出版社出版。他的工作为先秦农业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王毓瑚的《先秦农家言四篇别释》（农业出版社，1981年）是在研读夏著《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校释》的基础上写成的，对夏著作了不少有益的补充和校勘。
两汉魏晋南北朝：缪启愉继《四民月令辑释》（农业出版社，1981）后推出的《齐民要术校释》（农业出版社，1982年初版，1998年再版），是在广泛吸收前人成果基础上的集大成之作，而考订之翔实、校释之精审，超越前人，是迄今最完善的一本《齐民要术》校释本。缪氏还有《齐民要术导读》（巴蜀书社，1988年）一书，对《齐民要术》的科学内容作了分析。游修龄的《疑义考释》（收入游氏《农史研究论文集》）运用现代化科学知识考释《齐民要术》中难读难解问题，是继《及其作者贾思勰》之后研究《齐民要术》的又一力作。
隋唐宋元：这方面的成果有缪启愉的《四时纂要校释》（农业出版社，1981年）；石声汉的《农桑辑要校注》（农业出版社1983），缪启愉的《元刻农桑辑要校释》（农业出版社，1988年），马宗申的《元刻大字本农桑辑要译注》也将要出版；王毓瑚校点的《王桢农书》（农业出版社，1981年），缪启愉的《东鲁王氏农书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其中，缪氏的校释后出转精，并纠正了前人的一些错误。
明清：石声汉在身患沉疴情况下奋力完成的《农政全书校注》遗稿，经过整理压缩后，1979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这是明清农书整理的最重要成果。研究《农政全书》及其作者徐光启的论著，在农书及其作者的研究中居于首位；据中国农业博物馆资料室编《中国农史论文目录索引》所载，截至1991年，有关论文达167篇。就本时期的研究而言，梁家勉的《徐光启年谱》是研究徐氏生平的力作；《中国农史》1983年第3期纪念徐氏逝世三百五十周年专集和席泽宗、吴德铎主编的《徐光启研究论文集》（学林出版社1986年）也收集了部分成果。明清不少地方性农书，如《农桑经》、《马首农言》、《三农纪》都有了校注本[2] 。王达对王恒力《补农书校释》作了增补[3] 。宋湛庆对明代马一龙的《农说》进行了整理和研究[4] 。我国最后一部大型综合性农书《授时通考》，亦由马宗申作了校注，由农业出版社从1991年到1995年分4册出齐；至此，我国重要的综合性农书已全部整理出版。
专业性农书的整理研究也有不少成果。作物、植物专书有傅树勤、欧阳勋的《陆羽茶经译注》（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伊钦恒的《群芳谱铨释》（农业出版社，1985年）等。两汉魏晋南北朝出现了不少记录岭南植物的"志录"类著作，最著名的是《南方草木状》，旧题西晋稽含著，对该书作者和撰期历来有争议，1983年华南农学院召开关于《南方草木状》的国际讨论会，将该问题的研究推进了一步。会后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杨竞生撰写了《南方草木状考补》，堪称有关研究成果的总汇。缪启愉、邱泽奇的《汉魏六朝岭南植物"志录"辑释》（农业出版社，1990年），则开创了整理古代农业典籍的新体例。畜牧兽医书和水利书的整理也很有成绩。前者如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兽医研究所的《元亨疗马集选释》、杨学聪点校的《新刻马书》（均为农业出版社1984年出版）、许长乐校正的《新刻注释马牛羊驼经大全集》（农业出版社，1988年），后者如马宗申的《营田辑要校释》（农业出版社，1984年）、汪家伦的《筑圩图说及筑圩法》（农业出版社，1980年）和《浙西水利书校注》（农业出版社，1984年）。
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编辑的《中国农学遗产选集》转由农业出版社出版，又有《茶》、《古兽医方集锦》、《常绿果树（上编）》、《稻（下编）》等分册问世。另外又出版了《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陈祖椝、朱自振编，农业出版社，1981年）、《中国茶叶历史资料续辑（方志茶叶资料汇编）》（朱自振编，东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中国古代栽桑技术史料研究》（章楷著，农业出版社，1982年）、《中国科技史资料选编--农业机械》（清华大学图书馆科技史研究组编，清华大学出版社）、《中国森林史资料汇编》（董智勇主编，中国林学会林业史学会1993年）等资料集。为了摸清明清农书的家底，经过王达的长期努力，已知明清农书（包括佚书）已逾千种；有关成果在2001年的《中国农史》中连载。作为传统农学资料精华的整理，彭世奖编著的《中国农业传统要术集萃》（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年）是别开生面的一种。
对农书各别研究或综合研究（包括中外农书比较研究）的论文相当多，《中国自然科学史·农学卷》各编的有关部分，综合了有关研究成果，对历代农书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述。
还应该提出的是在中国农业古籍的整理和研究中，中国与东邻国家的友好合作。这里仅举两个例子：其一，被吴德铎称为"世界最早的植物学辞典"的《全芳备祖》，它的宋刻本传到日本后，长期被珍藏于宫内省图书馆，文革后，承蒙日本友人、尤其是天野元之助教授的帮助，原书被全部摄制寄来我国，1982年由农业出版社作为"中国农学珍本丛刊"的一种影印出版。其二，王毓瑚的《中国农学书录》传到日本后，天野元之助教授根据他三十多年来对中国农书版本的研究，70年代撰写了《中国古农书考》，作为对《中国农学书录》的补充，并与它合刊发行；天野这本书，文革后亦由彭世奖翻译成中文出版（农业出版社，1992年）。
2、农业科技史和农业生产史
农业科技和农业生产是新时期农史研究的中心，对农业生产各个部门、各个项目的研究，对农业生产和农业科技的各种因素和领域的研究，均已展开。
作物史的研究涉及各种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园艺作物和嗜好作物。从研究论著数量看，粮食作物中，稻最多，麦次之；经济作物中，棉花最多；园艺作物中，果树最多，蔬菜和花卉次之，嗜好作物中的烟和茶均可观，尤其是茶，研究论著的数量冠于各种作物，但相当部分是从文化史的角度论述的。在作物史的各种论著中，游修龄的《中国稻作史》是最重要的成果。游修龄是新时期农史研究的旗手之一，他善于把现代科学知识与农史研究结合起来，熟练而巧妙地把文献学、考古学、民族学、民俗学、古文字学、训诂学、历史语言学、历史地理学、古地理学等相关学科的成果与方法应用到农史研究中去，视野开阔，新见迭出。这种治学特点在《中国稻作史》中鲜明地表现出来。游氏新时期撰写的农史论文，大多收集在《农史研究文集》（农业出版社，1999年）中，其中也有相当部分是论述作物史的。作物史方面的论著还有章楷的《植棉史话》（农业出版社，1984年）、倪金柱的《中国棉花栽培科技史》（农业出版社，1993年）、郭文韬的《中国大豆栽培史》（河海大学出版社，1993年）、朱自振的《茶史初探》（农业出版社，1996年）、唐启宇的《中国作物栽培史稿》（农业出版社，1986年）[5] 等。农业生产的其他部门史亦成果累累。如畜牧史方面，谢成侠的《中国养牛羊史（附养鹿简史）》（农业出版社1985年）、《中国养禽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相继出版，《中国养马史》也再版并出版了日译本。张仲葛、朱光煌主编的《中国畜牧史料集》（科学出版社，1986年）、程绍迥、张仲葛主编的《中国近代畜牧兽医史料集》（农业出版社1992年）亦已问世。林业史论著有张钧成的《中国林业传统引论》（中国林业出版社1992年）、南京林业大学林业遗产研究室主编的《中国近代林业史》（中国林业出版社1989年）、陶炎的《中国森林的历史变迁》（中国林业出版社，1994年）等。渔业史的论著有丛子明、李挺主编的《中国渔业史》（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张震东等的《中国海洋渔业简史》（海洋出版社，1983年）等。蚕桑史的论文数量亦可观，其中蒋猷龙关于家蚕的起源和分化的研究较有影响[6] 。土壤学家王云森写了《中国古代土壤科学》（科学出版社，1980年），据报道，他的《中国土壤科学技术发展史》正在出版中[7] 。研究农具史的学者不少，其中周昕用力最勤，《中国农具史纲及图谱》（建材工业出版社，1998年）是他研究成果的总汇。水利史是与农史密切相关、但拥有自己独立的研究机构和研究队伍的一个学科，在本时期相当活跃，成果丰硕。其中与农史关系较大的专著有：汪家伦、张芳的《中国农田水利史》（农业出版社，1990年）、繆启愉的《太湖塘浦圩田史研究》（农业出版社，1985年）、彭雨新、张建民的《明清长江流域农业水利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张芳的《明清农田水利史研究》（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8年）等。除了分门别类的研究外，也有不少从总体论述中国传统农业科技特点的论著，其中董恺忱、杨直民的《试论我国传统农法的形成和发展》（中国农史1981年第2期？）较有新意。
在史学领域内，综合性的通史著作更能反映了该学科的总体研究水平。作为农业科技史综合研究的成果，《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和《中国自然科学史·农学卷》堪称两本里程碑式的著作。前者梁家勉任主编，动员了农史界几乎全部的力量，数易其稿，经过8年的工作，1989年由农业出版社出版；全书将近100万字。该书集80年代中期以前农史界研究之大成，并广泛吸收了史学界的新成果，代表了当时研究的最高水平。后者范楚玉、董恺忱先后任主编，北京的几位学者参加编写，游修龄为主审，2000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全书140余万字。该书在《史稿》的基础上广泛吸收了80年代中期以来农史界和史学界的研究成果，深入分析了中国传统农学体系的特点，按长时段分篇，每篇依次介绍该时期农学发展的历史背景，该时期的农书，然后按中国传统农学体系内在的逻辑关系阐述该时期农学的发展；在材料的发掘、内容的开拓和论述的深化方面都有新的创获，基本上代表了90年代农史研究的水平。近代农业科技史研究最重要的成果，是中国农业博物馆编撰（具体组织者为闵宗殿）的《中国近代农业科技史稿》（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5年），它的出版填补了农业科技史的一个空白，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过去的研究偏重于古代状况。
以生产史为中心的农业史综合研究，李根蟠的《中国农业史》（台湾文津出版社，1997年）是比较重要的成果。该书把"多元交汇、精耕细作"作为中国古代农业的主要特点和发展主线，突破以前研究中只讲农区和汉族农业的局限，把农业区域、农业结构、农业类型和不同民族农业联系起来作动态的考察，是建立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相适应的农史新体系的尝试。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的屯垦史，是比较活跃的研究领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学者集体编撰的《中国屯垦史》[8] 、彭雨新的《清代土地开垦史》（农业出版社，1990年）、赵俪生主编的《古代西北屯田开发史》（甘肃文化出版社，1997年）、赵予征的《丝绸之路屯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等，是该领域的重要成果。
3、农业考古与农业起源研究
利用考古发现研究农业史上的事物，可以上溯到30年代徐中舒的《耒耜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0的第二本第一分）和胡厚宣的《卜辞所见之农业》（载《甲骨学商史论丛》二集，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1945年）。不过在很长时期内这种工作是零散的、主要是史学界的学者在做。70年代，裴李岗、磁山、河姆渡等年代较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大量农具、作物、牲畜等农业遗存，震撼了考古界，也震撼了农史界，促进了关于农业起源的研究和把考古文物运用到农史研究中。游修龄的《对河姆渡遗址第四层文化出土稻谷和骨耜的几点看法》（1976年）、《从河姆渡出土稻谷试论我国栽培稻的起源分化和传播》（1978年）就是影响很大的有代表性的作品。当时有些学者自觉地把考古文物、民族学资料引入农史研究。例如宋兆麟，他在历史博物馆工作，本人参加了许多民族地区的调查，他对河姆渡骨耜、钱山漾"石犂"、汉代牛耕的研究就体现了这种特点。从70年代后期开始，李根蟠、黄崇岳、卢勋合作进行原始经济（主要是农业经济）的系列研究，用的就是考古学材料、民族学材料、神话传说材料和历史文献记载相结合的方法。有关研究成果后来结集为《中国原始经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对推动这股潮流做出了最大贡献的是陈文华。在陈文华的直接操持下，江西省博物馆1978年冬举办了"中国古代农业科技成就展览"，1980年该展览修改后应邀赴京展出。这是首次利用考古材料结合文献记载全面系统反映我国古代农业科技的辉煌成就。1981年，在原农业部长何康的支持下，江西省博物馆成立了"中国农业考古中心"，出版了《农业考古》。这样就树起了一面旗帜，开辟了一个阵地。把原来被忽视的农业考古资料、民族学资料汇集起来，源源不断地提供给农史界，又促进了不同学科的学者和成果在"农业考古"旗帜下交流融汇，为农史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生长点，对农史学科的发展，意义重大而深远。同样做出了巨大贡献的还有中国农业博物馆。她是"中国古代农业科技成就展览"赴京展出后开始筹建的。她设立了常年的大型农史展览，编辑出版了《古今农业》和一批资料和论著，并支持了《农业考古》出版，是《农业考古》合编单位之一。闵宗殿和曹幸穗先后任博物馆研究所的主任。农业考古的资料和研究成果，除在刊物发表的外，还有的编成专著问世。如：中国农业博物馆的《中国古代耕织图》（王潮生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汉代农业画像砖石》（夏亨廉、林正同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1996年）、陈文华的《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史图谱》（农业出版社，1991年）、《中国农业考古图录》（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彭邦炯的《甲骨文农业资料考辨与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等。
农业起源是新时期农史研究的焦点之一。以此为主题，已举行了三次国际学术讨论会。稻作起源地是讨论的中心问题之一。本时期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如距今一万年前后长江中游的彭头山、玉蟾岩、仙人洞遗址，淮河流域的贾湖遗址稻谷遗存，江苏吴县草鞋山、湖南澧县城头山古稻田遗址的发现，不断刷新人们的认识。对水稻的起源地有各种不同见解，立足于考古发现的中国长江中下游起源说逐步取得优势。这一时期，人们还广泛介绍国外关于农业起源的理论，并对中国农业起源的途径进行探索，取得了一些共识。对于这个问题讨论，古为农在《中国农业考古的沿革与农业起源问题的主要收获》（《农业考古》2001年第1期）中已有所总结。
4、农史研究中民族学资料之利用与民族农业史
民族学和民族史与农史学的交叉融合是新时期农史研究的重要特色之一。《农业考古》设"少数民族农业研究"专栏，其他农史刊物注意刊发这方面的文章，有利于这种趋势的发展。这种交叉融合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利用近现代仍然处于原始社会或初期阶级社会的民族的有关资料，研究农业发展的早期形态；或利用这些资料研究农业历史上的有关事物。李根蟠、卢勋在实地调查和广泛利用民族调查资料的基础上写成的《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原始农业形态》，是这方面的重要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一些学者利用民族学资料研究耦耕、耦犂等也取得可喜成绩。云南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尹绍亭的《云南物质文化·农耕卷》2册和罗钰的《云南物质文化·采集渔猎卷》，收集了丰富的资料。
二是研究主要分布在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农业的发展，它与中原汉族农业的交流与融汇，它对中国农业总体发展所作的贡献等等。李根蟠较早注意这方面的研究，发表了《我国农业科技发展史中少数民族的伟大贡献》[9] 一文，并在这个基础上与卢勋合作撰写《民族与物质文化史考略》（民族出版社，1991年）。有关少数民族农业史的论文已有相当数量，涉及的方面也相当广。对北方草原民族牧业生产研究逐渐为研究者所关注，最近，王建革利用满铁资料研究北方民族的游牧生产方式，别开生面[10] 。对南方民族农业史的研究也比较活跃，专著有覃乃昌的《壮族稻作农业史》（广西民族出版社，1997年）等。
转贴于 5、 地区农业史
地区农业史的研究可以追溯到50年代，例如，1965年出版的《浙江农史研究集刊》第一册所收集的，就是浙江地区农业史的论文。陈恒力也曾致力于太湖地区农业史资料的搜集。不过，比较系统地开展地区农业史的研究，还是80年代的事情。这是农史研究深入发展自身所要求的，亦与当时区域社会经济史的勃兴息息相关。做这方面工作的有专业的农史研究者，也有经济史的研究者，有关成果如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的《太湖地区农业史稿》（农业出版社1990年）、张波的《西北农牧史》（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李伯重的《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农业出版社1990年）、《1620-1850年间江南农业的发展》（英文，英国麦克米兰公司1998年）、衣保中的《东北农业近代化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等。近年张泽咸也发表了论述了汉唐时代边疆地区农牧生产的系列文章，如《汉唐间蒙古高原地区农牧业生产述略》（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4期）、《汉唐间东北地区农牧生产述略》（上、下）（文史1999年第1、2期）等。应当指出的是，历史地理学者的加盟大大促进了地区农业史[研究的发展，陕西师范大学史念海主编的《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季刊）包含了不少与农业史有关的内容；他指导的研究生的博士论文，形成了包括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农业地理的系列著作，相当一部分在90年代后期陆续出版，如韩茂莉的《宋代农业地理》（山西古籍出版社，1993年）、《辽金农业地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吴宏岐的《元代农业地理》（西安地图出版社，1997年），陈国生的《明代云贵川农业地理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王社教的《苏皖浙赣地区明代农业地理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龚胜生的《清代两湖农业地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周宏伟的《清代两广农业地理》（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李令福的《明清山东农业地理》（中华发展基金管理委员会、五南图书出版公司联合出版，2000年）等。一些省区也在编写本地的农业发展史，如江苏省农林厅的《江苏农业发展史略》（江苏省科技出版社，1992年）、陈钧《湖北农业开发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杨新才的《宁夏农业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年），其中，最突出的是广西，不但有《广西农业经济史》（左国金等编著，新时代出版社，1988年）、《广西农业科学技术史》（廖振钧编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而且有农业的各种专题史和生产部门史，如土地利用史、土壤肥料史、植物保护史、农业机械化史、水利史、粮食生产史、油料作物史、糖业史、甘蔗史、烟草史、林业史、畜牧史、渔业史等。随着西部大开发热潮的到来，对西部地区农业史的研究，对不同于中原地区的绿洲农业的研究，开始活跃起来。
6、 农业文化史与农业思想史
从文化史的角度上研究农业史，把农业史和文化史结合起来，也是新时期、尤其是80年代末以来农史研究的新取向。这一方面是受到8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文化热的影响，同时，当时教育界提倡自然辩证法与科技史的结合，也成为这种研究取向的动力。80年代末就有人呼吁以文化学作为农史研究的新视野[11] 。从1994年，《农业考古》开辟了"农业文化研究"和"农业与饮食"专栏，另增加每年两期的《茶文化专号》。同年底，中国农史学会在江苏无锡召开了第七次学术年会，主题是以吴地文化为重点的区域农业史。有关论著也逐步多起来。从文化学的角度研究农业史，要求注意农业技术和农业生产与整个生产和生活方式、社会习俗、观念形态等等之间的相互联系。这种研究大致上也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各别部门、各别项目或各别地域农业文化的研究，如稻作文化、茶文化、烟文化，吴越文化、齐文化；其中茶文化的研究最为活跃，已经先后召开了3次国际茶文化学术讨论会，与农业关系密切的饮食文化研究亦成果累累。二是总体的研究。从文化角度对农业史的总体考察，首推石声汉。邹德秀的《中国农业文化》（陕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是第一部系统阐述我国农业文化史和农业文化理论的专著。李根蟠的《中国农业史上的"多元交汇"》[12] 也是从文化史的角度立论的。学术界对我国农业文化的特点及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存在不同的认识，可参阅叶茂等的综述《传统农业与现代化》的第五部分[13] 。
与农业文化史关系密切的有农业思想史。在农史界，农业思想史研究的倡导者是王毓瑚。从发表的有关论著看，有从农学思想的角度研究的，有从经济思想的角度研究的，均有论著问世。在农学思想的研究中，对"三才"理论的论述最多；它被认为是中国传统农学理论的核心。最先强调"三才"观念在中国古代农学中突出地位的是石声汉，继起研究的有范楚玉、李根蟠等[14] ，该问题在《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中有较详细的论述。
7、 农业史与环境史、灾害史
在欧美，环境史研究大体上是20世纪年代以后才开始的；中国的有关研究并不比国外晚。例如60年代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学术月刊，1962年第2期）一文，就是这方面研究的开创之作。随着环境问题的突出，尤其是90年代后期各种环境灾害纷至沓来，环境史的研究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环境史研究所涉及的范围很广，由分属不同的学科领域的学者在做，农史研究者只是其中之一。如历史地理学界等广泛开展对各地区生态环境变迁及其与农牧业发展关系的研究，其中对历史上农牧交接地带的研究最令人瞩目[15] 。史念海对黄土高原环境变迁的论述最多，《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黄河水利出版社，2001年）是其总结性著作，内有"生态环境编"、"农林牧分布编"、"农牧分界编"等。朱士光的有关研究成果结集在《黄土高原地区的环境变迁及其治理》（黄河水利出版社，1999年）一书中。对河西地区沙漠化和农牧史的研究，李并成做的工作较多[16] 。其余如蓝勇对西南地区和三峡地区经济开发与环境变迁的研究[17] ，王建革把生态学理论与经济史、社会史结合的一系列论文[18] ，萧正洪关于环境与技术选择关系的论述[19] ，就是这方面研究的部分成果。进行气候史研究的，开创者是竺可祯[20] ，继起研究的有文焕然、张丕远、邹逸麟、满志敏[21] 等人。1999年，中国科学院与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联合起草了《过去2000年中国环境变化综合研究》预研究报告，列出5个研究重点，即：过去2000年气候变化研究，过去500年土地利用与土地覆盖变化的研究，过去2000年来人对环境变化适应的研究，陆地生态系统的历史演变与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和生物物理过程研究，过去2000年气候与环境变化的模拟研究。又有从经济思想或哲学的角度研究中国以至东亚古代自然观的，强调这种自然观的特点是主张人与自然协调。例如90年代后期杭州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主持了环境与东亚文明的国际合作研究[22] 。以上研究，不限于农业史，但均与农业史有密切关系。关于农业与环境变迁的关系，农史界主要是从农学思想角度研究中国历史上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思想和实践，研究中国古代各业协调发展、物质循环利用的生态农业雏形；彭世奖、倪根金、闵宗殿、李根蟠等人都在做这方面工作[23] 。《中国农史》1999年第4期也组织了关于"生态、农业、社会"的专题讨论。1999年底，中国农史学会、中国经济史学会古代史分会、《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联合主办了"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学术研讨会，借用传统哲学"天人关系"的范畴，考察经济史上人与自然的关系，试图把各个学科的分散研究整合起来，把研究推向深入。[24]
与环境史关系密切的是灾害史的研究。中国是一个灾害频发的国家，20世纪初历史学者就开始收集历史上的灾害资料并进行研究，邓云特的《中国救荒史》、陈高佣的《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10卷，中法大学研究所图书馆馆刊，1945年第1期）就是其代表性的成果。新中国建立后，尤其是8、90年代，灾害史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视，成果累累。许多省区都编辑了地方的自然灾害史料，水利部水管司还编辑了几个大河流域的旱涝档案史料；人们从多角度探讨灾害的成因（自然因素中的气候、人文因素中的过度垦殖，尤为学者所注意）、灾害对农业和社会经济的影响、历史灾害发生的规律性、灾害与人口关系、减灾措施与荒政等。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有各学科的学者，但研究内容多与农业史有关。在农史界，西北农业大学古农学研究室做的工作较多，他们选编了《中国农业自然灾害史料集》（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张波、卜凤贤还对灾害学和灾害史的理论进行了探讨[25] ，《农业考古》90年代末开辟了"农业与灾害"专栏。
8、 关于传统农业与农业现代化的讨论
在新时期的农史研究中，传统农业与农业现代化的关系问题成为研究和讨论的中心之一。这一讨论的背景是，文革后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认识和对待中国的传统农业，无论理论上或实践中都成为突出的问题；史学界在批判封建主义过程中，如何评价小农经济和传统农业也成为讨论的焦点之一。此外，这一讨论又与国外对石油农业的反思和批评联结在一起。讨论最热烈是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以后一直没有中断。讨论主要围绕以下问题进行：一、中国传统农业和传统农学的特点。中国传统农业的特点之一是精耕细作，这是大家公认的。论者把精耕细作理解为以集约的土地利用方式为基础、以"三才"理论为指导的综合技术体系。农学理论的基本精神是"天人相参"。又提出"多元交汇"的问题。对于中国传统农业生产结构的特点，学界有不同认识，或认为是重农轻牧的"跛足农业"，或认为是不同于西欧的另一种农牧结合类型。二、对中国传统农业的评价。70年代末80年代初，有一种完全否定小农经济和传统农业的精耕细作传统的意见，这种观点受到多数学者的批评。在基本肯定传统农业历史作用的前提下，不同学者对它的评价的差距相当大，分歧集中在对传统农业（尤其是在封建社会后期）劳动生产率的估计，以及是否出现如同美籍学者黄宗智所说的只有增长没有发展的"过密型"农业。对西方殖民势力侵入前，中国传统农业是否已经落伍，如果已经落伍，这种差距是如何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认识上的分歧更大。三、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传统农业的作用。论者大致肯定在农业现代化中应该把现代科学与传统农业中的精华相结合，创造出符合中国国情的可持续发展农业的新模式。有关讨论文章，几个农史刊物都有刊载，《农业考古》设有"农业历史与农业现代化"专栏；专著则有郭文韬等的《中国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86年）。关于传统农业科学技术特点及其在农业现代化中的地位，《中国农业科技史稿》和《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的两个结束语，有较系统的论述。有关讨论情况，可参阅叶茂等《传统农业与现代化》[26] 综述。
9、 世界农业史、比较农业史及其他
我国学界对世界农业史的介绍始于30年代，1949年以前出版过几本有关世界及欧美农业史的译著。但开展世界农业史的研究和把中国农业史放到世界农业史的范围内加以比较和考察，是文革以后的事。王毓瑚是这种研究的倡导者，并已着手译介外国农学史和比较（包括经济与技术方面）农业史的有关资料。1980王氏逝世后，这一工作主要由董恺忱继续进行，他给大学本科学生、研究生和教师讲习班讲授这方面的课程和开设讲座，译介和撰写有关文章，并主编了《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业历史卷》的"世界农业史"部分。近年来这方面的论著逐渐增多。1996年，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了邹德秀的《世界农业科学技术史》。
新时期农史研究还涉及其他一些方面，这里不一一介绍了。需要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出了一些工具书，如闵宗殿编的《中国农史系年要录（科技篇）》（农业出版社，1989年），中国农业博物馆资料室编的《中国农史论文目录索引》（林业出版社，1992年）等，给研究者和学习者提供了方便。目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和中国农业博物馆联合编纂《中国经济史研究一百年》，包括研究综述和大型论著索引的数据库，将以文字版和电子版两种形式出版。
注释
[1] "满铁"是1907年日本在大连成立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简称，日本政府当年为了侵华的目的通过满铁对中国各地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社会调查，调查所积累的丰富资料为我们今天研究中国近代经济社会提供了珍贵的材料。曹幸穗的《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是中国学者首次系统利用满铁材料研究中国近代农村经济的尝试。曹氏目前正在主持对满铁资料的大规模的整理研究工作。由于本文舍弃了农业经济史的内容，关于满铁资等近现代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材料的整理和利用的介绍也只好从略。
[2] 李长年：《农桑经校注》，农业出版社，1982年；高恩广、胡辅华：《马首农言注释》，中国农业出版社，1999年第2版；邹介正：《三农纪校释》，农业出版社，1989年。
[3] 农业出版社，1983年。
[4] 《的整理和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
[5] 该书和作者的另一部著作《中国农史稿》，虽然都是80年代中由农业出版社出版，实际上却是作者文革前完成的。
[6] 【日】吉武成美、【中】蒋猷龙：《家蚕的起源和分化研究》，《农业考古》1987年2期，1988年1期。
[7] 《农业考古》1994年第1期。
[8] 该书分上、中、下三册，主编分别是杨向奎、张泽咸、王毓铨；农业出版社，1990-1991年出版。
[9] 在《农业考古》1984年第1、2期、1985年第2期、1987年第1期、1989年第1、2期连载。
[10] 《游牧圏与游牧社会》，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
[11] 王利华：《农业文化--农史研究的新视野》，《中国农史》1989年第1期。
[12]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1期。
[13]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3期第116-118页。
[14] 石声汉：《中国农业遗产要略》、《中国古代农书评介》，农业出版社，1980年；范楚玉：《中国古代对天时、地利、人力关系的论述》，《自然科学史研究集刊》第3卷第3期，1984年；李根蟠：《从"三才"理论看中国传统农学的特点》，载《华夏文明与传世藏书--中国国际波学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天人合一"与"三才"理论--为什么要讨论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
[15]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情况，可参阅韩茂莉《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环境研究与思考》，载《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待出版。
[16] 李并成著有《河西走廊历史地理》，此书计划出3卷，.第一卷已由甘肃人民出版社于1995年出版。
[17] 《历史时期西南经济开发与生态变迁》，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作者还有关于三峡地区生态环境与农林牧变化的系列论文。
[18] 如《人口、生态与地租制度》，《中国农史》1998年第3期；《游牧圏与游牧社会》，《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
[19] 《环境与技术选择--清代中国西部地区农业技术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20] 《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3年第2期。
[21] 文焕然，文熔生著《中国历史时期冬半年气候冷暖变迁》，科学出版社，1996年。张丕远主编《中国历史气候的变化》，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邹逸麟：《明清时期北部农牧过渡带的推移和气候寒暖变化》，《复旦学报》1995年第1期。满志敏：《唐代气候冷暖分期及各期气候冷暖特征的研究》，《历史地理》第8集。
[22] 参见王守华、戚印平著《环境与东亚文明》，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
[23] 彭世奖：《我国环境保护的历史经验值得总结》，《农史研究》第8辑；《从中国的农业史看未来的农业与环境》，《中国农史》2000年第3期。李根蟠：《先秦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理论及其基础》，载《中国传统社会经济与现代化》，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
1．云南农业科技文献的独特性
云南是一个农业省，85％的人口在农村，75%的国民收入、70％的财政收入和80％的轻工业原料都直接或间接来自农业。农业在云南国民经济建设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云南地处云贵高原，又是多民族地区，自然条件与社会条件都十分复杂。山区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90％以上。高原独特的立体垂直气候明显，素有“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之说。云南农业生产的地域性特征尤为突出。由于农业生产与自然条件密切相关，种植技术和养殖方法必须因地制宜。因此研究好云南，对于全国各种不同地区农业都会产生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作用。这也正是云南农业文献的独特之处。
云南农业科技文献是记录农业科技与生产实践的载体。在内容上具有地方特点的天文、水利、自然灾害、气候、土壤、物产等资料，是反映云南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有价值的记载。一个学科的发展很大程度体现在其发表的文献中。地方农业是进行地方农业科研的情报保障。科研课题的实用性只能建立在充分可靠的情报基础上。云南地方农业科技文献反映了云南农业科技生产的历史、现状、动态和水平，记载了大量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留存了无数理论方法、实验数据和科学构思，广大农业科技工作者通过利用这一丰富的情报源，不但可以了解本地区农业科技发展的动态和趋势，而且有助于研究全国其它地区农业发展的普遍情况，进一步促进教学、科研和推广应用水平的提高。因此充分发挥地方农业文献的优势，有力地开发这一智力资源，对深化文献情报工作，直接为农村经济建设服务具有重大意义。
2．云南农业科技文献书目控制的针对性
云南农业大学是一所多学科的高等农业院校，担负着为全省培养农业科技高级专门人才，开展推广农业科研、科技扶贫等重任，广大农民迫切需要大量的农业情报信息。农业高校图书馆不仅是学校的文献情报中心，而且也是全省的农业情报中心。云南农业大学图书馆馆藏文献较为全面地反映了云南省各地农业生产技术状况以及种植业、养殖业的研究成果、实用技术和先进经验。揭示出云南农业的地区特征与地方特色。针对我省特殊的省情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依靠我馆54万册藏书，6388种期刊，4000多份内部资料的优势，把分散在不同类型出版物中，不同藏书范围内的云南地方农业文献予以集中，加以报导。第一步就是对云南地方农业科技文献进行专题书目编制工作，有针对性地全面揭示馆藏，充分反映馆藏特色，这样不仅可以弥补现有检索工具的不足，还可以提高文献的利用率与查准率，具有较强的情报检索功能。
云南农业科技文献目录的编制主要针对我校所开设的主干课和科研课题，包括粮作、经作、植保、园艺、畜牧兽医等。为了方便检索，目录的编制体例依照《中图法》农业科学分类表序列，目录后附汉语拼音为序的著者索引。著录格式完全依照国家标准检索期刊条目著录规则中析出文献格式著录，为建立云南农业文献专题数据库打下坚实的基础，随着信息高新技术的迅速发展，云南农大的图书情报工作也将采用微机处理系统，加大信息容量，加快传递速度，增强图书情报职能，提高服务能力，发展成以数据库为核心，以数据通迅网络为目标，兼有较强信息贮存和处理功能的信息检索咨询服务体系，目前主要是以数据库使用为核心。
3．开发期刊文献的重要性
期刊是重要的情报源，具有内容新、传递快、周期短、信息量大的特点。从已收集的云南农业科技文献看，期刊论文占绝对数量，达90％。地方性农业期刊形式灵活、面广量大、综合性、时效性、地区性较强，它是本地区农业信息和科技成果的重要载体。从云南农大图书馆收集的3767篇云南农业科技文献看，农学、植保、园艺三部分论文分布在79种期刊中，省农科院主办的《云南农业科技》载文量最高，占30％；《云南农业大学学报》、《云南甘蔗科技》、《云南烟草》、《云南茶叶》、《云南热作》……载文量依排序递减。省内各地州发行的期刊如：《昆明科技》、《红河科技》、《曲靖科技》、
以及省外期刊《西南农业学报》、《中国农业科学》《中国烟草》、《中国水稻科学》等也刊登云南农业科技文献。从期刊文献的内容分析，我省的烤烟、甘蔗、茶叶、水稻种植资源，病虫害防治等方面的论文多，研究范围广。文献发表的数量随时间的增长而递增。由此可以看出开发利用期刊文献，引导读者利用，对深化本省农业技术改革，科技兴农都具有重要作用。4．利用本校文献的实用性
云南农大的著者既是科技文献的创造者，又是利用者。他们所生产的文献主要特征是以提高教学质量、充实教材内容、完成科研项目为基点。所研究的课题与教学活动紧密结合、与指导学生课程试验、毕业实习紧密结合。本校作者著述的论文反映了我校教学、科研水平，充分开发利用之，对于促进本省农业科学技术发展，科技扶贫、科技推广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本校著者所发表文献的内容上看，侧重于农作物、经济作物、果蔬花卉的高产、优质、高效栽培技术、遗传育种、病虫害防治等方面。发表文献最多的是水稻病害研究、蚕豆病害研究、花卉病害研究等。这和省属重点植物病理学实验室建在我校有关。近年来云南农大著者发表的《云南农业生态》、《滇型杂交水稻》、《植物病原菌》、《云南甘蔗》、《云南兰谱》等专著，以及多种自编教材都是教学、科研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为了运用现代技术和科学方法开发本校教学、科研人员的论著及科研成果，云南农大图书馆正在自建《云南农业大学科技论文专著、专利、科技成果数据库》预计收录3000多条信息。我们认为要想持续性地补充数据库内容，必须有可行的地方农业文献呈缴制度作保障。 云南农大图书馆围绕学校重点学科以及对硕士学位授予点的专业，开展定题、跟踪服务，对所收集的文献进一步深加工，撰写了《略述荞麦生产的现状和开发利用》、《云南农业抗病育种研究近况》、《优质米生产现状和开发利用概述》等三篇综述性文章。以最实用的情报形式提供给用户，均被国家科委西南信息中心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收录。其中《云南农业抗病育种研究近况》还被云南省农学会评为优秀论文。农大图书馆还开展了跟踪本校重点科研课题，如：滇型杂交水稻及两系利用，云南烟草品种资源的收集和综合研究，云南水稻、烟草、马铃薯病毒鉴定，国际科技合作项目云南省及其英国中部土壤侵蚀率和土壤保持方法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云南高原苹果园昆虫群落及害虫防治研究等专题情报服务。将所收集的农业文献以文摘或题录的形式提供给用户。此外还很注重情报服务投入、产出的效益分析，不断总结经验。
农大的学生大部分来自农村和少、边、穷地区。农村缺乏科技知识已成为阻碍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针对这种情况，云南农大图书馆在收集地方农业文献的基础上编印了《农业科技信息》，主要报道我校、我省农业科研、教学所取得的成果和科技动态，其稿件覆盖面达60%以上。从本省实际出发，重点刊载具有云南特色的农业新技术、新方法，体现专业性、针对性以及结合农事季节的实用性的特点，到目前为止刊出60期，赠送省内外各科研单位、教学单位、农村基层单位，收到了大量的反馈信息，深得基层农技人员的好评。大学生利用节假期带回家乡，青年教师下乡锻炼、扶贫带到农村，为广大农民提供时效好、针对性强、信息量大、参考价值高的实用信息，为科技兴农和科技扶贫服务。由此可见图书馆能够通过对地方农业文献的深加工，缩短与读者需求的距离。
5．强化用户情报意识的必要性
3.植物考古学的研究历史与方法吉笃学
4.略论裴李岗文化"台地农业"黄富成
5.协作式农业文明产生的特定地理环境——黄河中下游农业文明起源地理背景比较初探李友东
6.吴文化对日本史前稻作的影响黄粟嘉
7.论水稻是商代主要的农作物陆忠发，LuZhongfa
8.稻作农业起源"一元与多元辩证统一论"辩析——兼答刘志一说匡达人"想当然的高论"匡达人
9.先秦农业社会尊老养老与和谐社会的构建李岩
10.20世纪以来唐关中农业史与长安城粮食供应研究综述——兼论区域经济社会史研究的方法问题赵建勇，ZHAOJian-yong
11.唐代户籍制度与社会变革曹端波，Caoduanbo
12.宋代江西的地方特产黄厚生
13.试论张国维的农业贡献李秋芳
14."九龙攒珠"与江西移民者的开拓——巢湖北岸移民村落考察报告张靖华，郭华瑜
15.明清时期宗族、乡绅与基层社会——以万载县辛氏宗族以例施由明
17.《诗经》农事诗的礼乐文化价值分析刘刚
18.古代游记的农史价值探索徐臣攀，XuChenPan
19.宋代诗词农事录(续)孙开铨
20.元代诗词曲索引研究及其咏农诗歌检索例释王雅戈，李华，WangYa-Ge，LiHua
21.阮大铖农村诗歌的内容与特点李玉栓，孙良同
22.山东地区刺绣工艺的艺术特征探究许崇岫
23.农民生活的晴雨表——凤阳花鼓曾智泉，黄美瑜
24.《诗经》中的农具研究陈朝鲜
25.试论魏晋十六国时期的农具与农业生产——以河西走廊墓葬壁画为例孙彦
26.楚国水井文化初探贾兵强，郑庭义，麦婵妹，向安强
27.隋唐时期华北地区的农田水利与稻作李增高
28.张履祥与明末清初浙北水利问题周邦君，ZhonBangjun
29.明末清初社会变动与海塘的修筑——以漴缺海塘为中心冯玉荣
30.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圩田的经营与管理陈恩虎，惠富平
31.古代荞麦种植及加工食用研究何红中，惠富平，HeHongzhong，HuiFuping
32.汉代鱼价考丁邦友，魏晓明，DingBangyou，WeiXialming
33.笔记小说所见宋代淡水鱼的养殖和捕获熊燕军
34.食鱼习俗雅趣多林蒲田
35.安徽寺院古林的探析关传友
36.从林木种类变化看明代以来贵阳森林资源的变迁严奇岩
37.英国园林中的"中国风"桂强
38.试论唐宋食疗学的发展刘朴兵
39.宋代饮食文化王惠
40.泛谈我国酒的起源与酒文化考古黄文川，姚政权，任予连
41.汉画中的酒文化略论王瑞峰
42.高昌冻酒与冰酒起源陈习刚
43.历史时期自然灾害对古代粮食安全的影响吴宾，党晓虹
44.从出土简牍看秦朝应对农作物虫害的举措刘向明，LIUXiang-ming
45.试论我国早期家猪饲养的方式与规模罗运兵
46.古羌人对我国养羊业的贡献与影响薄吾成，BoWucheng
47.日本《假名安骥集》疑难土草药考注冯洪钱，冯新英，王成
48.古今中外鼠趣和鼠害冯洪钱，冯英英
49.罗马统治时期埃及的私人土地租佃制研究谢振玲，韩志新
50.略论古代中国与菲律宾的农业技术交流李未醉，魏露苓
51.中国农业考古资料索引──农作物、农业工具陈文华
52.东张西望纪事——访美日记摘抄(续)陈文华
1.邓小平农业经济思想的时代价值闫向云
2.邓小平农村改革思想特点探析欧阳凌，李曦
3.论改革开放以来党对农村思想政治工作地位的认识王员
4.南宋名儒陈亮的农业经济思想陈剑峰
5.西周金文农产品赏赐吴红松
6.从睡虎地秦简看秦代粮仓虫害、鼠害的防治刘向明
7.从四川汉画像砖图像看东汉庄园经济徐勤海
8.试析三国两晋时期的江淮农田水利建设魏新民
9.魏晋南北朝时期耕籍(藉)礼的特征与功能初探高二旺
10.晋唐人丁为本农税制的历史渊源探析谷小勇，张波
11.宋代蜀地茶马互市特殊形式刍议谢天开
12."鱼鳞册"制度对农村土地产权的完善及促进土地流转的借鉴戴天放
13.明末清初浙北自然灾异与荒政措施——以张履祥的视野为中心周邦君
14.清代皖江圩区的组织功能与社会控制赵崔莉
15.我国古代数学思想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李中恢，杨爱珍
16.论许真君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李星
17.农业之乡南涧的土地资源考袁登学
18.《吕氏春秋》的生态伦理观徐立熬
19.《读书敏求记》著录农书之考察谭光万，冯风
20.从两件清代告示看中原农村祖先崇拜邵凤芝
21.论中央苏区乡村的选举运动袁礼华
22.论阎锡山"村治"改革的措施和成效郭友亮
23.试论建国初期党对农村妇女婚姻家庭解放的积极推进马慧芳
24.论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村民自治均衡发展陈锦梅，贾兵强，向安强，邹静琴，周倩怡
25.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农民共同社会行动——以重庆三个村的抗旱行动为例周绍宾，王友华
26.论中国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建设王新华，贺庆
27.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立法探讨项波，段春霞
28.新农村生态环境价值诉求伍小涛，胡勇
29.新农村建设的制度变革与路径选择钟添生
30.赣州模式:欠发达地区新农村建设的成功模式程宇航
31.试论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民主体邓彦
32.新农村文化建设中统一战线的作用发挥王欢，涂欢
33.论高校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地位及其作用肖永忠，钟小明
34.新农村建设中土地资源利用现状及对策分析王荣珍
35.从社会工作理念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周振浪，郭俊位
36.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德国农村建设对环洞庭湖区的启示覃永晖，吴晓，尹振国，姚玲玲
37.中日稻作农耕文化地名的比较研究张慧荣
38.中日茶文化之比较研究金翰钧
39.农村文化与乡村秩序——走出集体行动困境宋辉，钟涨宝
40.农村音乐文化的培育——以在农村中小学推广器乐教学为视点熊志音，熊志明
41.农村体育的发展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系潘军，张金(令鸟)
42.对农民工群体体育消费现状的研究马春建
43.农村体育研究中若干问题的界定和探讨袁艺红，黄宏
44.和谐社会视野下农村社区体育发展的构想李秋萍
45.关于乡村旅游产品的几点构想曹毓
46.对当前全国农家乐开发热潮的反思罗文，陈国生
47.试论古村落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对策施琦
48.加快地质旅游资源开发的意义及策略邱卫林，邹晓明
49.环鄱阳湖生态旅游圈开发可行性研究张学玲，杨荣，陈美球，蔡海生
50.在城乡统筹发展中推进乡村旅游发展之思考魏琦
51.森林小铁路旅游开发的问题及对策——以赣州森林小铁路为例陈平平，吴水田
52.论江西红色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施小蓉，卢丽刚
53.赣州老区红色旅游发展的SWOT分析及策略研究喻荣春，万佳选
54.发展衡阳市农家乐休闲旅游业的问题、成因与思路戴旻，陈国生
55.促进衡阳农家乐健康发展的对策研究李运祥
56.江西吴城方言农业词汇例释肖萍
57.客家话、潮汕话、广府话农业类词语比较研究温昌衍
58.梅县客话詈语及其文化心理解读冯丽云
59.《方言》与鲁南农村生活用语本字考杨晓红
60.粤东客家传统农耕习俗略论肖文评，王濯巾
61.中国历代农诗研究的宏观构想赵(王月)萍，万桂莲
62.黄遵宪文学创作与客家山歌周晓平
63.从一位农妇的追求中看女性文学——解读斯坦贝克小说《》陈骋
64.弗罗斯特诗歌乡村生态意识分析黄洪玲
65.从英汉农谚比较看中英两国传统产业地位及影响尹根德，肖平平
66.从乡村情结中解析女性的边缘生存状态——福尔斯作品《收藏家》赏析白爱娃
67.民间龙狮运动起源与发展的文化审视余文斌
68."泥泥狗"的造型与审美特征郭新生
69.赣南客家民俗与民歌的相互依存关系探析衡晓丽
70.弋阳腔曲牌音乐与南戏诸腔的关系樊凤龙
71.新农村建设和旅游开发条件下的江西古村落保护与发展罗奇，许飞进，罗吉祥
72.乐安流坑村传统聚落形成与演变的特色探讨许飞进，刘强
73.试述竹在园林意境创造中的作用孙英，高光林，丁志敏
74.构建与城市化相适应的农村教育机制时树菁
75.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缘由分析及对策建议刘香丽，舒斯亮
76.城市扩张与地区就业关系的回归解析及实证研究——以四川省宜宾市为例崔风暴
77.论地方政府合作扶贫的构建许源源，李小飞
78.我国水库移民问题及其成因与对策探析张春美，曾庆连
79.贫困生的休闲与全面发展——来自广东省四所高职高专的调查报告宁晓菊
80.湖南两型社会建设中的农业信息系统构建文福华
81.基于农业工程中计算机声像技术应用的研究王生保，夏振华，罗亚萍
82.乡镇政府信息公开的纵深推进陈少锋
83.我国农村公共卫生财政投入问题探讨姬艳飞，郭金方
84.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现状、原因与对策彭秋玲，刘庆相
85.试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创新邓小英，伍学滨
86.论和谐社会背景下的农村平安建设李小强
87.加强农业基础建设:"三农"工作新的着力点赵霞
88.我国农村政策金融的发展及其功能分析陈振华
89.浅析新形势下农信社金融创新刘飞
90.经济全球化与我国农业竞争力培育赵排凤
91.农业产业化进程中的政府行为皮艳清，万志乾
92.防沙治沙活动中市场机制的运用——陕西榆林:一个个案研究高谋洲
93.山东省农产品出口竞争力实证分析王金河
94.建立促进农民持续增收机制探索——以欠发达的镇江茅山老区农民收入为例姚永康
95.有机农业对农村经济发展促进作用浅析——以新疆伊吾县有机农业发展为例刘瑞峰，陈彤，RainerHaas
96.开发农村人力资源的研究陈晓江，徐佩华
97.新型农民培养与农民教育体系重构贾兵强，邹静琴，向安强，易钢
98.性别公正与贫困地区女性健康促进张励仁
99.从农村教育视野论广东农村劳动力转移林楠
100.农村人力资源开发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赵翠萍，杜奋根，汤文华
101.农民工对流现象形成与对策浅析田禾
102.农村现代服务业体系构建与农村劳动力转移——以江西为例王少东，张国霞，陈园
103.构建农民创业能力的提升体系余长春，黄蕾
104.农村人才与新农村建设杨东明
105.欠发达地区基础教育中骨干教师外流现象原因反思龙绍赟，李道柏
106.新农村建设语境中的教育公平研究范松仁，余三乡，朱向华
107.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农村职业教育发展问题的研究王子原
108.农村成人教育中情绪特征探究赵永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