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经济转入了高速发展的后工业时代。在同一卖场上销售不同品牌的同类产品，售前、售中、售后服务都像是如出一辙。消费者难分优劣，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良好的营销战略成为企业战胜对手，立足市场的有效保障。在这一残酷形势下，全球营销战略相应发展出了许多新气象，首先引人注意的是整合营销战略（IntegratingMarketingStrategy），有人称之为现代企业新战略，21世纪的营销革命。而CSR（CorporateSocialResponsibility），即公司社会责任，是近年来西方国家企业界日益受到重视的一项营销功能。根据埃文斯和伯格曼的观点，市场营销的最后一项功能是决定如何才能最好地承担公司的社会责任。现在，这一观点在发达国家企业里得到了充分的运用。而且研究人员开始将整合营销战略与公司社会责任联系在一起。本文即是着重研究这两个最新最前沿的话题，从而为新世纪企业营销提出一些新的建议。
一、整合营销战略：21世纪的营销革命
20世纪50年代的杰罗姆·麦卡锡（JeromeMcCarthy）提出的营销组合理论奠定了如今市场营销理论发展的框架，市场营销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基本上是在不断传播、充实与完善这一思想体系。直到近年来，愈发激烈的市场竞争刺激企业实践的不断创新，从而拓展了传统营销的内涵。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先进的营销战略不断在发达国家取得新的突破。而其中对我国影响最大的该属整合营销战略。
整合营销理论是在1997年前后开始传入我国的，并在一些大型企业得到结合中国市场实际的应用，对中国企业经营界、企业咨询界、广告界影响都极为深刻。美国广告协会和美国西北大学整合营销传播教授舒尔茨对整合营销传播的定义为：“这是一个营销传播计划概念，要求充分认识用来制定综合计划时所使用的各种带来附加价值的传播手段——如普通广告、直接反应广告、销售促进和公共关系，并将之结合，提供具有良好清晰度、连贯性的信息，使传播影响力最大化。”这一定义的关键在于使用各种促销形式使传播的影响力最大化的过程。也有专家认为，整合营销传播需要有“大构想”去制定营销促销计划，协调各种传播机构，要求企业在了解包括促销的所有营销活动及如何与顾客沟通的基础上，制定整合营销传播策略。而整合营销传播战略的目的就是使企业所有的营销活动在市场上针对不同的消费者，进行“一对一”的传播，形成一个总体的、综合的印象和情感认同。这种消费者细分建立相对稳定、统一的印象的过程，就是塑造品牌，即建立品牌影响力和提高品牌忠诚度的过程。这里就涉及到一个“定制化营销”的观念。目前有种说法认为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企业的营销观念已由“大众化营销”转变为“个性化营销”，并由此产生了“1:1”的“定制化营销”。实际上，针对每一位顾客的特定需要提供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才可能实现对顾客需求的最优满足，这是一种不言而喻的道理。但是在规模成本和支付能力的限制下，真正的“定制化”很难做到。“市场细分”和“目标市场”的策略实际上是对完全的“大众化营销”和真正的“定制化营销”的一种折衷。而90年代以后，生产技术和沟通技术的提高，“柔性生产”技术的产生，“网络销售”方式的出现，以及消费者购买能力的提高，使得“1:1”的“定制化营销”成为可能。于是，能否对顾客实现最大程度上的个性化满足，成为企业能否获取市场竞争优势的重要条件，企业的经营思想也由此产生了质的变化。正如佩铂和罗杰斯在《1∶1的未来》一文中指出的，“在1:1的未来，你自己将会发现在一个时间内是对一个顾客在开展商业竞争……你并不企图把一种产品尽可能销售给更多的顾客，取而代之，你将会向一个顾客出售尽可能多的产品—它们是长期的和跨越不同产品线的。”因此有人认为，企业经营思想的变化，经历了“以关注生产为特征的生产观念阶段”到“以关注销售为特征的推销观念阶段”，又到“以关注市场需求的一般满足为特征的大众化营销阶段”，直至“以关注个性化需求满足为特征的定制化营销阶段”的发展过程。而整合营销战略就是抓住了这种“定制化营销”的趋势。
整合营销思想的发展还有其他的三大动力。首先要归因于信息技术的推动。计算机的普遍运用大大提高了营销信息的容量与利用效率，信息的筛选、集成与数据库的建设使营销的知识不断积累并成为企业知识体系中最能体现竞争能力的部分。企业之间电子数据交换（EDI）技术的发展和因特网的迅速推广运用，使营销信息与知识的获取与传递跨越了时空限制，在理论上可以实现对营销资源与策略在全球市场的重新布局与优化配置，并随着信息技术的进一步突破，在实践中这一可能也正在逐步转化为现实。其次，美国企业探索摆脱市场萧条与竞争加剧困境的努力直接推动了营销创新。在产业结构调整与重新组合的过程中，加强了对企业营销功能的整合，在倡导营销哲学上以顾客为中心、以顾客为导向，在营销策略与技术上寻求对市场需求变化的快速领先反应，由此不断尝试对传统框架的突破。第三，当代营销思想的发展蕴含于跨管理领域各学科创新与进步的过程之中。20世纪80年代，波特（Porter）的竞争优势理论启发了企业对抗外部竞争的战略性思维。随后，维纳费尔（Wernerfelt）和鲁梅尔特（Rumelt）提出了企业战略必须以企业资源为依托，培养核心竞争能力以取得竞争优势。这一全新战略理论直接纠正了企业过度关注外部力量的竞争导向偏向，使企业在营销战略的重新设计上更加关注对内部营销资源的整合，以挖掘与跟踪需求动态来创造市场机会，以主动因应变化的策略来寻求竞争优势。此外，20世纪90年代初兴起的公司再造理论（ERP）其出发点与归结点即是企业要以顾客需求为中心来重新设计业务流程，以寻求快速反应于市场的竞争优势。
正是上述种种营销理论与实践的突破，使得整合营销的出现成为必然。而且其核心思想也在于真正重视消费者行为反应，与消费者建立良好的双向沟通，通过双向沟通，双方建立长久的“一对一”的营销关系，以满足消费者需要的价值为取向，确定企业高水平的营销策略，协调不同的传播手段，选择不同的传播工具，树立品牌竞争优势，提高消费者对品牌的忠诚度，达到提高市场占有率和市场份额的目的。整合营销是以企业由内向外的战略为基础，以整合企业内部、外部的资源为手段，以消费者为重心而重组的企业行为。可以说，它是一种适用于所有企业信息传播及内部沟通的管理体制，这种传播与沟通就是尽可能与其潜在的客户和消费者以及其他一些公共群体例如雇员、立法者、商家、传媒和公关公司、金融团体保持一种良好的积极的关系。中国经济发展迅猛，企业和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同样存在着产品、技术、制造、营销手段同质化的问题，而且比西方国家有过之而无不及，模仿现象严重。制造差异化，特别是创造营销和传播的差异化，赢得更多的消费者对企业来说就更显得重要和迫切。所以可以说，整合营销及其理论能够在中国企业界里较快地得到应用。
二、CSR：一种良好的非营销战略
在欧美发达国家，现在有一种普遍的认识，即一个公司的业绩不仅依赖于市场营销战略，而且也与其非市场营销战略（Non-marketStrategies）密切相关。这种非市场营销战略试图去影响某些共同事业
团体的政策与策略，如政府或者各种利益集团，而不是直接以竞争者、客户或供应商为作用目标。它通过获取直接的经济效益，及限制政府和利益集团行为的破坏性后果，或提高竞争对手的成本以达到改善公司营销态势和市场位势的最终目的。可以说是企业市场营销战略的一种有益的补充或代替。因此，如果将其与市场营销战略结合在一起加以运用，无疑会为公司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
BaronD.P.在其获奖文章(1995,"IntegratedStrategy:MarketandNon-marketComponents")里首先形成了这种将市场营销战略与非市场营销战略结合作用的认识，并强调了二者结合的必要性。现在，在发达国家，这种结合的重要性已经十分清楚，可以参见DanielSpulber1994年的考察，在那次考察里他要求将营销战略、组织战略与公众政策结合在一个共同的机构里。在美国，许多公司已着手进行这一战略。而且毫不奇怪，第一流的商业模型专利会颁发给以网络为基础的企业（见"Merges",1999）。企业与行政机构、企业与立法机构、企业与特殊利益集团，及企业与其所在的总的制度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会影响企业的经营运作。企业所进行的对非营销机构的影响活动,必须适应和协调其所处的市场类型与其试图影响的非营销机构的特征之间的关系。由于在营销领域里的竞争者在非营销环境里可能是对手或盟友，所以市场的类型可以影响非市场营销环境里的竞争。
随着企业非市场营销战略理论的不断发展，相应的发展了CSR理论。CSR,公司社会责任是公司经营战略的一项内容。根据埃文斯和伯格曼的观点，它应属于市场营销的一项功能。但是承担公司社会责任是与企业的非市场营销战略密切相关的。它作为企业与社会间的社会契约的标准成分而受到提倡。如果到了因CSR而把成本强加于企业之上这种程度，那么企业的竞争态势相对于其对手而言就会受到损害。因此，CSR与企业公共政策一起，不仅直接影响企业的经营成本，而且通过改变企业在本行业中的竞争态势，从而具有战略性的影响作用。
到目前为止，CSR还是一个尚未恰当和完整定义了的概念。从一个观点来看，它是承担和履行市场所支配的义务之外的责任。WoodD.J说过：“CSR的基本观点是企业和社会是紧密结合的，而不是彼此独立无关的实体；因此，社会对企业的恰当行为和成果有某种期望”。FredR.David在其著作《战略管理》里指出：公司社会责任的主要内容是以合理的价格向社会提供安全的产品。而DavidP.Baron在其文章“PrivatePolitics,CorporateSocialResponsibility,AndIntegratedStrategy”(2000)里将CSR定位成企业的一种利益再分配。他认为，企业由于受利润最大化与利他主义原则的驱动，以及受到来自社会行动主义分子的威胁的影响而会重新分配公司收益，从而承担一定的公司社会责任。在与CSR有关的标准文献里，对于企业利益再分配问题的探讨有很长的历史。CSR理论的支持者们认为标准主义要求公司的再分配，而且如果企业不满足社会出于对其社会业绩的考虑而提出的期望，他们将会面临政府的诉讼。前一种观点是出于一种道义上的促动，而后一种观点是有关于对威胁的反应或预期。还有一种想法，那些以CSR名义自动采取行动的企业将会在市场上得到报偿，例如增加了的对其产品的需要。因此企业可以各种理由采取标名为CSR的策略。当然在他们的带动下，其他企业也可以利他主义为理由同样这么做。剩下的别的企业出于防御性考虑也会这么做，以避免受到特殊利益集团和行动主义分子施加的外部压力，因为这种压力会影响到企业的营销业绩。
评价一个公司是否满足了社会的期望，Wood认为这要考虑“社会责任原则激发代表企业利益行为的程度”，她还指出“公司经理们是道义者”，他们行使其处理权以满足社会的期望。然而，如果CSR理论是为了有助于研究营销及非营销战略，其内涵则远远超出了仅仅是特殊利益集团及研究者们所希望的企业行为的标志。即，要理解为什么企业会采取一些可能被称为CSR的做法，就需要考察行为的动机。一个利益驱动型企业可能会采用一些被称之为社会责任的做法是因为它们可以提高对其生产的产品的需求，从而提高企业的利润。这种策略性的CSR仅仅是一种利益最大化战略，受企业自我利益的驱使，而不是产生于公司社会责任的观念。
相似的，根据社会责任的原则，两家企业可以采取同样的行为，然而一家可能是为了满足社会期望，另一家则可能是由于受到了某个特殊利益集团的威胁。从多元论的观点来看，社会期望是指个人的及个人利益的期望。从这个观点出发，对利益做出反应是社会责任的关键。然而，通常利益都是与以牺牲其它为代价所追求的某些再分配相矛盾的。
因此，与其说为了满足社会期望，不如说是代表个人和集团的利益。所以，多元论基于一种对利益的竞争而设定了对企业的需求，这又是通过公共机构和私人行为所实现的。具有公共利益的个体在向企业指出其利益时，除了可以通过他们所购买的产品而单独地作用外，还面临一个集体行动困难的问题。集体行动困难问题有两个原因。其一是Olson（1965）提出的“free-rider”问题，他认为集体利益不一定导致集体行为。其二是不完全信息问题，如对企业行为信息掌握不全。“Free-rider”问题由于利益集团，如能直接对企业采取集体行动的工会和环保组织的形成而得到缓和。而信息不全问题的解决则有赖于监察员和社会行动主义者组织，及政府、各种协会和大学里的所有研究者的工作。
整合营销战略和CSR作为两个最前沿的课题已经引起了全球企业界人士的普遍关注。如果企业能将二者结合运用，肯定可以为企业带来更高的经济效益，而且对于企业的市场营销实践也会有良好的推动作用。任何企业应该向他们抓住每一个营销机会提高利润一样的重视抓住任何战略性CSR行动的机会。如果把握住了这两个全新的概念进行企业经营，积极效果会是很明显的。这一点在发达国家企业已经得到了验证。我国社会经济迅速发展，企业间竞争日趋激烈，而随着我们加入WTO，这种竞争趋势只会越演越烈。因此，如何推动企业市场营销已成为十分紧急的问题。如果我们国内的企业家们能借鉴国外在这两方面进行实践操作经验，进行自己的运作，对国内企业与国际企业接轨和与之抗衡都是很有帮助的。而如果国内的理论界对二者也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探讨，找出适应新世纪最佳的营销战略，这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参考文献：
[1]弗雷德戴维.战略管理[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
[2]DavidPBaron.PrivatePolitics,CorporateSocialResponsibility,andIntegratedStrategy[J].JournalofEconomics&ManagementStrategy,2001,Vol.10,(1).
[3]BaronD.PIntegratedStrategy:MarketandNon-marketComponents.[J].CaliforniaManagementReview,1995.
[4]BaronD.PIntegratedMarketandNon-marketStrategyinClientandInterestGroupPolitics[J].BusinessandPolitics,1999,1(April).
[5]BaronD.P.TheoriesofStrategicNon-marketParticipation:MajorityRuleandExecutiveInstitutions[J].JournalofEconomics&ManagementStrategy,2001,Vol.10,(1).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以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根据中国社会的特点和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开始了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探索。
在1958年5月召开的中共二次会议上，主持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这条总路线的基本点中，明确把建设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总目标。
1964年12月，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代表和党中央向党内外正式宣告：“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3]至此，四个现代化正式确定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战略目标。
坚持实现四个现代化要走有自己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1957年2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专门对“中国工业化道路”做出明确概括：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发展关系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
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战略构想的其它方面也提出了具有可行性的思想：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方针上，提出“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在经济建设问题上，提出“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和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以及“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在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上，提出了扩大地方和企业的自；在民主政治建设上，提出了扩大人民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思想；在文化建设问题上，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等。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问题上提出了比较系统的正确思想、观念、方法，但也有一些失误，主要是方法上的失误，有些失误是重大的。
在社会发展战略中，赶超战略成为发展战略的突出特征。1955年就曾谈到：“我们的目标是要赶上美国，并且要超过美国。”究竟需要多长时间，“看大家努力，至少是五十年，也许七十五年，七十五年就是十五个五年计划。哪一年赶上美国，超过美国，我们才吐一口气。”[4]这之后，曾多次提出我国的发展目标是十五年左右赶上和超过英国后，准备再用20年到30年的时间在经济上赶上和超过美国[5]。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过程来看，当年提出的这个战略目标，至今还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但为了实现“超英赶美”的战略目标，通过“政治挂帅”，特别是通过抓阶级斗争，来推动经济的发展，搞阶级斗争扩大化，干扰和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在总结我党过去社会主义建设的教训时说：“同志是伟大的领袖，中国革命是在他的领导下取得成功的。然而他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是说他不想发展社会生产力，但方法不都是对头，例如，搞、，就没有按照社会发展规律办事。”[6]
二、科学发展观继承并发展了社会发展战略思想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以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总结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验，吸取世界上其他国家发展的经验教训，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大主题，大力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一全新的发展理念。
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一个系统、完整、科学的理论体系。科学发展观的理论精髓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理念是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将全面协调可持续作为发展的基本要求，本着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达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追求。将改革开放作为动力机制，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与生态文明。科学发展观这些新的内容准确地把握了当今世界发展进步的潮流，赋予发展观以崭新的时代内容。从思想发展史的角度分析，后者总是对前者的继承和发展，正是前后相承的历史变迁，使中华民族历史的主题越来越鲜明。科学发展观对以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社会发展战略思想既有继承，更有发展。
（一）关于继承性
第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思想的精髓，也是科学发展观的精髓。在领导中国革命的长期实践过程中，在总结中国革命多次胜利和失败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在同党内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倡导和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辟了中国革命的独特道路。在人口众多、情况复杂、经济文化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开创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是非常艰难的。要科学认识中国国情以及中国革命的特点与规律，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必须破除教条主义，勇于解放思想，倡导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中国共产党通过，批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极大地解放了全党的思想，促进了全党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必要性的认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全党确立起来。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人的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作出了科学回答。指出：要紧密联系加强和改进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大力弘扬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精神。在全党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关键是要引导全党同志不断地求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之真，务坚持长期艰苦奋斗之实；求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之真，务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之实；求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之真，务发展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之实[7]。
第二，科学发展观继承了党的于发展的思想，思想是科学发展观的主要来源之一。
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一贯主张和要求。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指出：“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8]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进行经济建设，增加人民群众的物质福利，看作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和建设的根本目标追求。在展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同时，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民主政治建设和科学文化建设的任务。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具体阐述了社会主义建设中带有全局性的十种关系。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重要观点，党的关于国内主要矛盾以及党和国家主要任务的论断，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
以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继承思想的社会发展战略的思想，努力把握发展的客观规律，作为系统、完整、科学的理论体系的科学发展观，涉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各个环节，包涵着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等各方面，在多方面继承了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社会发展战略思想。
（二）关于发展性
第一，对发展的科学内涵作了更为科学的界定。科学发展观强调：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主题和首要内涵，发展必须是既合规律又合目的的科学发展。发展的合规律性是指要符合人类社会建构和发展的规律，符合客观条件，符合历史趋势和时代要求。发展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是一种系统的、综合的、整体性的发展，是人与自然相和谐的可持续发展。当展理论与实践的一个重大转变，就是从发展客体论转向发展主体论，既重视人的作用和人的价值，重物轻人的发展观已失去了其合法性和合理性。科学发展观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强调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等，实际上把人作为发展的最终目标。这无疑是社会发展观的一次历史性变革和重大突破。
第二，科学发展观引入“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坚持以人为本，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党的群众路线的当代形态，是我们党谋发展、促发展的根本价值取向和工作路线。以人为本作为一种总的价值坐标，规定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道路、模式、目标和方向。惠及人民大众的发展必须包含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民主政治、依法治国、机会平等和生态环境的改善等，真正满足人民大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需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执政理念的新飞跃。
第三，科学发展观重视并善于从战略与全局的高度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提出要坚持统筹兼顾，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是我们正确处理经济社会发展中诸多重大社会关系问题、以推进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根本思想方法、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实现了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新的飞跃。
总之，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指导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世界观方法论，是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指导思想。牢固树立、认真落实、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对于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胜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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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乘风破浪(社论)[N].人民日报,1958-1-1.
[6]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16.
[7]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728,729.
2战略的基本内涵
2.1战略的长远性俗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战略”正是“远虑”的体现，从长远来谋划国家或企业的生存、发展之大计。纵观国内外近、现代科技进步的历程，既有机械化—自动化—信息化50年一遇技术换代的长周期，又有石油行业10年一遇的专业技术换代周期。大庆油田也正是依靠5代技术的迭代升级才确保了50年的持续高产稳产（图1）。超前做好技术储备，是技术发展战略的重要内涵。通常，从国家、企业到科技部门要按规范制定1～5年发展计划，重要的部门或领域则要适时开展或由主要负责人亲自挂帅研究制定5年以上的发展战略，以科学判定未来发展方向，指导中、短期计划规划的定位和运作。远期预测难度大，一旦预测准确，则可以“事半功倍”，作用十分重大。
2.2战略的全局性、整体性战略必须以全局发展为对象，围绕整体发展目标而制定，国家层面如此，企业层面也如此。全局性、整体性体现在4个方面。一是战略行动的全局性、整体性。战略计划、分计划及实施步骤、时间节点要相互衔接，行动上形成一个整体。二是内部功能的全局性、整体性。作为企业，要根据企业业务战略目标确定技术创新战略目标；根据技术创新战略目标确定科技资源配置和体制架构；根据体制架构的需要制定关键流程；根据关键流程确定绩效考核和激励指标。通过绩效考核和激励指标的落实保证关键流程运行，通过关键流程运行保证体制架构运行，通过体制架构运行保证创新技术的实现，通过创新技术的实现保证技术创新战略目标的实现，通过技术创新战略目标实现保障企业业务战略目标的实现（图2）。三是创新过程的全局性、整体性。技术创新过程分为4个阶段，即技术原理—技术原型—工业性试验—产业化（图3）。国际上把技术创新过程称为技术成熟度，分为9个级别，技术原理探索阶段为1、2、3级，技术原型研发阶段为4、5、6级，7级为中试，8级为工业性试验（初步形成产业标准），9级为产业化。大庆油田聚合物驱油技术是超前15年储备、整体谋划、实现工业化接替的典型成功案例。四是方向、目标的全局性、整体性。各个战略要素都要围绕一个统一的战略方向、战略目标整体部署。如我国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国民经济按“农、轻、重”的比例安排；70年代提出的“煤、电、油”能源战略；这些整体性的战略方向对国家和行业技术发展都起到了极为重要的引导作用。国家战略是这样，企业战略也概莫能外。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简称中国石油）确立的四大战略就是相辅相成、互为一体的，科技创新和持续重组的管理创新是推动公司主营业务发展的根本动力（图4）。
2.3战略的系统性战略是一个系统。纵向上有国家—行业（地方）—企业战略，下级的战略意图服从上级的战略要求，如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国民经济产值翻两番”、“分两步走”。中国石油是下属的一个战略单元，及时跟进，提出了“稳定东部，发展西部”及“油气并举”的发展战略，与国家战略相呼应；在横向上，各战略按系统渗透、相融，这一条也十分重要。对于企业，有三个必不可少的相关性战略，即业务（生产）发展战略、营销战略和科技发展战略，业务发展是根本，营销是策略，科技是保障。企业业务发展战略是决定企业生存发展的根本。近年来企业科技发展战略一般都遵从世界著名理特管理顾问公司推出的“第三代研发”理念，即企业科技的总体目标来自于业务发展的总体战略需求，科技的发展，以此定位。据理特公司表述，第三代研发理念使得“技术问题纳入了企业最高领导者的日程”，“获得业务生产部门强力拉动和支撑”，“使技术转移不再成为问题”。据统计，以此理论指导制定的科技发展战略和重大研究项目，周期缩短了30%~50%,研发效率提高了20%~50%。中国石油“八五”业务发展规划提出“稳定东部、发展西部、油气并举”的战略指导思想，30多年来，科技战略和科技工作以此部署，出了一大批重大科技成果，在保障东部稳定、西部发展方面特别是天然气的勘探开发生产取得了极大成功。价值链是系统性的一个重要体现，也是制定企业科技发展战略应该坚持的又一个重要原则，对于中国石油这样上中下游一体化的企业集团，更要从价值链上来权衡局部和整体的关系。比如作为以资源采掘为长效获利的企业，是否可以提出“重视资源获取、保障全局发展”，“重视工程装备、形成产业优势”等通过从“价值链”上找重点和突破点的方法，形成一些重大的战略指导思想。
2.4智慧和对阵战略必须有“对阵”的部署和“智慧”的体现，要有对立双方、争斗的“形式”和制胜的法宝。对于石油技术战略来说，“敌人”或“对立面”就是国内、国外的“同行”，制胜的法宝就是拥有并利用最先进的技术，力争“优先摘取挂得最低的苹果”，保障企业获得最大的利益。技术竞争、争斗的形式，理想境界当然是全方位的“拥有”、“垄断”和“控制”，但在信息化、全球化的今天，石油这种不可再生资源的日趋减少和技术需求难度的不断加大，永远的垄断、全面的控制和拥有已不现实。除了有条件局部拥有和“垄断”之外，“合作代替对抗”、“共享代替竞争”、“双赢代替独享”这种战略联盟，已逐渐成为企业保持长效利益的最佳选择。理特公司提供的资料表明：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的20年，国际上5个大的油公司和技术服务公司研发费用已由80%自主研发变为80%合作研发，这个趋势还在延续。我们也看到，建立战略联盟已成为我国近期外交战略的重中之重。技术发展的“智慧”和“谋略”就是在准确科学地评估未来15年国际、国内油气及相关能源发展的大趋势、可能实现的技术进步以及这些技术分别对油气及相关能源发展的贡献的前提下针对性地提出技术制胜的方案与对策。为此，必须要深入研究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国内、国外同行业的竞争环境，包括国家层面宏观环境、石油石化行业环境、本公司环境，并对竞争者有量化表达的优劣势分析。从宏观的视野、不同层面的优势格局和战略前景，初步选取对2030年公司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战略性技术。战略性技术是指具有全新的理念和技术含量，技术成熟度高，可与相关技术形成配套，对油气行业产生重大效益的技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凡是一个新的发展机遇和生产需求的到来，作为创新驱动的原动力，就会迅速推动出现一批新技术，正如恩格斯所说：“一旦社会上发生了需要，就比十所大学更把科学推向前进”。一批新技术中必然会出现“战略性技术”，石油行业公认的20世纪后50年影响石油工业上游发展的三代“战略性”技术是“数字测井”、“二维、三维地震”和“信息×集成的I2油藏表征”。1995年美国国家石油委员会（NPC）组织89家公司从11个领域250项技术中预测了21世纪初影响石油工业发展的35项战略技术，经证实已基本实现。这些技术数量很少，但占有新增长生产力的很大比例。以我们自身的需求为主，对这些技术的准确预测十分重要。二是对初选的战略性技术进行技术获取的可行性评估，包括技术的价值风险、市场风险、成本风险和时间风险，优选出可行的战略性技术。三是明确战略性技术获得的方式。凡风险小、可有效获取、他人难模仿、可获知识产权有效保护、可为公司获得重大生产成效的领先技术，实行自主研发；研发条件差、快速追赶周期短、成本风险大，或其他产业已建立领先地位和知识产权的技术，可以采用合作研究或并购等形式。这里要特别提醒在战略制定时，不要轻易把“竞争对手”或“领先技术”估计得太低，也不要把“关键技术”和自己的目标定得太高；理特公司的研究报告提示，一项战略性技术从“一般”到“领先”所需的投入比从“零”到“一般”要多5倍。必须在分析战略性技术时通过多因素综合评估，认真区别每项技术是不是企业竞争优势的主源流，拥有这些技术能使竞争对手受到什么损害？如丢失多少市场，增加多少投资；如何保持优势？该报告提示，“一个强大的公司总是知道谁是领先者”，“真正的领先者总是知道谁是第二，谁是第三”（我们经常在表达自己是“领先”或“领跑”时并不清楚第二、第三是谁），“试图取得领先地位不仅风险很大，而且成本高昂”。1995—2003年，壳牌公司平均年投资达7.5亿美元，试图全面领先，结果仅在20%关键领域达到了目的。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任何一个强大的公司都不是全部“垄断”和“拥有”，而是采用多种形式获取最优技术资源。要在战略成效最大化的前提下，在引领、追随、低成本跟踪和并购之间找准平衡点和切入点，这才是谋略的重中之重。
3如何科学制定战略目标
技术发展战略必须有战略目标、实施方案和实施步骤。战略目标是战略的灵魂，是实现长期竞争优势最大化的综合体现，也是实施战略的一切手段、措施的最终归宿。战略目标既要宏观、简约，又要明确、清晰。在制定科技发展战略时必须充分考虑：一是未来的方向性。方向性是战略目标制定的首要。当前，随着美国页岩气革命的兴起和煤制气等新技术的迅速发展，油气勘探开发具有常规与非常规并举，向深层、深海倾斜，向煤化工转型等发展趋势，特别是今年11月主席代表我国提出了2020—2030年CO2减排和发展新能源的承诺。未来10～20年如何瞄准和调整业务战略方向凸显重要和紧迫。方向性失误是最大的失误，必须认真把握。20世纪70年代的“川气出川”重大工程国务院作为国家战略启动了9省13市同时动工，结果因“资源”的技术评估失误，“源头”出了问题，造成了重大损失，这些教训必须吸取。二是目标的预见性。现在我们考虑的“十三五”的战略目标定在2030年，既不能是2020年，也不是2040年，要根据历史、现状和未来形势的准确分析，实现科学预见。科学是探索未知的事业，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组织了大规模高层次科学家认真研究设计了3年，2008年正式立项，目标是2020年。2014年中国工程院组织的科技重大专项中期评估，设定的目标大都偏离实际，有的定“低”了，有的定“高”了，说明预见性是必须深入研究的一个难题。三是可行性。规划的核心技术能否实现，用何种方式可以实现，必须要对15年以后的研究环境、市场前景做出相应的论证，使其切实可行。四是可考核性。战略目标要用数据说话，要有量化指标，包括能够体现主营业务领域中主体技术的技术水平、产业化水平、科技竞争力等重要的量化指标。2014年笔者参加了由中国工程院组织的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中期评估，就是紧紧抓住专项目标中的量化指标。这些指标体现了目标的内涵。是否把战略的实质和内涵高度浓缩到目标的“方向性”、“预见性”、“可行性”和“可考核性”，是衡量科技战略质量、水平的重要标志。
什么是“企业发展”？我认为：企业发展是企业的前进性本质变化。首先是有变化，企业没有变化就不能称之为“发展”。企业有变化也不一定是发展。变化有两种：一种量变，另一种是质变。企业发展不是量变，而是质变。当然，也不能把企业的任何质变都称为“发展”。质变也有两种：一种是前进性质变，另一种是后退性质变。只有前进性质变才能被称为“发展”；后退性质变不是“发展”，而是“蜕化”。谋划企业发展就是为了使企业发生前进性本质变化。这是一种大变化。显然，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因为每一个企业都希望发生大变化。
2、为了提高企业竞争力
企业发展与竞争的关系就像部队建设与打仗的关系。世界上哪个国家的部队也不能天天研究怎么打仗，同时也要研究怎么发展。如果不发展，再好的战略战术也会落空。企业发展与竞争的关系还像拳击训练与比赛的关系。拳击教练也没有只重视上场比赛的，而是非常重视平时的拳击训练，其中包括耐力和心理素质等方面的训练，如果不通过训练提高综合素质，那么在比赛场上恐怕连一分钟都站不住。
企业也不能只重视竞争而不重视发展。如果不很好地谋划发展问题，也就是说如果不很好地谋划企业综合素质提高问题，那么竞争战略再高明也很难保证竞争胜利，即便一时胜利了，很快也会败下阵来。
应该强调指出：迄今为止，重视竞争战略、重视营销战略而忽视发展战略的企业仍然是很多的，这是一个重大缺陷。要知道光研究怎样竞争、怎样营销，无论如何是不能保持企业优胜地位的。要想使企业保持优胜地位，必须认真谋划企业发展。
二、谋划企业整体发展的意义
1、企业的整体性问题
企业是一个由若干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局部构成的整体。局部有局部性的问题，整体有整体性的问题。整体性问题不是局部性问题之合。这就是说，不是把一个一个的局部性问题解决了，整体性问题就自然解决了，整体性问题需要单独解决。当然，也不是把整体性问题解决了，局部性问题就自然解决了，局部性问题也需要单独解决。总之，整体性问题和局部性问题是两类不同性质的问题，应该分别解决。企业发展面临许多局部性问题，也面临一些整体性问题。整体性问题涉及的是各个局部之间的关系，而局部问题涉及的是每一局部内部的关系。整体性问题解决了，许多局部性问题就容易解决。解决整体性问题就是抓大事。企业领导要善于抓大事，抓好一件大事能够带动数十、数百、数千、数万件小事。企业发展战略就是企业中最大的事，应该引起企业主要领导人的高度重视。
2、关注企业整体发展
及时正确地解决整体性问题是企业发展的重要条件。要时刻把握好企业的整体发展，目标不要偏、道路不要弯、步骤不要乱、动力不要断，任何问题都要顾及到，千万不要顾此失彼，千万不要钻进一个局部问题里出不来。
企业领导研究思考问题要善进善退，进以求治，退以顾全。解决任何问题都要钻进去，不钻进去怎么能解决呢？但是，不要一钻进去就退出不来，因为企业面临的问题太多了，忽略任何一个重要问题都不行。经理们不要认为自己总能把握企业整体发展，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经理到处可见。有些经理光重视营销，有些经理光重视融资，有些经理光重视技术，有些经理光重视公关，等等，总之，认准了一件事就对其它方面全然不顾了，这样是搞不好企业的。
应该强调指出：不少经理由于学历和经历等原因，从上任的那天开始就存在很大局限性，如果再不提高整体意识，那么就很难使企业健康发展。
三、谋划企业长期发展的意义
1、关注企业长期发展
企业存在寿命，而寿命有长有短。企业有活几个月的，有活几年、十几年的，也有活几十年、上百年的。企业应该增加长寿意识，努力争取活到一百年、二百年。英国就有二百年企业俱乐部，成员都是二百年以上历史的企业。我们的许多企业缺乏长寿意识，做什么事情不知道瞻前顾后，结果必然短命。
为了使企业长寿，就要加强对长期发展问题的研究。企业长期发展问题不是短期发展问题之合，不是解决了一系列的短期发展问题就能够自然长期发展，因为长期发展问题与短期发展问题具有本质的区别。企业面临的长期发展问题很多，如发展方向问题、发展目标问题、发展步骤问题、品牌建设问题、信誉建设问题、文化建设问题、人才开发问题、创新问题、学习问题。这些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企业就很难长寿。所有企业都面临一种基本选择：是希望长寿还是希望短命？如果希望长寿就要解决长寿需要解决的问题，如果希望短命也就无所谓了。
2、提前谋划未来
对未来问题不但要提前想到，而且要提前动手解决，因为解决任何问题都需要一个过程，解决重大问题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为了吃桃，三年前就要种桃树；为了吃梨，五年前就要种梨树。企业未来需要的技术应该提前开发，未来需要的产品应该提前开发，未来需要的市场需要提前开发，未来需要的人才需要提前开发，未来需要的公共关系需要提前构建，未来需要的企业文化需要提前建设。有些企业只重视提前开发新产品、新技术，这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应该提前开发的东西是很多的，如果连提前开发新产品、新技术都做不到，发展前途就更可想而知了。
有些企业总发愁这个问题，发愁那个问题，却不知道许多愁事是不可能解决的，因为当初该提前谋划的事情没有谋划。
3、正确处理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的关系
到了夏季，农民不但要忙于夏收，也要忙于夏管和夏种。研究“三夏”很有意思，这里有个赢利结构问题。夏收是为了追求当前利益，夏管是为了追求早秋利益，而夏种是为了追求晚秋利益。农民们都懂得恰如其分地把握这种赢利结构，没有只管夏收不管夏管、夏种的。我们的许多企业领导在这方面往往不如农民，重视当前利益轻视未来利益的企业领导到处可见。
重视长期发展就要预测未来。预测未来是困难的，但不是不可能的。谁也想象不到未来的偶然事件，但总可以或多或少地把握事物的发展趋势。人无远虑，必有近忧。领导人不关心企业未来，只知道“火烧眉毛顾眼前”，就等于拿企业的寿命开玩笑。应当指出，不关心企业未来的领导人比比皆是，正因为这样，少则几年、多则十几年就倒闭的企业简直太多了。
四、谋划企业基本性问题的意义
1、企业的基本性问题
企业的问题好像一棵树：数叶长在树枝上，小枝长在大枝上；树枝长在树杈上，小杈长在大杈上；树杈长在树干上，小干长在大干上。树叶成千上万，树枝成百上千，树杈成十上百，树干就不多了。树干虽然不多，但非常重要。树干如果歪了，树杈、树枝、树叶都跟着歪；树干如果折了，树杈、树枝、树叶都跟着死。树干问题是树的基本性问题，这种问题决定树的许多问题。当然，树种问题是树的最基本性问题。树的内在品质与外在形貌，树的使用价值与生命周期，树对冷、热、酸、碱等环境的适应能力等等，无不与树种有关。你不能指望从枣核里长出银杏树，也不能使杨树苗长出红木来。许多人只重视对树的日常管理，管土、管肥、管水、管风、管暑、管寒、管灾、管病等等，然而，这一切管理只有在选准树种的前提下才有意义。
每个企业都存在类似于树干、树种的问题。一定要把握并解决好这类问题，只有解决好这类问题才不会有重大失误，才会实现跳跃式发展；如果解决不好这类问题，光忙于解决枝节性问题，再忙也忙不出多大名堂来，甚至非把企业忙黄了不可。我们的党和国家历来重视基本性问题。例如，党的十五大报告在论述了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期阶段之后，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提出这两层基本的东西是非常重要的。试想一下，全党、全国面临的问题多得很，要是不首先把基本问题解决好，怎能统一全国人民的意志。世间许多道理都是相通的，党和国家重视基本问题，企业也要重视基本问题，要舍得为解决基本问题下功夫，千万不要重末轻本。
3、增强对基本决策的反思意识。
企业领导人不要只注意把已经决策的事情办好，也要注意决策本身是否有毛病，尤其要注意战略决策是否有毛病。
最近，我们从国外引进了一个新概念，叫“执行力”。执行力就是执行包括战略在内的各种决策的能力。执行力固然重要，但如果被执行的那个决策本身就不正确，结果会怎样呢？因此，我们既要重视执行力，也要重视决策力，尤其要重视战略决策力。
五、计谋的意义
1、计谋的意义
企业发展战略是对企业发展整体性、长期性、基本性的计谋。那么计谋是什么呢？计谋不是生搬的先进理论，不是硬套的先进经验，不是堆砌的国家政策，也不是拼凑的主观臆断，而是富有成效的解决办法。高明的计谋应该是正确、实际、新颖、奇妙、简单的解决办法。研究企业发展战略，就是要寻找企业发展的整体性、长期性、基本性问题，并相应提出正确、实际、新颖、奇妙、简单的解决办法。可以把“正确、实际、新颖、奇妙、简单”简称为“对、实、新、奇、简”五个字。只有具备“对、实、新、奇、简”等五字特征的解决办法才称得上高明的计谋，只有具备“对、实、新、奇、简”等五字特征的企业发展战略才是高明的企业发展战略。凡大事都要谋定而后动。企业发展是企业的大事，也要谋定而后动。不要不谋而动，也不要乱谋而动，而要谋好了再动。通过加强企业发展战略研究，既找到了企业发展的整体性、长期性、基本性问题，又相应提出了“对、实、新、奇、简”的解决办法，意义之大是可想而知的。
2、计谋靠智慧
沿海开发是江苏省“十一五”生产力布局“四沿”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区域上看，盐城、连云港、南通等沿海地区地处我国南北交汇枢纽地带，是江苏省最具发展潜力的区域，但目前我国沿海经济发展还处于“低谷”区。近期，《江苏省沿海开发总体规划》的制定为盐城等苏北地区的沿海开发带来了新的机遇。充分利用盐城的沿海优势，以系统的思维确定盐城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体系，这是盐城的重要发展机遇，对促进整个苏北沿海区域的经济发展也具有积极意义。
一、盐城区域经济发展状况与存在的问题
1、经济快速发展，但与苏南的差距仍较大
“十五”期间，盐城工业经济持续发展，目前拥有悦达集团、森达集团等销售超亿元的企业1102家。2005年，盐城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004.90亿元，同比增长14.3％；农民人均纯收入4893元，同比增长10.8％；固定资产投资突破500亿元，同比增长35%，其中，城镇固定资产投资达264亿元，增长39.8%，增幅列全省第一。但由于历史、区位、政策等多种原因，盐城的总体经济发展水平与省内苏南地区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表现为经济总量小、人均占有水平低。以2005年为例，盐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12585元，而苏州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66766元，是盐城平均水平的5.3倍。
2、县域经济增势强劲，但县域间发展不平衡
根据县域经济发展状况，可将盐城所辖9个县（市、区）分为三大板块：第一板块（东台、大丰、亭湖、盐都）已达到或超过苏中地区的平均水平，其中东台市2005年地区生产总值已达167.31亿元，在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市中位居第57位；第二板块（射阳、建湖、阜宁）经济快速增长，后发优势逐步显现；第三板块（滨海、响水）近年来各项经济指标增幅均大大高于全市平均水平，但与第一板块相比仍属贫困地区，其中响水县2005年地区生产总值仅为46.4亿元，滨海、响水两县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均低于苏北地区的平均水平。
3、产业结构逐步优化，但传统产业比重较大，产业趋同化明显
“十五”期间，盐城加快了经济结构调整，产业结构逐步优化，形成了农业结构协调、工业结构改善、服务业升级加快的格局。全市三大产业结构由2000年31.5︰38.6︰29.9调整为2005年的22.3︰45.6︰32.1，基本形成“二三一”产业格局。但从盐城工业产业的总体情况看，还存在以下问题：一是传统产业在整个工业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附加值不高的纺织、化工、机械和食品四大产业占产业总产值的70%左右；二是产业趋同现象较为突出，区域经济特色产业尚未形成；三是大型工业企业总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例不足10%，企业有数量而无规模，产业集中度低，创新能力不足。
二、盐城区域经济发展的优势与潜力
1、海洋和滩涂资源丰富
盐城海岸线全长582公里，占江苏省海岸线总长的56％，盛产鱼、虾、贝类等各种海产品。沿海滩涂总面积4550平方公里（含辐射沙洲），占全省沿海滩涂面积的75％，近期可供开发利用的面积达1300平方公里。目前，每年以10余平方公里的速度向大海延伸的射阳河口以南沿海地段已成为江苏最大、最具潜力的土地后备资源。此外，盐城石油天然气资源蕴藏丰富，已探明石油天然气蕴藏量达800亿立方米，沿海和近海有约10万平方公里的黄海储油沉积盆地，居全国海洋油气沉积盆地第2位，勘探开发前景广阔。
2、农产品资源优势突出
盐城是江苏最大的农副产品生产基地，已建成8个全国商品粮基地县、1个优质油料基地县和6个优质棉基地县，粮棉油、桑果菜和禽蛋鱼等主要农产品的种养规模和总量均位居全省首位，是轻工、纺织和食品加工业的重要原料基地。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认证居全省之首，全市有4个县列入省级农产品产地认证；通过省级无公害农产品认证的种植业产地212个，畜牧业产地87个。新建国家和省级农业标准化示范区5个，省级外向型农业生产基地6个。全市通过认定的有机食品基地2个，绿色食品基地6个，并有179个产品获得有机食品、绿色食品和无公害食品称号。
3、生态旅游资源独具特色
盐城市域东部拥有太平洋西海岸、亚洲大陆边缘最大的海岸型湿地，并已被列入世界重点湿地保护区。保护区内建有世界上第一个野生麋鹿保护区和部级珍禽自然保护区，为联合国人与自然生物圈成员。当前，大丰野生麋鹿保护区有麋鹿种群600多头，其野生种群总量、繁殖率和存活率均居世界首位。部级珍禽自然保护区有国家重点保护的一类野生动物12种，国家二类重点保护野生动物67种，每年来此越冬的丹顶鹤达到1200多只，占世界野生种群的60%以上。市域西部地处里下河地区腹地，为典型的泻湖型湖荡湿地，原始生态环境保存完好。此外，盐城海滨湿地还有长200公里、宽140公里近岸浅海区的辐射沙洲，面积10多万亩的海滨林场和辽阔的海滨草原，形成了集蓝天、大海、滩涂、森林、草原和珍稀动植物于一体的独具特色的盐城滨海风光。
三、盐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战略方案体系
盐城区域经济发展已具备了良好的工业基础，但总体经济实力仍相对较弱，社会经济发展在全省还处于较低水平。因此，盐城应立足现有产业基础，挖掘区域优势与潜力，通过正确战略体系的构建和实施，实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1、沿海错位开发战略
一个经济区域只能是在适当的产业或产业链条的适当位置形成相对竞争优势，而不可能在每个产业领域都具有绝对竞争优势。区域经济个性越强，越有利于发挥集聚效应，越能促进区域经济的持续发展。如前所述，江苏“十一五”规划纲要把沿海产业带建设作为全省“十一五”发展的重大战略之一，盐城应紧紧抓住这一历史机遇，突出临海生态特色，实施沿海错位开发战略。
具体而言，除了继续积极发展海洋渔业，提高名、特、优、新产品的比重之外，还应注重以下五个方面的发展。一是在现有1300平方公里可利用滩涂上发展沿海速生林带，并依托丰富的林业资源，大力发展森林生态旅游业、商品用材林产业和优质高效经济林产业，扩大沿海滩涂综合林业产业规模。二是利用沿海发展畜牧业的独特优势，建成起点高、规模大、效益好的食草动物产业带。三是充分发挥沿海无公害、污染轻的特点，大力推行质量认证、环保认证和绿色食品认证，在现有农业标准化基地的基础上，加快建成以盐土农业为依托的绿色食品基地。四是围绕特色资源，重点发展港口火电、苇浆、木浆、天然气、石化等能源和原材料基础工业，积极发展海洋医药、海洋化工等新兴产业，建成结构合理、外向度高、特色明显的临海工业体系。五是充分发挥滨海旅游资源的特色和优势，以建设沿海国家生态旅游区和中国东部沿海重要湿地生态文化旅游基地为目标，以丹顶鹤、麋鹿、中华鲟三种珍稀动物为品牌，形成特色鲜明、规模较大、吸引力强的沿海旅游带。
2、区域关联发展战略
盐城、南通和连云港位于我国沿海、沿江和陇海-兰新铁路沿线三大生产力布局主轴线的交汇区域，同时，盐城又是“长三角”和“淮海”两大经济圈的交汇区，这为盐城的区域关联发展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众所周知，长江三角洲经济圈是全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经济实力最雄厚的区域；淮海经济圈位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中部，地处苏鲁豫皖四省边缘，目前虽属于沿海欠发达地区，但该区地处江淮平原，交通便利、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而且劳动力资源丰富，工业基础较好，发展潜力巨大。盐城应积极利用自身的区位优势，“立足淮海，面向长三角”，努力成为“长三角”与“淮海”两大经济圈相互促进的桥梁，通过促进经济圈内各城市的共同发展带动自身的跨越发展。在经济区域之间的关联发展中，要突出发展目标、经济政策和经济利益上的相互依赖及产业的前后关联，在不影响其他区域利益的前提下实现区域利益的帕累托改进。
3、“第四产业”发展战略
江苏省的南北差异梯度明显，苏南已进入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第二产业正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而盐城正处于工业化初中期，苏南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纺织、服装、食品等行业必然会向盐城等欠发达地区扩散。但为了实现生产力的跳跃式发展，盐城在承接苏南产业转移的同时，还应大力发展有利于发挥后发优势的信息产业。信息产业的后发优势主要体现在沉淀成本小、技术调整快，易于进行产业规划和布局，而且可以充分借鉴和利用他人的经验和成熟的技术，实现超常规的发展。因此，对于正处于工业化途中的盐城等苏北城市而言，信息化是其社会生产力跨越式发展的必然选择。而发展信息产业，当务之急是加快区域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企业的信息化水平，建立和完善电子商务、电子政务系统，改善区域的信息化投资环境。
4、大市区、小城镇发展战略
长期以来，盐城中心市区一直存在着“小马拉大车”的局面。大市区战略是在将亭湖和盐都两区纳入中心市区范围的基础上，以市开发区、亭湖开发区和盐都开发区作为提升中心城市竞争实力的重要载体，整合资源、科学规划、错位发展，通过“三驾马车”的合力拉动市区经济快速发展。在城市功能上，进一步明确盐城作为“江苏沿海中心城市、新兴工业城市、海洋经济服务基地”的城市区域定位，着力彰显“水绿生态盐城，东方湿地之都”的景观特色和人文特色。与此同时，作为城市化基础支撑和工业化重要载体的小城镇的发展要提升到战略高度，不断完善现有城镇各项设施的配套水平，强化小城镇集聚产业的功能，增强小城镇对农村人口的吸纳能力。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于推进城镇化和小城镇建设的基础性作用，吸引各类生产要素和市场要素向小城镇集中，优化各类资源配置。同时，必须自觉走上行政区域建设与区域经济建设的有效结合之路，实现区域经济发展与小城镇建设的良性互动。
四、结语
盐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要本着因地制宜、发挥优势、扬长避短、找准特色的原则，通过实施正确的战略组合，将潜在优势尽快转化为现实经济优势，逐步缩小与经济发达地区的差距。本文所构建的战略体系是基于盐城的经济发展状况和区域条件而提出的，但又立足于我国当前沿海开发和区域一体化的经济背景，因此既有较强的针对性，又有适度的扩展性，对于苏北以及其他沿海地区的经济协调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1]盐城统计局：盐城统计快报[R].2006，1（22），45。
据国土资源部公布的《2006年度国土资源形势分析报告》显示，2006年我国地质勘查投入为416亿元，比上年增长20.6％。这是我国地勘投入自2003年以来，连续第四年保持两位数增长。
河北省是一个资源消耗大省,社会经济发展对矿产资源的依赖程度较高,万元产值耗矿量高达6.64吨。据有关部门统计资料表明,河北省99%的一次能源,87%的工业原料,70%的农业生产资料都取自于矿产资源,矿产资源已成为支撑该省社会经济发展重要的物质基础。同时,河北省也是一个资源开发大省,矿产资源的年开采加工规模较大,矿产资源的开发对省国民经济增长、经济布局和产业结构的形成影响巨大。钢铁、煤炭、水泥、玻璃、陶瓷、黄金等与矿产资源开采、加工密切的产业已成为省工业的支柱产业,构成全省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大量的资源开发所造成的水资源严重缺乏、矿山生态环境恶劣、地质灾害频发等诸多问题也日益严重。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市场不同情弱者。高起点绘就地勘单位发展蓝图，长远的、具有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的发展战略规划，能够对地勘单位的发展起到很好的指导性作用，同时，也能提高地勘单位的凝集力，使员工自觉融身于地勘单位的发展目标之中。如何突出各阶段工作的重点，一步一个脚印，使地勘单位能更好的适应市场的变化，避免发展中的大起大落，实现地勘单位可持续健康发展。在当前地勘市场秩序已经基本建立和完善的大好环境下，根据国家、河北省的中长期宏观经济政策，结合地勘单位目前的实际情况，明确发展的近期、中期、远期目标，乃当务之急。
河北省地勘局作为国家和地方资源基础、环境基础、工程基础，在地质找矿的同时，也担负着服务华北地面沉降防治、重点工程建设、新能源开发、城市化进程、新农村建设、环境保护、沿海经济发展以及群众日常生产生活等方方面面的责任。
目前地勘单位战略研究主要集中在省地勘局一级，针对全国的地勘单位，还没有从地勘单位自身出发，进行综合战略规划的参考资料，但其他行业中，尤其是大的企业集团，已经有成熟的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核心竞争力方面的理论研究，可以作为参考资料。
二、研究的意义
1.地勘单位面临的形势要求必须改变原有运营模式
我国的地质工作迄今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建国初期，新中国经济基础薄弱，百废待兴，国家对地质工作投入很大，地质队员虽然工作环境恶劣，条件艰苦，但由于事业费充足，地质行业成为高收入行业；
第二个阶段，是70年代后期到90年代末，随着国家对地勘单位事业费投入的锐减，全国的地勘单位都面临着严峻形势，闯市场经验不够，搞勘探经费不足，一千多个地质队几乎都挣扎在温饱线上，发不出工资的现象屡见不鲜。许多地勘单位不得不放弃主业，发展施工业、服务业；
第三个阶段是从90年代末至今，1998年全国的地勘单位陆续实行属地化管理，由所在省行使管理权，地勘单位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财政也有了保障。
就河北省而言，属地化后，各地勘单位事业费有所增加，但不足以维持各地勘队伍开展地质勘探主业，大多数地勘单位依然靠工勘施工、机械加工、服务业作为经济支撑。转折发生在2003年之后，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资源环境压力凸现，对地质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2006年初，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加强地质工作的决定》，年底，河北省人民政府出台《关于加强地质工作的意见》，为加强地质工作创造了新的机遇，同时也对地质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如果固守原有国企僵化体制，必定会淹没于市场大潮中，错过机遇，也就错过了再生的机会。
2.地勘市场竞争体系要求地勘单位对自身重新定位
地质工作分为两个层次：
第一层次由国家负担，国家统筹安排那些作为国土资源调查、国土资源治理和保护、重要科技研究的基础地质工作以及作为能源和战争储备的少数重要矿产资源的开发型地质工作，采用招标、定货和委托的方式进行生产组织和管理，国家和地勘单位的交易关系在招商市场中发生。
第二层次的对象是绝大部分的开发性地质工作和一部分基础地质工作。由地方、地勘单位（尤其是矿山地勘单位）和地勘单位自筹资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或引进外资合作勘探，地勘单位根据矿产品市场、矿业权市场和地质劳务市场的供求关系和价格信号决定勘探什么、为谁勘探、怎样勘探和组织多大规模的勘探。世界上一些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的矿产勘探都是如此。因此，单从地勘生产来看，地勘单位必须进入市场才能获得生机。
2006年初我国地勘资质单位为1623个，年底为1722个，增加了99个。国有地勘单位比重年初为70%，年底为66%，一年内下降了4个百分点，由此，国有地勘队伍主力军地位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目前，地勘、有色、冶金、煤炭、化工、建筑、石油、测绘行业占据地质市场，属于地质行业正规军，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民营地勘单位因具有负担轻、成本低、机制活等优势，成为项目的有力竞争者。还有数不清的外资地勘单位正在虎视眈眈，谋求进入这一市场的机会。可以想象，随着国家对地质工作的日益重视，这一市场的竞争将达到白热化程度，明晰自己的优势和劣势、洞察面临的机会与风险，以求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谋得一席之地，是地勘单位必须深入思考的问题。
3.地勘单位需要解放思想，以适应国家、社会对地质工作新的要求
总书记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并将其放在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八个着力点之前。“属地化管理，企业化经营”的管理现状迫使地勘单位必须解放思想，抓住市场先机，才能促进地勘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地勘单位通过多年的改革，思想观念已有了质的飞跃。产权结构开始多元，投资渠道已经多元，地勘产业已在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延伸，服务社会的领域不断拓展，赢得了市场信誉、社会承认，占领了一定的市场份额。在推进地勘经济发展过程中，在研究新情况、建立新体制、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地勘单位的改革之所以取得成效，其重要经验就是敢于突破、敢于创造，谁率先冲破计划经济的思维定式，树立市场经济的思维方式，谁就能抓住市场先机，赢得竞争优势，在市场中获益。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地勘经济是创造性实践，它发端于解放思想，它的完善需要继续解放思想。
以前，我们狭隘的认为地质工作就是找矿，其实不然，地质灾害防治、矿山恢复治理、农业生态环境调查、城市土地利用等都是我们能够进入的领域。
根据波特矩阵理论，地质勘查业是我们的主业，属于“明星”产业，利润高、发展快，应不遗余力加大对该产业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才能在市场竞争中赢得先机。
4.基于改善地勘单位内部管理考虑，有进行地勘单位发展战略研究的必要
地勘单位从国家部委直属管理到属地化经营，从事业管理到内部分体运行，从靠单打独斗挣扎在市场边缘到国家专项资金扶持，地勘单位已逐渐从长期的计划经济中苏醒过来，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获得了初步搏击风浪的能力，但因受长期历史背景影响，仍存在运行机制缺乏弹性、管理机制落后、严重的问题。
进行地勘单位发展战略研究，有利于对地勘单位作出长远规划，通过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措施，逐步提高地勘单位内部管理水平，建立科学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和薪酬管理体系，增强核心竞争力，最终达到经济发展、实力壮大、职工增收的目的。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需要建立以下制度：（1）职工绩效考评制度；（2）职工培训制度；（3）风险管理制度；（4）检查监督制度。
与此同时，还需要在以下方面进行加强和提高：（1）预算管理；（2）信息管理；（3）合同管理；（4）人力资源规划；（5）地勘文化建设；（6）地勘单位形象建设。
地勘单位发展战略研究可以在对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进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对单位战略规划及改进管理进行相关的探究。如：通过宏观环境分析（PEST分析）、产业环境分析、市场环境分析，确定外部关键因素。通过波特的价值链模型，确定内部关键因素，通过内外部关键因素评价矩阵，确定地勘单位的宗旨、理念、方针和使命，并进行愿景陈述，确定战略类型，拟定战略思想，并按照战略思想设计战略方案，最后通过打分法，筛选、优化战略方案，最后对战略的导入、实施与控制进行分析和选择。
较早系统提出战略产业问题的是王小强先生。
“如果我们说某一个产业是战略产业，也就是说，该产业不是从个人、企业、地方或部门的局部利益出发，而是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少数产业（空中客车是典型范例）。这类企业的存亡，不仅关系到利润，而且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关系到国家在世界经济政治乃至军事事务中的战略行动能力。国家不能放任本国企业在全球竞争中，自生自灭。”
“……我们这样一个超大型发展中国家，如何界定，什么产业应该在什么意义上和什么程度上保持民族工业的形态。有必要认真研究，我国中期发展的内外部约束条件（资源、技术和市场），根据发展的需要，找出若干关联产业，分析不同产业可能采取的发展方式……为综合国力的概念充实更具体的战略内容。”[1]
“十五”计划把调整优化产业结构作为重点。有文章概括国有经济需要保持控制地位的行业和领域：
“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造币工业、重要军事工业等。需要国有经济经营，不允许民间资本进入；
“自然垄断的行业：电信、铁路、电力、煤气、自来水等。在管理体制上，政府与自然垄断企业的关系是规制与被规制的关系，即企业在获得垄断经营权的同时，必须承担价格、服务等方面的义务；
“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大型水利设施、环保设施、城市公共交通、金融、保险等。这类行业具有显著的外部性，政府及其国有企业有足够的理由发挥作用；
“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大油气田、大矿山、大钢铁、大石化、汽车集团、重要的电子企业等。就总体情况而言，私人资本和乡镇企业有了很大发展。……但是在技术要求高，投资需求量达几亿、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的重点竞争性行业中，它们还难以成为主导力量，还难以取代国有经济在这些领域中的地位和作用。我国社会主义的性质、经济发展阶段和转轨时期的特征，决定了国有经济在这些领域应保持足够的控制力。”[2]
这些行业之所以需要国家保持控制力，是由于他们具有以下特点：一、有国防意义的产业或新兴科技行业，在这些领域，西方国家对我实行技术禁运或限制，不能依靠外国，必须用自己的力量开发；二、支柱产业，即产业关联度强、企业规模巨大、市场利益巨大，不宜让外资（或私人）控制的产业；三、具有外部性和自然垄断性，国家必须进行管制的行业（公共设施、金融）。
这也可以认为是广义上的“战略产业”。本书讨论的重点在第一和第二类。尚有存疑的是，一些高度竞争性的产业，如装备工业，同样对综合国力的提高意义重大，但国家政策对此不明朗。我们对“关联度强”的汽车工业实行多年高关税保护，同时又将装备工业早早抛进国际市场，值得注意和反思。
总结：战略产业是对提高综合国力有至关重要的利益的、国家必须保持控制和支持的、不以短期利益决定取舍的产业群。也有作者提出大国“超级产业”概念。[3]
在这个领域，简单把企业推向国际竞争市场“优胜劣汰”，将无力抵御跨国公司的强力竞争，企业的会导致国家的全局性损失。在这里讲的是“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在全球化的环境下，战略产业发展的激励机制不能单纯依靠金钱，要“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团队精神、百折不挠、顽强实干的进取精神和拼搏精神，以及相应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实现。[4]
跨越“技术本国化”的门槛
由于涉及国家安全、涉及“支柱”的产业，很多涉及高科技的问题。这里有必要从科技进步角度，就国家促进产业升级、优化结构的一些问题，作一些说明。
技术本国化的障碍和国际压力：上面已经讨论过，发展本国现代工业，走依靠合资为主的道路，不可能获得先进的核心技术和自主开发能力。不是发展战略产业的路子。
日韩式道路的核心，就是以“技术本国化”和本国产业的迅速升级为基本目标，“本国化”的基本手段和过程，就是高效率地进行技术引进—消化—扩散。
但是，一般来说，后进国家要实现“技术本国化”和产业升级，无一例外地面临资金、技术、管理和市场这几大障碍。不同行业情况各有不同。尤其是高科技产业，资金门坎越来越高，半导体芯片加工设备价格，平均4-5年翻一番，8寸晶片生产线价值10亿美元。一个飞机型号的研制费用20-50亿美元。技术飞速发展，对管理水平的要求越来越苛刻。
尤其严重的是，后进国家开放市场，必然对本国上游产业形成强大竞争。“顾客是上帝”，而上帝崇拜洋货，不愿意支持民族产业。开放市场对发展中国家的设备工业、国家科研力量的冲击，往往是致命的。
这里的困难在于：如完全放开市场，冲击力过大，则本国的上游产业（如加工设备、民机、轿车）可能被彻底冲垮，永无翻身的可能（如我国的数控机床、感光材料工业，见附录），但完全保护则又在保护落后（如“普桑”1990年代初的情况）。所以，市场的开放度，要有利于战略产业在有限保护下逐渐成长。这对政策的制定和行业、部门间的协调能力提出了很高要求。
办合资企业依靠外商，这四个障碍当然都可以比较顺利地解决（对局部来说，这叫作合资使“技术得到提高，市场有了销路”），但前面说过，这种“轻松过关”的代价，就是堵死了“技术本国化”的道路。
必须遗憾地承认，20年来，在市场开放的冲击下，我国的“技术本国化”机制，大大退步了（有不少人说20年来科技没有进展，其实科技水平总是在进步，问题是科技进步的机制在“拉美化”）。地方部门分权，助长了崇尚短期的、局部的利益，不顾大局的行为，削弱了技术协作攻关的能力。在一些关键产业部门（航空、电子、汽车……），决策效率、内部协调效率降低、企业引进消化效率降低，技术扩散缓慢。
面对国际竞争对手强大技术优势和对后进国家技术进步努力的有意打压，这种技术本土化自身的低效是致命伤：
“当我们还没有开发出某一项技术的时候，他向我们封锁；一旦我们千辛万苦开发出来，他又会开放他的技术，并将其一部分下游产业转移给我们。这种梯次转移，抑制了发展中国家的自主技术研发和产业升级。所以，在全球化条件下，开放的经济对于……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是有抑制作用的。结果是：投资无回报，研究无成果，开发无市场”。[5]我们的微电子设备技术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样被搞垮的。
如果市场保护不力、再加上技术本国化效率太低，对来自外部的技术竞争的压力将无法招架，“四大门槛”就跨不过去。自己的技术队伍、自己的企业和自己的品牌就培育不起来，于是就一轮接一轮引进技术、引进设备，这被称为“引进陷阱”。
“引进陷阱”的本质，是后进国家的主观追赶努力、国家的整体竞争力落后于国际经济和技术的发展步伐。20多年来，在汽车、电子、飞机、装备……等行业，对这种“引进的陷阱”我们已经是司空见惯，对提出这样的问题反而会大惊小怪。“引进陷阱”被西方冠以漂亮的名称：“雁行模式”。如果我们安于这样的现状，我们就可能永远被“锁定”在“发展中”状态中而不得自拔。
跨越“门槛”的最低限度条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后进国家摆脱“雁行模式”的努力，取决于整体经济运行效率（企业、行业、国家效率的综合）的竞争。要做到这一切，决非一个简单的市场机制、或单项措施可以奏效。要求有效动员本国的各项经济技术资源（资金、科技力量、组织、政策…），缩短技术引进—消化—再创新周期。需要国家意志和组织作用，需要完整的发展战略和政策，需要合理的企业规模和产业组织，需要各层次组织的高度经济活力和高水平的管理。这是跨越“门槛”的最低限度条件。
国家的意志：国家目标、贯彻目标的意志和能力。
政府主导作用：各产业部门的市场前景，技术路线，单个企业往往无法看清，需要国家来决定大的战略方向和产业发展规划。
合理的规划：后进国家财力有限，科研实力弱，仅靠民间企业和科研机构层次的决策，门坎过高，无力承受风险。政府的支持不仅在财力方面，也有必要在技术路线的层面参与战略规划。“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由于技术密集程度高，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风险大，如没有政府的支持，就会长期落后，受制于人。”[6]
企业规模和产业重组：行政性的分权所造成的条块分割，企业规模过小、产业集中度低的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在战略性的产业，如再不及时进行产业整合，在跨国公司大举进入的形势下，对各地方争相和国外合资、置全局利益于不顾的局面，中央就没有了调控手段。
“过去，我国企业之间的产业联系（如行业分工与产品调拨）通过计划体制实现，工业部门既是政府部门，也是大托拉斯。割断这种技术联系，分散的单位往往不能成为独立生存的企业，自负盈亏”。“这种条件下，散兵游勇式的分散合资，被动地纳入跨国公司的国际分工体系，对中国产业的长期发展会产生什么影响，值得研究”。
“日本特别是韩国的经验也证明，后进国家以民族工业的发展实现赶超，参与国际竞争，必须组建非常巨大的企业或企业集团（以负担昂贵的研究开发费用），并辅之以动态的政府保护和扶持政策。我们显然不应该把已经细小得难以成为独立企业的企业越分越小。当前的紧迫课题是，尽快重新组合，形成与已有生产能力相匹配的企业，组成面对国际强手有能力自负盈亏的企业，已成当务之急”。[7]
“我们原来各大部委，承担的主要是应用研究前期的工作。按现在的办法，这个研究就要基本解体。要求我们的集团公司来承担起基础、前期研究的工作，目前我们的企业集团没有这个能力。这就会形成一个空白。所以（把产业部门拆散的做法），受害最大的并不是企业，而是科研机构”。“我们是后发展国家，中国的科研体制，稍微没有一点政府的强制性措施或者是鼓励性措施，根本就发展不起来。你完全按平等竞争的话，那么所有清华毕业的，北大毕业的大学生都要去美国。你要把这部分人吸引下来，必须超越经济的利益。”[8]
组织行业级攻关，培育技术合作机制：有人强调自主开发困难重重，没有科技实力，没有钱。自主开发投资太大。外国开发一个轿车要20亿美元。我们怎么拿的出来？怎么办？合资。合资拿不来，再想法买。自主开发，提高国际竞争力？你唱什么高调。什么年代了，还讲自力更生？[9]
我们现在从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了，似乎企业之间只有竞争的关系。这种看法是不对的。西方在许多领域，企业之间也是既有竞争，又有合作。典型的就是半导体的国际协作组织（见半导体篇）。空中客车，超大型国际合作项目，法德英西四国财政支持20年，形成共享技术和品牌，都是现成的例子。
日本曾在半导体领域，在基础性、共性的技术方面，由政府出面组织各企业，集中技术力量，共同攻关，取得了骄人成就，为电子工业一度称雄世界打下了牢固基础。
“1970年代末，日本为打破美国在集成电路的一统天下，组织企业，联合攻关上集成电路制造工业（2-3微米级）。通产省出面组织四家公司（富士通，NEC等），每家出30名研究人员，都是20-30岁有才华的年轻人，共120人。然后通产省出一个所长，每公司出一名室主任，4个研究室。分解了30多个课题，包括设备、工艺的各个方面，计划3年拿下来，结果3年不到，这些课题全部解决。成功后，形成共享性基础技术，各企业回去用此开发自己的产品，形成竞争。谁的质量好，成本低，谁可占领市场”。[10]
就是说，市场经济不是你死我活，也要讲合作机制。如今经济的科技含量越来越高，对规模经济和超越企业范围的组织效率，要求也越来越迫切。我们很多人，把市场片面理解为“原子式竞争”，把我们原来的全行业、全国协同攻关机制（见航空工业篇）的巨大组织效率，片面斥之为“计划经济的残余”，是走到另一极端，也是属于无知。
今天，我们要让合资企业整合起来进行技术自主开发，创民族品牌，已根本没有可能。唯一可能的是，就是以现有的大型国有企业为依托，效法日本经验，组织行业级技术攻关。我国一些国有骨干企业经过20多年技术改造，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技术开发能力，按照行业机构组织、风险共担、技术共享、利益格局不变的原则，是完全可以把力量集中起来，搞出成果的。
对外保护，对内竞争：在把握开放度和产业发展的配合的同时，要提供适宜的体制环境，鼓励创新能力的提高。技术的进步不是低水平的竞争所能获得，而是“硅谷机制”。科研开发和产业竞争的“无缝结合”。人才的国际化竞争，灵活的筹资机制和融资环境。企业经营管理的灵活高效。
首先要在精神上挺起腰杆，奋起自强
最近，有学者尖锐指出：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会容忍外资控制本国经济、摧垮民族产业，都会努力将其纳入本国发展战略并加以控制，这与开放与否无关。当前普遍盛行的不加分析地赞美跨国公司、把引进外资数量当成宏观经济分析的重头指标、把合资作为“国企改制”的“理想途径”的观念，实际上是牺牲中国明天的前途来换取眼前的短期增长，在政策上是近视眼，在思想观念上是把改革开放作为发展目标本身，这已经构成新的教条、成为思想解放的真正障碍。
近20年来，我们对西方国家对我们的开放程度，始终估计过高。从崇拜西方、看不起自己力量，发展到对民族产业的虚无主义态度。片面强调市场经济的利益驱动机制，机械“拿来”西方观念中甚至是最消极的部分，不同程度地影响了社会很大一部分人的思想。民族精神的矮化是可怕的。崇洋自卑，苟安短视的风气在滋长，民族自尊自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全局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优秀传统正在失落。
这种不健康的精神状态，正在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造成了不可忽视的消极影响。在经济政策上，始终对西方对我开放的程度、对洋人的力量抱有太多不切实际的幻想，这又助长了精英层无所作为的精神状态和行为，降低了政府运作效率、助长了不正之风，削弱了用高尚的精神感召力将国家发展目标贯彻到底的能力。长此下去，我国经济发展就难以避免“拉美化”前途，就会长久处于国际舞台的边缘地位，就无法贯彻捍卫国家的意志。
几十年的曲折历程告诉我们，发展国家经济，靠洋人是靠不住的。我们当然要尽最大努力争取外援，但国家的建设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把立足点放在依靠自己力量的基础上。
现在我们要发展自己的战略产业，最缺的是什么？是精神，是志气。就是敢于跟跨国公司竞争的志气和勇气。发展战略产业，首先要做的是大力弘扬正气、振奋民族精神。
今天，“两弹一星”的辉煌历史，已经成为激励人民的伟大精神力量。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我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科技、工业发展道路，尤其应该提倡。要知道，原子弹的上马，是在1960年代初空前困难的时期、被赫鲁晓夫讥笑为“中国人三个人穿一条裤子，喝大锅清水汤”的时代。当年对是否上马还是下马有大争论，如果真的下马，那就前功尽弃。统一认识，咬着牙挺住不下马，才有今天的辉煌。
今天，我们的航天科技工业界，继承了两弹一星的光荣传统。载人宇宙飞船以常人想象不到的速度，取得了了不起的突破，20世纪末再创辉煌，为21世纪我国航天事业、国防事业带来了美好希望。这个成就的背后，有多少呕心沥血，多少不眠之夜，有多少默默无闻奉献国家的感人故事！王铁人说“国家要有民气，军队要有士气，一个人要有骨气”，这就是民族的骨气，这才是我们民族的脊梁。
这充分说明，自力更生、集体主义、自我牺牲、无私协作的两弹一星传统，在普遍崇尚物质利益的今天，照样是克服困难、赢得成功的法宝和宝贵的精神力量。这才是全球化的条件下，有中国特色的科技、工业赶超机制和发展方向。
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科技界取得的许多成就，都是振奋民族自强精神的成果。我国的船舶工业，80年代就打进国际市场，现在占世界上份额，差不多占了20%。我们的程控交换机，原来基本被外国占领。90年展很快。巨大中华，接近国际水平，占领新增市场的大部分。
我们的汽车工业，这困难那困难，难道造汽车比造载人宇宙飞船还难？
最近15年来，我们的民用飞机产业是一部伤心史。了解内情的人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并不是我们没有能力，缺乏高科技的“比较优势”，否则我们的大型民用喷气飞机是怎么上天的？是用洋铁皮敲出来的？15年徘徊的根本原因，是我们行业内的部分人员，放弃了以我为主的发展方针，缺乏自信心和自力更生的勇气，看不起自己的科研成果，一味依靠洋人的结果。国家不止一次作出决定支持上马，就是说自己干不了，非要拉一个外国人当拐棍。没有外国人就没有了主心骨。先拉新加坡合作，新加坡不干。后来又拉南韩，人家总统一换就黄了。最后看准了空客好。人家一转眼又把我们甩了。最后什么也没有干成，白白丧失了20年时间。20年，消磨了自己的锐气，损害了行业的信誉，成了扶不起来的天子。
一、SARS所反映的人民需要
（一）人民非常需要生命安全保障
在全国总体上实现小康之后，人民最关心的事物是什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深刻内涵是什么，在抗击SARS的斗争中，从重视生命健康的强烈愿望中反映出来。人民甚至理解为这是政府职能的集中表达，是国家内涵的最重要的构成。党和政府采取果断措施，领导人民万众一心取得抗击SARS的胜利，对此人民是拥护和满意的，同时，我们也看到我国公共卫生体系的薄弱，反映出公共卫生管理这种关系全民生命健康事业，过去未能从战略高度给予应有的重视。
传染病既威胁人民的生命健康，其传染和扩散还有可能影响公共对政府应急能力的信心，导致不良的经济后果，并可能动摇社会的稳定。持续快速的经济发展应伴随着国家对人民生命健康的保障能力的增强。从这次SARS之后，我们应明确这是对经济发展的质量检验和评价的最重要标准之一。
美国的公共卫生系统被公认为是世界最领先的系统之一，但是在美国的疾病预防方面仍存在控制能力不足、公共卫生工作人员缺乏、疫苗研究能力萎缩等重大的缺陷。SARS提醒我们要结合国情建立起一个能基本保障人民生命健康的体系包括公共卫生系统、医疗保健系统、医疗、医药市场系统以及居民良好的公共卫生习惯及公共卫生道德的建设。
（二）人民关注生活质量
国际上相关研究表明，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是生命健康，抵御疾病的基础，是维护自身免疫功能的前提条件。生活质量的提高对卫生安全和饮食等广泛的生活领域提出新要求。
在抗击SARS中，人们注意改善卫生环境，开始树立良好的卫生习惯，对社区赋予了新功能；对水、电等公共系统提出了新要求；对居住条件有了新眼光，特别是对食物的卫生标准和检疫要求倍加关注。这对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和未来的投资方向都会产生新的影响，人民对生活质量要求的提高，直接影响经济发展战略的确定。
由于没有相关法律，我们过去普遍消费的食品用现代标准要求有许多是不合格的，甚至对人体是有危害的，如化肥、农药、催熟剂、重金属含量超标的农产品，不仅影响当代人的健康，而且影响着下一代再下一代人的体魄和竞争力，为此，我们已经付出还有可能付出沉重代价。在抗击SARS过程中人民对食品的安全性问题倍加关注，对食品绿色化的程度也非常关心，甚至对饮食结构也正在做进一步的理性思考，随着SARS病源的揭示，会对居民消费结构产生影响。
（三）提高了对可持续发展重要性的认识
SARS病毒为什么首先在中国制造传染病并传播扩散，而且在我国经济发达的广东省首发，使人们有许多思考和联想，首先想到的是生活方式和饮食的特点，其次想到的是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那些从自然界捕捉的动物甚至是国家保护动物成为“美味”的“新时尚”的不良影响。
SARS提醒人们，如果我们再不重视可持续发展，不要说下代人，连本代人的生命安全是否能得到保障，本代人的需求是否能继续得到满足都有可能成为问题。更多的人们认识到应承认自然界的地位和环境保护的不可忽视，把它同经济发展一样提高到社会发展总体战略目标的地位；承认自然界和环境质量的价值，可能要改变我们的生产模式、生活方式和谋生方式，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统一；迫切要求着重解决影响生活质量提高的突出的社会问题，如社会教育、医疗、卫生、福利、公共安全等问题；利用先进科学技术设法满足工业化社会中人的全面发展所提出的新需求，改变中国人民的生活——改进由于地域差异、经济地位和贫富差异的约束，给所有中国人以平等的机会，最大限度地发挥才干和实现抱负，促进国家富强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
有专家指出：“人类在自然界中与病毒是长期共同存在的，都在进化中生存。人若是自然界的入侵者，病毒就会是人类基因的入侵者”。这种深刻的看法，值得我们思考，当我们能够爱护自然界时，那么病毒就可能不再那么容易入侵我们。可持续发展、绿色化并以此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是我们应有的战略选择。这其中会有一批新型的产业兴起，在促进人民健康的同时，带来经济的繁荣。
（四）“平等”与“透明”得到人民拥护
我们取得抗击SARS的胜利，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是出于人民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同时，与抗击SARS的正确指导思想和措施是分不开的。
在恶性传染病——SARS面前，国家确定对所有疑似或确诊病人，无论地位和经济条件如何，都平等对待，对隔离区的居民也是一视同仁，国家对医疗费用包下来，使患者本人及其家属在医疗保障上无后顾之忧，这种做法，得到人民的广泛拥护和国际舆论的赞扬。中国在抗击SARS中的做法表明“对任何人来说，生命只有一次，党和国家对每个人民生命的尊重、善待和保护是一视同仁的，它体现我国对人权的最基本的准则”。这种战略思想和行动，得到人民的爱戴与拥护。
对待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安危的重要事件的观念改变得到人民的拥护。过去有些事情不让老百姓知道，由政府来把握着。现代社会不允许这样做，关心人民切身利益的事，老百姓有知情权，同时，现代有些事件像“SARS”不告诉老百姓就控制不住也控制不了。在政策透明上，过去所以做的不尽如人意，说到底是观念问题。这次“SARS”的透明，既得人心，又受到世界的赞誉，从政策透明的角度看是件大好事。
（五）人民从生活角度关注保护自身免疫力
世界医疗保健观转向注重整体医疗保健和提高人体自身免疫力，在抗击SARS过程中，使人们感受到提高自身免疫能力的重要性。
近些年来，由于疾病形态的转变，人类疾病谱的变化使得化学合成药和抗生素的适用范围面临挑战，世界范围天然植物药发展加快，西方发达国家对包括中医药在内的植物药的重视值得我们关注。中医药特色和优势被更多的医疗实践证实，进一步说明我国中西医结合方针的正确性。
一些医学研究的成果说明，饮食对健康的重要。一位著名的美国医学博士曾讲“每天我们所吃的食品，1/4是来维持我们生活的，而3/4是来维持医生的生计”，尽管我国饮食结构与美国不同，但达到小康初始标准之后，高肉食、高脂肪的态势以及不良的生活模式，应引起我们对改善饮食结构的重视。科学的饮食引导，有助于人民健康水平的提高和人体免疫系统的改善。SARS期间明显地反映出人民从饮食结构改善上保护自身免疫力。这方面也要求政府加以引导。
重视提高人体免疫功能的工作，这虽不是短期的事情，但现在强调很重要、很必要，因为人体的免疫系统是我们健康的最好、最重要的护卫者。有关专家在SARS期间提示人民：“增强我们自己免疫系统，是最好的预防，就是感染了SARS，如果免疫系统够强，没有其他严重疾病，没有用使免疫力下降的药物，病情不一定出现，或者容易好”。“人们主要靠健全的免疫功能维护人体健康”，这在发达国家已是共识，我们却不够重视，SARS所以在我国得以扩散，可能与此有关。其实人的免疫能力本来非常强，比任何药物都强很多，提高免疫系统的功能最重要的是健康的饮食、良好的卫生习惯。特别是不能乱用药或过量用药，有些药对免疫系统是有损害的，需要予以严格规定和管理。
（六）科学技术抗击SARS能力不足
SARS是21世纪攻击人类的新疾病，我们对它不了解这是可以理解的。问题在于作为13亿人口的大国，我们是否有迅速对它揭秘的能力。恰是在这点上反映出我们科技战略的欠缺。
在抗击SARS过程中，中国科学家和医务人员一样做出了贡献，取得了可喜成果。但我们同时也应清醒地看到，我们没有应有的技术储备和装备，对科学工作条件形成制约。应该说这可能不都是财力和科研水平问题，而更多的是管理和对科研重点的选择问题。
（七）政府面临新型传染病挑战
“受全球化、现代医疗实践和农业活动导致的不良后果、人类行为方式的变化以及环境因素的影响，传染病已取代来自敌对国家直接的军事威胁而成为国际社会及各国政府面对的严峻挑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危机管理研究中心报告。。
人类安全已经成为21世纪社会所面临的新威胁。在这种背景下，安全的首要目标是保护人民个人安全，这就要重新考虑国家的安全体系。个体安全既取决国家的整体能力，又取决于人民个体的生活质量。
传染病特别是像SARS这样的恶性传染病直接威胁人民生命健康甚至生存权利，它的传播还会影响社会稳定和考验政府的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对各种各样的新疾病治疗情况表明，现代医学（指西医）对它们日益无能为力，尽管现代医学本身还会进一步发展，但由于其理论体系的局限性，促使人们对传统医学的重新重视。
人类面临的这种挑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过去的一个世纪，人类对全球生物圈的严重破坏。
由化肥、农药、催熟剂等培育的“石油农业”增强了来自食物的危险。现代养殖业所使用的饲料、动物用药的选择也通过肉类影响人民的身体健康。
上述的情况表明，21世纪袭击人类的恶性传染病可能不只是SARS，还可能会有新的也许是更严重的传染病出现，对此我国应做充分的准备。而且准备不仅是应对恶性传染病本身，更应消除产生它的根源。
从SARS本身、SARS产生的原因、SARS所带来的联想来看，要保障人民的生命健康和国家的持续稳定发展需从国家总体发展战略提升的高度来进行思考，这正是党的十六大所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
二、对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建议
（一）根据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重塑我国经济发展战略，这是我国“十一五”规划工作的核心
以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标志，中国经济发展进入重视人的发展需要的新阶段，以此为基础重塑经济发展战略：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基本的，对尚未完成工业化的大国而言，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也是必要的，新战略的重点是要围绕发展的目的，是要惠及13亿人民，要保障人民的生命健康和生活质量，来发展经济，这不仅是指导原则而应体现在各项经济工作中。以人为本（以民为本）是新战略的特点，为此要确定经济发展的新的评价标准，不再过分要求提高经济增长速度，而是要适宜的经济增长速度、良好的经济增长质量以及对经济发展目的达到的程度。以此为主导制定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战略。
（二）重视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
在中国人民生活总体上走出温饱阶段达到小康起始标准之后，就从主要关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到主要关注提高生活质量的新阶段，这一特点要反映在我们的经济工作中。生活水平是指社会提供给广大居民用于生活消费的商品、服务的数量和质量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标志着居民物质需要的满足状况，主要用人均收入等指标来衡量。生活水平只是生活质量的一个方面，生活质量则全面、综合地反映了居民生活需要的满足程度，既包括物质生活需要；也包括精神生活需要，必须使用包括人均收入、卫生与健康、安全保障、文化教育、环境状况等在内的综合指数来衡量。
或者说，生活质量是用来反映居民需要满足程度的一个概念。它既反映人们的物质生活状况，又反映社会和心理特征，是一个内容广泛的概念，包括了居民生活需要的各个方面，如衣、食、住、卫生与健康、就业、社会秩序、安全健康、公平、自由、满意感等等。我们选择重视居民生活质量是经济发展战略在以人民生活需要满足程度上的提升，是后小康或富裕小康社会人民的生活特征。生活质量从宏观角度而言，是指居民总体的全面发展程度；从微观角度而言，主要是指居民及其家庭生活需要的满足状况。从近期国际上有关公共卫生安全和疾病防治看，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本身是对人的生命健康和自身免疫系统最好的保障措施。
（三）确立以可持续发展为主导的工业化模式
我国已确定可持续发展作为21世纪议程，是世界上最早制定21世纪议程的发展中国家，但在实际经济工作中，却未能认真贯彻，我们的经济发展付出了很大的生态和环境的代价，“病毒对人类的侵害是人类对自然侵害的回报”。建议在“十一五”规划中，明确提出以可持续发展为主导的工业化模式，其内涵为：
——我国正处在继续工业化的阶段，并选择了“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战略，即用信息化提高工业化的效率，降低工业化的物耗、能耗。
——提倡节约能源的工业化模式，决不再重复某些发达国家传统的工业化的老路。如美国工业化时期，其人口占世界67%，而使用的能源和资源却大大高于这一比重，造成了沉重的环境负担，同时，造成了不合理的产业结构，使得结构调整付出了很高的代价。
——保持或提高现有的生态水平，在此前提下尽量把对环境的污染控制在最低限度，而且要治理达到环境标准。
——在原料、生产、产品、消费、回收、废弃处理的各个环节中进行严格的环境指标控制。
——把可持续发展与工业化联系结合起来，并以此作为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基础。
——保持生态、保护各种资源，特别是水资源，为人民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和生产环境，并使发展得以持续。
——在工业化中提倡循环使用、回收再用、重复利用。扩大可再生资源的利用范围，提高不可再生资源的利用效率。
——在工业化中大力采用高新技术、新能源技术、运用技术、特别是清洁生产技术，并结合国情进行创新。
（四）提高我国产品的绿色化水平
提高我国产品的绿色化程度既是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需要，又是认真贯彻环境标准，提升我国产品质量，打破国际贸易中的绿色壁垒的需要。
——大力发展有机食品产业
有机食品是国际上通行的环保生态食品概念，它要求在生产和加工中，不使用任何化学农药、化肥、化学防腐剂等合成物质，有机食品比国内通常讲的绿色食品的环保标准更高。可以说有机食品是绿色食品中质量最高的一类。
我国的有机食品尚属于起步阶段。目前，我国经过认证的有机食品有茶叶、蜂蜜、奶粉、大豆、芝麻等上百个品种，其中一些产品已销往美国、加拿大、日本、欧洲。
从国际市场需求看，有机食品已成为发达国家的消费趋势，有机农产品的价格高于普遍农产品，是农业发展的一个方向。由于对生活质量的重视，国内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的需求也正在上升。
由于SARS引发的对生命健康的关注，中国有机食品需求有可能快速上升。这是因为今后会有愈来愈多的人认识到，能够营养免疫系统的，只限于天然植物食品，特别是有机天然植物食品。
——以环境标志为引导，提升工业制成品质量
建议在有条件的企业和产品中，开展环境标志的认证工作，成熟后逐步推广。以环境标志为引导，提升工业制成品质量。
“环境标志”是为用户提品对环境友好信息而自愿增加的标志。虽然“环境标志（绿色标志）”是相对的，但它们适应人民对生活质量要求的需要，它包涵着生产对环境的保护程度。
——逐步推选ISO14000标准，促进我国产品的环境友好水平
ISO14000系列环境标准作为一套科学有效的环境管理标准，实施它已成为国际潮流，在我国要尽快配置环境管理的硬件设备和完善各种法规，积极推选ISO14000，使相关企业的生产符合国际环境标准要求，以适应我国人民提高生活质量的需要，而且有利于产品进入国际市场。政府有关机构指导企业将ISO14000系列标准与企业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创造出适合自身的管理办法，从制度上保证产品的质量品质和环保品质，以此支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经济发展战略提升。
——为国家安全、保护人民健康和环境，应参考国际规范，建立自己的环境壁垒体系
坚持禁止严重污染环境产品，包括危险废弃物和国外淘汰的严重污染环境的产品、技术和设备的进口，加强进口商品检验和检疫力度，防止危害人民安全的产品进入中国市场。
（五）将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体系建设列入国家安全体系
由于新型的突发的传染病对全球的威胁，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都在考虑重建国家安全体系，这其别提出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体系在国家安全系统中有重要地位。美国兰德公司的研究结论是“传染病已取代来自敌对国家的军事威胁而成为国际社会必须面对的严峻挑战”，对此我们还应深入研究得出自己的结论。但已使我们认识到建立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体系已是刻不容缓。同时，众多的研究也表明，SARS并不是最后一个新传染病，人类还可能面临新的传染病的挑战。
在我国建立应对突发传染病的公共卫生系统有相当的难度，因为我国的公共卫生系统本身还不健全，甚至连基本医疗保障尚未普及。要建立起包括发现、预防和控制传染病的资源和责任，并贯穿于整个公共卫生系统有相当难度，因为我们尚未形成足够的能力和资源。有资源显示，美国每年花在传染病上的直接和间接成本约为1200亿美元，但他们只不过有2亿多人口。因此建议国家组织力量在抗击SARS经验的基础上，借鉴国外经济结合国情，对我国公共卫生系统进行规划和设计，进行方案比较选择确定，与此同时抓紧时间推进有关基础性工作。
（六）强化中西医结合方针的贯彻
医疗卫生体系特别是公共卫生系统最重要的功能评价指标在于它的公众化程度和覆盖率。当前发达国家在医疗保障上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不堪重负，高额的日益上升的医保开支，使人们怀疑它的可持续性。这也是一些国家的政府关心植物药和我国的中医药的原因之一。
我国由于有中医药这个宝库，保障了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我国从未流行过导致几千万人死亡的传染病，像印度和欧洲那样，在这次抗击SARS的斗争中中医药显现出优势和潜力，也证实用中医药治疗比西医药要便宜很多。
世界权威机构的研究表明，现代医学（指西医）及其相关实践活动的有些方面，削弱了人们对病毒和病原体的抵抗能力。现代医学（西医）研究的性质和方向也发生一定程度的偏差，越来越多地试图完全消除（而不是控制）微生物，这样可能造就出对人类危害更大的微生物。为抵抗病毒而过度使用抗生素及其他化学药物，以及在动物身上使用抗生素，导致出现高抗性的“超级病菌”等等。尽管科技进步，会有利于缓解各种传染病的危害，也会促进西医药的发展，但现代医学面临的挑战，促进了世界范围的转向自然疗法植物药和中医药。
要保证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要用多种手段，中医药与西医药各有特点，不能相互替代，中西医结合是方向。尽管我国确定了中西医结合方针，但实际上仍是西医药主导，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医药优势的发挥，要从体制、制度和组织等多方面解决。
建议国家组织中西医有关方面联合制定中西医结合规划。建立完善中医公共卫生保障体系，并纳入国家公共卫生系统中，我国医疗管理体制为此要进行调整和改革，整合有关科研工作并建立中西医专家系统等。
加强中医药的基础研究工作，既要研究中医，又要由中医进行研究。把中医药研究与现代生命科学、基因科学、分子生物等结合，争取有大的突破。中医理论也应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与时俱进，探索中西医结合的多种方式和途径。通过中西医结合对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健康做出贡献。
（七）缩小差距从公共卫生安全保障做起
世界各国在发展过程中，都面临着如何面对原有和新形成的发展之间的差距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对一国的长治久安有重要意义。发展差距以各种形式表现，可用各种相应指标衡量，如发展水平差距（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收入水平差距（用人均居民收入）、社会保险差距（用社会保障程度）等等，从这次SARS所反映的情况来看，公共卫生安全差距值得重视。
差距的缩小是长期而艰巨的过程，甚至有的外国学者认为一国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以上，才能进入缩小差距特别是缩小以人均GDP所表示的发展差距的时期，否则效率和国家竞争力就要受到影响。但从我国发展战略要求看，从中国国情看，从社会主义性质要求看，从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看，缩小差距的工作现在应开始，就应有所作为。当然现在就开始缩小各种差距是不现实的，有的差距还可能会扩大，而公共卫生安全方面的差距是应该着手缩小的。
公共卫生安全关系人民生命安全，保障全体人民的生命安全是政府的重要职能之一，公共卫生体系的覆盖率是对公共卫生系统最重要的检验。公共卫生普及乃至不同地区、不同人群的保障水平差距大，影响整体公共卫生的目标难以达到，像SARS这样的传染病或是的细菌袭击，需要完善的公共卫生体系才有可能防范或抗击，因此，建议缩小差距从公共卫生保障做起。
公共卫生体系与医疗体系，医保制度、社区功能、救助安排等都密切相关。公共卫生工作涉及相关方面的改革，重塑我国的公共卫生体系是卫生改革的重大战略抉择，公民生命安全、生命健康和社会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改善程度是人类最重要发展目标。人民生命安全和健康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乃至提高国家竞争力的基础。选择这样的卫生战略，就意味着政府要投资人民健康与消除健康贫困并引导市场投资于人民生命健康事业。也就是说明确提出缩小差距从公共卫生做起。
（八）科技发展战略应将保障人民生命健康作为重要任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事业有了很大的进步，对国家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持，但从SARS期间所反映的情况来看，科技发展战略需要提升。人民生命健康的科研工作未能放在应有的重要地位。在抗击SARS中表明，在关系人民生命健康方面科技基础的薄弱。
如，P3实验室又称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是国际上通用的可对病毒进行培养和分离安全性实验室。它最大的特点是拥有一个负压实验室——单位面积上，其内部压力小于外界的压力，使得外界物质可以进入，内部物质却无法外泄。抗击SARS需要这样的实验室，但我国却一个也没有。为了能够满足当时检验检疫工作对病毒检测的需要，特别是研究和检测SARS冠状病毒的需要。用很短时间内在北京就建成了一座建造设计非常严格的P3实验室，说明我们有这个条件和能力，只因未列入工作日程。
SARS表明我国在保卫人民生命健康的科研基础设施，基础研究、基础装备和技术平台水平方面与国际上有很大差距，不适应保障人民生命安全的需要，迫切要求提升科技发展战略。从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和生命健康作为重要任务，安排科研计划和科技工作，促使科技战略符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
（九）关注新的消费热点促进形成持续的有效需求
SARS引发城市居民生活观念和消费行为的变化，出现了若干新的消费热点，有些与疫情直接有关的商品如有针对性的预防药和疫情期间的防护用品，在SARS后可能会下降但有些消费热点有可能会形成新的有效需求。
根据国家教育部的要求，我国高校应制定好学校发展战略规划、学科建设和队伍建设规划、校园建设规划等三个规划。目前，正是各级各类高校“十五”规划的各项工作即将届满、“*”规划的编制工作全面启动之时。如何根据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以及国内外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动态和趋势，“考虑正在迅速变化的全球环境，考虑在这一新的环境下大学各相关利益群体对大学的需求和期望”，①从各自学校的历史与现状出发，认真总结“十五”规划的完成情况，分析学校的优势和不足，特别是深入剖析学校在“十五”发展期间所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困难以及“*”发展所面临的竞争、机遇和挑战，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明确提出能够充分体现各自学校“办学理念、优势和风险意识”的发展战略，研究制定有基础、有高度、有新意、有特色的学校战略规划，从而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应该说，这是当下我国高校所要共同应对和亟需解决的时代课题。
一、特色化与综合性协调发展战略
特色化与综合性协调发展是我国高校“*”发展三大核心战略中的首选战略。
(一)创造特色，强化特色
营建特色、强化特色，是世界各国高校普遍采取的发展战略。就国外的大学而言，无论是中世纪牛津、剑桥绅士式的博雅教育(1iberaleducation)，还是欧洲大陆式的职业教育(professionaleducation)，或是后来德国洪堡式的英才教育等，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办学理念和传统特色；哈佛大学建校300余年，始终坚持“与真理为友”的校训；斯坦福大学在其对名牌教授还没有吸引力的时候采取以特殊待遇招揽尖端人才，把有条件的系科率先办成学术尖顶的“学术尖端”战略；耶鲁大学倡扬“教育不是为了求职，而是为了生活”及其“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哲学理念，等等。这些大学之所以能够出类拔萃、卓有建树，与其所秉持的独特的办学思路和发展战略是息息相连的。
就国内的大学而言，追求特色、选择特色、设计特色等，亦有着优良的传统。1916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率先提出囊括大典、网罗众家、兼收并蓄等办学理念。建国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实行由中国科学院“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办学体制，等等，都是极富特色与个性的发展战略。
概言之，世界各国的大学形形式式、种类繁多，但无论是总结其成功的办学经验，还是探索其变革和发展的基本走向，维特维新，走特色化、个性化、多样化、创新型的发展之道都是其优选战略，既是其工具理性层面的生存战略，更是其价值理性追求和哲学方法论导引层面的发展战略。因此，对于我国高等院校而言，实事求是，因校制宜，制定特色化的发展战略，走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发展之路，不仅是其“*”发展规划的必然选择，而且也是其长期的战略选择。各高校应结合本校实际，从办学指导思想、教育教学理念、校风学风建设、学科专业建设等方面人手，对学校的总体实力做认真的盘点性工作，进而重新整合资源，集中力量，把优势、强势和特色的学科、专业、课程、项目、领域等进一步做强、做特，以特制胜，创构独到而杰出的人才培养模式或特别出色的学科、专业与课程体系及其教育教学方法，形成独特的办学治校风格和科学人文优势，争取某些领域在国内外、省内外占有一席之地，直至占有学科与人才的制高点，以提升学校的核心竞争力。
(二)统筹兼顾，综合提高
从另一角度讲，注重学校的整体联动，走综合化发展之路，亦是该核心战略的应有之义。现代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是一项综合性的系统工程，涉及方方面面的因素和指标。自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国外逐渐兴起对大学的评价与排名，较有影响的大学(本科教育)评价，包括美国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NEWS)、英国的《泰晤士报》(Times)和《卫报》(Guardian)、加拿大的《麦卡林》(Macleans)、日本的《钻石周刊》、德国的《明镜》等报刊每年一度的大学排行。概括起来，国外大学评价的主要指标有学术声誉、科研水平、教师资源、教学质量、学生情况、财政资源、捐赠情况、留学生等。
国内大学评价稍晚于国外，比较有名的评价机构主要有，香港网大、广东管理科学研究院、武汉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校友网等几家。综括起来，国内各评价机构对大学评价的指标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学校声誉；学生情况，包括学生录取分数(生源)、毕业率、继续深造的比率、毕业去向等；教师资源，包括博士比率、教授比率、生师比等；教学质量；科研情况；财政资源等。
不难看出，国内外大学评价指标之间既有不同又有交叉，但在总体上是一致的，都包括学校声誉、学生情况、教师资源、教学质量、科研情况、财政资源、学术资源等通用性指标参数。虽然，这些评价指标还在不断完善，我国高校的发展并不一定就是为了追求好的排名，但无疑，这些指标对其谋划“*”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因此，各高校研究制定“*”的发展规划，应综合考虑这些指标参数，在人才队伍建设、学科专业建设与科研发展、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校园信息化建设、实验室建设、校园基本建设、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教育交流等方面实现整体提高和协调发展，以全面提升学校的综合实力。
二、非均衡与整体性协调发展战略
非均衡与整体性协调发展是我国高校“*”发展三大核心战略中的优选战略。
(一)重点突破，为所当为
非均衡发展理论对于中国的高等教育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对于我国高校的整体而言，只有实施非均衡的发展战略，优化人力、物力、财力资源配置，把有限的资源用在最需要的地方，重点建设一批有潜力、有实力的学校和学科，才有可能在某些方面实现重点突破，赶超世界一流，或在某些领域抢占教育教学和学术研究高地，跻身国际同类高校、同行学科前列。对于国内各高校而言，也只有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才有可能获得较高的教育、科研和社会效益以及较快的增长速度。因此，在确定“*”发展战略时，各高校应自觉掌握和运用均衡的相对性和非均衡的绝对性的客观规律，立足自身特色和优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从国家建设和人才培养的需要以及本地、本校的实际情况出发，有计划有步骤地选择可以支配或影响全局的重点学科、重点专业、重点研究项目和领域作为增长极，力口以重点建设和发展，以实现其非均衡超常规的发展。(二)整体协进，和谐发展
强调非均衡发展，更多的是从发展战略或是发展路径上考虑，其本旨仍在于冀望通过其扩散效应带动学校全局的均衡发展。各高校“*”规划的制定，既要注重守正出奇、开拓创新、追求卓越，又要注重整体联动、协调一致，向着科学、理性、和谐、全方位的方向发展。无论是从学校的总体战略规划层面考虑，还是从学校各职能部门的子规划、专项规划与学校各分院(系、所等)的分规划等战术规划角度考虑，都要求以对“十五”规划及其执行情况的监控与总结为基础，认真盘一盘各自的家底，看看其办学规模、学术资源、学术成果、师资队伍、人才培养(包括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继续教育、留学生教育等)、校园建设、学科与专业建设、实验室与图书馆建设等，有多少存量，块头有多大，与省内、国内同类兄弟院校以及其他高校相比，与国外同行学校、同类学科相比，哪些方面强和弱，强在什么地方、弱在什么地方，居于什么地位，发展空间与前景、趋势如何；看看还有哪些空白，通过挖掘或整合现有的力量或适度引进资源、增加投入，在“*”期间就可以上马和在较短时间内见效的，哪些方面经过努力可以保住优势和形成特色，哪些方面进行纵比可以上升几个台阶，哪些方面经过努力可以达到或赶超国内或国际一流，等等，从而真正制定出既符合实际又开拓进取、积极可行的“*”发展的总规划、子规划和分规划。
要坚持教育的规模和效益、数量和质量、内涵和外延、结构和功能的均衡协同发展，确立扩大规模是发展、提高质量也是发展、是发展的一体两面以及调整结构类型为发展、追求效率效益同样为发展等发展观，既要有选择地注重量的扩张，开辟新的学科、专业、课程和项目，力争把蛋糕做大，以增加总量，又要注重质的提升，全面提高学校的教学科研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以增强学校的整体实力；要注重现代高等教育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产业开发与服务社会几大功能方面的协调发展，以加强和扩大学校的社会影响力；要注重各个类型层次的教育，如普通本专科教育、硕博研究生教育、成人继续教育、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外国留学生教育等的统筹协调发展，多渠道为社会培养人才，多方面提高学生素质；要巩固提高传统的优势学科和强势学科，着力加强特色学科和重点学科，积极发展新兴的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综合学科等，实现跨学科、跨领域的互动、融合与创新，实现各学科的共同提高和协同发展。
三、跨越式与可持续协调发展战略
跨越式与可持续协调发展是我国高校“*”发展三大核心战略中的必选战略。
(一)奋发进取，跨越发展
跨越式发展之道普适于我国各级各类高校，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时代意义。一个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一所大学的发展，其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往往只有几步。美国的卡内基﹒梅隆大学从20世纪60年代并校到成为一所公认的世界一流大学只用了30年时间。英国的沃里克大学从20世纪60年代建校到置身英国高校前列，成为世界著名大学，也只用了30年时间。香港科技大学从1991年建校到现在，也不过才14年，却已迅速成为国际知名高等学府，等等。上述这些大学之所以能在较短时间内迅速崛起，成为当今世界高等教育舞台上的新星和奇葩，固然有诸多因素在起作用，但与其所采取的跨越式发展战略是密不可分的。
可见，跨越式发展，已成为国内外一些大学的制胜之道。问题在于，我国的高等学校能否学习国外大学成功的办学和管理经验，将跨越式发展的战略指导思想落实于各自学校未来的发展规划之中。笔者以为，只要不是盲目扩大、攀高、争强、求快，或者是重复“”式的一哄而起，而是直面挑战，以求真务实的态度、与时俱进的理念、改革创新的精神，深人调查研究，把握发展机遇，确立发展目标，开拓发展思路，落实发展举措，找准自己与国内外竞争者、拟赶超者的相对位置，注重跨越式战略构想的前瞻性、科学性、开放性和可行性，抓重点创特色，是完全有可能既超越自己又赶超别人，在短时间内迈上几个阶梯，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战略性目标的。
改革开放30年来，在中国经济整体快速发展之时，河南也表现出强烈的发展冲动，因此，河南有必要认真审视全省的发展战略。发展战略作为一个省的顶层设计，一定要符合省情的需要，符合人民群众的期待，符合国家的产业布局，符合国家主导的国土开发格局。对河南而言，需要认真权衡自身在国家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等方面的重要地位，由此来谋划河南的发展。
一、以非均衡发展战略为指导，带动河南综合实力的提升
西方管理专家提出的非均衡发展战略，是指在有限资源环境之下，通过推动系统内部的局部突破来实现整体的跨越性发展。其实质与唯物辩证法的矛盾论是一致的，就是要抓住主要矛盾。在河南省的总体发展战略中，实行非均衡发展，可把郑汴一体化作为实现中原崛起的突破口，以重点地区的跨越式发展带动河南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的整体提升。郑州与开封相距40多公里，空间距离和心理距离都在逐步缩短。郑州是河南省会，是我国重要的交通枢纽、商贸城。开封是七朝古都，文化底蕴深厚，具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在国际上享有盛誉。两个城市的发展具有极大的互补性。
郑汴的谐音是“正变”，也就是郑州、开封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这个变化不仅对古城开封是个难得的机遇，对于增强郑州综合势力，推动全省经济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必将产生重大影响。
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的以投资和出口为带动的经济成长战略正在进行战略性调整。在今后一个时期，扩大国内需求是我国避免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有效措施，同时也为我国的经济发展的战略调整提供了历史机遇。扩大内需，也会为河南的发展带来机遇。
在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中，政治中心也是文化、经济中心。历史上，无数的历史事实都证明了这一文化心理始终在发挥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一些省市的行政中心的转移，同样带来周边区域的开发和快速繁荣。既然有成功的先例，那么实施河南省委、省政府，郑州市委、市政府，开封市委、市政府等行政区域战略转移非常必要，也是促进经济繁荣的有效方法。河南省委、省政府，郑州市委、市政府东迁至郑东新区以东，或在郑州与开封的中间地区中牟县城附近选择合适区域。同时，开封市委、市政府要向西迁。如此，郑州与开封之间的空间距离会大幅缩短。行政管理中心的转移，既可表明政府建设和发展这一区域的信心与决心，也能促进整个地区的快速崛起。
二、以区划调整为推力，加快郑汴一体化进程
为加快郑州与开封融城步伐，河南省人民政府投资建设了郑汴快速城市通道，简称郑开大道。2006年11月19日正式通车。郑开大道宽100米，以三幅路形式建设，机动车道采用双向10车道，总长为39.2公里，起始于郑州市金水东路和东四环的相交处，向东穿越京珠高速公路，连接到开封市大梁路西端。设计时速80公里/时，从郑州市区到开封仅需30分钟。
郑开大道开通以来，郑汴一体化进展良多。2008年11月，河南省委、省政府召开会议进一步研究郑汴一体化问题。会议指出，郑汴一体化发展的综合效益初步显现。2007年，郑州、开封两市生产总值合计达到2992亿元，比2005年提高6.8个百分点。一系列双向开放的利民惠民措施，使两市群众享受到了实实在在的方便和实惠。在郑汴一体化的有力推动下，古都开封正在重新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规模以上工业利润增速居全省第一位。实践表明，郑汴一体化发展的决策完全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充分体现了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和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在全省和全国产生了良好社会反响。对以后的发展，要逐步实现“五个打通”:一是交通要打通。现在郑开大道已经开通了，还要进一步打通生产线，使运输通道也能畅通。二是规划要打通。郑州开封两市在研究发展规划时要加强两个城市规划的衔接。三是政策要打通。既然是一体化发展，政策上两市也要一致起来，投资也好，产业布局也好，都要兼顾到开封。四是功能要打通。两个城市的功能要取长补短、互通有无，在城市功能上互相衔接、互相补充。五是运行要打通。要建立健全郑汴一体化发展运行机制。
但“五个打通”却回避了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行政管理区划调整。现在推动郑汴一体化进程的是一个协调机构，其行政职能需要省政府，郑州、开封两市政府授权，增加了决策环节，不利于整个区域的统筹协调。既然省委、省政府决定要尽快实现郑汴一体化，那就要早作决断，调整现有区划布局，理顺行政管理体制。为了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将开封市及其所属五县归属郑州，保留开封市名字不变，行政级别不变。开封是一个具有较高国际声誉的古城，其名字具有极大的品牌效益，一定要保护好、使用好。为保证其有充分的发展空间，在区划调整时，可在其周边预留足够的发展用地。
行政管理的统一，可使郑汴一体化更具实质意义。在区域规划、产业布局等各方面都能做到步调一致，减少许多中间环节和不必要的浪费。
三、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依托，开辟新时期“农村包围城市”的发展道路
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坚持从各地实际出发，尊重农民意愿，扎实稳步推进新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作为传统的农业区，这必将为河南省的发展提供前所未有的机遇。
每当国际粮价走高，一些国家别有用心的人就大肆渲染“黄祸论”。河南是全国重要的粮食产区，对保证国家粮食安全责任重大，对维护社会稳定意义非凡。俗话说：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因此，中央对河南的工业化有顾虑、有限制。既然中央不鼓励河南大规模的工业化，尤其是要努力阻止河南牺牲农业生产的工业化。那么，河南就要坚持“保证现有耕地面积不减少条件下的工业化”发展战略。此战略可以一举多得，一是有利于打消中央对河南工业化发展的顾虑，不用担心国家的粮食安全；二是有利于化解“三农”问题；三是有利于探索欠发达地区的工业化道路，也就是说实现政策困境中的发展；四是有利于协调农业和工业互相促进的关系。在国家紧缩地根的情况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河南的工业化提供了良好的契机。河南省村落分布松散，缺少统一规划，占用土地面积大。在推进郑汴一体化过程中，可以通过大力推动郑汴之间农村地区或者更远一些村镇的新农村建设，腾出许多土地，用于置换郑开大道附近区域的建设用地。
在开封汴西新区建设新城区，也可扩大中牟县城的城市规模，安置失地农民。该区域内的农民以现有土地入股的形式转化为城镇居民，将土地交由农业开发公司等集中经营，农民可以按月领取土地收益。在郑汴工业带之间除吸引高科技产业外，还要布点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以扩大就业，安置失地农民。同时，落实好相应的医疗保险、失业救济等社会保障措施，以减轻大规模建设中来自失地农民的压力，避免激化社会矛盾。
推而论之，河南作为农业大省，“三农”问题十分突出。河南省委、省政府首先大力推进河南省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走农业集约化、规模化发展道路，探索新时期“农村包围城市”的独特的工业化道路。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既可以大幅度提高生产效率，提高河南省整体城市化水平，又可以解放生产力，把受土地束缚的农民较为彻底地解放出来，促进河南省“三农”问题的有效解决。
四、以高等教育为动力，积极支撑河南的经济发展
河南高等教育的总体水平不要说与发达省份相比，就是在中部六省也处于落后地位。仅就国家“985高校”、“211工程”学校而言，湖北省16所，湖南8所，安徽5所，而河南仅有1所。如果我们再不抓紧当前的发展机遇，河南高等教育与全国的差距会越来越大。
2科学发展观引领下的浙江新兴战略产业发展实践与策略
浙江以科学发展观为引领，科学定位、组织保障、政策鼓励和引导等，一系列新兴战略产业发展前沿实践成效初现，迅速崛起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而引人注目。
2.1立足浙江实际，制定浙江省战略性
新兴产业规划科学发展，规划在先。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统一思想，深人调研浙江省情并结合国家及全球科技革命的发展趋势制定了浙江省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确定生物产业、新能源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业、节能环保产业、海洋新兴产业、新能源汽车、物联网产业、新材料产业以及核电关联产业九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目前，浙江省确立的三大重中之重的新兴产业领域分别为物联网、生物产业以及新能源。浙江省经信委专门新设了“转型升级办公室”，作为浙江发展九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组织保障。
2.2充分发挥政府政策鼓励和引导作用
作为2010年的“一号工程”，浙江省政府拟定了科技投入年均增长超过15%，主要用于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科技创新的目标要求。在政府推动及政策引导下，浙江企业投资发展新兴战略产业的热情空前高涨。以太阳能产业为例，已至少有500亿浙江资本投资太阳能。从2006年至今，温州正泰集团累计投资太阳能产业20亿元，实现产能约为130兆瓦；最近又宣布在甘肃再投资200兆瓦太阳能电池生产线，预计到2013年其产能将超过1000兆瓦。昱辉阳光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是浙江第一家上市的太阳能企业，其年销售额已从2005年投身太阳能产业时的5000万元上升至2009年50亿元以上，4年增长100倍，预计2011年销售将达500亿元。浙江省对于新能源的补贴政策基本是价格补贴。例如，对光伏发电上网电价，浙江省政府对每发一度电补贴7毛钱，再由县市级政府补贴7毛钱。而部分高新技术企业，也享受减免税率的优惠政策。近日，浙江省政府出台《浙江省光伏等新能源推广应用与产业发展规划》，提出到2012年光伏等新能源消费量占全省能源结构的1.5%以上，新能源产业年产值超过2000亿元。浙江将从结构调整、科技创新、政府职能转变、社会和民生发展等多方面统筹安排，力争实现浙江省光伏等新能源产业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培育一批具有国内外市场竞争力的龙头骨干企业和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装备制造和系统集成应用企业，成为国内重要新能源装备研发和制造基地。浙年集团生产的12米低入口的电电混合公交车，将中国新能源公交车推向了国际市场，至今已经销售600多辆；康迪生产的KD08型纯电动汽车已经批量出口美国1000多辆，购车者享受美国政府每车补贴从原来的2500美元提高到目前的4435美元，个别州政府还给予购车者每车购车价的50%的补贴。
2.3实施“百千万科技创新人才工程”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
新兴战略产业发展必须围绕这一核心。为此，浙江实施了“百千万科技创新人才工程”，即通过若干年的努力，浙江省要培育和引进上百名国内一流的科技领军人才和科学家，要培养上千名学术技术带头人，培养上万名科研开发骨干，这样构成一个百千万科技创新人才工程。而创新团队的建设是一个重要的载体、一个重要的抓手，创新团队是攻克核心技术、创造重大科技成就的突击队，是凝聚、孕育高层次创新人才的重要摇篮，也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提高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的重大举措。浙江已于2009年底遴选了首批50家省重点科技创新团队，通过严格的评审遴选的这50个创新团队的负责人，都是在国内外优秀的、拔尖的创新人才。第二批省重点科技创新团队的申报、遴选工作也于2010年上半年启动，并即将完成。浙江希望通过创新团队的建设把百千万科技创新人才工程落到实处，扎扎实实加以推进。浙江许多企业也制定了有效的人才战略，将人力资本的打造提升到了制高点的战略位置，充分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以人为本，力争企业快速发展的同时使员工得到同步的提升，个人才能得以最大限度的施展，个人价值得到最大程度的实现。
2.4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妥善处理新兴战略
产业发展中的问题积极促进新兴战略产业集群化、项目集中化、用地集约化、产品的品牌化、技术的引领化，对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技改项目，给予项目申报、土地供应、银行信贷、企业上市、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建设等方面政策倾斜，并且以亿元以上企业为基础，实施扶优扶强和“一厂一策”，培育出一批在国内外市场占据一定地位、带动能力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行业骨干，真正实现龙头企业和专业化企业的良性互动，把协调推进发展要素作为浙江夯实根基、体现特色、优势扩张的重要着力点。积极协调省直有关部门、金融部门，召开银政、银企对接会和重点项目推进会，全力为企业和项目解决审批、资金等方面的困难，既将企业“扶上马”，还将企业“送一程”，促进企业的健康发展。持续发展赢得先机。2009年，省委省政府提出“大平台、大产业、大项目、大企业”战略。2010年，作为“四大建设”战略主要载体，14个省级产业集聚区加快规划、建设，一批批令人耳目一新的大项目、大企业纷至沓来，一条条战略性新兴产业带加速崛起。例如，作为浙江省14个省级产业集聚区之一的大江东新城，发展要素得到优化配置，发展优势成倍放大，成为集聚各种高端发展要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平台，已吸引东风—裕隆汽车、中国南车集团、世界500强ABB等大企业集团均带着数十亿资本相继落户。截至2010年9月，大江东新城在建产业项目共91个，总投资达304亿元。按照规划，“十二五”期末，大江东新城工业经济总量将突破1500亿元，远期产出年工业总产值将达1万亿元以上，等于再造一个“杭州工业”。浙江的产业集聚区立足可持续发展，注重产业招商，坚持择优招商，体现“绿色招商”。浙江重点培育的企业也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融入研发、制造和产品使用的全过程，顺应了世界环保的需求，赢得了环保竞争力。
2.5坚持统筹兼顾，构建若干高效的新兴战略
产业链针对浙江现有产业现有发展基础，从有利于技术和产业跨界融合、延伸产业链、行业带动性強、能够提升浙江产业发展空间的关键技术产业化項目入手，结合“四大建設”（大平台、大产业、大項目、大企业）统筹兼顾、科学谋划，努力构建高效的新兴战略产业链，即上游原创开发，加强新兴产业关键核心技术和前沿技术研究，强化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建设，加强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和知识产权的创造、运用、保护、管理，实施重大产业创新发展工程，建设产业创新支撑体系；中游生产制造，推进重大科技成果产业化和产业集聚发展；下游营销零售。三个环节同时发力，统筹协调。徐蕾、李靖华通过对浙江57家行政服务中心的实证分析，认为：从“大政府小服务”到“小政府大服务”的再造的最主要决定因素是中心和部门领导的企业家素质，其次电子政府的推进也起到积极的作用。因此，浙江服务型政府的构建应着重培育各级政府及各行政服务中心领导的企业家素质，快速推进和优化电子政府，坚持发挥市场基础性作用与政府引导推动相结合，实现浙江新兴战略产业的跨越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