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女青年是从事文艺的青年女士。
文艺女青年一般物质生活丰裕，不愁衣食，没什么生活压力和负担。文艺女青年大多穿着很多显得比较文雅，显得气质恬静。
文艺女青年是圈子文化的一部分。女文青的文艺兴致，进一步大伤她们的文艺质量。文艺感觉需要交流、促动和激发，切磋文艺体验，探讨文艺理论。女文青和圈子的关系，是鱼和水的关系。
（来源：文章屋网 ）
最近，又一首“网络歌曲”在网上爆红了！但再也不是“老鼠”、“蝴蝶”等通俗产物，恰恰相反，这次是一首“文艺歌曲”。从2011年2月中旬开始，一段名为《大龄文艺女青年之歌》的现场演唱视频就在网上被争相流传。几天时间，在土豆、优酷等各大视频网站上的点击率就已高达八十多万，超过两千名“文艺青年”加入了她的豆瓣音乐人页面，更被各大门户推到首页。同时，唱片公司也开始竞相追逐演唱者。一场空前浩大的网络歌曲“文艺复兴”运动由此开始。
其实，这段视频很简单，就是一个女孩抱着吉他，自弹自唱了一首原创民谣，但之所以引起轰动，除了旋律简单上口，歌词也写得实在好玩，围绕着“大龄文艺女青年应该嫁个怎样的男人”这个问题，道出了不少文艺圈的真实现状，让人听了喷笑不止。当然，就像某业内人士分析的一样：《大龄文艺女青年》的一夜走红，与其说是歌好，不如说是网民对已经恶俗的“网络口水歌”的一种反抗与反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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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红了，那个唱歌的女孩自然也逃不过大家的好奇，不少网友开始人肉搜索，查出她是北大毕业的一名文艺女生，名叫邵夷贝，笔名邵小毛。
此后短短一个月，邵夷贝就意外地成了网络红人，甚至引来不少“文艺男青年”给这首歌重新填了词，然后又拍成视频放到网上跟她“对歌”。同时，媒体和唱片公司也开始争相打探这位神秘的“文艺女青年”，只是这个低调的小女孩，始终选择了一种安静的态度，来面对纷扰而至的陌生人。
然而，真正见到这位神秘的“文艺女青年”时，却是没有想到的乖巧帅气，而且绝对和“大龄”沾不上边儿。
用邵夷贝自己的话来说，她是“青岛籍青海人”，父母年轻时到青海支援边疆，她也在那里长大。小小的她，爱摇滚，高中时就已经疯狂迷恋张楚了。于是，她最“离奇”的一次经历也与张楚有关：有次张楚到青岛演出，她和一朋友就天天吃方便面，攒足两个月的零用钱去看，“演出完后我们还想跟张楚说话，但被保安拦住，我们就哭着不肯走。”后来，一自称是张楚哥哥的人就带她们去跟张楚见面。
“当时就是特激动，然后还在张楚面前唱他的歌，结果张楚也跟着我们哭起来。”临走时，已经是深夜，张楚还给了她们每人一百块钱，让她们打车回家，“后来我们就把这一百块钱放在相框里作为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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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是高中时太迷摇滚，或许是压力“很大很紧张”，反正邵夷贝的第一次高考落榜了。她在屋里躺着不愿意说话，发脾气，大喊大叫。痛定思痛，她选择了复读。没想到，复读一年后的她却考出了个青海省文科状元，于是她去了北大读新闻系。
2002年，19岁的邵夷贝来到未名湖畔。4年后，她又被保送至传媒大学念电视新闻研究生，是名副其实的北大才女。
在北京读书的几年里，邵夷贝如愿地成了一名标准的文艺女青年。大二时她组建了第一支乐队，叫“莎木”，自己充当鼓手，是唯一的女生，在北大里小有名气。但这乐队在大学毕业后也就慢慢结束了。之后，她在传媒大学又与两个德国学生组了一支“甜蜜蜜”女子乐队，还是鼓手，不同以往的是，“乐队里是清一色的女生”。
和所有文艺青年一样，邵夷贝也有一个很重要的爱好――话剧，这几乎成为衡量一个青年是否“文艺”的重要标准。刚刚进北大时，她就顺理成章地考进了学校的剧社，也是在大二时，她导演了一部表达女性主义的话剧《她・独白》，轰动一时。“现在想想，大二那时候挺辉煌的，如果那时网络像现在这么发达，估计我早就是网络红人了。”
上大学时，我曾接过许多不靠谱的活，其中有一个是组织一拨人写偶像剧。我叫上了清华学中文的老妹，她可是日剧韩剧百科辞典。那时候我们一堆人被关在怀柔雁西湖附近的一家小旅馆里，封闭写作。就我妹，因为大雪封山赶不过来。我心想，那边的小路蜿蜿蜒蜒，高低起伏，望不到边际，雪一踩，能没了脚背，我妹来是没戏了。没想到，第二天中午，我刚在小饭馆酒足饭饱，回旅馆的路上，突然听到有熟悉的声音。我使劲仰脖看向远方。啥熟人都没看见，可过了一会儿，老贾那圆乎乎的大脑袋就进入我视野了，旁边跟着个蹦蹦跳跳的小姑娘。尽管女孩用围脖帽子弄了个全副武装，但从那张牙舞爪的态势，一眼就能看出是我妹。我那叫一个惊喜，完全就是井冈山上会师般的兴奋。后来问她怎么来的，才得知是老贾打车送来的。我分外奇怪，打车还需要送啊，这一来一回，多花二百元路费。那时候大家都念书，没啥钱。老贾口吐真言：多花二百能多坐她身边俩小时呢，值！大雪封山，要是车坏半路上，还能多坐几小时。可惜雪都化了，司机也没领悟到老贾的心思，一踩油门，以最快速度开过来。
我妹坐车里这两小时，狂侃文学艺术，彻底把老贾给折服了。老贾就喜欢这种文艺女青年，立马展开攻势。第一步是，一个人去了趟青岛，跑到海边，拿起手机拨开扩音器，给我妹打了个电话，“听，海浪的声音” 。然后他拿把吉他，在海边自弹自唱起自编歌曲，毕竟是西城区少年宫合唱班出身，底子那就是过硬。之后他还发动一群大老爷们给他叠小星星，装了一大瓶沙滩上的土，和无数颗小星星，狂奔回北京，约我妹见面。我妹扭扭捏捏就是不见，后来好不容易答应见，竟然是逛春节的庙会。老贾再次体现出艺术青年的范儿，找了好几个哥们，一路上专业摄像机追拍。逛完没三天，剪出了个MV，配着深情演唱的歌曲，视频上我妹笑得跟花似的。只可惜我看到这视频时，我妹已有男友，早跟老贾断了联系。
其实，就在老贾跑去青岛打电话、唱歌的时候，我妹身边已经有了追求者。在我妹看来，老贾太易冲动，太以自我为中心。老贾刚听这话时一肚子委屈，过了很久才明白：文艺女青年表现出来的文艺，只为向你证明她多么独特，多么浪漫。你要是比她还文艺、浪漫，她的脸往哪搁？
后来老贾又有了新女友，按他的话说，其实也不算女朋友。真正的女朋友是不会去趟香港，让他花十万元买包的。再后来，我还见过他的另一个女友，长得极为灵巧可爱。老贾从没提过，他和这两个女孩发生过什么浪漫故事。老贾能记住的，就是奋不顾身，傻了巴几地追我妹。
我跟老贾转眼聊到凌晨，临走时，老贾急着让我女友给他介绍女朋友。他想找的女朋友首先得漂亮，身材好，头脑有没有是次要，总之别那么折腾人。还有，绝不能是文艺女青年！
随后半年，这首没名字的歌被各个社交网站疯狂转发，被命名为《大龄文艺女青年之歌》。它的演唱者邵夷贝，一夜之间从有社交恐惧症没正经工作的不靠谱文艺青年，变成了北大才女、民谣歌手和内地“小清新”领军人物。
2012年，年近三十的邵夷贝结了婚，从一个不快乐的商务代表变成带着乐队巡演数十个城市的民谣歌手，给两部大牌电影、三部原创动画片配唱过主题曲。2011年动车事故后写下的《正确死亡指南》在微博上被转发几十万次。除此之外，她还长期占据豆瓣音乐人头牌位置，她的《否定先生》、《时过境迁》、《小傻瓜》、《大龄文艺女青年之歌》、《妈妈我不听话》等歌曲的累计播放次数超过200万。为了表彰她，豆瓣网还颁给她“阿比鹿音乐奖”。但她看上去仍然和三年前一样羞涩、拘谨，说几句话就自顾自地“嘿嘿”笑起来，抓抓头，“我挺紧张”。
对话邵夷贝：
任何事都有它从表面上无法一眼看出的困难，只有实操者才能体会，做事情之前的想象永远止步于想象。对人的看法也一样。 所以我仅保留了两个选择判断的标准：一个是主观的——“我能否把这件事做好”；一个是客观的——“它是否能让我高兴”。
赢未来 最近两年，你给不少动画片唱了片尾曲，从《麦兜响当当》、《魁拔2》到刚刚上映的《开心英雄》等，你如何给这些片尾曲评分？给特定电影创作音乐，最大的困难在哪里？
邵夷贝 虽说都是动画电影，但这三部是完全不一样的气质，《麦兜响当当》是笑中带泪，《魁拔2》是宏大空灵，《开心英雄》则是励志正能量。气质不一样没有办法比较的。对我来说困难不是很大，因为我比较擅长命题作文，一般导演给几个关键词，看一段样片，我领会一下对方的意思，便可以创作了。最多的那次也是第二稿通过的。
赢未来 在音乐上，你对自己的现状还有哪些不满？或者遇到了哪些困境？
邵夷贝 音乐产业今年多在最低谷，大多数音乐人都过得没什么安全感，特别是原创的独立音乐人。因为版权得不到尊重、哗众取宠的传播特点使得好的作品没办法被发现。对现状的焦虑有些时候很影响创作，音乐人没有办法完全专注于音乐本身。困境便是要克服这些焦虑和压力、专注在音乐本身，更加职业化，对自己有信心，创作出更好的作品。这是一种与现实、与内心的抗争。
赢未来 在音乐方面，你最想达到的状态是什么？
邵夷贝 自由地创作，将最想表达的东西用最适合的形式呈现出来。除此之外，我很想做一场真正的现场演出，结合多媒体和戏剧元素，包含音乐编曲上的连贯性以及内容上的叙事性。
赢未来 你和另一位独立音乐人李志合作过，能谈谈对他的评价么？
邵夷贝 我们见面不多，但算是价值观相当统一的朋友。音乐上合作过两次，第一次是在北京录了他专辑的一首歌。第二次就是发我专辑的一首歌给他，他在南京录完音发给我。他是能够专注做音乐、将音乐作为唯一的事业来经营的独立音乐人，在音乐上相当专注和用心，这点我十分钦佩。
赢未来 你的歌曲与社会贴得很近，有较强的批判性，这是你的风格，但你最近却说“我现在不再条件反射地否定任何事情或人”，可以理解为是妥协了么？
邵夷贝 不是妥协，是不想太偏激，希望自己能够更理性。其实我一直偏理性，歌词也都有非常强烈的逻辑感。我的歌曲多是写实或者批判，这些都算不上愤怒。我觉得批判是一种建设，是将核心的问题提炼出来进行指责，是理性的，而愤怒则单纯是一种发泄，这两者完全不同。“不条件反射地否定别人”也是一种对待人的理性，是希望能够在做事情的时候多“建立”，而不是一味地否定和破坏。
赢未来 这个转变是怎样发生的？你的判断标准是什么？
邵夷贝 以前我经常会说“这种事情我不屑去做它！”“这种人我不会去搭理！”之类的话，后来想想这都属于自我催眠式的理由。任何事都有它从表面上无法一眼看出的困难，只有实操者才能体会，做事情之前的想象永远止步于想象。对人的看法也一样。
去除掉所有情绪化的理由和粗暴的借口，我仅保留了两个做出选择判断的标准：
一个是客观的“我能否把这件事做好”；一个是主观的“它是否能让我高兴”。这是极致的标准，多数情况下会被妥协为“我能否完成这件事”和“它能否不让我不高兴”。 绝对达到这两个标准的事情世上难寻，几乎没有，因为人本身就不是绝对的生物。它多变且脆弱。媒体报道里的成功偶像看似找到了它，那是因为所谓的“成功”只关心表象，并将表象定义为结果。
能够接近这两个标准、或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点的人事物，便是我要毫不犹豫去投入热情的。不论结果如何，至少过程中不会轻易失控、也不会产生大把的坏心情。 简而言之，两个标准，一为不轻狂，二为不盲从。
赢未来 看到你所曾经批判的社会现象重复出现，是不是有些无力感？生活中你的正能量来自何处？
邵夷贝 每年我都要写一首和这一年发生的事件相关的歌，发现这片土地上不断地发生着和去年同样的悲剧。事实上你也会从某一天发现，我们的生活也是如此，不得不重复同样类型的工作、犯同样类型的错误、有同样的欣喜、经历同样的失望、发同样的脾气、爱同样类型的人、受同样类型的伤、丢同样的东西、错过同样的不舍、获得同样的教训、拖延同样的任务、吃同样口味的饭、拉同样味道的屎……在生命初始我们便被设定了这不断重复的程序，它终将循环一生。所以，我们只能寻找这“重复”之中的乐趣，尊重我的职业和爱好，信任我的梦想，不动摇不怀疑不犹豫。做我最喜欢做的事情，并以此为职业，这是永远不会枯竭的能量之井。
赢未来 为什么会想到出新书呢？
邵夷贝 主要是到了一个节点了，我想用一本书来总结和梳理自己，并与大家分享。关于青春与告别青春，这一段成长的心灵历程很多人都有。有些人正在经历，有些人已经走过。我们这一代人，在成长期经历着这个国家的剧变，消耗很长的青春用来被洗脑、碎三观和建三观。我只是个写词的，不是个作家，文章的写作与歌词创作是完全不同的事情，长文写起来确实辛苦，所以书都是些平实实用的短文，只是方便大家在静下心来的时候，可以回过头看看自己的样子。
赢未来 你曾被母亲催婚所以写出了《大龄单身女青年之歌》，现在结婚了会不会觉得对父母的愧疚少了一点？
邵夷贝 对于父母，我一直是个无法履行承诺的混蛋。如今他们一上公车便有年轻人为他们让座，而我却依然在任性地索取他们的理解和安慰。我们其实都是聪明人，知道自己的弱点和软肋，只是被乏味的工作和疲惫的娱乐消耗殆尽，精疲力竭，没有力气和勇气做出什么改变。罗素先生说过，人类终将因“无法得到松弛”而灭亡，但愿这仅仅是个预言。
倾诉人：肖雅芳
职业：广告策划
肖雅芳长得其实很秀气，有一股南方女子特有的灵气，给人一种娴静的感觉。可一落座，她深深的叹息声便让人觉得怜惜，或许这就是一个剩女掩饰不住的心思吧。她坦言自己“不是在相亲，就是正走在相亲的路上”。
我家世不错，刚毕业就进入国有企业工作，平时喜欢阅读，周末和假日听听音乐、看看电影，衣着以麻棉布为主，偶尔写写小文，了解我的朋友和同事都说我是“文艺女”。但他们还说，我这样的文艺女青年会很难嫁出去，因为，现在的男生都喜欢“白富美”。
但我却不服气，我一直认为，会有一个懂得欣赏我的白马王子出现。为了证明大家的想法是错的，我还找到一个和电视台很熟悉的同事帮忙，报名参加电视相亲。
开录前副导演告诉我们，如果感觉男嘉宾合适就举绿牌，表示可以交往；不合适可以直接举红牌，以示拒绝。
第一个男嘉宾上台，主持人按惯例询问了他的年龄和职业，他刚过23岁生日，显然不适合我，我想找一个至少比我大两岁的男子。第二个男嘉宾的年龄倒是合适，可怎么看都让我觉得别扭，个子矮，说话有点结巴。第三个男嘉宾很帅，谈吐幽默，职业和年龄都符合我的要求，主持人刚介绍完，我便举起绿牌，但男嘉宾却拒绝了我，理由是，他想找一个比自己小四岁以上的女孩子。
三号男嘉宾的理由，让我有些受挫，心里非常不服气，接下来的几个男嘉宾都无心再看，直到6号男嘉宾上台，我才抬眼关注。
就在抬头的工夫，我的眼睛一亮，他虽然不算帅气，但看起来让人有一种很想亲近的感觉。他叫李强，职业是律师，济南本市人。我禁不住举起绿牌，同时，还有一位女嘉宾也举了绿牌。
出现二选一局面，必须经过双方问答决定。在问答环节，李强问我和另一个女嘉宾：“你们想要的家庭生活是什么样的？”
另一位女嘉宾非常爽朗地说了很多，而我非常紧张，拼命想自己对家庭生活的期望，可是总想不出一个具体状况，最后只说：“两个人能一起过日子，其他的顺其自然。”我刚说完，李强便向主持人请求：“我一直看不清两位女嘉宾的脸，能走过去看清楚一些吗？”
得到主持人的同意，李强在众人的欢呼声中走到台前看了看我和另一位女嘉宾，便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我。
说到这里，肖雅芳沉沉地叹起气来，想来，这场电视相亲并没有给她带来真正的幸福。
虽然被选中，可我并没感觉到多快乐，李强挑剔的眼神，实在让我觉得不舒服，感觉自己就像菜摊上的青菜，等待着人选购。本来我想拒绝的，但他都已经把我拉到主持人身边了，怕突然拒绝让他太没有面子，便只得半推半就地和他并肩走下台。
父母在电视前看到我成功配对，非常开心。而且，第二天李强就约我出来见面。
其实我们之间还是不太了解，为了彼此能多了解，我就主动向李强介绍我的大致状况：“年收入6万左右，可以自给自足，父母有退休金，日后负担少。休息日喜欢看电影和逛书店。”
李强看着，先笑笑，随后说：“女人赚钱多少都无所谓，我不在乎。”
说完，也不介绍自己的状况，便开始切牛排，由于他动作太大，弄得黑胡椒汁溅落到我的套裙上。
我有些尴尬，也有些微怒，但还是忍住，这时，餐厅响起理查德的钢琴曲，我便转移话题，问他：“你喜欢钢琴曲吗？”
李强先不出声，只拼命咀嚼牛排，等他吞咽下去，才说：“我对音乐没兴趣。”
刚刚他的吃相让我有些反感，一点都不优雅，现在又这样回答，更加让我失望。而且，他似乎没有兴趣和我聊天，除了录节目时知道他的职业和年龄，其他一无所知，这让我觉得两人之间的隔阂很深。
和李强相处不温不火，我的生活，却因为电视相亲“火爆”起来。
很多同事看了那天的相亲节目，知道我有男朋友，见了我就问我几时结婚；楼上的邻居也知道了我电视相亲成功，便时常来串门，和我父母嘀咕电视相亲的事儿；好多好朋友和同学看了节目后，也纷纷打来电话询问进展情况，还表示，如果我的恋情进展顺利，也介绍她们电视相亲去。
一时之间，所有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有男朋友了――名字叫李强，大律师！第一次，我意识到媒体的力量，不得不叹其传播速度。
我父母更是着急，天天催我说：“把小李带回来看看，给你们俩定下来！”
那感觉，我好像必须只能嫁给李强一样。
肖雅芳讲到这里停下来，继续叹息。她说，开始只以为是一场征婚而已，没想到，最后结局是一场“被围观”的闹剧。
最后，我经不起父母一再要求，便主动邀请李强到我家做客。
让我没想到的是，李强坚决拒绝了，理由是：彼此不太了解，现在见家长太早。
听到他拒绝那一刻，我心里非常不舒服。但想了想，他说的也有道理，我们确实了解不多，而且相处时，总感觉彼此很遥远。时常，我安慰自己，感情是靠培养的，或许时间长了就会好了，毕竟，我自己是一个慢热的人。
但，随后发生的一件事，让我彻底明白李强为何和我保持距离了。
认识两个月后，李强过生日。那天，他宴请许多朋友，也邀请我参加。我以为，他是趁此机会把我介绍给他的朋友们，以便确认我们的恋爱关系，所以，赴约前，我便精心打扮，想给他的朋友留一个好印象，为他赚点面子。由于打扮花了一些时问，出门的时候稍晚，我告诉他们别等我，先吃饭。但，等我到达餐厅包厢，正要推门进去时，便听见李强的一位朋友问：“你怎么想到在电视上找女朋友呢？还找了一个文艺女青年。身边那么多漂亮能干的女孩你都不要，这不是舍近求远吗？”
李强毫不犹豫地回答：“像我们做律师的也需要名气，不是吗？电视征婚，多好的广告效应呀。不过，我真不会和一个文艺女青年结婚，选她，实在是当时亮牌的另一位女嘉宾满脸痘痘，我总不能选一张麻子脸吧？哈哈哈……”
我再也听不下去，原来这场电视相亲，只是李强的一次宣传广告，那一刻，我很想冲进去给他一个耳光。只是，我是淑女，我有修养，我不和这种“贱男”一般见识。所以，忍着气，我便悄悄离开了。
后来，李强虽然给我打过电话，但我都拒绝接听，只给他发一条信息，告诉他：我不是你的广告模特，结束吧。李强可能意识到了我听到他和朋友的谈话，也没再坚持。
我以为事情过去就过去了，但身边的相亲余波却把我的日常生活搅乱了。
知道我和李强结束了，周围所有朋友和同事都非常惋惜，说我太挑剔，眼光高，李强那么好条件的男人都不要，还能找个什么样的？父母更足认为我任性，还说，既然我自己不上心找男朋友，他们就帮我找，便四处打听谁家有适龄男生，托老同学老同事给我介绍。上周末，我爸妈生生给我安排四次相亲饭局，搞得我都有离家出走的心了。
更夸张的是，单位上个月有一台庆典晚会，让我做主持，我想拒绝，不料领导说：“怕啥呀，就是一个节目，还是咱们自己单位的，这比上电视征婚还难呀？”顿时让我哑口无言。
有好事的同事，中午吃饭时问我电视征婚什么感觉，她们还说：“不怕，这次没成功，下次再争取上电视。”
更有几位嘴损的，说：“看吧，都说文艺女青年很难嫁出去的了，这下相信了吧。”
这些余波，真让我哭笑不得。
这是一个怎样的班底？平鑫涛是琼瑶的第二任丈夫，陈中维是她与前夫唯一的儿子，何L琼是她的儿媳妇，也是琼瑶艺人经纪公司总经理，早在1985年就担任《一剪梅》的副导演。
看似不食人间烟火的文艺女青年鼻祖琼瑶不仅没有被孩子毁成大妈，还在41岁带着19岁的儿子嫁给皇冠出版社创始人平鑫涛――他的发妻是著名画家林婉珍，然后，把家庭组织成一支团队，儿子媳妇齐上阵，在影视圈成为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家庭军团。可见文艺女青年、言情女作家绝对生得起孩子。
民国男文人的女神林徽因儿女双全，被她送过醋的冰心是三个孩子的妈，杨绛先生的《我们仨》也多少有点秀娃秀恩爱的痕迹，写的都是絮絮叨叨的琐事，可是，依旧动人。
她们都没有被孩子毁掉。
如果真要举例，名单挺长。
文艺女青年被误读很久，似乎读过村上春树，爱听小野丽莎，看过法国先锋电影，在古镇的青石板路上晃荡过几回，在氤氲的光线中披着直长发照过几张朦胧的照片，能写几行字或者几首歌，能酝酿一些莫名的忧郁，就是文艺女青年。
实际上，那不是，那是矫情女青年，海量矫情女青年硬把“文艺女青年”这个中性词变成了略带揶揄的贬义词。
真正的文艺女青年，会因文艺而更丰富，更聪明，更豁达，更懂事，“文艺”不是她与现实割裂的刀片，而是她在或许有点硬冷倔的世界里自我取暖的慰藉，她没有那么容易被什么东西毁掉。
而摧毁一个矫情女青年，so easy，那不是孩子，而是永远湿漉漉的少女心，和注定斗不过的岁月。
她们接受的生活是永远翘着脚喝咖啡读小说的闲散，当时光要求她们担当一名成熟女性应该承担的责任，比如上孝父母、中慰伴侣、下抚儿女，接受琐碎平庸的日常，接受憔悴与衰老的必然，她们立刻抓狂了，她们有着特别强的想象力，特别差的执行力，令人发指的自恋指数，以及弱爆表的吸金能力。
所以，毁掉她们根本不需要孩子，一段无疾而终的恋情，一个绝尘而去的男人，一份搞不定的工作，一场意外的疾病，都足以把她们从光鲜亮丽的表象甩回清冷无常的现实。
我欣赏这么一类女人：当生活需要她们付出代价的时候，哪怕是非常高昂的成本，也不皱眉头，不缩头不叹气不纠结不算计，坦然支付，她们清楚有些事情的成本非常高昂，就像清楚青春和多情不会永驻，她们有能力维持想要的生活，她们豁达和自如的资本是：
首先，足够自立;其次，足够有钱;然后，足够自知。
不是有一份工作就叫自立，而是心理状态hold住自己选择的生活，它保证你在任何状况下都不会被什么事情打垮，确保你能把生活发过来的任何一张牌――即便是糟糕的你不想要的牌都能平稳地打出去。一个自立的女人才会有稳定的情绪，不会给自己和周边带来骚乱和波动，自己铺的摊子，即便砸了，也能收拾得起。
有钱不是让你成富姐，而是你的收入支撑得起你的愿望。
一个女人，总是买不起自己想要的东西，或者这样说吧，她想要的东西总是超过她的购买能力，是件有点可悲的事情，这说明她对自己没有正确的估值，到了该清醒的时候依旧很迷糊。
假如月入4000且没有嫁到多金老公的文艺女青年坚持用月薪8000的月嫂，拒绝母乳喂养，顿顿燕窝，那就真是矫情女青年了，男人愿意为青春少女的作买单，可不愿意为孩子妈的不懂事付账。
假如这时你掏不出自己的钱包创造一个满意的清静的舒适的氛围，也没什么资格抱怨生活的残忍，日子就是这样，不是你收拾它，就是被它收拾。
真正的熟女，都有自知之明，她们熟的是心智不是脸，表情依旧纯粹，内心却拎得清楚。外表苍老，内心童真，不能应对生活的改变，确实是件麻烦事。
所以，被热捧的育儿文章一定不是满肚子抱怨，而是面对突然被改变的人生，自己的各种感触与应答。
靠谱的文艺女青年绝不会花三个小时在网上找可以安抚婴儿的玩具，或者在遥远的海淘网站订购某款据说能促进大脑发育的鱼肝油，她会把这些精力和时间用来寻求援手，这个援手可能是利落能干的保姆，也可能是即便偶有口角也知冷知热的家人。
她知道在新妈妈这个特殊的阶段需要放弃什么，能够获得什么，她没有那么多元气去关注生活的枝桠，她明白人生的主线在哪儿，孩子，一定会牵扯若干年精力，却也让她有了再世为人的体悟。
1941年，林徽因在李庄逃着难，生着肺结核，喂着鸡，带着两个孩子，缝着衣服，虽然缝缝补补对她来说，“比写一整章关于宋、辽、金的建筑变迁，或者描绘宋朝都城还要费劲得多”。
她还在包猪肉和咸菜的纸上给美国的好友费慰梅写信，与自己脾气暴躁的妈妈时时争吵，她的三弟林恒原本就读于清华大学工程系，投笔从戎后在空军航校全级100多个学员中名列第二，却在抗战中被击中头部坠机牺牲。
她写了《哭三弟恒》：
“要相信我的心多苦，喉咙多哑，
你永远不会回来了，我知道，
青年的热血做了科学的代替，
中国的悲怆永沉在我心底。”
这是典型文艺女青年的笔调，与她在稀薄的现实中共生。
说话剧
处女秀话剧就碰上了大师
凤凰生活：祝贺你在赖声川导演话剧《十三角关系》里面的精彩演出，第一次演话剧有什么感想？
邓家佳：排练和演出话剧的过程，对我而言就是一个自我沉淀的过程。我们花了两个月排练，两个月全国巡演，每一次的排练和每一次的演出我都能感受到不同的东西，这是十分奇妙的感觉。而且这次和赖声川老师合作，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我们缺乏的东西，这段经历太珍贵了。
凤凰生活：演话剧跟演影视剧感觉有什么不同？你喜欢哪个？
邓家佳：话剧对演员的舞台掌控力和表现力的要求更高，因为没有NG的机会啊。而且必须要把握好整体的节奏，稍微跟不上一点的话就会影响整场演出，压力挺大。其实不能说喜欢哪个，影视剧和话剧是两个既相同但又不同的舞台，我可以在上面看到不同的自己，这种感觉很棒。
凤凰生活：话剧的影响力毕竟还是不如影视剧，是什么原因让你突然间决定出演话剧的？
邓家佳：有一句话这么说，话剧是检验一个演员最好的舞台，因为话剧的观众座位是有限的，演出时又不能出错，所以想要展现出最佳的效果是靠导演、演员和幕后人员一起默契协调、努力的结果。话剧处女秀就能出演赖声川老师的作品，我特别珍惜这次机会，而且事实也证明，我的选择没有错。
谈演戏
大家喜欢的就是好的
凤凰生活：你曾说过很喜欢喜剧，而你在喜剧中的表演能力也得到了大家的认同，甚至于你自己也自认谐星。那么你以后是否会更多倾向于塑造喜剧角色？
邓家佳：其实我是一个文艺女青年啦，哈哈。我觉得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的，一切顺其自然地发生就好，刻意去追求的反而有可能适得其反。喜剧是我比较熟悉的一个领域，而且我也很享受让大家笑出来的那种成就感，不过，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还挺想尝试一下冷面杀手啊什么的，哈哈。
凤凰生活：你认为演员是更应该按照自己的特长演一个戏路，还是要不断探取更多的可能性？你觉得你自己适合哪一类的作品？
邓家佳：我觉得应该双管齐下，哈哈。自己擅长的不要放弃，新鲜的可能性也要争取，这样才能为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的作品嘛。我觉得……大家喜欢的就是好的！
说爱好
一个喜欢巴萨的钢丝
凤凰生活：话剧巡演完之后给自己一个假期？你喜欢哪里？
邓家佳：最近我给自己放了一个小假，带着父母去海南休息了几天，听听海浪、吹吹海风，感觉把所有的烦恼都丢掉了，特别轻松。我特别想去马尔代夫，那儿太美了，海水清澈得就像水晶一样，而且如果再不抓紧机会去的话，搞不好过两年这个岛就没啦！（别吓人，科学家说还有几十年。）
凤凰生活：还有什么特别想尝试的事情但还未能如愿的？
邓家佳：我最近一直想留长自己的刘海，好不容易下定决心、头发正在疯长的时候，因为新戏角色需要，我的刘海又短了……这个算不算？（姑且算吧……）
凤凰生活：你是个巴萨球迷？可惜今年巴萨西甲欧冠都输了。你还喜欢哪个运动员？除足球外还喜欢什么运动？
邓家佳：喜欢切尔西和巴萨，球员喜欢小罗。还有跑步、高温瑜珈、游泳。我是巴萨的钢丝！(不喜欢小罗的钢丝不是切尔西的好球迷？)
谈感情
向往平淡简单的爱情
凤凰生活：你说期待一份稳定的感情，很有金牛座的风格。那你所谓的稳定是指哪方面？
邓家佳：就像我的爸爸妈妈一样，尽管可以没有浪漫的小伎俩，可以没有甜言蜜语的表白，但两个人在一起，互相支撑、互相帮助，平淡而又简单的感情状态就是我最向往的。
凤凰生活：我们都知道演艺圈的种种花边绯闻是个多么强大的恋爱毒药。你打算怎么去应对？会不会你已经在隐恋了？
北京的冬天一向让人有点儿无所适从，风沿着密集建筑群的边角疾走，在它们的缝隙之间乱窜，吹得人们皮肤干燥，心情也干燥，让无论是来客还是本土的居民，都有几分畏怯。邓丽欣Stephy的采访时间安排在下午两点半，我们希望午后的阳光和温暖能拉近她与这个城市的距离。
果不其然，邓丽欣跟她的助理出现得有点儿迟，她的助理很不好意思，一直向我们表示歉意，邓丽欣则一直有点腼腆地报以微笑。当我终于稍嫌正式地跟她打招呼的时候，她竟然操一口很标准纯正的普通话，说道：“不好意思，风很大，又堵车！”我有点儿诧异地望着她，她又补充：“我去年因为拍戏，几乎有一半的时间都在北京，所以……国语讲得很好吧？”瞬间，语言沟通障碍的顾虑被打消，气氛也随之融洽起来。其实Stephy的国语讲得好，最早源于她写书。“之前我连拼音都没有接触过，更不要谈用中文打字。后来因为开始写词，又有出书的打算，才开始从最基本的学起，没想到对国语发音有这么大的帮助。现在来内地发展，用普通话讲台词就会很轻松，也更有发国语唱片的机会。”
她话不多，但是轻声细语，也很照顾你的情绪和问题，偶尔笑起来也很开，不做作，表情总是温柔。因为她又爱写些东西，自己创作，我戏称她是时下很流行的文艺女青年，她欣然接受，觉得自己骨子里确实有点文艺范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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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最不摩登的希区柯克女郎
第二任德温特夫人问道：“你为什么恨我？”
“因为你想取代她的地位。”管家丹佛斯夫人这样回答她。
无论是刚刚故去的琼·芳登还是高寿的奥莉薇·黛·哈维兰德，她们在好莱坞往事留下了她们的个性标记，那就是姐妹俩的不和传言，而姐妹俩无论哪一方都不尽然否认这个事实。
琼·芳登原名琼·比沃尔·哈维兰德，改名有两个说法，一个是她妈妈要她不要影响姐姐奥莉薇·黛·哈维兰德的事业，一个是她自己不想借光。两姐妹相差一岁，琼·芳登是从姐姐那里夺爱而生，姐姐奥莉薇坚信，如果没有妹妹的出生，她的福气要更大一些。不幸的是，两个人又女承母志，都做了演员，都杀入了好莱坞。在琼·芳登刚出道的时候，姐姐已经是拿着华纳公司合约的重要演员，颇具知名度。
最初几年，琼·芳登不能摆脱姐姐的阴影，就像第二任德温特夫人不能摆脱第一任德温特夫人吕贝卡的阴影，而她们的母亲似乎在扮演着管家丹佛斯夫人的角色。1935年，琼·芳登也得到了雷电华公司的合约，但在歌舞片中，她没有展示任何她想要得到的个性标签，她的事业没有什么起色。后来的评论认为她站错了队，她身体单薄，面容清秀，先天条件几乎不可能在歌舞片中成为性感艳星——这些原因，都不可能让琼·芳登在着装方面有大胆的尝试。
但正是这样的家庭背景和性格，让琼·芳登最终得到了她一生中最著名的角色。在一次午宴中，刚刚买下《蝴蝶梦》电影改编权的大卫·塞尔兹尼克就坐在琼·芳登旁边，当他们开始谈起这部畅销小说的时候，琼·芳登面对大卫的邀请，有些慌乱不知所措，正符合“第二任德温特夫人”的气质。
在成为德温特夫人之前，《蝴蝶梦》的叙述者甚至没有一个名字。穿着那时候一般女人都穿的两件式针织套装，对于那个时候来说，这样穿总是不错的。可是要从那里找到一些前卫的信息，似乎差强人意。而在“我”穿着网球运动服、拿着球拍在酒店门口偶遇德温特先生，女主角的形象就是一个刚刚离开学校的羞涩女孩。网球运动已经普及，连她的雇主都不会有兴趣指点评论。
希区柯克在自己的电影里塑造的女主角，而今已经成为时装风格的一个标签。她们打扮精致、优雅同时惊魂未定。而在《蝴蝶梦》中由琼·芳登饰演的这个角色，恐怕是最没有着衣品位的一位。但希区柯克没有停止在这里布讲他对那个年代的时尚观。
“我想36岁，我想穿黑色长礼服，戴上珍珠项链……”《蝴蝶梦》的女主角坐在德温特先生的敞篷轿车里这样发愿。但遭到导演和德温特先生的一口拒绝：“不，你永远都不要变成那样。这样挺好。” 她还是赢了姐姐
这部电影不仅仅奠定了琼·芳登的主要创作，同时，也像她一贯穿着的保守风格。在好莱坞，她并非与众不同，相反，她长相平常普通，她的特色是慌张、不知所措、神经质的表情。她在这部戏中的演出，让她在1940年和她的姐姐奥莉薇一同获得奥斯卡提名，奥莉薇凭在《乱世佳人》中的美兰妮一角获得最佳女配角提名，两个人都没有获奖。
在另一部让琼·芳登功成名就的电影《深闺疑云》 中，希区柯克终于按照“希区柯克”女郎的豪华、讲究来打扮琼·芳登。她饰演的“丽娜”在火车上第一次遇见由加里·格兰特饰演的未来丈夫“强尼”时，身着米色的条纹套装，戴着一顶平顶帽，粗跟凉鞋……无论从哪一方面，她看起来都像一个食古不化的“老姑娘”。接着，随着剧情的转换，“强尼”再次巧遇“丽娜”的时候，有一次变装。琼·芳登穿着黑色骑马套装出现，作为一个惊艳的转折，琼·芳登的时装化就此现出了局限，相比当时好莱坞女星流行男装女穿的叛逆，琼·芳登显得有些黯然失色。
做女汉子，不做寄居蟹
在2006年的比赛之后，胡灵曾经顺利地签约进入唱片公司，但是当歌手做到第三年的时候，她毅然决定出来单闯，和朋友成立了自己的音乐品牌，成了事无巨细都得操碎了心的女汉子。
本刊记者：当初为什么想到自己去创办一个公司呢？
胡灵：因为没有别的办法。我比赛完了就蛮幸运地签下一家国际唱片公司，但是在那两年多的时间里面，发生了很多状况，而这些状况都是跟我原本想象中“歌手”是不同的。
本刊记者：你看起来也是一个瘦瘦小小的女生，自己要做好一个公司会承担得很大。是什么想法让你觉得这样做没错？
胡灵：我那个时候做这件事情跟我自己的性格是有关系的。因为我发现大部分的唱片公司都在用一成不变的方式去经营艺人，所以我们看到音乐市场越来越惨淡。现在回想起来，那3年的时间是我不知道自己在干嘛的3年。其实我一直还算是蛮有自主想法的一个人，在参加比赛的时候我当然要配合节目组的很多要求，那没有问题，因为我觉得他们一定会给我很多专业的指导；后来到唱片公司其实我也是这么一个心态，用一个非常信任的心态去融入那个区域，可是后来我发现很多状况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我从一个自主掌控生活的人突然变成这样一个状态，这个挺不舒服也挺无奈的。所以，（我告诉自己我不能这样只做一个“寄居蟹”，不能依附着别人去做一些事情，要转变一下出来当家做主了。）
本刊记者：那你不怕做不好吗？
胡灵：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我们也算是白手起家，也没有觉得说一定要盯着你、你一定要成功才行，没有这些压力。只是一开始真的是要养家糊口，没有那么多的抱负。
本刊记者：会有人觉得你是女强人吗？
胡灵：女汉子，这个比较贴切（笑）。我这个人的性格是要hold住全场，但是有些事情是我非常清楚注定自己一定无法掌控的，那就选择性地把它抛开吧。
随时可以“换一个频道”
可是，在刚刚推出的新单曲《手牵手》当中，胡灵摇身一变，又成了一点儿没有女汉子痕迹的文艺小女生。不过不稀奇，调整得如此之快也是她一贯的风格。从比赛时很有活力的青春少女，到后来唱了各种风格的快歌慢歌，胡灵一直在变，用她自己的话说，她是随时可以“调频道”的。
本刊记者：最近你出了一首新歌叫《手牵手》，是一首有着小女生细腻情愫的歌，你是怎么拿捏这种心情的呢？
胡灵：虽然是一个女汉子，但其实我在某些事情上还是会保留一些细心、敏感的小情绪。比如看电影看到浪漫的地方，我还是会有那种脸红心跳的状态，不管是忐忑还是害羞。我觉得这种心态都一定要保留下去，毕竟脸红这件事可刻意不出来，所以老天让我保留那我就留着吧。（去掌控那些细腻的情绪没有很难，只是把自己换一个频道，）虽然录音棚是黑漆漆的，但我可以想象那个蓝天白云、小浪漫，想象自己穿着小短裙在那边奔跑、脸红心跳。音乐是立体的，它可以营造这样的状态，一切so easy！
本刊记者：还真是这样的，你的音乐风格给人的感觉就是像在不停换频道，是因为你想尝鲜吗？
胡灵：（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不止有一面。）就像听歌这件事情，我会从爵士到摇滚乐，而且摇滚到很深的地步。当我接纳之后，我就会想要去表达这些风格的音乐。所以我觉得多变这个事情挺好。但确实会有很多前辈和歌迷建议我，是不是需要一个定位给自己，去找寻一个叫“辨识度”的东西。我认可这件事情，但是当我去寻找根源的时候，我发现（很多歌手的辨识度其实恰恰是他身上的一些小毛病。）
本刊记者：怎么讲？
胡灵：比如香港一些老牌的歌手。我们会记得他们的一些记忆，其实有可能是他的普通话不标准，或者她的某个字咬字卷舌很厉害。其实这是一些毛病，但正是因为这些毛病会让这个歌手有了辨识度。但我发现其实我没有太多的毛病，那嘛要让自己可以有毛病呢？那就真的有毛病了！所以这个事情就暂且放一边，随它去吧。既然我都自立门户了，所以做音乐这件事情就让它随缘一点，怎么舒服怎么来吧。
还有什么是新鲜的？
新鲜，是胡灵换来换去的频道给人的感受，也正好是她的公司取的名字。经过七年之疡，现在什么对她还是新鲜的呢？
本刊记者：你那时候以组合的身份出现是为什么呢？
胡灵：闲着没事干呗！带两个帅哥，上哪儿都能炫耀，哈哈。开玩笑啦。其实因为那时候我们刚起步，公司的架构很简单，艺人部分也就是我和组合里那两个男生。那单独做还不如让大家一起团结一点。现在回想那段时间虽然我刚刚才起家，很穷，但我们到哪里都是一起，那个状态还蛮好的。
本刊记者：现在还有什么事情是依然让你觉得很新鲜的？
中国内地流行音乐始自1979年，当时朱逢博了第一盒流行音乐卡带《蔷薇处处开》。1980年，从中央音乐学院二胡专业毕业的成方圆，开始自学声乐，之后开始登台演出。
她是中国内地第一个自弹自唱的吉他歌手，第一个唱英文歌的歌手，第一个和国外艺术家合作演出及录制唱片的中国歌手，第一个制作并出演音乐剧的歌手。
几乎每一次大动作，都开了风气之先。
但是从大红大紫，到如今的慢慢沉潜，成方圆始终一个样儿。
她的朋友们都叫她“圆子”，说：“圆子搁今天，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文艺女青年。”或者说：“这个圆子呀，这么多年了，身上还是一股学生气。”宋丹丹也说这个多年的好朋友，“是个有独特浪漫的人”。
到如今，离她出第一张专辑都30年了，成方圆还是干干净净地留着短发，不拿腔拿调，穿得朴朴素素的，闲时做个“背包客”，世界各地的去旅行。
她要办演唱会了，不像成名已久的“老炮”去体育馆唱，她选在小剧场里，连着唱三天。也不唱那些大家听得快要烂耳朵的老歌，2009年的专辑《一路风情》，都是她自己填词，她要说说自己这几年经历的人和事。
我们到东方歌舞团去采访她，她1981年加入东方歌舞团，团里谁都和她亲近，门卫大妈都喊：“圆子，给我留张票。”
“我净干这种傻大胆的事”
成方圆小时候学二胡，1977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结束，改革开放，新风气慢慢进来，年轻人从各种渠道，拿到一些国外的卡带。好朋友们凑在一起，“逮着什么听什么”。
成方圆就是当时这样一批年轻人里的一个，她听到了卡朋特兄妹，听到了约翰·丹佛，听到了鲍勃·迪伦，还有更多时候，卡带上的姓名已经模糊了，不知道是谁唱的。“只是觉得好听，那些节奏让人踊跃、热血沸腾”。
那时候没听过流行音乐，“听到架子鼓，听到电吉他，就疯了”。
成方圆说，正是这些歌，“影响了我的一生”。“那是一个转折点。听到这些流行歌曲、摇滚乐、乡村音乐，我才知道，世界上有这样的音乐。我才转行来唱歌。”
她开始学英文，学着弹吉他。学了三四个月，就抱着吉他上台边弹边唱了。
当时的报纸上，经常有漫画，“不正派的小痞子，就是梳个背头，穿个喇叭裤，背个吉他”。
成方圆是东方歌舞团的独唱歌手，“把外国健康优秀的歌舞艺术介绍给中国人民”，是东方歌舞团的一项主要任务。成方圆有时候唱印度歌曲，就扮成印度人；唱非洲歌曲，就得化妆成黑人；要是逢着唱拉美歌曲，成方圆就会抱着吉他上台。
那时候独唱歌手都穿大大的裙子，往话筒那儿一站，把手收在腹部，一二三，开唱。成方圆有时候唱校园歌曲，穿个白衬衣、牛仔裤就上去了。
她翻唱了罗大佑的《童年》，那成了她的保留曲目，她抱着吉他坐着，头微微侧着，那个青春气息一下就出来了。成方圆说，当时有朋友找到她，说到有这么一首歌儿，挺好听的。但是没处听原唱，就一个歌谱，成方圆觉得这歌儿适合弹唱，歌词也清新、口语化，不像之前内地充斥的那种口号式的歌曲。
很快，大家都能哼着《童年》的曲调了。过了好多年，成方圆才听到罗大佑的版本。
1987年，她已经是国内知名的歌手了，去中央电视台录制一台晚会，“北京-波恩之夜”，和德国艺术家同台演出。她选了首崔健的《一无所有》，成方圆说自己当时崇拜崔健，可是崔健在当时是一个地下的状态，不可能到主流的舞台上演出。她于是去唱了这首歌。“怎么唱的？”“呐喊着唱。”
很多人又因为她，知道了《一无所有》，知道了崔健。
到1994年，成方圆又干了一件大胆的事儿，办“蓝色风情个人演唱会”。那时候，还没有“个人演唱会”的概念。这还不算，她还请来金星当总导演。请金星可是足够大胆了，那时候，金星是知名的舞蹈演员，还没有变性，但是大家都了解他的身份认同。
在此之前，成方圆看过一场金星的舞蹈演出，觉得“这个人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这场晚会的舞美、情节设置全都引起轰动，成方圆清楚记得的一个小细节是：金星让她唱到一半，背对观众往舞台后方走，走到一半，回一下头，接着走。“那一下回头，就是点睛之笔。”——如今看来稀松平常的设计，那时候都是新鲜的尝试。
“首先我要有一种原始冲动”
和金星合作完演唱会，金星跟她说：“你该去纽约看看。”全世界的艺术家都在那里汇聚、碰撞，成方圆背着包就去了，整整一年，几乎每天都在看演出，她用“颠覆和震撼”来形容那段经历。有的时候，艺术家是用墩布、垃圾桶做打击乐演出，有时候，演出的舞台在屋顶、在墙壁上……可能性成了无限大。
那时候，国内还没有音乐剧。成方圆决定把音乐剧引进内地，她选择了《音乐之声》，保利剧院连演了十场，站票都有人买，剧院挤满了人。《哆来咪》、《雪绒花》，成为国人最早的音乐剧启蒙。
而在成方圆看来，这一次次的大胆尝试，是“表达的欲望在驱使”。“小时候受的教育是不经大脑的，老师说什么就是什么。为什么唱歌？为观众唱啊！好像本来就是这样的。后来我就想，如果说别人要听什么，你就唱什么，那是提供一种服务，那不是一个真正的歌者或艺术家应该有的态度。”
这正是国人转变的过程，是中国内地音乐的转变过程，过去，是“为工农兵服务”，唱歌是为了大家。现在不再如此，成方圆说：“首先我要有一种原始冲动，我要表达自己的内心情感，这才是第一位的，第二位才是受众的接受。”
所以，她等待了足足十九年，才在2009年推出自己的音乐影像专辑《一路风情》，专辑的全部词作都由她亲自操刀，写自己对母亲的“思念成殇”，对战地记者卡帕的无限崇敬，说已经逝去的、被反复打探的爱情，“关于我们的事，你们统统都猜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