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五国与中国毗邻，地域辽阔，土地资源丰富，属于典型的大陆气候，具有得天独厚的农业生产条件，农业生产以种植业和畜牧业为主。中亚五国在以土地密集型为主的农产品生产上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如哈萨克斯坦的小麦，乌兹别克斯坦的棉花等。然而，在以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为主的农产品生产上还比较欠缺国际贸易论文，尤其是反季节水果、蔬菜以及加工农产品等。我国是农业生产大国，农业生产的优势不在于农业生产资源而在于农业生产水平高，因此，我国与中亚五国在农业合作领域，尤其是农产品贸易方面存在着十分广阔的合作前景。随着上海合作组织自由贸易区进程的不断推进，中国和中亚五国农产品贸易会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布娲鹣·阿布拉2008）。总的来说，积极开展与中亚五国的农产品贸易，加强农业区域经济合作，对于我国农业“走出去”战略和农产品贸易市场多元化战略的实施，对于提高我国粮食安全和资源性短缺农产品的供给程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期刊网。
一、中国与中亚五国农产品贸易现状
（一）农产品贸易总量与趋势
中国与中亚五国的经贸合作由来已久，闻名与世的古丝绸之路就是双方经济贸易与文化往来的有力见证。在经贸交往的过程中，中国与中亚五国在农产品贸易领域形成了较好的历史基础。自2000年以来，中国与中亚五国农产品贸易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新时期。2001年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给双边农产品贸易合作搭建了一个良好的合作平台。2003年《上海合作组织多边经贸合作纲要》规定把农业等领域作为经济合作的优先方向，并制定出了相应的实施措施和计划。2006年上合组织部长级会议也再次强调，要把农产品贸易和农业合作作为重大的合作领域。在近十年中，中国与中亚五国农产品贸易得到的高速的发展。
2000年中国与中亚五国农产品贸易总额仅为10102万美元，其中出口2941万美元，进口7161万美元。到2009年国际贸易论文，双边农产品贸易总额已经上升到52386万美元，其中出口27335万美元，进口25051万美元。不考虑物价与汇率的情况下，总贸易额增加了4.2倍，年均增长17.89%，其中出口增加了8.3倍，进口增加了2.5倍。从贸易趋势来看，在过去的十年中，除2002年和2009年外，中国从中亚进口农产品要大于出口农产品，双边贸易一直呈逆差。从贸易总量来看，中国与中亚五国农产品贸易规模还较小，农产品贸易额占中国农产品贸易的比重不到1%。
表1中国与中亚五国的农产品贸易额单位：百万美元、%
年份
进出口额
哈萨克
斯坦
吉尔吉
斯斯坦
塔吉克
斯坦
土库曼
斯坦
乌兹别
克斯坦
中亚五
国合计
占中国农产品进口、出口及总额比重
2000年
出口额
13.49
2.97
0.27
2.09
10.59
29.41
0.18
进口额
47.30
7.16
3.43
3.71
10.01
71.61
0.37
进出口总额
60.79
10.13
3.70
5.80
20.60
101.02
0.28
2001年
出口额
16.55
3.50
0.51
2.47
11.68
34.71
0.21
进口额
49.22
13.10
2.12
1.12
2.99
68.56
0.03
进出口总额
65.77
16.60
2.63
3.59
14.67
103.27
0.05
2002年
出口额
29.28
5.60
1.14
2.42
11.77
50.21
0.27
进口额
17.32
3.04
0.77
0.42
24.66
46.22
0.21
进出口总额
46.60
8.64
1.91
2.84
36.43
96.43
0.24
2003年
出口额
34.81
7.90
4.12
1.49
10.17
58.48
0.26
进口额
48.05
6.74
13.60
3.50
162.84
234.72
0.77
进出口总额
82.86
14.64
17.72
4.99
173.01
293.20
0.56
2004年
出口额
30.14
7.80
2.27
1.66
15.46
57.33
0.24
进口额
51.90
13.56
3.36
9.91
339.40
418.13
0.99
进出口总额
82.04
21.36
5.63
11.57
354.86
475.46
0.72
2005年
出口额
53.83
21.90
2.38
3.07
15.38
96.57
0.35
进口额
42.90
17.74
5.49
16.90
389.98
473.00
1.05
进出口总额
96.73
39.64
7.87
19.97
405.36
569.57
0.78
2006年
出口额
54.12
60.05
3.78
1.80
15.92
135.67
0.42
进口额
61.45
28.86
7.42
9.40
512.28
619.41
1.20
进出口总额
115.57
88.91
11.20
11.20
528.20
755.08
0.90
2007年
出口额
85.19
74.79
6.68
2.59
24.81
194.07
0.50
进口额
35.22
34.17
1.45
21.48
320.15
412.47
0.63
进出口总额
120.41
108.97
8.13
24.07
344.96
606.54
0.58
2008年
出口额
123.62
90.67
9.23
6.71
39.57
269.79
0.81
进口额
26.72
42.76
3.82
24.73
291.60
389.64
0.45
进出口总额
150.34
133.43
13.05
31.44
331.17
659.43
0.55
2009年
出口额
127.16
94.01
12.12
6.31
33.75
273.35
0.67
进口额
19.19
10.50
3.28
27.65
189.88
250.51
0.33
进出口总额
146.35
104.51
15.40
33.96
中亚五国与中国毗邻，地域辽阔，土地资源丰富，属于典型的大陆气候，具有得天独厚的农业生产条件，农业生产以种植业和畜牧业为主。中亚五国在以土地密集型为主的农产品生产上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如哈萨克斯坦的小麦，乌兹别克斯坦的棉花等。然而，在以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为主的农产品生产上还比较欠缺国际贸易论文，尤其是反季节水果、蔬菜以及加工农产品等。我国是农业生产大国，农业生产的优势不在于农业生产资源而在于农业生产水平高，因此，我国与中亚五国在农业合作领域，尤其是农产品贸易方面存在着十分广阔的合作前景。随着上海合作组织自由贸易区进程的不断推进，中国和中亚五国农产品贸易会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布娲鹣·阿布拉2008）。总的来说，积极开展与中亚五国的农产品贸易，加强农业区域经济合作，对于我国农业“走出去”战略和农产品贸易市场多元化战略的实施，对于提高我国粮食安全和资源性短缺农产品的供给程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期刊网。
一、中国与中亚五国农产品贸易现状
（一）农产品贸易总量与趋势
中国与中亚五国的经贸合作由来已久，闻名与世的古丝绸之路就是双方经济贸易与文化往来的有力见证。在经贸交往的过程中，中国与中亚五国在农产品贸易领域形成了较好的历史基础。自2000年以来，中国与中亚五国农产品贸易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新时期。2001年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给双边农产品贸易合作搭建了一个良好的合作平台。2003年《上海合作组织多边经贸合作纲要》规定把农业等领域作为经济合作的优先方向，并制定出了相应的实施措施和计划。2006年上合组织部长级会议也再次强调，要把农产品贸易和农业合作作为重大的合作领域。在近十年中，中国与中亚五国农产品贸易得到的高速的发展。
2000年中国与中亚五国农产品贸易总额仅为10102万美元，其中出口2941万美元，进口7161万美元。到2009年国际贸易论文，双边农产品贸易总额已经上升到52386万美元，其中出口27335万美元，进口25051万美元。不考虑物价与汇率的情况下，总贸易额增加了4.2倍，年均增长17.89%，其中出口增加了8.3倍，进口增加了2.5倍。从贸易趋势来看，在过去的十年中，除2002年和2009年外，中国从中亚进口农产品要大于出口农产品，双边贸易一直呈逆差。从贸易总量来看，中国与中亚五国农产品贸易规模还较小，农产品贸易额占中国农产品贸易的比重不到1%。
表1中国与中亚五国的农产品贸易额单位：百万美元、%
年份
进出口额
哈萨克
斯坦
吉尔吉
斯斯坦
塔吉克
斯坦
土库曼
斯坦
乌兹别
克斯坦
中亚五
国合计
占中国农产品进口、出口及总额比重
2000年
出口额
13.49
2.97
0.27
2.09
10.59
29.41
0.18
进口额
47.30
7.16
3.43
3.71
10.01
71.61
0.37
进出口总额
60.79
10.13
3.70
5.80
20.60
101.02
0.28
2001年
出口额
16.55
3.50
0.51
2.47
11.68
34.71
0.21
进口额
49.22
13.10
2.12
1.12
2.99
68.56
0.03
进出口总额
65.77
16.60
2.63
3.59
14.67
103.27
0.05
2002年
出口额
29.28
5.60
1.14
2.42
11.77
50.21
0.27
进口额
17.32
3.04
0.77
0.42
24.66
46.22
0.21
进出口总额
46.60
8.64
1.91
2.84
36.43
96.43
0.24
2003年
出口额
34.81
7.90
4.12
1.49
10.17
58.48
0.26
进口额
48.05
6.74
13.60
3.50
162.84
234.72
0.77
进出口总额
82.86
14.64
17.72
4.99
173.01
293.20
0.56
2004年
出口额
30.14
7.80
2.27
1.66
15.46
57.33
0.24
进口额
51.90
13.56
3.36
9.91
339.40
418.13
0.99
进出口总额
82.04
21.36
5.63
11.57
354.86
475.46
0.72
2005年
出口额
53.83
21.90
2.38
3.07
15.38
96.57
0.35
进口额
42.90
17.74
5.49
16.90
389.98
473.00
1.05
进出口总额
96.73
39.64
7.87
19.97
405.36
569.57
0.78
2006年
出口额
54.12
60.05
3.78
1.80
15.92
135.67
0.42
进口额
61.45
28.86
7.42
9.40
512.28
619.41
1.20
进出口总额
115.57
88.91
11.20
11.20
528.20
755.08
0.90
2007年
出口额
85.19
74.79
6.68
2.59
24.81
194.07
0.50
进口额
35.22
34.17
1.45
21.48
320.15
412.47
0.63
进出口总额
120.41
108.97
8.13
24.07
344.96
606.54
0.58
2008年
出口额
123.62
90.67
9.23
6.71
39.57
269.79
0.81
进口额
26.72
42.76
3.82
24.73
291.60
389.64
0.45
进出口总额
150.34
133.43
13.05
31.44
331.17
659.43
0.55
2009年
出口额
127.16
94.01
12.12
6.31
33.75
273.35
0.67
进口额
19.19
10.50
3.28
27.65
189.88
250.51
0.33
进出口总额
146.35
104.51
15.40
33.96
国际贸易中绿色壁垒 对农产品贸易的影响尤其突出，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农业生产技术水平相对不高，对进口国的贸易信息掌握滞后，农产品经常到达进口国后被进口国告知“不符合标准”而予以扣留或销毁，给中国带来巨大经济损失。据国家有关部门透露，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我国至今约有90%的农产品受到绿色壁垒的限制和影响。 1 绿色壁垒具有其他非关税壁垒所不具有的特征 1.1 名义上的合理性和形式上的合法性 绿色壁垒是以保护环境、自然资源和生命健康为借口而建立起来的，有效地利用了可持续发展的历史潮流，抓住了人们关心生态问题的心理，迎合了绿色消费的浪潮，从而以一种理所当然的姿态为发达国家所利用。 1.2 保护方式上的隐蔽性 绿色壁垒是利用环保之名行贸易保护之实，回避了分配不合理的分歧，不易产生贸易摩擦，而且各种检验标准极为复杂，往往使出口国难以应付和适应。 1.3 实施效果上的歧视性 有些国家根据在贸易过程中掌握的对方实际情况，不断更换检验标准和检验设备，通过制定更高的标准来达到抑制进口的目的，从而削弱竞争对手的竞争实力，严重扭曲了国民待遇原则。 1.4 保护内容上的广泛性 绿色壁垒涉及的范围不仅包括初级产品，而且还包括所有有关环节上的中间产品以及工业制成品等几乎所有产品。不仅对产品本身的品质提出很高的要求，而且产品从生产前的状况一直到消费后的最终处理都要达到一定的标准，因此给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与经济发展带来了很严重的影响。绿色壁垒影响非常大，已经扩展到各个领域，因其标准繁多、苛刻、多变、有较大的争议性，从而给经济后进国家通过国际贸易发展本国经济带来了严重的困难。 2 绿色壁垒的主要表现形式 2.1 绿色标志制度 绿色标志（Green Lable）是指认证机构依据一定的环境保护标准、指标或规定，向有关自愿申请者颁发以表明其产品或者服务符合要求的一种特定标志。绿色标志产生的时间不长，但发展十分迅速。各国只有提出申请，经批准得到“绿色环境标志”，其产品才能进入发达国家市场，因而绿色标志又有“绿色通行证”之称。这便于进口国对出口国产品进行严格的控制。据统计，仅环境标志制度一项，每年就影响了我国约40多亿美元的产品出口。 2.2 绿色技术标准 某些进口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科技水平较高，处于技术垄断地位，它们依据本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技术水平，对一些产品制定严格的环保技术标准，他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很难达到，这就为技术处于领先地位的进口国设置绿色壁垒提供了依据。据联合国一份统计资料表明，由于不符合国外日益严格的环境标准，我国每年约有74亿美元的出口商品受到不利影响。 2.3 绿色卫生检疫制度 即通过制定严格的卫生检疫标准，限制或禁止外国产品的进口。这些标准应该说对人体和环境是有利的，但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出口国的出口贸易。发达国家往往以此作为控制发展中国家产品出口的重要工具。据中国国际绿化学高级研讨会的预计，我国出口产品受限制商品值今后2年将达到200亿美元以上。 2.4 绿色包装制度 绿色包装是指能节约资源，减少废弃物，用后易于回收再用或再生，易于自然分解，又不污染环境的包装。世界各国在环保包装方面一般以立法形式制定强制性的包装再循环或利用的法律，如德国1991年正式通过的《包装废弃物处理法令》、欧盟1991年制定的《关于包装、包装废弃物的指令》、日本1993年6月正式生效的《能源保护和促进回收法》等，同时，还采取了税收优惠等经济刺激手段。这些绿色包装法规虽然有利于环境保护，但却为进口国制造绿色壁垒提供了可能。 2.5 绿色补贴 依照污染者负担原则（又称PPP原则， Polluter-pays -principle）为了更好地保护环境和资源，应使环境不经济性内化，由污染者承担治理环境污染的费用，将环境污染治理和资源费用计算在其成本之内，使环境和资源成本内在化。但是，由于受发展水平的限制，发展中国家绝大部分的企业本身无力承担治理环境污染的费用，政府有时只能为此给予一定的环境补贴，发达国家就以这种补贴违反关贸总协定和世贸组织的规定为由，限制发展中国家的产出口。 目前，不少国家的环保措施已经直接影响了我国农产品的出口，使农产品出口量急剧下降，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削弱，出口市场范围缩小，出口产品不断遭遇绿色壁垒而被发达国家阻止进口，并成为21世纪初我国出口贸易的巨大障碍。因此，积极应对绿色壁垒，这是我国加入WTO后面临的严峻考验。 3 绿色壁垒对我国农业的影响 3.1 检验检测项目日益增多并且标准要求越来越高 为了削弱我国农产品的竞争力，一些发达国家不仅设置了绿色壁垒，而且绿色技术壁垒的指标要求也越来越高，甚至达到了苛刻的程度，对我国农产品出口构成的阻力也相应增大。例如：日本将自中国进口大米的农药残留含量，从原来的65项检测指标增加到104项。欧盟对进口中国茶叶的检测指标从原来的72项增加到现在的134项，限制使用的农药从原来的29种新增到62种，其标准总体比原先提高了250多倍。 3.2 遭遇“绿色壁垒”的农产品范围越来越大 一些发达国家对中国出口农产品实施技术壁垒的范围不断增大，现已包括粮食、水果、蔬菜、畜产品、水产品、禽产品、茶叶等大部分农产品。2002年1月，欧盟以中国出口的小龙虾所含氯霉素超标为由，宣布全面禁止中国动物源产品进口，这不仅使中国水产品、畜产品、禽产品难以出口欧盟国家，而且使蜂蜜等与动物有关的产品也无法出口欧盟，中国共有10多亿美元的农产品无法进入欧盟市场。 3.3 对我国农产品实施“绿色壁垒”的国家越来越多 一个发达国家或几个发达国家对中国实施技术壁垒，往往会引起其他一些国家对中国也实行技术壁垒。2001年1月，欧盟宣布全面禁止中国动物源产品进口后，瑞士、日本、韩国等国家相继采取措施，加强对中国动物源性产品的检测，德国、荷兰等国提出更高更严的要求，沙特阿拉伯暂停了中国此类产品的进口。 4 我国应对绿色贸易壁垒的措施 4.1 搜集信息，积极应对绿色壁垒并构筑自己的贸易技术壁垒体系 由于我国农户组织化程度不高，单个农户是无力去应对绿色壁垒的，这就需要采取“政府+企业”的措施，即政府和农产品出口企业加强合作、共同应对。政府通过实行补贴政策，在信息收集、预警机制、检验检测、管理信息系统开发等方面给予企业支持，农业外贸企业则积极收集国际市场的“绿色”信息，加强对国际市场以及进口国农产品质量技术标准和认证体系的研究，并将最新的信息随时传达给农业生产者，以便其及时调整生产方向和生产技术。同时，还应积极利用世贸组织TBT协议中的通报咨询制度和WTO的争端解决机制，保障自身的权益，并最终制定出符合中国国情的技术壁垒措施。例如，2001年5月我国颁布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要求实施强制性标示制度， 2002年1月颁布了《农业转基因生物标示管理办法》。商检、海关也可以以此对进口农产品进行检验，既保障了国人的健康，加强了环境保护，又可以对外国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实施对抗，增加了中国在TBT谈判中的筹码。 4.2 国家应健全农产品质量标准化体系并与国际接轨 加入WTO以来，中国标准化建设进步巨大，1000多项旧标准被废止， 900多项得到修改。目前，中国的各项标准已达到世界标准总数的43.7%，但就日本90%以上，美、英、德80%以上的国际标准化率而言，还有很大的差距。因而应根据国际通行做法制定与国际市场接轨的农产品规格标准体系和新的安全标准，例如加大ISO9000和ISO14000认证制度及HACCP管理体系的引入力度，积极开展国际认证工作，申请发达国家的绿色标志，这样就可以使企业和农户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参照系数，使他们能够按照国际标准办事，从传统的“以量取胜”变为“以质取胜”，从而突破国外TBT 的限制，打通“农产品绿色通道”。 4.3 应加大力度鼓励和提倡发展绿色生态农业 我国 应实行绿色农业倾斜政策，采取并加大属于“绿箱政策”范围的农业支持措施，加大政府对绿色农产品生产的投入。除了要实行适当的税费减免和优惠外，还要通过一部分财政直接拨款和优惠性贷款，调控农民的生产经营方式，鼓励其采用绿色技术、绿色包装、发展生态农业、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农业生产者也应积极转变观念，增强绿色意识，自主研究和引进先进环保和生态技术，开发绿色项目，大力发展绿色农产品。 4.4 从国际经济合作的角度适时采取“走出去”战略 农产品出口企业可以通过在国外创建公司、建立生产基地;通过技术贸易、合资合作和跨国经营等多种方式，绕开绿色壁垒，扩大出口，占领国际市场。应正视我国农产品加工业落后、加工比重低、多数加工企业设备老化、产品质量不高、缺乏竞争力的现实，尽快对现有的加工设备进行技术改造，积极发展农产品保鲜、贮运等先进配套设施。并积极引进资金、技术、人才，吸引国外公司到我国兴办农产品加工企业，产品直接打入国际市场，减少遭受TBT的风险。例如，俄罗斯远东第三大城市阿穆尔州首府布拉戈维克市（以下简称布市）与黑河市隔江相望，俄罗斯农产品供应短缺，需求量大，两市农产品差价平均在4~5倍。由于种种贸易壁垒的限制，使黑河的鸡蛋、蔬菜、肉类、水果不能出口布市，1997年，黑河边境贸易公司与布市的齐格里国营农场进行中俄农业合作，中方按当地市场需求和技术标准，派人到俄罗斯种植蔬菜，当地销售。通过中俄农业合作，成功绕过贸易壁垒，有效地打入了俄罗斯市场。 在这个充满竞争的时代，我国对外贸易充满了机遇和挑战，也伴随着种种障碍。因此，应正视困难，大力提高环保意识，规范标准，努力缩小同发达国家的距离。同时，加强与发达国家的合作，统一认识，减少摩擦，积极推动我国农产品出口迈上新的台阶，真正为解决“三农”问题做出更大的贡献。
中图分类号:F321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4-0129-02
根据经济增长理论,农业经济的增长来源于生产要素的投入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随着技术的进步,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对农业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但是,依靠要素的投入来实现农业经济的增长仍然占很大比重,同时也是主要途径。农产品国际贸易的发展和进步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农业的投入。农业投资是农产品国际贸易发展的有效实现手段之一,农业投资往往决定着农产品对外贸易的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影响着农产品贸易结构和贸易条件的变化,只有合理的农业投资规模和投资结构,才能有效地促进农产品对外贸易的发展。目前,中国农业的资本投入渠道除了政府以外还有农户和其他私人社会资本,政府投资固然重要,但从农业投资的现状来看,农户和其他私人资本的投入对农业增长和农产品贸易的作用同样是不可忽略的。加强对农业投资与农产品对外贸易关系的研究,是金融危机过后发展农产品国际贸易的必然选择。
一、农业投资的相关理论研究
1.投资理论的研究
在宏观经济学中,经济增长理论探讨的是投资或资本形成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关注的是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学派的经济学家们认为,经济增长可由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的推动而和谐地进行下去。在经济增长理论中,资本形成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众多发展经济学家都一致强调资本形成在经济发展中的突出作用。刘易斯(w.A.Lewis,1954)提出,经济发展的中心问题是资本形成率的提高,是一个社会由原先储蓄和投资不到国民收入的4%―5%转变为自愿的储蓄达到收入12%―15%的过程。纳尔逊(R.R.Nelson,1956)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罗森斯坦-罗丹(P.N.Rosenstein-Rodan,1943)的“大推进”理论,都把资本形成视为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20世纪60年代罗斯托在经济“起飞”理论中,更把净投资率达到10%以上作为落后国家和地区经济起飞的首要条件,而制约发展中国家发展的主要问题是缺乏投资和资本。李占风等(2009)对我国经济1978―2006年的历史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揭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消费、投资、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2.农业投资的研究
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W. Schultz,1999)在《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中指出,农业投资在农业发展的因果链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农业投资与经济增长存在着正相关关系。李健等(2005)这样认为,农业既是基础产业,又是弱质产业,农业投资周期长、风险大、回报率低。在我国,随着投资主体多元化、利益主体独立化和资本运作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资本通过市场机制流入农业领域已经越来越困难。为了保持农业投资持续、稳定、协调增长,政府在不断加大对农业投资力度的同时,还必须制定扶持、鼓励和保障农业投资的政策法规,建立和完善农业投资的保障机制。
在农业投资主体方面,韩东林(2007)认为,农业投资主体应该不仅是指对农业直接投入资金的权利主体,而且还应该是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主体,金融机构并不是独立的农业投资主体,金融机构并没有直接参与农业生产过程或者为农业提供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只是为农业微观投资主体提供资金等金融服务。在农业投资结构方面,王国敏,马慧吉(2004)对我国农业投资研究发现,其结构呈现严重的扭曲态势,具体表现在投资总量、投资主体和资金投向等方面的扭曲上。
二、农产品对外贸易的相关理论的研究
1.农产品对外贸易的理论基础
国际贸易主要基于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两大理论。Adam.Smith(1776)和David.Ricardo(1817)先后提出的“绝对优势理论”和“比较优势理论”是自由贸易的理论基础。贸易保护理论是伴随自由贸易理论的发展和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应运而生的。以汉密尔顿、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为代表的保护幼稚产业论和以凯恩斯为主要代表的“超保护贸易理论”为贸易保护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Colin A.Carter和Li-Xianghong对1980至1996年中国的整体贸易结构进行了研究,并在对照中国非农产品贸易变化的情况下重点研究了同一期间中国农产品贸易的结构变化,最后得出了“与中国的工业产品贸易相比较,中国农产品贸易变化只是有限地反映了其比较优劣势”的结论。P.A.Samuelson和W.D.Nordhaus(1998)揭示了由于国际贸易的重要传递渠道作用,某些国家的某些农业品种在某些时候可能因国际贸易而受到利益损失。
2.国内农产品对外贸易的比较优势
唐盛尧(2008)对东盟各国和中国的农产品的比较优势进行研究和比较后发现,中国和东盟的谷物都具有比较优势,而中国和东盟的奶类都不具有比较优势;中国的蔬菜、豆类、植物纤维、烟叶、油料作物、肉类和蛋类具有比较优势,东盟的糖、淀粉块根和植物油具有比较优势。刘德江等人(2002)在《中国农产品对外贸易的比较优势分析》一文中也指出,谷物及其制品在内的粮食产品、纺织纤维已经基本失去比较优势;肉及其制品、园艺类农产品仍具有比较优势。张辉等(2006)利用FAO的贸易统计资料,分析1960―2000年间中日韩三国农产品贸易比较优势,论证三国之间农产品贸易的比较优势基础。研究表明,中日韩三国由于处于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在农产品国际贸易中表现出不同的比较优势,尤其在劳动密集型农产品贸易方面更为明显。翁克瑞等(2003)指出按照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我国的农业分工应该建立在丰富的劳动力要素资源的基础上。基于此种理论,人们会得出劳动集中度高的农业内部产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中应当具有较高的竞争力。但是,他的实证分析却得出我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并没有成为我国农产品的比较优势。
三、农业投资与农产品对外贸易的关系的研究
在财政支农投入与农产品贸易关系方面,侯石安(2001)指出,农业出口贸易补贴不足,以粮食为主的农产品过剩问题开始显现。由于财政在粮食等主要农产品流通环节投入和占用了大量的资金,难以有充足资金用于补贴农产品的出口,使我国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出口成本高,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不强,出口量一直得不到有效放大。徐祺娟,叶善文(2005)通过实证分析,构架相关模型,明确了“绿箱”投入中基础设施投入、农业科技投入、农村救济费对优势农产品出口贸易有明显的促进作用。顾和军(2008)通过将我国与其他国家相应农产品生产成本的比较发现,农业税减免、粮食直接补贴政策两项政策的实施会提高主要农产品的生产成本,降低其国际竞争力。由于研究目的的限制,这些研究并没有给出“财政支农投入与农产品国际贸易”实现而具体的关系,只是部分或局部地论证了它们两者之间的关系,却也给本文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参考,为两者具体关系奠定了基础。
农户投资与农产品对外贸易关系的相关文献主要侧重于农户投资行为的研究,农户投资与农产品对外贸易的关系研究甚少。黄飞和熊吉峰(2004)指出,WTO协议中“绿箱”政策、微量允许标准、“蓝箱”政策里都有保护农产品投资的条款,大多数条款都可以通过政策性金融来实施。政府应全面调整农业政策,利用“绿箱”政策扩大农户投资规模,为农户生产创造便利条件。张改清(2005)对农户投资量、投资结构、投资效率的变动规律及与农户经济增长的关系从理论和实证上都做了较细致的分析和研究,也得出了不少颇有见地的结论。本研究的其中一部分拟将从中国农产品国际贸易和农户投资现实背景出发,试图用全新的思路和方法,揭示和实证农户投资与农产品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
中图分类号：F7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我国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现状的实证研究
收录日期：2013年4月3日
一、引言
产业内贸易是指同一产业（行业）内具有较为严密的生产替代和（或）消费替代关系的产品（服务）通过外部市场与内部市场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间的双向流动，其理论基础是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报酬递增。1961年瑞典经济学家Linder提出了需求偏好相似理论，解释了发达国家间制成品双向流动的现象（产业内贸易），从而使产业内贸易研究成为分析商品贸易类型的新模式。一般而言，一国或地区的经济越发达，人均收入水平越高，某一产业的竞争力越强，其产业内贸易水平就越高，而产业内贸易本身也可以增加社会福利，推动新兴产业的发展和技术水平的提高，产业内贸易水平的高低已成为衡量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产品竞争力的重要指标。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发展农业产业内贸易有助于提高农产品贸易水平，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对我国农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二、实证研究
（一）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本文从G-L指数、bruelhart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和Thom&McDowell垂直和水平产业内贸易指数出发，分析我国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现状。
G-L指数是比较通用的测度一国某产业的产业内贸易程度的指标。如果将一国的每个产业的进出口总值占整个国家进出口总值的比重作为权重，加总之后即可得到一国总体的产业内贸易指数。
Bruelhart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是衡量某产品边际产业内贸易水平的指数，能够动态分析某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和结构特征。本文选定的时期为一年。
Thom&McDowell水平及垂直产业内贸易指数可以考察哪些产品属于垂直产品的产业内贸易，哪些是属于水平差别的产业内贸易，能够更加深入地考察某产品产业内贸易发展状况和结构。
本文所选数据均来自联合国贸易统计数据库（UNCOMTRADE），选取的时间区间为2001～2011年，按照HS编码分类，将农产品划分为四大类共24章。
（二）计算结果及分析
1、G-L指数分析。计算结果表明，我国24章农产品的每章贸易指数均大于0小于1，说明2001～2011年我国农产品贸易均存在产业内贸易和产业间贸易。其中，02、03、04、06、08、11、14、22、23、24章农产品以产业内贸易为主，这些产品有产品种类的多样性或者质量方面的优势，07、09、15、16、20章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历年均小于0.5，说明我国在这些产品上是以传统的资源禀赋优势参与国际贸易的，具有比较优势。这五章产品基本上属于适合中国现阶段资源禀赋状况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与发达国家相比，这些产品劳动要素含量较高，资本和技术要素含量较低，从而形成比较优势。
计算结果表明，从第一类农产品的GL指数来说，2006年达到最高峰0.75，2011年达到最底峰0.58，仍然是大于0.5，指数波动幅度不大，产业内贸易表现出稳定性，且占据优势，说明第一类农产品以HS章为基础产品计算是以产业内贸易为主；第二类农产品历年GL指数均小于0.5，处于较低水平，体现出了一部分产业内贸易现象，以产业间贸易为主；第三类农产品的GL指数在2001年达到0.26，为最高值，其他年份的数值几乎等于0，说明该类农产品基本属于产业间贸易；第四类农产品产业内贸易在2006年以前保持着稳定，2006年以后有所上升，表明我国在第四类农产品贸易中产品的多样性或质量、档次方面优势在不断上升。从整体来看，我国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在0.5左右浮动，且历年均小于0.5，说明我国农产品贸易以产业间贸易为主，产业内贸易还未占到优势，也表明我国农业仍旧是按照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参与国际贸易的。从产业内贸易发展趋势来看，我国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指数呈波动性下降，从2001年的0.48到2011年的0.39，说明我国农产品正在丧失产品多样性及质量方面的优势，而传统资源禀赋优势在扩大。
2、Bruelhart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分析。以HS章（二位编码）的产品为基础产品组合计算出HS各类农产品的B指数。其基本计算方法是先计算出每章农产品的边际产业内贸易B指数，每类农产品中各章B指数加权平均得到每类农产品的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以每类农产品的进出口总值占整个农产品进出口总值的比重作为权重，用每类农产品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加权平均来衡量我国整体农产品边际产业内贸易水平，计算结果如表1。（表1）
从第一类的结果来看，仅2009～2010年度的B指数较低，为0.02，说明该年度的贸易增量基本上是由产业间贸易带来的，2006～2007、2007～2008年度的B指数分别为0.26和0.39，这两个年度的贸易增量主要是产业间贸易增量，其他年度的B指数在0.5左右，产业内贸易增量占了主要部分。该类农产品的B指数波动幅度比以HS类为基础产品计算的波动幅度要小很多。从第二类的结果来看，只有2005～2006年度的B指数为0.63，达到了0.5以上，其他年度的B指数均小于0.5，说明该类农产品在计算期内的贸易增量主要是产业间贸易所带来的。从第三类的结果来看，该类农产品的B指数均小于0.5，且有部分年份的B指数等于或几乎等于0，表明第三类农产品的贸易增量主要来自于产业间贸易。从第四类的结果来看，该类农产品仅在2007～2008年度的B指数大于0.5，其他年份B指数在0.3附近波动，表明该类农产品的贸易增量仍然主要来自于产业间贸易。
我国农产品的整体B指数都比较小，最高为2005～2006年度的0.44，表明我国农产品贸易发展主要是产业间贸易引起的，然而我国农产品B指数从2001～2002年度的0.20，增长到2010～2011年度的0.32，说明产业内贸易在我国农产品贸易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3、Thom&McDowell垂直和水平产业内贸易指数分析。首先计算出HS各章的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以各章的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乘以各章在同一HS类中某章农产品进出口增量占闽台农产品进出口某类总增量的比重，后求和，得出某类农产品水平产业内贸易指数（HBk），然后按HS类计算出各类的边际总产业内贸易指数（Ak），垂直产业内贸易指数（VBk）为边际总产业内贸易指数与水平产业内贸易指数之差。边际产业间贸易水平为1与边际总产业内贸易指数（Ak）的差，因此，通过计算边际总产业内贸易水平，也可了解边际总产业间贸易水平。计算结果如表2。（表2）
按照HS类和整体农产品水平和垂直产业内贸易水平指数的状态空间，可将其划分为四个子空间：纯粹水平产业内贸易、弱水平产业内贸易（强垂直产业内贸易）、强水平产业内贸易（弱垂直产业内贸易）和纯粹垂直产业内贸易。以2010～2011年度为例，从表2中可以观察到我国农产品水平和垂直产业内贸易状况。第一类农产品边际总贸易指数为0.96，表明第一类农产品的增量96%来自产业内贸易，水平产业内贸易指数为0.49，大于垂直产业内贸易指数0.47，表明水平和垂直产业内贸易并存，但属于强垂直产业内贸易类，因此第一类农产品产业内贸易以垂直产业内贸易为主；第二类农产品边际总贸易系数为0.67，贸易增量主要来自产业内贸易。水平产业内贸易指数为0.27，小于垂直产业内贸易指数0.40，说明此类农产品是强水平产业内贸易类；第三类农产品边际总贸易指数为0.12，水平产业内贸易指数为0.12，垂直产业内贸易指数为0，说明第三类属于纯粹水平产业内贸易，但水平产业内贸易指数非常小，产业间贸易在该类农产品贸易中占主导地位；第四类农产品边际总贸易指数为0.79，产业内贸易占主导地位，水平产业内贸易指数为0.33，垂直产业内贸易指数为0.46，表明该类农产品贸易属于强垂直产业内贸易。从整体上来看，2010～2011年度我国农产品边际总贸易指数为0.71，表明该年度我国农产品贸易增量主要来自产业内贸易，水平产业内贸易指数为0.32，垂直产业内贸易指数为0.39，说明我国农产品贸易属于强垂直产业内贸易。
在第一类农产品中，10个年度里有7个年度水平产业内贸易是大于垂直产业内贸易，表现出比较明显的水平产业内贸易特征，产业内贸易带来的增量主要来自水平产业内贸易变动的结果；在第二类农产品中，2个年度中水平产业内贸易指数大于垂直产业内贸易指数，其他8个年度中垂直产业内贸易指数大于水平产业内贸易指数，且差异较大。计算结果表明：产业内贸易带来的增量主要来自垂直产业内贸易变动的结果；第三类农产品只包括第15章，全部体现为水平产业内贸易，垂直产业内贸易指数为0；在第四类农产品中，水平和垂直产业内贸易指数交替拉升，各占优势，非常明显地表现出水平和垂直产业内贸易共存现象。在整体来看，我国农产品垂直产业内贸易在8个年度中大于水平产业内贸易，且差异较大。计算结果表明：我国农产品产业内贸易增量主要来自垂直产业内贸易，在总体上质量、档次有所提高，提高农产品质量的各项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图1）
就第一类农产品而言，2001～2005年间水平产业内贸易指数较高，说明我国在活动物、动物产品这类农产品上具有多样性的优势，2005年之后水平产业内贸易指数有所下降，说明这段时间内我国的动物产品是以传统的比较优势参与到国际贸易中的；第二、三、四类农产品的水平产业内贸易指数较低，说明这三类农产品款式、规格的多样性不够，产品结构单一，缺乏竞争力。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首先，从整体农产品角度看，我国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是存在的，按章计算的产业内贸易指数较小，表明我国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总体上是较低的。从产品分类的角度看，我国四大类农产品的产业内贸易在不同的年份之间呈现出不同的变化趋势，但总体上仍为波动运行态势。总之，我国农产品贸易存在产业内贸易与产业间贸易并存的现象。
其次，从Bruelhart边际贸易指数看，不论是以HS类为基础产品分类还是以HS章为分类计算的我国农产品边际产业内贸易在各个时期有一定波动。我国农产品B指数是波动上升的，说明产业内贸易在我国农产品贸易增量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第三，从Thom&McDowell水平和垂直产业内贸易指数测度结果来看，我国农产品产业内贸易表现出比较强的以技术差异为特征的垂直产业内贸易。但水平和垂直产业内贸易指数都相对较低，说明还需要进一步提高我国农产品的多样性和质量档次，以更加有效地参与到国际农产品贸易中。
总的来说，我国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总体不高，竞争优势不够明显，应进一步加大农业技术转化和推广，引进推广新技术新品种，加大对农产品深加工投入，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提高农产品质量，增加农产品的多样性，从而提高我国农产品整体产业内贸易水平，增强我国农业长期发展能力。
主要参考文献：
中图分类号：F71；F224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3.04.38 文章编号：1672-3309（2013）04-91-03
一、引言
贸易模式的动态演变一直是贸易模式研究中的重要前沿问题，尤其对发展中国家制定贸易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鉴于贸易模式测度研究的复杂性，上世纪80年代以来已经有许多学者关注到贸易模式的动态演变，逐渐涌现一些重要的测度方法（Caves，1981；Greenaway & Milner，1986；Hamilton & Kniest，1991；Greenaway et al.，1994；OECD，1994），其中Brulhart（1994）提出的A指数是测度贸易模式动态演变最常用的方法，在此基础上Thom & McDowell（1999）提出了TM边际产业内贸易质量指数，进一步区分了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和水平型产业内贸易模式。然而，一直以来对贸易模式动态演变的研究一直偏向于产业内贸易，忽视了贸易模式中另一个重要形态产业间贸易模式的动态演变。Bastos & Cabral（2007）认为可以将边际产业间贸易分解为两个部分，即导致一个国家相对于初始时期专业化程度上升的产业间贸易的变化（IPS）和导致一个国家相对于初始时期专业化程度下降的产业间贸易的变化，也称为专业化转换（SS），从而填补了这项空白。
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农产品的生产及其贸易一直是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国内学者对不同时期我国农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水平和产业间贸易水平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研究，并借鉴国外的经验对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模式的动态演变进行了一些实证分析（陆文聪、梅燕，2005，褚鹏鹏，2007，王晶，2008，吴宏、张萍、周祺，2010，邵桂兰、王仕勤，2011）。这些研究大多运用Brulhart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TM边际产业内贸易质量指数分析农产品贸易模式的变动情况，并且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即农产品贸易的增长是以产业间贸易增长为主，结构方面以垂直型产业内贸易为主。即我国农产品贸易主要以产业间贸易模式为主，但对产业间贸易模式的变动机制的研究尚付之阙如。因此，我们借鉴Bastos &Cabral（2007）提出的方法，与之前的学者（Brulhart，Thom&McDowell）所提出的方法相结合，更加深入系统地分析我国农产品贸易模式的动态演变，从而为我国农产品贸易发展政策提供更加清晰的理论指导和操作建议。
二、研究方法
（一）Brulhart 指数
Brulhart（1994）提出的测量边际产业内贸易的方法，我们称之为A指数。其计算公式为：Ai=1-|ΔXi-ΔMi|/（|ΔXi|-|ΔMi|），其中ΔXi，ΔMi分别表示某一时期内某一类产品的出口变化与进口变化。当A取0时，表示某一时期特定产业的边际贸易完全是产业间贸易；取1则表示边际贸易完全是产业内贸易，处于0-1之间，表示既有产业内贸易也有产业间贸易。A指数可以加总Atot=kiAi，ki=（|ΔXi|+|ΔMi|）/（|ΔXi|+|ΔMi|）。
（二）Thom -McDowell（TM）质量指数
Thom&McDowell（1999）在A指数的基础上，提出可以区分垂直型产业内贸易（VIIT）和产业间贸易（INTER）的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我们称之为TM质量指数。其计算公式为：
（三）边际产业间贸易指数（BC指数方法）
三、数据来源及结果分析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来自于国研网以及UN COMTRADE数据库，其中2001-2008年数据提取自国研网，2009-2011年数据提取自UN COMTRADE，这些数据是以HS编码形式提取的。按照HS分类方法，农产品分为四大类，24章。我们综合运用上述三种方法计算出了整体水平上的MINTER（IPS，SS）和MVIIT（MHIIT，MHIIT）以及四大类的IPS，SS，MHIIT和MVIIT。
（一）整体结果分析
如表1所示，就农产品总体而言，我国农产品的年贸易变化同时存在产业间贸易和产业内贸易变化。我们可以看出2001-2011年，只有2005-2006年和2008-2009年间MIIT大于0.5（为0.615和0.541），其他年份都是MINTER大于0.5的，2006-2007年间更是达到了0.783的最高值，这说明我国农产品年贸易变化以产业间贸易为主，产业内贸易水平相对较低。但不可否认的是，边际产业内贸易数值总体上呈增长的趋势，表示其作用越来越强。
从产业结构细分上来看，表2中显示在以产业间贸易变动为主的年份，IPS（导致一个国家对于初始时期专业化程度上升的产业间贸易的变化）占据绝对的优势，而2005-2006年和2008-2009年MIIT之所以大于MINTER，是因为MVIIT数值较大，分别为0.496和0.483，这说明我国农产品贸易的变化主要是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产业间贸易，并且这类农产品的专业化程度在上升，且垂直型产业内贸易数值忽高忽低，其水平还不够稳定，有待发展。至于产业间贸易的另一种形式SS，表现的并不突出，也就是说专业化转换并不明显。边际水平型产业内贸易数值基本在0.1左右，在2007-2009年更低，说明水平型产业内贸易水平较低。
（二）四大类结果分析
由表3可以看出，就各类农产品而言，第一类农产品除2001-2006年MVIIT数值较大，MHIIT所占份额也不小，2003-2004年MHIIT和MVIIT数值相当，而2006-2007年SS占主导地位外，其他年份则是IPS占主导地位，这说明我国第一类农产品的贸易变动主要是以专业化程度上升的IPS和以质量、档次较高为特征的垂直型产业内贸易为主，水平型产业内贸易表现稳定，但是有待加强；第二类和第三类农产品MHIIT的数值极低，说明进行贸易的产品多样性及款式规格不够，产品结构单一，缺乏竞争力；第四类农产品除了2007-2008年以垂直型产业内贸易为主，2008-2009年以SS为主外，其他年份全都是以IPS为主，说明我国第四类农产品的年贸易变化主要来自于IPS，这类农产品的专业化程度在上升。
四、主要结论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结论：
我国农产品的年贸易变化仍然是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产业间贸易为主，个别情况下（如2005-2006年，2008-2009年）以产业内贸易为主，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产业内贸易的作用在加强。
从贸易模式结构的变动情况来说，贸易变化的结构上IPS占主导地位，垂直型产业内贸易相对水平型产业内贸易份额较高，但是相差不大。
从细分的四大类农产品角度看，第一、二、三类农产品IPS，垂直型产业内贸易交替着占据主导地位，第二、三类农产品水平型产业内贸易水平极低，第四类农产品的专业化程度一直在加强。
参考文献：
[1] 陆文聪、梅燕.中国与欧盟农产品产业内贸易实证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05，（12）.
[2] 邵桂兰、王仕勤.中日农产品产业内贸易实证分析[J].山东经济，2011，（05）.
[3] 王晶.我国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现状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08，（01）.
[4] 张萍、吴宏、周祺.浙江省农产品贸易模式的动态演变[J].农业经济问题，2010，（08）.
[5] 褚鹏鹏.山东省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的实证研究[J].山东经济，2007，（01）.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产品出口总量从小到大，得到了一定的发展。我们成功地走过了“入世”的过渡期,农产品出口稳中有升。近年来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世界农业贸易日趋活跃，为我国农产品出口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但自从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农产品出口遭受到较大冲击，出口增速和规模明显下滑，出口竞争力严重削弱。因此，现在研究中国农业如何走出去，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一、中国农产品贸易的优势
国内学者对中国农产品贸易的优势进行了大量的分析。曾玉珍认为中国农业资源和农产品丰富多样能够为农产品出口提供了较广的选择范围和基础保障，农产品出口产地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的特征为农产品出口提供了地域支撑平台。程国强认为中国农业资源具有多样性优势，中国作为世贸组织的成员正在对国际多边贸易体系产生重要影响，有利于建立公平合理的全球农业贸易竞争环境。
李先德认为过去十多年中国几乎所有重要农产品的出口金额都有增加，农产品贸易结构出现了显著变化，和中国具有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优势是相符的。帅传敏采用引力模型对中国及其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农产品贸易进行分析，从实证的角度得出了中国对其主要贸易伙伴的农产品出口都存在较大的贸易潜力的结论。但这些研究大多局限于宏观方面优势的分析，对于微观方面存在的优势分析较少。
二、中国农产品贸易的劣势
罗峦、李崇光从我国政府和农产品出口企业的角度分析，认为农产品出口企业的竞争能力较弱，出口企业多为中小型企业，呈现竞争的弱势;政府对农产品出口的支持不够，长期以来我国政府对农业的补贴较少。顾宁白则从比较优势理论的角度，改正了我们通常认为的中国应该依赖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观点，认为我国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的比较优势逐步弱化，长期依赖劳动要素丰裕这一比较优势会使我国的产业结构陷入“比较优势陷阱”。
李靖认为我国农产品出口依存面临四大国际经济风险:跨国产业并购、国际产业技术标准调整、国际贸易争端、汇率变动，大多数优势农产品的出口依存度绝对值还较低，目前我国农产品出口较多的是依靠价格竞争力，价格过低，有可能触发WTO特殊保障机制。刘合光从我国农产品国际贸易面临的挑战性环境因素，分析了我国农产品国际贸易的市场势力不强，同时我国还要承受来自国际上特别是发达国家的舆论和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再加上我国农业本身具有“弱质性”，农业生产经营具有农户数量多、生产规模小、合作化程度低等劣势。
三、中国农产品贸易的发展机遇
鲍红礼、吴红梅从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拥有的机遇进行了分析，认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使中国融入世界市场，国际化的市场竞争也将成为我国农业生产的外部压力，促使国内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尹成杰从四个方面论述了在在农业国际化竞争中,我国农业面临良好发展机遇：一是有利于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二是有利于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三是有利于促进我国农业的对外开放。四是有利于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孙雪梅从我国农产品出口的现状进行分析，认为我国农产品出口新兴市场增势良好,出口进一步出现多元化格局，有利于降低出口风险，规避出口贸易壁垒和贸易摩擦带来的损失。
四、中国农产品贸易存在的威胁
大量的学者从西方发达国家设置的重重技术性贸易壁垒来分析我国农业走出去面临的威胁。卢立岩、徐睿霞分析了技术性贸易壁垒对我国农产品出口造成的影响，这些壁垒包括制定一些完善的法律法规，对进口农产品制定极高的技术标准；设置严格的检验和检疫制度，通过繁复的检疫制度来限制我国农产品的进口。黄道君认为绿色贸易壁垒已经成为一些发达国家为保护本国市场而精心设计的非关税技术贸易壁垒。绿色壁垒涉及所有农产品，直接影响我国农业结构调整战略，已成为制约我国农产品出口的最大障碍，变相提高我国农产品的出口成本，削弱我国际市场竞争力。
张玉兰、姜雪忠从外部和内部法制环境两个方面分析了制约我国农产品出口的因素。外部法制环境包括外国新法案的出台影响了我国农产品出口，发达国家农业高补贴削弱了我国农产品竞争力，贸易壁垒增多限制了我国农产品出口；内部法制环境包括我国农产品出口企业法律意识淡薄,应对国际规则的能力弱；关税下调，农产品进口市场压力加大；配套的法律政策不完备。
五、结论
我国农业走出去既面临着很多的优势和机遇，也面对着很多的挑战和威胁。黄道君认为应正视绿色壁垒，采取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来消除其对我国农产品进出口的不良影响。倡导绿色环保产品，抓住绿色壁垒中的隐含机会，发展规模化绿色产品。
李浚,黄国祥认为通过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可有效降低农产品出口成本，弥补由于人民币升值而造成的损失。逐步减少资源密集型农产品的出口，并调整农产品出口结构,引导农产品出口向高质量、高附加值方向发展。要积极发展新的出口品种，拓展新的出口市场。刘宏玉、孙洪波通过对美国农产品出口促销体系的分析，来探讨一下如何促进中国农产品出口。刘荣茂、惠莉认为应对金融危机,要加强对汇率的调节，应对汇率变化的风险。优化农产品出口结构，培育新的出口竞争优势实施多元化的出口战略，进一步开拓国际市场。
总之，我们既要看到我们在农产品国际贸易方面的优势，也要看到我们自身存在的不足，在当前的形势下，抓住我们的发展机遇，使我国的农产品贸易获得更快更好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曾玉珍 WTO框架下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的SWOT分析， 《商场现代化》2005(4)
[2]程国强 中国农产品出口竞争优势与关键问题，《北京农业》2006（11）
[3]李先德 中国农产品贸易的世界地位及其特点，《经济分析》2006（6）
[4]罗峦、李崇光 试析WTO框架下中国农产品出口促销体系的构建，《商业研究》2006
[5]顾凝白 竞争优势对我国扩大农产品出口的借鉴意义，《甘肃农业》2007（3）
[6]李靖 我国农业对外依存度研究，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09(3)
[7]鲍宏礼、吴红梅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农产品出口策略，《市场经纬》2003（23）
[8]尹成杰 农业国际化竞争与提高我国农业国际竞争力，《农业经济问题》2003年（1）
[9]黄道君 绿色壁垒对我国农产品进出口的影响，《安徽农业科学》2007，35（2）
中图分类号：F75265 文献标识码：B
收稿日期：2013-09-02
作者简介：王明荣（1979-），女，安徽宿州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教师，研究方向：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胡冰（1980-），男，安徽六安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王明喜（1979-），男，安徽亳州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数理经济学。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2CJY078；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71001097；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术创新团队资助项目，项目编号：CXTD4-01；北京市高校学术创新团队研究项目，项目编号：IDHT20130522；北京市教委科研水平提高项目资助；北京高等学校“青年英才”项目资助。
一、引言
据OECD数据库统计显示，我国农产品贸易额从1998年124亿美元的顺差，到2002年则变为2353亿美元的逆差，2010年逆差迅速飙升到40632亿美元。不断恶化的农产品贸易收支状况反映出我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较弱，势必加剧国内农产品出口企业间的竞争，并挫伤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威胁我国粮食生产安全，制约我国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本文以引力模型为出发点，大体分为三个视角研究我国农产品贸易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一是以我国农产品贸易总量为视角，分析影响我国农产品贸易的主要决定因素，如文献[1-3]，主要因素包括产品的互补性、人口规模、经济规模、人均收入差距、贸易国的地理距离、需求的相似性、资源禀赋和宏观政策等，其中产品的互补性、经济规模、人口规模和需求的相似性能够促进农产品贸易，距离是影响农产品贸易的不利因素。二是以我国省级农产品贸易为视角，分析影响个别省份农产品贸易出口的影响因素，如文献[4-5]，影响因素包括省份的生产总值、农产品竞争力、省份的贸易制度、省份与贸易国之间的地理距离、贸易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其中省份的生产总值和农产品竞争力对该省农产品贸易有正向促进作用，省际间的农产品交易量对省际农产品贸易量却有负向阻碍效果，而区域贸易制度在绝对量上则是影响省份农产品贸易的最大因素。三是以贸易自由化为研究视角，分析我国加入WTO前后农产品进出口贸易量的变化，如文献[6-8]，实证显示加入WTO对我国的农产品贸易有促进作用，但对出口贸易的促进效果要弱于对进口贸易的促进效果，且创造的潜在贸易效应较小。从上述文献中可以发现关于我国农产品贸易影响因素的相关分析主要集中于农产品贸易量及其进出口量，鲜有文献针对农产品贸易收支的研究。农产品贸易收支是由农产品出口收入与农产品进口支出衍生出的一个综合指标，它既能反映国与国之间的农产品贸易状况，也能帮助一国判断其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因此，本文的主要研究动机之一，是探究我国农产品贸易收支的主要影响因素。
人民币面临着巨大的升值压力，学术界和管理层关于人民币是否应该升值问题的观点并不统一，其中的一个原因是人民币升值对我国贸易收支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9]，可能改善贸易收支状况[10]，也可能恶化贸易收支状况[11]。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关于人民币升值对贸易收支影响的相关分析中，实证模型所采用的数据多为绝对量。根据比较优势理论观点，国际贸易产生的基础是生产技术的相对差别，而不是绝对差异所致，文献[12]的实证结果也支持这一理论。因此，基于绝对量的实证模型与“双边贸易取决于双边相对状况”的事实不符。因此，本文的主要研究动机之二，是农产品贸易收支必然受到汇率变化的影响，把汇率纳入计量模型能够考察我国汇率变动对农产品贸易的影响。此外，在探讨农产品贸易的影响因素时，本文选取影响因素的相对量进行建模回归分析，基于标准的贸易收支模型和引力模型，建立影响我国农产品贸易收支的因素回归模型，利用1995-2010年我国与33国的农产品双边贸易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依据回归结果找出影响我国农产品贸易收支的主要决定因素，以便提出改善我国农产品贸易状况的相关政策建议。
在理论上，若相对实际人均农产品增加值CPNVAj增加，则j国相对于我国的农产品供给能力提高，于是j国对我国的农产品出口增加，从我国的农产品进口反而减少，这样我国对j国农产品贸易收支恶化，即β1≤0。若相对实际人均收入CPGNIj增加，则j国相对于我国的农产品需求增加，于是j国从我国的农产品进口增加，对我国的农产品出口减少，进而我国对j国农产品贸易收支改善，即β2≥0。
若在间接标价法下人民币对j国货币的实际汇率RERj增加，则j国货币相对于人民币贬值，于是j国相对于我国农产品价格下降，进而j国对我国的农产品出口增加，从我国的农产品进口减少，从而导致我国对j国农产品贸易收支恶化，即β3≤0。若贸易加权距离NWDj增加，则运输成本升高，进而我国的农产品进出口均有所降低。但是，我国对j国农产品贸易收支是改善还是恶化，取决于我国从j国的农产品进口和对j国的农产品出口哪个减幅更大，因此β4符号不确定。在加入WTO后，按照乌拉圭回合《农产品协议》规定， 我国应降低关税和取消农产品出口补贴，于是农产品出口的比较优势降低。而降低关税又会刺激我国农产品的进口，我国对j国农产品贸易收支会恶化，即β5≤0和β6≤0。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导致信贷紧张、流动资金不足，贸易伙伴国农产品需求下降，致使我国对j国农产品贸易收支将恶化，即β7≤0。
三、数据来源及实证结果分析
因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中的29国和金砖4国，与我国农产品贸易额占我国当年农产品贸易总额的比重在1995-2010年间平均为6252%，本文以年度数据为样本，以这33国与我国农产品贸易额为研究对象。在选择数据样本空间时，因为从1994年开始，人民币汇率与外汇调剂价格两者正式并轨，我国开始实行基于市场供求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而汇率是影响贸易收支的一个主要因素，选择的样本空间是1995-2010年。
本文以2000年美元度量的实际人均农产品增加值和实际人均国民收入数据来自世界银行WDI数据库，在间接标价法下我国对各伙伴国货币的名义汇率和各国消费价格指数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FS数据库，我国从贸易伙伴国的农产品名义进口额和名义出口额、我国农产品名义进口总额和名义出口总额（单位：千美元）来自OECD数据库，北京与各国首都间的地理距离（单位：公里）来自网站www indo com中的距离计算器。本文采用的计量软件是Stata100，模型是建立在面板数据（包含变量个体与时间的二维数据）基础上的计量经济模型：首先，给出了面板数据基本模型的回归结果，并剔除了相关回归系数不显著的变量；其次，利用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标准差估计和自相关误差结构的随机效应模型，修正面板回归模型中存在的异方差和自相关问题。为了较有效地处理回归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差分广义矩估计和系统广义矩估计）对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并进行相关实证结果的稳健性分析，以便通过这些计量手段的处理，考察我国农产品贸易收支的主要影响因素和贡献度。
1.基本模型回归结果。对于面板数据，一般有三种基本的回归模型：混合OLS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表1中第（1）列是被解释变量关于四个主要解释变量（相对实际人均农产品增加值、相对实际人均国民收入、双边实际汇率和贸易加权距离）的回归结果，第（2）-（4）列是在第（1）列估计的基础上，依次增加虚拟变量的回归结果。（1）-（4）列中面板数据的F检验、拉格朗日乘数（LM）检验结果均显著拒绝原假设，Hausman检验结果不显著，所以应该选择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回归估计。在表1中的第（1）-（4）列中基本模型（6）的回归结果，说明解释变量（相对实际人均农产品增加值、相对实际人均收入、双边实际汇率、贸易加权距离、虚拟变量AC）的回归系数符号与预期相一致，且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虚拟变量GC和WTO的回归系数符号也与预期相同，但不具有显著性，这说明加入WTO因素对我国农产品贸易收支的影响程度较低；由于选择的样本空间止于2010年，在两年时间内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农产品贸易的冲击作用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
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指出短期内消费取决于收入，并且消费随着收入的增多而增加。所以，伙伴国相对于我国的实际人均收入增加时，其相对消费需求也随之增加。由于我国国内需求相对不足，我国农产品企业积极寻求出口，导致我国对伙伴国的农产品出口增加，从伙伴国的农产品进口减少，最终促使我国农产品贸易收支状况得以改善。
实际汇率不是外汇交易市场中真实存在的价格，它是名义汇率经过物价水平调整后的汇率水平，其本质是衡量两种相对价格水平下的相对指标，它体现出商品交换过程中的实际供求信息。双边实际汇率增加时，人民币相对于贸易伙伴国货币升值，我国农产品价格相对升高，竞争力降低，我国对伙伴国的农产品出口减少。由于贸易伙伴国农产品具有价格优势，我国从伙伴国的农产品进口将增加，综合影响的结果是我国农产品贸易收支状况恶化。另外，贸易加权距离每增加1%，我国对伙伴国的农产品贸易收支将降低0805%。两国间进行贸易时，运输成本是不可避免的费用。当此成本增加时，一方面出口商生产企业的利润降低，我国对伙伴国的农产品出口减少；另一方面进口商的成本增加，我国从伙伴国的农产品进口减少。由于出口贸易中经常涉及到FCA（货交承运人）条款，导致农产品出口减幅更大。所以，我国农产品贸易收支状况恶化。
虚拟变量AC的回归系数在10%水平下显著为-0211，相比于虚拟变量GC的回归系数，此时虚拟变量AC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区域性因素对我国农产品贸易收支的影响比加入WTO因素更大，其原因是国家间更信赖区域性经济一体化行为，同时区域间较近的地理距离也使得我国农产品贸易更易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所以，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我国农产品出口企业的融资难度加大，生产成本上升，农产品出口减少，我国农产品贸易收支状况恶化。
2.修正异方差和自相关后的回归结果。White异方差检验结果显示chi2（19） = 7566，相伴概率是00000，拒绝原假设“不存在异方差”；Wooldridge自相关检验结果是F（1，32） = 70405，相伴概率是00000，拒绝原假设“不存在一阶序列相关”；而方差膨胀因子（VIF）检验结果显示，最大方差膨胀因子为257，远小于10。随机扰动项εjt的方差既不是常量，且εjt序列之间又存在某种相关性，所以回归方程（7）存在异方差和残差序列一阶自相关，但是解释变量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为修正回归方程（7）中的异方差和自相关问题，用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估计误差项存在一阶自相关和异方差情形，用标准差估计（PCSE）修正随机误差项存在异方差或相关性情形，用迭代非线性估计技巧――自相关误差结构的随机效应模型（AR（1）RE）――估计存在一阶序列相关面板数据模型。结果显示：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符号和预期一致，且均通过显著性检验；FGLS 估计中虚拟变量AC的系数符号为正数，PCSE 和AR（1）RE估计中虚拟变量AC的系数符号是负值，但都不具有显著性。这说明在修正异方差和自相关后，相对实际人均农产品增加值、相对实际人均国民收入、双边实际汇率和贸易加权距离对我国农产品贸易收支的方向性影响仍不变，但受AC的影响却有限，其原因是1997年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的持续影响时间有限，大概在2000年左右就消失了。
3.动态面板回归。内生性问题的存在使得回归方程的系数估计有偏且不一致，为了较为有效地处理方程（7）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可以采用动态面板据模型――差分广义矩估计（差分GMM）和系统广义矩估计（系统GMM）――进行回归。其中，差分GMM计利用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预定变量的滞后项和严格外生变量的差分作为工具变量进行估计，系统GMM引入被解释变量差分的滞后项与随机误差项正交矩条件。根据面板数据的系统广义矩估计和差分广义矩估计结果，所有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符号和预期均一致，这说明在剔除内生性问题之后，相对实际人均农产品增加值、相对实际人均国民收入、双边实际汇率、贸易加权距离和虚拟变量AC对我国农产品贸易收支的方向性影响不变；在5%显著水平下，相对实际人均农产品增加值、双边实际汇率、贸易加权距离和虚拟变量AC的回归系数显著。但是，相对实际人均国民收入的回归系数不显著，其原因是动态面板回归中引入被解释变量农产品贸易收支的滞后项作为解释变量，降低了相对实际人均国民收入对被解释变量的贡献度。
农产品贸易收支滞后1期变量lnNTB-1的回归系数介于0474-0480之间，这说明我国前一期对伙伴国的农产品贸易收支增加1%，将使当期对伙伴国的农产品贸易收支提高0474%-0480%，即前一期我国农产品贸易收支增加将改善当期的农产品贸易收支状况。在我国农产品进口需求相对稳定的状态下，增加前一期我国对伙伴国的农产品出口，将对当期我国农产品出口公司有示范和激励作用，使得当期我国农产品公司增加对伙伴国的出口，从而改善我国对伙伴国的当期农产品贸易收支状况。此外，双边实际汇率的回归系数绝对值最小，这说明双边实际汇率对农产品贸易收支的影响最小。其原因是自1994年以来我国虽然放宽了对外汇的管制，但仍然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并不是基于货币供给和需求的完全市场化浮动汇率制，汇率对我国农产品贸易收支的调节作用受到了较大程度的限制。
4.稳健性检验。为了考察文中计量结果的稳健性和可靠性，一方面可以减少研究对象，对OECD中29国的样本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另一方面，缩短样本空间至2002-2007年，以剔除金融危机和加入WTO带来的影响，获得较为稳定变化的变量数据。回归结果显示四个主要解释变量（相对实际人均农产品增加值、相对实际人均国民收入、双边实际汇率和贸易加权距离）的回归系数符号以及显著性水平均保持一致，仅仅系数大小稍微发生变化，且双边实际汇率的回归系数绝对值也是最小的。因此，无论是研究对象的减少还是样本区间的缩短，对本文实证结果只产生很小的影响，所以文中的实证结果是稳健的、可靠的。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农产品贸易收支是反映一国农产品贸易状况的一个综合性指标，该指标可以帮助判断贸易国的农产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和其国内的农业发展水平。因此，分析我国的农产品贸易收支状况，并找出影响农产品贸易收支的主要因素，在改善农产品贸易收支状况的同时，还可以保障国内粮食生产安全，促进宏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依据文中的回归结果，为改善我国农产品贸易收支的巨额逆差，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1）提高农产品质量和多样化程度，以及国际化农产品的检验标准，增强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并积极鼓励农产品出口企业参与国际竞争；（2）直接以资金或技术的形式补贴农业生产，以出口退税的形式间接补贴出口企业，在增加农产品供给的同时体现出国际竞争的价格优势；（3）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中实时测算汇率对农产品贸易价格的影响，同步进行农产品贸易价格调整，使贸易价格真正反映商品交易的实际供求信息；（4）建立“产-运-销”一体化产业链，防范国际运输物流风险，有效降低贸易运输成本；（5）加强区域间的农产品贸易合作，同时要时刻注意防范区域内局部经济恶化的传播和外溢效应。
参考文献：
[1] Zhang D.， Li Y. Forest Endowment， Logging Restrictions and China’s Wood Products Trade[J].China Economic Review， 2009，20（1）： 46-53.
[2] 张海森， 谢杰. 中国-非洲农产品贸易的决定因素与潜力――基于引力模型的实证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11（3）： 45-51.
[3] 王 瑞，王丽萍.我国农产品贸易流量现状与影响因素：基于引力模型的实证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12（4）： 39-48.
[4] 庄丽娟，姜元武，刘娜. 广东省与东盟农产品贸易流量与贸易潜力分析――基于引力模型的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 2007（6）： 81-86.
[5] 贾伟，屈四喜.中国各省份-东盟的农产品贸易增长实证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12（3）： 25-34.
[6] 帅传敏.基于引力模型的中美农产品贸易潜力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09（7）： 48-58.
[7] Bao X.， Qiu L. Do 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 Promote or Restrict Trade？ Evidence from China[J].Asia-Pacific Journal of AccountingEconomics， 2010， 17（3）：46-53.
[8] 宫同瑶，辛贤，潘文卿. 贸易壁垒变动对中国-东盟农产品贸易的影响――基于边境效应的测算及分解[J].中国农村经济，2012（2）：64-74.
[9] 赵文军. 人民币汇率、FDI与中国贸易收支――基于中国制造业行业视角的实证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 2010（1）： 3-9.
[10]戴世宏.人民币汇率与中日贸易收支实证研究[J].金融研究，2006（6）：150-158.
[11]Xing Y. Processing trade， exchange rates and China’s bilateral trade balances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2012（23）： 540547.
[12]Zarir S.， Khan M.， Hossain I. A Model of Bilateral Trade Balance： Extensions and Empirical Tests[J].Economic Analysis and Policy， 2010， 40（3）：377-391.
〔中图分类号〕F7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6）01-0043-09
一、问题的提出
2015年7月21日，金砖国家银行正式在上海成立，这一举措不仅是金砖国家在合作领域的进一步深化，更标志着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积极参与国际金融体系建设、尝试构建全球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于这一人口约占全球40%、国土面积占全球30%以上的新兴经济体典型代表的新一轮讨论。事实上，作为横跨亚洲、欧洲、南美洲和非洲且包含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合作组织，自诞生以来，金砖国家就引发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和积极回应。
虽然金砖国家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战略、经济增长方式、政治制度、历史文化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①但作为新兴经济体的典型代表，其在参与全球政治体系上的愿景是一致的，在全球分工体系重构的背景下面临着相似的发展困境，②外界普遍担心的政治经济差异实际上并没有阻碍金砖国家的进一步合作，③而这也是金砖国家极为重要的合作基础。毫无疑问，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力量的不断发展壮大将促进全球政治格局多极化，而这必然给美国所主导的全球政治经济体系带来一定的冲击，Brawley M.R.，“ Building Blocks or a BRIC Wall？ Fitting U.S. Foreign Policy to the Shifting Distribution of Power，”Asian Perspective， vol. 31， no.4， 2007， pp.151～175.如何继续保持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将成为美国在新世纪面临的巨大挑战。随着金砖国家在全球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不断凸显，关于其经济增长的预期及影响因素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而以中国为代表的金砖国家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在经济增长上的逐渐反弹更是坚定了相关学者对金砖国家经济发展的乐观预期。马岩：《金砖国家经济发展及合作前景》，《国际经济合作》2011年第6期；蔡春林、刘畅、黄学军：《金砖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3年第1期。尽管在研究方法上存在些许差异，但相关研究将影响上述国家经济增长的因素更多地归结为宏观经济环境的稳定、投资和贸易条件便利化的加强以及FDI的带动。张聪明：《金砖四国：国家竞争力比较》，《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2009年第10期；韩家彬、张振、李豫新：《进出口贸易、FDI对金砖5国经济增长影响的比较研究》，《国际贸易问题》2012年第11期。当然，处于工业化初期的发展中国家在其经济高速增长的进程中必然伴随着能源消费强度增大、环境污染凸显等问题，曹广喜：《“金砖四国”的碳排放，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亚太经济》2012年第6期。如何有效处理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成为金砖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直面的挑战，而这也将是金砖国家合作领域的又一次延伸。刘、王磊：《金砖国家能源合作机理及政策路径分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3年第1期。尽管金砖国家当前普遍面临经济结构转型、全球经济不景气等不利因素，但其在积极参与全球金融体系建设、实现外贸的“共享式发展”等方面仍然大有可为。黄凌云、黄秀霞：《“金砖五国”金融合作对五国及全球经济的影响研究――基于 GTAP 模型的实证模拟》，《经济学家》2012年第4期；欧阳晓、张亚斌、易先忠：《中国与金砖国家外贸的“共享式”增长》，《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
众所周知，作为世界上的人口大国和农业大国，金砖国家拥有全世界30%以上的耕地，“金砖农业”的稳定发展对全球粮食安全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农业合作也一直是金砖国家重要的合作领域，自2010年起召开的历届金砖国家农业部长会议更是将金砖国家的农业合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但笔者通过文献检索发现：现有研究对此关注不多，国外学者研究主要以南非加入之前的“金砖四国”为主要研究对象，而对“金砖五国”的系统性研究乏善其陈；国内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则以农业互补性及竞争力为着墨点，汤碧：《中国与金砖国家农产品贸易：比较优势与合作潜力》，《农业经济问题》2012年第10期。缺少对农产品贸易特征及贸易流量影响因素的系统分析。中国与金砖国家的农产品贸易的发展现状怎样？影响中国与金砖国家之间农产品贸易的因素有哪些？后续合作趋势如何？本文中作为中国农产品贸易对象国的“金砖国家”特指金砖成员国中除中国以外的其他四个国家：巴西、印度、俄罗斯和南非，下同。这一系列问题引人深思。有鉴于此，笔者尝试在分析中国与金砖国家农产品贸易特征的基础上，应用一个拓展的引力模型对中国与金砖国家农产品贸易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探究双边农产品贸易的发展之策。根据FAO（国际粮农组织）对农产品的定义以及中国与金砖国家农产品贸易的实际，本文中所分析的农产品是指SITC（国际贸易标准分类法）REV.3（第三次修订本）商品分类法下的0类（食品及活动物）、1类（饮料及烟草类）、4类（动植物油、脂及蜡燃料）的全部以及2类中除第27、28章后的全部（除燃料外的非食用原料），下同。
二、中国与金砖国家农产品贸易的特征
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成员国互为良好的战略合作伙伴，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金砖国家外长会议、金砖国家农业部长会议等的召开有效促进了金砖国家之间的政治互信和经贸往来。随着金砖国家合作领域的不断拓展和深化，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的农产品贸易也取得了快速发展，并在市场规模、地理格局、商品结构等方面呈现出新的特征。
1.中国与金砖国家农产品贸易的市场规模及贸易地位
近年来，中国与金砖国家农产品贸易规模不断扩大，贸易地位显著提升。2013年，中国与金砖国家农产品进出口总额达到364.3亿美元，约为2000年的14倍（26.2亿美元），占中国农产品对外贸易总额的15.5%。即使在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与金砖国家的农产品贸易额也未受到太大冲击，2007年、2008年中国与金砖国家双边农产品贸易额稳步上升，仅在2009年有所下降，为176.7亿美元。自2000年至2013年，金砖国家在中国农产品对外贸易中的地位稳中有升，2008年至今，这一比重基本上保持在15%以上。
不容忽视的是，中国对金砖国家的农产品出口额远小于中国自金砖国家农产品进口额，贸易逆差呈扩大趋势。2000年中国对金砖国家的农产品逆差为17.5亿美元，而在2013年这一数字已经达到289.7亿美元，约为2000年的17倍。金砖国家一直是中国重要的农产品进口来源国，2013年中国自金砖国家进口的农产品达到327亿美元，占中国农产品进口总额的22%，这一比重在2009年达到峰值，当年中国自金砖国家农产品进口额为155.5亿美元，约为2000年的7倍，占中国农产品进口额的23.2%。而中国向金砖国家农产品出口表现则稍显逊色，2013年仅为37.3亿美元，占中国农产品出口总额的4.3%，最高时也仅占中国农产品出口额的4.5%（2010年、2011年和2012年）。
2.中国与金砖国家农产品贸易的地理结构
中国与金砖国家农产品贸易在国别分布上差异较大，贸易结构相对集中。从进出口贸易总额上看，巴西与俄罗斯是中国在金砖国家中主要农产品贸易对象国，占中国对金砖国家农产品贸易额的80%以上，其中，中巴农产品贸易份额在2011年之后明显增大，与中国对其他三个国家的农产品双边贸易额相比显示出较大优势，2013年中巴农产品贸易额占中国与金砖国家农产品贸易额的67%，远大于中国在金砖国家中第二大农产品贸易伙伴国俄罗斯（占19.6%）。中印和中非本文中的中非特指中国与南非，并非中国与非洲的简称，下同。农产品贸易地位在2000年至2013年间稳中有升，尤其是自2006年以来，中印之间的农产品贸易得到较快发展，基本上占中国和金砖国家农产品贸易总额的10%以上。而中国与南非农产品贸易额所占比重最小，最低时仅占中国与金砖国家农产品贸易额的1.8%（2004年），近几年其贸易地位并未发生太大改变，稳定在3%左右。
从进口分析，巴西在2006年以后取代俄罗斯成为中国在金砖国家中最大的农产品进口来源国，与印度、俄罗斯及南非相比占有绝对优势，且上升趋势明显。2000年，中国自巴西的农产品进口额占中国自金砖国家农产品进口总额的33.5%，到了2013年，这一优势已经扩大到72.2%。而俄罗斯则逐渐丧失了在中国对金砖国家农产品进口贸易中的传统优势，2000年至2007年之间，中俄农产品贸易一直占中国自金砖国家进口额的40%以上，到2013年这一数字已经下降为15.8%。在出口方面，自2002年开始，中俄之间的农产品贸易额在中国对金砖国家的农产品出口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占中国对金砖国家农产品出口的50%以上，最高时达到64.7%（2006年），尽管这种优势在近几年出现一定的下滑，但与其他三个国家相比，俄罗斯仍然是中国在金砖国家中最重要的农产品出口国。巴西是中国在金砖国家中的第二大农产品出口对象，上升趋势明显；印度和南非次之。
3.中国与金砖国家农产品贸易的商品结构
与贸易地理结构的特征相似，中国与金砖国家在农产品贸易的商品结构上也相对集中，各类农产品差异较大。2类产品在中国对金砖国家农产品进出口贸易中占有显著优势地位，从2006年开始，一直占中国对金砖国家农产品贸易总额的70%以上；2013年，其在中国与金砖国家农产品贸易中的地位达到最高点，占农产品贸易总额的76.1%。而0类、1类和4类农产品在中国对金砖国家农产品贸易中所占比重较低，且下降趋势明显，到2013年时这三类产品分别占中国对金砖国家农产品贸易的20.0%、1.4%和2.5%。
从进口来看，中国从金砖国家最重要的进口产品仍然是2类，其贸易地位在近年来不断提升。2000年，2类农产品占中国自金砖国家农产品进口额的67.9%，在2013年则已经达到83.3%。0类产品在2002年之后所占比重下降较快，到2013年已经不足13%。1类和4类农产品所占比重更小，两者之和在2013年不到5%。在出口上，0类和2类农产品是中国对金砖国家主要出口农产品，基本上占中国对金砖国家农产品出口额的90%以上。其中，0类农产品所占比重上升较快，自2005年以来，一直占中国对金砖国家农产品出口额的70%以上，2013年扩大到85.0%。而2类农产品的出口优势则不断回落，已经由2000年的44.6%下降至2013年的13.1%。1类和4类农产品在中国对金砖国家农产品出口中的地位微乎其微，2013年，两者所占比重之和不足2%。
三、中国与金砖国家农产品贸易的影响因素
1.模型建立与变量选择
国际贸易理论一般趋向于对贸易产生原因、贸易结构、贸易模式等进行分析，但却对贸易流量的影响因素关注不多。Tinbergen和Poyhonen是率先将引力模型应用到国际贸易领域的学者，他们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与另外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贸易流量取决于相互之间的经济总量和距离，经济总量所代表的出口国的潜在出口能力及进口国的潜在进口需求与贸易流量成正比，而距离则是贸易流量的阻碍要素。转引自谷克鉴：《国际经济学对引力模型的开发与应用》，《世界经济》2001年第2期。此后，学者们在不断引入人口、汇率、人均GDP等经济要素以及是否有共同边界、一体化组织、民主进步等制度因素的基础上对引力模型的适用范围进行了扩充；Bergstrand J.H.， “The Gravity Equation in International Trade： Some Microeconomic Foundations and Empirical Evidenc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67， no.3， 1985， pp.474～481；余淼杰：《发展中国家间的民主进步能促进其双边贸易吗――基于引力模型的一个实证研究》，《经济学》（季刊）2008年第4期。此外，种族关系、语言、文化差异等地理文化因素也逐渐被纳入模型，Rauch J.E. and Trindade V. ，“Ethnic Chinese Network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84， no.1， 2002， pp.116～130；Rudra N.，“Globalization and the Strengthening of Democracy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49， no.4， 2005， pp.704～730；阚大学、罗良文：《文化差异与我国对外贸易流量的实证研究――基于贸易引力模型》，《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1年第7期。并收到了较为理想的应用效果。尽管该模型一度因为缺乏完备的理论解释而引起较大争议且目前仍未达成共识，Anderson J.E.，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Gravity Equ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69， no.1， 1979， pp.106～116；Evenett S.J. and Keller W.， “On Theories Explaining the Success of the Gravity Equa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110， no.2， 2002， pp.281～316.但贸易引力模型依旧是当前学术界在测度贸易潜力和双边贸易成本、分析边境效应等方面普遍接受的方法，且早已将其引入产业内贸易的范畴，Mccorriston S. and Sheldon I.M.， “Intra-industry Trade and Specialization in Processed Agricultural Products： the Case of the US and the EC，” Review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vol.13， no.2， 1991， pp.173～184. 而我国研究人员基于引力模型对中国与主要农产品贸易国的影响因素及发展潜力也已进行过诸多有益的探究；但鲜有文献借助引力模型对中国与金砖国家农产品贸易流量进行分析。有鉴于此，本文尝试在归纳和分析现有文献的基础上，结合中国与金砖国家农产品贸易的实际情况，构建中国与金砖国家的农产品贸易引力模型。
其中，Ttij是指在t期中国i对金砖国家j的农产品出口额；Yti*Ytj为t期中国i与金砖国家j的名义GDP的乘积，反映了出口国i的出口供给能力和进口国j的进口需求，预期符号为正；POPti*POPtj是t期中国i与金砖国家j的人口乘积，表示出口国的农业生产能力和进口国农产品消费需求，预期符号为正；DStij用来表示t期中国i与金砖国家j的经济距离，用中国上海港到上述国家主要港口的距离表示，并用同期国际原油价格对数据进行加权，反映农产品贸易的运输成本，是贸易的阻力因素，预期符号为负；PGDPtij表示t期中国i与金砖国家j的实际人均GDP之差的绝对值，反映两国需求结构的差异，差值越小，需求结构越是相似，双边贸易额越大，系数预期符号为负；EXtij是t期间接标价法下中国i对金砖国家j的名义汇率，人民币汇率升值，中国对金砖国家农产品贸易发展受损，系数预期符号为负；BRICS为虚拟变量，表示金砖国家农业部长会议，若t期中国i与金砖国家j同时参加，则取1，否则取0，一般而言，政治互信的增加以及双边贸易磋商有利于双边贸易的开展，系数预期符号为正。
2.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所设定的模型（3）是基于2000～2013年中国与金砖国家农产品贸易的相关面板数据进行估计的，实际观测样本容量为56个。在资料来源上，双边贸易国的GDP、人口、汇率等数据是笔者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库（）有关数据整理计算得来，中国与金砖国家的农产品贸易额依据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整理计算而得，中国与金砖国家主要港口的距离根据距离网站（）的距离计算器计算得来，国际原油价格数据来自美国国家能源署网站（eia.gov）。金砖国家农业部长会议召开的情况根据中国农业部网站（）新闻报道整理。
3.实证结果分析
为了防止面板数据模型出现“伪回归”（spurious regression）的现象，并保证估计结果的有效性，本文首先对模型中有关变量的序列通过LLC检验、ADF-Fisher检验、IPS检验、Breitung检验、PP-Fisher检验、Hadri检验等方法进行单位根检验，LLC检验、Breitung检验及Hadri检验是相同根的检验方法，ADF-Fisher检验、IPS检验及PP-Fisher检验是不同根的检验方法；Hadri检验的原假设为“该序列不存在单位根”，其余五种检验方法的原假设为“该序列存在单位根”。综合分析这六种检验方法的结果后发现：
由模型的回归结果可知，变量BRICS在拓展后得到的回归方程（4）中不显著，因而将其剔除，即回归方程（3）为本次回归得到的较为理想的模型：其调整后的判定系数为0.97，表明本文构造的拓展的引力模型对样本数据的拟合效果较好，模型中各个解释变量的解释力度可信；该模型F值为263.2342，其相伴概率为0.000，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了各个变量系数都为零的原假设，表明模型的线性关系十分显著。
通过对模型回归结果的仔细分析，可以进一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经济规模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说明进口国和出口国经济规模的增加有助于中国与金砖国家农产品贸易的增长，这与本文的理论预期相一致。本文在模型中采用出口国和进口国GDP的乘积表示两国经济规模，出口国（中国）和进口国（金砖国家）经济规模的增大是出口国出口供给能力和进口国农产品进口需求增长的反映，这有助于中国对金砖国家农产品贸易的出口，与现实情况符合。而依据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2015年全球经济展望报告》，金砖五国虽然面临经济下滑的压力，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有机会实现经济进一步增长，因此，随着双边贸易国经济规模的扩大，中国与金砖国家农产品贸易额有望实现进一步的增长。
第二，双边贸易国的人口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变量系数较大，与本文的理论假设契合。一般而言，出口国人口的增加不仅代表该国农产品生产能力增大，也预示着本国国内将产生更多的农产品消费需求，可能导致该国出口供给能力的下降；而进口国人口的增加，有可能增加该国农产品消费需求，也可能带动该国农产品生产能力的增强从而提高农产品自给，减少进口依赖。由本文的模型回归结果可知，在中国与金砖国家的农产品贸易中，人口增长带来的出口国的“出口供给效应”比进口国的“进口需求效应”更加明显。
第三，中国与金砖国家之间的经济距离阻碍了双边农产品贸易的开展，距离变量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这表明笔者先前假设是正确的。距离变量是经典引力模型中的基础变量，空间距离的远近代表着运输成本的高低，是农产品贸易的阻碍因素，虽然中国与金砖国家在空间分布上比较分散，且中国与俄罗斯和印度接壤，但仍然满足这一经典假设。此外，本文中的距离变量由中国上海港与金砖国家的主要港口之间的距离通过同期国际原油价格加权得到，2000年至2013年，国际原油价格虽然在个别年份有所下降，但就总体上而言其上升趋势明显，而当前国际原油的定价权仍然掌握在少量OPEC（石油输出组织）成员国手中，当前国际原油价格波动较大，这给中国与金砖国家的农产品贸易带来了一定的不确定因素。
第四，中国对金砖国家汇率的系数显著为负，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这说明人民币汇率的升值不利于中国对金砖国家的农产品出口，符合本文的理论预期。自2000年以来，人民币汇率不断升值，屡创新高，2005年汇率改革后其升值幅度更是显著增加，使中国在国际农产品市场上处于十分不利的局面，中国农产品的国际价格优势逐渐丧失，阻碍了中国对金砖国家农产品出口的扩大。一直以来，西方国家就人民币汇率问题上不断向中国发难，认为人民币汇率被严重低估，并将其作为政治议题频频向中国施压，2015年人民币汇率的阶段性下降更是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今后一段时间内，人民币汇率问题将是中国发展与金砖国家农产品贸易必须直面的现实问题。
第五，双边贸易国人均GDP差异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说明双方人均GDP差异的扩大不利于中国对金砖国家的农产品贸易出口，这与本文的理论假设相符。依据林德尔（Linder）的偏好相似理论，贸易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差异越大，两国的需求层次差异越大，越不利于双边贸易的开展。本文的模型回归结果表明，中国与金砖国家的农产品贸易符合林德尔定理，中国与金砖国家在人均收入水平上差异的扩大说明两国重叠需求的减少，双边农产品贸易自然下降。
此外，本文所构造的引力模型的回归结果基本上支持了笔者的理论预期，但出乎意料的是，BRICS这一变量不显著，表明金砖国家农业部长会议的召开与举办未能有效促进中国与金砖国家农产品贸易的扩大。在仔细比较了中国与金砖国家农产品的显示性比较优势和贸易互补性指数后，笔者对这一问题有了答案。近年来，与其他金砖国家相比，中国四大类农产品显示性比较优势并不强，且总体上呈一定下降趋势，中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未有显著提升；此外，在金砖国家各成员国中，中国与印度的贸易结合度指数在近几年呈现下降趋势，且中俄之间的农产品贸易结合度指数小于1，农产品贸易关系并不十分紧密，尽管近几年中国与金砖国家之间的政治互信不断加强，但中国与金砖国家农产品贸易的国际竞争力以及农产品贸易紧密程度并不会因此而发生太大改变；另外，在历届金砖国家农业部长会议召开时，与会国就粮食安全、农业技术合作、农产品贸易与投资等领域的共识需要后续的农业合作协议及配套政策进行落实，但作为发展中国家，农业对于金砖五国而言都是一个相对敏感的产业，因而相关协议的推进近年来进展相对缓慢，这也从侧面说明中国与金砖国家在农产品贸易上存在一定程度的“政热经冷”的现象。
四、主要结论与政策启示
经过对中国与金砖国家农产品贸易的特征及其影响要素的分析，本文主要得到如下结论和政策启示：
第一，近年来，中国与金砖国家农产品贸易的规模明显扩大，金砖国家在中国农产品对外贸易中的地位稳中有升，应当将金砖国家作为中国实现农产品贸易市场多元化战略的重点伙伴。此外，中国在对金砖国家的农产品贸易中长期处于不利地位，贸易逆差呈扩大趋势，中国应大力推动农业科技创新，推进人才队伍建设，优化农业集约化生产路径，进而转化成中国的农产品国际竞争力，在加强农业合作谈判和贸易政策协调的基础上推动中国与金砖国家的农产品贸易往来，这也应该成为后续金砖国家农业部长论坛的重要磋商内容。
第二，中国对金砖国家农产品贸易在地理结构和商品结构上存在着较强的集中度，要深化与巴西及俄罗斯的农产品贸易，重视开拓与印度及南非的农业合作潜力。2类产品是中国对金砖国家农产品贸易中主要的出口产品和进口产品，这说明中国与金砖国家的农产品产业内贸易趋势加强。巴西和俄罗斯分别是中国在金砖国家中最大的农产品进口来源国和出口对象国，考虑到农业合作的稳定性和农产品贸易的风险规避，中国应该在重视与俄罗斯和巴西的农产品贸易往来的基础上挖掘中国与印度及南非之间的农业合作潜力，既要利用双边产业内贸易的互补性巩固现有农产品的出口优势，更要通过农产品深加工延长产业链以及进一步细分市场等手段，以产品、季节及地区的差异化战略探寻新的贸易增长点。
第三，GDP和人口的增加有助于扩大中国对金砖国家农产品出口，人民币汇率升值阻碍了双边农产品贸易的发展。一方面，虽然金砖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在近两年有所放缓，但新兴经济体仍然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其经济总量仍在扩张，随着双边贸易国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中国与金砖国家农产品贸易规模将有望实现进一步增长，有鉴于此，中国应当重新审视与金砖国家的双边农产品贸易关系，将金砖国家作为中国实施“农业走出去”战略的重要合作伙伴；另一方面，人民币汇率的不断升值使得中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面临巨大挑战，阻碍了中国对金砖国家农产品贸易的出口，因此，中国必须直面汇率改革过程中来自国际社会的外部压力，充分保证汇率改革的自主性和稳健性，防止汇率的大幅波动对中国农产品对外贸易造成的冲击。
第四，距离变量仍然是阻碍中国与金砖国家农产品贸易的重要因素，国际原油价格的波动对农产品双边贸易的发展增添了很大的不确定性。对此，中国应该充分利用与俄罗斯的沿边优势，抓住中俄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有利局势，加快发展跨境交通基础设施，优化中方货物经俄铁路网络、远东港口及北方航道过境运输条件，扩大双方的互联互通尤其是铁路运输的便利性，要稳步推进北京至莫斯科的欧亚高速运输走廊的建设步伐，削减经济距离对双边农产品贸易的阻碍作用；同时，要通过中印高层对话等进一步维护中印陆路边境唯一的边贸口岸――亚东口岸开放的稳定性和通关便捷度，有效发挥其在中印农产品贸易便利化中的作用；中国应该通过提高原油进口的多元化程度等手段进一步保障原油储备战略的有效实施，提高中国应对国际原油价格波动的能力。
产业内贸易（Intra-industryTrade）是指同一个产业内的产品在两国间相互进口和出口的贸易活动。二战以后，这种新的贸易形式发展十分迅速，在当代的国际经济活动中，产业内贸易已经成为影响国际分工、促进新兴和主导产业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一国对外贸易竞争力的重要方面。20世纪70年代以来，产业内贸易研究一直是经济学界的热点，然而目前详细探讨我国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的研究尚不多见。本文利用最常用的GL指数测算了我国1992年到2003年农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并详细分析了我国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的长期变化趋势和结构特征，结果表明我国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程度总体上在逐年提高，且产业内贸易品种有日益增多的趋势。
一、引言
长期以来，国际学术界普遍认为农产品贸易问题属于产业间贸易（Inter-industryTrade）问题，通过比较优势理论和要素禀赋理论等传统贸易理论就能够得到解释和说明。然而，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对产业内贸易进行研究时，Grubel和Lloyd（1975）发现，农产品领域内也存在产业内贸易问题。农产品产业内贸易与季节性因素、较高的运输成本有关。McCorriston和Sheldon(1991)首次利用OECD的数据，对美国农产品的产业内贸易进行了研究。Neffetal(1996)利用USDA1990-1994年的数据检验了不同区域贸易集团加工食品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变动趋势的差异。KishorSharma（2002）利用澳大利亚的数据研究了分析了加工食品在产业内贸易的重要性，指出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异利于产业内贸易。MinKyoungKim、GueDaeCho和WonW.Koo利用时间序列和引力模型（Gravitymodel）分析了市场规模、汇率和运输成本对美国和加拿大的农产品的产业内贸易的影响作用。
近几年来国内学术界也开始重视农产品产业内贸易问题的研究，但迄今为止进行系统、专门研究的文献仍然少见。潘文卿（2000）对中国农产品产业间贸易优势与产业内贸易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祁春节（2001）在研究美国柑橘产业与贸易问题时发现，美国柑橘及其加工品存在着产业内贸易。孙东升（2001）在其著作《WTO与中国农产品贸易》分析了中国农产品产业内贸易，并认为中国农产品贸易以产业内贸易为主。曾玉荣（2001）采用GL指数对1986年至2000年9月份的台湾农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情况进行了计算分析。罗余才（2002）计算出了从1992年到1996年我国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指数，并指出我国农产品贸易中同样存在产业内贸易，而且主要集中在几个劳动密集型的农产品种类中，并进一步指出，产品差异和需求的多样性是影响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的必要条件，而各国的国际贸易政策、国际市场结构、规模经济和技术进步是影响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的充分条件。
本文将采用目前最常被应用来衡量产业内贸易的指标Grubel&Lloyd（G&L）指数法来测算我国农产品的产业内贸易程度，GL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GL=1-|出口-进口|/（出口+进口）
该指标表示当出口或进口为0时，则此指标值亦为0，即完全没有产业内贸易，而当出口等于进口时候指标值等于1，即出口与进口是完全产业内贸易。通常情况下此指标的数值应介于0与1之间，越接近1则表示产业内贸易越明显，本文则以0.5为界限，把大于0.5的农产品视为以产业内贸易为主的产品，而小于0.5的视为是以产业间贸易为主的农产品。
二、中国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的长期趋势
我们利用1992到2003年的海关统计数据测算了我国五大类农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剔除了部分产业内贸易指数低于0.2的农产品种类，具体结果列在了表1中。从我国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的总体结构来看，我国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种类有不断提高的趋势，1992年产业内贸易指数大于0.5有7章（表2），占所选的五大类20章农产品的35%，2003年则有10章农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指数超过了0.5，比例提高到了50%，这一趋势再次表明我国近半数农产品已经主要以产业内贸易为主。具体来看1992年到2003年我国几大类农产品的产业内贸易的变化趋势为：
表1：1992-2003年我国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指数测算表
199219931994199519961997199819992000200120022003
第1类0.310.350.370.320.370.360.430.620.690.680.730.77
01章0.080.080.090.130.180.160.220.290.240.190.270.53
02章0.270.330.240.170.250.270.290.840.920.830.970.92
03章0.380.450.480.450.510.450.550.620.700.680.700.72
04章0.610.570.710.570.450.580.671.000.930.930.830.78
第2类0.630.450.451.000.910.640.670.740.910.980.820.97
08章0.250.230.280.300.600.670.720.760.940.920.810.80
10章0.950.810.900.040.140.860.630.610.520.740.450.29
12章0.240.230.190.280.560.940.720.660.440.430.510.33
第3类0.410.570.450.300.370.580.360.190.220.260.130.08
第4类0.500.380.430.590.640.710.630.460.520.490.460.43
17章0.580.340.900.400.830.870.980.870.990.590.900.95
19章0.220.330.320.200.140.120.110.280.330.370.490.44
22章0.190.270.180.170.190.260.290.430.490.410.400.46
24章0.630.480.090.530.640.560.310.410.810.820.720.77
第11类0.840.760.850.930.990.980.940.850.500.490.450.42
51章0.710.680.780.640.700.780.790.870.790.730.740.88
52章0.800.620.880.930.940.910.960.840.860.890.810.86
53章0.530.590.580.620.610.750.780.690.690.740.800.91
资料来源：根据我国海关统计资料测算得到
第一类活动物;动物产品
01章活动物02章肉及食用杂碎
03章鱼、甲壳动物、软体动物04章乳品，蛋品，天然蜂蜜等
第二类植物产品
08章食用水果及坚果;甜瓜或柑桔属水果等
10章谷物12章含油籽仁及果实、稻草、秸杆等
第三类动植物油、脂及其分解产品
第四类食品；饮料、酒及醋；烟草等
17章糖及糖食19章谷物、粮食粉、淀粉或乳制品22章饮料、酒及醋24章烟草及烟草代用品的制品
第十一类农产品纺织原料
51章羊毛、动物细毛或粗毛；马毛纱线及其机织物52章棉花53章其他植物纺织纤维，纸纱线及其机织物
（一）活动物与动物产品由产业间贸易变为产业内贸易，且产业内贸易程度不断提高
活动物与动物产品整体的产业内贸易指数由1992年的0.31提高到了2003年的0.77，从1999年开始提高到了0.5以上，说明整体上我国的该类产品在1999年前是以产业间贸易为主，但是1999年开始转变为以产业内贸易为主，同时也表明我国该类产品的总体比较优势的下降。具体来看，该类产品中，04章（乳品、蛋品与天然蜂蜜等）一直处于很高的产业内贸易水平，平均产业内贸易指数为0.72，且在1999年后一直都在0.78以上。01章（活动物）产品和03章（鱼、甲壳动物、软体动物）产品的GL指数表现出持续平稳上升的趋势，而02章（肉及食用杂碎）产品在1999前的产业内贸易指数一直在0.33以下徘徊，但是1999迅速提高到了0.84，可见02章产品在我国第一大类农产品的由产业间贸易转变为产业内贸易起了主要的拉动作用。
（二）植物产品总体上以产业内贸易为主，但是产业内贸易产品种类有所变化
植物产品平均产业内贸易指数为0.76，且除了个别年份外，产业内贸易指数都在0.63以上，说明该产品整体上是以产业内贸易为主。其中，07章（食用蔬菜.根及块茎）基本完全以产业间贸易为主。08章（食用水果及坚果;甜瓜或柑桔属水果）产品从1996年开始由产业间贸易为主变为以产业内贸易为主，且在2000年后产业内贸易程度一直很高。同期内，10章（谷物）的产业内贸易指数总体上在不断下降，12章（含油籽仁及果实、稻草、秸杆）产品的GL指数则先上升随后又不断下降，表明该产品经历了更加复杂的变化过程。
（三）动植物油、脂及其分解产品总体上以产业间贸易为主
该类产品的GL指数平均为0.33，且除了1993年和1997年外，GL指数一直0.45以下，且从变化趋势看也呈现不断下降的过程，2003年GL指数仅为0.08，基本可以认为完全是产业间贸易，也表明我国该类产品的比较优势在由不断提高的趋势。
（四）食品、饮料、酒及醋与烟草等产品总体上产业内与产业间贸易相当，但内部产品差别较大
16章（肉、鱼、甲壳动物及软体动物制品）产品、20章（蔬菜、水果及植物其他制品）产品基本完全是产业间贸易，也说明我国在这两类产品方面依然保持很强的国际竞争力。22章（饮料、酒及醋）产品和19章（谷物、粮食粉、淀粉或乳制品）也以产业间贸易为主，但是这两类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呈现不断提高的趋势，说明产业内贸易程度在不断提高。
17章（糖及糖食）和24章（烟草及烟草代用品的制品）产品总体上则以产业内贸易为主。
（五）农产品纺织原料总体上已经由以产业内贸易为主变为以产业间贸易为主
该类产品的总体GL指数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其中51章（羊毛、动物细毛或粗毛、马毛纱线及其机织物）、52章（棉花）和53章（其他植物纺织纤维，纸纱线及其机织物）主要以产业内贸易为主，这三章产品的平均GL指数都在0.7以上。且51章和53章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水平有不断提高的趋势。而该类产品中的50章（蚕丝）产品则主要以产业间贸易为主。
表2：我国以产业内贸易为主的农产品列表
199219972003平均
产品种类GL指数产品种类GL指数产品种类GL指数产品种类GL指数
04章0.6104章0.5801章0.5302章0.53
10章0.9508章0.6702章0.9203章0.56
17章0.5810章0.8603章0.7204章0.72
24章0.6312章0.9404章0.7808章0.61
51章0.7117章0.8708章0.8010章0.58
52章0.8024章0.5617章0.9517章0.77
53章0.5351章0.7824章0.7724章0.56
52章0.9151章0.8851章0.76
53章0.7552章0.8652章0.86
53章0.9153章0.69
三、中国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的结构特征
2003年我国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指数超过0.9的是17章（糖及糖食），其次是02章（肉及食用杂碎）和53章（其他植物纺织纤维，纸纱线及其机织物）。GL指数超过0.8的有51章（羊毛、动物细毛或粗毛、马毛纱线及其机织物）、52章（棉花）和08章（食用水果及坚果;甜瓜或柑桔属水果）（表2）。平均来看GL指数较高的依次是52章（棉花）、17章（糖及糖食）、51章（羊毛、动物细毛或粗毛、马毛纱线及其机织物）和04章（乳品、蛋品与天然蜂蜜等）。综合来看我国活动物产品、水果类产品、谷物、糖类、烟草制品和纺织原料是以产业内贸易为主的农产品，可见土地密集型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中的部分“消费者导向产品”在我国农产品产业内贸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这种产业内贸易结构的出现应该与我国土地资源稀缺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着直接的关系。
四、结论与讨论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程度在逐年提高，且产业内贸易品种日益增多。农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指数总体上趋于上升说明中国农业总体上正在失去外贸竞争优势。但与此同时，在中国产业内贸易较发达的农产品上，中国与贸易伙伴国一样也享受到了产业内贸易的利益。另外，中国在农产品外贸优势有所下降的条件下，积极发展产业内贸易，对中国农业的发展也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可以通过产业内贸易学习贸易伙伴国在产业组织、技术进步和追求产品个性化方面的优点和长处，这一点尤其对中国农产品加工品的生产、促销等方面大有好处；另一方面，产业内贸易作为交易双方相互需求并相互满足的贸易，有利于中国与贸易方的相互依存与合作，有助于改善中国农产品对外贸易的外部环境。
在前面的分析中没有涉及到对农产品产业内贸易原因的讨论，通常认为规模经济、产品差异、需求多样化、季节差异等是导致产业内贸易的主要原因。但是农业与制造业显然有不同的产业特征，所以以制造业为分析基础的产业内贸易理论显然是不能完全地解释我国乃至世界上日益发达的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现象的，所以关于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的原因及决定因素是今后有待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参考文献
[1]BashirA.QasmiScottW.Fausti.NAFTAIntra-industryTradeinAgriculturalFoodProducts.Agribusiness,Vol.17(2)255–271(2001)
[2]DonP.ClarkandDeniseL.Stanley.DeterminantsofIntra-IndustryTradeBetweenDevelopingCountriesandtheUnitedStates.JournalofEconomicDevelopment.Volume24,Number2,December1999
[3]KishorSharma.Howimportantistheprocessedfoodinintra-industrytrade?TheAustralianExperience.JournalofEconomicStudies,Vol.29No.2,2002
[4]RoyJ.Ruffin.TheNatureandSignificanceofIntra-industryTrade.Economics＆FinancialReview,FourthQuarter1999.
[5]潘文卿90年代中国农业竞争优势变化及21世纪的抉择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动态总字45期
[6]保罗•克鲁格曼著，黄胜强译.克鲁格曼国际贸易新理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7]罗余才.我国农产品贸易中的产业内贸易.农村经济，2002（9）
[8]强永昌.产业内贸易论——国际贸易最新理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9]许统生.布兰德—克鲁格曼产业内贸易模型及扩展.世界经济，2000（7）
[10]苑涛.西方产业内贸易理论述评.经济评论，2003（1）
随着贸易自由化、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产业内贸易模式在发达国家已经成为主要的贸易形式,也日益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形式。发展中国家要真正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加快本国经济发展,参与产业内贸易是不可避免的趋势。
一、中国与巴西农产品贸易发展状况
自2001年底中国加入WTO后,中国农业对外开放程度大幅提高,中国农业与世界农业的关联程度发生重大变化。我国农产品贸易进出口额不断增长,贸易逆差也在不断增长。据农产品进出口年度总值表(2000―2008年),我国的农产品进出口总额、出口额以及进口额总体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但是进口额比出口额上升地更加迅速,使我国农产品贸易逆差不断扩大,而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农产品贸易逆差由2007年的40.8亿美元扩大到2008年的181.6亿美元。
在2008年我国农产品进口来源国总值排位表中,巴西排在美国之后成为我国农产品进口的第二大来源国。其进口额占2008年总进口额的14.98%,比2007年增加82.19%,增长的幅度非常大;而在2008年我国农产品出口消费国总值排位表前20位中,却根本没有巴西。我国的农产品主要出口国为日本、美国、香港、韩国等。可以看出我国与巴西农产品贸易逆差较大,而且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2009年5月,中国与巴西签署协议,同意取消对进口巴西鸡肉的限制,并允许更多的巴西牛肉进入中国市场,进一步促进了两国快速发展的贸易伙伴关系。2009年1―10月,中国已经超越美国成为了巴西最大的贸易伙伴,成为巴西的第一大出口目的国以及第二大进口来源国。
由此可见,中国与巴西的农产品贸易额巨大,而且在不断增长。如何在开放的环境中利用国外的优质资源,同时又能够提升中国农业自身的国际竞争力,是一个必须面对的、紧迫的课题。
二、中国与巴西农产品产业内贸易实证研究
1、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本文在农产品整体和分类两个层面上,利用格鲁贝尔―洛伊德(Grubel-Lloyd)指数、布吕哈特(Bruelhart)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以及汤姆和麦克杜威尔(Thom & McDowell)水平和垂直产业内贸易指数,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角度对中国和欧盟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和结构特征进行综合分析。
(1)格鲁贝尔―洛伊德指数。该指数由Grubel和Lloyd于1975年提出,用以测度产业内贸易水平。Grubel-Lloyd指数(简称GL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式中Bi表示第i类农产品在一定时期内的G-L产业内贸易指数;Xi和Mi分别代表第i类农产品的出口值和进口值;i为从1到4的整数,分别代表四大类农产品。Bi的取值范围是:0≤Bi≤1,当Bi=0时,即有Xi=0或Mi=0,表明该类农产品的全部贸易都为产业间贸易;Bi=1时,即有Xi=Mi,表明该类农产品的全部贸易都为产业内贸易。衡量全部农产品的G-L产业指数是:
式中B表示一定时期的农产品总体产业内贸易指数,?棕i为第i类农产品贸易权重,即(Xi+Mi)/(X+M),X和M分别是农产品出口总值和进口总值,其他式子含义同(1)式。B>0.5表明农产品贸易中的产业内贸易占优势,反之,则表明产业间贸易占优势。
(2)布吕哈特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为了解决格鲁贝尔和洛伊德的G-L指数不能解释产业内贸易动态变化的问题,布吕哈特于1994年提出了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其计算公式为:
式中Ai表示第i类农产品在一定时期内的Bruelhart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Xi和Mi表示两个时期之间第i类农产品的进出口贸易增量。与G-L指数一样,Ai产品指数也可以通过加权方法,计算某一产业的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
(3)汤姆和麦克杜威尔水平和垂直产业内贸易指数。1997年,汤姆和麦克杜威尔在布吕哈特Ai指数的基础上,提出了AW和Aj-AW指数,以分别衡量水平方向与垂直方向产业内贸易的状况。
其中水平方向产业内贸易指数为:
本文采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联合国统计署创立的贸易数据库(COMTRADE)。考虑到数据获取和处理的便利,本文将农产品统计范围界定为HS商品分类中第1―4 类(第1―24 章) 的所有商品。其中,第一类为活动物、动物产品(第1―5 章);第二类为植物产品(第6―14章);第三类为动植物油、脂及其分解制品,精制的食用油脂,动植物蜡(第15 章);第四类为食品,饮料、酒和醋,烟草及烟草代用品的制品(第16―24章)。
2、中国与巴西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指数测算结果及分析
在2004―2008年间,我国与巴西农产品贸易额不断上升,尤其在2008年,进出口贸易额上升的幅度达到87%。中国对巴西农产品的进口需求占到农产品贸易总额的96%以上,贸易逆差巨大。
(注:本表以及以下各表都是作者根据UNCOMTRADE数据库数据计算得出。)
(1)格鲁贝尔―洛伊德指数分析。其一,从农产品总体来看,两国间的G-L指数数值非常小,2004年G-L指数数值为0.03,2005―2008年有所上升,一直保持在0.07,远远小于0.5。表明在这一段时间内两国间的农产品贸易还是以产业间贸易为主,贸易结构呈现很强的互补性。
各类农产品贸易指数不是简单的加总,而是结合各类农产品的贸易权数,对整体的G-L指数做出计算,但是应该看到,第二类农产品――植物产品占了农产品贸易的很大的比重,农产品G-L指数整体走势基本与第二类产品的走势一致。
其二,从农产品分类的角度进行比较。第一类农产品――活动物、动物产品的G-L指数曲线变化比较大,从2004―2005年处于下降趋势,然后2006―2007年处于急剧上升的趋势,骤升到 2007年的0.88,然后又在2008年急剧下降,骤减到0.36。表明第一类产品的产业内贸易发展水平一度非常高,甚至取代了产业间贸易的主体地位。虽然中间有反复但是产业内贸易水平处于上升阶段,是未来发展的趋势。第二类农产品――植物产品的G-L曲线没有明显的上升下降趋势,基本变动不大。G-L指数数值比较小,在0.05左右,表明这类产品贸易模式还是以产业间贸易为主,以要素禀赋和技术差异为贸易产生原因。第三类农产品――动植物油脂及其分解制品,精制食用油脂,动植物蜡等的G-L曲线基本处于0的水平,说明这类产品基本上完全为产业间贸易。第四类农产品――食品,饮料、酒和醋,烟草和烟草的代用品制品的G-L曲线是下降――上升――下降――上升的趋势。其数值从2004年的0.12经过四年的发展,基本保持在0.2上下,总体上是上升的趋势。说明产业内贸易水平在不断上升。
(2)布吕哈特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分析。从农产品整体的角度进行比较,中国与巴西两国在2004―2008年的布吕哈特边际产业贸易指数在2004年达到0.119后,在随后的几年里都没有超过这个水平,说明两国在这一段时间的农产品贸易主要以产业间贸易为主。这与上面的G-L指数的数值说明的两国间贸易类型是产业间贸易形式相同。 但是不同的是,G-L显示的是:虽然产业间贸易现存水平不高,但是有缓慢上升的趋势;brulehart指数显示的是在2004年达到最高值后,急剧下降到2005年的0.014,并在随后的几年里缓慢上涨,直到2008年的0.083,这个数值远低于2004年的0.119。
从农产品分类的角度进行比较可得,第一类和第三类农产品的brulehart指数在这一段时期里基本上处于0的水平,而第二类农产品在2004―2005年度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一度达到0.481;第四类农产品在2007―2008年度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一度达到0.517,这都说明在这两个阶段、两类农产品的产业内贸易与产业间贸易构成基本持平。四类农产品整体说明我国与巴西间的农产品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不高,产业间贸易为主要的贸易形式。第二类产品的增长方式为整个农产品贸易方式的决定因素。
(3)汤姆和麦克杜威尔水平和垂直产业内贸易指数分析。在2004―2005年间,中巴两国农产品的边际总产业内贸易指数高达0.910,产业间贸易指数为0.09,说明在这一阶段,两国间的贸易形式主要是产业内贸易,其中垂直型产业内贸易指数为0.791,说明以技术差异为主要特征的垂直型产业内贸易为主要的贸易形式。
在2006―2008年间,边际总产业内贸易指数为0.094,边际产业间贸易指数为0.906,说明在这一阶段,两国间的农产品贸易以产业间贸易为主要的贸易形式,这与前面的G-L、Brulehart指数分析所得出的结论一致。
三、主要结论以及政策建议
1、主要结论
我国与巴西的的农产品贸易以我国进口为主,存在巨额的农产品贸易逆差,且贸易逆差有不断增长的趋势。
我国与巴西的农产品贸易的主要产品为第二类农产品――植物产品,在2004―2008年间占了总的农产品贸易额的70%～80%。它的贸易方式与增长方式是整个中巴农产品贸易方式的趋势。
从总体上来说,在研究阶段中国与巴西的农产品贸易形式以产业间贸易为主。只有在2004―2005年里,中国与巴西的农产品贸易主要为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形式。
2、政策建议
我国与巴西的农产品贸易增长迅速,巴西作为粮食大国正日益成为我国重要的贸易伙伴。一方面我们要充分利用两国自然资源的差异性,加强两国农业的合作与深化。中巴两国的农产品贸易结构有着特定的资源禀赋基础。巴西的农产品为土地密集型产品,而中国的农产品为劳动密集型产品,要充分利用两国农业生产与需求的互补性。另一方面,大力发展两国农产品的产业内贸易,并积极增加水平型产业内贸易。在各种贸易方式中,水平型产业内贸易的贸易利益是最大的。发展水平型产业内贸易,以求在贸易中面对的贸易调整成本最小,从而取得更大的贸易利益。
为了实现产业间贸易与产业内贸易的互补,在国际贸易中获得更多的利益分成,政府部门应该积极重视中国与巴西的农产品贸易,拓宽双边农产品贸易的基础,加强双方的贸易合作,减少不确定因素对双边贸易的影响。同时加大对农业的扶持力度,积极促进农业的结构调整、升级。企业要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深化加工的深度,提高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同时发挥好行业中介的沟通作用,增强整个行业的凝聚力,促进农产品贸易整体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王晶:我国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现状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08(1).
[2] 罗余才:我国农产品贸易中的产业内贸易[J].农村经济,2002(9).
[3] 陆文聪、梅燕:中国与欧盟农产品产业内贸易实证分析[J].2005(12).
[4] 孙学顺:巴西农业考察报告[J].河南农业,2007(1).
[5] 赫尔普曼、克鲁格曼:市场结构与对外贸易[M].上海三联书店,19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