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中、三中、四中全会和全国、全省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精神，以改善土壤环境质量为核心，以保障农产品质量和人居环境安全为目标，实施农用地分类管理和建设用地准入管理，抓好源头防范，注重风险管控，全面排查调查，有序治理修复，加强跟踪评估，强化监管执法，严格考核问责，健全长效机制，推进全县土壤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努力让人民群众“吃得放心、住得安心”，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有力保障。
二、年度工作目标
总体要求：全县土壤污染加重趋势得到初步遏制，土壤环境质量总体保持稳定，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得到基本保障，土壤环境风险得到基本管控。全县土壤环境监管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试点示范取得明显成效，“政府主导、市场驱动、企业主体、公众参与”的全县土壤污染防治体系进一步健全完善。
主要目标：到2020年底，土壤环境质量保持稳定，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得到保障，土壤环境风险得到管控。
三、主要工作任务
（一）深入贯彻落实《土壤污染防治法》和《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1.积极配合省市做好全国人大《土壤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准备。根据市上工作安排，做好执法检查相关工作准备。对照《土壤污染防治法》分解各条款部门职责，组织开展《土壤污染防治法》执法情况自查，梳理落实《土壤污染防治法》中的薄弱环节。（市生态环境局分局牵头，县发改局、县工信局、县财政局、县自然资源局、县住建局、县农业农村局、县林业和草原局等参与）
2.对标冲刺《土十条》各项目标任务。组织开展《土十条》和“十三五”终期考核自查评估，开展土壤污染防治“十四五”规划前期研究。全面梳理《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省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和《市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各项目标指标和工作任务，重点推进污染场地风险管控、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等工作，全力冲刺“十三五”土壤污染防治重点目标任务完成。落实生态环境部《关于按季度调度<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工作进展情况的通知》（环办土壤函〔2019〕751号）和市级安排，市生态环境局分局配合市上做好“土十条”实施进展季调度和报表报送工作。（市生态环境局分局牵头，县财政局、县自然资源局、县住建局、县农业农村局等参与）
（二）努力夯实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基础
3.继续做好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持续做好调查对象核实增补与基础信息调查质量提升工作，配合市上选取的代表性地块开展试点工作。2020年9月底前，配合市上完成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样品分析测试、数据上报、审核与入库。（市生态环境局分局牵头，县财政局、县自然资源局等参与，各乡镇、县西城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负责落实。以下均需各乡镇、县西城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负责落实，不再列出）
4.加强土壤环境监测能力建设。结合市上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和土壤污染状况详查结果，继续做好国控点位土壤环境质量监测，完成省控点位布设工作，建立覆盖县域内的土壤环境监测网络。加强数据共享，发挥土壤环境大数据在污染防治、城乡规划、土地利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市生态环境局分局牵头，县自然资源局、县农业农村局参与）
（三）加快推进农用地分类管理
5.完成耕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划分。贯彻落实《省耕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划分实施方案》（甘农科发〔2019〕3号），按照国家有关技术规范，在前期试点工作基础上，全面开展耕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划分工作。2020年底前将划定结果上报有关部门审定，数据上传全国土壤环境信息化管理平台。建立耕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分类清单，绘制耕地土壤环境类别划分结果图件，完成耕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划分技术报告。（县农业农村局牵头，县自然资源局、市生态环境局分局、县林业和草原局参与）
6.积极推进耕地安全利用和严格管控。对安全利用类耕地，以农艺措施为主，重点推广“低积累品种+水肥科学管理+酸碱调节”、“低积累品种+原位钝化（固化）”、“秸秆离田+深耕深翻+土壤调理剂施用”、“超积累植物与低积累作物轮作（间作）”等安全利用模式；对严格管控类耕地，以种植结构调整或退耕还林还草为主，重点采取调整种植结构、特定农产品禁止生产区划分、退耕还林还草、轮作休耕等风险管控措施。（县农业农村局牵头，县发改局、县自然资源局、市生态环境局分局、县林业和草原局参与）
7.加强优先保护类耕地建设管理。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向优先保护类耕地集中的地区倾斜，将符合条件的优先保护类耕地划为永久基本农田，实行严格保护，确保其面积不减少、土壤环境质量不下降，除法律规定的重点建设项目选址确实无法避让外，其他任何建设项目不得占用。在优先保护类耕地集中区域严格控制新建有色金属冶炼、石油加工、化工、焦化、电镀、制革、铅蓄电池等行业企业，防止对耕地造成污染。（县农业农村局、县自然资源局牵头，市生态环境局分局、县林业和草原局参与）
8.加强林地草地园地土壤环境管理。按照《农药管理条例》要求，严格控制林地、草地、园地的农药使用量，禁止使用高毒、高残留农药。完善生物农药、引诱剂管理制度，加大生物防治比例，减少农药使用量。优先将污染牧草地集中区域纳入禁牧休牧实施范围。全面开展林地、园地产出食用农（林）产品质量检测，发现超标的，要采取种植结构调整等措施。（县林业和草原局牵头，县农业农村局参与）
（四）严格实施建设用地准入管理
9.加强未利用地环境监管。按照科学有序原则开发利用未利用地，防止造成土壤污染。拟开发为农用地的，县政府要组织开展土壤环境质量状况评估；不符合相应标准的，不得种植食用农产品。要加强纳入耕地后备资源的未利用地保护，定期开展巡查。依法严查向河道、山区等非法排污、倾倒有毒有害物质的环境违法行为。加强对矿产资源开采活动影响区域内未利用地的环境监管，发现土壤污染问题的，要及时督促有关企业采取防治措施。（市生态环境局分局、县自然资源局牵头，县公安局、县水务局、县农业农村局、县林业和草原局参与）
（五）深入开展农业面源污染防治
10.推进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推动实施《省农业农村污染治理实施方案》，继续加强农村饮用水水源保护，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推动养殖生产清洁化和产业模式生态化，有效防控种植业污染，提升农业农村环境监管能力，加快解决农业农村突出环境问题，全面打好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县农业农村局、市生态环境局分局牵头）
11.合理使用农药化肥。制定《县2020年度化肥农药使用量零增长工作方案》，继续实施化肥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推进化肥农药减量增效，推行农作物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和绿色防控。继续实施粮食作物测土配方施肥，加大新肥料新技术研发及推广应用，推进秸秆养分还田，减少化肥用量。开展新型农药引进、筛选、试验、示范、推广，推荐适宜高效低风险农药新品种及配套使用技术，优化农药品种结构，降低化学农药使用风险。2020年，实现全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覆盖率达到95%以上，主要农作物化肥和农药使用量零增长，利用率达到40%。（县农业农村局牵头，县林业和草原局参与）
12.推进废旧农膜回收利用。继续贯彻《省废旧农膜回收利用条例》，严格农膜市场准入，大力宣传落实国家地膜质量新标准（GB13735-2017），指导农业生产者合理使用农膜。加强农膜市场执法监管，严厉打击违法生产和销售不符合国家标准农膜的行为。创建废旧地膜回收利用示范县，积极开展废旧农膜捡拾回收机械的研发和推广应用，开展全生物降解地膜、易回收地膜的示范推广，推进废旧农膜资源化利用。2020年，全县废旧农膜回收率达到85%以上，力争实现废旧农膜全面回收利用。（县农业农村局牵头，县发改局、县工信局、县公安局、县市场监管局等参与）
13.严控畜禽养殖污染。推动实施《省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工作方案》，充分考虑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草畜资源条件、土地对畜禽粪便消纳能力等，优化调整畜牧业生产布局，协调畜禽规模养殖和环境保护的关系。严格规范兽药、饲料添加剂的生产，促进科学使用。加强禁养区监督管理，禁止在禁养区内审批新建养殖场（小区）。新（改、扩）建标准化养殖场（小区、合作社）实施雨污分流、粪便污水资源化利用。2020年，力争全县畜禽养殖废弃物综合利用率达到75%以上。（县农业农村局、市生态环境局分局牵头，县发改局、县财政局等参与）
14.减少生活垃圾污染。坚持“集中处理为主、分散处理为辅、配套设施共享、城乡统筹治理”原则，建立政府、社区、企业和居民协调机制，通过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收集试点，综合循环利用，促进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继续推进非正规垃圾堆放点排查整治专项行动，对非正规垃圾堆放点进行全面排查整治。（县住建局牵头，县发改局、县农业农村局、市生态环境局分局、县水务局等参与）
（六）切实加强源头预防和监管
15.做好重点行业企业环境管理。更新2020年度土壤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名单，督促重点监管企业按照《土壤污染防治法》《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有关规定，落实“土壤和地下水环境现状调查、设施防渗漏管理、有毒有害物质地下储罐备案、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隐患排查、工矿企业自行监测、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企业拆除活动污染防控、企业退出土壤和地下水修复”等8项制度。同时，将重点监管企业相关土壤污染防治义务在排污许可证中载明，建立在产企业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预防机制。（市生态环境局分局牵头，县工信局参与）
16.强化重金属污染防治。推动落实《省涉重金属重点行业污染防控工作方案》，落实重点区域重金属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措施。进一步规范涉重金属重点行业建设项目环境准入，完善重点重金属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控制制度。推进涉重行业企业隐患排查和污染治理，严厉打击涉重环境违法行为；严格执行涉重金属相关行业准入条件，推行涉重金属重点工业行业清洁生产技术，鼓励企业采用先进适用生产技术和工艺，继续淘汰涉重金属重点行业落后产能。（市生态环境局分局牵头，县发改局参与）
17.做好涉镉污染源排查整治。按照“边查边治、以治为主”的原则，持续推进涉镉等重金属重点行业污染源排查整治，努力切断重金属污染物进入农产品的途径。（市生态环境局分局牵头，县工信局、县农业农村局、县粮食局参与）
18.规范工业废物处置过程。加强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引导有关企业采用先进适用加工工艺、集聚发展，集中建设和运营污染治理设施，防止污染土壤和地下水。继续落实国家清废行动有关要求，结合中央和省级环保督察等指出问题整改，进一步摸排工业固废堆存场所存在的问题，消化问题存量场所，巩固整治成效，建立长效机制，2020年底前完成工业固体废物堆存场所环境整治工作总结。（市生态环境局分局牵头，县发改局、县工信局参与）
19.严格土壤环境监管执法。将土壤污染防治作为环境监管执法的重要内容，严厉打击非法排放有毒有害污染物、违法违规存放危险化学品、非法运输危险化学品和危险废物及有毒有害物质、非法处置危险废物、不正常使用污染治理设施、监测数据弄虚作假等环境违法行为。（市生态环境局分局牵头，县工信局、县公安局、县自然资源局、县住建局、县农业农村局、县林业和草原局参与）
20.加强灌溉水水质管理。灌溉用水应符合农田灌溉水水质标准。加强农业灌溉用水水质监测，重点对黄灌区灌区水进行抽查监测。对农田、蔬菜基地、果园灌溉水水质超过《农田灌溉水水质标准》的，增加监督监测。（县水务局牵头，县农业农村局参与）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全县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组织领导，进一步建立健全统筹协调工作机制，发挥全县土壤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作用，定期召开联席工作会议，统筹推进落实省、市和我县土壤污染防治的决策部署，研究解决土壤污染防治工作重大事项。贯彻落实《省落实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情况考核评估办法》，完成2020年度实施情况自查评估。（市生态环境局分局牵头，县发改局、县科技局、县工信局、县自然资源局、县住建局、县水务局、县农业农村局、县林业和草原局等参与）
（二）定期开展工作调度。各牵头部门按照职责分工，积极推进工作任务开展；各乡镇人民政府按照本计划，制订本年度工作计划，落实责任分工，明确时间节点，完善保障措施，并分别于6月25日、12月25日前将辖区内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开展情况及证明资料反馈市生态环境局分局；市生态环境局分局要抓好统筹协调，对资料汇总整理，将年度工作完成情况报县政府和市上有关部门。（市生态环境局分局牵头，县发改局、县科技局、县工信局、县自然资源局、县住建局、县水务局、县农业农村局、县林业和草原局等参与）
（三）加大资金投入。各乡镇应按照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加大资金投入力度，确保土壤污染防治年度目标任务按期完成，支持重点行业企业土壤污染调查、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等工作。（县财政局牵头，县发改局、县工信局、县自然资源局、市生态环境局分局、县农业农村局、县水务局、县林业和草原局等参与）
预防为主：从源头上减少污染
“土壤污染具有累积性、不均匀性和长期存在性等特点，污染物在土壤中迁移、扩散和稀释速度极慢，土壤一旦污染，将是‘天长地久’。”环保部副部长赵英民的这段话包含一个道理：对于土壤污染，最急迫的任务就是预防和控制新的污染产生。
大面积的土壤修复治理是个世界性难题，其复杂性和投入远大于空气和水。土壤污染防治要在保护土壤的基础上，分类合理利用土地。
最紧要的工作之一，就是对于现在尚未被污染的“好土”，国家将实行优先保护，使这些未受污染的土壤能够保持良好状况。草案规定，在永久基本农田集中区域，不得新建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建设项目。禁止在居民区和学校、医院、疗养院、养老院等单位周边新建或者改扩建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建设项目。
我国的土壤污染是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长期累积形成的。人为原因主要包括：工矿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排放的废气、废水、废渣造成其周边土壤污染；农业生产活动中，污水灌溉，化肥、农药、农膜等农业投入品的不合理使用和畜禽养殖等，导致耕地土壤污染；生活垃圾、废旧家用电器、废旧电池、废旧灯管等随意丢弃，以及日常生活污水排放，造成土壤污染。
基于土壤污染的特点和我国土壤污染的主要来源，此次提请审议的草案单设“预防和保护”一章，对重点监管类的企业、矿产资源开发、生活垃圾和固废处置、农业面源污染等可能对土壤造成污染的，作出了相应规定。
比如在与食品安全关系最为密切的农田土壤污染方面，草案提出禁止在农用地排放重金属、有机污染物等含量超标的污水、污泥、清淤底泥、尾矿（渣）等；禁止在农用地施用重金属、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等有毒有害物质含量超标的畜禽粪便、污水、沼渣、沼液等。
风险管控：防止污染影响生活
“土壤污染以后，真正去治理修复是非常难的，投入的成本巨大。从国际经验来看，污染预防可能只花一块钱，风险管控可能要花十块钱，在末端去治理的时候要花一百块钱。”环保部土壤环境管理司司长邱启文说，坚持预防为主，最重要的就是实行风险管控。
风险管控正是此次土壤污染防治法草案坚持的一条原则，这也是“土十条”的要求之一。
邱启文说，土壤污染防治的核心是管控风险，要关注怎么切断暴露途径。他打比方说，切断暴露途径的道理和大家涂抹防晒霜防止紫外线损害是一样的，即一旦阻断隔绝暴露途径，人接触不到污染土壤，风险也就防控住了。
草案对农用地和建设用地的风险管控措施分别作出了规定。
对安全利用类耕地的风险管控措施包括进行农艺调控、替代N植等；对于污染更为严重的严格管控类农用地，要依法划定特定农产品禁止生产区，列入禁止生产区的农用地要采取轮作休耕、退耕还林还草、禁牧休牧等措施。
眼下，城市里面可开发利用的土地资源越来越紧张，一些地方正在把原有的工矿用地转为建设用地。但这些土地是否安全，能不能开发利用？ 邱启文说，对于建设用地来说，应采取有效的隔离阻断措施，切断土壤污染对人居环境的影响。
对于建设用地，草案规定，列入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的污染地块，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国土资源、规划、住房城乡建设等有关主管部门不得批准其作为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等用地。
污染担责：谁污染，谁治理
预防、管控，都是为了治病于未萌。而受污染的土壤，就像已经生病的人。但病人并不是完全“没救”了，还可以通过修复降低风险或危害，恢复成健康、可利用的土地。只是这一般需要大量的资金和较长的时间。
谁负责给“生病”的土壤治病？国家对土壤污染防治资金有哪些安排？
“土十条”提出，按照“谁污染，谁治理”原则，造成土壤污染的单位或个人要承担治理与修复的主体责任。
邱启文说，在土壤污染整治方面，并不主张盲目地“大治理、大修复”，而是重点针对拟开发建设居住、商业、学校、医疗和养老机构等项目的污染地块，有序开展治理和修复。这个思路汲取了国外几十年土壤治理修复的经验和教训。
环保历来是全国两会的热点话题，2017年两会提案涉及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等多类议题，其中不乏与环保法律法规相关的提案。如何以立法的手段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发展成为两会的热门话题之一。
推进土壤污染防治立法
“从国家层面制定土壤污染防治基本法，确立土壤污染防治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健全土壤污染防治管理体制，尽快形成顶层设计；划清土壤污染防治有关部门的权限和职责，在一个部门统一管理的基础上，建立议事协调机构，加强各部门之间的分工和协调，协同推进土壤污染防治，加快完善土壤环境保护标准体系。”今年两会上，有地方代表团建议道。
土壤污染防治事关人们舌尖上的安全，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土壤污染问题已经成为继大气污染、水污染之后引起全社会高度关注、急需解决的重大环境问题。从国务院有关部门进行的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结果来看，我国的土壤环境总体上形势严峻、不容乐观，部分地方污染严重。
长期以来，我国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基础相对薄弱，没有专门的单行法律，使得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缺乏有效监管的法律依据，这一问题亟待解决。“我国针对土壤污染防治的规定散见于环境污染防治、农业环境保护、自然资源保护等领域的法律法规中，缺乏系统性、针对性。‘土十条’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为土壤修复提供了政策性指引，然而其约束力有限，尚存在监督管理力度不够、相关部门职责不明确等现象。”业内专家指出道。
对此，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驻会副主任吕忠梅就曾3次领衔提交关于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法的议案。
此外，农工党拟提交全国政协提案：建议加快完善土壤污染防治基本法律制度，提出要首先强化“风险管控”立法理念，实现土壤污染防治立法从末端治理向全过程控制的转变。制定中的《土壤污染防治法》宜从国家发展战略高度，强化“风险管控”立法理念，在“源头预防”与“末端治理”两头发力，完善土壤保护制度的顶层设计，系统解决土壤污染防治问题。
针对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呼声，3月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向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提交工作报告表示，201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法。3月9日，环境保护部部长陈吉宁在两会期间的记者会上表示，环境保护部将继续配合开展大家都关心的土壤污染防治法起草工作。
“‘土十条’为立法提供了基础，而大气污染防治法和水污染防治法的相继修改，又为土壤污染防治立法提供了成功经验。”全国人大代表刘正军说，土壤污染防治立法时机已成熟，具备出台条件。
全国人大环资委法案室主任翟勇介绍：土壤污染防治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已经形成，目前正在整理相关意见。“这部法律仍然在制定过程中。”他表示，土壤污染防治法正按照计划有序推进，初步计划在2017年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环境保护部政策法规司有关负责人表示，2015年以来，全国人大环资委牵头成立了土壤立法专家组、工作组和协调组，制定了立法工作方案，组织召开土壤污染防治立法部门座谈会和专家座谈会，初步形成了征求意见稿草案。
事实上，随着土壤污染防治专门立法的启动，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的相关制度也将逐步完善。其立法过程中存在哪些争议较大且亟待解决的问题？
业内专家指出，关于土壤保护利用，除了土壤污染防治法外还有土地管理法，这使得“一个事情被人榉挚了”。这有点类似于“水法管水量，水污染防治法管水质”。在管理机构上，环保部门和其他部门也是各管一摊。
由于我国在土壤污染防治方面存在多头管理、权责不清的问题，不利于部门间各司其职、相互配合，因此在土壤污染防治立法过程中，应考虑划清有关部门的权限和职责。有代表建议，在坚持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土壤污染防治实施统一监管的前提下，要明确和强调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在农产品产地土壤污染防治工作中的作用。
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所长秦天宝认为：我国污染场地的治理修复仍然要坚持“污染者负担”的原则。对于历史遗留污染场地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于能够找到污染者的还是应当要求污染者承担责任，对于因改制或企业破产关闭等原因无法确定污染者的，可以考虑根据“受益者负担”的原则，由现有的土地使用权人进行修复。
设立专门的环境警察
“环保部门在执法过程中处于比较弱势的地位，建议修改现行的《人民警察法》或相关法律，增加对环境警察的规定，加强对环境污染的刑事打击。”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朱列玉提出：“设立环境警察加强对环境污染行为刑事打击”。
业内专家指出，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对环境污染行为主要以民事和行政责任为主，刑事责任为辅。相对刑事责任来说，民事与行政责任执法效力比较薄弱，而对污染环境行为的行政处罚居多，刑事处罚甚少，导致对污染者形成不了大的威慑力。
相比过去，随着对环境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不断加大，环境污染案件“入刑”也不是一件“新鲜事儿”了。但是在基层的环境执法过程中不难发现，由于环境管理部门与司法部门在调查取证方面的程序、认定结果等存在不同，导致在两部门案件移交和衔接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
“由于在权职设置方面，法律只赋予了环保部门间接强制权，所以导致其存在一定的被动性，致使执法力度偏弱，执法效率偏低。”朱列玉表示：建立环境警察制度，使得环境保护部门能够获得直接强制执行权，在执法过程中就不会处于被动地位。朱列玉提出，增加环境警察的规定，首先要从法律上使环境警察在执法过程中能够做到有法可依。
“设立环境警察并不是单单将目前的公安干警抽调出来执行环境违法案件的查处任务。因为在实际工作中，公安机关既要肩负起打击违法犯罪行为重任，又要承担起环境保护职能，往往导致案件堆积，不能及时处理。同时环境污染具有复杂性、潜伏性、长期性和隐蔽性等特征，导致污染环境的犯罪案件证据采集困难，影响了环境犯罪的发现及案件移送。”
有鉴于此，近年来全国两会上，代表委员们对于设立专门的环境警察的呼声并不在少数。其根本目的，是对环境违法行为形成更大的威慑，加大执法和处罚力度。
陈吉宁在3月9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新闻中心举行的记者会上指出，通过配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问题若干问题的解释》，联合公安部、高检制定实施《环境保护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过去行政执法采用的很多证据跟刑事证据接不上，很难把它作为刑事案件来处理的环境相关案件得到落实。
陈吉宁表示：通过这些工作，去年全国移送涉嫌环境污染犯罪案件共6064件，比2015年增长37%。另外，环保部还联合公安部组织开展全国打击涉危险废物的违法犯罪专项行动，共检查涉危险废物单位46397家，立案查处1539件，移送公安部门330件。
事实上，打击环境违法行为的力度不断加大，相关法律法规也正在不断完善，在基层执法过程中，过去对于环境污染行为“没有办法”的局面也正在改变。与此同时，部分地区对于“环保警察”的制度先行先试，取得显著的成效，也提供了可贵的探索经验。
“拳头硬了。”汕头市公安局环境保护侦查大队负责人蔡炜说：“环保警察具有刑事执法权，现场查处时可采取强制扣押等手段，对犯罪嫌疑人可采取刑事拘留等措施。这一招，对环境违法分子震慑力极大。”环保部门属于行政执法机关，只有行政执法权，在执法中经常遭遇企业耍无赖不配合调查，有的甚至暴力抗法、毁灭证据。
“行动快了。”广东佛山市环保局环境监察分局局长陈振华表示，以前一个环境犯罪案件从环保部门取样、到上报省级环保部门鉴定、再到移交公安部门大约要30天，容易造成犯罪嫌疑人逃匿或者销毁证据。如今，进入案发现场后，环保部门负责污染物采样，环保警察则控制嫌疑人，双方联合进行现场勘验取证。
“目前，设立‘环境警察’，是各地自发进行的。作为一项环境监管体制的重大改革创新，在已有多地探索实践的基础上，国家有关部门应对此进行广泛深入的调研，总结成熟的经验，从国家层面进行。”业内专家指出道。
若没有立法保障，最终只能是权宜之计，难以持久发挥作用。若作为一项长期实行的制度，则需要通过修改《人民警察法》，对人民警察在环境保护上的基本职责等有关问题予以明确，以保障环境警察在具体执法过程中有法可依、依法办事。
以法律制度厘清环保责任
“环境问题并不是单纯依靠环保部门就能解决的问题。当前，环境质量的改善幅度不能满足公众的期待，污染问题一旦曝光，环保工作人员经常被问责甚至免职。面对严峻的环境形势，地方党委政府责任不可推卸；环保部门责任重，压力大，承担了很多本不应由他们承担的责任和职责。”吕忠梅表示。
正如代表所言，环境保护工作涉及到产业政策调整、落后生产工艺和产能淘汰，也涉及道路扬尘、机动车尾气等诸多方面。这些责任环保部门独家承担显然难以胜任。
将党政“一把手”的治水任“抗在肩上”，落实属地管理，建立长效机制，河长制正在全面推进；全面实施网格化监管，基层环保责任正在落实……但是，出现环境问题环保部门第一时间被问责的情况仍然时有发生。
“就目前的法律和行政法规而言，环保部门和相关职能部门的责任划分并不十分明确。虽然在《环境保护法》中强调‘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本行政区域的环境质量负责’，但却比较概括。”全国人大代表吴青提出道。
因此，在今年两会上，有不少代表提出：如果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需要从法律法规和制度的制定入手。明确权利与义务，各级环保部门有必要根据法律、法规规定，对属于本级环保部门法定义务的内容制作权力清单，向社会公开。
“要明确细化相关部门环保职责，并督促其切实履行。落实环保责任，需对环境保护部门和相关职能部门应承担的环境管理责任以及未履行或未正确履行相关环境保护责任应进行的责任追究制定具体的实施细则或办法。”吴青表示。
（一）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取得初步成效。高度重视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环境保护工作的决策和部署，不断加大工作力度，在开展土壤基础调查、完善相关制度规范、强化污染源监管、提升土壤污染防治科技支撑能力、组织污染土壤修复与综合治理试点示范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和有益实践，取得了初步成效。
（二）土壤环境面临严峻形势。目前，我国土壤污染的总体形势不容乐观，部分地区土壤污染严重，在重污染企业或工业密集区、工矿开采区及周边地区、城市和城郊地区出现了土壤重污染区和高风险区；土壤污染类型多样，呈现出新老污染物并存、无机有机复合污染的局面；土壤污染途径多，原因复杂，控制难度大；土壤环境监督管理体系不健全，土壤污染防治投入不足，全社会土壤污染防治的意识不强；由土壤污染引发的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和逐年增多，成为影响群众身体健康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三）加强土壤污染防治意义重大。土壤是构成生态系统的基本环境要素，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加强土壤污染防治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举措，是构建国家生态安全体系的重要部分，是实现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重要保障，是新时期环保工作的重要内容。各级环保部门要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进一步增强紧迫感、责任感和使命感，把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摆上更加重要和突出的位置，统筹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切实解决突出的土壤环境问题。
二、明确土壤污染防治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主要目标
（四）指导思想。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改善土壤环境质量、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和建设良好人居环境为总体目标，以农用土壤环境保护和污染场地环境保护监管为重点，建立健全土壤污染防治法律法规，落实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机构和人员，增强科技支撑能力，拓宽资金投入渠道，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夯实工作基础，提升管理水平，切实解决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土壤环境问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环境保障。
（五）基本原则。
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土壤污染治理难度大、成本高、周期长，因此，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必须坚持预防为主；要认真总结国内外土壤污染防治经验教训，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措施，实行防治结合。
统筹规划，重点突破。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法律法规、监管能力、科技支撑、资金投入和宣传教育等各个方面，要统筹规划，全面部署，分步实施。重点开展农用土壤和污染场地土壤的环境保护监督管理。
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结合各地实际，按照土壤环境现状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采取不同的土壤污染防治对策和措施。农村地区要以基本农田、重要农产品产地特别是“菜篮子”基地为监管重点；城市地区要根据城镇建设和土地利用的有关规划，以规划调整为非工业用途的工业遗留遗弃污染场地土壤为监管重点。
政府主导，公众参与。土壤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公共资源，关系到农产品质量安全和群众健康。防治土壤污染是各级政府的责任。各级环保部门要在同级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下，认真履行综合管理和监督执法职责，积极协调国土、规划、建设、农业和财政等部门，共同做好土壤污染防治工作。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支持土壤污染防治。
（六）主要目标。
到20*年，全面完成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基本摸清全国土壤环境质量状况；初步建立土壤环境监测网络；编制完成国家和地方土壤污染防治规划，初步构建土壤污染防治的政策法律法规等管理体系框架；编制完成土壤环境安全教育行动计划并开始实施，公众土壤污染防治意识有所提高。
到20*年，基本建立土壤污染防治监督管理体系，出台一批有关土壤污染防治的政策法律法规，土壤污染防治标准体系进一步完善；建立土壤污染事故应急预案，土壤环境监测网络进一步完善；土壤环境保护监管能力明显增强，公众土壤污染防治意识显著提高；土壤污染防治规划全面实施，土壤污染防治科学研究深入开展，污染土壤修复与综合治理示范项目取得明显成效。
三、突出土壤污染防治的重点领域
（七）农用土壤环境保护监督管理。以基本农田、重要农产品产地特别是“菜篮子”基地为监管重点，开展农用土壤环境监测、评估与安全性划分。加强影响土壤环境的重点污染源监管，严格控制主要粮食产地和蔬菜基地的污水灌溉，强化对农药、化肥及其废弃包装物，以及农膜使用的环境管理。对污染严重难以修复的耕地提出调整用途的意见，严格执行耕地保护制度。积极引导和推动生态农业、有机农业，规范有机食品发展，组织开展有机食品生产示范县建设，预防和控制农业生产活动对土壤环境的污染。
（八）污染场地土壤环境保护监督管理。结合重点区域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对污染场地特别是城市工业遗留、遗弃污染场地土壤进行系统调查，掌握原厂址及其周边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物种类、污染范围和污染程度，建立污染场地土壤档案和信息管理系统。
建立污染土壤风险评估和污染土壤修复制度。对污染企业搬迁后的厂址和其他可能受到污染的土地进行开发利用的，环保部门应督促有关责任单位或个人开展污染土壤风险评估，明确修复和治理的责任主体和技术要求，监督污染场地土壤治理和修复，降低土地再利用特别是改为居住用地对人体健康影响的风险。
对遗留污染物造成的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等环境问题，由原生产经营单位负责治理并恢复土壤使用功能。加强对化工、电镀、油料存储等重点行业、企业的监督检查，发现土壤污染问题，要及时进行处理。区域性或集中式工业用地拟规划改变其用途的，所在地环保部门要督促有关单位对污染场地进行风险评估，并将风险评估的结论作为规划环评的重要依据。同时，要积极推动有关部门依法开展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并按规定程序组织审查规划环评文件；对未依法开展规划环评的区域，环保部门依法不得批准该区域内新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按照“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被污染的土壤或者地下水，由造成污染的单位和个人负责修复和治理。造成污染的单位因改制或者合并、分立而发生变更的，其所承担的修复和治理责任，依法由变更后承继其债权、债务的单位承担。变更前有关当事人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是不得免除当事人的污染防治责任。造成污染的单位已经终止，或者由于历史等原因确实不能确定造成污染的单位或者个人的，被污染的土壤或者地下水，由有关人民政府依法负责修复和治理；该单位享有的土地使用权依法转让的，由土地使用权受让人负责修复和治理。有关当事人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是不得免除当事人的污染防治责任。
四、强化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措施
（九）搞好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各级环保部门要按照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的统一部署，加强沟通协调，有效整合资源，强化质量管理，落实配套资金，确保调查的进度和质量；在搞好调查成果集成的基础上，组织对调查成果的开发利用，服务于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同时，要严格执行国家有关保密的规定，做好数据、文件、资料、报告的信息安全和保密工作，确保万无一失。
（十）建立健全土壤污染防治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抓紧研究、制定有关土壤污染防治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加快制定污染场地土壤环境保护监督管理办法，并组织好实施。组织制修订有关土壤环境质量、污染土壤修复、污染场地判别、土壤环境监测方法等标准，不断完善土壤环境保护标准体系。鼓励地方因地制宜，积极探索制定切实可行的土壤污染防治地方性法规、标准和政策措施。（十一）加强土壤环境监管能力建设。把土壤环境质量监测纳入先进的环境监测预警体系建设，制定土壤环境监测计划并组织落实。进一步加大投入，不断提高环境监测能力，逐步建立和完善国家、省、市三级土壤环境监测网络，定期公布全国和区域土壤环境质量状况。加强土壤环境保护队伍建设，加大培训力度，培养和引进一批专门人才。制定土壤污染事故应急处理处置预案。编制国家和省级土壤污染防治专项规划，并组织实施。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规划应包括土壤污染防治的内容，并提出具体的目标、任务和措施。
（十二）开展污染土壤修复与综合治理试点示范。根据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结果，组织有关部门和科研单位，筛选污染土壤修复实用技术，加强污染土壤修复技术集成，选择有代表性的污灌区农田和污染场地，开展污染土壤治理与修复试点。重点支持一批部级重点治理与修复示范工程，为在更大范围内修复土壤污染提供示范、积累经验。
（一）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取得初步成效。高度重视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环境保护工作的决策和部署，不断加大工作力度，在开展土壤基础调查、完善相关制度规范、强化污染源监管、提升土壤污染防治科技支撑能力、组织污染土壤修复与综合治理试点示范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和有益实践，取得了初步成效。
（二）土壤环境面临严峻形势。目前，我国土壤污染的总体形势不容乐观，部分地区土壤污染严重，在重污染企业或工业密集区、工矿开采区及周边地区、城市和城郊地区出现了土壤重污染区和高风险区；土壤污染类型多样，呈现出新老污染物并存、无机有机复合污染的局面；土壤污染途径多，原因复杂，控制难度大；土壤环境监督管理体系不健全，土壤污染防治投入不足，全社会土壤污染防治的意识不强；由土壤污染引发的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和逐年增多，成为影响群众身体健康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三）加强土壤污染防治意义重大。土壤是构成生态系统的基本环境要素，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加强土壤污染防治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举措，是构建国家生态安全体系的重要部分，是实现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重要保障，是新时期环保工作的重要内容。各级环保部门要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进一步增强紧迫感、责任感和使命感，把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摆上更加重要和突出的位置，统筹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切实解决突出的土壤环境问题。
二、明确土壤污染防治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主要目标
（四）指导思想。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改善土壤环境质量、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和建设良好人居环境为总体目标，以农用土壤环境保护和污染场地环境保护监管为重点，建立健全土壤污染防治法律法规，落实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机构和人员，增强科技支撑能力，拓宽资金投入渠道，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夯实工作基础，提升管理水平，切实解决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土壤环境问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环境保障。
（五）基本原则。
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土壤污染治理难度大、成本高、周期长，因此，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必须坚持预防为主；要认真总结国内外土壤污染防治经验教训，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措施，实行防治结合。
统筹规划，重点突破。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法律法规、监管能力、科技支撑、资金投入和宣传教育等各个方面，要统筹规划，全面部署，分步实施。重点开展农用土壤和污染场地土壤的环境保护监督管理。
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结合各地实际，按照土壤环境现状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采取不同的土壤污染防治对策和措施。农村地区要以基本农田、重要农产品产地特别是“菜篮子”基地为监管重点；城市地区要根据城镇建设和土地利用的有关规划，以规划调整为非工业用途的工业遗留遗弃污染场地土壤为监管重点。
政府主导，公众参与。土壤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公共资源，关系到农产品质量安全和群众健康。防治土壤污染是各级政府的责任。各级环保部门要在同级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下，认真履行综合管理和监督执法职责，积极协调国土、规划、建设、农业和财政等部门，共同做好土壤污染防治工作。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支持土壤污染防治。
（六）主要目标。
到20*年，全面完成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基本摸清全国土壤环境质量状况；初步建立土壤环境监测网络；编制完成国家和地方土壤污染防治规划，初步构建土壤污染防治的政策法律法规等管理体系框架；编制完成土壤环境安全教育行动计划并开始实施，公众土壤污染防治意识有所提高。
到20*年，基本建立土壤污染防治监督管理体系，出台一批有关土壤污染防治的政策法律法规，土壤污染防治标准体系进一步完善；建立土壤污染事故应急预案，土壤环境监测网络进一步完善；土壤环境保护监管能力明显增强，公众土壤污染防治意识显著提高；土壤污染防治规划全面实施，土壤污染防治科学研究深入开展，污染土壤修复与综合治理示范项目取得明显成效。
三、突出土壤污染防治的重点领域
（七）农用土壤环境保护监督管理。以基本农田、重要农产品产地特别是“菜篮子”基地为监管重点，开展农用土壤环境监测、评估与安全性划分。加强影响土壤环境的重点污染源监管，严格控制主要粮食产地和蔬菜基地的污水灌溉，强化对农药、化肥及其废弃包装物，以及农膜使用的环境管理。对污染严重难以修复的耕地提出调整用途的意见，严格执行耕地保护制度。积极引导和推动生态农业、有机农业，规范有机食品发展，组织开展有机食品生产示范县建设，预防和控制农业生产活动对土壤环境的污染。
（八）污染场地土壤环境保护监督管理。结合重点区域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对污染场地特别是城市工业遗留、遗弃污染场地土壤进行系统调查，掌握原厂址及其周边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物种类、污染范围和污染程度，建立污染场地土壤档案和信息管理系统。
建立污染土壤风险评估和污染土壤修复制度。对污染企业搬迁后的厂址和其他可能受到污染的土地进行开发利用的，环保部门应督促有关责任单位或个人开展污染土壤风险评估，明确修复和治理的责任主体和技术要求，监督污染场地土壤治理和修复，降低土地再利用特别是改为居住用地对人体健康影响的风险。
对遗留污染物造成的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等环境问题，由原生产经营单位负责治理并恢复土壤使用功能。加强对化工、电镀、油料存储等重点行业、企业的监督检查，发现土壤污染问题，要及时进行处理。区域性或集中式工业用地拟规划改变其用途的，所在地环保部门要督促有关单位对污染场地进行风险评估，并将风险评估的结论作为规划环评的重要依据。同时，要积极推动有关部门依法开展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并按规定程序组织审查规划环评文件；对未依法开展规划环评的区域，环保部门依法不得批准该区域内新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按照“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被污染的土壤或者地下水，由造成污染的单位和个人负责修复和治理。
造成污染的单位因改制或者合并、分立而发生变更的，其所承担的修复和治理责任，依法由变更后承继其债权、债务的单位承担。变更前有关当事人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是不得免除当事人的污染防治责任。
造成污染的单位已经终止，或者由于历史等原因确实不能确定造成污染的单位或者个人的，被污染的土壤或者地下水，由有关人民政府依法负责修复和治理；该单位享有的土地使用权依法转让的，由土地使用权受让人负责修复和治理。有关当事人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是不得免除当事人的污染防治责任。
四、强化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措施
（九）搞好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各级环保部门要按照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的统一部署，加强沟通协调，有效整合资源，强化质量管理，落实配套资金，确保调查的进度和质量；在搞好调查成果集成的基础上，组织对调查成果的开发利用，服务于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同时，要严格执行国家有关保密的规定，做好数据、文件、资料、报告的信息安全和保密工作，确保万无一失。
（十）建立健全土壤污染防治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抓紧研究、制定有关土壤污染防治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加快制定污染场地土壤环境保护监督管理办法，并组织好实施。组织制修订有关土壤环境质量、污染土壤修复、污染场地判别、土壤环境监测方法等标准，不断完善土壤环境保护标准体系。鼓励地方因地制宜，积极探索制定切实可行的土壤污染防治地方性法规、标准和政策措施。
（十一）加强土壤环境监管能力建设。把土壤环境质量监测纳入先进的环境监测预警体系建设，制定土壤环境监测计划并组织落实。进一步加大投入，不断提高环境监测能力，逐步建立和完善国家、省、市三级土壤环境监测网络，定期公布全国和区域土壤环境质量状况。加强土壤环境保护队伍建设，加大培训力度，培养和引进一批专门人才。制定土壤污染事故应急处理处置预案。编制国家和省级土壤污染防治专项规划，并组织实施。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规划应包括土壤污染防治的内容，并提出具体的目标、任务和措施。
（十二）开展污染土壤修复与综合治理试点示范。根据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结果，组织有关部门和科研单位，筛选污染土壤修复实用技术，加强污染土壤修复技术集成，选择有代表性的污灌区农田和污染场地，开展污染土壤治理与修复试点。重点支持一批部级重点治理与修复示范工程，为在更大范围内修复土壤污染提供示范、积累经验。
一、中国土壤污染的基本情况
近些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的土壤污染问题凸显出来。据有关研究资料统计，中国目前的土壤污染情况日趋严重，不容忽视。具体表现为：
中国全国范围内已受到不同程度污染的耕地达上亿亩，其中包括重金属污染，污水灌溉引起的耕地污染和因堆存固体废弃物所导致的耕地占用和毁坏。耕地污染主要集中在中国东部的经济发达地区，特别是大中城市郊区的蔬菜种植基地、大中型工矿企业周边的农产品产地和农业集约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主要污染物包括重金属有毒有害物、农药、抗生素等。
城市土壤污染问题亦不乐观。中国部分大中城市的土壤不同程度地受到重金属（如铅、铜、锌、镉等）、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如多环芳烃、多氯联苯等）和挥发性有机污染物（如石油烃、溶剂、助剂等）的污染。城市工业企业（包括已搬迁或遗弃的工业企业场地）及其周边土壤的污染情况比较普遍。城市的土壤污染已经对城市地下水质量、空气质量和人体健康形成了极大的威胁。
中国的矿区土壤污染面积也已达数百万公顷，其中，受采矿污染的土壤面积占到五分之二。此外，矿产资源的冶炼和加工所造成的土地破坏和土壤污染同样相当严重。
总之，中国目前的土壤污染问题日趋严重，归纳起来，表现为四个方面：
（一）土壤污染面积不断增加，且未得到有效控制；
（二）土壤污染类型呈多样化，既有重金属、农药、抗生素等污染，又有放射性、病原菌等污染类型；
（三）土壤污染负荷加大。由于重金属和难降解的有机污染物在土壤中能长期累积，致使中国局部地区的土壤污染负荷不断增大；
（四）不仅部分农用耕地的土壤受到污染，而且，城市和矿山土壤污染问题呈发展之势。
二、土壤污染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危害
土壤污染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危害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严重影响耕地质量，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据初步统计估算，中国每年因重金属污染而减产粮食达千万吨，受重金属污染的粮食每年也达千万吨，经济损失极大，达数亿元人民币之巨，并且，有些稻谷不能食用。另外，由于长期过量使用化肥、农药、农膜以及引污灌溉，使得污染物在土壤中大量残留，致使土壤肥力下降，影响作物生长，造成农作物减产和质量下降。
（二）影响食品安全，威胁人体健康。
耕地污染导致中国农产品品质严重下降，一些城市近郊耕地生产出来的粮食、蔬菜、水果等农产品中污染物的含量或者超标，或者接近临界值。土壤污染造成有害物质在农作物中积累，并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引发各种疾病，危害人体健康，并可能祸及几代人。
（三）影响农产品的出口，降低中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近些年来，国际市场对中国出口农产品的品质、质量、卫生、安全等技术要求愈来愈严格，技术壁垒愈来愈高。中国的农产品出口，在正常的情况下，本身就承受着国际市场高要求的巨大压力，而土壤污染，使得中国农业和农产品出口将面临更大的压力，不可避免地影响中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
（四）威胁国家的生态安全。
严重的土壤污染，不仅直接影响土壤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而且，受污染的土壤向周围环境输出或释放的物质和能量，又可引起大气和水污染，致使生物种群结构发生改变、生物多样性减少、土壤生产力下降，加剧土地资源的短缺，进而最终对国家生态安全构成威胁。
三、中国政府关注土壤安全
中国目前的土壤污染问题，已经引起中国政府及中国高层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中国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明确要求政府把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提上政府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开展土壤污染防治活动。
2006年，中国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土壤污染防治活动全面展开。其显著标志是，中国政府拨出第一批巨额资金，在全国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活动，以弄清中国当前土壤污染的现状，为制定土壤污染防治对策，其中包括制定相关的政策、法律、法规和提出污染土壤的整治或修复的技术要求或技术标准作好准备。
为了搞好全国性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中国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设立了专门的“全国土壤污染调查工作办公室”，领导和指导全国的土壤污染调查工作。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环境保护部门亦成立了相应的专门机构，组织开展本辖区的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
目前，中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及其评价工作正在中国全国范围内展开。
四、中国着手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相关研究
中国进行土壤污染普查的目的，是为了对全国土壤污染的实际情况做到心中有数，从而采取相应的应对之策。无疑，立法是其重要对策之一。就在中国全国开展全国性土壤污染调查工作的同时，中国的立法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有关机构和中国政府的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开始着手组织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相关研究工作。其中，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环境资源委员会与有关国际组织合作，聘请了部分外国和中国的法学专家（主要是环境法学方面的专家）和土壤科学方面的专家，着手进行中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相关研究。而中国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亦委托中国高等学校的专门环境法研究机构，同时开展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相关研究工作。
目前，研究工作进展顺利。接受委托的中、外专家或研究机构主要研究了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中国的土壤环境质量状况以及土壤污染的总体状况（以现有研究成果为基本资料）；
（二）考量中国现行的土壤污染防治立法情况，并对其能力进行评价；
（三）收集、分析和研究国外及国际社会土壤污染防治方面的法文件，以期获得某些启发或借鉴；
（四）根据中国的国情和土壤污染的具体情况，分析中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基本需求。
至今，中国已经举办了数次关于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中、小型研讨会，与会的既有中国环境法学界的专家，也有中国政府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的官员。2007年8月，在中国兰州举办了一次大型的“中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国际研讨会”，参加会议的学者分别来自中国、日本、澳大利亚、比利时、新加坡等国家。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环境资源委员会、中国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亚洲开发银行的代表及中国近30所高等学校和专门科研机构的学者参加了研讨会。会议收到学术论文50多篇，15位学者在研讨会上作了专题发言。
五、中国学者关于中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问题的基本思考
中国的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工作，现处于前期专家研究阶段，还未正式列入中国国家立法机关的立法规划。目前，中国正在制定新一轮的国家立法规划。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环境资源委员会已建议将土壤污染防治法列入新的立法规划。
中国学者对中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问题，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意见或建议：
（一）关于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必要性。
学者们一致主张中国必须进行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其主要理由有四：
1．中国土壤污染形势严重，且呈发展之势（参阅本文一、二部分），亟需通过立法予以遏制；
2．中国现有土壤污染防治的法律规定不能满足中国现实土壤污染防治的客观需要，具体理由为，一是中国至今没有一部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方面的法律或法规；二是中国现行立法中虽然有一些关于土壤污染防治方面的规定，但散见于数十部法律之中，分散且不系统、缺乏针对性、可操作性不强，并且明显滞后，不能适合现今中国土壤污染防治的实际需要；
3．进行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可以提高国人的土壤污染防治意识，引起人们对土壤污染防治的重视，自觉地遵守和执行法律关于土壤污染防治的规定；
4．为中国的土壤污染防治活动提供规则和保障。
（二）关于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实际可行性。
学者们认为，中国进行专门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具体体现在四个方面：
1．中国已有多年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实践，这是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极好基础。任何立法都离不开具体的社会实践活动，都是对社会实践活动中形成的规则或经验的总结。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已有的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实践，是中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不可缺少的条件。
2．中国在土壤污染防治立法方面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前面说过，中国在土壤污染防治立法方面并非完全空白，而是在现行法律中已有一些规定，只不过这些规定比较分散、不系统、缺乏针对性、不便操作罢了。但它们毕竟是有关土壤污染防治的规定。那么，先前立法者在制定这些规定时的思考过程，经验教训，都是现在可以用来作为参考或借鉴的。
3．有可资参考或借鉴的国外或国际社会制定的土壤污染防治法文件的存在。根据我们的研究，国外的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大概始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九十年代后进入活跃期。目前美国、英国、加拿大、德国、日本、荷兰、格鲁吉亚、俄罗斯、韩国、比利时、意大利以及中国的台湾地区均已制定和颁布了土壤污染防治方面的专门性法律或法规。这些法律、法规可以作为中国土壤污染立法的重要参考。
4．有国家对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工作的重视。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环境资源委员会从1994年起开始关注土壤污染防治立法问题。本届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环境资源委员会已经提出了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法》的建议。中国国务院于2005年12月明确提出要抓紧拟订有关土壤污染防治方面的法律、法规草案。中国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已将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法》列入由其主持制定的《“十一五”全国环境保护法规建设规划》。这些都是中国着手进行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良好支撑条件。
（三）关于土壤污染立法的具体建议方案
中国的土壤污染防治立法，有两种方案选择：其一，修改现行有关法律中关于土壤污染防治的规定，并适当增加一些新的内容；其二，制定一部新的专门性法律。中国学者建议采第二种方案。
不采用第一种方案的主要理由为：
1．修改中国现行相关法律、法律，以满足土壤污染防治的需要，不具有实际可行性。因为，所涉法律、法规太多，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完成，“远水解不了近渴”。
2．仅以适合土壤污染防治的需要为由而提议对中国现行多部法律、法规进行修改，客观上难以得到中国立法机关的支持，不易被列入其立法规划。
3．修改中国现行相关法律、法规，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土壤污染防治立法所要解决的问题。中国目前缺失的是土壤污染防治方面的基本法律制度或者主要法律制度，而这一问题是很难通过修改现行相关法律、法规来解决的。修改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只能满足土壤污染防治某些方面的需要，不能满足其全部需要。
4．从立法成本的角度来看，亦不合算。相关的法律、法规较多，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财力，且耗时太长。
基于上述主要理由，中国的专家、学者们力主中国制定一部新的专门性法律。具体建议为：
关于法的表现形式，建议以“法律”为其法文件形式。由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作为中国的一部一般性法律。
关于该部法律的名称，建议定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
关于该部法律的作用，建议将其定位于中国土壤污染领域里的“基本法”或者“牵头法”，意指土壤污染防治领域里最重要或最主要的法律。
六、中国学者关于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的具体思路
（一）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防治土壤污染、保障土壤安全为直接目的，以保护人体健康、保障土壤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为基本目的，以追求人与土壤的和谐为最终目标，以土壤生态综合管理为基本理念，以土壤污染的预防和整治相结合为基本出发点，以规范受污染土壤的修复或整治为侧重点，以中国国内现行土壤污染防治法律规范为基础，以国际社会、国外有关国家及中国台湾地区有关土壤污染防治立法为参考或借鉴，制定一部适合中国土壤污染防治具体需要的专门的法律。
（二）该部法律应当是对中国多年在土壤污染防治活动中所采取的政策、措施、办法和其他管理经验或教训的总结。其中，被实践证明成功的政策、措施、办法及有效的经验，将通过制定本法而上升为法律规范，成为中国土壤污染防治活动领域里的基本行为规则。
（三）该部法律的主要内容由两大部分构成：一为土壤污染的预防；二为已受污染土壤的整治或修复，且以后者为主。不过，少数学者反对这一内容设计，主张主要内容仅规定受污染土壤的整治或修复。至于土壤污染的预防，建议通过修改相关法律、法规来解决。
（四）该部法律的制定应当充分考虑中国现行法律中已有的关于土壤污染防治方面的规定，注意与其的衔接、交叉，避免与之相矛盾或冲突。同时，应当将那些行之有效的法律规范吸收到新制定的法律中来。
（五）该部法律作为中国土壤污染防治领域里的“基本法律”，它规定的应当是土壤污染防治方面最主要或最基本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中国土壤污染防治活动的监督管理体制；土壤污染防治活动和土壤污染防治监督管理活动中各主体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土壤污染防治的基本法律原则和法律制度；防止土壤污染和对受污染土壤进行整治或修复的原则、基本要求或基本措施；土壤污染防治活动中所产生的纠纷的处理以及违反土壤污染防治法所应当承担的不良法律后果等。
（六）该部法律在内容结构上，将按拟解决的问题或拟调整的社会关系的同类性、相关性作为设章、分节的基础或“标准”。法律责任问题，集中规定，单独设章。
（七）该部法律应当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而不是一部“宣言式”的法律。
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专家建议草稿的基本框架
目前的专家建议稿由八章内容构成：
第一章，总则，主要规定立法目的、调整对象、适用范围、政策宣示、土壤污染防治的基本原则、土壤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体制、政府在土壤污染防治方面的职责、企事业单位、公民个人和其他社会组织在土壤污染防治方面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等。
第二章，土壤污染防治基本管理制度，即规定土壤污染防治方面的基本法律制度。这些制度主要有：土壤污染防治规划制度、标准制度、监测制度、调查制度、信息披露制度、突发事件应急制度、土壤污染修复基金制度、土地休耕制度、土壤污染管制区和控制区制度等。
第三章，土壤污染预防，主要规定土壤污染预防的一般性要求，其中包括预防污泥污染、排污口管理、工业废渣管理、油田开采土壤污染的预防，矿产资源开采土壤污染的预防和预防畜禽、电子废物对土壤的污染等。
第四章，受污染土壤的修复（或整治），主要规定受污染土壤的认定、受污染土壤的修复原则、修复责任的承担、修复主体、修复费用、无明确责任人之污染土壤的修复、修复资质等。
在充分利用农用地土壤详查点位信息划定安全利用类耕地区域基础上，因地制宜选用安全利用技术模式。争取到2020年底前完成省、市下达我县安全利用类不少于11000亩、严格管控类不少于50亩的工作任务，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91%，全县耕地土壤环境质量总体保持稳定，对农业绿色、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支撑能力明显提高。
二、工作内容
（一）全面推进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
县农业农村部门会同县生态环境部门依据分解下达的下一阶段安全利用任务，充分利用耕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划分成果，积极稳妥地推动各项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措施的落地。
（二）进一步分解落实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任务
我县2020年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项目任务11000亩、严格管控类任务50亩，实施地点分布在镇、镇、镇、镇、乡、镇等6个乡镇（表），具体涉及的村待我县耕地类别划定完成审批后再进行细化分解（具体任务另行下发），并报省农业农村厅和生态环境厅备案。
（三）核算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
依据农业农村部 生态环境部《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核算方法（试行）》，对本地区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开展调查评估，按照统一格式进行统计、测算、汇总，及时向省农业农村厅和省生态环境厅提交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核算报告。
（四）强化污染源管控
持续推进化肥、农药减量增效，大力治理白色污染，加强秸秆资源化利用，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促进养殖生产清洁化和产业模式生态化。深入推进涉镉等重金属重点行业企业排查整治，打击非法排污，切断镉等重金属污染物进入农田的途径；监测灌溉水质，确保灌溉水质量符合农田灌溉要求；工矿企业周边的农田要注意防止大气沉降对农产品的重金属污染，必要时要开展研究，对于大气重金属沉降较明显的地方，要采取措施阻断污染源，切实防止边治理边污染。对于难以有效切断重金属污染途径，且土壤重金属污染严重、农产品重金属超标问题突出的耕地，加快实施种植结构调整或退耕还林还草等严格管控措施，降低农产品超标风险。
三、进度安排
2020年4月20日前，完成行政区域耕地安全利用实施方案调整，并上报省农业农村厅、生态环境厅备案。
2020年10月底前，耕地安全利用技术措施落地，完成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监测取样工作。
2020年11月30日前，完成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监测样品检测和效果评估工作。
2020年12月20日前，完成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核算工作，并上报省农业农村厅和生态环境厅。
四、安全利用重要措施
依据农业农村部《轻中度污染耕地安全利用与治理修复推荐技术 名录（2019 年版）》和《省重金属污染耕地安全利用技术指南（试行）》，本项目主要采用的安全利用技术模式包括：农艺调控类、土壤改良类、生物技术类、综合类技术等模式。
（一）农艺调控类 技术措施主要包括石灰调节、优化施肥、品种调整、水分调控、叶面调控、深翻耕等。
1.石灰调节 主要技术要点：石灰是碱性物质，在酸性土壤中适量施用石灰，可以提高土壤 pH 值，促使土壤中重金属阳离子发生共沉淀作用，降低土壤中重金属阳离子的活性，还可为作物提供钙素营养。
2.优化施肥 主要技术要点：施肥是满足作物生长所需养分的重要途径，同时可以对重金属活性产生较大影响。
3.品种调整 主要技术要点：不同作物种类或同一种类作物的不同品种间对重金属的积累有较大差异，在中、轻度重金属污染土壤上种植可食部位重金属富集能力较弱，但生长和产量基本不受影响的作物品种，可以抑制重金属进入食物链，有效降低农产品的重金属污染风险。
4.水分调控 主要技术要点：酸性土壤在淹水条件下，土壤环境呈还原状态，土壤 pH 值显著升高，Cd 容易形成硫化物沉淀，活性也随之降低，从而减少作物对 Cd 的吸收。
5.叶面调控 主要技术要点：叶面调控是指通过叶面喷施硅、硒、Zn 等有益元素，提高作物抗逆性，抑制作物根系向可食部位转运重金属，降低 可食部位重金属含量。
6.深翻耕 主要技术要点：通过深翻耕，将污染物含量较高的耕地表层土壤与犁底层甚至是母质层的洁净土壤充分混合，稀释耕地表层土壤污染物含量。
（二）土壤改良类技术 通过施用钝化剂、土壤调理剂等，降低污染物在土壤中的活性，阻控作物对土壤污染物的吸收。
1.原位钝化 主要技术要点：通过向土壤中添加钝化材料，将土壤中有毒有害重（类）金属离子由有效态转化为化学性质不活泼形态，降低其在土壤环境中的迁移、植物有效性和生物毒性。
2.定向调控 主要技术要点：基于土壤化学或微生物原理，通过调节土壤中的氧化还原、吸附、沉淀等过程，促进重金属污染物由高有效性向低有 效性转化、由高毒性向低毒性转化，定向控制土壤中重金属元素的迁 移以及农作物的富集。
（三）微生物修复 主要技术要点：利用天然或人工驯化培养的功能微生物(藻类、细菌、真菌等)，通过生物代谢功能，降低污染物活性，防控生态风险。
（四）“VIP”综合治理技术 主要技术要点：“VIP”或“VIP+n”是一种重金属污染耕地综合治理技术，是指在低 Cd 水稻品种(V)、淹水灌溉(I)、施用石灰等调节土壤酸度(P)的基础上增施(采用)土壤调理剂、钝化剂、叶面调控剂、有机肥等降Cd产品或技术(n)。
五、保障措施
（一）落实地方政府的主导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规定，对本地区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负责，由县农业农村局牵头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耕地土壤安全利用等工作的组织实施。市生态环境局、县财政局等有关部门要立足职责，积极配合协作，确保工作落实到位。
（二）加强资金筹措与经费预算
加快建立以绿色生态为导向的农业补贴制度，统筹涉农相关资金，加大资金支持力度，土壤污染防治专项资金要向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倾斜，支持农用地周边涉镉等重金属行业企业提标改造、截断污染物进入农田途径，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等。
（三）加大宣传培训力度
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开展国家土壤环境质量监测网络建设，建立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质量调查评估制度，开展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
11月8日，《“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出台。《规划》提出，要将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从2015年的70.6%提高到90%左右，将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提高到90%以上。
近年来，防治土壤污染、维护土壤安全问题在多个政府颁布的重要计划、纲要中被浓墨重彩涉及到。而《土壤污染防治法》也在紧锣密鼓制订中。2015年6月25日“全国土地日”，首份全国耕地“体检”报告。报告显示，我国有3488万亩重金属中重度污染或超标耕地，耕地污染形势严峻。对土壤安全的重视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易被忽视，也最难治理
土壤是构成生态系统的基本要素，是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不可缺少的战略资源。土壤污染与食品安全、人居健康息息相关，相比于大气污染和水污染，土壤污染更为隐蔽、更容易被忽视，也最难治理。
在2016年全国环保工作会议上，环保部部长陈吉宁引述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一份报告称：“无论是直接的土壤污染，还是由土壤污染导致的大气、地表水和地下水污染，最终对动物和人造成危害。”
2005至2013年，环保部和国土资源部联合开展了首次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并于2014年4月了《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调查结果表明，全国土壤环境状况总体不容乐观，部分地区土壤污染较重，耕地土壤环境质量堪忧，工矿业废弃地土壤环境问题突出。工矿业、农业等人为活动以及土壤环境背景值高是造成土壤污染或超标的主要原因。全国土壤总的超标率为16.1%，耕地点位超标率达19.4%。
这份公报未全国土壤污染状况的空间分布图，但披露了总体上的土壤污染特征。从土壤污染的分布情况来看，中国南方的土壤污染重于北方，长三角、珠三角、东北老工业基地等部分区域土壤污染问题较为突出，西南、中南地区土壤重金属超标范围较大，镉、汞、砷、铅四种无机污染物含量分布呈现从西北到东南、从东北到西南方向逐渐升高的态势。公报未土壤污染趋势相关数据，但指出了中国土壤污染正在增加。其中轻微、轻度、中度和重度污染点位比例分别为11.2%、2.3%、1.5%和1.1%。
2015年，国土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中国耕地地球化学调查报告》，结论是东北黑土地有机质明显下降，南方耕地酸化和北方耕地碱化趋势加剧。调查耕地范围内有21.6%的耕地酸化严重，29.3%的土壤碱化趋势加剧，造成土壤板结，肥力下降。
2016年5月31日，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下称《土十条》）由国务院颁布。《土十条》出台后，有环保专家对记者表示，“其实，叫《土壤污染防治初步行动计划》更为贴切。因为与大气污染、水污染相比，目前土壤污染的具体情况谁都说不清楚。”
也正因为如此，“摸清底数”成为土壤污染管理和防治的首要任务。
环保部有关负责人介绍，2005至2013年，该部会同国土资源部开展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调查面积约为630万平方公里，其中，耕地调查精度为8公里×8公里，林地、草地调查精度为16公里×16公里，未利用地调查精度为32公里×32公里。
“总体而言，现有各项调查的精度难以满足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治理修复的需要，需进一步提高调查精度。”这位负责人说，为此，《土十条》提出要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详查工作，摸清土壤污染底数，为深入开展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提供基础支持。
从“土十条”到《土壤法》
“土壤是大部分污染物的最终受体，因土壤污染影响农产品质量事件时有发生。”环保部土壤环境管理司副巡视员周志强表示，土壤是生态系统中一种非常重要的介质，如果不对污染土壤进行修复，总体环境质量难以得到根本的改善，而且对农业生产等会造成影响。
万物土中生，有土斯有粮。粮食、果蔬等餐桌上的健康和安全问题，需要回归脚下的土地来审视。中国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会理事、中国绿色食品协会副会长党永富指出，健康的土壤是健康农产品的首要条件，“没有好的土壤，哪来优质、高产、安全的农产品？”
与大气污染和水污染相比，土壤污染具有积累性、隐蔽性、潜伏性、综合性等特征，但是又不能像大气污染、水污染那样迅速而直接地被人们所感知，这成为土壤安全被长期忽略的原因之一，而土壤污染防治领域专项法律的缺失，也使得我国土壤污染长期得不到遏制。 因为缺少土壤污染防治法，缺乏土壤污染防治的工作体制，缺乏土壤污染防治的具体标准，也缺乏土壤污染防治的制度依，因此导致了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呈现碎片化格局。
但这样的不良局面，在未来有望得到改善。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法案室主任付莎表示，《土壤污染防治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已经形成，目前正在征求意见。“征求意见工作从2016年11月10日开始，我们向120多家机构、协会、企业、专家发放了征求意见稿，时间为一个月。力争2017年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付莎表示。
关键词：土壤污染 立法防治 法律制度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土壤污染问题已成为影响我国可持续发展的环境问题之一，为了缓解严峻的土壤污染形势，我们必须加强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其中最重要的环节就是在法律方面有所突破，而我国至今没有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的单行法律，导致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无法可循。这就需要我们建立长期稳定的法律制度，使得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步入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
1．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法》的必要性
任何一项立法活动都离不开对其立法的必要性分析，这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这是因为法律在调整社会时是会计算成本的，而并非其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成本是都是最低的，因此在土壤污染防治法的立法中，其经济成本是否最低便是其必要性所在。
1．1我国土壤污染问题的现状迫切需要土壤污染防治的立法
我国土壤污染的形势相当严峻，土壤污染范围不断扩大，据不完全调查，目前全国受污染的耕地约有1．5亿亩。污水灌溉污染耕地3250万亩，固体废弃物堆存占地和毁田200万亩，合计约占耕地总面积的1／10以上，其中多数集中在经济较发达的地区。不仅部分耕地受到污染，一些城市和矿山的土壤污染问题也越来越严重。此外土壤污染类型也呈现多样性，既有重金属、农药、抗生素和持久性有毒有机物等污染，又有放射性、病原菌等污染类型。土壤污染负荷也在逐步加大，重金属和难降解有机污染物在土壤中能长期累积，致使局部地区土壤污染负荷不断加大。由于土壤污染具有累积性、滞后性、不可逆性的特点，治理难度大、成本高、周期长，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将是长期性的土壤污染问题已经成为影响群众身体健康、损害群众利益的重要因素。土壤污染的现状使得我们不得不采取立法的方式，用法律制度来约束破坏土壤污染的行为予以预防、控制及解决各种污染土壤的问题。
1．2我国现行的法律无法满足土壤污染防治的实际需要，而修改有关法律难以达到预期的目的
在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中已有--一些关于土壤污染防治的规定，主要包括《环境保护法》、《土地管理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以及地方一些法规中都有对土壤污染防治方面的涉及，但是这些法律法规的内容只涉及到农业、自然保护区及人文遗迹等方面的一些规定，其范围满足不了现实的需要。在所涉及土壤污染防治问题的规定中，内容比较分散、不系统并缺乏针对性，而且土壤污染有其自身的特点，需要采取相对独立的防治措施。如果对这些规定进行修改，要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会出现治标不治本，从成本的角度来看，并不合算，制定一部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法是最经济的。因此，应当及时制定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法》，规定专门的、行之有效的制度和措施。
2．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法》的可行性
2．1我国在土壤污染防治的立法并非空白，并积累了一些经验
在上面所述已知我国在一些法律法规中已涉及了关于土壤污染防治方面的规定，虽然这些规定分散不系统并缺乏针对性，但是这些规定在现实的实行中所呈现出来的问题就成为了土壤污染防治法的立法经验。在土壤污染防治的立法中我们可以对以往的法律法规中与实际相符的规定保留下来并进行完善。
2．2我国具有多年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经验
我国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已在积极开展，在土壤污染防治技术工作上积累了很多的实践经验，在实践中，我国也相继出台了一些政策、办法及措施来解决土壤污染问题，有的地方还在农业环境保护方面的法规中对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做了规范。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国家两次土壤普查以及近年启动的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都成为了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实践基础和科学依据。
2．3外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的借鉴
由于土壤污染问题的严峻形势，很多国家及国际组织都对土壤污染防治方面进行立法，目前美国、英国、日本、韩国以及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等国家及国际组织都已制定和颁布了土壤污染防治防治方面的专门法律法规。各个国家以及国际组织对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重视并作出立法和修改的经验都可以成为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良好借鉴。
2．4国家对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重视是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工作的艮好支撑条件
国家对土壤污染防治工作越来越重视，正积极采取措旌，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自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起，就不断有代表提出保护农村环境的议案，强烈呼吁加强对农村土壤污染的防治，特别是加强对耕地污染的防治因此，全国人大环资委从1994年起开始关注土壤污染防治的立法问题。鉴于我国土壤污染的严峻形势，根据全国人大代表多次建议，全国人大环资委在研究本届人大环境与资源立法规划时提出了抓紧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法》的建议。
2．5学术界对土壤污染防治的关注
学术界对土壤污染防治给予了很大关注，逐步摸索出一整套防治土壤污染的行之有效的办法。国内学者一方面通过对外国具有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经验的国家进行研究找出一些有利于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先进经验，另一方面对我国的土壤污染现状及我国的国情进行分析，进而对我国土壤污染防治法进行设想，这为制定法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3．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法》的立法模式
3．1《土壤污染防治法》应以基本法律为表现形式定位于土壤污染防治领域
法律作为法的一种表现形式，其地位和法律效力仅低于宪法，高于其他法，其所调整社会关系具有全面性、重要性。基于土壤污染工作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土壤污染给人类社会所带来的危害，这就是使得土壤污染防治法必定要以”法律”的形式定位。再者，在土壤污染防治领域中，土壤污染防治法要始终作为土壤污染防治领域中的”龙头法”调整土壤污染防治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这有利于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有法可依，有利于约束那些破坏土壤污染的行为。
一、我国的现实背景
土壤是几乎所有污染物最终的宿营地，土壤污染也称为“农产品安全的隐形杀手”。当前，我国土壤污染形势严峻，类型多样化，其中严重的是重金属污染，目前我国受镉、砷、铬、铅等重金属污染的耕地面积近2000万hm2，约占耕地总面积的五分之一。[1]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和产业结构调整政策的实施，我国由工业企业搬迁而废弃遗留下来的城市污染地块（棕地）超过50多万，成为我国许多大中城市土地资源安全再利用的限制因素。另外由于长期使用化肥与农药引起的面源耕地污染、矿山与油田开采导致的流域性污染，形成了我国环境污染防治的复杂格局。
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交付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共54件，其中，吴青、杜国玲等69名代表提出关于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法的议案2件（第59、185号）。议案提出，我国土壤污染形势严峻，土壤污染等环境侵权诉讼案件频发，而现行的土壤污染防治相关法律法规具有局限性，急需制定一部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法，对土壤污染的监测评估、污染控制以及污染后的治理与修复及污染责任等做出专门规定。
年初，环保部《污染场地土壤修复技术导则》、《场地环境调查技术导则》、《场地环境监测技术导则》、《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污染场地术语》5 项污染场地系列标准，于2014 年7 月1日正式实施，这将促进污染场地修复产业的快速发展。[2]
十报告明确提出要“坚持预防为主、综合治理，以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突出环境问题为重点，强化水、大气、土壤等污染防治”。面对污染，总理掷地有声：“我们要像对贫困宣战一样，坚决向污染宣战”。
在此背景下，探究发达国家土壤污染防治应对土壤污染的模式，并在对这些制度和措施进行全面认识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选择性吸收国外成功经验，取其精华，以期为我国的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及治理工作提供有益借鉴，为我国实现绿色中国梦提供参考。
二、英国污染地块法律制度
英国作为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蓬勃的工业发展不仅带来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也造成了由工业废弃物排放带来严重的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问题。面对严峻的污染问题，英国开始研发专业的技术体系，并制定严格可行的政策法规体系。随着实践的深入，英国的立法指导思想逐渐发展为通过制定有科学依据的标准来避免产生环境问题的污染预防，立法主要遵循可持续发展、污染者付费、污染预防相结合的基本原则，并据此形成了环境影响评价体系、综合污染控制和环境管理标准。依靠和运用法律手段特别是采用环境标准是英国环境控制体制的核心，形成了一套相对完备的法规体系。
《1995环境法》中的第57章的内容形成了《1990环境保护法》中《Part 2A污染场地管理框架》，是污染场地治理的主要法律依据，并于2000年在英格兰与苏格兰生效，2001年在威尔士生效，2012年在英格兰与威尔士更新。该法规提供一套识别和污染场地治理的标准流程及相关技术规范，同时还制定了《1990年城乡规划法令》，确定了土地开发商为责任主体，使得污染场地（棕地）再开发与治理过程具有安全、可持续性。该导则在使用的同时也不停地进行修正和完善，使监管机构判断场地是否发生污染有了更具体的依据，更注重对最需要治理的地块进行最优化治理设计，使地方政府可以采取谨慎而针对性更强的治理策略，避免过去制定的一刀切做法。2012年更新的Part 2A具有治理成本更少、效果更快、策略更具针对性等潜在优势。在处理污染场地的同时，可让决策层在污染场地治理时选择最优的治理策略。
《1990年环境保护法》Part 2A中对“污染场地”进行了定义，用以规范地方政府（特殊场地如放射性污染场地除外）对污染场地进行判别：
“污染场地”是指在地方政府所管辖区域内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场地：（a）正在造成显著危害或者产生显著危害的可能性很高；（b）正在对水环境造成显著污染或者产生显著水环境污染的可能性很高。
“危害”是指对生物体健康的损害或对生态系统组成部分的干扰，还包括对人类财产的损害。
针对如何界定危害或水污染是否达到“显著”水平，以及危害或水污染的可能性是否达到“显著”水平，可根据2009年定稿的污染场地暴露评估导则来确定。
根据Part 2A，法官有义务对承担治理费用的责任人进行初步鉴定。在进行初步鉴定时，每个重要污染物链条进行单独考虑（除非由于责任部分相同可以进行多链条考虑）。法官首先根据有关章节寻找造成或故意允许他人造成污染的责任人（即A类责任人）。若未能找到A类责任人，法官通常对场地的所有者或占有者（即B类责任人）进行鉴定，但此步骤并不适用于控制水源区的单独污染。对每个链条负责任的责任人组成该链条的“责任小组”，责任小组可由多人组成，根据“A类责任小组”与“B类责任小组”的指导意见反映小组中责任人的性质。若有多个A类与B类责任人，地方政府必须进行法律责任分配。无法找到A类和B类责任人的污染场地需用特别基金进行治理。
Part 2A具有一定的适用弹性，如皇家维勒市当局于2006年为某垃圾填埋场制定的管理及治理策略，尽管场地周边发现了两例因急性白血病死亡患者，但因无直接证据证明其与场地有关，因此并未予以考虑。此外，尽管某些地块土壤中存在高浓度镉，但经详细地球化学调查后发现，无明确证据表明土壤中高浓度的镉会通过可能的暴露途径对人体产生危害。值得一提的是笔者作为伦敦奥运会高级环境顾问参加的2012年伦敦奥运会奥运公园的治理工程也是在《1990年环境保护法》Part 2A和《1990年城乡规划法令》框架下进行的，首先制定了《奥运公园整体治理策略》，其中推到了针对不同使用功能与规划的土壤与地下水筛选标准，制定了从调查，评估到治理技术筛选的工作程序，同时强调了每单元地块必须进行详细调查及使用评估技术制定修复目标的重要性，最终实现了伦敦东部可持续性旧城改造及绿色奥运的主旨。
三、完善我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的思考
英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成功经验， 无论是对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模式的选择方面， 还是对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体系和具体制度的建构方面， 均具有重要的启示性意义，具体而言：
1、完善我国环境污染相关法律以应对土壤污染防治
土壤污染法无论以何种形式存在，都是我国环境污染法律体系中的一部分，受环境污染法总体规则的规范。不论是土壤污染还是其他各种形式的污染，都应该视为是环境污染法调整的对象，也应该成为其他法律部门面临的新的法律事实，对其他法律部门的发展和演化带来一些新的力量。我国现存的以1989 年通过的《环境保护法》为首的污染防治法体系，形成于20 世纪末或者21 世纪初，其中很多环境管理规范都与当代的环境保护理念不符，应该借《环境保护法》修改的机会对一般环境污染规范进行完善，以应对层出不穷的各种污染形式。
2、强化土壤安全意识，规定严格的法律责任
立法中，要把土壤污染防治的问题提到国家环境安全的高度，通过立法强化各级政府、企业和全国公民的土壤安全意识，明确政府、企业、公民的职责和责任。在我国的《土壤污染防治法》中实行连带、无限、不溯及既往的归责原则，并对我国污染土地的修复程序和措施做出明确具体的构建。在分析英国污染地块法令法规的基础上，主张土壤污染防治法的立法原则要与环境法其他原则协调一致，按照“谁污染谁治理”、“污染者付费”原则，从严设立土壤污染的法律责任，规定严厉的惩罚措施。特别是针对我国有的企业违法排污十分恶劣的状况，应借鉴英国的做法，给予其足于破产关闭的严厉的经济处罚，并且规定相关人员严厉的刑事责任。切实贯彻和实行相关立法，莫让法律规范成为“无牙的老虎”。
四、结语
土壤经不起污染，守护土壤安全，义不容辞。加强土壤污染防治，保护土壤生态环境，是建设生态文明，快速引导我国环境修复产业的健康发展，弥补透支环境红利造成的损失，实现发展与环境关系的再平衡，成为当前土壤污染防治的第一要务。我国应坚持务实的态度，借鉴英国治理模式的可取之处，立足我国土壤污染现状，完善土壤污染防治相关立法和制度体系，采用“利益主导模式”，将土壤污染整治和土地再开发利用结合起来，灵活选择土壤污染修复技术，有效地降低污染土壤的清理费用，通过土壤污染整治实现土地的再利用，实现绿色中国梦，法治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注 释】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2012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EB/OL].（2012.06.06）[2012.10.08].http：//jcs.mep. /hjzl/zkgb/2011zkgb/.
[2] 陈梦舫，我国工业污染场地土壤与地下水重金属修复技术综述，中国科学院院刊，2014.3.
【参考文献】
[1] 陈梦舫，我国工业污染场地土壤与地下水重金属修复技术综述[J].中国科学院院刊，2014.3.
[2] 陈伟，夏保强.“刮骨疗毒”土壤污染治理困局待破，经济参考报，2012.06.14（5）.
[3] 王树义.关于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的几点思考，法学评论，2008.3.73-78.
[4] 王世进，许珍.美、英两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及其对我国的借鉴，2007.6.
[5] 王虹，马娜，叶露等.国外土壤污染防治进展及对我国土壤保护的启示，环境监测管理与技术，2006.5.
[6] 罗丽.外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之比较研究，当代法学，2008.4.
到年，全市形成较为完善的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机制和基本覆盖全市的土壤环境监测网络，主要农产品产地土壤污染得到有效控制，重大土壤环境安全隐患基本消除。
（一）源头控制水平。
1．全市五类重金属（汞、镉、铬、铅、类金属砷）污染物排放量比年规划调查数据降低5%以上，非重点防控区主要重金属污染物排放量比年规划调查数据降低5%，重点防控区主要重金属污染物排放量比年规划调查数据降低20%。
2．重点行业（再生有色金属生产、炼钢、废弃物焚烧）单位产量（处理量）二噁英排放强度比年削减10%。
3．危险废物、医疗废物基本实现无害化处置；市本级污水处理厂污泥无害化处置率达95%以上，各县（市）污水处理厂污泥无害化处置率达90%以上，重点企业污泥无害化处置率达到90%；市本级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97%以上，各县（市）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95%以上，农村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实现行政村全覆盖。
4．农田测土配方施肥覆盖率不低于80%，施用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推广使用面积达80%以上，规模化畜禽养殖场排泄物综合利用率达97%以上。
5．建立全市污染场地环境风险控制清单，确定主要污染场地的范围、污染程度和风险控制措施。
（二）监测监控能力。
1．建立重点企业和主要工业集聚区土壤监测体系，重点行业新源二噁英排放达标率达到100%。
2．建成农产品基地土壤环境质量监控体系，标准农田长期监测点覆盖率不低于80%。
3．每年至少开展一次二噁英重点源监督性监测。
4．基本建成土壤环境状况数据库，建立较为完善的土壤环境质量评价体系。
（三）环境质量指标。
1．主要农产品基地土壤重金属指标达标率不低于80%。
2．新增的工业用途转非工业用途场地环境风险评估执行率不低于90%，新建的非工业用途建设项目场地土壤环境质量达标率不低于90%。
二、主要任务
详见附表。
三、保障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