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潜在的致贫因素多。由于受地理区位的制约和资源等方面的影响，贫困地区与全区教育水平差距长期累积，导致教育不平等问题比较突出。一些山大沟深的乡村学校由于教学条件差，许多教师纷纷外流，师资队伍的薄弱和不稳定成为山区基础教育的一大困扰因素。因教育质量低而导致了大面积的文化贫困。山区卫生条件差，大部分家庭因缺少经济积累，健康状况低下导致发病率较高，一些温饱户因病致贫的问题突出。收入差距扩大，相对贫困日益凸显，表现为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差距的扩大和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扩大。在收入差距逐步拉大的同时，城乡、区域之间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差距也在不断扩大。
三是深入调研不够，扶贫摸底不足。由于扶贫摸底不足，扶贫项目仅限于偏僻农村和交通不便的地方，忽略了许多“非贫困村”的真正贫困。目前，一些贫困地区“非贫困村”被边缘化现象不同程度的存在，一些基础项目严重缺失，导致了经济社会发展异常缓慢。地方政府应该问需于民，要做好深入调查研究，要及时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要对症下药，把扶贫资金投放在最急需的地方去。四是面子工程、浮夸作风严重存在，决策不科学，造成了资源的大量浪费。在农村，浮夸作风引起了群众的强烈愤慨。一些地方官员为了应付上级部门的检查，或为了迎合领导的口味，或为了自己的升迁，不顾群众的疾苦搞一些面子工程。许多农村，没有打碾粮食的场地，农民经常把粮食拉到公路上晾晒和打碾，埋下了严重的交通隐患;一些草垛常年暴露在村庄周围，埋下了严重的安全隐患。科学决策是建立在调查研究基础上的，缺少调查研究，造成了许多“长远规划”变成了“短视行为”，决策不科学，使有限的资源变成了“奢摆品”。
二、多元化扶贫开发与扶贫文化构建
1．在政府主导扶贫框架下开展的有针对性扶贫工作为扶贫理论研究奠定了基础。宁夏作为全国最早开展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区域性扶贫开发工作的地区，在政府主导扶贫开发的同时，建立了专门从事扶贫开发的组织机构，各县(区)成立相应机构，形成了各级领导组织体系。根据扶贫工作形势发展需要，相继制定出台了一系列扶贫政策、规划和措施。如《宁夏西海固农业建设规划》《尽快解决西海固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决定》《宁夏“双百”扶贫攻坚计划》《宁夏农村扶贫开发规划(2001～2010)》《千村扶贫开发工程实施意见》等等。这些扶贫政策、规划及措施针对当时贫困状况对症下药，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统筹发展，成为各个时期实现减贫的重要保证，也成为各个时期指导扶贫开发工作的基本原则，丰富了扶贫理论，为后来的扶贫研究奠定了基础。
2．总结提升扶贫开发成功经验，针对不同阶段扶贫开发面临的新形势，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探讨。扶贫开发31年来，宁夏扶贫工作者加强扶贫文化研究，总结提升扶贫开发成功经验和做法，深入探讨了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形势下扶贫开发工作的思路和举措，开展了前瞻性研究，进一步凝聚了全社会参与扶贫开发的精神力量，成为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和自治区扶贫开发工作精神、组织实施扶贫开发规划以及提升扶贫开发工作的科学化水平提供了智力支撑。许多理论研究者坚持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相结合，在研究中不断挖掘、推陈出新，在实践的基础上，提出破解问题的对策建议，由实践上升到理论高度。
31年来，宁夏社科界、高校的理论工作者及扶贫工作者，通过论文、调研报告的形式撰写了大量反映扶贫开发方面的研究性文章。这期间出版了许多研究贫困的专著，如秦均平主编的《走出贫困———西海固反贫困农业建设研究》，李宁的《再造家园》，吴海鹰、李文录、杜正彬主编的《挑战贫困———宁夏农村扶贫开发20年回顾与展望》，董玲主编的《西海固扶贫攻坚战———“三西”建设30周年纪念》等等。归纳起来:一是比较全面地研究和反映了扶贫开发工作的整体状况、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二是针对扶贫开发工作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站在专家学者的立场，对扶贫开发工作进行了前瞻性的研究和探讨;三是以独特的视角和全新的方法，对扶贫开发工作进行了多角度、多层面的剖析，并提出了许多建设性建议;四是用理论指导实践，用实践印证理论，理论联系实践，既从理论高度研究和探讨问题，同时从实践角度关注和解决问题，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五是用发展的扶贫理念，关注扶贫开发过程中的不可持续性问题，从而探讨了若干重要问题，比如如何选择适合区域特征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和路径，如何发挥各区域的不同优势，实现最优的整体可持续发展，如何促进贫困地区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
三、加强扶贫文化建设，在理论界开展扶贫文化研究
1．理论工作者要做好扶贫开发的“先行官”。进入21世纪，宁夏扶贫开发进入攻坚阶段。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在全面调查研究宁夏扶贫开发现状后，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的扶贫政策和措施，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对1000多个贫困行政村进行综合开发，对人均收入较低的贫困人口，进行有计划、有步骤的重点扶持，取得了较好成绩，但目前的扶贫开发已进入深水区，扶贫难度不断增大。21世纪以来，随着国内外情况的发展变化，扶贫工作的主体、条件、环境、标准、对象、内容、范围、规模、方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理论工作者作为指导实践的“先行官”，必须深入扶贫第一线研究新时期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扶贫开发的新思路新对策，以攻破深水区的贫困堡垒。
2．大胆进行理论探索，使理论更好地指导实践。党的十报告提出，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生活。根据多年的扶贫经验，只有把扶贫和开发结合起来，才能产生造血功能，这就成了摆在扶贫者面前的一道难题。作为理论工作者，要大胆进行理论探索，使理论更好地为指导实践服务。因此，进一步加强全区扶贫文化包括扶贫理论的研究和建设，把31年来甚至新中国成立以来扶贫开发、建设发展中创造、沉淀、积累的扶贫文化加以全面科学地总结和归纳提炼，从而提升为能够进一步指导未来扶贫开发的科学理论和振奋广大群众精神状态的文明成果。
3．从多元化扶贫中进行对比分析和研究，使扶贫效益最大化。近年来，宁夏的扶贫在形式上呈现多元化趋势，如开发扶贫、劳务输出、互助资金、对口扶贫、项目扶贫、招商引资、少生快富、交通扶贫、教育医疗扶贫、引水扶贫、科技扶贫、产业扶贫、旅游扶贫、文化扶贫、对口扶贫等等。在组织上还出现了国家机关、派、社会团体、机关单位、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基金会、慈善机构、民间组织团体和协会等多元化主体出钱、出力、出政策、出思想、出技术等格局。这些不同形式的扶贫都为农民脱贫致富，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贡献，但怎样充分利用这些扶贫资源，使扶贫效益最大化，是摆在理论工作者面前的重大课题。
4．研究新问题破解新难题，使扶贫研究落地有声。在扶贫开发转型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影响因素，理论工作者要在调查研究中对症下药并破解这些难题。一是理论工作者不但要总结扶贫经验，把它升华成扶贫理论，而且还要寻找扶贫工作中的阻力所在。在实地调查中发现，一些地方在扶贫中掺杂了许多虚假成分，如村官腐败、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扶贫资金的流失、扶贫缩水等，这些现象的出现伤害了农民的感情，激化了干群矛盾。因此，加强扶贫监管已迫在眉睫，作为理论工作者，要到扶贫前线进行调查研究，探求腐败的根源，寻找提高各级领导素质和觉悟的办法，寻找防止腐败的路径，寻找化解矛盾的办法，从而更好地推动扶贫工作健康有效。二是扶贫与扶志相结合。首先是扶贫，贫困地区的农民受其生存环境的制约，生产生活成本高，对未来没有预期，心理上畏惧，行动上裹足不前固步自封，思想僵化因循守旧。因此，理论工作者要深入基层，倾听群众呼声，把群众的所需所求所盼通过媒体介质和调研报告的形式进行呼吁，开展各种形式的扶贫济困活动，最终迈向富裕。另外是扶志，要研究贫困地区文化教育落后的盲区，多方位、多层次地进行技术和技能培训。要鼓励困难群体增强自信心，勇敢的面对生活，开展生产自救，寻求发展途径，要有意识地引导贫困农民在生产生活中发挥主观能动性，转变“懒散慢等靠要”的观念，从根本上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
5．立足区情、民情，挖掘潜在的扶贫盲点。要关注和研究扶贫开发过程中的“死角”问题，要挖掘潜在的扶贫盲点，要提出妥善解决问题的办法。作为理论工作者，既要发现新问题也要研究新情况，更重要的是将发现的问题及时梳理总结，站在专家学者的立场，提出对策建议，从而为政府分忧解难。扶贫开发需要理论工作者的广泛参与，需要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有了理论工作者的积极介入，就能把各种社会力量吸引到扶贫行列中来，就能把政府的意志、社会的关爱与贫困群众的意愿相结合，从而达到被扶者与扶贫者之间的相互促进、相互协调。理论工作者要深入实际进行调研，要有敏锐的洞察力，敢于说真话说实话，充分发挥理论工作者在扶贫开发中的舆论引导作用，作一个推动贫困地区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践行者。宁夏是欠发达地区，立足区情民情，全面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充分了解和认识广大群众对生活的期待，挖掘潜在的扶贫盲点，为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和生活环境是理论工作者肩负的神圣职责。
6．文化扶贫与扶贫文化相结合，是新时期宁夏扶贫事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主要途径。文化扶贫和扶贫文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扶贫是所有扶贫开发活动的总称，文化扶贫是扶贫开发中偏重思想意识的一种扶贫方式。贫困文化是贫困群体在长期的贫困生活中形成的一种自我维护和修复的文化，即贫困阶层以一种独特生活方式，在长期的贫困生活中所产生的思考问题方式和行为习惯以及价值观等。贫困文化表现为:信息闭塞固步自封和因循守旧思想;麻木不仁消极处世听天由命人生观;安于现状不求进取的懒惰思想及行为;等等。这种文化具有示范性和代际传递性，一个群体长期生活在这种环境中，就形成了一种贫困文化，贫困文化对穷人来说，不但具有顽固性和沿袭性，对维护贫穷发挥了作用，而且还有很强的自我修复作用。
用新的文化价值观念改造旧的、迂腐的文化价值形态，是文化扶贫的本质所在，因此，文化扶贫首先要革除贫困者因贫守旧的贫困文化，通过人为因素将文化扶贫融入到顺应自然的发展规律之中，从而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文化是一种强大的软实力，具有影响人、塑造人的功能，人们的心理、行为习惯无一不和一定的社会文化密切相关。文化不仅决定一个人的生存，更决定一个人的发展，文化与贫困、发展之间有着内在的本质联系，贫困与其说是物质贫困，不如说是文化贫困。文化贫困是农民贫困的根源之所在，实施消解农村贫困文化工程，增添文化扶贫新引擎，就要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农村社会思潮，筑牢农民思想道德素质基础。贫困文化的价值观念直接制约着贫困群体的脱贫致富。西海固地区的大面积贫困，除了自然条件以外，农民作为贫困的主体，成为了“文化的饥渴者”，因此，从文化扶贫入手，向贫困者输入新文化、现代信息知识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等新鲜血液，分层次、分阶段、分工种(如设施农业、生态农业、现代农业、饲养业以及劳务输出的不同工种等等)传授农业生产适用技能，逐渐提高农民群众的文化素质，从而达到文化富民的效果。
针对贫困地区相对闭塞的环境，手机文化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扶贫过程中，政府除了农家书屋、农村电影放映、文化大院等投入外，对贫困地区应该更多地提供手机扶贫扶持，如提供使用上便利，通过手机通话、手机短信、手机微信、手机微博、手机上网等社交方式，让农民群众弥补电脑网络的不足。同时，通过手机这种通信工具，还可减少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和家人不必要的见面联系，从而能有效降低农民异地传统的社交成本，增加城乡交往的频率和机会，增强信息传递的速度，提高城乡沟通的效率，给贫困地区农民带来更多的发展信息、发展动力和发展机会。
中图分类号：D92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4-0006-02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作为世界减贫的积极倡导者和最有力推动者，中国已经和正在进行的扶贫开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形成了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社会扶贫体系。当代的精准扶贫继承既有的扶贫经验，更呼唤未来的理性设计，形成法律制度，规范政府行为。
一、概念界定
中国扶贫法治化，是指在当代中国，用法治思维和方式引领、规范扶贫开发工作，保证扶贫政策连续、保障扶贫资金运行安全、确保扶贫资金投入使用有效、固化扶贫开发成果，实现扶贫科学化、规范化和法治化。中国扶贫法治化包括当代中国扶贫法律制度与法律实施。扶贫法律制度主要包括：立法目的、立法依据、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扶贫开发对象、扶贫开发规划、扶贫投入、扶贫开发项目管理、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执法监督、法律责任等。中国扶贫法律制度，是一个从理念、概念、原则、制度到权力、权益、责任的完整法律制度。
扶贫和“扶贫开发”“农村扶贫”“农村扶贫开发”“反贫困”等概念在理论研究、官方文件和党政管理中，尽管指向有差异、重心有区别，但是其核心内容均为“扶贫”，更准确地说是指“农村扶贫”。本文旨在探索实践难题，不过多挖掘和刻意区别概念的内涵外延，因而在论文中将上述词语均视为同义词。本文既着眼于中国扶贫法律制度的形成，更关注中国扶贫法律制度的实施，所以题目采用“扶贫法治化”的概念来表述。
需要说明的是，2007年我国建立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农村贫困人口的基本生存问题做了兜底式的制度安排。因此，本文仅研究中国扶贫法治化，而排除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尽管在2007年以前的文献中将此二者共同讨论。
二、学术史梳理及研究动态
国内外关于扶贫开发的研究非常丰富，但是关于中国扶贫法治化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其主要研究成果、理论演变和政策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理论研究的变迁
根据在中国知网检索的结果，国内较早提出此命题的是时任湖北省扶贫办主任的邹水清。伴随着2001年10月1日《湖北省扶持老区建设条例》的实施，邹水清在《老区建设》2001年第11期发表《把老区扶贫纳入法制轨道》，这是国内刊物公开发表中国扶贫法治化研究成果的最早雏形。
以201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为分界线，在此之前的研究成果主要论证中国扶贫立法的重要意义和现实基础，勾勒中国扶贫立法的整体框架和基本内容，列举了世界各国的基本经验和主要做法。此后，研究成果多反思中国扶贫实践存在的问题、扶贫立法解决的难点、扶贫部门的法律地位、扶贫部门运行的机制、扶贫对象的标准界定、扶贫资金管理的障碍、扶贫项目的后期管理、扶贫对象的法律责任等，研究更加P注扶贫立法的具体问题和工作程序。代表性成果主要有马洪雨（2012）的《我国扶贫开发国家立法具体化研究》，张永亮（2013）的《论扶贫开发的法制建设》，高克祥、蔡庭花（2013）的《整村推进扶贫开发政策法治化研究――以甘肃省X县Y乡Z村的调查为例》，孟勤国、黄莹（2015）的《扶贫开发基本问题的立法建议》，刘晓霞、周凯、张学（2015）的《我国农村扶贫开发立法的现状与完善――基于我国10省、区、市农村扶贫开发地方立法文本的分析》。
与理论界研究关注遥相呼应的是基层实务工作者的思考，各级扶贫部门实践者较为典型的成果是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县扶贫办工作人员陈代曙、冯世民、张胤、杨天中、杨焕坚（2008）的《扶贫开发立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探讨》。
近年来的学位论文也关注中国扶贫法治化，如吴天铁（2013）的《“湘西地区”扶贫开发立法的思考》、王志鑫（2014）的《贵州扶贫生态移民立法研究》。
中国的扶贫成就令世界各国瞩目，扶贫的模式被一些国家仿效，世界各国对中国的经验和模式非常尊重，但是这些做法和成就多是政策的引导而非法律的规范。与之相适应的是，国外理论与政要关注中国扶贫实践而较少研究中国扶贫法治。
仅就本课题――中国扶贫法治化而言，研究数量在增加，研究成果在深化，理论界的关注程度在持续提高。在中国知网检索本领域的论文有100篇左右，有三篇以上论文的研究者只有一人。中国农业大学的左停是本领域成果最丰富的学者，但其研究重点是农村经济，仅有五篇论文涉及扶贫法治。这表明，与迫切呼唤扶贫立法的社会现实需要相比、与加快贫困地区扶贫立法的中央要求相比，法学界对扶贫法治化研究不够，表现为知名学者研究少、典型研究成果少。从整体上审视，理论研究的成果对社会现实的回应不够，对国家出台立法的理论支撑不够。跳出本文观察与本文相关的研究，如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农村金融制度、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制度、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等研究成果丰硕，为本课题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和理论基础。在党的十以来的中国扶贫实践中，中央与地方强力推动，形成制度保障；改革创新，推进扶贫工作提质增效；精准识别，精准扶贫。这成为本课题研究的实践基础。
（二）社会公众的期望
社会公众的意见，集中反映在中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个表达民意的窗口中。2004年全国人大代表郭海亮在“两会”的议案中建议：将《扶贫法》纳入本届人大的立法规划。2005年全国人大代表沈爱琴、刘庆宁等在议案中要求通过立法和修改法律的方式，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其内容已涵盖扶贫立法。此后每年“两会”中扶贫立法成为代表和委员讨论的内容，被新闻媒体报道后在社会上广泛传播。
（三）政策决策的宣示
201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第47条要求加快扶贫立法，使扶贫工作尽快走上法制化轨道。中共中央、国务院2015年一号文件《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第30条中再次要求加快扶贫开发立法。这是中央层面对扶贫立法的公开回应和整体规划。
（四）两级立法的进程
农村扶贫开发法已列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和国务院2014年立法工作计划。国务院扶贫办于2009年开始做扶贫立法的前期准备工作，2012年成立扶贫立法工作领导小组。2014年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审议《扶贫办关于落实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农村扶贫开发工作情况报告审议意见的报告》时，认为扶贫开发要建立起政府主导、社会支持、自身努力、法制保障“四位一体”的工作机制，需要法制保障，要加快扶贫立法进程。时至今日，扶贫法草案处于人大、党委、政府内部征求意见阶段，尚未向社会公布。在专门立法出台之前，其他法律，如2012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第85条涉及扶贫立法。在国务院部门规章层面，1997年的《国家扶贫资金管理方法》、2000年的《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试行）》、2011年的《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调整和规范着扶贫工作。
在省（自治区）级层面，自广西1995年通过《广西壮族自治区扶贫开发条例》始，广东、湖北、陕西、甘肃、贵州、内蒙古、黑龙江、四川、云南、湖南、江苏等省（自治区）先后颁布扶贫条例。在省级以下的自治地方，如四川省阿坝州，也通过了《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农村扶贫开发条例》。
中央和地方的两级立法中，就时间先后而言，地方先于中央；就立法需求而言，地方愿望更强烈。
三、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
相对于已有研究，中国扶贫法治化现状研究的价值在于以下两点。
一是提供立法论证。中国的扶贫模式具有强烈的政府主导色彩，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对中国扶贫工作进行理性设计，其直接目的是规范政府行为，保障最弱势群体权益，扶持最贫困地区发展，根本目的是建设法治国家。
二是提炼成功经验。中国扶贫的成就为世界所尊重。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潘基文在2015年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说：“千年发展目标成功地帮助全世界十亿多人摆脱极端贫困，中国在此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一成就占据了全球减贫的3/4。”世界银行则称之为“中国奇迹”“迄今人类历史上最快速度的大模减贫”。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海伦・克拉克指出，中国使她的人民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从贫困中脱离了出来，“我们呼吁各国分享中国的减贫经验。”中国扶贫法治化研究努力将中国经验转化为中国法治，如果目标能够完成，不仅“各国分享中国的减贫经验”，而且“各国分享中国的减贫法治”。
四、研究难点
中国扶贫法治化的研究难点有两个方面。
一是基层经验如何转化为法律制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全国最贫困地区之一的甘肃省陇南市因电商扶贫成绩突出获2015中国消除贫困创新奖，国务院扶贫办将陇南列为全国首个电商扶贫试点市，其做法已被新华社、人民日报等中央媒体称为“陇南电商模式”，政府引导、市场推进、社会参与、协会运作、微媒助力“五位一体”。但是，审视其初期做法，政府引导是由村官、乡镇干部特别是基层领导在淘宝开网店这种方式打开局面，进而全面推广。事实上，按照中国法律规定，公务员不得从事营利性活动。中纪委重申，国家工作人员和党员干部不得做微商，不得在网购交易平台淘宝经营网店。这种基层经验与国家法律、党的纪律相冲突的现象在扶贫实践中是常见现象并具有一定规模。从法律层面寻找解决这种冲突的方法是理论工作者面临的重大挑战。
二是应急性行政行为与日常性行政行为如何衔接。目前，中央与地方集中全力实施精准扶贫战略，确保贫困人口到2020年如期脱贫。这是党的重要使命，也是党的庄严承诺。随着2020年的期限日益迫近，党政机关扶贫工作中应急性、短期增多。中国扶贫法律制度既要立足当前，更要注重长远，特别是2020年以后，要尽可能地降低短期的频率和规模，长期规划并且运用法律手段规范日常，用法律制度保障政府在扶贫开发中的主体和主导作用。
参考文献：
这次学习实践活动对我*今后五年发展的核心，建设富裕文明开放和谐的**十分重要，对我们从事扶贫开发工作的人来讲尤为重要。因为贫困的社会不可能和谐，很多社会不和谐的因素因贫困而发生；贫困的家庭不可能文明。文明是进步的标志，贫困的家庭发展是缓慢的，离文明的要求差距较远；贫困的困想不可能创新，创新是改革的需要，时代的要求，一个思想贫困的人是不可能走上发展的快车道。开展学习实践活动活动，结合自己的思想和工作实际，谈三点认识和看法：
一、通过讨论和学习，提高扶贫的素质和能力
提高扶贫素质要做到：“四个明确”：一是明确扶贫理念，解决用什么思想指导扶贫开发工作；二是明确扶贫方向，解决扶贫工作的对象问题；三是明确扶贫工作的内容，解决做什么的问题；四是明确扶贫工作方法，解决怎么样做的问题和如何出成绩的问题。提高扶贫能力，这与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的“提高扶贫开发工作的水平”相符合，提高扶贫的能力，主要是提高三个方面的能力：1、提高把握扶贫政策的能力，对扶贫政策上认识不能偏差、理解上不能偏颇、执行上不能偏离；2、提高统筹协调能力，一是“统”、“统筹”考虑。统筹规划是推动扶贫开发工作的根本，只有抓住这个根本，就可以改变扶贫工作单打独斗的被动局面；二是“调”。积极主动协调上下之间、部门之间的各种关系是做好扶贫开发工作的基础，只有抓住了这个基础，我们工作就可以从被动变主动，从狭窄走向广阔；3、提高项目和资金管理的能力。项目和资金管理，是检验扶贫开发工作的尺度和标准。主要是通过完善一些制度和办法，来规范项目实施和资金投向，取得扶贫开发的显著成效。
二、通过讨论和学习，转变观念，创新扶贫资金管理的方式
目前，省级财政扶贫资金分配方法主要采取因素法。目标任务和定额标准分配法、项目择优分配法等（举例说明整村推进、安居工程、项目贴息贷款）。省级财政资金扶持方式主要补助、补贴、贴息、以奖代补、奖补结合等多种灵活多样的方式。通过讨论和学习，应积极探索财政扶贫资金管理的方式。一是要建立高层推动的资金管理组织协调机制。二是托展平台、统筹规划，以规划为依据，以项目为纽带，把性质相近、目标相同、用途相形的相关资金，统一编制项目计划和资金分配方案，统一组织项目实施、统一组织绩效评价，充贫发挥资金的综合效益。三是积极探索“村民互助”的产业扶贫模式，深化扶贫到户贷款贴息政策，拉动扶贫贷款的投入，提高扶贫效果。
我汇报演讲的题目是：“****”
这次学习实践活动对我*今后五年发展的核心，建设富裕文明开放和谐的**十分重要，对我们从事扶贫开发工作的人来讲尤为重要。因为贫困的社会不可能和谐，很多社会不和谐的因素因贫困而发生；贫困的家庭不可能文明。文明是进步的标志，贫困的家庭发展是缓慢的，离文明的要求差距较远；贫困的困想不可能创新，创新是改革的需要，时代的要求，一个思想贫困的人是不可能走上发展的快车道。开展学习实践活动活动，结合自己的思想和工作实际，谈三点认识和看法：
一、通过讨论和学习，提高扶贫的素质和能力
提高扶贫素质要做到：“四个明确”：一是明确扶贫理念，解决用什么思想指导扶贫开发工作；二是明确扶贫方向，解决扶贫工作的对象问题；三是明确扶贫工作的内容，解决做什么的问题；四是明确扶贫工作方法，解决怎么样做的问题和如何出成绩的问题。提高扶贫能力，这与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的“提高扶贫开发工作的水平”相符合，提高扶贫的能力，主要是提高三个方面的能力：1、提高把握扶贫政策的能力，对扶贫政策上认识不能偏差、理解上不能偏颇、执行上不能偏离；2、提高统筹协调能力，一是“统”、“统筹”考虑。统筹规划是推动扶贫开发工作的根本，只有抓住这个根本，就可以改变扶贫工作单打独斗的被动局面；二是“调”。积极主动协调上下之间、部门之间的各种关系是做好扶贫开发工作的基础，只有抓住了这个基础，我们工作就可以从被动变主动，从狭窄走向广阔；3、提高项目和资金管理的能力。项目和资金管理，是检验扶贫开发工作的尺度和标准。主要是通过完善一些制度和办法，来规范项目实施和资金投向，取得扶贫开发的显著成效。
二、通过讨论和学习，转变观念，创新扶贫资金管理的方式
目前，省级财政扶贫资金分配方法主要采取因素法。目标任务和定额标准分配法、项目择优分配法等（举例说明整村推进、安居工程、项目贴息贷款）。省级财政资金扶持方式主要补助、补贴、贴息、以奖代补、奖补结合等多种灵活多样的方式。通过讨论和学习，应积极探索财政扶贫资金管理的方式。一是要建立高层推动的资金管理组织协调机制。二是托展平台、统筹规划，以规划为依据，以项目为纽带，把性质相近、目标相同、用途相形的相关资金，统一编制项目计划和资金分配方案，统一组织项目实施、统一组织绩效评价，充贫发挥资金的综合效益。三是积极探索“村民互助”的产业扶贫模式，深化扶贫到户贷款贴息政策，拉动扶贫贷款的投入，提高扶贫效果。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农村扶贫开发政策作为农村反贫困的两项基本制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一方面，农村低保制度是对扶贫开发的有效补充;另一方面，扶贫开发巩固了低保制度的成果。同时它们又有概念、对象、目标和性质等方面的差异。希望以下扶贫开发开题报告范文对你有用。
题目：中国牧区扶贫开发问题研究
一、研究背景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农村扶贫开发走过了30多年的历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从1978年至2010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由2.5亿人减少到2688万人，贫困发生率由30.7%下降到2.8%,减贫速度之快令世界赞叹。
2011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决定将农村贫困标准由201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1274元提高至2300元。贫困标准提高，使得全国贫困人口数量由2010年的2688万人扩大至1.28亿人，扶贫对象范围扩大到了全国总人口(除港澳台地区外)的近十分之一。改革开放以来，在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在各族群众干部的共同努力下，牧区的生态环境得到较大改善，基础设施得到较快发展，落后的社会面貌得到较大改观，农牧民的经济收入得到大幅提升。
二、研究意义
在多年扶贫开发实践过程中，专家学者对贫困内涵做了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角度的理解，然而不管是哪个角度的理解都是存在一定不足的。
第一，有助于认识和把握牧区扶贫开发的规律。中国农村扶贫开发是中国反贫困总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反贫困格局中的重点和难点。牧区作为中国农村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成为了整个农村扶贫开发中的重点和难点。本研究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角度，以牧区具有的突出特点为基础，在深入分析研究牧区贫困的原因、表现及影响的基础上，对牧区扶贫开发工作的规律进行了总结，这将有助于提升对牧区扶贫开发规律的认识和把握。
第二，有助于丰富和完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理论。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理论是在长期扶贫实践中形成的对农村扶贫开发规律的正确认识和科学总结，它对中国农村扶贫开发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但是，由于长期受重视经济轻视生态和文化的价值导向影响，对牧区问题的调查和研究力度比农村要少得多，因此对牧区扶贫开发理论的研究非常滞后。本研究正是从经济、生态、文化、社会等综合角度出发对牧区扶贫开发工作进行探讨，是对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理论的丰富和完善。
第三，有助于推动中国牧区扶贫开发实践。理论的最大意义在于指导实践。
由于牧区扶贫开发理论的滞后，至今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中国牧区扶贫开发的进程。本文在深入研究牧区实际情况下，对牧区扶贫开发的本质和规律进行正确的认识和把握，这不仅具有丰富和完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理论的理论意义，更具有推动中国牧区扶贫开发工作的实践意义。
三、研究内容
本文将中国牧区扶贫开发作为研究对象，首先对中国牧区扶贫开发的理论基础作出了详细的论述，以各个时期的理论领导人物为线索，对各个阶段的贫困及反贫困理论进行梳理总结，为后面研究牧区扶贫开发问题奠定理论基础。随后，主要从综合研究的角度对牧区贫困表现、原因及影响进行了分析，认为牧区牧民的贫困不仅仅是一种经济收入贫困，更多的还体现在生态环境贫困、社会建设贫困，并进一步探讨了牧区贫困的成因。在此基础上，对1978年以来政府主导的中国牧区扶贫开发工作进行了梳理，将牧区扶贫开发的历程划分为五个阶段，即体制改革推动扶贫阶段、开发式扶贫启动阶段、扶贫攻坚阶段、综合扶贫阶段和两轮驱动扶贫阶段，并就各阶段扶贫的措施和成效做了概况总结。接着，笔者对当前牧区扶贫开发中已经在实践中取得效果的以工代赈模式、易地搬迁模式、产业化模式、雨露计划、科技扶贫等五种扶贫模式进行了阐述。最后重点分析了当前牧区扶贫开发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解决对策，即在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指导下，构建牧区扶贫开发政策理论体系、建立牧区扶贫开发综合考评及干预制度、正确处理牧区扶贫开发出现的经济发展同落后的生产方式和单一的产业结构之间、经济发展同生态保护之间、扶贫同返贫之间的不和谐关系、增强各扶贫主体间的综合扶贫效果的对策建议。
五、研究方法
1.文献资料研究法。本文的研究是通过搜集和分析相关历史文献，特别是我国牧区扶贫开发政策的相关资料、相关年鉴、以及学术界相关研究成果等文献资料进行的。
2.系统分析研究方法。系统分析研究方法是指，把要解决的问题作为一个系统，对系统要素进行综合分析，从而找出解决问题方法的一种研究手段。系统分析研究法是本文采用的重要研究方法。在论文的组织过程中，作者将牧区扶贫开发问题作为一个系统，分别对这一系统中贫困的表现、扶贫的历程、扶贫的实践模式、扶贫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等要素进行分析，通过综合总结最后得出了解决牧区扶贫开发中存在问题的对策。
总书记说，“致富不致富，关键看干部”。打赢脱贫攻坚战，必须建立一支能打硬仗善打胜仗的战斗队伍。无论再好的政策、再好的措施、再多的资金、再多的项目，如果没有人的参与，没有高效的落实，也是没有效果的，所以，要发挥广大干部的作用，落实好政策、措施，把资金用到实处，项目落实到村到户。作为领导干部，首先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做到“两个维护”，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科学分析，认真研究，找准对策，自觉履行党和群众交托的重任。其次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要脚踏实地的为群众谋福利办好事实事，要有群众利益无小事的观念，要解决好群众身边的每一件小事。第三加强对业务知识特别是脱贫攻坚等惠民政策的学习，提高服务本领，强化政治担当，突出政治作为，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决胜全面小康贡献自己的力量。
二、坚持精准方略，改进工作作风
《扶贫论述摘编》第二至第七部分系统总结了我国新时代扶贫开发的宝贵经验。一是“精准”。必须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坚持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等六个‘精准’，要着力解决好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的问题。总书记强调，要将条件差、基础弱、贫困程度深的深度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作为扶贫开发的重点，分类施策，实施“五个一批”扶贫开发路径，要因地制宜，因人因户因村施策，保证“对症下药、精准滴灌、靶向治疗，扶贫扶到点上扶到根上”。这就要求在深刻认识贫困问题复杂性的基础上，既要注重分析致贫的共性要素，以共性要素为依据，因地制宜探索多层次扶贫脱贫路径；又要考虑贫困个体致贫的具体因素，开展多层次、精细化的针对性帮扶。二是务实。在同菏泽市及县区主要负责同志座谈时提到，“贫困之冰，非一日之寒；破冰之功，非一春之暖。做好扶贫开发工作，尤其要拿出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尽头，发扬钉钉子精神，锲而不舍、驰而不息抓下去”，要下一番“绣花功夫”， 不搞大水漫灌，不搞手榴弹炸跳蚤。扶贫工作最终要落实到为贫困群众解决实际问题上，切实防止形式主义，不能搞花拳绣腿，不能搞繁文缛节，不能做表面文章。在精准识别、精准扶贫方面要讲究方法，不能一味靠材料、表格来开展工作，这些具体的工作方法，反映了共产党人一以贯之的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
党的十以来，多次深入贫困地区调研，就扶贫开发工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尤其阐述了新时期扶贫开发的极端重要性。早在2012年，他在河北阜平考察时就强调：“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明确了改善民生是扶贫开发的基本目的，突出了党的宗旨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中国扶贫开发中的实践体现。随后，他在云南调研以及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继续强调了扶贫开发工作的紧迫感，提出要“真抓实干，不能光喊口号，决不能让困难地区和困难群众掉队。”2015年中央扶贫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脱贫攻坚已经到了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阶段，必须以更大的决心、更精准的举措、超常规的力度，众志成城实现脱贫攻坚目标，绝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地区、一个贫困群众。
与此同时，还多次强调扶贫开发对“三农”发展、地区发展以及民族发展的重要性。他指出，“‘三农’工作是重中之重，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在‘三农’工作中要把扶贫开发作为重中之重，这样才有重点”。这一论述，不仅强调了“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的思想，且明确界定了扶贫开发是“老少边穷”地区“三农”工作的重中之重，进一步明确了“老少边穷”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重点。中国目前的小康是不完全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地区发展差异及城乡经济文化水平呈现较大差异，东部与西部地区，沿海与内地发展很不平衡。只有贫困地区和人民脱离贫困和实现富裕，才可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因此，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贫困地区与贫困群众必然要成为重点关注对象，要与全国人民共同前进，不能掉队。
总之，扶贫开发的战略地位和作用是由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决定的，是由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将扶贫开发与党和政府的职责、党的根本宗旨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要求和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相结合，深刻阐述中国现阶段扶贫开发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并进一步指出当前扶贫开发工作的重中之重，为进一步明确扶贫开发的战略定位、制定扶贫开发政策措施及具体工作机制奠定了思想基础，对全党全国全社会增强扶贫开发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指导作用。
二、明确了扶贫开发的战略定位
明确扶贫开发工作的战略定位不仅是扶贫开发极端重要性的现实要求，也是基于全球反贫困趋势以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行重大战略调整的理论回应。在国际反贫困日益深入，中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决胜阶段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的贫困现状及扶贫任务均发生深刻变化。这对于我国进一步深化和推进扶贫开发理论体系发展提出了新要求。
党的十以来，提出并形成了中国梦的重要思想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中国梦的核心目标可以概括为“两个一百年”目标，即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从内容上讲，消除贫困是中国梦的重要内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消除贫困，实现共享发展，达到共同富裕。这是一个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格局，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都得到协调发展的科学架构，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丰富了中国扶贫开发的行动内容，进一步明确了党领导的扶贫开发战略的目标定位和内容设计。
2014年10月17日，对中国首个“扶贫日”做出重要批示，指出设立“扶贫日”对于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共同向贫困宣战，继续打好扶贫攻坚战的重要意义，并进一步号召全党全社会继续共同努力，形成扶贫开发工作的强大合力。2015年初，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他再次重申了国家对扶贫开发的决心和要求，表示中央将采取切实措施推进扶贫开发工作，党和国家要把抓好扶贫开发工作作为重大任务，贫困地区各级领导干部更要心无旁骛、聚精会神抓好这项工作，团结带领广大群众通过顽强奋斗早日改变面貌。这些论述不仅体现了党和国家对于扶贫工作的高度重视，而且将扶贫开发作为关乎党和国家政治方向、根本制度和发展道路的大事，作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艰巨任务，将其上升为国家战略，进一步明确了扶贫开发工作的战略定位。
三、丰富扶贫开发工作的时代内涵
扶贫开发工作的时代内涵，是由时代特征决定的，并反映出扶贫开发处于特定历史阶段的客观要求。目前，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水平不高，制约贫困地区发展的深层次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截至2016年仍有5500多万人没有脱贫，这些都是新时期我国扶贫开发工作面临的挑战。因此，必须加大投入力度，把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作为主战场，把稳定解决扶贫对象温饱、尽快实现脱贫致富作为首要任务，坚持政府主导，坚持统筹发展，注重增强扶贫对象和贫困地区自我发展能力，注重解决制约发展的突出问题，努力推动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加快发展。据此，在一系列考察、讲话中形成了科学扶贫、内源扶贫、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精神脱贫、教育脱贫、生态脱贫、社保政策兜底脱贫等思想理念，阐明了中国扶贫工作的时代内涵。
在长期实践探索、认真思考的基础上，提出了科学扶贫的理念，将求真务实、群众路线在扶贫工作中予以体现，要求领导干部坚持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扶贫工作进行科学思考和科学论证，制定从本地现实出发，既合乎经济效益又合乎社会效益，既产生近期效益又顾及长远发展的扶贫战略政策，选准发展的路子。在贫困地区考察调研中，他多次提出内源扶贫的思想，强调扶贫对象和贫困地区内在生产力在扶贫开发中的重要性，并将贫困地区和贫困对象是否具备内生发展动力作为扶贫开发目标能否实现的根本标志。
精神脱贫是关于扶贫开发工作的灵魂精髓。早在《摆脱贫困》一书中，他就提出和强调精神文明建设是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重大内容。精神脱贫也从另一层面反映出贫困地区发展教育的重要性。2012年，他在河北阜平考察扶贫开发工作时就指出：“治贫先治愚。要把下一代的教育工作做好，特别是要注重山区贫困地区下一代的成长。下一代要过上好生活，首先要有文化，这样将来他们的发展就完全不同。义务教育一定要搞好，让孩子们受到好的教育，不要让孩子们输在起跑线上。古人有‘家贫子读书’的传统。把贫困地区孩子培养出来，这才是根本的扶贫之策。”2015年两会期间，他在参加广西代表团审议时指出：“要帮助贫困地区群众提高身体素质、文化素质、就业能力，努力阻止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打开孩子们通过学习成长、青壮年通过多渠道就业改变命运的扎实通道，坚决阻止贫困现象代际传递。”在2015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他再次强调：“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扶贫必扶智，让贫困地区的孩子们接受良好教育，是扶贫开发的重要任务，也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这些论述进一步厘清了教育与贫困的关系，为扶贫开发指出了明确方向。
此外，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发展是甩掉贫困帽子的总办法”“社保政策兜底脱贫”等思想和论断，全面阐述了生态脱贫、发展扶贫以及兜底脱贫的观点和理念。这些思想理念，不仅构成了中国精准扶贫实现路径、扶贫机制模式，也丰富了新阶段中国扶贫开发的时代内涵。
四、提出了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方略
对中国扶贫开发工作的科学总结和理论提升，最重要的体现是提出和完善了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理论和方略。2003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同志参加省人大温州代表团讨论时，就已经提出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真扶贫、扶真贫”的观点。党的十以来，他又多次在贫困地区调研及其他重要场合提及“精准扶贫”思想。2013年，在湖南湘西考察时作出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重要指示，首次提出“精准扶贫”思想；201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的通知》等文件，将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作为六项扶贫创新机制之一，对精准扶贫工作机制的顶层设计提出了明确要求；2015 年，在云南、贵州调研时进一步阐述了精准扶贫思想，明确提出：“扶贫开发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他还提出了“扶贫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第一书记）精准、脱贫成效精准”的“六个精准”要求。他特别指出，要坚持因人因地施策，因贫困原因施策，因贫困类型施策，区别不同情况，做到对症下药、精准滴灌、靶向治疗，不搞大水漫灌、走马观花、大而化之。要因地制宜研究实施“四个一批”的扶贫攻坚行动计划，即通过扶持生产和就业发展一批，通过移民搬迁安置一批，通过低保政策兜底一批，通过医疗救助扶持一批，实现贫困人口精准脱贫。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他再次强调：“精准扶贫是为了精准脱贫。”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已成为中国当前和未来阶段农村贫困治理的指导思想，而理论及实践工作者的进一步探讨，将不断深化和发展这一扶贫方略，并对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实践机制的不断创新提供有益参考，推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的深入发展。
〔中图分类号〕D6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1203（2020）06-0003-05
2020年是脱贫攻坚战完胜、收官之年，深入学习贯彻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最重要的就是学习该重要论述的立场、观点、方法，这是高度抽象的本质与核心，属于哲学维度，反映的是世界观和方法论。关于扶贫工作，在不同场合、面对不同群众、不同情况，有不同侧重、不同角度、不同内容、不同要求的丰富论述，但其中始终如一贯穿的哲学维度是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体现“问题导向”的发展维度
运动是物质存在的方式，发展是事物从低级形式到高级形式的变化或上升的运动。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体现了作为唯物辩证法根本原则的发展思想，即发展是事物运动的总趋势，是人类社会运动的总趋势，也是技术社会形态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运动的总趋势。所以，无论是宏观层面我们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还是中观层面经济增长、社会和谐、区域协调、生态文明、精准扶贫等方面的政策推进，以及微观层面每个社区、家庭、人的福祉提升，都是顺应时代总趋势、推动社会大发展的过程。发展的前提是矛盾和问题，存在矛盾问题，从而化解矛盾、解决问题，就能够推动发展。因此，我们党推动发展、引领发展就必须坚持“问题导向”，这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正确姿态。增强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是贯彻党的思想路线的具体体现。关于扶贫工作战略指导的着眼点就是坚持问题导向：以解决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问题为标准，确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核心目标，“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关键看贫困老乡能不能脱贫”〔1〕29-30。以解决脱贫工作的组织引领问题为关键，强化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帮钱帮物，不如帮助建个好支部”〔1〕47-48。以解决扶贫脱贫的途径问题为抓手，采取精准扶贫、多管齐下的政策方略，“要以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为主线，分类施策，真抓实干，吹糠见米，确保贫困人口如期实现脱贫”〔2〕。以解决扶贫工作的社会协同问题为基础，构建调动各方力量、全社会参与的大扶贫格局，“‘人心齐，泰山移。’脱贫致富不仅仅是贫困地区的事，也是全社会的事。要更加广泛、更加有效地动员和凝聚各方面力量”〔1〕50-51。以解决扶贫工作的实效性问题为风向标，强调从严要求、真抓实干的科学态度，“打赢脱贫攻坚战不是搞运动、一阵风，要真扶贫、扶真贫、真脱贫。要经得起历史检验”〔3〕。以消除扶贫工作中的腐败问题为检视点，强化资金管理的监督体系。以解决扶贫脱贫的大环境问题为背景，发出携手消除贫困、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中国人民张开双臂欢迎各国人民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便车’”〔4〕484。我国之所以在扶贫工作中成效卓著，为促进协调发展扫除了障碍，为世界减少贫困人口作出了巨大贡献，正是得益于坚持“问题导向”这一发展维度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
二、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蕴含“人民中心”的价值维度
价值观作为重要的哲学维度，是关于价值的一定信念、主张、态度与倾向的观点，起着行为取向、评价原则、标准与尺度的作用。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就有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和发展结果。“人民中心”是我们党一以贯之坚持的根本宗旨与价值追求，是马克思主义价值理念的人文体现，回答了“发展为了谁，发展依靠谁，发展成果归谁享有”的基本问题，深刻体现了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价值遵循。“人民中心”更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根本立场，它贯穿于新时代我国发展的各个方面，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就是扶贫工作。“人民中心”是关于扶贫工作重要论述的思想红线，其价值维度在扶贫工作中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层面：
其一，贫困群众作为扶贫工作的对象而存在，不是作为发展工具而存在，可以充分体现“为什么人”这一原则。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同资产阶级的政党相反，工人阶级的政党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5〕正是自觉将我们党作为实现人民群众美好生活这一历史任务的工具来践行“人民中心”的根本宗旨。指出：“中国执政者的首要使命就是集中力量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逐步实现共同富裕。”〔4〕302020年5月他在山西考察时再一次强调：“中国共产党把为民办事、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把为老百姓做了多少好事实事作为检验政绩的重要标准。”〔6〕凸显出“为了人民”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人民性最根本的体现。“人民中心”在扶贫工作中更体现为聚焦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这不仅仅是价值理念、政治要求，更是实实在在帮助群众脱贫致富“一个都不能少”的切实承诺、评价标准和攻坚克难的具体行动。正如所强调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对全国人民的庄严承诺”〔4〕83，“脱贫攻坚已经到了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阶段，必须以更大的决心、更明确的思路、更精准的举措、超常规的力度，众志成城实现脱贫攻坚目标，决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地区、一个贫困群众”〔4〕84。
其二，“人民中心”明确了人民群众是扶贫工作的主体力量，脱贫致富最根本的是必须“依靠人民”，激发人民群众作为实践主体、脱贫攻坚主体发挥能动性、创造性，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原理的具体运用。正是依靠人民的价值理念，使得我国的扶贫脱贫工作卓然于世界。首先，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积极的因素”。在指导我国扶贫工作的论述中，更是将“人民自己救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作为“人民中心”宗旨的根本落脚点。他在陕甘宁革命老区脱贫致富座谈会上语重心长地讲道，“俗话说得好，家有良田万顷，不如薄技在身”〔7〕，就是强调扶志扶智的重要性。其次，我国在扶贫工作中，能够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重点在“扶”，从根子上让贫困群众尤其是有劳动能力的贫困群众靠自强自立有尊严地真正脱贫。如我國在帮扶贫困县、贫困村脱贫致富过程中，投入大量资金修路、架桥、通电、打井、引水、改厕、铺线、通信、建基站等，帮助贫困地区搞好基础设施建设，为产业扶贫铺路，为群众福祉奠基，使贫困地区的群众有靠自己双手、靠劳动脱贫致富的途径、工具、未来和尊严。不仅要帮助贫困群众脱贫致富，更要帮助贫困群众摆脱长期贫困形成的挫败无力感和心理依赖，既扶贫更扶志，这是关于扶贫工作重要论述中“人民中心”价值内涵的又一层体现。
三、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重视“家国一体”的历史维度
任何国家和民族的道路走向、发展模式、政策规划都是在其自己的历史逻辑中展开的，传承着具体而生动的历史禀赋和文明特性。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发展渗透着我们的历史传承，新时代为实现中国梦而进行的伟大实践渗透着我们的历史传承，对我国脱贫攻坚工作进行的战略指导同样渗透着我们的历史传承，处处体现着“家国一体”的历史意蕴和君子情怀。
在中国文化中，士大夫精神、君子人格历来是被社会精英推崇和追求的，核心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一体”精神。君子、士大夫是社会的顶梁柱和粘合剂，从修桥铺路到怜贫恤老，从主持公道到协调社会，他们认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自己有权利更有责任“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华民族进入实现伟大复兴的新时代，很多中国文化的固有基因也开始呈现出来。历史文化元素有很强的基因遗传能力，中国传统的士大夫、君子阶层虽然已不复存在，但是在文化观念上，国人对君子的看法和要求，具有历史与文化的连贯性。
置于今天的中国，我们的干部选拔机制将社会中一些有知识、有能力、肯吃苦、敢担责、愿奉献的优秀人才选入队伍中，肩负国家与社会的发展使命，注定要传承我们历史文化中“家国一体”的君子人格，承担“为民立命”的君子行动。正是这样要求广大干部的：“大家心中要始终装着老百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做到不谋私利、克己奉公。……多做雪中送炭的事情。”〔4〕144他还指出，“干部就要有担当，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尽多大责任才会有多大成就”〔4〕145，要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4〕145。这种忧国忧民的情怀和舍我其谁的担当是关于扶贫工作重要论述中历史维度的自然呈现。
四、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强调“统筹兼顾”的逻辑维度
国家政策的实施效果如何，不仅是政策落实问题，更是战略布局问题，根本上是有关方法论的哲学问题。秉持的方法论不一样，解决问题的方向思路就不一样，构建的战略规划就不一样，出台的政策就不一样，落实的效果就不一样。在我国扶贫工作中，始终重视秉持唯物辩证法的矛盾观，强调注重统筹兼顾：既掌握地区贫困的总体情况，又深挖每一个贫困家庭的致贫原因；既有发钱发物送温暖的普惠政策，更有具体问题具体解决的多种脱贫途径；既要激发贫困群众自强自立、劳动致富的激情与干劲，又要强化党政干部扑下身子、深入群众的实干作风。因此，我国扶贫工作作为一个系统工程，实现了经济、政治、社会多个层面的整合。
其一，多管齐下的扶貧脱贫政策，能够保证扶贫工作的有效推进，增进群众福祉，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繁荣，实现良好的经济整合。关于扶贫工作论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强调一定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分类施策，多渠道多方式多手段解决贫困问题，关键点在于“精准”。2015年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部署：按照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具体情况，实施‘五个一批’工程。一是发展生产脱贫一批，二是异地搬迁脱贫一批，三是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四是发展教育脱贫一批，五是社会保障兜底一批〔4〕85。这就擘画出我国扶贫工作的总体思路：针对不同地区、不同状况、不同条件、不同人群、致贫的不同原因，差异化施策，针对性强，效果良好，利于形成脱贫致富与经济发展的共赢态势，实现良好的经济整合。
其二，干部深入基层、精准扶贫的政策要求，能够在强化干部密切联系群众作风的同时，稳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更好地维护中央权威，实现良好的政治整合。我国疆域广阔，地形复杂，村落繁多而星散，要保证中央对地方的有效治理、保证中央的权威性，就必须使党的领导、政府治理深入最基层的乡村；就必须要求广大干部走乡入户、深入群众，强化党在农村基层的影响力。因此，特别强调扶贫工作的关键抓手就是发挥广大干部在扶贫脱贫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做好服务。要在驻村扶贫工作队、驻村第一书记、大学生村官等发挥主场作用的同时，强化广大干部扶贫的“精准度”，对口帮扶到户、到人，随机跟踪抽查扶贫情况，检验考核脱贫效果，督促党政干部真正扑下身子、服务群众。实践证明，这样做有利于广大党政干部真正与群众保持血肉联系，做到真访贫、真扶贫、扶真贫，在引领群众走上小康之路的同时，强化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和政府的基层治理，强力维护中央的政治权威和全国一盘棋的大国格局。
其三，扶贫工作中加大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力度，能够缩小地区、人口的贫富差距，既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又使全民尽享大国红利，实现良好的社会整合。我国作为大国的具体国情是：疆域广阔，情况复杂，不同地区发展条件、发展水平不同，地区贫富差距较大。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大多在偏远边穷之地，从空间上远离中华核心地带、富裕地带，生存环境恶劣，发展难度很大，多数不具备自我发展、自我繁荣的条件。但同时，超大规模的生产和消费，超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超强的产业集群和产业链条等，是我国发展的特点和优势。在我们这个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通过转移支付这个重要的财政工具，把富裕地区上缴税收的一部分划拨给相对贫困的偏远边穷地区，可以使那里的老百姓也享受到大国红利。对此，讲道：“中央财政一般性转移支付、各类涉及民生的专项转移支付，要进一步向贫困地区倾斜。”〔4〕86
五、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凸显“扎实作为”的实践维度
一切理论、政策、思路都来源于实践，也都需要实践的检验。实践观点是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基础与核心，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基点。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处处凸显着“扎实作为”的实践理念和实践要求。
旅游扶贫开发是一种特殊的开发扶贫形式,以发展旅游业带动经济欠发达地区脱贫致富为主要目标。
一、我国旅游扶贫工作的发展现状
我国旅游扶贫工作是随着我国旅游业的不断发展而不断丰富其实践和理论的。20世纪80年代前期和中期,一些老、少、边、穷地区由于距离中心城市或重点旅游线路景点较近,选择了开发利用当地旅游资源、兴办旅游业的道路,很快取得了脱贫致富的效果,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20世纪80年代后期,“七五”计划将旅游业正式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一批贫穷落后、但拥有较高质量旅游资源的地区得到了国家和地方计划内资金的扶持,开始有计划的旅游资源开发建设工作,在旅游扶贫方面取得了大面积丰收。
宁夏六盘山旅游扶贫试验区于2000年8月8日正式挂牌,拉开了我国“三区”建设工作的序幕,其他各省也纷纷开展“三区”建设,如广东省从2002年5月起全面启动旅游扶贫计划,通过省旅游局和各相关部门、各地方政府的密切配合,采取政策扶贫、规划扶贫、信息扶贫、教育扶贫和人才扶贫等多种方式,对粤北、粤西和粤东地区有针对性地进行旅游扶贫工作,以旅游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
二、我国旅游扶贫研究的主要内容
综观国内的文献,可以看出目前我国旅游扶贫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6个领域:旅游扶贫含义及基本问题;旅游扶贫的资源基础;旅游扶贫模式研究; 旅游扶贫的效应研究; 旅游扶贫开发工作的经验、问题和对策研究;旅游扶贫开发工作的其他专题研究等。
1.旅游扶贫含义及基本问题
旅游扶贫指的是通过开发贫困地区丰富的旅游资源,兴办旅游经济实体,使旅游业形成区域支柱产业,实现贫困地区居民和地方财政双脱贫致富。
认为旅游扶贫的对象,即目标地区主要是具有一定旅游发展基础的经济欠发达地区,是相对贫困地区,既包括了国家所界定的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绝对贫困),也包括了虽已脱贫但经济仍欠发达的地区。刘向明,杨智敏也有类似看法,还认为旅游扶贫不能仅限于“物质的贫困”,更重要的是“观念上的贫困”。
旅游扶贫的提出有多方面的意义和自身特点。高舜礼认为旅游扶贫的意义在于:向全社会展示了旅游业强大的综合功能;扩大了旅游业的社会影响;开拓发展子“大旅游”的思路;为旅游业持续快速发展找到了新的增长点。
2.旅游扶贫的资源基础
乡村旅游资源是旅游扶贫的重要资源基础,因而也是旅游扶贫研究的重要内容。乡村文化被认为是乡村旅游资源的核心之一(王兴水等)。谢彦君认为,旅游城市所具有的巨大的客源输出潜力是乡村旅游开发的重要基础,面向旅游城市的乡村旅游开发的关键是乡土化,具体体现在文化性、特殊性、民俗性、生态性和参与性等几个方面。保持与城市旅游供给的互补性和差异性是乡村旅游开发的基本原则。
3.旅游扶贫模式研究
郭清霞提出旅游扶贫的战略应该以政府为主导、市场为导向;以特色资源为发展依托、以特色旅游产品为发展支柱;以当地居民受益为目的、以脱贫致富为目标;以环境保护、实现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原则。赵丽丽提出我国西南地区“旅游扶贫”启动与发展两大战略。白凤峥和李江生提出了“旅游扶贫试验区”的设想,宜采用政府主导、市场化运作与扶贫开发有机结合的管理模式。吴铮争和杨新军立足于西部地区生态环境脆弱性的分析,提出了基于生态环境价值补偿机制的我国西部地区旅游资源深度开发与旅游扶贫的具体思路和措施。金方梅以乡村民族文化的演化模式为依据,通过对文化旅游者进行分析,提出了“三向参与”的文化保护开发模式。胡锡茹认为云南在多年旅游扶贫的实践中形成了三种基本模式:生态旅游扶贫模式、民族文化旅游扶贫模式和边境旅游扶贫模式。梁明珠依据“实现主体利益持续互动均衡”的原则,就关乎生态旅游成败和农民生计的土地补偿、利益分配、培训与就业社区参与等问题,提出了建立“三农”利益保障机制的设想。
4.旅游扶贫的效益研究
周歆红定义旅游扶贫效应就是讲旅游扶贫功能和意义、旅游扶贫在贫困地区发展中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旅游扶贫的负面影响等。赵小芸从投资贡献(量)和投资效率(质)两个方面对西部地区的旅游投资对当地经济发展的影响作了定量研究。阳国亮则探讨了旅游经济中旅游投资的乘数效应与旅游扶贫的关系,指出贫困地区的边际消费倾向大,旅游投资的乘数效应更大,旅游扶贫的效果更显著。操建华运用专家调查法、增加值率法和投入产出法研究了旅游收入和旅游业增加值在城乡之间、城乡居民之间的分配,以及旅游收入乘数和就业乘数。
林红也对“旅游扶贫”的负效应进行了分析,认为“旅游扶贫”,论的最大危害在于引发各地盲目开发、上项目,并提出应冷静看待“旅游扶贫”在西部开发中的效应。贾芳也注意到旅游扶贫中应满足的条件和旅游业的脆弱性。
5.旅游扶贫的经验与问题
经过近二十多年的旅游扶贫开发实践,我国旅游开发扶贫已有不少可以值得借鉴的规律和经验。认识不到位,在实践中忽视社区利益,利益分配不公,从而没有起到旅游扶贫的作用(陈秀琼,黄金火;万青;钟国平等)。同时存在有将旅游扶贫简单地等同于旅游开发、旅游扶贫开发的城市化发展模式(郭清霞)、把陋习当作特色来开发和只关注眼前的效益等问题(程占红)。(曹艳英等;刘红艳)指出我国目前的旅游扶贫存在着项目、产品设计单一、经营粗放,而且季节性明显、模式雷同、缺乏特色,显露出极度的初级化特征。旅游扶贫的规模小,组织形式分散,缺乏灵活有效的市场营销战略,市场竞争秩序混乱,难以形成区域性、规模性的整体布局和具有吸引力的拳头产品从而难以形成真正的经济优势(刘红艳等)。
三、国内研究评述
目前国内系统化旅游扶贫研究才刚刚开始并处在初级阶段。在研究的对象方面,我国扶贫旅游研究的一个明显不足是,尽管对政府作用、社区的参与、乡村文化资源等旅游扶贫的核心问题进行了探讨,但是对贫困人口的关注显然不足。在重大问题的研究深度方面,缺乏理论建树,旅游扶贫的对象、目标不够明确,对扶贫的负面影响认识不足,对扶贫的艰巨性和长期性未给予足够的重视等,对旅游扶贫的研究是一般性研究多,如大都集中在旅游扶贫的功能、模式、问题及对策等方面,对旅游扶贫中一些较深层的主题,如贫困人口受益模式、一些较具可操作性和示范性做法的理论基础分析等较少涉及;对特定地区宏观性分析较多,还未见到对较为成功的微观单元的有深度的实证研究。除了对乡村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建设有比较系统和深入的讨论外,对政府的作用、社区的参与等重要问题的研究大多局限于问题的提出、必要性论述和一般性探讨,缺乏系统的研究及具体的解决方案、机制的建立和模式的设计等。关于社区参与、农户与旅游发展的关系、旅游系统如何与其他经济系统的联系等,缺乏系统研究,缺乏有效地体现于一个模式之中。对贫困人群在旅游中的作用、参与程度、参与中存在的障碍以及现实和潜在的经济利益和其他利益等的问题,基本没有涉及。
四、我国旅游扶贫研究的发展趋势
1.贫困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是旅游扶贫一种新的可持续模式,目前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难题:如何解决社区参与的个人激励问题;如何使社区居民正确显示其偏好,并如何整合个人偏好以形成促进社区利益的一致决策;社区政府是否能够采纳社区的建议;社区参与促进收入公平分配的途径等问题。
2.应注重将视角对准贫困人口本身,真正将贫困人口作为旅游扶贫系统结构中的重要一环,以他们为主要研究对象之一,通过对各种旅游形式对贫困人口的经济、社会、环境等各个方面的实际影响进行系统的定性与定量结合的实证分析。
3.对非政府组织、私人部门等相关利益主体对旅游扶贫的影响和作用进行分析。在旅游与反贫困的研究中,旅游发展理论和贫困理论相结合,多角度的综合分析和有针对性的具体分析相结合,有利于更好地指导旅游扶贫开发活动,充分发挥旅游在消除贫困方面的潜力。
4.加强对旅游产业与相关产业联系方式和结合模式的理论研究十分必要,有利于跳出就旅游论旅游的思路,注重与贫困地区的主导产业相结合,与农、林、牧、渔、副及乡镇企业协作发展,与本地特色产业相结合。
参考文献:
[1]高舜礼.对旅游扶贫的初步探讨[J].中国行政管理,1997
[2]刘向明.杨智敏对我国“旅游扶贫”的几点思考[J].经济地理,2002
[3]高舜礼.旅游扶贫开发的经验、问题和对策[J].旅游学刊,1997
[4]王兴水,甘巧林.尚志海.乡村旅游文化资源开发研究[J].云南地理环境研究,2004
[5]谢彦君.以旅游城市作为客源市场的乡村旅游开发[J].财经问题研究,1999
[6]郭清霞.旅游扶贫PPT战略及其特征―以湖北省为例[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
[7]赵丽丽.我国西南地区旅游扶贫研究与实例应用分析[D].西南石油学院,2003.
[8]白凤峥,李江生.旅游扶贫试验区管理模式研究[J].经济问题,2002
[9]吴铮争,杨新军.论西部旅游扶贫与生态环境建设[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04
[10]金方梅.乡村民族文化旅游保护开发模式探讨―重视文化旅游者在文化保护中的作用[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3
[11]胡锡茹.云南旅游扶贫的三种模式[J].经济问题探索,2003
[12]梁明珠.生态旅游与“三农”利益保障机制探讨[J].旅游学刊,2004
[13]周歆红.关注旅游扶贫的核心问题[J].旅游学刊,2002
[14]赵小芸.旅游投资在西部旅游扶贫中的效用分析[J].旅游学刊,2004
[15]阳国亮.旅游投资的乘数效应与旅游扶贫[J].学术论坛,2000
[16]操建华.旅游业对中国农村和农民的影响的研究[D].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2
[17]林红.对“旅游扶贫”论的思考[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0
[18]贾芳.对旅游扶贫的再思考[J].甘肃社会科学,2000
[19]陈秀琼,黄金火.略论生态旅游开发中的社区参与[J].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
[20]万青.乡村旅游探论[J].许昌学院学报,2004
[21]钟国平.英西.连南旅游扶贫可持续发展研究[D]华南师范大学,2003
作者简介 李梦竹（1989―），女，西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王志章（1957―），男，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硕导。？穴重庆北碚 400715？雪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连片特困地区包容性增长的扶贫开发模式研究”（12ASH004）阶段性成果；中央高校基本科研项目“连片特困地区扶贫攻坚战中的政府行为研究”（SWU1309363）阶段性成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由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构成的庞大理论体系。它既是对马列主义、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更是包括我国扶贫工作在内的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扶贫工作取得的伟大成就充分证明，没有这个强大的理论体系作指导，中国的贫困人口不可能由1978年的2.5亿人？眼1？演降到2011年的1.28亿人，中国人民也不可能在改造自然、改造环境中摸索出整村推进、雨露计划、产业化、连片开发、移民搬迁以及特困地区综合治理等扶贫模式，并赢得包括联合国在内的诸多国际组织和发展中国家的赞扬。同时，我国在区域不同、条件各异、环境艰苦的背景下创新出的不同扶贫模式，不仅佐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正确性、指导性，也丰富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一、扶贫开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在要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基本国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分别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这三大理论一脉相承，把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和共同富裕作为其核心本质。同时，扶贫开发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重要内容，旨在促进贫困人口增收，保证贫困地区持续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完全契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要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应有之义。
（一）扶贫开发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具体实践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也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人民的意志，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一切行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回首中国共产党走过的艰难历程，从建党那天起，我党就始终坚持为百姓办实事、办好事，为全中国人民谋福祉。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行的大规模、大跨度、大空间的扶贫开发，其宗旨就是要通过国家政策干预、完善基础设施、加大产业扶持，提供均等化的就业岗位、提高劳动技能、增强自我造血功能等，帮助贫困地区释放生产力，使贫困人口尽快脱贫致富，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可以说扶贫开发实践是以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
（二）扶贫开发是科学发展的时代要求
当前，我国正处于大有可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毋庸置疑，我国扶贫工作取得了伟大成就，但面临的问题依然很多，贫困地区经济基础薄弱，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公共服务供给不足，贫富差距加大等，严重制约了贫困地区的持续发展。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通过先发地区带动后发地区协调发展，相互促进、共同繁荣，最终实现贫困地区发展的可持续性。
（三）扶贫开发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保障
我国经济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后，2010年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与此同时，我国社会发展进入到了矛盾凸显期，集中表现为城乡、地区收入差距过大，贫富分化严重。贫富分化悖逆了共同富裕的价值目标，将引发社会不满，影响社会秩序稳定，是社会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扶贫开发则是扭转贫富分化的重要手段，它通过宏观调控和资金的转移支付，将有效地提高贫困人口收入，缩小贫富差距，统筹城乡区域发展，确保国家长治久安和人民共同富裕。
二、扶贫开发的实践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丰富和完善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国扶贫开发的实践客观上验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时，扶贫实践取得的成果，还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丰富和完善。
（一）我国扶贫开发取得的伟大成就丰富了邓小平理论的内涵
邓小平同志多次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眼2？演，“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眼3？演“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眼4？演，这充分说明，社会主义是以消灭贫困，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贫困地区基础设施明显改善，社会事业不断进步，社会保障制度全面建立，广大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稳步提高，贫困人口锐减，小康社会正在成为现实，这些扶贫成就的取得，既践行了邓小平理论中的“贫富观”，也不断深化了对共同富裕的认识，只有消灭贫困，才能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只有坚持共同富裕，社会才能和谐，小康社会才能实现。
（二）扶贫的实践成果是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贡献
同志曾经指出，“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熏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实践证明，扶贫的根本是要解放生产力，释放出无穷的正能量，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摆脱贫困，实现共同富裕，共享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所进行的数十年的扶贫实践活动，并取得的丰硕成果，不仅是先进文化战胜落后文化，先进生产力战胜落后生产力的最好印证，更是党的宗旨立足于人民之中的最好体现。因此，我国的扶贫实践活动也是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大贡献。
（三）扶贫的实践成果推动了科学发展观理论的普及深化
党的十报告中指出，“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新成果，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指导党和国家全部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我国的扶贫开发活动，在提升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同时还注重当地的社会发展，在提升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的同时还注重对贫困地区生态环境的保护，实现了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的统筹发展，最终将达到城乡、区域的协调发展，实现发展的可持续性，保证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因此，扶贫开发活动不仅是对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扶贫的实践成果还推动了科学发展观理论的普及深化。
三、新时期扶贫攻坚战必须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
当前我国正处于大有可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机遇与挑战并存。党的十上提出了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打好新时期的扶贫攻坚战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首要任务。然而，现阶段我国农村贫困农户人均纯收入仅为2003元，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达0.61，？眼5？演贫困人口还有1.28亿，距离“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收入分配差距缩小，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扶贫对象大幅减少”的目标，任重而道远。这就需要我们继续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科学规划、精心组织好新时期扶贫开发攻坚战，以全面完成既定目标。
（一）始终把以人为本贯穿于扶贫攻坚战中
所谓以人为本，就是要做到一切发展为了人民，一切成果由人民共享，这是扶贫攻坚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首先，各级党组织和政府要按照中央的统一步骤，结合本地实际，做好扶贫的顶层设计，把扶贫与推进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有机结合起来；其次，要继续探索创新一些好的形式，加大对老、少、边、穷地区的扶持力度，引导各类企业为贫困人口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再次，要强化贫困地区的职业教育，着力提升教育质量，提高贫困人口自身素质，增强自力更生的能力；最后，加大对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力度，健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努力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做好扶贫攻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要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抓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布局。在扶贫攻坚战中，落实好科学发展观对实现贫困地区“五位一体”建设的总目标至关重要。一是要因地制宜积极发展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生物医药等生态产业，加快推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为贫困人口提供包容性的就业机会，努力增加收入。二是加强贫困地区基层党组织和政权建设，创新村级自治组织，完善社区管理，打造起“永久牌”扶贫攻坚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三是积极实施文化扶贫工程，加快农村贫困地区公共文化设施建设，通过传播先进文化理念，普及科学知识，提升百姓学科学、讲科学、用科学的能力，引领贫困地区发展；四是要合理配置资源，加大教育扶贫力度，建立起贫困人口社会安全阀，确保学有所教、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五是要坚持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到扶贫各项活动之中，杜绝短视行为，不断扩大森林覆盖率，建立起贫困地区自然生态保护屏障，用生态效益提升抗击贫困和阻止返贫的能力。
（三）以共同富裕为根本目标，积极推进贫困地区“新四化”建设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也是扶贫工作的最终目的。在扶贫攻坚战中必须把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融为一体，使之成为共同富裕的“引擎”和助推器。一是要充分利用贫困地区的资源优势，积极发展生态农业、种养殖业和乡村旅游业，并逐步形成产业链；二是要通过农村信息化工程，加强与外界联系，变被动为主动，获取各种市场信息，加快资金、信息、人才流动，为服务本地发展创造条件；三是通过发展本土化的优势产业，夯实基础设施，稳步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小集镇转移，做强特色小城镇，使之成为本地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四是创造条件，引进有实力的城市企业入驻贫困地区，让他们通过租赁、宅基地置换等形式流转土地，对分散的农田、耕地实行集约化经营，加快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推动传统农产品向高档农产品转化，并对其农产品实行小城镇属地化深加工，让一部分人在充分享受土地收益的情况下有序流动到小城镇就业，以增加收入，实现共同富裕。
四、总结与展望
党的十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社会制度，是党和人民九十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当前，我国扶贫开发已经进入全面攻坚期。我们有理由相信，更具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中国人民，一定会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攻坚战中赢得一个又一个漂亮战役，用新的伟大实践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用到2020年按时完成扶贫攻坚任务的伟大胜利，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眼参考文献？演
1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11 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
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一）抓实学习贯彻。一是采取个人自学和集中学习的方式，重点学习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特别是听取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回头看”和成效考核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视察重要讲话精神，中央、省委、市委、区委有关巡视“回头看”整改工作的文件精神等，进一步深化认识、统一思想，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政治担当。二是根据区纪委、区委组织部统一要求，区审计局于2020年4月28日上午召开了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回头看”整改专题民主生活会。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领会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听取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回头看”和成效考核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政治担当，压实整改主体责任，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进行党性分析，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触动思想、触及灵魂，切实收到成效，努力推动形成积极向上、干事创业、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为全区审计工作创新发展提供坚强的思想和组织保障。
（二）强化组织保障。成立局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回头看”整改工作领导小组，由党组书记、局长任组长，其他局领导任副组长，各股室负责人为成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局行政办公室，具体负责脱贫攻坚相关工作推动落实。
（三）制定工作方案。结合局审计局职能实际，召开班子会议研究制定了《区审计局落实中央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回头看”反馈意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检视问题、成效考核指出问题整改工作方案》，对脱贫攻坚工作汇报对接沟通、履行驻村帮扶责任、抓好脱贫攻坚政策措施跟踪审计等相关工作进行了细化和明确，压实工作责任。
二、扶贫审计工作情况
一是按照年初制定的审计计划，5月下旬，区审计局组织人员开展了2020年度脱贫攻坚政策措施跟踪审计，推动各项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政策措施落地生根，促进提高扶贫资金高效使用，并督促相关单位进一步完善相关规章制度，抓好整改落实。二是6月上旬，会同区扶贫办、区财政局组成联合检查组，开展区易地扶贫搬迁资金专项督导检查，进一步加强对财政扶贫资金监管力度，保障扶贫资金的安全有效使用，坚决遏制扶贫领域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三是派出审计业务骨干对2019年度区本级财政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中有关扶贫资金进行审计调查，结合对镇街委及部分单位党政主要负责人经济责任审计，将扶贫内容纳入审计范围，进一步完善了扶贫资金使用监管机制，加强扶贫领域审计监督。
三、驻村帮扶情况
一是局领导班子成员及帮扶干部每月定期深入到富田村，与帮扶对象面对面交流，全面了解帮扶对象的家庭成员情况、居住条件、致贫原因，制定帮扶脱贫措施，切实帮助帮扶户“理清思路、算好账”，确保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政策措施落到实处。二是为认真贯彻落实区脱贫攻坚挂片包村帮户“夏季提升”工作，在人员少，审计任务重的情况下，党员干部沉下心、扑下身，贴近群众，走村入户，了解农户特别是贫困户人员的基本信息、经济状况、享受的扶贫政策和目前的实际困难，围绕“两不愁、三保障”和饮水安全，与贫困户深入交谈，帮助贫困户解决困难。
四、当前存在的问题
一是政治站位不够高，没有时刻把“四个意识”“两个维护”体现和落实到脱贫攻坚工作的各方面与全过程。主动担责担难担险的意识还不够，在思想和行动上与党的要求还存在一定差距；二是班子对帮扶村如何落实好“两不愁三保障”政策方面指导不够，在帮助帮扶村解决“两不愁三保障”问题方面措施不多；三是在开展扶贫专项审计过程中，审计更多的侧重财务、资金等方面的问题，对被审单位脱贫攻坚政策落实情况的监督还不够到位，扶贫资金审计与审计全覆盖的要求还有差距。
五、下一步的打算
一是努力学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关于扶贫工作重要论述和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学习上级会议、文件关于脱贫攻坚工作的精神，不断提高政策理论素养。
二是继续抓好脱贫攻坚工作，确保结对帮扶的贫困户实现收入稳定、稳步脱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