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有效控制信贷资金财务风险，2004年7月，教育部与财政部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完善高等学校经济责任制，加强银行贷款管理，切实防范财务风险的意见》，对高校贷款的指导思想、贷款资金的使用方向和管理均作了具体规定，进一步加强了高校贷款行为和资金管理。这是政府部门为指导高校规避财务风险而制定的指导性政策。
高校的信贷资金属于高校的借入资金，属于高校的负债，与国拨经费和学费有着本质的区别。高校利用信贷资金需要支付资金成本和按期归还本金，存在着一定的财务风险。所谓财务风险就是高校取得信贷资金后存在着债务负担过重而影响高校正常财务支付和不能按期归还贷款本金和利息的可能性。如果贷款不能展期，甚至还存在着被债权人而破产还债的可能性高校对信贷资金的使用必须坚持“经济效益”的原则，注重投资质量。注重分析投资后是否能为学校带来更多的资金回流，也就是能否创造新的更多的收入。另外，信贷资金的使用应经过严格、合理的专家论证，避免出现个别人的“拍脑门工程”和无效投入，避免给学校财务造成新的更大的困难。总之，学校在信贷资金的使用上必须坚持效益原则，既要努力扩大收入，又要严格控制办学成本，不断提高信贷资金使用效益。由于高校长期存在着资金短缺的问题，一些高校申请到信贷资金以后，觉得资金有了溢余就随意消费，乱上建设项目；还有一些高校缺乏长远规划，过于追求短期利益以至基建摊子铺得很大。这些行为只会进一步加大财务风险，给高校的资金运转带来更大的压力。因此，作为高校应严格控制和防范财务风险，应在以下几方面做好工作。
（一）建立高等院校的偿债准备金制度
高校利用信贷资金，要还本付息，当支付的利息相对数较小时，可列入当年的经费支出中，但本金一次偿还时会造成高校财务支付困难。如作者所在的高校，在2006年一年中，归还到期贷款本金5000多万元。这对于一个年收入只有9000多万元的高校来说，一年内归还的贷款本金和利息就占去了一半以上，是一个相对较大的数额，曾一度使该高校财务陷入困境。财务账上没钱，教职工手中的积压了大量的票据不能报销，教职工工资不能按时发放，搞得人心惶惶。影响了教职工对学校发展的信心，影响了教职工积极性的发挥。由此看来，建立高校的偿债准备金制度是完全必要的。同时，由于现行高校会计制度规定高校固定资产不提折旧，固定资产在使用中耗费的价值得不到补偿，高校偿还银行贷款就没有稳定的资金来源。为了弥补高校会计制度的缺陷，也为了高校不至于因偿还贷款而发生财务风险，应建立偿债准备金制度。高校在编制年度预算时，根据债务规模和贷款期限，按2%~3%的比例提取偿债准备金，在事业基金中留足这一数额。
（二）建立有效的风险防范机制，确定合理的贷款规模
对高校来说贷款不可能是无限制的，“应该贷多少款和能贷多少款”是高校在贷款时应考虑的问题，也就是说贷款规模要与学校的发展规模相适应。如果学校贷款规模超过学校的承受能力，学校将面临财务风险。因此，高校为防范风险，通过建立贷款风险评价模型来确定合理的贷款规模，建立有效的风险防范机制。
高等学校贷款的前提条件是必须保证未来一定期间内每年具有可用于偿还贷款本息的可偿债资金，高校的收入来源可分为限定性收入（有指定用途）和非限定性收入（无指定用途）两大类。只有非限定性收入才能作为高校偿还债务本息的资金来源。
非限定性收入=（非专项教育经费拨款-附属中学教育经费拨款）+教育事业收入+附属单位交款+其它经费拨款+上级补助收入+其他收入
高校的正常运转和发展必须首先确保必要的刚性支出。
必要的刚性支出=（基本支出-科研支出-已贷款利息支出）+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
非限定性净收入=非限定性收入-必要刚性支出
考虑到高校非限定性净收入不可能全部用于偿还贷款本息，因此，各高校可结合实际按一定比例确定可用于偿债的非限定性净收入。
为平衡各年收入与支出中偶然因素的影响，可以年均非限定性净收入Ro为基数，以n年期同期银行平均贷款利率i为折现率，计算未来n年累计非限定性净收入现值。具体方法如下：
（1）年均非限定性净收入Ro=近两年非限定性净收入之和/2
（2）n年期累计非限定性净收入现值=Ro×限制系数f
式中，g为设定的非限定性净收入增长率，n为期间数（年），i为同期银行贷款利率。
n年期累计贷款控制额度=n年期累计非限定性净收入现值+一般基金中可用于偿债资金（可按一般基金的20%~50%测算）。
n年期累计新增贷款控制额度=n年期累计贷款控制额度-累计为偿还贷款余额。
通过以上公式我们可以大致计算出学校的贷款规模的上限。需要注意的事，此公式在实际运用中还要结合学校实际情况，分析考虑各种因素灵活把握。
（三）继续拓宽高校经费筹措渠道，分散贷款分险
信贷资金是高校筹集资金的主要渠道，但单一的筹资渠道会增大高校的财务风险。为有效地规避财务风险，高校应建立多渠道筹集资金的机制，分散风险，增强还贷能力。银行信贷资金作为高校的一项负债，需要高校在未来一个确定时期内支付本金和利息，从而构成高校的一项负担，对其计划不周，管理、使用不当，很可能带来极大的负面作用。对此，高校要把清理负债，按期归还各种借款当作一件大事来抓。高校财务部门要从资产负债率、流动比率、经费自给率等方面正确分析财务状况，认真进行预测分析，保证银行的信贷资金到期归还。
（1）挖掘传统经费来源渠道
政府拨款是大学经费来源的主要组成部分，并且这部分资金属于高校的自有资金，既没有资金使用成本，也不需要归还。因此，大学应积极与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建立良好的关系，并瞄准政府的需要，尽可能多地争取科研课题和经费。
另外，学生拖欠学费是全国高校普遍面临的问题。这其中固然有因家庭贫困交不起学费的原因，但是恶意欠费现象也比较严重。全国高校平均欠费率达25%左右。目前，高校通过提高收费解决资金紧缺问题可行性不大。但是，如果能够通过高校收费制度创新，加大工作力度，全校齐动员，有关部门通力配合，齐抓共管，尽量降低欠费率，把能收的学费尽可能多地收回来，也可以为高校增加经费来源。提高高校的自有资金比例，增强高校的实力和抗风险的能力。
（2）募捐向制度化、规范化方向发展
大学争取社会捐赠是一种传统。为了更好的发挥这一传统筹资渠道的优势，大学应该设立专门的募捐机构，发挥大学董事会的作用，扩大募捐范围。
募捐已成为国外大学，尤其是美国大学应对经费紧张挑战的重要策略之一。1996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接受了惠普公司的创始人之一惠莱特的3亿多美元的个人捐款。如此之大的捐款，对于大学发展已经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1994年美国大学所接受的捐款总额为124亿美元，占高校总收入的7%。新加坡于1991年成立了大学教育基金，5年时间共获得捐款6.2亿新元，为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高校教育基金会在我国是新事物，近几年许多高校也意识到成立基金会的重要性与紧迫性，纷纷筹建申报基金会。清华基金会成立于1994年初，现有专职、兼职工作人员10人，至今已筹集资金一亿多元，捐助资金共4亿多元，资助校内各级各类项目几十个；北大教育基金会成立于1995年，有专职人员12人，下设：行政部——负责资金的管理使用；财务部——负责资金的运作；业务部——负责筹款。至今筹集资金几亿元。清华、北大基金会都设有奖学金、奖教金等，教育基金对学校资金不足的填补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北大基金会每年向学校提供几千万元的项目资助费。基金会的钱可拿来用在学校、政府不可能或支付不了的方面。
高校应积极借鉴国内外高校经验，充分利用校友遍布天下的优势，为学校的建设筹集资金。拓宽高校资金来源渠道，分散信贷资金风险。
（四）成立专门的信贷资金管理组织机构，加强信贷资金管理
成立专门的信贷资金管理机构，对信贷资金进行全过程的监督和管理，以降低信贷资金财务风险，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成立以校长为组长，监察、审计、财务、基建等重要职能部门参加的信贷资金管理小组，对学校一定时期内拟贷款项目进行考察、分析、论证。在项目可行的情况下，拟定贷款计划，初步确定引进信贷资金的金额、期限等，经学校有关会议通过后签订贷款合同书。
财务部门要设专人对信贷资金进行管理，建立台账，按贷款银行逐笔登记贷款日期、金额、利率和到期日等明细情况，每日要编制使用信贷资金计划表和偿还信贷资金计划表，报信贷资金管理领导小组及校领导。使领导对信贷资金的规模、使用情况、到期日分布情况做到心中有数，同时，为学校决策提供相关依据。
信贷资金管理小组对信贷资金使用的全过程进行跟踪、监督、验收，并及时处理信贷资金使用过程中的管理不善等问题，在条件允许的范围内，对信贷资金的使用效益进行考核分析，增强提高信贷资金使用效率的动力。
（五）建立最佳信贷资金组合，降低信贷资金风险
所谓信贷资金组合是指在一定数量的信贷资金中，短期贷款和长期贷款的比例，也称信贷资金的长短期结构。确定合理的信贷资金组合，结合合理的贷款规模，不仅可以减少财务风险，还可以节约资金成本。在信贷资金占高校资金来源一定比例的情况下，信贷资金利息支出占用了教育事业费的一定份额。因此，减少贷款利息支出，节约资金成本，是提高信贷资金利用效率的一条有效途径。高校要根据本校的发展规划、项目计划、工程进度、收入与支出情况，在充分考虑货币时间价值的情况下，实行短期贷款与中长期贷款相结合，分期分批贷款，确定最佳的贷款规模与贷款期限的组合，防止盲目贷款和增大财务风险现象的发生。
参考文献
风险投资基金作为投资基金的范畴，具有投资基金的基本属性，但作为特殊的投资基金来讲，其突出的特征是投资运作的高风险性和高收益性。因为风险投资基金运作的具体形式是进行风险投资，而风险投资运行的期限长，它所投资的领域是处于创业时期的高科技企业即所谓的“风险企业”。这类企业是以创新技术为基础、产品处于研究或试销等前期市场开发阶段、尚未成熟定型的企业，其风险性在于：一方面在企业无任何存量资产做保证的情况下，因创新技术的开发失败便可能使前期投资血本无归而承担巨大的技术风险；另一方面创新产品能否有效占领市场、产品投放时机等因素又潜伏着投资的市场风险。风险投资所面临的技术性和市场性的双重风险，决定了风险投资企业成功率不会很高，因而风险颇大。因此，需要一种资金筹集机制，不仅能使企业所需资金得到满足，而且还能够使投资风险达到最大范围的分散，这就需要借助投资基金的运作机制，通过建立风险投资基金，即可实现资金来源的分散化，又可以进行分散投资，以抵消单项投资承担的高风险，从而获得相应的投资收益。
二、风险投资基金的形成模式
在不同国家，风险投资基金的来源有很大区别。虽然都来自于政府部门、商业性金融机构、大公司企业、民间私人资本等，有的国家以政府及各种自助方式的资金为主，有的以商业性金融贷款或投资为主，还有的以民间私人资本为主。如美国风险投资基金占比例最大的是养老基金，其次是捐赠资金，而日本则是银行资金构成风险投资基金主要部分，其次是证券公司的资金。
对于可能来自不同领域的风险资本来说，在发展风险投资时就必须根据本国企业发展模式和资本市场的状况，对风险资本形成的模式进行可行性的研究和探讨。从理论上来说，我国的政府投资、银行贷款、大公司投资以及各类投资基金都是风险投资基金的来源渠道，但从实践上来看，我国应选择以公司企业投资、各类基金和民间资本为主体，以政府资金、金融机构资金为补充的风险投资基金形成模式。
（一）大企业风险投资
我国目前有许多企业集团，特别是有发展前途、又具有资金实力的上市公司，从证券市场上募集了大量的资金，并通过设立从事风险投资的子公司或联合设立风险投资公司，形成了针对风险投资的风险投资基金，为集团公司或为本公司孵化新技术和新产品，发展高新技术创造了条件。如上海“第一百货”与清华大学创建的“视美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中青旅”参股设立的“北京科技风险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机场”等公司联合设立的“深圳创新科技投资有限公司”等风险投资公司的建立，必将形成非常可观的风险资本，使之成为我国风险投资资金的又一主要来源渠道。风险投资公司投资于风险企业，不仅为风险投资的发展开创了新的资金来源渠道，也必将使公司以风险投资方式寻找企业资本转化为创业资产的途径，而且会使一些中小型的高科技企业得到充分的资金来源。
（二）民间资本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国民收入分配上更多地向居民个人倾斜，突出表现在：一是国民总储蓄中居民储蓄的份额持续上升。从1996年到1998年，金融机构的各项存款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占总存款的比例均超过56%.二是在储蓄存款利率持续下调的情况下居民储蓄存款持续上升。银行储蓄利率下调以来，已8次降息，截止目前（2002年3月）年息已降至1.98%，并且从1999年1月开始对利息征收20%的所得税。无论是利率下降幅度之大，还是持续时间之长，在世界上都不多见。但储蓄存款不但不降，反而继续增长，目前储蓄存款总额已超过7万亿元。这虽然与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居民支出预期增加等因素不无直接关系，但也说明中国的金融体系还不能提供足够的投资工具供居民选择。随着居民个人资产的增加和投资意识的增强，居民的投资需求会越来越大，他们将成为风险投资基金的最大的潜在资金供给者，特别是高收入阶层或中产阶层将是主要的资金供给者。
（三）保险基金和社会保障基金
从美国，德国风险投资基金构成上来看，养老基金和保险基金占很大的比例，与这些基金管理人基金运用资金密切相关。随着我国保险市场的发展，社会资金会急剧向保险业集中，目前每年增加的报费收入都在100亿元以上。虽然目前规定保险基金只能用于银行存款和购买国债，金融债券，但在加入WTO外资保险公司进入后，保险基金将开辟新的投资渠道，不仅可以进入证券市场，产业投资基金也是一个重要投资领域。另外，随着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保障基金将会逐步完善和发展，其结余的数额将越来越大。这部分基金增值保值的本质属性要求其在运行中寻求多元化投资，风险投资基金较长的投资期限、较高的投资收益对发展社会保障基金特别是养老保险基金最为合适。总之，保险基金和保障基金的投资范围目前还受到一定的限制，但从未来的发展趋势来看，两基金必将成为风险投资基金的一个重要来源渠道。
（四）政府投资
我国目前政府投资的重点和财政收入状况使政府机构不具备大规模投资的实力。同时前几年地方政府和政府科技部门出资，或具有政府机构色彩的国有企业出资形成的风险投资资金，因受国有企业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制约，其实践结果并没有为我国发展风险投资积累更多更好的实践经验，由此决定了我国政府以及政府机构不可能成为风险投资资金的主要来源渠道。但政府投资具有鼓励和倡导风险投资的作用，国家财政部门和地方政府应按财政收入的一定比例进行风险投资，作为风险投资基金的补充，投向一般风险投资不愿意涉足的风险更大的投资领域，以带动社会公众的投资。
（五）金融机构的政策性贷款
我国金融业所实行的是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分业经营，而风险投资业务主要是证券业和信托业的业务领域。这种状况和现行法律不利于商业银行对风险投资业务的发展；即使银行可以发放风险投资贷款也要受到各种限制。因此，商业银行贷款也不能成为风险投资基金的来源渠道。我们可以借鉴美国的“小企业投资公司”、“企业发展公司”和日本等国家的“中小企业信贷银行”的做法，建立专门为中小型高科技企业建立长期风险投资贷款的政策性银行，以作为我国政府投资于风险投资领域的又一个资金来源渠道。
（六）证券公司的风险投资
我国证券公司虽然仅有十几年的发展历程，但目前已成为我国资本市场的中坚力量和直接融资的桥梁，同时还将成为风险投资的先行者。证券公司在承担中小型高科技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建立、改造，辅导，保荐企业上市工作的同时，通过以发起人的身份设立公司、直接融通资金、直接购买证券、承销证券等方式投资于中小型企业，可以成为风险资本的一个重要来源。
三、我国风险投资基金的退出模式
由于风险投资基金的属性是以承担当前巨大风险代价获取未来高额收益，而不是为长期控制企业为最终目标，故企业成熟阶段的稳定营业利润收益对其不具有诱惑力，风险企业一旦进入成熟期就会寻求退出途径。因此，发展风险投资基金的国家都有了适合本国资本市场的风险资本退出模式。从国际情况看，目前成功的风险投资基金退出模式主要有上市交易、柜台转让、股份赎回、破产清算四种模式。
（一）上市交易
上市交易将是我国风险资本退出的主导模式。上市交易是以公开竞价的方式形成转让价格，可以使投资价值通过市场完全由供求关系来决定，使之达到最合理状态，这是世界各国普遍采用并深受欢迎的资本退出模式。为此，各发展风险投资的国家都在主板市场的基础上开辟了二板市场，让那些资本规模、经济实力、盈利能力、经营期限等达不到主板市场上市标准的风险企业在二板市场上市交易，从而实现通过上市交易的方式达到资本退出的目的。从我国目前状况来看，通过上市交易退出风险资本主要有两大途径：一是建立中国的二板市场，二是在海外二板市场上市。国际上成功的二板市场特别是香港创业板市场运行以来，所取得的成功已成为内地二板市场设立的动力，特别是设立于1999年底的香港创业板市场已成为内地有潜质的高科技企业上市的重要场所。目前已有“青岛环宇”和“复旦微电子”等高科技企业在该市场成功上市，这样，香港创业板市场将成为内地风险资本退出的重要渠道。同时，内地企业也可以到美国NASDAQ、新加坡市场等上市交易，并已有“新浪”、“搜狐”、“网易”等网络公司在NASDAQ上市，为我国风险企业海外二板市场上市开创了先河。可以预料，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有更多的高科技风险企业到海外市场上市。尽管上市交易可使投资收益最大化，但上市费用和交易成本以及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等，也会为采取该种方式造成障碍，因此要运用上市交易必须使风险投资家与风险企业家取得共识。
（二）柜台转让
柜台转让也将是我国风险资本退出的主要模式。我国主板市场中非上市交易的国有股、法人股等均采取柜台转让的方式进行转让，风险投资基金退出可以借鉴这一方式。没有达到二板市场上市标准的风险企业，或虽符合上市条件但为继续掌握风险企业控制权、避免股权分散等原因不能或不愿意上市交易的风险企业，风险投资家可以在场外市场寻找买主，并以协商定价的方式转让股份，退出投资。尽管柜台协议转让的价格因通过议价方式形成，收益率要远远低于上市交易的收益率，但对风险投资家来说可以在风险资本运行的任何一个阶段，将自己拥有的某一项目的股份随时变现，调整投资组合和修正投资策略，而且可以在短期内一次性收回全部投资。正因为这种模式可给风险投资家以最大的灵活性来撤出投资，所以为保证资金盈利与资本循环，在我国二板市场未正式开放之前，乃至二板市场开业后都应作为风险投资基金退出的重要途径。
（三）股份赎回
如果风险企业家为保证完全拥有企业控制权而保持企业的独立性，那么在拥有或可筹集大量资金的情况下，风险企业家可以通过赎回风险投资家的股份来达到目的，这时风险资本的退出只能被动采取股份赎回的方式。对风险投资家来说，股份赎回只是一种备用的退出方式，因为股份是否能赎回不取决于风险投资家而主要取决于风险企业家。股份赎回可以由企业创办者购回，也可以由企业员工持股基金会买断股权。对高风险的企业来说，采取股份赎回给企业员工更具有现实意义，与企业实行的员工持股或股票期权制不谋而合，既可以给风险企业管理者和员工控制自己公司的机会，又可以充分调动管理者和员工的积极性，激发他们的责任心和进取心。因此，股份赎回不失为我国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风险投资的退出方式。
（四）破产和解散
风险资本的高风险性决定了风险企业破产的可能性，从事风险投资的结果，总会有一批风险企业以破产或解散而告终。如果风险企业经营不成功，投资家确认企业已失去了发展的可能或成长缓慢，不能给予预期的高回报，就不应再进行追加投资，而应宣布企业破产或解散，对企业资产进行清理并将收回的资金投资于其他项目。因此，风险资本退出模式中也就必然包括破产和清算这种谁都不愿意接受的方式，它是投资失败后资本退出的必经之路。
「参考文献
[1]车纲。完善资本市场，发展风险投资[J].贵州财经学院学报，1999（4）。
以发展的眼光来看，无论是大型企业还是中小型企业，在发展的初期阶段都必须要参与风险投资。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企业风险投资机制已经逐渐趋向完善，为促进企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1]。而对于银行风险投资来说，虽然我国银行风险投资机制还不够完善，但是其对于促进银行和社会的发展依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商业银行是我国重点发展的银行之一，其信贷资金数目较多，将商业银行的信贷资金放入风险投资能够有助于产业升级，促进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一、商业银行信贷资金进入风险投资的必要性
对于商业银行本身而言，商业银行信贷资金进入风险投资是促进商业银行稳定、快速发展的必要手段。上世纪末，由于受到过度自由化的运营理念的影响，各国商业银行的营业额下降十分严重，破产银行的数量空前增加。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方面首先对商业银行进行了改革。经过改革之后，美国商业银行不仅开拓了投资运营渠道，而且提高了银行的收益，促进了当时科技行业和风险投资行业的发展[2]。美国商业银行的主要改革手段即是使商业银行信贷资金进入风险投资领域。虽然我国的基本国情与美国略有差别的，但是商业银行在我国同样处于重要的地位，且近年来我国通过不断政策和制度的改革，商业银行的收益仍然较少。为了促进商业银行自身的发展，我国商业银行信贷资金要而必须要介入到风险投资中。此外，商业银行信贷资金进入风险投资还能够促进资产结构的多元化发展，还有助于积累更多的资金投入到高科技发展中，实现高科技产业化发展。
二、商业银行信贷资金进入风险投资需要正视的问题
1.管理体制的问题
传统的银行管理体制为分页管理体制，这种体制对商业银行的发展和管理要求较为严格，会限制银行的自由发展和创新力度。风险投资需要银行以股权的方式进行参与，这一点对于当前我国商业银行而言是一大难题。传统管理体制下，我国商业银行并不能够参与股权投资。因此，要想实现商业银行信贷资金进入风险投资，必须要恰当处理银行和投资方之间的关系。从当前发展的局势，社会经济未来的竞争将会更加白热化，商业银行中传统业务由于竞争优势不强，必然会出现盈利降低的情况[3]。为了提高盈利，未来的商业银行也必须发展风险投资业务。当然，究竟应该如何发展投资业务需要银行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
2.成本问题
风险投资需要一定的成本，商业银行参与风险投资所需要的成本更是非常之高。一方面，我国当前的资本市场发展在诸多方面还存在着漏洞和缺陷，商业银行想要从事投资行业还欠缺一定的条件，包括金融工具的欠缺等；另一方面，银行风险投资机制在我国起步较晚，其发展还有诸多的不足，退出和进入机制均有待完善。此外，我国目前发展中的高科技企业均是中小企业，投资的成本较高[4]；再一方面，从社会信用担保制度的角度来看，我国相关的担保制度亟待完善，否则商业银行及时进入到风险投资领域也将难以达到降低风险的效果。
3.风险控制的问题
根据我国央视银行的相关规定，商业银行在进入风险投资领域前必须要先报批。报批的主要目的是成本控股子公司。该控股公司必须是独立的，其一切业务均要独立于当前的金融业务。在控股子公司的注册方面，政府相关部门如银监会等会加强对其监管，并根据实际情况规定该公司的发展规模[5]。与以往的准入门槛相比，当前我国商业银行信贷资金进入风险投资领域的准入门槛似乎能够更好的降低商业银行的投资风险。但是这些是从体制方面对比出来的，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要切实降低银行的投资风险必须要重视其中的操作风险。因此，按照当前的操作来看，央视通过将或是商业银行信贷资金进入风险投资领域的方法，转移商业银行的低成本资金到投资企业中。其他的金融机构一旦效仿，就有可能引发其他违法乱纪的行为。而这种行为具有较强的复杂性和隐蔽性，监管部门很难发现，最终会影响社会发展的正常秩序。
三、商业银行信贷资金进入风险投资的对策及建议
1.加强完善风险补偿机制
商业银行在支持高科技行业发展的过程中经常面临收益和风险不对称的问题，要改善这种现状必须要提高商业银行对高科技企业的投资力度。而要吸引商业银行投资贷款企业必须要建立和完善风险补偿肌注：首先，高科技企业的贷款抵押品必须是未来的商业利益。如果高科技企业项目在未来能够获得成功，商业银行能够按照规定收取一定的收益。该收益制度而是不包括贷款本金和利息在内的收益，只有这样才能够有助于形成风险补偿机制[6]；其次，在贷款的方式方面，商业银行必须将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纳入担保范围，并由此建立完善的无形资产价值评估体系。这样能够扩大担保的范围，提高风险补偿；再次，创新企业的担保方式。中小企业贷款机构在带包过程中，需要建立有效的风险补偿机制，对商业银行增加额外的担保；最后，要积极探讨商业银行的融资方式。在向风险投资公司进行融资时，商业银行应该积极探索合适的方式及渠道，增强风险投资公司对企业的投资总额。
2.政府加大政策等扶持力度
从安全的角度出发，商业银行信贷资金进入风险投资必须要向借款人提供一定的抵押担保，而担保人必须要求有代偿能力。但事实上，许多的高科技中小型企业并不具备这样的能力，或者说许多企业在当时并不能被肯定有这样的能力。那么自然会字段商业银行信贷资金进入风险投资的发展[7]。因此，我国政府应该要向国际上其他国家如美国等学习，通过政府出资，单独设立针对中小企业的信用保证机构，以保证风险投资和借贷的安全性。当然，除此之外，政府还能够通过降低商业银行的投资税率、政策鼓励等措施加强对商业银行信贷资金进入风险投资领域发展的扶持力度，促进商业银行的风险投资。
3.培养优秀的专业人才
风险投资具有高风险的特征，要保证商业银行的投资安全必须要培养更多优秀的专业人才。这些人才必须要熟悉银行风险投资相关事宜，且善于理财和运营，在专业领域如计算风险概率和风险含量中具有较强的能力[8]。由于商业银行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商发展风险投资的专业人员必须能够及时预测出商业银行风险的类型、时间和程度等，并根据预估的情况制定出有效的风险防范方案，增强商业银行的商业利润，促进商业银行的发展。
4.创新交易金融工具
商业银行信贷资金进入风险投资领域，发展风险投资业务必然需要严格控制交易风险。一般来说，风险投资的业务交易额较大，但是结算较为分散，且没有制定有效的保证金管理制度，需要每日进行结算。与传统的信贷风险相比，现代化的风险投资交易所面临的风险必然更大。但是我国资本市场的相关机制并不完善，商业银行又缺乏必要的交易金融工具，给我国商业银行信贷资金进入风险投资领域带来了诸多不便。因此，我国商业银行要进入风险投资领域必须要创新交易金融工具，尽量降低风险。
四、结语
综上所述，商业银行信贷资金进入风险投资是时展的潮流和趋势，其对我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均有着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对于商业银行本身而言，商业银行信贷资金进入风险投资是促进商业银行稳定、快速发展的必要手段；其次，商业银行信贷资金进入风险投资能够促进资产结构的多元化发展；最后，业银行信贷资金进入风险投资有助于积累更多的资金投入到高科技发展中，实现高科技产业化发展。然而，在实际的发展过程中，我国商业银行信贷资金进入风险投资还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包括传统管理体制的限制，成本过高和银行风险机制问题以及风险控制等问题。要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保证商业银行信贷资金安全进入风险投资必须要做到：第一，加强完善风险补偿机制；第二，政府加大政策等扶持力度；第三，培养优秀的专业人才；第四，创新交易金融工具。
作者:夏新野 单位:中央财经大学区域经济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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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徐振业,曾勇,邓光军.信贷资金约束下外资银行独立进入及网点投资[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14,03:575-588.
截至2004年末,国内规范化发行并实际管理基金的基金管理公司已有40多家,共计54只封闭式基金和近百只开放式基金,拥有约三千亿份基金单位,若以60%的持股市值计算,基金拥有的股票市值占股市流通市值比例已近20%,成为了一支举足轻重的市场投资力量。因此,基金的风险管理引起人们关注。随着我国证券市场规范化、市场化程度的加深,以及资本市场监管体制的完善、法制的健全都将使基金管理机构风险管理的背景和环境发生巨大变迁,从而对基金管理公司的风险管理提出更高要求。
我国证券投资基金业风险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基金业风险管理根基不稳
证券市场市场化发育程度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使基金管理机构的风险管理处于根基不稳的不利处境。我国现有的基金产品多为股票型基金,投资对象结构布局也多集中于股票,由于我国证券市场的定位一开始即把支持国企改革作为基点的历史局限,导致证券市场实际上成为了国企筹资解困的重要途径,资本市场资源配置市场化功能被置于次要地位,使得投资行为预期极不稳定,助长了市场投机风盛行,投资者的权益保护问题成为长期以来不能很好解决的市场之痛。
证券市场承载过多的政府意图、行政意志等非市场化的功能和任务,证券市场“政策市”的色彩挥之不去。证券市场不仅要承接数量庞大的国企上市融资和再融资的扩容黑洞,又要面对大量非流通的国有股、法人股,这必然助长投资行为的短期化,加大市场价格的波动频率和幅度,增加了基金管理机构风险管理的成本和难度。
投资者普遍缺乏专业素养和监管滞后,众多不规范投资者和投资行为的存在以及由此衍生的羊群效应,叠加并放大了市场风险,而监督层并未细分市场风险源而采取有针对性的监管措施,结果是严重牺牲了市场的效率和功能,限制了市场竞争和活力,造就了市场对政府政策投入的过度依赖与股市长期以来“不牛则熊”极端走势的市场格局,对于追求长期收益的基金来说不利于有效开展资产风险管理。
市场交易制度不够完善,风险管理手段严重不足。目前我国证券市场投资品种单一,基金的投资组合品种选择范围狭窄,通过构建多元化资产组合分散非系统风险存在困难,而同时指数期货、无风险套利等规避系统风险的交易手段尚不具备,基金管理机构既不能根据市场趋势在做多与做空之间顺势转化,又不能运用其他金融工具进行风险对冲,这降低了基金抵御风险能力,加剧了股市的波动。
市场对证券投资基金的评价集中在收益性上,忽视了从收益性、风险性和流动性的综合角度展开评价,使基金出现了单一片面追逐净值的倾向,从而产生过度投机行为。
基金业风险监管效能不高
对证券投资基金业的监管生态不佳,监管效能不高,致使基金业运作中存在一些不规范现象和问题,不利于基金管理机构建设有足够功效和长效的风险管理机制。
相关法律法规的配套不完备,基金在实际运作中存在风险生存的制度漏洞。尽管作为纲领性大法的《证券投资基金法》业已颁布,还缺乏相应的配套实施细则和管理办法,特别是证券市场发展和变革快速,更需要对基金业的监管动作向前移位,加大事前监督力度。
相关的投资比例限制模糊,可操作性不强,如不同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在利益冲动下,通过幕后的默契和联手可以操控单只股票绝大多数的流通筹码,在短期利益驱使下个别基金投资在个股上过度集中极易诱发流动性风险。
在证券投资基金运作实践中,缺乏独立、公正和权威的第三方责任审计和问责制度,而基金管理人掌握着基金的实际控制权,仅依靠基金管理人的自律不足以有效制约基金管理人严格遵守基金契约。
虽然基金资产的所有权、经营权、监督权基本分离,但基金持有人没有适当和相应的诉讼、追偿权利,持有人大会功能形同虚设,基金持有人对基金管理人不拥有实质性话语权,而且由于基金托管人一般由基金管理人选择,基金资产托管协议由基金管理人与托管人签订,基金托管人演变成基金管理人的人,这种错位导致基金托管人基于自身利益考虑,往往放弃了托管监督和委托管理责任,形成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事实上的利益趋同,基金持有人利益往往不能放在最优先位置,极易诱发基金管理人的道德风险。
基金管理机构市场准入退出机制不尽完善,管理费计提办法弊端较多,不利于刺激基金管理公司提升资产运行效率,降低资产风险水平。
基金业风险管理制度存在风险
内部治理存在缺陷,形成制度性风险源,损伤了基金的风险管理制度优势。基金管理公司股权结构普遍存在“一股独大”问题,基金管理公司决策高层和管理高层来源于或受聘于公司股东,其股东背景容易出现“内部人控制”倾向,在基金投资者成为弱势群体和基金持有人的约束严重软化情况下,实际上基金管理公司行为的利益考虑当然地将公司股东利益置于最优先地位,偏离了证券投资基金兼顾基金投资者与基金公司股东二元利益平行的设计初衷。
基金管理公司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由大股东和高管提名选任,薪酬由董事会决定,这种利益关联格局很难保证其独立性。
基金经理权限过大而缺乏有效制衡。有的基金经理甚至将投资建议、评估投资建议、构建投资组合、下达投资指令与执行投资指令等职能集于一身,这种把控制决策和操作失误风险寄托于对基金经理人的充分信任和道德判断的幼稚做法显然没有制度、规则和机制的约束更有效、更先进。
加强我国证券投资基金业风险管理的建议
针对目前我国基金管理机构风险管理过程存在的诸多弊端,必须从制度安排、监管方式、市场结构等若干方面进一步深化改革,增强证券投资基金业加强风险管理的动力和压力,全面提升基金管理机构风险管理能力和水平,以促进证券投资基金业稳健发展。
构建有效的风险管理机制
进一步推动证券市场市场化改革,营造市场运行新生态,建立有效的风险管理机制的市场大环境。认真落实“国九条”,积极实施“全流通”战略,解决股权分置问题,促进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建设,改变上市公司“重上市、轻转制;重筹资、轻回报”状况,以有利于基金管理机构坚持崇尚充分研究和清晰价值判断以及“稳定持仓、长期投资”的理性投资理念,引导市场投资理念逐步走向成熟,降低基金管理机构风险管理的成本和难度。
从完善市场交易制度、推动沪深股市与国际市场接轨和促进市场走向成熟着眼,在尽快推出我国统一指数基础上适时推出股票价格指数期货交易,一方面通过基金实施套期保值动作和在做多与做空之间顺势转化,提高基金资产管理效率,增加基金抵御风险的能力,另一方面也可达到活跃和繁荣市场、降低市场价格剧烈波动的效果,以进一步完善市场交易制度,增加基金管理机构风险管理手段,增强应对系统风险的风险管理能力,提高资产风险管理水平。
对证券投资基金的评价要全面结合“新兴加转轨”的不成熟市场非系统风险和系统风险具有较大不确定性特征的实际状况,从单一的收益性考量转向对收益性、风险性和流动性的综合评估,评价体系要有利于引导基金重视风险管理和提高风险管理质量,改变单一、片面追求净值的倾向。
进一步加强对证券投资基金业的监管
促进证券投资基金业合法合规经营,促使基金管理机构构建有足够功效和长效的风险管理机制:
监管层要抓住《基金法》颁布和实施的有利时机,提高本行业依法经营的自觉性;提高《基金法》在实施中的可操作性,特别是要加强现场监管和不定期巡访,对违法违规问题要及时、高效、公正和严格处理,硬化法律法规的强制约束力和严肃性。
从有效提高基金资产流动性出发,防止发生操控市场价格的情况,在监管办法上要更具体地明确基金投资比例限制,特别是同一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持有一家公司发行的股票总和不得超过该股流通市值的10%。
证监会应指定部分具有证券从业资格和诚信卓著的会计师事务所和审计师事务所定期或不定期对基金管理机构进行业务运营合规性、资产流动性、内控运行状况的现场稽核,加强第三方责任审计,建立独立、公正和权威的问责制度,以提高监管效能、促进证券投资基金业增强合规经营意识和提高风险管理水平。
监管层要引导、支持和鼓励基金单位持有人依法启动持有人大会机制,切实发挥持有人大会对基金管理机构的制约作用。为了增强基金持有人对基金管理机构的实质话语权,建议对基金持有人适当的诉讼地位和追偿作出安排。
完善基金管理机构的市场准入退出机制,适当降低市场准入门栏,提高证券投资基金行业的竞争性。若基金在收益、资产流动性上存在限期内不能改变的问题和状况就必须终止运作,以强化基金管理市场的优胜劣汰机制。
改变目前基金管理机构管理费从基金资产中计提的做法,建立基金持有人和基金管理人最大的共同利益目标函数。基金管理人的收益只能来源和体现在其运营带来基金净值不断增长中。毕业论文
完善基金管理机构的内部治理结构
消除制度性风险源。在基金管理公司筹建审批时,要关注其股东出资结构状况,严格审核股东诚信记录等,以均衡股东权利和增加股东之间的相互制衡,使基金管理机构高管层不仅代表股东利益,更要维护基金持有人权益,实现基金管理公司二元利益平衡格局的设计初衷。
为了确保基金管理公司的独立董事、监察员履行职责的独立性、公正性,打破独立董事、监察员与股东、高管层的利益关联格局,建议基金管理公司的独立董事、监察员一律由监管层指定有专业水准、诚信良好的相关专业人士担当司责,以形成良好的风险控制机制。
针对目前普遍基金经理权限过大问题,从有效防范道德风险出发,基金管理机构在制度层面要做到基金的投资建议、投资建议评估与构建投资组合、执行投资指令的投资过程关键环节做明确的人员区分和操作隔离,也就是说,研发人员采取定性与定量的技术手段,充分尊重统计规律,对价值高估或低估的品种进行科学遴选排列,提出具体的投资建议,基金经理要利用现资管理技术对投资建议作出评估和判断,在征询意见基础上依据现代证券投资组合理论构建投资组合,并向交易人员下达投资指令,从而建立完备火墙机制以有利于基金强化风险管理。
参考文献:
1.贝政新,陈瑛主编.证券投资通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
2.[美]查尔斯•W•史密森著.管理金融风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产业投资基金概述
产业投资基金是一种借鉴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规范的创业投资基金运作形式,对未上市企业进行股权投资和提供经营管理服务的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集合投资制度,其特点可以概况为集合投资、专家管理、分散风险、运作规范。但是产业投资基金的风险要比证券投资基金大。从产业投资基金风险产生的环节上看,可以将风险分为两部分:一是源自产业投资基金投资对象的风险;二是源自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方面的风险。而这两方面的风险又可分为系统风险和非系统风险,构成系统风险和非系统风险的因素很多,此外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和基金市场发展初期,基金市场中各类行为尚未完全规范,因此我国产业投资基金的风险必然是多种多样的。对这些风险的准确把握,有助于各方面采取必要的措施加以防范,使产业投资基金得到健康发展。
产业投资基金风险分析
(一)流动性风险
市场流动性风险是指,由于产业投资基金本身或者所投资的资金是否具有合理的流动性而产生的风险。产业投资基金的存续期有5-10年,投资对象是特定的企业,需要一定的投资回收期,所以流动性不是产业投资基金的固有特性。流动性风险是产业投资基金的最大和最突出的风险,产业投资基金能否生存和发展,取决于对流动性风险是否能够达到有效规避和防范。其次,由于产业投资基金主要投资于见效周期较长的实业、未上市企业或上市企业的未流通证券,因此其投资的资产缺乏流动性。缺乏流动性使资金的周转存在困难,一旦所投资项目经营状况不佳,基金的处境将会十分艰难。特别是当基金的存续期满后,基金仍不能从所投资资产中变现,那么,整个产业投资就以失败而告终。
(二)市场风险
产业投资基金的市场风险指市场主体因市场环境的变化所产生的盈利或亏损的可能性和不确定性。包括经济周期波动、利率变动、通货膨胀导致的购买力变化等宏观经济因素的改变而产生的风险,以及行业政策的变化所引起的行业供求关系改变所产生的风险。从微观环境来看,市场风险指投资企业产品市场风险,包括:市场容量的不确定性。其决定了产品的市场商业总价值,产业投资基金一般投资规模较大,最后形成的产品对本行业会造成一定的冲击。如果产品市场的容量不大,会导致产品供过于求,价格下降,利润甚微或亏损。市场接受新产品的时间不确定性。产业投资基金所投资的高新技术企业生产的产品往往是市场中尚未出现的新产品。新产品被市场认可的过程和结果都是不确定的。市场竞争的不确定性。不管产业投资基金是投资于新兴产业或者是传统产业,都会面临着一定程度的市场竞争。如果投资的产业市场竞争激烈,高的预期投资收益一般就难以达到,投资结果不理想。
(三)经营管理风险
产业投资基金的经营管理风险是指基金管理人的业务能力,及其在具体项目经营管理上的不确定性。具体包括项目选择风险和决策管理风险。项目选择风险指由于对投资项目选择失误而产生的风险;决策管理风险则指由于管理技能缺乏或管理方式不当所造成的损失。产业投资基金运行,通常遇到的经营管理风险有:体制风险。体制风险是指由于产业投资基金所采取的设立方式,及其基金运作过程中责权利的划分方式而产生的投资风险。经营风险。主要由项目选择风险和规模选择风险两部分组成。项目选择风险是由于对项目的选择的失误而造成的损失,项目的规模风险是指项目在选取规模和种类上存在的风险。人力资源风险。人才的流失对企业来说是致命的打击,个别技术人才的流失有可能导致整个技术的崩溃,因此人力资源风险也是时时存在的。
(四)投资环境风险
产业投资基金的投资环境风险指资本市场投资环境的不确定性而产生的风险。主要包括三类:
第一,政策环境风险指由于地方政府或中央政府对待产业投资基金的政策发生了变化而引起收益变化。随经济形势的变动政策不断变化,从而使产业投资基金政策不明朗。
第二,法制环境风险是指法律法规的不完善、以及执法部门执法不力等造成对产业投资基金损害的可能性。我国仍处于经济发展转型期,各种规范市场的法律法规尚不完善,特别是投融资方面的法律法规明显滞后于经济建设的发展。在这样的环境下,产业投资基金的运作就可能存在与其它法规产生冲突、甚至由于理解不同而出现触暗礁的现象。同时,由于我国执法队伍的素质原因,在产业投资基金运作过程中与有关部门发生纠纷时,产业投资基金的正当权益保护就会存在着一定的风险。
第三,市场环境风险指由于市场体系和市场规则不完善而对产业投资基金的运作产生收益减少的可能性。目前,我国的市场机制仍受传统计划经济思想的干扰,特别是在金融领域的行政干预更加普遍。
(五)市场交易风险
产业投资基金的市场交易风险指由于在市场交易过程中因价格的变动而引起的风险。我国产业投资基金一般是依封闭式方式设立的,与封闭式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它股票一样,产业投资基金一旦上市流通,就要接受市场法则的检验。普通股票的风险同样存在于产业投资基金中,买进卖出、市场炒作等二级市场的各种风险都会发生。另一方面,市场价格总水平的变动(通货膨胀)也可能使同样数量的货币在不同时期的购买力产生差异,从而引起产业投资基金收益变动。
(六)道德信用风险
道德风险指基金管理人为了自身利益而弄虚作假、欺骗投资者,给投资者造成损失或收益减少的可能性。投资过程是基金管理人对资金的运作过程,除了资金因素,还有投资水平、投资技术等因素。其中基金管理人的道德水平和价值取向对基金收益也有很大的影响。因为在投资项目选择、论证决策、经营管理、获取收益等一系列环节中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有关人员的道德品质的影响。同时,当前我国的社会信用环境不完善,秩序还比较混乱,专业性的组合投资和高素质投资队伍比较欠缺,资本市场特别是产权(股权)市场不够有效。最突出的问题可能是企业会计做假账,审计结果缺少诚信,使得产业投资基金无法对项目做出科学判断,增加投资风险。
产业投资基金的风险控制
产业投资基金在运作过程中的风险是客观存在的,为了避免和减少风险造成的损失,需要不断探索防范和控制风险的对策与方法。
(一)以预期的高收益性抵消流动性风险
由于产业投资资金大都投资于特定的企业,有一定的投资回报周期,因此,流动性风险是产业投资基金最大和最突出的风险。产业投资基金能否生存和发展,往往取决于对流动性风险能否有效规避和防范。由于未来收益的不确定性,导致流动性不足是一个很大的风险。为了弥补这个不足,产业投资基金常常是以预期的高收益来抵消。
(二)以科学的管理决策控制经营管理风险
对于项目选择风险的控制,一方面要具有科学的决策机制,使选择的项目具有相对稳定的投资收益;另一方面,要尽量利用有效的渠道争取到有益的项目。而对于基金管理风险的控制,则要求尽量提高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能力,建立市场化的用人机制,通过一定的激励措施吸引高素质的基金管理人才。要从根本上规避经营管理风险,还必须建立有效的基金管理公司的治理结构,使基金的运作过程有一套高效、健全的投资决策机制。
(三)以规范完善的市场法律体系控制环境风险
对于投资环境风险的控制,要不断地完善市场体系和规范市场行为,理顺政府职能,使行政干预从微观经济领域中脱身,让位于市场机制。同时,通过加强法律法规的建设、提高执法水平等多种途径逐渐减少和消除这类风险。
(四)加强职业道德建设并规范道德信用风险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除了加强职业道德建设外,要避免道德风险,最根本的措施是强化规章制度的管理,将个人收益与业绩真正挂起钩来,制定合理的激励约束制度,让每一个基金经理在获得合理报酬的同时相应地承担风险及其它责任。
(五)采取市场化方式发起运作产业投资基金
我国大部分产业投资基金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由当地政府牵头发起,上报国务院申请设立。其发展思路是:先由地方政府设立一个目标,然后想方设法寻找投资人,再去寻找基金管理人。这种做法实际是本末倒置。很多情况下,地方政府不过是打着设立产业基金的旗号筹集发展资金,根本没有市场化思维,更无法适应投资者,特别是一些机构投资者的投资需求。产业基金可能会沦为地方政府操控投资的工具。产业投资基金的发起运作应该真正采取市场化的方式,从而杜绝非市场化造成的市场风险。
参考文献:
1.鲁育宗.产业投资基金导论——国际经验与中国发展战略选择[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2.李敏.我国产业投资基金基础研究[M].天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6
证券市场市场化发育程度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使基金管理机构的风险管理处于根基不稳的不利处境。我国现有的基金产品多为股票型基金,投资对象结构布局也多集中于股票,由于我国证券市场的定位一开始即把支持国企改革作为基点的历史局限,导致证券市场实际上成为了国企筹资解困的重要途径,资本市场资源配置市场化功能被置于次要地位,使得投资行为预期极不稳定,助长了市场投机风盛行,投资者的权益保护问题成为长期以来不能很好解决的市场之痛。
证券市场承载过多的政府意图、行政意志等非市场化的功能和任务,证券市场“政策市”的色彩挥之不去。证券市场不仅要承接数量庞大的国企上市融资和再融资的扩容黑洞,又要面对大量非流通的国有股、法人股,这必然助长投资行为的短期化,加大市场价格的波动频率和幅度,增加了基金管理机构风险管理的成本和难度。
投资者普遍缺乏专业素养和监管滞后,众多不规范投资者和投资行为的存在以及由此衍生的羊群效应,叠加并放大了市场风险,而监督层并未细分市场风险源而采取有针对性的监管措施,结果是严重牺牲了市场的效率和功能,限制了市场竞争和活力,造就了市场对政府政策投入的过度依赖与股市长期以来“不牛则熊”极端走势的市场格局,对于追求长期收益的基金来说不利于有效开展资产风险管理。
市场交易制度不够完善,风险管理手段严重不足。目前我国证券市场投资品种单一,基金的投资组合品种选择范围狭窄,通过构建多元化资产组合分散非系统风险存在困难,而同时指数期货、无风险套利等规避系统风险的交易手段尚不具备,基金管理机构既不能根据市场趋势在做多与做空之间顺势转化,又不能运用其他金融工具进行风险对冲,这降低了基金抵御风险能力,加剧了股市的波动。
市场对证券投资基金的评价集中在收益性上,忽视了从收益性、风险性和流动性的综合角度展开评价,使基金出现了单一片面追逐净值的倾向,从而产生过度投机行为。
基金业风险监管效能不高
对证券投资基金业的监管生态不佳,监管效能不高,致使基金业运作中存在一些不规范现象和问题,不利于基金管理机构建设有足够功效和长效的风险管理机制。
相关法律法规的配套不完备,基金在实际运作中存在风险生存的制度漏洞。尽管作为纲领性大法的《证券投资基金法》业已颁布,还缺乏相应的配套实施细则和管理办法,特别是证券市场发展和变革快速,更需要对基金业的监管动作向前移位,加大事前监督力度。
相关的投资比例限制模糊,可操作性不强,如不同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在利益冲动下,通过幕后的默契和联手可以操控单只股票绝大多数的流通筹码,在短期利益驱使下个别基金投资在个股上过度集中极易诱发流动性风险。
在证券投资基金运作实践中,缺乏独立、公正和权威的第三方责任审计和问责制度,而基金管理人掌握着基金的实际控制权,仅依靠基金管理人的自律不足以有效制约基金管理人严格遵守基金契约。
虽然基金资产的所有权、经营权、监督权基本分离,但基金持有人没有适当和相应的诉讼、追偿权利,持有人大会功能形同虚设,基金持有人对基金管理人不拥有实质性话语权,而且由于基金托管人一般由基金管理人选择,基金资产托管协议由基金管理人与托管人签订,基金托管人演变成基金管理人的人,这种错位导致基金托管人基于自身利益考虑,往往放弃了托管监督和委托管理责任,形成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事实上的利益趋同,基金持有人利益往往不能放在最优先位置,极易诱发基金管理人的道德风险。
基金管理机构市场准入退出机制不尽完善,管理费计提办法弊端较多,不利于刺激基金管理公司提升资产运行效率,降低资产风险水平。
基金业风险管理制度存在风险
内部治理存在缺陷,形成制度性风险源,损伤了基金的风险管理制度优势。基金管理公司股权结构普遍存在“一股独大”问题,基金管理公司决策高层和管理高层来源于或受聘于公司股东,其股东背景容易出现“内部人控制”倾向,在基金投资者成为弱势群体和基金持有人的约束严重软化情况下,实际上基金管理公司行为的利益考虑当然地将公司股东利益置于最优先地位,偏离了证券投资基金兼顾基金投资者与基金公司股东二元利益平行的设计初衷。
基金管理公司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由大股东和高管提名选任,薪酬由董事会决定,这种利益关联格局很难保证其独立性。
基金经理权限过大而缺乏有效制衡。有的基金经理甚至将投资建议、评估投资建议、构建投资组合、下达投资指令与执行投资指令等职能集于一身,这种把控制决策和操作失误风险寄托于对基金经理人的充分信任和道德判断的幼稚做法显然没有制度、规则和机制的约束更有效、更先进。
加强我国证券投资基金业风险管理的建议
针对目前我国基金管理机构风险管理过程存在的诸多弊端,必须从制度安排、监管方式、市场结构等若干方面进一步深化改革,增强证券投资基金业加强风险管理的动力和压力,全面提升基金管理机构风险管理能力和水平,以促进证券投资基金业稳健发展。
构建有效的风险管理机制
进一步推动证券市场市场化改革,营造市场运行新生态,建立有效的风险管理机制的市场大环境。认真落实“国九条”,积极实施“全流通”战略,解决股权分置问题,促进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建设,改变上市公司“重上市、轻转制;重筹资、轻回报”状况,以有利于基金管理机构坚持崇尚充分研究和清晰价值判断以及“稳定持仓、长期投资”的理性投资理念,引导市场投资理念逐步走向成熟,降低基金管理机构风险管理的成本和难度。
从完善市场交易制度、推动沪深股市与国际市场接轨和促进市场走向成熟着眼,在尽快推出我国统一指数基础上适时推出股票价格指数期货交易,一方面通过基金实施套期保值动作和在做多与做空之间顺势转化,提高基金资产管理效率,增加基金抵御风险的能力,另一方面也可达到活跃和繁荣市场、降低市场价格剧烈波动的效果,以进一步完善市场交易制度,增加基金管理机构风险管理手段,增强应对系统风险的风险管理能力,提高资产风险管理水平。
对证券投资基金的评价要全面结合“新兴加转轨”的不成熟市场非系统风险和系统风险具有较大不确定性特征的实际状况,从单一的收益性考量转向对收益性、风险性和流动性的综合评估,评价体系要有利于引导基金重视风险管理和提高风险管理质量,改变单一、片面追求净值的倾向。
进一步加强对证券投资基金业的监管
促进证券投资基金业合法合规经营,促使基金管理机构构建有足够功效和长效的风险管理机制:
监管层要抓住《基金法》颁布和实施的有利时机,提高本行业依法经营的自觉性;提高《基金法》在实施中的可操作性,特别是要加强现场监管和不定期巡访,对违法违规问题要及时、高效、公正和严格处理,硬化法律法规的强制约束力和严肃性。
从有效提高基金资产流动性出发,防止发生操控市场价格的情况,在监管办法上要更具体地明确基金投资比例限制,特别是同一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持有一家公司发行的股票总和不得超过该股流通市值的10%。
证监会应指定部分具有证券从业资格和诚信卓著的会计师事务所和审计师事务所定期或不定期对基金管理机构进行业务运营合规性、资产流动性、内控运行状况的现场稽核,加强第三方责任审计,建立独立、公正和权威的问责制度,以提高监管效能、促进证券投资基金业增强合规经营意识和提高风险管理水平。
监管层要引导、支持和鼓励基金单位持有人依法启动持有人大会机制,切实发挥持有人大会对基金管理机构的制约作用。为了增强基金持有人对基金管理机构的实质话语权,建议对基金持有人适当的诉讼地位和追偿作出安排。
完善基金管理机构的市场准入退出机制,适当降低市场准入门栏,提高证券投资基金行业的竞争性。若基金在收益、资产流动性上存在限期内不能改变的问题和状况就必须终止运作,以强化基金管理市场的优胜劣汰机制。
改变目前基金管理机构管理费从基金资产中计提的做法,建立基金持有人和基金管理人最大的共同利益目标函数。基金管理人的收益只能来源和体现在其运营带来基金净值不断增长中。
完善基金管理机构的内部治理结构
消除制度性风险源。在基金管理公司筹建审批时,要关注其股东出资结构状况,严格审核股东诚信记录等,以均衡股东权利和增加股东之间的相互制衡,使基金管理机构高管层不仅代表股东利益,更要维护基金持有人权益,实现基金管理公司二元利益平衡格局的设计初衷。
为了确保基金管理公司的独立董事、监察员履行职责的独立性、公正性,打破独立董事、监察员与股东、高管层的利益关联格局,建议基金管理公司的独立董事、监察员一律由监管层指定有专业水准、诚信良好的相关专业人士担当司责,以形成良好的风险控制机制。
针对目前普遍基金经理权限过大问题,从有效防范道德风险出发,基金管理机构在制度层面要做到基金的投资建议、投资建议评估与构建投资组合、执行投资指令的投资过程关键环节做明确的人员区分和操作隔离,也就是说,研发人员采取定性与定量的技术手段,充分尊重统计规律,对价值高估或低估的品种进行科学遴选排列,提出具体的投资建议,基金经理要利用现资管理技术对投资建议作出评估和判断,在征询意见基础上依据现代证券投资组合理论构建投资组合,并向交易人员下达投资指令,从而建立完备火墙机制以有利于基金强化风险管理。
参考文献:
1.贝政新,陈瑛主编.证券投资通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
2.[美]查尔斯•W•史密森著.管理金融风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3.[美]艾伦•J•马科思,亚历克斯•凯恩著.投资学精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4.戴国强编著.基金管理学.上海三联书店,1997
金融环境是风险投资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分析了我国风险投资的金融环境现状，并提出了完善风险投资金融环境的策略。
我国风险投资金融环境的现状
（一）相关的金融政策法规不健全
我国现有法律诸如《公司法》、《合资企业法》、《专利法》在很多方面都不如人意，甚至对风险投资有所抵触。例如，在风险投资的资金来源方面，根据《商业银行法》、《保险法》、《担保法》，养老基金都被禁止用于风险投资；在风险投资资金的退出方面，根据现行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股权不能自由转让，若转让需经过全体股东半数同意，并且要优先转让给其他股东。而国外有完善的法律制度来保护高科技企业的知识产权，企业不必担心自己的知识产权被他人侵犯，这样企业才可以专心从事企业生产和管理，发展企业。还比如，《证券法》规定不允许法人股参与流通，而对于风险投资主体来说，他们的目的是通过风险投资实现资本快速增值，因此，他们在一个投资项目成功并获得巨额回报后，需要及时撤出资本，进行下一轮投资，但是，根据《证券法》规定不允许法人股流通，虽然允许协议转让，但还是限制了风险投资主体的撤资行为，从而限制了其进一步发展壮大。当然，我国有关风险投资方面的法律和当前我国的实际情况相关，一时还难以改变，但是，为了风险投资在我国的良好发展，我国应尽快修改与风险投资相关的金融法规、政策。
（二）缺乏风险投资的生成机制
美国是风险投资业发展最好的国家，其风险资本的融资环境很好，融资渠道广泛，主要包括公共和私人养老基金、抚恤金、富人、捐款、金融保险公司、个人和家庭积蓄、国外投资基金，它是一种以民间资金为基础，风险投资企业为中介，金融机构为后援，政府间接参与为保障的多层次融资体系。而与美国相比，我国的风险投资业的资金来源主要依靠官方资本和有限的机构投资资本。以政府的财政资金为引导，带动部分机构投资者参与，机构投资者主要是高校、科研院所、大型的企业集团以及少数的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等。财政拨款的数量有限，而银行贷款要求短期、安全、成熟的项目，与风险投资的资金需求相悖，因而困难重重。
据统计，我国22个省市的风险投资机构风险资金总额最多也就100亿人民币左右，相比而言，美国的风险投资资金达480亿美元。由于风险投资是一种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虽然回报很高，但是风险也相当大，这样一些个体和机构投资者为了谨慎起见，不参与风险投资，而选择风险相对较低的其他投资方式。因而，风险投资资本的融资渠道狭窄已成为制约我国风险投资发展的瓶颈，我国应扩大融资渠道，改善风险投资的融资环境。
（三）风险资本的退出机制不完善
我国目前风险投资运作中存在的另一瓶颈是风险资本的退出机制。美国的风险投资资本的退出机制很完善，建有NASDAQ市场，这个二板市场为风险资本提供了良好的退出环境，许多大公司如微软、苹果公司都是通过在NASDAQ市场上市来达到风险资本的退出目的。而我国由于证券市场不成熟，刚刚建立二板市场，二板市场的上市公司较少。
我国的证券市场自1991年建立，刚刚才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许多方面都不完善，由于过度投机和受政府行为的影响过大，且大部分企业是国有企业，由于国有股是不能流通的，这样就造成圈钱、庄家操纵、上市公司做假账现象时有发生。风险投资的退出方式有很多，包括公开上市、买壳或借壳上市、并购退出、风险企业回购、寻找第二期收购、清算退出，但是公开上市应该是风险投资资本退出的最好方式。但是，对于风险投资企业来说，其规模一般较小，达不到国内主板市场上市的要求，因而在国内主板市场上市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虽然香港和海外上市的条件相对宽松些，但是对于正处于发展中的风险投资企业来说，在香港和海外上市的少之又少。因此，我国应加强证券市场的监管，尽快完善为中小型企业特别是风险投资企业服务的二板市场，以完善风险资本的退出机制，改善风险投资的退出环境。
（四）缺乏风险投资家人才
风险投资的发展不仅与内在的金融环境有关，而且与外在的金融环境也有关。金融人才特别是风险投资家的缺乏就属于我国的外在金融环境，也是人为环境。风险投资是跨越高科技和金融领域的特殊金融活动，涉及评估、管理、审计以及高科技知识等方面的内容，实践性强，所以风险投资家是复合型人才，而目前我国的风险投资家主要是单一型人才，技术型人才对金融知识一无所知，金融人才对技术方面的知识又知晓太少。我国真正具有现代风险投资理念与素质的风险投资家较少。
目前，我国的风险投资家要么缺乏投资理念，要么缺乏科技知识，不能够很好地运作风险投资企业，使风险投资资本得到较好的利用。因此，我国应大力培养真正具有现资理念、高素质、复合型的风险投资家。
（五）因信息不对称引起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严重
据美国的Sahlman（1990）在其开创性的研究中认为，风险投资家和受资企业以及最终投资者之间存在着双重委托关系。第一层关系中，风险投资家作为委托人，受资公司作为人。风险投资家对潜在的投资对象进行评价，由于信息不对称而产生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具体到我国目前的风险投资情况而言，因为相应的监管环境较差，还没有建立起完善的监管机制和激励机制，前景好、收益大的投资对象被前景差、收益小的投资项目所驱逐，风险投资家最终选择那些前景差、收益小的投资对象，从而产生逆向选择问题。
再者，受资公司是人，与风险投资家的投资目的可能不一致，不按照风险投资家的要求去运作，从而产生道德风险。第二层关系中，风险投资家是人，最终投资者是委托人。如果风险公司业绩太差，将无法再从最终投资者那里融资。所以，这里也同样存在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具体到我国目前的风险投资情况而言，最终投资者对风险投资家不了解，只能用同一种标准来衡量风险投资家，最终导致优秀的风险投资家被较差的风险投资家所驱逐，最终投资者把钱投给了较差的风险投资家，这就产生了逆向选择。另外，风险投资家是人，与最终投资者之间的利益可能并不一致，风险投资者不按照最终投资者的要求去做，产生了道德风险。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严重后果是风险投资最终失败，而这与我国的监管环境不完善有很大的联系。因此，我国应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和监管机制，降低这种风险。
完善我国风险投资金融环境的策略
（一）尽快建立和修改与风险投资相关的金融法规和政策
我国目前许多有关风险投资的法律法规限制了风险投资的发展，因而我国应该在公司法、证券法、投资基金法、风险管理条件、创业板上市规则、专利法、税法、基金、保险基金、机构投资参与等方面修改和制定有利于风险投资和中小企业成长的政策法规。
（二）扩大风险投资主体以增加风险投资资金总量
我国的风险投资的资金来源比较少，居民和机构投资者的资金很少进入风险投资领域。居民储蓄由于其流动性大，要求变现力强，且多为短期资金，而且居民储蓄与社会的稳定发展也息息相关，虽然其容量大，但是目前还不宜作为风险投资资金的来源。我国可以挖掘的最佳资金来源是包括保险公司、信托投资公司、养老基金和捐赠基金在内的机构投资者。这些机构投资者资金实力雄厚，资金来源多为长期资金，正好符合风险投资资金的要求。另外，我国可以吸引境外资本，设立由国内大型非银行金融机构、大型高科技企业与国外有实力的优秀风险投资机构合资或合作成立的中外合资或合作风险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在境外募集资金对国内进行风险投资。
（三）尽快完善二板市场以改善风险投资的退出环境
二板市场的建立，对于完善风险投资的退出机制有相当重要的作用。笔者认为，虽然我国的证券市场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因为证券市场是在不断发展中得到完善，二板市场的建立并未加大监管的难度，一些中小规模企业在二板市场上市能够得到不断发展和完善，对证券市场的监管反而有促进作用。二板市场的建立，降低了上市条件，为风险投资企业提供了良好的退出方式，将会促进风险投资的发展，因此，我国应尽快完善二板市场。
（四）加强对风险投资家的培养
在风险投资企业的发展历程中，风险投资家不仅要为企业筹措资金，还要为企业制定发展战略，提供管理咨询，甚至寻找销售渠道，风险投资家是风险企业价值增值的源泉。但是，我国缺乏高素质的风险投资家人才，所以，我国应加强培养风险投资家，使他们既懂经济、技术又懂经营管理、具有金融投资实践和高新技术企业管理实践，同时又具有强烈的风险意识和不畏艰难的创业拓新精神。
（五）加强对风险投资的监管并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
为了使风险投资中存在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的影响降到最低，我国可以采取相应的措施。比如，为了从最终投资者那里吸引资金，风险投资家必须提供必要的“市场信号”来证明自己的行为能力，包括有效的审查、适度的谨慎态度、风险投资经验，以减少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再如，为了降低风险投资家和最终投资者之间的风险，风险投资公司应采取有限合伙制，将有限合伙人（最终投资者）和一般合伙人（风险投资家）的利益结合在一起。再比如，为了降低受资企业和风险投资家之间的风险，可以采取设置较高的基准回报率、详尽的合同条款、适当的薪水和契约策略、对投资进行密切监管等措施。
参考文献：
1.刘国新，修振威.我国风险投资业的风险与收益对称研究.经济与管理研究，2002.1
关键词：风险防范房地产信贷银行业
房地产是我国国民经济中一个重要的支柱产业,它的发展对于发展经济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拉动相关行业发展、扩大内需等都产生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房地产信贷又是一项充满风险的业务。因此,如何规避金融风险、积极促进房地产业持续健康地向前发展,将是我国当前十分重要的任务。
一、银行房地产信贷过程分析
1、地产开发阶段。承担土地一级开发的有土地储备中心、土地出让单位、项目公司以及土地出资(合作)者。这三类单位都有银行贷款介入,他们的还贷资金又主要来源于土地转让。
2、房地产开发阶段。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资金主要来源于自筹资金、国内贷款、外资、债券及其他。房地产开发企业取得贷款后,将部分资金支付给地产一级开发商,这也使银行对地产开发阶段的贷款收回。房地产开发企业通常将工程分为一期、二期、三期等,启动项目后着力开发一期,在取得销售许可证等“五证”齐全后预售商品房,获得预售收入并用该资金开发二期,实现循环开发。
3、房地产销售阶段。银行向购房者提供按揭贷款等服务,房地产开发企业将取得的销售收入支付建筑安装企业的代垫资金和对项目开发贷款进行还贷,银行通过回收购房者还贷资金实现整个房地产信贷资金的“回笼”。
二、银行房地产信贷风险揭示
结合以上银行对房地产信贷过程,银行可能遇到风险如下。
1、项目合法有效性风险。由于房地产和其他行业的差异,这一业务既有房地产企业(借款主体)的资质管理——保留行政审批的项目,还有项目本身的合法有效性,大部分项目都是保留行政审批的,尤其是进行规划的审批很普遍,所以存在较大的政策性风险,这体现在房地产项目的地产一级开发阶段和项目开发阶段,这类风险发生最为显著的是工业园区的房地产开发项目。
2、市场风险。房地产项目的市场定位往往成为市场风险的主要决定因素,其中价格和当地对该同类项目的供需情况是衡量市场风险的主要参考指标。这类风险主要体现在银行对项目的审贷初期和房地产项目的销售阶段,易受该行业经济“泡沫”的影响,海南房地产“泡沫”的破灭至今让人记忆深刻。
3、项目质量风险。由于房地产项目按揭时间较长,在此期间容易滋生许多不确定性风险因素。其中项目的工程建设质量相对容易监控,而项目的选址、项目类型、物业配备等将会在长时间影响项目质量,从而给银行带来相应的信贷风险。这类风险体现在房地产工程项目建设管理和项目的周围经济环境上。
4、经济风险。经济风险主要指房地产上游行业的风险传导,例如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将会加大房地产开发的经营成本,甚至推动房价的上涨,给市场带来许多不确定性。此外,国民经济总量的发展和人们消费水平都将影响到房地产的需求市场。由于房地产的行业特性,其受经济环境的影响因素较多。
5、政策性风险。对房地产而言,其政策性风险主要指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政府对房地产的产业政策等其他相关政策的影响。
三、银行房地产信贷风险防范措施
1、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能力。政府要增强对房地产宏观调控的前瞻性和科学性,改善对房地产市场的监督管理,完善调控手段,提高调控能力,促使房地产业稳定、健康、有序地均衡发展,防止大起大落,防范房地产泡沫的产生。为此,必须首先加强房地产市场的统计工作,完善全国房地产市场信息系统,建立健全全国房地产市场预警预报体系。通过全面、准确、及时地采集房地产市场运行中的相关数据和对影响市场发展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公布,政府可以全面、及时、准确地掌握我国房地产市场运行情况,并进一步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的监控和指导,以实现对我国房地产市场运行情况的预警和对房地产投资、消费的引导。
其次,政府要设计合理、严密的房地产税制,引导土地持有者合理提高土地使用效益,抑制土地的过度投机。比如对土地空(闲)置征税,以鼓励持有人积极投资开发,提高囤积投机的成本;征收土地增值税,土地增值税能有效地抑制土地投机,且能将由社会引起的土地增值通过增值税的形式部分返还给社会,体现了社会公正。征收土地保有税,以刺激土地供给等。
2、发展多元化的房地产金融市场。我国应当大力发展多元化的房地产金融市场,形成具有多种金融资产和金融工具的房地产二级金融市场,以达到分散银行信贷风险的目的。房地产对于银行的依赖性过大,不利于自身发展,同时商业银行过度的房地产贷款,有悖于商业银行的“三性”原则。因为商业银行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吸收社会存款,而将这部分资金投向期限较长的房地产项目不符合银行资产流动性、安全性的要求,容易造成清偿危机,产生金融风险。在成熟规范的市场中,房地产开发和经营的融资不仅仅有债权融资和股权融资两种基本形式,在一级市场以外,还应存在着发达的证券化二级市场。在这个二级市场上,各种房地产金融工具同时存在,包括投资基金、信托证券、指数化证券等等。房地产证券化可以促使房地产经营专业化,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
3、房地产企业要提高自身的抗风险能力。房地产企业自身应增强管理能力、市场竞争能力、风险控制能力和诚信度,提高抗风险能力。作为资金密集型产业,房地产业的规模经济效应较其他行业尤为明显。规模小的开发商的单位成本居高不下,在广告策划、营销推广、环境改造、配套设施、物业管理等方面规模较大的公司占有明显优势。此外,规模大尤其是具有较强现金实力的开发商在选择项目最佳开发时间上也具有主动权。因此,房地产业内部适度的资本集中,能有效地节约房地产开发和经营成本,提高抗风险能力。
4、银监会要充分发挥监管作用和服务功能。银监会应加快发挥在社会信用基础和市场诚信制度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完善监管手段,提高监管能力,充分发挥其监管作用和服务功能。激励诚信行为,促使各经济主体在日常信用活动中养成守信习惯,彼此建立起互信、互利的信用关系,确立失信成本递增的违约制裁机制,严惩欺骗和违约行为,在全社会范围内营造起诚实守信的氛围和环境,促进金融稳定。
5、提高商业银行的风险防范能力。商业银行自身应加强管理,提高风险防范能力。首先,商业银行要建立和完善房地产市场分析、预测和监测指标体系,建立和扩大房地产市场信息来源,及时关注各地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变化情况,提高对房地产市场发展形势的分析预测能力;要加强产业政策研究,制订与产业政策相互协调的房地产信贷政策;要加强对房地产行业周期波动的研究,防范市场风险于未然。其次,信贷从业人员必须树立牢固的风险意识和良好的职业道德意识,在调查环节尽职尽责,认真做好贷前调查工作,及时分析信贷业务的客户风险和经营风险,研究信贷风险防范措施。
信贷审批人员应在审批环节严格把关。
一是分析项目是否符合国家宏观政策;
二是分析项目投资资金组成的合理性和来源的可靠性,项目资本金比例是否达到国家规定的比例,自有资金是否到位,部分销(预)售收入作为投资来源是否可行等;
三是分析项目总投资的合理性,如建安成本是否过高等;
四是分析项目的合法合规性,结合“四证”分析有无超规划、超容积率等情况;
五是分析项目抗风险能力,结合成本、净现金流量、投资收益率、敏感性因素分析等指标进行分析;
六是分析项目的市场前景及其竞争力,要结合产品价格、项目所在地的位置、规划布局和建筑设计、开发商的品牌等因素分析;七是分析担保措施,抵押物是否足值、变现能力是否强,保证人保证能力如何等;八是分析企业的财务状况、资信状况、开发经验、经营管理能力和风险意识及风险控制能力。
【参考文献】
2典当行小微企业融资的VAR金融风险管理方法
2.1典当行的VAR金融风险方法适用
2.1.1典当行VAR的基本模型与参数典当行VAR描述的是在市场正常波动下，典当行的某项金融资产或资产组合可能面临的最大损失。其统计内涵为：典当行在一定的置信水平和持有期限内，处于风险状态的价值。VAR=预期收益/损失-在一定置信水平下可能遭受的最大损失=(H:c)=E(V)-V*=V-(1+u)-V(1+R*)=V(u-R*)=-σαV其中：V：风险敞口的市场价值；R：持有期H内的收益；u：预期收益；R*：置信水平c下的最小收益率；坠：置信水平临界值；σ：标准差。典当行金融资产或者资产组合的VAR模型参数包括：第一，持有期H。考察典当行在哪一段时间内的持有资产的最大损失值。持有期的确定应依据典当行所持有的资产的特点确定。第二，置信水平坠。置信水映了金融机构对待风险的容忍程度。典当行选择的置信区间越大，说明其风险容忍程度越小，希望能得到把握性较大的预测结果。参照巴塞尔委员会对于银行业置信水平的相关要求，典当行的置信水平可以确定为99%。第三，观察期间。又称数据窗口，考察给定持有期限回报的波动性与关联性的整体时间长度。参考巴塞尔委员会对于银行业观察期间的相关要求，典当行的观察期间可以确定为1年。
2.1.2典当行VAR测度的计算方法VAR的计算方法包括：方差-协方差法、历史模拟法与蒙特卡罗法。这三类方法各有优缺点。历史模拟法概念直观、计算简单、实施容易，容易被监管当局和风险管理者接受；历史模拟法需要大量日回报历史数据的支持，而且一般都是短期预测。不仅如此，历史模拟法属于全值估计方法，能够处理市场的大幅波动、非线性等情形，容易捕捉风险。对于典当行而言，其质押品可以在其交易市场获得相关的日价格数据，例如黄金价格、房地产价格等，其典当行VAR计算一般短期分析即可。
2.1.3典当行VAR模型的计算第一，建立映射关系，即将金融资产或者资产组合头寸的价值表示为投资收益率的函数。第二，数学建模，即利用投资收益率的历史数据，利用统计方法模拟投资收益率的分布特征与动态变化。第三，计算VAR数值。结合映射关系估算投资组合的价值变化及分布特征。
2.2典当行的VAR金融风险管理的应用
2.2.1计量经济资本以优化资本配置作为发放贷款机构的典当行，同样应该具有经济资本。当典当行配置的应对风险的实际资本不小于经济资本时，我们可以说该典当行具有利用资本应对风险的能力。经济资本覆盖的范围应涵盖典当业务所有的金融风险，包括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与流动性风险。合理的经济资本配置需要典当行在各级别、各部门、各营业部前后台与各项业务之间合理分配，以实现经济资本的有效流动性。
2.2.2实施风险限额管理以实现风险可控性基于VAR计量的风险限额综合反映了典当行的风险容忍程度。VAR限额属于金融风险的事前管理，体现了典当行对于金融风险的实时动态管理，也体现了风险与收益的综合管理。典当行构建风险限额管理主要目的是在自身风险承受能力与自身面临的金融风险之间构建一个长效稳态机制，达到能够充分吸收其所面临的金融风险的作用，进而实现风险资本与风险额度的匹配。
3基于VAR的典当行小微企业融资金融风险管理对策建议
3.1构建基于VAR的金融风险预警体系
3.1.1构建金融风险预警信息采集数据库宏观方面：主要收集对典当行未来经营发展影响密切，能阐述经济形势的各类经济指标，包括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的经济增长率、各类金融相关政策，利率汇率变化浮动、反映价格水平的居民消费物价指数和反映当前经济状况的通货膨胀率等；中观方面：及时收集作为竞争对手的典当行业贷款条件与政策及同行业公司的新型业务与危机动态；微观方面：典当行风险预警系统对微观信息方面的收集要求更是重中之重。包括申请贷款企业全面的考察和自身管理制度的评价与完善。
3.1.2设置金融风险预警指标体系根据典当行的小微企业融资业务特点，设定典当行金融风险预警指标体系：第一部分，流动风险指标体系。主要包括：抵押贷款率、资本风险比率、绝当率、典当资金周转率等。第二部分，信用风险指标体系。主要包括：抵押贷款率、利息回收率、当金损失率。第三部分，市场风险指标体系。主要包括：GDP增长率、利率敏感比率、CPI指数；第四部分，操作风险指标体系。主要包括：典当资金运用率、当金息费率等。
3.1.3设定金融风险指标的阀值在Kaminsky，Lizondo，Reinhart模型中，预警阀值是指金融指标达到可诱发金融危机时的数值，并在无警点增减一定程度后取得的。作出错误警报的概率与未作出警报而出现危机的概率两者相等时的概率作为阀值是在具体操作中确定阀值的方法。对于常用指标已有国际公认的通用风险预警阀值作为参考依据，例如经常项目逆差与GDP的比率的通用风险预警阀值为5%；相对通货膨胀率的通用风险预警阀值为2%；金融机构基本充足率的通用风险预警阀值为8%；资产价格泡沫度的通用风险预警阀值为20%；在对典当行的风险预警阀值确定时，主要依据平稳运行时典当行的各项数值指标进行提取参照。
3.2建立基于VAR理念的内部控制环境
首先，典当行建立科学合理的企业组织机构，积极引入外部董事制度或独立董事制度，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员工激励惩罚机制，完善企业内部薪酬制度，将绩效与风险、绩效与薪酬有效结合，激发员工工作的最大热情；其次，典当行应不断提升现代风险管理意识与风险管理能力，针对不同的风险控制点，建立基于VAR的风险预警机制，以及风险管理体系，加强金融风险的预防、风险的规避。第三，典当行加强内部审计的独立性，发挥内部审计的监督管理作用，对于容易产生风险的经济事项，加强重点监督，严控重大VAR金融风险。第四，典当行不断建设VAR风险管理的企业文化，并加强对企业文化的宣传力度，发挥企业文化的软作用，不断激发员工积极性与主动性。与此同时，典当行还应当充分的利用内部的人力资源，加强企业内部创新管理，构建学习型组织。
3.3开展业务创新，降低典当行金融风险
3.3.1贷款置换积极寻求与商业银行合作针对小微企业开展创新金融服务。在与银行合作过程中，贷款置换可以采取的方式包括：典当行为银行贷款提供质权或者抵押权的担保。在这种情况下，典当行可以通过此类贷款置换积极拓展自身业务空间，实现业务多元化经营，提高自身的抗风险能力。从小微企业角度而言，贷款置换可以帮助小微企业较快的获得所需资金，还可以提高小微企业在商业银行的信用评级；从商业银行角度而言，贷款置换可以帮助商业银行稳定其小微企业客户资源，分散自身的中小企业风险暴露；从典当行角度而言，贷款置换有助于典当行发挥自身灵活多变的操作方式，积极拓展业务领域，并把握新经济形势的大好机遇。
3.3.2开办特色典当只要有短期融资需求，典当业务就有市场空间。典当行小微企业客户结构复杂。抓住目标客户的资金需求特点，开展积极的创新，需要典当行与一些金融机构或者非银行机构开展积极合作。例如典当行与拍卖公司合作，开展竞拍典当融资，使得贷款购买拍卖房产变得可行，也从中拓宽典当行的业务空间。
我国金融体系融资格局的变化是同国有企业改革的演变与推进息息相关的，从以国有银行信贷投放为主的间接融资绝对主导，到以资本市场为主的直接融资加速扩张，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国有企业从“放权让利”到“股份制改造”的改革历程相匹配的。
1979年，国家对企业进行“放权让利“改革，传统体制下集中统一的财政性融资格局开始向金融性融资格局转变。在此过程中，金融性融资格局经历了两个主要阶段，即以银行信贷投放为主的间接融资绝对主导阶段（1979——1997）和以资本市场为主的直接融资加速扩张阶段（1998年——至今）。
之所以作出这样的阶段划分，是有其相应的数字依据和背景依据。
1、金融体系融资结构变化的数据分析
从1979—1997年这19年间，我国金融机构贷款呈逐年递增态势，由1979年的2087.1万元上升至1997年的74914.1万元，其中1997年较上年贷款余额增加13761.3万元，增长率为22.5%。
也正是在1997年，国有银行首次出现贷款实际增加额未完成年初确定的贷款计划的现象。这一年国有银行贷款实际增加8143万元，比计划少增357万元，超计划比为-4.2%，而1990—1996年其年平均超计划比为31.9%，1996年仍为22.1%。
尽管1998年1月取消了贷款规模限额控制，但1998年头4个月金融机构贷款的增幅又趋回落，1998年1—5月份贷款增长分别为16.1%、15.7%、15.4%、15.2%、15.2%，增幅比1997年同期回落3—4个百分点，比1996年同期回落6—7%个百分点，企业资金需求也不旺。6月以后在中央银行各项信贷政策的引导和推动下，金融机构贷款开始回升并维持快速增长，8月底贷款增长达16.4%，11月份增幅为17.1%。到1998年底，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为86524.1亿元，增长15.5%，增幅比1997年底回落1.2个百分点，比1996年底回落5.5个百分点。
一些学者将1997年下半年以来贷款增幅回落现象称之为“银行惜贷”或“信贷紧缩”（钱小安，2000）。从银行“超贷”到“慎贷”，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国金融体系中以银行信贷投放为主的间接融资功能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紊乱与衰竭”。
与此同时，从1995—1997年，企业融资结构也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化，即间接融资（金融机构的本外币贷款额）比重逐年下降，分别为88.4%、82.8%、77%；而直接融资（股票、债券、银行承兑汇票）比重逐年上升，分别为11.6%、17.2%、23%。虽然此时我国金融体系中间接融资的比重仍居主导地位，但是已呈逐年下降趋势，而以股票市场为主的直接融资比重已呈逐年上升态势。
资本市场的发展使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之间的对比关系发生了重要变化，社会资金的分配结构因此得到了改善。有关资料表明，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两者之比1993年为0.04：1，2000年则上升到0.11：1。直接融资比例的上升，减轻了商业银行体系提供给信贷资金的压力，有利于降低金融风险，维护国家的金融安全和经济安全。
截至2000年11月底，我国资本市场股票总市值超过4.6万亿，占GDP的比重为50%，上市公司家数为1063家，开户投资者为5500万户。而据最新统计，到2001年10月底，我国股市中境内上市公司已达1152家，比去年同期净增100家，目前股市中投资者开户数已经超过了6500万户，比去年同期增加近1000万户。
2、金融体系融资格局变化的背景分析
1997年7月，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与蔓延引起了我国高层人士的广泛关注。虽然这次金融危机并未波及中国，但国内银行体系大量不良资产堆积所形成的潜在金融风险却是不容忽视的。在此背景之下，我国银行业开始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加大对不良资产的处置力度，相应减缓信贷资金投放，银行机构“惜贷”与信贷紧缩压力逐步显现。
同年10月，中共十五大作出了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的战略部署。此后，1998年初又确立了“国企三年脱困”目标，资本市场地位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许多国有企业通过股份制改造和上市发行股票筹集到了急需的资金。
与此同时，我国经济运行中出现了“通货紧缩”现象，其主要表现是：经济增长率连续下降；物价持续回落；有效需求不足；失业职工增加。为了应对通货紧缩，我国采取了积极财政政策与稳健货币政策相结合的政策措施，国债的作用得以充分发挥与体现。
二、我国金融体系“融资功能衰竭”的主要表现
1、银行不良资产与信贷紧缩
改革初期，国家实行了企业融资体制改革，由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国有企业的资金来源全部依赖银行贷款，资产负债率高企。至九十年代初，企业的金融负债与金融资产已呈明显的不对称性，即负债远远大于资产。1991年国有企业的金融资产净负债率为103.5%，1993年金融资产净负债率上升为126%。国有企业在银行、企业债务关系约束力不强的条件下，在一个已严重偏斜的金融资产负债结构中依然高速、无效率扩张，实际上是由国有银行在承担着债务风险。这种严重畸形的债务关系同时制约了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的发展，造成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银行改革相互牵制、共同“拖后腿”而与整个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不相适应的“双滞后”局面。目前的银行债务危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这种融资格局带来的必然结果。在资金短缺而预算约束软化的国家，信贷约束软化和信用关系一旦遭到破坏，通常有极强的传染性和示范效应。在法律对此没有强硬有效措施的情况下，社会各界都试图从银行或对方手中攫取廉价资金，一旦蔓延到所有市场主体，法律更难以罚众，社会整体信用关系陷入混乱，给商品交易和经济生活带来更大的混乱，交易成本上升，经济效率大为降低。
正是因为如此，从1997年下半年开始，中国银行业贷款增长幅度开始出现减缓，外界评论银行出现了“惜贷”倾向，一些企业经营困难加深，使银行不良资产状况进一步恶化，尤其是困难企业在未来经营期内转为盈利的不确定性增大。这样，1997年第一次出现全年金融机构贷款指导性计划未完成的情况，开始积累信贷紧缩的压力。
不良贷款的积累与恶化导致银行等经营信贷的金融机构提高贷款标准，以高于市场利率水平的条件发放贷款，甚至不愿发放贷款，进而出现了信贷增长下降，贷款供应减少，信贷资金难以满足社会再生产合理需求的“信贷紧缩”现象。信贷紧缩一旦形成，便容易产生“信贷紧缩——不良贷款”陷阱，并可能产生信贷危机。
“信贷紧缩——不良贷款”陷阱的形成机制是：金融机构不良贷款比例的上升是产生信贷紧缩的直接原因，信贷紧缩一旦形成，就会导致不良贷款恶化的预期，从而产生更加严重的信贷紧缩。这样，信贷紧缩与不良贷款之间相互伴生，导致信贷紧缩——不良贷款的恶性循环，形成“信贷紧缩——不良贷款”陷阱。
在信贷紧缩条件下，金融机构提高贷款标准后，一些处于“可贷可不贷“的边际贷款企业得不到贷款，造成信贷总量相对下降。这样，银行贷款在社会资金融通中所占比例降低。本来，银行作为金融中介，其主要功能是吸收存款，发放贷款，从而进行资金的有效配置。信贷紧缩的出现却使银行的“融资功能弱化”，无法发挥其金融中介的作用。
不仅如此，信贷紧缩还加剧、恶化了金融风险。因为金融机构在注重资产安全性的同时，却把盈利性置于次要地位，其目的是要增强金融体系的稳健性。事实上，这种片面强调贷款安全性、忽视贷款适度增长的做法，其结果会产生更加严重的不良贷款，造成信贷紧缩与不良贷款恶性循环。这样，不仅原有的不良贷款不能合理得到化解，而且会产生新的不良贷款。因此，信贷紧缩会使金融风险显性化，贷款的安全性趋于降低。由于金融机构贷款减少，企业已有的不良贷款不能通过新增贷款进行优化。所以信贷紧缩会提高不良贷款比例，加剧金融风险。
至此，一个由不良贷款的积累与恶化导致的“信贷紧缩——不良贷款——融资渠道堵塞——功能弱化衰竭”陷阱最终得以形成。以银行信贷投放为主的间接融资功能的弱化与衰竭由此可见一斑。
2、“股市救亡”与“圈钱运动”
——股市“救亡”国企
高负债、低效益的国有企业，在传统的间接融资渠道中已经碰到了极限。政府部门财务困难重重；国企职工没有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中央财政赤字严重，国库券发行猛增；银行呆帐率超过30%，债务危机严重，社会信用降低，国家信用风险增加；而在必须要支付的改革成本、经济运行的费用方面，不可能继续在财政和银行信用方面寻求足够的资金支持。
在这种背景下，人们自然把目光投向了股份制度和股票市场。一种很有影响力的主张，就是利用居民的投机心理，把居民存款大量地转换为股票，用居民储蓄来支付多年来的历史遗留问题和改革成本，解决国企的财务困难，化解国家的金融风险和通货膨胀的潜在因素。于是，“股市救国企”的思路就此形成共识。
但是，资本市场作为一个直接融资的场所，必须充分体现“效率优先”和“优胜劣汰”的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所有参与市场筹资的对象都必须置于透明的市场环境之中，便于公众的监控与选择，这样才能使资本流向合理，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因此，资本市场要正常发挥筹资功能，必须具备公平竞争的环境和统一的竞争规则以及生产要素在不同部门、不同行业和不同企业之间自由流动的条件。这种自由竞争的市场条件，中国股市是不具备的。
其一，在我国，股市的监控、上市公司的审批权力都在政府，政府还直接介入和干预股市。上市公司绝大多数为国有企业，中介机构绝大多数也为国有企业，股市运作的基本面仍然是政府行为。股市的这种制度设计和安排是直接违背市场基本原则的。
其二，国有企业并不因为上市而真正能够转换企业机制。实践证明，股份制对国有企业转换机制无大的作用。股市对国企来说只是圈钱的场所，对企业的监控作用和优胜劣汰作用基本谈不上。因此，过去财政拨款对国企是软约束，银行贷款对国企也是软约束，现在国有企业通过股市筹资还是软约束。
——上市公司肆意“圈钱”
股市的主要功能是有效的配置资源，但我国的股市，尤其是上市公司有待成熟，“投资饥渴症”往往使它们不计后果地胃口大开，大行“圈钱之道”。
国有企业的软约束在股市上的表现就是不负责任的“圈钱”和滥用资金。公平、公开、公正”的中国股市，对中国的投资者来说只是一个投机市场，对上市公司而言则是一个圈钱机器。这种行为目前看来已经到了无以复加、肆无忌惮的“疯狂地步”。
今年以来，很多上市公司以“减持国有股充实社保基金”为由，不惜编造项目，设计虚假利润，鼓吹企业未来的美梦，来大行圈钱之道。因为增发的门槛不高，所以要求增发的公司如过江之鲫，趋之若骛。据统计，2000年增发的公司平均募集资金规模是9.74亿元，而同期实施配股的公司平均募集金额只有3.25亿元。到2001年8月份，已有近120家公司要增发，加上今年一季度已有14家公司实施了增发，这样，增发新股的上市公司已多达130家，筹资额达800亿元左右。增发的规模也越来越大，许多公司的增发比例在1∶1乃至1∶8、1∶10以上。增发的价格更高得惊人，基本上接近二级市场的股价。很显然，股票市场增发的“口子”开大了。
很多上市公司根本没有好的项目，却急不可耐地圈钱，之后又随意变更募集资金投向，对募集资金一点不负责任。据统计，仅今年上半年就有122家上市公司变更了募集资金投向，其中变更招股项目投向的77家，占63．11％。另外，很多上市公司拿到钱后用于委托理财，重新回到二级市场炒作。统计资料显示，截至7月初，已经有26家上市公司披露了近50份委托理财协议，委托理财金额高达25亿元，其中不乏刚刚发行上市的公司和才完成新股增发的公司。
一些上市公司进行了增发却不能增效益。有这样一组数字，在实行预警制度后，今年第一次发出预警公告的70家上市公司中，有39家自2000年以来进行了首发、配股或增发，其中大部分是增发，合计占到了预警公司总数的56％。这39家公司在前次融资完毕不到1年的时间业绩就大幅下滑。
更令人不解地是，一些上市公司并不缺钱，却还是要通过增发再从股民手里捞一把。有人从今年公布增发方案的公司中抽查了88家公司做过一个统计。结果是，去年，这88家公司现金和银行存款几乎均在1亿元以上，平均每家达到了2．95亿元，其中有4家公司超过了10亿元。个别极端的公司账上躺着十几个亿的闲置资金，圈了这么多钱干什么用呢？一些公司大股东利用自己的控股地位，轻松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或归还银行贷款，或收购大股东的劣质资产，或用来炒股，造成有限的市场资源被浪费。对2000年实施再融资公司的一项统计显示，大多数公司都把钱用在短期投资上了，它们平均用在短期投资上的钱为7785万元，其中7家公司超过了10个亿。
上市公司的圈钱行为，必然引起市场恐慌，增发消息的公布往往伴随着股价的大幅跳水，增发因而被人们戏称为“陷阱”或“地雷”。股民对增发也只好用脚投票了，最直接的受害者是普通股民。从7月30日至今，全国6000万股民着实出了血，付出了惨重代价。以上证指数为例，6月底，指数还在2200之上，到了8月初，便跌到1900点以下了，跌幅达15%。6月底，沪深两市的流通市值大约为1.9万亿元，跌去15%意味着全国股民一月之内就承受了2850亿元的损失，以全国6000万股民计算，人均损失4750元。
——股市融资功能出现“衰竭”
目前，由于政府的直接干预和国有企业的软约束，使股市出现了过度投机和泡沫化的倾向，失去了股市已有的价值发现和资源优化配置的功能。股市的不规范、动荡不安以及风险过大可能导致两种结果：一是投资者对证券市场失去信心，促使其远离这一市场，转而投向其他领域，这也就动摇了证券市场的最根本基础——投资者参与，而缺乏投资者广泛参与，证券市场就如无源之水，必将枯竭；二是过高的股价和过度投机蕴藏着股市崩溃的风险，一旦发生股价暴跌式的行情，不仅会给股市带来毁灭性打击，而且极有可能引发金融危机。
人为地维持股指高价，政府的调控政策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政府要把股市作为除银行以外的对国有企业的资金供给系统，就必须维持股票二级市场股指运行的高价位。否则，就会增加一级市场新股发行的难度，失去为国企筹资的功能。在国家决策者们决定让股市成为取代银行成为国有企业最重要的资金来源后，这一点已被提到战略意义的高度。1999年的“5.19井喷行情”的出现，就是由于政府多项利好政策的强刺激。其后，一些早已预备好的国企大盘股利用二级市场指数高位运行创造的市场空间，蜂拥上市，完成了筹资任务。
正是因为中国股市背负着“救亡国企”的历史使命，由此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中国股市运行机制：政府出台利好——股市出现暴涨——国企上市圈钱——泡沫逐渐堆积——利空政策出台——股市应声下跌——融资功能衰弱——政府再次救市——……
这种运行机制的存在，表明中国股市正面临着被“掏空”的危险，股市自身所具有的各种功能无法得到正常、有效发挥，相反，各种不应有的职能却被人为强加其身，久而久之，股市的融资功能因受到“过度滥用”而透支，最终将会导致股市融资功能“紊乱”、“衰竭”。
近期股市暴跌无疑是最好的明证。股市暴跌，一方面暴露了中国资本市场存在的诸多“制度缺陷”；另一方面，它并未如有些人想象的那样“挤掉了泡沫”，相反却留下了众多“隐患”。
首先，股市的融资功能几近衰竭。股市暴跌这几个月来，沪深A股市场已连续数月停止发行新股，而B股市场的新股发行自去年10月17日深市雷伊B股发行至今，已整整一年“颗粒无收”，若计入PT水仙退市，B股市场创立近10年来，极有可能在今年首次出现挂牌数负增长。股市融资功能需要恢复，如果不出台重大的利好政策刺激，就难于进行新股发行、配股和增发新股的工作，而这是资本市场的首要任务，尤其是对中国资本市场显得更加重要。股市的巨幅暴跌，导致资本市场已经到了快要完全丧失其功能的危急关头。如果长此以往，不仅市场自身的功能将逐渐丧失，而且其固有的沉疴也将积重难返。
人民银行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企业股市筹资额同比剧减。今年前三季度，企业在股票市场上累计筹资981.5亿元，比去年同期减少229.4亿元，减少18.9％。其中主要是境外筹资减少，H股筹资同比少增30.16亿美元。新数据还显示，今年1—9月份，沪、深两市股票共成交32182亿元，同比减少17275亿元，下降34.9％。股票交易印花税累计收入为244亿元，比去年同期下降36.9％。截至9月末，两市流通市值为15178亿元，比去年末减少910亿元。
其次，中国股市“政策市”的特征明显，政府调控股市机制进一步得到强化。股市在暴跌700多点、流通市值被蒸发掉5000亿之后，终于在10月22日“国有股减持暂停”利好消息刺激下，产生报复性“井喷行情”，个股几乎全线涨停，涨势历史罕见。这再一次表明，中国股市依然是“政策市”，在股市的涨涨跌跌背后，总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操纵着，那就是政府的政策调控。长期以来，市场一直认为中国证券市场是政策市，而当股指跌到1500点处出台这样的消息无疑又让市场出现了政策性护盘的看法。而就在国务院公布的国有股减持办法仅仅实施了几个月后，就突然改变，无疑让投资者对未来将出台的政策难以把握。而随着中国与国际市场的逐渐靠近，中国上市公司独有的股本结构问题将更加突出，不论采取什么方式解决，仍将会对二级市场产生不小的冲击。
再次，上市公司的诚信受到严重质疑，投资者的理念与信心遭受重创，需要长时间的恢复。此次股市下跌中，因银广夏等问题股而蒙受重大损失的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并未得到应有的保护与赔偿，甚至连诉讼请求都得不到受理。相反，银广夏却在地方政府的“呵护”下，宣布重组、“改嫁”。中国股市的诚信与公信受到严峻挑战与质疑，真正的投资理念将很难再在市场上树立起来。
第四，大量委托理财资金、银行信贷资金在股市暴跌中沦为“不良资产”，券商出现“生存危机”。据统计，截至8月底，全国已有1/3的证券营业部出现亏损，不亏的盈利状况也大大下降，券商的三大业务经纪、承销、自营和资产管理都令人担忧。任由市场下跌，将可能引发大规模的金融危机。资本市场关系到民众民生，更紧紧连接国家的金融体系，我国证券公司从成立以来，一直就不规范，证监会目前也正在加大这方面的规范工作，比如当前突出的上市公司委托券商理财问题，已经导致相当多的券商面临挤兑困境，而券商与各大银行间的关系更可能引发银行系统原已存在问题的大暴露。
与此同时，以证券投资基金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的发展面临极大挑战。在一个由政府政策调控的股市里，“专家理财”究竟能够发挥多大作用将受到人们的质疑。
第五，警惕股市拖累银行。鉴于国外证券市场波动给银行体系的稳定造成严重后果的教训，有专家学者指出，要防止“因股市资金链断裂而引发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据资料统计，前几年，我国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大大超过了GDP增长速度和通货膨胀率，其中的货币供应量主要流入了股市，这部分违规银行资金也存在着变成隐性不良资产的风险。此外，我国国有银行体系存在的巨额显性不良资产、微观经营管理基础很不牢固、农村金融体系不牢固、金融体系监管滞后等一系列问题，所有这些都是诱发金融危机的隐患。
3、国债发行过度与使用效益低下
1998年，国债在我国经济生活中可谓是出足风头。从发行数额上看，内外债共发行6590.7亿元，创下历史新记录；从发挥功能看，国债承担了拉动经济增长、防化金融风险的重要使命，成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共促经济增长的有力结合点，国债成为社会各界尤其是经济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
应当说，积极财政政策对于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发挥了明显的促进作用，对于GDP增幅的贡献率，1998年为1.5个百分点，1999年为2个百分点，2000年也在1.5－2个百分点的区间。
三年间，长期建设国债共发行3600亿元，共安排国债项目6620个，在银行贷款和地方、企业自筹资金配合下，总投资规模24000亿元。到2000年底，累计完成投资15100亿元，占项目总投资的63％。
国债投资成果显著，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有效地扩大了投资需求，促进了经济发展。1998年以来累计发行的36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直接带动地方、部门、企业投入项目配套资金和银行安排贷款约7500亿元，对促进经济增长发挥了重大作用。
——建成了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办成了一些多年想办而未办成的大事：对大江大河大湖进行了大规模的堤防工程建设和水毁工程修复；加快改善了交通运输条件，1998年以来是我国公路、铁路、民航建设发展最快的历史时期；改善了粮食仓储设施状况，极大地缓解了粮食仓容长期紧张的矛盾，明显提高国家对粮食市场的调控能力，保障中央粮改政策的顺利实施。
——加快了企业技术进步，促进了产业升级，利用国债资金实施了一大批技术改造、高科技产业化、装备国产化项目，有力地配合了国有企业改革工作。
——促进了地区生产力布局调整和优化，推动西部大开发迈出实质性步伐，在安排国债投资时，注重向中西部地区倾斜，2000年以来，中西部地区投资增长速度明显高于东部地区。
——加强了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促进了可持续发展。
——改善了人民生产生活条件，促进了社会事业发展。在国债投资的带动下，极大地调动了各地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积极性，改善了农民生产生活用电条件。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应当看到，连续近二十年的国债发行，使得我国国债未清偿额逐年增大，由此引发的问题是，我国目前的国债规模是否适度，其资金使用效益究竟如何？
衡量国债规模是否适度的标准应该包括如下几方面内容：一是国际通行的几大指标，如国债负担率、国债依存度、国债偿债率等；二是要有质量指标，即国债使用效益，此类指标较第一类指标甚至更为重要。
——国债规模膨胀过快，累积风险加大
首先来看债务负担率指标（政府债券余额/国内生产总值）。进入90年代以来，我国国债规模呈加速累积趋势。1994年以来国债余额占GDP的比例即债务负担率（政府债券余额/国内生产总值）为5.08%，1995年为5.71%，1996年为6.29%，1997年为8.12%，1998年达到10.3%，与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大致相当。国债余额的快速累积会给经济运行带来两方面的风险。一是使财政失去偿债能力。国债本息是需要财政偿还的，一旦超过财政偿还能力，会影响政府信誉，影响社会稳定。二是会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国债具有挤出效应，国债规模越大，说明从私人部门抽取的资本越多，因此累积余额过大会影响私人部门的发展，影响经济按比例发展。目前我国国债规模虽仍处在可控阶段，但是余额累积风险也容忽视，特别是不能产生效益的国债或是用于消费化的国债余额累积风险更不能忽视。要注意保持国债规模的适度性，防止债务累积过大所出现的风险。
然后是债务依存度指标（政府的债务收入/财政支出）。国债依存度是反映政府还债压力大小以及政府财政支出对债务收入的依赖程度的指标。债务依存度过高，表明财政状况脆弱，财政运行面临风险度提高。
有关数据表明，我国债务依存度呈不断上升趋势，1981年为4.02%，1990为6.02%，到1998年上升为29.65%。中央财政的债务依存度上升速度更快，1981年为7.07%，1990年为16.5%，到1998年则上升为71.12%。从国际上看，国家财政债务依存度的警戒线为15%—20%，中央财政的警戒线为25%—30%。我国90年代中期以来，两项指标在不断高出国际警戒标准，中央财政一级已超出标准1倍。国家财政支出对债务的依赖度太高，政府还债压力日益增大。
再来看国债偿债率指标（还本付息额/财政收入）。国债偿债率表明一定时期财政收入中有多少用来偿还国债，它直接反映国债所引起的财政负担，国际上通常认为不超过10%为安全区域。
我国80年代不存在还债问题，从1986年起，开始偿还陆续到期债务，但偿债率较低，约维持在0.3%—1.20%之间。进入90年代，随着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膨胀，加之债期较短，还本付息负担剧增，1990年为3.88%，1995年为12.44%，1997年为21.04%，1998年为23.86%。这一比例早已超过10%的警戒线。再从每年财政还本付息支出占债务收入的比例看，也显示了相同的结论。1996年债务收入中有66.2%用于偿债还本付息，1997年这一比例为75.06%，1998年60.42%。这充分说明我国已步入借新债还旧债的高度债务时期。
——国债资金使用效益低下
良好的国债资金使用效益，要求有合理的投资方向，良好的国债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从合理投资方向来讲，是指计划年内国债多少规模用于经济建设，有多少规模用于非生产性赤字弥补；在经济建设中，有多少用于高科技等急需发展产业，等等。用于经济建设越多、用于重要的或急需产业的资金越多，国债资金的投资方向和结构越合理，国债使用效益亦越好。
良好的国债管理体制和运作机制是指国债资金的规模确定、资金筹集、资金使用、资金偿还、资金运作及监督有一套科学而行之有效的机制。有了合理的机制，国债资金的使用效益才可以从根本上得到保证。
国债资金使用的质量情况，可以在更高层次上判断国债规摸是否适度。国债使用效益能达到常规要求，则说明国债规模基本适度，反之，国债使用效益低下，说明国债缺乏及时足额偿还的根基，这样的国债规模是没有物质保证的，超出了偿还能力，信誉度低，最终会损害投资人的利益。
从我国国债的使用效益情况来看，1998年底，有关部门对72个国债重点项目的专项调查显示：有20个项目存在不同形式的挪用资金或不按规定使用资金的情况；有10个项目前期准备不足；有15个项目存在配套资金不落实的问题。重点项目的运行尚且如此，一般项目就更难保证。这种情况若不及时纠正，并在今后引以为鉴，则即使前述常规指标载荷里，国债规模的正常运行也缺乏坚实的物质基础，其偿还性也就没有真实的保证。
——国债发债行为短期化
我国国债工作中曾经存在的国债行为短期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筹资行为短期化，具体表现为国债期限短、利率高，国债的金边债券优势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二是国债发行机制的设计不合理。目前国债发行机制是：当前发债规模=当年赤字+当前国债还本+当年国债付息。这种机制不是从国债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宏观调控重要手段的角度进行设计的，只是从解决当前财政的暂时困难出发，因而不利于对财政支出的控制和管理，对财政赤字控制无自律作用，对国债规模的膨胀失去约束，容易导致国债规模的盲目扩大。在国外国债利用支出列入经常性预算，同时对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又加以限制，这样国债利息支出的增长，对财政支出增长进行控制产生一种“倒逼”机制，从而对国债规模的膨胀产生了一种内在的制约作用。
——国债政策并未真正成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结合部
在发达经济国家，国债利率通常较低，并成为其他金融商品利率的参照物—基准利率，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在我国则恰恰相反，国债利率是以银行利率为依据并高于银行利率一至两个百分点来制定的，这种扭曲的利率结构一方面导致国债还本付息压力膨胀过快，增加财政负担。另一方面，影响市场利率的形成，阻碍资本市场的发展。
从银行“信贷紧缩——不良贷款”陷阱的形成，到“股市救亡”、“圈钱运动”，再到国债发行过度和使用效益低下，中国金融体系潜伏着融资功能“弱化”与“衰竭”的风险，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三、产生我国金融体系“融资功能衰竭”的原因分析
1、政府主控金融体系
政府对金融业经营活动进行严格的直接控制，国有银行的资金投放基本上是以政府的政策意图为依据的。在低利率的金融环境下，资金严重稀缺，资金需求大于供给，政府为了实现优先发展战略，对资金供给实施优先分配制度。这样，一方面剥夺了国有银行的经营自，另一方面还诱使非国有经济以及大量的未获取资金供给权的部门进行大量的寻租收益。因计划供给而获取资金的国有企业以及依赖寻租行为而获取资金的企业都缺乏及时偿还的信用意识和必要的风险意识，从而难以按照效益最大化原则来使用资金。这就是产生巨额不良资产的根源所在。
由于国有银行主要面向公有经济尤其是国有企业发放贷款，而对非公有经济实行较为严格的制度歧视和融资限制，因此，国有银行众多不良贷款的形成都是这一特定制度条件下的产物，因而这种金融资源不当配置而产生的效率损失，都可以看作是渐进改革的成本。
从逻辑上说，我国国有银行巨额不良资产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必然的，它实际上是金融制度于经济的贡献在转型时期中国经济中的实质体现。进一步说，如果没有金融制度对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支持，由于原本支持经济增长的雄厚的中央财政实力早已不复存在，中国经济改革也就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就。近二十年来低效率运行的金融制度正是中国经济改革所必须付出的成本。这种低效率金融制度运行的后果就是今天我们所不得不直面的巨额不良资产的现实。
2、国有企业转嫁“死亡风险”
近几年来，国家对国企改革已拿不出什么根本性的办法，只能是一再援用“输血”解困的思路，就是一味地动用行政力量从银行、从股市、从财政渠道为国企筹资。好象国企的问题就是单纯的资金问题。
其实，国有企业的真正“顽症”在于其自身的产权制度问题以及由此决定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问题。
国家对国有企业由财政拨款关系，改为银企之间的信贷关系，尽管在改革的设计中本意是要硬化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但改革的结果却造就了银行、企业之间的风险转嫁机制。国有企业欠息欠本，向银行转嫁它们的低效率和亏损，形成银行的不良资产。但银行与储户之间债务关系是“硬约束”，银行不能继续向储户转嫁亏损，这种风险和损害转嫁链在银行和储户之间发生了断裂。这样造成的问题是：国有企业负债率越来越高，一直到资不抵债；银行的不良资产堆积越多，一直到银行资产丧失流动性，全部被不良资产滞死。结果，不良资产的积累形成信贷紧缩，进而产生恶性循环，最终导致以银行信贷为主的间接融资“功能衰竭”。
长期以来，国有企业已经将其“生存风险”转嫁到了整个金融体系身上。虽然资本结构的负债比例并不影响企业资金使用和经营的效率，但是对于金融机构和融资企业的风险是不一样的。所有者权益资本比率高时，投资者所要承担的投资经营风险比例高，对于企业来说，利率、汇率方面的风险较小；而根据现代银行信贷制度，投资项目或企业负债率一旦超过50%，则随着比例的不同，借款企业的程度不同的投资经营风险相应转嫁给了金融机构，使这些国家的金融机构处于一个高风险的状态之中。低负债企业是一种压缩风险、减少报废和亏损对金融机构冲击的资产结构，其报废、亏损和破产的资产也可以及时分散化解，不会转嫁给金融系统，更不会形成金融系统中漏损的泡沫。而高负债企业的亏损和破产必然要大量地转嫁给金融系统，形成和积累金融系统中漏损的泡沫。
由于国有企业的负债率太高，而且信贷资金大量流入股票市场和不动产市场，一旦项目报废、企业亏损和破产，则形成漏损性泡沫；高于产业平均利润率的存贷款高利率，在企业负债率很高的格局下，又在金融系统积累起高利率泡沫；股票市场和不动产市场的不断起伏，在下跌时膨胀性泡沫塌陷。漏损性泡沫和膨胀性泡沫塌陷向金融系统转移和积累，加上高利率泡沫，最后在金融系统堆积越来越多的不良资产。这是国有企业向金融体系转嫁风险亦即金融系统大量不良资产的内在生成机制和积累过程。
3、金融体系功能极度扭曲
从改革初期的“拨改贷”，到后来的银行信贷紧缩，再到目前的股市圈钱运动，中国金融体系承受了太多的“不能承受之重”，其功能受到极度扭曲。
在我国，关于资本市场的功能，人们感受最深、认同感最强的就是筹资功能。无庸讳言，中国资本市场的快速设立及近年来的高速发展，与中国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众多国有企业寻求新的筹资渠道的强烈要求是紧密相关的。明确提出股市为国有企业融资的政策只是最近几年的事。在1998年明确提出国有企业三年脱困政策目标前，这种声音在资本市场中一点都不响亮。1998年后，由于国有企业脱困已经具有了时间上的紧迫性和强制性，人们对股市的依赖开始变得越来越强烈。于是，为国企筹资就成为中国股票市场的首要职责与任务。
由于国家把股市单纯作为国有企业的筹资渠道，股市的主要功能是为国有企业增资减债、解决国企经营和资金短缺困难，因此一大批效益不好的国有企业被“包装上市”。这种“功能错位”造成的直接后果是：一大批效益不好、业绩极差的国有企业在政府的直接介入和干预下，通过弄虚作假被“包装”上市，而这些原本不合格的“上市公司”由于无法产生盈利或盈利偏低，其股票大多不具备长期投资价值，投资者只能在股市的追涨杀跌中进行短期投机操作。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市场的最主要与最核心的功能是资源的配置和再配置。通过具有独立意志和利益的经济主体之间的竞争，来形成市场价格，并通过市场价格来引导社会资金的流量、流向、流速和流程，从而完成资源优化和合理组合的配置过程。但在我国，资本市场的功能被打上了行政化的印记，资本市场自身的发展机制与创新机制或者不健全，或者被扭曲，特别是在失去了市场的自我协调与自我选择机制的情况下，市场上的掣肘因素就会大于协调因素，市场的优胜劣汰功能不但很难建立起来，就是建立了也很难发挥应有的作用。
中国资本市场是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基础上起步的，由于体制缺陷、市场主体行为失范、法制健全程度低、市场监管水平不高等一些特有的限制性因素，导致中国资本市场的规范化程度较低，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资本市场积极作用的发挥。目前的市场还主要表现为筹资市场，“圈钱”功能在这里发挥的淋漓尽致，而市场最重要、最本质的功能——优化资源配置功能则发挥得很不理想。事实上，资本市场的基本功能除了筹资以外，还有资源配置和价值发现的功能，三者是相辅相成的。如果市场失去了价值发现和资源优化配置的功能，片面强调它的筹资功能，把股市事实上变成了“圈钱”的场所，结果必将是毁掉这一市场。
回顾中国股市10年历程，从最初的中小企业融资的实验田，到为国有企业解困，再到近期的为社保基金筹资，股市从诞生之初就承担了太多本不是份内的责任。市场的扭曲如此严重，以致它已失去了自我发展、自我调节的能力。
四、化解“融资功能衰竭”风险的对策建议
只有宏观金融环境实现了市场化，整个金融体系才能够真正有效地发挥其功能与作用。我们没有理由指望继续在一个非市场化而仍带有浓厚或变相行政色彩的宏观金融环境中，借助金融管理当局的某些行政性金融改革措施而人为地造就出完全符合市场原则的现代金融体系。这本来就是不符合市场制度演进的逻辑的。
这里迫切需要做的工作主要是：全面转变政府职能；加快国企改革步伐；推进金融体系国际化。
1、全面转变政府职能
转型时期的政府职能转变，实质上是政府权力关系的重新调整。在社会经济剩余日趋分散化的制度变迁过程中，如果政府对金融活动过度介入，在其可支配的财政能力下降的情况下，对金融的过度运用便不可避免，金融体系正常的融资功能由此出现“弱化”与“衰竭”。
因此，对政府的功能应进行双重定位：一是政府作为投资主体应从竞争性投资领域退出，政府重点是从事公益性项目投资，对于一些传统的垄断性行业，随着民间资本的逐步进入和竞争程度的提高，政府的投资比重可逐步降低，政府只是对处于基础性投资中关系国家安全和全社会利益的重点企业实行控股；二是对金融体系的调控应从直接主导、控制向主要运用财政货币政策、税收政策、产业政策的间接控制转变。
2、加快国企改革步伐
国有企业的低效运行和由来已久的“投资饥渴症”，是金融体系融资功能“衰竭”的直接导源。国家与国有企业长期以来存在的隐含契约关系，也是国家强化对金融体系的主导、控制以维持国有企业低效生存的基本动机。因此，国有企业改革的绩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国金融体系的功能正常运转与作用发挥。要在国有企业进行战略性改组的同时，推进国有企业的制度创新，通过明晰产权关系加快政企分开，从而建立一个完善的、收益与风险对称的“融资约束机制”。
3、推进金融体系国际化
在经济转型时期，我国的金融体系被赋予了太多的“职能”与“重任”，以至于出现严重的“功能扭曲”，最终导致整个金融体系的融资功能“紊乱”，无法得到正常、有效运转与发挥。“中国特色”的金融体系功能已经不能继续存在下去。
基于此，我国金融体系目前面临的迫切任务就是与国际接轨，即加快“金融国际化”步伐。
在此过程中，要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功能，对金融体系“重新定位”。应把原来为国企脱困服务的资本市场定位，转变为服务于各种所有制类型的企业，促进经济发展。把资本市场的资本支持作为原动力，着力培育一批业绩优良、具有高成长潜力和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公司，增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后劲，更好地参与国际竞争。同时，有效发挥资本市场催生和发展新兴产业，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
与此同时，资本市场还要实现功能的转变。即由单纯的筹资功能，向风险定位、产权复合、优化资源配置等多方面的功能组合转变。一个仅仅表现为筹资功能的市场，与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这一建立市场的初衷是相悖的，而且，这种市场注定是没有发展前途的市场。从这个意义上说，实现这种转变，不仅是完善和强化市场功能的需要，更为提升市场存在和发展的意义所必需。
五、几点结论性总结
1、转型时期，我国金融体系融资格局经历了两个主要阶段，即以银行信贷投放为主的间接融资绝对主导阶段（1979——1997）和以资本市场为主的直接融资加速扩张阶段（1998年——至今）。这种划分是有其相应的数字依据和背景依据。
2、目前我国金融体系潜伏着融资功能“紊乱”与“衰竭”风险，主要表现为：银行不良资产与信贷紧缩；股市“救亡”与“圈钱”运动；国债发行过度与使用效益低下。
3、产生金融体系“融资功能衰竭”风险的主要原因有：政府主控金融体系；国有企业转嫁“死亡风险”；金融体系功能极度扭曲。与之相对应，化解“融资功能衰竭”风险的对策是：全面转变政府职能；加快国企改革步伐；推进金融体系国际化。
主要参考文献：
李扬、何德旭，1999：《经济转型中的中国金融市场》，经济科学出版社。
贾康、阎坤，1999：《中国财政：转轨与变革》，上海远东出版社。
王江，2000：《转轨经济中商业银行制度变革与风险控制》，经济科学出版社。
贺晓东，2000：《十字路口的中国经济》，哈尔滨出版社。
阎坤，2000：《透视财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彭小泉，2000：《国债市场和股票市场均衡发展研究》，《金融研究》第3期。
一、支持科技自主创新的税收政策分析
（一）税收激励政策现状
近些年来，为推动企业技术进步，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我国制定了一系列的税收扶持政策，鼓励企业科技创新。这些税收扶持政策对于推动我国企业技术进步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从总体上看，税收政策对于推动企业自主创新没有形成足够能量的激励机制。主要表现在：
1．对研发环节给与支持的税收激励政策只占很小的比例。税收激励只是对已经形成科技实力的高新技术企业以及已经享有科研成果的技术性收入实施优惠，而对技术落后继续进行技术更新的企业以及正在进行科技开发的活动缺少鼓励措施，使企业只关心科技成果的应用而不注重对科技开发的投入，不利于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3．税收政策的制度性缺陷，抵消了政策优惠的力度。生产型增值税对高科技企业发展的抑制作用；企业所得税内外有别导致内资企业税负偏重，严重制约企业的积累和发展能力，是长期存在的制度性因素。总体而言，税收政策产生的效应，制度性缺陷的抑制力更强。
4．税收优惠政策并没有根据各个税种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税收优惠形式的特点形成科学的激励机制。由于忽视了税种之间的内在联系，一个税种少征，往往另一个税种多征，形成各税种之间政策效力相互抵消。
5．对于高科技人员的优惠措施较少。我国现行税收政策中对高科技人才的收入并没有明确的个人所得税优惠。这些问题的存在既不利于调动科技人才的积极性，又降低了高科技行业人才的积极性，又降低了高科技行业对人才的吸引力，使大量人才外流。
（二）鼓励企业自主创新的税收政策建议
税收作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和政府宏观调控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建立和完善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税收是建立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财力基础，而且运用税收政策还可以激励企业逐渐成为国家创新体系的主力军，有利于创新成果的转化。因此，必须创造更适合的税收扶持与激励政策，来适应目前科技进步，尤其是自主创新以及科技成果产业化的要求。
1．制定上下游产业链协调的税收政策.就我国目前的情况而言，企业自主创新的重点应该放在自主创新和引进技术再创新的环节上，因而我国针对技术创新的税收优惠政策应该由偏重产业链的下游向产业链的上游转移，即从生产销售环节想开发研究环节转移，确立企业的研究开发环节为税收激励的重点。
2．建立起对所有企业适用的具有普惠制的创新激励机制。现行的许多优惠政策仍然存在诸多限制，只有部分企业可以享有优惠政策，而自主创新不是局限在部分企业，而是所有企业。因此，应当取消现行优惠政策中不合理、不公平的限制性条件，使特惠制变为普惠制。
3．改革增值税，加强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加速推进增值税转型改革，扩大增值税改革的试点范围，实行地区与行业相结合的办法。扩大增值税增值范围，实行全面征收。适当扩大高科技行业享受增值税优惠的范围。对出口的高新技术产品实行零税率，做到彻底退税，使其以不含税价格进入国际市场，增强其竞争力。
4．加大对科技人员的税收优惠政策，拓宽高新技术企业的筹资渠道。我国现行税法几乎没有针对高科技人才的税收优惠政策，高新技术企业在实际企业发展中缺乏必要的人才激励机制。强化对高科技人才的优惠主要体现在个人所得税方面，具体可采取以下措施：提高高科技人才个人所得税免征额，对高科技人员在技术成果和技术服务方面的收入减征，特殊成绩获得的各类奖励津贴免征个人所得税。
5．完善税收制度，形成制度性的税收激励。建立起临时性与制度相结合的税收优惠政策体系，并在税收制度的设计上从整体上考虑税种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各税种优惠形式的特点，各有侧重，从各个层面、各个环节共同发挥作用。
6．增加对科技环境保护的政策倾斜。针对环境保护、节约能源等有利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技术创新活动，税收应给予特别优惠，这种优惠政策能加强我国的政策导向，有利于我国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推动我国节约型、生态型社会的建设。
三、支持科技自主创新的金融政策研究
（一）金融支持政策现状
近年来，为了促进科技产业的发展，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我国已推出了一系列金融扶持政策及相关优惠政策，如加大科技贷款的投入总量，鼓励企业的技术创新行为等，这些都对促进科技型企业的自主创新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我们也看到，当前我国仍处于经济转轨时期，投融资渠道比较狭窄，金融产品较少，尚不能完全满足投融资主体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和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受到了金融环境的制约与影响，许多自主创新企业面临发展困境，整体技术装备水平也较低。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政府资金的引导作用发挥不强。目前我国政府资金主要针对产业的支持，直接针对产业项目，计划经济比较浓厚而时常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则更多的采用间接平台，建立机制，营造环境，相比之下，后一中方式更容易发挥政府资金的引导作用。
2.目前我国的金融机构可以利用的投资工具形式单一，从而导致了金融机构在针对中小企业开展业务时，所承担的风险与可能的收益之间不对称的问题，结果严重影响了金融机构支持中小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积极性。
3.风险共担机制。在努力实现双赢的同时风险共担也非常重要。目前我们只能实行全额的担保，这样的作用基本将金融机构的风险转嫁给担保机构，不利于发挥各方面的作用。
（二）鼓励企业自主创新的金融政策建议
发达和完善的金融业是推动企业自主创新顺利进行的重要因素之一，尤其是强大的资本市场将对促进企业自主创新行为发挥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必须努力完善企业创新的金融机制，将金融服务重点转向自主创新，加大金融系统对企业创新的支持力度，通过金融改革和金融创新，促进自主创新更好更快的发展，实现金融改革与科技创新的良性互动。加强和完善对企业自主创新的金融支持机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要充分发挥政府导向作用，完善鼓励企业创新的信贷政策和投融资政策。一方面，要整合政府资金，加大扶持力度，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对激励企业自主创新的引导作用；另一方面，积极运用政策调节手段，引导各类金融机构支持企业创新，加强政府资金与金融资金的相互配合，通过基金、贴息、担保等手段引导更多的资金支持自主创新与科技成果产业化。
2．政策型银行要加大对自主创新的支持力度。政策性金融机构对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国家重大科技产业化项目的规模化融资和科技成果转化项目、高新技术产业化项目、引进技术消化吸收项目、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项目等提供贷款，给予重点支持。在政策允许范围内，对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所需的核心技术和关键设备的进出口，提供融资支持。
3．通过改善金融环境，促进商业银行对自主创新企业的服务。商业银行对国家和省级立项的高新技术项目，应根据国家投资政策及信贷政策规定，积极给予信贷支持。商业银行对有效益、有还贷能力的自主创新产品出口所需的流动资金贷款，要根据信贷原则优先安排、重点支持，及时提供多种金融服务。政府可以建立企业自主创新的贷款风险补偿机制和担保基金，引导商业银行开展对自主创新企业提供差别化、标准化的金融支持。
4．加快中小企业板建设，设置中小板“绿色通道”一是加快发展对创新型企业的支持力度。尽快恢复中小企业板的融资功能，为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中小企业发展上市设立“绿色通道”，降低门槛，简化程序，缩短时间，减少费用。二是强化中小企业板监管措施。三是推动中小企业板制度创新。推进上市准入制度创新，建立适应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优胜劣汰”的退市机制，推进全流通经济制下的交易与监管制度创新。四是加大中小企业上市资源的培养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