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环境监测评价在生态环境改善中具有的主要作用
2.1对生态环境现状进行评价
2.1.1土地资源被破坏
当前，由于受到植被被破坏、土地沙化严重以及矿业过度开采等因素的影响，土地资源破坏情况比较严重，对生态环境造成了破坏。比如，在对煤炭进行开采的过程中，由于对环境保护不够重视，所以经常会对周围的环境造成破坏，导致土地的土壤成分结构失衡，不再适合植被生长，进而造成破坏。在对林木进行砍伐的过程中同样如此，大部分人员只重视眼前利益而不重视长远、持续发展，滥砍滥伐，最终导致植被被大量破坏，土地沙化严重，破坏了原有生态环境。
2.1.2水资源被污染
水污染已经成为当前环境污染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水污染不仅会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还会对人们的身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导致一系列疾病的出现，对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具有较为严重的负面影响。而导致水污染问题出现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农药残留，二是生产企业废水不达标排放。
2.1.3大气污染
大气污染是导致全球气候变暖以及近年来空气PM不断升高的主要原因，其不仅会对生物的正常生长造成影响，还会对人们的身体健康造成较为严重的影响，危害比较大，是当前全球所面临的环境污染的主要问题。而导致大气污染问题出现的原因主要与两方面有关，一方面是生产企业的废气不达标排放，另一方面是因为汽车数量增多，尾气排放量增加。
2.2对生态环境进行改善
2.2.1对土地资源破坏区域进行综合治理
为了能够有效改善生态环境，就需要对土地资源被破坏的区域进行综合治理，在控制土地资源破坏情况恶化的同时通过综合治理来进一步改善生态环境。比如，在对沙化土地进行治理的过程中，就可以通过逐渐提升绿化面积和逐步改善土壤成分的方式来对生态环境进行改善。在对矿业污染区生态环境进行改善的过程中，可以通过修建地下污水沉淀处理池和提高绿化铺盖面积的方式对矿业开采，尤其是煤矿开采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进行有效改善。
2.2.2对废气、废水排放进行控制
当前水资源污染和大气污染问题比较严重，对生态环境造成了较为严重的破坏，因此，为了能够有效解决该问题，对生态环境进行有效改善，就需要对作为主要污染源之一的生产企业的废水和废气排放进行严格控制。在生产企业废水废气排放的过程中，应该严格要求企业废水废气达标排放，如果发现违规排放企业，则要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对其进行判罚，并要求其对自身所造成影响进行挽回，以此对废水废气的排放量进行严格控制。
2.2.3做好绿化和废弃土地再利用
在有必要的情况下，实施封山育林政策，采取植草、人工造林等方式不断提高我国的绿化面积，提高地表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的能力，以此来对生态环境进行有效改善。同时，还应该加强对沙化土地和矿区土地的再利用效率，通过重新开垦和覆盖生命力旺盛的植被等方式不断改善土地土壤，最终达到提高植被覆盖面积、改善生态环境的目的。
3环境监测评价在绿色产业发展中具有的重要作用
在对绿色产业进行发展的过程中，环境监测评价是其基础保障，只有做好环境监测评价工作，才能够更好地推动绿色产业的发展。
3.1环境监测评价是绿色产业发展的基础
环境监测评价是确保绿色产业能够得到健康发展的基础保障，因此，在发展绿色产业的过程中一定要对环境监测评价引起足够重视。首先，在绿色产业开始进行发展的初期阶段，就应该通过环境监测评价对产业基地以及产业自身发展的环境质量标准进行精确判断，判断其是否符合绿色产业发展需求，并以此为基础对绿色产业的发展目标和发展策略进行有效制定。其次，在绿色产业发展和生产过程中，也需要合理利用环境监测评价对产业的生产过程是否符合绿色产业发展需求，是否会对环境造成污染和破坏进行判断；同时，在此过程中利用环境监测评价，还能够对产品原料的来源地和来源途径进行有效分析，对其是否满足绿色产业生产要求进行判断，避免因为生产原料问题而对绿色产业的发展造成影响，确保绿色产品的生产质量。
3.2有效推动绿色产业的发展
在绿色产业发展过程中，环境监测评价所起到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通过环境监测评价，能够对绿色产业中的基地管理和原料质量进行严格控制，使其能够满足绿色产业发展需求，而不会出现污染环境等问题。在此过程中，通过环境监测评价能够对基地管理方的管理行为进行有效约束，使其在管理过程中能够制定切实有效的绿色发展计划，对农药、肥料以及兽药等可能影响绿色产业发展的药物进行有效控制。同时，其还能进一步促进生物防治技术和绿色生产技术的发展，全面推动绿色产业的进步和完善。
（2）在绿色产业的发展过程中，通过环境监测评价能够对产业发展对自然环境和生态环境的影响进行有效控制。在绿色产业发展的过程中，除了要生产无公害、健康产品，持续拉动经济的增长，还应该担负起恢复自然环境和改善生态环境的重任。因此，在产业发展的过程中，一定要制定相应的自然和生态环境保护对策，比如，在产业发展过程中要扩大地方绿色植被覆盖面积，要对地方的物种多样性进行维护，要对地方的自然环境和空气环境进行有效改善等。而以上这些，对环境监测评价都具有一定的依赖性。
（3）确保绿色产业的产品质量。确保绿色产业所生产的产品质量能够满足绿色产业发展需求，是绿色产业发展的重中之重，而要想对绿色产品的质量进行有效保障，最佳方式就是在绿色产业发展过程中对环境监测评价进行合理利用。首先，通过绿色评价对绿色产业基地和原料质量进行严格监测，确保其能够满足绿色产业发展需求，尤其是原料质量，务必确保其达标之后方能投入生产。其次，通过环境监测评价对产品生产过程进行严格监督，严格要求其按照相关规定进行生产，不能对环境造成破坏，也不能使其对人们的身体健康造成威胁，确保产品的质量符合要求。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联合国提出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与此同时我国把“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两大战略。这两大战略实际上是针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两大瓶颈，而这两大战略本身也是密不可分的。在国际社会层面，可持续发展有“弱可持续发展”与“强可持续发展”之分，总体看前者对发展中国家较为有利，而后者对发达国家较为有利，在气候变化问题提出以前，国际社会以前者为主流，我国实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也是弱可持续意义上的。弱可持续发展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强调科技优先，通过科技解决环境问题。我国上世纪九十年代制订的《中国二十一世纪议程》体现了科技优先的理念，国家加大了对环境保护的科技投入，全部环境保护的立法都写入加强科技的条款，立法的科技含量迅速提高。科技优先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也推动了环境立法中科技规范(如环境标准)的发展，但也带来环境法理论与实践的一些新问题，最突出的是用科技代替法律，或者是科技优先法律，法院审理环境案件不看法律而只认技术鉴定，环境影响评价以技术评价为主而忽视其他领域的影响，这导致近年来环境影响评价的社会反响迅速降低。科技优先还容易被理解为科技万能，认为只有科技发展才是环境保护的唯一出路。实践表明，近年来我国环保科技虽然迅速提升，但环境却以更快的速度恶化。我国一度环境法制较为保守和停滞，人民群众的环境意识水平在国际上处于较低的水平，这与我国科技、经济水平的迅速提高以及由此带来的环境保护的更高要求很不适应。
1.2关于生态文明建设
与管理和科技相比，生态文明更多地强调的是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是精神层面的东西，是相对滞后但不能长期滞后的领域。我国目前环境保护领域中，生态文明已明显落后于管理和科技，亟待大力加强。党的十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设计是非常及时和准确的。举例来说，循环经济在欧美实施较为成功，我国引进后却效果不佳，还助长了洋垃圾进口等严重环境犯罪问题，究其原因，有管理上的、技术上的原因，但更多的是公众环境意识问题，缺少了公众高素质的主动参与，循环经济必然是因这个巨大的缺口而阻断循环。又如，“两型社会”即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社会的构建本质上不是管理的问题，科技问题也有限，根本上是环境意识或生态文明的问题，而这一切在我国现行的环境法制中非常薄弱。
2生态文明建设法制化的背景
2.1我国正处于经济与环境重要的历史关头，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是当务之急
我国生态环境的改善不能消极地等待。不少人幻想中国人均GDP达到五千美元时，会象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那样进入“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到达这个“拐点”后，随着人均收入的进一步增加，环境污染程度由高趋低，逐渐减缓。但要看到，这个拐点在大多数国家并不是自然就到来的，而是付出巨大的环境代价后才痛下决心进行治理，这条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我国不应重复。况且我国的环境问题的特点是压力大、欠账多，拐点迹象迟迟不出现，而如果该拐不拐，就是违背历史和科学的规律，就会出现严重的生态危机和社会危机，近来环境频发就是警示。因此，党和国家要运用各种手段，积极地推进这个拐点的到来。这也决定了生态文明建设需要以法律的强制力来保证。
2.2我国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峻，而生态文明建设的实施却不是一帆风顺
例如早在2005年，当时的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在10省市启动绿色GDP试点工作，时隔仅一年，这一曾被人们寄予厚望的新型核算体系就面临杯葛而告终止。仅以中国目前生态环境严峻程度与传统GDP增长速度形成的鲜明对比，即足以证明实施绿色GDP已势在必行。如今我国生态环境面临的严峻局面已充分证明了这种必要性。十报告提出，要建立必要的考核办法、奖惩机制，这比当年的试点机制更完善更科学，不仅有目标，也明确要求作为考核办法，而且规定了具有强制力的奖惩机制，这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重要的政策和法律制度保障。
2.3生态文明建设是化解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矛盾的最佳途径，要借助法律的利益协调功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实施
生态文明建设是科学发展观的组成部分，而科学发展观强调的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是和谐与共赢，而不是势不两立的对抗或此消彼涨的博弈。我国目前的生态环境局势引发的各种矛盾空前激化，西方国家都曾经历过这个历史阶段，污染事故频发、激增，欧美形成了所谓的“社会生态运动”。我国长期以来是行政主导型的环境保护机制，造成了公众参与的先天不足和公众在环境保护上的政府依赖心理。生态文明建设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公众更好地参与环境保护拓展空间，并引导这种参与向着健康正确的方向发展。在西方国家，公众参与和社会生态运动都有过不同程度的经验教训，欧美生态运动概括为二种类型，一种是以“彩虹勇士号”为代表的激烈抗争的法国类型，另一种是以信任原则为代表的妥协互利的英国类型。中国近现代社会经历了太多的革命和动荡，更需要的是和谐与科学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对于培育中国公众的环境意识，更好地参与环境保护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早在春秋时期中国古代先哲就提出“赞天地之化育”的理念，所谓天地化育可以理解为生态文明，而所谓“赞”，表明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首先是要积极地作为而不是消极地等待，其次是要尊重和遵循自然规律和科学规律，“赞”就是要“大力推进”，是和谐与共赢。
3生态文明呼唤环境权利
环境管理在法律上主要对应的是责任，环境科技在法律上主要对应的是标准，这二者构成目前我国环境法的主体。也就是说我国环境法缺少权利的内容，这既是我国环境法制目前存在诸多问题的根本原因之一，也是我国环境法制与发达国家环境法制相比的主要差距。我国目前环境法在权利设计上是把环境权利附随于民事权利，而在民事权利上限于侵害人身权和财产权的私权利而通过侵权法救济，民事权利是不可能包容环境公益权利的，而这却正是环境保护的根本所在。其次，我国环境权利保护还适用相邻权的规范，而此种民事权利是低等级的民事权利，仅限于个人之间，且可以自由处分，此外，现代民法还要求相邻人要相互容忍，这些都是与现代环境保护渐行渐远的。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国就签署了联合国《人类环境宣言》，此宣言明确将环境权与人权结合定义，而此后许多国家均将环境权入宪或入法。目前我国宪法已写入人权，而《人类环境宣言》中环境权与人权结合定义的表述“有尊严和福利的生活”也已迅速成为举国上下的共同追求，环境权具备成为我国宪法中人权细化规定的切入点的条件，建议及时写入宪法和法律。生态文明建设立法可通过赋予公民环境权或生态权弥补我国环境保护行政主导的不足。我国环境立法强调行政主导，造成公众对环保的消极甚至抵触，此次环保法修改公众参与的程度极低，远不及物权法等立法那样引起社会的普遍和积极的关注，另一方面，启东等地恶性环境表明我国公众生态文明程度很低，以及对现行环境法制的极不认同(这是环境法制崩溃的先兆)，也说明我们的环境法制本身有严重缺陷，公众只是被动的管理对象，而基本上没有权利。这种情况与世界上环境法制发展的主流是不符的。总体看西方国家目前主要通过环境权赋予公众环境保护方面的权利，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值得我国借鉴。
重金属指比重大于4或5的金属,约有45种,如铜、铅、锌、铁、钴、镍、钒、铌、钽、钛、锰、镉、汞、钨、钼、金、银等。尽管锰、铜、锌等重金属是生命活动所需要的微量元素,但是大部分重金属如汞、铅、镉等并非生命活动所必须,而且所有重金属超过一定浓度都对人体有毒。体内重金属的正常含量及超标的症状如下:
铅:人体内正常的铅含量应该在0.1毫克/升,如果含量超标,容易引起贫血,损害神经系统。而幼儿大脑受铅的损害要比成人敏感得多。
砷:俗称“砒霜”,如果24小时内尿液中的砷含量大于100微克/升就使中枢神经系统发生紊乱,并有致癌的可能,而且如果孕妇体内砷超标还会诱发畸胎。
镉:正常人血液中的镉浓度小于5微克/升,尿中小于1微克/升。如果长期摄入微量镉容易引起骨痛病。
汞:正常人血液中的汞小于5-10微克/升,尿液中的汞浓度小于20微克/升。如果急性汞中毒,会诱发肝炎和血尿。
重金属进入人体的途径主要有三种,分别是吃的食物、水和大气。
据中科院陈同斌博士透露,北京有部分古老的城市公园里表层土壤的重金属含量较高。这是因为,那些古老公园里亭台楼阁相对多,雕梁画栋更是比比皆是,由于早些年的油漆为了增强防腐性,其中的铅、砷等重金属含量超标。这些油漆内的重金属跑到了土壤里,就造成了公园土壤重金属超标。由于北京起风比较平常,这些细小的尘土携带着人们根本察觉不到的重金属,通过人的呼吸作用就会进入人体。除北京外,国内其他比较古老的城市公园也有这中情况出现。
水的污染通常都是由当地工厂废水排放造成的,这种现象在京城各大区县几乎都有。通州就是其中一个比较明显的地方,虽然这些年通州在现代化建设方面做得比较好,但是那里是污水灌溉时间比较长的地区,过去的污水中重金属含量往往较高,浇灌土壤后容易产生污染。这些含有超标重金属的废水一旦排到干净下游,就会污染大片水源。由于这种受重金属污染的水在颜色、气味等方面与正常水没有差别,农民根本看不出来,一旦用这些水来灌溉,必然会让土壤及农作物成为重金属污染对象。蔬菜是最易“吸收”重金属元素的农作物,因此土壤被环境重金属污染后生长的蔬菜与其它作物相比,蔬菜对多种重金属富集量要大得多,经证明,在被污染的土壤里生产出的蔬菜的有毒物质含量可达土壤中有害物质含量的3-6倍。(按:人畜食用了被重金属污染的蔬菜后,在体内浓缩积累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如被列为世界公害典型之一的日本富山县的骨痛病,就是由重金属镉污染引起的;我国广西一些被镉污染的地区,人体的镉含量高出正常人的7倍,经X光检验,人体骨骼也已显着病变。)人吃了在重金属污染的土壤上种出来的农作物,很容易受到重金属的毒害。
蔬菜水果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既然重金属污染危害这么大,那么那些受到重金属污染的蔬菜水果我们能不能通过多浸泡、多清洗或多煮来去除重金属呢?陈同斌博士表示,这些效果都不大,因为重金属污染是从植物根系中上来的,它存在于植物的体内,不像农药那样大部分都喷洒在农作物外表,多洗就可以清除干净。
有一种比较可行的办法就是注意选购一些蔬菜品种,比如生菜、莴苣容易富集镉,可以尽量少食。另外,叶类菜是所有蔬菜中最容易受重金属污染的,最好也要少食用。但这只是治标不治本,最根本的解决方法还是要防治土壤的重金属污染。土壤重金属污染与有机物的污染不同,它不能被分解消失,即使人为的控制土壤环境条件使重金属的有害作用暂时减弱,它也能在适当的时候恢复。因此如果蔬菜的生长环境一旦遭到重金属污染,要想恢复和治理就非常的困难。目前土壤重金属污染的控制方法 主要有以下几种方法:
1)利用不同植物种类对污染物吸收差异的特性,合理安排蔬菜轮作茬口,使具有一定程度污染土壤生产的蔬菜达到或接近食品卫生标准,以降低重金属进入食物链的量,如有的蔬菜不易“吸收”镉,那么如果菜田土壤的镉含量多点种植该蔬菜就不会造成多大的危害。该方法不需投资,方法简便,效果也比较好,但必须在有关的专家指导下进行。
2)控制土壤环境条件,降低重金属污染物对植物的有效性。如可以施用石灰、胡敏酸、钙镁磷肥等土壤改良剂对土壤进行处理,使易被蔬菜吸收的重金属元素在这些改良剂的作用下通过化学反应转换为蔬菜不吸收的有机结合态。这种方法有一缺点,由于土壤中的重金属元素的这种化学反应是可逆的,有一定条件下又会从有机结合态回转成易被蔬菜吸收的形态。比如说随着酸性污水的浸染,土壤中已经被固定的重金属元素又会被活化为可被蔬菜吸收的交换态。
3)对重金属污染土壤最彻底的改良方法是铲除其表土,这就是农业工程客土法,所谓客土,就是用外来的土壤换掉已被污染了的菜田土。这种方法在日本土壤污染地区应用很广,可以彻底清除已污染的土壤,根本断绝植物生长的污染基质,在无外来污染浸入的前提下,可保证蔬菜的正常生长和残留达标,但这种方法工程量大,耗资也巨。
4)严格控制灌溉水中重金属元素的浓度,杜绝用未经处理的工业废水和城市污水直接灌溉菜田。一旦菜田受重金属灌溉水的污染,所有改良成果都会毁于一旦。
总之,重金属污染虽然是个严峻的问题,但是只要我们明白并高度重视它人体健康的危害,相信用我们人类的智慧和决心一定能够战胜它。
参考文献:
(1)陈同斌,石培华,李锐 《拯救走向荒芜的土地》商务印书馆 2001-9
(2)魏振枢 《环境水化学》 化学工业出版社
(3)张辉 《土壤环境学》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6-1-1
森林是自然界中的一个重要的生态系统。天然林是经过很长的历史阶段，经过反复的自然选择下的生存竞争而形成的一个和谐的森林生物与森林环境相互作用的整体。森林生态系统一般讲是一个稳定的、抗逆行较强的生态系统。但是，也不可忽视当外界干扰(如人类采伐、垦殖、病虫害大发生、火灾、大气候变化)强度超过系统承载能力的时候，这个系统也会崩溃。
造林绿化工作，从生态学角度来谈，实际是一个森林生态系统的恢复或人工重建的工作。它的全部内容应当是包括建造森林生物群落，同时恢复森林生态环境，在大多数森林破坏历史较长的土地上，也可以说是在非森林环境中建立森林生物群落。因此那种“刨坑栽树”，栽上树就是建造了森林的概念是不完整的。
林业生态工程
是随着林业发展战略转移、国家生态环境工程建设需求而通过继承、交叉形成的一门新的工程，不仅是从单一的水土保持林草措施来研究水土保持的生物措施，而是从生态、环境与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研究林业发展措施，核心是在对生态理论充分理解的基础之上通过工程措施进行以生态环境改善为目标的林业生态建设，根据生态理论进行系统设计、规划和调控人工生态系统的结构要素、工艺流程、信息反馈关系及控制机构，以在系统内获得较高的生态与经济效益。
一、林业生态工程的概念
林业生态工程是根据生态学、生态经济学、系统科学与生态工程原理，针对自然资源环境特征和社会经济发展现状所进行的以木本植物为主题，并将相应的植物、动物、微生物等生物种群人工匹配结合而形成的稳定而高效的人工复合生态系统的过程。它本身包括着传统的造林绿化内容，一些成功的单项造林技术与新技术的筛选与应用，但不是简单“相加”与“拼盘”；它的目的不仅只考虑经济效益，而是经济、生态、社会三大效益并重；它的全过程是配套技术合理组合的完整工艺流程。
林业生态环境工程在生态环境建设、流域治理、农村可持续发展中的位置与作用是无可限量的。其中包含的知识涉及中国主要生态环境问题与空间分布；我国的林业生态工程的总体布局与规划；六大林业生态工程的基本情况与特点；中国生态环境工程建设面临的问题与林业生态工程发展战略；立地划分与适地适树；树种选择与林分组成；合理密度与密度控制；整地与造林方法；幼林抚育；防护林的林分定向培育；不同区域山丘区环境、资源、水土流失及土地利用特点；以流域、水网、山系等为单元的生态防护体系的构成与特点；水土保持、水源涵养、农田林网、农林复合、灾害地植被恢复、河岸道路防护、海岸防护等防护林的配置与构建技术；干旱、盐碱、风沙、干瘠、钙积层等技术问题。
二、林业生态工程的基本原理
1、系统论原理
人工生态系统的建造凋控是生态工程的主要目的所在。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教授给“系统”所下的定义是“由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的若干组成部分结合而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凡是一个系统它应具备如下特征。
1.1结构的有序性一个系统既然是一有机整体，它本身必须具备自然或人为划定的明显边界，边界内的功能具有明显相对的立性。一片果园、一个人工林它与相邻的系统是具有明显边界的，其功能与其他系统也是不同的。同时，每一个系统本身一定要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组分所组成。系统内的组分之间具有复杂的作用和依存关系。作为人工林生态系统，本身就包括着森林生物和森林环境两大组分，而其两大组分又可以自成系统(子系统)。像森林生物要分成植物(林木与伴生植物)、动物(鸟兽、昆虫)、微生物(真菌、细菌)；从环境角度讲+作为人工生态系统又应当分成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环境。这些组分形成厂形成了复杂的水平分离和垂卣分离，
2系统的整体性为一个稳定高效的系统必然是一个和谐的整体，各组分之间必须具有适当的量的比例关系和明显的功能上的分工与协调，只有这样才能使系统顺利完成能量、物质、信息、价值的转换功能。系统中某一个组分发生量的变化以后必然影响到其他组分的反应，最终影响到整个系统。林、眶生态工程设计、建造过程中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如何通过整体结构的建造而实现人工生态系统的高功能。
2、环境因子的综合性
自然界中众多个环境因子都有自己的计算单位，每个因子也都是对生物产生重大影响。在林业生态工程中要十分注意的是多项因子对生物群落的综合作用。这种综合影响的作用往往与单因子影响有巨大的差异。如何进行多因子综合评价对今后林业生态工程研究是十分重要的。
3、食物链原理
食物链与食物网是生态学的重要原理，食物链与食物网中的绿色植物通过叫·绿素使太阳能转化为化学能贮存于植株之中，所以，称绿色植物为“生产者”。绿色植物被草食动物所食，草食动物被肉食动物吃掉，这些动物中有的吃草，有的吃其他动物以维持其生命。植物和动物残体又可为小动物和低等生物分解、以这种吃与被吃关系形成的关系称之为食物链关系。后两者分别称之为“消费者”和“分解者”。
4、扩大视野，修正传统林业概念
多少年来我国大农业范畴一直存在着一个传统观念；农业就是粮食、林业就是“大木头”、畜牧业就是猪和鸡。林业建设几年来—直认为用材林才是林，造林就是刨坑栽树，农出防护林就是大小方田林网。林业越来越萎缩，概念越来越窄，专业越分越细，将-—个森林大系统分割得零零落落，把很多本来属于林业范畴的东西，如中草药、食用菌、野生动植物、野生花卉、香料植物甚至果树都拒之门外。这种观点对我国林业的发展是十分有害的。提出林业生态工程就是要归还林业的本来面目，把林业作为一个完整的大系统来看待，发挥林业的综合功能。
三、未来发展趋势与展望
1．2耦合度模型耦合是复杂系统通过系统内各子系统或要素相互作用与影响，促进系统由无序走向有序的过程，并且决定着系统相变的特征与规律［26］。区域旅游经济和生态环境两个子系统可耦合成区域旅游经济—生态环境复合系统，耦合度是用来度量子系统的相对离差系数，式中，C表示复合系统的耦合度，C∈［0，1］，C值越小，表明系统间相互关联程度越低，协调性越差;C值越大，表明系统间关联度越强，协调性越好。k为调节系数(k≥2)，本研究对象涉及旅游经济和生态环境两个子系统，故取k=2。
1．3耦合协调度模型一般情况下耦合度难以反映复合系统的整体功能和综合效益，为了客观评判复合系统整体协调水平程度，本文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参照廖重斌等［27］的研究，耦合协调度计算公式。式中，T表示复合系统的综合效益指数;α、β为待定系数，因发展旅游经济与保护生态环境对区域而言同等重要，故这里α、β均取值0．5。D表示复合系统的耦合协调度，D∈(0，1)，D值越大，表明复合系统的整体功能和综合效益越好。
2区域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研究
2．1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数据来源区域旅游经济—生态环境系统是非线性的复杂系统，影响两者协调发展的因素很多，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遵循典型性、可获取性和一致性等原则，遴选相关指标构建区域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评价体系，其中反映区域旅游经济发展状况选取旅游总收入、国内旅游收入等10项评价指标;反映区域生态环境发展状况选取工业废气排放总量、工业废水排放总量等10项评价指标。表1、2中各项指标数据来源于2001—2013年《安徽省统计年鉴》［28］，个别缺失数据通过2000—2012年安徽省及16个地市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补充。
2．2旅游经济—生态环境系统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我们将表1、2的原始评价数据采用式(1)、(2)进行标准化处理，为尽量减少主观因素对评价指标权重的影响，将标准化处理后的数据采用SPSS17．0统计软件进行主成分分析，按照一般要素成份特征值＞1及累计方差贡献率≥85%的取值原则，分别提取旅游经济系统和生态环境系统的主成分。旅游经济系统经主成分分析得到两个主成分，那么每个指标的因子载荷为这两个主成分的因子载荷之和;生态环境系统得到三个主成分，每个指标的因子载荷为三个主成分的因子载荷之和，因此只需求出旅游经济系统的主成分A1、A2，生态环境系统的主成分B1、B2、B3。根据主成分因子载荷矩阵(表4)，计算出旅游经济系统和生态环境系统各评价指标的权重。根据式(1)、(2)计算安徽省2000—2012年旅游经济效益指数f(t)、生态环境效益指数g(e)，根据式(4)—(6)计算安徽省2000—2012年旅游经济—生态环境系统耦合度C和耦合协调度D(表6)，根据表6作出安徽省2000—2012年旅游经济—生态环境系统协调发展指标动态演化曲线。
2．3旅游经济—生态环境系统协调发展评析从表6和图1可见，2000—2012年安徽省旅游经济效益一直呈增长态势(2003年出现小幅下降主要是受到“非典”疫情的影响)，由2000年的0．1182提高到了2012年的0．8921，并在2011年首次出现旅游经济效益大于生态环境效益，2012年达到0．8921，两者的差距进一步拉大，这主要是由于“十二五”以来安徽省更加重视旅游发展，通过采取扩大有效投入、调整产品结构、强化宣传营销、提升服务质量等手段，使得旅游形象进一步提升，旅游效益进一步凸显。生态环境方面，2000—2012年安徽省生态环境效益虽然呈整体上升的趋势，但是增幅相对平缓。由2000年的0．2505上升到2012年的0．6847，表明生态环境效益总体趋好，但是存在着一定的波动。如2001年、2005年、2010、2012年出现明显波谷，且2011年开始生态环境效益小于旅游经济效益，说明生态环境的压力逐渐加大，这主要是由于近年来城市化进程加快、工业化加速，导致旅游经济发展的同时对生态环境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影响了系统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的进一步提高。总体来看，2000—2012年安徽省旅游经济—生态环境系统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均呈增长态势，耦合度由0．7590上升到0．9657，且一直处在较高位运行，特别是2002年、2005年、2009—2012年耦合度接近于1，表明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关联程度强、协调发展好。2000—2012年安徽省旅游经济—生态环境系统耦合协调度由0．3743上升到0．8771，表明系统相互影响带动程度增强，参照石惠春等［29］研究中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标准，安徽省旅游经济—生态环境系统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2000年属中度失调衰退类旅游经济损益型，2001—2006年属勉强协调发展类旅游经济损益型，2007—2010年属中度协调发展类旅游经济滞后型，2011—2012年进入良好协调发展类生态环境滞后型。目前基本实现了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良好协调发展，但是生态环境面临的压力不容忽视。
3结论及建议
2在高职经济学科教学中环境生态学思想应用缺少的原因
2.1在教学环节中缺少环境生态学思想
在教学环节中包括很多内容，例如：人才培养方案、教材建设、师资队伍的建设以及实践教学等。对于人才培养方案，教育部没有特定的要求，但是其必须要以培养专业经济学人才为目标；目前在我国经济学科教材建设中，缺少环境生态学思想，经济学与生态学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而对于这些矛盾没有进行深层次的分析和研究，这就导致教材缺少一定的复习和巩固知识的环节；在教师队伍建设的过程中，由于教师的专业技能有所不同，这就导致在经济教学中不能有效的融入生态学思想，同时生态学教师又没有很好的经济学知识；在实践教学中，教育部门对其并不重视，从而使经济生态学的实践活动较少。尽管部分高校会组织一些环境保护社团，但是其并不受到学校的重视，所以起不到实质性的作用。
2.2“经济人伦理”对教育的影响
目前，“经济人伦理”对教育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其在经济学教学中有着特别突出的表现。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GDP增长速度非常快，与此同时人们的物质生活也有了很大的改变，从而使经济学科的教育变得特别重要，而对培养经济学人才探索却比较少。教学会受到“经济人伦理”影响的主要因素是由于高校的教材以及教学体系都是借鉴来的，因此对教学体系以及教学效果影响很大。
3高职经济学科教学中环境生态学思想的应用
3.1教育理念以及教育机制的改革
对于目前经济学教学来说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培养相关人才，这个问题对于我国经济学教育理念以及教育机制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因此，无论是教育机构还是教育工作者或者学生都必须要明确这个问题，只有这样才能有效的提高学生的素质，促进社会的发展。目前各高校必须重新定位教育作用，同时要以培养全面人才为教育目标，逐渐完善考核和评审制度，明确教育发展的方向。
3.2在教学环节中应用环境生态学思想
首先，在人才培养方案制定的过程中，借鉴一些国外生态学教学的经验，并且要加强专业建设，在建设的过程中要加入生态经济学的思想。其次，是教材建设。如何有效的在高职经济学教学中加入环境生态学的思想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这需要相关人员具有较深的经济学知识，同时也要具备很深的环境生态学思想，这样才能使教材做到绿色化。无论是在教材的观点上，还是与环境生态协调方面等，都需要将环境生态学思想融入到其中，从而提高教学效果。然后，在师资队伍建设的过程中，高校要培养教师环境生态学相关的知识，使教师真正的领悟环境生态学的思想。部分高校还可以设置生态经济学教育专业，从而有效地扩大师资来源，提高师资整体素质。在建设的过程中，要鼓励教师对教学方法进行创新，并且要促进他们积极采用先进的教学方法，例如：图片、视频以及声音等，这对于环境生态学思想的融入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最后，就是实践教学。高校要积极的组织和调动学生参加实践活动，使社团功能发挥出真正的价值，从而营造一个绿色的氛围，让学生感受到环境生态学与经济协调发展的优势，这对于培养全面的经济人才是非常重要的。
党的十八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大力推进文明建设，这一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报告提到：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一、生态文明建设是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
那么，什么是生态文明呢？所谓生态文明，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指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它的产生基于人类对于长期以来主导人类社会发展的物质文明的反思，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人类物质财富的有限性，人类必须从追求物质财富的单一性中解脱出来，追求精神生活的丰富，才可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近些年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生态环境环境破坏日趋严重。资料表明，1998年～2003年，全国林地被改变用途或征占转变为非林业用地的面积达1.5 亿亩，平均每年达3000多亩，与1993年～1998年期间进行的第五次森林资源清查相比，增长了24%。2007年上半年，因林政案件造成林地损失2192公顷，损失野生动物21.2万只。环境遭到破坏的直接后果便是人们生活质量的下降以及经济的损失，甚至引起大面积和长时间的自然灾害，导致大量人口死亡和失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短短三十多年从形式上几乎走完了西方国家近百年的历程，经济总量迅速增长、经济结构发生显著变化，呈现出一种面貌全新的成长状态。然而，在这一进程中，某些地方政府官员为了追求各自的“政绩”，为了迎合上级考核的需要，为了获得立竿见影的效果，大搞官员竞标赛，不惜大搞增加GDP的政绩工程，大拆大建、炫耀政绩，结果导致为了制造高增长率的GDP不惜消耗大量资源、恶化生态环境的不利局面。
面对这种局面，十提出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 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
二、环境保护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所在
生态文明建设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家战略，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不过，生态文明建设的主阵地却是十分明确的，即环境保护。环境保护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主阵地是由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目的和要求所决定的。在改革初期，邓小平同志说；：“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 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 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 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坚持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一起抓。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进一步提出在建设“两个文明”的同时，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形成了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党的十六大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思想和重大任务，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由“三位一体”扩展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我们党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认识不断深化，党的十七大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目标，党的十明确把生态文明建设上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越来越突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但由于我国人口多，地域广，发展基础差，人均资源占有量低，在工业化初期又不能不被迫采取投入大，消耗资源、能源多，效益低的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这就给我们的发展带来了一系列难题。如为发展所付出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矛盾突出；城乡差别、地区差别、收益分配差别扩大；生态退化、环境污染加重； 民生问题凸显以及道德文化领域里的消极现象等。例如，2005年我国的GDP只占世界的5%左右，但消费的石油、原煤、粗钢、水泥和氧化铝却分别为世界消费总量的7.8%、39.6%、31.8%、47.7%、24.4%。人口中性别比和老龄化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目前全国男性比女性多近4000 万人，一些地区的新生儿男女性别比甚至超过130∶100；全国60岁以上的老人已超过人口总数的10%，预计到2050年，80岁以上的人口将超过1亿人。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高速发展，人均耕地、水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中国耕地有1.2亿公顷，仅占世界耕地的6%；人均只有0.09公顷，不到世界人均0.2 公顷的1/2。人均淡水资源2156立方米，不到世界人均6800立方米的1/3；全国660多个城市，有2/3 缺水，100多个城市严重缺水。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中国已达到50亿吨，虽然人均排放量远远低于发达国家，但绝对量占到了全球排放总量的17%。所有这些，都逼迫我们只能在加快生态文明建设上找出路，以求得可持续的发展。惟有以科学发展观作指导，以生态文明超越传统工业文明，坚持以生态文明的理念和思路对发展中的矛盾、问题作统筹评估、理性调控、综合治理，才能在新的起点上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三、环境司法改革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保障
1.建立环境专门法院，推进环境司法专门化
环境污染案件复杂疑难，审判难度较其他民刑案件大，虽然目前已建立大量的环境资源审判法庭，但传统的审判规则已不能适应环境污染案件审理的需要。因此，除了目前已建立的环境审判资源法庭和环境诉讼专门制度之外，还应建立环境专门法院，制定符合中国实际的环境审判程序，加快培训法官，提高法官的职业素质和办案能力。针对目前很多环境诉讼案件存在的区域广、案件复杂、涉案人员多等问题，可以参照最高院的巡回法庭设置，实现环境案件的跨区域管辖。此外，积极推进海事法院主管流域污染案件试点，形成符合生态环境规律的案件管辖与审理体系。
2.完善法律，增强执法可操作性，建立执法追责纠错制度
一方面，完善与环境污染相关的防治法律规范。每个行政区域应根据本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消费能力就每种具体污染物质的排放量制定更为严格的排放标准，将标准尽量细化，实行有差别的区域排放标准，加强环境监管和执法力度，增强执法可操作性。另一方面，针对执法过程中的执法不履行、违法执法和不当执法等行为，建立严格的执法追责纠错制度，将过错追究细化到个人，确保执法得当，减少因执法不力所造成的重大损失，提高政府公信力。
3.注重环境污染事件的信息公开，强化公众参与
1土地生态协调建设的原则
1.1以人为本，全面和谐原则
生态建设必须以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基本出发点，以人为本，使人与人、人与生物、生物与生物、人与环境、生物与环境、社会经济发展需要与资源供求等各方面协调一致。
1.2土地生态适宜性原则
生态建设中，应根据土地的自然属性，充分考虑土地生态系统固有的生态条件对各类土地利用的适宜性。
1.3可持续原则
生态建设须以可持续发展为基础，立足于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充分协调生态建设、社会经济发展和土地利用之间的关系，兼顾生态、社会和经济效益，力争使综合效益最大化。
1.4维护土地生态系统异质性和生物多样性原则
土地生态系统中。农田生态系、林灌草生态系和城镇村生态系等子生态系统在时间和空间上总是不均匀分布的，我们称之为土地生态系统的异质性。维护土地生态系统异质性，有利于维护土地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生物多样性的增加促使处于平衡的群落容量增加而导致生态系统的稳定。
1.5因地制宜原则
土地生态系统不同区域内的生态环境要素(如地质、地貌、土壤、水文等)存在一定差异性，土地生态系统在空间上有严格的地域分异性，因此，生态建设应立足差异，因地制宜，确定符合当地实际的生态建设方向。
2促进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协调的环境友好型土地利用模式
2.1小流域建设中土地利用模式优势分析
第一，调整土地利用结构。随着水土保持综合治理的逐年实施，土地利用率和生产率相应提高，调整土地利用结构，改变过去单一的农业生产形式，形成了科学合理又符合当地实际的土地利用结构。
第二，调整农村产业结构。通过综合治理和综合开发，改善农村产业结构，农、林、牧、副各业产值的比例有所协调；形成了合理的农村产业结构，加快当地经济的发展，提高粮食产量，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环境，提高农民生活水平。
第三，改善生态环境。通过对大于25。的坡耕地退耕还林还草和荒山荒沟整地造林，合理实施治理水土流失工程，增加了治理水土流失面积，提高林草覆盖率，起到了水土保持涵养水源的作用。同时地表植被的增加，对改善流域小气候，维持生态平衡起到显著的作用，充分显示水土保持综合治理对改善生态环境增强农业后劲的作用。
第四，建设生态经济。在生产过程和经济活动中坚持保护生态环境，实现生态系统良性循环下的经济发展。合理布局生产力，处理好治理、开发、保护之间的关系，发展生态型的产业化、商品化经济。生态经济的发展以生态综合治理开发为基础，生态的综合治理开发以发展生态经济为目标，既治理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又充分合理的利用自然资源，因地制宜的发展种植业、养殖业、加工业几种经营。
第五，加大科技投入。在进行水土保持综合治理的同时，提高了科技普及率，增加农产品科技含量，建立科技示范点、示范户，培训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引进和推广各类高科技农业实用技术，形成一种养加结合、产供销配套的路子。
2.2创建文明生态村中土地利用模式优势分析
“文明生态村”在农业生产上，既能形成大规模生产，又能延长二、三产业链；既能创出名牌产品，又能提高市场竞争力；既能实现农业现代化，又能使光热水土资源发挥更大效益；创建文明生态村既推进农村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又调整了农业结构，发展设施农业、特色农业、无公害农业和生态农业；既解决农村道路硬化和“五乱”陋习，又实现农村美化、绿化、净化和沼气化的生态环境；既体现了与城市园林型、生态型、现代化的定位衔接；也保证人与自然的和谐，同时又使农业生产得到可持续发展。
2.3庭院生态农业模式
庭院经济除了有其自身固有的特点，如：灵活多变的生产方式，具有较强的适应性，投资小、风险低、收益可观，为农村提供新能源，改善农民居住生态环境等特点之外，还有许多其他优势。高效利用土地资源，以庭院为基础，进行集约化商品生产，充分利用地下、地上空间发展。高效利用劳动力及时空资源，以庭院为基地建温室。冬季增加一季生产，充分利用空间时间及家庭劳动力。高效的资源利用产生可观的经济、社会及生态效益，养殖因条件适宜，从而周期缩短，饲料利用率提高。沼气发酵产生优质能源，同时节电、节煤，降低生产成本，气体效应及沼渣、沼液、禽畜粪便提供的优质肥料，可减少化肥的使用，在改良土壤结构的同时降低农作物生产的成本，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坚持科学发展观，具有较高的科学性，庭院经济可因地制宜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合理的利用生物资源，组织有效的循环系统，使通过绿色植物的初级生产所获得的生物能得到多次循环利用，从而提高农业生态经济效益。
3促进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协调的措施
3.1调整土地利用结构，实施生态规划
贯彻“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的原则，集约化利用和经营各类用地，着力提高土地资源利用率和产出率，力求土地利用的最佳经济、社会和生态综合效益的原则。从实际情况出发，对水土流失较为严重的地区，应大力开展以林草植被的保护、恢复和重建工作，采取小流域人工植树、种草和建设农田防护林网的方法，提高区域地表植被盖度。建设以小流域为单位的生态环境治理示范区，局部辅以部分工程措施，包括拦河坝、防洪堤等，充分发挥生物技术和工程措施的综合效益。
3.2严格落实耕地保护政策，提高农业生态环境的质量
耕地保护特别是基本农田保护是维护生态安全的一项重要任务。我们国情是耕地数量大，基本农田多，由于人口基数大，导致人均耕地少。但是，近几年，耕地被占用的数量也是相当之大的，应该引起领导高度重视。为此，首先，要实施耕地动态平衡战略；进行土地开发、整理、复垦措施，及时的补充耕地；其次，要加大物质投入，科学施肥，防止耕地退化，提高耕地生产力，提高农作物单位产量；再次。要加大资金和技术投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兴修水利，排涝、防早、除渍，改造中低产田，提高土地质量。同时，要控制农田污染，保护农业的生态环境，避免和禁止用污染水资源灌溉农田，尽量少用或不用高毒、高残留的农药、杀虫剂和除草剂，开发利用低毒、低残留、高效农药、生物农药和生物降解剂，推广病虫害综合防治措施，完善农田基本设施；大力推行节水栽培技术，减少肥、药流失量。提高肥药利用率。减少农业污染，提高农业土地生态环境质量。
3.3建立生态建设、环境保护与经济综合决策的机制
在土地合理利用的决策中，既要保证经济的高速发展所需的建设用地，尤其是重点项目的建设用地，又要保护耕地和基本农田，从而实现保护生态环境。区域发展中建设项目的评价、生态安全的评价是一个极富挑战性的研究课题，这除了生态系统本身的复杂性外，还受到人类自身知识缺陷和认识边界的限制。环境影响评价，是指对区域规划和建设项目实施后可造成的环境影响进行分析、预测和评估，提出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进行跟踪监测的方法与制度。因此，建立生态建设、环境保护与经济综合决策机制可以有效的促进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协调。
参考文献
1.1创新种植模式促进农业增效
云和县属浙南山区，山多地小，造成本区域具有明显的垂直性气候差异，山区气候特征明显，形成了光、热、水、气不同的生态环境特点，为创新种植模式提供了生态环境条件。按照创新模式、产业循环发展的要求，推广轮作、间作、套作等农作技术和农牧结合、粮经结合等农作模式，研究示范推广了稻-鱼﹙鸭﹚、耳﹙菌﹚-稻、稻田养鸭、稻田养螺(甲鱼)、稻药轮作、果药套种等多种农作制度，年均推广耳-稻轮作面积150hm2，稻田养鱼230hm2，取得显著的经济、社会、生态效益。其中耳-稻轮作栽培模式、浙贝-水稻模式分别获丽水市十佳和十佳优秀农作制度新模式。
1.2推广测土配方施肥和农药减量控害增效技术
根据减少农业投入品减轻农业污染的要求，实行农药化肥减量增效和清洁化生产，积极推广测土配方施肥和农药减量控害增效技术，规范农业生产和使用农业投入品。云和县年均实施测土配方施肥技术5340hm2，占全县农作物播种面积7314hm2的73%。推广农药减量控害增效技术和水稻统防统治面积1600hm2，通过推广应用生物、低毒、低残留农药，2013年化学农药单位面积使用量较常规减少20%左右，病虫危害损失率下降5%以下。据调查，水稻统防统治实施区全年平均用药防治3次，667m2农药用药量(有效成分)为258g，常规区全年平均防治5次，农药用药量为319g;水稻统防区平均节约工资84.1元;统防统治区平均667m2水稻产量497kg，比常规区增产9%;水稻统防统治实施区比常规区667m2节本增效124.5元。
1.3提高农产品质量积极“三品一标”认证
按照质量安全、环境生态的要求，实行农产品安全、绿色生产。以提升品牌公信力为主题，围绕强化质量安全监管，加强“三品”(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企业生产管理、产品认证和证后监管开展工作，实行“三品一标”(一标指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2013年，云和县通过无公害生产基地认证(整体认证)1160hm2，通过“三品”认证的农产品5个，其中无公害农产品4个、有机食品1个。开展“三上墙、两规范”，即安全责任制度、内检员责任制度、质量安全承诺书要上墙，生产记录、农资管理要规范。
1.4做好畜禽粪便处理促进畜禽清洁养殖
为进一步加强畜禽养殖污染整治，加快推进“五水共治”，不断优化生态环境，根据云和县委《关于全面实施“河长制”进一步加强水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的实施意见》要求，编制了《云和县生态畜牧业发展规划》，调整了云和县畜禽养殖禁养区和限养区，出台《云和县畜禽养殖污染整治工作方案》，按照畜禽养殖“减量化、规模化、生态化、无害化”的原则，对全县范围内的所有畜禽养殖场进行整治。通过建设沼气池或格栅式厌氧沉淀池，利用农田、园地、林地等就地和异地消纳畜禽排泄物等措施，使沼液和污水进入氧化塘，畜禽养殖场达到了雨污分流、干粪收集、固液分离等生产工艺标准。逐步实现养殖场排泄物达标排放。
1.5推进农村沼气建设和沼液(渣)综合利用
近年来，云和县积极推广农村沼气建设，把农村沼气项目与“千万工程”、村庄整治工程、农村污水治理等紧密结合，实现了项目资金效益最大化，以“一池三改”(沼气池建设与改造圈舍、改造厕所、改造厨房同步设计、同步施工)的模式推进农村沼气建设。到2013年底，全县共建沼气2543户，服务网点31个。年处理养殖污水15.3万t，年产沼气100万m3，年提供沼渣沼液肥2.5万t。通过引导和扶持养殖户走向养殖-沼气-种植为主要模式的生态农业循环经济发展道路，沼渣沼液综合利用率达到80%以上，为保护农村生态环境，节能减排，清洁生产，增加农民收入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了显著成效。
1.6实施生态循环农业项目促进生态农业发展
为进一歩促进生态农业发展，推动农业生产规模化、产业标准化和经济生态化。农业部门积极争取生态循环农业项目，2012－2013年向浙江省农业、财政厅争取生态循环农业项目11项，争取项目资金280万元，2014年储备生态循环项目5项。通过项目实施，提高了云和县畜禽排泄物、作物秸秆、食用菌废菌棒等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率，规模畜禽养殖场排泄物综合利用0.7万t，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2.56万t。
2工作措施
2.1加强组织领导
云和县农业部门成立农业水环境污染治理领导小组，农业局领导任组长，各科室负责人为成员，加强对县农业面源污染整治工作的领导。以农业生态能源办公室为主，成立农业治水办公室，农作站、质监、畜牧等相关专业的技术骨干为成员，负责规划、指导全县农业治水各项工作。
2.2制定方案整治农业水污染
根据浙江省农业系统水环境治理工作视频会议精神及云和县水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实施方案，结合云和农业发展实际，制定云和县农业水环境治理实施方案，明确今后一段时期农业治水目标、任务及措施，有计划地开展农业水环境治理。
2.3政策激励积极推进农业水环境治理
2007年以来，云和县出台的云和县粮食生产意见，明确对水稻开展统防统治给予600元·hm－2补贴，对全年统防统治33.3hm2以上的合作组织财政再给予150元·hm－2的奖励，有力地推进了统防统治工作和农药减量控害技术的应用。云和县政府出台了《云和县农业产业水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实施方案》《关于全面实施“河长制”进一步加强水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的实施意见》《云和县畜禽养殖污染整治工作》等政策措施，有力地推进了水环境保护和治理，通过畜禽养殖污染整治，使畜禽养殖逐步达到水污分流、干粪收集、固液分离等工艺标准。
2.4加大宣传力度，发挥基地的示范带动作用
认真总结和宣传发展生态循环农业的好做法、经验和好模式，以生态循环项目建设为契机，充分发挥生态循环示范项目辐射带动作用，以点带面推动生态循环农业的健康发展。
近几个世纪，我国一些地区的人口急剧膨胀，造成了特殊形态的人口过剩。在人地紧张的压力下，我国许多地区出现了大规模的自发性人口流迁运动，以稀释其日显拥挤的人口能量。不同区域的人口消化和在对外来人口吸纳过程中，往往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因此，确定某一地区作为考察对象，解析其人口流动的特点，进而探讨移民的经济活动与这一区域的生态环境变迁之关系，是极有意义的。本文主要以清代浙西山区的外区域人口流入为讨论内容，并兼及浙西山区本地的原有人口状况，探究外来移民在本地的经济活动及对该地区生态环境的影响。
一、浙西山区人口流动状况分析
据方志记载，清代浙西山区接纳外来人口主要集中在两个时期：乾隆、嘉庆年间和清末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其移民活动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前期移民以江、闽及本省温、处流民为主，多在山地搭棚为居，志书中称之为“棚民”或“蓬民”，如湖州长兴县，“有福建、江西棚民携妻子挟资本陆续而至，与乡民租荒山，垦艺白苎”（乾隆《长兴县志》卷十）；严州府建德县，亦曾招“江闽无业闲民开山种麻”；而寿昌县也因为招徕了江闽流民前来垦荒，本地才有了麻、靛两种物产（乾隆《寿昌县志》卷一《物产》，乾隆《建德县志》卷一《方舆》）。杭州府之于潜县则接纳了安庆移民，嘉庆年间有这样的记载：“邑中山多于田，民间藉以取息者，山居其半。近年人图小利，将山租安庆人种作苞芦，谓之棚民。”（嘉庆《于潜县志》卷十八《物产》）另据同治《湖州府志》卷九十五《杂缀》记载，“嘉庆初年，忽有民自他方来，云愿垦荒赁种，询所自，皆曰温州”，“山地价值不多，棚民多温处流入”。此类外来人口多向荒山野地、森林深处索取土地，开垦农田，属疆域开发型的移民。后期移民则以两湖、河南等外省民为多，在一些府县甚至超过当地土著，这类移民在志书常称之为“客户”或“客民”。《长兴志拾遗》卷下《风俗》载：“客民垦荒，豫楚最多，温台次之，农忙作散工者夏来冬去又数千人。”同治《安吉县志》卷七《风俗》亦有类似记载：“自兵燹后，本乡人少田亩荒芜，宁绍温台及两湖江北之民云集。”这些客民大多属战乱恢复型移民。
任何地区的人口问题都不是孤立的，浙西山区既然有外来人口的吸纳，就必然关联到其他地区的人口流出。探究其人换，首要关注的是人口流出的原因，这是一个“源”的问题。在传统社会中，当一个地区的人口越来越多，而集中的耕地又极其有限，人满为患，过剩人口就必然外溢。江西、福建、安徽、两湖等地区在明清时期均先后出现大量过剩人口，人稠地狭的矛盾日益突出。如江西“吉安南昌等府之民，肩摩袂接，地不能使之尽农，贸易不能使之尽商，比比游食他省”（《海瑞集》上编《兴国八议》）；吉安府吉水县“土瘠薄物力无所出，计亩食口仅得十三，民取四方之资以为生”（光绪《吉水县志》卷九《风俗》）。人们为了生存，不得不四处流徙。福建依山傍海，山多田少，地土瘠薄，早在明代，迫于人口的压力，其山区已经得到相当程度的开发，“闽中自高地至平地截截为田，远望为梯，真昔人所云‘水无涓滴不为用，山到崔嵬尽力耕’，可谓地无遗地矣”（谢肇制《五杂俎》卷四《地部》）。然而相对于剧增的人口而言，不过是杯水车薪，大量人口不得不到他省谋生度日，从而出现“人尚什五游食于外”的情况。安徽安庆县也是清代前期和中期长江流域人口输出中心之一。实际上，明清人口过剩一直是个全国性问题，就连一向被认为垦殖程度较低、人口稀少的两湖地区某些地方也出现了人多地少的现象。如湖南平江“至明万历时，人满地尽，更无可垦之土”（同治《平江县志》卷十四《赋役》）。到清代更出现了“湖广填四川”的大规模人口迁徙运动。在这种人口形势下，与这些区域相毗邻的浙西山区出现外来移民就不可避免了。虽然浙西山区的开发早在清代以前就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如宋代已有梯田，但是在那些陡峭的山坡上，当地的土著依然无法开垦，“查山土高燥多石，不利稻麦，种苎最为相宜。本地乡民未谙其法，有用之土向来概置之无用。兹异省之山民，辟荒芜以收地利，与古者货恶弃地意颇合”（乾隆《长兴县志》卷十），于是善于“凿岗伐岭”的省内外移民纷纷涌入。
而且，战乱与人口迁移亦密切相关。战争的力度及波及范围将制约一个区域的人口增减及地区移迁面积。在1644—1911年间，江浙一带虽出现了几次较大规模的战乱，但浙西山区由于所处地理位置特殊，受到的影响并不大。真正对浙西山区人口秩序带来巨大影响的战争是19世纪中叶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在这次战争期间，即使是偏远的山地也不可能成为人民的避难所。如地处浙西丘陵山区的严州府，便是太平军与清军多次厮杀之地。关于这一地区人口死亡的情形，何炳棣先生在他的书中引用了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的观察报告：
“桐庐、昌化、于潜、宁国等地到处都是废墟，每城仅数十所房屋有人居住，这些都是十三年前的太平天国叛乱者造成的。连接各城的大路已成狭窄小道，很多地方已长满难以穿越的灌木林。……无论是河谷中的田地，还是山坡上的梯田，都已为荒草覆盖，显然没有什么作物能在这枯竭的土地上繁衍。”［1］284
位于浙西山区其他府州的人口亦是损失惨重。如杭州府之临安县，“同治初年兵燹之余，招集流亡，仅存丁口八九千人”（宣统《临安县志》卷一《风俗•善政》）；昌化县，“洪杨之役，由淳窜昌，首当其冲，民气凋残，垂六十余年，未易恢复原状”（民国《昌化县志》卷首）；湖州府长兴县，“兵燹之余，民物凋丧，其列于册者孑遗之民仅十之三焉；田赋之入仅十之四焉。故家遗俗十不存五；而城垣桥庙官廨之修复者仅十之三，而颓废者十之七焉”（同治《长兴县志》卷首，光绪元年长兴知县恽思赞《序文》）；而在孝丰县，战后户口仅剩三十分之一（光绪《孝丰县志》卷四《户口》）。
由于战争持续时间太长，加之灾荒和饥馑以及同治元年由安徽传播过来的瘟疫，使得浙西人口损失惨重。如湖州孝丰县，“同治元年六七月瘟疫，民遭兵戈者半，遭瘟疫者亦半”（同治《孝丰县志》卷八《祥异志》）。这样，浙西山区人口在战争期间的或死或逃造成了一些府州县出现了人口“真空”或“半真空”的状态，从而引起了此后外地区人口的填补活动。一些地方官也积极招徕客民进行垦种，如严州知府说道：“查严郡各属田地荒芜，人民稀少，较他郡情形，蹂躏更甚。……今欲招垦，必须外来之户乐于耕种。……无如外来垦户，由江西者则有衢之荒田可耕，由宁绍来者则有杭属之荒田可耕，惟严郡居中，止有徽州一路。徽、严交界地方皆系荒产，断不肯舍此适彼。惟查有棚民一项，向来以种山为业，地方农民不与为伍。自咸丰十年后，粤匪滋扰，棚民僻处深山，未受大害，较农民尚胜一筹。昔日无田可种，而不能不种山；今日有田可种，而能改种山为种田，田之出息究胜于山。各棚民非不愿种，实不敢种，须设法招之使种。”（戴槃《定严属垦荒章程并招棚民开垦记》，《皇朝经世文编》卷十）
在这种情况下，外来移民随之涌入。如战后的昌化县，“客民纷纷盘踞，以四、七都及外五都占大多数，不似他处之纯粹族居”（民国《昌化县志》卷首）；临安县，“同治初年兵燹之余，招集流亡，仅存丁口八九千人。三年，劝招开垦，客民四集，自此休养生聚。二十年余年始有丁口土客四万余人”（宣统《临安县志》卷一《风俗•善政》）。
最初来浙西山区开垦荒地的客民是本省人多地少的宁、绍、温、台诸府农民。如余杭县，据光绪《余杭县志稿》记载，各籍移民中，以来自绍兴府的最多，达50.3%，次则宁波和温州，分别占15%和11%，再次则为河南、苏南和本省台州府，分别在4%~6%之间。［2］又如严州府，李希霍芬对战后的移民曾有以下观察：“外来移民已经开始进来了，在分水河谷我发现相当数量的新移民，大多来自浙江的宁波和绍兴，但也有少数来自其他省份。”［1］285这些地区农民受战争影响较小，同治三年左宗棠给朝廷的奏报就可以说明这一点。他在提及浙江各地的残破情形时说：“计浙东八府，惟宁波、温州尚称完善，绍兴次之，台州又次之。”（左宗棠《浙省被灾郡县同治三年应征钱粮分别征蠲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九）
不过，由于浙西杭嘉湖平原地带在战争中受创也重，人口的缺口实在太大，而宁波绍兴等地本身亦在战争中受创，向外输出人口有限，何况一些客民的流动性较大，一俟家乡情况有所好转，常常弃佃返归，致使田地垦而复荒。又因为平原农民不适应山地耕作，所以向山地移民进展缓慢。就在这时，更远的两湖、河南、安徽、江西、福建等省的移民蜂捅而入，“自粤匪乱后，客民垦荒，豫楚最多”，“两湖客民入境，争垦无主废田”（同治《湖州府志》卷十八《金其相建玖磬山书院碑略》）。其中就有不少人迁入浙西山区占耕荒旷山田。当时外地客民主要迁入湖州府的西部和南部，时人指出：“郡西山田荒旷尤多，温台人及湖北人咸来占耕。自同治至光绪初，湖北人蔓延郡东。”（民国《南浔志》卷三十）
据此可知，浙西山区的移民活动均属人口稠密的地区向地广人稀地区的流迁模式，即依靠提供空旷的山地来吸纳周边地区的过剩人口，仍然属于向山区要土地，进行农业垦殖的人口流动模式。这与浙江平原地带对过剩人口的吸纳是大不相同的。因为后者主要是依靠突破原有的经济结构模式即通过非农化的转移来完成的。因此，这些移民的经济活动直接影响了当地生态环境的变化。
二、人口流动与当地生态环境变化
生态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的状态。人类对生态环境的认识程度，人类实践对生态环境的改造，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生态环境。一个地区生态环境的形成和变迁，除受当地的自然条件影响外，还常常受到人口的负载量和生产配置及产业结构的影响。因此，清代大量涌入浙西山区的移民及其经济活动方式对当地的生态环境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迁往浙西山区的移民主要从事农耕活动，但并非从事单一的粮食生产（山土高燥多石也不利于种植稻麦），而是大力种植经济作物和杂粮。他们所种的农作物包括苎麻、靛、落花生、玉米（苞芦）、番薯等。如迁往湖州以西一带山区的温州人，“其人剽悍多力，荷锄成群随垦，结厂栖身。所种山薯或落花生”（同治《湖州府志》卷九十五《杂缀》）。寿昌县，“然如麻、靛两种，亦自近年江闽蓬民有之”（乾隆《寿昌县志》卷一《物产》）。时人张鉴在其《雷塘庵主弟子记》中也说：“浙江各山邑，旧有外省游民搭棚开垦，种植包芦、靛青、番薯诸物，以致流民日聚，棚厂满山相望。”其中种植玉米与番薯等转杂粮主要是解决自身的口粮，产品进入市场的较少。然而苎麻、靛青、花生等经济作物的种植却主要是为了满足市场的需要，带有明显的商品生产性质。如在安吉，种植苎麻者“自闽人及江右人租乡村旷地设厂开掘而种莳壅既工，获利始倍”（乾隆《安吉州志》卷八《物产》）。
在热衷于种植经济作物和杂粮的同时，这些外来移民也充分利用山区丰富的自然资源，从事筑窑烧炭、砍竹造纸、烧制砖瓦等带有显著山区特色的手工业活动。如炭为安吉山区土产，二三月间，“万家岸、马家渎小市诸处肩卖者络绎不绝”。其中生炭（亦称硬炭）多为徽宁人居此筑窑烧制的。炭又可以用于烧制砖瓦缸甏，安吉北乡烧缸甏者“有百余家，皆宁波人，颇获厚利”。而砖瓦则大多由徽宁江右人“租地设厂砌窑，烧砖瓦以售”（乾隆《安吉州志》卷八《物产》）。竹亦是山区特产，同时竹也是造纸的好原料。在安吉，来自本省的萧山、富阳的移民大多是造纸工匠①。(注:新版《安吉县志》第三编《居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转引自陈学文《明清时期安吉县的社会经济结构》，《浙江学刊》1996年第1期。)
随着人口的迅速增长和经济开发的蔓延，浙西山区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仅山区社会经济、文化得到了发展和繁荣，生态环境包括生态平衡与土壤条件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其最直接的后果便是为浙西山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注入了一股清新的活力，改变了当地山区人烟稀少的面貌。“流民之来益众，则棚益广，西至宁国，北至江宁，南且由徽州绵延至江西、福建，凡山径险恶之处，土人不能上下者，皆棚民占居”，“联络盘踞，岁引日多”，“由是地日以辟，类日以聚。厥后接踵来者益多，深山之中，几无旷土”（同治《湖州府志》卷九十五《杂缀》），使大量荒漠的山地得以开垦，而且促进了农业商品经济的发展，大量农副产品通过市场进入了流通领域，丰富了当地农村市场。特别令人瞩目的是，有些移民租用或开垦大片土地从事商品性农业垦殖，其间亦多有采用雇佣劳动从事较大规模的商品生产，使山区农村经济结构发生嬗变，在较落后的地区出现了带有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萌芽。
浙西山区移民的迁入与农业商品经济的发展，还促进了山区小市镇的发展与繁荣。有些山区小市镇的兴起甚至完全是因为移民的迁入。如长兴县的鸿桥镇，就是在太平天国时期因战乱流入大量难民应运而生。“阖邑难民及四处商贾，俱麇集于兹。帆樯林立，(缺)尘嚣，俨然一哄之市。”（同治《长兴县志》卷一下《建置汾革•镇市》）虽然这些小市镇仅仅是地方性的小市场，远不及浙江平原地带诸如双林、菱湖、南浔等巨镇的发展，但也颇有自己的特色。如长兴县施渚镇成为山货集散地，“街道宽长，山货骈集，茶笋时尤盛”（光绪《归安县志》卷六《舆地略•村镇》）；武康县的三桥埠是竹木集散地，“舟楫交通，商贾辐辏”；上柏镇，是浙西竹木山货的集散市场，“西南余杭、安（吉）孝（丰）货陆运者，皆出于市。省会郡城操羸者胥来市购焉，而悉达于镇市之河”（乾隆《武康县志》卷八，刘守成《开湘西市河记》）。山区市镇的繁荣又吸引了外地商贾来开店设肆。如施渚镇，清中叶“居民约上千家”，与平原地区部分市镇相比也不逊色（同治《湖州府志》卷二十二《舆地略•村镇》）。昌化的栗树溪市成为“商民聚集，舟楫停泊之所”，白牛桥市“居民稠密，水陆交通”（民国《昌化县志》卷一《疆域》）。安吉的四安镇由于各地商人汇集于此，同治中曾建立新安公所于西门，光绪十七年宁绍商人亦建宁绍会馆于四安南门，以地缘纽带联络乡谊，保护同乡的利益（光绪《长兴志拾遗》卷上《公建》）。
不过，前来开垦浙西山区的移民大多数是自发性的封建流民，他们“聚散无常，往来莫定，其间良顽不一，易於藏奸”（光绪《严州府志》卷之九《食货》）。一些流民性情凶悍，为了生计，往往“强垦人土，或掠人妇女畜产”，扰乱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随之而变，“奸猾时闻”、“斗殴争论之事繁矣”，引起当地官府的惊慌和本地人的痛恨（同治《安吉县志》卷七《风俗》）。
他们来到当地，往往“视土所宜”从事各式生产，是一种盲目的无组织生产活动。据同治《湖州府志》卷九十五载，在山区其垦殖扩张所及，多为“山径险恶之处，土人不能上下者”、“崇山峻岭，密菁深林”之处，在此类地方进行农业开发，只能是采取毁林开荒、广种薄收的粗放式的经营方式。尤其是玉米、番薯等耐旱作物的引种，更使得这种经营方式在山区非常流行，农业经济效益一时似乎显露，但时间稍长，这种盲目性、掠夺式的开发便导致了严重的生态后果。
其一，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而且松动的山土砂石冲入河流，堵塞水道，淤积下游田地，淤塞河溪、湖泊以及其他水利设施，导致水旱灾害频繁。关于这方面的记述在清代方志中多有反映。道光《建德县志》卷二十一《杂记》记载：“近来异地棚民盘踞各源，种植苞芦，为害于水道农田不小。山经开垦，势无不土人松石浮者，每逢骤雨，水势挟沙石而行。大则冲田溃堰，小则断壑填沟，水灾立见，旱又因之。以故年来旱涝濒仍皆原于此。”嘉庆《于潜县志》亦有外来移民垦山种植玉米导致水土流失的记载。此外，在地方官的禁令和上奏的奏折中也有许多相关的记载。如嘉庆二年浙江巡抚颜检上了一道奏折，指出棚民“翻掘根株，种植苞芦，以致土石松浮，一遇山水陡发，冲入河流，水道淤塞，濒河堤岸多被冲决，淹浸田禾，大为农人之害”①。［注:《浙江巡抚颜检为遵旨酌议稽查棚民章程事奏折》（嘉庆二年），刊于《历史档案》1993年第1期。］嘉庆六年的《抚宪院禁棚民》也指出，“棚民佃种山地惟苞芦一项，苗壮根长，必须掀松砂土，一经雨水冲激，溪河每致淤积，地方屡受水患”，“山土砂石乘雨流淤下游田地，易起争端，大为目前水利之害”。
其二，造成垦殖之山地物产枯竭，地力尽失。由于客民、棚民来到山区一般都是以租赁的形式从事生产活动，“初至时以重金谄土人赁垦土地，赁之值倍于买值，以三年为期。土人不知其情，往往贪其利。三年期满，棚民又赁垦别山，而故所垦处皆石田不毛矣”，“湖州以西一带山，近皆棚民垦种，尤多植包谷，一孝丰人云，山多石体，石上浮土甚浅，包谷最耗地力，根入土深，使土不固，山松遇雨则泥沙随雨而下。种包谷三年，则石骨尽露，山头无复有土矣”（沈尧《落帆楼杂著》，光绪《乌程县志》卷十八《风俗》）。这种开垦山地，习种杂粮的行为对山地地力和山土极具破坏力。数年之后，所垦山地往往变成不毛之地，很难再恢复山力、地力。
山地的过度垦殖，既损害了原山主的利益，又使下游农民利益遭受惨重损失。因此，生态失衡也加剧了当地土著居民与外来移民的矛盾冲突，以致浙西山区一些府州县的土著居民以此为契机，要求政府驱逐外地移民。如于潜县，由于垦山种植玉米引起水土流失，“奉阮大中丞出示严禁，产限驱逐，渐见安辑，然犹有年限未满而延捺如故者”（嘉庆《于潜县志》卷十八《物产》）。建德县也在道光年间了禁止棚民垦山的命令，迫使棚民不得不撤离。而移居长兴县的福建、江西移民是因为擅长种植苎麻才获得了永久居住权。同时，为了将外地人口纳入当地的统治秩序之下，官府对有大量外地人口的府县则“别编棚户，各设棚长，以专约束”（乾隆《建德县志》卷一《方舆》），严厉禁止当地土著居民将山地出租给非“编甲”的远方流民（光绪《淳安县志》卷一《旧序•刘世宁序》）。对有棚户留住的地方，每年年底派员视察，并责成山主田主监督检举，否则一体查办（光绪《严州府志》卷九《食货》）。
三、结语
人口迁移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经济现象。这是因为一定的人口分布受一定的经济环境和经济过程的制约，而人口分布的合理与否又是经济能否顺利发展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清代浙西山区接纳了大量区域外移民，这对输出地而言，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其日趋紧张的人口压力；对本地区而言，则不仅解决了山区劳动力资源匮乏的难题，又引进了新的作物和新的生产技术，推动了山区经济的发展。
但是这种自发调整所形成的人口分布并非是合理分布。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的需要，有限的山地资源遭到掠夺性的开发，生态环境被严重破坏，诚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所指出的那样：“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结果又取消了。”［3］山区过度垦殖的恶果又激化了土客之间的冲突，外来移民受到驱逐或限制，山区经济的繁荣最终成为昙花一现。
参考文献：
环境美学将环境作为审美对象，其研究目是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提高人类的生活质量，使人心情愉快、精力旺盛，最终能够健康长寿。环境美学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发达国家，其源头可以追溯到环境伦理学、自然美学以及景观美学。环境美学要求物质条件既满足人类生存生活的条件，又满足一定的审美需求。现主要针对的环境为自然环境、室内环境以及室外环境。其中，自然环境包括：风景旅游区以及周围建筑等；室内环境包括：房间格局布置、室内设施等；室外环境包括：街道设施、周边绿化等。总之，环境美学的兴起是对传统美学的突破。
2.生态美学
生态学是研究生物（包括人类）与其生存环境相互关系的一门自然科学学科，美学是研究人与现实审美关系的一门哲学学科，然而这两门学科在研究人与环境、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问题上找到了特殊的结合点。生态美学就生长在这个结合点上。生态美学是生态学与美学的有机结合，实际上是从生态学的方向研究美学问题，将生态学的重要观点吸收到美学之中，从而形成一种崭新的美学理论形态。生态美学从广义上来说包括人与自然、社会及人自身的生态审美关系，是一种符合生态规律的当代存在论美学。
二、从文化立场的角度看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的关系
西方环境美学是中国生态美学发展与建设的重要资源和参照。从文化立场的角度来说，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都是以保护当代严重破坏的生态环境为主要目标。早在1966年，英国学者罗纳德·赫伯恩就发表了《当代美学与自然美的忽视》，赫伯恩也因此文被称为“环境美学之父”。而中国生态美学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才产生的。从时间上看，中国生态美学明显接受了西方环境美学的资源。
然而，西方环境美学与中国生态美学产生的时代、地区以及历史背景是不相同的。环境美学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发达国家。当时，这些发达国家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工业化，有着较好的经济基础与丰富的自然资源。而中国生态美学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才逐步形成的，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工业化逐步深化的时期，人们发现仅仅依靠经济的发展是无法实现现代化的，必须将经济的发展与文化的审美相结合，于是，相继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建设。在此背景下，中国生态美学建设面对的是保护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双重要求。
三、从字意学的角度看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的关系
从字意学的角度来说，“环境”与“生态”也有着不同的含义。英文中“环境”（Environment）有：围绕、包围、围绕物等含义，明显是外在于人的事物，与人是二元对立的。而“生态”（Ecological）的含义则是：生态学的、生态保护的，其词头“eco”有：家庭的、生态的、经济的等含义。“生态学”一词最早是由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将okios（“家”或“家园”）与logos（研究）这两个希腊词组合而成的。因此，“生态”一词除了有生态学的、生态保护的等含义，还有居住、家园、逗留等含义。
四、从美学内涵的角度看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的关系
从美学内涵的角度来说，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这两者中，生态美学具有更加积极的意义。生态美学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综合了人类一百多年来在生态环境问题上的探索成果。在这一探索的过程中，人类努力寻找着人与自然生态的科学关系，经历了“生态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的苦痛教训。事实证明，人类作为生态环链中的一员，与所有包括在内的物种处于一种相对平等的状态，因此，“生态中心主义”的绝对平等观是行不通的。唯一可行的道路就是“生态人文主义”与“生态整体主义”，即将“生态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进行综合与调和，汲取二者的有利因素、摈弃二者的不利因素。生态美学也正是以这种“生态人文主义”与“生态整体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