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 论文摘要：无因管理是指没有法定或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遭受损失，为他人管理事务的行为。无因管理 法律 制度源于古罗马法，近代各国民法建立相应的无因管理法律制度。无因管理法律制度倡杨 社会 互助的道德追求，确认无因管理的合法性，以阻却管理行为的违法性，体现公平正义的法律精神。在性质上，无因管理是一种事实行为。无因管理有真正无因管理和不真正无因管理两种类型，真正无因管理包含适法无因管理和不适法无因管理，不真正无因管理包含误信管理、不法管理和幻想管理，不同类型的无因管理，其构成要件不同，产生的法律效果亦不同。 论文关键词：无因管理 适法无因管理 不适法无因管理 不真正无因管理 引言 我国古有“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之遗训，今有“见义勇为”之义举。罗马法有“干涉他人之事为违法”，英美法系亦倡导“私法自治”的原则。然而人类之存在，彼此互相联系，如何规范人类之行为，一方面维护禁止干涉他人之事务的法律原则，一方面又要在一定条件下，允许干预他人事务为合法，趋利避害，维护社会和谐 发展 。罗马法创设了无因管理法律制度，近 现代 大多数国家亦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因管理制度。我国民法通则第93条也对无因管理作了原则性的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颇难操作，笔者拟用比较的 分析 方法 ，对无因管理的概念、缘起、特征及其意义以及无因管理的构成要件、无因管理的类型及其法律效果进行探讨。 一、无因管理的概念及缘起 1、无因管理的概念。 无因管理是指没有法定或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遭受损失，自愿管理他人或为他人提供服务的行为。管理他人事务或为他人提供服务的人称管理人；受管理人管理事务或提供服务的人为本人，又称受益人。 2、无因管理的缘起 从法的 历史 发展看，无因管理作为一项一般性制度，其制度理念源自于古代法中对遗失物拾得这一具体事实的法律规定。无因管理制度起源于古罗马法，属于准契约之一，赋与两种诉权：一种是无因管理正面诉权，也称无因管理直接诉讼，即本人对管理人之诉权。另一种是无因管理反面诉权，也称为无因管理反对诉讼，即管理人对于本人的诉权。 近现代各国民法对罗马法中具体、个别的无因管理诉权予以不同程度的抽象，而建构起一般性的无因管理制度。 （1）法国民法 《法国民法典》于第三卷取得财产的各种方式之第四编非经约定而发生的债中设有两章规定：一为准契约，一为侵权行为与准侵权行为。准契约包括无因管理及非债清偿两部分。 《法国民法典》对无因管理设有四条，即第1372-1375条。第1375条规定， “其事务受善良管理之本人，对于事务管理人以其名义所为之约束，应予履行；对于管理人为管理事务所负担的全部个人债务，应予赔偿；对其支付之一切必要或有益费用，均须偿还。” （2）德国民法 《德法民法典》于第二编债的关系法的第七章（各个债的关系）的第十一节设有无因管理的规定，紧接在委任一节之后，称为无委任的事务管理。共计11条，即第677-687条，其规定了管理人的义务和权利。并创设了准无因管理，包括误信的管理和不法的管理。如第677条规定，“ 未受他人之委任，并对他人无权利，而为他人处理事务，负有依本人之明示或可得推知之意思，以适合于本人利益之方法而为管理之义务。”第678规定，“条 无因管理之承担，违反本人之真意或可得推知之意思，且为管理人所明知者，虽有不可归责之事由，管理人对于本人亦应赔偿因其管理所生之损害。” (3)、瑞士法 《瑞士债务法》在第二编（各种契约关系）的第十四章设有无因管理之规定，共计6条，即第419-424条。该法第419条规定，“ 未受委任而为他人管理事务者，负有适于他人之利益及得推知之目的，而管理其事务之义务。”第422条第一项规定，“ 管理事务如认为保护本人之利益所必要者，本人应偿还管理人支出必要或有益而且适应其情事之费用及利息，并依同一情形为免除管理人所负担之义务，至其他之损害，有依法院之裁量，负赔
管理科学是人类社会和管理实践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在社会和管理实践对管理理论的需要日益迫切的条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随着管理学理论的发展,人本管理理论也与之共同前行。迄今为止,人本管理的发展共经历了四个阶段:萌芽阶段、发展阶段、完善阶段和确立阶段。与之相对应的是管理理论的四个发展阶段:古典管理理论阶段、行为科学理论阶段、管理理论丛林阶段和当代管理理论阶段。
1古典管理理论阶段
管理理论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是于20世纪初开始的古典管理理论阶段。在这一阶段,以泰罗所倡导的科学管理思想和以法约尔为代表的组织理论学派为主。1911年美国人泰勒出版的《科学管理原理》一书,提出了“科学管理”,这是管理科学发展的第一个里程碑。泰勒倡导的科学管理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目标,开创了科学管理的新时代,他本人也被称为“科学管理之父”。尽管“科学管理”学派意识到了人在工作中的重要性,但是并没有找到合适的方法对待工作中的人,因而也没有出现泰勒所说的“完全的心理革命”来最大限度地满足个人发展的需要。法约尔对组织管理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提出了管理过程的职能划分理论,他在著作《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中阐述了管理职能的划分,认为管理的职能是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古典管理理论是把人看作“经济人”来管理的,过分地强调物质刺激,忽视了人在情感方面的需求,是对人的一种“物化”。“经济人”又称“唯利人”和“实利人”,指人的行为是为了追求人本身的最大利益,工作是为了经济报酬。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心理学教授麦格雷戈把传统管理对人的看法及“经济人”假设称作X理论。X理论中将人看作是天生懒惰、愚蠢、胸无大志的,因此,管理者必须对这样的员工实施强制管束,以惩罚为主要手段。
虽然古典管理理论把人假设为“经济人”,就是已经开始重视人的心理和行为规律在管理中的作用了,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人本管理思想的萌芽,但是,该理论对人的本质的认识有很大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忽视了人的主体性,存在着客体至上的偏颇,本质上是以“物”为中心的管理。
2行为科学理论阶段
管理理论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行为科学理论阶段。1924—1932年,美国哈佛大学梅奥教授等通过著名的“霍桑实验”,于1933年出版了《工业文明中的人性问题》一书,提出了“人际关系”学说,奠定了行为科学管理理论的基础,这是管理科学发展的第二个里程碑。行为科学理论侧重于研究人的本性和需求,行为的动机,人际关系和对人的激励,主张通过多种方式激励人的积极性,但仍把人的激励看成是管理手段,而不是目的。在这个阶段,管理理论是建立在把人假设为“社会人”的基础上的,梅奥是“社会人”假设说的代表人物,他的“人际关系理论”便是“社会人”假设的基本理论。“社会人”假设认为,人们工作的动机不在于经济利益,而是工作中的社会关系;物质刺激对调动人的积极性,只有次要意义,而社会需要和尊重需要才是激发工作的动力。他们把这种重视社会需要和尊重需要,而看轻物质利益或经济利益的人称之为“社会人”。后来,人际关系和行为科学的几乎所有的理论,都是顺延着“社会人”,或对“经济人”的批驳展开的。
3管理理论丛林阶段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管理理论有了蓬勃的发展,出现了许多新的管理学派,分别是社会系统学派、决策理论学派、系统管理学派、经验主义学派、管理科学学派、人际关系行为学派与群体行为学派。此时许多新的管理技术的出现推进了管理手段的现代化与管理方法的现代化,提高了管理工作的精确化和科学化水平。在这一阶段,各个学派对人的研究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人本管理理论的研究也逐渐趋向完善。
由于行为科学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人在组织中的作用越来越显而易见,从而产生了“自我实现人”假设。以人的需求与动机研究为出发点,马斯洛提出了人类需要层次理论。他将人的需要归为5大类,分别是:生理需要、安全需要、感情和归属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及自我实现的需要。需求层次理论把“社会人”假设发展为一个需求模型,即“自我实现人”的假设。麦格雷戈基于马斯洛的理论,针对“X理论”的人性设定提出了“Y理论”:人性并非天生就厌恶工作;外来的控制和惩罚并不是促使人们为实现组织的目标而努力的唯一方法,在适当的条件下,人们能主动承担责任,并能够以自我管理和自我控制的方法来完成应当完成的目标;大多数人在解决组织的困难时都能发挥较高的想象力、聪明才智和创造性。因此管理就是要给被管理者创造一个能发挥其才能的工作环境,以工作本身的挑战性来激发被管理者的潜力,使人们在完成组织目标的同时也能实现自己的目标。
随着管理理论的发展,对人的假设也出现了进一步的完善。为了弥补“经济人”假设、“社会人”假设及“自我实现人”假设“过于简单化和过于一般化”的缺陷,在充分考虑到人性、工作性质、组织情境等管理过程本身固有的复杂性后,沙因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提出了“复杂人”假设。以“复杂人”假设为基础,莫尔斯、洛希于1970年提出了超Y理论。正是这种多角度的对人性的剖析和透视,丰富了管理学对人性的认识,为有效的管理提供了人性依据。
4当代管理理论阶段
最终确立的人本管理理论是于20世纪80年代形成的。进入80年代后,企业文化理论把企业文化引入了管理中,以人为中心、以文化导向为根本的管理手段,突破了传统的人管人的管理模式,消除了管理中主客体的对立矛盾,开启了西方人本管理的新境界,使管理思想的演进趋向于真正的人本管理,是当代管理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由于在20世纪60~70年代,日本企业的迅速发展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因此,一些美国学者对日本企业的管理方式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日本企业管理的主要特征是奉行了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注重从人的需要出发,实施以人为本的管理,并于80年代提出了企业文化的概念。在1981年,日裔美籍学者威廉·大内提出了Z理论,认为各种文化赋予人以不同的特殊环境,从而形成不同的行为模式,但企业与员工的利益是一致的,两者可以积极地融为一体。Z理论指导下的人本管理方式主要是长期雇佣制、员工参与管理、对员工的全面培训、对员工全面长期考察培训基础上的稳步提升、创造良好的上下级关系、员工忠诚于企业等。到了90年代之后,西方的管理学者对人本管理的研究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开始涉及人与环境的关系、企业愿景与共享型价值观,并将人性的本质、人类活动的本质、人际关系的本质等问题融入管理理论中,从一个崭新的视角研究管理理论,使人本管理理论得到进一步的升华。
人本管理不能仅仅是在理论上的探讨,而更重要的是要付诸实践。人本管理的具体内容可分为五个层次:情感管理、自主管理、员工的职业生涯管理、人才管理、民主管理。在企业中利用情感管理融洽各种人际关系,增强凝聚力;利用自主管理可以增强员工的责任心,发挥主观能动性,良好的完成本职工作;职业生涯管理的目的是使职工能依据自己的能力和兴趣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方向,充分发挥自己的内在潜力,从而达到个人和集体共同发展的结果;人才管理的主要目的是培育人才、留住人才,从而提高全员素质;推行民主管理,可以提高劳动者的参与意识,发挥主人翁的精神。在实践中实行人本管理,把人作为企业管理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根本要求。人本管理不是管理的又一项工作,而是把人本管理的理念渗透到管理的各项实践活动中。
纵观管理理论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所有的管理理论在发展过程中,几乎都是首先对组织中的人作一个基本的倾向性假定,确定人在管理过程中的地位,然后再制定相应的管理途径和手段,围绕着如何调动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这一主题开展管理活动。真正的人本管理必须符合复杂的人性,而不是脱离客观现实或人的本性,提取人性中的某一个侧面,片面地对人做一番假设,并在这种假设的基础上制定管理方式,人本管理不同于其他管理思想的是,人本管理不再对人做特别的假设,而是把人看做是完整意义上的人,抓住人的本能,以人为出发点,充分了解人性,并按人的需要,应用不同的方式,进行不同层次的有序和谐管理,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最终达到人与组织的共同发展。人本管理的这些特点并不是说排斥以前的管理理论和方法,而是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使管理更符合人性。
（一）要把握市场的准入机制和退出机制
应用法律来规范我国经济市场的主体条件，用监管的意识加强和改进对各类工商户的登记管理制度和年检制度，要严格登记和管理许可证等，从准入的方向上规范指导工商业的发展。对完全符合规定、达到条件的主体应给予一定的帮扶和指导；对国有企业深化改革中涉及的企业要实行绿色通道等支持。同时，应对市场的退出机制进行完善，对不符合规定和条件的非法企业进行整顿和取缔，从源头上为工商事业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二）要规范经济市场的交易行为
对我国日益发展的经济市场，工商行政管理首先应做好市场监管的工作，推进市场流通机制的改革，根据我国有关政策的规定，对各行各业的市场秩序进行监管和整顿，保持良好的市场秩序；其次应当规范市场的公平竞争环境，深入打假，反对不正当的经营模式和竞争机制，更好地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及其他商户的诚信积极性，使市场稳定良好地发展；最后应大力推进精神文明建设，支持良性的文化方式，规范广告传媒市场，并且维护好各个企业的商标权。
（三）要加大执法力度，加强执法
工商行政管理的基本职能就是执法，以此来维护良好的市场秩序，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发展。要切实做到公正执法、文明执法，使各类商户有法必依，达到规范经济市场交易行为的目的。首先，要对工商行政管理人员进行一定的培训，使工作人员的法律知识不断更新。执法首先要懂法学法，只有自己学好了法律规范，才能更好地约束他人。其次，要加强工商管理立法，不断研究当前市场上新出现的情况和新问题，对其进行调研，在恰当的时机提出立法的建议，完善我国工商管理的法制体系。
二、工商行政管理理论的基本要求
工商行政管理理论的基本要求就是深入研究当前的工商理论，要在态度、内容、方法、风气上深入研究，要特别重视理论的研究，加强实践，推动发展。
（一）深入推进理论的研究
在理论上深入研究就是为实践指明道路。我国的工商管理发展历程反复证明：工商行政管理永远都离不开理论的指导，要想深入发展，必须增强对理论的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工商行政管理从零起步，至今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善的体系。然而，从指导实践的层面来看，这些理论体系还需要进一步扩充，对理论的研究和发展应当永无止境。要认识到理论的创新对实践的重大意义，增强责任感，不断地用研究的成果丰富工商管理的理论，促进工商事业的发展进步。
（二）破解工商行政管理的改革难题
社会主义理论指导我们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永远不能割裂脱节。当前应把握好工商业方方面面的特点和环境，发现其亟需解决的各种难题，提出好的解决方法，结合实际，运用试点到当前的社会发展中。更应当深入对群众的了解，深入市场内部，把握好研究的重点，在实践中丰富理论研究，针对不同的难题提出攻克的方法，使工商行政管理理论的发展更有深度，更具现实意义。
（三）研究工商管理现象的内涵和规律
工商管理理论的研究是一个严肃的课题，要求我们要时刻端正态度，形成良好的研究风气。开展真实有效的社会调查研究，切实反映当前的社会情况，不能止于表面的了解，要深入问题内部，事无巨细，方方面面地对各种工商管理的现象进行归纳整理，从中找到一定的规律与研究的思路，防止走马观花的研究，要使研究的成果朴实有效，关于工商管理现象的内涵和规律的研究要能够深入人心，使基层的工作人员有认同感。
三、工商行政管理理论的根本目的
（一）用理论提高工商人才队伍素质
工商行政管理理论的最大目的就是使理论的研究能更好地为工商管理的队伍和相关人才所用，即武装干部的思想。理论直接关系到管理水平的高低。根据现实情况形成的管理理论要不断地灌输到工商管理队伍中去，使队伍中的干部能及时了解工商行政管理理论的发展并将其应用到实际的工作中去，使工商行政管理理论的研究真正惠及大众。在此过程中更要保证干部不断提高学习能力，不断深入实际，不断用理论来指导实践，更应培养一批高水平的人才骨干来领导整个工商管理队伍，使工商管理事业更好地发展。
20世纪70年代以来,是战略管理与经济学相互融合的阶段。在这一历史时期,战略管理界出现了三个学派,即竞争位势理论、资源基础理论和动力能力理论。它们从不同的角度阐明了企业的性质、企业竞争位势的取得、利润的来源及企业成长的原因等有关企业发展的重大问题,为现代西方企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加入WTO后,我国企业的发展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更加激热的国内、国际竞争,如何在挑战中谋求发展,在竞争中争取主动,在深入理解先进的企业战略管理理论之后,相信会得出满意的答案。
一、理论发展回顾
1.竞争位势理论的主要观点及局限
1980年,以迈克尔·波特为代表的哈佛学派提出了竞争战略理论,并逐渐成为当时企业战略管理的主流。其理论核心是以企业竞争者、购买方、供应方、替代产品、潜在竞争者五种产业结构力量形成的竞争力量模型。波特认为,企业制定战略与其所处的市场环境是高度相关的,并且最关键的因素是企业所在的产业。五种竞争力量的综合作用随着产业的不同而不同,其结果是使不同产业或同一产业在不同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利润水平,进而影响着公司战略的制定。也就是说,产业的吸引力和企业在市场中获取的位势是企业竞争优势的主要来源,为了保持这种优势,企业必须不断地进行战略性投入以构筑行业壁垒保持优势位势。
竞争位势理论为解释企业如何制定战略和获取持续超额利润提供了较为可靠的经济分析依据,然而该理论却挣不脱新古典企业理论的束缚。首先,竞争位势理论认为产业内企业是同质的,企业战略的选择取决于企业与市场的外部位势,未来企业自身发展并不是企业制定战略所考虑的问题;其次,竞争位势理论是以“市场—企业—绩效”的单向因果关系制定企业战略的。企业在进入一个新产业时,首先是根据产业的结构吸引力选择一个产业,然后在竞争者理性假设的前提下,对其战略作一个合理的判断后制定一个进入战略,最后进行战略性投资,参与竞争。因此,该理念指导企业很容易导致企业进入一些看起来利润高、但缺乏经验或自身竞争优势毫不相关的产业,进行无关联的多元化战略。而现实中却有很多事实与这种理论推导相悖。
2.资源基础理论的主要观点与局限
波特的“五种力量模型”忽略了对企业内部的挖潜。因此,以巴莱(Barney)、鲁梅尔特(Rumelt)为代表的资源理论学派对此进行了猛烈的回应。资源理论学派形成了一个分析企业内部资源分配和使用的框架,即以“资源—战略—效益”的逻辑关系制定企业的战略。该框架表达的中心思想是:企业竞争力的差异是由战略的差异,或者更进一步说是由企业资源差异来解释的,是一个从资源到战略再到竞争力的因果关系。而且巴莱认为,对企业的竞争力而言,只有战略性资源是有用的。而战略性资源必备的特征是:有价值、稀缺、不完全模仿、不完全替代。即从性质上讲战略性资源只能是异质的、不完全流动的。
然而,像竞争位势理论一样,资源基础理论同样存在着必然的缺陷。首先,过分强调企业内部而对企业外部重视不够,因而由此产生的企业战略不能适应市场环境的变化;其次,对企业不完全模仿和不完全模仿资源的确定过于模糊,操作起来非常困难,而且这种战略资源也极容易被其它企业所模仿。
3.动力能力理论的提出
1997年,提斯(Teece)为弥补资源基础理论的不足,提出了核心能力理论,即动力能力理论。这套战略管理理论把企业的资源分为四个层次:(1)公共资源。它是企业购买的生产要素和获得的知识;(2)专有资源。如商业秘密、专利技术这些无形资产,它们属于战略性资源;(3)组织与管理能力。它是指能让企业的生产要素与专有资源有机地结合起来的组织与管理能力,这是企业在长期生产经营过程中积累形成的一种无形资源。提斯认为,正是企业的这种能力大幅度地降低了交易费用,而科斯交易成本理论中企业代替市场降低的交易费用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而且,这种资源是企业竞争优势的主要来源;(4)创新能力。动力能力理论认为,针对当今高新科技产业的飞速发展和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企业必须具有创新能力,创新能力是企业发展最为关键的能力。
动力能力理论强调为适应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企业必须不断取得、整合、再确认内外部的行政组织技术、资源和功能性能力。动力能力可以使企业在给定的路径依赖和市场位势条件下,不断地获得新竞争优势。因此,战略分析的基本元素不再是笼统的“资源”,而是有利于形成和维持动力能力的组织过程、专有资源状况和获得这些资源的能力的路径。组织过程从静态讲是整合和协调,反映一个企业重复某种任务的能力;从动态讲是学习和新资源或能力的开发;从转换的角度讲是重组资源,即根据环境的变化重新在企业内分配和使用内部和外部资源。而企业的专有资源组成了企业能力的基础。
动力能力理论对企业健康发展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它兼顾企业的内部和外部来考察企业战略问题,同时将一些新的资产———制度资产、市场资产也纳入到研究的范围,企业不但可以利用动力能力理论准确地制定发展战略、发挥与维持企业的竞争优势,更重要的是该理论指出,企业可以通过学习获取和使用外部能力(市场中及其它企业的公共资源和部分战略资源),从而更好地保持企业竞争优势对市场环境的敏感性。
二、三种理论的比较分析
为了全面理解三种战略管理理论的实质,我们从企业的性质、利润的来源和企业成长的动因三个方面对这三种理论进行比较分析。
1.企业的性质
这三种理论对企业性质的看法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竞争位势认为企业是同质的,而后两种理论则认为企业是异质的。竞争位势理论将企业视为一部资源和产品的投入产出机器,只研究企业是怎样选择自己的投入,怎样决定自己的产出,即将企业看作“黑箱”,并是同质的。至于企业为什么会存在,它的内部运行机制与市场运行机制有什么不同,则不加以研究。而资源基础理论引入了芝加哥的产业组织理论。芝加哥思想强调资源的分配与使用,因此,这一学派的解释更多地是从企业内部的资源配置效率入手。它否定了竞争位势理论中企业同质的观点,认为在具有行政管理框架结构的企业中,外部购入的同质资源进入企业参与经营活动的过程中,由于附上了企业的专有资源,变得异质了。因此,生产过程的投入品从来不可能仅仅是外部资源本身,投入品只可能是外部购入资源和专有资源的结合体———生产性活动。
动力能力理论更加注重整合企业专有资源的组织惯例与管理过程。除此之外,动力能力学派还认为经济是不断进化的,所以企业能力的创新更加重要,而这种能力的创新来自不断地学习。因此在动力能力理论中,企业被定义为多边形式下的产物,是有且只有一个指挥动作中心的具有广泛分权组织模式的,并充满了各种各样行为和学习模式的集合体。
2.利润的来源
对于企业利润的来源,三种理论也是各持己见。竞争位势理论认为只能通过战略性投资,如投入新产品开发(产品差异化战略)、扩大生产规模(低成本战略),以此提高行业壁垒和打击竞争者,从而获得垄断利润。而资源基础理论认为,企业专有资源具有特定的租金性质,是专有资源为企业带来价值。由于资源“异质化”的不同,使得各企业的获利程度不同,拥有优势资源的企业能够获取超出平均水平的收益,因此产生这种租金的表现结果是效益差异。能力理论则更上升了一步,认为实质的市场竞争不是价格的竞争而是创新特别是能力创新是企业利润的真正源泉。
3.成长的动因
企业如何成长问题也是三种理论争论的焦点。竞争位势理论认为对租金的不断追求是企业成长的动力。它强调企业必须不断地增加战略性投资来维护其垄断地位,同时在垄断利润逐渐趋向零的现实下,企业又不得不选择新的发展领域,实行多元经营。在资源基础理论中,企业成长的动因被认为是企业本能的一种反映。在企业行政管理框架下,生成性资源在使用过程中与企业专有资源结合产生生产性活动,而生产性活动发挥作用的过程则推动企业经营知识的积累,为企业造就更多的专有资源打下基础,从而获得更多的利润,企业有了内在成长动力。动力能力理论摆脱了“资源”分析的定势,认为企业的成长动因是企业类似于“人”的主观能动反映。动力能力理论同样赞成资源基础理论的企业内生动力观,但因为经济不断进化,本能的反映是远远不够的,外部环境的不断变化迫使企业必须不断地进行能力创新。因此,环境的压力和企业的能动学习,使企业不断获得创新租金,这成为企业成长的动力。
三、三种战略管理理论对我国企业发展的启示
通过对三种理论的回顾与比较分析,对于我国企业的发展而言,可以得出几点启示:
1.企业发展应兼顾战略性与经济性
战略管理理论的发展过程实质上是企业管理的战略性与经济性相互争论的过程,竞争位势理论强调战略性,而能力理论强调经济性。对于企业而言,市场竞争其实有两类:一类是自然竞争;一类是战略竞争。自然竞争是缓慢、渐进的过程,按照“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规律进行着。因此企业只有满足经济性要求,才能在自然竞争中获得永久发展;而战略竞争是指企业主动地集中优势资源、抢占先机、压缩自然竞争时间,迅速改变力量对比,因此战略性比重大一些。但自然竞争是一切竞争的基础,也就是说只有“优等企业”才能长久生存下去,战略竞争应建立在自然竞争的基础之上。因此,战略管理的战略性和经济性都是企业战略的两个重要内容,但经济性应该更是基础。对于我国企业,过分地强调市场占有和竞争位势,各大企业竞相挑起价格战,以图以短期的损失获得长远垄断优势的做法,虽然可以按照优胜劣汰的市场规律淘汰掉劣势企业,但优势企业也会被拖垮。我国彩电行业过去的状况就是一个十分恰当的例子。因此,企业战略应兼顾战略性与经济性,以经济性为本。
2.企业要增强制度与技术创新能力
资源基础理论告诉我们企业的竞争位势是在专有资源与共公资源的结合后,由企业“异质化”的不同产生的。而专有资源的不易模仿和高效在这一过程中具有关键的作用。同时,动力能力理论阐明了企业成长的动因是类似于人的主观能动反映。因为经济是不断发展的,市场环境随着经济的发展时刻发生着变化,企业必须主动地不断学习以满足市场的需要。只有这样,企业才能不断地获得创新佣金。对于我国企业来说,加入WTO后面临着越来越激烈的市场竞争。在新的形式下,为了获得持久竞争优势,就必须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是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主观能动性的表现,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企业才可获得更多的战略性资源,才能更加充分地保持竞争力对市场环境的敏感性,这也正是企业长久发展的主要动力。
3.注重树立优良的企业文化
通过对战略管理理论的比较分析,我们知道企业市场竞争力在机制上主要表现为对资源的整合,对要素的协调与组织。对于我国企业来讲,一方面要侧重于组织协调、整合的技术与方法;另一方面要侧重于调适、权衡、整合人们的价值追求和责、权、利关系,即要注重企业文化的建设。企业的很多资源之所以能够整合起来,一方面固然有组织规划、战略安排,但很重要的一条是拥有优良的企业文化。企业文化是企业战略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优良的企业文化可以培育和增强员工的忠诚度。成功的企业都理解一个规则:企业的发展战略要同员工的人生价值追求结合起来。如果不能把企业追求的目标同员工的目标整合起来,就很难实现员工的忠诚度。反之,如果员工与企业二者的追求目标越一致,企业在竞争中获胜的机会就越高。
参考文献
[1]TeeceD·J,PisanoG,ShuenA:DynamicCapabilitiesandStrategyManagement,StrategyManagementJournal,1997,18,(7).
20世纪70年代以来,是战略管理与经济学相互融合的阶段。在这一历史时期,战略管理界出现了三个学派,即竞争位势理论、资源基础理论和动力能力理论。它们从不同的角度阐明了企业的性质、企业竞争位势的取得、利润的来源及企业成长的原因等有关企业发展的重大问题,为现代西方企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加入WTO后,我国企业的发展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更加激热的国内、国际竞争,如何在挑战中谋求发展,在竞争中争取主动,在深入理解先进的企业战略管理理论之后,相信会得出满意的答案。
一、理论发展回顾
1.竞争位势理论的主要观点及局限
1980年,以迈克尔·波特为代表的哈佛学派提出了竞争战略理论,并逐渐成为当时企业战略管理的主流。其理论核心是以企业竞争者、购买方、供应方、替代产品、潜在竞争者五种产业结构力量形成的竞争力量模型。波特认为,企业制定战略与其所处的市场环境是高度相关的,并且最关键的因素是企业所在的产业。五种竞争力量的综合作用随着产业的不同而不同,其结果是使不同产业或同一产业在不同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利润水平,进而影响着公司战略的制定。也就是说,产业的吸引力和企业在市场中获取的位势是企业竞争优势的主要来源,为了保持这种优势,企业必须不断地进行战略性投入以构筑行业壁垒保持优势位势。
竞争位势理论为解释企业如何制定战略和获取持续超额利润提供了较为可靠的经济分析依据,然而该理论却挣不脱新古典企业理论的束缚。首先,竞争位势理论认为产业内企业是同质的,企业战略的选择取决于企业与市场的外部位势,未来企业自身发展并不是企业制定战略所考虑的问题;其次,竞争位势理论是以“市场—企业—绩效”的单向因果关系制定企业战略的。企业在进入一个新产业时,首先是根据产业的结构吸引力选择一个产业,然后在竞争者理性假设的前提下,对其战略作一个合理的判断后制定一个进入战略,最后进行战略性投资,参与竞争。因此,该理念指导企业很容易导致企业进入一些看起来利润高、但缺乏经验或自身竞争优势毫不相关的产业,进行无关联的多元化战略。而现实中却有很多事实与这种理论推导相悖。
2.资源基础理论的主要观点与局限
波特的“五种力量模型”忽略了对企业内部的挖潜。因此,以巴莱(Barney)、鲁梅尔特(Rumelt)为代表的资源理论学派对此进行了猛烈的回应。资源理论学派形成了一个分析企业内部资源分配和使用的框架,即以“资源—战略—效益”的逻辑关系制定企业的战略。该框架表达的中心思想是:企业竞争力的差异是由战略的差异,或者更进一步说是由企业资源差异来解释的,是一个从资源到战略再到竞争力的因果关系。而且巴莱认为,对企业的竞争力而言,只有战略性资源是有用的。而战略性资源必备的特征是:有价值、稀缺、不完全模仿、不完全替代。即从性质上讲战略性资源只能是异质的、不完全流动的。
然而,像竞争位势理论一样,资源基础理论同样存在着必然的缺陷。首先,过分强调企业内部而对企业外部重视不够,因而由此产生的企业战略不能适应市场环境的变化;其次,对企业不完全模仿和不完全模仿资源的确定过于模糊,操作起来非常困难,而且这种战略资源也极容易被其它企业所模仿。
3.动力能力理论的提出
1997年,提斯(Teece)为弥补资源基础理论的不足,提出了核心能力理论,即动力能力理论。这套战略管理理论把企业的资源分为四个层次:(1)公共资源。它是企业购买的生产要素和获得的知识;(2)专有资源。如商业秘密、专利技术这些无形资产,它们属于战略性资源;(3)组织与管理能力。它是指能让企业的生产要素与专有资源有机地结合起来的组织与管理能力,这是企业在长期生产经营过程中积累形成的一种无形资源。提斯认为,正是企业的这种能力大幅度地降低了交易费用,而科斯交易成本理论中企业代替市场降低的交易费用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而且,这种资源是企业竞争优势的主要来源;(4)创新能力。动力能力理论认为,针对当今高新科技产业的飞速发展和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企业必须具有创新能力,创新能力是企业发展最为关键的能力。
动力能力理论强调为适应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企业必须不断取得、整合、再确认内外部的行政组织技术、资源和功能性能力。动力能力可以使企业在给定的路径依赖和市场位势条件下,不断地获得新竞争优势。因此,战略分析的基本元素不再是笼统的“资源”,而是有利于形成和维持动力能力的组织过程、专有资源状况和获得这些资源的能力的路径。组织过程从静态讲是整合和协调,反映一个企业重复某种任务的能力;从动态讲是学习和新资源或能力的开发;从转换的角度讲是重组资源,即根据环境的变化重新在企业内分配和使用内部和外部资源。而企业的专有资源组成了企业能力的基础。
动力能力理论对企业健康发展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它兼顾企业的内部和外部来考察企业战略问题,同时将一些新的资产———制度资产、市场资产也纳入到研究的范围,企业不但可以利用动力能力理论准确地制定发展战略、发挥与维持企业的竞争优势,更重要的是该理论指出,企业可以通过学习获取和使用外部能力(市场中及其它企业的公共资源和部分战略资源),从而更好地保持企业竞争优势对市场环境的敏感性。
二、三种理论的比较分析
为了全面理解三种战略管理理论的实质,我们从企业的性质、利润的来源和企业成长的动因三个方面对这三种理论进行比较分析。
1.企业的性质
这三种理论对企业性质的看法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竞争位势认为企业是同质的,而后两种理论则认为企业是异质的。竞争位势理论将企业视为一部资源和产品的投入产出机器,只研究企业是怎样选择自己的投入,怎样决定自己的产出,即将企业看作“黑箱”,并是同质的。至于企业为什么会存在,它的内部运行机制与市场运行机制有什么不同,则不加以研究。而资源基础理论引入了芝加哥的产业组织理论。芝加哥思想强调资源的分配与使用,因此,这一学派的解释更多地是从企业内部的资源配置效率入手。它否定了竞争位势理论中企业同质的观点,认为在具有行政管理框架结构的企业中,外部购入的同质资源进入企业参与经营活动的过程中,由于附上了企业的专有资源,变得异质了。因此,生产过程的投入品从来不可能仅仅是外部资源本身,投入品只可能是外部购入资源和专有资源的结合体———生产性活动。
动力能力理论更加注重整合企业专有资源的组织惯例与管理过程。除此之外,动力能力学派还认为经济是不断进化的,所以企业能力的创新更加重要,而这种能力的创新来自不断地学习。因此在动力能力理论中,企业被定义为多边形式下的产物,是有且只有一个指挥动作中心的具有广泛分权组织模式的,并充满了各种各样行为和学习模式的集合体。
2.利润的来源
对于企业利润的来源,三种理论也是各持己见。竞争位势理论认为只能通过战略性投资,如投入新产品开发(产品差异化战略)、扩大生产规模(低成本战略),以此提高行业壁垒和打击竞争者,从而获得垄断利润。而资源基础理论认为,企业专有资源具有特定的租金性质,是专有资源为企业带来价值。由于资源“异质化”的不同,使得各企业的获利程度不同,拥有优势资源的企业能够获取超出平均水平的收益,因此产生这种租金的表现结果是效益差异。能力理论则更上升了一步,认为实质的市场竞争不是价格的竞争而是创新特别是能力创新是企业利润的真正源泉。
3.成长的动因
企业如何成长问题也是三种理论争论的焦点。竞争位势理论认为对租金的不断追求是企业成长的动力。它强调企业必须不断地增加战略性投资来维护其垄断地位,同时在垄断利润逐渐趋向零的现实下,企业又不得不选择新的发展领域,实行多元经营。在资源基础理论中,企业成长的动因被认为是企业本能的一种反映。在企业行政管理框架下,生成性资源在使用过程中与企业专有资源结合产生生产性活动,而生产性活动发挥作用的过程则推动企业经营知识的积累,为企业造就更多的专有资源打下基础,从而获得更多的利润,企业有了内在成长动力。动力能力理论摆脱了“资源”分析的定势,认为企业的成长动因是企业类似于“人”的主观能动反映。动力能力理论同样赞成资源基础理论的企业内生动力观,但因为经济不断进化,本能的反映是远远不够的,外部环境的不断变化迫使企业必须不断地进行能力创新。因此,环境的压力和企业的能动学习,使企业不断获得创新租金,这成为企业成长的动力。
三、三种战略管理理论对我国企业发展的启示
通过对三种理论的回顾与比较分析,对于我国企业的发展而言,可以得出几点启示:
1.企业发展应兼顾战略性与经济性
战略管理理论的发展过程实质上是企业管理的战略性与经济性相互争论的过程,竞争位势理论强调战略性,而能力理论强调经济性。对于企业而言,市场竞争其实有两类:一类是自然竞争;一类是战略竞争。自然竞争是缓慢、渐进的过程,按照“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规律进行着。因此企业只有满足经济性要求,才能在自然竞争中获得永久发展;而战略竞争是指企业主动地集中优势资源、抢占先机、压缩自然竞争时间,迅速改变力量对比,因此战略性比重大一些。但自然竞争是一切竞争的基础,也就是说只有“优等企业”才能长久生存下去,战略竞争应建立在自然竞争的基础之上。因此,战略管理的战略性和经济性都是企业战略的两个重要内容,但经济性应该更是基础。对于我国企业,过分地强调市场占有和竞争位势,各大企业竞相挑起价格战,以图以短期的损失获得长远垄断优势的做法,虽然可以按照优胜劣汰的市场规律淘汰掉劣势企业,但优势企业也会被拖垮。我国彩电行业过去的状况就是一个十分恰当的例子。因此,企业战略应兼顾战略性与经济性,以经济性为本。
2.企业要增强制度与技术创新能力
资源基础理论告诉我们企业的竞争位势是在专有资源与共公资源的结合后,由企业“异质化”的不同产生的。而专有资源的不易模仿和高效在这一过程中具有关键的作用。同时,动力能力理论阐明了企业成长的动因是类似于人的主观能动反映。因为经济是不断发展的,市场环境随着经济的发展时刻发生着变化,企业必须主动地不断学习以满足市场的需要。只有这样,企业才能不断地获得创新佣金。对于我国企业来说,加入WTO后面临着越来越激烈的市场竞争。在新的形式下,为了获得持久竞争优势,就必须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是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主观能动性的表现,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企业才可获得更多的战略性资源,才能更加充分地保持竞争力对市场环境的敏感性,这也正是企业长久发展的主要动力。
3.注重树立优良的企业文化
通过对战略管理理论的比较分析,我们知道企业市场竞争力在机制上主要表现为对资源的整合,对要素的协调与组织。对于我国企业来讲,一方面要侧重于组织协调、整合的技术与方法;另一方面要侧重于调适、权衡、整合人们的价值追求和责、权、利关系,即要注重企业文化的建设。企业的很多资源之所以能够整合起来,一方面固然有组织规划、战略安排,但很重要的一条是拥有优良的企业文化。企业文化是企业战略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优良的企业文化可以培育和增强员工的忠诚度。成功的企业都理解一个规则:企业的发展战略要同员工的人生价值追求结合起来。如果不能把企业追求的目标同员工的目标整合起来,就很难实现员工的忠诚度。反之,如果员工与企业二者的追求目标越一致,企业在竞争中获胜的机会就越高。
参考文献
[1]TeeceD·J,PisanoG,ShuenA:DynamicCapabilitiesandStrategyManagement,StrategyManagementJournal,1997,18,(7).
20世纪60年代以来，徐复观、刘若愚和叶维廉不约而同地尝试把现象学运用于《庄子》研究中。饶有意味的是，在汉语学界现象学作为“第一哲学”受到重视竟然是从艺术领域开始的。刘若愚、徐复观十分合拍地强调现象学与《庄子》的汇通之处，这与20世纪60年代以来现象学在美国和台湾的传播有着直接关系。这也正是现象学能够与庄子进行对话的外在诱因。现象学在欧洲的盛行时期与在中国的影响时期的这种错位，可以归因于历史的选择倾向，不同时期学界总有着不同的价值观念和理论趋向。
徐复观的《中国艺术精神》专门把艺术精神的主体——心斋之心与现象学的纯粹意识进行了比较。徐氏认为心从实用与分解之知中解放出来，而仅有知觉的直观活动，这即是虚与静的心斋，即是离形去知的坐忘。此孤立化、专一化的知觉，正是美的观照得以成立的重要条件。并认为现象学的归入括号、中止判断，实近于庄子的忘知。不过，现象学是暂时的，而庄子则是一往而不返的要求。因为现象学只是为知识求根据而暂时忘知；庄子则是为人生求安顿而一往忘知。现象学的剩余，是比经验的意识更深入一层超越的意识，即纯粹意识，实有近于庄子对知解之心而言的心斋之心。再者，徐氏认为现象学强调主客合一，并且认为由此所把握到的是物的本质。而庄子在心斋的虚静中所呈现的也正是“心与物冥”的主客体合一，并且庄子也认为此时所把握的是物的本质。庄子忘知后是纯知觉的活动，在现象学的还原中，也是纯知觉的活动。庄子强调“虚”，所以现象学之于美的意识，只是傥而遇之，而庄子则是彻底的全般呈露。凡是进入到美的观照时的精神状态，都是中止判断以后的虚、静的精神状态，也实际是以虚静之心为观照的主体。[2]但徐氏认为现象学并不曾把握到心的虚静本性，未能见到艺术精神的主体。徐复观认为庄子的这种艺术精神正因为是从人格根源之地所涌现、所转化出来，所以是彻底的艺术精神；这也正是现象学所无法比拟的。[3]《中国艺术精神》的后半部用大量篇幅论述了古代画论，在徐氏看来，由庄子所显出的典型，彻底是纯艺术精神的性格，而主要又是结实在绘画上面。因此该书“第三章以下，可以看作都是为第二章作证、举例”。[4]
刘若愚的《中国文学理论》(Chinesetheoryofliterature)英文版于1975年在美国出版。在“形上理论”一章，刘氏专门把中国的形上理论与法国现象学美学家杜夫海纳(MikelDufrenne)的理论进行了比较，意在“唤起注意其中某些要素展示出与中国形上理论显著的类似点”。在刘氏看来，“形上理论”是“最有趣的论点，可与西方理论作为比较；对于最后可能的世界文学理论，中国人的特殊贡献最有可能来自这些理论”。[5]刘氏所作的比较大致如下：首先，中国形上批评家认为文学和自然都是“道”的显示，杜夫海纳认为艺术和自然都是“有意义的存在”的显示；这种“存在”的概念，可与道家认为“道”是所有存在之整体的概念并比。其次，现象学与中国形上观更类似的一点是：杜夫海纳肯定主体与客体的一致，以及“知觉”与“知觉对象”，或者“内在经验”与“经验世界”的不可分，这正像中国形上观批评家肯定“物”和“我”一体，以及“情”(内在经验)和“景”(外在世界)不可分；[6]第三，现象学和庄子都不依赖原始直觉，而意求达到摒弃经验知识以后、可称为“二度直觉”的状态，庄子“心斋”正像胡塞尔的判断的中止。[7]
徐复观和刘若愚所描述的庄子与现象学的可供沟通之处，是否是东方和西方哲学思想的一次不期而然的巧合的相似呢?徐氏和刘氏的论点大致可以归纳为道与存在的比较，庄子的心物为一与现象学的主客为一的比较，以及庄子的心斋和坐忘与现象学的还原的比较。
首先，就道与存在所具有的终极意义而言，它们具有一致性，因为它们都力图为那不可命名的形而上问题进行命名。但是道所具有的形而下品格也是非常明显的，庄子认为道“无所不在”(《知北游》)，他强调“齐物”(《齐物论》)、“与物宛转”(《天下》)。道虽然是不能通过知觉活动把握的，但通过“游”，即“心”与“自然”的自由交流，可以达到“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傲倪于万物”(《天下》)的境界。虽然庄子认为道“恍兮惚兮”，但他认为道又存在于生活经验之中，所谓“在蝼蚁”、“在禾弟稗”、“在瓦甓”、“在屎溺”(《知北游》)。
第二，庄子的心物为一与现象学的主客为一有着实质性的不同。胡塞尔批判了自然主义，他认为现象之根源处于现象对之显现的认识主体的意识之中。现象学以意向性问题作为开端，意向性把认识和对象统一起来，意向是意识意指某物，这里体现了主体和客体的共同存在。但从根本上看，胡塞尔现象学仍是以主客体的相互对立为前提的，只不过他所关注的中心在主客体相关联的意向性，重在对意识形式、主观活动结构进行分析。即使是杜夫海纳，它在强调主体和客体的协调时，又引进了另一个本体论的概念——先验，他认为在先天的层面，主体和客体实现了高度的协调。杜夫海纳认为，情感是主体与客体融和在审美经验之中，从而实现交流的“关节点”。可以说，在杜夫海纳那里，先验和情感是实现主体和客体交流的前提。庄子的“齐物”思想更强调自然万物各自为春，互不妨碍、逍遥自在的情形；庄子希望排除知识、人为对于人与自然这种单纯关系的介入。社会的动荡和阶级的差别是庄子的主要批判对象，他提到了“绝圣弃智”，代表知识构成的概念、思想应该也在他的“小国寡民”的理想国的范围以外。强调天人一体，故庄子又是否定情感的，因此仅仅从主、客之合一出发而认为庄子与现象学思想的趋同，是不符合庄子与现象学的文本原意的。
再者，庄子“心斋”和“坐忘”与胡塞尔的所谓“还原”、“加括弧”包含着不同的意义。庄子的心斋和坐忘，带有很强的自省色彩；而胡塞尔的所谓还原，更多地强调在纯粹意识领域对先见、知性的排除。庄子的心斋和坐忘趋向的是忘知，而现象学的还原、加括弧趋向的是纯粹意识。前者更侧重于一种生命体验状态，而后者为的是达到彻底的知识。现象学所作的努力并非单纯返诸于己的心理活动，它的最终指向仍然是现象的呈现方式及其意义。“还原”的最大教导是：“彻底的还原是不可能的。”[8]梅洛-庞蒂的这句话从侧面说明这种努力尽管有着美妙的设想，但却不是完美和全能的。
徐复观认为庄子的精神是彻底的艺术精神，就庄子与现象学而言，它们虽有可以沟通的地方，但就艺术精神而言，现象学显然不及庄子。就现象学的关注点而言，在胡塞尔那里，现象学并不是以对艺术的解释为任务的，它以对“自然主义”的批判为出发点，所关注的是现象的显现方式。而庄子的艺术精神其根源在于对人生境界、人格精神的关注。徐复观对庄子的阐释开辟了60年代以来庄学研究的新天地，但他对现象学与庄子所作的比较，虽然注意到了庄子的独特之处，却没有相应地注意到现象学的理论背景。所以徐复观才仅仅局限于以庄子所体现的艺术精神比之于现象学。
刘若愚旨在寻找“世界性的文学理论”，因此他更多地注意到了中西文论中可供沟通的共同命题，以及这些命题所具有的一致性的理论趋向。这种综合的功夫虽然遭到了一定的非议，但这种工作的先行意义却是不容忽视的。但道与存在、庄子的主客合一与现象学的主客合一之所以能相提并论，却仅仅因为它们是可以共通的，而不是共同的。
不可否认以西释中对古典文本重新解读的意义，但问题在于这种沟通是否是站在同一平台，其中的共同话语又是否具有有效性?就徐复观、刘若愚的研究而言，他们的理论的价值取向一是出于对民族文化精神的维护，一是出于对西方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反思和反击。而庄子与现象学的关系成为了这两个价值取向的一个最为恰当的例证。正因为此，他们更注重在经典文本中发掘中西美学可能沟通的共同点，《庄子》成为了与现象学衔接的最为有力的资源。剥离了两种理论的历史文化背景，仅仅把它们进行内容上的比较，可能会有许多惊人的发现，但这种比较的危险性也恰在于此，相似背后可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差异背后也可能有着相同的立足点。
二、叶维廉的综合与实践
1970年以来，叶维廉开始探讨中国传统美学(尤其是道家美学)在诗中的呈现及其与西洋现代诗之间的融汇。《无言独化：道家美学论要》(收于1980年出版的《饮之太和》)和《言无言：道家知识论》两文是这一论题的力作。叶维廉以一个文化边缘人的身份对自己本土的文化传统进行了新的评估。作为中国美学的根系，道家美学在他看来并非是已经枯死的僵尸，而是一脉源远流长的活水。它滋润着中国诗学的美感经验，并使得这种美感经验在历史的长河中得以彰显。
之所以推出道家作为与西方哲学对话的主角，是因为在他看来道家美学作为中国诗学美感经验的主流，它的路向与西方哲学的传统是迥异的。两个文化性格如此迥异的理论如何能够实现交流?其价值又何在?叶维廉虽然没有明确地回答这个问题，但从他的表述我们可以看出，他是以道家美学与现象学之间的汇通为理论架构的。西方的现象学特别是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现象学是他反思中国美学的参照；而中国的道家美学思想是对西方哲学的一个有力反拔。海德格尔的现象学与道家美学之间之所以能够实现这种沟通，是因为现象学从本质上是反形而上学的；而中国的道家主张“道无所不在”。在对待理念与现象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上，现象学与道家美学具有方向的一致性。
叶氏认为，庄子的现象哲理是对西方哲学传统的一个最为有力的反拔。⑤之所以以“现象哲理”来概括道家哲学的意义，是因为叶是从观物方式入手分析道家美学的。胡塞尔关于意识活动的意向性思想启发了他从物我关系入手考察中西美学之差异。在叶看来，现象与本体的差异是西方传统哲学的基本精神，但在庄子哲学那里，却不存在这种差异。正是基于“以物观物”的观物和表达程序，道家美学才使得自然的本来面目得以呈现。基于对道家对自然认识的描述，叶氏认为，“道家的‘心斋’‘、坐忘’的意识，不如西方企求跃入形而上学的本体世界；对道家而言，宇宙现象本身‘便是’本体世界”。[9]
叶氏观念中的“现象”是依托于现代汉语语境的。他所谓的“现象”不同于胡塞尔“现象学”的所谓“现象”。在叶氏看来，现象是与自然相对的，自然因为人类对之看法的不同而呈现不同的面貌。道家排除了知性、理性等人为因素的干扰，使得自然的面貌得以真实地呈现；如果有着知识、名制的负担，则不能亲近自然的本真。叶氏强调“直观”对于道家美学的意义。在他看来，道家对于知性、理性等人为因素的排除，是因为其对真观的重视。“山水自然之值得浏览，可以直观，是因为‘目击而道存’(‘寓目理自陈’)，是因为‘万殊莫不均’，因为山水自然即天理，即完整”。[10]而最完整的天机即自然的浑沌，即“概念、语言、意识发生前”的无言世界的历验，在这个世界里，质原貌朴的万物万象可以自由兴发地流向我们，“庄子强调‘未始有物’，老子强调‘复归于婴’，是因为‘古之人’在浑然不分里对立分极的意识未成立之前，儿童，在天真未凿的情况里，都可以直接地感应宇宙现象中的具体事物，不假思索，不借抽象概念化的程序，而有自然自发的相应和”。[11]
中国古代的文艺理论不乏对于情景关系的精辟见解，但自觉从物我关系这一角度对艺术家和自然的关系、以及艺术作品由此体现出来的特点进行考察的却始自近代的王国维。王国维曾尝试对中国诗的观物方式进行考察。他在区分了“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的基础上提出“以我观物”和“以物观物”之不同：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人间词话》第三则)
王国维以“以我之境”和“无我之境”区分了诗词作品中作者与自然的关系，“有我之境”指的是作者在所描写的景物上凝结自己浓郁的悲欢哀乐之情，而“无我之境”指的是宁静自然景象使作者陶然忘机，与之浑化。此处，王国维对诗词作品中物我关系的考察来源于他对中国道家美学“以物观物”传统及叔本华美学的接受。在《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中，王氏以叔本华哲学“忘利害关系”、“全离意志关系”的意义阐释“无我之境”，认为“无我之境”所体现的正是“优美”的境界。其实，“以物观物”也暗合了道家美学素处以默、虚以待物的思想传统。
叶维廉继承了王国维的理论，自觉地运用观物方式这一概念对中国美学进行了考察。王国维受叔本华哲学的影响，以“无利害”、“无私欲”的介入解释“无我之境”，而叶维廉“以物观物”的意义显然不在于此。在叶维廉看来，正是出于对“知性”、“理性”、“名制”和“权限”的排除，以物观物的态度才得以自然流露于诗词作品当中。“忘利害关系”、“全离意志关系”与“无知性”、“无理性”相比，前者强调的是审美判断时无关实用的一面，后者强调的是其无关认识的一面。叶维廉之所以以无知性、无理性来阐释以物观物，是因为在他看来，中国的以物观物与现象学的所谓悬搁，即排除Noetic(知性、理性)，从而达到对事物的真实把握有着一致之处。
叶维廉得力于现象学的概念去分析和阐释中国固有的美感意识和美学观念。他受现象学“意向性活动”的启发，从“观物方式”入手探讨中西山水美感意识的差异，并进而探讨中西美学的一些基本问题。在研究中，叶维廉发现很多中西山水诗的比较研究结果都趋于表面化而不见落实，于是他从中西不同文化根源的模子出发，对其由观物应物表现的程序上的不同进行了探索，从而将陶潜、谢灵运等中国山水诗人的创作与英国华兹华斯的山水诗区别开来。他受胡塞尔对于物我关系思考的启发，认为中国诗人对自然“即物即真”的感悟，正是排除了Noetic(知性、理性)的结果。在他看来，“知性”“、理性”对中国诗人的心智活动起不了作用，“王维的诗，景物自然兴发与演出，作者不以主观的情绪或知性的逻辑介入去扰乱眼前景物内在生命的生长与变化的姿态，景物直观读者目前；但华氏的诗中，景物的具体性渐因作者介入的调停和辩解而丧失其直接性。”[12]可以说，正是基于对物我关系的思考，叶氏才得以区分出中西山水诗的显著差异。
叶氏进一步把这种观物方式的差异归结为中西文化模子的差异，强调不同文化间的文本进行相互对照比较的必要。这也是他不同于先前比较诗学研究学者的一个最大特点，如他所说：“对于东西文学批评及东西文学本身同时有深湛的了解的学者如钱钟书和陈世骧，他们的研究中也确实可以给我们很多精奥的启示，但在纯学理上方法上或我称之谓‘模子应用的自觉’方面，当时还没有正面的提供”。[13]
对“观物方式”及其“文化模子”的考察是叶维廉解决中国美学、中国文学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以现象学为契入点，深入到中国文化寻找可以阐释中西方美学的共同命题———“观物方式”，这是叶维廉在比较诗学研究过程中的理论贡献，也是他较之于刘若愚、徐复观的显著不同之处。以对观物方式这一命题的思考为基础，他对中西比较诗学、美学领域最为基础性的问题进行了自己的思考。他对道家美学及中国山水诗意义的重新发现在当代的中国诗学研究中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叶维廉注重寻找“跨越中西文化的共同文学规律”，他强调中西“文化模子”之不同，从而克服了研究中盲目比附的缺陷，对把比较引向语言、文化、历史的纵深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他在理论研究法和文本阐释学方面给我们的启示在于：从“文化模子”的多样性出发，我们应该尊重不同文化的独特性，从而趋向更加理性、更加具有可比性的对话。
从刘若愚、徐复观和叶维廉的理论实践中我们可以发现，寻找现象学与中国文艺理论的可供沟通之处，一直是一个艰难的跋涉过程。一个理论从表面上看可能符合研究者的主观意图，但是如何冷静地运用它，排除文化民族主义情绪或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避免简单的以此比彼，实在是中西比较研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拿现象学来说，中国学者如何在其有效的范围内运用它是一个首要解决的问题。任何一种理论都有其产生的文化背景和适用范围，所以拿现象学和庄子作比较，苟同于此优彼劣的结论，往往会陷入狭隘的民族主义的陷阱之中。就叶维廉的研究而言，他所注重的是现象学与中国美学的共通之处，而非仅仅浮泛地罗列其共同之处，这与他对中西不同“文化模子”的注意是直接相关的。
三、阐释的现代性与语言沟通中的障碍
虽然在20世纪上半期，欧洲“任何哲学现在都企图顺应现象学方法，并且用这种方法表达自己”。[14]但现象学并非是一个能对一切文化进行操戈的理论武器。现象学在徐复观、刘若愚和叶维廉这里的待遇至少说明，理论之间虽然有着可供沟通的共同词汇，但这种词汇真正能否概括不同文本的原始意蕴，却是一个首要问题。道与存在、庄子的主客合一与现象学的主客一、庄子“心斋”、“坐忘”与胡塞尔的所谓“还原”、“加括弧”是否有着如刘若愚和徐复观所预期的“类似点”，这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相互比附的问题，它与阐释的现代性及其语言沟通中的障碍有着直接的关系。
首先，从语言形态上看，《庄子》通过寓言展示的是一个形象化的世界，人与物间的相互关系构成了一个寓言最基本的价值取向。这是它与西方哲学文本的显著不同之处。《庄子》并不是以高度抽象化的哲学语汇进行论述的文本。正因为此，对它的阐释就有了相应的自由度。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现象学甚至后现代主义理论对之进行种种阐释就是这种自由度的施展。
当然，思想的沟通不依赖于文本形态统一与否，但不同的文本形态如寓言化的文本和哲学文本往往造成沟通上的障碍。这不仅因为一者为形象世界，一者为逻辑体系，更因为形象化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在这种沟通的障碍背后，却又往往可以找到可供沟通的共同命题。可以说，庄子的寓言世界是一个意义敞开的世界，它提供了可供阐释的多种可能性。正因为这种不确定性，西方的各种理论似乎都能在这里找到言说权力和言说空间。
再者，中西美学的现代阐释不仅涉及到西方哲学与“文学”(现代意义所谓的纯文学)的关系，还涉及西方哲学与中国传统“学术”的关系。就文学和哲学的关系而言，长期以来，哲学对文学的优势是以它的逻辑和理性为利刃的。虽然“凝缩为关键词和规范的叙述能使价值和许诺得到强化”，[15]但“批评一味信赖形式范畴致使我们像形而上学哲学家惯于对待整个经验那样来对待文学经验，即把它置于概念的控制之下，继而想像出某种上帝般的超然和权力”。[16]哲学对文学权力的剥夺是以哲学高于文学、它是一切知识的基本原理这样的预设为前提的。以哲学解读文学在一定程度上往往会造成文学意义的歪曲和流失。就哲学与学术的关系而言，近代意义上的哲学是西学东渐之后的产物，因此用近代哲学的概念和范畴阐释像《庄子》这样在传统上属于学术的思想，我们不得不思考的是西方哲学的概念和范畴与中国学术的概念和范畴能实现多大程度的沟通?中西方是否存在一对一的等值的命题和范畴?
在宽泛的意义上，我们可以将《庄子》视为文学文本。《庄子》丰富的想象力、形象化的语言和寓言的形式是符合“文学”的近代含义的。而按“文学”的古代含义，《庄子》则属于“学术”。因此对《庄子》的阐释面临两个分支，要么将其中的抽象性概念与现代西方哲学的范畴等同，要么用西方哲学的命题对《庄子》中的寓言故事进行解读。这两种倾向的危险性在于西方哲学命题和范畴能否应用于像《庄子》这样作为现代意义的“文学”和作为传统意义的“学术”的文本?
现代阐释是以现代汉语为思维工具的，而现代汉语词汇和古代汉语词汇同字异义的现象阻碍了这种阐释。汉语词汇意义的演变并非单一文化圈的产物，19世纪、20世纪以来传教士的翻译著作的影响，日语“汉语”借词的影响，都无形中加剧了古代汉语与印欧语系的交流，词汇在引进与翻译过程中往往剥落了原意或添加新意，这往往造成理解和交流上的障碍。文化领域中大量的日语来源的汉语外来词，其中有很多是日本借用古代汉语的词去意译印欧语系各种语言的词汇，因而其词义与古代汉语原有的词义不尽相同，甚或完全不同。因此，我们应该反思的是：词汇能否成为学术的生长点?“一个‘哲学问题’是不知不觉采用了那些被包含在用以陈述该问题的词汇中的假定的产物；在认真地看待问题之前，应当对那些假定进行质疑。”[17]罗蒂反思了哲学是否是世界的第一原理这样一个问题；另一方面，对于哲学词汇能否准确再现现实提出了疑问。就语言学层面而言，词汇所体现出来的意义并非是一对一的，它往往是在表达中确立其与文本的关系并产生其特定意义的。这种复杂性造成了交流中的障碍。
因此，完全排除文化背景和语言交流的影响，进行词汇的单纯类比，往往造成文化交流上的更大障碍。这也正是阐释的现代性带来的负面影响。在对《庄子》的阐释过程中，主体、客体这样的现代汉语词汇成为了最为锋利的解剖刀，我们是否可以预先进行如刘若愚所言“主体”相当于“心”、“客体”相当于“物”这样的设定，如果答案是否定的话，那么，“心”“物”一体即现象学所谓主客不分这样的观点将会受到质疑。我们不能盲目趋向于现象学而忽视对中国美学传统的认识，现象学与《庄子》产生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其可供沟通的思想也是极其有限的。
审美经验方面，现象学与中国美学传统有着显著的差异，杜夫海纳认为，相对于自然，“艺术充分发挥趣味并引起最纯粹的审美知觉”，[18]“存在于自然对象之中，就像存在于世界上；我们被拉向自然对象，然而又受自然对象的包围和牵连。因此，审美意向性不那样纯，它更指向自然，它针对的对象属于自然”。[19]显然，这与庄子对自然的亲近形成鲜明的对比，在庄子看来，天地自然是最为纯粹的审美对象。中国美学是自然优先而非艺术优先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古人审美经验中最基本的关系”[20]庄子对自然的重视，从根本上规定了中国古代的审美经验。而自然直接维系着“道”，所谓“道法自然”，“道”所具有的审美倾向性是指向自然的。
审美意识方面，现象学的悬搁、终止判断是一种更为抽象和理性的方式。现象学能实现多大程度的还原，是一个值得疑问的地方。正如赵汀阳在评价现象学时所言，“因为假装知识意识没有负担，所以显得‘纯粹’，同时也显得‘基本’。现象学恰恰应该把好像隐藏着的生存情况显现出来，而不是像胡塞尔那样以为知识意识是纯粹的并且基本的”。[21]庄子的“心斋”、“坐忘”更注重个人的生命体验，现象学对生存状态的遮蔽与庄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思想有可供沟通的共同话语，并不意味着它们处于同一对话平台。就上述以现象学对《庄子》的阐释而言，诸位学者都提到了现象学与中国艺术理论所具有的可供沟通之处，但它们却绝非仅仅相互佐证的关系。现象学和《庄子》产生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它们的思想也并非能够纯属巧合地完全相似。对于中西方读者而言，如果不从原典入手而忽视它们之间的差异，或许所见只能如盲人摸象般有所局限。因此在进行比较研究时，如果脱离具体文本的文化背景，仅仅罗列其相同或相异之处，其危险性是不言而喻的。我们在关注西方诗学与中国诗学的一些共同概念和范畴时，应该重视这些概念和范畴各自所具有的丰富意蕴，应该关注不同理论在思维倾向上的共通性及其互相启发之处：
从物我关系的角度看，现象学与道家美学有着可沟通之处。西方哲学史上自古希腊以来，对主客二分的强调一直是哲学上的一个中心问题。以二分法为基础问题，对思维与存在、人与自然对立性的强调成为了哲学思维的显著特点。现象学的出现无疑对这种二分法进行了强有力的冲击，梅洛-庞蒂曾将现象学看成是克服主观现象与客观现象划分的谨慎尝试。现象学集中注意观察现象显现的方式和揭示现象在我们意识中的构成，它将存在的信念悬搁在一边，在接受现象时的虚心的态度体现了它的周密性和对以科学概念对现象作简化的反抗。从这种意义上说，现象学是对主客二分的克服。庄子齐天人、齐物我、齐生死的思想同现象学有着可参照之处。但《庄子》更多的是出于对社会和人生的思考，其旨在“通天地之统，序万物之性，达死生之变，而明内圣外王之道，上知造物无物，下知有物之自造也”。[22]庄子为现象学提供了另一个参照，即把对待物我关系的态度与人生状态、终极关怀的思考直接联系起来。
其次，现象学对审美知觉的重视、对意向性的论述，直接启发了对于中国美学“审美经验”的重视。从意识主体与现象客体之间的关系入手，即从观物方式入手，考察中国美学问题，这是现象学给予我们的最大启发之处。对审美关系的关注，克服了研究中二元对立的思维习惯，从而避免了仅仅以唯心主义或唯物主义的标签给中国美学的一些问题定性。如叶嘉莹先生注意到“西方现象学之注意意识主体与现象客体之间的关系，与中国诗论之注重物我交感之关系，其所以有相似之处，也就正因为人类意识与宇宙现象接触时，其所引起的反应活动，原是一种人类之共相的缘故。”[23]叶维廉对于现象学与中国艺术理论的沟通所进行的探索，就是以观物方式为契入点的；他对中西观物方式之差异的思考直接深入到中西美感经验生成的基础之上，从而对中西美学的个性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现象学对于中国学界更深层意义上的启发之处，在于它为我们重新审视中西美学的沟通提供了一种反省性的思想。现象学大师胡塞尔所谓“面向事实本身”，意味着不偏执于概念上的探索，不为种种先见干扰。在我们的研究中，对现象学与中国文艺理论的沟通保持一种清醒的态度，不盲从、不轻断，才是现实和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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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同上，第44页。
[20]张节末：《中国美学史研究法发微》，《浙江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
［Abstract］Thisarticalintroducesthebasicalcontentaboutthemodeofself-care.Itisframedonthemodeofself-caretomakeresearchesintotheabilityofself-protectionoftheagedandtheself-careofchronicdiseases，rehabilitation，relievingthediscomfort，reducingcomplication，alsointohealtheducationaboutself-carethroughtheclinicalpractice.Itprovidesaguidanceforpracticalnursing.
［Keywords］self-care；clinicalnursing
由于科技的进步、社会的发展，人们对健康的追求越来越强烈。同时人口老龄化、老年人和慢性患者增加、家庭结构小型化及我国医疗资源人均占有量相对不足等，使人们更加注重增加自我保健知识和提高自理能力，保持身心健康，提高生活质量。因此，随着整体护理的开展，自我护理模式在国内外得到广泛重视并在实践中被大量应用，推动了护理服务质量的提高，丰富了整体护理的内涵。现将其在临床护理中的应用研究综述如下。
1模式
简介自我护理是人类的个体为保证生存，维持和增进健康与安宁而创造和采取的行为，为健康状态下的自我护理和疾病状态下的自我护理［1］。1959年奥瑞姆在《职业护理教育课程设置指南》一书中，指出当人因健康问题无法自我照顾时，就需要他人的帮助，护理是为人提供自我照顾帮助的职业。由此，该观点就成为奥瑞姆自护理论的雏形。1962年奥瑞姆在护理教育杂志上发表了《护理的希望》一文，阐明了自护概念。1971年出版《护理：实践的概念》第一版专著，阐明个体的自护、自护需要与自护能力；在1980年第二版中，主要阐明家庭、社区和群体的自护、自护需要与自护能力；1985年第三版将自护模式进一步发展为自护理论、自护不足理论和护理系统理论［2］。后又经两次再版，并被广泛应用于临床护理、护理管理、护理教育和护理科研等领域，得到了不断的完善和进一步发展。
2自护
模式的基本内容该模式认为人都具有不断得到他人照顾和照顾他人的需要，以维持人的生存和人际交往，保持人与环境的互动平衡和整体功能，同时人的行为能力在自我照顾、照顾他人和满足需要中得到锻炼和提高［3］。其内容主要包括自护理论、自护不足理论和护理系统理论。
2.1自护理论每个人都有自护需要，且因不同的健康状况和生长发育阶段而不同。自护需要包括一般的自护需要、成长发展的自护需要和健康不佳时的自护需要。
2.2自护不足理论自护不足是指人在满足其自护需要方面，在质或量上出现不足，当自护需要小于或等于自护体的自护能力时，人就能进行自护活动；当自护体的自护能力小于自护需要时，就会出现自护不足［3］。它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个体的自护能力无法满足自己的自护需要；另一种是照顾者的自护能力无法满足被照顾者的自护需要。自护不足理论是奥瑞姆自护模式的核心，明确指出了护理的工作范围。
2.3护理系统理论护理系统是在人出现自护不足时护理活动的体现，是依据患者的自护需要和自护体的自护能力制定的。奥瑞姆自护模式将护理系统分为完全补偿系统、部分补偿系统和支持-教育系统。
3临床
实践与研究奥瑞姆的自护模式已被广泛地应用于护理科研，研究者根据此模式设计研究工具，如:Denyes的自护能力测量工具和自护实践测量工具、Maieutic的自护能力维度量表等。同时，以奥瑞姆的自护模式为理论框架对各类慢性病、康复期、手术后患者和老年人的自护能力、自护行为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
3.1老年自护研究有研究表明［4］，绝大多数老年人（非卧床者）表示不需要护士提供更多的生活护理，充分反映了老年人自我护理的需要。通过自我护理，老年人以平等的地位主动参与到自己的医疗活动和决策中，不仅可满足其自尊、自信的需要，体现其自我价值，同时通过自护指导和自护行为，还得到了健康的生活方式，促进了自身健康。MaryHobbsleenerts等［5］综合分析了美国、瑞典、芬兰等国的自护研究，并在对近20年有关社区老年人自护的理论与实践经验进行总结的基础上，提出了与老年人的健康促进和完全安适状态有关的五个方面，即内部和外部环境、自护意愿、教育、自护行为和结果，这五个方面有机联系、相互作用，形成了老年人健康促进自护模型。莫洁玲［6］对79例老年呼吸系统疾病患者实施自护，发现这些老年患者能积极配合治疗和护理工作，也能自我维护和促进自理能力，他们渴望更多地了解自己的病情，及时与医护人员沟通，患者的烟酒戒除率达100%，无压疮、咯血、窒息等并发症的发生，入院时原有的肺部感染也得到有效控制，提高了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促进了老年患者的身心健康。还有学者报道，在老年脑血管病、糖尿病和股骨颈骨折患者护理中应用自护模式，可增强老年患者的自我管理和自护能力，提高生活质量。
3.2慢性病自护研究宋葆云［7］研究结果表明，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在心力衰竭稳定期适度地参与自我护理活动，对患者心功能的改善和增加运动耐量，提高患者生活质量有重要的意义。王小花等［8］发现运用自护理论能增进新发糖尿病患者的自我管理，提高其治疗依从性，减轻了糖尿病患者的焦虑、抑郁症状。Lorig等对关节炎患者进行自护研究，显示这些患者就诊次数减少残疾发生率也减低，而且增加了运动及放松实践和相关知识。罗艳华［9］以Orem自护理论为指导，探讨糖尿病患者经健康教育后能否准确计算其进食饮食，结果发现患者认知行为较指导前显著提高，血糖显著下降，而不同文化程度、年龄患者对饮食指导理解能力差异有统计学意义。Stover［10］报道了腰背痛自我护理指南，包括药物治疗、锻炼、体力活动、处理技术和预防发作等。Benjamin［11］研究显示家庭成员、邻居、朋友和社区组织的支持对糖尿患者坚持自护行为起着重要作用，因此认为在制定糖尿病患者的自护计划时，应加强社会支持系统的作用。
3.3康复自护研究毛秋云等［12］将自护理论应用于脑出血术后恢复期患者，术后3个月自理能力较术后1个月显著提高，并明显高于综合文献报道的脑出血术后功能恢复情况，降低致残率，提高生存质量。王青等［13］将208例脑卒中康复期患者随机分成观察组与对照组，两组均给予整体护理和PT治疗，观察组同时运用自护模式，结果表明观察组护理并发症、护理意外及院内感染发生率较对照组均明显下降，而BarthelADL指数较对照组明显提高。朱建芳［14］应用Orem的自理理论指导脑卒中吞咽障碍的护理，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丁玉萍［15］运用Orem自护理论指导150例重度烧伤患者的康复护理，发现自护组干预后焦虑、抑郁状态有显著改善，再次整复率及致残率比对照组明显降低。
3.4减轻疾病不适、减少并发症研究贺葵等［16］研究102例肾移植术后患者，表明自护组患者的自理能力明显高于对照组，术后感染发生率低于对照组，且出院时的焦虑抑郁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李松梅［17］在Orem的自护理论指导胃肠引流患者自我口腔护理的可行性研究中发现，自护组患者口腔舒适度明显优于对照组，心理状态表现为放松，对康复充满信心，医疗费用及护理工作时间也明显低于对照组。吴清香等［18］对368例腹部手术患者进行对比研究，发现自护组术后下床活动时间、术后排气时间、平均住院日及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故认为在腹部手术患者护理中应用自护模式可降低术后并发症，促进术后身体康复及缩短平均住院日。与某些学者把自护模式运用于子宫切除、异位妊娠和胃癌根治术患者护理中的研究结论一致。姚爱勤［19］对全喉手术患者护理进行研究，发现应用自护理论可促进术后身体康复及提高患者自护能力，缩短平均住院日。刘群英［20］提出，通过运用自护理论，转变了护士的工作思维模式，在预防牵引患者并发症的护理中充分调动了患者的主观能动性，使患者与护士共同处于护理主动地位，确保了各项措施全面有效地施行，有效地减少了牵引患者并发症的发生。
3.5自我护理的健康教育研究健康教育是自我护理的一项重要内容，通过教育使患者掌握疾病知识，为自我防御、自我控制、自我康复提供必要手段。李俊锡［21］将Orem的自护理论与健康教育相结合，灵活有效地运用到产科护理工作中，一方面使孕产妇从护士那里获得了大量的医护知识；另一方面调动了孕产妇参与治疗和护理的积极性，提高了她们的自护能力，同时还有助于护士把精力投入到护理研究或更有价值的护理工作中。徐惠华［22］根据脑卒中患者不同病情及阶段，应用奥瑞姆自护理论不同护理系统、不同健康知识需求，制订健康教育计划措施，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王荷［23］在肝硬化患者出院指导中应用自护理论，帮助患者找出自己的不良习惯和生活方式，并通过正确的知识宣教和指导，使患者认识到不良习惯、不适宜的生活方式对身体健康的危害性，为患者的自我护理提供支持和援助，提高患者的自护能力。Murata［24］对影响2型非新发糖尿病患者掌握糖尿病知识影响因素的调查研究中发现，病情稳定、胰岛素治疗的非新发糖尿病患者最缺乏糖尿病知识，从而也影响到其自护的行为和能力，同时患者的年龄、性别、文化程度、治疗时间、认知功能和抑郁程度均影响对疾病知识的掌握。李文化等［25］以Orem自护理论为指导，探讨慢性肾病患者经卫生宣教后能否自己记录出入量及不同性别、不同文化程度患者记录的差异性，结果显示不同性别患者记录无差异性而不同文化程度患者记录有差异性，同时患者的自理能力及病情的自我观察能力得到了培养与提高。
4展望
此模式经过四十多年的实践，在分化组合中日益完善，并已被其他学科引用，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尤其在老年医学和慢性患者保健中，自我护理显示出无法估计的潜力和实用性。它不仅有利于帮助患者调整其生活行为向健康转变和疾病状态下的自我管理、提高生活质量，而且有利于扩大护士在治疗、预防和保健中的作用及提高护士的地位，同时对护理学科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现已成为护理教学、护理实践和护理科研的主要模式之一，对当前及未来的护理实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正如WHO［26］指出:下个世纪，个体、家庭和社会在决定和满足其他健康需要方面，自我护理的应用将成为一个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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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近似计算在静态分析中的应用
在电子技术中应运中，近似计算贯穿其始终。然而，没有近似计算是不可想象的。而精确计算在电子技术中往往行不通，也没有其必要。尽管近似计算会引入一定的误差，但这个误差控制得好，不会对分析其它电路产生大的影响。所以关键在于我们如何掌握，特别是如何应用近似计算。
在工作点稳定电路中的应用要进行静态分析，就必须求出三极管的基电压，必须忽略三极管静态基极电流。这样，我们得到三极管的基射电子的相关过程及结论。
二、纳米电子技术急需解决的若干关键问题
由于纳米器件的特征尺寸处于纳米量级，因此，其机理和现有的电子元件截然不同，理论方面有许多量子现象和相关问题需要解决，如电子在势阱中的隧穿过程、非弹性散射效应机理等。尽管如此，纳米电子学中急需解决的关键问题主要还在于纳米电子器件与纳米电子电路相关的纳米电子技术方面，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纳米Si基量子异质结加工
要继续把现有的硅基电子器件缩小到纳米尺度，最直截了当的方法是采用外延、光刻等技术制造新一代的类似层状蛋糕的纳米半导体结构。其中，不同层通常是由不同势能的半导体材料制成的，构建成纳米尺度的量子势阱，这种结构称作“半导体异质结”。
（2）分子晶体管和导线组装纳米器件即使知道如何制造分子晶体管和分子导线，但把这些元件组装成一个可以运转的逻辑结构仍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难题。一种可能的途径是利用扫描隧道显微镜把分子元件排列在一个平面上；另一种组装较大电子器件的可能途径是通过阵列的自组装。尽管，PurdueUniversity等研究机构在这个方向上取得了可喜的进展，但该技术何时能够走出实验室进入实用，仍无法断言。
（3）超高密度量子效应存储器
超高密度存储量子效应的电子“芯片”是未来纳米计算机的主要部件，它可以为具备快速存取能力但没有可动机械部件的计算机信息系统提供海量存储手段。但是，有了制造纳米电子逻辑器件的能力后，如何用这种器件组装成超高密度存储的量子效应存储器阵列或芯片同样给纳米电子学研究者提出了新的挑战。
（4）纳米计算机的“互连问题”
一台由数万亿的纳米电子元件以前所未有的密集度组装成纳米计算机注定需要巧妙的结构及合理整体布局，而整体结构问题中首当其冲需要解决的就是所谓的“互连问题”。换句话说，就是计算结构中信息的输入、输出问题。纳米计算机要把海量信息存储在一个很小的空间内，并极快地使用和产生信息，需要有特殊的结构来控制和协调计算机的诸多元件，而纳米计算元件之间、计算元件与外部环境之间需要有大量的连接。就现有传统计算机设计的微型化而言，由于电线之间要相互隔开以避免过热或“串线”，这样就有一些几何学上的考虑和限制，连接的数量不可能无限制地增加。因此，纳米计算机导线间的量子隧穿效应和导线与纳米电子器件之间的“连接”问题急需解决。
（5）纳米/分子电子器件制备、操纵、设计、性能分析模拟环境
当前，分子力学、量子力学、多尺度计算、计算机并行技术、计算机图形学已取得快速发展，利用这些技术建立一个能够完成纳米电子器件制备、操纵、设计与性能分析的模拟虚拟环境，并使纳米技术研究人员获得虚拟的体验已成为可能。但由于现有计算机的速度、分子力学与量子力学算法的效率等问题，目前建立这种迅速、敏感、精细的量子模拟虚拟环境还存在巨大困难。
三、交互式电子技术手册
交互式电子技术手册经历了5个发展阶段，根据美国国防部的定义：加注索引的扫描页图、滚动文档式电子技术手册、线性结构电子技术手册、基于数据库的电子技术手册和集成电子技术手册。目前真正意义上的集成了人工智能、故障诊断的第5类集成电子技术手册并不存在，大多数电子技术手册基本上位于第4类及其以下的水平。需要声明的是，各类电子技术手册虽然代表不同的发展阶段，但是各有优点，较低级别的电子技术手册目前仍然有着各自的应用价值。由于类以上的电子技术手册在信息的组织、管理、传递、获取方面具有明显的优点。
简单的说，电子技术手册就是技术手册的数字化。为了获取信息的方便，数字化后的数据需要一个良好的组织管理和提供给用户的形式，电子技术手册的发展就是围绕这一过程来进行的。
四、电子技术在时间与频率标准中的应用
时间和频率是描述同一周期现象的两个参数，可由时间标准导出频率标准，两者可共用的一个基准。
1952年国际天文协会定义的时间标准是基于地球自转周期和公转周期而建立的，分别称为世界时（UT）和历书时（ET）。这种基于天文方面的宏观计时标准，设备庞大，操作麻烦，精度仅达10-9。随着电子技术与微波光谱学的发展，产生了量子电子学、激光等新技术，由此出现了一种新颖的频率标准——量子频率标准。这种频率标准是利用原子能级跃迁时所辐射的电磁波频率作为频率标准。目前世界各国相继作成各种量子频率标准，如（133Cs）频标、铷原子频标、氢原子作成的氢脉泽频标、甲烷饱和以及吸收氦氖激光频标等等。这样做后，将过去基于宏观的天体运动的计时标准，改变成微观的原子本身结构运动的时间基准。这一方面使设备大为简化，体积、重量大减小；另一方面使频率标准的稳定度大为提高（可达10-12—10-14量级，即30万年——300万年差1秒）。1967年第13届国际计量大会正式通过决议，规定：“一秒等于133Cs原子基态两超精细能级跃迁的9192631770个周期所持续的时间”。该时间基准，发展了高精度的测频技术，大大有助于宇宙航行和空间探索，加速了现代微波技术和雷达、激光技术等的发展。而激光技术和电子技术的发展又为长度计量提供了新的测试手段。
总之，在探讨了近似计算在静态分析中的应用问题、纳米电子技术急需解决的若干关键问题和交互式电子技术应用手册后，广大科技工作者对电子技术在时间与频率标准中的应用知识的初步了解和认识。在当代高科技产业日渐繁荣，尖端信息普遍进入我们生活之中的同时，国家经济建设和和谐社会的构建离不开我们科技工作者对新理论的学习和新技术的应用，因此说，本文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广泛的实际应用价值是不足为虚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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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艳梅《电子技术在现代汽车上的发展与应用》[J]，《中国科技信息》，2006（01）。
（一）基于价值派（piemodel）模型的企业价值观
按照这一模型，企业价值是负债市场价值与股权资本市场价值之和。
即FV=B+S
式中：FV表示企业价值；B表示公司债市场价值；S表示股票市场价值。由于公司债价格虽然会受到利率波动的影响，但其市场价值总是有一个中心支撑线，即公司债的票面值。而股票价格及其波动却反映的是一种长期趋势。所以，在此情况下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与股东价值最大化目标达到了协调和统一。
基于价值派模型的企业价值观将人们的视线由企业自身引到了证券市场上，将证券市场的价格机制引入了企业价值的生成过程，突出了债务资本投资者与股权资本投资者在整个企业价值生成过程中的不同作用。在经济金融化日益深化的现代社会中，基于价值派模型的企业价值观对于投资者而言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但是，这种企业价值观没有告诉投资者企业价值的真正的源泉究竟在哪里。因此，按照这种企业价值观进行价值管理，投资者在关注证券市场的同时，也必须密切关注着企业自身的各种变化。
（二）基于折现现金流量模型的企业价值观
按照这一模型，企业价值是未来时期内期望现金流量按照加权平均资本成本进行折现之和。该模型建立在持续经营和资产可以被循环用于创造未来收益和现金流量的基础上。
折现现金流量模型能够更好地体现企业价值的性质，即企业价值从本质上讲反映的是企业投资者对企业现金流量索偿权的大小。它的理论依据是：企业之所以存在是由于它对其投资者有价值，而这种价值正好体现在企业能够向其投资者提供足够多的现金流量。基于折现现金流量模型的企业价值观认为企业价值取决于：（1）未来期间企业经营活动所创造现金流量的多少以及（2）这些现金流量的风险程度的大小。
基于折现现金流量模型的企业价值观认为决定企业价值的是企业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所获得的现金流量的多少。仅仅追求某一时期内的现金流量最大化对企业价值的增加并无益处。这种企业价值观有助于消除短期行为，增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这种价值观奉行“现金为王”原则，强调公司价值的概念不是基于已经获得的市场份额和利润数据，而是基于与适度风险相匹配的已经获得和可能获得的自由现金流量(FCF)。公司价值本质上是投资者对公司自由现金流量追索权的大小，公司价值也当然取决于公司在当期以至未来创造自由现金流量的能力。
（三）基于经济增加值（EVA）和市场增加值（MVA）的企业价值观
基于经济增加值和市场增加值的企业价值观认为企业价值是企业税后的经营利润与投入资本成本的差额。计算公式为：
EVA=经营利润-全部资本成本
MVA=股权资本市场价值-股权资本投入额
而市场增加值是企业在未来时期创造的经济增加值的现值。在强式有效的证券市场上，市场价值和市场价格是一致的，EVA应该与MVA有很强的相关性。这种价值观认为以价值为基础的管理就是通过创造出超过资本成本的收益来最大化股东的价值。它关注于真正的价值即经济利润而不是账面利润。只有当公司收入在弥补了投资人的全部成本之后仍有剩余，公司才创造了真正的价值。
美国管理之父PeterDrucker认为，作为一种度量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指标，EVA反映了价值管理的所有方面。因此，EVA并不仅仅是一种新的衡量经营业绩的财务指标，而是一种包含战略规划、预算控制、业绩评价、管理报酬、内部沟通、外部沟通等因素在内的一种价值管理体系。
（四）基于托宾q值的企业价值观
托宾q值理论由经济学家詹姆斯.托宾1969年在《货币理论的一般均衡方法》一文中提出，并将托宾q值定义为公司的市场价值与公司的资本重置成本之比。
托宾q值完全从市场的角度来界定企业价值，其表达的意义在于当托宾q值大于某一标准时，就表示投资者对该企业的管理前景看好，并愿意用超过该企业资产价值的价格来购买其股票；反之，当托宾q值小于某一标准时，就表示投资者不看好该企业的管理前景，并只有当该企业资产价值的价格低于其价值时才愿意购买其股票。可见，托宾q值具有区分资本的边际效率和资本的金融成本的能力，广泛被用于关于企业价值和企业价值管理的研究当中。
基于托宾q值的企业价值观认为企业价值由资产重置更新成本和增长的期权价值两部分构成。如果公司的市场价值超过其重置成本，则超出的价值也可认为是增长的期权价值。即除了企业的物质资本外，当其具有像垄断力量、声誉、专利权和优秀管理者这类无形资产时，托宾q值就会很高，说明企业价值非常高。
2、价值管理定义的演进
基于上述不同的企业价值观的形成和完善，不同的企业价值观由于其不同的对企业价值的理解和评价企业价值的方法，而形成了对企业价值内容的不同界定，从而形成了多种多样的关于价值管理的定义和内容。
1994年，当大多数企业管理人员正在按照传统的绩效标准为创造股东价值的企业战略浴血奋战时，JamesM.McTaggart发表了价值管理理论的分水岭之作《价值命令》，提出了价值管理（ManagingforValue）的观念，构建了股东价值管理的一个全新架构。
特别是AlfredRappaport（1986）提出的贴现现金流模型使价值最大化不仅成为一种管理理念，也变成一种可操作的管理技术，从此基于价值的企业管理（VBM）成为战略决策、公司治理、过程控制、业绩评价和并购扩张中共同的声音（汤谷良，2003）。
汤姆.科普兰等早在其合著的《价值评估：企业价值的衡量和管理》一书中，已经提出了价值管理的唯一目标是股东价值最大化，即股东价值的管理是高层管理者的核心职责，概述了价值创造的基本原理，并在此基础上积极寻求最大化股东价值的方法。
价值管理，又称为基于价值的企业管理（Value-BasedManagement,VBM）是指以价值评估为基础，以价值增长为目的的一种综合管理模式（汤姆.科普兰等，2003）。它是根源于企业追逐价值最大化的内生要求而建立的以价值评估为基础，以规划价值目标和管理决策为手段、整合各种价值驱动因素和管理技术，梳理管理和业务过程的新型管理框架（汤谷良，2003）。
价值管理（VBM）本质上是一种管理模式、一整套指导原则，是一种以促进组织形成注重内外部业绩和价值创造激励的战略性业绩计量行动（Mark,2002）。
企业价值管理是一个管理结构，通过评价和管理企业活动去为股东创造长期的价值。并通过股票价格的增加、股利的增长来给予奖励（Marsh,1999）。
汪平在《基于价值的企业管理》(2005)一文中对从不同角度进行的价值管理的众多不同定义进行了归纳和总结，认为关于对价值管理的定义，大概可分为以下三类：
（1）据以价值为基础的管理的结果的定义：以价值为基础的管理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管理方法，其推动哲学是通过产生超过资本成本的收益来最大化股东的价值（Simms,2001）。以价值为基础的管理是一个管理框架。该框架可用于计量业绩，更重要的是用于控制公司业务，从而为股东创造出较高的长期价值并满足资本市场和产品市场的要求（Ronte,1999）。以价值为基础的管理是一种新的管理方法，它关注于真正的价值而不是账面利润。只有当公司收入在弥补了投资人的全部成本之后仍有剩余，公司才创造了真正的价值（ChristopherandRyals,1999）。
（2）按照以价值为基础的管理的过程来定义：以价值为基础的管理是一种全面的管理手段，它包含了重新定义的目标、重新设计的结构和体系、更新了的战略和经营程序以及修补了的人力资源实践。以价值为基础的管理不是一个速成的方案，而是一条需要坚持和投入的道路。（Boulos,HaspeslaghandNoda,2001）。
（3）结合以价值为基础的管理的过程和成果来定义：以价值为基础的管理是一种管理方法，其主要目的是最大化股东的财富。公司的目标、体制、战略、分析技术、业绩计量和文化都紧紧的围绕着股东财富最大化这一目标而展开（Amold,1998）。以价值为基础的管理是一种以股东价值创造为公司哲学的核心的管理方法。最大化股东财富引导着公司的战略、结构和程序，并决定管理者的报酬方式和业绩的监控方法（KPMGConsulting,1999）。
并在综合的基础上，将价值管理定义为以企业价值最大化观念为先导，以折现现金流量模型（DCFM）为基本技术支持的，汇合企业内部各层次、各环节、各种雇员共同参与的一个管理系统。该管理系统融预期、计量、控制、激励甚至文化等诸要素于一体，是经济金融化环境下企业管理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得出价值管理（VBM）是以股东价值最大化为理财目标的结论。即VBM的目标就是创造价值，实现股东价值的增长。它要求在企业经营管理和财务管理中，遵循价值的理念，依据价值增长规则和规律，来探索价值创造的运行模式和管理技术；从而建立起连接企业战略，并应用于所有对企业价值有影响的各个因素和整个经营过程中的决策和控制体系；它要求公司一切决策和行为以是否能够为股东创造价值为评价基准，并且在实现价值管理的过程中广泛运用了经济增加值（EVA）、市场增加值（MVA）、折现现金流量（DCF）、托宾q值、价值派（piemodel）模型等一系列价值评估和价值管理的技术和方法，以帮助其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
3、价值管理的特征分析
如前所述，由于企业价值内在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人们可以通过不同的方面来观察或控制股东价值及其最大化的形成过程。到目前为止，在价值管理体系中，形成了经济增加值（EVA）、市场增加值（MVA）、折现现金流量（DCF）、托宾q值、价值派（piemodel）等价值管理模式，尽管在价值管理理论和实践中出现了不同的管理模式和评价指标，但是关于价值管理仍然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
（一）以资本市场为依托
价值管理活动的展开几乎都以资本市场为背景，价值管理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更是离不开发达、完善的资本市场。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公司控制权市场的出现，发端于公司控制权市场上的恶意收购活动，更是直接导致了价值管理理论和实践的产生和发展。公司杠杆收购（LBO）的发生对公司的CEO，甚至大公司的CEO提了个醒，他们要么通过改善公司业绩来提高公司的股价，要么面对敌意收购的威胁。总之，20世纪80年代公司控制权市场的活跃使人们开始史无前例地对公司管理者进行规范（约翰·D·马丁等，2000）。另外，在完善的资本市场，投资者高度分散，为了有效地聚拢投资者的人气和资金，企业管理当局也将不得不进行价值管理。而且，价值管理的结果能够得以实现的基本条件也在于股票市场效率很高的状态下，股票价格能够基本反映公司管理当局的管理绩效。
可见，在经济金融化日益深化的现代社会中，将证券市场的价格机制引入企业价值的生成和管理过程中，是企业管理者的不得已而为之的必然选择，因而可以毫无疑问地讲，以资本市场为依托成为价值管理的基本特征。
（二）以股东价值最大化为根本目标
价值管理作为一种新型的企业管理模式，它认为企业追求的终极目标就是为股东创造价值，实现股东价值的最大化，以股东价值最大化为根本目标是价值管理行为最基本的特征。
众所周知，股东价值通常包含某一期间股东所实际获得的股利加上由于股票价格波动而形成的资本利得两部分。而“股东价值最大化”的涵义，并不是股利和股票价格波动而形成的资本利得之和越多越好，或者讲“股东价值最大化”并不是指股利越多越好，股票价格越高越好。相反，股东价值最大化这一理财目标是通过满足股东的最低报酬率要求来实现的，即：如果股利和资本利得之和能够满足股东的最低要求报酬率，我们就可以认为企业的价值管理实现了股东价值最大化的目标。其中，股东的最低要求报酬率就是该企业的资本成本，是该企业进行投资的最低盈利水平。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企业管理人员必须找到能够带来超过要求报酬率的投资项目，使得项目的报酬率能够大于或者等于股东的要求报酬率，只有这样，项目的净现值才能大于或等于零。才能够为股东创造价值。
股东价值最大化作为价值管理的管理目标虽然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但是，关于作为衡量价值目标实现程度的评价指标却出现了许多不同的选择，到目前为止，一些著名的咨询机构及学者都基于自己对价值及其相关性的理解，创造了自己认为最具价值相关性的核心财务指标，或者其他的可用于价值管理定量分析的工具，例如经济增加值（EVA）、市场增加值（MVA）、折现现金流量（DCF）、托宾q值、价值派（piemodel）等，这些价值管理指标不仅弥补了传统财务指标的短期化倾向，而且为企业融资与再融资创造了良好的筹资环境，有助于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三）重视现金流量和资本成本
以股东价值最大化为最终目标的价值管理作为一种管理模式，首先必须关注企业未来时期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的创造，其次必须重视对现金流量的风险进行控制，通过对未来各期的预计现金流量、企业加权平均资本成本这两个决定企业价值的基本因素进行预测和控制，从而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的目标。因此，重视现金流量，重视资本成本成为价值管理的重要特征。
按照詹森(Jensen)教授在研究冲突的时候对自由现金流量的定义，所谓自由现金流量是指企业在满足了净现值为正的投资项目资金需求之后剩余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自由现金流量的所谓“自由”即体现为管理当局可以在不影响企业持续增长的前提下，将这部分现金流量自由地分派给企业的所有投资者，既可以以利息的形式支付给债权人，以满足债权人的报酬率要求；也可以以股利的形式支付给股东，保证股东价值最大化的实现。在债权人报酬率既定的情况下，自由现金流量越多，股东所得到的现金流量越多，要求报酬实现的可能性也就越大。从求偿权的次序上看，首先是债权人对企业的自由现金流量提出求偿，借以实现收益。然后，才是股东提出求偿。如果债权人的报酬率要求得不到满足，则股东就不能获得现金流量。可见，在价值管理过程中，为了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目标，理财人员必须高度关注企业经营活动创造现金流量的情况，并以科学的技术和手段确保现金流量目标的达成。此时，科学的现金流量预算的编制和控制便是一个重要的工具。许多国外企业都编有现金流量预算，对未来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进行预测和估计，从而实现对价值管理过程的控制。
所谓资本成本是指企业获利水平的最低限，它取决于企业投资活动风险程度的大小，取决于投资者对投资报酬率的要求。从企业的角度讲，资本成本是进行投资决策时必须严格遵守的报酬率水平的最低限，达不到这一下限的投资项目按此资本成本折现后的净现值为负，不仅不会增加价值，反而会减损价值；从投资者的角度讲，资本成本则是他们的要求报酬率水平，是投资者根据投资项目的风险水平和证券市场上的报酬率水平估计、确定的报酬率水平。因此，资本成本又常被称为：要求报酬率（requiredreturn）和折现率(appropriatediscountrate)。可见，资本成本取决于企业投资项目的风险程度。如果企业不能通过实物投资提供这一要求的报酬率水平，投资者就只能放弃在该企业的投资而转投他处。
从技术上讲，折现率的选择必须考虑到现金流量的性质。我们知道自由现金流量包括可以自由地分派给企业的所有投资者的全部现金流量，所以，折现率即资本成本的确定也必须包容所有的融资来源，即股权融资来源和负债融资来源。这样的资本成本即是所谓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是企业经营收益的最低水准，是企业选择投资项目的重要标准，惟有超越资本成本的收益才是创造价值的，这里隐含了机会成本下的经济收益观念。
（四）重视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
所谓“可持续发展”是指：“在不牺牲子孙后代需要的情况下，满足我们这代人的需要“（1987年4月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的《我们共同的未来》中的定义）。重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是价值管理的又一重要特征。与之相对的利润管理之所以逐渐被现代企业所摒弃，关键原因在于利润管理中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破坏了企业赖于持续发展的内部机制，造成企业的短期行为，从而造成利润管理企业的普遍“短命”结果。
由于在对企业价值进行的估算中，始终包含一个假设，即估价是在企业持续经营状态下进行的。决定企业价值的基本因素除未来各期的预计现金流量、企业加权平均资本成本以外，必然还包括企业存续期这一重要因素。即能否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不取决于企业在以往时期里所获得的收益，而是取决于企业在未来时期里可能获得的现金流量的多少、企业投资活动风险程度的大小，以及未来存续期的长短。企业的持续存在，既是对投资者利益的最好保障，又是整个社会保持稳定和繁荣的重要基础。因此，企业价值管理必须重视可持续发展或者说长期性这一特征。
可持续发展的含义还包括另外一个方面，即未来性。成功的企业价值管理应当懂得重视未来，并且科学地规划未来，树立可持续、长远发展的观念。关于价值管理的行为，长期的战略性投资决策意义远远大于日常的经营性决策，在投资活动中所产生的现金流出的直接目的即是在未来时期里取得足够多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根据长期的战略性决策确定企业发展的基本方向，然后将战略性决策具体化地分解为中期或短期的经营预算。
综上所述，追求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是企业价值管理的重要特征，这一特征包含着长期性和未来性两个方面的含义。可持续发展的价值管理意味着企业在未来可预见的时期内，有望获得足以补偿各项成本的、稳定增长的现金流量，从而使股东实现价值最大化。没有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股东价值最大化便无从谈起。
五、价值管理的发展趋势
目前关于价值管理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理念、战略层面，集中于企业内部管理，对于在资本市场中价值管理信息的披露仅仅是零散的、不系统的片段，由于价值管理信息披露方面的严重缺陷，使得有效资本市场远远不能实现，使得价值管理仅仅成为企业的CFO们限于关键事件、关键时点的战略决策与业绩评价，这样就大大局限了实施价值管理的效率和效果。因此，如何才能够充分发挥价值管理的作用，将价值管理绩效的信息完整、系统地反映于资本市场，将成为未来价值管理理论研究的重要目标之一。而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技术支撑是建立一个能够充分反映和披露价值信息的信息系统——基于价值的信息系统。
（一）现有价值管理的信息系统支持的不足
在价值管理的过程中，为其提供信息与验证作用的信息系统是价值管理成功的关键技术支持。现有的会计信息系统的证实作用在盈余意外中得到了体现。即如果管理层没有达到或者超过分析师的预测，股票价格会产生波动，实际盈余与预测盈余很小的差异将导致股票价格剧烈的波动。因而价值管理信息系统中的信息质量至关重要。
目前对企业经营活动的业绩进行披露的信息系统是基于交易的信息系统，上市公司主要通过以利润表为核心的报表体系对外披露企业经营业绩的信息。基于交易的信息系统是指基于过去交易和过去的市场价格的信息系统，其注重利润指标，确定利润必须是在谨慎原则的基础上已经确定实现的价值。葛家澍和徐跃（2006）在《会计计量属性的探讨中》曾经指出会计不是不也不是不能反映企业的新价值，否则，企业利润从何而来，但确定利润有一个条件——会计的成规，那就是企业生产的商品已被易手，由他人买去。可见，基于交易的信息系统所能表现的价值是原封不动的各种历史成本的积累，而未曾反映新价值的创造和增加，具有不确定性的未来预期，其不能予以信任。生产经营过程能够创造价值是肯定的，但必须等到产品被社会承认，通过市场交换取得销售收入时才能实现，即交换是关键。
可见，这种基于交易的信息系统具有一个严重的局限性就是不能真实、及时地反映企业的价值以及价值管理的信息。例如：股票市值与账面价值存在很大差异；企业并购中，资产收购的价格与资产的账面价值相差极大。因而其信息质量或者有用性都大打折扣。
二）建立基于价值的信息系统
基于价值的信息系统是采用由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估计的公允价值作为企业资源的价值进行披露，能够全面反映企业的实际价值和发展潜力，是价值管理的有效技术支撑。
价值管理活动几乎都以资本市场为背景展开，而现代资本市场是建立在信息披露的基础之上的，具有可靠性和相关性的信息系统支持是资本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必要条件。基于价值的信息系统能够满足作为建立有效资本市场技术支撑的要求，具有能够真实反映企业价值的根本特征。按照微观经济学的观点，所谓价值，是指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随着资本预算中折现技术的运用，财务学家们也接受了关于价值的这一定义。具体言之，企业价值就是企业预期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也是市场预期的结果。而一般来讲，市场预期依赖两种信息，一是能够验证市场预期的历史信息，二是直接或间接形成预期的未来信息。历史信息通过验证市场预期来修正市场价格。在有效市场条件下，市场的定价是准确的，然而，这种准确性是通过预期—修正—再预期—再修正的过程实现的。
基于价值的信息系统必将能够提供上述要求的两种信息。一方面，基于价值的信息系统更加具有预测价值，即它的信息对于提高信息使用者预测未来的能力会有很大的帮助。虽然未来往往是不确定的，但是人们总是试图去影响未来，使之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去发展。这就要求反映未来的信息系统必须具有符合未来变化趋势的可预测的特征。另一方面，基于价值的信息系统的验证作用更加及时。股票投资者交易的是公司未来的收益，但没人知道未来收益，管理层自己也不能准确知道未来收益。未来收益只能逐步地被已经交易的业务所证实（夏冬林，2006）。基于价值的信息系统由于采用公允价值来计量企业的资产价值，它提供的价值信息更加接近市场估价，能够更加及时地验证市场的预期，从而更加有利于价值管理绩效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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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交易方式多样化，市场体系不断延伸，银行业务品种增加，服务范围不断扩大，推动着学科的发展和深化。20世纪50年代以来《商业银行经营管》、《金融市场学》、《证券投资学》相继形成独立的领域。通讯技术和机的发展及其广泛，银行业务管理手段的现代化迅速提高，有力地推动着银行功能的发展和业务范围的扩大，《银行信贷管理》作为一门专业课程与金融专业的许多课程的边界越来越难于划分清楚，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织状态，即便是银行信贷管理的理论、和也变得复杂起来，“一张企业资产负债表起家”的知识结构不够用了，现代通讯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应用，已经取代了“拿起算盘放下笔”的手工操作。在这种情况下，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是不是能取代银行信贷管理，商业银行是不是21世纪的恐龙？直接融资能否代替间接融资？银行信贷管理要实行何种发展战略？怎样评价金融改革绩效？银行信贷管理需要如何、从何创新发展？等等，就成为银行信贷管理面对的并且需要作出回答的问题。
一、银行信贷管理与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关系问题
商业银行是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和从事其他中间业务的盈利性金融企业。它的基本特征是：信用中介、创造存款货币、经营货币的特殊企业。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是研究银行自身资产负债配置的“流动性、安全性、盈利性”目标为对象，以资产负债管理、计划和决策管理、市场营销管理、财务管理的理论、体制、机制和业务技术为主要内容的学科。风险管理在商业银行经营管理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贯穿于“流动性、安全性、盈利性”目标的全过程。
信贷资金是商业银行以信用方式筹集和分配的资金。信贷资金来源主要是各种存款、金融债券发行、借入资金和自身积累资金。信贷资金运用主要是对各部门、各企业和个人发放的贷款、证券投资等。商业银行信贷管理是研究银行与企业部门、居民部门之间借贷关系的管理理论、体制、机制和业务技术的学问。虽然信贷业务作为商业银行的基本业务，信贷管理属于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范畴，但是，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研究的对象是商业银行自身的经营，而银行信贷管理是研究银行与企业、居民的信贷关系，重在发现市场、研制产品、营销贷款、创造收益，切入点是企业、居民的资金循环、融资结构、财务收支，与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对象和内容相比具有独立性，两者虽有相联系的一面，更有重要的区别，信贷管理与商业银行经营管理仍然是两个独立的领域。
银行信贷管理与商业银行经营管理关系图示如下：
信贷作为经济范畴，在经济理论上有三种互相联系而范围宽窄不同的定义，一是把信贷定义为信用，亦即借贷行为，属于宽范围；二是定义为银行信用，亦即银行存贷款等信用业务活动的总称，为中宽范围；三是定义为银行贷款，专指以银行为主体的货币资金贷放行为。三种定义的相互关系可以图示如下：
银行信贷管理在二级银行体制下，可以划分为宏观层次的信贷管理和微观层次的信贷管理。信贷宏观管理研究中央银行货币供应调控与商业银行信贷调节的关系，信贷微观管理研究商业银行与经济部门企业居民之间的融资关系，共同构成货币政策与信贷政策的传导过程。宏观信贷管理与微观信贷管理关系图示如下：
二、中介和市场的关系问题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金融自由化的发展，金融工具和衍生工具的多样化，基金投资工具和市场的迅速增加与扩大，推动金融机构的发展和功能的改变，出现传统商业银行业务的萎缩和竞争力下降，金融市场——资本市场的社会融资功能迅猛扩大。在这种背景下，以微观金融资源配置为研究对象，研究居民、企业利用金融工具，从事经营决策，寻找规避风险、收益最大化的方法和技术的金融功能观理论应运而生，博迪和默顿在《金融学》（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书中认为，由于证券设计的日益发展和完善，计算机信息技术的进步和广泛应用，21世纪金融将从不透明的机构向透明的市场发展，中介正在向市场过渡，标准化的金融市场最终将取代金融中介，商业银行作为信用中介的间接融资功能将衰退。极端观点甚至宣称商业银行将是21世纪的“恐龙”。基金将取代传统金融机构的存款，证券将取代传统金融机构的贷款，将取代机构。照此推断下去，作为商业银行基本金融工具的信贷，也将为市场的基金和证券所取替。
值得注意的是：金融发展史说明，中介和市场，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并不存在替代关系，而是一种动态互补、互动的螺旋式向上发展过程。因为，“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在发达的经济中，市场和中介之间存在共生的关系。在市场中运作要求对人力资本的大量投资，中介有助于获得更广泛的参与，并使个人和企业享受市场的好处。这是中介可能造就市场途径的唯一例子，反过来，市场对金融机构也有价值，因为市场允许中介对在向社会公众提供服务过程中发生的风险进行套利。因此市场使中介更容易的生存”。金融中介通过创新金融产品、扩大交易量和创造标准化的市场推动市场的发展，中介是金融商品的供给者。市场在中介不断创新商品和扩大交易量的同时，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市场潜在收益并反作用于中介，为中介创新活动提供需求，中介和市场是相伴而生的。尽管20世纪90年代金融市场交易以几何级数递增，包括西方最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企业的融资顺序仍然是贷款融资——债券融资——股票融资，而不是颠倒过来，是为实证。
从最极端的纯理论推理，基金取代银行存款，证券取代银行贷款，网络取代机构，至少需要具备：（1）基金能够取代货币发挥所有职能；（2）所有企业和居民都能够进入市场筹资和融资；（3）全社会的储蓄都是资本储蓄，不再存在货币储蓄；（4）一切基金都是开放式基金；（5）网络覆盖社会的任何一个经济主体，否则，市场取代中介是不可能的。这些条件即使在发达国家包括“金融功能理论”的产生地美国都不具备，更何况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就更是遥远的理想了！
“由于市场和中介两者都不像理论所说的精确方式那样运作，因此，在提出有关改革金融系统政策时，小心谨慎会做得更好”。由此可见，银行信贷管理仍然是金融理论和金融管理的重要课题。
三、信贷资金运动与银行信贷管理战略问题
银行信贷管理是对信贷资金交易过程的制度安排，规范交易双方信贷行为，界定各自的权利、义务、责任，达到交易双方追求的各自利益目标。因此，银行信贷管理必须按照客观经济的要求选择信贷制度、管理体制和交易机制，这是提高信贷资金使用效益，发挥信贷优化资金配置杠杆作用的根本所在。
信贷资金是参与借贷交易的资金，从价值运动形态上表现为一种特殊的价值运动形态。信贷资金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论述，信贷资金“在运动中保存自己，并在执行职能以后，流回到原来的支付者手中。”（《资本论》第三卷384页）“这个运动——以偿还为条件的付出——一般说是贷或借的运动，即货币或商品的只是有条件的让渡这种独特形式的运动。”（同上书390页）并指出信贷资金“不过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被转让：第一，它过一定时期流回到它的起点；第二，它作为已经实现的资本流回，流回时，已经实现它的能够生产剩余价值的那种使用价值。”（同上书384页）由此可见，信贷资金运动是一个二重支付和二重归流的价值特殊运动过程，贷款发放由银行支付给企业或居民，这是第一重支付，借款者使用贷款进行投资或消费（实业投资或证券投资），发挥资金的职能，这是第二重支付。信贷资金在完成投资或消费职能之后，投资者收回投资，消费者取得预期收入这是第一重归流，然后借款者按照借款合约归还银行贷款本金和利息，这是第二重归流。从第一重支付到第二重归流是信贷资金的循环，信贷资金循环的持续运动构成周转过程。所谓信贷资金的良性循环就是实现这种不间断的运动。信贷资金的价值特殊运动过程具有显著的特点和要求，一是，以偿还为条件，以收取利息为要求的价值运动；二是，以履行资金职能，实现价值增殖为基础的价值运动；三是，诚信为本的价值运动，信任、信誉、信实是资金交易秩序的基石。要求加强企业的信用建设，建立健全个人信用体系，健全各类中介机构的信用体系，强化政府信用的导向作用。
信贷资金运动在二重支付和二重归流中充满着信息不对称的风险，在第一重支付阶段客观上存在事前的信息不对称，极易发生逆向选择行为；在第二重归流阶段更存在事后信息不对称，产生道德风险。克服信贷管理中的信息不对称性，防范信贷资金使用方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行为，构成银行信贷管理制度安排的重中之重。所以提高银行信贷的效率和效益，必须实行“两个轮子”并行的管理制度建设战略，一是建立以发展为中心，优化增量，获取规模效益和范围效益的“贷款营销制度”，二是建立以处理不良贷款为重点，盘活存量，化解存量风险，提高竞争力的“风险处置制度”。
四、银行信贷管理制度演进的评价问题
银行信贷管理制度是国家经济金融管理制度的组成部分，一定的经济金融制度决定着相适应的信贷管理制度，经济金融制度的变化必然引起信贷制度的重新安排，以适应经济金融发展的需求。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1949年）到现在的半个多世纪，国家的经济管理制度经历了从计划经济体制（1949——1979年）——计划商品经济体制（1979—1992年）——市场经济体制（1992——现在）的三个发展阶段，与之相适应，银行信贷管理也发生了从计划信贷的“资金供给制”模式向市场信贷的“资金交易制”模式的渐变过程
1949——1979三十年间，按照苏联银行制度模式建立起来的金融制度，是一种国家完全垄断、中央集权的计划金融制度。最本质的特征可以概括为：单一的国家银行。人民银行是全国的信贷中心、结算中心、现金出纳和货币发行中心；信用集中于银行，取消商业信用，银行是唯一的融资中介；银行信贷与货币发行合一于一身，银行发放贷款不受存款约束，具有无限扩张贷款的能力。这种金融制度是计划经济制度实行包产、商业包销、物资统配、财务统管体制的支柱，否则，计划经济制度就不可能建立起来顺利运转。在国家垄断信用的银行制度下，银行信贷管理实行按照国家计划的“实物贷款”办法，对工业企业按产值计划贷款，商业批发企业按进货计划贷款，商业零售企业按库存计划贷款，农副产品收购按实际需要发放贷款，物资供销企业按物资调拨计划贷款，银行信贷管理是典型的“资金供给制”。市场、交易、价格、利润等优化资源配置的机制成为异已力量，计划、分配机制代替市场、交易机制，利率作为资金的“价格”，既不反映成本，也不能调节供求，更不能发挥引导资金流向的作用。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开始了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为目的，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与之相应，中国金融制度也以渐进方式实行了市场化取向的改革，经过20多年的艰苦曲折的努力，金融制度已经实现了银行体制的三次制度性分离和金融市场体系框架的建立，初步形成间接调控体系、商业银行运作机制和金融资产证券化的基本制度架构。1984年建立中央银行体制，从制度上实现了信贷和发行职能的分离，为建立商业银行“以存定贷”的内在经营约束机制和货币政策的独立操作机制，奠定了制度基础。1994年组建政策性银行，实行商业金融与政策金融分离，为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企业制度改革，建立市场金融的微观基础，奠定了组织制度基础。1999年组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实行优良金融资产与不良金融资产分离，构建信用证券化和风险防范机制，为提高银行经营效率、竞争力，迈出了重要步伐。1991年以来建立了包括货币市场、资本市场、保险市场、外汇市场、黄金市场在内的金融市场体系。
银行信贷管理在制度变革过程中，按照资金交易商品化、市场化的方向，进行了多方位的改革，信贷管理制度在十个方面实现了突破①，从制度上构建了按商业信贷原则管理信贷的初步框架。试列如下：
——信贷管理思想：从重贷轻存转向存款立行；从重物资保证忽视周转向注重资金周转转变；从重保证资金供应转向重视资金使用效益。
——信贷管理目标：从“守计划把口子”转向按市场供求决定，实现资金的流动性、安全性、效益性。
——信贷管理原则：从传统的计划性、物资保证性、偿还性传统“三性”原则，转向“区别对待，择优扶持”和流动性、安全性、盈利性的新“三性”管理原则。
——信贷资金管理体制：从“统存统贷”的指标管理转向“以存定贷”，再向“差额控制”，最终实行“实存实贷”的资金管理。
——信贷范围逐步扩大：从超定额流动资金的狭小范围，扩大到固定资产领域的技术改造；从生产流通领域扩大到消费领域；从公有制扩大到多种所有制经济。
——信贷对象：从单一的实物经济扩大到票据和证券经济。
——信贷种类：从按贷款标的物的资金性质划分贷款种类，转向按期限划分短期贷款、中期贷款和长期贷款。
——信贷管理机制：从计划机制转向市场机制；从行政手段转向经济手段；更多利用利率杠杆作用。
——信贷方式：从单一的信用贷款走向包括抵押、质押、第三方担保在内的多种贷款方式；从行政管理走向依法管理；从分配贷款转向营销贷款。
——信贷风险控制标准：从“一逾两呆”转向国际接轨的“五级”分类标准。
渐进式的经济体制改革，具有“路径依赖”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在银行信贷管理上表现出明显的“双轨制”特征，一方面是传统“资金供给制”的运行机制在弱化，市场经济的“资金借贷制”运行机制在成长，另一方面新旧体制的矛盾和磨擦又无时不在碰撞，有时甚至还会出现戏剧性的体制回归，进两步退一步近似一种常态。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往往与运行机制转变滞后于体制变革，引起新体制和旧机制的矛盾相联系，这是重机构分合轻机制转变，形式先于的改革思维形成的不能不付出的成本。
五、经济后转轨时期的银行信贷管理创新
21世纪的头20年（2000—2020年），中国经济进入新的时期，根据建设全面小康的发展战略目标，经济体制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体制的后转轨阶段。在后转轨阶段，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增强，集约效益型经济增长方式的主导地位进一步巩固，对外开放的步伐更加骄健。随着全方位深层次的市场开放，我国在WTO中的地位和作用将得到真实体现。在整个经济体制后转轨时期，变革与挑战共存，开放与发展共进。
金融是经济的血脉，金融体制改革和运行机制在经济体制后转轨时期具有极其关键的作用。当前，金融资源配置的市场化要求与现行金融机制的矛盾，金融机构的经营理念滞后，服务意识缺乏，产品创新不足，体制机制约束的问题，在经济体制后转轨时期进一步显现。因此，中国银行业的产权改革，公司治理结构的建立，经营机制创新，管理模式的转变，不良贷款的处理，风险防范体系的建设，成为金融改革的重中之重。
在经济金融体制进入后转轨时期，银行信贷管理面对全新的经营环境，信贷市场是完全竞争性市场，竞争者既有国际的大银行，又有国内众多的大、中、小银行和证券、保险机构，监管者的国际化监管规则和全程风险监管。在新的市场环境下，银行信贷管理中的市场定位、贷款结构、产品创新、贷款营销、人本服务、技术安全、扁平化管理等等问题，既是银行信贷管理的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课题，也是银行信贷管理和必须解决的问题。
银行信贷制度，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和支持技术，都是依一定的经济金融结构和发展水平做出的选择，两者必须相互适应，达到制度的供给与需求均衡。经济学常识告诉人们，经济金融结构和发展水平永远都处于变化状态，因此，银行信贷制度、体制、机制和支持技术的效率，总是随着条件和环境的变化而递减，这种现象在制度经济学称之为“制度的生命周期”，制度的有效性在于它的发展和调整的永恒性。所以，银行信贷管理的决策者，必须具有与时俱进的品格，从实际出发，根据变化了的客观情况，做出及时灵敏的反应，对不适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进行调整重新安排，使之在新的条件下达到制度供给与需求均衡，保持制度的有效性。因此，要力求从理论、观点和方法论上把握十条原则：
1.信贷管理的对象：信贷管理在于发现市场、研制产品、营销贷款、创造收益，为达到信贷资金的流动性、安全性、效益性经营管理目标，研究信贷管理制度和体制、运行机制和支持技术的理论、原则、方法与技术。
2.信贷管理涉及的对象：商业银行信贷管理涉及、居民部门的资金循环、融资结构、财务收支，构成银行与企业、居民的融资关系；同时，又与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调控相联系，构成货币政策与信贷政策的传导体系。信贷管理研究的单一性与涉及对象的多元性，决定了银行信贷管理是一个系统工程。
3.信贷资金交易费用（成本）与资金需求和供给：存款和贷款是商业银行向企业、居民部门提供的信贷服务，通过存贷款的利率差获得收益。因此，合理的资金交易费用（成本）对信贷的需求和供给产生重要，进而影响经济总产出和国民福利的提高。所以，银行信贷管理的有效性，必须建立市场化的信贷定价机制，确定合理的“价格”水平，资金盈余的企业和居民才会把钱存入银行，资金短缺的企业和居民才会向银行贷款，形成有效的信贷需求机制，促进信贷发展和经济增长，反之，必然引起信贷萎缩，经济发展受阻。
4.信贷营销与市场定位：在金融组织机构多元化的信贷市场上，有众多的供给者与需求者，形成复杂的供给和需求结构，企业规模的大、中、小差别，资金需求的性质和数量各异，个人财务收支水平不同，高端客户和一般客户的需求也千差万别，而且不同地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性，形成资金的需求结构又各不相同。信贷市场的层次结构和空间结构差别，要求商业银行的信贷营销必须进行准确的市场定位，根据需求对象的特点，设计产品，创新营销方式和手段，才能扩大市场占有份额，提高经营效益。
5.信贷服务与管理结构创新：随着银行信贷管理理念的转变，经营范围的扩大、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市场竞争不断加剧，银行信贷管理必将发生从单一业务平台管理向综合业务平台管理、网点经营向经营、同质向品牌、标准件服务向个性化服务、无偿服务向收费服务方向嬗变。研究银行信贷管理需要具有前瞻性的发展观念。只有慎时度势，顺势而变，才能不断提高制度、体制、机制的贡献率。
6.信贷管理与货币政策传导：中央银行货币供应量的增加或减少是通过商业银行信用量的伸缩来实现的，商业银行信贷是信用货币创造的闸门。商业银行信贷经营机构的设置和经营权限的划分，直接影响信贷资金的流动方向和数量，信贷管理体制又成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载体。因此，建立合理的与经济金融运行需求相适应的信贷管理体制，不仅是银行信贷提高效率的题中之义，也是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的必然要求。
7.贷款风险控制与创新和发展：由于信息不对称性和逆向选择、道德风险的存在，贷款风险的控制和防范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而信贷管理创新的功能，又在于发现市场潜在收益，规避风险，推动发展，创新又是贷款风险防范的内在动力。由于贷款风险的客观性，不能消灭只能防范和控制，消灭贷款风险等于放弃效益、效率和发展机会。因此，银行信贷风险控制必须建立在创新发展机制之上，才能提高信贷管理在经济发展中的贡献率。
8.银行信贷管理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信用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切经济关系都表现为信用关系，银行信贷管理制度、管理体制、运行机制作用的发挥，离不开社会信用环境的净化，社会信用缺失是银行信贷风险滋生最深刻的社会原因。因此，银行信贷风险控制与防范，必须与企业信用建设，个人信用体系和各类中介机构信用体系建设协调配合，夯实银行信贷管理与风险防范的社会信用基础，创造实施银行信贷制度和管理体制的条件，提高银行信贷管理的效率和效益。
（1）图书馆协作社会化。数字网络化社会，读者掌握数字化信息的需求日益提高，任何图书馆都没有能力独自集全庞大的互联网信息而去满足读者，只有通过各图书馆群体协作收集数据、资源共享，才能满足读者无限的信息需求。
（2）文献服务信息化。现代图书馆更加重视信息的传递交流与合理利用，通过各种服务方式和手段，以网络为基础，动态开发和联结各类资源与服务，以方便用户搜寻、分析和合理利用信息。
（3）信息关联化、语义化和集成化。为满足读者知识服务深化的需求，部分学术性图书馆兴建了学科知识等信息平台，实现了信息资源组织的关联化、语义化和集成化，在实际应用中发挥出了信息创新的重要性。
（4）新媒体阅读广泛化。图书馆凭借丰富的馆藏和先进的信息技术为读者开展各种图书馆阅读服务，让阅读成为习惯是图书馆的一个重要工作职责，近期更是掀起了数字移动图书馆热潮，核心是新媒体的应用，从纸质走向读屏，从个人电脑走向手持终端，短资讯阅读、微博与微信阅读形式与方式不断出现，让图书馆应接不暇。
（5）大数据应用精确化。虽然很多馆员对大数据不是太了解，认为大数据和图书馆毫无联系，但是对于新技术具有敏锐嗅觉的图书馆人还是看到了大数据给图书馆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学习到了美国图书馆界的实践经验。未来图书馆将在大数据环境下继续探索图书馆的发展。
2图书馆管理工作中存在的不足
2.1馆藏资源丰富程度不足在信息时代快速发展的今天，图书馆的馆藏形式也得到不断丰富，出现了以电子文档与纸质资料形式为主，并与其他多种储存形式并存的现象。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国内图书馆的馆藏资源在类型和数量上明显不足，馆藏资源更新速度较慢，数字化资源数据库建设欠完善，信息资源的检索利用率相对较低，这些都成为制约未来图书馆管理工作发展的主要因素。图书馆现有馆藏资源对于不同学科的不合理配置，也是实现图书馆管理创新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2.2工作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图书馆员的素质修养，决定了图书馆为读者服务水平的优劣。由于图书馆的工作一直得不到管理部门的重视，认为图书馆管理工作技术含量低，所以对图书馆员也就没有较高的专业素质要求，降低了图书馆对于管理工作人员在素质修养与专业能力方面的要求。
2.3图书馆软硬件设施配置不足上级主管部门对图书馆的不重视，投入的建设资金不足，使得图书馆的现代化程度不高，先进的管理系统软件以及高性能的计算机配置不足，导致恶性循环，制约了数字化图书馆的发展，使图书馆的服务效率不高，给图书馆的管理创新工作带来了困难。
2.4图书馆管理理念较陈旧目前图书馆的管理理念比较陈旧，重馆藏而忽视利用的现象非常普遍。近几年，图书馆在管理上引入了许多现代的管理理念，为管理者带来了诸多新视角和新思路，扩展了图书馆的管理思路，丰富了图书馆的管理理论，在指导图书馆管理工作中具有积极的作用，为图书馆的数字化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2.5图书馆管理模式不完善图书馆知识管理模式尚未完善，导致资源配置不合理。在新时代，图书馆的管理人员不再是管理图书，而是传播知识，将先进的管理理论和方法运用到服务中，使馆里的资源充分合理利用，更好地满足广大读者的需求。
3新公共管理理论与图书馆管理创新的结合
3.1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核心思想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核心思想就是以管理、效率和业绩评估为标准，着重强调政府的职能定位是“掌舵”而不是“划桨”，政府服务应该以顾客为导向的价值理念，要采用广泛授权或分权的方式进行管理，重视提供公共服务的效率、效果和质量，需要采纳一些私营部门成功的管理技术和方法。
3.2运用新公共管理理论指导图书馆管理创新
（1）强化以人为本的理念，开展多元化的服务。新公共管理理论强调政府服务是以顾客需求为导向，而图书馆应以读者的需求为目标，为读者提供更好的服务，最大限度满足读者的需求。“以人为本”是图书馆的服务宗旨，是图书馆建设和发展的需要。所以，一要做到以读者为中心，为读者提供多元化、深层次的服务，尽全力满足读者的合理需要；二要做到以馆员为主，在制度上实现对馆员的重视和尊重，为馆员提供各种学习培训的机会，使其实现自我的价值，以便为图书馆管理和服务做出最大的贡献。图书馆应把管理建设放在馆际合作与共建的基础上，采用整体上资源合作、具体分工的方法，加强各馆的特色化建设，并借助网络平台将资源整合供读者共享，更好地为读者服务。
（2）定位好图书馆角色，扩大图书馆的影响力。在传统观念中，图书馆是作为一个公益性机构，扮演着社会教育、文化、休闲娱乐的角色，随着计算机的网络化、数字化的不断普及，图书馆的管理理念、服务项目和模式也发生了变化，图书馆社会角色面临着转变和重新定位。新公共管理理论对政府职能的定位，重塑了政府和社会的关系，让我们意识到在网络时代及多元化社会中图书馆应转变管理理念；但是面对数字时代和多元社会信息市场的竞争，图书馆要力图适应信息技术带来的变革，转变传统的管理理念，巩固地位，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优势，向读者提供最好、最新的资讯。
（3）引入竞争机制，增强图书馆活力。通过把竞争机制引入图书馆，加快了图书馆从传统向现代管理模式的转变。新公共管理理论强调政府应广泛引进竞争机制，从而提高服务供给的质量和效率。图书馆的管理机制从干部竞争、馆员竞争、馆藏竞争、读者竞争、网络信息输出竞争几个方面展开，增加了图书馆的活力。
4新公共管理理论在实践中应注意的问题
每一种理论都有其局限性，新公共管理理论也不例外，在实践应用新公共管理理论时，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4.1应用理论必须适合本馆境况新公共管理理论的观念是建立在现代管理学理论、经济学及私人管理理论基础上的，它的本身也是在实践中不断被完善和充实。所以，图书馆在应用中需要加以调整，灵活采用。
4.2处理好集权与分权的关系新公共管理观念认为分权、授权比落后的集权更具有灵活高效性，能够随时应对外界突如其来的变化，集权制会加重上层领导的负担，影响决策的质量，降低组织的适应性，对调动领导者与下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消极影响。因此，图书馆在具体操作时，更应认清集权和分权的利害关系，把握好尺度，协调好各部门间的关系，使工作更加完善。
4.3应用时一定要把握好分寸新公共管理理论混淆了公共管理部门与私营企业之间的本质区别，政府部门要是完全采用私企的管理模式，则会忽视社会的公平和政府责任，使得公共管理部门职能和分工不明确，难以制定和实施目标责任与绩效考评，管理上难免会陷入被动。因此，图书馆在运用新公共管理理论时一定要把握好分寸。
4.4不能一味追求经济利益新公共管理理论是以经济学理论和私营管理理论为基础，过分注重私企的管理经验与手段，重视市场化、成本化，追求利益最大化，忽视了伦理道德和精神文化内涵，忽视了人们对社会的责任感、使命感。作为公益机构，应该把服务做到读者的心坎中，全方位地满足读者的需求，不能一味追求经济利益，应以新的管理理念规划图书馆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