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事农业劳动的素质比较低
目前在我国的总人口中，农民占到了9亿多，有一大部分的农民文化程度较低，基本上都是文盲和半文盲。随着社会的发展，农业的现代化对农民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我国农民的素质问题已经严重阻碍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步伐。从上表对农业大省河南省的调查统计中可以看出，农业人口中的老龄化非常严重，这主要原因是由于大量的青壮年农村劳动力转移到了城市，因为到城市打工可以增加收入;另一方面，农村中从事农业劳动的文化程度比较低，大部分集中在小学或者初中的文化程度。老龄化和文化程度较低都对我国推行农业现代化非常不利。
(二)农业生产技术水平落后，新技术推广存在较大风险
在我国的农村，尤其是我国的中西部地区，目前采取的仍然是粗放式经营。这种经营方式对生态环境造成了很大的破坏，致使土地沙化、水土流失、盐碱化等自然灾害加剧，不利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近些年来，我国的农业成果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在研究成果的转化上发展缓慢，许多科研成果和新技术无法转换成现实的生产力;由于长期以来对农业发展的重视程度不够，在农村基础从事工作的科研人员较少，没有健全的机构组织，缺乏一支高素质的农业科研队伍。因此在农村推广新技术存在很大困难与风险。
(三)农业现代化的投入较高，存在着金融风险
在美国和西欧等发达国家，现代化的农业科技含量大都已经达到了80%以上，基本上已经全面实现了良种化，喷灌和滴灌技术已经全面推广，在一些大型农场里，遥测、遥感和计算机控制拖拉机技术已经开始使用，互联网在农民中的普及率也很高。我国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就必须进行科学技术的推广和使用，而这些都需要大量的资金。由于在建国初期我国选择了优先发展工业的战略，农业发展相对滞后，并且采取了“剪刀差”经济政策，农民的原始积累比较少，而且由于我国的农民福利制度相对落后，农民要在教育、儿女婚姻和养老问题上花费大部分资金，因此我国农业发展所需资金短缺。
(四)农业基础设施薄弱
我国目前的农业基础设施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原有的设施陈旧。由于长时期无人维护和修理，以农田水利为代表的许多重点农业基础设施存在着陈旧老化的现象，严重削弱了农业生产能力。二是管理混乱。由于我国目前的农业生产主要还是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经营分散，水利设施等农业基础设施存在只用不修，缺乏管理等现象，这种混乱的现象急需规范。三是基础设施的资金投入不足。农民靠天吃饭的意识仍然比较强，不愿意对基础设施投入资金，农业设施没有足够的资金保障。四是农业生产中所需的农资和农机具的装备水平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滞后问题，已经严重制约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成为推进新型农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障碍。
二、政策性科技保险市场需求的经济学分析
(一)政策性科技保险保险的“需求不足”
农业现代化可以解决我们国家的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问题，甚至对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农业发展好了，整个社会都会受益;同样如果农业发展遇到了问题，受损的不仅仅是农民，整个社会都会受到影响。所以，农民购买政策性科技保险这种“产品”、保险公司提供保险服务，从而保证整个农业经济的良好运转，这样就可以使全体社会成员向受其好处。因而政策性科技保险属于一种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的准公共产品。这种正外部性主要体现在农民对政策性科技保险需求的正外部性。城市轨道交通“消费”的正外部性，表现为市民购买城市轨道交通的边际私人收益小于边际社会收益，而边际私人成本大于边际社会成本。私人成本收益和社会成本收益出现了差异，从而导致正外部性产生。农民购买政策性科技保险进行“消费”的边际私人收益为MPR，整个社会从全国人民“消费”政策性科技保险中可以得到收益，我们把它称为边际社会收益，记为MSR，MSR大于MPR.。农民“消费”政策性科技保险的边际私人成本为MPC，而整个社会的边际成本为MSC，从图中可以看出MPC大于MSC。按照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原则，农民和社会分别确定出了自己的最佳均衡量Q1和Q0，结果农民的的最佳“消费量”Q1小于整个社会确定的最佳“消费量”Q0，政策性科技保险出现了“需求不足”的现象
(二)道德风险导致的市场萎缩
委托人和人之间由于信息的不对称，会产生道德风险。保险公司在推行政策性科技保险的过程中，由于作为投保人的农户和保险公司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可能发生道德风险。当保险合同签订完之后，取得保险合同保障的农户可能投资于风险较大的农业项目，或者是在经营中不再像签订合同前那样精心管理自己的项目。所有这些都有可能造成更大的风险。由于信息的不对称，保险公司不可能完全掌握这些情况，如果参加投保的农户投资的项目成功，他就可以获得很大的收益，而保险公司只是获得固定的保险费收入。但是如果投保农户的投资如果失败，保险公司就要支付很大的赔款，而投保农户可能仅仅承担很小的损失(在下图分析中，为了方便我们假定损失为0)。因此从参加投保政策性科技保险农户的角度来讲，如果不遵守合同，投资于那些风险大的项目获得的收益的期望值要高于投资于保险合同中规定的那些风险小的项目获得的期望收益。所以道德风险产生，保险公司的风险变大。农户获得保险合同后，投资于高风险项目可以获得5个单位的收益，大于投资于合同中规定的低风险项目获得的4个单位的收益，收益大的原因就是上面分析的:违反保险合同投资于高风险项目，一旦成功获得高收益，失败的损失却很小。因为现代化农业的风险和资金的需求都很大，所以我们假定如果得不到保险的保障，收益为0。因此，对于经营高科技农业项目的农户来说，占优策略是选择投资高风险的项目。那么对应于农户的高风险项目的策略，保险公司的占优策略是不承保。因此，我们可以得到博弈最后的均衡结果为:(投资高风险项目，不承保)。由于道德风险导致了政策性科技保险市场的萎缩。
三、政策性科技保险产品的设计
(一)针对农业科技创新的保险产品设计
农业科技创新存在着极大的风险，例如新品种的培育、新技术的研究等，这个过程一般耗时非常长，而且投入非常大，如果成功，它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将是非常可观的;但是如果失败，所带来的损失也同样非常巨大。正是由于这些风险因素的存在，包括银行在内的大多数金融机构不愿意向农业科技创新项目提供贷款，这样就会使农业科技创新项目因为资金的短缺而无法开展。如果保险公司在农业科技创新项目上提供一定的保险服务，就有可能改变这种状况。具体来讲有以下三种方案可供选择:(1)由科技创新项目的贷款申请者支付一定保险费，如果项目失败则保险公司负责归还银行的部分或者全部贷款。(2)保险公司作为担保人，直接给高风险的农业科技创新项目提供信贷担保。保险公司可以收取担保费作为保费收入。(3)保险公司与科技创新项目的信贷申请者共同分担风险，最后共同分配项目的利润。
(二)针对农户经营农业新品种或采用新技术时的风险进行产品设计
目前我国农业新技术和农业新品种的推广率都很低，因为我国多年来的传统小规模的农业耕作模式制约了农民的创新意识，同时由于我国农民的整体素质偏低，在进行良种推广和新技术应用方面受到很大限制。这些问题的存在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农民害怕打破传统的这些创新会带来损失，而自己承受风险的能力又太低。针对这种情况可以进行以下几方面的保险产品设计:(1)针对某种农作物新品种或新技术在某地区推广实验阶段的风险进行保险。保险公司可以联合种子公司或者科研单位与农户共同签订合同，如果出现风险，则保险公司和种子公司或科研单位共同支付农民损失。具体损失支付比例，保险公司和科研单位可以共同商定，可以采取损失与将来利润挂钩的形式。(2)保险公司与农户签订合同，农民支付保费，如果发生损失保险公司赔付。保险公司也可与农户签订与利润相联系的保险合同。
(三)对农民购买农资及大型农机具的贷款进行保险
在进行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经常需要购置一些昂贵的农资及大型的农机具，通常农民需要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进行融资，由于道德风险的原因银行通常不愿意进行贷款，保险公司可以对此进行保险产品的开发。农民购买保险，由保险公司作为担保人对农民的贷款进行担保，如果农民发生还款困难，则保险公司进行还款。这种方式要由政府的优惠政策或者直接的资金补贴。
四、开发适合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政策性科技保险应注意的问题
(一)政府应当对政策性科技保险的发展起主导作用
农业现代化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发展的好坏对整个社会都有巨大的影响，正如前面的分析，因为其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农业现代化展好了，受益者不只农民，而是整个社会，如果我国的农业发展不好，受损的也不只是农民自己，会涉及到全社会。由于政策性科技保险保险是一种准公共产品，所以如果科技保险完全由商业保险公司经营，其攻击和需求完全由市场决定，则必然导致供给不足或者效率低下。因此必须实行政策性的科技保险，必须由政府主导，由国家政府进行必要的扶持和政策上的引导。政府可以通过财政政策、法律手段、税收杠杆、行政措施等来搭建保险体系，使科技保险真正能够很好地服务于我国的农业现代化建设。
(二)加大对农民的宣传力度
根据以往的经验证明，在农村推行的保险之所以失败，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农民的意识问题。农民对保险的认可度直接决定着对农业保险的需求，要想在农村顺利开展农业科技保险必须提高农民的参保意识。农业现代化建设中农民是主体，在农村开展科技保险，农业当然也是主体。为了改善当前农民参保意识薄弱的现状，必须加大对农民的宣传力度，可以通过电视、报纸、海报、讲座等形式进行宣传。
管理理论与方法的总结与研究性文章比较多，国外如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丹尼尔A·雷恩的管理思想的演变：国内如孙耀君的管理思想发展史，郭咸纲的西方管理思想史，杨文士的管理学原理等，不胜枚举。本文或多或少引用了他们的部分结论，他们在研究管理理论与管理方法的时候更多考虑了管理与当时社会和人文的发展，而很少从科学技术的发展来研究管理理论与管理方法，本文就科学技术革命这个方向对管理理论和管理方法进行讨论。
一、现代科技革命历史沿革
中国的科学技术在古代曾经领先于世界，对世界科学技术的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到了近代却落后于西方。为什么曾经的辉煌到了近代却成了落后？本文将从科学技术与文化的关系方面入手，简要分析我国科学技术衰退的原因。
一、文化与科学技术发展的辩证关系
科学技术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是相应的社会文化的产物，它的发展要求要有一定的与之相适应的文化环境。文化以科学技术为基础，并对科学技术发展的方向和目标具有选择和导向作用。
文化与科学技术之间的相互影响作用因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文化价值取向的不同而各有差异。不同的文化孕育出不同内涵的科学技术，一种文化可以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同样在这种文化中存在的缺陷也会阻碍科学技术的发展。
二、中国传统文化对科学技术发展的阻碍作用
1.中国传统文化中“重人文、轻自然”的特点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讲究的是天人合一，以“人”为核心，强调要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传统文化对人文的关注度远远高于对自然现象、自然知识的关注。中国传统文化关注的核心是支配社会生活的法则，是社会生活秩序的建立，而缺乏对自然的研究。认为社会法则和自然规律二者是一致的，没有认识到自然界的独特性和运动的规律性，过分强调对人、对社会的探究，忽视了对自然的研究，从而导致了以自然为基础的科学知识的缺失。
李约瑟博士曾这样评论：“儒家相信宇宙的道德秩序（天），他们使用‘道’一词，只要地――如果不是唯一的――是指人类社会里的理想道路或秩序，这在他们对待精神世界和知识的态度上表现得很明显。他们固然没有把个人与社会人分开，也没有把社会人与整个自然界分开，可是他们向来主张，研究人类的唯一适当对象就是人本身。”
2.中国传统文化中“重直觉、轻逻辑”的特点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明清哲学,以理气之辩、心物之辩、格物致知等问题为主要研究对象，主张“心外无物”、“心外无理”，主张通过内在的自我反省实现自我认知，从人的内心中找寻世间万物的真理，强调“内心的认知是万物的尺度”，内心的认知是自然万物存在的依据，也是其不存在的依据。王守仁在他的《传习录》中写道：“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
爱因斯坦说过：“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在文艺复兴时期）可以找出因果关系。”科学发展史表明，形式逻辑是整理经验材料、构造理论体系必不可少的重要工具。当一门科学的经验材料积累到一定数量时，能否运用形式逻辑方法对其加以整理概括，从而建立一个初步的理论体系，对其进一步的发展至关重要。
3.中国传统文化中“重政务、轻学术”的特点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
我国古代社会是官本位至上的社会，中国传统文化关注更多的是国家政务，“学而优则仕”则是这种思想的集中体现。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主要精力和学习的根本目的都是为了国家政治，鲜有为科学技术的发明。梁启超在他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二》中做了鲜明的描述，“不是为学问而做学问，是为政治而做学问。所做学问，原想用来做新政治建设的准备；到政治完全绝望，不得已才做学者。”
技术哲学作为技术领域中的理论思维，很自然地成为当代哲学流派中一支非常活跃的学科。技术哲学在当代迅速崛起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世界范围掀起的反战、反核、反污染和保护环境的群众运动。反对在战争中使用核武器，反对使用大规模杀伤武器，促使人们反思战争与技术、人与技术、人与生存环境的问题。发展中国家普遍要求现代化，要求发展技术。发达国家要进一步发展，也需要同其他国家进行技术交流与合作。这又涉及技术转移、技术引进、技术开发、技术评价和技术选择等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回答，必然会推动技术哲学的发展。
一、技术哲学的历史演进
对技术进行哲理性思考，古已有之。我国古代就有人论及"工巧"，即工匠的技能、技艺。古希腊自然哲学家亚里土多德已有技术思想的萌芽，他从哲学的角度论述了技艺与自然界的对应关系，认为技艺中有四种东西，即质料、形式、动力、目的，从而自然界也有这四种原因。古代由于条件所限，人们把技术理解成就是技巧、技艺，比较肤浅。
随着欧洲近代产业革命的完成，技术对工业文明的作用日益增强，把技术作为一个独立的认识对象加以研究便成为时代的要求。这时从工艺学角度考察技术的专门研究开始增多，相继出版了一批技术发明史、工艺学方面的专著。1877年，德国地质学家、哲学家卡普出版了《技术哲学纲要》一书。在这部著作中，卡普提出了关于技术本质的"器官投影说"，认为技术是人类自身器官结构和功能变换为外部世界工具的手段和方法的总和。卡普被认为是系统的技术哲学奠基者，其《技术哲学纲要》一书的出版，被看作是技术哲学诞生的标志。
值得注意的是，在卡普《技术哲学纲要》出版之前，马克思、恩格斯对技术也进行了大量的哲学研究。在《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因》、《资本论》、《自然辩证法》、《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等著作中，对技术的本质、结构、发展规律、技术在资本主义社会应用的目的和结果等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把技术作为一个整体，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角度考察技术，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的核心。马克思、恩格斯亦被认为是技术哲学的奠基者之一。
二、当代技术哲学的兴起
技术哲学的研究起源于欧洲，主要是德国和法国。本世纪中叶以来，技术哲学有了新的发展并形成了西欧、英美、苏联学派，他们都为技术哲学的兴起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本世纪30年代，德国弗莱堡大学校长海德格尔以及雅斯贝尔斯等人，以当时正在盛行的胡塞尔现象和尼采的唯意志论为基础，进一步研究了技术的本质和技术的社会机能，形成了技术哲学研究中的弗莱堡学派。概括起来，德国的技术哲学大致有四种倾向：工程科学、存在主义、社会人类学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在法国，技术哲学研究主要集中在技术的历史发展及与文化的关系问题上，侧重于技术伦理学的讨论。
在英国和美国，技术哲学产生于对技术所进行的社会学及历史方面的探讨。在美国，未来工业社会的管理问题激起人们对技术的哲学问题的广泛兴趣。讨论的问题包括技术哲学与价值、技术评价、技术发展的政治问题。1973年在芝加哥召开的一次关于技术史与技术哲学的国际性专题讨论会，对技术的概念、科学与技术的关系、技术结构、技术设计方法论和技术发展动力等问题进行广泛的研究。
苏联从本世纪60年代下半叶开始对技术进步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他们所提出的现代技术革命的特征是科学和技术融为一体的革命，即科学技术革命论。这是苏联对技术理论研究的突出成果，其重点是研究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基本范畴、科学技术革命与社会的关系等方面。
在西方技术哲学的研究中，始终存在着两条主线：一条是自然物-技术物-人的意识之间的关系；另一条是自然发展-技术发展-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前者是将技术作为生产中的一个环节，对技术本身进行研究，后者则是把技术放到整个自然和社会系统中去考察。这两方面相互交叉使其理论渗透到许多学科领域，取得了积极的成果。这样，技术哲学作为技术领域中的理论思维，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当代迅速崛起，很自然地成为当代哲流中一支非常活跃的新兴学科。
三、技术哲学的发展趋势
技术愈发展，体系愈复杂，哲学就愈应当把技术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现在，哲学家如果轻视对技术规律性的研究，拒绝运用新的技术手段，哲学现代化就难以实现。
与迅猛发展的技术相适应的社会文化尚未建立，而原有的社会结构和关于文化规范的概念正遭到猛烈的冲击。面对新形势和新课题，未来的技术哲学应当考虑下列观点：首先、技术是意识的物质化，技术问题是人文科学问题，对它的理解需要揭示文化的深层基础。 其次、必须摆脱旧的"技术"形而上学概念并制订新的范畴模型，因为旧的范畴划分不能捕捉技术的实质。再次、技术比科学更具有基础性质，不能由科学解释技术，也不能把技术归结为科学及它的后果。最后、整个技术哲学，因为它是人文化的，所以不能把它局限于最高的抽象水平、一般哲学范畴水平。为了解决技术进步中出现的大量现实问题，进一步实现人在技术活动中的价值，对技术发展道路的研究已成为技术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和现实有很大的不同，因此针对不同的国家上述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也不一样。对于发展中国家未来技术的发展道路问题，目前多数欧、美、日学者认为，发展中国家不能盲目模仿现代西方发达国家的道路。他们认为，技术发展的道路决不是单一化的，人们完全可以在现代西方式的技术发展道路之外寻找到很多更好的"替换技术"道路。由于发展中国家自身的文化传统与西方文化迥然不同，这就使他们面临着一个如何使自身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技术相结合的问题。这个结合决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理论上的问题，而往往是一个长期而痛苦的实践问题。鉴于这种原因，在发展中国家开展广泛的技术-社会文化研究，对这些国家摸索一条成功的技术发展道路无疑是极有意义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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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民族的重要特征，少数民族的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具有灿烂的文化、悠久的历史，中华民族文化几千年历久不衰，中华文化的链条没有间断。但是进入现代文明社会，各个少数民族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当中，世代相传的优秀的文化面临着消亡和被同化的困境。面临着两难的选择，一是如何弘扬、保留自己的传统文化，能使自己的传统文化在现代的社会发展过程当中不落伍或者不被抛弃；同时，又吸收其他先进民族的文化，甚至世界一切先进民族的文化，使自己的文化不断得到创新，使自己的民族文化不断的发展进步。少数民族文化与其它文化交流，受着外来文化的影响，对此，许多专家和学者开始关注科技在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的作用，开展研究，成果丰厚。
笔者对近年来的学术期刊和相关的著作进行了目录检索和查阅，通过对这些文献的分析，可以发现专家与学者们主要从民族文化的理论、学术活动、技术手段、传承和保护的模式、发展战略等方面进行研究，收集的材料也主要是从事文化研究的专家和专门研究少数民族文化学者的实际调查所得。研究的动态变化上，改革开放以前学者们对此的研究较少，进入20世纪八十年代后的研究成果较多，早期也主要是对民族文化的收集与整理，后期才逐渐将少数民族与汉文化，与国外文化进行比较研究，而且随着研究的深入，对此的研究也更加理性和全面。本文对近年来少数民族文化的研究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归纳和总结。
一、科技在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中的作用理论的研究
专家与学者们主要从民族文化的传承和保护的模式、发展战略等方面进行研究，收集的材料也主要是从事文化研究的专家和专门研究少数民族文化学者的实际调查所得。龙秀雄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改善了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加强了文化交流，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融合和人类文化的进步，同时也在深刻影响民族文化的外部环境、物质基础和深层结构等，对民族文化主体性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1]王舒宇认为科学技术是一种文化因素和文化力量，渗透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多个领域，对民族文化建设起着重要的推动和支撑作用。[2]徐延花分析文化与科技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成果和方法，科学，合理地开发利用这一资源，为民族发展的现实服务。[3]李忠斌的观点，科技进步丰富了民族文化的内涵，推动着民族文化向更高层次演进。[4]专家学者们在科技进步的宏观内涵下对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的积极作用做出了正面的，客观的判断，在此研究的基础上，对民族文化和科技发展相互之间的规律，对研究前景进行了展望。
二、综合全面的分析科技在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中的作用的理论研究
同时，部分学者也在关注着科技在发展民族文化产业的相互作用中，正反面等做了相关的研究，发表了很多独特的见解。从全面大局方面，梅其君认为“现代技术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具有双重性：有利于和不利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保护与发展的方面有共存现象”[5]。龙秀雄也分析了在全球化背景和受先进科技影响下，传统民族文化的发展所面临的严峻的考验[7]。从正面方面的观点分析，“要使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超常规的发展，必须发展民族文化；发展民族文化必须普及科技。可以说，科技能力普及直接影响着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和经济的发展。[6]”从反面分析，吕乃基也分析出“21世纪科学技术所起的作用又有新的特点，在技术领域互联网对民族文化消融所起的影响，比以往的任何平台更大，……凡此种种，都从不同侧面，在不同程度上起到消融民族文化的作用[8]。”
科技与文化之间本来存在着互渗互促的关系，研究者已经认识到在民族文化建设过程中，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可能给民族文化造成的潜在威胁，以及最大限度地设法消除和避免这种负面影响，也看到科学技术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为我国文化建设和发展所带来的巨大发展机遇，如何充分利用它们为我国当今正在进行的民族文化建设事业服务。
三、教育技术对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的理论研究
现代民族文化的发展最终要体现和落实在传播载体上，也就是体现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的方式，技术手段。民族文化的发展不仅反映着现代文化的实质内容和水平，而且也是现代文化得以现实存在和传承的根据。把现代民族文化的传承方式引入教育，使教育技术活动的条件、手段和方法与现代民族文化处于同等水平与同种构造，文化教育才可能真正成为培养现代文化人、传播现代民族文化的有力工具。对此，学者们也研究分析出通过教育技术可以使教育按着现代民族文化的生成条件和方式去配备相应的教育教学设备，选择和运用适应民族文化传播的教育教学手段、方式、运行机制和实施方法，从而根本上保证现代民族文化的有效传播，并使民族文化得到有效的发展。杨改学、张筱兰分析如何将现代科学技术、传播技术，媒体技术等运用于少数民族教育，提高少数民族文化素质 ，加速藏文化和其它外来文化的交流与融合。[9]李永铎在研究传承新疆维吾尔少数民族传统音乐时就分析，“充分开发和应用现代教育技术，大力推进信息技术和多媒体技术与教学实践的紧密结合……努力探索新形势下的教育教学的新规律，提高民族音乐的教学水平，传承新疆维吾尔少数民族传统音乐，发展木卡姆音乐的教育，使之后继有人”[10]。也有专家和学者探讨民族文化与教育之间的关系，“必须以我国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和教育传统为依托 深刻挖掘我们本民族自己的文化精髓，并在现代科技和现代社会的催化下……汲取百家之长 建立起我们自己的具有国际意识的民族特色的教育技术学”[11]。黄文（2011）认为跨越部门与行业的界限…… 实现遗产教育共享……加快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的基础。[12]
关于学校的教育和教育技术在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的作用研究，此类学者大部分是在高校任教或者深造，对此的研究颇多。探讨的是学校如何能让少数民族文化更好的传承和发展，学校传承民族文化还有不少难题需要破解。比如师资缺乏，“民族文化的传承，关键在于教师。农村地区、偏远山区的民族学校师资力量本来就很薄弱，要想再解决民族文化课程的师资问题，对当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考[13]”。另外如语言危机，研究指出，民族语言传承的危机，部分来自于民族成员对自己的语言、文化缺乏正确的认知，认为本民族的弱势地位是由文化造成的，产生了对民族耻于认同的心理，导致青少年对本民族语言不熟悉、不了解、不喜欢的不正常状况。民族语言的危机还源于社会经济的压力，有些少数民族认为自己的语言没有实用的价值，抛弃了自己的语言和文化，转而使用另外一种语言，民族学校的学生也大量流入汉族学校学习。“全球化、现代化的背景下，如何转变民族成员的观念，形成“文化自觉”，让民族语言得到更好的传承，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命题[14]。”对此，如何去教育，如何使用教育去引导，更值得学者专家进行深入广泛的研究和探讨。学者也认为民族学校的发展非常艰难，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文化传承的角度看，目前国家的政策倾斜性还不强，资金扶持的力度不够……在很多地方，民族文化的学校传承缺乏整体规划”[15]。民族文化传承困惑，在学校传承中，如何去梳理，如何界定传承的范围，那些文化可以注入时代元素使其走得更远，都是困扰民族地区学校的难题。在少数民族散杂居地区，如何发挥民族文化对学生的吸引力，解决生源问题，如何应对当前应试教育的影响，解决民族文化传承与提高升学率的矛盾，都是研究者关注的问题。对此，何波分析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传统民族文化在传承和发展中表现出具有强烈的民族性、地域性、历史性的自足系统，发现其科学精神缺乏的弊病。[16]
四、信息技术对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的理论研究
信息技术作为现在最为重要的一种文化传播技术手段，在民族文化的传承和保护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在中国的现代化潮流中，如何保持少数民族艺术的原生态学习与传承，不仅仅是少数民族地区面临的的问题，也是学者和专家一直在寻求解决的严峻课题。他们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分析信息技术对民族文化传承发展的影响。路炜峰尝试从当代信息技术与少数民族艺术课程整合的角度对这一课题进行探索，“在中国教育体制中利用当代信息技术的保真性，大众性共享性和跨越时空等性质进行保持少数民族艺术文化独特性的学习与传承探索，对这一问题进行初步探讨。[17]赵生辉（2009）在《现代信息技术与民族文化融合的理念与途径》一文中从文化融合的理念出发，分析了现代信息技术与传统文化融合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意义，并探讨了现阶段推进两者融合的若干实践途径[18]。“利用数字化技术可以对少数民族文字历史档案 （古籍、文书、石刻、金文、印章等）进行有效的保护和抢救，可以实现少数民族文字历史的数字化与信息化管理，……可以通过计算机网络传播并为社会利用[19]。王恒桓认为现代交通与通信技术的革命性变革已导致文化的交流特别是产生、创造机制上发生了重大变化，文化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学习的关系以及人们对待文化的态度、认识心理都与过去的文化有着本质的差别[20]。
一般而言，文化的变异度不但受制于本土文化的生态、心态环境和开放程度，而且主要直接受制于文化交流方式。同样的，现代技术照样对少数民族文化造成影响，处于弱势文化的民族，在传播处于不利地位，慢慢发生着改变。例如在建筑文化方面，一些发展较快的少数民族地区的传统民居（如 吊脚楼 ）正被建造更方便的平房和钢筋水泥结构楼房所取代，有的少数民族地区虽然保持了传统的民居，但从建筑材料、样式到内部装饰都已十分考究并具有了相当的现代气息[21]。
评语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近年来科技对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的研究的理论、学术发展方向、技术手段、传承和保护的模式、发展战略以及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取向等方面取得了大量的成绩，但也存在不足之处。有的方面没有涉及或是研究的不够，今后有待加强，归纳如下：
第一，科技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和保护方面具有的选择与整理的理论研究。科技民族对文化的传递必须经过一个文化良性选择的过程，没有文化良性选择的教育技术就不能成为教育技术，特别是对作为专门教育机构的学校来说更是如此，文化良性选择贯穿于教育技术的始终。通过教育技术的选择过程，使本民族文化的合理内核得以凸现，得到传承和发展，也使外来的优秀文化能进入教育技术这一文化融合和传承的最主要的通道。这是民族文化整合，最终得到发展的重要基础。第二，教育技术和信息技术对民族文化传播的功能研究存在不足。同一文化内知识、观念、价值规范的传承和不同文化的接触、文化输入输出之间的关联研究存在不能完善。教育技术和信息技术通过课程来促成文化的保存、积淀和增殖和教育技术与信息技术可以传播和扩散外来文化之间的关系研究。但相关的研究还是不多。
第三科技对民族文化的传承功能上来研究。在民族文化传承方面措施不力，在传承的模式上，如何突破现有的模式，使传承的载体从显性向隐性渗透，使民族文化的精髓真正融入到少数民族群体的血液中，这是一个难题。
第四，从收集到的文献可以看出，现在的科技在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中的作用民族研究主要是从技术，理论的角度进行研究，而从更广的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影视人类学角度进行研究的较少，所以这方面的研究可以加强。
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研究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研究得当，利用得法，则可造福于少数民族文化。我们对民族文化资源的传承和保护以及相关的研究要有紧迫感，紧跟科技进步的时代步伐，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成果和方法，科学，合理地开发利用这一资源，为民族发展的现实服务，并展开更加深刻的研究。许多发展中的国家、民族在经历经济发展巨变的过程中，其民族传统文化都经历了从被忽视到重新回归的过程。我们应该吸取前车之鉴，在文化的保护与传承问题上做好充分的准备，及时破解传承中的难题，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笔者相信，在今后的科技对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的研究不但能够克服这些不足之处，而且能开拓新的领域，更上一层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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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具有两面性，使得图书馆学需要技术理性的支撑。现代科学技术已全面渗透到图书馆学的发展之中，成为图书馆学的催长剂，导致图书馆学技术研究和学科建设存在技术评价缺失规范、技术至上、技术误导等问题的出现。特别是在全球科技浪潮和信息化、知识化的时代背景下，图书馆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图书馆学的发展与科技也有着解不开的情缘。面对科学技术的全面渗透，图书馆学应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符合技术理性的发展之路。
2、科学主义与图书馆学技术理性的缺失
19世纪30—40年代，科学主义产生于法国和英国，其创始人——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孔德，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历史沿革，先后演绎出马赫主义、逻辑实证主义等众多的哲学派别，成为一股在世界影响力很大的哲学思潮。科学主义思潮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强调用实证科学方法研究自然、社会的各种问题，崇拜科学，技术至上。从科学主义的本质和特征来看，不难发现科学主义本身具有一系列危害性，包括：压制科学精神和人文理性；盲目应用科学技术，忽视科学技术应用的负面效应；扭曲人文社会科学，将自然科学方法和技术方法机械地应用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中[2]。
科学主义思潮对图书馆学界也颇有影响，最主要的表现就是不同时期、不同形式的技术论。在西方图书馆学发展史中，先后产生了图书馆学技术论的两大流派——传统技术学派和新技术学派。20世纪末期以来，网络信息技术高度发展，国内外图书馆学界再度兴起技术热，图书馆学的不少研究都反映了科学主义的学术思想。
传统技术学派把图书馆看作是一个孤立的实体，认为图书馆学研究的对象是具体的图书馆技术、操作方法和工作内容。该学派的代表性思想有施莱廷格的“整理说”，德国艾伯特的“技术说”以及杜威的“技术实用论”。传统技术学派对图书馆学和图书馆人的影响是深远的，尤其是杜威实用主义思想在我国图书馆界仍有很大市场，表现为片面强调图书馆学的技术性、实用性，忽视了图书馆学的理论研究。
新技术学派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是以计算机技术为核心的现代信息技术在图书馆领域应用的产物，它注重发展新的信息技术，以新技术为前提预测图书馆的未来。其代表人物有兰开斯特、利克利德、泰勒、戈曼和道林等人[3]。该学派目前在国内外有广泛的影响，具体表现为对网络信息技术的迷信和狂热，鼓吹技术决定论。
由于受科学主义思潮的强烈冲击，我国的图书馆学研究中形成了科学主义的研究范式，企图用自然科学的数理量化方法来解释图书馆实践中的问题，使图书馆学走上精密科学的道路。备受我国图书馆学界批评的抽象图书馆学就是最为典型的代表。不少研究成果体现了这种思想和主张：大量借用数学和统计的方法，移植与图书馆的社会功能研究相关的其他方法，使图书馆学研究走出假象的误区，步入学科发展的正常轨道[4]。然而，现实并非如此，单纯地依靠技术方法不能解决图书馆学的根本问题。
科学主义思潮及其衍生的科学主义研究范式表现出明显的非理性，是图书馆学发展过程中逐渐导致技术理性缺失的内在根源。在《图书馆学研究：科学主义思潮的非理性倾向》一文中，作者从抽象图书馆学的基本主张出发，指出科学主义思潮体现了当代图书馆学的非理性倾向[5]。非理性导致对图书馆学进行消极的、随意的否定，轻率立论，带来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必须反对图书馆学的科学主义思潮，恰当地运用科学主义研究范式，促进图书馆学的良性发展。
3、图书馆学发展过程中非理性的技术误区
图书馆学的技术传统虽然不如人文传统那样源远流长，但它伴随科学技术在图书馆的广泛应用和在图书馆学科体系中的全面渗透而发育为浓厚的学术传统。基于现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客观要求，图书馆学界从图书馆的功能和效益出发，积极探索图书馆工作面临的技术问题，这有利于图书馆服务质量和效率的提高，从而推动图书馆事业的发展。然而，学术界和图书馆员更多地意识到图书馆学的技术因素导致的负面效应，指出图书馆学研究中一直存在着技术化倾向，片面强调图书馆学的技术性，这种倾向阻滞了图书馆学理论的科学化进程[6]。也有人质疑图书情报学的单向度发展，认为技术的崇拜无益于图书情报学显学的努力[7]。事实上，图书馆学发展过程中的很多问题都与过分强调技术因素有关。
3.1技术情结排挤人文理性
早期的图书馆学理论有着人文主义的深厚底蕴，随着现代信息技术在图书馆领域的全面应用，图书馆的业务工作和文献信息服务越来越依赖于对技术的掌握运用程度和各种技术设备的配置水平，实践的依赖导致了理论思维和研究的依赖，图书馆学的理性精神被淹没在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大潮中，以至于片面强调科学技术的价值，忽视人文理性应有的价值。20世纪40年代以来，我国图书馆理论和实践中的科技与人文一直未能很好地统一和协调发展，长期表现为技术游离于理性之外，一味地热衷于科学技术应用，忽视了传统人文理性的继承和发扬，使图书馆学陷入了技术传统极度膨胀而人文传统日渐衰竭的不妙境地[8]。
针对图书馆学技术至上论和技术片面化的倾向，很多研究者担忧技术的广泛应用将削弱图书馆学的人文传统。美国著名的图书馆学家巴特勒和谢拉就是批评技术至上论的典型代表。巴特勒认为企图使技术合理化以及理论技术化的尝试是不结果实的花朵；谢拉则一再告诫人们：图书馆学始于人文主义[9]。国内学者也指出：强调人文传统是图书馆学理论的一个基本点[10]；图书馆学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它的终极价值目标是为人的全面发展服务[11]，等等。
在学科建设和图书馆学教育方面，技术排挤人文的问题同样存在。图书馆学最初主要是目录学和图书分类学等构成的学科体系，这些分支学科是适应早期图书馆手工服务方式的产物。现代信息技术使图书馆业务流程和服务方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为解答图书馆在发展变化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图书馆学需要充实新的理论。为此，学科内部整合过程中增添了许多“技术色彩”很浓的内容。由于图书馆学的技术性内容不断扩张，技术科目的比重越来越大，挤占了图书馆学基础性科目的生存空间。如从教育部公布的专业目录来看，图书馆学专业不同于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教学内容固然也有差别，可有的学校不仅为图书馆学专业披上“信息”的外衣，在课程设置上也“全盘信息化”，大量开设诸如信息社会学、信息伦理学、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企业信息工作、信息市场管理等与信息有关的课程，以至于图书馆学课程仅占一小部分甚至已被完全抛弃[12]。这样的图书馆学专业教育必然偏离最初的培养目标和自身的发展轨道。
3.2技术因素引发的学科术语不规范
技术的突破必然带来学科概念和术语的增长与更新，由于技术发展太快，学术研究一时难以规范用语，给人们的认识带来混乱和不便。目前，人们对图书馆学的新概念大多以感性认识为主，许多图书馆学新概念和术语的涵盖面大，使用起来易迷惑人。本来，图书馆学领域的一些基本概念和术语具有规范，人们已经取得共识，但是技术的发展和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原有某些术语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有待于图书馆学界去重新界定和认识。有些研究者还大量套用社会学、经济学、教育学等其他学科的技术性术语，而对图书馆实践中涌现出来的许多体现自身特征的概念不予重视。当然，一味反对引进概念和术语不是科学的态度，但如果生搬硬套无益于图书馆学发展的术语，不加以学科化的解释，则不是明智之举。
3.3与技术因素有关的图书馆学无限制泛化和扩张
已有学界人士对泛化和扩张问题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证[13—14]。图书馆学研究中的适度泛化和扩张也并非坏事，但是无度地泛化与扩张就易产生问题。伴随着新技术运用于图书馆，图书馆学理论的研究视野由馆内扩展到馆外甚至社会，研究范围从传统图书馆扩大到整个文献信息领域。如果图书馆学理论超越了自身的极限，表现为漫无目的的膨胀，最终也会失去自我，陷入虚无缥缈之中而无法自拔。由于现代科学技术高度分化与高度融合的客观趋势，图书馆学研究中的“大图书馆观”存在一定的市场，在某种程度上使图书馆学走上无节制的粗放型扩大外延的路子。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图书馆学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学术研究热点不断，除了学界开拓创新、学科建设和图书馆学本土化等因素外，技术是最为重要的原因。像电脑与图书馆、图书馆电子学、信息高速公路之类的研究便是学科泛化和扩张过度的表现。图书馆学的学科体系建设，有其应有的内涵和外延，远离和超越主体的研究不利于图书馆学的健康发展，必须引起重视和有效控制。
3.4激进论调的产生
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会对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的发展产生不同程度的冲击波，当然也震撼着图书馆人，引起对图书馆事业及其价值的怀疑和关注。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最让图书馆人灰心丧气的理论莫过于“图书馆消亡说”，庆幸的是现实情况并非如此。究其原因，制造这理论与现实截然相悖状况的无形怪手，是对图书馆影响越来越大的信息技术[15]。图书馆消亡论者在国外的典型代表首推美国学者兰开斯特，他试图让人们相信未来的社会是“无纸社会”[16]；英国图书馆学家汤普森则认为，图书馆最终会成为博物馆[17]。国内也有图书馆消亡论的支持者，他们认为传统图书馆将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逐步走向消亡[18]。不少研究者针锋相对地指出：图书馆消亡论是网络时代的神话[19]；“无纸社会”不会出现，任何社会都不能没有图书馆[20]。
预测是一门科学，科学和合理的超前预测为人们所欢迎，但割断历史与现实联系的预言是不可取的，特别是在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图书馆发展东西部不平衡，缺乏必要的资金和技术，所谓图书馆消亡更是没有充足的理由。值得欣慰的是，我国图书学界通过学术讨论，对图书馆的未来已基本形成共识，认为复合图书馆是现代图书馆的必然走向。当前，国内外图书馆学界的很多学者对技术至上的观念和研究范式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批评，指出了其中的危害，为图书馆学回归正常的技术理性之路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4、适合中国图书馆学的技术理性道路
现代科学技术使图书馆事业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带来的技术思想误区也被图书馆学界所共知，呼吁和回归技术理性已是图书馆学进一步发展的必然选择。
4.1树立技术理性观
图书馆学界是推动图书馆学发展的直接动力，呼吁技术理性首先在于图书馆学研究要有理性的支撑。面对新技术，学界人士有必要树立技术理性观，用客观的尺度把握图书馆学技术的发展进程及其应有的地位和作用。从中国图书馆学目前的状况来看，技术理性观念主要体现在技术价值、技术手段、技术选择、技术发展等方面。
技术价值观。图书馆学技术的价值不仅在于改变图书馆落后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方式，而且在于以“图书馆自由”理念为社会价值目标。这一理念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的《公共图书馆宣言》所确认，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家在图书馆法律制度中也体现了这一精神。因此，在技术研究中我国图书馆学界对待技术应有理性的价值取向。
技术手段观。图书馆学技术归根到底是为了实现图书馆事业使命的一种服务手段。在图书馆学的发展过程中，技术问题对图书馆发展无论有多么重要，对图书馆学的学科建设而言，终究是表层的东西，只有那些对技术现象进行深度思考所形成的理论，才具有久远的学术价值[21]。科学技术与人文理性是图书馆学不可缺少的部分，但现代技术以其单一性、两面性特征，成为人文理性的一种巨大的排斥和异化力量，图书馆学需要在科技与人文之间维持一种必要的张力，即技术服从人文的需要。图书馆实践所利用的所有技术，都是方法论意义上的工具和中介手段，取代不了图书馆人的主体和主导地位。
技术选择观。新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不同领域中都同样充满复杂的选择，坚持有选择地应用新技术来发展图书馆事业，是图书馆界义不容辞的责任[22]。目前，我国的数字图书馆研究和建设正方兴未艾，图书馆学技术的研究和图书馆技术应用都存在技术选择问题，必须从我国的现实出发，用理性的眼光对技术进行必要的审视。
技术动态观。历史的发展告诉人们，一定历史时期的技术，无论在当时有多么先进，随着时间的流逝和时代的发展，终究要被更先进的技术所取代。况且，现代科学技术发展速度越来越快，新旧技术更替的周期越来越短，技术发展呈现的动态性特征更加明显。信息技术是推动图书馆发展的核心技术之一，为了更好地利用信息技术为图书馆事业服务，图书馆界应牢牢确立技术动态发展的理性观念。
4.2加强图书馆学前沿技术的研究
图书馆学技术研究包括技术应用和技术发展两个层面的研究。图书馆技术应用研究主要解决网络化、数字化等新技术在图书馆的实际应用问题；图书馆技术发展研究则是研究现代科学技术在图书馆应用的发展趋势，解决图书馆与新技术相适应的问题。从目前来看，处于图书馆学发展前沿的核心技术是信息技术，而纳米技术将在图书馆未来发展中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由于图书馆学应用性极强，技术应用研究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也非常明显，这使得技术应用研究成为图书馆学研究的重点。
基于信息技术而产生的数字图书馆，成为当前学科的前沿问题。对数字图书馆的研究，主要是信息网络技术、数据库技术、信息资源开发利用技术、知识管理技术、信息存储技术在图书馆的应用，并将它们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直接服务于图书情报工作。据《光明日报》报道，中国数字图书馆工程建设面临十大技术瓶颈，包括资源建设、多媒体信息标准、信息存储与压缩、信息分类、索引与检索、信息传输与安全保护、交互界面、信息输出与表现、工具与平台、高层信息服务协议[23]。从客观上讲，我国在技术方面比发达国家落后，图书馆界要在图书馆自动化网络化方面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抢占图书馆学的前沿阵地，就要求图书馆学研究人员调整落后的思维方式，更多地从技术的原创层面发掘，进一步提高研究水平。
4.3注重图书馆学技术的哲学审视
图书馆学发展至今，理论体系还不完善。图书馆学要成为具有科学逻辑和真正说服力的理论体系，必须借助于哲学思维，以图书馆哲学研究为突破口，从哲学层面上关注图书馆，把握图书馆本质上的问题。为此，我国图书馆学界进行了长期的研究，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图书馆哲学研究进入了一个高潮时期，形成了一股持续的“图书馆哲学研究热”[24]。综观图书馆学界的研究，其内容局限于图书馆哲学的概念、性质、任务、意义、范畴体系及相关概念辨析等。从哲学角度研究技术问题，用哲学指导图书馆实践，还有待于图书馆学界继续努力和不断创新。我们在解决图书馆实际技术问题的同时，必须重视对技术的哲学反思，用哲学的思辨来解答图书馆学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技术困惑。
图书馆学技术需要哲学支点，已被事实证明。西方技术学派的集大成者——杜威既是哲学家又是图书馆学家，在他的实用主义哲学思想支配和指导下的图书馆学，占据了美国图书馆学的主流地位，不但深刻地影响了美国的图书馆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着我国图书馆学界。当然，作为学科技术支点的哲学，应该是符合科学与理性的哲学。杜威的哲学强调“有用即真理”，对技术持实用主义的观点，必然走入“唯科学主义”的陷阱。
长期以来，由于图书馆学界缺乏对图书馆哲学的深入探讨，使学科理论难以上升到真正科学的高度。一般研究者大多简单地套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或西方哲学家波普尔等人的思想来解析图书馆事业发展中的现实问题，这种生搬硬套的做法不可能构筑图书馆哲学的理论大厦。学术界应该从科学融合的角度，广泛地学习人类思想史上的哲学理论，吸取其思想精华，对哲学领域的相关思想和概念做出图书馆学学科化的合理解释，紧密联系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实际，建构全新的理论体系。图书馆技术的哲学理论是图书馆哲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建构图书馆哲学新体系的过程中，借用科学技术哲学的思想和理论是必不可少的。
4.4培养创新型的图书馆学技术人才
对于图书馆学的可持续发展而言，人才是第一资源。科学技术越发展，图书馆学技术应用的广度和深度越是不断地延伸，对图书馆学学科技术人才的培养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从总体上看，我国图书馆学专业技术人才匮乏，加快人才培养的步伐，造就一批具有创新精神的图书馆学技术人才，是新世纪不断发展的重要保证。图书馆学人才培养要求制定科学的人才发展战略，顺应市场需求，调整图书馆学专业课程设置，积极引进新的理论和技术充实和完善原有理论体系。在目前的实际工作中，由于缺少图书馆学专业技术人才，往往是用计算机专业人才充当图书馆技术工作的业务骨干，这种做法是欠妥当的。计算机专业人才由于不具备图书馆理论及业务知识，在实际工作和技术研究中容易碰上诸多困难，不利于图书馆事业与图书馆学的发展。解决类似问题的关键措施就是加强图书馆员的专业培训，采用各种形式，使图书馆员终身接受教育，造就一支信息时代高素质的专业图书馆员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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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化进程中，生产力的指数式增长，使危险和潜在威胁的释放达到了一个我们前所未知的程度”[1]，科技风险成为公共议题。在此背景下，科技风险的跨文化比较成为研究趋势，包括纵向梳理科技风险问题的历史发展脉络和横向对比中西方科技风险研究的侧重点以及发展动态，从而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科技风险研究路径。
1、科技风险与公众认知的纵向发展脉络
科学技术是双刃剑，在给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也为生态环境带来了潜在威胁。公众认知与科技风险是社会建构的，故对科技与风险问题的探讨离不开对历史发展背景的分析。就社会学而言，科技风险与公众认知的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
1.1“科技至善”时期
十八世纪，以牛顿力学为基础的自然科学的形成拉开了现代科学的序幕，自此科学知识为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毋庸置疑的合理性，而科学通过技术的普及被应用于生产实践[2]。科学与技术成为现代社会的“第一生产力”，马克思对科技的革命性力量做出了高度评价，“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3]。科技对人类社会的巨大贡献赋予了其绝对真理的权威，过多强调科学技术的合理性和科技应用功利价值的“科学主义”应运而生。“科技至善论”“科技决定论”成为当时的主流科技价值观，垄断了学术研究，科技负面效应研究则极其缺乏。
此阶段，技术专家垄断科学知识，具有绝对的决策权威，他们界定“技术风险”，决定“风险的可接受水平”，科技风险被局限在科学体制内，公众被排除在外，公众的风险认知依靠专家的解释与评价。公众在接受科技带来的便利的同时，无条件相信专家做出的风险判断。专家根据各自领域的惯例方法精确计算技术风险，判断威胁健康和安全的风险能否降低到某个可以接受的范围内。这个过程和结果是否被认为可信和安全的，取决于专家是否完美的遵循了技术领域的惯例。
在“科技至善”的年代，科技尚处于自由发展的“小科学”阶段，其复杂性较低，具有较高的确定性，科技风险仅仅与专家系统有关，公众认知主要依赖于专家对科技风险的判断与权威，这造成了公众对科技负面效应忽视的局面。
1.2“科技中性论”时期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随着诸如美国的三厘岛核电站爆炸，前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泄漏等科技事故的爆发，科学技术对社会的负效应逐渐显现，学者的关注重心也由自然灾害风险向科技灾害与风险转化[4]。
在传统社会，技术发明虽说是一群业余爱好者的闲暇活动，但这些技术专家严谨的遵循着从实验室到社会应用的研发过程，而在科学研究、技术应用和生产开发相结合的一体化“大科学”模式下，整个社会变成了实验室，即科学家将所研究对象先制造出来，再在社会范围内进行相应的研究。而对于复杂性和数据模型的不确定性与社会效益呈“指数式增长”的核能、电子、生物工程、化学技术等高新技术而言，研究、应用和生产逻辑的颠倒将大大增加社会公众暴露在“人造风险”中的概率。在吉登斯看来，后工业现代化的社会风险已经实现从“外部风险”向“人造风险”的转移[5]。不同于传统的以不可抗的自然灾害为代表的“外部风险”，源于高新技术的“人造风险”具有覆盖面广，不确定性高，后果严重等特征，以至于即使在科学家群体内部对这类技术风险的估计也常常存在差异，此外，在一体化体制中科学与经济、政治的紧密结合，使其失去了独立性，甚至成为政治经济的附庸，早前技术领域获得的合法性由此受到公众的质疑。在双重打击下，以科技具有双重属性为代表的科技中性论取代了科技至上论对社会的影响。
虽然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科技彰显了正负功能并存的两面性，公众对科学技术也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不信任，但是这个阶段只能算是一个过渡期，即是公众科技认知论从科学主义向建构主义转化的阶段。科技中性论的兴起便体现了这种过渡性的特征。
科技中性论认为“技术为人类的选择与行动创造了新的可能性，但也使得对这些可能性的处置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技术产生什么影响、服务于什么目的，这些都不是技术本身所固有的，而是取决于人用技术来做什么”[6]，即科学技术只是达到目的的中性手段或工具体系，依附科技而来的一切不良后果和其所拥有的显现或潜在的毁灭能力只是源于人类对这种工具的不当使用，以及人类对科技目的的认识不清和有限的理解。科技仍旧是进步的代名词，风险并不是科技的本性。这种观点实质上是通过将科技风险的责任推卸给社会，从而减少公众对新技术的反感，为技术的持续创新进行辩护。故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即使存在质疑的声音，但是对科学技术的积极态度依旧是主流。而风险到底是外在于还是内在于科技活动也成为争议的中心。
1.3“科技建构论”时期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科学技术的双重属性进一步凸显。欧美社会学者围绕着技术风险和公众认知问题逐渐形成与以科学主义为核心的技术―经济框架相背离的以建构主义为中心的社会―科技研究路径，其中心议题是科学技术如何被社会建构的。
西方国家进入后工业现代化阶段后，以一体化大项目形态发展的高新技术决定着世界经济社会的发展。高新技术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挑战并摧毁了现代风险规避制度所依托的理念和概率计算方法，传统技术领域的试错法失去用武之地。据此，自八十年代以来，科学技术被认为是现代社会的主要风险源。
George Gaskell等（1999）在考察生物技术的公众接纳态度研究中发现科学技术是风险负荷的，公众对不同风险程度的科技接纳态度也是存在差别的 [7]。科技的风险负荷性表明了风险是内在于科技活动而存在的。科技的日益扩展促使人类社会完成了“自然的终结”和“传统的终结”的转型，在自然和传统失去对人类社会无限效力的现代社会[8]，风险类型发生了巨大改变，由科学化的技术（Science-based technologies）引起的社会风险取代自然风险跃居为现代社会的主要风险。“人造的风险”与科技活动紧密相关，且并非独立于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而是具有物质性和非物质性的双重属性，是社会建构的过程，故应将现代风险放置在社会背景中分析研究[9][10][11]。在此基础上，西方技术社会学界逐渐探索出建构主义的科技风险研究路径。
建构主义科技风险研究关注的并不是风险是否存在，而是风险是如何可能，是如何以某些特定方式建构起来的，从社会组织、结构、文化等背景因素，研究风险如何被制造、选择和分配。其中，信任受到社会学者的青睐。
John Durant等人的公众理解科学框架是科技风险建构主义研究路径的早期成果。该框架指出社会人口因素（包括年龄、性别、社会阶级和受教育水平）[12]、信息来源[13]和信任因素[14]形塑了公众对科学的认知，然而其并未对信任影响公众认知的具体运行机制进行深层次的解释。Michael Siegrist（2000）则在公众对转基因技术的接纳研究中，进一步分析了信任影响公众认知的内在机制，即信任通过影响公众的风险感知，间接影响着公众的技术接纳态度[15]。信任影响公众认知的深入探讨成为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科技风险研究主题之一，而社会学则为该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解释范式――信任是简化社会复杂性的机制，通过人的主观性吸收或容忍不确定性，提升公众的耐受性。[16]公众通过对制造或管理风险的机构的信任将科技环境中的不确定性分为可以相信的和不可以相信的[17][18]，从而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科技风险的认知。
2、科技、风险与公众认知的横向比较研究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围绕科技与风险问题中西方学界在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卓有成效但具有差异性的成果。
2.1西方科技风险研究的三大理论范式
经过近四十年的探索研究，西方学术界逐渐形成了科技风险研究的三大理论建构：风险社会理论、文化理论和系统理论。
乌尔里希・贝克和安东尼・吉登斯从制度主义角度解释现代性风险何以可能，开创了风险社会理论。贝克从风险分配逻辑、个体化法则、科学和政治的衰微这三条路径反思现代化，认为作为现代化动力的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现代化发展的潜在风险，期许以建立“世界公民社会共同体”来应对现代化的膨胀及其副作用结果的风险。与此同时，吉登斯从宏观层面关注风险产生的制度结构因素，认为风险社会是现代性文明发展的结果。风险社会理论以“风险”为核心概念，探讨当代社会的转型与变迁，从社会结构和制度层次分析风险、科技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19]。
与风险社会理论不同，以玛丽・道格拉斯和斯科特・拉什为代表的人类学学者从文化视角提出了风险文化理论，从社会规范、政策或者制度层面解释嵌入社会结构的风险现象，并提出了著名的网格/群体（grid/group）模型，该模型依据群体紧密程度以及维持社会关系的价值观和世界观的类型划分出四种文化模式――等级制、个体主义、平等主义和孤立主义，个体通过这四种文化模式去感知风险[20]。文化理论尤为重视探讨社会文化因素与风险感知的关系。如Enoch M. Kikulwe等（2011）根据风险观和世界观的综合，将消费者分为怀疑主义者（怀疑主义）、机构信任者（机构权威主义）、健康安全焦虑者（健康取向）和食品与环境安全焦虑者（生态取向）四类，通过比较其风险感知的差异，发现怀疑主义取向群体对风险评估的批判意识极强，其次是健康取向和生态取向群体，而机构权威主义取向群体对科技机构怀有积极态度，因而其风险的感知偏低[21]。
尼古拉斯・卢曼提出的系统论是风险研究又一重要理论框架。不同于文化理论学派，卢曼的系统论更加接近于风险社会理论。二者虽都从宏观视角探索现代社会风险的内在机制，但区别于风险社会理论对社会制度和结构的关注，卢曼的系统理论更侧重从社会意义层面，以系统――功能分化的角度，深入阐释社会风险产生的原因。对信任的关注成为系统论科技风险实证研究的主要特点。
三大理论范式都体现了欧洲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旨趣，但常常脱离于经验研究，贝克和卢曼等社会学家从社会制度层面解释风险，将其提升至当代社会根本特征的高度。而风险文化视角则秉承了默顿社会学传统，将理论建构和经验研究结合起来，尤为注重适用于经验研究的中层理论框架的构建，致力于在具体的科技环境中发现风险的建构与生成。
2.2中国科技风险理论研究分析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科技风险研究在中国学术界兴起，但呈现出兴起晚，发展不充分的特点，相较于西方三大理论范式的蓬勃发展，中国科技风险理论则相对单一，即主要以验证西方理论为目的，以结构功能主义的本土化为研究范式。
对西方风险理论的解读和相关著作研究的翻译是中国风险研究的重心[22][23]。二十一世纪初，中国食品安全事件频发，如三鹿奶粉等，关于科技与风险问题的争议也愈演愈烈，经济学、管理学和社会学等领域的学者认识到跨学科领域合作的重要性，但本土化的风险理论研究却仍相对薄弱。基于功能结构主义的信任理论成为中国社会学风险理论研究中为数不多的较为系统的成果。
郑也夫（2001）基于卢曼的系统论，提出了信任理论，他认为货币系统和专家系统是支撑现代社会有序运行的两大信任系统。证书、同行评议和科学知识结构是专家系统的信任基础。而现代化分工和科学的怀疑论则是瓦解信任的根本原因。怀疑与批评破坏了信任的科学知识基础，使得专家内部的同行评议参差不齐，公众受到多样化的专家意见的困扰，从而传统的专家权威受到了挑战[24]。郑也夫对信任的宏观制度层次的探讨是系统论中国化研究的典型代表。
3、结语
基于跨文化视角，比较分析科技、风险与公众认知的历史发展脉络和中西方学术研究成果，既是学术传承的需要，又是取长补短的良机。当前中国科技风险与公众认知问题非常复杂，学术界承担着本土化风险理论的培植重任，政府决策部门面临着正确规划科技与现代化发展方向的压力。而近几年来，转基因、纳米、核能等高新技术引发了越来越多的社会争议，在此种背景下，深化科技风险与公众认知的研究将有利于中国科技与风险问题的解决，进而在科技进步的基础上促进自然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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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键 词】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邓小平理论/组成部分/发展机理
【 正 文】
邓小平同志生前十分关心和密切注视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情况，具体、直接地指导和大力推动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在这一伟大的实践中孕育和形成了邓小平的科学技术思想。这一思想不仅在理论上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在实践中发挥了并继续发挥着巨大的现实作用，已成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完整、全面地把握这一思想对于建设四个现代化尤其是科学技术现代化，促进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是，迄今在邓小平理论的宣传和研究工作中，并没有把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放在应有的高度。事实上，无论从内容、理论意义和现实作用看，科学技术思想在邓小平理论的整个系统中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完整的子系统，它应占有自己的位置，把它分散在邓小平理论的其他部分中进行研究和阐述是不恰当的，不利于更深刻地揭示它丰富的内涵和精髓。
一、丰富的内容和完整的体系
仅仅从已公开发表的文献看，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内容就已是非常丰富、深邃的了，涉及到相当广泛的领域，主要有下面6个方面的内容：1.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2.科学技术对社会及世界政治斗争的意义；3.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4.双管齐下促进科技与经济相结合；5.国家要发展就要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6.关于科技人员和科研机构管理的指导思想。邓小平在多种场合、多次对上述6方面作过深刻的说明和论证。例如：1978年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1985年“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88年“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的谈话”及同年“听取关于价格和工资改革初步方案汇报时的谈话”等文献，结合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实践、科学技术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践，具体、系统地阐述和论证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1979年“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1978年“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1985年“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1986年“会见李政道夫妇的谈话”、1988年“视察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时的讲话”等文献，深刻阐述了科学技术对社会及世界政治斗争的深远影响和重要意义；1977年“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同年“同中央两位同志的谈话”、1978年“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79年“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上的报告”、1982年“陪同金日成去四川访问途中的谈话”、1985年“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文献，非常透彻地分析和阐述了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的道理；1977年“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983年“同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和农业部门负责同志的讲话”、1985年“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88年“听取价格和工资改革初步方案汇报时的谈话”等文献，强调要抓住体制改革这一最根本最核心的问题，用双管齐下的方法使科技和经济有机地结合起来、协调发展，并提出了更具体、对现实更有指导意义的理论；1975年“在国务院讨论国家计委起草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时的谈话”、1978年“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1985年“会见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副总统姆维尼时的谈话”等文献，结合中外历史和现实说明国家要发展不引进先进的经验和科学技术是不可能的，这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项长远的国策；在上述众多文献中，邓小平还多次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论述过关于科技人员和科研机构管理的指导思想。上述6个方面不仅内容丰富，而且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简明、精辟地阐述了当代科学技术同经济和社会各个领域的密切联系和相互作用，以及科学技术对国家的繁荣、社会的进步、世界的发展所起的作用、所处的地位、所具有的意义。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就其本身而言，就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有自己结构、自成体系的系统，但在邓小平理论的整个体系中，它又是一个与其他部分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占有自己独特位置、不可缺少、不可取代的子系统。在整个邓小平理论体系中，我们可以看到邓小平在论述其他领域的问题时，往往都从科学技术的视角加以考虑，有时还从科学技术对所论述问题起的作用和具有的意义加以说明。在论述到科学技术的问题时，往往又联系到与之有关的其他领域的实际，邓小平对当代科学技术的特性、作用、意义的认识是非常深邃的。如果我们考察一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等留下的理论宝库，除恩格斯之外，邓小平对科学技术的认识可以说是最深刻、最全面、最自成体系的。
二、邓小平理论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缩影
邓小平理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种发展首先是实践的发展，是邓小平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以过人的智慧和胆略在对当代人类社会发展的实践进行了准确、深刻的总结和概括的基础上大力创新而形成的。它是在实践中产生和形成的，它本身的发展也离不开实践。这是邓小平理论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机理。这一机理在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思想的发展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和反映。因此，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是邓小平理论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缩影。比如邓小平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及其后对此的一系列阐述，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已很明确地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中一个相对独立的因素，但他没有把科学技术放在生产力的首位。在马克思之后，列宁和斯大林虽然也十分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对科学技术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和意义有深刻的论述，但是他们对科学技术、生产力问题也发表过一些不那么准确、起码是容易被人误解的言论。比如列宁讲过，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由物质力量即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的，全人类的首要生产力是工人、劳动者。列宁把生产力定义为物质力量，科学技术不是纯粹的物质力量，它就不是生产力要素了。斯大林也讲过，用以生产物质资料的生产工具，藉有一定的生产经验与劳动技能之助发动着生产工具实现着物质资料之生产的人们……构成社会主义生产力。斯大林实际上把生产力要素定义为生产工具和劳动者。在这样的背景下，前苏联有关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的宣传和研究中，一直把科学技术摒于生产力要素之外，如果有所谓争议的话也仅仅局限于劳动对象属不属于生产力要素，即二要素还是三要素之争。新中国成立后，在这方面也承袭了苏联的理论，包括毛泽东都把科学技术摒于生产力要素之外。这样做在理论上是片面的，在实践上是非常有害的，它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忽视了科学技术人员的作用，压抑了他们的积极性。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拨乱反正，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第一个问题就开宗明义地讲：“科学技术是生产力”；10年之后，即1988年又不失时机地提出：“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7页。）很明显这是邓小平对马克思科学技术思想的丰富和发展。这种发展首先是实践的发展，即科学技术实践的发展，科学技术与社会生产的关系及其推动作用的实践的发展。在20世纪以前，往往是生产实际的需要刺激了技术的发展，生产和技术的实践又为科学理论的概括提供了必要的基础。即生产技术科学的过程。如16、17世纪由于社会生产对动力的需求促成了蒸汽机技术的发明，提高蒸汽机效率的实践促成了热力学理论的诞生。对此恩格斯作了十分精辟的概括：“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05页。）这与当时的实践是完全一致的。但是，进入20世纪特别是60年代以来，生产、技术、科学这种关系开始逆转过来了。由于科学迅猛发展，科学理论往往走在技术和生产的前面，并为技术和生产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它们相互促进的时间越来越短，效果越来越大。如20世纪初爱因斯坦提出的质能关系式，后来哈恩的实验和梅特纳的分析，到最后原子能在军事上和工业上的应用，都表明了科学技术生产的过程，激光和半导体产业也是这样。实践表明科学技术的地位较之马克思、恩格斯时代已有新的飞跃，具有第一位的意义，实践已凸显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地位。对此邓小平作了深刻而准确的总结和概括：“现代科学技术为生产技术的进步开辟了道路，决定了它的发展方向。许多新的生产工具、新的工艺，首先在科学实验室里被创造出来。一系列新兴的工业，如高分子合成工业、原子能工业、电子计算机工业、半导体工业、宇航工业、激光工业等，都是建立在新兴科学基础上的。当然，不论是现在或者今后，还会有许多理论研究，暂时人们还看不到它的应用前景。但是大量的历史事实已经证明：理论研究一旦获得重大突破迟早会给技术和生产带来极其巨大的进步。当代的自然科学正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应用于生产，使社会物质生产的各个领域面貌一新。特别是电子计算机、控制论和自动化技术的发展，正在迅速地提高生产自动化程度。同样数量的劳动力，在同样的劳动时间里，可以生产出比过去多几十倍几百倍的产品。社会生产力有这样巨大的发展，劳动生产率有这样大幅度的提高，靠的是什么？最主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注：《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4页。）
此外，从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与生产力其他因素的关系的实际来看，科学技术也凸现了其第一的地位。
从科学技术与劳动力的关系方面看，当今高科技对劳动者知识结构有特殊的、专门的要求，在高科技生产系统中人们用的主要是头脑而不是灵巧的双手，拼的是知识而不是体力。现代生产本质上已成为科学技术的物化，一个没有基本的、起码的科学技术知识的劳动者，根本发挥不了作用。当今的科学技术决定了劳动者的效率，科学技术带来的收益几乎是无限的。从科学技术与劳动资料的关系方面看，高科技使劳动资料从代替人的体力劳动朝着代替人的脑力劳动方向转化，使生产效率得到极大提高，将科技的新发展迅速融汇到劳动资料中已成为发展生产力的一条重要途径。在这一关系中，科学技术也凸显出第一位的作用。从科学技术与劳动对象的关系方面看，当今科学技术已不断改变着劳动对象的面貌，扩大了劳动对象的范围、种类，使劳动对象的品质、性能和用途发生明显的变化。据不完全统计，当代人们借助科学技术已创造出800多万种新材料，使劳动对象越来越丰富多样，大大发展了生产力。从科学技术与生产管理的关系方面看，现代管理广泛地应用最新的科技，使人、财、物得到最合理的利用，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如果说现代生产管理对生产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的话，那么现代管理又极大地依赖于先进的科学技术，一些巨大的工程离开科学技术根本无法进行管理。
正是这些实践，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思想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上述说明可以看到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对马克思相应思想的发展的机理是非常清晰的。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思想，它的机理，与邓小平理论中的其他部分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机理是一致的。但是，其科学技术思想最清晰、最简明地凸现了这一机理。因此，在邓小平理论的宣传和研究中，把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作为一完整部分放在应有的位置上，是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的。
三、巨大的现实作用
粉碎“四人帮”后不久，我国科学技术与文教事业在邓小平的直接关心和指导下，在极“左”思潮的桎梏中首先突围而出。我国科技工作者积极工作，不仅出了很多科技成果，“而且以主人翁的态度，为国家出了许多很好的主意。……科学技术专家这样广泛地参加经济、社会决策活动，是我国几千年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8页。）邓小平还高兴地指出：“现在连山沟里的农民都知道科学技术能够使生产发展起来，使生活富裕起来”。（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7页。）当时神州大地学科学、用科学的浪潮澎湃高涨，我国科技事业空前繁荣。
要发展科学技术，首先就要有人才。作为邓小平科技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强调“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他揭示了当代科学技术与教育的深刻联系，指出发展科学技术的根本在发展教育，主张将科学技术与教育的发展统一起来，使之构成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机制。邓小平当时非常明确地指出：“我国科学研究的希望，在于它的队伍有来源。科研是靠教育输送人才的，一定要把教育办好。”（注：《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7页。）“要千方百计，在别的方面忍耐一些，甚至牺牲一点速度，把教育问题解决好。”（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5页。）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教育事业一派繁荣，小学、中学、大学的规模和水平空前大发展，培养了大量的优秀人才。这批人才已成为我国科学技术各个领域的主力和骨干，成为支撑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中坚力量。原来令人十分担忧的人才断层已得到较好地弥补。为了加快发展科学技术，邓小平还主张“接受华裔学者回国”、“请外国著名学者来我国讲学”、“派人出国留学”（注：《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4页。）等措施。这些举措付诸实践后，都产生了很好的效果。正是在邓小平“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要使科学技术与教育协调发展的思想指导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事业和教育事业人才辈出，相得益彰，大大缩短了与先进发达国家的科技差距，有个别领域甚至达到世界领先的地位。
发展科学技术根本的目的就是要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这就要求科学技术与经济互相结合、协调发展。但是，这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不单我国没有解决好，连西方一些科技发达国家也没有解决好。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经过几年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之后，1985年初邓小平就明确提出：“在方针问题、认识问题解决之后，还要解决体制问题。”“现在要进一步解决科技与经济结合的问题。”“新的经济体制应该是有利于技术进步的体制，新的科技体制，应该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体制。双管齐下，长期存在的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有可能得到比较好的解决。”（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8页。）邓小平还主张：“生产部门的科研队伍恐怕是最大的。科学不是划分为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吗？生产部门也会有搞基础科学的，但要着重搞应用科学；科学院和大学可以多搞一些基础科学，但也要搞应用科学，特别是工科院校”。（注：《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0页。）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我国的科研机构、大学主动和企业联系，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积极牵线搭桥。大量科研成果转化为企业产品，企业急需解决的技术难题又大量汇集到科研机构，从根本上扭转了以前学、研、产脱节的被动局面。随着技术贸易市场的开发，科技成果更迅速、更直接、更规范地融入企业生产之中，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更可喜的是我国大、中、小企业按照邓小平的思路，“随着工业的发展，企业的科技人员应当越来越多，在全部职工中所占的比例应当越来越大。大厂要有自己独立的科研机构，小厂的科研可以由市里综合办，也可以由几个厂联合在一起搞”，（注：《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页。）纷纷办起了自己的科研机构，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很多企业没有自己的科研机构的历史。这些科研机构一建立就为企业增添了新的活力，到上世纪90年代，已成为支撑企业的中坚力量。由于科学技术研究与生产紧密结合，使我国的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90年代后乃至21世纪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比如珠江三角洲高技术企业，由于有了自己的科研机构，再加上与国家科研机构和大学的紧密联系，即使是在最近几年全球经济低迷的情况下，高技术新产品产值仍以年均35%的速度增长，由于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科技对经济的贡献率普遍达到45%，有些地方更达到50%多。
邓小平关于国家要发展就要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的思想对推动我国科技和经济的发展也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邓小平认为：“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注：《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8页。）我们不仅因为今天科学技术落后，需要努力向外国学习，即使我们的科学技术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也还要学习人家的长处。”（注：《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8页。）“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7页。）在这一思想的正确指导下，我国在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大规模引进欧美发达国家的先进科技，一下子就把我们建设现代化、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起点提高了。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出发点铺垫了一个较高的台阶，改变了我国工业生产技术落后、设备陈旧、产品老化的状况，为后来跨越式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比如广东80年代引进价值10万美元以上的设备100多万台，5万美元到10万美元的设备60多万台，引进完整的生产装配线1000多条。在此基础上多渠道、多形式组织科研力量进行技术改革，使企业的综合技术水平大幅度提高，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上世纪80年代广东生产总值年均递增12.3%，国民收入年均递增11.5%，增幅比全国平均值高4.7和4.2个百分点，更远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和亚洲四小龙（它们最高也仅有6%）。
当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和社会所取得的跨越发展，不仅仅是邓小平科技思想指导的结果，而且是在整个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取得的。但现实的问题是我们在邓小平理论的宣传和研究中，没有把邓小平的科学技术思想摆在应有的高度和恰当的位置上，这不利于全面、完整地领会和把握邓小平理论的深刻内涵和精髓。为了更好地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我们有必要加强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的宣传和研究，这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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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modern technologies impacted on modern medical education
Yu Xichong， Yang Wei， Wu Bola
Wenzhou medical college， Wenzhou， 325035， China
Abstract： The networking， integrating and fasting development of modern technologies demanded talents who should have broad vision in some fields and process team spirit and creative ideas. In the present article， we will discus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odern medical education， the effects of them on medical education development and the possible results.
Key words： modern technology development； medical education； creative thinking
伴随着现代科技革命的发展，人类的思维方式、生活、娱乐和教育等也发生着深刻变革。医学教育在医学人才培养、社会医疗事业推进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现代技术革命尤其是现代生物医学的发展突飞猛进，对现代医学教育提出新的要求和挑战。为适应这种变革，21世纪的医学教育对现代医学科技革命作出积极回应，开展一系列改革的培养更多适应现代医学科技发展并具有科学思维的医学人才。
1 现代医学科学技术革命特点
1.1 现代医学科技的集成化
现代科技衍生出不同的门类和亚类，不同的门类和亚类渗透衍生出不同的交叉学科。在医学科技发展过程中，吸收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环境科学、信息学乃至人文科学新理念和新技术，极大地刺激了现代医学科技的发展。如核磁共振技术的引入无论在临床诊断还是在微观药物分子结构的研究中均发挥重要作用；药剂学研究中引入纳米技术和纳米材料、药质体、分子生物学技术等促进药物的研发和使用，融合其他学科的技术、方法和理论。在原有医学学科的基础上，发展了分子药理学、分子病理学等学科。因此，在医学科技范围内，单一的学科实际上已经集成了众多的医学技术，包括分子生物学、物理学、信息学方面的最新技术和知识。现代物理学、信息网络技术可进一步推进医学科技集成化，形成以某一学科为中心的技术群、知识网。
1.2 现代医学技术的发展呈现快速化和全球化
现代医学科学技术呈现快速化发展的特点，包括新的医学科学技术的建立、推广和应用。随医学科技的发展，医学知识出现爆炸式的增长，医学论文、专利、专著、方法等飞速发展，医学知识的更新周期大大缩短。随现代网络“高速信息公路”的建立以及网络的扩大和提速，医学科技、医学知识实现了实时传播，全球共享医学知识。无论普通百姓还是专业人士，均能及时获得医学知识的更新。
现代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无线网络和3G手机的普及使医学科技普及更快，更全面。从局域网到有线互联网时代，再到无线网络，现代信息技术正加速医学科技和知识的普及。医学知识不再专属于专业人士，而成为被普通大众接受的知识。
1.3 现代医学科技的理论和技术密切联系
现代医学科学技术的发展依赖于新技术和新理论，包括物理技术、生物技术的引入。而新技术的发现则依赖于全新理论的指导。在现代医学技术发展过程中不断发现新现象，形成新的医学知识，多学科之间的融合与交叉催生新的理论，又促进技术发明，形成良性循环。因此，现代医学科技中理论和技术密不可分，实际上是以医学科技为核心的技术群落支持下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发明。
1.4 现代医学科技的发展使不同医学领域的专家合作更加密切
现代医学科技的发展、新理论和新技术的不断涌现，任何人都不可能以个人的行为独立完成技术和理论的创新。现代远程医疗系统的研发使来自不同领域、区域和层次的医学专家更加紧密地合作，为疑难杂症的诊断和治疗提供帮助。由于医学科技集成化使科技合作在医学科研中更加突出，能更有效地提高效率。
2 现代科技革命对医学教育的影响
2.1 现代科技革命对医学人才思维模式培养的影响
在人类社会实践及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发展中，没有创造性思维很难产生创造性成果。现代科技革命尤其是医学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新知识和新技术手段的涌现更加依赖于创新思维。创新思维关系到医学科技发展的方向和速度，医学生是未来医学科学技术和理论应用与创新的主体，加强其创新思维的培养将提升未来医学的发展速度。因此在医学教育中，尤其是现代医学生的培养中，要培养更强的创新思维，建立以创新思维为核心的人才培养模式，即在灌输现有医学知识的基础上，强调其创新性思维的培养。如利用数学建模的方法预测疾病的研究，需要在医学知识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建立疾病和指标之间的数学模型，利用强大的计算机网络和处理能力预测某一医学现象的发展规律。要求研究者通过发散思维利用数学方法和计算机工具建立并处理某些命题。
2.2 现代科技革命要求培养医学专业人才的团队合作精神
首先，现代科技革命包括医学科技革命使创新思维、创新成果评价的主体由科学家个体转向科学家联合体。医学科技创新思维的提出往往来自团队的智慧。医学信息爆炸式增长的今天，如果没有群体意识，或失去了社会联系，任何一个医学科学工作者将一事无成。其次，科技革命推动科学家之间的紧密合作，包括区域间乃至国际合作，反过来，这种合作促进科技革命向前发展，形成良性循环。现代科技革命尤其是信息化技术的发展，使合作更加突出，联系更加紧密。最后，由现代科技革命引发的知识大爆炸时代已经形成，未来成千上万的专业论文、专利、评论产品的出现，知识和技术可能围绕某一专题展开，尤其是在医学研究方面的论著和专利发明，任何个体都不可能全部掌握，只有通过团队合作的方式，群策群力，才可能较全面地掌握其发展动态和前沿。现代科技革命发展的主体，医学科学家和其他科学工作者组成联合体彼此紧密合作，解决科学问题。
2.3 现代科技革命要求快速更新医学知识
在医学教育基础知识（成熟的理论体系）的传授中，对新知识和理论体系的介绍较少。现代医学科技的发展，带来庞大医学信息量，每天都有成熟或不成熟的技术和理论观点出现，这些知识可能在不久的将来被广泛认同的医学理论所替换或更新。在医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要求医学教育加强新知识和新理论的传授，为知识更新做好铺垫。如近年来提出的网络药理学（诸如信号网络药理学等）、小分子RNA干扰技术理论的提出，使医学工作者重新审视药物作用及机理，根据不同的专业特点提出观点并发展不同的技术。
2.4 现代科技革命对医学教育方式和运作模式的影响
信息技术，尤其是网络技术的快速升级换代，使复杂的医学问题简单化和实时化，在现代医学教育中尤其明显。远程网络控制技术、网络会诊、远程课程等相关技术的发展在医学教育、解决医学难题和医学继续教育中的作用不容忽视。现代医学教育已经不再局限于单一大学校园，而是向实现校际合作、教育资源和信息共享教育模式发展。如远程医学教育在继续教育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继续学习不需要长途跋涉，而是就地学习、更新知识。
在现代科技革命的推动下，现代医学教育产业的运作模式也悄然发生着改变。随着医学科学技术的发展，校际合作愈加紧密，诸如医学院校之间互派学生，包括本科生、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互派访问学者等形式的合作。医学教育资源的急速膨胀也为学生学习选择范围扩大、个性化、互动式的终生自主学习提供便利。这些现象充分说明现代科学技术革命背景下，尤其是医学科技的进步和发展，使现代医学教育具有开放性特点，这将冲击乃至颠覆传统教育模式。
3 对现代医学科学教育发展的思考
3.1 转变传统教育观念[2，4]
传统的教育方式基本上是以教师为中心，围绕某一层次的知识展开教学活动，往往忽视学生的自主学习活动。现代科技和医学教育技术的发展，学生学习的范围、方法、时间等可选择性增强。来自互联网的医学传播平台，如各级精品课程网站、搜索引擎、论坛、各种在线即时通讯平台，尤其是专业的医学网站，均可提供各种医学知识。因此，在现代医学教学中，应逐步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扩大可选择范围，逐步将以教师为核心的教育观念转至以学生为中心。
面对现代医学科技的飞速发展，需要培养综合素质高，社会工作适应性强的人才。根据社会需求设计培养目标，现代医学教育主动适应社会，坚持“产学研”培养人才的模式，加强医学基础知识教育，拓宽专业知识面，提高技能。
3.2 改革医学教育方式和运作模式
现代医学科技革命促进全球化发展，医学高等教育要适应科技革命，就必须改革运作模式，按现代科技发展提出的要求，建立多渠道、多方位的办学模式，如公私并存、中外合资等办学方式，提倡开放式办学。现代科技革命导致社团之间，大学与社会之间的界限模糊，不能局限于校园内象牙塔式的办学理念。高等教育机构必须充分利用社会资源为教育服务，医学教育也不例外，即医学高等教育与社会资源尽可能实现共享。医学高等教育所负的社会责任不单是培养人才，同时也要普及医学知识。随现代科技革命的推进，开放式的医学教育应为医学知识的普及承担更大的责任。
3.3 强调创新思维的培养[3]
创新思维是现代科技革命和社会发展的动力和源泉。在现代科技革命背景下，创新思维作为智力的一部分，所占比例越来越大。“少年智则国智”，国人的创新思维直接关系到社会发展和国家强盛，而创新思维的出现需要培养和熏陶。在现代高等教育中，培养创新思维显得很重要，在医学教育中同样很重要。首先，创新思维的培养依靠一线教师的启发。教师的创新思维对学生潜移默化的作用非常重要，如果可能，不妨邀请专职科研人员作学术报告或授课，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培养创新思维。其次，创新思维的培养需要开阔的视野。在医学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主动获取医学知识并非难事，关键是发挥监督的作用。除常规知识传授之外，在规定时间内要求学生阅读最新的医学进展并书写提交自己感兴趣领域的阅读笔记。此外，设立讨论课，要求学生阅读规定的文献并发表自己的见解。最后，创新思维要通过实践的检验。可以在医学教育中设立科研基金资助学生优秀的创新性想法。
3.4 强化团队合作精神的培养
现代科技革命推进全球化的发展，国际合作、区域间合作乃至社团之间的合作越来越紧密[1]。在临床医疗行为和医学科研中，合作尤其突出，任何人都不可能掌握所有的新技术、理论和方法，不可能单独承担医疗和科研项目。医学教育在培养个性的同时，还应加强合作精神的培养。在现有的实践性课程中加强团队合作，通过分组和考核指标，对每一位参与团队工作的学生的合作精神进行评价。另外，参与教师课题的研究工作，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团队合作，形成团队意识。
3.5 更新教学内容和手段、拓展新视野
现代医学科技的发展特点，要求医学教育的内容更新，不能拘泥于以往基本知识的传授，而要拓展其内容，主要在新思维、新概念、新技术、新理论、新方法和新设备的介绍上突出新。教学内容最好由传授者自行拟定，不能局限于教材的内容。
对教学手段应当不断提高和改进。信息技术发展和软件的发展，使教学手段发生巨变，大量应用多媒体技术，包括动画、视频、音频和幻灯演示等。此外，随着网络的发展，远程网络课程成为医学教育的主要手段，尤其是在医学继续教育中，提高了传授知识的容量和传授效率。如在高年级医学生的专业课教育中，可直接采用数据库，检索需要的文献，针对医学症状现场讲解，这样既丰富了讲解内容，更新了知识，又拓展了思维。
强化实践教学功能。实践是获得理论的途径，同时也是检验理论的标准。在现代医学技术发展的背景下，实践教学（实验教学）显得尤其重要。让医学生接触较先进的设备，亲自动手操作，掌握新技术，同时通过对新技术和理论的了解和应用，始终坚持产学研的道路，提倡医学生参与学术团体的工作，接触较前沿的理论和技术，拓展视野和提高实践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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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多世纪以前，马克思和恩格斯从科学技术发展中吸取智慧，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之后，列宁和把科技文化的精华融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大厦，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邓小平同志在领导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继承和全面发展了前人的科技文化观，从不同角度和方面进一步丰富了关于科技文化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形成了自己的比较完整的科技文化思想。论文百事通邓小平的科技文化思想表现在对科技文化的内涵的界定、对科技文化作用的理解以及如何建设科技文化、如何正确的对待世界科技文化成果等方面。
1关于科技文化的内涵问题
科学技术是人类的伟大实践之一，是人类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社会规律能力的集中反映。科技文化是在科学技术的发展过程中基于严谨的科技知识、理性的科学精神及规范的价值行为准则而形成的文化体系。自近代科学技术诞生、科技文化形成以来，人们一直把科技文化定义为与自然科学技术有关的文化；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完整意义上的科学技术范畴是自然科学技术和社会科学技术的有机统一。对科学技术范畴的正确理解是界定科技文化内涵的前提，邓小平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深刻地解说和阐释了科技文化的内涵。
在马克思经典作家对科学技术的论述中，科学技术总是与劳动生产力联系在一起的，这种与劳动生产力联系在一起的科学技术主要是指自然科学与技术。马克思指出：“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机器生产的发展要求自觉地应用自然科学”。这就是说科技文化中的科学技术，首先是指自然科学与技术。对此，邓小平也有很多论述。他说：“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与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当代的自然科学正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应用于生产，使社会物质生产的各个领域面貌一新。“社会生产力有这样巨大的发展，劳动生产率有这样大幅度的提高，靠的是什么？最主要的是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邓小平同样将科学技术与劳动生产力紧密联系在一起，这里的科学技术指的就是能并入生产过程，并且促进社会生产力飞速发展的自然科学与技术。而且，在这里也只有将“科学技术”界定为“自然科学与技术”，才能解释科学技术如何渗透到生产力的三要素中，由知识形态的潜在生产力转化为物质形态的直接生产力，从而推动生产力的巨大发展。
但是，邓小平对科学技术的理解并没有停留于此。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汇流逐渐成为一种趋势，正确认识科技文化，需要我们对科学技术的概念作出新的界定。马克思曾经指出：“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邓小平也鲜明地指出：“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邓小平的这一不容置疑的论断不仅确定了社会科学的属性和范畴定位，更主要的是告诉我们科技文化中的科学技术理应包括社会科学技术，这就拓宽了科技文化认识的思路。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钱学森就指出，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要求社会科学现代化，社会科学现代化也即从社会科学走向社会技术，他提倡社会科学要从研究室走向实践第一线，社会科学家要和组织管理人员一起，要和自然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协作，他认为这是一门科学技术，可以成为“社会科学技术”。当今世界，知识特别是高科技知识，已经成为经济竞争的主要力量，不仅仅是自然科技知识，社会科学知识也成为生产力、竞争力的一种体现。根据当今科技文化发展的时代特点，可知自然科学技术和社会科学技术融合和统一的趋势是必然的，因此，科技文化不仅是对自然科学技术知识的认识也包括对社会科学技术知识的认识。邓小平正是以敏锐的眼光洞察了这一点，深化了传统意义上的科技文化概念。
总之，邓小平从正确阐释科学技术范畴出发界定了科技文化的内涵和本质，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是实事求是地从实际出发做出的正确判断，突破了人们传统意义上对科技文化内涵的认识思路，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2关于科技文化的作用问题
现代科技文化作为由器物层次、制度层次、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层次组成的社会亚文化体系，是推动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的基本力量。知识经济时代的科技文化主要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突飞猛进的科学技术日益广泛渗透到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并对人的精神世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邓小平立足于中国的发展前途和命运，敏锐地感觉到当今世界科技文化的发展状况和历史功效，充分肯定了科技文化在社会发展进步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一是科技文化对物质文明的推动作用。器物层次的科技文化对物质文明的推进作用，集中体现在科学技术进步不断创造出来的一系列物质成就中。在现代社会里，器物层次的科技文化已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地与人类的生产和生活联系在一起，其影响之大、之深、之广、之远是前所未有的。关于这个问题，邓小平论述最多的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这就为科技文化的全面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而科技文化则反作用于科学技术和科技生产力，推动了它们的发展，为其提供了必要的文化氛围。科技文化通过反作用于社会的经济和政治，从而对整个社会的现代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世界各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起到了基础和先导作用。可见，科技文化是有着整体推动力的事业，有着强大的技术功能，是推动社会生产力、社会生活和意识形态进步发展的革命力量。因此，加快科技文化发展是适应经济建设需要进而加速实现我国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二是科技文化对精神文明的推动作用。价值观和行为规范层次的科技文化对精神文明具有基础和先导作用，集中体现在科技文化所内含的科技意识、科学精神、科学方法通过对人的世界观、价值观的塑造而发挥作用。关于这个问题，邓小平曾经说过，科学、文化是精神文明的组成部分，发展科技文化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科技文化倡导的理性规范，有利于在我国精神文明建设中构建尊重事实、重视规范的氛围，抑制对权威的盲从和屈服的现象，更好地推进我国的法制化和民主化进程；科技文化中的宽容精神有利于良性学术环境的构建、保持全民族的开放心态；科技文化的批判创新精神意味着摈弃蒙昧主义，提倡求知、怀疑和创造，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社会的进步。此外，科技文化有着不可低估的社会功能，是一个社会、一个民族文明水平的重要标志。新的科技革命正加速改变着世界的面貌，因此，创建健康的科技文化氛围来加快科技发展，不仅是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而且也是适应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
三是科技文化对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作用。邓小平指出：“实现人类的希望离不开科学，维护世界和平也离不开科学。”邓小平深刻地分析了世界形势，指出二战以后，西方国家竞相发展生产力，新科技革命不仅带动了国内分工而且加深了国际分工，国际间的经济技术交流越来越加强，各国竞争的焦点转变为科技和经济竞争，从而推动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题。与此同时，世界并不太平，某些霸权国家依靠其掌握的高科技推行裸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经济上对不发达国家进行变相的剥夺。事实证明，要壮大和平力量，维护世界和平，必须抓住科学技术尤其是高科技来加快自身建设。
3关于科技文化的建设问题
科学技术的发展有它自己的客观规律，为了进一步加强和推进我国的科技文化建设，必须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必须明确科技文化建设的主体在于人才，必须构建与科技文化相适应的社会机制，这是科技文化顺利发展的社会条件。
首先，建设科技文化必须大力发展科学技术。科技文化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文化现象，以其独特的功能和形式推动着人类和社会的发展。但作为科技文化载体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并不是孤立的，它必须扎根于丰富的科技文化的土壤中。科学技术作用于科技文化，科学技术向生产力的转化带来经济的腾飞，不同国家经济实力的强弱导致了各国科技文化层次处于不同的发展水平，这种科技文化层次的差异将会带来经济的更大差距。因此，重视科技文化建设、加快科技文化发展、培育健全的科技文化体系必须大力发展科学技术。
其次，发展科学技术的关键是人才。邓小平同志说，与“革命事业需要有一批杰出的革命家”一样，“科学事业要有一批杰出的科学家”，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就意味着必须有一批高素质的人去创造和应用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科学技术。邓小平最关心人才，正像他指出的那样，改革经济体制，最重要的是人才；改革科技体制，重要的还是人才，他始终把人才战略看作整个国家发展的战略，一直强调机遇难得，人才难得。重视人才就要创造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因此，他一直主张要选贤任能、正确看待人才，发现人才，广开进贤之路。
最后，构建有利于科技文化发展的社会机制。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要推进科学技术与经济相结合。科学技术与经济，两者本来就是密不可分的。经济发展，提出科学技术研究的要求，并为之提供资金、设备等手段及其他条件；科学技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又为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力量。经济离开了科学技术，就失去了前进的力量，而科学技术离开了经济，也就变成了无源之水。但是传统的科技体制人为地割裂了科学技术与经济之间的联系。堵塞了二者之间直接联系的通道。所以邓小平说：“新的科技体制应该是有利于科技进步的体制；新的科技体制应该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体制，双管齐下，长期存在的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有可能得到比较好的解决。”在这里，邓小平指出，解决科学技术与经济脱节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改革体制，要通过改革，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时常经济体制和科学技术自身发展规律的新型科技体制。其二，要加强国家的宏观调控和扶持。国家的重视和支持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有重要作用，现代科学技术与经济关系密切，但科技毕竟有自身的发展规律，所以市场机制和宏观管理都是科技进步不可缺少的手段。国家要采取各种积极的政策措施，比如为科学技术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要积极推进国家知识创新体系建设，为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提供有效的保障和激励机制；通过宏观指导攻克对发展国民经济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劳动生产率起关键作用的重大科技课题，不断完善保护知识产权的制度等等，使国家和正骨发挥积极的扶持和引导作用。
4关于如何对待世界科技文化成果的问题
文化交流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动力，文化需要交流，科技文化也需要交流。科技文化交流应该超越区域、国界、学科，在开放、充满活力的体系中进行。科学技术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它由全人类共同创造，也应当由全人类共同享有。“当今世界是个开放的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要想独揽一切科学技术，建立一种科技文化模式，都是不可能的，无论是参与创造者还是参与享有者，都要开展国际科技文化交流与合作，参与科学技术的对外开放。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主要强调了以下观点：
第一，吸收和借鉴世界先进科技文化成果。科学技术最根本的特质是求真，它本身不具有阶级属性，正确对待和吸收世界先进科技文化成果有利于本国的建设和发展。邓小平说：&ldq……uo;科学技术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资本家拿来为资本主义服务，社会主义国家拿来为社会主义服务，我们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是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邓小平倡导要积极引进先进科学技术，吸收外来科技文化成果中的合理部分，去其糟粕，吸取精华，做到洋为中用；并且要勇于创新，把外来科技文化成果更新改造，应用到实践中去，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建设中的中国。加强中外科技文化交流，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同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和先进科技力量结合起来，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就一定能够成功。新晨
第二，利用外国智力，培养一批专家。为了更好到吸收和引进科技文化成果，客观上需要我们培养一批精通世界高技术的专家。作为知识体系的科学技术，必须通过其载体——科学技术专家，才能将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所以，掌握了科学技术的专家是关键，引进国外科学技术的一种最有效的办法便是引进掌握了此类科学技术的人。邓小平说：“接受华裔学者回国，是我们发展科学技术的一项具体措施，派人出国留学也是一项具体措施。我们还要请外国著名学者来我国讲学，同中国友好的学者中著名的学者多的很，请人家来讲学，这是一种很好的办法，为什么不干？”综观历史的发展，许多发达国家诸如美、日、西欧正是重视利用国外智力，充实本国科技队伍，发展经济，才在国际竞争中占主导地位的，所以，中国要发展，必须学习和引进包括资金、人才、技术在内的一切有用成果，这是科学技术发展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条件。
综上所述，邓小平科技文化思想内容丰富，是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以邓小平为领导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领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的这一思想结晶，为党的领导集体全面继承和发展邓小平理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同时，突出体现了中国在新世纪里要求发展高科技，实现经济腾飞，和平崛起，实现现代化的客观要求。我们相信，把邓小平的科技文化思想应用于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将使我们的祖国更加繁荣昌盛。
1. 科学技术发展人文环境的界定
科学技术发展的人文环境包括下面几个方面：
（1）人文学科的发展状况。广义的人文学科是指对社会和文化艺术的研究，包括哲学、史学、法学、伦理学、文艺学、语言学等。人文学科的繁荣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起了解放思想的巨大作用。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本科毕业论文格式，无论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使社会物质财富如何获得极大的丰富,人们也同样不能忽视伦理、道德、审美、艺术、哲学、意识形态等人文科学在社会文化生活中的支柱性地位。
（2）民族文化传统小论文。民族文化传统是在民族历史发展过程中随物质条件的改变而演变、沉淀下来的观念形态的总括。民族文化传统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它同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互动的。它是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的反映，同时又给予社会的政治、经济以巨大的反作用和深远的影响。民族文化传统主要是通过直接影响科学传统的形成，特别是通过影响科学传统的科学价值观和科学世界图像的形成来影响科学技术发展。
（3）社会价值观念。价值观念是人们关于客体对于主体需要所具有意义的认识，即人们对于事物的好与错、可行与不可行等的认识。它在人们头脑中起着认识向主观意向、向决策观念转化的中介作用，并最终决定着人们的实际行动。社会价值观念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导向作用是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进行的。宏观导向作用集中地体现于国家的科技政策之中本科毕业论文格式，微观的导向作用则体现于科学家个人的价值观之中。
（4）科学技术工作者的人文素养及全民族的人文素质。科学技术工作者的人文素养的高低，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其创造能力的大小，能在某些意想不到的方面激起创造热情和灵感小论文。而全民族的人文素质的高低又决定着科学技术工作者人文素养的高低。
上述四个方面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整体，它们共同构成了科学技术发展的人文环境。
2. 人文环境对科技发展的重要性
（1）人文环境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创新能力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比如，美国的科技和经济发展主要表现在以市场机制为基础，不断营造和优化有利于科技发展的良好文化氛围。美国文化的积极方向是竞争意识、冒险精神、创业胆识和宽容失败。“二战”后至今本科毕业论文格式，尽管不断受到来自工业化国家的挑战，但美国仍在主要高技术领域保持领先地位。由此观之，文化环境起着潜在的、深层次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2）良好的人文环境能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提供强有力的支撑。科学精神、科学思想、科学方法是先进文化的核心部分。一个有利于科技发展和创新的文化环境一定能够为社会主义物质和精神两个文明的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3）科技工作者培养创新思想需要文化环境的创新小论文。科技工作者的科学创新能力是科技发展的最直接动力。这种创新能力的形成，除与自身的科学素质有关外，文化素质是其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4）文化环境创新为科技的发展获得了人道方向。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创造力本科毕业论文格式，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力，使许多新的伦理道德问题开始显现。为了找回科学的人性，使科学人文化，必须对它们加以引导和制约。文化环境便为科技发展规范了人道方向。对科学方案进行人道主义鉴定，对新工艺进行道德评价，对科学研究进行伦理调节本科毕业论文格式，对科学技术的使用进行人道规范，这些都是文化对科技行为调控的准则。
3. 如何改善科技发展的人文环境
（1）培植适宜于科学生根和发育的价值观念
在不利于科学发展的社会文化环境里，科学不容易结出能够再生的果实。科学能够顺利地发展，必须社会文化环境与它融合。科学真正能够良好发展的社会文化环境，是把追求真理当作基本价值的社会文化环境。只有唯真时尚成了一个社会文化中大多数知识分子坚持的态度，科学的发展才会得到真正广大的支持小论文。
（2）强化人文涵养对科学工作者的积极影响
科学工作者个人良好的道德品质、个性特征、人文学识等对其科学创造活动有直接的、积极的影响。科学工作者的意志、毅力、兴趣、激情和信念是其科学研究的动力之源。诚实、无私、公正、宽容、协作等品质是科学创造的必要前提。
（3）发挥正确自然观的导向作用
为了持久而广泛地促进科学造福于人类本科毕业论文格式，减少和避免科学的应用给人类带来危害，必须纠正各种有碍于科学造福于人类的自然观和价值观。一是要用以人为本，以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使科学的应用促进自然良性循环发展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长期协调发展。二是要从对功利与非功利和物质与精神等问题的辩证思考出发，引导科学的合理应用，既避免近代以来功利主义一味追求科学的物质功效的片面性本科毕业论文格式，又克服当代新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的空想性。
4. 对构建当代科技发展的人文环境的几点思考
（1）构建当代科技发展的人文环境，必须培育风险意识。科技的发展随时可能遇到技术、市场、财务、管理等多种风险，所以科技工作者需要有“入虎穴” 的勇气和魄力，直面各种风险。构建当代科技发展的人文环境，培育风险意识，应该宣传成功个人的创新事例。
（2）构建当代科技发展的人文环境本科毕业论文格式，必须走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相结合的道路。
工业化以来人类工具理性的膨胀和人文精神的萎缩所造成的当代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分裂与失衡，是工业文明的病根之所在小论文。对此，人们提出了两条基本的途径以促进这两种文化的统一：一是用人文文化唤起科学的人文精神，重建科技理性；另一条途径是借科学发展的自身逻辑使科学从根本上人文化。
（3）构建创新的文化环境，必须改变教育观念，改革教育体制本科毕业论文格式，建立新型的人文素质教育模式。
我国国民人文素质不高已日益成为制约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因素。文化知识的贫乏，人文意识的不足，人文精神的失落，使科技发展的前沿所提出的大量人文社会方面的问题无法得到解决。因此，我们必须转变教育观念，建立崭新的人文素质教育模式本科毕业论文格式，以适应社会的发展。建立人文素质教育模式，必须在继承和借鉴的基础上，适应新形势、新要求进行创新。
（4）构建科技发展的人文环境，必须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
原创性与拿来主义的关系。我们要学会利用市场经济机制来获得知识和成果，但作为科技政策的基点，更要突出原创性科研活动本科毕业论文格式，强化原始创新。我们既反对非理性的民族狂热性，也应摒弃低迷沉沦的民族自卑心理。一个国家或科技经济实体要想掌握自己的命运，必须努力探求原始性创新，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小论文。
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的关系。在现代国家创新体系中，科技因素和制度因素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科技界在谈科技创新时，容易出现重技术轻制度、重专业轻管理的倾向。相对于科技创新本科毕业论文格式，通过体制创新完成制度变革的变量更多、作用更大。
个人创新和集体创新的关系。科技创新离不开人的智慧的充分发挥，也不排斥个人的重要作用。但在大科学时代，现代科研活动和创新实践更多的是团队协作的结果。时代欢迎创新方面的团队精神、合作精神和宽容态度，呼唤带领团队创新成功的帅才、将才和领导人才。
总之，面对新世纪新的文化环境和高科技发展的主题，我们全社会应该重视和关注。对此，我们都应自觉地担负起构建有利于创新的文化环境的历史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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