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华德福幼儿的家庭生活
二、研究概述
华德福教育被誉为世界四大教育理念之一。事实上，自 2002 年起，华德福教育开始被国人在杂志期刊上介绍，近些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接触到华德福教育，其在我国的影响越来越大。作为一种非主流的教育模式，其也愈来愈受到教育界特别是学前教育界人士的广泛关注。国内很多关于华德福教育的探讨应运而生。
幼儿在园学习效果的维持必须依赖于有效的家庭环境，家园合作一直是幼儿园工作的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在华德福幼儿园，这一点尤其突出。比起主流学校，这种新的教育理念对幼儿的家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挑战，学校对其家长有很多建议，比如不能给孩子看电视、玩电脑，不能穿有卡通形象的衣物等等，这与我国主流思想下的家庭教育现状背道而驰。目前国内关于华德福教育的研究和文章并不多，关注华德福家庭的几乎没有。然而，对于华德福幼儿家庭生活的探讨不论是对于入读华德福的家庭还是非华德福家庭都是非常有意义的。本文旨在通过叙事研究描述一个主流社会的家庭在入华德福后产生的一系列碰撞、冲突的过程。家庭生活具体是怎样进行的?是否与华德福理念一致?为什么一致或不一致?即，通过对比华德福理念下家庭生活的应然状态和实然状态来探讨华德福教育理念。在细枝末节的家庭琐事中呈现幼儿及其家长遇到的问题及解决过程，并对此进行探讨，试图对其他接受主流学校教育的幼儿家长提供一些思考和参考。
本文把家庭生活基本上分为外在有形部分和内在无形部分两类，共十四项。通过连续多日的观察及访谈，从外在有形部分来讲，该幼儿的饮食以有机食品为主;幼儿承担固定的家务;玩耍的范围从客厅到自己的卧室;家居简洁素雅;光线明亮;穿衣以纯色无卡通为主;玩具以塑料的乐高玩具为主;有少量卡通玩具和电动玩具，会用电脑打游戏、画画;书籍有百余本，从绘本到百科全书;客厅有电视机但并不看;一般晚上八点半睡觉，睡前自己洗漱，家长讲故事;短期旅游主要是在家附近的公园及周边，也有跨省跨国游，家长多选择环境优美的地方，并会邀请幼儿同伴同往。
可以看到，该家庭在玩耍空间、颜色、光线、睡觉四个维度非常符合华理念，而前三个维度其实并不是与华德福有关，是家长自由选择的结果，但得到了华德福理念的支持;在衣服、食物方面有较高的认同度;在书籍、电子产品方面不太明朗或者持有自己的看法;在爱的氛围营造上父母做的较好，但是父亲有时候会不耐烦;在原则、规则上妈妈一般比较坚持、有耐心，爸爸有时候会妥协;在节奏上，该家庭基本上能保证规律的作息时间，节假日外出有时难以保证。总之，该家庭某些做法符合华德福理念的原因并不一定是受接触华德福影响而认同，而是之前就有了，不符合华德福的做法的原因一是受外界影响较大;二是对某部分理念不是很清晰;三是保留有自己的不同看法。当然，家长不一定要认同华德福的理念，但是在认同基础上的家园合作对幼儿来说无疑是最好的。这就需要家长们在了解的基础上慎重选择。
很多家长并不了解华德福， 建议主流教育的家长们在做决定之前，先去模仿着做一些事情，观察幼儿的变化，这比起盲目的接受或排斥都是更为实际、有用。毕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三、问题的提出
家庭是幼儿的摇篮，是人出生后接受教育的第一个地方。我国古谚有：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 家长是幼儿的第一任教师。福禄贝尔曾说过：国家的命运与其说是掌握在当权者的手中，倒不如说是掌握在母亲的手中。这句话也深刻地挑明了母亲延伸至家长、抚养着在教育子女中所起到的作用。布朗芬布伦纳(Bronfen brenner)创建的生态系统理论 (Bioecological Thoory) 也论证了家庭系统是儿童早期学习的最接近的系统，也指出建立良好家庭环境对儿童发展的重要性。家庭教育在人身心发展的重要时期幼儿时期1起着不了估量的作用，孩子的许多基本能力都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美国心理学家布鲁纳的研究早已表明，4岁时幼儿智力的发展已经达到其成人的 50%。家庭教育问题自古以来就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被作为一种学科来研究，也只是近年来的事情。
时至今日，无论是父母，还是教育界专家，都无法轻视家庭教育对幼儿乃至孩子一生成长的重要性。本人在求学过程中接触到不少孩子及其家长，常常惊诧的发现孩子的某些行为和问题与其父母存在一致性，并对于父母的担忧，孩子的不快乐感到无奈，其实很多问题并不难解决。这让我常常陷入深思，到底什么样的家庭教育对孩子来说是需要的?如果这些父母能像那些个父母那样多好啊。。。
学术界从探讨学校教育模式扩大到分析家庭教育来探索和研究教育，家庭教育甚至于比学校教育更为重要，尤其是在孩子的幼儿阶段。有研究表明，孩子出生后的前六年，其智商已达到其成人后的 90%左右。而在幼儿阶段，家庭不可替代。《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等着作为广大的读者所认可，成为畅销书籍。家庭对孩子成长影响的相关性研究越来越多，如家庭教养方式但目前绝大多数研究都是从家庭的某一方面研究对孩子某一方面的影响，如父母气质类型对孩子学习成绩的影响。不可否认的是，一个人的行为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学习成绩好的孩子，不仅与其父母的气质类型有关，还与其父母与幼儿相处的方方面面有关。从这点来讲，把幼儿置入一个整体的家庭环境来探讨是很有必要的。
因此，家庭生活值得分析。但是，什么样的家庭教育才是好的呢?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直到我遇到华德福。我有了更多的体会。
四、选题意义
在社会化转型期，各种社会问题频发的拷问下，探究华德福的家庭生活理念有其积极的意义。
五、研究方法
叙事研究：什么是叙事研究?叙事，叙：记叙，事：事情、故事，简单来讲叙事就是讲事情、讲故事。它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研究方式，关注人们生活中的事情、事件，体现出对人们生活世界和人类内心的体验的关注。在一定的时间空间范围内对人们的生活世界进行描述，并根据一定的历史、文化、社会背景对事件、事件中人们的行为进行分析、解释。叙事研究最早应用于文学作品中，由于其摒弃了纯思辨的科学化研究方式，并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关注到社会弱势群体获得了广泛的采用。20世纪50年代已从社会学中独立出来。20世纪80年代，教育叙事研究最初在西方教育研究领域内兴起，90年代末引起了我国教育者的关注。
选取缘由：本研究旨在了解一个普通家庭在孩子入读华德福之后经历的一系列观念及行为方式的碰撞、转变过程。华德福教育是一种非主流的教育，选择入读华德福的家庭必将经历一些特别、或者另类的东西，为什么选择华德福?在实践华德福理念过程中遭遇哪些碰撞、困惑?怎么解决的?这些疑惑都不能以纯思辨的客观推论得出而是必须回到该家庭的主观经验中去获得，去理解他们选择以及实践华德福理念的过程。而过程中的碰撞、纠结到最终的解决的过程都是本文意欲获取的。对于事件的理解则涉及到叙述者所处的场域、叙说事件有关的人、过去所发生的相关事件的起因、开端、结束、影响等。而叙事研究就是这样一种可以达成本文目标的方法。
获取资料的方式：陈向明(2001)非常强调质的研究的主体间性的理解角度，即研究角度是通过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的互动理解后者的行为及其意义解释。因此，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取向，重视研究者与每一位研究对象的互动，研究者主要讲述的是自己参与了的故事，既是现场参与又要客观地描述发生的事件，并对其行为进行分析、解释。本文以观察记录、描述为主，辅助以访谈、文献资料的方式来获取资料。
研究者的角色定位 ：研究者是现场文本的一部分，参与了部分故事，但是研究者又要抽离出研究者的角色，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客观地看待身边所发生的事情，并对其进行快速地编码、整理。既要参与，又不能过多参与，影响研究对象之间的互动情况。在相对自然的状态下观察家庭生活里的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这就要求研究者以参与现场的身份去客观地还原记录并分析、解释各行为。
研究中的伦理道德问题：Fontana Frey(1994)在关于质的研究的伦理问题时指出不论发生了什么问题，我们应该首先考虑到被研究者，然后才是我们自己的研究，最后才是我们自己：被研究者第一，研究第二，研究者第三。尊重和保护被研究者是该研究得以进行的基本要求。为了确保研究参与者的权利，以下提出本研究的相关伦理议题和处理方法。
六、总结与建议
分别对该家庭生活中的具体事例进行分析，总结其符合和不符合华德福理念的部分以及不符合的原因，并给出建议。另外，就华德福与非华德福家庭的不同做以简单探讨。本部分文字呈现的内在思路是华德福理念的应然状态该家庭在此方面的实际操作状态归因分析建议。
七、论文提纲
1 绪言
1.1 问题的提出
1.2 选题意义
1.2.1 理论意义
1.2.2 实践意义
1.3 核心概念界定及其文献综述
1.3.1 华德福学校及其文献综述
1.3.2 家庭生活及其文献综述
2 研究方法及过程
2.1 研究方法
2.1.1 方法介绍
2.1.2 研究对象
2.2 研究过程
3 故事文本及文本汇总
3.1 该幼儿家庭一日生活扫描及文本汇总
3.1.1 该幼儿家庭一日生活扫描
3.1.2 该幼儿家庭一日生活事例文本汇总
3.2 该幼儿家庭生活关键事例扫描及文本汇总
3.2.1 该幼儿家庭生活关键事例扫描
3.2.2 该幼儿家庭生活关键事例文本汇总
4 分析、总结及建议
4.1 分析
4.1.1 该家庭的一日常规分析
4.1.2 该家庭的家庭生活分析
4.2 总结与建议
4.2.1 家庭生活分类各项总结与建议
5 反思
5.1 对研究对象的反思
5.2 对研究方法的反思
5.3 对研究过程的反思
一个华德福幼儿的家庭生活
二、研究概述
华德福教育被誉为世界四大教育理念之一。事实上，自 2002 年起，华德福教育开始被国人在杂志期刊上介绍，近些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接触到华德福教育，其在我国的影响越来越大。作为一种非主流的教育模式，其也愈来愈受到教育界特别是学前教育界人士的广泛关注。国内很多关于华德福教育的探讨应运而生。
幼儿在园学习效果的维持必须依赖于有效的家庭环境，家园合作一直是幼儿园工作的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在华德福幼儿园，这一点尤其突出。比起主流学校，这种新的教育理念对幼儿的家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挑战，学校对其家长有很多建议，比如不能给孩子看电视、玩电脑，不能穿有卡通形象的衣物等等，这与我国主流思想下的家庭教育现状背道而驰。目前国内关于华德福教育的研究和文章并不多，关注华德福家庭的几乎没有。然而，对于华德福幼儿家庭生活的探讨不论是对于入读华德福的家庭还是非华德福家庭都是非常有意义的。本文旨在通过叙事研究描述一个主流社会的家庭在入华德福后产生的一系列碰撞、冲突的过程。家庭生活具体是怎样进行的?是否与华德福理念一致?为什么一致或不一致?即，通过对比华德福理念下家庭生活的应然状态和实然状态来探讨华德福教育理念。在细枝末节的家庭琐事中呈现幼儿及其家长遇到的问题及解决过程，并对此进行探讨，试图对其他接受主流学校教育的幼儿家长提供一些思考和参考。
本文把家庭生活基本上分为外在有形部分和内在无形部分两类，共十四项。通过连续多日的观察及访谈，从外在有形部分来讲，该幼儿的饮食以有机食品为主;幼儿承担固定的家务;玩耍的范围从客厅到自己的卧室;家居简洁素雅;光线明亮;穿衣以纯色无卡通为主;玩具以塑料的乐高玩具为主;有少量卡通玩具和电动玩具，会用电脑打游戏、画画;书籍有百余本，从绘本到百科全书;客厅有电视机但并不看;一般晚上八点半睡觉，睡前自己洗漱，家长讲故事;短期旅游主要是在家附近的公园及周边，也有跨省跨国游，家长多选择环境优美的地方，并会邀请幼儿同伴同往。
可以看到，该家庭在玩耍空间、颜色、光线、睡觉四个维度非常符合华理念，而前三个维度其实并不是与华德福有关，是家长自由选择的结果，但得到了华德福理念的支持;在衣服、食物方面有较高的认同度;在书籍、电子产品方面不太明朗或者持有自己的看法;在爱的氛围营造上父母做的较好，但是父亲有时候会不耐烦;在原则、规则上妈妈一般比较坚持、有耐心，爸爸有时候会妥协;在节奏上，该家庭基本上能保证规律的作息时间，节假日外出有时难以保证。总之，该家庭某些做法符合华德福理念的原因并不一定是受接触华德福影响而认同，而是之前就有了，不符合华德福的做法的原因一是受外界影响较大;二是对某部分理念不是很清晰;三是保留有自己的不同看法。当然，家长不一定要认同华德福的理念，但是在认同基础上的家园合作对幼儿来说无疑是最好的。这就需要家长们在了解的基础上慎重选择。
很多家长并不了解华德福， 建议主流教育的家长们在做决定之前，先去模仿着做一些事情，观察幼儿的变化，这比起盲目的接受或排斥都是更为实际、有用。毕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三、问题的提出
家庭是幼儿的摇篮，是人出生后接受教育的第一个地方。我国古谚有：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 家长是幼儿的第一任教师。福禄贝尔曾说过：国家的命运与其说是掌握在当权者的手中，倒不如说是掌握在母亲的手中。这句话也深刻地挑明了母亲延伸至家长、抚养着在教育子女中所起到的作用。布朗芬布伦纳(Bronfen brenner)创建的生态系统理论 (Bioecological Thoory) 也论证了家庭系统是儿童早期学习的最接近的系统，也指出建立良好家庭环境对儿童发展的重要性。家庭教育在人身心发展的重要时期幼儿时期1起着不了估量的作用，孩子的许多基本能力都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美国心理学家布鲁纳的研究早已表明，4岁时幼儿智力的发展已经达到其成人的 50%。家庭教育问题自古以来就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被作为一种学科来研究，也只是近年来的事情。
时至今日，无论是父母，还是教育界专家，都无法轻视家庭教育对幼儿乃至孩子一生成长的重要性。本人在求学过程中接触到不少孩子及其家长，常常惊诧的发现孩子的某些行为和问题与其父母存在一致性，并对于父母的担忧，孩子的不快乐感到无奈，其实很多问题并不难解决。这让我常常陷入深思，到底什么样的家庭教育对孩子来说是需要的?如果这些父母能像那些个父母那样多好啊。。。
学术界从探讨学校教育模式扩大到分析家庭教育来探索和研究教育，家庭教育甚至于比学校教育更为重要，尤其是在孩子的幼儿阶段。有研究表明，孩子出生后的前六年，其智商已达到其成人后的 90%左右。而在幼儿阶段，家庭不可替代。《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等着作为广大的读者所认可，成为畅销书籍。家庭对孩子成长影响的相关性研究越来越多，如家庭教养方式但目前绝大多数研究都是从家庭的某一方面研究对孩子某一方面的影响，如父母气质类型对孩子学习成绩的影响。不可否认的是，一个人的行为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学习成绩好的孩子，不仅与其父母的气质类型有关，还与其父母与幼儿相处的方方面面有关。从这点来讲，把幼儿置入一个整体的家庭环境来探讨是很有必要的。
因此，家庭生活值得分析。但是，什么样的家庭教育才是好的呢?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直到我遇到华德福。我有了更多的体会。
四、选题意义
在社会化转型期，各种社会问题频发的拷问下，探究华德福的家庭生活理念有其积极的意义。
五、研究方法
叙事研究：什么是叙事研究?叙事，叙：记叙，事：事情、故事，简单来讲叙事就是讲事情、讲故事。它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研究方式，关注人们生活中的事情、事件，体现出对人们生活世界和人类内心的体验的关注。在一定的时间空间范围内对人们的生活世界进行描述，并根据一定的历史、文化、社会背景对事件、事件中人们的行为进行分析、解释。叙事研究最早应用于文学作品中，由于其摒弃了纯思辨的科学化研究方式，并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关注到社会弱势群体获得了广泛的采用。20世纪50年代已从社会学中独立出来。20世纪80年代，教育叙事研究最初在西方教育研究领域内兴起，90年代末引起了我国教育者的关注。
选取缘由：本研究旨在了解一个普通家庭在孩子入读华德福之后经历的一系列观念及行为方式的碰撞、转变过程。华德福教育是一种非主流的教育，选择入读华德福的家庭必将经历一些特别、或者另类的东西，为什么选择华德福?在实践华德福理念过程中遭遇哪些碰撞、困惑?怎么解决的?这些疑惑都不能以纯思辨的客观推论得出而是必须回到该家庭的主观经验中去获得，去理解他们选择以及实践华德福理念的过程。而过程中的碰撞、纠结到最终的解决的过程都是本文意欲获取的。对于事件的理解则涉及到叙述者所处的场域、叙说事件有关的人、过去所发生的相关事件的起因、开端、结束、影响等。而叙事研究就是这样一种可以达成本文目标的方法。
获取资料的方式：陈向明(2001)非常强调质的研究的主体间性的理解角度，即研究角度是通过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的互动理解后者的行为及其意义解释。因此，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取向，重视研究者与每一位研究对象的互动，研究者主要讲述的是自己参与了的故事，既是现场参与又要客观地描述发生的事件，并对其行为进行分析、解释。本文以观察记录、描述为主，辅助以访谈、文献资料的方式来获取资料。
研究者的角色定位 ：研究者是现场文本的一部分，参与了部分故事，但是研究者又要抽离出研究者的角色，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客观地看待身边所发生的事情，并对其进行快速地编码、整理。既要参与，又不能过多参与，影响研究对象之间的互动情况。在相对自然的状态下观察家庭生活里的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这就要求研究者以参与现场的身份去客观地还原记录并分析、解释各行为。
研究中的伦理道德问题：Fontana Frey(1994)在关于质的研究的伦理问题时指出不论发生了什么问题，我们应该首先考虑到被研究者，然后才是我们自己的研究，最后才是我们自己：被研究者第一，研究第二，研究者第三。尊重和保护被研究者是该研究得以进行的基本要求。为了确保研究参与者的权利，以下提出本研究的相关伦理议题和处理方法。
六、总结与建议
分别对该家庭生活中的具体事例进行分析，总结其符合和不符合华德福理念的部分以及不符合的原因，并给出建议。另外，就华德福与非华德福家庭的不同做以简单探讨。本部分文字呈现的内在思路是华德福理念的应然状态该家庭在此方面的实际操作状态归因分析建议。
七、论文提纲
1 绪言
1.1 问题的提出
1.2 选题意义
1.2.1 理论意义
1.2.2 实践意义
1.3 核心概念界定及其文献综述
1.3.1 华德福学校及其文献综述
1.3.2 家庭生活及其文献综述
2 研究方法及过程
2.1 研究方法
2.1.1 方法介绍
2.1.2 研究对象
2.2 研究过程
3 故事文本及文本汇总
3.1 该幼儿家庭一日生活扫描及文本汇总
3.1.1 该幼儿家庭一日生活扫描
3.1.2 该幼儿家庭一日生活事例文本汇总
3.2 该幼儿家庭生活关键事例扫描及文本汇总
3.2.1 该幼儿家庭生活关键事例扫描
3.2.2 该幼儿家庭生活关键事例文本汇总
4 分析、总结及建议
4.1 分析
4.1.1 该家庭的一日常规分析
4.1.2 该家庭的家庭生活分析
4.2 总结与建议
4.2.1 家庭生活分类各项总结与建议
5 反思
5.1 对研究对象的反思
5.2 对研究方法的反思
5.3 对研究过程的反思
儿童学学科建设的起点，当然是对“儿童学”概念给予清晰界定。值得注意的是，沈俊强在其《儿童学:一种可能的建构?》(载《中国儿童文化》第八辑，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中审慎地透露出儿童学学科成为现实的种种困难。克里斯曼的paidology试图整合分散于各学科中的关于儿童的研究，使paidology成为全面研究儿童的科学。在其以德语写作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克里斯曼首次界定了儿童学的体系:1．过去的儿童;2．当今的儿童;3．儿童学中的实验室方法。这就暴露了克里斯曼儿童学概念的自然科学本质。在我看来，他的儿童学方法论太窄狭，当然难以整合分散于各学科中的关于儿童的研究。沈俊强指出:“儿童学最终在欧美国家还是未能成为一门综合儿童各门学科相关知识为一体的独立学科，其根本原因在于它缺乏严谨规范的方法论、学科范围界定不清、缺乏具有统摄性的理论。虽然历经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儿童学仍不是一个具有明确内涵与外延的概念，它仍然只是一个‘儿童研究’(ChildStudy)的替代词，作为一门学科，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儿童学是继续作为‘儿童研究’的代名词，还是作为一门独立的学问，这是儿童学进一步发展必须解答的问题。”“关于儿童学是儿童研究，还是一门独立的学科的认识仍然还在探讨阶段。儿童社会学、儿童文化学、儿童生态学、儿童史等研究成果的总和，若然就可称之为儿童学，那其实就是可以直接丢弃Paidology这个术语了，直接采用ChildStudy或ChildDevelopment。”(沈俊强《儿童学:一种可能的建构?》，载《中国儿童文化》第八辑，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读到这里，读者可以看出，沈俊强是主张丢掉克里斯曼的Paidology这个概念的。我赞同沈俊强的观点。因为克里斯曼对作为学科的paidology的界定，根本无法实现儿童学作为学科而独立存在的使命。对儿童的“科学”研究是具体的局部的研究，一旦离开其所属的相应学科的支撑，这种研究就寸步难行。这就意味着，如果儿童学志在形成纯粹的科学，那么它要么空无一物，要么把具有各自独立形态的科学(如生理学、心理学、医学等学科)生硬地聚拢在一起，但这种聚拢不是逻辑的、自然的，而是人为的。克里斯曼意义上的儿童学在历史上的没落，有其自身的重要原因。那么，可不可以建设一门儿童学?或者是否可能有一门儿童学的学科?在《儿童学的回顾与前瞻》(载《中国儿童文化》第八辑，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一文中，我认为克里斯曼“试图建设一个有严格的内涵与外延的儿童学学科是困难的。儿童学的学科边界不是清晰的，而是模糊的。儿童学的学科体系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如果我们抛弃克里斯曼对儿童学的那些界定，那么，一门新的儿童学是可能诞生的。“现在看来，儿童学宜分狭义与广义两种。狭义的儿童学即童年(或儿童)哲学。广义的儿童学即与童年研究相关的一切学问，包括从不同维度以儿童或儿童世界若干方面为研究对象的问题群、学科群的集合。”这些看法与沈俊强的说法是容易形成共鸣的。不过，郑素华在《2012年中国“儿童学”研究评述》(载《2012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一文中对我的看法提出了质疑:“一些论者把‘儿童学’界定为童年或儿童哲学，这一狭义的概念为儿童学划定了一个具体的范围。但是儿童哲学却并非就是儿童学，至少不是克里斯曼所设想的儿童学，其似乎也不足以视为儿童学的独特性特征。”针对这一质疑，有必要做一点点解释:我的这种想法是在抛弃克里斯曼“试图建设一个有严格的内涵与外延的儿童学学科”的想法为前提的，当然不同于克里斯曼所设想的儿童学;狭义的儿童学，即童年或儿童哲学，为儿童学划定的范围不是具体的，它是一个模糊的范围，这个范围是以作为研究对象的儿童为圆心，以哲学方法探讨儿童问题时需要走多远就可以走多远为半径。为什么要用儿童哲学作为狭义的儿童学?这是因为儿童学可能还包括儿童心理学、儿童社会学、儿童生态学、儿童史学……这些学科都是研究儿童的，但是，它们的基础理论和方法论由于是它们的母学科所提供的，因而是有所区别的。例如，儿童心理学是研究儿童的，所以可以被儿童学所容括，但事实上，儿童心理学与其说属于儿童学，还不如说它更属于心理学学科，它的基本概念、基本命题、基本原理和方法论都是属于心理学学科的。同样，儿童史学属于历史学，它的基本概念、基本命题、基本原理和方法论都是属于历史学学科的，例如《儿童世纪》这本书是一位历史学家所撰写的历史学专著，并对历史学研究的学科进展有重要贡献，当然，由于它研究的是儿童，也可以属于儿童学。
……这些学科相互间往往是封闭的，但由于研究对象是围绕儿童的某一侧面或某一问题，于是儿童成为它们相互联系的纽带。我们将它们整合在一起，同时又将它们与儿童哲学整合在一起，便是广义的儿童学学科。狭义的儿童学与广义的儿童学具有怎样的关系?皮亚杰曾经将学术研究分为哲学和科学，哲学是对整体的形而上的研究，而科学是对局部的具体的研究。这刚好可以解释将儿童学分为广狭两部分。方卫平也将儿童学本身分为广狭两部分。广义的儿童学囊括一切以儿童及其生存要素为对象的研究，而狭义的儿童学则是指在独立学科建设的语境下，儿童学学科的基础理论建设(方卫平《2012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前言》，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这一界定遇到的难题是，狭义的儿童学在独立学科建设的语境下，儿童学学科的基础理论建设的内涵与外延应当如何界定。不过，这让我想到作为学科的自然科学。自然科学有一个庞大的学科群，但同时还有自然科学总论，这个自然科学总论如果往形而上学迈一步，便与自然哲学融在一起。方卫平的“儿童学”学科模型类似于“自然科学”学科。我的儿童学学科模型遵循的是哲学与科学的辩证关系。我的广狭两分法与方卫平的两分法是可以会通的。当然，儿童学学科在这种两分法基础上，又可以分为三部分，分别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相对应。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学者小林登试图建设“儿童科学”体系，这个“儿童科学”只可能是学科群，是从不同维度以儿童或儿童世界若干方面为研究对象的问题群、学科群的集合，却不可能形成一个作为独立学科的儿童科学。在儿童学学科建设的讨论中，也有学者试图论证童年学学科创建的可能性。“与倡导儿童学的旨趣有别，一些学者基于当代童年研究的进展、童年现实的复杂性，而提出一门以童年为研究对象、专门研究童年问题的学科即童年学创建的可能性。尽管‘命名’不同，意蕴有所侧重，但涉及到议题却有诸多交叉之处。这样的探讨，如果理论层面上继续深入的话，或会与儿童学形成良性的竞争性互动。”(郑素华《2012年中国“儿童学”研究评述》，载《2012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读者也许要问:儿童学以外还有童年学吗?或者童年学以外还有儿童学吗?在我看来，儿童学与童年学是辩证统一的。儿童在其年龄维度上就是童年。通过研究童年我们了解儿童，通过研究儿童我们了解童年。童年是儿童和成人的童年，儿童是在童年这个年龄维度上的现实形态。不可能存在分别独立的儿童学和童年学。它们其实是一个学科，因而不可能形成竞争关系。古诗云:“横看成岭侧成峰”，童年学与儿童学的关系就是这里的岭峰关系，乍看不同，其实为一。克里斯曼的儿童学曾经传遍欧美乃至全世界。然而，“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究其原因，是由于paidology的学科定位存在问题。不过，儿童研究并未因此而中断。20世纪出现了皮亚杰等著名的儿童研究者，许多学科都对童年有过出色的研究。今天我们讨论儿童学是否可作为一个学科来建设的问题，其实就是研究儿童学学科所具有的可能范式，为儿童学学科发展建构一个库恩式“范式”，寻找学科的共同话题、基本规范和基本共识，呼朋引伴，凝聚队伍，建设学术共同体，为进一步拓展儿童学学科的发展空间以及寻找儿童学大发展的可能性而努力。
二、儿童研究与教育学的关系
儿童研究与教育学具有密切的关系。儿童的“发现”导致了教育学现代体系的诞生，便是历史给出的证明。沈俊强在《儿童学:一种可能的建构?》(载《中国儿童文化》第八辑，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一文的第二部分，以“儿童学与教育学”为标题，专门探讨儿童学产生的时代背景。他写道:“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地区的儿童教育有了一个新图景。生理学、心理学、实验教育学的发展，促成了儿童研究的深入;伴随着欧洲大陆的新教育运动与美国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儿童中心论开始流行，根本性地改变了人们对儿童教育的传统看法。儿童学在这样的时代中被提出，表明人们有为儿童研究创立专门的知识体系的强烈愿望。”可以看出，沈俊强将儿童学产生的背景主要归因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儿童教育的大繁荣，或者说，在他看来，儿童学产生于教育学大发展这一时代背景中。他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以儿童为研究对象的儿童学(paidology)从诞生之日起，就与教育学(pedagogy)有着紧密的联系。”这一结论是符合史实的。应当强调的是，美欧的儿童研究运动对于教育学“儿童中心”观念的壮大立下汗马功劳。霍尔于1891年创建《教育学园地》(Pedagog-icalSeminary)季刊，集中发表儿童研究的相关文章。值得注意的是，集中发表儿童研究的相关研究成果的这家期刊是教育学杂志。由此可窥见，当时的儿童研究与教育学的亲密关系。霍尔一定是洞见了这一亲密关系，所以便用教育学刊物发表儿童研究的相关成果。事实正是如此。早在1882年，霍尔在全国教育协会发表演讲，提议把儿童研究作为教育学的核心。他说:“儿童研究应该成为教学方法，教学内容和教学顺序的基础。”(DorothyRoss．G．StanlelyHall:thePsychol-ogistasProphet．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72，126．转引自郭法奇《欧美儿童运动研究运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1884年，霍尔建议全国教育协会在其内部成立科学的教育学委员会。
教育协会接受了建议，并号召教育工作者以儿童研究为核心建设科学的教育学，从而使儿童研究成为教育工作者的一部分。克里斯曼于1893年在《教育学园地》季刊上发表《儿童的倾听》(TheHearingofChildren)一文，首次提出儿童学(paidology)这一概念;1894年在《论坛》(TheForum)第二期上，发表《儿童研究:一个新的教育部门》的文章，详细阐述创建儿童学系的想法(郑素华《2012年中国“儿童学”研究评述》，载《2012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赵霞《儿童学:学科体系及其当代建构》，载《中国儿童文化》第八辑，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克里斯曼在教育学杂志提出“儿童学”概念，又将儿童研究视为“新的教育部门”，由此可见“儿童学”甫一出世便与教育学结下不解之缘。儿童研究为教育学的创新和提升功不可没。沈俊强写道:“总体上说，随着儿童研究的深入开展，现代社会确立起来的儿童利益至上、尊重儿童、保护儿童、给儿童以参与权、倾听儿童的声音等养育原则已成为儿童教育的基本共识，它也是教育学的基本理论创新的背景性原则。”这种看法恰好印证了1918年霍尔在全美教育协会所做演讲中的说法，这个演讲是为了纪念全美教育协会儿童研究部成立25周年。霍尔说:“对童年的研究通常被认为是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因为在此之前，是儿童适应学校，而现在，整个教育体系都要根据儿童的需要与天性来建立。”(霍尔《儿童研究纵览》，载郭法奇《欧美儿童运动研究运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这段话很好地表达了儿童研究的教育学意义。事实上，在这次儿童研究运动以前，夸美纽斯，尤其是卢梭及其以后的裴斯泰洛齐、福禄贝尔、帕克等人，已经在观念或哲学上建设儿童中心主义的教育，裴斯泰洛齐、福禄贝尔、帕克等人还将这种观念作为自己所创立学校的理论基础，也就是说，他们已经在学校或幼儿园开展过“哥白尼式革命”。不过，杜威在《学校与社会》中倡导学校应当产生由教师中心或教材中心转变为儿童中心的哥白尼式革命，确实是发生于此次儿童研究运动中的。夸美纽斯，尤其是卢梭以后儿童观和教育观的革命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西方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所推进的人的自我发现和人的自然天性、自然权利的解放这一宏大的历史背景。有了这个背景，就不可能不“发现”儿童;“发现”儿童后，就必然产生教育学和教育的哥白尼式革命。这是时代精神使然，卢梭等人则是时代精神的体现者，———时势造英雄，此之谓也!在时代精神所营造的春天里，儿童研究成为“运动”，形成热潮，也是历史使然和逻辑必然。儿童研究运动使启蒙运动以来“儿童发现”的哲学衍生出各门科学的丛林，大大刺激了教育学、教育制度、教育实践的现代转型。
中国有自己的不同于西方的文化发展轨迹。李贽的“童心说”思想还被视为异端的时候，西方已经为“发现”儿童准备好了思想的温床。西方文艺复兴以来“以人为本”的观念，在20世纪中叶以来的中国长期作为政治禁忌。(在20世纪80年代，“以人为本”的观念以“人道主义”的名目出现，试图克服极“左”政治所导致的种种“异化”问题，但立刻受到严厉的政治批判(雷永生《讨论“人道主义”与“异化”为何成了“精神污染”?———“人道主义与异化”大讨论始末》，载《社会科学论坛》，2012年第7期)。进入新世纪后，“以人为本”时来运转，被作为国家治理的基本方针写入2004年宪法修正案，这就为中国的人本主义哲学的发展乃至为儿童研究合法性的获得提供了政治保障，为在中国建设儿童本位的教育学体系创造了政治条件。中国当前太需要儿童研究了。近年来，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化研究院等机构积极倡议“儿童学”学科建设，就是对中国当前儿童研究之“时代精神”的呼应和应对。儿童研究的进展关乎中国教育改革所能达到的深度。如果中国的教育学(pedagogy，其原义是儿童教育学)试图成功引领中国教育的现代化进程，就离不开儿童观的现代化，而中国的儿童观现代化则依赖于儿童研究，依赖于文学、艺术和各种传媒来反映儿童研究的成就和新儿童观的精神，以便让现代儿童观成为一种新的文化，影响全社会，并通过日积月累而将其沉淀为无意识文化心理，这就是“化民成俗”的功夫。如此这般，无论民间还是官方考虑儿童和儿童教育问题时，自然而然地，就是以现代儿童观和现代教育观为前提和起点的。到那时，应试教育、神童教育、揠苗助长式教育、单纯把儿童视为政治改造和社会改造的工具却忘记了儿童应当享有“目的”地位，等等，这些观念或做法都会逐步销声匿迹。这就是老子讲的:“太上，不知有之;……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老子》第十七章》)到了这种程度，中国的教育改革便真可谓“功成事遂”，大功告成。于是，新人(现代人)诞生了，中国社会和文化的面貌将会为之一新。儿童研究或童年研究的意义绝对不限于教育学的现代化，它牵涉到整个文化乃至全部人文学科的现代化，牵涉到现代人的诞生、民族复兴和理想社会的生成。
三、维果茨基的儿童学研究
钟启泉在《全球教育展望》2013年第1期发表了长篇论文《维果茨基学派儿童学研究述评》，联系前苏联从“儿童学批判”到“儿童学复兴”的历史事实，阐述维果茨基学派儿童学研究的现代意义。维果茨基(1896-1934)是前苏联心理学家，马克思主义心理学的创始人之一。他在十月革命后倾注10年心血，在儿童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思维与语言的关系、儿童的概念发展、发展教育论乃至艺术心理学、精神病理学等领域展开研究，这些研究孕育了维果茨基学派的崛起。钟启泉用“气势如虹”这一说法来赞叹维果茨基这十年研究其进展的凌厉、成果的丰富、影响的巨大(钟启泉《维果茨基学派儿童学研究述评》，载《全球教育展望》，2013年第1期)。儿童学在西方兴起后，前苏联也出现了一大批从事儿童学研究的学者，他们围绕“作为整体系统的儿童”、“儿童观中的发生性原理”、“儿童社会环境的考察”、“儿童学的理论性格与实践性格”，展开了诸多论争。不过，伴随上世纪30年代斯大林文化专制主义的抬头，联共(布)中央从1931－1936年期间以一连串《中央决定》的方式，采取了“克服学校的根本缺陷”的改革步伐，旨在“加强学校教学中系统知识的传授”和“强化教育理论战线的阶级斗争”。1934年6月维果茨基因患肺结核病逝世，同年12月斯大林“大清洗运动”(肃反运动)开始。1936年，联共(布)中央《关于教育人民委员部系统的儿童学偏向》的决定，发动了对20年代活跃的儿童学的批判———“儿童学是资产阶级伪科学”，“解散儿童学研究的团队”，“没收儿童学教科书”，呼吁“马克思主义儿童研究的科学创造”。于是，各大学停授儿童学课程，儿童学文献毁于一旦。维果茨基被认定为“折衷主义者”，其著作遭到封存。由于“最近发展区”理论与儿童学大有干系，即便在斯大林个人崇拜受到批判后，他的有关儿童学部分的著作仍然无人问津，连贴近维果茨基学派的学者也退避三舍。1991年前苏联解体，其所有著作得以重见天日。20世纪90年代，随着认知科学在美国的发展而形成了一股“维果茨基热”，维果茨基遂被认为世界级学者(钟启泉《凯洛夫教育学批判》，载《全球教育展望》，2009年第1期;钟启泉《维果茨基学派儿童学研究述评》，载《全球教育展望》，2013年第1期)。以联共(布)中央决定的形式来纠偏学校教育问题，全盘否定儿童研究，使得前苏联教育学最终沦为“中央决定的教条主义解释”，造成了前苏联教育学研究者的“动脉硬化症”，教育学成为重灾区，“没有儿童”的教育学甚嚣尘上。
（一）儿童文学形象地诠释了“儿童本位”的儿童观儿童观是人们对儿童的基本观点。现代“儿童本位”的儿童观，把儿童看成是具有独特生理和心理结构的人，是独立的、需要被尊重的个体，而非成人的附庸。“儿童本位”的儿童观是现代儿童研究的起点，也是儿童文学的理论基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17-18世纪的欧洲，正是经由夸美纽斯、卢梭等一大批杰出思想家、教育家、心理学家的奔走呼吁，人们才意识到儿童文学之于儿童的重要性，才出现了自觉意义上的儿童文学。儿童文学不仅以儿童本位的儿童观为理论起点，还通过丰富多彩的作品对其作出形象的诠释，这使它具备儿童心理学、生物学无法取代的优势。“心理学形成模式，找到规律性，最后解释人类经验和行为的有序性。相反的，作家探索的是人类经验的、自由的、不规则的、感性的部分。”[6]透过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教师能从中感悟到作家对儿童观的精彩论述。
（二）儿童文学生动地呈现出五彩斑斓的童心世界著名批评家勃兰兑斯曾说：“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7]借用勃兰兑斯的观点，儿童文学可看作特殊形态的儿童心理学。因为儿童文学由成人来生产、儿童来阅读，所以儿童文学接受过程要想达成，成人作家就必须熟稔儿童心理，成为“儿童研究专家”，从最初的构思到创作的完成，始终不断地与潜在的儿童读者对话，最终生动地呈现出儿童的生活世界与精神世界。正像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安徒生所说：“我在纸上写的，完全和口里说的一样，甚至连音容笑貌都写了进去，仿佛我对面有一个小孩在听一般。”[8]以实证研究为主要范式的儿童心理学希望通过诸多可以测量的要素揭示儿童心理发展图示和过程，而儿童文学试图走进隐秘的童心，通过生动地呈现儿童精神生命，反映儿童心理发展中自我同一性、反抗期等过程，如深受儿童读者喜爱、儿童文学批评家欣赏的《彼得•潘》《哈利•波特》等。这些优秀作品绝对不是对儿童心理学研究成果被动的图解，相反，他们所描述的恰恰是心理学解释得以成立的依据，二者形成重要的互补。
（三）儿童文学审美地勾勒出儿童发展蓝图人类之所以要创造出一个专属于儿童的文学接受形式，其根本原因是为了表达成人社会对童年的尊重、对下一代的价值期待。日本著名儿童文学理论家上笙一郎这样描述：“所谓儿童文学，是以通过其作品的文学价值将儿童培育引导成为健全的社会一员为最终目的。”[9]因而将儿童文学放在首要地位的，是在儿童观念中提高人的地位。儿童文学虽然外表天马行空，但其主题都自然而然地把儿童引向对“真善美”“假丑恶”“贫与富”“爱与死”等永恒价值的思考，其蕴含着成人希望儿童能在潜意识层面深刻地习得人类智慧、社会习俗和种种美德，成为更好的人，积极建构更美好人生的愿望。儿童文学“以善为美”，其旨在为儿童审美化地勾勒出发展蓝图，构建理想的儿童的可能生活，是一种具有人文关怀意味的儿童研究。
二、儿童文学视角下教师儿童研究的意蕴
我国教师教育标准已明确提出：以儿童为本。当前教师教育尤其是小学教育专业课程的设置中已涉及儿童研究的一些相关理论知识。但现代社会环境日趋复杂和多边化，儿童生活正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教育现场的很多中小学教师还不具备应对诸多儿童问题的理论修养和实际处理能力，如对儿童兴趣、需要、情感、价值观缺乏足够的了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作为儿童研究一个重要切入点的儿童文学，如能成为教师儿童研究的一个重要视角，将有利于促进“让每个儿童得到个性的发展”目标的达成。
（一）了解儿童想法或观念走向合作与探究的课堂教学要求教师与儿童之间进行平等的交往，人对人的理解是交往的基础，但理解的核心并非是训练儿童用成人的眼光来看世界，而是成人要尝试用“童心”看世界。蒙台梭利（M.Montessor）i说：“教育问题的根本解决，第一步绝不应该针对儿童，而应针对成人教育者。”[10]课堂上之所以会有不少儿童游离在教学之外，其关键原因在于教师没有敏锐地发现或捕捉到儿童的想法，没有为儿童想法的产生创造适合的机会，或者将自己的想法强加于儿童想法之上。具有破解童心优势的儿童文学为教师了解儿童想法提供了一个重要切入点。例如，通过了解匹诺曹、小飞人卡尔松、长袜子皮皮等丰富多彩的儿童文学想象，学前阶段和小学低年级阶段的教师可能会恍然大悟，原来儿童脑海中有这么多异想天开、奇妙荒诞、天马行空的想法。儿童文学视角下的儿童想法、观念研究，强调儿童是具有独特经验与思想的“社会群体”，对儿童的意见与能动性给予足够的重视。因此，儿童文学为教师打开了通向儿童审美意识迷宫的大门，使教师更深层地领悟到儿童的奇思妙想是在其心理发展阶段上想象力丰富的自然表现。
（二）掌握儿童兴趣孔子曾言：“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主导儿童自由选择和自主学习的是兴趣。尽管在学界的倡导下，中小学教师常将儿童兴趣挂在嘴边，但在学校现场，往往以成人的兴趣、教师的兴趣代替儿童的兴趣却是不争的事实。教师研究儿童文学与掌握儿童兴趣之间关系紧密。儿童文学能展现儿童诸多隐藏在内心深处的兴趣。例如，儿童之所以对幻想小说感兴趣，是因为幻想小说具备想象与幻想、游戏与娱乐、对英雄人物的向往与崇拜、强烈的参与及好胜心理，全面满足了少年儿童的阅读兴趣；儿童之所以对探险故事有兴趣，是因为故事融入了荒岛的地理概貌、动植物等自然地理知识和种植捕鱼、烹饪烧烤、搭建木屋、打猎养鸟等谋生知识。对儿童来说，受知识、眼界、经验所限，对探索外面的世界有着积极的兴趣。而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无不深谙儿童兴趣，他们一方面彰显自己的审美兴趣，一方面自觉地吸纳儿童的审美兴趣，并机智地将之传达出来，让儿童读起来欢欣雀跃、爱不释手。对教师来说，常苦于无法激发儿童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其实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没有真正读懂儿童的兴趣。儿童文学视角下的儿童研究，能帮助教师熟稔儿童兴趣，激发儿童学习兴趣。美国名校长梅耶尔（D.Meie）r就曾为使学校课程和教学更好地满足每个学生的兴趣，专门进行过儿童阅读兴趣研究，邀请家长帮助观察孩子对哪些方面的书籍感兴趣。
（三）促进儿童发展教师作为儿童成长环境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推动儿童发展最具动力性的因素，教师儿童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是儿童发展，而教师对儿童发展的巨大影响必然建立在其自身儿童研究能力不断提高的基础上。因此，教师不仅要关注儿童的智力发展，还要把握自然、社会对儿童产生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儿童文学是教师儿童研究极其有必要去关注的内容，尤其是在21世纪，儿童文学在全球化、信息化的浪潮中承担着培育人类未来一代的使命，探索儿童在成长期的憧憬、期待、梦想、困惑，其关注焦点涉及生态、可持续发展、种族、现代人生存困境、和平等时代主题。从儿童文学的视角审视儿童发展，对教师来说，是一个极具生长潜质的着眼点，它有助于教师充分认识到多元文化对儿童的多重影响，理解儿童的现实发展和突出的社会问题，学习、研究儿童成长过程中的相关影响因素，学会处理有关儿童成长与教育等相关问题，从而更好地促进儿童的健康成长与协调发展，适应教育教学实际工作。从儿童文学视角关注儿童发展，对教师来说，还具有人文关怀的意味。通过阅读儿童文学中对儿童“可能生活”的描述，教师关注的目光不仅仅停留在儿童的现时需要，更能远眺儿童未来更好的生存状态和生活，帮助儿童建构起现实生活与可能生活之间的桥梁，从而促进儿童幸福地发展。
三、儿童文学视角下教师儿童研究的策略
由于没有正确认识儿童文学对教师儿童研究的重要作用，大部分师范院校对儿童文学的认知不够、利用率不高。因此，在儿童文学视角下进行教师儿童研究，从宏观层面来说，一方面要推进国内师范院校儿童文学学科建设，另一方面要加强职后教师儿童文学素养的培训。对于教师个体而言，从儿童文学视角展开儿童研究需要教师具备一定的儿童文学素养，而教师的儿童文学素养培养是个长期过程，既需要教师付出时间和精力，也需要教师情感与心灵的投入。具体而言，教师可采取以下策略来利用儿童文学开展儿童研究。
二、儿童“心理理论”研究范式
对儿童“心理理论”的研究集中在对信念与现实的理解上，对象主要是学前期儿童。儿童“心理理论”的研究方法主要是自然实验法，研究者们设计编制了众多的实验任务，形式多样、难度不同、适用对象不一，主要实验任务及其范式包括：
1.区分心理世界与物理世界的研究
儿童正确认识世界的前提是能认识到自己的心理世界与客观物理世界有所不同。“区分心理世界与物理世界”的实验任务主要包括：“区分想象与现实”；理解大脑的功能；再认心理词汇；图片故事理解。
2.理解知觉信息输入与心理和行为相联系的研究
儿童能够对物理与心理世界进行正确区分后，“心理理论”能力进一步发展，儿童获得理解知觉信息与心理和行为如何相互影响的能力。理解知觉信息输入与心理和行为相联系联系的主要实验任务有：理解“看见导致知道”；二级视觉观点采择；“区分外表与真实”；预测他人行为。
3.“错误信念”的研究
对“错误信念（False-Belief）”的研究是儿童“心理理论”的起源性研究内容。实验程序一般设计为：安排一种情境，使被试儿童的信念是真实的而他人的信念是错误的，然后询问被试他人将会怎样想或做。如被试能认识到他人将会基于自己的错误信念来行动，表明儿童具有了“心理理论”。Holmes等提出错误信念任务两种标准形式：意外地点任务和意外内容任务。Perner等认为获得错误信念认知后，儿童会用更精细的理论框架来解释和预测人们的行为，即儿童会从对一级错误信念的认知发展到对二级错误信念的认知，有研究表明4岁儿童具有二级错误信念的理解能力。其中意外地点任务和意外内容任务属于一级错误信念的研究范式。
三、儿童“心理理论”的理论研究
许多心理学家都试图对儿童“心理理论”做出理论解释，其中经典理论有理论论、模拟论、模块论和匹配论。
1.理论论
理论论是对儿童关于心理生活的认识的一种解释性理论，其核心论点是：儿童对心理的认识或理解本质上是像理论的，具有与一般科学理论同样的基本特征。理论论认为：儿童对心理状态的认识是一种直觉理论，是一个由信念、愿望—知觉等核心概念相互联系而成的心理知识系统，儿童通过经验不断建构自己关于心理状态的知识，心理知识逐渐形成一个像理论一样的知识体系，而后人们就根据这个理论解释和预测人的行为。
2.模块论
模块论（Modularity Theory）是儿童“心理理论”研究领域中主要理论取向之一，代表性人物主要有Leslie和Baron-Cohen，他们认为儿童的“心理理论”能力是一种天赋的、领域特殊的心理结构，个体出生时便以模块的形式存在于神经系统，其发展是一个内部生物机能逐渐展开的过程，即影响儿童“心理理论”发展的是生理成熟，而不是来自经验的修正，经验对“心理理论”的出现只起到“触发”的作用。
3.模拟论
模拟论（Simulation Theory）代表是Goldman，认为我们理解他人心理是通过一种“模仿”的方式进行的：个体首先将自己处于目标主体的情境之中，假装具有目标主体的信念和意图，然后判断自身在这个状态下具有的心理状态或会做出的反应，最后将这种反应或心理状态归属给目标主体。
4.匹配论
匹配理论的代表心理学家有Andrew Meltzoff 和Alison Gopnik， Chris Moore等，他们认为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前提是婴幼儿必须意识到自己与他人在心理活动中处于等价的主体地位，即在心理活动情境中，儿童逐渐获得对自己与他人之间心理关系的认识，意识到在与客体的心理关系中，自己与他人具有等价关系，从而认识到自己与他人在心理活动中的相似性，通过这种不断观察和再认识，儿童对这种等价关系的认识得以不断发展，逐渐获得系统的关于心理世界的知识。
四、儿童“心理理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展望
正如目前发展心理学研究的整体状况，对儿童“心理理论”的研究是“描述”优于“解释”。尽管近年来儿童“心理理论”研究取得很多进展，但其实验范式、研究范围、理论模型等还都亟待改进。
首先，在儿童“心理理论”的研究领域方面，心理状态与信念认知的关系一直是儿童“心理理论”的研究核心。尽管研究者都认为在达到对错误信念的理解后，儿童的“心理理论”还有更进一步的发展，但究竟这时的发展是对二级错误信念的理解，还是解释性心理理论，或是对人格特质的认知，都有待更深入的理论探讨和整合。第二，关于儿童“心理理论”的研究对象，目前多是针对于普通学龄前儿童和自闭症儿童，在今后的研究中，需要更多地转向童年中期、青春期、成人甚至老年人的“心理理论”发展及他们之间“心理理论”差别的研究。第三，对儿童“心理理论”生理机制的研究，需要更多的投入。 第四，如何将“心理理论”研究的成果用于教育实践，将是心理理论研究未来的主要取向之一。最后，对于儿童“心理理论”影响因素的研究，日后会越来越多的关注文化差异、地域差异等方面。
参考文献：
[1]文，林崇德.“心理理论”的实验任务与研究趋向[J].心理学探新，2004，23（3）：30-34.
[2]庄小满.“心理理论”研究：现状及展望[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7（4）：65-67.
上述论文和论著运用的研究视角主要可以分为类:第一类是对翻译家的儿童文学翻译研究;第二类是对特定时期的儿童文学翻译的研究;第三类是对儿童文学翻译原则、策略、技巧的研究;第四类是结合文学、哲学、美学的理论而进行的儿童文学翻译研究;第五类是儿童文学译本的个案研究或比较研究;第六类是从外国儿童文学翻译对中国的儿童文学的影响角度进行的研究;第七类是从译者、读者的角度进行的儿童文学翻译的研究;第八类是从文化的角度对儿童文学翻译进行的研究。详细情况如下表所示:
二、儿童文学翻译研究新视角
二、语言特征
首先，儿童文学的语言浅显易懂。儿童年龄小，生活经验少，思维能力弱，语言能力在逐步完善，儿童文学作品的语言必须浅显、简洁、准确、流畅，能够被儿童读者理解接受，并未儿童的语言习得提供范本。其次，儿童文学的语言具象化。由于儿童抽象思维差，以形象思维为主，儿童文学的语言是形象、生动、具体、动态的。运用儿童熟悉、常见的具体形象进行描述，把人物和事物的声音、色彩、形状、神态等具体、直接的表现出来，与儿童闹钟的形象相吻合。再次，儿童喜游戏玩乐的特点决定了儿童文学语言的幽默性。幽默有趣的东西符合儿童的心理要求，可以引起他们的兴趣，启发他们快乐的情趣。有经验的儿童文学作者往往把“引起兴趣和引人发笑”作为写作的一个重要原则。
三、接受美学理论
接受美学（ReceptionAesthetics）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出现的一种文艺美学思潮，也是文学研究领域中兴起的一种新的方法论。由于它主要探讨读者能动的接受活动在文学传播中的地位和作用，因此也被称为“接受理论”、“接受研究”。其代表人物是德国康斯坦茨学派的姚斯(HansRobertJauss)和伊瑟尔(WolfgangIser)。这一理论的一个重大突破就是确立了读者的中心地位,使西方文论实现了从“作者中心”和“作品中心”向“读者中心”的现代转向。文学作品要以读者为中心，读者为导向，相应的，儿童文学的翻译应该以儿童为中心，儿童的审美要求、视野期待是译者翻译活动的重要指导指标。
四、接受美学理论下的儿童文学翻译
1.以儿童读者为中心
不同于以往的“作者中心论”和“作品中心论”，现代西方文论强调“以读者为中心”。在阅读过程中，“读者绝不是被动地作出反应，相反，它自身就是历史的一个能动的构成。一部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如果没有接收者的积极参与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只有通过读者的传递过程，作品才进入一种连续性变化的经验视野之中”。[2]在接受理论下，读者的阅读反应和创造性理解是文学意义、文学内涵形成的基础。文学的目的是为了读者接受，没有读者，就没有文学作品。读者不是消极被动地接受文本，而是积极主动地“创造加工”。这个理论不但有效地拓展了文学作品的研究空间，同时也为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带来了新的发展方向。儿童文学作品的读者是儿童，因此，儿童文学翻译应以儿童为中心，以儿童的地位和作用为基础。译者在进行翻译活动时，要深入理解儿童独有的特点，对他们的期待视野进行分析与预测，解析其与成人接受能力的不同，采取灵活的翻译策略，保证译作能够为儿童读者所理解接受。
2.满足儿童的视野期待
期待视野指文学接受活动中读者原先的各种经验、文化修养、心理素质、知识水平、审美情趣、鉴赏水平等综合组成的对文学作品的审美期待。“任何一个读者，在其阅读任何一部具体的文学作品之前，都已处在一种先在理解或先在知识的状态。没有这种先在理解与先在知识，任何新东西都不可能为经验所接受。这种先在理解就是文学的期待视野。”接受美学理论下，只有儿童的阅读才使儿童文学的意义具象化。
3.尊重原作
接受美学视阀下，原文作品不但有一定的开放性，也有一定的封闭性。其开放或封闭的程度受到作品图式化结构的影响。因此，“面对众多的翻译文本，除了从历史环境以及译者人文素养等方面进行合理解释之外，还必须有一个相对固定的标准对它们进行分析、比较和判断，寻找各个译本的优点和不足之处。”原作是翻译活动的根本基础，也是评价翻译作品的根本基准。由于历史、环境、个体的差异，翻译文本的接受与理解度可能与原文本有所差异，但翻译活动必须以原文为基础。
在国内，从2003年开始有学者陆续涉及积极心理学领域进行研究，但从近几年的研究成果来看，国内的积极心理学研究还相当薄弱。这主要表现在:第一，国内的积极心理学理论研究主要是一系列简单的理论介绍，其价值无非是告诉大家积极心理学是什么、有什么用而己。尽管这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积极心理学在中国的影响力，但对积极心理学本身的发展并没有太大的意义。第二，国内的积极心理学研究主要还停留在理论研究层面，通过对积极心理学思想的哲学基础、理论渊源等方面的分析来概括出积极心理学的性质等。理论研究固然重要，但实证研究也不可或缺。对于积极心理学来说，中国的研究者或许更应该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来研究人的积极品质。换句话说，也就是应该研究中国人的积极品质的特点、成长规律等。积极本身就是一个文化色彩相当浓厚的概念，其内涵受文化影响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比如说话委婉就是中国文化的一种优良品质，但在西方文化中，这却不是一种积极品质。因此，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研究中国人的积极品质应该是当代中国积极心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第三，中国研究积极心理学的人数较少，中国有很多人关注积极心理学，但真正致力于这一领域研究的人却很少，这一现象可以从中国学者发表的相关学术论文上看出.
在国外，积极心理学理论己经在诸多领域得到了很好的应用。在老年养老疗养领域，积极心理学己经扮演了帮助老年人重塑健康愉快生活的角色;在企业管理领域，积极心理学被用来帮助企业员工塑造快乐的工作环境，以提高工作积极性;在儿童教育领域，积极心理学也在健康情绪和健康人格的塑造上起到了积极作用。目前，在建筑设计领域，还尚无引入积极心理学的案例，处于一片研究空白。
二、儿童活动中心相关研究
从国内的儿童活动中心相关研究来看，理论研究较少，设计实践较多。
理论研究方面，根据CNKI数据库资料显示，到2015年上半年截止，我国学者专门针对儿童活动中心建筑设计的研究较少，其士论文尚无，硕士论文2篇，期刊论文巧篇(其中重复5篇)，著作尚无。两篇硕士论文分别为:韩晓馨在2013年发表的《可实现的乌托邦一一社区儿童公益活动中心设计初探》中，从社区发展的角度对儿童公益活动中心进行研究，提出在社区建立儿童公益活动中心，以实现乌托邦式的幸福社区;刘磊在2014年发表的《基于儿童心理学的少年活动中心活动空间设计研究》中，从儿童心理学的角度切入少年活动中心的研究，提出少年活动中心应该是一个能够为儿童提供交往和活动空间的场所，设计符合儿童心理的空间，让儿童在此真正成为一个发现者、研究者和探寻者。巧篇期刊论文均是针对儿童活动中心实际案例所作的解析，没有提出比较新颖的观点。著作方面，胡仁禄先生在《体闲娱乐建筑设计》一书中提到儿童活动中心属于公益性的文化馆类建筑，并对其进行了简单的设计方法分析。熊剑锐先生在《谈少儿馆室内环境的人性化设计》一书中提到少儿馆室内空间设计的重点是人性化设计，并在实例讨论中确定了人性化设计的诸多要素。黄薇先生在《北京市新少年宫》一书中提到少年宫建筑在体现最基本的功能要求的同时，要有形式上的“意味”和艺术美感，并且体现最新的科学和社会价值观。现将最有代表性的一些文献呈现如下。
实践方面，我们能够很清晰地看到:由于社会意识形态的缘故，我国的儿童活动中心主要是对儿童进行辅导培训的“校外教学楼”。换言之，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儿童辅导班聚集地。但是，在诸多良劳不齐的儿童活动中心设计实践当中，也有少数是具有“人文关怀”的，但这种“人文关怀”比起国外的设计还有较大差距。其中，较为典型的案例有长沙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沈阳市儿童活动中心、海峡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广州市儿童活动中心等。
长沙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图1-1)位于长沙体育新城月光山下，北边是城市主要道路劳动东路，西侧是还未动工的宾馆，东南方向为生态体育公园。用地面积50亩，总建筑面积2. 63万平米，包含了妇女儿童活动、办公用房、儿童剧场、群众艺术馆等四大功能。3000平米的“撒野大草坪”(儿童活动广场)位于建主入口前部，是因地势而建的倾斜大草坪，形成了一片天然的建筑与城市之间的过渡区域。“撒野大草坪”内设涂鸦区、滑板区和表演区三个供儿童玩耍的区域。一条溪水将观赏区域与活动区域分野。于是家长可以坐在溪水的另一端远远地看着自己的孩子激情的玩耍嬉戏，却又不用担心会干扰到他们。细心的建筑师用动感的手法来呼应好动的儿童。于是，三角窗、倾斜的三角墙、圆球这些动感的元素就出现在了建筑的各个面上。另外，建筑的平面有一个矩形和一个折形呈45度相交组成，看起来不稳定，也是为了呼应儿童好动的天性。建筑一层架空，似浮游的飞行器，从绿色大地上浮游起来，通过与自然的对峙，创造出建筑与自然交织在一起的动态关系，显示出独特的存在意识。预示着无限而又不确定的潜在希望，但永远不会着陆。
沈阳市儿童活动中心与沈阳市图书馆连为一体，总建筑面积打6. 2万平米，建于同一基地之上。基地介于现存的若干独生独长、离群索居的大体量建筑之间，形状不规则，也不宽裕。新建筑群内的这两个新建筑要求动、静兼有。从规划的角度来看，要怎样从无规律中发现规律，从紧张的对峙中寻找轻松的形态是建筑师所面临的首要课题。要在众多制约的矛盾中求得合理的存在、反客为主、并融入其中也是规划设计的使命。图书馆的展览空间与儿童活动中心的中庭空间共同环抱着因保留大树而形成的圆形小广场，这是建筑的露天中心。儿童活动中心的枢纽空间(室内中庭)在此得以延伸。因此，图书馆与儿童中心也因此得以进行一段富有表情的对话。儿童活动中心的外部空间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靠近青年大街的主体建筑，另一部分是位于科普公园一侧覆土式低龄儿童潜能开发区域。“大容器”状的主体建筑将剧场和活动区中间的中庭裂变为两个部分，强化了建筑外部的表皮化意象。
建筑的内部空间类似一个容纳各种儿童活动的“空间装盆”:一层的自由式布局、二层的中庭空间以及若干树干式廊道，使其内部具有更多的可想像空间。
在国外，关于儿童活动中心的研究较为成熟，更倾向于考虑儿童的心理和行为特点，因而设计出的作品相对于国内更加生动。尤其是在以美国为代表西方国家，在儿童教育方面注重培养儿童的独立性和个性，本着自然性法则，在儿童活动中心的建设方面有丰富的经验。美国中心协会对儿童中心的定义为“社会大家庭中所有儿童成员的中心”，是集合了生活、体育运动、娱乐交往、心理咨询疗伤、教育学习等多种功能的“大空间”，让儿童在一种没有局限、拘束和束缚的状态下自由的生活、娱乐与交流。其中，儿童博物馆、儿童图书馆、儿童俱乐部、儿童之家、儿童公园都是儿童活动中心的具体细分形式。而在以日本、泰国为代表的东方国家，儿童活动中心具有浓厚的东方色彩，具体形式可分为儿童文化中心、少年自然之家、儿童馆等。因为其文化与中国有较高的相似度，故可借鉴性较强。
从期刊文献来看:Jemmy Wilson在《Trench window of Children' s ActivitiesCenter》一文中详细阐述了儿童活动中心建筑空间中落地窗的重要性，并提出要从照度、光线色彩、落地窗触感、通透性四个方面对其进行设计。此外，设计中还应当考虑儿童的心理需求、生理高度、视线范围、行为模式四个因素。Henry Bell在《Declaration of victory: Stair in Children's Park》一文中，通过对多种楼梯的比较，筛选出最适合儿童公园的室内楼梯一一木质、平缓、宽、具有一定的视线渗透。并详细阐述了在使用中楼梯过程中，儿童如何产生成就感和喜悦感。
国外的儿童活动中心当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泰国儿童生态活动中心、法国Pierrelaye儿童活动中心等。
泰国儿童生态活动中心(图1-3)位于泰国的苏梅沽岛，是一个建筑面积165平方米的小型建筑。该建筑的主要用途是为来这里观光的儿童提供娱乐活动场所。这座小屋由一个可以播放电影、演讲或戏剧表演的礼堂、一间保存本地传统文化和书籍的图书馆，一间画室，一间音乐室和时尚客房组成。孩子们可以在这里自由的玩耍。小屋位于临海的岩石坡地上，位置较高，能很方便的欣赏到周边的风景。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建筑师必须考虑当地的气候条件，以适应潮湿而炎热的环境。整个建筑结构都是由来自泰国当地的竹子搭建而成。站在远处看，整个建筑物的屋顶像将一把大伞撑起在8米高的空中，能为里面的使用者遮风挡雨。建筑的竹弯顶造型来源于一种身体扁平的深海鱼，寓意能够潜入海湾。在小屋旁边设有一个供幼儿休息的睡舱、一个卫生间和带菜园的烹饪屋，孩子们可以在这里为自己准备一份特别的午餐。另外，半透明的升起的屋顶和退进的地板，这种开放式的设计有利于自然通风和自然采光，节省了建筑的能耗。
法国Pierrelaye儿童活动中心(图1-4 )位于一个小乡间城镇里，具体位置是在农业仓库中间。建筑师在设计中充分考虑了场地的特殊布局特征:建筑物只能由一个狭窄的小路进入。建筑主结构遵从并强化了城市形式，成为城镇与儿童场地间的结合点或缓冲区。从街道看去，主体建筑由于是单一体量并完全被细致的瓦片所覆盖，它与其他建筑物彼此相处。另一方面，面向花园一侧还为孩子们设计了一系列形态各异的彩色小房子。这样，孩子们就可以自由自在的穿行在各个彩色小房子中间，尽情的玩耍嬉戏、释放天真。
关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具体发生时期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焦点，最具代表性的便是“中国儿童文学是否古已有之”这一争论了。在中国古代是否存在“儿童文学”?存在着什么样的“儿童文学”?针对这些问题，不同的学者持有不同的观点。其中，以蒋风、王泉根、方卫平、张之伟、谭元亨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就已经存在儿童文学了。蒋风在《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的绪论当中这样写道:“历代儿童常常把丰富多彩的人民口头创作和古代文人文学中的优秀篇章攫为自己的宝贵精神财富，以满足精神上的渴求和需要。这就使我国儿童文学的发展与我国古代优秀的文学保持着传统的血缘关系。”［1］1蒋风先生所指的优秀文学中，除了《西游记》《水浒传》等文人文学外，他还特别提到民间文学对我国儿童文学的巨大影响:“我国古代的民间童话和民间故事，从来就主要生活在孩子们中间，滋养并丰富了过去时代的儿童精神生活，也是我国儿童文学的一宗极其丰富的遗产。”［1］2王泉根在《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主潮》《中国儿童文学概论》等论著中也大抵持相似的观点:“由此观察中国儿童文学，中国古代有童谣、童话的存在，自然有儿童文学的存在。”［2］13“如是我们说中国儿童文学的历史资源源远流长，这显然是指千百年来民间流传的口头儿童文学。”［2］14张之伟在《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稿》中将“五四”以前的儿童文学称为“客观存在的儿童文学”［3］。这种提法与方卫平在《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中对古代儿童文学的提法不谋而合。但是，方卫平也指出，中国古代儿童文学具有非自觉性。“除了符合传统教育需要的作品之外，它们基本上都不是专门为儿童所创作的自觉的儿童文学作品。”［4］纵观这几位学者的观点，不难做出如下的概述:他们认为古代文学中的民间文学、成人文学中某些适合儿童阅读的作品以及儿童之间传唱的童谣等可以看作是儿童文学，但是古代并没有出现专门为儿童创作的文学，也就是自觉的儿童文学，真正自觉的儿童文学要到“五四”时期才出现。吴其南在《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文化阐释》一书中使用类似的称法，即将“五四”以前的“儿童文学”称为“非自觉的儿童文学”。他指出:“中国古代文献中关于冠礼的记载值得关注。而真正将儿童作为一个共同体来想象其特点的是一批美学家，如老子、李贽等。因此，现代社会以前是有童年观念的，古人也意识到了儿童与成人的不同，只不过他们的注意点多在生物学层次上，而现代的学者关注的则是文化层面。而儿童文学的产生与近代以来的新式教育制度密不可分。学校的建立推动了儿童文学读者群的生成。学校创造一个儿童的文化群体，为儿童提供了一个特殊、介于家庭和社会之间的空间，创造了一种儿童自己的、又有别于成人的生活方式，在深层为儿童文学的特殊存在提供了依据。更为重要的是新式教育基本畅通了儿童自身的接受能力这个制约儿童文学建立和走向自觉的瓶颈。”［5］
在“儿童文学是古已有之”这一阵营中，谭元亨的观点显得与众不同。他在《中国儿童文学———天赋身份的背离》一书中将孙悟空、哪吒等神话故事中的人物形象归为“儿童形象”。并且认为，“《西游记》在很大成分上，是给儿童们写的，而且，可以被视作中国儿童文学的一个雏形”［6］。以朱自强为代表的另一方则认为中国儿童文学并非古已有之，而是现代社会的产物，甚至连“中国儿童文学”这个名词都不存在。这一观点最先在他的《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化进程》一书中提出:“从有人类的那天起便有儿童，但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儿童却并不能作为‘儿童’而存在。儿童作为儿童被发现，是西方进入现代社会以后才完成的划时代创举。没有现代社会对‘人’的发现，就不会有‘儿童’的发现，而没有‘儿童’的发现作为前提，为儿童的儿童文学是不可能产生的。”［7］3而关于民间文学与儿童文学之间的关系，朱自强则表示:“民间文学要成为儿童文学，一定要经过现代转化。”［7］4在《“儿童文学”的知识考古———论中国儿童文学不是“古已有之”》一文中，朱自强运用福柯的知识考古方法和布尔迪厄的“文学场”的概念，对“儿童文学”这一观念进行知识考古。［8］因此，他认为不能采取对细部进行孤证的做法，认为古代那些零星的作品不足以促成“儿童文学”这一重大的事件的发生。“建构的本质论”是朱自强针对儿童文学界出现的“本质主义”和“建构主义”两种倾向所提出的。在朱自强看来，杜传坤是建构主义的代表。杜传坤在《现代性中的“儿童话语”———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起源谈起》一文中表示:“现代儿童文学起源的‘元研究’的意义并不在于具体是哪一个时期，而是为什么是这个时期。儿童文学的真实起源来自于成人对儿童的想象。现代儿童文学的发生和发展就是儿童被‘他者化’的过程。”［9］在这里，杜传坤显然受到了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认为儿童是通过“颠倒”而被发现的风景。不可否认，儿童文学在一定程度上的确是成人为隐含的儿童读者所构建的一个“乌托邦世界”(尤其在狭义的儿童文学中)，是成人想象出来供他们阅读或欣赏或受益的东西。但我们应该同时注意到，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文本所提供的理想化世界并非是被动的接受。相反，他们正在积极抵抗这些理想化的过程。路易丝·乔伊在2019年出版的专著Literature'sChildren:TheCriticalChildandtheArtofIdealization(笔者译:《文学的儿童:批判的读者与理想化艺术》)中，分析了“儿童读者从事的实际的批评活动的本质，强调儿童对文本起何种作用”［10］。通过细读一系列“黄金时代”为儿童创作的儿童小说，证明了儿童批评是如何在这些文本中抵抗理想化的过程。也许，这本书提供的全新视角，可以在某些程度上纠正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偏颇，从而使我们更加理性地看待“儿童文学的发生”这一问题。
而关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起源，大多数的学者都持“五四说”的观点。但也有少数学者持“晚清说”的观点。张建青论文《晚清儿童文学翻译与中国儿童文学之诞生》运用译介学的方法，从晚清的儿童文学翻译入手，对不同译文以及茅盾、叶圣陶、孙毓修的童话作比较分析，从而得出“中国的儿童文学逐渐诞生于晚清，标志性的作品是1908年出现的《无猫国》，它标志着中国儿童文学的诞生”［11］。持相同观点的还有孙建江，他在《清末民初: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起源》一文中对清末民初儿童文学活动史料的梳理和整理，发现“清末民初时儿童文学活动的创作思想日趋成熟、儿童文学创作实践丰富多彩、儿童文学活动的积极影响不断显现，因此清末民初的儿童文学活动，是具有民族性、现代性根本特征的我国现代儿童文学的真正起源，清末民初也正是我国儿童文学真正呱呱坠地的诞生期”［12］。
二、对这一时期具体文学实绩进行研究
对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发生期史料的整理从未停止过。1982年胡从经编纂的《晚清儿童钩沉》是中国大陆较早关于晚清时期儿童文学史实的著作。随后，蒋风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王泉根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主潮》、张之伟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稿》等一系列现代儿童文学史着眼于“五四”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儿童文学史实的梳理。对于这一时期儿童文学也以正面评价为主，肯定了“五四”时期儿童文学的对传统文化的反拨，把“五四”时期作为儿童文学史上的重要节点。但这些著作对史料的平面梳理，大多是从儿童文学观、域外翻译的儿童文学和原创文学三个角度来论述，缺少对史料更深入探究。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者逐渐从各个角度审视晚清至“五四”这一时期的儿童文学，试图探究这一时期儿童文学与历史、社会和民族国家等之间复杂的关系。谈凤霞教授在论文《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发生期的审美困境》中，从“审美”的角度，对1903－1927年间的儿童文字进行评价。在肯定这一时期儿童文学的成就的基础上，同时指出了这一时期儿童文学的审美困境:偏重教化、偏重“玄美”和矫枉过正。作者选取的切口很小，但是辐射的面却非常广。通过研究发生时期儿童文学的审美性，我们可以关照到整个现代甚至当代儿童文学的审美面貌。［13］张梅的《从晚清到五四儿童期刊上的图像叙事》另辟溪径，从“图像”这个在儿童文学中习以为常但却又最容易为人忽视的文体入手，考察图像由叙事的点缀到直接参与叙事的演变，从而折射出儿童文学发生期的复杂性。图像在晚清时期给儿童带来视觉上的冲击，在民国初年成为启蒙的利器，并出现了完全以图像为主导的《儿童教育画》，到了“五四”时期，“图画故事”作为一种新文体正式出现。图像对叶圣陶等最早一批的儿童文学作家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是现代儿童文学诞生重要的推动力量。［14］
儿童文学与国家民族之间的复杂关系一直伴随着中国儿童文学的各个阶段，尤其在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阶段。吴翔宇的论文《想象中国:五四儿童文学的局限与张力》从“五四”时期的儿童文学创作入手，发现了“五四”儿童文学无法回避成人———儿童的张力关系。在“五四”时期的许多儿童文学作品中，都无法回避地出现成人的声音。在成人和儿童的身上同样都存在着自然性和社会性两种属性。“在儿童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无论是过分强调政治之于儿童文学的训谕和教化功能，还是将儿童文学超脱于政治之外，都是对两者之间深度关联的片面理解。”［15］
从儿童文学内部探讨儿童与民族国家的命题是另外一个趋势。在“五四”时期，周作人和鲁迅在儿童文学方面的贡献不可小觑。对周作人的研究，学者大多集中在他的“儿童本位”理论以及他将民俗学、人类学与儿童文学交叉在一起的跨学科方法上。而对鲁迅的研究，则更多集中在他对爱罗先珂童话的翻译上面。谈凤霞教授的论文《鲁迅与爱罗先珂的童话》一文中阐述了鲁迅选择译介爱罗先珂童话的标准在于“有益有味”，“有益”指的是有益于儿童健康成长，并从长远来看能有利于改良社会人生;“有味”指的是活泼、积极的生活情趣和隽永的艺术魅力，能吸引小读者。论文的着眼点仍在启蒙与斗争的主题之中。［16］美国学者安德鲁·琼斯的《发展的童话:鲁迅、爱罗先珂和现代中国儿童文学》一文则揭示了鲁迅对于启蒙这一命题十分暧昧的看法。鲁迅和爱罗先珂一样持续关注着进化论及其带来的发展渴求，但也时刻怀疑这种发展的希望只是幻想。安德鲁认为《狭的笼》是一个后殖民的寓言:本土知识分子的发展主体为启蒙价值的“普世性”所篡代。［17］106－132谢晓虹的论文《五四的童话观念和读者对象———以鲁迅的童话译介为例》以鲁迅的童话译介为例从读者对象的角度介入来重审“五四”时期的童话。她提出了很有趣的问题:童话在“五四”时期是否真的如通常所说的是“专为儿童用的文学”?作者的答案是:“五四”时期当童话被视为“专为儿童所用的文学”时，一个崭新的读者群———拥有“赤子之心”或“童心”的成人也被构建出来。具体到鲁迅1926—1927年所翻译的《小约翰》，进一步阐述了鲁迅所看重的童话作品中的“社会批判力”不是源自童心的“无邪”，而是必须拥有“成人”与“儿童”的双重视点。因此，鲁迅所翻译的童话，是献给他们的———那些徘徊在“成人”与“儿童”世界之间，拥有双重视点的痛苦的觉醒者。［17］133－153加拿大学者佩里·诺德曼在《隐藏的成人:定义的儿童文学》中曾说:“我推定叙述者(指儿童文学文本的叙述者)是一个成年人，这些文本往往提供两种不同的视角，一种是儿童式的，一种是成人式的。”［18］其实在鲁迅翻译的童话也存在着这种双重视点，因此才会邀请同样具有“双重视点”的读者进入文本。在余话中，谢晓虹希望借此丰富现时对“五四儿童”、国族想象等课题之探讨。李玮的论文《在东西之间发明儿童———论民族政治与鲁迅的儿童观》一文打破了前者启蒙语境下的研究范式，在殖民的语境下探讨了鲁迅的儿童观。她提出也许并非是鲁迅“发现”了作为“人”的存在的儿童，而是鲁迅通过“发明”儿童来实现他特定的文化目的。“儿童”是鲁迅实现民族解放的一个工具。在谢晓红“双重论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其翻译的作品并不存在于成人与儿童之间，而是存在于殖民语境下鲁迅所建构的东/西、新/旧的中国秩序之间。在东西结构中，在新旧转换之间，“儿童”被赋予分裂传统文化秩序的特质———“童心”或“童话”。“童心”或“童话”沟通另一个“成人世界”。［19］
还有相当一部分学者研究的重点是某一份刊物、某一个作家或是某一部分特定人群对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发生期产生的影响。宋莉华的论文《从晚清到“五四”:传教士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萌蘖》指出传教士在晚清时期的儿童文学活动。在翻译福音小说方面，传教士将其改编为儿童读物，前期的目的在于传播宗教教义，后期则被赋予了更多的启蒙色彩;在寓言方面，传教士将寓言进行改编，使其更加适合儿童阅读，寓言正式成为了儿童文学的一种文体;在童话方面，传教士用白话文译介了大量经典的作品，代表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未来的发生方向。［20］美国学者洪长泰《到民间去: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1918—1937》一书专门为儿童文学单列一章，重点论述了“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对民间文学的采集，作者尤其肯定这个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把纯儿歌从传统的、道德教化的成人正统文学中分离出来，把它归入一个专门的民间文学体裁，并肯定它在民间文学教育方面不可估量的作用，具有开拓性的作用。［21］陈恩黎的论文《颠覆还是绵延———再论〈小孩月报〉与中国儿童文化的现代启蒙之路》，通过对《小孩月报》的再考察，发现了《小孩月报》所开启的“启蒙之路”并没有完成一种对传统中国文化形成挑战、颠覆和互补的横向文化移植，而是变异为在现代化名义下继续绵延的纵向繁殖，进一步加大了传统中国对童年的不信任以及意欲多方规范、塑造与利用的文化惯性。［22］李艳利的论文《〈蒙学报〉与晚清儿童文学的觉醒》以《蒙学报》为中心考察了其下设栏目在中国儿童文学自觉的路上所起到的作用。［23］胡丽娜的论文《〈妇女杂志〉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与之结构类似。通过对《妇女杂志》下设栏目《儿童领地》和《玩具俱乐部》发表文章的整理，作者发现《妇女杂志》对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尤其是其阶段的重大贡献。它在“儿童的发现”、儿童文学的创作、译介和本土儿童文学理论的构建方面都发挥了巨大作用。［24］
近年来，研究者逐渐关注到了儿童报刊图像的作用。除了上文提到的张梅的《从晚清到五四儿童期刊上的图像叙事》一文，陈平原在“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中的‘儿童的发现’”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名为《转型期中国的“儿童相”———以〈启蒙画报〉为中心》，以1902—1904年间存在北京《启蒙画报》为中心，探讨转型时期的“儿童相”。“以图像为中心，兼及相关文字，对比‘妇女相’和‘儿童相’，解读《小英雄歌》等歌谣的精神意蕴，探究教科书中的插图，进而关注‘游戏’怎样成为儿童教育的重要内涵、‘知识’可否变得有趣、采用版刻而非石印对于《启蒙画报》的利弊得失。”［17］73－90梅家玲的论文《晚清童蒙教育中的文化传译、知识结构与表述方式———以〈蒙学报〉与〈启蒙画报〉为中心》，从蒙学报刊与新式小学教育的引进讲起，进而讲到两份报刊中的知识结构，包括文学、历史、算术和地理等多门学科，最后谈到了新知识的表述方式并探究晚清报刊童蒙教育的开拓与局限。［17］35－72可以看出，这两篇论文中真正涉及文学史方面的并不多，更多是在美术史、报刊史、教育史以及思想史的背景下思考晚清时期“何谓儿童，如何启蒙”。
在晚清至“五四”时期有许多人物都对中国儿童文学的诞生做出了贡献。王蕾的《安徒生童话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按照专题研究的方式说明了安徒生童话对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观念生成、儿童文学理论的构建、儿童文学的创作实践等方面对中国的影响。［25］
三、结语
综上所述，新时期以来关于中国儿童文学发生期的研究主要立足于对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话语资源，在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语境下梳理儿童文学发生期的文学实绩，考察这一时期儿童文学与现实社会、文化、历史的复杂关系。
中国儿童文学到底起源于何时?中国古代到底有没有儿童文学?这些问题至今仍是学界的热门话题。针对以上这些议题，笔者认为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一步完善研究: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儿童?什么是儿童文学?儿童存在于自然和社会两个维度上。存在于自然维度上的儿童，从古至今都是存在的，他指的是人类在成长过程中的一个时期;而在社会维度上的儿童，不同的历史时期则会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即使在同一个时代，不同阶级和社会背景的人看待儿童的方式也是不同的。在古代，官方的正统思想是压抑儿童天性的，那些所谓的蒙学读物是不能够算作儿童文学的，但是在民间，有许多故事和歌谣仍然是受到儿童喜爱的。所以，关于“儿童文学是否古已有之”的争论点在于双方对于“儿童文学”的定义有所不同。持“古代说”观点的学者是从儿童接受的角度来定义儿童文学的。他们认为，古代文学中的某些作品为儿童所喜爱，那么就可以算作是儿童文学。而朱自强认为，“儿童文学”应当是一种观念，只有得到成人认可，尤其是官方认可的儿童文学才是真正的儿童文学。但“儿童文学”究竟应当如何定义，学界至今也没有准确的定论。在看待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关注作品诞生的条件，包括社会、历史、文化等多种因素。作为研究者，更应该考察儿童文学作品在每一个具体历史环境中如何为读者所接受或排斥，怎样在潜移默化中影响读者，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又是怎样反过来塑造文本的。
心理是人类与其它物种区别的主要标志之一。儿童只有对心理有所理解才能较好地理解日常事件。儿童心理理论的研究是当展心理学研究的热点和重要内容，是儿童认知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心理理论的获得也会促进儿童的同伴互动和人际交往，进而为其社会化奠定基础。关于心理理论的研究，对于揭示心理发展的基本规律和促使儿童心理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1 幼儿心理理论的影响因素
1.1 语言技能
许多研究都表明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与语言技能密切相关，语言技能中的句子成分、句法结构、语义特征等能力的发展，影响着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水平。jenkins和astington对儿童的语言表达和接受能力进行了测量，也发现一般语言能力与错误信念的成绩有很强的正相关。我国的吴南，张丽锦的研究发现心理理论的发展和语言的发展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张旭的研究发现在3岁和4岁两个年龄组中，语言能力超常的幼儿在错误信念上的表现均好于语言能力一般的幼儿。
1.2 假装游戏
假装游戏是影响儿童的认知能力、社会能力发展的重要因素，它有助于儿童理解心理和现实的区别。leslie指出，假装是心理理论的一个部分，从此假装游戏就引起了研究者的广泛关注。有研究指出，在假装游戏中，更多参加角色扮演的儿童，或者在幻想测验上得分更高的儿童，对心理状态的理解比其他儿童要好。
1.3 家庭因素
有研究发现儿童的心理理论的发展和兄弟姐妹的数量以及兄弟姐妹之间关系的类型相关。ruffman等的研究表明，家庭成员内，特别是父母与子女间的言语交流与儿童的心理理论的发展有重要影响。此外还有研究表明父母的教育水平和职业阶层都可能引起儿童心理理论发展水平的差异。
李燕燕，桑标的研究发现母亲教养方式中的“严厉惩罚”和“情感温暖理解”与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有正相关。现有研究几乎都认为更多谈论情感的权威型教养方式比更多使用申斥的专制型教养方式更能促进心理理论的发展。
1.4 同伴交往
有研究发现同伴交往的频率和时间也影响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国外有研究发现受欢迎儿童比受拒绝儿童能够更好地理解他人的心理状态。文等的研究发现攻击儿童与无攻击儿童的心理理论不存在显著差异，但是间接攻击儿童的心理理论显著高于身体攻击儿童。
此外，社会文化环境、对心理理论有关的内容的训练都会影响到心理理论的发展。
2 儿童心理理论对幼儿教育的启示
在成人的眼里，幼儿还是懵懂无知的，但是儿童心理理论的研究表明这是错误的。儿童心理理论告诉我们，幼儿是有心理状态的，对周围的世界有丰富的认识。这就需要我们在幼儿园和家庭教育中把幼儿看成有着各种心理状态的个体施以教育。我们从儿童心理理论的影响因素着手，来探讨如何在幼儿园和家庭中进行教育，提高幼儿心理理论的发展。
2.1 语言的训练
在日常生活中，要适时与幼儿进行关于心理状态的谈论，鼓励幼儿大胆讲话，注意培养幼儿对于语义特征、句法成分的理解，鼓励幼儿多与人交流。在家庭中，加强亲子之间的交流，开展亲子阅读。
2.2 开展假装游戏
在幼儿园中，教师应充分考虑不同年龄儿童的已有知识经验，为幼儿创设符合他们年龄特点的假装游戏，并积极诱导幼儿体验游戏过程中所演角色的情感、愿望等，促使幼儿产生角色换位，体验别人的想法、情感，学会理解别人，从而提高心理理论水平。
在家庭中，假装游戏主要在幼儿与父母、兄妹之间进行。父母一般通过言语指导或提供玩具来参与儿童的假装游戏。相比之下，兄妹间的游戏则有所不同，他们各自扮演不同的角色，常常要求变换角色和位置，而且较少有他人的支持。父母与儿童之间也可以进行“换位游戏”，在游戏中，让幼儿扮演母亲，母亲扮演孩子，换位游戏会引起换位思考，促进幼儿心理理论发展。
2.3 开展混龄教育
我国儿童大多是独生子女，而兄弟姐妹的交往尤其是同哥哥姐姐的交往将大大促进幼儿心理理论能力的发展，因此混龄教育正好可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儿童之间存在着年龄的差异和由此导致的能力差异和经验差异，这就使得儿童在交往中不得不变换角色，以应付较复杂的关系环境。同时，由于混龄教育团体的动态变化，使角色随之发生诸多的变化，使得儿童有更多的机会去体验他人的感情、愿望和信念。
2.4 优化同伴关系
同伴之间的社会互动可以为其提供大量的了解他人观点和协调自己与别人的观点的机会，促进幼儿去自我中心和观点采择能力的发展，进而提高幼儿心理理论水平。要优化幼儿的同伴关系，首先，教师和家长应该对幼儿的同伴关系状态有充分的了解；第二，积极组织儿童的共同活动；第三，引导儿童怎样参与到别人的游戏活动中去，怎样对同伴的友善行为做出回报，怎样对自己的过失行为表示歉意等等。
参考文献
[1]陈友庆.儿童心理理论.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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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教育是基于心灵与情感的审美活动，儿童文学教育教学更是“成年人与儿童在审美领域的生命交流”。要实现这种交流，就需要以文学作品为中心，科学处理儿童文学基本原理的认识、理解和儿童文学的阅读与欣赏等实践性内容之间的有机关联；就是要将理论知识的讲授建基于儿童文学阅读实践的同时，将阅读实践渗透在儿童文学基本原理与基本知识学习的有序推进中。理论是实践的概括与抽象，实践是理论的基础与源头。儿童文学基本原理是儿童文学教学的重要内容之一，但在文学原理与美学原理的基础上，对儿童文学基本原理的理解与认知并非艰难与不易，但对儿童文学基本原理的认同、融摄与持有则是一个极为不易的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涉及到社会时代、文化审美、生理心理等方面的因素，而在理论知识的教学中强化阅读与欣赏等实践性内容的构成，强化其对儿童文学基本原理认知和理解的基础性存在是解决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就儿童文学基本原理的构成来看，儿童文学的内涵、儿童文学的审美特征、儿童文学的文本特征、儿童文学的文体样式等等，其理论框架与一般文学原理没有区别，教学目的所在是让学生深入理解并把握儿童文学的独特个性。而这种理解与认识的实现，对阅读实践、特别是比较阅读实践的要求是极为严格的。在各个教学内容中，教师应该大量设置儿童文学的阅读实践，并以之为基础对儿童文学的基本原理予以提炼。如对儿童文学审美特征的理解上，我们可以将题材相近的作品进行参照，如将新美南吉的《小狐狸》《小狐狸阿权》、坪田让治的《狐狸与葡萄》等与《狐缘》《青凤》《娇娜》等予以参照，就可见到儿童文学在主题内涵、形象塑造上与一般的区别。如在认识儿童文学“变幻”特征的时候，就可将《爱丽丝漫游奇境记》《格列佛游记》与《百年孤独》《变形记》进行比照，以此直观两者在变幻方式、变幻风格上的差异。不仅如此，在对儿童文学样式的理解上，可以将儿童诗歌与成人诗歌、儿童小说与进行比照互参，让学生在阅读实践基础上，增强对儿童文学基本原理与相关知识的理解。“理论知识是从业资格的基础，而专业实践本身是所有知识指向的终极目的”。上述的种种阅读实践，是理解儿童文学基本原理的基础，但理解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回到儿童文学的赏析与阐释上。在儿童文学史的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利用儿童文学原理与美学原理对重要作家作品的理解与阐释的实践活动同样是课堂教学的重要内容。而在这一教学内容上，儿童文学基本理论的具体运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与主动性的发挥，都有赖于实践性内容的设置与安排。当然，阅读与阐释展开的层面与路径是多样丰富的，但在具体层面上，应当是对重要作家代表作品的文本理解及其在儿童文学史上的价值与意义的理解。无论是哪个层面，此时儿童文学阅读实践应当是最为基本也最为重要的内容。而要在有限的课堂教学时间内完成这些工作，则需要师生在课堂外进行相应的准备。当然，有的时候这种阅读实践并不一定就要通过传统的纸质文本的阅读来实现，动画视频的观看与欣赏在阅读实践中也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无论是纸质文本的阅读还是电子视频的观赏，最终都要回到具体的理解上来，回到对儿童文学作品审美特性的理解与文学史价值的把握上来。在介绍安徒生童话时，要帮助学生认识安徒生童话现实色彩日趋鲜明的缘由；在讲述E•B•怀特时，要引导学生理解《夏洛的网》和《会吹小号的天鹅》之间的异同；在讲述《小熊维尼》时，就要见到它与《小木偶奇遇记》的变化……只有这样儿童文学的教学才能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能让认知与理解、欣赏与审美具有学习的有效性和学理性。
二、借助创作黏合差异、生成素养
高等院校的课程教学多是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结合，儿童文学也是如此。但与一般意义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课程教学不同，儿童文学教学中要克服的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理论和实践的差异，同时还要引导学生克服成人与儿童在生理年龄、审美意识与情感心理上的隔膜，实现成人与儿童心理的超越与黏合，并进而让学生涵养并生成儿童本位的观念。而要实现这种黏合、内化这种涵养，儿童文学创作无疑是最佳的实践方式。与文学创作置于文学基本原理中进行介绍一样，儿童文学创作也是放置在儿童文学基本原理中来讲授的，其重心所在也是了解儿童文学创作的一般过程及其特殊性。其实，与儿童文学文本特征、审美特征等相似，这种一般过程的理解在创作理解上进行，相对容易。但要学生从创作主体层面对儿童文学创作的特殊性与具体性获得感同身受的体验，实现双向无间性的自由出入，则是一个极不容易的事情。为此，在讲述儿童文学创作中，要尽量压缩理论讲述的内容，对儿童文学创作中儿童审美心理与成人审美心理的融构、艺术表现儿童视角的贯通等至为关键处予以点化外，应该腾出更多的课时与空间让学生自主进行创作。只有在儿童文学创作中，让学生或回望童年经历、或再现儿童生活、或对传统题材进行加工改造、或充分发挥自己的联想与想象，激活自我的童年人格、调动才情与创意、放飞心灵与念想，进行具体多样、丰富多彩的儿童文学创作。只有在这种全身心投入的儿童文学创作实践中，学生才能全息性地获得儿童心理意识、情感观念、思想意愿的体验，才能自觉意识到自我与儿童之间的差异，并实现这种差异的有机调控。当然，这种创作不是为创作而创作，而是旨在让学生在创作实践的过程中，真正从情感心理、文体样式、语言表现等多个层面、多个角度理解儿童文学创作的独特性，也是从具体实践层面加深对儿童文学审美内涵、价值取向、艺术风格、文体特征的认识。这不仅有利于补足一般写作学对儿童文学创作的漠视，也有利于学生为做一名优秀的小学语文教师提升素养。因为在传统的观念中，“许多教师总是从教育出发，以教师的眼光去选材和构思，而不是从生活出发，以审美的眼光去艺术地认识、概括和反映社会生活”。当然，在教学中，教师最好也进行创作，将自我的创作成果与学生进行交流与共享。不仅起到示范作用，更让作为儿童文学课程教师的自我葆有不泯的童心童性。我曾利用传统“吴刚伐桂”故事，将其改成《月亮里的孩子》，并与同学们进行交流。小沐是个男孩子，特别清秀。大家都喜欢他，因为他不哭不闹，特别的乖。但大家觉得他可怜，这样一个乖孩子，却很早没有了妈妈。但大家都不说，不想让他知道他妈妈已经死了。他奶奶也只是跟他说，他妈妈到很院的地方去了。很远很远，不记得回来了。小沐每到睡觉的时候就想，妈妈到哪里去了？很远？难道就不记得回家的路了吗……问奶奶，奶奶说，老远老远的，哪里知道回来啊……奶奶现在不敢走远路了，怕自己回不来。有一次，他和小朋友一起上山去拾柴火。他问小伙伴，说很远很远的地方在哪里。小伙伴说是山外。于是小沐就背着柴篓子爬到了山顶。小沐看到了，山那边还是山。小沐没有说话，默默地回到了家里，因为山外真是太远了……慢慢的，小沐就长大了。他知道了，原来是自己的妈妈死了，去了天上。到了天上就再也回不来了。原来，那很远很远的地方是天上。有一个月亮很圆的晚上，他问自己的奶奶，天上很远吗。奶奶说，是的，很远很远……但怎样才能去呢。奶奶沉吟了一下说，你爬上村前那棵很高很高的树，就可以到天上了。奶奶知道小沐很乖，从不爬树的，也爬不上村前那棵大樟树……又一个月亮很圆的晚上，小沐和小伙伴来到了村前那棵很高的树下。问小伙伴，爬上这棵树真能到天上去吗？……小伙伴说，是的，你看它那么高，都够得到天了。小沐说，那我爬上去看看。小沐就脱了鞋，抱着树吃力地往上爬去。慢慢的，小沐越爬越高，渐渐的变成了一个小黑点。底下的小伙伴都看不到他了，喊，小沐，你下来啊……很久、很久、都没有听到小沐的答应声……小伙伴见他不下来，就说我们回去了，你还不下来？但小沐还是没有回答。有的小伙伴回去了，他们把小沐的奶奶叫来了。奶奶说，小沐呢，小沐呢，小伙伴说，他爬到天上去了……奶奶抬起头望着高高的树，高高的树上是一个圆而且白的月亮，月亮里有个小孩，还在吃力地往上爬着……其实，不仅仅是在儿童文学创作的讲授中要强调儿童文学创作实践的重要性，在儿童文学文体的讲授上，同样可以采取上述简化理论、强化实践的做法。在讲述童话、寓言、儿童诗、儿童小说、绘本等儿童文学文体时，不要过分注重对其文体特征的辨析与讲述，而应该更多地让学生在文体特征的直观上进行实践性地体验与把握。在创作实践的基础上，再返观儿童文学文体个性的认知与把握，这样不仅能对上述文体有深切的认识、豁然开朗的洞彻，而且能适当地提升儿童文学创作的能力。当然，上述文学原理的讲述过程中的实践不是完全取论的认知与理解，理论水平的提升依然是其基本的取向。而这种取向的实现，则要求在具体操作中注意实践性内容设置的灵活性、科学性。如针对儿童儿童文学体裁的多样性，我们可有区别、有侧重地加强儿童诗歌、寓言等的创作。当然，童话与儿童小说也可通过实践性写作进行理解，那就需要引导学生注重其篇幅的适当性，强调其主旨的凝练、创意的新颖、结构的精致。在具体的操作上，不一定要整篇的写作，可以是诗句的抒写、片段的创作，也可以以名篇为基础，进行相应的仿写或改写，还可以对传统题材以“旧瓶装新酒”式进行创造，让其重新焕发审美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