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饮食史作为一门边缘性的学科，它的兴衰演变随着社会政治、军事、经济的状况及政府的政策而变化，时兴时衰。但总的来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兴起阶段（1911年至1949年）
中国饮食史研究始于1911年出版的张亮采《中国风俗史》一书。在该书中，作者将饮食作为重要的内容加以叙述，并对饮食的作用与地位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此后，相继发表有：董文田《中国食物进化史》（《燕大月刊》第5卷第1-2期，1929年11月版）、《汉唐宋三代酒价》（《东省经济月刊》第2卷第9期，1926年9月），郎擎霄《中国民食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全汉昇《南宋杭州的外来食料与食法》（《食货》第2卷第2期，1935年6月），杨文松《唐代的茶》（《大公报·史地周刊》第82期，1936年4月24日），胡山源《古今酒事》（世界书局1939年版）、《古今茶事》（世界书局1941年版），黄现璠《食器与食礼之研究》（《国立中山师范季刊》第1卷第2期，1943年4月），韩儒林《元秘史之酒局》（《东方杂志》第39卷第9期，1943年7月），许同华《节食古义》（《东方杂志》第42卷第3期），李海云《用骷髅来制饮器的习俗》（《文物周刊》第11期，1946年12月版），刘铭恕《辽代之头鹅宴与头鱼宴》（《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7卷，1947年9月版），友梅《饼的起源》（《文物周刊》第71期，1948年1月28日版），李劼人《漫游中国人之衣食住行》（《风土杂志》第2卷第3-6期，1948年9月—1949年7月），等等。
（二）缓慢发展阶段（1949年至197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1979年的30年时间里，大陆由于各种政治运动的不断开展，中国饮食史的研究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发表的论著屈指可数。
在20世纪50年代，有关的中国饮食史论著有：王拾遗《酒楼——从水浒看宋之风俗》（《光明日报》1954年8月8日）、杨桦《楚文物（三）两千多年前的食器》（《新湖南报》1956年10月24日）、冉昭德《从磨的演变来看中国人民生活的改善与科学技术的发达》（《西北大学学报》1957年第1期）、林乃燊《中国古代的烹调和饮食——从烹调和饮食看中国古代的生产、文化水平和阶级生活》（《北京大学学报》1957年第2期），等等。
此外，吕思勉著《隋唐五代史》（上海中华书局1959年版）专辟有一节内容论述这一时期的饮食。
20世纪60年代的论著主要有：冯先铭《从文献看唐宋以来饮茶风尚及陶瓷茶具的演变》（《文物》1963年第1期）、杨宽《“乡饮酒礼”与“飨礼”新探》（《中华文史论丛》1963年第4期）、曹元宇《关于唐代有没有蒸馏酒的问题》（《科学史集刊》第6期，1963年版）、方杨（《我国酿酒当始于龙山文化》）（《考古》1964年第2期）。
20世纪70年代，大陆在“文革”结束后，又有学者对中国饮食史进行研究，其中见诸报刊有：白化文《漫谈鼎》（《文物》1976年第5期）、唐耕耦等《唐代的茶业》（《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4期）。
这个时期台湾、香港地区的中国饮食史研究也处于缓慢发展阶段，主要成果有：杨家骆主编《饮馔谱录》（世界书局1962年版）、袁国藩《13世纪蒙人饮酒之习俗仪礼及其有关问题》（《大陆杂志》第34卷5期，1967年3月）、陈祚龙《北宋京畿之吃喝文明》（《中原文献》第4卷第8期，1972年8月）、许倬云《周代的衣、食、住、行》（《史语所集刊》第47本第3分册，1976年9月）、张起钧《烹调原理》等。在这些成果中，张起钧先生的《烹调原理》一书，从哲学理论的角度对我国的烹调艺术作融会贯通的阐释，使传统的烹调理论变得更有系统性。另外，刘伯骥《宋代政教史》（台北中华书局1971年版）、庞德新《宋代两京市民生活》（香港龙门书局1974年版）等书都辟有一定的篇幅，对宋代的饮食作了比较系统、简略的阐述。
（三）繁荣阶段（1980年至今）
1.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饮食史研究
进入20世纪80年代，大陆的中国饮食史研究开始进入繁荣阶段。据统计，《中国烹饪》杂志创刊后，至今已相继发表了数百篇中国饮食史方面的论著。20世纪80年代大陆的中国饮食史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对有关中国饮食史的文献典籍进行注释、重印。如中国商业出版社自1984年以来推出了《中国烹饪古籍丛刊》，相继重印出版了《先秦烹饪史料选注》、《吕氏春秋·本味篇》、《齐民要术》（饮食部分）、《千金食治》、《能改斋漫录》、《山家清供》、《中馈录》、《云林堂饮食制度集》、《易牙遗意》、《醒园录》、《随园食单》、《素食说略》、《养小录》、《清异录》（饮食部分）、《闲情偶寄》（饮食部分）、《食宪鸿秘》、《随息居饮食谱》、《饮馔阴食笺》、《饮食须知》、《吴氏中馈录》、《本心斋疏食谱》、《居家必用事类全集》、《调鼎集》、《菽园杂记》、《升庵外集》、《饮食绅言》、《粥谱》、《造洋饭书》等书籍。
二是编辑出版了一些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中国饮食史著作。如：林乃燊《中国饮食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林永匡、王熹《食道·官道·医道——中国古代饮食文化透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姚伟钧《中国饮食文化探源》（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陶文治《中国烹饪史略》（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中国烹饪概论》（中国商业出版社1988年版），王仁兴《中国饮食谈古》（轻工业出版社1985年版）、《中国年节食俗》（中国旅游出版社1987年版），洪光住《中国食品科技史稿（上）》（中国商业出版社1984年版），王明德、王子辉《中国古代饮食》（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杨文骐《中国饮食文化和食品工业发展简史》（中国展望出版社1983年版），《中国饮食民俗学》（中国展望出版社1983年版），熊四智《中国烹饪学概论》（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版），施继章、邵万宽《中国烹饪纵横》（中国食品出版社1989年版），陶振纲、张廉明《中国烹饪文献提要》（中国商业出版社1986年版），张廉明《中国烹饪文化》（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曾纵野《中国饮馔史》第一册（中国商业出版社1988年版），林正秋、徐海荣、隋海清《中国宋代果点概述》（中国食品出版社1989年版），庄晚芳《中国茶史散论》（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陈椽《茶业通史》（农业出版社1984年版），贾大泉、陈一石《四川茶业史》（巴蜀书社1989年版），吴觉农《茶经述评》（农业出版社1987年版），王尚殿《中国食品工业发展简史》（山西科学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在论文方面，主要有：彭卫《谈秦人饮食》（《西北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马忠民《唐代饮茶风习》（《厦门大学学报》1980年第6期），韩儒林《元代诈马宴新探》（《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第4期，1980年版），刘桂林《千叟宴》（《故宫博物院院刊》1981年第2期），张泽咸《汉唐时代的茶叶》（《文史》第11辑，1981年版），黄展岳《汉代人的饮食生活》（《农业考古》1982年第1期），孙机《唐宋时代的茶具与酒具》（《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总4期，1982年），贾大泉《宋代四川的酒政》（《社会科学研究》1983年第4期），王树卿《清代宫中膳食》（《故宫博物院院刊》1983年第3期），李春棠《从宋代酒店茶坊看商品经济的发展》（《湖南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蔡莲珍、仇士华《碳十四测定和古代食谱研究》（《考古》1984年第10期），赵峰元《从〈浮生六记〉看清中叶的饮食生活》（《商业研究》1985年第12期），余扶危、叶万松《我国古代地下储粮之研究》（《农业考古》1983年第1期），曹隆恭《关于中国小麦的起源问题》（《农业考古》1983年第1期），叶静渊《我国茄果类蔬菜引种栽培史略》（《中国农业》1983年第2期），樊维纲《沙糖、甜盐、吴盐》（《社会科学辑刊》1984年第3期），史树青《谈饮食考古》（《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6期），彭世奖《关于中国甘蔗栽培和制糖史》（《自然科学史研究》第4卷第3期），赵匡华《我国古代蔗糖技术的发展》（《中国科技史科》第6卷第5期），刘文杰《汉代的种芋画像实物与古代种芋略考》（《四川文物》1985年第4期），孟乃昌《中国蒸馏酒年代考》（《中国科技史料》1985年第6期），童恩正《酗酒与亡国》（《历史知识》1986年第5期），王慎行《试论周代的饮食观》（《人文杂志》1986年第5期），贾文瑞《我国饮食市场的形成与变迁》（《商业流通论坛》1987年第2期）。赵荣光《试论中国饮食史上的层次结构》（《商业研究》1987年第5期），史谭《中国饮食史阶段性问题刍议》（《商业研究》1987年第2期），郭松义《蕃薯在浙江的引种和推广》（《浙江学刊》1986年第3期）、《玉米、番薯在中国传播中的一些问题》（《清史论丛》1986年第7期），胡澍《葡萄引种内地时间考》（《新疆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庄虚之《我国古代新鲜果蔬贮藏方法的分析研究》（《中国农史》1987年第1期），方心芳《关于中国蒸酒器起源》（《自然科学史研究》1987年第2期），赵桦、陈永祥《试述春秋战国时期楚人的饮食》（《湘潭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李存山《饮食——血气——道德（春秋时期关于道德起源讨论）》（《文中哲》1987年第2期），林正秋《宋代菜肴特点探讨》（《商业经济与管理》1987年第1期），林永匡、王熹《中国古代饮食文化初探》（《中州学刊》1989年第2期），赵锡元、杨建华《论先秦的饮食与传统文化》（《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4期），李霖、叶依能《我国古代酿酒技术的发展》（《中国农史》1989年第4期），王岩《中国食文化的发生机制》（《中国农史》1989年第4期），王守国《中国的酒文化》（《学术百家》1989年第5期），纳古单夫《蒙古诈马宴之新释》（《内蒙古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刘兴林《我国史前先民的食物来源与加工》（《中国农史》1989年第4期），姚伟钧《先秦谷物品种考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6期），王洪军《唐代的饮茶风习》（《中国农史》1989年第4期），龚友德《云南古代民族的饮食文化》（《云南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
2.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饮食史研究
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饮食史研究，无论是研究的角度还是研究的深度，都远远超过80年代，这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有关中国饮食史研究的著作纷纷涌现。其中，代表性的有：李士靖主编《中华食苑》（第1-10集），林永匡、王熹《清代饮食文化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林永匡《饮德·食艺·宴道——中国古代饮食智道透析》（广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王子辉《隋唐五代烹饪史纲》（陕西科技出版社1991年版），陈伟明《唐宋饮食文化初探》（中国商业出版社1993年版），王学泰《华夏饮食文华》（中华书局1993年版），万建中《饮食与中国文化》（江西高校出版社1995年版），王仁湘：《饮食考古初集》（中国商业出版社1994年版），姚伟钧《宫廷饮食》（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谭天星《御厨天香——宫廷饮食》（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赵荣光《中国饮食史论》（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版），赵荣光《满族食文化变迁与满汉全席问题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赵荣光《中国古代庶民饮食生活》（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1997年版），苑洪琪《中国的宫廷饮食》（同上），王仁兴《中国饮食结构史概论》（北京市食品研究所1990年印行），鲁克才《中华民族饮食风俗大观》（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李东印《民族食俗》（四川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傅允生、徐吉军、卢敦基《中国酒文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季羡林《文化交流的轨迹——中华蔗糖史》（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胡德荣、张仁庆等《金瓶梅饭食谱》（经济时报出版社1995年版），黎虎主编《汉唐饮食文化》（北京师大出版社1998年版）等等。
二是在研究力度和研究深度上都有了进一步的拓展。在宏观研究方面，有姚伟钧《论中国饮食文化植根的经济基础》（《争鸣》1992年第1期）、《饮食生活的演变与社会转型》（《探索与争鸣》1996年第4期）等文。
在食物种类的栽培和加工制作方面，有严文明《中国稻作的起源和传播》（《文物天地》1991年第5、6期），杨希义《大麻、芝麻和亚麻栽培历史》（《农业考古》1991年第3期），徐晓望《福建古代的制糖术与制糖业》（《海交史研究》1992年第1期），刘士鉴《蔗糖在中国起始年代的辨析》（《农业考古》1991年第3期），谢志诚《甘薯在河北的传种》（《中国农业》1992年第1期），谢成侠《中国猪种的起源和进化史》（《中国农史》1992年第2期），梁中效《试论中国古代粮食加工业的形成》（《中国农史》1992年第1期），顾和平《中国古代大豆加工和食用》（《中国农史》1992年第1期）。贾俊侠《古代关中主要粮食作物的变迁》（《唐都学刊》1990年第3期），张涛《试论石磨的历史发展及意义》（《中国农史》1990年第2期），陈伟明《唐宋食品贮存加工的技术类型与特色》（《中州学刊》1990年第5期），胡志祥《先秦主食加工方法探折》（《中原文物》1990年第2期），袁华忠《“枸酱”是一种果汁饮料》（《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冼剑民、谭棣华《明清广东的制糖业》（《广东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姚伟钧《中国古代农圊业起源新探》（《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4期）。
在酒史方面，有萧家成《论中华酒文化及其民族性》（《民族研究》1992年第5期）、张国庆《辽代契丹人的饮酒习俗》（《黑龙江民族丛刊》1990年第1期）、张德水《殷商酒文化初论》（《中原文物》1994年第3期）、李元《酒与殷商文化》（《学术月刊》1994年第5期）、张平《唐代的露酒》（《唐都学刊》1994年第3期）、拜根兴《饮食与唐代官场》（《人文杂志》1994年第1期）、吴涛《北宋东京的饮食生活》（《史学月刊》1994年第2期）、陈伟明《元代饮料的消费与生产》（《史学集刊》1994年第2期）等文。
在茶史方面有：陈珲《饮茶文化始创于中国古越人》（《民族研究》1992年第2期）、姚伟钧《茶与中国文化》（《华中师大学报》1995年第1期）、曾庆钧《中国茶道简论》（《东南文化》1992年第2期）、王懿之《云南普洱茶及其在世界茶史上的地位》（《思想战线》1992年第2期）；程喜霖《唐陆羽〈茶经〉与茶道（兼论其对日本茶文化的影响）》（《湖北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陈香白《潮州工夫茶与儒家思想》（《孔子研究》1990年第3期）、刘学忠《中国古代茶馆考论》（《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5期）等文。
在少数民族饮食史研究方面有：陈伟明《唐宋华南少数民族饮食文化初探》（《东南文化》1992年第2期）、辛智《从民俗学看回回民族的饮食习俗》（《民族团结》1992年第7期），黄任远《赫哲族食鱼习俗及其烹调工艺》（《黑龙江民族丛刊》1992年第1期）、贾忠文《水族“忌肉食鱼”风俗浅析》（《民俗研究》1991年第3期）、蔡志纯《漫谈蒙古族的饮食文化》（《北方文物》1994年第1期）、姚伟钧《满汉融合的清代宫廷饮食》（《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
在食疗方面，有任飞《医食同源与我国饮食文化》（《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等文。
在饮食礼俗方面有：姚伟钧《中国古代饮食礼俗与习俗论略》（《江汉论坛》1990年第8期）、《乡饮酒礼探微》（《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1期），林沄《周代用鼎制度商榷》（《史学集刊》1990年第3期），裘锡圭《寒食与改火》（《中国文化》1990年第2期），万建中《中国节日食俗的形成、内涵的流变》（《东南文化》1993年第4期），杨学军《先秦两汉食俗四题》（《首都师大学报》1994年第3期），张宇恕《从宴会赋诗看春秋齐鲁文化不同质》（《管子学刊》1994年第2期）。
在饮食思想观念方面有：姚伟钧《中国古代饮食观念探微》（《争鸣》1990年第5期）、王晓毅《游宴与魏晋清谈》（《文史哲》1993年第6期）。
在文献研究和饮食器具以及饮食文化交流方面，也有不少论文。
在断代史研究方面有：胡志祥《先秦主食文化要论》（《复旦学报》1990年第3期）、姚伟钧《先秦饮馔技艺考论》（《文献》1996年第1期）、万建中《先秦饮食礼仪文化初探》（《江西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杨钊《中国先秦时期的生活饮食》（《史学月刊》1992年第1期）、宋镇豪《夏商食政与食礼试探》（《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3期）、杨爱国《汉画像石中的庖厨图》（《考古》1991年第11期）、余世明《魏晋时期粮食生产结构之变化》（《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关剑平《“兰肴异蟹肴”（南北朝食蟹风俗）》（《北朝研究》1991年总第5期）、黄正建《敦煌文书与唐五代北方地区饮食生活（主食）》（载《唐长孺先生八十寿辰纪念论文集》，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唐代官员宴会的类型及其社会职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陈伟明《唐宋时期饮食业发展初探》（《暨南学报》1990年第3期）、何泉达《五代以来扬州值蔗献疑》（《史林》1992年第2期）、徐吉军《南宋临安饮食业概述》（《浙江学刊》1992年第6期）和《论南宋临安市民的饮食生活》（《中国古都研究》第10辑）、程民生《宋代果品简论》（《中州学刊》1992年第2期）、陈高华《元代大都的饮食生活》（《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4期），姚伟钧《汉唐饮食制度考论》（《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第1期），《唐代的饮食文化》（《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和《三国魏晋南北朝的饮食文化》（《中国民族学院学报》1994年第2期），张国庆《辽代契丹人饮食考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1期），闻惠芬《太湖地区先秦饮食文化初探》（《东南文化》1993年第4期），杨亚长《半坡文化先民主饮食考古》（《考古与文物》1994年第3期），张萍《唐代长安的饮食生活》（《唐史论丛》第6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黄正建《敦煌文书与唐五代北方地区的饮食生活》（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1册，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转贴于
二、海外的中国史研究状况
海外的中国饮食史研究，当首推日本。日本在世界各国中对中国饮食史的研究时间较早，也最为重视，成就最为突出。
早在上世纪40～50年代，日本学者就掀起了中国饮食史研究的热潮。其时，相继发表有：青木正儿《用匙吃饭考》（《学海》，1994年）、《中国的面食历史》（《东亚的衣和食》，京都，1946年）、《用匙吃饭的中国古风俗》（《学海》第1集，1949年）、篠田统《白干酒——关于高梁的传入》（《学芸》第39集，1948年）、《向中国传入的小麦》（《东光》第9集，1950年）、《明代的饮食生活》（收于薮内清编《天工开物之研究》，1955年）、《鲘年表（中国部）》（《生活文化研究》第6集，1957年）、《古代中国的烹饪》（《东方学报》第30集，1995年）、同人《华国风味》（东京，1949年）、《五谷的起源》（《自然与文化》第2集，1951年）、《欧亚大陆东西栽植物之交流》（《东方学报》第29卷，1959年），天野元之助《中国臼的历史》（《自然与文化》第3集，1953年）、冈崎敬《关于中国古代的炉灶》（《东洋史研究》第14卷，1955年）、北村四郎《中国栽培植物的起源》（《东方学报》第19卷，1950年）、由崎百治《东亚发酵化学论考》（1945年）；等等。
60年代，日本中国饮食史研究的文章有：篠田统《中世食经考》（收于薮内清《中国中世科学技术史研究》，1963年）、《宋元造酒史》（收于薮内清编《宋元时代的科学技术史》，1967年）、《豆腐考》（《风俗》第8卷，1968年），同人《关于〈饮膳正要〉》（收于薮内清编《宋元时代的科学技术史》，1967年），天野元之助《明代救荒作物著述考》（《东洋学报》第47卷，1964年）、桑山龙平《金瓶梅饮食考》（《中文研究》，1961年）。
到70年代，日本的中国饮食史研究更掀起了新的高潮。1972年，日本书籍文物流通会就出版了篠田统、田中静一编纂的《中国食经丛书》。此丛书是从中国自古迄清约150余部与饮食史有关书籍中精心挑选出来的，分成上下两卷，共40种。它是研究中国饮食史不可缺少的重要资料。其他著作还有：1973年，天理大学鸟居久靖教授的系列专论《〈金瓶梅〉饮食考》公开出版；1974年，柴田书店推出了篠田统所著的《中国食物史》和大谷彰所著的《中国的酒》两书；1976年，平凡社出版了布目潮fēng＠⑧、中村乔编译的《中国的茶书》；1978年，八坂书房出版了篠田统《中国食物史之研究》；1983年，角川书店出版中山时子主编的《中国食文化事典》；1985年，平凡社出版石毛直道编的《东亚饮食文化论集》。1986年，河原书店出版松下智著的《中国的茶》；1987年，柴田书店出版田中静一著的《一衣带水——中国食物传入日本》；1988年，同朋舍出版田中静一主编的《中国料理百科事典》；1991年，柴田书店出版田静一主编的《中国食物事典》。
中国饮食史作为一门边缘性的学科，它的兴衰演变随着社会政治、军事、经济的状况及政府的政策而变化，时兴时衰。但总的来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兴起阶段（1911年至1949年）
中国饮食史研究始于1911年出版的张亮采《中国风俗史》一书。在该书中，作者将饮食作为重要的内容加以叙述，并对饮食的作用与地位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此后，相继发表有：董文田《中国食物进化史》（《燕大月刊》第5卷第1-2期，1929年11月版）、《汉唐宋三代酒价》（《东省经济月刊》第2卷第9期，1926年9月），郎擎霄《中国民食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全汉?N《南宋杭州的外来食料与食法》（《食货》第2卷第2期，1935年6月），杨文松《唐代的茶》（《大公报·史地周刊》第82期，1936年4月24日），胡山源《古今酒事》（世界书局1939年版）、《古今茶事》（世界书局1941年版），黄现?《食器与食礼之研究》（《国立中山师范季刊》第1卷第2期，1943年4月），韩儒林《元秘史之酒局》（《东方杂志》第39卷第9期，1943年7月），许同华《节食古义》（《东方杂志》第42卷第3期），李海云《用骷髅来制饮器的习俗》（《文物周刊》第11期，1946年12月版），刘铭恕《辽代之头鹅宴与头鱼宴》（《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7卷，1947年9月版），友梅《饼的起源》（《文物周刊》第71期，1948年1月28日版），李?氯恕堵?沃泄?酥?率匙⌒小罚ā斗缤猎又尽返?卷第3-6期，1948年9月—1949年7月），等等。
（二）缓慢发展阶段（1949年至197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1979年的30年时间里，大陆由于各种政治运动的不断开展，中国饮食史的研究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发表的论著屈指可数。
在20世纪50年代，有关的中国饮食史论著有：王拾遗《酒楼——从水浒看宋之风俗》（《光明日报》1954年8月8日）、杨桦《楚文物（三）两千多年前的食器》（《新湖南报》1956年10月24日）、冉昭德《从磨的演变来看中国人民生活的改善与科学技术的发达》（《西北大学学报》1957年第1期）、林乃?觥吨泄?糯?呐氲骱鸵?场??优氲骱鸵?晨粗泄?糯?纳??⑽幕??胶徒准渡?睢罚ā侗本笱аПā?957年第2期），等等。
此外，吕思勉著《隋唐五代史》（上海中华书局1959年版）专辟有一节内容论述这一时期的饮食。
20世纪60年代的论著主要有：冯先铭《从文献看唐宋以来饮茶风尚及陶瓷茶具的演变》（《文物》1963年第1期）、杨宽《“乡饮酒礼”与“飨礼”新探》（《中华文史论丛》1963年第4期）、曹元宇《关于唐代有没有蒸馏酒的问题》（《科学史集刊》第6期，1963年版）、方杨（《我国酿酒当始于龙山文化》）（《考古》1964年第2期）。
20世纪70年代，大陆在“”结束后，又有学者对中国饮食史进行研究，其中见诸报刊有：白化文《漫谈鼎》（《文物》1976年第5期）、唐耕耦等《唐代的茶业》（《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4期）。
这个时期台湾、香港地区的中国饮食史研究也处于缓慢发展阶段，主要成果有：杨家骆主编《饮馔谱录》（世界书局1962年版）、袁国藩《13世纪蒙人饮酒之习俗仪礼及其有关问题》（《大陆杂志》第34卷5期，1967年3月）、陈祚龙《北宋京畿之吃喝文明》（《中原文献》第4卷第8期，1972年8月）、许倬云《周代的衣、食、住、行》（《史语所集刊》第47本第3分册，1976年9月）、张起钧《烹调原理》等。在这些成果中，张起钧先生的《烹调原理》一书，从哲学理论的角度对我国的烹调艺术作融会贯通的阐释，使传统的烹调理论变得更有系统性。另外，刘伯骥《宋代政教史》（台北中华书局1971年版）、庞德新《宋代两京市民生活》（香港龙门书局1974年版）等书都辟有一定的篇幅，对宋代的饮食作了比较系统、简略的阐述。
（三）繁荣阶段（1980年至今）
1.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饮食史研究
进入20世纪80年代，大陆的中国饮食史研究开始进入繁荣阶段。据统计，《中国烹饪》杂志创刊后，至今已相继发表了数百篇中国饮食史方面的论著。20世纪80年代大陆的中国饮食史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对有关中国饮食史的文献典籍进行注释、重印。如中国商业出版社自1984年以来推出了《中国烹饪古籍丛刊》，相继重印出版了《先秦烹饪史料选注》、《吕氏春秋·本味篇》、《齐民要术》（饮食部分）、《千金食治》、《能改斋漫录》、《山家清供》、《中馈录》、《云林堂饮食制度集》、《易牙遗意》、《醒园录》、《随园食单》、《素食说略》、《养小录》、《清异录》（饮食部分）、《闲情偶寄》（饮食部分）、《食宪鸿秘》、《随息居饮食谱》、《饮馔阴食笺》、《饮食须知》、《吴氏中馈录》、《本心斋疏食谱》、《居家必用事类全集》、《调鼎集》、《菽园杂记》、《升庵外集》、《饮食绅言》、《粥谱》、《造洋饭书》等书籍。
二是编辑出版了一些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中国饮食史著作。如：林乃?觥吨泄??澄幕?罚ㄉ虾H嗣癯霭嫔?989年版），林永匡、王熹《食道·官道·医道——中国古代饮食文化透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姚伟钧《中国饮食文化探源》（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陶文治《中国烹饪史略》（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中国烹饪概论》（中国商业出版社1988年版），王仁兴《中国饮食谈古》（轻工业出版社1985年版）、《中国年节食俗》（中国旅游出版社1987年版），洪光住《中国食品科技史稿（上）》（中国商业出版社1984年版），王明德、王子辉《中国古代饮食》（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杨文骐《中国饮食文化和食品工业发展简史》（中国展望出版社1983年版），《中国饮食民俗学》（中国展望出版社1983年版），熊四智《中国烹饪学概论》（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版），施继章、邵万宽《中国烹饪纵横》（中国食品出版社1989年版），陶振纲、张廉明《中国烹饪文献提要》（中国商业出版社1986年版），张廉明《中国烹饪文化》（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曾纵野《中国饮馔史》第一册（中国商业出版社1988年版），林正秋、徐海荣、隋海清《中国宋代果点概述》（中国食品出版社1989年版），庄晚芳《中国茶史散论》（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陈椽《茶业通史》（农业出版社1984年版），贾大泉、陈一石《四川茶业史》（巴蜀书社1989年版），吴觉农《茶经述评》（农业出版社1987年版），王尚殿《中国食品工业发展简史》（山西科学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在论文方面，主要有：彭卫《谈秦人饮食》（《西北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马忠民《唐代饮茶风习》（《厦门大学学报》1980年第6期），韩儒林《元代诈马宴新探》（《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第4期，1980年版），刘桂林《千叟宴》（《故宫博物院院刊》1981年第2期），张泽咸《汉唐时代的茶叶》（《文史》第11辑，1981年版），黄展岳《汉代人的饮食生活》（《农业考古》1982年第1期），孙机《唐宋时代的茶具与酒具》（《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总4期，1982年），贾大泉《宋代四川的酒政》（《社会科学研究》1983年第4期），王树卿《清代宫中膳食》（《故宫博物院院刊》1983年第3期），李春棠《从宋代酒店茶坊看商品经济的发展》（《湖南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蔡莲珍、仇士华《碳十四测定和古代食谱研究》（《考古》1984年第10期），赵峰元《从〈浮生六记〉看清中叶的饮食生活》（《商业研究》1985年第12期），余扶危、叶万松《我国古代地下储粮之研究》（《农业考古》1983年第1期），曹隆恭《关于中国小麦的起源问题》（《农业考古》1983年第1期），叶静渊《我国茄果类蔬菜引种栽培史略》（《中国农业》1983年第2期），樊维纲《沙糖、甜盐、吴盐》（《社会科学辑刊》1984年第3期），史树青《谈饮食考古》（《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6期），彭世奖《关于中国甘蔗栽培和制糖史》（《自然科学史研究》第4卷第3期），赵匡华《我国古代蔗糖技术的发展》（《中国科技史科》第6卷第5期），刘文杰《汉代的种芋画像实物与古代种芋略考》（《四川文物》1985年第4期），孟乃昌《中国蒸馏酒年代考》（《中国科技史料》1985年第6期），童恩正《酗酒与亡国》（《历史知识》1986年第5期），王慎行《试论周代的饮食观》（《人文杂志》1986年第5期），贾文瑞《我国饮食市场的形成与变迁》（《商业流通论坛》1987年第2期）。赵荣光《试论中国饮食史上的层次结构》（《商业研究》1987年第5期），史谭《中国饮食史阶段性问题刍议》（《商业研究》1987年第2期），郭松义《蕃薯在浙江的引种和推广》（《浙江学刊》1986年第3期）、《玉米、番薯在中国传播中的一些问题》（《清史论丛》1986年第7期），胡澍《葡萄引种内地时间考》（《新疆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庄虚之《我国古代新鲜果蔬贮藏方法的分析研究》（《中国农史》1987年第1期），方心芳《关于中国蒸酒器起源》（《自然科学史研究》1987年第2期），赵桦、陈永祥《试述春秋战国时期楚人的饮食》（《湘潭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李存山《饮食——血气——道德（春秋时期关于道德起源讨论）》（《文中哲》1987年第2期），林正秋《宋代菜肴特点探讨》（《商业经济与管理》1987年第1期），林永匡、王熹《中国古代饮食文化初探》（《中州学刊》1989年第2期），赵锡元、杨建华《论先秦的饮食与传统文化》（《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4期），李霖、叶依能《我国古代酿酒技术的发展》（《中国农史》1989年第4期），王岩《中国食文化的发生机制》（《中国农史》1989年第4期），王守国《中国的酒文化》（《学术百家》1989年第5期），纳古单夫《蒙古诈马宴之新释》（《内蒙古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刘兴林《我国史前先民的食物来源与加工》（《中国农史》1989年第4期），姚伟钧《先秦谷物品种考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6期），王洪军《唐代的饮茶风习》（《中国农史》1989年第4期），龚友德《云南古代民族的饮食文化》（《云南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
2.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饮食史研究
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饮食史研究，无论是研究的角度还是研究的深度，都远远超过80年代，这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有关中国饮食史研究的著作纷纷涌现。其中，代表性的有：李士靖主编《中华食苑》（第1-10集），林永匡、王熹《清代饮食文化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林永匡《饮德·食艺·宴道——中国古代饮食智道透析》（广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王子辉《隋唐五代烹饪史纲》（陕西科技出版社1991年版），陈伟明《唐宋饮食文化初探》（中国商业出版社1993年版），王学泰《华夏饮食文华》（中华书局1993年版），万建中《饮食与中国文化》（江西高校出版社1995年版），王仁湘：《饮食考古初集》（中国商业出版社1994年版），姚伟钧《宫廷饮食》（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谭天星《御厨天香——宫廷饮食》（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赵荣光《中国饮食史论》（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版），赵荣光《满族食文化变迁与满汉全席问题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赵荣光《中国古代庶民饮食生活》（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1997年版），苑洪琪《中国的宫廷饮食》（同上），王仁兴《中国饮食结构史概论》（北京市食品研究所1990年印行），鲁克才《中华民族饮食风俗大观》（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李东印《民族食俗》（四川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傅允生、徐吉军、卢敦基《中国酒文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季羡林《文化交流的轨迹——中华蔗糖史》（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胡德荣、张仁庆等《金瓶梅饭食谱》（经济时报出版社1995年版），黎虎主编《汉唐饮食文化》（北京师大出版社1998年版）等等。
二是在研究力度和研究深度上都有了进一步的拓展。在宏观研究方面，有姚伟钧《论中国饮食文化植根的经济基础》（《争鸣》1992年第1期）、《饮食生活的演变与社会转型》（《探索与争鸣》1996年第4期）等文。
在食物种类的栽培和加工制作方面，有严文明《中国稻作的起源和传播》（《文物天地》1991年第5、6期），杨希义《大麻、芝麻和亚麻栽培历史》（《农业考古》1991年第3期），徐晓望《福建古代的制糖术与制糖业》（《海交史研究》1992年第1期），刘士鉴《蔗糖在中国起始年代的辨析》（《农业考古》1991年第3期），谢志诚《甘薯在河北的传种》（《中国农业》1992年第1期），谢成侠《种的起源和进化史》（《中国农史》1992年第2期），梁中效《试论中国古代粮食加工业的形成》（《中国农史》1992年第1期），顾和平《中国古代大豆加工和食用》（《中国农史》1992年第1期）。贾俊侠《古代关中主要粮食作物的变迁》（《唐都学刊》1990年第3期），张涛《试论石磨的历史发展及意义》（《中国农史》1990年第2期），陈伟明《唐宋食品贮存加工的技术类型与特色》（《中州学刊》1990年第5期），胡志祥《先秦主食加工方法探折》（《中原文物》1990年第2期），袁华忠《“枸酱”是一种果汁饮料》（《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冼剑民、谭棣华《明清广东的制糖业》（《广东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姚伟钧《中国古代农圊业起源新探》（《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4期）。
在酒史方面，有萧家成《论中华酒文化及其民族性》（《民族研究》1992年第5期）、张国庆《辽代契丹人的饮酒习俗》（《黑龙江民族丛刊》1990年第1期）、张德水《殷商酒文化初论》（《中原文物》1994年第3期）、李元《酒与殷商文化》（《学术月刊》1994年第5期）、张平《唐代的露酒》（《唐都学刊》1994年第3期）、拜根兴《饮食与唐代官场》（《人文杂志》1994年第1期）、吴涛《北宋东京的饮食生活》（《史学月刊》1994年第2期）、陈伟明《元代饮料的消费与生产》（《史学集刊》1994年第2期）等文。
在茶史方面有：陈珲《饮茶文化始创于中国古越人》（《民族研究》1992年第2期）、姚伟钧《茶与中国文化》（《华中师大学报》1995年第1期）、曾庆钧《中国茶道简论》（《东南文化》1992年第2期）、王懿之《云南普洱茶及其在世界茶史上的地位》（《思想战线》1992年第2期）；程喜霖《唐陆羽〈茶经〉与茶道（兼论其对日本茶文化的影响）》（《湖北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陈香白《潮州工夫茶与儒家思想》（《孔子研究》1990年第3期）、刘学忠《中国古代茶馆考论》（《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5期）等文。
在少数民族饮食史研究方面有：陈伟明《唐宋华南少数民族饮食文化初探》（《东南文化》1992年第2期）、辛智《从民俗学看回回民族的饮食习俗》（《民族团结》1992年第7期），黄任远《赫哲族食鱼习俗及其烹调工艺》（《黑龙江民族丛刊》1992年第1期）、贾忠文《水族“忌肉食鱼”风俗浅析》（《民俗研究》1991年第3期）、蔡志纯《漫谈蒙古族的饮食文化》（《北方文物》1994年第1期）、姚伟钧《满汉融合的清代宫廷饮食》（《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
在食疗方面，有任飞《医食同源与我国饮食文化》（《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等文。
在饮食礼俗方面有：姚伟钧《中国古代饮食礼俗与习俗论略》（《江汉论坛》1990年第8期）、《乡饮酒礼探微》（《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1期），林?V《周代用鼎制度商榷》（《史学集刊》1990年第3期），裘锡圭《寒食与改火》（《中国文化》1990年第2期），万建中《中国节日食俗的形成、内涵的流变》（《东南文化》1993年第4期），杨学军《先秦两汉食俗四题》（《首都师大学报》1994年第3期），张宇恕《从宴会赋诗看春秋齐鲁文化不同质》（《管子学刊》1994年第2期）。
在饮食思想观念方面有：姚伟钧《中国古代饮食观念探微》（《争鸣》1990年第5期）、王晓毅《游宴与魏晋清谈》（《文史哲》1993年第6期）。
在文献研究和饮食器具以及饮食文化交流方面，也有不少论文。
在断代史研究方面有：胡志祥《先秦主食文化要论》（《复旦学报》1990年第3期）、姚伟钧《先秦饮馔技艺考论》（《文献》1996年第1期）、万建中《先秦饮食礼仪文化初探》（《江西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杨钊《中国先秦时期的生活饮食》（《史学月刊》1992年第1期）、宋镇豪《夏商食政与食礼试探》（《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3期）、杨爱国《汉画像石中的庖厨图》（《考古》1991年第11期）、余世明《魏晋时期粮食生产结构之变化》（《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关剑平《“兰肴异蟹肴”（南北朝食蟹风俗）》（《北朝研究》1991年总第5期）、黄正建《敦煌文书与唐五代北方地区饮食生活（主食）》（载《唐长孺先生八十寿辰纪念论文集》，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唐代官员宴会的类型及其社会职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陈伟明《唐宋时期饮食业发展初探》（《暨南学报》1990年第3期）、何泉达《五代以来扬州值蔗献疑》（《史林》1992年第2期）、徐吉军《南宋临安饮食业概述》（《浙江学刊》1992年第6期）和《论南宋临安市民的饮食生活》（《中国古都研究》第10辑）、程民生《宋代果品简论》（《中州学刊》1992年第2期）、陈高华《元代大都的饮食生活》（《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4期），姚伟钧《汉唐饮食制度考论》（《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第1期），《唐代的饮食文化》（《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和《三国魏晋南北朝的饮食文化》（《中国民族学院学报》1994年第2期），张国庆《辽代契丹人饮食考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1期），闻惠芬《太湖地区先秦饮食文化初探》（《东南文化》1993年第4期），杨亚长《半坡文化先民主饮食考古》（《考古与文物》1994年第3期），张萍《唐代长安的饮食生活》（《唐史论丛》第6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黄正建《敦煌文书与唐五代北方地区的饮食生活》（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1册，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二、海外的中国史研究状况
海外的中国饮食史研究，当首推日本。日本在世界各国中对中国饮食史的研究时间较早，也最为重视，成就最为突出。
早在上世纪40～50年代，日本学者就掀起了中国饮食史研究的热潮。其时，相继发表有：青木正儿《用匙吃饭考》（《学海》，1994年）、《中国的面食历史》（《东亚的衣和食》，京都，1946年）、《用匙吃饭的中国古风俗》（《学海》第1集，1949年）、?田统《白干酒——关于高梁的传入》（《学芸》第39集，1948年）、《向中国传入的小麦》（《东光》第9集，1950年）、《明代的饮食生活》（收于薮内清编《天工开物之研究》，1955年）、《?年表（中国部）》（《生活文化研究》第6集，1957年）、《古代中国的烹饪》（《东方学报》第30集，1995年）、同人《华国风味》（东京，1949年）、《五谷的起源》（《自然与文化》第2集，1951年）、《欧亚大陆东西栽植物之交流》（《东方学报》第29卷，1959年），天野元之助《中国臼的历史》（《自然与文化》第3集，1953年）、冈崎敬《关于中国古代的炉灶》（《东洋史研究》第14卷，1955年）、北村四郎《中国栽培植物的起源》（《东方学报》第19卷，1950年）、由崎百治《东亚发酵化学论考》（1945年）；等等。
60年代，日本中国饮食史研究的文章有：?田统《中世食经考》（收于薮内清《中国中世科学技术史研究》，1963年）、《宋元造酒史》（收于薮内清编《宋元时代的科学技术史》，1967年）、《豆腐考》（《风俗》第8卷，1968年），同人《关于〈饮膳正要〉》（收于薮内清编《宋元时代的科学技术史》，1967年），天野元之助《明代救荒作物著述考》（《东洋学报》第47卷，1964年）、桑山龙平《金瓶梅饮食考》（《中文研究》，1961年）。
到70年代，日本的中国饮食史研究更掀起了新的高潮。1972年，日本书籍文物流通会就出版了?田统、田中静一编纂的《中国食经丛书》。此丛书是从中国自古迄清约150余部与饮食史有关书籍中精心挑选出来的，分成上下两卷，共40种。它是研究中国饮食史不可缺少的重要资料。其他著作还有：1973年，天理大学鸟居久靖教授的系列专论《〈金瓶梅〉饮食考》公开出版；1974年，柴田书店推出了?田统所著的《中国食物史》和大谷彰所著的《中国的酒》两书；1976年，平凡社出版了布目潮fēng＠⑧、中村乔编译的《中国的茶书》；1978年，八坂书房出版了?田统《中国食物史之研究》；1983年，角川书店出版中山时子主编的《中国食文化事典》；1985年，平凡社出版石毛直道编的《东亚饮食文化论集》。1986年，河原书店出版松下智著的《中国的茶》；1987年，柴田书店出版田中静一著的《一衣带水——中国食物传入日本》；1988年，同朋舍出版田中静一主编的《中国料理百科事典》；1991年，柴田书店出版田静一主编的《中国食物事典》。
为了能够成功申请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日本官产学界紧密合作积极向世界推广日本传统饮食文化。例如，日本农林水产省在2013年度的财政预算中，专门拨款40亿日元实施培养“和食传道士”计划以及在世界各地开展“和食推广项目”活动。由于中央政府重视推广日本饮食文化，地方政府也不甘落后，纷纷采取措施加入推广日本传统饮食文化的行列，京都市政府就在2013年初制定并实施了以推广日本酒文化为宗旨的《用日本酒干杯条例》。自2013年3月开始，日本航空公司开始在飞机上提供日本传统的盖浇饭，以此增加外国游客对日本传统美食的接触品尝机会。2013年4月，东京寿司学院还在新加坡唐城坊开设了日本以外的首家分校，专门教授日本寿司的文化和制作技术。鉴于日本饮食文化影响力不断扩大，日本著名学府京都大学最近宣布，计划在农学部内开设日本料理学科，专门研究日本饮食文化的民族美学特征和日本传统膳食的保健功效。由此可见，官产学界为日本传统饮食文化成功申遗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韩国饮食文化申遗的成功经验
1.选择具有民族代表性的传统饮食品种
尽管现代韩国社会的泡菜文化十分丰富和繁荣，但是实际上朝鲜族的泡菜文化当中具有较多的中国元素。在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小雅•信南山》中就有“中田有庐，疆场有瓜，是刨是菹，献之皇祖”的诗句。“瓜”是当时百姓常吃的一种蔬菜，“剥”和“菹”是加工削皮和腌渍贮存的意思。由此可见，至少在3100年前的商周时代，中华民族就开始将各种蔬菜制成腌菜食用了。地缘上中国大陆与朝鲜半岛是近邻，历史上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对朝鲜文化的影响十分深刻，朝鲜族的祖先在学习中国北方汉族腌菜技术的基础上，研制出颇具民族特色的腌菜即高丽咸菜，也就是本文中的韩国泡菜。韩国泡菜种类繁多，主要有腌白菜、腌萝卜、腌茄子和腌黄瓜等腌制蔬菜。其中，冬季用白菜制作的辣泡菜即辣白菜是韩国泡菜当中最受欢迎的一种，几乎家家必备每餐必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辣白菜是韩国泡菜的杰出代表，是韩国饮食文化中最具民族特色的传统风味菜肴，也是古代朝鲜族聪明智慧的结晶。
2.对韩国泡菜进行科学准确的文化定位
虽然韩国人腌制越冬泡菜的文化代代相传，绵延不绝，历史十分悠久，但是世界上许多民族的传统饮食种类一般也都具有较长的历史积淀，如只凭借泡菜的历史和传统的手工技能等因素申遗，成功概率并不是很大。由于腌制泡菜工作量很大且各制作工序之间只有紧密衔接才能腌制成功，因此，在每年冬天腌制泡菜的时候，亲朋好友或左邻右舍的邻居们会主动参与共同制作泡菜。泡菜制成之后，大家还会聚在一起互相品评共同分享。有鉴于此，韩国政府在申遗的报告中不仅说明了泡菜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制作技术，而且还极力突出以下内容：在腌制泡菜的过程中，普通韩国民众可以互相沟通感情增进友谊，不仅有助于发扬邻里共享和团结互助的精神，而且还增强了韩国人的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总之，韩国政府注重突出泡菜当中所蕴含的民族智慧、团结互助精神和民族认同等文化内涵对“腌制越冬泡菜文化”项目成功申遗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二、对我国饮食文化申遗的重要启示
（一）中国饮食文化申遗要经过科学论证和选项
中国饮食文化内容博大精深，孙中山先生对中国饮食文化就给予过高度评价：“我国近代文明进化，事事皆落人后，惟饮食一道进步，至今尚为文明各国所不及。中国所发明之食物，固大盛于欧美；而中国烹调法之精良，又非欧美所可并驾。”丰富的饮食文化资源为我国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构建了深厚的基础。通过分析日韩饮食文化申遗的成功经验可以发现，日本是个单一民族的国家，适合将日本传统饮食文化整体打包申遗；韩国尽管也是单一民族的国家，但是由于其饮食文化内容不如日本丰富，所以只能选择极具代表性的韩国泡菜文化申遗。在中国饮食文化海洋里寻找最佳申报项目是申遗前期最重要的工作。建议有文化专家和饮食文化领域专业人士组成中国饮食类申遗委员会，对拟申报项目进行科学论证和民族文化定位，避免发生假冒遗产申遗事件。
（二）我国饮食文化申遗的首选：除夕饺子文化
笔者建议首先将饺子作为中国饮食文化遗产项目申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饺子是中国黄河流域及其北方汉民族除夕之夜必食的饮食品种。中国人食用饺子的历史可追溯到二千多年前的汉朝，考古发掘出来的唐朝时期的饺子实物，与今天我们食用的饺子样式十分相似。众所周知，千百年来，中国汉民族在农历腊月三十晚上，全家人不分男女老幼聚在一起包饺子、吃饺子，共同守夜迎接新年的到来：在此过程之中，家族成员之间情感交流得到加强，内心深处也获得了幸福团圆的感觉，并由此产生了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渴望憧憬。可以说，饺子是中国人传统佳节春节时食用的，凝聚着中国人对新生活的美好愿景，体现着中国家庭内部团结互助的精神，由此增进全体中国人的民族凝聚力的一种食物。总之，饺子文化历史悠久，与传统节庆密切相关，并且蕴含着中国人家庭内部团结互助、团圆和睦与天人感应等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以除夕饺子文化为主题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胜算很大。
2、自古以来中国与日本之间就进行着饮食文化的交流
2.1 中日两国的大米情缘
大米自古以来就作为中国人和日本人的主食,殊不知,它也是重要的能源之一。在古中国的长江和黄河等河的沿岸种植了适合当地气候生长的水稻,距今2000至3000年之前这种种植技术传到了日本,成为了日本大米的起源。
2.2 中日间的茶道渊源
众所周知,茶道虽起源于中国,却在日本开枝散叶,开花结果,如今成为日本传统文化的代表。而且无论在中国还是日本,接待宾客以及用餐前后,饮茶无疑成为了一种习惯。
中国是最早发现并利用茶树的国家,是茶的祖国。茶传到日本后,在京都孕育了茶文化。日本高僧最澄于唐贞元二十年来到中国,回国时携浙东茶籽回国传播,这标志了日本茶文化的开始。
虽然地域不同,但中日两国所追求的都是相同的茶道境界——清静的环境、舒畅豁达的心境、精神上的升华。
3、中国菜和日本料理
3.1 不同的风土人情形成了不同菜式
中国菜往往油量大、味道浓郁;日本则通常直接食用不加工的生鲜食物。风俗文化大概就是造成这巨大差别的主要原因。
日本四面环海,由4,000多个岛屿组成。气候温暖,四季分明,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这样食物就比较容易保存。吃生鲜食物就这样发展起来。此外,日本平原较少,饲养家畜比较困难,所以人们很少能吃到牛肉和羊肉。更没有中国吃鹿肉、兔肉、驴肉这样的习惯。这就是为何日本能够制造出不用加工就能食用的日本料理的原因。
3.2 加热食物和脂肪
中国菜大多需要通过加热才食用。其实中国人喜欢把菜加热了再吃也与中国的水土有关。食材在干燥的地方保存过后就要浸泡在水中来保证其新鲜,要使其味道不流失,就需要用油烹饪。食物在加热后更容易入味,也更好消化。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国菜通过对食用油的独特使用使其技术得到了发展。
中国与日本相比,日本生食食物的技术已经远远超过中国。当然,这与日本气候有关。日本海鲜食品往往无需加工或轻微的加工即可进一步保持鲜度、而且海鲜本身含有盐分,所以生吃亦可。再加上日本有良好的水质量,温度变化小,寒冷的地方也很少,比较适合吃生鲜食物。
3.3 浓厚和新鲜
中国菜的最大特点是调味。就是不同的制作方法融合各种食材所展现出来的不止一种味道,而是多种味道的完美结合。以中国的传统美食——饺子为例,有猪肉馅、羊肉馅、鱼肉馅,当然也可以是素馅。往饺子馅中加入各种调味料,就可以制作出不同风味的饺子了。可以用水煮水饺,也可以用蒸屉蒸蒸饺。
与此相对,日本料理最大的特点就是食材新鲜、丰富,味道原始。提到日本料理,脑中第一个浮现的就是生鱼片和寿司这样的食物。传统料理的思想就是“无需制作出来的料理”。在这种思想的支撑下,生鱼片成为了典型,将生的鱼肉切成片,蘸着酱油和芥茉吃。
3.4 盐和甜品
中国有各种各样的咸菜,这些菜品特别适应中国的水土。因为中国有大陆性气候,雨量少,气候干燥,蔬菜水分容易蒸发,所以大量放盐是有必要的。加上中国寒冷地域面积较大,大量摄入盐分能够促进机体代谢,让人精力充沛、产生温暖的感觉。而且盐不仅仅只是一种调味料,也可以为伤口消毒,防止化脓。中国在很久以前就巧妙地用盐预防蛀牙及牙周疾病。
与中国菜相比,日本料理偏甜。从日本的气候及国土来看,下雨天较多,没有盐田。但是,温和的气候使周围海域降雨量增多,空气潮湿。人们不易出汗,因此甜品符合了日本人的口味。而且砂糖进入口中会刺激神经中枢产生,从而使大脑分泌啡肽,啡肽使人放松,因此会提高人体对疾病的抵抗力。
3.5 饮食方式的改变
如今,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大家对于饮食的要求也相对苛刻,每个人都追求健康、营养的饮食方式。近几年,中国的食疗行业也因此得到了迅猛发展。药膳型料理受到了人们的追捧。另一方面,日本人,尤其是日本年轻人对于欧美式的饮食文化特别热衷,或许这一改变将对中日两国今后的饮食文化的发展起到一定的作用。
4、结语
虽然日本料理与中国料理的风格存在很大差异,但日本料理受中国菜的影响也最大,中国与日本的饮食文化渊远流长,日本的大米和茶均起源于中国,加上与其传统文化的融合,形成了具有日本独特风格的米文化与茶文化。
自然条件是造成中国菜和日本料理不同的主要原因,日本料理的主要特征是菜品新鲜、原始,没有复杂的加工过程,讲究的就是原汁原味。清淡、少油脂是其最大的优点。与此相反,煎、烤、烹、炸的制作方式与色、香、味的综合则是中国菜的主流特色。两国的饮食文化博大精深,是经过千百年的流传与发展所形成的瑰宝,值得人们去细细品味。
参考文献
[1]孙璐.浅析日本饮食文化[J].西安社会科学,2010,(04).
[2]徐静波.试论日本饮食文化的诸特征[J].日本学刊,2008,(05).
虽然“吃”是本能，但“吃”的内涵有高下之分。“吃”涉及的饮食文化并不只是简单地反映人们对饮食的态度，而是借物抒怀，表达自己的人生理想和追求。既有对淡泊明志的肯定和歌颂，又有对醉生梦死者的否定和讥刺。建立在中华文化统一道德观、社会观、价值观基础上的饮食文化，其意识核心与传统儒、道家的主张一脉相承，表现为“求和”、“养生”、“变化”，并构成了中国饮食的本质文化属性。它概括了饮食文化发展的根本目的、宗旨和生命力所在，规范了饮食文化的内涵和外延。由这一本质所决定的，在漫长的饮食文化成长过程中不断凝练的“医食同源的辨证观”、“奇正互变的创造性思维”、“五味调和的境界说”、“孔子食道”成为中国饮食文化四大基础理论体系，是中国饮食能够成为独立的文化体系的理论基石。
中国饮食文化的“和”、“养”、“变”源于中华民族创立的古典哲学中阴阳、五行学说以及儒家中庸学说和道家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主张。儒家的“仁”、“和”的哲学思想及对饮食的积极、肯定的基本态度，道家为实现长生不老所做的不懈努力，这一切都造就了中国饮食文化以追求“食与人之和”、“食与自然之和”、“食与社会之和”为最高境界。“求和”赋予了中国饮食生存的准则，“和”衍生出“民以食为天”、“治大国若烹小鲜”、“调和鼎鼐”、“嗟来之食”等以食论国、以食论道、以食论人的中华文化特有的经典治国修身理念。
中国饮食文化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极大。在儒家“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以及“君子远庖厨”等重“有为”轻“饮食”思想的影响下，古代社会对饮食文化的研究，要么是御用文人为皇族达官们献媚邀功的产物，要么是失意文人的寄情抒怀，抑或骚人墨客们闲情逸致的生活感悟。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把饮食活动当成一种完全的被动需求，而不是主动地使自己处于“有利的地位”，在饮食文化上不能“创造一个新的第二性的派生的环境”，因而这种文化是缺乏生命力的。这曾是中国菜肴长期走不出单纯追求“味”，饮料品种单一，缺乏创新的梗桔。从这一点也可一窥中国饮食界在世界饮食业中“叫好不叫座”的缘由。
民间的“吃”在中国饮食文化的发展中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程云在他的《中国饮食文化之根》中说：“谈论中国饮食文化的根源，可以举出三片天地：一是宫廷饮食，二是各大菜系，三是民间生活……目前，研究饮食文化的文章、书籍多把眼睛盯在前两片天地中，更为丰富多彩的民间饮食被忽略了。……民间饮食的主流是崇尚“吃”德，崇尚节俭，既保持着淳朴的意蕴，又善于创新，它们才是中国饮食文化之根。”人民大众是人类文化的创造者，民间饮食理所当然是中国烹饪乃至饮食文化发展的力量之源。忽视民间饮食，研究中国饮食文化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民间饮食既包括民间菜肴、特殊烹饪原料，又包括民间烹饪技艺，当然还包括富有民族和地方特色的风俗习惯及其他精神层面相关的内容。
正因为饮食在日常生活中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所以很多思想内涵才用饮食来作比喻，这样更易被人们接受和认同，也更贴切和恰当。这些“吃”的内涵反映了人们对饮食的功能、饮食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人们对饮食的态度，对饮食的价值判断和审美判断以及由此辐射出的各种现象和事物，并扩展到很多相关领域。人们对这些饮食文化的重视程度不亚于对饮食本身的关注，甚至于更重要（我们决不否认生存是第一需要，而饮食则是生存的基本需要）。因为它涉及到精神追求超越物质追求这样一个更本质的问题，这才是对后世有深远影响的意义所在。所以饮食涉及的饮食文化绝不简单地是“吃”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由此凸显出的精神追求。
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同时也是一部举世无双的中华民族饮食史，中国有关饮食保健、养生哲学、烹调心得、菜品欣赏等著作汗牛充栋。从古人的文化遗产中汲取养分，进一步丰富、发展中国饮食文化是大有裨益的。孙中山先生也说：“中国近代文明进化，事事皆落人之后，惟饮食一道之进步，至今尚为文明各国所不及。”
饮食除去它的自然属性外，还有着更为广泛的社会属性。饮食被赋予并反映了人的意识、人的思维和人的心理状态。它结合且融入了历史的、地理的、文学的、艺术的、教育的等精神财富。发展到今天，饮食对于人们来说，就不再是简单地为了满足生存和生理的需要，不仅仅是单纯的果腹充饥了，它已经成为人们享受社会乐趣的一个重要因素，人们从要求吃饱肚子到要求吃得食美，吃得味好，吃得有情趣，这就产生了对饮食的更高层次的要求。为了满足和达到这一要求，在社会不断进步与发展的过程中，就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饮食思想观念；形成了各种流派的烹饪技艺；形成了数不清的菜肴食品；形成了浩繁的关于食的典章制度；形成了众多的礼仪风俗以及种种的食疗药膳等等。
饮食与文学、史学、哲学、民俗、艺术等社会科学相结合，构成了丰富多彩的饮食文化，饮食不仅是一种美味佳肴，而且是一种文化象征。饮食在社会生活中牵动人们物质和精神世界的方方面面。饮食中有悲、有乐、有爱、有恨、有情、有趣。饮食与人们的社会活动、心理世界和思想情感紧紧地交融在一起。
中图分类号：G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4）02-284-02
日本的饮食文化受到其自然环境、传统文化和社会发展等各方面的影响，具有其独特性。了解其饮食文化，是了解日本社会生活的重要环节。日本饮食，作为世界上最健康的饮食，其形成与日本的地理特征是分不开的，日本是一个岛国，资源相对匮乏，但同时也给日本提供了丰富的海产品，形成了日本独特的饮食文化，日本的饮食即“和食”也分为主食、副食。主食是以米饭和面条为主；副食主要是新鲜的海产品，饮食时常配以独特的日本酒。在日本的饮食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刺身、寿司、天妇罗、火锅、石烧等。
一、日本的饮食特征
（一）生鲜海味
日本饮食以清淡为主，讲究新鲜。日本人的观念是新鲜的东西是营养价值最丰富的，最适合食用的。日本人喜欢生吃食物，无论是新鲜的蔬菜和植物还是生鱼、肉、鸡蛋等，认为食物最佳食用期就是它的新鲜期。在日本料理中有一条原则就是“美味不能超过材料原有的滋味”，所有的食物都应该保持它原有滋味，日本人喜欢吃海味，而生鲜海味则是日本饮食最大的特征，这也主要是与日本的地理环境相关，四面环海，海鲜产品丰富多样，成就了日本的生鲜海味饮食。
（二）杂食性
“杂食”是人类独具的一种特质，是人类维持生存的重要的手段，日本的饮食同样的也体现了“杂食”这一特征。在二战前，日本的饮食一般都是以稻米、蔬菜、鱼虾为主，这主要是受日本的地理环境与日本当时的思想观念影响的，但是在二战后，日本思想观念受外来思想的影响，他们的饮食更加的丰富多彩，畜牧产品逐渐出现了日本人的餐桌上，而且日本饮食文化受中国阴阳五行说的影响深厚，认为食物要阴阳平衡，并且日本人始终坚持杂食的“阴阳”平衡，使杂食成为了日本的又一大因素特征。
（三）注重形
日本饮食的另外一个特设就是日本的菜讲究它的艺术性，注重的是“色、形、味”不同于中国的注重口味，讲究“色、香、味”日本的饮食更加偏向于食物制作的“艺术性”和“优雅感”，在日本大多数的菜肴都是以自然景观相关的，食品的名称很多都是直接采用景物的名称命名的。所以对于日本的菜肴一般都是赏心悦目的。
二、日本的饮食习惯
日本人的饮食注重的是保全食物的营养与减少毒素的产生，她们宁愿每天去买新鲜的食材保证营养，也不愿多买预存，因为她们认为冰箱只能保险，并不能防止食物中营养的流失。日本十分注重家庭饮食，注重营养之间的搭配，关注家人身体体重，对菜类的选择上要求高。
1.日本以“黑”为贵，黑豆、黑米、黑木耳、黑枣、乌鸡等只要食物与黑挂钩，一般价格都比较高。2.日本的料理以鱼、虾等海海鲜为主料，口味清淡，稍带酸甜和辣味，主食是白米饭，日本人爱吃鱼、海鲜、鸡、鸭以及蔬菜、豆腐等，但是不吃羊肉、猪内脏及肥猪油，有冷、热、生、熟各种食用方法。3.日本人喜欢喝茶，无论是餐前餐后都喜欢饮茶，一般以清茶为主。4.日本人习惯吃咸的东西，甜的东西部普遍。
三、日本和食中的代表性食物
（一）刺身
1.刺身的由来。很久以前，日本北海道渔民在供应生鱼片的时候，由于鱼在去皮后，品种辨认比较困难，所以一般渔民会取出一些鱼皮，用竹签刺在鱼身上，方便辨认，于是被称为刺身。在日本饮食的发展中，虽然刺身的制作方法不一样了，但是仍以刺身为名。2.刺身的材料。刺身的主要材料是鱼，多数是海鱼，但是刺身并不是只以于为材料，有：螺蛤类、虾、蟹、海参、海胆还有鸡肉，甚至会出现鹿肉和马肉等。3.刺身的形状。刺身的形状一般根据材料而定，选择片、条、块。如：鱼肉细腻可以切成薄片，一些比较大的鱼，肉质粗糙的可以切成块状，而如牡蛎、螺肉这种尺寸小的类别，一般直接整个食用。4.刺身的佐料。刺身的佐料有：酱油、山葵泥、醋、姜末、萝卜泥、煎酒。
刺身是日本的传统食品，很受日本人的欢迎，味道偏清淡，以新鲜的鱼。贝、肉类为原料，根据相应的刀法加工，然后培养佐料使用，简单方便。一般都是一菜一碟，是日本用餐里的一小部分。
（二）寿司
寿司是日本人最喜爱的传统食物之一。据记载，寿司是由中国流传到日本，后来在外邦中发扬光大，但是却从中国的菜谱中消失。寿司和其它的日本料理一样，色彩都非常鲜明，把新鲜的材料如：新鲜的海胆黄、鲍鱼、牡丹虾、扇贝、金枪鱼、三文鱼等切片放在醋调过的冷饭上，一揉一捏之后再抹上鲜绿的芥末，在使用的时候要整个吞进去，将寿司的饭香与配料味相融合，这样才能够体会到寿司的美味。
（三）天妇罗
天妇罗不是单指某一种食品，而是对油炸食品的总称。制作方法是将面粉、鸡蛋、水等材料合成浆，然后将这些浆包裹在食材上，放入油锅中炸。天妇罗又分为蔬菜天妇罗、海鲜天妇罗、什锦天妇罗等，在食用时蘸调制好的酱料，味道鲜美，香而不腻。
天妇罗的烹制方法也是来自于中国，名称来自于荷兰，一般以鸡蛋面糊最为普遍，炸法多样化，在制作的过程中主要的三个标准是：挂糊要薄，沥油要净，要又脆又香。
（四）面食料理
日本面条主要有切面、荞麦面条、龙须面条以及拉面等。日本全国各个地方有代表性具有特色的面条有：山梨县的地方菜“甲州名产面条”秋田县的“道庭面条”等，其中荞麦面条营养丰富、食用方便，是日本关东地区最受欢迎的大众食品。荞麦面分冷食、热食两种，冷食主要是夏天使用。龙须面细而长，在夏天制作成凉面，是日本人在夏天受欢迎的面条之一。而拉面，则是日本面食料理中最据代表性的，据说日本拉面是在中华街的中国餐厅发祥的，后来逐步的演变成了具有日本特色的拉面。
日本对饮食的质量要求高，在饮食制作和选择上就能体现日本对饮食的重视度。对调料的选择谨慎，追求食物的新鲜度和营养价值，同时，一般料理色泽和味道都保持原始纯正，而且对于器材的选择上也要结合当时的季节与环境，护饮食的平衡，日本人对饮食的追求完全是一种对自然的尊重，对艺术的追求，体现出一种对美和自然的向往。
四、日本的餐桌礼仪
日本重视和尊重饮食也可以从日本餐桌礼仪上看出。首先在用餐前，要先表示对食品的欣赏，用餐后要觉得满足，感谢款待者；其次，在用餐期间，要注重用餐顺序，不能单一的挑选一样菜品吃，而是依次的，应顺序循环的吃每道菜，保证菜吃完的时间都维持在一定的时间内；再次，用餐方式，日本的用餐方式并不像其它国家一样细声细语，而是允许吃饭发出声音，因为这表达对厨师的一种赞赏，同时也可以用手拿寿司蘸酱，直接放入口中等。依次，日本人喜欢饮酒，一般比较正式的日式饭都备有米酒，通常在相互祝酒后才开始用餐，而且就算客人不想喝，也希望其假装喝一小口；最后，日本人喜欢饮茶，饭前喝绿茶，饭后喝煎茶。
五、总结
日本饮食文化受中国文化影响深远，但是随着时代变迁，两个之间的饮食文化都发生了差异，日本善于吸收外来的事物，通过借鉴和引用，形成具有日本独有特色的文化，日本饮食文化，在世界饮食界中都占有一定的地位，它以其特色，向全世界传达日本的思想和文化，日本的饮食特征和饮食习惯，都是由日本地理环境、思想观念和自然资源影响的，了解日本饮食文化也是对日本文化的一种了解，从而加深对日本的物质、经济、政治和思想的认识，尊重彼此的文化，有利于国家之间的和谐发展，对于两国之间的交流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徐静波.试论日本饮食文化诸特征[J].日本学刊，2008（5）.
【中图分类号】TS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2012年7月20日，中国疾控中心慢性病防控媒体交流论坛在北京举行。指出“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在中国所有疾病负担中所占比重约为69%”，并指出饮食问题是慢性病形成的最主要原因，所以倡导健康的饮食习惯，改变不健康的饮食现状，是我们当前的主要任务。
1. 中国当代饮食现状
1.1饮食养生热潮鱼目混杂，难辨真假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物质精神文明不断丰富，中医传统文化更加深入人心。人们追求的不再是“吃饱”，“吃贵”；而是“吃得卫生”、“吃得精”、“吃出健康”。也不再是“有病才医”，而是“未病先防”、“延年益寿”。于是，养生热潮接踵而至，电视里养生节目盛行，互联网上各种养生网站相继出现，许多不法分子趁机而入，不少消费者也因此受到伤害，同时出现了许多荒谬的现象，如张悟本： “绿豆包治百病”，绿豆价格瞬间在各个城市疯长。
1.2饮食多元化
饮食多元化即“食物种类丰富”、 “各少数民族饮食文化融合”和“各国饮食文化融入”。 食物种类丰富是指食物、饮品多样化。随着农业发展，蔬菜大棚的出现使食物不再受季节局限，冬季仍可吃到夏季盛产的蔬菜；新兴食物丰富了食物种类；添加剂的应用使许多食物得以长期储存；速冻技术的发明和交通运输发达使许多食物得以长期保存并远程运输；新兴饮品啤酒、奶茶、果汁、咖啡、碳酸饮料等的出现丰富了我们的“饮生活”。
我国各少数民族的饮食习俗成为当代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藏族的糌粑、维吾尔族的烤羊肉串、蒙古族的手抓肉、白族的乳扇等。饮品有青稞酒、藤酒、马奶酒、酥油茶等。随着经济、饮食的全球化，许多外国美食成为中国饮食的重要部分，如汉堡、炸鸡腿、炸薯条、比萨饼、可口可乐、咖啡等，目前，麦当劳在华门店数量超过1400家，而这类店正是油腻、高脂肪、高胆固醇食物的来源。这些“洋快餐”以肉食为主，植物性食物极少，其饮食结构极易引发各种慢性病，对人体健康的危害极大。还有不少国家的饮食文化也融入中国，如韩国料理、意大利牛排、日本寿司等。
1.3食品安全问题
食品安全即食物种植、养殖、加工、包装、贮藏、运输、销售、消费等符合国家要求，不存在可能损害或威胁人体健康的物质危及消费者及其后代的隐患。[1]近年来，许多不法分子违背食品安全法生产、加工和销售各种危害人体健康的食品，各种食品安全事件被频频曝光，食品安全隐患日趋恶化。安全卫生是饮食的前提，只有安全卫生得到保障才能追求饮食的营养、质量。食品安全问题包括以下几点：
1.3.1食品生产过程
动物在养殖过程中食用不合格的饲料，人们食用该肉类后引发高血压、心脏病、肥胖等危害，如“瘦肉精事件”；蔬菜水果种植过程中农药、化肥的大量使用使毒物残留食物中，人们进食后引发急慢性中毒等，如青岛连发的韭菜农药超标致食用后中毒事件；水果中各种化学制剂的使用如催红素运用于西瓜、番茄等。
1.3.2食物加工过程
食品加工过程中为改善食物的色、香、味，达到防腐、抗氧化等目的，许多厂家非法滥用防腐剂、染色剂、香精，如“三聚氰胺奶粉”，此外，为了节约成本选用变质且被污染的食物导致胃肠道疾病、急慢性中毒，如 “病死禽畜肉类加工”。
2.现代不良饮食习惯对健康的影响
2.1饮食不洁
《金匮要略》：“秽饭、馁肉、臭鱼食之皆伤人”意指腐败变质的食物不宜食用，食之有害。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我们的饮食方式突破了传统的自给自足模式，有钱便能吃到各种美食，然而，许多企业为了利益违背食品安全卫生法，销售不合格产品，导致许多细菌被我们吃下去，如选用腐败、变质的食材，食用这类食品轻则腹泻，重则中毒。饮食不卫生是当代社会的一大不良现象。
2.2饮食不节（饮食无时和食量无节）
一日三餐应遵循早吃早，午吃饱，晚吃少，然而现代生活都习惯晚吃好、吃多，生意应酬、朋友聚会、团圆饭都在晚上。中医认为晚上属阴，机体处于抑制状态，功能较弱，此时肠胃消化能力和机体对营养需求较少，若大量进食，会加重肠胃负担，轻则失眠，重则导致肥胖、胃肠道和心血管疾病。食量无节即暴饮暴食，随着饮食多元化的发展，我们可以吃到各个地区、民族、朝代、国家等各种风味美食，这就是我们暴饮暴食的根源。“饮食自倍，肠胃乃伤。”暴饮暴食导致消食积滞，损伤肠胃，引起各种慢性病。因此，这样的饮食方式有待改进。
2.3饮食偏嗜
互联网上曾盛行：“我辛辛苦苦爬到食物链顶端就是为了吃肉的。”这正体现了饮食偏嗜的现象，部分人忘记了中国传统膳食结构，主食由谷物转为油炸食品、肉食、甜食、辣食、冷食、烧烤、油炸、膨化食品、酒等高脂肪、高热量、低纤维素的饮食。饮食偏嗜是肥胖的主要原因，而肥胖是各种慢性病的主要诱因。
3.传统饮食文化对当代人群的指导
面对当代不健康的饮食环境，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传统饮食文化的优越性，坚持传统饮食习惯应做到以下几点：一、未病先防、建立正确的饮食养生观。二、坚持平衡膳食结构、补充人体所需气血精津液营养。三、健脾养胃、调理阴阳、三因制宜。四、改变不健康的饮食习惯：按时规律进食，远离不健康的食品。五、辨证进食，根据自身体质合理搭配饮食，真正实现饮食养生。
4.中医传统文化指导健康饮食运用
传统饮食在中医理论的指导下，以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为理论基础，通过整体观和辨证进食方法，坚持“审因施食”、“三因制宜”、“辩证用膳”的平衡膳食观；遵循“阴平阳秘”的健康观；“药食同源，寓医于食，去除诱因，健脾调胃”的养生观，[2]使机体维持动态平衡，以达到预防疾病，延年益寿的目的。几千年的实践证明中医理论指导下中国传统饮食方法是最科学的饮食方法。
面对当前各种不健康的饮食现状，我们应当呼吁广大人民群众传承中医传统饮食文化，积极改善我们不健康的饮食生活方式，对此我们将以两条路线指导人们健康饮食。
第一条是“社区路线”，通过社区医疗护理开展健康饮食咨询，弘扬传统中医饮食习惯，使中医饮食养生观念深入人心。近年来，社区护理在中国发展蓬勃，其上门进行健康教育，更是惠及社区各个家庭。我们可以先对社区医护人员进行培训，使其掌握中医传统养生知识，然后开展健康咨询，接受别人饮食咨询或主动上门服务，医护人员应该熟练掌握并运用中医理论及技能，熟知一些常食食物和家常菜养生功能，进而能够帮助咨询对象全面分析，介绍相应饮食食谱、指导其宜食宜忌。
第二条是“餐饮路线”，是通过饮食养生餐饮店直接传播中国饮食养生食疗和药膳文化。培训相应的厨师，制定养生菜谱；培训点菜员，使之能够对客人的养生目的和身体现状进行分析，介绍相应的食补菜谱供顾客选择，同时向顾客介绍平常饮食生活宜食宜忌。
通过以上两条路线，科学的指导人们健康饮食，从而提高全民身体素质 ，以达到预防疾病，延年益寿并且推广中医文化的目的，使老百姓真正了解中医文化。
饮食民俗是物质生活民俗之一，它在满足人们生理需要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们在精神层面的需求，从而形成了丰富多彩的饮食文化。关于饮食民俗概念的界定，目前学术界有着较为统一的观点，即是指饮食品种、饮食方式、饮食特性、饮食礼仪、饮食名称、饮食保存和饮食禁忌以及在加工、制作和食用过程中形成的风俗习惯及其礼仪常规。回顾以往文献，关于我国饮食民俗的研究视角主要是从饮食民俗的分类，饮食民俗的发展，饮食民俗的成因，饮食民俗的特征几个方面来分别加以考察。本文亦将针对这几个方面对以往的一些研究成果进行综合考察与分析，以便得出自己的结论与观点。
一、饮食民俗的分类
中国饮食民俗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其传承惯制在不同的时间和场所各有不同。陈光新在《中国饮食民俗初探》中将中国饮食民俗分作年节文化食俗、地方风情食俗（含居家饮膳食俗、人生仪礼食俗、饮食市场食俗、地区乡土食俗）、食俗、少数民族食俗四个类型，这种分类方法的缺陷在于各种类之间交叉面太大，具体考察的时候概念不容易区分。林继富在《饮食民俗谫论》中建议将饮食民俗分为日常民俗、节日民俗、宗教民俗三大类，这种分法虽然各种类之间的排他性较强，但是忽略了我国作为一个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文化大国在饮食民俗方面的地方性与民族性。钟敬文在《民俗学概论》中的分类方法是比较可取的，他针对我国各地区、各民族的饮食习惯五花八门的特点，选择了其有代表性的部分，将我国的饮食民俗分作了日常食俗、节日食俗、祭祀食俗、待客食俗和特殊食俗几个大类。我国作为一个多名族的国家，有一些民族、地区的特殊食俗形式也是值得我们重视的，比如独龙族还保留着的一些原始狩猎方式，藏族地区对于青稞面的喜好等等。
二、饮食民俗的起源发展
饮食民俗的产生和发展是以饮食为基础的。虽然饮食民俗究竟起源于何时已无从考证，但许多相关的研究人员都将火的发明作为饮食民俗真正开始发展的标志之一，比如金炳镐在《中国饮食文化的发展与特点》中就认为火的使用促使人们脱离了“生吞活剥”、“茹毛饮血”的阶段。但是，依照饮食民俗的定义来看，在人们学会利用火来加热煮熟食物之前，他们也有着自己的获取、食用食物的方式并作为传统在部落之中传承，未经火烤的生食是原始人类食物的主要种类，我国南方民族的腌制食品、北方和西部民族的风干食品均是生食习俗留存下来的产品。所以说在人们学会利用火之前是不能说没有饮食民俗的。个人认为真正标志着饮食民俗产生的应该是饮食工具的发明，包括着宰杀、切割大型动物的工具以及存储食物的工具，这些工具的发明真正应该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而具有自身文化的标识，当然也应该是民俗开始形成的标识。
关于饮食民俗的发展问题，林继富将我国饮食民俗简单了分为了生食、熟食以及烹饪三个阶段。未经火烤的生食，是原始人类食物的主要种类，这种饮食方式至今仍然在一些民族中传承。林继富的这种观点只强调了饮食民俗中“食”的客观变化，而忽略了民俗中所蕴含的文化脉络的变迁与历史社会发展的影响。比较陈光新在《中国饮食民俗初探》中所提出的“生食阶段与图腾崇拜；熟食阶段与火神敬仰；烹饪草创阶段与氏族的凝聚心态；原始祭祀阶段与先民的媚神活动；食物品味阶段对原料的开发和工艺的钻研；菜点命名阶段对日承语言民俗和杂艺游乐民俗的借鉴及移植；筵席配器阶段对实用工艺美术的欣赏；诗酒酬醉阶段对人生理想境界的追求；风味流派形成阶段对乡土气息的重视；科学烹调阶段对营养卫生的深入研究”，这提醒着我们在考察饮食民俗的同时必须注意到饮食风俗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与时代价值观的折射。金炳镐在《中华饮食文化的发展和特点》中则专门结合了历史的角度对我国的饮食民俗进行考察，将我国的饮食民俗分作了原始社会、先秦、秦唐、宋元明清四个阶段。原始社会时期是中国饮食文化初始阶段。当时人们已学会种植农作物与饲养家畜，这时便已奠定中国饮食的以农产品为主，肉类为辅的杂食性饮食结构的基础。全面地考察了我国饮食民俗的发展历程，不仅从饮食本身的制作方法，菜系形成与食用习惯等方面介绍了不同时期的特点，并且还从整个历史社会的变迁，民族融合，生产关系变化等方面分析了饮食民俗的成因，但他对于我国饮食民俗的起源依然界定在了使用火以后，个人并不认同。
三、饮食民俗的特征及其形成原因
饮食民俗的特征是与我国民俗文化的特征紧密相连的，萧放在《中国民俗文化特征论》中提出我国民俗文化所具有的特征也大体是适合于饮食文化的，它们分别是：多元性与复合性、阶级性与地方性、神秘性与实用性、稳定性与变异性。王焰安在《中国饮食民俗特点论》中提到的人类共通性、民族性、阶级性、历史性、地方性、传承性、变异性其实与萧放的观点并无太多差别。饮食民俗的特征结合上述萧放与王焰石的观点可以表述为：物产的限定性、地域的差异性、民族的共融性、家庭的传承性、宗教的规约性、权威的倡导性、社交的媒介性、迎宾的礼仪性、年节的自娱性和传闻的教育性。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特征并不是孤立地、绝对地存在的。它们之间常常紧密相连，陈光新针对我国饮食民俗所具特征之间的联系提出了“纵向承袭，横向播布，彼此融化，相辅相成”四种联系模式。
现如今，中国的饮食民俗其独有的民族风格和文化特征仍处于不断地发展和完善之中。从中华民族本身的历史文化背景、社会发展脉络来看，这些特征的形成背后总是有理可循的。但是，正如饮食民俗所显现的特征那样，在讨论中华民族饮食特征形成原因的同时，我们不可忽略的便是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原因个人以为是不可以不考虑进去的。比如说维吾尔族的手抓饭，回族的羊肉泡馍，藏族的干巴，蒙古族的马奶酒等等，这些形成民族特色的美食其背后总是由该民族的历史文化背景，即民族原因所决定的。
四、目前研究所存在的不足
回顾了以往的文献之后，针对目前关于饮食民俗的研究主要发现了三点不足之处。
（1）研究的套路已成定式，缺乏创新的视角，内容与观点大同小异，缺乏自主性的见解与独创性的视角。
（2）缺乏对于饮食民俗外延面的挖掘。虽然许多研究者都结合了历史文化、地理气候等多方面的因素来考察饮食民俗的形成原因，文化结构，但是均是从因果论的方面来分析，忽略了饮食民俗作为整体文化模式下的一个大文化丛对于社会其它文化形态的折射与反映。在考察饮食民俗时，我们务必注意到文化的整体性与民俗之间的关联性，饮食与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关系，饮食与社会组织社会结构的关系，饮食与经济政治的关系，饮食与生态的关系都是我们需要探索的内容”。
以上文字通过对以往关于研究我国饮食民俗文献的回顾，从宏观上考察了我国饮食民俗的分类、发展、特征以及成因。但是，由于饮食民俗的多样性与地区差异性，其具体类型、文化背景、社会影响等方面还存在着许多研究空间，需要各位学者们的进一步探究。
这方面其他较为重要的著作还有：王赛时《衣食住行汉唐流风：中国古代生活习俗面面观》（山东友谊出版社2000年版）、王赛时《唐代饮食》（齐鲁书社2003年版）、周新华《稻米部落：河姆渡遗址考古大发现》（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王晓华《吃在民国》（江苏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姚淦铭《先秦饮食文化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姚伟钧、刘朴兵《清宫饮食养生秘籍》（中国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周粟《周代饮食文化研究》（吉林大学2007年博士学位论文）等。三是关于中国饮食具体门类的研究也更加细致深入。我国种茶、制茶、饮茶历史悠久，历千年而不衰，近年来人们对茶的卫生保健功能有了进一步的了解，饮茶之风日盛，带动了种茶、制茶、销茶的发展，有关茶事的研究也随之日益深入。徐海荣的《中国茶事大典》（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一书规制宏大，内容丰富，涵盖面广，可以说是对以往茶事研究的全面总结，该书的出版对后续的茶事研究将会产生有力的推动作用。关剑平的《茶文化的传播与演变》（农业出版社2009年版），站在文化交流的高度，以中国茶文化的起源、形成、传播为线索，深入细致地论述了茶在中国文化传播史上的重大作用。仲伟民的《茶叶与鸦片：十九世纪经济全球化的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该书通过茶叶与鸦片的贸易，揭示了中国茶叶对西方文明的重要影响，并推动了英国工业革命的成功。筷子是中国传统饮食中最重要的器具和汉文化圈最主要的标志之一，刘云主编《中国箸文化史》（中华书局2006年版）即以“箸”（即筷子）为研究对象，以时代先后顺序为经，以“著”的产生及与其他文化事项的关系为纬，全面深入地阐述了中国的箸文化，论证了筷子在整个中国饮食文化中重要地位和作用。此外，这方面的重要著作还有黄志根《中国茶文化》（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韩胜宝《姑苏酒文化》（古吴轩出版社2000年版）、何满子《中国酒文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王旭烽《瑞草之国———中华茶文化随笔》（浙江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张平真《中国酿造调味食品文化———酱油食醋篇》（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王从仁《中国茶文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朱世英等《中国茶文化大辞典》（汉语大辞典出版社2002年版）、方爱平、姚伟钧《中华酒文化辞典》（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罗启荣等《中国酒文化大观》（广西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齐士、赵仕祥《中华酒文化史话》（重庆出版社2002年版）、蓝翔、王剑勤《古今中外筷箸大观》（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周沛云《中华枣文化大观》（中国林业出版社2003年版）、薛党辰、明《辣椒•辣椒菜•辣椒文化》（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韩胜宝《华夏酒文化寻根》（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周文棠《茶道》（浙江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陈益《阳澄湖蟹文化》（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版）、蒋雁峰《中国酒文化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姚国坤等《中国茶文化遗迹》（上海文化出版社2004年版）、周新华《调鼎集：中国古代饮食器具文化》（杭州出版社2005年版）、刘枫《茶为国饮》（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李春祥《古典名筵》（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版）、李春祥《饮食器具考》（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版）、韩良露《微醺：品酒的美学与生活》（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袁立泽《饮酒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陈念萱《我的香料之旅》（上海文化出版社2013年版）等。
二、饮食民俗研究：重心进一步下移
饮食既然是民众生活最基本的内容，那么饮食文化自然也就在民俗学领域占据重要的位置。将饮食视作民俗的一种，其涵盖范围便包括了从食材获取到制作方法乃至民俗生活的方方面面，饮食及其相关习俗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婚丧嫁娶等场合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著名民俗学家钟敬文先生认为：“它（饮食）不仅能满足人们的生理需求，而且也因其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在一定程度上也满足了人们精神层面的需求。”①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是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后相继出版、由陈高华、徐吉军主编的《中国风俗通史》》十二卷本，该书作者都是该领域的学术翘首，内容涵盖面十分广泛，包括了饮食、服饰、居住等等，特别是对中国古代社会的饮食风俗做了细致入微的叙述和考证，可以说是一部以风俗为重心的社会生活史。传统的中国饮食民俗研究，往往将目光圉于中原地区和汉族地区，研究内容也多限于与食物本身有关的事项。新世纪以来，饮食民俗研究在对象和内容方面，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一是除继续关注传统的食物获取、制作工艺、食品形态、保存方法等方面的内容外，还将视野拓展到了与饮食有关的民俗文化的其他分支，出版发行了一大批富有代表性的著作，如姚伟钧、张志云的《楚国饮食与服饰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该书在充分展示春秋战国时期领异标新、惊采绝艳的楚文化这一宏大背景下，以“饮食”和“服饰”两大最具代表性的文化事项为切入点，深入挖掘、整理和展示了春秋时期楚国的自然地理、社会生活、民风民俗，为我国古代民俗研究补充了丰富而重要的内容，也为新世纪的楚学研究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这方面的其他重要著作还有：姚伟钧等《饮食风俗》（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康健、李高峰《中华风俗史———饮食•民居风俗史》（京华出版社2001年版）、仲富兰《图说中国百年社会生活变迁：服饰•饮食•民居1840－1949》（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邱国珍《中国传统食俗》（广西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薛理勇《食俗趣话》（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郝铁川《灶王爷•土地爷•城隍爷：中国民间神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陈诏《饮食：民俗文化趣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王仁湘《民以食为天》（济南出版社2004年版）、宣炳善《民间饮食习俗》（中国社会出版社2011年版）。二是区域饮食文化研究的力度进一步加大，代表著作有：王利华《中古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该书以中古时期的华北地区为限，探讨了中古华北的生存环境、食物原料构成的变化、食品加工技术的发展、烹饪方法与膳食构成、饮料的革命、文人雅士与饮食文化的嬗变等，虽开饮食文化区域化研究之先风，但研究范围仍未跳出中原地区。而熊四智、杜莉的《举箸醉杯思吾蜀：巴蜀饮食文化纵横》（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则将研究目光投射到巴蜀（四川）地区，分别从巴蜀茶文化、巴蜀酒文化、巴蜀肴文化、巴蜀馔文化、巴蜀筵宴文化、巴蜀饮馔人物等六大方面详细论述了四川地区的饮食文化，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非中原地区饮食文化著作。杜莉的《川菜文化概论》（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更是一本全面、系统而又精炼地介绍川菜烹饪文化与艺术、技术与科学的教材性著作。长期以来，长江文化在中华文明史乃至世界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并未得到学术界应有的重视。
已有的中国历史文化著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似乎形成了一种定势，认为黄河是中华文明的唯一“摇篮”，即黄河中心论或中原中心论。20世纪80年代以来，长江流域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引起众多学者对长江流域各地区文化形态研究的重视和参与，学界对巴、蜀、楚、吴、越文化及徽州、湖湘、岭南、海派等亚文化的研究方兴未艾，发表了不少有影响的著述，形成了研究长江文化的热潮。姚伟钧先生所著《长江流域的饮食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就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长江流域饮食文化的著作，也是一部将宏观区域与微观区域饮食文化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开先河之作。该书从长江流域的地理环境与饮食文化谈起，分门别类地细致记述了长江流域的主食、肉食、蔬菜瓜果业、长江源头的饮食风尚、云南饮食文化、巴蜀饮食文化等内容，全书各部分内容详略安排得当，边叙边议，史论结合，是目前我国研究区域饮食文化的一部重要著作。裴安平、熊建华《长江流域的稻作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则是以长江流域的代表性农作物———水稻为研究对象，以翔实的考古发掘资料和历史文献资料为基础，深刻揭示了稻作农业得以在长江流域盛行的原因，总结了长江流域稻作农业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及其对整个中华文明产生的重大影响。我国东北地区早在原始社会时期，就有先民在此活动，他们筚路蓝缕，披荆斩棘，创造出辉煌璀璨的文明，而食文化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东北食文化葱茏丰厚，绵延不绝，王建中等《东北地区食生活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正是以如此广阔的历史发展脉络为背景，以可靠的史料记载为基础，将几千年的东北各民族饮食文化发展状况呈现在读者面前。广东潮汕文化源远流长，潮菜以“口感清新，制作精细，讲究鲜活”为主要特色而闻名于世，经一代又一代名师的传承与创新，形成独特的潮汕饮食文化。张新民《潮州天下：潮州菜系的文化与历史》（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版）一书对潮汕的历史文化进行了系统地考证和阐释，作者以独特的视角考察潮菜文化与历史，逻辑缜密，想像丰富，文笔优美，既有学术性，又有可读性。该书的出版，对于弘扬潮汕饮食文化、扩大潮菜乃至潮汕的影响力具有积极的作用。徐吉军《南宋临安社会生活》（杭州出版社2011年版）一书中也对南宋临安的饮食作了深入、系统的考证、研究，该书利用丰富的历史文献，辅之以考古发掘，还原了一个真实南宋临安的饮食社会，有许多新的重要发现。其他如李维冰、周爱东《扬州食话》（苏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薛麦喜《黄河文化丛书•民食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翟鸿起《老饕说吃（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刘福兴等《河洛饮食》（九州出版社2003年版）、高树田《吃在汴梁：开封饮食文化》（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杨文华《吃在四川》（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年版）、张楠《云南吃怪图典》（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承嗣荣《澄江食林（江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梁国楹《齐鲁饮食文化》（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张观达《绍兴饮食文化》（中华书局2004年版）、刘国初《湘菜盛宴》（岳麓书社2005年版）、茅天尧《品味绍兴》（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年版）、朱锡彭、陈连生《宣南饮食文化》（华龄出版社2006年版）、姚吉成等《黄河三角洲民间饮食文化研究》（齐鲁书社2006年版）、周松芳《岭南饕餮：广东饮膳九章》（南方日报出版社2011年版）、车辐《川菜杂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等都是这一领域较有影响的著作。三是对民族和宗教饮食文化的研究更加全面、深入，学术著作更加丰富，具有代表性的有：赵荣光《满汉全席源流考述》（昆仑出版社2003年版），该书详细记述了满族入主中原后，于康熙二十三年颁行“满席—汉席”礼食制度，将满席分制六等，并做为国宴制度一直维系到帝国末期的史实。作者认为：随着朝迁礼席制度的确立，官场酬酢筵式也因之而形成。但官场筵式却不受朝延礼食制度的约束，自由、排场、奢侈是其本特征和演化走向，并且成为整个社会都向往染指的最尊贵宴席，于是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特有的“满席—汉席”、“满汉席”、“满汉全席”这样三个不同历史形态和阶段的满汉全席文化现象。这一过程，伴随了清帝国由兴盛到衰微直到倾覆的历史，同时也映射了满族文化自十世纪至二十世纪初历时三百余年的发展变化，反映了满族与汉族，乃至整个中国民族文化不断深融博洽的历史大势。李炳泽《多味的餐桌：中国少数民族饮食文化》（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以中国少数民族的饮食文化现象———食品的制作、餐具的选择、饮食的特点、进食场面的讲究等为对象，揭示了各民族独特的历史、信仰等文化内涵、展示了各民族之间互相交流、共同发展的美好前景。张景明《中国北方游牧民族饮食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2008年版）一书对北方游牧民族食生产和食生活以及相关的文化现象进行了研究，围绕饮食论述北方游牧民族饮食文化的定位，以及与生态环境、生计方式、政策军略、卫生保健、社会功能、艺术创作等方面的关系，并对饮食文化交流、饮食文化层次性、饮食理论等方面的内涵进行了论述。在研究方法上，应用了最基础的民族学田野调查方法，结合历史文献分析法、跨学科综合分析法，突出了历时性和共时性相结合的特点。白剑波《清真饮食文化》（陕西旅游出版社2000年版），则是从宗教的角度，详尽阐述了伊斯兰教清真饮食文化的形成、特点和文化意义。这方面有影响的著作还有：马德清《凉山彝族饮食文化》（四川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王子华、汤亚平《彩云深处升起炊烟：云南民族饮食》（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杨胜能《西双版纳傣族美食趣谈》（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韦体吉《广西民族饮食大观》（贵州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刘芝凤《中国土家族民俗与稻作文化》（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颜其香《中国少数民族饮食文化荟萃》（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李自然《生态文化与人：满族传统饮食文化研究》（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赵净修《纳西饮食文化谱》（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徐南华、刘智斌《云南民族食品》（云南科技出版社2002年版）、黎章春《客家味道———客家饮食文化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等。四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民众更加注重身体健康，对饮食与养生保健关系的关注，被提到了新的高度，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有：王明辉等《古今食养食疗与中国文化》（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01年版）、王昕《饮食健康与食品文化》（化学工业出版社2003年版）、史幼波《素食主义》（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顾奎琴《药食传奇：中医保健养生食材精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欧阳英《生机饮食自疗经典》（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罗光乾《饮食养生》（海潮出版社2007年版）、洪尚纲等《对症药膳养生事典》（中国纺织出版社2007年版）、鲁永超、潘东潮《寺院素斋》（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版）、王子辉《素食养生谈》（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年版）、张文彦、周秀来《再现随园食单》（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版）等。五是对古代典籍和文学作品中饮食文化因子的研究更加深入、透彻，代表著作有：施连方《饮食•生活•文化：〈西游记〉趣谈》（中国物资出版社2001年版）、刘殿爵等《齐民要术逐字索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赵萍《水浒中饮食文化》（山东友谊出版社2003年版）、秦一民《〈红楼梦〉饮食谱》（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王子辉《周易与饮食文化》（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闫艳《唐诗食品词语语言与文化之研究》（巴蜀书社2004年版）、苏衍丽《红楼美食》（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矫继忞、蔡同一《易经文化中的饮食养生》（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邵万宽、章国超《〈金瓶梅〉饮食谱》（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年版）、（葛景春《诗酒风流赋华章：唐诗与酒》（河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等。
三、饮食人类学：中国饮食文化研究的新取向
关于中国饮食文化的研究，单纯从社会生活史和民俗学的角度入手，其局限也是显而易见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史学和民俗学的视角倾向于将饮食视为族群文化的遗留物，往往将目光锁定于过去，历时地和相对静止地进行研究；其二，史学和民俗学在研究方法上过分倚重文献，较少运用实地调查、参与观察和访谈记录等现代田野调查的方法，在具体的研究中，更是极少运用数据采集、统计分析等科学方法。第三，传统的史学和民俗学研究，缺少对同一饮食文化内部不同层次、不同方面内容的整体把握和当代不同饮食文化的共时性比较研究。实际上，西方对饮食文化的关注，一开始就是从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的角度介入的。饮食文化人类学（饮食民族学）的代表性奠基者是英国社会历史学家约翰•伯内特和法国社会学家与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他们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研究食物以及进食的社会与文化意义。在西方，“饮食”在最近三十年已发展成一个真正的时髦话题。①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饮食人类学的研究在西方已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的理论体系和知识谱系。20世纪80年代，英国人类学家杰克•古迪根据人类学史上的几个重要流派对饮食的人类学研究进行了梳理和分类，他认为，饮食人类学的研究主要分为三大倾向②：第一个取向是功能主义。功能主义认为，饮食问题并不是单一的生理和社会问题，而是一个综合化的社会生计问题，强调食物的社会化功能及其表述。代表作有理查兹的《北罗得西亚的土地、劳动和食物》等。第二个取向是结构主义。结构主义希望通过对社会系统中各种对象特性的选择，将它们作为工具性的要素，以寻找所谓的“深层结构“。列维—斯特劳斯在《生食与熟食》、《蜂蜜与烟灰》等著作中构建的“二元对峙”、“分类丛”和“烹饪三角结构”是典型代表。第三个取向是文化研究。文化研究旨在通过对饮食在不同社会、民族、宗教等背景下的结构性研究，发现特定社会的“文化语码”。在这方面，玛丽•道格拉斯的《洁净与危险》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一）中国大陆及香港的饮食人类学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对于中国饮食文化的研究，也开始有学者采用文化人类学的视野和方法。但专门从事饮食人类学研究的学者仍为数寥寥，中国饮食人类学研究的贫困，与中国饮食文明的丰裕富足形成了鲜明对比。在中国大陆，客观地说，迄今为止，对饮食文化研究仍没有一个明确的学科定位，官方公布的学科门类中并没有“饮食文化”这一项，饮食文化甚至无法具体挂靠于某一学科专业之下。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陈云飘教授对近二十年来的中国饮食人类学研究概况进行了总结，他认为，中国的饮食人类学研究可分两条路线③：第一条主要是引介西方的饮食人类学理论和著作。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的吴燕和教授在《港式茶餐厅———从全球化的香港饮食文化谈起》（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4）：25）一文中对西方饮食人类学的历史和主要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他指出，饮食人类学存在两大理论流派：唯心派和唯物派。前者以列维•斯特劳斯为代表，为玛丽•道格拉斯所发扬光大。这一派理论的核心是从心理结构解释人类饮食行为的基本共同点，说明某些饮食禁忌的源起和固执。后者以马文•哈里斯为代表，从物质文化的实用基础解释民族饮食偏好之谜，分析表面似不合理而却又实用之功的饮食特色和忌讳。中国社会科学院（以下简称“社科院”）的叶舒宪教授是较早将西方饮食人类学成果引介到国内的学者，他先后翻译、出版了《饮食人类学：求解人与文化之谜的新途径》、《圣牛之谜———饮食人类学的个案研究》（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和美国人类学家马文•哈里斯的代表作《好吃：食物与文化之谜》（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年版）等论文和著作，介绍了饮食人类学唯物派的观点，激发了国内学界对饮食人类学的关注。清华大学的郭于华教授也对美国人类学家尤金•安德森的《中国食物》一书进行了评述，总结了饮食人类学的理论方法、研究内容、主要流派以及国内的研究状况。（郭于华：《关于吃的文化人类学思考———评尤金•安德森的《中国食物》，《民间文化论坛》2006年第5期）。这方面最新的研究成果是厦门大学彭兆荣教授的《饮食人类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二条是从人类学的角度对具体的饮食行为进行探讨和研究。在这方面，云南大学人类学系的瞿明安教授关于中国饮食文化象征理论的系列论文可作代表：《中国饮食文化的象征符号———饮食象征文化的表层结构研究》（《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第4期）、《中国饮食象征文化的多义性》（《民间文化旅游研究》1996年第3期）、《中国饮食象征文化的深层结构》（《史学理论研究》1997年第3期）、《中国饮食象征文化的思维方式》（《中华文化论坛》1999年第1期）。瞿明安先生的研究拓展了中国饮食人类学研究的视野，对后来的研究工作颇有启迪作用。其他还有中国人民大学的庄孔韶教授通过对北京“新疆街”饮食风貌的调查研究，探讨不同族群、信仰和阶层在同一社会空间产生的文化互动（庄孔韶：《北京“新疆街”食品文化的时空过程》，《社会科学研究》2000年第6期）。此类的代表著作还有赵霖《我们的孩子该怎么吃———食以善人食亦杀人》（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黄国信《区与界：清代湘粤赣界邻地区食盐专卖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舒瑜《微盐大义：云南诺邓盐业的历史人类学考察》（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年版）、肖坤冰《帝国、晋商与茶叶———十九世纪中叶前武夷茶叶在俄罗斯的传播过程》（《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等。香港的饮食人类学研究以香港中文大学为阵地，其视野主要集中于全球化影响下的香港地方饮食。代表著作有：谭少薇《港式饮茶与香港人的身份认同》（《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张展鸿《客家菜馆与社会变迁》（《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张展鸿《饮食人类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等。
（二）台湾地区的饮食人类学研究台湾一批卓有成就的人类学家，几乎都涉及过饮食研究领域，李亦园、庄英章、张珣、余光弘、蒋斌、林淑蓉、余舜德、潘英海等在进行传统的民族志研究时或多或少都兼顾了相关的饮食研究，如张珣教授以当归为切入点，结合民族志材料和中医养生理论，从人类学视角分析了女性身体与食物之间的密切联系（张珣：《文化建构性别、身体与食物：以当归为例》，台湾《考古人类学》2007（67））。值得一提的是，以台湾“中华饮食文化基金会”（简称“基金会”）及其出版的《中国饮食文化》（半年刊）为阵地，聚集了一批海内外具有高知名度的学者。比如2003年由基金会组织，在成都举行的“第八届中国饮食文化学术研讨会”上，古迪、西敏司、华生、李亦园、乔健、庄英章、金光亿、陈其南、吴燕和、蒋斌、王明珂、谭少薇、彭兆荣、徐新建等就广泛的饮食议题进行了高水平的讨论（梁昭：《中国饮食：多元文化的表征———第八届中国饮食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民俗研究》2004年第1期）。王明珂、徐新建、彭兆荣等学者还围绕着“饮食文化与族群边界”的议题展开了讨论，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徐新建、王明珂等《饮食文化与族群边界———关于饮食人类学的对话》，《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台湾最新的饮食人类学研究成果还有由陈元朋、姚伟钧执行主编的《台湾美食的文化观察———台湾特色美食的形成缘由与文化建构》（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余舜德主编的论文集《体物入微：物与身体感的研究》（台湾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其中收录了多篇饮食人类学方面的文章，如蔡怡佳的《恩典的滋味：由“芭比的盛宴”谈食物与体悟》、林淑蓉的《食物、味觉与身体感：感知中国侗人的社会世界》、陈元朋的《追求饮食之清———以〈山及清供〉为主体的个案观》等。
一、前言
军营的饮食文化与军队的饮食保障工作息息相关，也是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建设现代化军营的重要举措之一。建设现代军营的饮食文化，需要准确掌握军营饮食文化的定义，体现出军队发展的先进成果，因此将现代军营饮食文化建设放在军营整体素质建设的规划中，有利于建设现代化军营。伴随着我军的成长壮大，现代军营饮食文化不断发展，已经对官兵的饮食习惯、理念、行为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现代军营建设饮食文化的重要性
现代军营建设饮食文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通过科学的建设，能够提高战斗力和凝聚力、提高军营生活品质、强化精神文明建设等等。现进行详细的分析：
1.提高战斗力和凝聚力
古训有云：“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是古代军事家由实践经验总结出的至理名言。军营建设好饮食文化，把握好一日三餐的合理配比，不仅对保障官兵良好的精神和强健的体魄有着积极促进的作用，而且饮食的合理程度也直接关系着军队的战斗力稳固。为战士建立好军营饮食文化，使战士的饮食环境达到舒适、文化氛围浓厚，能够凝聚战士团结一心，推动战士的战斗力提高。
2.提高军营生活品质
军营的饮食保障工作受到军委的高度重视，经过不断的尝试和提高伙食指标，现代军营饮食文化成功建设，深化了军营的饮食改革，将军营饮食设备和管理规范化、科学化，官兵膳食条件日益改善，营养配比更加合理，并且在改革方面，结合了现代的思想理念和科技以及烹饪技术的进步，让官兵的生活品质在不断地改革和完善中越发提升。
3.强化精神文明建设
在开展军营饮食文化建设的同时对官兵进行饮食文化的同步教育，军营内部大力宣传文明用餐和营养配比，能够使官兵自觉遵守健康、文明和卫生的用餐习惯，文明的用餐方式过程和文明的用餐环境，能够让官兵的精神文明达到一个新高度。因此，现代军营饮食文化的成功建设是强化官兵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良好途径。
三、现代军营饮食文化建设的具体策略
1.更新理念，强化引导
想要建设好现代军营饮食文化，首要的一点就是要更新发展饮食文化理念，理念是工作方向的指路明灯，在理念指导下强化对饮食文化建设的引导，才能够真正建设好现代军营饮食文化。传统的军营饮食文化理念发展至今，已经受到了现代军事文化发展的影响，“小米加步枪”、“四菜一汤”的军营饮食文化远远不能满足军营现代化建设。现代军营饮食文化建设，要按照文明、安全、营养等理念，以现念作为推动，才能够做好建设军营饮食文化的具体工作，丰富军营饮食文化的深刻内涵。
2.营养配餐，保障安全
在建设现代军营饮食文化的过程中，要谨记饮食安全的基础标准，食品安全和营养搭配将直接影响官兵的身体健康，影响军队战斗力稳定。因此，想要建设好现代军营饮食文化，就必须要加强食材采购生产方面的管理，提高食品监管力度，官兵一日三餐的膳食搭配也要合理分配热量比例，荤素搭配，用以弥补各个食材的营养欠缺之处，调配适宜官兵日常食用营养热量的总体比例，并且升级烹饪技术与方法，将食材的营养指标发挥到最强。
3.教育思想，素质为先
官兵需要在军营饮食文化的影响下提高思想素质水平。在建设现代军营饮食文化的过程中，应当首先教育官兵关爱他人，培养官兵团结一心、友爱互助、文明就餐的日常以及就餐习惯，矫正官兵的不良饮食习惯，避免官兵出现挑食和浪费食物的现象。军营饮食文化的建设改善的不只有官兵的用餐习惯，同时也通过饮食文化的影响养成了良好的生活作风，二者互相促进，互相影响，为更好的建设军营饮食文化和军队战士作风提供保障。
4.改善环境，文明用餐
关于军队饮食环境的问题，需要通过对用餐环境的美化和培养官兵文明用餐的习惯来解决。可以在用餐前对战士进行思想辅导教育，强化战士的文明用餐水平，提高战士的思想文明意识，另外，炊事管理人员也需要积极听取吸收战士对饮食的不同意见，多面考虑，将餐厅食堂布置周全，备放好调味料，让战士感受到家的温暖。改善军营的用餐环境，能够推动战士文明用餐，也是军营饮食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措施。
四、结论
本文主要就现代军营饮食文化建设策略进行了细致的剖析，现代的军营饮食文化，注重以人为本，营养安全，不仅是对军队传统饮食文化的丰富，也是军队饮食保障实践经验的总结。建设好现代军营饮食文化，不仅能够使官兵的思想文明建设水平提高，也让餐厅食堂已经不再单单是战士补充营养填饱肚子的补给区域，而是升华到一个能让官兵感到放松的区域，官兵在军队更能体验到家的温馨，更加有利于军营的整体军事化建设。
参考文献：
[1] 李敏基， 温小凤，张鹏，柯柳，蒋忠胜，陈念，李敏基，韦静彬，覃川，李莉，佘东明.浅谈推进军营饮食文化建设[J]. 东方企业文化. 2015（21）.
[2] 关大学.现代军营饮食文化建设初探[J]. 军事经济研究. 2010（02）.
文化通常有高等和大众之分，高等文化往往建立在大众文化的基础上，而大众文化则往往更加被人们重视。日本的大众文化只要可以分为精神文化、行为文化、物质文化三种，其中精神文化指的是日本这个国家人民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等；行为文化则是以精神文化作为基础，日本这个国家人民在日常生活中所表现的的语言行为和动作行为等；而物质文化则往往就是所谓日本这个国家人民的穿衣、饮食、居住还有出行等各方面的文化。文章将要探讨的饮食文化就是日本这个国家的大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日本这个国家在发展的历程中所形成的独特民族文化有着非常典型的历史特征，而日本的饮食文化也可以说是从饮食的角度来体现日本人民的审美价值观，而人们对于审美的追求则对日本的饮食文化有着意义深刻的影响。
二、日本饮食文化的特征阐述
日本料理所具备的多样化饮食文化特征中，其清淡自然的口味、雅致唯美的餐具与就餐的环境以及严谨的用餐礼仪是最具代表性的三大方面，下面将对这些特征进行具体阐述。
1.口味清淡自然
日本料理不管是其烹饪之前的选材还是烹饪的过程都非常的讲究一个“淡”字。可以说，纯甄淡雅是日本料理的本质精神和核心原则，这种坚持在日本料理的选材环节和制作过程中都清晰可见。饮食往往是一个地区甚至一个国家内在人文精神的高度浓缩。日本料理的纯然雅致，也从侧面展现了大和民族对自然风物细致入微地观察和发自内心地崇敬。正因如此，日本料理往往坚持展现及升华食材的原本滋味，这也是日本料理口味清淡为主的原因所在。这一点与中国菜系中本帮菜的浓油赤酱以及川菜的鲜香麻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日本料理虽然也会对食材进行调味处理，但普遍仅是对食材“略加提点”。换言之，在食材的烹饪过程中虽然也会运用调味料，但却不会逾越食材的主角身份。以日本酱油为例，其本身的味道并不突兀，为了恰如其分的发挥出酱油本身的鲜甜醇厚，并使料理整体实现调和与提升，日本人甚至针对不同的具体用途酿造了风味各有千秋的数百种酱油。
2.食器环境雅致
自18世纪起，日本料理出现了较大的发展及提升，这一阶段的主要变化集中体现为料理的高级化发展。无论是日益讲究的食材挑选，还是日益精致的食器制作，都促成了日本料理视觉丰化、美化的发展趋势。日本料理的精致淡雅，与恰如其分的食器使用是密不可分的。食器的形状、颜色、尺寸、造型，甚至是表面的图案线条，都是日本料理得以形成“雅致”视觉享受中不容忽视的部分。此外，日本料理对具体的进食环境也有着独特的美学坚持，这一点从日本的茶酒文化审美意趣的具体发展中就可以看出。从处处追求“奢华”到内心渴望“闲寂”，日本的茶酒文化出现了极大的审美追求转变，人们全新的美学要求自然也影响到了当时料理店的布置装饰。自江户末期起，日料店的就餐环境已经基本形成了雅致为主的基本格调。毫无疑问，整洁雅致的就餐环境会令人心情愉悦，也会使料理看起来更加可口诱人。由此可见，就餐环境也是日本饮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