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网络媒介社会责任建设过程中大学生的角色定位
随着网络业务的广泛发展，大学生已经成为参与网络媒介活动的主体，网络的运用也已深深的植入大学生的日常学习生活中成为不可或缺的资源获取渠道。大学生作为社会团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网络生活中如何扮演好自我角色，承担相应的社会道德约束和法律义务，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重点内容。
（一）主旋律弘扬者
大学生在参与网络活动中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正确的把握网络舆论导向倡导网上主旋律。网络舆论是公众在互联网上公开表达的对某种社会现象或社会问题的具有一定影响力和倾向力的共同意见。互联网参与网民舆论的高度热情代表了网络舆论对社会生活的关注力度，网民在抒发自己意见与参与网络舆论的热情可能推动事件的透明程度从而使事件明朗化，但盲目的随从或者有缺失的网络认识则会提升实践的偏激程度或者复杂度，舆论导向的偏差化。大学生群体在发表网络舆论的过程中，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对任何事情发表舆论前要把握是非方向，不能以偏概全或者道听途说，散布各种网络谣言，大学生的网络舆论发展成为社会公众事件引发了社会不稳定因素，尤其在对一些民族情绪、民族矛盾、群众对立情绪的网络新闻、网络群众事件大学生更要保持高度自主理性的态度，正确的把握网络舆论方向。
（二）正能量传递者
大学生在参与网络活动中要运用所学知识积极与网络虚假信息作斗争，主动担当信息传播责任传递网络正能量。传播谣言、散布虚假信息，即利用网络共享、快捷、匿名等特点，为达到个人目的，肆意散布或传播一些无中生有的假信息，混淆是非的不道德行为也成为扰乱社会稳定的主要方面。目前，互联网媒体已经成为虚假新闻的一个重要渠道。“北京暴雨移花接木的照片”、“出血性大肠杆菌已入侵北京”、“艾滋病滴血事件”等一桩桩离奇的谣言之所以受网民拥趸，是由于网络受众组成复杂，文化素质水平良莠不齐，再加之网络传播速度空前，使不可信言论和谣言在很短的时间和空间内就通过跟帖、论坛讨论、微博、博客、QQ群等多平台传输到世界各个角落。虚假的网络新闻极大地降低了网络媒介的形象和公信力。虚假消息已成为网络媒体迫切需要破除的“公害”。大学生在网络受众群体中占有较大的比例，而且具有较高的专业素养，要敢于运用自身所学专业领域的相关知识来揭穿网络虚假信息，积极与网络虚假信息作斗争，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主动担当责任，把握好自觉主动原则、政治导向原则、安全流动原则和社会效益原则，激发网络的正能量。
（三）网络道德践行者
大学生在参与网络活动中要将自律与他律相结合，坚决抵制网络低俗文化的侵袭，成为网络道德的守望者。网络上侮辱诽谤他人、宣传暴力、恶意谩骂等不符合法律法规的内容；以直接或隐晦方式展现人体性部位，具有污辱性或性的文章、视频、动漫、图片等，非法的性广告，及不正当交友、散布色情交易等消息，容易诱发网络受众不良思想行为，困扰青少年正常的学习生活；包括走光和偷拍，及借助网络平台肆意传播他人隐私等侵犯他人个人隐私的内容；宣传婚外情、等违背家庭伦理道德和社会主义正确婚恋观的内容这些低俗的网络文化也通过网络媒介对大学生思想进行侵蚀。面对低俗的网络文化的侵袭，大学生要发挥自身特殊的影响力和引导力，主动践行网络媒介的道德守望责任。大学生在网络媒介实践中应明确自身的社会道德责任，在网络信息中积极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社会主义荣辱观，践行科学发展观；在网络信息中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践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道德。在网络信息中宣传权威的政策法规信息，展示大学生在社会生活中热情饱满的精神风貌，凝聚社会力量、牢固树立远大的理想信念、增强民族自豪感。自觉主动地以道德守望原则正确处理网络中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及网络受众利益的关系，成为网络道德的守望者。
（四）网络法治的维护者
大学生在参与网络活动中要严格遵守网络相关立法规定，防止网络犯罪行为的发生，维护虚拟网络空间的良好环境。在网络社会中网络受众身份的虚拟化，不但产生了大量的垃圾信息，更提高了通过网络犯罪的风险系数。网络的隐匿性和不健全的网络注册体系使得许多的网络参与者可以肆无忌惮的发表舆论，在网络上通过制造恐怖信息或不道德信息来诈骗、勒索的事已不少见。大学生与其它网络受众群体相比较，对不断升级的网络技术具有较强的猎奇心理，网络媒体的应用也成为《大学计算机应用》课程的一个教学环节，使得大学生具备了较强的网络专业知识，一定程度上极有可能利用虚拟空间中如电脑病毒、入侵防火墙等负面效应的手段，致使网络遭受攻击，陷于瘫痪。大学生使用所学网络技术进行诈骗的报道也层出不穷，如“海南一在校大学生靠网络诈骗敛财611万元”，“江苏一大学生虚假卖售信息进行诈骗被处罚金”等网络犯罪行为，大学生对于网络法律知识的漠视和淡薄，最终将自己送上了不归路。作为网络媒体运用者的大学生，不仅需要在知识层面丰富自己，更需要在法律和社会责任道德的层面上来武装自己，使自己成为网络立法的维护者。
三、网络媒介社会责任建设视阈中优化大学生道德养成教育的对策与建议
大学生群体是祖国培养的建设人才，是网民的主体，他们的网络道德行为文明与否、责任感高低直接影响到整个社会的未来。提高当代大学生的思想道德修养，强化大学生的网络道德责任意识是建设好网络的前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就是要培养大学生的道德修养，教育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增强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识。高校要把提高大学生网络道德素质作为一项基本政治任务来抓，正确的教育和引导大学生的网络道德行为，不仅要提高他们的网络道德意识还要增强他们对网络法律的全面了解。
（一）完善网络媒介法律道德体系建设，提高大学生对网络媒介法律知识的多元化学习
截止目前，我国网络立法涵盖了网络法律、网络行政法规、网络规章制度、和网络司法解释四个方面内容共计八十多部。2001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强调了加强网络道德建设的重要性，为网络道德建设指明了应该遵循的方向，为互联网道德建设提出了可操作性的原则。大学生作为网络受众的主体除了借助优秀的网络媒介资源传递社会正能量，体现新时期学生的道德意识，更应该学会运用法律的武器保护大学生群体生活的网络空间。完善大学生法律道德体系建设将具有亲和力，感染力，容易打动人、教育人，入心入脑、入骨入髓的网络法律道德教育应纳入到大学生计算机课程教学，不仅仅让学生掌握运用网络的基本技能，更应该让学生了解我国出台的相关网络立法，从而全面的规范大学生网上行为。大学生对网络媒介法律知识的学习，应采取多元化的教育方式，将网络立法的学习与网络实践相结合，将对学生网络道德的意识塑造与网络法律教育相结合，将校园网络文化建设与网络媒介文化建设相结合，建立符合学生特点具有时代特色的教育体系。
（二）高校要打造多样化的网络媒介社会责任建设平台进行引导和教育
青年作为互联网的最大受众全体，是网络高科技的应用者，因此，高校必须更新观念，树立阵地意识，科学地认识打造网络化德育平台的价值，引导和教育大学生科学正确的掌握网络。根据“积极发展，充分运用，加强管理”的原则，加强校园网络环境的引导、管理和控制。要充分发挥微博、微信、SNS（校内网）、BBS（校园论坛）等学生们在学习生活中关注的网络媒介，为学生构建积极向上的网络生活学习空间。作为高校教师也应该积极参与到和学生息息相关的网络生活中来，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有针对性的进行引导。促使学生树立正确的网络人际观，培养高校学生拥有良好的互联网媒介素养，加强大学生的网络道德教育。同时，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引领，推进校园电子网络系统等硬实力与校园文化等软实力建设，利用网络经常邀请有关领导和专家就大学生关注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进行对话，开展形式多样的网上道德教育活动，为大学生学习、生活提供服务，不断提高网络道德教育的亲和力。
思想政治教育是有组织、有计划、自觉地培养人的思想政治素质为目的的活动。随着时代的发展，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创新。在政治文明建设中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对人们进行政治理论教育，帮助人们树立现代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形成符合社会发展的共同价值取向以及促进本民族政治道德情操的不断升华。
市场经济使得大学生的价值取向、行为方式产生了深刻变化。一方面，市场经济环境下的竞争意识、危机感激励了大学生的成长。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竞争意识、功利主义淡化了大学生集体主义和无私奉献精神。如何使大学生在各种纷繁复杂的文化和思想、观念中保持主流意识形态，树立健康正确的文化心态，这给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运用社会道德模范进行积极引导就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中华民族历来有推崇道德楷模的传统，“见贤思齐”是古之明训，我们表彰的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实际上也是道德模范，是针对当时最需要突出表彰的道德行为的模范。现代教育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同时在社会思想道德领域也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这就需要我们学生工作者作出新的努力来及时应对。
一、对当代大学生进行社会道德模范教育的作用
社会道德是社会主体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社会的一种自觉认识和向往，对人们的行为起着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以社会道德模范为载体，有利于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力、渗透力，有利于提高当代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用社会道德模范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有以下几个作用:
1.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
对社会而言，社会道德模范具有明确的价值导向作用。社会道德模范包含着人们高度认同的共同价值观念，它能产生一种感召力和环绕力。这种感召力和环绕力能够将个体导向社会培养合格公民的目标和规格方向上来，引导人们为之共同努力。一个社会的发展，本质上体现为全民精神的进步。因此，优良的道德模范可以教育人、引导人、鼓舞人、塑造人，社会道德模范的高尚品质可以激励大学生升华道德认识。德国教育家第斯多惠说，教育艺术的本质不在于传授的本领，而在于唤醒、激励和鼓舞。用社会道德模范来教育大学生可以起到知行合一的作用。在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中，社会道德模范可以唤起大学生对高尚道德行为的崇敬，还可折射出激励、启发、催人奋发向上的价值取向，让大学生在耳濡目染中收到熏陶，达到精神上的鼓舞，在思想上起到强烈的共鸣，从而升华道德认识，逐步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形成正确的价值观。
2.从道德的角度上规范大学生的生活、学习习惯。
实践证明，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刻，由于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必然会带来种种矛盾和问题，除了需要一定的法则和制度以维持基本的秩序外，也需要道德规范人们的行为。道德模范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榜样，他们身上秉承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又彰显出新时代的崭新的精神风貌。这充分表明他们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群众基础，为大众所接受。将社会道德模范运用于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中可以使大学生行为规范化、系统化，最终升华为个人行为的准则。
3.在大学生中具有强烈的凝聚作用。
社会道德模范在和谐社会中发挥着巨大的精神支撑和力量凝聚作用。首先，如果没有共同前进的旗帜为灵魂，如果一个社会没有道德标准，那么就不可能把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整合起来，把各阶层的人们凝聚起来，也就不可能形成强大的合力与向心力。社会道德模范作为一种信仰和理想的集中表现形式，支撑起人们的精神世界。其次，社会道德模范作为价值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评判、凝聚功能，使社会和谐得以肯定。而道德在和谐文化与和谐社会建设中发挥着灵魂和指导的作用，它可以陶冶人们的心灵，激发人们建设社会的热情。
二、在当代大学生中形成社会道德模范教育的注意点
运用社会道德模范开展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是培养大学生自觉遵守道德规范，形成具有时代精神的大学生风范的重要手段和有效方法，是提高大学生素质的重要途径。在大学生中开展社会道德模范教育要注意以下几点:
1.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我们选树道德榜样，始终应注重坚持面向大多数，把重点放在基层，放在普通岗位上学习、工作和生活的大学生，着力发现他们在平凡学习生活上的不平凡创造，讴歌他们在普通学习生活中展现出来的可贵精神和高尚情操。通过加强社会道德榜样教育，可以让大学生在日常行为中加以对照，检查自己，做到自警自查、追求高尚的道德行为。而且在此过程中学生能表现出高尚的思想境界、道德情操，能积极参加道德实践活动，提升思想道德素质。
网络是以计算机技术为基础的“数字化生存方式”，网络社会是建立在高速的信息电子网基础上的“虚拟社会”，网络、网络社会当前正以特有的魅力影响社会生产和人们生活。网络社会与传统的以地理区域或意识形态为特征而划分的社会形态有明显的差异，特别是以自主、开放、多元等为特点的网络道德，似乎更加合乎人性，更能促进人和社会自由、全面的发展。所以，一定程度上，网络似乎更有利于社会道德的进步。
当然，任何事物都是对立统一的，信息技术在促进道德进步的同时，也造成了某些负面的、消极的影响:如道德冷摸现象的产生和人际情感的疏远;道德相对主义的盛行和无政府主义的泛滥;特别是网络犯罪、传播色情信息、网络文化侵略、破坏国家安全等网络道德失范现象，对传统道德规范带来了极大的冲击。
面对网络社会对道德发展的多面性，如何引导人网学生对大量的网络信息进行筛选，扬弃网络内容，加强网络道德教育，是摆在每一个教育工作者面前的一个紧迫而严峨的课题。
一、网络社会道德教育的机遇与挑战
国际互联网是一个开放的、资源共享的时空世界。来自I60多个国家的几百万个站点及众多用户，因其文化背景、政治态度、和价值观念不同，使得各种信息在网上交汇:合法的与非法的、有益的与有害的、有价值的与垃圾的、真的与假的、亦真亦假的，甚至各种道德的、非道德的、反道德的信息充斥网络空间，良芳不齐、沙泥俱下，对学生的身心健康和道德成长有着巨大的影响。
不可否认，网络社会不同信息之间的交流、碰撞乃至融合，开阔了学生的价值视野，与传统的教育信息源相比有更大的选择空间:一方面，他们可以比较各种信息、观点、价值取向的异同、优劣、善恶，甚至可以做出深人的探究、思考和反思，为自己的选择找到合理的根据，从而逐步发展起独立的思考、评价、选择的自主性人格，为学生的健康成长提供了开放的机遇和条件;另一方面，学生在一个无中心的、多元价值并存的“虚拟化、符号化”网络空间里，社会、家庭和学校难以监督和控制，各种法律、道德往往难以收效。如果学生缺乏道德自律，很可能放纵本身的欲念，偏离道德轨道。这种特点，也为引导学生选择主流、健康的道德规范提出了挑战。因此，教育学生使其明白在网络中应认同什么、吸纳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应该做什么，学会自我管理、自主选择、自我约束，是网络道德教育的深切呼唤。
二、网络内容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
网络虽然是技术层面上的东西，但网络负载的内容却包含有很强的价值性。这就需要我们通过教育，引导和帮助学生适时地走进、走出网络，对网络内容进行价值判断、价值选择，这就要求:一方面走进网络，我们应教会学生作价值的主人，结合个人的道德现状，在比较、分析的基础上，自主、合理地选择自己所应确立或改变的道德取向，以及所应遵从或拒绝的道德规范，并相应形成真正符合网络社会要求的道德品质，最大限度的发挥其对人发展的价值。另一方面走出网络，学生沉迷网络，如果不引导或是引导不当，就会导致自我迷失，甚至患上像毒瘾一样的“网络瘾症”，不利于学生身心健康成长。迄今为止，我国学校的道德教育基本上只是“教会顺从”，作为“受教育者”的学生从未被视为真正意义上的具有独立人格的主体，从未被允许对各种道德进行自主选择，这种教育与网络社会的要求相去甚远，必须进行调整。因此，我们应教会学生正确判断、正确选择，特别是在学校的德育教育中，应该转变观念，拓宽德育时空，进行以下几个改变:
(一)从观念上来说，应由封闭式转向开放式教育。正视学生已经走出课堂，走进网络，面对扑面而来的信息无所适从或饥不择食的现状，学校德育应顺应形势，因势利导，改变封闭性、一元性的特点，积极发展与网络社会相适应的开放性、多样性的教育，要引导学生走进不同制度的社会和历史的不同阶段所构成的信息时空，让学生经受信息的冲击和“洗礼”，通过不断的分析、比较、鉴别，设身处地，自主选择，从而增强学生自主选择能力和自觉抵御不良信息的能力。
(二)从途径上来说，应由认知式转向践行式教育，认识的目的在于指导实践，德育可起于认知又不止于认知，践行既是德育的重要途径，又是德育的重要目的，不良信息最容易从认知和践行的脱节之处打开缺口，重践行而达知行统一，是学生远离不良信息的重要保证。
(三)从态度上来说，应由接受式转向批判式教育。传统德育忽视培养学生的反省、批判精神，强调学生接受现成的观念和经验，对学生进行自上而下的教育;而网络德育则立足于学生本身的自我保护、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强调培养学生对网络信息、价值观念进行反省、批判处理，这也是国际教育的大趋势。注重学生的主体地位，注重学生的自身需要，使学生对网络信息的处理由被动变为主动，由消极转向积极。
(四)从标的上来说，应由拔高式转向基础式。传统德育无限拔高教育的目的在于塑造十全十美的理想中的人，这既违反辩证法，又不符合人之常情，所以常常事与愿违。而建立在基础教育之上的各种道德，如职业道德、网络道德、性道德等因为关系到人们的生存和发展而表现出蓬勃的生机，因此，学校德育应转向注重生活实践的基础教育，培养学生良好的个人品德和社会公德意识。
(五)从本质上来说，应由他律式转向自律式教育，网络行为主体的行为是在“虚拟实在”的情形下进行的，其身份、行为方式、行为目的等都能得到充分的隐匿和改变，模糊的观念和行为规范所体现的伦理道德，已很难再放到传统意义上的社会关系、社会实践中去认识、检验。所以，他律的不可靠性和不现实性，证明提高社会道德根本上还是靠自律，应引导、强化学生的自尊、自爱、自律、自信、自强，方可面对网络社会。
值得注意的是，教会学生选择决不能越姐代厄，不能包办、代替，老师应将自己定位在参谋者、引导者、教育者的位置:一则符合学生在发育期的心理特点;二则也是提高教育者素质，顺应素质教育的需要。
三、加强教育、提高素质、增强自我选择能力
网络社会存在先天不足—活生生的人在人机对话中退到了终端背后，作为一般的社会成员，无法知晓和监督其他社会成员，包括正在进行电子通讯者的所作所为，交往双方显然难以感受到对方的反应及其与自己的利益关系，人们受好奇、无知、展示创造性等原因的诱使，往往作出在物理空间难以作出甚至根本就无法做到的事，再加上网络中的“诱惑”和“陷阱”，所以网络既可以使人学好，也可以使人学坏，这一切均取决于网络使用者的素质，而要使学生们驾驭网络，要防止学生受到网络不良信息的冲击和影响，防止网上行为失范，提高他们的道德判断、自主选择能力，必须对学生进行文化、政治、道德、法制教育，通过这些社会化教育，帮助学生在思想上筑起政治、道德、法制防线。
(一)文化教育。文化素质的高低与一个人的政治觉悟、道德修养以及行为生活方式有密切的联系，是各种素质的基础。文化素质低导致视野狭窄、情趣低俗、意志力低、自控能力差，容易受到网络不良信息的影响，而且文化素质低也影响政治素质、道德水平的提高、法制观念的增强。所以，应利用各种渠道和信息加强文化教育，引导学生通过现代手段和技术，自觉学习中国、世界的优秀文化，优化学生网上思维方式，规范行为习惯。
(二)政治教育。进行政治教育可以提高学生在网络生存条件下的政治觉悟和政治分辨能力。由于互联网信息量大、传播速度快、价格低廉、上网不受限制等得天独厚的优势，网络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政治舞台或工具，如没有正确坚定的政治观念、政治信仰，就很容易在相互矛盾甚至激烈对抗的政治信息中迷失方向，所以必须要对学生进行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信仰教育，增强他们的政治敏感性和政治鉴别力。
(三)道德教育。进行道德教育，指导学生按社会需要和社会道德规范，把社会需要、历史责任、人类理想等转化为自身的内在需要和动机，调节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自我，引导学生在意志上筑起抵御不良道德的防线，这对克服网络不良信息的影响，防止网上发生失范现象，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价值观是人对事物的是非曲直、善恶美丑及其重要性的评价。正确的价值观关乎个人的价值取向、人生目标及前途。大学生群体价值观教育呈现出兼容性趋势，即在原有的以某种价值观为核心的单一价值观基础上呈现出多元价值观。多元化、冲突化的价值观给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提供了历史机遇，有助于大学生的价值维度不断拓宽，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不同价值维度间进行比较、鉴别和汲取，使其在对周围的事物，包括对学校、个人与社会生活乃至整个社会的意义的评价与看法上推陈出新，在多元化价值判断中明辨是非，从而有助于树立并巩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
（二）平均主义分配体制的突破和竞争意识的激发有助于德育功能的发挥
改革开放以来，原有的平均主义分配体制在社会分层的作用下逐渐式微，人的积极性得以提高极大，从而有助于大批人才的涌现和道德教育功能的发挥。多元化社会分层打破了平均主义的原有分配体制，人的积极性空前膨胀并不断提高，这对高校德育教育功能的发挥十分有利。鼓励“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引发人们思想观念的重大变革，极大地激发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客观上促进了竞争氛围的形成和人才的涌现，这符合于德育教育的激励原则，有助于德育功能的发挥。当代高校人才辈出所造成的浓厚竞争氛围符合高校德育教育的激励原则，客观上有助于发挥高校的德育功能并促进创新型人才的大量涌现，从而对整个社会有所贡献。平均观念为竞争意识所取代，大学生价值观教育工作的活力与动力得以极大地调动并被激发出来，有助于改进与完善德育工作的态度与方法并提高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工作的成效。
（三）用人体制、范围的突破、解构与人才流动有助于德育外部环境的改善
计划经济时代实行的传统用人体制使得个人被局限于某一个固定的单位中，个人的工作、学习、生活等活动无不严重依赖于其所属的单位，人才缺乏流动机会且流动频率低。而多元化的社会分层使得原有用人体制与壁垒被逐渐打破，人才的合理流动不断加快，一方面营造了高校开展德育工作的良好氛围，另一方面提供了学生思想解放和全面发展的客观条件。社会智力资源能否合理配置和知识结构的优化与整合有赖于社会上人才的合理流动。社会流动机制使道德教育的外部环境得以改善，有助于大学生不断增强开拓创新、竞争和效率意识，有助于大学生树立一种信念，即每个人的生命轨迹和理想抱负都有可能通过其学习知识、努力工作而获得改变和实现。同时，社会分层使人才得以合理流动，客观上促进了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也给德育教育的开展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有利于知识结构的优化整合和社会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
二、社会分层对高校道德教育提出的挑战
总而言之，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状况的主流是积极、健康、向上的。然而，毋庸讳言，部分大学生道德方面存在的问题比较严重。
（一）社会分层使得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进一步强化
当前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由于消极腐败、分配不公、不正之风等现象的存在而进一步强化，容易造成青年学生对社会分层的合理性的质疑，给思想道德教育工作提出了严峻挑战。一方面，部分学生由理想主义转向现实主义，更加关注实现自我价值而忽视社会整体价值的实现；无法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他人和社会利益的矛盾并表现出行为选择上的多变性、易变性；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至上思想在部分青年学中大行其道。另一方面，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的一些非正常现象导致“道德滑坡”、“道德失范”等现象加剧，部分大学生的道德情操出现诸多问题，诸如艰苦奋斗精神泯灭、诚实守信意识缺失，敬业奉献精神淡化，极端个人主义膨胀，实用主义抬头，社会正义感、责任感弱化，人际关系冷漠，团结协作精神消弭等。
（二）社会分层使得价值观念呈现多元化和紊乱化趋向
首先，价值观念日益个体化。不少大学生无法正确处理社会本位与个人本位的关系，个人本位超越社会本位乃至凌驾于其之上。部分大学生的个体意识随着个人本位意识的不断强化而极度膨胀，凡事以自我为中心，积极追求个人的利益需求和价值实现，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奉献服务精神淡化，甚至将其自我价值的实现与社会价值对立起来。其次，价值取向趋于功利化。部分大学生过于追求金钱、权力和地位，功利主义、实用色彩浓厚，过分看重其行为的实际功效。比如，一些大学生热衷于追求入党，却仅仅是将入党视为实现其个人利益的垫脚石和敲门砖，希望在就业择业时增加一些筹码。再次，价值追求趋于庸俗化。部分大学生的价值追求发生嬗变，价值观防线趋于失守，难以抵制不良之风的冲击和腐蚀，缺乏脚踏实地的奋斗精神、实现社会价值的理想追求，价值追求方面呈现出日益明显的拜金主义、庸俗主义等特点。最后，价值观的知行矛盾化。当代部分大学生虽然认识到正确的价值观念和价值追求的的重要性，但因其自律能力比较差，在实际生活中往往无法做到身体力行，以身作则，或者不能一以贯之，在处理价值观的知行关系上产生矛盾与对立。
（三）社会分层进一步加剧了大学生的心理问题
大学生与其他群体相比具有相似性，同时又有大学生群体自身的特殊性。大学生的生理上、心理均处于由不成熟到逐渐成熟的不断变化和过渡时期。尽管其生理方面基本成熟，但由于其阅历不深、社会经验相对不足，因而对自身缺乏全面而正确的认识，同时，由于其心理脆弱敏感而易于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和冲击，从而产生各种各样的心理冲突和矛盾。而社会分层造成的流动机制导致竞争不断强化，社会变化的节奏不断加快，工作、学习和生活的紧张度不断增强，使得大学生普遍感到心理压力增大，产生了诸如焦虑、抑郁、浮躁等心理困惑，“心理障碍的比例有上升趋势”。一方面，高校的评价标准呈现出日益多元化的趋势。由于家庭条件和受教育机会的差异，导致来源于不同阶层的大学生在综合素质方面产生了较大差异。面对日益多元化的评价标准，不同阶层的大学生的心态迥然不同，综合素质较好的学生基本能够从容自信地面对和处理，而部分综合素质较差的学生则日益出现无所适从和自卑情绪。另一方面，随着社会贫富差距在校园中日益显性化，物欲刺激导致部分学生心态逐渐失衡。来源于富裕家庭的学生往往表现出狂妄浮躁和张扬自负，而来源于贫困家庭的学生则往往表现为封闭抑郁、自卑敏感、自尊与自卑的冲突以及忧郁与焦虑的并存，贫富差距的巨大落差及经济重负甚至使其出现逆反心理，对周围的人和事心存怨恨，从怨恨父母家庭发展到怨恨他人、社会，甚至有的因心灵扭曲而出现“仇富”心理，有的则不思进取而自暴自弃，有的追求高消费、盲目攀比，甚至因此步入违法犯罪的歧途。
三、社会分层视域下大学生道德教育的路径选择
社会分层的客观现象既给当代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工作带来了积极影响和机遇，同时，也给大学生德育工作提出了严峻挑战，要求高校德育工作者从新视角、新路径来推进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工作。
（一）坚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以引导学生正确对待社会分层现象
社会分层造成的日益物质化、经济化倾向使许多大学生过于关注物质领域的追求，而对人文情感、理想信念和道义力量的追求日益淡化。因此，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加强人文主义和理想主义教育，纠正片面重视物质利益的思想。社会主义人文精神的根本点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主旋律，反对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低级情趣；其根本任务是使学生树立科学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其内容包括进行情感意识、创新意识、、协作精神和生态意识等教育，使学生成为爱祖国、爱人民、爱社会主义，爱惜生命关、心他人，具有崇高责任感、使命感和健全人格的公民。引导大学生学生理解并认识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竞争无可避免，随之而来的社会阶层分化属于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而合理的社会分层属于正常的社会现象并给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更多活力，有效地激活了人的巨大潜能，使积极进取向上的社会竞争意识与机制得以形成。强化社会分层的正功能和正能量，树立正确的社会分层观和流动观，使学生保持健康向上的积极心态，引导学生参与公平正当的竞争，倡导诚信守信的价值理念，又要树立“爱拼才会赢”的竞争意识，让学生意识到其社会地位改变的有效途径就是其自身的努力。
（二）注意道德教育的层次性以增强其针对性
高校学生德育工作应注意道德教育的层次性问题，其现实依据就是高校学生出身于不同社会阶层社会分层和社会分层对学生价值观产生影响这一客观事实。一方面，对部分来自于低收入社会阶层家庭的学生来说，要着力于表扬其勤勉踏实、艰苦朴素等优点，鼓励其克服自卑心理，积极主动地融入于学校集体生活，踊跃参加社会实践，对其自身的生活环境和源于别人的帮助要有正确的看法，直面现实生活，保持开放乐观的心态，使其树立自立、自强的意识，通过努力实现其人生目标并改变其社会地位，从而使自己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同时，在德育教育中要呵护好其自尊心。另一方面，对部分来自于高收入社会阶层家庭的学生来说，要着力于表扬他们表现积极、性格开朗、求知欲强、兴趣广泛和知识面广等优点。针对其因物质生活优越而产生的自私自利、奢侈浪费和炫富行为等不足，引导其追求物质生活的“平民化”意识和精神生活的“贵族化”意识，从而树立正确的金钱观、价值观。通过营造一些受挫情境使其抗挫折能力得以增强，使其懂得劳动的伟大与生活的艰辛，抑制其好逸恶劳的习性，树立科学合理的消费观，使其意识到目前家庭给其提供的优越的生活环境并不意味着以后其前途注定会比别人而更好，将来的社会地位就注定会比别人更高，个人的人生目标唯有通过自身努力奋斗才能得以实现。
（三）注重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落实“以人为本”的理念
社会分层使得大学生群体的差异性更加突出。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指出：“加强和改进道德教育工作，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用正确方式处理人际关系。”必须以人为本，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切实提高高校德育教育的实效性和针对性。社会分层现象是不争的客观事实，社会各阶层因其所拥有的经济资源、组织资源和文化资源的数量多少不同及综合实力的强弱而确立了其在社会阶层结构中的“社会阶层位序”。高校不能以社会阶层位序的眼光看待学生。通过营造和谐的社会氛围，立足个人的人文关怀，实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社会和谐这一四位一体的目标。社会分层的现实背景导致部分大学生的心理问题层出不穷、与日俱增，由此，要本着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加强对其进行心理关怀和疏导，促进其自由、全面的发展，这是当前高校德育工作中一项意义重大而日益紧迫的战略任务。
（四）加强德育实践以正确理解社会分层现象
加强大学生德育实践是深化大学生德育内涵的重要环节和有效平台，是衡量和检验大学生道德教育效果的重要标尺。德育教育中的实践性环节有助于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有助于提高其道德判断和道德选择能力。关注并把握大学生的思想动态，将做人做事的基本道理转化为大学生的良好行为习惯，有助于提升高校思想德育教育的效果。大学生群体并非生活在“象牙塔”和真空之中，他们无时无刻不在与社会发生着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因此，要解决其思想困惑，不能简单地与其空谈理想信念和道德追求。要正视客观存在的社会分层现象和社会问题，不能采取回避态度，要把上述问题作为德育实践的首选内容，让学生通过开展各种社会活动得以接触社会生活中的各个阶层，全面了解各个社会阶层的生活状况和真实的社会面貌，给自己一个正确而科学的社会定位。同时，对一些与学生密切联系的问题和社会现象要做出科学合理的理论分析，引导学生辩证地看待社会现象以唤起其社会责任感，引导其为努力改变不良社会现象而做出努力。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是道德从外化到内化必须经过的个不断循环往复的过程。要不断总结实践经验，组织学生敞开心扉谈体会，给学生以足够的反思空间，从而把德育实践转换为学生的自觉行动，实现高校德育内容的内化和德育工作“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境界与效果。
社会理想的概念十分广泛。它涉及社会学、文化学、伦理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多学科领域。人们对社会理想的理解歧义颇多，莫衷一是。我们认为，对社会理想的正确认识和宏观把握应围绕着这样一个基本核心，即社会理想是一定社会或阶级对未来社会发展图景的总体设计，和社会成员对此设计的奋斗目标的共同追求。社会理想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一个统一的整体。从理想所属的对象（主体）来看，可分为社会的理想和个人的社会理想。
社会的理想对个人来说，是前进的奋斗目标，是人生的精神支柱；对社会来说，则是对未来发展前景的设计，是民族凝聚力的体现。它们两者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离开了未来社会的理想，个体的理想追求就会偏离社会发展的轨道；离开了个体的理想追求，社会的理想就会成为空中楼阁。因此，社会理想是社会的设计与个体的追求的统一，亦即社会的理想与个人的社会理想的统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个人的社会理想仍属于个人理想的范畴，它与个人的生活理想、职业理想、道德理想是并列的关系。那种把个人的理想与社会的理想割裂开来甚至绝对地对立起来的观点，是一种机械的观点。个人的理想与社会的理想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它们之间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社会理想无论是社会的设计，还是个体的追求都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政治的、经济的、科学的、文化的、道德的等方面的理想。而我们通常所说的社会理想却往往仅指政治理想这一方面，这显然是不够的。还有的把道德理想仅仅看成属于个人理想的范畴，这也是一种片面的观点。当然，我们并不否认政治理想在社会理想中具有核心地位和决定性作用，也不否认道德理想在社会理想中的重要意义，但我们毕竟不能以偏概全，以部分等同整体。
我们探讨社会理想的构成，是为了确立全面的科学的社会理想观。科学的社会理想观必须具备两个重要的条件，其一是社会理想必须符合社会发展的宏观规律和时代的要求，具有客观必然性；其二是社会理想必须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和要求，能够成为一定社会、阶级、集团成员的共识并为之奋斗的目标，使
其具有现实的可行性。一定社会、阶级的绝大多数成员对社会设计的认同和对奋斗目标的追求，就凝结成为一种共同的理想。我们今天所说的对青少年的社会理想教育就是特指现阶段的共同理想教育。
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就是现阶段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从整体上来把握这一共同理想的内涵，我们就会发现，它涉及到社会理想的各个方面：政治上民主、经济上富裕、科学文化发达、社会文明，等等，并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为主线，贯穿在各个组成部分之中。对青少年进行社会理想教育就在于通过这一共同理想的教育，把社会的理想内化为个体的意识并转化为自觉的实践，使自身的精神需要和追求目标调整到社会理想的轨道上来，使青少年坚定社会主义的信念，从而提高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二、适应改革开放新形势的要求，坚持理想教育的社会主义方向
教育的根本问题是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是社会主义教育的本质规定。社会理想教育是一项旨在培养有理想的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在青少年社会理想教育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就成为一种客观的必然。
我们正处在改革开放的时代，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加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初见端倪。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我们集中精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仍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青少年将是被争夺的主要对象。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必然会反映到教育上来。因此，坚持理想教育的社会主义方向在当前就显得尤为重要。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的几种错误认识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一是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来否定社会理想教育中的社会主义方向；二是以我们所处的历史阶段来否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科学性；三是以社会生活中的某些不合理现象来否认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等等。这些深层次的思想认识问题，必须通过社会理想教育实践逐步加以澄清和解决。
坚持理想教育的社会主义方向，要求我们在青少年社会理想教育中，必须把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同现阶段的奋斗目标结合起来。我们党的最高理想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个最高理想都是共产党人和先进分子的力量源泉和奋斗目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就是我们党把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同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这样一些具体的现实的奋斗目标相结合的产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就是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在现阶段的具体体现。现阶段我们所进行的社会理想教育就是要用振兴中华、实现四化去动员和鼓舞青少年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事业中去，最终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
社会理想与社会现实的关系，是社会理想教育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社会理想是对未来社会发展可能性的预测和理论的概括，科学的社会理想是明天的现实。因此，我们在进行社会理想教育中，既要坚持社会理想的科学性和原则性，又要实事求是地面对现实，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正确认识社会理想和社会现实的辩证关系。不能因为我国落后的
社会生产力以及某些不合理的社会现象的存在而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产生怀疑，更不应该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丧失信心。邓小平在1989年曾指出，“对于艰苦创业，对于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将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种教育都很少，这是我们很大的失误”。
三、从青少年的理想特点出发，提高社会理想教育的针对性
青少年时期是一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社会理想观形成的重要时期。青少年社会理想的形成是以对社会理想的认知为基础的，这是个体社会理想形成的准备阶段。在此基础上进入社会理想的设计阶段，这一阶段的社会理想是与个人的生活理想、职业理想密切关联的。随着自我教育能力的提高和社会理想教育的促进，个人理想升华到高层次阶段，表现为对社会理想有着内在的体验和行为上的追求。低层次理想的发展孕育着高层次理想的胚芽，是高层次理想产生的基础；而高层次理想的产生是低层次理想的升华。青少年社会理想教育必须根据这一特点，欲高先低，循序渐进。
对青少年进行社会理想教育，首先必须科学地确立社会理想教育的目标。社会理想教育目标的确立，要坚持从实际出发，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面向共产主义的未来，遵循青少年社会理想形成的发展规律。我们要通过社会理想教育，使青少年树立科学的社会理想观，立志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成为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是社会理想教育根本目标之所在。当然，社会理想教育目标可以进一步具体化、层次化。青年和少年有不同的要求，工人、农民和青少年学生也有不同的社会理想，但其精神实质是一致的，就是为了在共同理想的旗帜下，形成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只要愿意为祖国富强、人民幸福贡献自己的青春和力量，就应该团结起来，共同为振兴中华、实现四化而奋斗。
随着我国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和普及，网络作为一种新的信息传播工具，已成为当代青少年获取知识和各种信息的重要渠道，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起着积极的作用。从发展趋势上看，网络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青少年的重要生存和生活方式，成为他们社会化的又一广阔空间。虚拟社会化作为青少年社会化的新范式，随着网络的发展应运而生。我们在充分享受网络带给我们的便利时也不能忽略虚拟社会化进程中出.现的种种网络道德问题。近年，越来越多的网络道德行为失范间题，不仅直接危害着网络的正常有序运行，对青少年健康人格的形成也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因此，必须加强青少年网络道德教育，确保其虚拟社会化进程的顺利进行。
一、虚拟社会化的含义及特点
在人的社会化的过程中，按照施化者的性质，我们可以将“人的社会化”分为真实社会化和虚拟社会化。真实社会化是传统的社会化范式，是在家庭、同辈群体、学校和传统大众传媒中进行的社会化，其主要特征是施化者的真实性、确定性及受化者的被动性比较明显。虚拟社会化是在电子传媒尤其是网络中的社会化。从当前的发展趋势上讲，现代青年对网络的依赖性将越来越强，虚拟社会化作为信息时代不可避免的衍生物将会对青少年的发展起到极其深刻的推动作用，而青少年作为上网群体的主力军自然会受到更强有力的冲击。具体而言，作为一种与传统社会化范式(真实社会化)迥异的社会化机制，虚拟社会化呈现出以下几个特征。
首先，虚拟社会化范式中的施化者具有虚拟性，即对青少年社会化产生巨大影响的施化者由真实社会变成了虚拟的网络社会，这就决定了施化者自身的多变性和不确定性。这一特点使得青少年在虚拟社会化进程中更加顺利地实现社会化的核心内容—对社会角色的扮演。社会化的核心内容是学习扮演社会角色，即依照社会对人的要求和标准学会承担特定的社会角色，实现角色期待与角色整合。作为施化者的虚拟网络空间为青少年提供了角色扮演的极好场所。青少年在虚拟环境中以戏剧化的交往行为来体会不同角色的需求和情感，在角色预演和角色换位中正确理解角色内涵、缓解角色紧张、解决角色冲突，而这一切得以顺利实施的前提便是虚拟社会化中施化者的虚拟性，是它为青少年顺利实施角色转换提供了反复实践的机会。
其次，虚拟社会化范式中的社会互动呈现出新的面貌。与真实社会化相比，虚拟空间里的社会互动，有助于青少年建立新型的社会关系，拓展社会化范围。青少年要实现自身的社会化，必须首先使自己融人一定的既有社会关系中去，以满足各种社会需要。网络作为一种先进工具和更为广泛公开的媒体，通过全方位、多层次、高速度的信息传输为青少年提供了更为广泛的社会交流机会，使青少年的社会化一开始便突破传统的时空局限，从而得到空前的延伸和发展。在虚拟社会这一特殊的交往环境中，青少年会随着网络信息的流动以“点对面，’的交流方式将自己融会到“无线”的网络群体之中，社会接触范围成倍增大，更有助于青少年建立新型社会关系，拓展自身的社会化范围。
再次，虚拟社会化的个性化内容，使青少年自我实现的受化方式得到了增强。社会化不仅是一个把人模式化的过程，更是一个使人积极实现其个性化的过程。在虚拟社会化条件下，个体具有更多的选择自主性。受化者可以根据自己的不同需要选择适合自己的社会化方式。这种自主选择其实也是青少年社会化从传统的教化向自我社会化的转化的体现。可以说，虚拟社会化的“受化”方式，使青少年的主体能动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使“自我实现”的趋势得到增强。
最后，在虚拟社会化进程中行为方式的社会化与角色规范的社会化脱节。在无强制性约束力的虚拟空间里，青少年的角色认同出现了真实社会化进程中不曾有过的巨大困难。青少年正处于情感体验和情绪大震荡的时期，在此过程中，他们必须将自己置于现实的人际互动中实现对自己行为方式的规范，并完成对于自己所扮演社会角色的任职。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中的人际互动方式、情感交流方式、角色转换方式都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虚拟社会化极大影响了青少年的人际互动方式，使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往关系被脱离现实的人际关系所替代，久而久之便造成了现实人际交往的障碍，导致社会互动受阻，使得青少年行为方式的社会化与角色规范的社会化严重脱节。他们在虚拟社会中无法找到正确的行为规范和角色整合模式，无法依照社会对人的要求和标准学会承担特定的社会角色，遵循正确的交往行为方式。
二、虚拟社会化进程中的青少年网络道德现状
虚拟社会化对青少年现有的道德认知、情感、意志、行为等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这种冲击的恶的一方面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道德观念的淡化
在互联网中，网民们以“虚拟身份”进行网络交往，而不必承担任何社会责任，这就为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提供了繁衍的土壤。有学者称21世纪为“道德方面采取相对主义的世纪”。其实无论是道德相对主义还是无政府主义，都是青少年网络道德观念淡化的体现，其实质都可以归结为个人主义。这种网络世界里的个人主义，随着虚拟社会化的推进呈现出不断蔓延的趋势，许多青少年都受其蒙蔽、欺骗、蛊惑。
(二)道德心理的弱化
虚拟社会化在消除了人们交流、沟通的地域、时间限制的同时，疏远了人际情感，弱化了人的道德心理，最终将有可能导致人际关系的疏远、淡漠与紧张，造成个体对于现实社会中他人生存状况的漠不关心。这种道德心理的弱化对于网民自己也无疑是一种“慢性自杀”。这种道德心理弱化现象在青少年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这对于青少年的社会化进程造成了极大的障碍。
(三)道德人格的异化
伴随着网络而生的“网络成瘾”、“网络心理障碍症”引发了青少年的人格障碍，造成了青年社会化的人格缺陷。所谓“网络成瘾”，指网民完全沉溺于数字化的在线空间中不能自拔，使得青少年不能有效实现客观世界和虚拟世界之间的角色转换，因而形成心理错位和行动失调问题。正因为网络为人提供了变换角色的机会，青少年常常会产生角色认同危机或角色混淆，造成自身的角色迷失或双重人格。 (四)道德认知的混乱
青少年社会化的内涵包孕着他所处民族、国家特有的文化价值观、思维方式、情绪体验，但因特网中大量的西方文化垃圾很容易促使尚处于世界观、道德观认知期的青少年模糊自己对本民族文化的确认，对传统道德观念的认知，这就使得民族文化中有价值的主流意识形态倾向也慢慢被消解和融化，由此可能导致民族凝聚力的下降和青少年在道德认知上的混乱、冲突.、迷失。
(五)道德行为的失范
当网络以.其方便、快捷、高效的优势迅速普及时，网络空间的道德现状却异常混乱。传统道德在全球性、全方位、开放性的“网络社会”面前显出了它在某些方面的无能为力。现实伦理关系中大多为面对面的直接关系，道德规范的实施主要借助于社会舆论的监督和人们内心的道德自律来实现，因此人们的道德行为在外界制约和内在约束共同作用下自觉服从于传统道德规范。而网络社会中，这种外在的“道德制约”和内在的道德自觉之间的统一被自由、无序的网络秩序所打破，网络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体现出其间接作用性。这种情况下，道德对人的约束力越来越依赖于人内心的道德信念，直接道德舆论抨击难以像在现实中一样起作用。与此同时，新的网络领域里又尚未形成新的统一的道德规范，大量的网上行为处于既不受既有道德规范的制约，又无新道德规范可依的状态，加上青少年自身好奇心强、自控能力弱等特点，从而诱发了大量的失范行为。如侵犯他人知识产权、侵犯他人合法权益、传播精神垃圾、网络言行随意放纵、网络价值观模糊等。
三、在虚拟社会化进程中加强网络道德教育，推动网络道德建设
当代.青少年网络道德现状不容乐观，加强青少年网络道德教育，提高青少年网络道德教育的时效性已经成为教育工作者的重要任务。无论从网络发展状况还是从青少年自身特点等方面讲，加强青少年网络道德教育都有其必要性。
网络道德是现实社会中既有道德的延伸，又具备与既有道德不同的许多特点和规律，因此，我们在进行青少年网络道德教育的过程中必须针对其特点，遵循其规律，坚持一定的基本原则，使青少年能够树立起正确的网络道德观。
实施青少年网络道德教育应采取以下方法。
首先，从社会的角度来讲，应该尽量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这是一件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才能完成的事业。我们应当尽力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整合传统道德资源。从广博的传统道德文化中汲取营养，完善既有的道德体系，对青少年进行传统的道德文化教育，增强青少年对于民族文化、传统道德的认同感，确保他们即便是处在网络空间中也能以固有的自律意识，做到遵守网络道德规范。除此之外，还应该实施网络道德规范化和网络管理法律化，以有效而成熟的法律和道德规范来约束学生的网络交往行为，形成传统文化与当代中国实际相互兼容、行之有效的网络道德教育体系。
当今世界，风云变幻，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社会领域的急剧变迁，引发出的一系列伦理道德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因此，学校道德教育已成为全人类共同关注的课题。通过中西方学校德育的差异分析，找出自身的优势和不足，借鉴西方先进的德育经验，这对于加强和改进我国学校德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中西方学校德育的差异分析
1．德育概念上的差异
“德育”，顾名思义，是“道德教育”的简称。西方国家的“德育”的确指的是道德教育，而我国则认为这只是狭义的德育，广义的德育则包括道德教育、政治教育、思想教育，甚至还包括心理教育、法制教育等等。我们知道，人类最初的道德规范同其他社会意识方面的规范是浑然一体，融于习俗之中的。西方“德育”一词（拉丁语mores）原意即近于习俗，因此道德教育最初即为“习俗教育”，也即“社会意识教育”。到了近代，西方社会随着生产领域及社会生活领域的分化，社会关系日趋复杂化，浑然一体的社会意识渐次分化，形成政治、法律、宗教、道德等相对独立的社会意识形态。道德规范成为独立的社会意识形态后，一方面同政治规范、法律规范、宗教规范并存，另一方面又渗透着政治、法律、宗教的成分，与此相应，西方的道德教育，一方面从社会意识教育中独立出来，与政治教育、法制教育、宗教教育相互并行，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渗透着政治、法律、宗教教育的成分。中国则不然。我国古代就以“道德”囊括各种社会意识，近代社会意识虽在分化中，但分化不充分，传统影响甚大，以致至今仍以“德育”包容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教育。
2．德育内容上的差异
应该肯定，中西方学校德育内容都是极为丰富的，但其侧重点不同。相对来说，中国重视家庭伦理教育，而西方重视社会公德教育，产生这种差别是因为双方的社会结构不同。
在中国，“家庭”“宗族”的地位特别突出，而“社会”意识却非常淡薄，人们往往把“社会”等同于“国家”或“家庭”，甚至把“家”与“国”也等同起来。家庭生活道德规范与社会生活道德规范相通而融为一体，因此，中国德育的内容中家庭伦理成分多一些，“家庭伦理外化”、“社会公德弱化”现象也比较严重，而西方社会中个人和团体的地位比家庭和宗族的地位要高，所以他们特别重视社会公德教育。
3．德育方法上的差异
我国有着悠久的德育传统。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我国学校德育比较重视向学生传授系统的道德知识和培养学生的道德行为习惯，并强调学生自身的“内省”和“了悟”，因此，在德育方法上比较常用说服教育、榜样示范、情感陶冶、实际锻炼、修养指导等。而西方社会由于受民主、自由、尊重人格尊严等价值观的影响，在认知发展道德教育理论、存在主义道德教育理论、人本主义道德教育理论、价值澄清理论等指导下，更加注重对学生的道德思维能力、道德敏感性的培养，从而比较推崇道德讨论、案例研究、角色扮演、价值澄清等德育方法。
二、西方学校道德教育对我们的启示
1．合理界定“德育”概念
德育即道德教育，扩大德育的外延，把政治教育、思想教育，甚至法制教育、心理教育都纳入进来，这对以上各方面的实施都是不利的。品德的形成、世界观和人生观的确立、政治觉悟的提高、法制观念的明确、心理的发展各属于不同层面的问题，其过程与机制相差甚大，不能以一样的手段、方法，通过一样的途径，遵循一样的原则来实施。如教育实践中学生的许多心理问题被冠以“品德问题”处理，不但无效，反而有害。相对而言，道德教育的研究比较深入，理论建树也比较多，而思想教育、政治教育的理论研究却几乎还是一片空白，在概念上若把它们混为一谈，这既不利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和理论建设，也不利于道德教育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此外，我国使用的是“大德育”概念，而西方国家使用的是“小德育”概念，这也不利于我国与西方国家进行交流和对话，不利于我们充分地从西方国家的德育研究成果上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
2．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文化的精华
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文化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繁衍发展的重要精神支柱。无论是海内外新儒家，还是阿尔多诺·汤因比、赫尔曼·卜尔等世界著名的思想家，他们都认为这种道德文化能够促进国家乃至世界的健康发展。新儒学的勃兴，除了本身在理论上进一步的深化和完善以外，很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富于儒家文化血统的日本、新加坡、韩国以及香港地区、台湾地区“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从而使新儒家在论证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对经济现代化起促进作用时，获得了最有利的证明。李光耀在总结自己治理新加坡40年的经验时指出，在新加坡的总人口中76%是华人，华族文化注重五伦，他们把社会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而不接受美国人那种无限的个人主义；他们坚信教育和学业成就能为个人、家庭和国家带来好处，因此都主张培养子女，让他们接受训练和教育。这样，新加坡变成了一个凝聚力更强的社会，培养了技术和知识与日俱增的人民，有了一批最富才智、办事能力强的精英分子，加入参政治国的行列，从而加速了经济增长，使新加坡成为一个有秩序、犯罪率低的社会，这和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是—致的。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发展成就，也使新儒家为自己的观点找到了新的论证材料。新儒学思想由海外波及国内，并同国内新儒学思想彼此呼应而风靡全国，归根结底也是因为顺应了国内改革开放、经济发展、振兴经济的大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把儒家经典作为幼儿道德启蒙教材，可见儒家道德文化在人们心目中已重新受到青睐并有重振雄风之势。
3．吸收和借鉴当代西方德育理论、方法、模式
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讲话中说：“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式。”西方道德文化中的优秀成分无疑是人类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所以我们应当积极地吸收到民族道德文化结构和民族道德心理结构中去。西方是在多元化政治、多元化政党和多元化信仰的社会背景下形成了以自由、平等、尊重、法制、人权等价值观为核心的稳固道德价值体系的。虽然道德教育理论派别林立，虽然也有社会危机和社会动荡，但这个体系始终没有被冲垮。我们只有在继承和发扬优秀历史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吸收和借鉴西方道德中对我们有用之处，才能建立起符合我国国情的稳固的德育体系。
当代西方学者在对道德教育现象进行微观研究时提出了许多道德教育理论，如存在主义道德教育理论、认知发展道德教育理论、价值澄清理论、人本主义道德教育理论、体谅关心道德教育理论等等，这些理论不仅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提出了道德教育的基本原理，而且还设计出具体的操作模式。例如柯尔伯格等人主张围绕道德两难问题组织学生进行道德讨论以促进学生道德判断力的逐步提高；拉斯思等人设计了丰富多彩的问题情境帮助儿童价值澄清；麦克菲尔、诺丁斯等人主张尊重儿童人格，引导他们设身处地地去体谅他人、学会关心，动之以情地开展道德教育；谢佛提出要形成一种与儿童道德发展水平相适应的道德气氛；纽曼设计的社会行动模式以培养学生作用于事物、影响他人和开展公务活动的能力。
总之，当今学校德育的重心应从单纯传授系统的道德知识和训练良好道德行为习惯转向注重培养适应当代价值多元特点的道德判断力、道德敏感性、道德行为能力，从重视直接的道德教学转向强调间接的道德教育，从封闭的学科性教材转向开放的情景性教材，从以教师的教导、说服、劝诫为主转向以学生的小组讨论、角色扮演、社会实践为主。
参考文献：
[1]鲁洁，王逢贤．德育新论[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
[2]黄向阳．德育原理[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当今世界，风云变幻，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社会领域的急剧变迁，引发出的一系列伦理道德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因此，学校道德教育已成为全人类共同关注的课题。通过中西方学校德育的差异分析，找出自身的优势和不足，借鉴西方先进的德育经验，这对于加强和改进我国学校德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中西方学校德育的差异分析
1．德育概念上的差异
“德育”，顾名思义，是“道德教育”的简称。西方国家的“德育”的确指的是道德教育，而我国则认为这只是狭义的德育，广义的德育则包括道德教育、政治教育、思想教育，甚至还包括心理教育、法制教育等等。我们知道，人类最初的道德规范同其他社会意识方面的规范是浑然一体，融于习俗之中的。西方“德育”一词（拉丁语mores）原意即近于习俗，因此道德教育最初即为“习俗教育”，也即“社会意识教育”。到了近代，西方社会随着生产领域及社会生活领域的分化，社会关系日趋复杂化，浑然一体的社会意识渐次分化，形成政治、法律、宗教、道德等相对独立的社会意识形态。道德规范成为独立的社会意识形态后，一方面同政治规范、法律规范、宗教规范并存，另一方面又渗透着政治、法律、宗教的成分，与此相应，西方的道德教育，一方面从社会意识教育中独立出来，与政治教育、法制教育、宗教教育相互并行，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渗透着政治、法律、宗教教育的成分。中国则不然。我国古代就以“道德”囊括各种社会意识，近代社会意识虽在分化中，但分化不充分，传统影响甚大，以致至今仍以“德育”包容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教育。
2．德育内容上的差异
应该肯定，中西方学校德育内容都是极为丰富的，但其侧重点不同。相对来说，中国重视家庭伦理教育，而西方重视社会公德教育，产生这种差别是因为双方的社会结构不同。
在中国，“家庭”“宗族”的地位非凡突出，而“社会”意识却非常淡薄，人们往往把“社会”等同于“国家”或“家庭”，甚至把“家”与“国”也等同起来。家庭生活道德规范与社会生活道德规范相通而融为一体，因此，中国德育的内容中家庭伦理成分多一些，“家庭伦理外化”、“社会公德弱化”现象也比较严重，而西方社会中个人和团体的地位比家庭和宗族的地位要高，所以他们非凡重视社会公德教育。
3．德育方法上的差异
我国有着悠久的德育传统。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我国学校德育比较重视向学生传授系统的道德知识和培养学生的道德行为习惯，并强调学生自身的“内省”和“了悟”，因此，在德育方法上比较常用说服教育、榜样示范、情感陶冶、实际锻炼、修养指导等。而西方社会由于受民主、自由、尊重人格尊严等价值观的影响，在认知发展道德教育理论、存在主义道德教育理论、人本主义道德教育理论、价值澄清理论等指导下，更加注重对学生的道德思维能力、道德敏感性的培养，从而比较推崇道德讨论、案例研究、角色扮演、价值澄清等德育方法。
二、西方学校道德教育对我们的启示
1．合理界定“德育”概念
德育即道德教育，扩大德育的外延，把政治教育、思想教育，甚至法制教育、心理教育都纳入进来，这对以上各方面的实施都是不利的。品德的形成、世界观和人生观的确立、政治觉悟的提高、法制观念的明确、心理的发展各属于不同层面的问题，其过程与机制相差甚大，不能以一样的手段、方法，通过一样的途径，遵循一样的原则来实施。如教育实践中学生的许多心理问题被冠以“品德问题”处理，不但无效，反而有害。相对而言，道德教育的研究比较深入，理论建树也比较多，而思想教育、政治教育的理论研究却几乎还是一片空白，在概念上若把它们混为一谈，这既不利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和理论建设，也不利于道德教育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此外，我国使用的是“大德育”概念，而西方国家使用的是“小德育”概念，这也不利于我国与西方国家进行交流和对话，不利于我们充分地从西方国家的德育研究成果上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
2．继续和发扬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文化的精华
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文化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繁衍发展的重要精神支柱。无论是国内外新儒家，还是阿尔多诺·汤因比、赫尔曼·卜尔等世界闻名的思想家，他们都认为这种道德文化能够促进国家乃至世界的健康发展。新儒学的勃兴，除了本身在理论上进一步的深化和完善以外，很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富于儒家文化血统的日本、新加坡、韩国以及香港地区、台湾地区“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从而使新儒家在论证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对经济现代化起促进作用时，获得了最有利的证实。李光耀在总结自己治理新加坡40年的经验时指出，在新加坡的总人口中76%是华人，华族文化注重五伦，他们把社会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而不接受美国人那种无限的个人主义；他们坚信教育和学业成就能为个人、家庭和国家带来好处，因此都主张培养子女，让他们接受练习和教育。这样，新加坡变成了一个凝聚力更强的社会，培养了技术和知识与日俱增的人民，有了一批最富才智、办事能力强的精英分子，加入参政治国的行列，从而加速了经济增长，使新加坡成为一个有秩序、犯罪率低的社会，这和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是—致的。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发展成就，也使新儒家为自己的观点找到了新的论证材料。新儒学思想由海外波及国内，并同国内新儒学思想彼此呼应而风靡全国，归根结底也是因为顺应了国内改革开放、经济发展、振兴经济的大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把儒家经典作为幼儿道德启蒙教材，可见儒家道德文化在人们心目中已重新受到青睐并有重振雄风之势。
3．吸收和借鉴当代西方德育理论、方法、模式
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讲话中说：“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治理方式。”西方道德文化中的优秀成分无疑是人类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所以我们应当积极地吸收到民族道德文化结构和民族道德心理结构中去。西方是在多元化政治、多元化政党和多元化信仰的社会背景下形成了以自由、平等、尊重、法制、人权等价值观为核心的稳固道德价值体系的。虽然道德教育理论派别林立，虽然也有社会危机和社会动荡，但这个体系始终没有被冲垮。我们只有在继续和发扬优秀历史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吸收和借鉴西方道德中对我们有用之处，才能建立起符合我国国情的稳固的德育体系。
当代西方学者在对道德教育现象进行微观研究时提出了许多道德教育理论，如存在主义道德教育理论、认知发展道德教育理论、价值澄清理论、人本主义道德教育理论、体谅关心道德教育理论等等，这些理论不仅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提出了道德教育的基本原理，而且还设计出具体的操作模式。例如柯尔伯格等人主张围绕道德两难问题组织学生进行道德讨论以促进学生道德判定力的逐步提高；拉斯思等人设计了丰富多彩的问题情境帮助儿童价值澄清；麦克菲尔、诺丁斯等人主张尊重儿童人格，引导他们设身处地地去体谅他人、学会关心，动之以情地开展道德教育；谢佛提出要形成一种与儿童道德发展水平相适应的道德气氛；纽曼设计的社会行动模式以培养学生作用于事物、影响他人和开展公务活动的能力。
总之，当今学校德育的重心应从单纯传授系统的道德知识和练习良好道德行为习惯转向注重培养适应当代价值多元特点的道德判定力、道德敏感性、道德行为能力，从重视直接的道德教学转向强调间接的道德教育，从封闭的学科性教材转向开放的情景性教材，从以教师的教导、说服、劝诫为主转向以学生的小组讨论、角色扮演、社会实践为主。
参考文献：
[1]鲁洁，王逢贤．德育新论[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
[2]黄向阳．德育原理[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当今世界，风云变幻，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社会领域的急剧变迁，引发出的一系列伦理道德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因此，学校道德教育已成为全人类共同关注的课题。通过中西方学校德育的差异分析，找出自身的优势和不足，借鉴西方先进的德育经验，这对于加强和改进我国学校德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中西方学校德育的差异分析
1．德育概念上的差异
“德育”，顾名思义，是“道德教育”的简称。西方国家的“德育”的确指的是道德教育，而我国则认为这只是狭义的德育，广义的德育则包括道德教育、政治教育、思想教育，甚至还包括心理教育、法制教育等等。我们知道，人类最初的道德规范同其他社会意识方面的规范是浑然一体，融于习俗之中的。西方“德育”一词（拉丁语mores）原意即近于习俗，因此道德教育最初即为“习俗教育”，也即“社会意识教育”。到了近代，西方社会随着生产领域及社会生活领域的分化，社会关系日趋复杂化，浑然一体的社会意识渐次分化，形成政治、法律、宗教、道德等相对独立的社会意识形态。道德规范成为独立的社会意识形态后，一方面同政治规范、法律规范、宗教规范并存，另一方面又渗透着政治、法律、宗教的成分，与此相应，西方的道德教育，一方面从社会意识教育中独立出来，与政治教育、法制教育、宗教教育相互并行，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渗透着政治、法律、宗教教育的成分。中国则不然。我国古代就以“道德”囊括各种社会意识，近代社会意识虽在分化中，但分化不充分，传统影响甚大，以致至今仍以“德育”包容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教育。
2．德育内容上的差异
应该肯定，中西方学校德育内容都是极为丰富的，但其侧重点不同。相对来说，中国重视家庭伦理教育，而西方重视社会公德教育，产生这种差别是因为双方的社会结构不同。
在中国，“家庭”“宗族”的地位特别突出，而“社会”意识却非常淡薄，人们往往把“社会”等同于“国家”或“家庭”，甚至把“家”与“国”也等同起来。家庭生活道德规范与社会生活道德规范相通而融为一体，因此，中国德育的内容中家庭伦理成分多一些，“家庭伦理外化”、“社会公德弱化”现象也比较严重，而西方社会中个人和团体的地位比家庭和宗族的地位要高，所以他们特别重视社会公德教育。
3．德育方法上的差异
我国有着悠久的德育传统。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我国学校德育比较重视向学生传授系统的道德知识和培养学生的道德行为习惯，并强调学生自身的“内省”和“了悟”，因此，在德育方法上比较常用说服教育、榜样示范、情感陶冶、实际锻炼、修养指导等。而西方社会由于受民主、自由、尊重人格尊严等价值观的影响，在认知发展道德教育理论、存在主义道德教育理论、人本主义道德教育理论、价值澄清理论等指导下，更加注重对学生的道德思维能力、道德敏感性的培养，从而比较推崇道德讨论、案例研究、角色扮演、价值澄清等德育方法。
二、西方学校道德教育对我们的启示
1．合理界定“德育”概念
德育即道德教育，扩大德育的外延，把政治教育、思想教育，甚至法制教育、心理教育都纳入进来，这对以上各方面的实施都是不利的。品德的形成、世界观和人生观的确立、政治觉悟的提高、法制观念的明确、心理的发展各属于不同层面的问题，其过程与机制相差甚大，不能以一样的手段、方法，通过一样的途径，遵循一样的原则来实施。如教育实践中学生的许多心理问题被冠以“品德问题”处理，不但无效，反而有害。相对而言，道德教育的研究比较深入，理论建树也比较多，而思想教育、政治教育的理论研究却几乎还是一片空白，在概念上若把它们混为一谈，这既不利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和理论建设，也不利于道德教育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此外，我国使用的是“大德育”概念，而西方国家使用的是“小德育”概念，这也不利于我国与西方国家进行交流和对话，不利于我们充分地从西方国家的德育研究成果上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
2．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文化的精华
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文化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繁衍发展的重要精神支柱。无论是海内外新儒家，还是阿尔多诺·汤因比、赫尔曼·卜尔等世界著名的思想家，他们都认为这种道德文化能够促进国家乃至世界的健康发展。新儒学的勃兴，除了本身在理论上进一步的深化和完善以外，很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富于儒家文化血统的日本、新加坡、韩国以及香港地区、台湾地区“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从而使新儒家在论证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对经济现代化起促进作用时，获得了最有利的证明。李光耀在总结自己治理新加坡40年的经验时指出，在新加坡的总人口中76%是华人，华族文化注重五伦，他们把社会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而不接受美国人那种无限的个人主义；他们坚信教育和学业成就能为个人、家庭和国家带来好处，因此都主张培养子女，让他们接受训练和教育。这样，新加坡变成了一个凝聚力更强的社会，培养了技术和知识与日俱增的人民，有了一批最富才智、办事能力强的精英分子，加入参政治国的行列，从而加速了经济增长，使新加坡成为一个有秩序、犯罪率低的社会，这和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是—致的。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发展成就，也使新儒家为自己的观点找到了新的论证材料。新儒学思想由海外波及国内，并同国内新儒学思想彼此呼应而风靡全国，归根结底也是因为顺应了国内改革开放、经济发展、振兴经济的大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把儒家经典作为幼儿道德启蒙教材，可见儒家道德文化在人们心目中已重新受到青睐并有重振雄风之势。
3．吸收和借鉴当代西方德育理论、方法、模式
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讲话中说：“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式。”西方道德文化中的优秀成分无疑是人类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所以我们应当积极地吸收到民族道德文化结构和民族道德心理结构中去。西方是在多元化政治、多元化政党和多元化信仰的社会背景下形成了以自由、平等、尊重、法制、人权等价值观为核心的稳固道德价值体系的。虽然道德教育理论派别林立，虽然也有社会危机和社会动荡，但这个体系始终没有被冲垮。我们只有在继承和发扬优秀历史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吸收和借鉴西方道德中对我们有用之处，才能建立起符合我国国情的稳固的德育体系。
当代西方学者在对道德教育现象进行微观研究时提出了许多道德教育理论，如存在主义道德教育理论、认知发展道德教育理论、价值澄清理论、人本主义道德教育理论、体谅关心道德教育理论等等，这些理论不仅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提出了道德教育的基本原理，而且还设计出具体的操作模式。例如柯尔伯格等人主张围绕道德两难问题组织学生进行道德讨论以促进学生道德判断力的逐步提高；拉斯思等人设计了丰富多彩的问题情境帮助儿童价值澄清；麦克菲尔、诺丁斯等人主张尊重儿童人格，引导他们设身处地地去体谅他人、学会关心，动之以情地开展道德教育；谢佛提出要形成一种与儿童道德发展水平相适应的道德气氛；纽曼设计的社会行动模式以培养学生作用于事物、影响他人和开展公务活动的能力。
总之，当今学校德育的重心应从单纯传授系统的道德知识和训练良好道德行为习惯转向注重培养适应当代价值多元特点的道德判断力、道德敏感性、道德行为能力，从重视直接的道德教学转向强调间接的道德教育，从封闭的学科性教材转向开放的情景性教材，从以教师的教导、说服、劝诫为主转向以学生的小组讨论、角色扮演、社会实践为主。
参考文献：
[1]鲁洁，王逢贤．德育新论[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
[2]黄向阳．德育原理[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德育”，顾名思义，是“道德教育”的简称。西方国家的“德育”的确指的是道德教育，而我国则认为这只是狭义的德育，广义的德育则包括道德教育、政治教育、思想教育，甚至还包括心理教育、法制教育等等。我们知道，人类最初的道德规范同其他社会意识方面的规范是浑然一体，融于习俗之中的。西方“德育”一词（拉丁语mores）原意即近于习俗，因此道德教育最初即为“习俗教育”，也即“社会意识教育”。到了近代，西方社会随着生产领域及社会生活领域的分化，社会关系日趋复杂化，浑然一体的社会意识渐次分化，形成政治、法律、宗教、道德等相对独立的社会意识形态。道德规范成为独立的社会意识形态后，一方面同政治规范、法律规范、宗教规范并存，另一方面又渗透着政治、法律、宗教的成分，与此相应，西方的道德教育，一方面从社会意识教育中独立出来，与政治教育、法制教育、宗教教育相互并行，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渗透着政治、法律、宗教教育的成分。中国则不然。我国古代就以“道德”囊括各种社会意识，近代社会意识虽在分化中，但分化不充分，传统影响甚大，以致至今仍以“德育”包容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教育。
2．德育内容上的差异
应该肯定，中西方学校德育内容都是极为丰富的，但其侧重点不同。相对来说，中国重视家庭伦理教育，而西方重视社会公德教育，产生这种差别是因为双方的社会结构不同。
在中国，“家庭”“宗族”的地位特别突出，而“社会”意识却非常淡薄，人们往往把“社会”等同于“国家”或“家庭”，甚至把“家”与“国”也等同起来。家庭生活道德规范与社会生活道德规范相通而融为一体，因此，中国德育的内容中家庭伦理成分多一些，“家庭伦理外化”、“社会公德弱化”现象也比较严重，而西方社会中个人和团体的地位比家庭和宗族的地位要高，所以他们特别重视社会公德教育。
3．德育方法上的差异
我国有着悠久的德育传统。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我国学校德育比较重视向学生传授系统的道德知识和培养学生的道德行为习惯，并强调学生自身的“内省”和“了悟”，因此，在德育方法上比较常用说服教育、榜样示范、情感陶冶、实际锻炼、修养指导等。而西方社会由于受民主、自由、尊重人格尊严等价值观的影响，在认知发展道德教育理论、存在主义道德教育理论、人本主义道德教育理论、价值澄清理论等指导下，更加注重对学生的道德思维能力、道德敏感性的培养，从而比较推崇道德讨论、案例研究、角色扮演、价值澄清等德育方法。
二、西方学校道德教育对我们的启示
1．合理界定“德育”概念
德育即道德教育，扩大德育的外延，把政治教育、思想教育，甚至法制教育、心理教育都纳入进来，这对以上各方面的实施都是不利的。品德的形成、世界观和人生观的确立、政治觉悟的提高、法制观念的明确、心理的发展各属于不同层面的问题，其过程与机制相差甚大，不能以一样的手段、方法，通过一样的途径，遵循一样的原则来实施。如教育实践中学生的许多心理问题被冠以“品德问题”处理，不但无效，反而有害。相对而言，道德教育的研究比较深入，理论建树也比较多，而思想教育、政治教育的理论研究却几乎还是一片空白，在概念上若把它们混为一谈，这既不利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和理论建设，也不利于道德教育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此外，我国使用的是“大德育”概念，而西方国家使用的是“小德育”概念，这也不利于我国与西方国家进行交流和对话，不利于我们充分地从西方国家的德育研究成果上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
2．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文化的精华
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文化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繁衍发展的重要精神支柱。无论是海内外新儒家，还是阿尔多诺·汤因比、赫尔曼·卜尔等世界著名的思想家，他们都认为这种道德文化能够促进国家乃至世界的健康发展。新儒学的勃兴，除了本身在理论上进一步的深化和完善以外，很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富于儒家文化血统的日本、新加坡、韩国以及香港地区、台湾地区“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从而使新儒家在论证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对经济现代化起促进作用时，获得了最有利的证明。李光耀在总结自己治理新加坡40年的经验时指出，在新加坡的总人口中76%是华人，华族文化注重五伦，他们把社会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而不接受美国人那种无限的个人主义；他们坚信教育和学业成就能为个人、家庭和国家带来好处，因此都主张培养子女，让他们接受训练和教育。这样，新加坡变成了一个凝聚力更强的社会，培养了技术和知识与日俱增的人民，有了一批最富才智、办事能力强的精英分子，加入参政治国的行列，从而加速了经济增长，使新加坡成为一个有秩序、犯罪率低的社会，这和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是—致的。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发展成就，也使新儒家为自己的观点找到了新的论证材料。新儒学思想由海外波及国内，并同国内新儒学思想彼此呼应而风靡全国，归根结底也是因为顺应了国内改革开放、经济发展、振兴经济的大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把儒家经典作为幼儿道德启蒙教材，可见儒家道德文化在人们心目中已重新受到青睐并有重振雄风之势。
3．吸收和借鉴当代西方德育理论、方法、模式
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讲话中说：“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式。”西方道德文化中的优秀成分无疑是人类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所以我们应当积极地吸收到民族道德文化结构和民族道德心理结构中去。西方是在多元化政治、多元化政党和多元化信仰的社会背景下形成了以自由、平等、尊重、法制、人权等价值观为核心的稳固道德价值体系的。虽然道德教育理论派别林立，虽然也有社会危机和社会动荡，但这个体系始终没有被冲垮。我们只有在继承和发扬优秀历史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吸收和借鉴西方道德中对我们有用之处，才能建立起符合我国国情的稳固的德育体系。
当代西方学者在对道德教育现象进行微观研究时提出了许多道德教育理论，如存在主义道德教育理论、认知发展道德教育理论、价值澄清理论、人本主义道德教育理论、体谅关心道德教育理论等等，这些理论不仅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提出了道德教育的基本原理，而且还设计出具体的操作模式。例如柯尔伯格等人主张围绕道德两难问题组织学生进行道德讨论以促进学生道德判断力的逐步提高；拉斯思等人设计了丰富多彩的问题情境帮助儿童价值澄清；麦克菲尔、诺丁斯等人主张尊重儿童人格，引导他们设身处地地去体谅他人、学会关心，动之以情地开展道德教育；谢佛提出要形成一种与儿童道德发展水平相适应的道德气氛；纽曼设计的社会行动模式以培养学生作用于事物、影响他人和开展公务活动的能力。
总之，当今学校德育的重心应从单纯传授系统的道德知识和训练良好道德行为习惯转向注重培养适应当代价值多元特点的道德判断力、道德敏感性、道德行为能力，从重视直接的道德教学转向强调间接的道德教育，从封闭的学科性教材转向开放的情景性教材，从以教师的教导、说服、劝诫为主转向以学生的小组讨论、角色扮演、社会实践为主。
参考文献：
[1]鲁洁，王逢贤．德育新论[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
[2]黄向阳．德育原理[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作者简介］黄海（1975- ），男，江苏盐城人，南京工程学院艺术与设计学院党委副书记兼副院长，副研究员，在读博士，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与高等教育管理。（江苏南京211167）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1年江苏省高等教育学会“十二五”高等教育科学研究规划课题“通识教育视阈下当代大学生道德教育研究”（项目编号：KT2011188）及2014年南京工程学院党建与思政研究课题“多元文化语境下大学生信仰问题研究”（项目编号：SZ20140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85（2014）14-0056-02
一、大学生道德教育释义
道德作为一种社会规范，通过社会舆论、传统习俗和人们的内心信念加以维持，并相应地对人们的行为进行善恶评价的心理意识、原则规范和行为活动的总和。道德的存在使得人们在相互交往过程中有了共同遵循的规矩、准则，是人们用来调节人与人关系的简单原则。人类社会最初的道德是以风俗习惯的方式表现出来的。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这种风俗习惯逐渐形成较为系统的道德框架。对于道德是如何产生的，在学术界曾有过争论。伦理学家、思想家们从自身角度出发，对于道德的产生以及道德所受到的影响作过精彩的论述，概括来讲主要有道德天赋论、道德神启论、道德自然论、道德发展论、道德选择论等观点。约翰・马丁・里奇和约瑟佛・L.戴维提斯在《道德发展的理论》中讲到：“道德发展（moral development）是指个体辨别正误，形成伦理价值体系，学会实际的道德行为的能力的成长”。道德发展理论解释了个体是怎样形成道德的，在他们的理论体系中，道德教育（moral education）是以培养良好的人格特质和道德行为为目的，而进行的行为道德规则教育。
当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伦理道德的作用日趋明显，现阶段对大学生的伦理道德教育不仅不能弱化，反而更要加强。大学生道德教育指高校依据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和学生道德发展的内在规律，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系统地对大学生施加道德准则和道德规范的影响，并通过其品德内部矛盾运动以使其养成高尚道德品格的教育活动。大学生道德教育是培养大学生道德素质的教育，它以道德这种社会意识形态为内容，包括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等。当前我国大学生道德教育的主要途径是开设以思想政治理论课和形势政策课为主体，融合人文选修课和各类思想道德教育资源为一体的大学德育课程。
二、大学生道德教育的历史考查
（一）传统道德教育的建构
“道”原义为“路”，在道德一词中就引申为规范、规矩；“德”与“得”相通，但“得”偏重于物质利益的获得，“德”尽管与“得”同音，却包含着精神和意识层面获得的意思。中国传统道德教育秉承“合智德、通内外”的教育理念。早在孔子时，就设定了“以德主教、以德统智”的教育模式①。这种模式主张的是有利于学生的德性修养达到自由发展的教育途径。
传统的道德教育传授着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形成的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强调传统规范的维护与遵守，强调道德知识的传输与接受。谦和好礼、克己奉公、仁爱孝悌等道德规范成为中华民族长期遵循的美德。这些都对建构具有当代意义的大学生道德教育目标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历史上的道德教育延续着儒家伦理道德思想而展开，不仅在内容上反映儒家伦理道德思想，在教育模式上也沿袭了长期以来形成的传统道德教育模式。在这种模式中，要求以受教育者的认知为主，辅之以情感教育，注重道德品质的传授，崇尚道义。其最大弱点则是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道德教育的主体性，要求受教育者从道德的约束性和规范性去思考道德问题，缺少道德反思、道德批判和道德创新，更多的是一种被动接受。
（二）当代道德教育中政治与德育的博弈
长期以来，我国大学的道德教育实质上就是政治教育，这种政治教育的最大特色就是“德育为政治服务”。1949年新中国成立初期，高校德育课程主要开设“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主义论”，这三门课程是对学生进行政治与思想教育的最基本课程。1951年，国家将三门课程调整为：“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民主主义论”，着重讲授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思想。这一时期，高校德育的一大特色便是突出德育为政治服务，强调一元价值观导向的绝对性。随着国内政治气候的演变，这种倾向更为突出。
1964年，教育部、了《关于改进高等学校、中等学校政治理论课的意见》，明确规定了高校政治理论课的课程设置、教材以及师资等方面的具体要求，指出高校德育课的根本任务是用马列主义、思想武装青年，向他们进行无产阶级的阶级教育，培养革命的接班人。“”期间，高校德育曾一度受到冲击，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1971年。高校复课后，德育课以讲解包括“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在内的四本马列著作和著作为主，教学成了政治运动的附属物，直到结束。1978年，教育部印发了《关于加强高等学校马列主义理论教育的意见》，规定高校的德育理论课程应开设“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共党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四门课程。此后，国家分别于1985年、1995年和2005年进行了三次较大规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与思想品德课（简称“两课”）的课程改革和调整。
当前，高校德育课程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形势政策课”，课程着眼于引导和帮助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确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培养具有较高政治理论素质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透过我国高校德育产生发展的演变过程，我们不难看出：“德育”和“政治”在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中是两个非常重要的要素。改革开放之前的高校德育基本上是贯穿着“德育为政治服务”的理念，突出政治、强调服从是大学生道德教育的特点。突出政治必然就要强调思想政治教育的工具化，强调教育对象对教育内容的接受和服从，要求学生在统一的政治标准条件下的一致性。德育为政治服务的思想随着改革开放和人们思想观念、价值观念的变化而越来越受到挑战。我们需要重新认识政治和德育之间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大学生道德教育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三、当前大学生道德教育的困境反思
（一）道德教育与社会现实分离
随着全球化、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剧，改革开放不断深入，我国迎来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全球化带来的多元文化的冲突碰撞，西方势力和意识形态的不断渗透，使得青年大学生受到西方思潮的影响，不同程度地出现价值观迷惘、道德观紊乱、信仰危机以及和个人行为失范等问题，大学生道德教育面临严峻挑战。然而，现有道德教育的理论解释力缺乏，难以回应社会发展对大学生思想道德观念带来的深层次影响，难以全面审视和应对大学生道德教育与复杂社会变革的耦合关系，道德教育理论的时代性和创新性严重不足，从而导致大学生道德实践的迷茫和困惑。大学生道德教育一定程度上脱离社会现实，处于“自然界”与“生活世界”的背离状态。教师在课堂上给学生讲授空洞抽象的道德规范知识，学生体验不到自然界与生活世界的鲜活生动和丰富多彩。这种割裂了与社会现实联结的道德教育，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②。
（二）道德教育与知识教育分离
道德教育要从根本上遵循学生道德品质形成的特点和规律，将传授道德知识与提升道德实践相结合，实现提高道德认知、陶冶道德情感、锻炼道德意志、确立道德信念和培养道德行为等过程的完整贯通，不能简单地将道德教育的这一过程等同于一般意义的智育过程，把生动的道德实践转换成固化的规范知识传授，并且以单向灌输、显性课程和大班授课等形式加以实施。然而，当前的道德教育实践却在一定程度上演变成了生硬的道德知识灌输，教育者不能从根本上把握人性与物性的区别，缺少对人性的关注，使道德学习成了概念学习，“德育”成了“智育”，“育人”成了“育物”。一方面，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只注重给学生传授专业知识和训练思维能力，而忽视培育和启发道德精神与价值理性，学生学到的只是工具性的知识，缺乏道德品性的提升，导致学生普遍“有知识、无文化”“有知识、无道德”；另一方面，学科设置越来越注重专业化，将知识教育与道德教育原本相融的系统简单分割，道德教育与知识教育分别执行各自的职能③。
（三）德性培育与规范教化分离
大学生道德教育通常强调规范的教化和约束。这种程式化的固有德育模式，抽离了学生个体性的本质内涵，教育者在德育课堂上所传授的道德规范和概念显得空洞抽象和苍白无力，难以真正渗透受教育者的心灵。一些学生在行动上表现的言行不一、言过其实；或放纵，或盲从（规范）；或姑妄听之、阳奉阴违；或难以正确应对情感纠葛、人际障碍、信仰危机，在错综复杂的现实困境面前无所适从。正因为道德教育出现了理论与实践分离的“人文空场”，将规范的教化与德性的培育过程阻隔，甚至代替了德性的培育，忽视了学生主体性的道德诉求，对学生道德行为养成的规律重视不够，从而使道德教育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这样一来，本应充满人文关怀、促进大学生德性提升的道德教育，变成了缺乏主体性道德建构意义、枯燥乏味、惹人抵触的道德说教。
（四）灌输教育与学生主体性分离
大学生道德教育实质上表现为灌输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其目的是希望学生无条件接受并认同预设的道德价值、道德规范和道德理想④，其工具性色彩突出。反观当前我国的大学生道德教育，教师和学生的主客体地位明显，学生往往从属而被动地接受教育，这是一种封闭的教育模式。在这种教育模式下学生难以对道德价值进行正确判断和自主选择，对于教师主导的各类既定的道德规范和原则，学生只能简单被动地接受。大学生有着丰富的个体差异，其道德修养、道德境界和道德理想各有不同，因此，道德教育的方式方法也应不尽相同。当前，激发大学生道德教育的主体性是应然的选择，就是要教育引导学生根据道德教育的目标要求和学生个体身心发展的特点，将教育的目标要求转化成自我教育的要求，并付诸实践，培育主体精神，发扬个性品质，追求自我发展与自我实现，唯此，道德教育的终极目标才能真正实现。长期以来，在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中，我们往往更多地关注个体对社会的责任与贡献，而忽视了社会对于个体的尊重与满足。正是这样一种整个社会对个体与集体的评判观念，才形成了说教和遵从的道德教育。
［注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