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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社会责任的界定
我国现行公司法虽然第一次将公司社会责任载入法律条文,但尚未对其具体内容进行界定。关于公司社会责任界定的观点主要有:“中国人民大学刘俊海教授指出,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依据在于公司的社会性、公司的经济力量、明智的公司经营方略、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公司推动社会权实现的社会义务。中国人民大学史际春教授认为,公司社会责任本质上是特定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对公司的客观要求,是指企业应当守法、“做好自己”及在此基础上对利益相关各方和社会自愿承担道德义务。甘培忠教授以经济学“外部性”理论作为依据,将企业社会责任分层,指出作为一种以国家强力维度为保障的制度设计,负外部性的弥补是企业社会责任在法律强制意义上的所指与能指;与之相对,具有正外部性的企业捐赠、公共设施建设赞助等公益行为则是企业社会责任在道德激励意义上的所指与能指。”同时,在讨论公司社会责任时,既要做好责任规制范围的界定。同时需要把握好一个基本原理,即:公司社会责任往往表现为政府、法律、国家对企业的要求,以此作为企业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媒介;同时,要避免把政府、国家的责任与公司责任相混淆,也不能把社会的要求过度转化为法律、国家、政府对企业的强制性要求,或者国家、政府、任何团体和个人以社会的名义对企业进行权力干涉或权力的直接摊派。
二、规制依据
通过对公司社会责任的界定分析可得,公司社会责任规制的依据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道德、实体法、自律准则(主要为公司章程)。由于道德的约束性较弱,所以不宜作为规制的直接依据,可作为辅助依据;实体法的直接规定具有刚性的弊端,不能体现公司自治的精神;所以,我认为通过公司章程对公司社会责任进行规制是合理的选择。一方面能够体现现代公司法的精神、符合公司自治的要求;另一方面,当公司面临责任承担时,既可以直接约束股东,如果股东怠于履行责任或给履行责任造成障碍,可依据《公司法》来赋予章程强制性。我国《公司法》第五条规定“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我认为《公司法》的规定可以作为裁判的依据,属于法律强制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维度。但该条规定不具有裁判的可操作性,需要明确相关的操作细则,具体包括司法解释、商务部的操作规范等等。
三、规制动因的改进路径
以责任承担的驱动力为标准,可将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动因分为,制度动因、道德动因和利益动因。其中,制度动因主要包括国家或政府对其社会责任的转嫁和政府利用其公权力对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摊派。道德动因主要包括突发社会事件的捐赠(如“5.12”地震)和社会公共物品维护费用。利益动因是指企业为了获得直接的经济利益而对社会所做的投入(把自己的产品投入到社会公共基础的建设,创出品牌,让社会更了解自己的产品,使公司获得无形收益)。在社会需要帮助时,首先应是国家和政府的责任(缴纳税费等);其次企业(公司)也应承担部分责任;再次,应平衡考虑股东利益与社会责任之间的平衡。因此,规制动因的改进路径应当是:在划清公司社会责任和国家、政府的责任的界限及排斥公权力的责任摊派的基础上,以股东利益动因为基本出发点,激励股东承担社会责任动因,实现动因平衡——股东利益和社会责任之间的平衡。
四、公司社会责任的具体分配
鉴于国有企业、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主要指中小民营企业)在资产、技术、等基本经济实力上的悬殊差别和资产来源以及社会影响等方面的不同。公司社会责任的分配也应加以区分。首先,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的分配。国有企业在资金、技术乃至政策垄断等等方面都具有绝对的优势。换句话说,国有企业占有更多的社会资源,其应当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公司法》应当规定国有企业按照其取得收益的一定比例承担社会责任,同时强化透明度和监督措施。其次,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上市公司对社会的影响度明显强于中小企业,因此上市公司能够凭借其影响力从民众和社会中获得巨大的利益。再者,上市公司占有更多的金融市场资源,耗费了更多的法律资源(现代社会中涉及上市公司的民事纠纷和刑事犯罪复杂且繁多)。在《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中明确上市公司社会责任的分配,主要承担其所在社区的公共投入,细化到按季度分配。最后,非上市公司(中小民营企业)社会责任的分配。对于中小企业,发展是第一位的,具体规制为,引导中小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在小范围内培养该群体的社会责任理念,即消费者责任、债权人责任、直接环境责任等方面进行规制。而在社会捐赠、道德义务等方面的社会责任作出公司的预期规划,根据自身实力承担责任。
注释:
郭秀华,等.公司社会责任与公司治理国际研讨会综述.中外法学.2008(1).
参考文献:
一、手机微信的特点
微信自其推出，在较短的时间内造就了微信时代。微信就其设计而言，融美学、文学于娱乐之中，兼有其他通讯工具的优势。具体而言，作为成功的新兴媒介，其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1创新性
微信作为一种新兴媒介，吸收成熟传播媒介，如广播电视、电脑网络等新媒体的设计理念。微信的重要功能之一是可以从手机通讯录与QQ列表中添加好友，这在无形中利用了QQ这一传统聊天工具的资源。另外保留了QQ所拥有的聊天公众平台、漂流瓶等特色功能。在此基础上，微信还利用智能手机的特点开发了便捷的语音消息功能，由于语音的便捷性与其低成本，这一功能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手机的语音通话消费额;微信的另一创新之处便在于其朋友圈公众平台的自由链接功能，这一功能使微信用户可以在网页上迅速搜索到感兴趣的新闻或文章。
1.2前卫性
新兴媒体是时代的产物，随社会大众需求的改变而改变，并且更新的速度较快。QQ等较早兴起的通讯工具在满足社会变化与大众需求的过程中不断革新，在革新的过程中自身也得以成熟，这种成熟产生了一系列固定的规范与僵化模式，这些模式在新时代由于其变革成本较高，难以像微信一样的快速革新，这一系列的原因导致QQ的功能转而朝着办公便捷化的方向发展。人类学家们将此称为“受到阻滞的领先法则”。“该法则认为，最具适应性、最成功的社会要在转变时期改变和保持自己的领先地位，是极为困难的。相反，不太成功的落后社会更有可能适应变化，突飞猛进”。[1]微信利用其他新媒体“受到阻滞的领先法则”的困境，迅速而及时地根据社会与大众的需求作出相应变革。
1.3私密性
微信相对于完全匿名的手机通讯软件有一定的公开性;而对于QQ空间等具有一定的私密性。通讯工具的功能之一是好友之间的交流。微信比其他同类产品更注重“私密性”。“微信最开始时会主动扫描用户的通讯录，这曾经让许多人不满。在更新版本中，微信做出了改变，并在功能介绍里说了这样一句话：为了保护您的隐私，微信不会自动扫描和上传您的通讯录。”[2]其他通讯软件对信息私密性的忽视使用户失去了信息时代的安全感，如QQ的空间评论信息就呈现树形扩散态势，好友及好友列表中的联系人均可共享，信息者的隐私权受到严重威胁。
新兴媒介是一种传播工具，也是一种赢利工具，其赢利性凌驾于其他性质之上。从根本上讲，正是由于迎合了时代的需求。微信才创造了微信时代。
微信的工具性特点与时代的社会文化需求关系密切，因此透过微信赖以成功的优势，可以发现当今新媒体时代社会文化的特点与大众的价值观念变化。“西方社会特别注重展示个人生活的方面，显示个人的独特之处。而东方人相对含蓄，特别是日本人，很多日本人并不愿意将自己生活的各方面向所有公众袒露。”[4]。
二、微信时代背后的文化原因
社会现象、大众心理、思想潮流都与文化有关，微信时代根本上是一种文化现象，微信的创新性反映出社会交流日益密切;前卫性反映出大众对新媒体的依赖与需求;私密性反映出大众话语表达需要与社会秩序之间的冲突。交流的密切导致不同文化之间融合的加速，在融合的过程中不同文化群体会发出不同的声音，由于时空的限制，媒介在交流过程中愈发重要。“一系列影响深远的社会变化不仅是传统中国现代转化的继续，而且对一百多年来逐步形成的中国人的心理结构和意义系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5]。因此，微信时代的到来是不同文化之间的融合引起的。
2.1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互动机制
“在传统社会中，由于没有现代化这种大众传媒以缩小时空，地域文化的特征表现得相当明显”[6]。大众文化在民间文化的基础上产生，是被大众传媒改造过的民间文化。大众文化自产生之日起就必须面对民间文化，这也是新兴媒介必须迎合的文化形态。民间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的关系即为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的关系。
精英文化对民间文化进行普遍化、体系化处理，因此精英文化来源于民间文化，这决定了精英文化会随民间文化的变化而变化;由于精英文化适应国家机器与体系完整的需要，在形成过程中对民间文化又具有选择性，这决定了精英文化对民间文化的修正、领导地位，其修正、领导功能有时以矛盾、对抗的方式进行。
“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区别在于……前者遵循的是一种市场运行机制，后者遵循艺术运行机制。大众文化关注娱乐和消费性文化活动，而精英文化则偏重于艺术和审美活动。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大众文化在我国迅速崛起，对精英文化形成了一定冲击”[7]。受市场经济影响，社会变化对民间文化产生空前的压力，要求大众文化做出相应的变革，以适应改革开放。大众文化由于涉及面广，内容驳杂，形成时间久远而拥有巨大的惰性，并且具有明显的保守性与狭隘性，无法做出及时的自我调整，这种惰性阻碍了改革的进程。
2.2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发展失衡
中国文化自大一统王朝伊始，便由精英文化主导思想文化的统一，大众文化缺乏自发思考、把握历史与时展趋势的能力，当今的社会文化变革依然需要精英文化指导。“任何国家都有自己的主导文化，可称之为“中心文化”。这种中心文化可能被各种文化集团所认可，而无论其受教育程度、年龄、性别以及贫富的差别。有的学者便竭力强调中国文化的这种同一性，认为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尽管人们在社会地位和个人财富之间差异甚巨，然士绅和农民皆处于同一社会文化系统中，只不过各置一端而已”[8]。
现代社会中，精英文化发展远快于大众文化。平衡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方法之一便是大众传媒。大众传媒一方面具有大众文化与民间文化通俗易懂、娱乐性与受众数量大的特点，另一方面大众传媒信息素材的产生、传播反馈都掌握在精英知识分子手中。
现代社会下中西方文化影响下变异的精英文化远未成熟，给各种文化的发展留下了巨大的空间，这种文化思想意识形态的多样性是由于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失衡造成，即精英文化本应与民间文化保持一种大致同步的协同发展。
大众文化由于缺乏精英文化的导向而呈现完全自发的发展状态，不同地域的大众依据各自社会环境现状提出并发展相对狭隘的文化体系。而大众文化面对时代变化，缺乏普遍阐释力，其意义体系也易遭受危机，这种危机导致香港电影、粤语流行歌曲等特殊的文化现象。
三、微信对文化失衡的调合作用
思想文化观念的统一是历史与时代的必然要求，而大众媒体，尤其是微信便承担了这一任务。大众文化脱胎于民间文化，因此，精英文化对大众文化具有修正、领导功能;而大众文化则决定精英文化的内容、形态。
微信的创新性、前卫性特点有能力将形态众多且特点各异的文化纳入自身的传播范围中，从而拥有整合破碎的文化形态前提。
3.1 精英文化对大众文化统领的媒介――微信
精英文化要实现对大众文化的统领，必须将自己展现于大众面前，并取得大众的认可，即精英文化需要微信使其抽象的内容具体化，普遍的内容特殊化。
而精英文化抽象的形态又难以吸引大众，因此要实现精英文化自上而下的传播，必须对精英文化进行改造，即借助于民间、大众文化的特点传播自己核心的思想价值理念。而大众面对精英文化主导下取得巨大成功的市场经济改革，也有着与精英文化接轨的迫切需求。大众需求与新媒体之间互动的媒介便是消费，大众由于对精英文化需求所导致的对相应信息的兴趣，微信的创新性保证自身功能的及时更新。改革开放的速度与进程导致社会生活、精神面貌的变化日新月异，因此大众的需求也在发生着快速的变化，微信的前卫性保证大众需求的满足。
精英文化要求的一致性与大众文化的多样性矛盾不可避免。而精英文化承载着官方意识形态，由于国家强有力的支持，处于强势地位，对大众文化形成无形的压迫。由于不同区域之间环境习俗不同，精英文化所推行的理念不时与特殊的文化形态相对立。而精英文化对区域文化的同化又是一种必然趋势，因此，相互对立与冲突的思想与观念也会相应产生。文化的直接交流容易造成尖锐的对立与矛盾，双方需要一个缓冲平台。微信私密性的设置，使信息在特定群体中传播，一方面增强了过滤掉偏激言论的力度;另一方面朋友圈中自由链接功能，使一些言论在得到群体认同的过程中被同化，使异文化的诉求得以表达。
3.2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内容形态引领媒介――微信
精英文化必须不断吸引大众文化的成分，满足最多数群体的利益诉求，才能维持社会秩序的和谐，完成其领导使命，即大众文化需要微信将其个体文化需求合理化，局部文化形态被精英文化内化。微信作为文化之间的媒介，具有双向互动功能。
面对精英文化，大众有一定发表言论的需求，大众传媒的这种反馈机制被政府所关注，成为官方与民间相互交流不可或缺的重要媒介。这种由于文化冲突所导致的矛盾，主要表现于大众对于政府政策、社会现象、市政管理与百姓生活的评论之中，如“城管现象”在微信中的评论与传播。而作为被同化文化群体，由于其知识、教育的限制，尤其是自我中心立场使其评论时常偏离国家改革的大方向，并不乏错误的思想观念，这种错误的思想观念是文化交流同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大众对于自身立场与观念的狭隘性也有所自觉，但是出于一种诉说与表达的需要，又需要与好友进行沟通与发泄。此时媒介私密性的重要意义便突显出来。
出于隐私考虑，信息者希望其的信息在特定的对象中流通，微密等完全匿名的聊天软件，虽然可以相关信息，并逃避可能的社会规范制约，但由于其受众是陌生人，信息得不到有效的反馈，信息者的思想也得不到关注;QQ等传统大众媒介，由于其信息传播群体过于分散，无法确保信息的私密性。而微信的私密性既满足了受众的发泄反馈需求，又确保了信息者的安全。虽然在信息传播量方面，微信不如微博丰富，但这恰恰成为微信的优势。“这种定向信息的方式，避免了大家淹没于信息的海洋中，我们错过老朋友信息的概率就大大降低了。微信作为更加私密的方式有别于微博的媒体化平台，更像一对一的私聊。”[9]在文化交流过种中，大众对精英文化思想与立场的接受，不仅需要大众化、娱乐化的形式，更重要的是相互之间交流互动的过程。这个过程需要时间，并且确保双方有较多的交流机会与渠道，文化融合的接轨与融合建立在充分交流的基础之上。而微信除了确保受众自下而上地表达诉求之外，还提供了大量的间接表达素材，而这一功能的实现依靠微信朋友的链接得以实现。
链接功能为大众提供了大量间接表达所需要的素材。这些素材包括新闻事件，精英知识分子的言语、行为，大众可以依据自身的思想表达需求自由选取相关素材表达自己的观念。而这一类似于文学隐喻与广告学当中的代言行为，可以有效减弱言论的偏激性，同时由于其内涵与趣味性增强了其影响力。
这种影响力的增强又使得原本过激的言论得到不同受众的修改，这一修改过程本身便是一个趋同的过程，这一趋同的过程使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对立减弱，这种对立的减弱有效促进了三种文化之间的同一。
微信正是以其创新性、前卫性与私密性满足了精英文化对大众、民间文化同化的需求，建立起大众与精英知识分子之间的有效交流互动，才得以赢得了众多受众，获得巨大成功。
参考文献：
[1][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M].吴象婴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297.
[2]朱艳婷，丁当.微信来了[M].北京：中国理工大学出版社，2014：1.
[3]曾航，刘羽，陶旭骏.移动的帝国 日本互联网兴衰启示录[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3.
[4]张伯存，卢衍鹏.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文学转向与社会转型研究[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4：3.
[5]王笛.走进中国城市内部 从社会的最底层看历史[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113.
[6]张友谊.文化软实力 提升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社会影响[M].济南：济南出版社，2013：74.
二、后工业社会对工业设计师能力的要求
在后工业社会中，设计师将面对资源紧张、信息泛滥、情感疏远等社会与生态问题，需要将设计从“产品为中心”转变到真正“以人为中心”，设计对象也将从“物品”转向“服务”。因此需要建立一种较以往更系统、更全面、更深入、更具广度和深度的设计思想。后工业社会是高科技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需要通过设计将高技术与高情感相融合，因而迫切需要使世界变得温暖的设计人才。这种人才应具备真、善、美的素质，它们分别代表着设计的三个方面，即科技之真、人文之善、艺术之美，设计需要兼顾科学、道德与美学，唯此才能造福于社会。在具体设计过程中，设计师应树立设计的全局观，不能将自己的工作仅定位于艺术造型这一较低层次的设计，特别在以人本主义科技创新为支撑的后工业社会，造型仅仅是设计的一个环节，而前期的设计调查对于设计来讲则非常重要，只有进行细致的设计调查，设计才能“对症下药”。此外，设计过程中除了考虑美观因素外，可用性因素也必须加以考虑，使设计既美观又实用，给用户以良好的体验。
三、工业设计教育改革的措施
（一）课程设置工业设计是一个跨学科的专业，其涉及艺术学、工学、文学等多个学科门类，设计类的学生必须具备跨学科的知识，并通过具体的设计实践将其进行有机整合。从后工业社会中设计师应具备的真、善、美三种基本素质出发，可将工业设计专业的课程划分为工程类、人文类、艺术类三大模块。工程类课程的设置面应比较广，侧重于让学生了解各种工程知识，在此基础上思考技术与人的关系，怎样将其与设计相结合。工业设计专业工程类课程的设置除了材料与工艺、结构设计、电工电子技术等以外，还应包括移动互联技术、传感器技术、人工智能技术、新能源技术等。人文类课程的设置目的是使学生能从社会的宏观环境出发，发现急需解决的社会问题，使设计能满足人的需要，引领人们的生活方式。在后工业社会中，老龄化问题、环境污染问题、可持续发展问题等都是非常重要的社会问题，教师可引导学生围绕这些问题进行设计。工业设计专业应设置的人文类课程有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艺术类课程主要培养学生的审美意识，以使设计作品符合现代社会的审美趋势。设计是一种实用艺术，并不是纯艺术的个人表现，设计师应站在用户的角度考虑问题，不能以自我为中心。工业设计专业应设置的艺术类课程，包括造型设计基础、设计色彩学、设计美学等。
（二）理论教育移动互联和云计算等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后工业社会处于一个信息爆炸时代，学生可以通过多个渠道，如慕课（MOOC）、网络论坛、微博等对所学的专业或课程有较好的认识。在这种情况下，教师的授课方式势必发生变化，不能再完全沿袭以往满堂灌输的教学方式，教学过程中应加强互动，教师的职责将更倾向于引导者和组织者，以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这对于设计类专业尤为重要，要做到这一点任课教师必须对课程有深入、全面、系统的认识，必须时刻把握学科发展前沿信息。
（三）实践教育在后工业社会中，设计将由专业设计师的工作向更广泛的用户参与演变，以用户为中心的、用户参与的创新设计将会日益受到关注，以用户体验为核心的设计创新模式正在逐步形成，设计的成功与否将更多地由用户来决定。在此背景下，教师在进行实践教学，如课程设计、专题设计、毕业设计等时，应引导学生走出教室，对社会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思考，把握社会热点，并从设计的角度对其进行审视，寻求设计切入点。此外，在具体的设计过程中，应鼓励学生走入用户的世界，认真研究用户的生活形态和行为习惯，使自己的设计能够融入更多人性化的东西，给用户以良好的体验。只有这样，设计才能为用户所接受，才能为社会所认可，才能产生市场价值。正是基于此，许多学者认为设计学院将会成为未来的商学院。
公共部门作为协调社会的机制而存在，为广大群众带来便利的同时，由于其自身不完善及外界因素的影响，时常会由于疏漏而带来一些社会问题。
一、道德恐慌
我国作为一个传统的礼教大国，对道德礼仪的建设十分重视。尽管持有健康证并不代表持有者绝对健康，却是对一个人的道德的绝对考验。从一些企业对从业人员有这一方面的要求来说，办假的健康证便意味着道德的缺失，可能导致从业者工作丢失，甚至对其以后的就业也会产生极大的影响。这不仅体现在从业者个人身上，更多的是反映这一制度的缺陷以及管理部门的失职。
从经济角度看，公共管理部门的这一失责，实则是对我国假证现象的一种放纵，会造成假证现象的猖獗。这对于中国的经济市场来说是一大恶性循环，一个人因假证而牟利之后，更多的人便蜂拥而至，尽管期间会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但更多的是一种假象。企业本是寻求健康、有能力的人才，对学历各方面会有所要求，但基于中国的现状，企业更多是对学历的要求，高学历者是首要人选，由于管理部门的这一失责，很多有能力的高学历者只能被持有假学历的从业者所替换、取代，假学历持有者尔后又因各方面的不足被辞退，造成企业专业人才泛滥而不精。尽管有关部门已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加以解决与防范，但此种现象仍活跃于中国的经济市场中。
从日常生活来说，人们在某些方面会有一些互通性，一个人办假证成功就业之后，会带动一整个圈子，以更小的代价去寻求更大的利益。在日常生活中这点表现得淋漓尽致，为什么假证会以市场的方式得以生存，源于人们源源不断的需求。“健康证乱象”这一事件，会给用人单位敲响警钟，对证件的检查会更为严格，对造假人员的惩罚也会更为严谨，但这并不是解决问题最有效的方法，要彻底解决这一现象的存在，要求公共管理部门施以更为严格的监管。
二、心理恐慌
“健康证乱象”引发的道德恐慌不容忽视，但心理恐慌同样也不可小觑。心理恐慌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关系更为紧密，这一事件的曝光，对于持假证者是一种心理上的打击，被查者只能被辞退，回去走流程，老老实实地办健康证，没被查者抱有侥幸心理，或者是在没被发现之前，紧急补办证件。但这仅是对于健康证这一影响较小的证件，对于学历的假证件的处理会更加严厉，假学历者一旦被查明，工作丢失自不必说，日后找工作更是难上加难。
从经济角度看，“健康证乱象”这一事件被曝光，对相关管理部门是一次严厉的打击。用人单位从心理上、行为上予以重视，持假证者被辞退，会造成我国岗位的空缺，短时间内无法寻求适合的人才，造成的经济损失不可估量。另外，失业人员增多，被辞退者心理负担过重，致使他们不愿再出去寻找工作，甚至走上犯罪道路。
从日常生活来说，“健康证乱象”这一现象对办假证的行为短时间内会有所遏制，但如果相关部门治标不治本，此现象仍会活跃于人才市场之中。这种现象同样也会造成人与人之间的隔阂。
（一）农村公共服务的单中心供给
公共服务自身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决定了基层政府在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中的重要主体地位。计划经济时期，我国长期实行政府单中心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即政府是唯一的供给主体，负责农村范围内所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的公共服务的生产和提供。在这种模式下，基层政府与市场、社会之间是一种垄断关系，基层政府对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垄断性主要表现为对生产的垄断、对销售的垄断以及一定程度上对价格的垄断，这是由相关行业和事务的特性导致的。例如，环境卫生、体育设施等行业的非盈利性将私人企业拒之门外，致使这些服务只能由政府提供。从长远利益出发，政府单一供给模式不仅不能适应公众需求的变化，而且导致供给效率低下。首先，村民的需求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以及村民自身文化素质的函数，随着农村经济的不断繁荣和村民精神世界的不断丰富，公众对公共服务供给的数量、内容、结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农村，供给主体不重视文化、体育等公共服务，相关的服务设施不健全，难以满足村民对其量的需求。同时，农村的全面发展也催生出了许多新的公共服务内容，例如村组安全、生产互助等。在需求结构方面，村民越来越表现出强烈的发展型需求，当温饱问题基本得以解决之后，大家更希望能在农业信息、农业技术、基础设施等方面得到更多援助。其次，基层政府对农村公共服务的垄断供给向自然资源、人力资源的高效配置发起挑战。造成供给低效率的原因有很多，其一，公平优先是政府对公共资源进行计划内统一分配的主要原则，其二，政府的成本效益观念不强，其三，政府内部存在一定程度的权力腐败行为，第四，政府缺乏先进生产技术和生产线的支撑。总之，在村民需求与供给效率面前，基层政府这一唯一的供给主体已显得力不从心。
（二）农村公共服务的多元合作供给
实际上，必须实现农村公共服务由政府单一供给向多元主体协同供给的转变，只有各种有利于提高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的社会力量都参与进来，才能满足村民不断丰富、变化的需求，才能提高供给效率。总体来说，多元主体协同供给就是打破原有的基层政府垄断供给的格局，改变供给主体单一、服务内容单一、生产方式单一、销售渠道单一、决策机制单一的局面，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优势，发扬农村社会组织的公益精神，发挥农村自治组织和村民自身的积极作用，让政府、市场、社会在协同供给网络中相互信任、相互合作进而形成整体合力，共同实现农村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这种多主体的供给方式，符合多元治理的理念，即在社会信任和互助合作的基础上，通过营造社会网络和运营社会资本，使得政府与公民、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能实现良好的合作，从而促进我国社会资本存量提升，最终促成善治的过程。市场经营主体的丰富以及社会组织的发展使得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由政府垄断向多元主体协同供给的转变成为可能，这种转变同时也体现为各供给主体间关系的转变，即从垄断关系转变为协同合作关系。协同合作关系可以理解为一种公私伙伴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合作就是企业、社会贤达和地方政府官员为改善状况而进行的一种正式合作。在协同合作关系中，各主体相互信任、相互作用、相互协助、相互影响，各司其职。第一，基层政府是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同时也要承担起管理、规划、统筹、监督的职责，积极引导其他供给主体的参与。第二，企业凭借其较高的生产效率和先进的生产技术，在公共服务供给中处于重要的主置。要大力开展服务生产创新工作，使社会资源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第三，农村社会组织有较低的成本和较高的效率等多种优势，负责提供与村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服务，弥补其他主体供给的不足。第四，村委会要帮助村民将公共服务需求、意愿表达出来，做村民与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的联系人，实现公共服务的自我供给。目前，各供给主体间的合作关系还处于断裂状态，这是由多种原因导致的：长期以来政府对人力、财力、物力的控制，农村社会组织独立性不强、能力不足，企业的供给动力不足，村民的参与意识和民主观念不强等。为了实现农村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必须完善协同合作网络，重构多元主体间合作互助的关系。这需要依靠各种体制机制、规范制度的建立以及公共意识和精神的加强。
二、社会学制度主义与制度构成要素
（一）社会学制度主义
社会学制度主义是新制度主义主要流派之一，是从社会学组织理论中发展出来的，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末，其主要特征是：倾向于比政治科学家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来界定制度，打破了制度与文化概念之间的界限；强调制度行为的方式是通过提供行为所必不可少的认知模板、范畴和模式，而不仅仅是因为没有制度就不能解释世界和其他人的行为；采用某一制度，是因为它提高了组织或其参与者的社会合法性。社会学制度主义在分析视角和关注对象方面倾向于从更为广泛的意义上界定制度，主张同人类行动者的意义框架有关的符号、认知、道德模式等因素都是制度，甚至认为文化本身也是制度。社会学制度主义从四个方面体现其对制度的一般性理解。第一，不明确区分制度与组织的不同，一部分学者认为组织构成了制度的基本框架，同时需要从制度角度去认识组织。第二，文化包含在制度中，社会学制度主义定义了一个制度世界，在这个制度世界中，文化是其构成要素，制度通过提供道德性或认知性模板阐释外在和人们的内在认知，进而对个体的行为进行约束和控制。文化和制度在社会学制度主义的标题下成了同义词。第三，社会学制度主义关注行为者个体受制度的影响程度，只有将人类个体置于社会角色中，且让规范、认知、符号等因素产生作用和影响，社会生活才是有意义的。第四，肯定了制度化过程在制度创设和演进方面的作用，制度化过程体现为人们按照规定办事以及对违规成员所作出的处罚，这有利于制度本身的建立和维护。作为社会学制度主义的代表人物，JamesG.March和JohanP.Olsen（1989）在其《重新发现制度：政治的组织基础》中认为，制度即规则。规则的范围非常广泛，可以是惯例（routines）、程序、角色、规划（strategies）、组织形式以及政治活动建构的技术等，也可以是信仰、范式、符号、文化以及相关的知识等。此外，他们强调在充满文化性、经济性、社会性、政治性的具体背景下，人们努力行动以实现其预期效果。人们的行动受到与义务相联系的适当性逻辑的牵引，遵从一定的规范和程序。Powell和DiMaggio（1983）则强调了强制、规范与模仿的作用。强制因素包括政治要求以及政府强迫，它们对组织进行规制、监视和官僚控制；规范因素源于专业与高等教育社会化功能的强大影响；模仿则源于很多行动者往往通过模仿同辈来应对不确定性的倾向。
（二）制度的构成要素
W.RichardScot（t1981）在《制度与组织—思想观念与物质利益》中从三个视角来理解制度的含义。第一，将制度具体化为制约、控制、限定或禁止行为人行为的规则和规定，其约束力具有很强的强制性和权威性，具体可表现为与行为相关的制度、法律、法规、规章、条例等。第二，因为制度具有适当性和其合理性，行为人会自觉地接受它，并愿意服从于符号体系或价值体系的约束。第三，不同行为人之间会产生一种共同信念，且同时表达出对制度的理解与认同，那些被广泛认知和认可的文化因素将推动制度去发挥作用。基于对以上三个视角的理解，斯科特将制度界定为一种持久、有序的社会结构，它是符号要素、活动和物质的统一体，具体则包括了规制性、规范性和文化—认知性要素以及相关的社会活动和物质资源。基于对制度的界定和运作过程的分析，社会学制度主义认为制度构成的基础要素有三，即制度性要素、规范性要素以及文化—认知性要素。根据三种要素的性质、特点和条件的不同，可将其归为制度表层、中层和深层三个层级，各层级间制度构建的难易程度以及稳定性成递增趋势。规制性要素在制度中的表现形式易于建立、规划和更改，可在短时间内形成并产生一定的效果，处在表层位置；规范性要素需要对行为人的社会角色和责任进行界定，使之行为符合社会需求和合理性原则，这是制度的中间层；文化—认知要素作为社会历史的沉淀物，通过共同的信念、理解获得广泛认可，则位于制度的最深层次。要注意的是，根据制度的三大基本要素进行制度构建时，必须同时建立这些要素，使得它们之间相互促进、相互辅助。
三、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关系重构的制度要素
从社会学制度主义的视角分析，重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主体间平等合作关系的过程伴随着规制性要素、规范性要素和文化—认知性要素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具体表现为强制性规章制度、有效的管理运行机制以及多元主体对平等合作关系的强烈认同感这三个因素的共存与共同作用。只有明确界定各个要素的基本内容、作用条件和方式，以及它们各自在重构多元主体间互动关系中的功能，才能建立起有效的制度体系，从而使得各基本要素充分发挥作用并相互辅助。各要素通过引导和制约农村公共服务多元主体的行为，使多元主体在制度体系的约束下相互配合、相互合作，共同实现农村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
（一）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关系重构的规制性要素
规制性要素主要包括国家制定的各项制度、法律法规、规章、政策、强制性规定和标准等。通过明令禁止供给主体的某些行为、激励某些行为或者是给予某些行为以引导和便利等方式，使其思想和行动等向着稳定的、有序的方向发展，减少由于供给过程中的各种不确定性和突发性给供给主体自身以及社会所带来的利益损失。与规范性要素和文化—认知性要素相比较，规制性要素具有强制性大、易于建立、缺乏稳定性和持久性等特点。在重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关系这一过程中，强制性要素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这主要是因为各主体参与合作的自主能力和积极性不强。规制性因素主要体现在主流意识形态、国家规章制度、农村公共服务协同供给体制和具体的合作供给政策和标准等。为了实现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国家制定了《教育法》《卫生法》《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公益事业捐赠法》和《志愿服务法》等相关法律。有关促进多元合作的政策有：对市场主体的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等合法权利进行保护的政策，对企业和农村社会组织实施的税收优惠政策。这些因素由统筹到细化、由抽象到具体、从宏观到微观，广泛地规定着协同供给的发展方向、政策的实施、各供给主体的行为、资源的优化配置等，为构建合作互助、平等协商的主体间关系提供了强制性保障。
（二）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关系重构的规范性要素
规范性要素体现为价值观以及符合道德要求的行为规范等。这些规范性要素通过合理的证明而形成，将适当的社会责任根植入多元供给主体的意念中，使其自觉地遵从正确价值观和行为规范而参与供给，违背这些要素的主体将受到道德的谴责。就重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主体的合作关系而言，其规范性要素主要表现为机制的规范，例如，协调机制、表达机制、监督机制、决策机制等方面的规范。这些规范性要素要发挥以下功能：第一，规范合作秩序，即对多元主体的供给行为进行规范，使得供给主体并不是简单的生产和给予，而是全力地为居民的公共需求提供服务。以各主体的分工合作和相互间良好关系为宗旨，规范稳定的合作秩序。在这一过程中，多元主体各自承担起责任，进行平等、自由的参与和协商。第二，规范性要素要注重合作互动关系所带来的效益。通过提高社会公众参与度、提高财政收支公开程度、减少行政开销、降低供给政策执行的复杂程度等来促使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绩效得以提高。
（三）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关系重构的文化—认知性要素
文化—认知性要素包括共同的信念和认知、符号系统、道德模板和意义框架，具体表现为信念、习俗、惯例等非正式制度。它通过聚合积极文化和消极文化（如合作互利观和自利观）形成一种组织文化来影响行动者的偏好和对自我的价值认同，进而影响组织活动。而处于这种组织文化中的行动者，根据对符号系统、意义系统等形成的理解和信念而开展活动，其行为已经被制度化。JohnGray（1998）形象地指出：“社会制度是由人们信念构成的。一张纸头能够充当货币是因为大家相信它就是货币，否则它啥都不是。”在重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合作关系方面，文化—认知性要素主要体现为多元主体间的信任、多元主体对合作关系的认同感、农民的思想境界、文化素养和专业技能以及农民自主服务、自主供给、自主管理、自主组织、自我教育的观念等。增强文化—认知要素的有效作用要考虑到以下几个因素：一是供给主体规模。因为随着人数增加，文化的影响机制越来越具有局限性，供给主体更倾向于破坏合作互动的关系而使自身利益最大化。二是农村社会变革。文化的形成需要一定时间积淀，但如果没有跟上农村经济社会变革的速度，其规范作用就会因为弱适应性而骤减。三是公共服务信息的传播。信念认知的形成依赖于信息的传播速度，促进信息流通有助于供给主体形成对合作关系的认知。总之，变革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开展协同合作，归根结底依赖文化和意义世界的变革。
四、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关系重构的制度困境
农村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有赖于多元主体合作关系的重构，但事实上，各主体协同关系重构的过程已经陷入了一定的制度困境，这种困境是由政府单一供给的路径依赖、多元主体间难以平衡的利益关系和多元主体认知滞后导致的。
（一）制度困境一：政府单一供给的路径依赖
制度变迁和技术变迁一样存在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某一条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这即是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长期以来，我国实行政府单一主体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模式，这种路径的选择会产生像物理惯性一样的特性，这一特性表现为一种路径依赖。在政府单一供给情况下，公共权力主要依靠暴力或对稀缺性的权利资源的垄断性占有所获取，而不是公共选择的结果。政府通过强制权力提供公共服务，供给类型和数量都完全取决于上级政府的指令，而真正需要这些服务的农民群众却只能被动地接受，长此以往，将导致公共服务类型和生产的单一化，难以实现有效率的资源配置。如果路径依赖持续下去，不仅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成本会增加，而且政府的行政控制力会把其他潜在的供给主体拒之门外。在狭小的发展空间中，企业、农村社会组织和自治组织是不会与政府形成协同合作关系的，公共服务的供给陷入了巨大的制度困境。
（二）制度困境二：多元主体间利益难以平衡
根据“经济人”假设对人性以及人的行为的分析，农村公共服务的多元供给主体会基于各自的成本—收益分析而作出能够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选择。不同主体所追求的目标不同，主体间利益难以平衡，很难找到使得它们都积极参与的动力因素，这就导致了合作关系难以重构的制度困境。首先，有些基层政府工作人员认为经济发展才是政绩，为了追逐GDP指标的提升和个人仕途的顺利，他们常常以牺牲村民的实际需要为代价，不断增加那些能够满足政绩和利益需要的公共服务的供给。由于考核指标向经济繁荣和政治稳定的倾斜，那些真正能够提高村民生活质量的公共服务供给有时会被看作是无用的。某些情况下，正是由于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驱动使得基层政府的供给动力是不足的。其次，企业生产的高效率决定了它在农村公共服务中不可或缺的供给主体地位。从经营者的角度出发，他们倾向于不提供或者少提供公共服务而使自身收益最大化，因为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导致的生产成本较高，同时政府购买成为企业参与的主要形式，这有时会导致企业自身收益比生产其他产品要低。再次，作为农村公共服务的最终享受者，村民的利益需求是复杂多样的，是根据不同经济环境、不同地域条件所变化的。但无论怎样，他们始终希望享受到水平高、质量好、成本低的公共服务。但当前农村村民的需求表达机制还不健全，缺乏用于收集农民的公共服务的需求、满意程度、基本评价等信息的制度、民意收集制度、听证制度等。这充分表明公共服务供给所面临的制度困境。
（三）制度困境三：多元主体认知的滞后
农村现阶段邻里关系疏远，人际间情感淡化，难以形成村民之间、村民与供给主体间的信任网络，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对农村的认知普遍呈现滞后、不足的特点。在某种程度上其主要表现为：政府对供给的认知滞后，认为供给等同于生产；村民对自身主体地位和参与权利认知的滞后；各供给主体对村庄的现状和发展的认知滞后；各供给主体对协同供给的重要性的认知滞后。这必然会制约农村的发展，影响农村公共服务有效供给的进程。导致认知缺失的主要原因有：第一，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大家普遍认同公共服务就是要政府负责的这一观点，在现实政治参与中，服从性、接受性、被动性因素占很大比重。第二，人员流动弱化了对村庄的认同和认知。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以及村户院落的逐渐消失，村庄变得越来越陌生，村民与村庄的利益关联度日益降低，从而降低了村民对村庄的关注和认同。基层政府、企业以及农村社会组织很少对农村的发展现状以及前景作细致的观察和调查，对村民真正的需求缺乏准确的认知。第三，合作思维缺乏。多元供给主体倾向于只考虑现实的、眼前的、局部的、个人的利益，而忽视了通过协同合作而带来的潜在的、长远的、广泛的、多数人的利益。这与中国人的行动思维定式有很大关系。供给主体的认知缺失导致了公共服务供给的制度困境。
五、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关系重构的制度改进
为了提高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效率和效果，满足村民多样化的服务需求，实现供给的有效性和高水平目标，必须实现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共同监督、协同配合。在政府对社会组织的控制以及社会组织参与能力低下和意识薄弱的现实困境下，地方政府必须充分发挥公共管理职能，从法规制度的健全、行为机制的规范、社会资本的积累方面入手对供给主体间的合作关系进行制度构建，引导各供给主体为农村公共服务有效供给的开展而努力。
（一）健全法规制度
法律以及各种强制性制度完善与否，对供给主体间的关系起到重要的影响作用。首先，健全供给参与制度。破除多元主体参与供给的主要障碍，丰富参与形式与内容。各主体不仅要做到协助行政机关进行供给政策的制定以及实施，而且要对供给行为进行有效监督和审查。其次，健全利益共容制度。奥尔森认为，个人或组织获得社会所有产出增长额中相当大的部分，而且同时会因总产出的减少而遭受极大的损失，则该个人或组织便拥有一种共容利益，它给所涉及的人以刺激，诱使或迫使他们关心全社会产出的长期稳定增长。也就是说可以建立一种制度，使得在合作供给过程中，各主体为了保证自身利益最大化都会选择合作来实现农村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例如，政府为了避免矛盾冲突而保护村民权利，企业为了扩大市场而参与供给，任何一方的不合作将受到共容利益的减少而导致自身利益受损的惩罚。再次，健全政策激励制度。地方政府可以通过采取减少税收和基础费用的政策来降低经营成本，进而吸引更多企业和社会组织参与进来。在慈善捐助项目中，允许一些社会组织及企业借机宣传、扩大知名度。为保证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持续性，政府可以对企业和社会组织等采取财政补贴政策和资金担保政策。
（二）规范运行机制
重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主体的互动合作关系，需要规范化的管理运行机制的支撑。首先，规范合作机制。若缺乏一种有效的协商合作机制及便于多个组织参与协商、决策与行动执行的策略体系，那么公共事务的协调处理将变得复杂而艰难。因此，必须在政府推动下，探求有利于基层政府、企业、农村社会组织以及村委会和农民自身协商互动的平台，建立他们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在这一合作机制中，各供给主体的权力和责任细化、明确，他们进行平等的学习和交流，共同协商、讨论公共服务供给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其次，规范效率机制。基层政府必须做到克服公共服务供给的垄断性并建立成本效益观念，企业要从村民实际需求出发进行供给同时降低排他技术成本，村委会和村民要充分考虑成本负担能力，积极表达需求意愿，农村社会组织需要克服组织结构不合理、资金运作困难、人员调配滞后等自身局限性，最终形成一种高效运作的供给机制。
一、如何客观判断城市化时代的发展趋势
进入以公平与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第二次转型与改革的新阶段，城市化战略地位开始凸显。城市化将成为消费主导、富民优先的重要载体。对于广州市来讲，把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需求，首先要客观判断未来5-10年城市化发展的基本趋势。这里提出4个问题与大家讨论。
1．工业化滞后于城市化，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是不是一个现实问题？1978年我国的城市化率只有19%左右，2009年是46.6%。应当说，改革开放30年，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很快。问题在于，我国的城市化已滞后于工业化。当前，我国已进入工业化的中后期。参照国际经验，城市化率应当在60%左右。按照这个标准，我国的城市化率滞后于工业化有10-15个百分点。
2．未来5年左右，我国有没有可能开始进入城市化主导时代？其主要标志是，我国的城市化率由46.6%提升到50%以上，也就是未来5年，城市化率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以上。我的判断是有可能的。第一，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主导向城市化主导的历史的拐点。从国际经验来说，人均GDP4000美元左右，是城市化提升的历史拐点。第二，未来3-5年，不要讲东部，连中部、西部的城市化、城市群、城市带、城市圈豆处在一个较快增长的阶段。第三，中央明确3年放开中小城市的户籍，我估计5年左右放开大城市的户籍是大势所趋。由此，城乡一体化将有重大突破。从多方面的情况看，“十二五”时期我国有可能进入城市化主导的发展时期。
3．未来5年，进入城市化主导的发展时期对经济发展方式将产生哪些重大影响？我想至少有3个大方面的影响：第一，促进城市走向公平与可持续发展。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将使经济结构调整、就业收入分配等问题开始突出出来。单纯GDP的总量难以解决结构调整、就业、收入分配、资源环境等问题。第二，在这样一个趋势下，初步形成由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的转型。今年第一季度，消费与投资贡献率仅差0.7个点。当然，这与政策刺激因素及阶段性特点有关。但总体上看，消费主导的趋势开始形成。第三，出口导向向扩大内需的发展。我们需要外需，但是随着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结构的调整，以及我国经济在国际经济格局中的变化，作为13亿人的大国需要尽快转到以内需为导向的发展路子上来。
在城市化主导发展趋势初步形成的背景下，广州作为全国重要的大城市，作为广东省主要的城市，它在我国的城市化时代应当扮演什么角色？广州在过去出口导向的发展中、在工业化主导时代、在追求总量为目标的发展阶段，走在全国前列，处在前三位。未来5-10年在城市化主导的发展趋势背景下，广州市在全国发展方式转型中，在珠三角一体化中扮演什么角色，发挥什么作用。总体上来说，应当成为公平可持续发展的具有综合竞争力的大城市。要实现这个目标，毫无疑问需要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走在全国前列。
二、如何客观判断城市化背景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特殊性
现在的突出问题是，城市化发展过于注重经济效益，而对公共服务功能考虑不足。城市化加快发展的背景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特殊性，重要的在于两条：
1．消费主导趋势的形成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将促进消费主导趋势的形成。发展方式转型的首要任务是实现由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的转型。消费主导的转型主要取决于广大社会成员的消费能力和消费倾向。无论是消费能力还是消费倾向，越来越直接、或者更大程度上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程度相联系。在澳大利亚蓝领工人发放周工资，到周末餐馆大都很满，为什么？就是他们的社会福利是有法律保障的，可以放心实行当期消费。就是说，安全而有保障的社会福利既能增加消费倾向，又能拉动消费能力。当然，也取决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调整。
2．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于形成以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格局具有特殊性。拿广州市为例，我看到这个数字，广东2007年城市化率，城市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例是82.17%，但是服务业只有58.4%，而在第三产业就业的比重只有47.9%。仅从这个数字看，广州市的结构调整是滞后于城市化进程的。一般说来，城市化率达到70%以上的时候，服务业的比重大概在65-70%左右，城市化率和服务业的比重大概是相等的。
在城市化时代，服务业的发展比重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联系日益密切：第一，公共投资是服务业发展的重要领域。在现代社会，公共领域的投资是拉动服务业增长的重要投资领域。广东省提出到2020年有近2.5万亿的公共服务领域的投资，这个巨大投资，是拉动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力量。第二，这个投资带来什么呢？加快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的转型、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本大国的发展。这个转型将直接拉动服务业发展，提升服务业竞争力。由此来看，在发展方式转型的背景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城市化有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且这个作用是其他方面的作用难以取代的。
三、如何客观判断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推进城市化进程的重要性
研究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加快城市化进程可从三个视角来讨论。
1．城乡一体化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我从材料中看到，去年广州市开发区6项主要指标在全国开发区总排第一，但在区域内大部分农村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还比较滞后，造成开发区“一边是欧洲，一边是非洲”的现象。现在正在采取各种措施，我想很快会改变这种局面。由此，我想广州市的城乡一体化是不是应当取决于两个大问题：第一，有没有可能通过广东全省的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的调整来加快推进广州的城乡一体化进程？其中，农民户籍和土地因素联系在一起，现在户籍问题的背后是土地因素和社会福利因素在起作用。社会福利因素在促进城乡一体化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如果社会福利对于广大农民来说是有保障的、是可转移的，将会降低农民对土地的依赖性，会促进土地公平、公正的流转。为此，需要高度重视城乡基本服务均等化对于促进城乡一体化的影响和牵动作用。第二，农民工、外来常住人口能否融入城乡一体化中，能否融入广州市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总的思路中谈到将户籍常住人口作为设计规划的意见，这个思路值得进一步讨论。广东省的规划在2020年，把外来常住人口纳入广东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中来。珠三角公共服务一体化的研究报告中提出，在未来3-4年内率先将外来常住人口纳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中。目前，珠三角有2000多万居住两年以上的农民工，而广州可能占了很大的比例。在研究广州市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时候，能不能在推进城乡一体化上有重要突破，走在珠三角的前面、走在全省的前面。
而在群众文化发展的过程中有一些不顺应时代潮流的文化必将随着时间的流失消失在群众的视野当中，但同时也有一些优秀的群众文化会脱颖而出。脱颖而出的群众文化必定在价值观和对文化的认识方面有着独到见解和自己的亮点，这种优秀群众文化的存在就使得群众文化的文化价值非常的引人关注。通过仔细了解群众文化和研究群众文化必将对整个文化事业和社会的建设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1 群众文化在发展过程中的社会功能
1.1 促进基层文化的建设工作。在群众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会有一大批感兴趣的能人志士志愿的参与其中。这就是很好的人才选拔的机会，在没有利益驱使下的环境中对于文化纯粹的喜好就变现出来，这种每个人与生俱来的趋同性会把有相同志趣的人聚集在一起。群众文化就实现了群众的聚集，在聚集群众的基础上为基层文化的建设提供了后备力量。
1.2 弘扬社会价值观促进文化发展。群众文化在群众中有一定的影响范围，这就表示在群众文化中有很多人认同的价值观和思想。群众文化的这种思想传播方式在社会价值观的传播途径上有很大的优势，首先它有很广的受众群体，其次在融合群众文化不同的表现手法之后社会价值这样一种文化导向便会很接地气的为人所接受。
1.3 增加群众凝聚力促进社会资源全面利用。在群众文化发展中最重要的就是群众，群众在群众文化中的时候没有事业，家庭，社会阶级之分。在这种其乐融融的气氛中群众的凝聚力自然会增强，这同时在人与人的不断接触过程中使得社会的机会在增多，在社会资源的利用方面也起到了促进的作用。
1.4 传承民族文化特色延续种族文化。群众生活在社会中，在社会一代代的传承中保留了一个民族的特色。这种特色的存在使得在国际交流过程中国家有了不同的标签，这种标签正是区别于其他国家的最主要的特征。群众文化在传承民族文化特色方面起到主导的作用，而这种文化的传承也将使得不同种族的文化得以在包容的文化氛围中保留。
群众文化的传播在传播过程中携带的信息也起到提升人民文化素质的作用，在群众文化的发展中认识文化、感知文化。
2 群众文化在文化价值方面的贡献
2.1 群众文化在文化事业中占大比重。在人数上群众文化有着最为广的受众，在文化事业中群众文化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群众文化在文化价值方面的重要作用使得在社会文化建设过程中群众文化成为最主要的植入方式。在意识形态的层面群众文化则提供了很好的平台，又能在较为轻松的文化中得以传播。
2.2 促进文化市场的繁荣。文化产业的繁荣一定程度上也受到群众文化的影响，文化产品和文化作品的素材有很大部分都是基于社会中的群众文化。群众文化的繁荣无疑为广大的文化工作者提供了更为广博的素材，最大限度的展现了当代中国的面貌。群众文化为文化市场提供的文化产品同时也丰富了人们在挑选文化爱好时候的选择。
2.3 促进我国文化的对外宣传。在国际社会中一个国家人民的文化是代表这个国家的最丰富的形式，群众文化的展示在对外宣传我国文化和弘扬中国精神的过程中起到有力的促进作用。在对外展示的过程中群众文化很好的结合了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特点，在展示的时候更加真实自然的流露出我国的社会文化。
思想政治工作，首先就是传播正确的价值观，引导公平正义的思想导向，为社会稳定提供思想奠基。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公平正义是人民渴望的，传递公平正义是思想政治工作的第一步，只有这样才能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增加社会稳定因素，促进社会稳定和谐。
（二）化解社会矛盾是社会稳定的关键
从心理角度方面出发，思想政治工作化解社会矛盾的根源，这也是社会稳定的关键问题。随着社会的发展，不稳定的问题不断增加，造成弱势群体心理失衡，这就需要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化解弱势群体的不良情绪，找到症结所在，理顺情绪，顺通民意渠道，建立民意发声平台，让人民的负面情绪得以释放，最大限度维护社会稳定。
（三）创新思政工作是社会稳定的核心内容
伴随着我国社会转型，很多特殊矛盾日益涌现，许多新的问题不断出现，这就需要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管理，开展更加积极有效的工作局面，促进社会稳定发展。创新思政工作管理，需要从多方位角度出发，提高办公效率，加强与民众的沟通，弥补不足，在实践中不断探索，这也是社会稳定的核心内容。
二、社会稳定视角下思想政治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随着我国进入黄金发展期，各类社会不稳定因素也在不断增加，贫富差距、劳资纠纷、拆迁征地问题、腐败现象频发等等，这些问题的出现，让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更加有必要。在解决这些问题的同时，还可以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各项功能，促进社会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发展目标。
（一）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
在历史的各个阶段，社会不稳定因素一直存在，其中贫富差距就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城乡差距、行业差距、收入差距等不断扩大，为公众不满情绪提供温床，引发暴力事件，如安徽池州事件，不法分子借助小的事件，激化矛盾，煽动弱势群体造成恶意伤害事件的发生。随着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不断增加，一些劳资纠纷就接连发生，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不稳定因素隐患，给农民工造成经济损失，甚至生命威胁。而随着我国城镇化飞速发展，预计在6年内将有1亿人进城落户，其中因为违法征地拆迁而引发的各类暴力事件层出不穷，这大大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谐。腐败贪污问题是当今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它不仅会激化社会矛盾，破坏社会风气，而且不利于党政的执政地位的巩固，是社会稳定发展的瓶颈。总之，以上各类不稳定社会因素的出现，需要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开展，才能很好的化解，这也是思政工作开展的必要性。
（二）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各项功能
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有利于社会导向功能、素质培育功能、意志凝聚功能、精神激励功能、矛盾协调功能、思想转化功能以及和谐保障功能的发挥，最大限度的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推动国家的长治久安。
三、社会稳定视角下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措施
面对社会转型，市场经济体制建立，新的社会矛盾不断出现，民众思想不断发生变化，思想政治工作也应该与时俱进，稳定民众思想，建立公平的市场经济体系。如何有针对性、差异化的创新思政工作，成为当前时展的当务之急，接下来就主要从发展创新和管理创新这两大方面，探究社会稳定视角下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措施。
（一）发展创新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在继承原有实践经验的同时，要及时调整，在实践探索中不断创新思想政治工作。首先要采用循序渐进的方法，将矛盾更加巧妙的化解，要深入基层宣传积极的思政思想，传递正能量，耐心解决遇到的问题，防止矛盾再度激化。其次要完善规范制度，摒弃民众“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错误认识，遏制不正之风，维护办公秩序，这就需要相关工作人员提高办事效率，及时有效的传达民意心声，将思政工作与制度有机结合，提供通畅的渠道。最后要采用心灵抚慰的方法，随着社会节奏加快，人民生活压力加大，心理问题不断增加，这就需要思政工作加强对于心理问题的重视，开展科学合理的心理咨询，疏导不和谐心理因素，建立健康健全的心理品质。
（二）管理创新
当今时代，网络发展日新月异，思想政治工作也应该与时俱进，借助网络平台，让公众获得一个自由平等发挥舆论的渠道，实现管理方式、管理思路和舆论管理方面的的创新，实现真正的民主。随着网络进入到千家万户，网络作为一个重要的传播媒介和平台，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就可以通过这样一个平台，建立于民众的交流版块，传播更加全面的民意心声，与民众平等的互动沟通，让接下来工作的开展更加明确清晰。另外，借助网络平台，还可以发挥宣传作用，借助有知名度的门户网站，展示老百姓遇到的问题，及时有效的传达民意，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对症下药，从而实现思想政治工作的顺利开展。在借助网络平台传播民意的过程中，也需要注意一些问题。首先要杜绝虚假新闻的传播。网络是一个虚拟的平台，虚假新闻很容易滋生传播，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虚拟的网络，传播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的假新闻，引发公众恐慌，造成不稳定因素。因此，通过大型门户网站各类信息，都需要相关工作人员的审查核实，确保是真实的信息才可以。如果一旦出现假新闻，就需要相关部门发表有可信度的声明，遏制假新闻的继续传播。其次要杜绝刻意的人身攻击。如今网络发展十分迅速，信息传播的速度也特别快，一些恶性事件接连发生，一些网络水军借助人肉搜索，对于某些人进行恶意的人身攻击，这不但受到道德的谴责，而且还有可能受到法律的制裁，对于他人和自己都是百害而无一利的，传播正能量，才是信息传播的正确之路。
1.2群众文化的团结功能群众文化活动能起到凝聚社会成员、增强社会团结的作用。在进行群体活动时，每一位参与者的热情都能被激发出来，使其具备更强的主观能动性以及团结协作精神。作为一个由多民族所组成的大集体，只有实现了社会成员的共同团结，我们的国家方能获得更大的进步。当前时期，和谐社会理念在我国被大力提倡，团结是实现和谐社会的前提条件。人们在对群众文化活动进行参与的时候，自然而然就会产生顾及他人的心理，这样的顾及心理就是团结意识的一种表现，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在人们的内心之中这种团结心理会越发深化，团结他人的美德会就此形成。这就是群众文化的团结功能。
1.3群众文化的文化遗产保护功能物质遗产、非物质遗产是文化遗产的两种主要类别，当前时期，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投以极大的关注。通过口口相传的形式来进行继承发扬而不借助实物形式表现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特征。群众文化活动的顺利开展使得相当数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被加以继承发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
1.4群众文化的人才发掘功能有很多人才存在于群众基层当中，这些人才可能会因为种种原因而被埋没，但是在参与群众文化活动时，他们所具有的才艺就有了一个展现舞台，借助这个舞台，他们的才艺便会被更多的人所知。目前有很多实例对群众文化所具有的这一人才发掘功能进行了证明，如今各种选秀节目在电视荧屏上大行其道，使普通人有了一个可以展现自身才艺的舞台，并且那些具有出色才艺的人才也会借此被发掘出来。
2群众文化所具有的文化价值
2.1群众文化以及主导文化主导文化对社会的发展进步意义重大，身为基础文化的群众文化与主导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主导文化以及群众文化进行有机结合，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中心地位进行巩固，最终实现社会的健康稳定发展是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参与人数众多、形式内容多样是群众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在轻松愉悦的环境之中，人们的压力能够得到释放，身心能够得以舒缓。因此，应该重视对群众文化所具有的特点进行运用来搭建主导文化的交流平台，对群众思想以主导文化的价值观念进行武装，使主导文化所具有的引导作用得以发挥出来。
2.2群众文化以及精英文化在进行文化建设工作时，要对群众文化以及精英文化加以明确的区分，群众文化以及精英文化的建设分别具有普及性及提高性。作为所有文化的根源，群众文化既是精英文化的基础也是对精英文化进行提升的源头动力。具备较强的层次感以及较高的文化程度是精英文化的主要特征。互相促进是精英文化与群众文化所具有的内在联系。群众文化、精英文化针对的对象分别为普通大众以及少数知识分子。它们二者具有不同的主体以及内容。对待这两种文化的心态应该有所差异，群众文化是精英文化得以发展的前提条件。因此，在对精英文化开展指导工作时应该注重对群众文化的精华内容进行吸纳，把群众文化、精英文化二者之间的关系处理好，对群众文化所具有的优势要加以充分展现。
2.3群众文化以及文化产业文化事业以及文化产业共同构成了文化建设的内容。通常情况下，国家对文化事业实行拥有，另外对公益事业进行发展是文化事业的主要内容。相比较而言，文化产业对于经济利益比较重视，它对文化市场所具有的主导作用有所强调。文化产业市场同其他市场相比较，一个最为明显的区别就是它对于人民群众所拥有的文化艺术消费水平有所依凭。经济的高速发展，生活质量的不断改善使得人们具备更强的审美、鉴赏能力，对于文化艺术也投入越来越多的关注，对于文化活动也有了更高要求。身为基础产业的群众文化是所有文化的起点，对群众文化进行优化是扩展文化市场的有效手段。为实现文化产业的全面发展应该重视对基础产业的大力发展。
2.“公司法”企业社会责任制度的缺陷及完善建议
2.1“公司法”企业社会责任制度的缺陷在立法方面整体协调性还有待进一步的完善，对于债权人在利益方面的保护还存在着不足之处。在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当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就是企业社会责任意识还不是很强，对广大的消费者不负责任。企业社会责任间存在着一定的冲突，企业的社会责任间冲突的表现主要就是对于环境保护的责任以及员工的责任和企业经济责任间的矛盾，例如一家企业对于当地的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对环境有着严重的破坏，这就和社会责任之间产生了矛盾冲突，这就会使得企业陷入一个比较为难的地步。究其原因主要就是我国的企业社会制度起步较晚，在经验上不是很充足，在社会责任监督机制方面还不是很完善。
2.2“公司法”企业社会责任制度完善建议对于我国的企业社会责任法律制度还需要进一步的得到完善，首先要强化企业社会责任法律主体地位，我国虽然有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法规，但是还没有专项的法律对企业的社会责任进行规范，故要能够对企业社会责任法律主体地位进行强化，并要能够在不违背主体法律的基础上把具体的制度得到有效的落实，要在完善的具体化以及可操作性和规范化方面得到重视。另外要健全与企业社会责任相配套的法律法规，这是推动企业社会责任执行的重要手段；建立企业社会责任激励机制，把相应的激励措施落实到位，企业的社会责任激励机制的实现离不开政府的引导以及企业自身的不断奋进，政府要能够加大监督的力度，通过相关的活动传播社会责任理念，鼓励企业积极的去履行社会责任；完善企业的社会责任惩罚以及约束机制，我国的《公司法》对于企业的社会责任条款当中没有惩罚性的机制作为约束手段，这对社会责任的实施在一定的程度上存在着很大的难度。故此建立相应的惩罚以及约束机制能够起到一定的管控作用，对其制定约束机制要能够在法律的层面以及道德层面都有着体现，还要建立相应的企业文化构建CSR价值体系。
（二）群体规范与凝聚力。在社会心理的作用下，群体成员具有较强的整体意识，能够认识到个体是组织的一部分，对组织目标的实现具有较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群体成员遵守一定的行为准则，并内化为行为的尺度。因此，良好的群体规范有助于成员行为的导向和矫正。同时，群体对于成员具有一定的吸引力，成员对群体忠诚，成员之间有“我们”的认识，有相互合作的愿望和动力。彼此间意见沟通畅通、信息传递较快，气氛民主，比较关注集体的荣誉和利益，群体凝聚力在社会心理的推动下会得到进一步增强。
二、社会心理对教育教学的消极影响
社会心理除了能带来积极影响外，还存在着很大的负面性。勒庞认为在群体中，个人的独立性会完全丧失，“完全变成另一种智力水平十分低下的生物。”[2]这种反差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它可以让一个守财奴变得挥霍无度，把怀疑论者改造成信徒，把老实人变成罪犯，把懦夫变成豪杰。”具体来讲，社会心理对教育教学实践的消极影响有以下几种：
（一）从众与服从。从众是指在群体压力下，个体在认知、判断、行为等方面自愿与群体中的多数人保持一致的心理现象。很多情况下，人们已经形成尽量不偏离群体的习惯，并为了使群体接受而不惜放弃自我，委屈服从。偏离群体，个体会面临较大的群体压力。因此，个人会从被排斥、被边缘化而导致的焦虑感出发，逐渐放弃个人立场。从众所产生的后果非常恶劣，加上法不责众的心理，个人的优越感和力量感急剧膨胀。“群体只知道简单而极端的感情；提供给他们的各种意见、想法和信念，他们或全盘接受，或一概拒绝，将其视为绝对真理或绝对谬论。”正是由于这种简单化的思维模式，群体中的人们和独立的个人具有明显的差异性格，对差异和争执的容忍理解程度也有很大的差别。独立的个人可以平心静气的接受异议和矛盾，可以进行讨论和辩解，但在群体中却很难做到这样，“在公众的集会上，演说者哪怕做出最轻微的反驳，立刻就会招来怒吼和粗野的叫骂。在一片嘘声和驱逐声中，演说者很快就会败下阵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