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机械在农业生产中之所以能够受到人们的青睐和成为农业生产中离不开的重要工具和手段，主要是因为农业机械在农业生产中的生产效率和作业质量都远远高于正常人的手工劳作，其生产成本也远远低于手工劳作的劳动力成本。在农机化作业体系中，农业机械的生产效率越高，替代作用表现得也就越明显，获取的效益也就越高。农业机械作业质量的优劣，不仅关系到农业机械化的信誉与发展，而且直接影响着农业增产增收和农民使用农业机械的积极性。可见，提高农业机械的生产效率及作业质量是农机化在农业生产中充分发挥作用和促进农机化发展的一项重要措施。
1提高农业机械生产效率的几项措施
1.1合理使用农机具和编制机组
拖拉机和机引农具是一组先进的生产工具，在进行农田作业时，必须得到合理的使用，才能发挥最大的效能和获得“高效、优质、低耗、安全”的良好效果。拖拉机是一种动力机械，在使用中必须注意到充分利用发动机的功率。拖拉机的工作性能主要反映在拖拉机的牵引功率、牵引力和工作速度等主要指标方面。拖拉机牵引功率利用程度对生产率影响很大，一般拖拉机的功率利用在90%左右为宜。例如：东方红-75拖拉机牵引五铧犁作业，耕深20~22cm，在功率利用程度达到90%左右时，每小时可翻地0.67hm2，而在同样的土地条件下，降低功率利用（减少犁铧或工作速度选用不当等），则会降低每小时的翻地工作量。
根据不同作业特点，给各种型号拖拉机分配适宜的作业。不同型号的拖拉机有不同的工作性能、功率、牵引力、行走速度，作业的适应性能都不一样。因此，根据不同型号的拖拉机工作性能，分配适宜作业和科学编制机组，才能获得好的工作效果。例如：功率较大的链轨式拖拉机适合旱田翻地、耙地、起垄、播种等项作业，也适合于需要功率较大的作业项目，如推土平地、开沟、筑埂等农田基本建设；轮式拖拉机适合灭茬、起垄、镇压、播种、施肥、喷药、中耕、运输等，并可作为固定动力进行抽水、脱粒、饲料加工等场上或后勤加工作业。总之，在使用农机具和编制机组时，必须做到既要保证机组有较高的生产率，又要满足作业质量的要求。
1.2合理选择速度
合理运用拖拉机各档速度，对提高生产率是很重要的。当拖拉机负荷不足时，在确保作业质量和机具安全的情况下，应使用高速度作业。例如：东方红-75拖拉机3档作业时牵引力大约为2320kg，速度为24~30km/h；而一台41片圆盘耙所需的牵引力为700~800kg，如果牵引2台圆盘耙，再加上联结器阻力（约80kg），则农机具阻力共计1480~1680kg左右。这样拖拉机用3档带2台圆盘耙作业明显负荷不足。用4档作业功率可以得到充分发挥，而4档速度高于3档，生产效率也将随之提高，约在19.5%左右。
1.3提高时间利用率
农业生产的各环节都受时间的限制，农业机械在农业生产中若想充分发挥作用，在有限时间内获取最大的工作量，除合理使用农机具和合理选择速度外，最基本的一点就是要提高时间利用率，要将空运转时间降到最短，尽一切努力提高纯作业时间。这就要求生产前应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农机具要检修彻底，技术状态完好；定机车、定农具、定作业地点、定人员；搞好土地规划，消除田间各种障碍物等，这些都是减少机车空行时间的有效方法。地块的长度对时间利用影响也很大。例如：垄长1000m时，转弯时间约占10%；当垄长200m时，转弯时间约占30%。此外，采用合适的作业方法，正确操作机组，不但可以提高作业质量，而且可减少空行时间。
1.4充分利用农具的幅宽
由于驾驶员的经验和水平不同，在驾驶拖拉机作业时走的不直，很容易出现漏作和重作现象，这样就会导致机组工作实际幅宽小于或大于构造幅宽。因此，要提高驾驶员技术水平，除个别作业（耙地、镇压）少重不漏外，应尽量使工作幅宽等于构造幅宽，以提高工效。
2提高农业机械作业质量的方法
2.1保持农业机械的技术状态完好
保持作业中的农业机械技术状态的完好是提高农机作业质量的首要条件和重要保证，农业机械只有在技术状态完好的条件下投入到农业生产中，才能够保证作业质量达到农艺要求。保持农业机械技术状态完好的方法主要有3种：一是作业前按要求对投入作业的拖拉机及配套农机具进行彻底检修，做到需修的必修、该换的必换，不留任何故障隐患，保证拖拉机及农具技术状态完好。二是按要求对机农具进行技术保养，其目的是清除隐患，避免故障，保证机具经常处于完好的技术状态，以提高作业质量。三是按要求操作，无论是拖拉机还是配套农机具，在使用时都必须按照所要求的技术操作规程进行操作，这是保证农机具技术状态完好和延长使用寿命的最基本常识。
2.2努力提高驾驶员及操作者的技术水平
农机作业质量不仅与机械技术状态有关，驾驶操作者的技术水平也是影响农机作业质量的一个关键因素。如果没有一个具有较高操作技术水平的驾驶员去操纵拖拉机及配套机具，即使它们的技术状态再好，其作业质量也不一定满足农艺要求。提高农机驾驶员及操作者技术水平的主要途径有4种：一是坚持择优录用。无论是驾驶员还是操作手，在选用上都必须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建立严格的用人制度，将一批具有高素质、高技术水平的驾驶、操作者优先录用到重要岗位。二是坚持推陈出新的原则。逐渐废除一些不科学或不符合农艺要求的旧操作技术，掌握新的技术，提高技术水平。三是要经常进行经验交流，有目的地组织驾驶员、操作者进行经验交流，是提高技术水平的一条重要途径。四是驾驶、操作者必须要全面掌握机具的性能和正确的操作方法。
【正文】
商品生产就其本来意义而言，是指"物品生产出来不仅是为了供生产者使用，而且也是为了交换的目的；就是说，是作为商品，而不是作为使用价值来生产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卷第381页。）。商品生产有不同的历史形态，有不同的门类分工和数量特征。秦汉时期，虽然自然经济在总体上占有强大的地位，但商品经济也有明显的发展。这方面，学界研究较多，且取得了丰硕成果（注：如，林甘泉《秦汉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1期；李根蟠《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和封建地主制》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3期。），但在农业领域中的商品生产，目前仍缺乏系统的专文论述。本文拟就汉代农业商品生产的群体结构、经营特点及其发展水平问题做些初步探讨。
一、专业户的兴起与商品化生产
专业户是指在农村中以较多资金和人力经营某项专业生产的农户。通常情况下，专业户的项目收入应超过全部收入的60%。专业户一般都有较高的技术，并且有较强的经营能力，能够为市场提供较多的商品。
战国时期专业农户已展现端倪。到了汉代，随着社会分工的拓展、生产力的提高及产业结构的调整，农业专门化生产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其时，专业农户所涉及的门类较多，《史记》（注：中华书局1959年本第3272页，本文引用的皆是这个版本。）卷129《货殖列传》载：
陆地牧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泽中千彘，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桔；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qiū＠①；陈、夏千树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及名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钟之田，若千亩zhī＠②茜，千畦姜韭；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
司马迁这段话，学术界多有引证，使用率极高。从中说明，秦汉时期，已出现了专业化的畜牧业、渔业、林业和园圃业等，且都是以赢利为目的大规模的农场式经营。这些大型专业户所经营的生产项目规模很大，各具特色。下面让我们根据文献记载，就其典型事例做些具体的陈列。
畜牧专业户商品生产。汉代西北地区，除大量官营畜牧业外，还有民间的私营畜牧业。随着畜牧业基地的扩大，畜牧业普遍发展，当时有些地方涌现了以畜牧业经营为主的个体专业大户。例如：
乌氏倮畜牧，乃众，斥卖，求奇缯物，间献遗戎王。戎王什倍其偿，与之畜，畜至用谷量马牛（注：《史记》卷129《货殖列传》第3260页。）。
班壹避坠于楼烦，致马牛羊数群……故北方多以’壹’为字者（注：《汉书》卷100《叙传》中华书局1962年本第4198页，本文引用的皆是这个版本。）。
（桥姚乘官府斥开边塞之机，恣其畜牧）已致马千匹，牛倍之，羊万头，粟以万钟计（注：《史记》卷129《货殖列传》第3280页。）。
卜式者，河南人也……式入山牧十余岁，羊致千余头，买田宅（注：《汉书》卷58《公孙弘卜式ní＠(20)传》第2624页。）。
（马援）因地处田牧，至有牛马羊数千头，谷数万斛（注：《后汉书》卷24《马援传》中华书局1962年本，本文引用的皆是这个版本。）。
专业渔户的商品生产。秦汉时期，在我国的东南沿海、江南、巴蜀和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有丰富的渔业资源。其它地域，渔业资源亦较丰富。随着渔业生产的发展，当时除官营之外，民间养殖、捕捞及贩卖鱼类的专业户渐为常见。例如：
"水居千石鱼陂"。注引《正义》曰："言波泽养鱼，一岁收得千石鱼卖也"（注：《史记》卷129《货殖列传》第3272页。）。
陈在楚夏之交，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注：《史记》卷129《货殖列传》第3267页。）。
（建武三年）寇恩"为候粟君载鱼之得卖"，一次即"载鱼五千头"（注：《"建武三年候粟君所责寇恩事"释文》见《文物》1978年第1期。）。
林业专业户的商品生产。秦汉之时，在西北、关中、巴蜀及江南等广大地区，有许多自然林、竹木密茂，汉时，人工造林较为盛行。随着林木采伐与种植的日益增多，其中商品性经营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在汉代，有些人专门从事竹木的商品性生产与经销活动。如据记载：
江南之楠梓、竹箭……待商而通（注：《盐铁论·本议》，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3页。）。
今京师贵戚，必欲江南梓豫章之木。边远下土，亦竞相放效。夫梓豫章，所出殊远，伐之高山，引之穷谷，处海乘淮，逆河沂洛，工匠diāo＠③刻，连累日月，会众而后动，多牛而后致，重且千斤，功将万夫，而东至乐浪，西至敦煌，费力伤农于万里之地（注：王符《潜夫论·浮侈篇》，见《后汉书》卷49《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第1636页。）。
园圃专业商品生产。春秋战国时期，树果、种蔬等园圃生产已渐趋普遍。迄至秦汉，随着农业生产力提高，园圃业的生产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涌现出了不少的专业户。例如：
召平者，故秦东陵侯。秦破，为布衣，贫，种瓜于长安城东。瓜美，故世俗谓之"东陵瓜"。从召平以为名（注：《史记》卷53《萧相国世家》第2017页。）。
《襄阳记》载：李衡遣客十人在武陵龙阳汜洲上作宅，种甘橘千株，吴未，"衡甘橘成，岁得绢数千匹"（注：《三国志》卷48《吴书·三嗣主》注引，中华书局1959年本第1156页。）。
汉代专业农户的商品生产有一些明显的特点。（一）是规模大，数量多。上文司马迁论及的专业户都以"千"计，有"千足"、"千石"、"千章"、"千树"、"千亩""千畦"。"千足彘"是养250头猪，"牧马二百蹄"是养50匹马，"牛蹄角千"是约养167头牛。其实，司马迁所谓"千"仅是一个约数，言其数目之大，在实际生活中的大专业经营者则往往大大甚于"千"。这些专业户的经济效益也很好。假若马一匹的价格为’7000钱，牛一头为3000钱，羊一头为250钱（注：《史记》《汉书》《后汉书》《九章算术》和《居延汉简》等文献和考古材料皆有关马牛羊价格的记载，但很不一致，这里采用中等的价格计算。）。则有"马千匹，牛倍之，羊万头"的桥姚，共计收入可达1550多万钱。汉代专业户的经营规模之大已达到了一个惊人的地步。
（二）是有较高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从生态学角度讲，农业生态系统远比自然生态系统结构简单，生物种类少，食物链短，自我调节能力较弱，易受各种灾害的影响（注：孙儒泳等《普通生态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302页。）。而专业户的生产，生态系统结构要比一般的生产经营要简单得多，物质能量循环成一直线，十分容易造成大面积的灾害，其技术要求甚高。如，卜式就是一个高水平的放羊能手，他始取羊百余入山放牧，"十余年，羊致千余头"。他的经验是，"以时起居，恶者辄去，毋令败群"（注：《汉书》卷58《公孙弘卜式ní＠(20)宽传》第2624、2626页。）。据分析，即是按时放牧，发现病羊，及时汰除（注：参见梁家勉主编《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中国农业出版社1989年第226页。）。再如，马援在洛阳宫中创制了"高三尺五寸，围四尺五寸"的铜质良马，作为标准马式（注：《后汉书》卷24《马援列传》第480-481页。），他是一位出色的相马专家。在经营管理水平方面，他们一般不进行粮食生产，而是选取农业中市场需求量大的生产门类，用现代人的话讲是能在调整农业结构上下功夫，但又不能一概而论，如秦杨经营被称为"掘业"的"田农"却能富甲一州（注：《史记》卷129《货殖列传》第3182页。）。总之，他们善于"用奇致富"。
（三）是生产目的明确，主要是为了交换，获取利润。专业户的专业收入占自已生产收入的大部分，生产的目的皆是为了交换，属于商品生产专业户的商品生产成了汉代农业经济的显著特征之一。获利通常达20%。《史记》卷69《苏秦列传》说："周人之俗，治产业，力工商，逐什二以为务。"（注：第2241页。）说明，战国时人从事农业商品生产已追求十二之利，汉人承袭了战国时期的风俗。《汉书》卷72《王贡两龚鲍传》载贡禹曰："富人积钱满室，犹无厌足。民心动摇，商贾求利，东西南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岁有十二之利，而不出租税。"（注：第3075页。）这里讲的"十二之利"大概是大贩运商人的年商业利润。司马迁在谈到"通邑大都"大商人追求商业利润时也说"佗杂业不中什二，则非吾财也"。而他在具体谈到大专业户农业商品生产的利滑时说："庶民农工商贾，率亦岁万息二千，百万之家则二十万，而更徭租赋其中。"通过这些事实大致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大专业户和大商人的年利润大约皆为20%，而中小型的专业生产者和中小商人的利润可能达不到这个水平。
总之，随着汉代农业生产专业性的加强，出现了不少专业收入占自己总收入大部分、生产目的为了交换的农业专业户，专业户的经营者具有较高的技术水平和经营管理经验。这些专业户遍及农业生产的许多部门，其大者，规模达到了惊人的程度。但它毕竟又是被包围在自然经济的大海之中，在国民经济中并没有占据主要地位。有些学者把农业领域大专业户的商品生产视为"商业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依据，显然是不尽符合历史事实的。
二、田庄主的多种经营与商品生产
专业户以专门生产某种产品为主，其生产的目的是把它投放市场。田庄主则不同，他占有较大面积或是大面积的地产，其经营的目的和经营方式比较复杂。
随着土地私有制的发展，汉代在关中、关东内腹地区的土地逐渐走向集中，不少地主拥有大地产。如，宣帝时阴子方"暴至巨富，田有七百余顷，舆马仆隶，比于封君。"（注：《后汉书》卷32《樊宏阴识传》第1133页。）（成帝时）"（张）禹为人谨厚，内殖货财，家以田为业。及富贵，多买田至四百顷，皆泾渭溉灌，极膏腴上贾。"（注：《汉书》卷81《匡张孔马传》第3349页。）"郑太字公业，河南开封人，司农众之曾孙也。少有才略。灵帝末，知天下将乱，阴交结豪桀。家富于财，有田四百顷，而食常足，名闻山东"（注：《后汉书》卷70《郑孔荀列传》第2257页。）。
这些大地主对地产的经营方式有两种：一是把土地出租，收取"见税十五"的地租；二是自营田庄。土地出租经营的情况比较复杂，地主收取地租，应该说一般是与商品生产无涉。但地主的自营田庄则不同，田庄主的剩余产品有相当部分将用于交换，进入流通领域转化为商品，它是自给生产与商品生产相结合的经济单位，对当时社会有深远的影响。
地主自营田庄自西汉中叶至东汉一代多见。如：
灌夫"诸所交通，无非豪桀大猾。家累数千万，食客日数十百人。陂池田园，宗族宾客为权利，横于颖川。"（注：《史记》卷107《魏其武安侯列传》第2847页。）
恽既失爵位，家居治产业，起室宅，以财自娱。（他自称）：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园治产，以给公上。（注：《汉书》卷66《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第2894页。）
（樊重）世善农稼，好货殖。重性温厚，有法度。三世共财，子孙朝夕礼敬，常若公家。其营理产业，物无所弃，课役童隶，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财利岁倍，至乃开广田土三百顷。其所起庐舍，皆有重堂高阁，陂渠灌注。又池鱼牧畜，有求必给。尝欲作器物，先种梓漆，时人嗤之，然积以岁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成求假焉。赀至巨万，而赈赡宗族，恩加乡里。（注：《后汉书》卷32《樊宏阴识列传》第1119页。）另据《水经注》（注：岳麓书社1995年第444页。）卷29《比水注》载樊氏田庄内：广起庐舍，高楼连阁，池陂灌溉，竹木成林，六畜放牧，鱼蠃利果，檀棘桑麻，闭门成市。
（梁冀）广开园囿，采土筑山，十里九陂，以像二崤，深林绝涧，有若自然，奇禽驯兽，飞走其闻……又多拓林苑，禁同王家，西至弘农，东界荥阳，南极鲁阳，北达河、淇，包含山薮，远带丘荒，周旋封域，殆将千里。又起菟苑于河南城西，经亘数十里，发属县卒徒，缮修楼观，数年乃成（注：《后汉书》卷34《梁统列传》第1182页。）。
这些田庄的规模一般颇大，田庄的生产活动以种植业为主，多种经营。上述樊氏田庄除经营广达三百顷的耕地外，还广泛从事林、牧、渔、副、商业。正因如此，地主田庄内生产的产品多样，极为丰富。据崔＠(23)的《四民月令》（注：参见石声汉《四民月令校注》中华书局1956年本。），地主田庄内的产品有：
粮产品：小麦、大麦、椹麦、春麦、粟、黍、jì＠④、＠⑤、稹禾、粳稻、大豆、小豆、稗豆。
油料产品：葵花子、胡麻（芝麻）。
蔬菜产品：瓜、瓠、韭、蓼、大葱、小葱、蒜、姜、芥、芋。
果产品：杏、桃、枣。
畜产品：马、牛、羊、猪。
林产品：松、柏、桐、漆、梓、榆、桑、竹、柳。
渔产品：鱼。
药用产品：术艾、乌头（附子）、冬葵、葶、苈。
加工品：酱、酒、醋、糖、衣、鞋。
其他出产：蚕桑、苴麻、牡麻、兰、苜蓿。
自营田庄的田庄主生产的一部分产品供给自己消费，具有自给性生产的特征，剩余部分投放到市场，又有商品性生产性质。
地主田庄经营范围如此广泛，其经济收入亦相当可观。如樊氏的田庄，仅粮食收入一项就十分惊人。他有田土三百顷（即30000亩），以亩产3石计，共产粮食为30000×3=90000石。汉代每人每月口粮若为3石，则一人一年的口粮为36石，90000石粮可供2500(90000/36)人一年的食用。当时粮价若百钱一石，90000石稂，折钱9000000万。若加上"池鱼"收入、"畜牧"收入、"梓漆""竹木""檀棘"收入、"利果"收入、"桑麻"收入等等，其资财肯定超过了1000万。这些收入除用于家庭、家族自身消费、交纳租赋、扩大再生产、支付雇佣劳动的工钱外，当有大量剩余产品投放市场，参与商业活动。生产越发展，商品交换活动越多，田庄主介入商业活动越频繁甚至演化为一种以货殖逐利求富的行为。正因为如此，所以大地主、大田庄主往往都以经营商业著称，如樊重"好货殖"，李通"世以货殖著姓"（注：《后汉书》卷15《李王邓来列传》第573页。），这种现象东汉中后期更加普遍，他们或"囤积居奇"谋取暴利，或"船车贾贩周于四方"。故仲长统《昌言·理乱篇》言：
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琦赂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填乎绮宝；倡讴伎乐，列乎深堂。宾客待见而不敢去，车骑交错而不敢进。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败而不可饮（注：《后汉书》卷49《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第1648页。）。
这些田庄主"膏田满野"，广泛经营诸业，其收获之多"满于都城"，所养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但多是为了满足其本人及家族的奢侈消费，"妖童美妾，填乎绮宝；倡讴伎乐，列乎深堂"，"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败而不可饮"。然而，这些田庄主欲"得其所欲"，达到自己的目的，又免不了要进行商品生产，把一部分产品投放到市场。看来，自营田庄内的生产活动还是具有较强的商品属性，史料上说其"闭门成市"，主要是言其产品之多，而非说其自给自足。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田庄主的经济实力雄厚，有能力推广先进的技术和兴办各种水利工程，如，二牛三人的"耦耕"法首先就是在大地主庄田内推行的，又如，樊氏田庄内兴建大型水利工程樊氏陂，在当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综上所述，在地主制下的田庄经济，并未摆脱自然经济的特征，田庄的生产安排及收获的农副产品，其首要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地主家庭和家族的生活需要。但它又存在着商品生产。在以往的研究中，只强调田庄主的自给自足，忽略其商品生产，这是不完全的。不过，我们说田庄的商品生产，又不宜把它估计过高。
三、小农的"男耕女织"与部分商品性生产
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是封建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在地主制经济下，小农经济虽然是以自给性生产为基础，没有摆脱自然经济的范畴，但它又与市场有广泛的联系，并包括了部分商品性生产。
在汉代社会中，由于自然条件和小农自身生产条件的差异，小农有不同的层次结构，他们中，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从事自给性生产，但也不排斥有的小农出于种种原因从事商品性生产。汉代小农自给性生产与商品性生产的结合程度各不相同，在整个小农经济中形成一个多层级的商品生产结构（注：参阅方行《论清代前期农民商品生产的发展》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1期；《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具体构成如下。
其一，自给型农户的商品性生产。
自给型农户把总产品的绝大部分供自己消费，是典型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种农民自给性生产的外在形式是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结合，即"男耕女织"的自然分工。这在文献中有许多记载：《史记·秦始皇本纪》曰："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注：第1130页。）《汉书·食货志》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注：第1128页。）《淮南子·主术训》曰："人之情不能无衣食，衣食之道必始于耕织，万民之所公见也。"（注：第103页。）《盐铁论·园地》（注：第96页。）谓："夫男耕女织，天下之大业也。""男耕女织"的这种分工，主要是由男女之间的体力和体能决定的。"男耕"是为了解决"吃饭"问题。"女织"是为了解决穿衣问题，男女合力，"温饱"问题也就解决了。自给型农户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交换，但他们仍会把一小部分产品投入市场成为商品。其情况有二种：
一是，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产品除自用外会有所节余。汉代，统治者为了地主政权基业的牢固，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往往力争让小农过上"小康"生活以确保剥削之源。"小康"社会对农业生产的要求主要有三项：(1)是种桑养蚕以达到"五十者可以衣帛"，(2)是饲养家禽家畜以达到"七十者可以食肉"，(3)是种植粮食以达到"数口之家可以无饥"（注：《孟子·梁惠王上》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2666页载："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农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在汉代的现实中确是有不少地方官是按这一要求治民的。如，
黄霸为颖川太守："为条教，置父老师帅伍长，班行之于民间，劝以为善防奸之意，及务耕桑，节用殖财，种树畜养，去其谷马。"（注：《汉书》卷89《循吏传·黄霸》第3629页。）
龚遂为渤海太守："见齐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乃躬率以俭约，劝民务农桑，令口种一树榆，百本薤，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彘、五鸡。"（注：《汉书》卷89《循吏传·龚遂》第3640页。）
王景为庐江太守："驱率吏民，修起芜废，教用犁耕""又训令蚕织，为作法制，皆著于乡亭。"（注：《后汉书》卷76《循吏列传·王景》第2466页。）
从上述情况可知，"男耕女织"下的自给性农户并非仅仅种植粮食和种桑养蚕，还力所能及地尽可能扩大自己的生业，比较广泛地从事家禽家畜的饲养、种植蔬果、栽植林木。也不意味着"男耕女织"下的自给性农户的产品没有任何剩余。我们曾粗略地测算出，汉代一户中等水平自耕农，拥有60亩土地，全家的收支状况（注：参见黄今言《汉代自耕农经济的初步探析》载《秦汉经济史论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36-37页。）：
附图
该表所反映的情况，是一户中等自耕农，男耕女织，全年收入为11200钱，支出10386钱，收支相抵基本持平，略有积余。当然，因涉及到物价的估算等因素，弹性较大，难于精确，这只能说明一个大概。但总的来说，中等自耕农户，拥有60亩耕地和家庭副业的收入，在没有天灾人祸，年景正常，社会相对安定，赋役征课较轻的情况下，其产品会有所剩余。而拥有100亩以上的"小康"型农家，可能会有较多的剩余。如果他们把这些产品投放到市场便成了商品。
二是，换取货币，交纳赋敛。汉制，编户齐民的赋役负担有租税、赋敛和徭役三项。其中，赋敛又包括算赋（对成年征课的人头税）、口钱（对儿童征课的人头税）和更赋（"戍边三日"的代役钱），这三项负担都得交钱，每人每年通常的标准分别是120钱、23钱和300钱（注：参见黄今言《秦汉赋役制度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1988年211-225页。）。假若一个五口之家农户，二大三小或三大二小，又一人需交更赋。那么，一岁需交的赋敛的款项为：
3×120+2×23+300=706钱或2×120+3×23+300=609钱
这一款项折合为粮食则为11石左右，也就是说一个农户需出卖11石粮才能交纳赋敛所需货币。
这二种情况，只是农户把自己的产品投入到市场才成为商品，生产的本来目的不是为了交换。这些商品的生产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商品生产。
其二，半自给型农户的商品性生产。
这种农民的总产品大部分供自己消费和缴纳租赋，同时又根据社会需要生产一部分商品，用于交换其他生产和生活必需品。这些农民生产的产品很多是适宜当地自然条件的土特产品和奢侈品，包括农副业生产。他们换回的产品则多是农家自身不能生产或难于生产的耕具和日常生活必需品。例如：
"姚俊常种瓜菜灌园以供衣食"（注：《艺文类聚》卷87，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502页。）。
"步骘避难江南，单身穷困，种瓜自给。"（注：《艺文类聚》卷87，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502页。）
此外各地农户还广泛从事方物、特产的生产。山西盛产材、竹、谷、lú＠⑥、旄；山东多鱼、盐、漆、丝；江南出＠(22)、梓、姜、桂、犀、玳瑁、珠玑、齿革；西北则多马、牛、羊（注：参见《史记》卷129《货殖列传》第3252-3253页。）。无论是山西、山东、江南，还是西北的农户都是因地制宜的生产，但对于"中国人民"来说又是奇缺的"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山西、山东、江南、西北各地农民把产品出售后换回的亦是当地奇缺之物，这在文献中多有记载。例如，高后时曾禁止南粤缺乏的铁器、雌性马牛羊，结果遭到南粤人强烈的不满。所以，各农户生产和交换的最终目的皆是为了实现余缺调剂。
这种农民出售的产品都是以交换为目的而生产的，这是他们与上一种农民的区别所在。他们"为买而卖"，从整体来看，仍然不是以流通为媒介的再生产，基本上是自我完成的再生产，但已有了部分的商品生产。
其三，交换型的农户。
交换型生产的农户亦可分二种情况。一种是有些农民，其总产品的少部分用于缴纳封建租赋和供自己消费，大部分投放市场，以换取生产生活用品。这种农民的家境多不好，因土地和耕具的缺乏，为了维持生计，从事效率较高一项生业进行经营。如，
公孙弘……家贫，牧豕海上（注：《汉书》卷58《公孙弘卜式ní＠(20)宽传》第2613页。）。
孙期……家贫，事母至孝，牧豕于大泽中以奉养焉。远人从其学者，皆执经垄畔以追之（注：《后汉书》卷79上《儒林列传·孙期》第2554页。）。
孙钟，富春人，与母居，至孝，笃信，种瓜为业（注：《艺文类聚》卷87，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503页。）。
他们从事商品生产，是为了获取使用价值，以维持一家的温饱，他们的商品流通形式仍是"为买而卖"。但他们似乎皆有一定的经营头脑，有的甚称小专业户。他们的商品生产占主要地位，自给性生产已退居次要地位，这类农民已基本上成为小商品生产者。
另一种农户，商品生产的比重更大，并且主要是为了发财致富，追求利润，追求交换价值的增值。汉代，社会上追求富贵的要求强烈。（注：如，陈涉少时，血气方刚，尚为人佣耕便立下"苟富贯，毋相忘"的大志。又如，刘邦父亲总是赞扬能"治产业"的刘邦哥哥。所以，刘邦当皇帝后对其父言："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史记》卷8《高祖纪》第387页。而刘邦则有更大的志向，看到秦始皇便喟然长叹："大丈夫当如此也"《史记》卷8《高祖纪》第344页。在出土的铜镜中亦多有"富贯"、"大乐富贵"之铭文。所谓"富"是指财产多，所谓"贵"是指地位高，既"富"又"贵"是汉人人生的最高追求。）小农想要求取"富"，通过什么办法呢？司马迁说：
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注：《史记》卷129《货殖列传》第3274页。）。
太史公的意思是，涉足商业领域是贫者求取富裕的捷径，在农业生产领域是进行农业商品生产，也就是所谓的"以末补农"。汉代社会上出现的众多小专业户就是小农追求富裕进行农业商品生产的突出表现。如：
余就医偃师，道经陈留，此境人皆以种蓝，染绀为业。蓝田弥望，黍稷不植（注：东汉赵歧《蓝赋序》中云，见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后汉文》卷62中华书局1958年第814页。）。
三国时魏人赵歧《三辅决录》载"马氏兄弟五人，共居此地，作客宅，养猪，卖豚。故民谓之曰：苑中三公，钜下二卿，五门huō＠⑦huō＠⑦但闻豚声。"（注：《太平御览》卷903引，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第4006页。）
《列仙传》载洛人祝鸡翁，"养鸡百馀年，有鸡千余头。……卖鸡及子，得千馀万，辄置钱去，之吴，作养鱼池"。（注：《中华野史》泰山出版社2000年本。）
从这些记载来看，小农的专业经营所涉的范围主要是园圃业，此外，还比较广泛地经营采伐业、畜牧业、农产品加工业，如"艾薪者"、"宰革者"、"屠狗者"、"渔猎山伐"者等。这些农户的商品流通是"为卖而买"，他们的生产完全是商品生产。
上述小农三个类型的商品性生产，构成了农民商品生产的多层次结构。小农经济大海，农民商品生产的发展也使农民成为社会商品的主要提供者。农民商品生产的发展对于扩大价值规律的作用范围，发挥各地自然条件的优势，开发农业资源，调整农业结构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但是，自给型和半自给型的农户占多数，交换型的农户不会大多，由于他们生产的目的不完全是为了交换，所以对市场来说只是一个不稳定的商品来源。农民农业商品生产所生产的产品多属日常生活的一般必需品，规模亦不可能很大，还不可能从事生产技术水平和经营管理水平较高、生产垫支量较大的农业商品生产。按晁错的说法：五口之家，只有二个劳动力，且不说经济上是否有能力购置耕牛和农具，仅劳力上就明显地不能胜任需要三个劳力同时操作的"耦耕"，更遑论象樊氏陂那样的大型水利工程。在经营管理上，小农没有象田庄主那样把人力合理地配置到复杂的田庄生产中去的能力，只能小范围的沿袭"男耕女织"的传统或男子力耕女子送饭。价值规律对农民农业商品生产虽然也起一定作用，但对大多数农民生产的品种和耕地面积的影响不大。
四、农业商品生产发展水平的总体评估
上面就汉代从事农业商品生产的群体结构和经营特点做了些概括性的叙说，下面就当时农业商品生产的发展水平作些总体评估。
首先应该看到，在汉代市场上农产品是比较多的，是商品构成的主要成份之一。据《尔雅》《方言》《说文》《急就篇》等书的记载，当时人们认识利用的物品种类已很多。如，《尔雅》《释草》载草名100多种，《释木》载木名几十种，《释鱼》载鱼名70多种，《释鸟》载鸟名90多种，《释兽》载兽名60多种。汉人认识、利用的动植物有如此之多，肯定会有不少以商品生产的形式生产出来投放到市场。仅《史记·货殖列传》所说在市场上营业额很大的商品就有不少：
通邑大都，酤一岁千酿，醯酱千，浆千，屠牛羊彘千皮，贩谷粜千钟，薪gǎo＠⑧千车，船长千丈，木千章，竹竿万个，其轺车百乘，牛车千辆，木器髹者千杖，铜器千钧，素木铁器若zhī＠⑨茜千石，马蹄qiào＠⑩千，牛千足，羊彘千双，僮手指千，筋角丹砂千斤；其帛絮细布千钧，文彩千匹，榻布皮革千石，漆千斗，niè＠(11)曲盐豉千dā＠(12)，鲐＠(13)千斤，鲰千石，鲍千钧，枣栗千石者三之，孤鼯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佗果菜千钟，子贷金钱千贯；节驵会，贪贾三之，廉者五之；此亦比千乘之家（注：《史记》卷129《货殖列传》第3274页。）。
依上述司马迁的记载，并结合其它文献和考古资料，汉代市场上农产品的种类有多种多样。例如：
粮食类：有粟、麦、菽、梁、谷、糜、＠⑤麦、秫、＠⑤、＠(14)＠(15)等。
家禽家畜类：有马、牛、豕、羊、犬、鸡及肉、脂、头、肝、肺、舌、胃（肚子）、肠、颈、脾、心、肾、牛革等。
蔬果类：有姜、瓠、毋青、大荠种、枣、栗、橘、韭、果、大薯、戎介种、茭、成介、瓜等。
竹木类：有竹、漆、、梓、桂、樵、qiū＠①、豫章、榆木等。
水产类：有鲋、鲐、鲛、鲤、鳗、鳝、鲰、鲍等。
在西北边陲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虽然远离经济中心地区的中原，农产品市场亦颇为繁荣。如据《居延汉简》的记载，在当时，市场上出售的粮食类：粟、梁、谷、糜、黍米、大麦、＠⑤麦、秫、bèi＠(16)、＠(14)＠(15)等。副食类：肉、脂、头、肝、肺、舌、胃（肚子）、肠、颈、脾、心、肾、牛肉、鸡、鱼、姜、曲、豉、大薯、成介等。牲畜类：牛、马、羊、狗、豚等。其他：还有箸、檠绳、折橐、牛革、汲桐、檠弩绳、扬弩绳、桐绳、dùn＠(17)革、上火革、席、榆木、漆、胶、芯、椠、＠(18)皮、茭、大荠种、戎介种、付子、木、麻、目宿等（注：参见徐乐尧《居延汉简所见的市》载《秦汉简牍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高维刚《从汉简管窥河西四郡市场》载《四川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
这些农产品投放市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市场兴旺，商品经济发展。但是，也应该看到，汉代农业领域的商品生产发展不平衡，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和分散性。
当时，农业商品生产，大多分散于各处田庄和各个体农户，集中的大规模的专业农户所占比例不是很多；生产和销售的时间亦颇为分散。据《四民月令》的记载，关于农产品的贸易，除一月、九月、十二月外，其余各月都有买进和卖出，卖出的农产品有黍、粟、大小麦、麻子、种麦、胡麻、缣、帛、弊絮等。其次，汉代农业商品生产的地区虽广，从中原沿至边陲，但边远地区还有处于"不待贾而足"状态（注：《史记》卷129《货殖列传》第3270页。），商品生产主要还是集中在中原一带。司马迁所言的专业农户所在地区，除畜牧业外，主要分布在安邑、燕、秦、蜀、汉、江陵、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陈、夏、齐、鲁、渭川，都在中原或在其附近。就中原内郡地区，因受自然地理、社会文化条件的限制，农业商品生产也还是比较分散。再以司马迁指出的那些专业农户所经营的生产项目为例，也远未达到那些动植物生物生长范围所能达到的所有区域，具体说，"桑"在南北皆可种植，但文中只提到齐鲁，"漆"南北皆可种植，而文中只提到陈夏，关中、江南是"竹、木"的主要生产地区，文中仅提出渭川，其局限性是十分明显的。汉代农业商品生产中规模巨大的大专业生产者毕竟不是多数，比较广泛的还是分散狭小的小生产者，生产量和销售量往往也很小，如朱买臣只不过是"担束薪""卖以给食"罢了。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汉代的农业商品率约为30%，农业商品化水平不算很高。
汉代，虽然是我国商业发展的一个黄金时期，但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业的繁荣有诸多不正常的成份，它没有建立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往往是虚假的畸形繁荣。在上述专业户、田庄主和小农农业商品生产的群体当中，只有专业户的生产经营才是完全建立在社会分工的基础之上，真正意义上的农业商品生产并不是很广。以男耕女织、以自给性为特征的自然经济，仍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为了说明问题，我们试对当时的农业商品率作一个十分粗略的测度。
所谓的农业商品率就是农产品的商品值占农业总产值的百分比。根据情况的不同，我们可以估算整个国家的农业商品率、单项产品（如粮食）的商品率和以一个农家为计算单位的农业商品率。吴慧先生曾匡算出我国古代粮食商品率为百分之二十几，并指出计算的关键是估算城乡人口的比例，计算的方法大致为：城市人口比例减去吃地租或吃租粮的地主、官吏和军士的比例，再加上农村中靠商品粮为生的人口比例（注：《关于中国商业史学科建设的几个问题》载《平准学刊》第四辑下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第24页。）。关于汉代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学术界已有多种说法：一种认为约为40%-45%，一种认为西汉约为27.7%、东汉约为27.5%，一种认为西汉未年约为17.7%（注：参见何兹全《战国秦汉时代的交换经济和自然，自由民小农和依附性佃农》《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第3期，周长山《汉代城市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23页。）。我们若采用折中的估算，城市人口占人口总数的27%左右，又假设吃地租或吃租粮的地主、宫吏、军士的比例和农村中靠商品粮为生的人口比例，两者相抵消，那么，汉代的粮食商品率当应为百分二十几。
农业商品率与单项粮食商品率的情况大致相同，但又有所区别。城市人口基本上是非农业人口应当是没问题的，但城市中吃地租或吃租粮的官吏、军士所消费的其它农产品仍要购买。所以，汉代的农业商品率肯定会超过单项粮食的商品率，也就是说肯定会超过27%。
汉代，以一个农家为计算单位的农业商品率又有多少呢？根据上述对汉代一户中等水平农户全家收支状况的测算，其一年的收入为11200钱，支出中的食盐、农具、赋敛、祭祀、人际关系、医药都得通过交换，卖出的农产品折合货币共为2386钱，另外自用有余布为5匹，合钱2000钱，若其中2.5匹布出售得钱1000用于当年消费，加上上面的2386钱，那么，卖出的农产品折合货币增至3386钱。这样一个中等水平农家商品率为3386/11200，约为30%。有人曾估算中世纪西欧一般农家的商品率为44%，而传统中国农家的商品率为14%（注：参见马克yáo＠(21)主编《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学林出版社1997年第116-123页。）。看来他们的估算并不一定能反映中国传统社会的实际情况，但不管怎么说，汉代的农业商品率并不算太大，农业商品化水平仍不是很高乃可确认。
汉代农业商品化水平不高，主要是受到诸因素限制，限制因子有三：（一）是小农经济结构的制约。汉代，"五口之家"的小家庭在社会上占据着主导地位，公元2年和140年的家庭人口规模分别为4.87%和5.07%，其中又以"自给型生产"的农户占多数。"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注：《马克思思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93页。）。这一时期社会上占相当比重的农副业生产，都融入小农家庭生产的大海之中，大大地制约农业领域商品生产的发展规模和专业化程度。（二）是工农业产品差价悬殊。"农不如工，工不如商"，汉代工农业产品的差价悬殊，形成一个"剪刀差"。也就是说，付出同样的劳动，从事农业生产收获的少，而从事手工业收获的多。试略作估算，《淮南子》卷9《主术训》载："夫民之为生也，一人zhí＠(19)耒而耕，不过十亩。中田之获，卒岁之收，不过亩四石。"（注：岳麓书社1989年第100页。）即一个农夫一年劳动所获粮40石，若一石粮食的价格为60钱，共折合钱为2400。又按农业生产的具体情况，若一个农夫一年投入这项生产的时间为200天，即每日劳动的工钱为24。但一个妇女从事家庭纺织业200天，可获钱4000（注：参见黄今言《汉代自钟农经济的初步探析》载《秦汉经济史论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33页。），即每日劳动的工钱为40钱，是从事粮食生产的1.7倍。家庭手工业与粮产业相差已如此悬殊，铁、铜、盐、漆、酒、陶等业就更不用说了。这种情况导致大批农人去农从事其它手工业生产或"去农经商"，阻碍了农业商品生产的发展。（三）是国家干预，搞单一农业。西汉中期，汉武帝出于统治需要，抑制工商业的发展。在农业领域，搞单一的小农经济，垄断"山林川泽"资源。在经济作物区设桔宫、羞官、漆官进行控制，还增收渔产税加强渔业生产管理。这些政策显然是挫伤了大专业生产的积极性，阻碍了农业商品生产的发展。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艹下加秋
＠②原字卮的繁体
＠③原字周加彡
＠④原字禾加祭
＠⑤原字禾加（广里加黄）
＠⑥原字纟的繁体加（虍下加田下加皿）
＠⑦原字口加（艹下加隹下加又）
＠⑧原字高下加禾
＠⑨原字木加（后去口加巴）
＠⑩原字（踩去采）加敫
＠(11)原字蘖去木加米
＠(12)原字艹下加合
＠(13)原字此下加（鱼的繁体）
＠(14)原字禾加旁
＠(15)原字禾加皇
＠(16)原字米加（鞴去革）
＠(17)原字木加盾
＠(18)原字木加禹
＠(19)原字（踩去采）加庶
＠(20)原字臼下加儿
明清时期的山西农民针对山西省各个地区的自然条件和农作物的特性，对农业耕作技术努力进行了改进和提高。明人吕坤说：“沁水农政，令人起舞。大端多粪少苗，熟锄多耕，壅本有法，去冗无差而已。其粟穗长可尺半，四五穗便可盈升。……粪多力勤，八口饶养”，①因此吕坤得出结论：“膏田一亩，胜薄田十倍；精田一亩，胜荒田一倍”②。由上可见，明代的山西农民对种田已有一套比较成熟的方法，并特别重视粪肥和勤锄，这样田地的收成，将比薄田多10倍。同时，对籽种的培育也十分重视。如雍正《山西通志》载：汾州(汾阳)以北，早谷有一窝蜂、关东黄，夏谷有四根齐、六根齐、九根齐、枰杆黄、老来白、临秋变等。汾州(汾阳)以南，早谷有马拖韁、白老汉、竹叶青；晚谷有潞州黄、一把箭。早谷以60日为率，宜旱田；晚谷以120日为率，宜水田。潞州黄一种，早种则晚收，晚种则早收，水旱田皆宜。
由清人祁隽藻著，成书于道光十六年(1836)的《马首农言》，则详细总结了以寿阳县为代表的山西农业耕作技术。如在农作物种植方面，祁氏指出：谷，多在去年豆田种之，亦有种于黍田者，亦有复种者。未种之前，应耕一次，耙二次，且以多为贵。黑豆，多在去年谷田或黍田种之，与春麦同法。高粱，多在去年豆田种之，其田秋耕者为上，春耕者次之，犁深二寸，耙一次，谷雨后种之。小豆，种法与黑豆同。大小豌豆、扁豆，与种春麦同时，皆系夏田，红豆不拘迟早，锄忌午日。绿豆与种小豆同时，宜午锄，若锄遇阴雨，多生旱虫。荞麦，多在本年麦田种之，有先耕后以耧种之，耕宜深二寸，耧深止一寸，种毕耙之，有和粪点者，耕止寸余深。油麦，多于去年黑豆田、瓜田种之，性喜湿布种之法。在耕作技术方面，祁隽藻说：犁之浅深有法，欲微深，则向前稍送之；欲微浅，则向后稍抹之；欲大深，则将上木贯打紧，下木贯打松；欲大浅，则反是。粪宜早运田中，不可迟延，三冬有暇即日运之，无暇日即至新春运之，田在河外，尤宜早运，冻解路淖，人力车力，均难施之，运毕须于田中椎碎。凡犁田，深不过六寸，浅不过寸半，山田四寸为中，河地秋三寸春二寸半，秋犁较春犁深五分或一寸。在农业工具方面，祁隽藻说：犁，耕田器也。耒耝，曰犁耙，所以散坺去芟，渠疏之义也。凡耕而后有耙。碌碡，北方以石，南人以木。耙而后碌碡焉。耧车，下种器也。镢，田器也。锸，锹也。所以开渠者。长铲，踏田器也。铁锨，惟宜土工。铧，锸粪，起土者也。铲开生地，铧耕熟地。北方多用铧，南方多用铲。养苗之道，锄不如耨，耨不如铲。耨，除草器也。《马首农言》还搜集了不少农谚，如“谷雨耩山坡”；“小满种胡麻，到
秋只开花”；“麦望四月雨，立夏不种黑(豆)”；“四月四麦挑旗，五月端午麦秀齐”；“三月黑豆四月米”；“四月八，冻煞黑豆荚”；“芒种急种黍，夏至也不迟”；“有钱难买五月旱，六月连阴吃饱饭”；“夏至日得雨，一点值千金”；“五月小，必定好，五月大，必定怕”；“伏里无雨，谷里无米”；“头伏搂，满罐油，二伏搂，半罐油，三伏搂，没来油”；“头伏萝卜末伏菜”；“立秋有雨万物收，处暑有雨万物丢”；“谷儿挂黄头，全凭锄一锄”；“过了闰月年，走马就种田”；“耕三耙四锄五遍，八米二糠再没变”；“小豆犁浅，不如不点”；“庄稼黑豆，十年九得”；“小满前后，安瓜点豆”等，这些农谚正是古代山西农业耕作技术经验的结晶。
二、引进新的农作物和经济作物品种
山西引进各种新的农作物和园艺作物品种，历来有之，而尤以明清时期较多。例如：
马铃薯，俗称土豆，又名阳芋、山芋、地瓜、山药蛋。马铃薯在南美洲有悠久的历史，明末辗转传到中国。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称：“阳芋，黔、滇有之。……山西种之为田，俗称山药蛋”。按《植物名实通考》成书于清代嘉庆年间(1796—1820)，作者吴其濬曾任山西巡抚。说明马铃薯至迟在18世纪末以前已经传人山西，而且发展很快，清季“植尤广，边县以为粮”③。
玉蜀黍，通称玉米，又名苞谷、玉秫、玉茭、玉麦。农史学家大多认为美洲是玉蜀黍的原产地。玉蜀黍约明代传到川陕两湖，清代康熙年间(1662—1722)传到山西④。在康熙《河津县志》卷3就有关于玉麦的记载。道光以后，玉蜀黍在山西“凡山田皆种之”。光绪《五台新志》卷2载：五台县“黍稷之外多玉茭”。
棉花，大约元末明初被引进山西种植。据《明太祖实录》洪武二十九年(1396)二月载：“山西都司布五十万匹，棉花十五万斤，以本布政司所征给之”。说明当时的山西，已有办纳棉布、棉花之能力。山西产棉之地，在汾水河谷地区。明万历年间(1573—1620)曾任山西巡抚的吕坤说：沁水“有一亩木棉，可摘七八百斤”⑤。大抵明中叶以来，麻类品才逐渐被棉织品所替代，所以崇祯《山西通志》卷7载：平阳府(临汾)“木棉衣被多方”。入清以后，棉花的种植面积又有了进一步的扩大。
烟草，明万历年间(1573—1620)从日本传于福建漳州。明末，山西曲沃人张士英自闽携种归，初在曲沃，后来晋中、晋东南亦种之，“明季民穷，赖此少有起色”。⑥
西番柿，即西红柿、番茄，原产南美洲，16世纪初传到欧洲。康熙《保德州志》卷3有西番柿的记载，但归花属类，可能是一种野生番茄，至少是仅供观赏，非食用品。雍正《泽州府志》载：“西番柿似柿而小，草本，蔓生，味涩”。山西把西番柿作为园艺蔬菜作物来栽培，大约是清末光绪年间(1875—1908)。
辣椒，又称番椒，原产地在南美洲，明末辗转传到中国。康熙《保德州志》卷3载有辣角子，由此看来，山西至迟在清初已经栽种辣椒。
甘薯，又名红薯，原产中美洲，16世纪时西班牙人移植于吕宋，此后由吕宋输入我国⑦。清乾隆年间，晋南谷地已引人种植⑧。
落花生，约明代万历三十六年(1608)以前传人中国⑨。沁水县东大村有教花生感德碑。碑文记载着东大村人赵家常，清咸丰年间贸易于宁陵(一说在河南，一说在安徽)，引进种花生技术，并劝导村人效种，获利甚厚，由此而致小康者数十家。沁河两岸的河
湾处，土质适宜于种花生。迄今上自治水，下至潘庄，凡种花生者，都是赵家常引种的延续。⑩
三、因地制宜的农作物区域分布与格局
山西地处黄土高原，地形多样，南北中气候差异很大。明清时期的山西农民根据本地自然条件的特点，因地制宜、因时制宜，逐渐形成山西农作物区域的分布与格局。大致山西境内农作物区域有如下7种类型：
1、晋南盆地一年两熟地带。这里地势低平，气候湿润，降水量较大，有数千年的农耕历史，农业较发达，主要种植冬小麦、玉米、高梁、谷子、薯类、豆类、棉花、烟草等。
2、晋东南山间盆地。这里是半湿润性气候，受干旱威胁小，有农作物精耕细作的历史，但热量不够，水低地高，灌地有限，主要种植小麦、玉米、谷子。
3、晋东南山地。这里耕地分布在河谷和山前黄土丘陵地带，降水量较多，但常暴雨成灾，以种植玉米、谷子为主。
4、晋中平川盆地两年三熟地带。这里地势平坦，水源丰富，热量集中，水灌设施较好，基本上属半干旱区。主要种植冬小麦、谷子、玉米、高粱、薯类、豆类、棉花、麻类等，有套种轮作历史，如冬小麦套种玉米，复种谷子和移栽高粱。
5、晋西北高寒区。这里历史上为牧区，农业耕作粗放，农业生产水平较滞后，主要种植莜麦、马铃薯、谷糜、胡麻等温凉作物。
6、晋北一年一熟地带。这里地势高，气候寒，土地瘠薄，盐碱地沙荒地多，无霜期短，仅一百三四十天，风沙严重。主要种植冬小麦、莜麦、马铃薯、玉米、谷子、豆类及烟草等。也实行混种、间种、套种。如春小麦混种马铃薯、玉米间作胡麻等。
7．晋西黄土丘陵地区。这里植被少，水土流失严重，农业耕作粗放，广种薄收，以种植小麦、玉米、谷糜为主，有粮豆间作或轮作传统。
总之，明清时期由于山西广大农民的辛勤劳动，农业生产方法的改进，农业生产得以有所提高。明人吕坤说：山西沁水“其粟穗可长尺半，四五穗便可盈升……一亩蜀秫，可收数十石者”⑾，一亩棉花“可摘七八百斤”⑿。人清以后，山西农业生产又较明代有了较大发展。农业耕作技术的改进与提高，新的农作物引进与扩种，丰富了作物栽培内容，推动了生产力，并且促进了商品性农业的发展。就是自然条件比较差的地区，由于增加了适应性较强的旱田作物，也能得以取得较好收成。特别是马铃薯在土地贫瘠的高寒地区种植后，已成为这些地区产量最高的粮、蔬作物。农谚称：“五谷不收也无患，还有咱的二亩山药蛋”，可见马铃薯在这些地区的举足轻重地位。经济作物在山西种植后，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英人威廉逊《华北游记》称：“离开平阳府以后，我们在距离子阳六十里的史村午餐，在这里……发现很多棉花”。“曲沃，这个地方是以棉花市场著称的，我们发现有大量的棉花在巨大的仓库中贮藏着。在此后的旅途中，看见许多用土墙围起来的村落，有很多的杨树和遍地的棉花”。“在蒲州(永济)东北，我们看到大量的棉花和很多的辣椒”⒀。清末农工商部也称：“山西以虞县猗氏为产棉最盛之区，岁收约一百万斤，歉年亦收五七十万斤不等。次则解州、绛州、河津、芮城，又次则临晋、安邑、平陆、秸山等县”。⒁
注：
①吕坤《实政录》卷2。
②吕坤《实政录》卷2。
③光绪《山西通志》卷100,风土记。
④谢国祯《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上，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⑤吕坤《实政录》卷2。
⑥光绪《山西通志》卷100，风土记。
⑦夏鼐《略谈番薯和薯蓣》，《文物》1961年第8期。
⑧《甘薯的历史地理一一甘薯的土生、传人、传播与人口》，《中国农史》1983年第3期。⑨《落花生传人中国》，《历史研究》1952年第2期。
⑩黎风《山西古代经济史》第97页，山西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
主要有拖拉机（手扶、小四轮及大中型拖拉机）和三轮、四轮农用运输车。农机管理部门主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和《拖拉机驾驶员培训法》（以下简称《培训法》），对这部分车辆和驾驶员实施安全管理。拖拉机的转向性、制动性和稳定性较其他车辆差、噪声大、易疲劳、运输安全系数低，其在从事道路运输过程中较其他车辆更易发生事故。为此，在国家制定的交通、农机管理法规中，均对拖拉机载人做了禁止和限制性规定。但在我国广大农村，由于交通不便，一些群众为了一时方便，搭乘拖拉机的行为时有发生，而重特大农机事故中，大多数都与拖拉机载人有关，这样的事故案例屡见不鲜。另外，超载运输也是造成农机交通事故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超载易导致方向失控、制动失灵、在爬坡时车辆易向后滑，极易发生事故。
1.2农田作业（包括农副产品加工）的农机
农田作业的农机安全管理工作往往容易被忽视。人们往往认为农田作业环境简单，会操作就行，不会发生事故，其实这种想法是不正确的。从事农田作业的机械与从事道路运输的车辆相比，虽然相对发生事故的机率较低，但前者的数量远远大于后者（前者是后者的十几倍），且作业有一定季节性，发生事故的可能性依然较大，如我县每年有近百起农机农田事故。因此，对出事农田作业的农机安全管理工作同样不能放松。
2农机作业生产管理措施
2.1培养一支驾驶操作技术过硬、法规意识强的农机驾驶、操作人员队伍
农机安全监理部门要按照《条例》和《培训法》的要求，对农机驾驶操作人员进行全面的业务知识和驾驶操作技能培训，严把考核、发证与年审关，并定期组织他们学习有关法律法规，增强他们的法制观念，把他们培养成合格的驾驶操作人员，使他们能够在农机化作业中，充分发挥自身的主导作用，为农机安全生产作出应有贡献。
2.2要大力宣传，全民动员，营造人人共同遵守《条例》的良好氛围
对农民朋友还应该加强农机作业常识宣传，使他们能够知道农机安全常识，了解农机安全常识，在生产中遵守安全规章，以便消除因第三者过失造成的农机事故。无论是农机交通事故还是农田作业事故，第三者的过失是造成事故的主要原因之一，特别是道路交通事故更是如此。为此，《条例》第四条明确规定：“凡在道路上通行的车辆、行人、乘车人及在道路上进行与交通活动有关的人员，都必须遵守本条例。”从上述规定可知，《条例》既要求机动车驾驶员遵守，也要求每个公民遵守。对于农机从事农田作业，凡是参于作业人员和周围其他人员，都必须遵守农机作业规章，确保生产。
2.3督促机主按时参加农机年检，并进行定期检查与保养，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对可能存在事故隐患的零部件及时进行更换，保证农机处于良好的技术状态。要求驾驶操作人员养成作业前检查农机技术状况，特别是对影响作业安全的零部件检查的良好习惯，从而在农机本身的技术状况方面保证作业安全，及时消除事故隐患。
2.4充分发挥农机管理部门的职能作用，加大对农机违章作业的监督检查力度
监督检查是农机监理部门的重要职责之一，也是加强农具管理的主要手段之一，是落实农机驾驶操作人员遵守《条例》和安全操作规程的有力保障。农机安全监理部门应经常定期和不定期地对农机交通安全进行检查，特别是对乡村道路农机交通安全的检查。目前，乡村道路的交通安全是一个盲区，交通管理职能部门把监管和整治的主要精力放在交通流量大的国道、省道、县道及城镇街道等交通要道上，无暇顾及乡村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加之有些农用机动车主的法制观念淡薄，交通安全意识差，他们趁有关部门疏于管理之机从事违章运输，于是无证行驶、违章载客、超载、人货混装等违章现象泛滥；加之乡村道路的路况环境使农机使运输存在着诸多安全隐患。另外，农机安全管理部门还应在农忙季节，集中精力对农机农田作业进行监管，全方位保证农机安全生产。
2完善农业机械安全生产管理的途径
2.1完善农机安全生产方面的法律法规
要求做到以下3点:健全相关法律法规的基础是要掌握农机使用的基本信息。这就要求要根据当前农机使用的数量进行统计并分类，根据安全隐患的轻重进行划分，从而完善相关的法规;做好相关的控制措施，根据安全隐患的发展特点严格把关国家在生产农机时的质量与性能，以确保从根源上杜绝隐患的发生;要确保相关法律政策的实施范围与力度，尤其是要加大对私有农机的管理。
2.2强化农机安全生产的管理力度
2.2.1要进一步落实农机安全生产责任制，强化对安全隐患的排查工作力度由于我国在农机安全生产管理方面的工作开展较晚，致使遗留问题与新问题并存。因此，这就需要不断的强化农机安全生产的管理力度，确保抓住安全隐患问题的重点，找到管理工作中的弱点，从而不断地完善农机安全生产管理工作。2.2.2要做好农机生产安全的防范工作这就要求要建立农机安全预防机制，以进一步完善农机安全生产管理系统，做到有备无患，将安全隐患及时扼杀在萌芽中;与此同时，要建立完善的责任追究制度，并做好关于农机生产安全隐患的应急预案，从而确保在第一时间内解决问题，强化管理力度［2］。
2.3完善农业安全生产管理机构
只有完善当前农业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才能确保相关法律制度的落实，从而才能从根本上提高管理工作的水平。这就要求当地政府要根据当前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并结合当地实际状况，因地制宜的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要以农民的利益为根本，以保障农民人身与财产安全为己任，不断的强化自身的管理能力与管理水平，并在加大对农民安全教育的同时，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从根本上规范农机生产秩序，确保农机生产的安全。
2.4加大相关方面的宣传力度
针对当前农民文化素质不足与对安全生产意识淡薄的显现，需要不断的加大相关方面的宣传工作，使农机安全生产方面的法律法规能够得到彻底的贯彻，提高农民生产的安全意识与法律意识。这就要求要针对从事农机生产的人员，加大对其的培训力度，从而提高操作者的知识与技能，确保农业生产的安全性。与此同时，要在加大培训工作的基础上，严格管理农机设备，如加大对年检、挂牌以及驾证等方面的管理，并做到从严治理，确保培训工作能够真正的发挥出作用［3］。
安全生产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基础，也是我国基础施工建设中必须要遵循的原则，我国电力运输行业近几年的发展速度非常快，尤其在农电安全方面。目前，对农电安全的保护已成为电力行业生产管理的重要环节，电网运行的稳定与否直接影响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近几年，我国开始注重发展农电工程，但是，由于农电安全生产是农业与电力的有机整合，因此，会涉及很多的交叉问题，使农电安全生产的管理工作变得非常复杂，这些问题严重地影响了我国农电企业的安全生产。要想有效的处理好这些问题，就要提高供电安全人员的管理能力和技术水平，并从多个角度来避免农电安全生产出现违规现象。确立农电安全生产制度，并优化制度体系。
1供电企业农电安全生产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1.1配电线路质量问题。农电生产与线路质量的关系非常紧密，由于受到自然环境以及人为因素的影响，使我国供电企业农电基础设施建设中，配电线路的质量经常出现问题，这些质量问题在材料配备中体现的最为明显，这些问题给农电的安全生产带来了极大的隐患，严重时会威胁到农电安全生产人员的人身安全。1.2供电规范化问题。供电企业承担着电力资源的运输和持续平稳供应。由于供电企业涉及民生和我国农业的发展，所以，在供电企业的发展过程中一定要遵循依法经营，按照国家的法律法规认真履行职责，并进一步落实规范化的运输，保证运输过程中能够稳定、安全，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完善各项服务，这是我国供电企业在落实供电工作过程中必须执行的准则。从当前的供电企业农电安全生产现状看，很多方面都没有达到精细化管理标准，且粗放模式与管理模式中都存在问题，这些问题会直接影响供电企业的经营。除此之外，在供电企业施工现场的监督管理过程中，很多环节都没有系统的监管，增大了供电工程的改造难度，而且施工环境也比较复杂，这些都是供电企业农电安全生产管理中必须解决的问题。1.3农电安全生产人员综合素质的问题。供电企业的安全生产管理和电力的持续供应都与职工队伍的能力有关联。虽然很多电力企业在生产体制上已经有了较大的转变，也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制定了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电力工程队伍的素质也较之前有了较大的提高，但是，一部分供电企业安全生产技术人员自身的文化水平有限，很多人甚至都没有接受过专业的学习和技术训练就上岗工作，这些工作人员在实际的农电安全生产过程中，忧患意识并不明显，不能及时发现安全隐患，给供电企业的安全生产带来了极大的影响。
2供电企业农电安全生产管理
2.1创建科学完善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任何一个企业的发展都要建立严格的发展规范和规章制度，并按照这一规章制度来发展企业。对于国家基础建设行业—农业而言，健全的制度体系是必不可少的，针对当前我国农电安全生产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国家要对已经落实的规范和制度进行数据上的支持。在农电安全生产中，还要明确各级人员在岗位中的职责，通过工作标准来建立统筹安全职责，并进一步规范制度体系，通过制度体系的落实，更好地促进农电安全生产。2.2注重以人为本的安全生产原则。安全生产以及安全管理的核心在人。在实际工作中一定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不断提高自身的技术手段和整体素质。要求供电企业要建立完善的员工激励机制，定期做好培训和检查工作，使农电生产人员将心思都放在安全生产中，达到提高农电安全生产的目的。2.3提高供电生产现场的安全指数。针对很多供电企业农电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供电企业一定要进一步强化规章制度的落实问题，加大资金的投入力度，并定期对供电企业农电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培训，保证生产管理人员对农电生产的安全管理。2.4营造良好的安全生产管理环境。在营造良好的安全生产管理环境之前，首先要提高农电生产人员的安全意识，培养安全管理人员人人关注安全的文化氛围。利用当前的网络宣传手段向员工灌输以人为本，安全第一的安全观念，通过安全巡查，及时发现农电生产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严格落实奖罚考核制度，将安全生产与员工的安全意识连在一起，使农电安全管理人员能够自觉的注重安全问题，提高自身的安全意识。在提高安全意识的时候，供电企业可以借助广播、媒体、报纸、网络平台等多种渠道来推广农电企业安全生产的相关法规，积极推广标准化作业的理念，定期组织工作人员开展内部讨论，从中发现农电安全生产规范中不足的地方，并及时予以改正和完善，除此之外，还要对安全生产的标准进行规范管理，不断提高农电系统工作人员的素质和技术水平。通过促进工作人员安全生产的理念，达到推动供电行业规范化生产的目的。
3结语
针对供电企业农电安全生产的现状，安全生产一定要结合农电工作的实际需求，要在当前农电安全生产现状的基础上，有针对性的处理已经出现的问题，在解决问题的同时还要统筹兼顾，认真夯实农电安全生产环节中的各项基础施工工作，在整个农电安全生产过程中都要以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为前提，严格执行国家的规章制度，只有这样，才能有效避免供电企业农电安全生产中出现的问题。才能更好地促进我国农电安全生产的顺利进行。
作者:范大鹏 单位:国网吉林省通榆县供电有限公司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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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地方综合性大学在制定农林经济管理专业规范时应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明确自己的定位，遵循相应原则，形成自己的专业规范。
关键词：地方综合大学 农林经济管理 专业规范
一、专业规范的作用
专业规范是高等院校深化专业建设与改革的基础，它是对专业人才培养主要内容的总体规范。具体地说，专业规范是在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研究与实践的基础上，对本专业的知识体系、课程体系等给出的定性描述和量化规定。具体包括本专业培养目标、培养规格、教育内容、教学条件等。专业规范的核心是构建本专业的知识体系、课程体系与实践教学体系，提出多层次的规范性质量标准和教学要求。
第一，专业规范是大学本科培养的基本规则。所谓规则，或是说在一定情况下你能做什么、应该做什么或是不能做什么、不必做什么。这就是制度的核心，制度构造了人们在政治、社会或经济方面发生交换的激励结构，制度变迁则决定了社会演进的方式。有了专业规范，各个大学就得按照专业规范的基本要求培养学生。
第二，专业规范是高校培养大学生的基本要求。制定专业规范有利于建立相应的社会评价、监督标准和机制。制定专业规范和教学规范是保证高校本科人才培养质量的基本措施，也为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履行宏观管理职能提供了分类指导的依据。同时，在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背景下，专业规范是高校交流合作的共同语言。高校间往往根据专业规范、课程设置与教学大纲等基础文件，来进行学分互认、判断是否授予学位等。
第三，专业规范是保证大学培养质量的基础。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来看，专业规范确立了大学教育的质量标准。美国原来没有全国统一的教育质量标准，在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之后，就更是五花八门，各个学校制定标准的随意性很大，差异悬殊。对此，美国高质量教育委员会1983年发表了著名的公开信《国家处于危险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由此引发了美国新一轮的教育教学改革，改革的核心问题是提高教育质量，而提高教育质量的一项重要措施，是制定和推行全国大致统一的质量标准。从我国的情况来看，随着大学扩招及学校升格，国家每年又新增很多本科专业，例如2010年公布高校新设置或调整的1733个本科专业和7个医学类专科专业，2011年公布高校新设置或调整的1887个本科专业，分别从2010年和2011年开始招生。大学扩招，尤其是新增本科院校扩招，导致大学生培养质量下降。诚然，大学培养质量下降是多种原因导致的，但缺乏专业规范，一些院校没有达到本科培养的基本要求就开始招生，或者得到国家批准为新专业之后，由于没有专业规范等原因，没有很好进行专业建设。因此，制定专业规范是保证大学生培养质量的基础。
二、制定农林经济管理本科专业规范的基础
1.是社会对人才需求的多样性
从本质上讲，全国专业规范对大学某一专业人才培养的共同要求，有利于保证大多数学生达到一个基本水平。但我们知道，在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是多种多样的，这就使得我们不能只用一个标准来要求来衡量大学的人才培养质量和水平，应在保证基本要求的前提下，制定多样性的培养标准。在大学的人才培养过程中，不同大学应根据自己的市场定位确定相应的专业定位，使得各校本科人才培养目标、培养类型也应有所不同。以农林经济管理专业为例，社会上对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的需求是有差异的，有些地区需求的重点是种植业经济，有些地区需求的重点是草业经济，有些需求的重点是可能是渔业经济，有些需求的重点是可能是林业经济管理，还有的地方需求的重点可能是海洋农业经济管理等等。各校不可能培养具有所有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知识的人才，而只能在某一方向上体现人才的特色，这就决定了各校人才培养的多样性。专业规范的制定就是力求人才培养目标和规格多样性化基础上的统一。
2.应从地方性综合大学的专业定位出发
地方综合性大学在思考自己本科专业定位时，应从地方综合性大学的实际出发，如何培养农林经济管理本科应有一个清楚的定位。我们认为，地方性综合大学在培养农林经济管理本科定位时，应立足于地方性、综合性实际，让学生具有较好的农学、林学、畜牧学、生命科学基础，具有良好的人文素质，尤其是有较好传统文化中经济、经营及管理素养;学生还要具有较强的数学基础、经济学基础和行为科学的基础;掌握现代经济学、管理学的基本理论，具有较强从事实际管理工作的能力。
三、制定农林经济管理专业规范的原则
地方性综合大学制定专业规范应遵循以下原则：
第一，本科教育的基础性原则。树立终身教育观念，注重本科教育的基础性，构建人文社会科学基础、自然科学基础、专业基础及基本技能等有机结合的大基础教育体系。
第二，通用性与地方性相结合的原则。在做一种专业规范，应具有一定的通用性，要具有地方性综合大学的一般性，能够满足地方综合大学培养学生的需要，同时也对地方性综合大学如何培养本科生提出一般性的要求。同时，由于各个综合性大学都具有自身的特点，都有服务地方的任务，都有自己的地方特色，因此，在制定专业规范时，应充分考虑到地方性综合大学的特殊性和地方性。
第三，专业建设应立足于综合性。综合大学不同于专业性大学，具有学科齐全、学科众多的特点，因此，人才培养应充分发挥综合大学的优势，真正培养宽口径、厚基础的大学生。
第四，课程体系整体优化原则。立足教学全过程，科学地处理好基础理论与专业知识、主干学科与相关学科、理论与实践、知识与能力、一般与个别的关系，加强基础，拓宽专业口径，增强学生适应能力，有利于学生创新精神与能力的培养。
第五，加强实践训练，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加强实践训练，密切教学与科学研究、社会实践的关系。提高课程设计、毕业论文(设计)、实验、各类实习、社会实践的质量，增强学生发现、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第六，培养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把培养学生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落实到理论与实践教学的全过程中，改革教学方法，重视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培养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应有计划地组织学生参加各类学术活动。一、二年级可结合课程学习写读书报告，鼓励和支持学生成立各种科研兴趣小组。院、系应创造条件吸纳二、三年级学生，在导师指导下参加创新性实验项目和科研活动。
四、地方性综合大学农林经济管理专业规范
1.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具备系统的管理科学和经济科学的基础理论和相关的农(林)业科学基础知识，掌握农(林)业经济管理的基本方法和技能，能在各类农(林)业企业、教育科研单位、中介咨询机构和各级政府部门从事经营管理、咨询服务、科学研究等方面工作的专门人才。
2.培养要求
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管理学和经济科学的基本理论和相关的农(林)业科学基本知识，受到调查方法、研究方法、项目可行性分析、专业写作、计算机应用等方面的扎实训练，掌握企业经营管理基本原则和管理技巧，具备从事经营管理、政策研究咨询服务等方面的基本能力。第一，具备较深厚的农学、林学、畜牧学、生命科学、数学、计算机基础知识，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和人文社会科学素质;第二，掌握经济学、管理学的基本原理，对经济学、管理学研究的最新成果有所了解，具备扎实的经济学、管理理论;第三，能够较为熟练地掌握和运用经济研究方法、农村调查方法及分析方法，能够熟练地撰写各种专业文章;第四，对于会计、财务管理、统计学及项目可行性研究等应用较强的课程，不仅掌握基本原理，而且能够熟练地运用;第五，具有独立获取知识、信息处理能力、较好的语言和文字表达、组织协调、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等方面的基本能力。
3.主干学科
农学，经济学，管理学。
4.主要课程
农学概论、林学概论、畜牧学概论、人文科学概论、经济学原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实验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林业经济学、管理学原理、企业管理学、农业经济研究方法、农村调查方法、项目可行性研究、专业写作与训练、投资与理财、市场营销学、统计学、财务管理、组织行为学。
5.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
包括教学实习、课程设计、毕业实习、毕业论文、科研训练、社会实践等;专业实践性教学环节学分比例占总学分的15-25%。
6.专业基本教学条件
(1)师资队伍。专业教师12-15人，其中教授1-2人，副教授4-5人，讲师5-6人，助教1-2人，师生比20-25之间，具有高级职称的教师所比重应高于40%;其中60%以上的教师应具有硕士以上学位。
(2)图书资料、教材。公共图书馆中有一定数量本专业比较典型的和本专业有关的图书、刊物、资料、数字化资源的工具。人均图书100册，核心期刊应该全部订阅，电子期刊包括CNKI、维普、人大复印资料、万方数据库、EBSCO全文数据库、超星电子图书馆。要选用符合专业规范的教材，基础课程的教材应为正式出版教材，专业课程至少应有符合本校教学大纲的讲义，对于新开办的专业，教材选用尽量用部级教材，对于实力较强的地方综合性大学，可以编写自己的教材，但应由国家正规出版社出版发行，尤其是特色教材可以自己编写。
(3)实验室。基础课程实验室要达到一定的要求，每个学生拥有的实验仪器设备要达到一定的数量。实验设置除计算机外，还应有数码照相机、数码摄相机、录音笔等。同时，还应有可供实验用的教学实习软件。另外，实验室还将具备利用实验形式讲授经济学理论的基本条件。专业实验室仪器设备的固定资产总额应达到40万元以上，应具有可进行经济学实验(或者开设实验经济学课程)、会计模拟实习、财务管理模拟实习、投资、理财模拟实习等的基本条件。
(4)实习基地。要有相对稳定的实习基地(包括校外)2-5个，实习基地应要能够满足进行农学、林学、畜牧学、农村调查、统计、企业管理实习等课程进行教学实习的基本条件，能够满足学生进行毕业论文调查的基本条件。
(5)教学经费。新设本专业，开办经费一般不低于(不包括固定资产)20万元。每年的生均教学经费不低于金额500元。
7.主要课程教学要求
农学概论：36-54学时，主要讲授内容包括绪论、作物的生长发育、作物产量和产品品质的形成、作物与环境的关系、作物栽培措施和技术，等。
林学概论：36-54学时，主要讲授内容包括林业及林学的基本概念、掌握森林植物、林木与环境关系、森林分布、森林分类、林木育种、森林保护、造林、森林植被恢复与重建、森林可持续经营、城镇园林绿化等。
畜牧学概论：36-54学时，主要讲授内容包括动物营养原理、饲料、动物遗传基本原理、动物育种、动物繁殖、动物环境工程、动物保健、养牛生产、养猪生产、养羊生产、养禽生产、养兔生产等。
人文科学概论：36-54学时，主要讲授内容包括语言文学、社会学、心理学、音乐、艺术等。
微观经济学：54-72学时，主要讲授内容包括导论、需求、供给及局部均衡价格的决定、弹性理论、效用理论、消费者选择、生产理论、成本理论、完全竞争市场、不完全竞争市场、垄断竞争、博弈认入门、市场失灵等。
宏观经济学：54-72学时，主要讲授内容包括导言、国民收入的核算与循环、简单国民收入决定模型、货币市场的均衡、双重均衡的宏观经济模型：IS-LM模型、总需求-总供给模型：AD-AS模型、宏观经济政策、通货膨胀与失业、开放的宏观经济模型、经济周期和经济增长等。
实验经济学：54-72学时，主要讲授内容包括市场均衡实验、生产与成本实验、厂商理论实验、要素市场实验、博弈化实验、制度实施实验、市场失灵实验等。
农业经济学：54-72学时，主要讲授内容包括导论、农产品需求与供给、农产品市场与价格、农产品国际贸易、农业生产要素总论、农业自然资源：土地和水资源、农业劳动力、农业资本、农业科学技术、农业经济的微观组织、农业的宏观调控、农业产业结构、农民收入与消费、现代农业与农业现代化、农业可持续发展等。
林业经济学：54-72学时，主要讲授内容包括导论、林业资源介绍、林业资源配置、林产品的供给与需求、林产品市场均衡、林产品贸易、林业市场失灵、林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林业制度等。
制度经济学：36-54学时，主要讲授内容包括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及基本假设、制度的基本理论、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的基本理论、合约理论、制度变迁与制度创新等。
管理学原理：54-72学时，主要讲授内容包括管理概述、道德与社会责任、信息获取、决策、计划、组织、领导、控制、创新等。
企业管理学：54-72学时，主要讲授内容包括企业管理概述、企业管理的领导制度与管理组织、企业管理理论、经营策略、生产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库存管理、质量管理、资产管理、财务管理等。
农业经济研究方法：36-54学时，主要讲授内容包括经济研究、研究方法概述、规范研究方法、案例研究方法、文献研究法、实证研究方法、实验研究方法等。
农村调查方法：36-54学时，主要讲授内容包括农村经济调查的方法概论、调查方案设计、传统的问卷调查方法、参与式的调查方法、质的调查方法、抽样基本原理、样本设计、问卷设计、指标与标度、调查的组织与实施、调查资料处理等。
项目可行性研究：36-54学时，主要讲授内容包括导论、市场预测及建设规模、原材料及供应品、厂址选择、方案设计、企业组织与劳动定员、项目实施进度计划、投资估算与资金筹措、财务效益分析、国民经济及社会效益评分析等。
财经专业写作与训练：54-72学时，主要讲授内容包括专业写作概述、财经写作的概念、功能、特点极其要求、经济发展规划、经济发展战略、调查报告、工作总结、预测报告、经济活动分析报告、经济决策报告、招标书与投标书、经济合同、经济论文、本科毕业论文等。
投资与理财：54-72学时，主要讲授内容包括投资与理财的基本知识、投资和理财的基本理论、投资和理财的环境、农业的投资和理财、工业的投资和理财、流通业和服务业的投资和理财、风险投资、银行业的投资和理财、证券投资和理财、投资基金和基金投资、家庭(个人)投资和理财、投资理财的法律规范等。
市场营销学：54-72学时，主要讲授内容包括导论、营销环境分析、市场定向、市场定位、产品决策、渠道决策、促销决策、价格决策、营销组织与控制、营销哲学、营销策划案设计等。
统计学：54-72学时，主要讲授内容包括统计数据与统计学的概念、统计数据的类型、数据的搜集、数据的整理与显示、数据分布特征的测度、时间序列分析、指数等。
财务管理：54-72学时，主要讲授内容包括导论、筹资管理、流动资产管理、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管理、对外投资管理、成本费用管理、销售收入和利润管理、外币业务管理、企业清算、财务分析等。
组织行为学：54-72学时，主要讲授内容包括组织行为学的研究对象与方法、知觉与个体决策、个体行为、态度与管理、激励理论与应用、群体行为与沟通、领导行为与管理、组织行为与管理、组织发展与变革等。
会计学：54-72学时，主要讲授内容包括导论、会计科目和账户、复式记账、账户和复式记账的应用、账户的分类、会计凭证、账簿、会计核算形式、财产清查、会计报表、会计工作的组织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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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农林经济管理类论文范文二：浅谈农林经济管理
【摘 要】随着现代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对农林经济的重视程度也逐渐增加。农村产业结构也跟随市场经济的变化在不断调整和升级，农林经济管理在此期间也面临着很多矛盾和冲突，因此，对农林经济管理存在的问题进行详细的分析是非常有必要的，我们需要建设科学的经济管理体系，为更好地打造健康科学的农林发展环境奠定基础。
【关键词】农林经济;管理;存在的问题;分析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林经济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现代化的农林经济在不断的完善和发展。但是现代的农林经济管理模式还有待完善，发展农林经济离不开完善的管理，需要我们从根本上研究农林经济管理，了解国家对农林经济实施的政策，才能解决农林经济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通过对农林经济管理体系建设的研究，希望能够为农林经济的发展做出一些贡献。
1 农林经济管理的现状
目前我国农村人口数量众多，农业发展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是与农业强国比较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由于我国的农业种植土地分布的比较散，而且农业种植缺少现代化的种植生产技术，农民的农业工作效率得不到有效的提高，在一些经济发展比较慢的山区，大型的农业机械设备不能得到广泛的应用，还是需要靠人力去进行种植，严重制约了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另外，我国很多农村人员选择进城务工，导致农村人口数量急剧的减少，大量的农田荒废、出现严重的土地闲置现象，这样家中了城市发展的负担，也拉大的城市与农村收入的差距，对城乡一体化建设产生了很多负面的影响。如果不能建立规范的农林经济管理体制很容易导致农林经济走下坡路。提高农林经济的管理，对提高农林经济竞争实力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可以解决农村人口吃饭难，生活压力大等诸多问题。
2 农林经济管理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措施
2.1 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解决农林经济管理中的问题就要坚持不懈的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通过科学的方法对农村建设进行合理的规划，无论是农业发展还是工业发展都应该遵循减少农村劳动力的原则。农民的工作热情要通过不断的鼓励来带动，这样才能让农民获得更多的利益，才能够促进农业的发展，保障现代化技术的实施。对农林企业运用科学的管理理念是提高资源利用率的重要保障，也是提高农林经济发展的重要依据。
2.2 农林业现代化管理的实现
农林业要实现现代化的管理模式，就要紧跟时代的步伐，根据农业的发展和改造情况进行规划，制定行之有效的农林经济的管理方法，提高农林建设人才队伍的整体素质，要求工作人员不仅具备农业操作的理论知识，还具备综合的实践能力，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现代化的管理模式，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让先进的科学技术真正应用到农林业的工作当中。
实现农林现代化的管理还需要有完善的社会服务体系，社会服务体系的建立能够给农林业的生产和销售方面做出正确的指导，同时政府部门的鼓励政策也对农林经济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为实现农林现代化的管理提供有力帮助。
2.3 科技兴农战略的实施
农林经济的管理问题关乎到国民经济的发展，其正确的管理不仅能够帮助农业企业稳定的发展，还能够提高农林经济的整体发展水平。而科技兴农战略的实施不仅能够提高农林经济的管理，还能够使我国农林经济的科技水平得到大幅度提高。现在我国农村普遍存在文化程度偏低的现象，不能够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需求。所以科技兴农战略的实施，还需要尽快从农村教育抓起，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是非常重要的任务。在农林科技体系的改革方面也要加强，无论是从技术服务管理还是科技管理方面都要实施科技兴农的战略，只有加大农林经济管理方面的力度，才能加强农林科技机构的管理，从而提高农林经济管理水平。
3 农林经济管理的教育与创新
农林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优秀人才的培养，因此，农林经济管理的教育和创新至关重要。农林经济管理的教育主要让学生了解到农林经济管理的重点内容和特色内容，以及如何协调好经济与管理的关系，在传统的农林经济管理的基础上如何进行创新。这也是农林经济管理的教育的重要任务。农林经济管理是以服务为特色的学科，服务于农林经济的发展是教育的使命，只有适应于农林和农村教育发展的教育才能培养出有具有综合素质的人才。目前农林经济管理的教育正在不断的创新和改革，是根据农村经济的转型所制定的。农村经济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不断的提高其生产水平，加强生产经营方面的管理。迫使农林经济管理不断的提高和完善。同时农林生产经营方式封闭的自给自足的供销方式，需要改变为开放的生产和供销一体化的经营方式。针对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转型要进行深入的了解，可以通过具体的转型案例来对农林经济管理学科体系的建立进行指导。让学生从资源的分配到产品的销售进行全过程的了解。总之，农林经济管理的教育需要建立科学的教育体系，培养出具有专业知识技能和专业管理的人才，从而为我国农林经济的发展做出贡献。
结束语
本文对农林经济管理的现状及存在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合理的措施对问题进行解决。农业经济管理的重点内容就是农林技术的发展，需要从农林教育开始抓起，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实施科技兴农战略。同时对农林经济管理要建设完整的学科体系，对农林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市场需求不断的分析。在传统农林经济管理的方法基础上，采用现代化的手段进行管理。不仅需要学校教育，还需要在农村开展技能培训，提高农民的农林技术水平。相信随着我国农林经济管理体系的不断完善，社会服务体系的不断建立，以及科技兴农战略的重点实施，一定能够使我国的农林经济发展的更好，让农林企业在市场具有很强的竞争能力，为我国农林经济的发展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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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成就斐然。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高，农业绿色化发展成效显著，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取得明显进展，“三农”各项事业全面发展。发展成就的取得，与多年来我国农业经济管理扎实有效的学科建设及务实高效的研究工作密不可分。农业经济管理是研究农业生产及与其相联系的交换、分配和消费等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学科。不同于一般的经济学研究，农业经济管理主要研究对象是农业中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包括农业生产关系运动发展规律、农业企业的经营管理问题等。梳理和分析了解我国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发展历史，尤其是新中国建立70年以来的发展轨迹，对明晰学科建设规律，推进学科未来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历程
中国作为一个古老的农业大国，有着悠久的农业文明发展史，农业经济问题一直受到人们高度重视。在中国历代的经济思想中，农业经济思想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内容极为丰富，突出地表现在：对农业重要性的认识，对土地占有关系的认识和对农产品尤其是粮食价格波动的认识等。但是由于传统的自然经济和小农的生产方式，使得这些农业经济思想大多停留于较为朴素的认识状态，未能形成系统性的理论体系。
进入近现代以来，随着国内一些优秀青年学者求学西方，进入相关大学学习和了解农业经济理论知识，农业经济的初级理论才开始从国外传入中国，出现了一些零星的相关文献。如1897年创刊的《农学报》自1900年开始刊载有关研究中国农业经济的理论文章，相关的知识传授机构也有了对农业经济知识的初步讲授，如湖北省高等农务学堂1904年开设的农政、财政和理财课程等。1920年，国民政府时期的金陵大学最早成立了农业经济系，首任系主任由著名农业经济学家卜凯先生担任。至20世纪30年代，农业经济开始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学科体系，一些著名高校如国立中央大学、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等，设立了农业经济系、农业经济学组等，开始较为系统地研究和传授农业经济理论，研究范围涵盖了土地问题、产销经营、农业建设、农村金融、农业合作、农业部门经济、农业经济地理、农业经济史等主题。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高等教育移植苏联模式。1952年，全国进行了高校院系大调整，组建了一批专业性高等院校。我国的农业经济教育也随之转入各地新组建的农业大学。1953年教育部颁布了主要参考苏联的农业经济学教育计划。1951—1955年，一批苏联农业经济专家来华讲学，其中杜宾诺夫的讲稿在1956年翻译出版，定名为《社会主义农业经济学》。1957年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教研室编写了《农业经济学讲义(初稿)》，1959年定名为《社会主义农业经济学》，由农业出版社出版。1961年全国高等农业院校集体编写了《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经济学》。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我国农业经济学学科的教育和研究是在计划经济的背景下进行的，主要是对当时的政策进行诠释。“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国停止了农业经济学的专业招生。
1977年开始，我国恢复了高考制度，部分农业大学在1977年和1978年相继恢复农业经济管理专业招生，农业经济学学科和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一样，进入了恢复建设、繁荣发展的阶段。各地相继建立并充实了农业经济的科研和教学机构，农业教育系统从大学、专科、中专，到成人和函授教育都先后开设了农业经济课程或者设立了农业经济专业，形成了相对完善的教育体系和人才培养体系。但由于“文革”时期我国农业经济学科发展停滞乃至长期消没，使学科发展远远落后于国际水平。改革开放后，国内学者一方面组织编写、另一方面翻译引进，逐步形成了一批农业经济学教材。与此同时，还先后成立了相关的专门性学术团体，如1978年成立的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和1984年成立的中国农业企业经营管理教学研究会等，聚集学科领域的精英人才，探讨和交流学科研究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引领学科未来的发展方向。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我国农业农村经济发展领域出现诸如农业经营体制、农业生产方式、农产品市场体系以及工农关系、城乡关系等方面的重大变化，这些变化一方面向农业经济理论工作者提出了前所未有的需要研究的新选题，另一方面也为农林经济管理学科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确立了以问题为导向的农业经济研究范式，引导了学界对新时期我国农业农村经济问题的全面分析与系统研究。
与此同时，为了强化基础理论和与国际农经学科的接轨，以及对国外相关理论的学习与借鉴，以推动中国农经学科发展，加大与国际同行的联系与逐步融入国际学术交流舞台便成为必然之势。由最初个别学者的一般性参与，到参与国际学术交流队伍的不断扩大和影响力的提升，逐渐引起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农业经济研究的关注，促成了2009年第27届国际农经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是我国第一次承办的最高级别的农业经济研究学术会议，也是世界农经领域对中国农业经济研究与学科发展认同的重要体现。
学科的发展与人才的培养息息相关。除了一般性的教学和人才培养外，以研究生为代表的高层次人才培养，是反映学科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1936年，国民政府时期的金陵大学在全国率先开展农业经济学研究生教育，拉开了农业经济高层次人才培养的序幕。改革开放后，我国全面启动以研究生为核心的高层次人才培育计划，遴选了一批具有较强人才培养能力的高等院校，授权开展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工作(表1)。各大高等院校根据国家相关文件精神，全面制定了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研究生培养计划，其中包括农业经济硕士、博士培养方案、课程设置和教学计划等文件，逐步形成了完整的学术型人才培养体系。
在学术性人才培养之外，为了强化对应用型人才的培育，国务院学位委员会1999年批准设立了以专业技能培养为主的研究生培养方案，最初称之为农业推广硕士学位，涉及农业经济领域则在研究方向上定位为“农村与区域发展、农业科技组织与服务”等。2015年将“农业推广硕士”更名为“农业硕士”，并设计了一套以高层次适用型和技能型人才培养为目标的农业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教学体系。
注：资料来源于《全国授予博士、硕士学位的高等学校及科研机构名册》。①备注栏中的“第1批”“第2批”“第3批”分别为第一批名单(1981年11月3日经国务院批准)、第二批名单(1984年1月13日经国务院批准)、第三批名单(1986年7月28日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②各个农业大学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均大多以“**农学院”为名称，后逐步调整为“**农业大学”。为便于理解，采用“**农业大学”的新名称替代原来的“**农学院”的老名称。
二、农业经济管理的研究领域及方法
1.重点研究领域
虽然农业经济研究涵盖范围较广，但其重点研究领域从过去发展到现在，基本上延续或者确立了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农业资源与环境经济、农村与区域发展、食物经济管理等4个方面。
(1)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主要在于通过理论分析农业领域的经济与发展问题，根据研究发现制定、优化相应的政策制度安排。由于农业问题与农村和农民问题密不可分，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讲，几乎涵盖了农业农村经济的所有方面，不仅不局限于农村生产领域，也超出了经济学范畴，与社会学、政治学和自然科学领域深度融合；狭义上讲，伴随着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发展，该学科逐步衍生出自然资源与环境经济、食物安全与应用经济等相对独立的方向，而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方向关注的主要问题则包括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农业土地与规模经营、农业劳动力与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农业技术经济理论与政策、农产品流通与贸易、农业财政与金融等。
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是农业农村经济的传统研究方向和领域，其发展历程也恰是我国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缩影。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借鉴苏联农业经济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模式，我国农业经济开始了向苏联学习的时代。20世纪50年代初期，我国各大专院校的农业经济学科所使用的教科书基本上都是来自苏联，绝大多数仍然因循的是苏联农业农村经济的研究体系与风格。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开始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并走向改革开放，农业也随之由自给半自给向市场化农业转变，新的农业经济学研究体系逐步形成。改革开放和农业生产经营体制改革解体了人民公社化时期的农业大规模集体经营形式，实现了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在土地制度上实现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两权分离和采取统分结合的经营形式。这一制度设计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围绕新的农业生产经营形式和组织方式，中国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不断吸收国外优秀研究成果，如公共选择理论、产业组织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市场均衡理论、委托理论、边际分析理论及资源配置理论等，最明显的标志是使农业经济学的分析从定性分析向定性定量分析相结合转变，一些新的定量分析方法在农业经济理论分析与政策研究中得到了重视和运用。在充分吸收与借鉴西方经济学中有益经验和精华的基础上，结合国情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农业农村经济探索与实践，经过数十年发展，我国基本上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国际共性的农业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体系。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农业农村的发展与改革在风雨中砥砺前行，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长期以来，农业经济始终是理论创新的沃土，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当前我国正在全面推进和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一场农业农村的深刻改革方兴未艾，急需理论上的阐释和指导。其中，农业农村现代化、农地制度改革、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农村城镇化与信息化、乡村治理体制机制、农村公共服务等无疑是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领域亟待探究与创新的重点领域。
(2)农业资源与环境经济。农业资源与环境经济是以农业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为研究对象，从经济学范畴分析其保护、开发与利用的全过程，包括对农业资源与环境的配置、保护与管理的各项活动，并研究其中的经济运行规律。农业资源与环境经济研究是一项应用型研究，主要运用经济学、管理学和社会学等探索资源与环境领域的具体问题，因此既与经济学管理学密切联系，又同自然科学息息相关。其主要关注的问题有农业自然资源系统与动态配置、农业自然资源核算与资产化管理、经济发展与环境问题、资源与环境经济评价、环境保护与环境经济管理、灾害与生态经济系统、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论及可持续经济发展模式等。
资源与环境经济理论渊源可追溯到20世纪初。意大利社会学家兼经济学家帕累托曾经从经济伦理的角度探讨资源配置的效率问题，并提出了著名的“帕累托最优”理论。此后，由马歇尔提出、庇古等人发展并做出重要贡献的外部性理论，也为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农业资源与环境经济是随着农经学科发展而衍生出的新兴研究方向，与其他产业部门相比，无论是从发展起源还是活动依赖度方面，农业生产都与资源环境有着更为密切而深层次的关联，这就决定了农业经济研究与资源环境经济密不可分。欧美许多国家的相关高校已经用资源经济学或应用经济学替代了农业经济学，如美国康奈尔大学把农业经济学更名为农业资源经济学等。
我国的资源与环境经济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1978年制订的环境经济学和环境保护技术经济八年发展规划(1978—1985年)促进了环境与资源经济学科的产生。1980年中国环境管理、经济与法学学会成立，1981年“环境经济学学术讨论会”讨论了环境管理的经济手段、环境保护的经济指标体系和环境经济效果等三个主要问题。20世纪90年代，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凸显，研究者们愈加强调经济手段在解决环境问题中的重要作用。进入21世纪，随着生态文明与绿色发展的持续推进，资源环境经济手段、资源资产与环境价值核算、环境政策经济分析、绿色金融等研究领域的拓展，进一步丰富了研究内容，扩大了研究内涵，推动了农业资源与环境经济的长足发展。
与其他方向相比，农业资源与环境经济研究的特点在于更加注重与自然科学及技术研发的结合，更加注重定量分析与区域性问题研究，讲究因地制宜的时空优化布局。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对农业资源的高效配置和生产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一直是我国农业经济与农村发展理论与实践探索的重要方面，同时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如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不断增强和资源利用水平的不断提升，农村人居环境的持续改善等。但也必须看到，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美丽中国等战略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伟大目标任务趋紧的背景下，我国农业农村的资源环境依然存在诸多问题亟需解决，如水土资源利用效率与空间配置优化、面源污染和土壤修复、农业生物资源保护与循环利用、农村人居环境等问题日益凸显，这些都是未来一段时间内的农业资源与环境经济乃至技术领域的重点关键问题。
(3)农村与区域发展。我国是农业大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一直以来都是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近年来，随着经济体制结构改革的不断深入，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推动着我国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然而，我国地域广袤、幅员辽阔，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不同，如东部与西部，沿海与内陆的区位差异明显，国家对各地区发展的定位也不尽相同，因而在自然条件、人文环境、社会发育程度等因素的持续影响和共同作用下，农村区域的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然长期存在，并伴随着生产要素的城乡之间流动而延伸到城镇地区，从而对我国农村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形成了新的制约，如城乡融合的问题、新型城镇化问题以及区域协调发展问题等。面对这些转型期出现的各种问题，迫切需要农业经济学科给予科学解答，农村与区域发展领域的相关研究便因此而展开。
农村与区域发展的研究始终建立在农业与农村的实际问题基础上，其研究重点关注转型期农村与农民问题的演进规律。一般而言，农村与区域发展领域是以农村及其特定类型区域(如林区、牧区、山区、粮食主产区、贫困地区、少数民族聚集地区等)的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为研究对象，运用包括农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管理学、农村社会学等在内的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探讨农村与区域发展的过程演进、发展模式、协调机制以及政策措施等。农村与区域发展领域主要包括但不限于农村与区域发展的理论和政策、农村与区域发展的规划和管理、农村社区治理、农村可持续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涉农企业的经营与管理和农业技术推广与传播等方向。
从研究的侧重点看，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农村与区域发展有着不同的研究重点，但它始终紧密跟随党和政府关于农业、农村发展的相关方针政策。党的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更是从全局上对农村发展进行了整体把握，为新时期我国农村经济发展进一步明确了方向，同时也为农村与区域发展领域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新形势下，农村与区域发展领域的相关研究必定立足于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需要紧密结合我国农村各地区的区位特点、资源禀赋、现实问题和制约因素等实际情况开展相关研究，为降低农业生产成本、促进人力、资本等生产要素有序流动，推动我国城乡经济融合和协调发展提供政策参考。
(4)食物经济管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和市场化的持续深入，我国国民经济蓬勃发展、经济总量快速增长，城乡居民收入和财富连上新台阶。居民收入的不断增加推动了人们生活水平和质量的提高，促使了居民家庭与人口食物消费结构的变化，引发了深加工食物和在外饮食消费的迅猛增长，诱导了我国食品产业的快速扩大。但作为朝阳产业的食品工业却存在着食品安全保障体系不完善、自主创新能力较薄弱、食品产业链条短和产业发展方式粗放等突出问题，再加上食品质量安全事件频发、食物健康与营养过剩以及食品供应链管理不足等现象[1]，使之远远超出了传统研究的解释范围，呼唤了对传统农业经济研究领域拓展的需要。将食品消费与营养结构变化等纳入农业经济学科研究当中，通过食物经济管理等相关学科的发展，将研究范围从食品生产、加工、批发、销售拓展到消费等整个供应链中的经济与商业行为，成为农业经济学科新的发展方向和领域。
食物经济管理领域侧重于经济学及管理学基本理论在食物生产、消费、流通与分配等领域的应用，研究的主要领域涵盖食品经济理论与政策、食品产业结构与布局、食品资源与环境、食品物流与食品企业管理、食品产业组织与管理、食物营养与食品质量安全等方面，重点关注食物结构与供求变化、食品生产与质量安全、食物消费与营养等食物经济与管理问题。
2.主要研究方法
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农业经济管理学科从过去的简单计算和定性分析为主，逐步发展成为一套包括案例研究、比较分析、实证计量等更加多样的方法体系。在理论上，不仅以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基础，而且还形成了自身的基本原理，如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为核心的经济增长理论、诱导性技术进步原理等，这些理论和方法也获得了广泛的认同，得到了广泛的应用。随着学科的发展，国内农业经济学科的研究方法也始终处于一个不断健全与完善的过程。一方面，已有研究手段在不断优化与改进，突出体现在计量经济学模型的发展成熟及其应用范围的持续扩展；另一方面，不断尝试使用新方法，表现为开发新模型、运用新理论、引入空间多角度分析以及多学科综合运用等。总体来说，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研究方法概括为三大类，即理论分析、实证分析以及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在理论分析中，既有建立命题的理论归纳，又有理论上的逻辑演绎；在实证研究中，既有实证归纳研究，又有实证演绎分析。
具体而言，在农业生产与农产品贸易的研究上，大多从产业组织的角度开展理论和实证分析，普遍集中于一般均衡与局部均衡分析以及引力模型的应用等。在资源与环境经济的研究上，以计量经济模型为主的定量评估占据主流地位。与农业生产与农产品贸易研究领域相比，资源与环境经济政策领域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展开的研究相对较多。在农业技术与农户行为的研究上，研究方法大致可分为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两大类。其中，定性分析与企业管理、组织行为学等学科联系密切，从大的学科分类来看属于管理学中工商管理的范畴。与此同时，农业经济研究也越来越多的借助于经济学等相关理论构建数理模型，对农业经济学科的相关问题展开定量研究，并逐步向主流规范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等方向转移[2]。
三、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在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主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建设的快速成长和理论研究的逐步深入，极大推动了我国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有力地支撑了国民经济平稳有序和可持续发展。
1.农业区域布局规划得以确立
我国农业资源与区划萌芽于20世纪初，正式创建于新中国成立后，经历了一个内容由浅入深、工作由点到面、范围由小到大的过程。70年来，农业区域布局区划历经了三个阶段。
(1)农业资源与区划的初创期(1949—1978年)。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重视农业资源调查与农业区划工作，分别于1951—1954年、1960—1961年和1973—1976年开展了三次较大规模的农业资源考察，全面系统的调查了解了全国土壤、水、农业生物资源和农业气候资源等状况，基本掌握了我国农业资源分布特点，明确了生态环境特征与开发利用前景。该阶段，农学、农业经济学界融入研究领域，研究范围拓展到了综合资源调查，并开展单项和综合农业区划试点。相关工作的完成形成了一些重要成果，如提出了诸如《中国气候区划(初稿)》《中国自然区划草案》《中国综合自然区划初稿》等一些综合区划和部门区划，也发展了区划研究的相关方法论，对学科后续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2)农业资源与区划的发展期(1979—2000年)。改革开放为农业资源与区划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良好契机。1978年科学大会制订的《1978—1985年全国重点科技攻关计划》便包含农业自然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研究要求，次年国务院成立全国农业自然资源和农业区划委员会，同年中国农业科学院设立了农业自然资源和农业区划研究所。随后，全国各地陆续成立相关机构，推动了农业资源调查、农业部门区划、综合农业区划和专题调查研究等相关工作的有组织、有计划开展。期间全国共有2108个县完成了农业资源调查与农业区划资料收集整理工作，形成了国家、省、地、县纵向配套的农业资源与区划体系，取得了全国农业现状区划、中国综合自然区划(概要)等一批重要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系统的不同规模尺度上的农业资源及其区划成果图件4万多幅、统计数据与研究报告8万多项，相关成果汇集成中国农业资源区划数据集并转为电子版本实现网上查询[3]。
(3)农业资源与区划的成型期(2001年至今)。为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与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需要，21世纪以来国家农业主管部门先后组织开展了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编制工作。为充分发挥资源比较优势，农业农村部陆续颁布实施了《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2003—2007年和2008—2015年)》和《特色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2006—2015年)和(2013—2020年)》。经过几年发展与建设，优势农产品生产日益向优势区域集聚，粮食作物九大优势产业带、经济作物优势区域、养殖业优势区域和水产品养殖带等布局初步形成并趋于稳定。在绿色发展的指导思想推动下，《全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划(2015—2030年)》编制形成并印发。在该规划中，通过综合考虑各地农业资源承载力、环境容量、生态类型和发展基础等因素，将全国划分为优化发展区、适度发展区和保护发展区三大区域，因地制宜、梯次推进、分类施策，成为今后一个时期指导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2.农村体制机制改革纵深实施
(1)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是1978年以来中国农村系列改革的重要开端。改革废除了“一大二公”和“大锅饭”的旧体制，建立起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农民以家庭为单位，向集体经济组织承包土地等生产资料和生产任务，简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是一场自下而上的体制创新。改革前夕，农业高级合作社与人民公社化运动严重束缚了农业生产力，阻碍了农村经济发展。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部分地方农民群众自发开展了包产到组、包产到户及类似的包干到户，中央默认并开展试点，次年国家农委副主任杜润生主持召开“七省三县座谈会”，专门讨论建立健全农业生产责任制。基于这一工作的良好效果，1980年中央转变态度并在9月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通过了国家农委起草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几个问题》的会议纪要，会后印发全党，史称“75号文件”，文件承认了少数地区实施双包的合理性，引领了全国范围内的农村大变革。1981年12月中央政治局通过国家农委起草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并经杜润生同志建议，于次年被中共中央批转成为首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至此，多种形式的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得到承认并几乎全面放开。198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在理论层面上肯定了联产承包责任制。1991年中共十三届八中全会明确把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作为我国一项基本制度长期稳定下来，并不断充实完善[4]。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变革了农村土地制度，是改革初期我国农业增长的一个重要源泉。这一制度促使了农民与土地的紧密结合，从生产积极性、技术效率和技术采用三个方面推动了农业生产增长，在改革初期对各类粮食作物生产增长的贡献约为35%～50%。与此同时，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农村双层经营制度的建立，为国家后续农业农村配套改革奠定了现实基础[5]。
(2)农产品市场化改革。农产品市场化改革是我国推进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发端。改革的核心就是引入市场竞争，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一改革始于20世纪80年代统购统销政策的逐步取消。起始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统购统销政策是基于当时为应对城镇人口迅速增长和工业化发展带来的农产品供不应求问题而出台，伴随着1953年10月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便开启了农产品统购统销的政策实施。
但1978年以来，国家开启了渐进式改革。在最初阶段，实施了在不触及统购统销制度的前提条件下，有计划地提高农产品价格，逐步减少统购统销农产品品种，放开集市贸易，允许部分农产品议购议销和自由购销，将市场因素纳入进来。1985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出台，标志着除少数品种外，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被取消。随后，受大宗农产品产量连续4年徘徊不前的影响，国家又开始了对粮食实施“双轨制”，对棉花等农产品实施统一收购经营制度。1990年以后，郑州中央粮食批发市场与地方粮食批发市场相继建立，同年国务院筹建国家粮食储备局，对粮食收购实行最低保护价制度，并建立粮食专项储备制度。1993年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快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通知》，要求形成市场购销为主、合同订购为辅的农产品市场格局，同年全国范围内取消口粮定量办法，价格随行就市[6]。1998年10月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农产品市场体系的建设目标。之后，改革不断向前推进，陆续推出农产品最低收购价、临时收储等制度。
进入21世纪，特别是从2004年开始，我国迎来了新一轮农产品市场化改革。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我国开始对农业生产进行全面补贴。除了出台良种补贴、种粮直接补贴、农资综合补贴等制度外，政府还对水稻、大豆、小麦和玉米等主粮实施保护价敞开收购，并于2006年全面取消了农业税。从此，粮食生产连续增长，实现了“十二连增”的卓越成就并保持6亿吨以上的生产能力。近年来，面对农产品价格倒挂、进口压力加大等挑战，我国农产品市场化改革采取了新的应对措施，比如坚持并完善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坚定推进玉米市场定价、价补分离改革，调整完善大豆、棉花目标价格政策等，目的在于进一步提高农产品市场化改革系列政策的指向性和精准性，以保障我国农业农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农产品市场化改革推动了我国农产品流通体制发展，对农业生产和农民增收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随着这一改革的持续推进，农产品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市场体系发育不断完善，形成了以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为中心、城乡集贸市场为依托的市场网络，基本形成了农产品价格机制和农产品宏观调控机制。与此同时，改革降低了农业生产资料购买成本，增加了农民生产投入，降低了市场交易成本，提高了农产品销售价格，提升了农业资源配置效率，调整并优化了农业生产结构，增强了农产品市场竞争力[7]。
(3)农业现代化道路的认识与选择.新中国成立以来，围绕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道路的认识与选择问题，理论界大致有三次大的讨论[8]。
第一次是在20世纪的50年代末到60年代的这一时期，形成了对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初步认识。在这次讨论中，理论界把农业现代化概括为“四化”，即机械化、电气化、化学化和水利化，同时认为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就必须以此来武装农业，以实现对农业的改造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后来的“七化”，即：作业机械化、农田水利化、品种优良化、栽培科学化、饲养标准化、大地园林化和公社工业化，这些内容涵盖了对生物技术(如良种问题)、生态环境(如大地园林化)和农村工业(如公社工业化)等问题的考虑。这种对于农业现代化的“四化”或者“七化”的初步认识与概括，大体上反映了这一时期我国农业生产力水平的发展状况和在实现农业集体化以后对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的客观需要。
第二次是在20世纪的70年代末到80年代，通过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业发展道路的梳理，形成了对我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发展道路的进一步认知与认识。随着我国农业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和农业生产发展环境的变化，理论界又一次开始了对农业现代化发展问题的思考与讨论。基于农业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成效与实践效果，再加上世界农业科技发展的突飞猛进以及所取得的一系列巨大成就，大大拓展了人们对农业现代化的认识空间，丰富了对现代农业发展内涵的深层理解，进而形成了对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发展道路的进一步思考。于是便在这一时期提出了“新四化”的概念，即：机械化、科学化、社会化和商品化，并由之而替代了过去的“老四化”，认为：农业现代化就是“用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工业装备来武装农业，用现代经济科学来经营管理农业，用社会化、市场化的科学理论来改造农业”。基于这一时期对农业现代化的上述认识及相应的思考与讨论，对于如何选择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农业现代化道路，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如“机械技术现代化和生物技术现代化”相结合的发展道路等。
第三次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基于世界农业科技的迅猛发展和农业发展方式的不断变化，形成了对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认识的进一步深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科学技术与生产力水平的迅速提升以及对农业发展的作用强化，人们对农业现代化的认识与思考也在不断深化，加上对第一次与第二次的认知累积，人们对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概念逐步形成了一致性的看法，认为：农业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过程，也是对传统农业的改造过程，是不断发展农业综合生产力和不断提升农业生产力水平的过程，同时也是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促进农业又好又快发展并实现与资源、生态、环境相协调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要用现代技术体系改造农业，用现代工业装备武装农业，用现代经营意识与市场经济观念来组织和管理农业，用现代产业体系来提升和发展农业，用生态文明与绿色发展理念来引领农业，最终促使农业与农村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农业强、农村美和农民富”的目标顺利达成。
从上述的发展演进与三次认识进程看，农业现代化事实上是一个相对的、动态的历史概念，对农业现代化发展程度与水平的认知也是伴随着时间的推移与环境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发展。据此，可以说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面对我国地域类型多样和各地层次差异明显的客观现实，因地制宜地选择多元化的发展道路是中国特色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取向。
3.农业农村扶持政策日臻完善
(1)粮食收购双轨制。粮食收购双轨制作为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的价格管理政策，是中国最重要的农业创新性政策设计之一。20世纪80—90年代，政府通过强制性的行政手段(如确定订购量和较低的订购价)和激励机制(如确定议购量和实施接近市场价格的议购价)直接控制部分粮食以稳定粮食供给，并允许农民在完成国家粮食收购任务后，将剩余或自留部分在市场进行销售[9]。
粮食双轨制是农村农业改革后宏观环境、资源配置方式和微观经营基础等变化后的内生性产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农民生产积极性高涨，粮食产出迅速增加，同时，在市场化改革取向下的最初单纯提高粮食收购价而销售价格变动较小，造成了巨大财政负担。1985年中央一号文件出台后，开始实施粮食“合同订购”制度，订购价按“倒三七”比例计价。之后，粮食市场价格下跌，导致生产停滞不前。鉴于对生产停滞的担忧以及“合同订购”带来的巨大政策成本，政策内容随即调整，即“合同订购”为国家任务，国家恢复对粮食生产的强制干预。至1990年“合同订购”改称为“国家订购”，国家在强制性干预粮食生产和市场的同时，采取投入补贴，如1987年出台的“粮棉三挂钩”政策给予农民化肥、柴油实物补贴，1993年后该补贴政策改为货币支付。此后，伴随粮食供求形势的变化和农产品市场化进程的加速，粮食双轨制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作为渐进式改革理论在我国的创新实践，粮食双轨制具有时代意义与现实价值。当时而言，粮食双轨制通过提高农民自留量、提高议购价格、降低订购量和提高议购收购量，有效促进了粮食生产，保障了城市农产品供应，为国家经济建设提供了一定基础。综合来看，作为20世纪80—90年代期间特定背景的制度产物，双轨制尽管具有较高的实施成本，但通过帕累托改进减少了摩擦成本，以小步快走的形式促进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制度演进。
(2)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是我国农业发展领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制度创新。体系于2007年底正式启动，按照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依托具有创新优势的中央和地方科研资源，针对每一个大宗农产品设立一个国家产业技术研发中心(中心由若干功能研究室组成)，并在主产区建立若干个国家产业技术综合试验站。
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是新世纪我国现代农业建设要求下的科学安排。2007年12月，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和《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印发《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实施方案(试行)》，配套印发《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专项资金管理试行办法》，共同开启了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工作，并选取水稻、玉米等10个产业开展试点，2008年联合印发《关于地方开展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工作的指导意见》，同时全面启动了50个以农产品为单元的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工作。此后，相应体系运行机制不断发展完善，于2009年出台《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人员考评办法(试行)》，于2015年出台《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绩效评估工作方案》，“十三五”期间进一步围绕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绿色发展新要求，在保持50个体系总量不变情况下，通过合并小体系、适当新增部分体系、新增部分岗位和试验站等方式，进行了体系内部的结构调整与功能优化。
作为农业科技领域的一项重大管理创新，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在提升农业产业技术水平、增强农业竞争力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以农产品为单元，以产业为主线，以问题为导向的50个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截至2017年，共取得130项标志性成果和328项重大成果，显著提高了我国农业科学研究水平和产业技术供给能力，有力支撑了国家粮食连年丰产、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和农民持续增收。
(3)农地三权分置。农地三权分置是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又一土地制度创新。农地三权分置是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基础上，丰富集体所有制实现形式，其中：土地集体所有人对集体土地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土地承包权人对承包土地依法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土地经营权人对流转土地依法享有一定期限内占有、耕作并取得相应收益的权利。
农地三权分置改革是实践问题引发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国家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规范。1978年后，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统分结合的新型土地制度形成，将集体垄断的农地产权制度转变为集体所有权和农民以家庭为单位拥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20世纪90年代至2013年，国家陆续调整承包土地不可流转的规定，以适应城乡要素流转格局和土地规模经营需要。结合前期各地三权分置探索，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有关规定将农地三权分置从指导思想转为实际操作，拉开了改革序幕[10]。2016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明确了“三权分置”的提法，提出要“科学界定‘三权’内涵、权利边界及相互关系，逐步建立规范高效的‘三权’运行机制”。2017年，党的报告指出“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
农地三权分置是新时代背景下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变革的基本方向，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和实践意义。在理论层面上，农地三权分置拓展了承包地物权体系，巩固了承包经营主体的财产权利，有利于细分农地产权结构，降低市场交易成本，重构了现代化背景下乡村治理的基础。在实践层面上，农地三权分置有助于维护农民财产权利，实现土地权益的多元共享，促进农地流转和规模经营，加速农村劳动力转移，助力新型城镇化建设，优化社会权力关系，形成农村多主体合作治理局面[11]。
四、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前瞻
经济社会发展与时代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研究选题。伴随着我国改革步入深水区，在农业农村领域也推出了一系列深化改革的政策举措与发展主张。作为具有理论与应用研究相结合特点的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其研究与发展必须紧跟时代步伐，引领发展方向，深化研究领域并推出新的成果。在经济与管理学科领域和农业科技领域，以1998年1月到2019年4月的中国知网(CNKI)和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文献库为数据源，采取以“农”为关键词的高级检索方法，共检索出7313篇文献，经过文献计量和通过对关键词聚类分析，从中提炼和归纳出农业经济管理研究的前沿与趋势，认为在以下几大重点领域内农业经济管理学科仍有许多值得深化和拓展的空间。
1.减贫与发展问题研究
伴随中国扶贫攻坚战的稳步推进，凭借在理论和现实层面上的重大意义，贫困问题势必保持较长时间的研究热度。在理论层面上，贫困的治理机制探讨经久不衰。“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人力资本理论在“扶智”上已经给出了解决方案，即通过教育获得知识、技能积累，而“扶志”问题依然有待解决。针对贫困人口中的“懒汉”问题，基于学科交叉的认知来科学分析其贫困心理、内生动力与外部贫困文化，将是贫困理论的重要突破方向[12]；围绕“三区三州”等为代表的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其“低水平均衡陷阱”和“空间贫困陷阱”的形成机理有待理论深挖。现实层面上，扶贫机制与返贫预防有待优化，尤其是针对2020年全面脱贫后的新贫困问题，涉及标准制定、城乡统筹的贫困治理体系建立、基于权利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和保障扶贫投入的财政金融改革等诸多内容[13]，均需要深层次的理论研究。
2.农地制度安排研究
全面深化改革阶段，土地作为最重要的农业生产要素，其制度安排及变迁事关重大，备受各界关注。新一轮农地确权对承包地的制度安排直接关乎农业生产与农民生活，如“生不增、死不减”的身份产权固化势必给农村内部社会结构、城乡一体化发展带来冲击，相应亟待补充围绕乡村治理与城乡要素流动影响的研究；农村土地制度中的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与制度创新，如何正确评价改革成效、科学评估改革推广的社会经济影响是摆在学界与政界面前的现实问题；规模化经营发展潮流下，有关家庭农场、种植大户和农业合作社经营为代表的规模经营模式的研究成果丰富，相对而言，资本下乡办农业企业和国有农场统一经营仍停留在政策倡议层面，有关的经营机制设计、经营绩效比较有待研究跟进。与此同时，如何平衡规模经营与小农生计、安置被挤出的“落后小农”这一现实问题也有待研究补充。
3.资源与环境经济研究
资源与环境的双重约束日益凸显，推动了资源与环境经济研究的快速发展。一方面，围绕与农业密切相关的环境影响评估仍是研究热门，包括量化气候变化、外源污染等环境因素对农业经济的影响，测度农业生产活动引发的面源污染、温室气体排放等生态环境冲击，以及评估耕地保护、休渔禁渔等农业政策的环境影响；另一方面，农业之外的广义环境问题研究是可持续发展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选题，要求立足国家层面，评估评价土地、水、矿产、森林、草地和海洋海岛等资源的利用与保护政策对生态系统的整体与局部影响，论证如何协调自然资源资产与经济增长、实现资源永续开发。相关研究愈发强调经济学与农学、资源环境科学、地理学、计算机科学的跨学科合作，将生态环境演进融入经济社会分析框架，构建包含资源环境约束与气候变化冲击的区域经济增长核算模型，开发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动态模拟资源与环境政策的综合影响，为政策制定提供参考[14]。
4.食物安全与消费研究
在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引发的需求推动、耕地和水资源引致的供给束缚共同作用下，食品经济问题愈发突出，尤其是关于从量转质的食品安全探讨将愈加激烈。理论层面上，食品经济的内涵应该与时俱进，打破传统由生产到消费的单一供应链条，构建以消费者为中心、市场需求为导向的辐射复合型功能网链，在食品市场分析模型拓展中引入政府、企业等行为主体，以明晰政府和市场双方力量在现代食品体系中的角色职能。应用层面上，围绕食品价格波动，农业生产力增长速度放缓引起的供需间不平衡、价格波动时期决策者的决策行为、生产者和消费者面对价格变化的反应等都是食品经济有待回答的应用选题；围绕现代食品生产体系，如何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推动中国食品生产、物流与营销发展是全球趋势；围绕食品营销，食品企业的伦理道德、食品消费心理与行为、食品营养与安全等领域研究仍有待深入[15]。
5.农业科技推广研究
农机安全生产是国家安全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做好农业机械的安全生产工作,直接关系到农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农村社会的长治久安,是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农村经济繁荣和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保障。当前，新农村建设不断走向深入，农民正逐步迈入小康，加之国家对农机购置补贴的优惠政策，农民购置农机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农业机械化水平得到了进一步提高。然而, 随着农业机械保有量的增加，农机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几率也呈现较大上升趋势，农机事故蓄发的态势日益增加,农机安全生产形势十分严峻。如何适应新形势发展，提高科学化管理水平，是我们急需探索的课题。
一、农机安全生产管理的问题
1、 随着国家购机补贴优惠政策的进一步实施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各类农用机械发展迅猛，种类繁杂，农村机动车大幅度增长。原先以交通运输为致富门路的格局被打破，大量的拖拉机被用作生产和生活工具而进入农村家庭，而拖拉机的性能、质量、种类、品种千差万别，一部分拖拉机安全技术状况很难保证，有的拖拉机违章载人，这成为农机事故的一大重大隐患。
2、农用机械驾驶员文化素质差。据有关资料不完全统计，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等农用机械驾驶员中，小学文化 、初中文化、高中文化分别占驾驶员总数的 63.6 %、30%、6.4%，不懂技术，也不懂农机专业的基本知识。
3、农机驾驶员安全意识淡薄。免费论文参考网。由于驾驶员量大面广、居住过于分散，缺乏行之有效的教育管理措施，他们的农机安全生产法制意识淡薄，农机违章现象极为严重，为农机事故的发生埋下了重大隐患。特别是乡村，有相当部分没有经过正规的驾驶培训，也未取得过任何上岗证件就无证驾驶，有些人即使有驾驶执照，但农机安全意识也十分淡薄；特别是一部分驾驶员只顾赚钱，不顾机车技术状况，多拉快跑，机车带病作业，也舍不得停机保养维修，直到车“趴窝”时，才不得不停机修理，严重威胁着农机的安全生产。同时，由于农村农机安全宣传教育工作不到位，农民缺乏基本的行驶安全常识，安全意识普遍淡薄，行车走路我行我素，违章严重。
4、农机维修网点管理不够规范。农机维修网点无论在设施、技术人员方面等方面都没有严格按照“农业机械维修管理规定”进行管理，存在维修设备陈旧、维修场地狭窄、维修工技术素质低的现象，有的甚至无任何资质，就从事农机维修业务，这样农机维修质量就无法保障，也存在严重的农机事故隐患。
二、农机安全生产管理的探索
要改善农机安全生产管理现状，达到消除违章、预防和减少农机事故目的，我们是否在以下几个方面探索：
1、加强领导成立组织。农业机械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工具，农机安全生产是促进农机化发展、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措施。为此，各级党委政府要牢固树立“安全重于泰山”的思想，把安全管理作为“一把手工程”，切实抓紧抓细抓实；成立农机、安监、公安等部门参与的农机安全生产领导机构；建立农机、安监、公安等部门联席会议制度，分工明确；同时在乡村配备专兼职农机安全员，以完善农机安全生产管理网络，加强对农机安全生产的管理。
2、强化农业机械和驾驶员的管理。（1）严格牌证管理制度，严禁为非法拼装、改装和及变形拖拉机办理入户登记手续。对已核发牌证的，要坚决予以收回。（2）加强驾驶员管理工作。论文格式。农机安全监理部门严格驾驶员考试制度、加强对驾驶员遵章守法的安全教育，严把驾驶员年审关，对身体条件已不适合驾驶农业机械的驾驶员要依法予以注销驾驶证。（3）强化驾驶员培训工作，努力提高驾驶员驾驶技术水平，为农机安全生产奠定坚实的基础。
3、建立健全的农机安全执法长效机制。论文格式。建立健全农机安全执法长效机制是打造平安农机的保障。因此,我们要把建立农机安全执法长效机制作为确保农机安全生产的中心任务来抓,边实践边探索，边完善边提高，走出一条以机制创新为主要内容的农机安全执法新路子。要做到安全教育制度化，专项整治经常化，源头管理规范化。主动与公安、安监等相关部门配合，避免陷入孤军作战的艰难处境。农机、安监、公安三部门要加强合作，建立执法长效机制，对无牌行驶、无证驾驶、酒后驾驶、脱检脱审、违规载人、超速超载及人货混装等违法违规行为要加大管理力度，特别是对普遍存在的拖拉机超载违法行为，更要加大打击力度，消除农机生产的不安全因素，为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经济繁荣保驾护航。
1.宝鸡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现状
1.1市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现状
宝鸡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检测中心于2008年7月正式成立，主要职责是承担全市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监测及监测管理，负责全市检验监测体系建设、农产品市场准入制度的落实、农产品“三品一标”认证申报等项工作。现有专业技术人员14名，配备一辆检测车和3台速测仪器，可以承担农产品农药残留速测和业务培训工作。截止今年上半年，全市共抽查蔬菜 11526个，蔬果3328 个农业论文，食用菌60个，其中送农业部农产品质量测试中心（杨凌）检测样品 105个，总体合格率 99.8 %；配合部、省安排的例行监测和监督抽查 8次，抽检样品 139个，合格率97.8 %。近年来，我市未出现因食用初级农产品而引发的中毒事件，维护了公众健康，切实保障了农产品消费安全论文格式模板。
同年8月份，《宝鸡市农产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实施意见》正式启动实施，先后在市恒丰园蔬菜批发市场、宝商家美佳超市、华润万家超市等建立了10个蔬菜检测室，专人负责，配备了检测人员，制订完善了各项制度，开展日常检测工作。每天抽取各自经营的水果和蔬菜样品进行农残检测，并向农业部门通报检测信息农业论文，有效防止不合格农产品在市场流通，有力保障城乡居民的消费安全。其次在市区批发市场使用政府公益岗位聘用检测人员，分别安排在金台、渭滨和陈仓区的农产品批零市场和生产基地，既解决了人员工资待遇问题，又保障入市检测顺利实施。
1.2县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的现状
市属九县三区中，我市已有陈仓区、凤翔、太白、岐山和扶风等县先后建立农产品质检站，其余各县均在农口部门设立了农产品检测站。其中，陈仓区和凤翔县已完成项目建设，等待验收，眉县、陇县、凤县、金台区和渭滨区也在努力争取建设项目。目前有农药残留速测仪器的县区，也只能进行蔬菜、水果农药残留速测。
2．存在问题
2.1监管体系不健全
大多数县区农业局没有单设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科，有些县区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站的牌子挂在农技中心，执法大队，无固定编制，无专职检测人员农业论文，检测设备不齐全，监管工作不能独立进行。乡镇监管责任还没有落实，难以完成依法监管职责，监管体系不健全，缺位问题非常突出。
2.2使用农业投入品
个别农户在生产过程中，为了盲目追求产量和收入，忽视农产品质量，大量使用超标化肥、杀虫剂、除草剂、生长剂等其他农业投入品，导致蔬菜、水果的农药残留量严重超标，农产品的质量安全存在隐患论文格式模板。
2.3检测能力差
市监测中心目前也只有一些简单的农药残留速测仪器，只能进行部分速测检验工作。大部分县区还没有争取到监测项目建设，有些县区检测仪器只能闲置，没有专业人员进行操作。市、县经费不足问题更为突出，根本无法开展日常监测工作，难以有效监管。
3．对策及建议
3.1政府要加大资金投入
各级政府要加大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资金投入力度农业论文，财政部门要把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把加大检验体系建设，开展例行检测和监督检测等工作经费足额列入本级财政预算，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和市场准入制度等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
3.2加快监管体系建设
逐步建立以市级监测中心为龙头，以县（区）监测站为依托，以乡镇检测所为基础，以农产品产销企业（批发市场、大型超市、农产品产地、专业协会及乡镇重点农产品集散地）内设检测室为补充的“三级四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体系，形成“政府负总责，三级有机构，监管到村组，检测全覆盖”的监管模式。从上到下形成一个监管网络，职责明确、关系协调、运转高效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体系。
3.3 实行市场准入制度
推行农产品市场准入，是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的重要抓手和突破口。要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制度。市农产品检测中心和市执法大队加大对各大超市、农贸市场的监督检查力度，要求其建立农产品检测室，每天进行抽样检测农业论文，建立档案管理论文格式模板。不合格的农产品坚决不能入市销售，对检测发现重大质量问题的农产品要及时上报政府和农业主管部门处理。
3.4推进农业标准化生产
农业标准化是现代农业的基础，是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关键措施。加快农业标准化，围绕“统一、简化、协调、选优”原则，扩大示范规模，提高管理水平和产业效益，实现农产品从土地到餐桌的全过程质量安全控制运用。通过建立无公害蔬菜生产示范区，进一步促进无公害农产品的认证工作。
3.5加大宣传力度
加大宣传力度，提高消费者的安全意识。通过新闻媒体、发放宣传资料、现场检测、举办培训班、优质农产品生产示范等形式，加大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相关信息和法律法规经常性的宣传，提高群众对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引导农产品生产者、经营者加强质量安全管理，指导消费者安全消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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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我国各地不同程度地出现农业女性化的趋势。从事农业活动的妇女人数占农业从业人员一半以上,而且这一比例逐年呈上升趋势:1990年,农村妇女占52.4%,2000年上升到61.6%。“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第二期)结果显示:在农村家庭中,女性从事纯农业劳动的比例是82%,比男性高出17.4%。全国妇联2006年3-6月在河北、河南、吉林、江苏、浙江、江西、河南、湖南、四川、云南和甘肃10省万名农村妇女中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在农业生产中,妇女参加生产的比例达74.7%。随着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劳动力转移,妇女已经成为农业生产的主力,传统的“男耕女织”性别分工已经逐渐被“男工女耕”的新型性别格局代替,农业女性化已成为我国农业人力资源结构的新趋势。
一、我国农业女性化产生的原因
在农村剩余劳动力非农转移过程中,女性转移滞后导致农业从业人员呈女性化趋势,而致使农业女性非农转移滞后的原因,存在以下方面:
(一)农业仍然是农民家庭生活和就业的保障
几千年来,农民依靠土地生活,农业种植仍然是大多数农民家庭生活的经济保障,加之当前国家对农民优惠的土地政策,使得农民不可能放弃土地,放弃农业生产。务农是求生存,非农转移则是求发展,在生存和发展的选择中,多数农村家庭男性选择了求发展,妇女留在家里求生存。这是成本小和收益大的理性策略。
(二)农村女性受教育程度较低
农民非农转移和其文化素质呈正相关。相关统计数据显示:农村妇女中,“初中”文化程度的占50.6%,“小学”文化程度占25.9%,“高中及中专”文化程度占16.1%,“大专及以上”占1.2%;“没上过学”占6.3%。较低的学历限制了农村女性向农业以外的产业部门发展,同时也使其对外出就业缺少自信,不愿意外出。
(三)社会分工设置限制了女性就业机会
在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的驱动下,男性比女性更容易获得社会资源。城市中存在着“二重劳动力市场”分割。性别间存在的“同工不同酬”的现象,使得妇女工作的收益低于男性。所以男性拥有比女性更有利的外出就业条件。
(四)传统性别分工模式的影响
“男主外,女主内”,是传统的家庭性别分工模式,在这种分工模式中,女性承担着家务劳动,照顾老小的职责,而这种传统职责也使得农村女性不得不留守在农村家中。
二、农业女性化对我国农业经济的影响
大多数关注农业女性化的研究者都在探讨其对农业生产力的影响,甚至是否会危机粮食安全。而影响农业综合生产力的因素中第一变量,就被列为劳动力变量。
有实证研究认为:劳动力对我国农业综合生产力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其边际生产力为负。农业劳动力每增加1万人,农业综合生产力得分约下降0.11点。而农业劳动力的大量的余,致使人均资源占有量少,资本、技术投入较少和薄弱的农业基础条件,农业生产经营规模无法变大,致使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产品商品率低下,农业发展进入恶性循环,我国农业综合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收到严重阻碍。我国农村劳动力受教育水平较低,仅有5.25%的农村劳动力具有高中以上学历,平均受教育年限比非农村劳动力低1.49年,纯农业户的从业人员中有17.25%为文盲。我国农业劳动力自身素质较低,限制了农业劳动力获得先进的生产理念和生产技能,制约了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不利于农业综合生产力的进一步提升,也是造成劳动力边际生产力为负的重要原因。
而我国农业女性化的上升趋势,使农业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水平又受到降低的冲击,农业综合生产力必然会受到影响。
(一)对农业经营方式和产业结构的影响
随着大量农村男性青壮年的非农转移,有研究显示:农业劳动力的性别及年龄结构已经严重偏离了正常的结构,农业经营退化为靠化肥维持、由妇女经营的副业甚至转变为靠老人照看的庭院经济,这种对常态分布的过分偏离,将对农业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造成潜在的问题。
同时,农村青壮年男性的大量转移,导致农地的粗放经营,甚至土地抛荒,严重阻碍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洪名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深入探讨了贵州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土地的利用、投入、产出等受到的影响,指出劳动力的转移改变了农村土地利用方式、农业投入、种植业结构、农业技术的采用,并对作物单产产生了负面的影响。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对家庭土地的耕种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在单位土地上农家肥的投入和资金投入以及土地的种植指数影响尤为显著。即有外出劳动力的农户,逐渐放弃耕种程序繁杂、劳动力投入较多的作物,而会选择容易耕种和劳动力投入较少的作物及种植方式。
(二)对农业科技推广的影响
现代农业使农业工具的现代化、农业管理和运作的科学化成为必须,科学种田、科学养殖、科学管理、科学经营必将成为农民致富的动力和增长点。
但由于多数农村妇女科技文化素质低,对新技术接受起来比较慢,使得农村的新技术难以推开,传统经验仍是其主要的生产方式,缺乏消化、吸收新技术的能力,更别提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单纯追求农产品数量的提高,不注重科技含量,致使农产品品种和质量不符合市场需求、销路受阻、增产不增收、影响生产积极性的发挥,有的甚至乱用一些新技术成果,致使食品安全无保证,从而影响人的身体健康和社会稳定。而正是这些文化素质较低的农村女性在农业生产中的主体地位,阻碍了农业科技新成果的大面积推广应用,影响了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和农业科技进步。
(三)对农业的产业化和规模化的影响
产业化、规模化的农业是现代农业的标志,要求将使劳动对象扩大,单位时间内劳动人数尽可能减少,劳动效率得到显著提高,生产、销售、管理一条龙,这对生产和经营者提出更高的要求。然而已成为农业主力军的农村女性无论在市场观念、科技信息、经营能力、科学管理水平的匮乏,都滞缓了我国农业产业化和规模化的进程。
(四)对农业劳动力性别结构的影响
现阶段,我国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获得成绩的同时,也引发了许多问题。由于流动的自发性和盲目性,缺少宏观调控,农村青壮年男性的大量外流,导致农业劳动力出现女性化趋势,农业劳动力性别结构失衡,必将会影响农业、农村、农民的和谐发展。
三、农业女性化对我国农业经济管理制度的影响
农业经济管理,是对农业生产总过程中生产、交换、分配与消费等经济活动进行计划、组织、控制、协调,并对人员进行激励,以达到预期目的的一系列工作的总称。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国,拥有最多的农业劳动力,即最庞大的农业人力资源队伍,而现阶段的农业经济管理制度,在关注人力资源性别层面,仍然沿袭着农业劳动力非农转移前,以男性为主要农业劳动力的制度。忽视人力资源中性别因素的管理制度,无疑已不适应当前农业女性化的发展趋势,势必在农业生产过程中产生阻碍作用,也将影响新农村建设的进程。
我国农民的非农化和我国农村的城镇化趋势是不可逆转的,那么农村妇女向非农产业转移的滞后不再仅仅是个妇女发展的问题,将直接影响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人口性别比例均衡以及未来农村社区的建设和发展。同时,如何针对非农转移带来的农业女性化状况和未来有可能出现的发展趋势,促进和保证农业、农村和农村妇女的共同发展,进行有效地农业经济管理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理论观念――建立具有性别意识的农业经济管理理论
随着人类发展理论的进步,以人为本理论的提出,无性别发展理论已然过时。农业的发展离不开农村妇女,农村的发展必须有妇女的发展。把性别观念融入农业经济管理理论,把农业女性的研究纳入理论研究的对象范畴和内容体系。在农业经济管理制度理论研究中,只有把女性特殊的生理特征、生存方式和实际需要与其在农业生产、农村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地做到农民的发展、农村的发展、农业的发展。
(二)目标群体――把农业女性列为农业经济管理的目标群体
农业女性成为农业生产的主力军,那么农业经济管理的主体理当是女性,如果仅仅一般地强调其妇女的作用,混同普通的群体,那么她们最终无法成为真正的主体。只有针对农业女性的特殊性进行专门的目标、项目、政策、步骤、措施等管理方案设计,才能真正实现其主体地位。在内容选择上,要注意提高农村妇女的文化、科技和管理水平,提高觉悟和自信心,不能局限于低层次的技术培训。
例如,推广适合女性操作农业机械和耕种技术,开展适合无法承担重体力劳动农业女性的农村合作组织,切实在农业生产总过程中生产、交换、分配与消费等各环节,以女性为目标群体去设计,才能在农业女性化的背景下,确保我国农业发展,确保粮食安全。
(三)政策保障――制定并有效执行性别平等的公共政策来保护农业女性的利益
我国现阶段一些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缺乏性别意识,在政策实施中无法保证平等对待男女两性。一些研究者提出这样的理论:男女教育机会的平等不等于教育结果的平等,男女就业机会的平等不等于就业结果的平等。
虽然我国农业生产中女性劳动者比重越来越大,然而,受传统观念以及女性特殊生理等状况的影响,女性劳动者在社会地位、家庭地位中处于劣势,和男性的差距较大。有研究认为,由于我国农业技术推广政策中决策层对目标群体缺乏社会性别意识,这就使我国农业技术推广政策所带来的好处不能惠及占有一定数量的女性劳动者群体。农业技术的培训和服务以及农业技术培训和服务的资源主要受益群体是男性农业劳动者,妇女在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中被忽视,被边缘化。这种现象是不利于农业科技成果向市场转化,不利于农业发展,更不利于创建和谐社会。
因此,要普及和增强农业经济管理公共政策中的社会性别意识,并将这种社会性别意识贯穿于所有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的全过程当中,尤其是农业经济管理过程中对农业女性权益保证的公共政策。
(四)发展资源――为农业女性的主体地位提供发展支撑
有研究者提出发展资源的概念:所谓发展资源,是主体得以超越生存层次的、使自身获得发展的要素。发展资源的容量决定了主体的发展空间。具体而言,它应该包括以下要素:
第一,教育机会。能否平等地提供给农业女性教育机会,直接影响到在经济结构转换中,农业女性能否顺利地从比较效益低的产业部门转移到比较效益高的产业部门,进而影响到农户的增收问题。
第二,流动机会。包括地域流动和职业流动及升迁流动。农业劳动力拥有流动的机会是与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呈正相关。只有排除性别歧视,保证农业女性拥有和男性同样的流动就业机会,才能提供给农业女性更大的发展空间。
第三,组织化程度。组织资源是群体接受教育、培训、流动的结构性支撑,农业女性拥有的组织化程度的高低,直接影响我国农业发展的进程和持续性。
第四,闲暇资源。发展不仅需要空间和制度性资源,也需要时间资源,即一定的自由度和更多的选择机会以获得更全面的发展。研究显示,农业女性的闲暇资源明显匮乏于男性,人力资本边际成本低于男性,进而影响其边际收益。
纵向比较,农村妇女在社会发展中获得了更多的发展资源,但横向比较男性而言,女性的发展资源拥有量相对不足,特别是在稀缺资源的分配过程中,女性处于明显的弱势。如果无视农业女性在获得发展资源上的局限性,探讨女性农业主力军作用是苍白的。资源容量决定了资源拥有者的发展空间,农业经济管理职能部门只有提供给农村妇女更多的发展资源,她们才能真正发挥农业主力军的作用。
农业经济管理是国家领导和管理农业发展的重要方面,而一切的管理都要立足于人、用于人、实现于人,那么农业经济管理也不能脱离农业人的实际情况去空谈。基于我国农业女性化的现状,农业经济管理各项制度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要在女性为农业主体这一前提下去落实,而只有这样,农业经济管理才是真正有效的管理,调动多数农业劳动者――农业女性的积极性,提高农业生产的经济效益,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对农产品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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