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处于现代社会中的后现代主义
应该承认，“后现代主义（postmode rnism）”是个很难理解和界定的词汇，《现代流行观念词典》甚至这样解释：“这个词没有什么意义，却被人们尽可能地经常使用。”但它内涵的不明确性却并未对它的广泛流行产生不利影响，相反，在文化、艺术、乃至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后现代”幽灵似的渗透在每个角落中。我们虽然无法给它下一个准确的定义，但可以通过对其特征和影响的描述，来从各个侧面来理解何谓“后现代主义”。
首先，我们应理解“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这对哲学概念。这是两个有时代涵义的词。从19世纪末的西方理论来看，现代性是与传统秩序相对比而言的，它指的是社会生活中进化式的经济与管理的理性化与分化过程。后来，人们经常以鲜明的反现代目光来审视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形成过程。结果，说起后现代性，就意味着与现代性的断裂，或者说一个具有自己独立组织原则的新的社会整体的出现。
然后，我们来考察“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它们都处于文化之中心，现代主义指的是出现于世纪之交、并直到目前还主宰了多种文化艺术形式的一种风格和运动，其主要特征大概有以下几点：一、审美的自我意识和反省；二、对传统叙述结构的拒斥；三、对实在的看法的自相矛盾和开放的不确定性特征的探索；四、对喜欢强调结构、消解人性化主体的整合人格观念的拒斥。可以看出，现代主义的关键词就是解放和拒斥，解放的是个性、人性以及思想等意识形态种种，拒斥的是传统的桎梏。而当我们试图认识后现代主义时，我们发现，现代主义的许多特征大都以某种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侵入到了后现代主义的各种定义中了。
最后，虽然后现代主义者们的观点并不统一，但我们仍可以归纳出三点特征：第一，反逻各斯中心主义，这个特征首先表现在解构主体性，消解主客二分。后现代主义主张重建人与自然的关系，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第二，推崇非理性。第三，不确定性。这主要表现在他们反对普遍性和同一性，推崇自由、差异、多元和不确定性主体。
从以上论述的各方面我们可以看出：首先，后现代主义并不是在时间上在现代之后，而是强调对现代主义的超越和颠覆，这充分体现在后现代主义者们提倡的反逻各斯中心主义之上；其次，后现代主义主要是一种对传统的解构和摧毁；最后，后现代主义是一个流行概念，符合现代社会人们的心理特征、顺应时代要求。
二、消费文化
在物质生产十分丰富的当代社会，“消费”不仅仅是一个生活现象，而是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消费文化，顾名思义，是指消费社会的文化。今天，我们使用“消费文化”这个词，是为了强调商品世界及其结构化原则对理解当代社会来说所具有的核心地位：首先，就经济的文化维度而言，符号化过程与物质产品的使用体现的不仅是实用价值，而且还扮演着“沟通者”的角色；其次，在文化产品的经济方面，文化产品与商品的供给、需求、资本积累、竞争及垄断等市场原则一起，运作于生活方式领域中。
消费文化有以下两个特点：
第一，消费文化强调一种功利的、充分解放自我的处事方式和生活态度。遵循享乐主义，追逐眼前的快感，培养自我表现的生活方式，发展自恋和自私的人格类型、鼓吹得过且过、美的身体、逃避社会义务、向往异域风情、培养生活情趣、追求独特的生活格调。
第二，影像的过量生产和现实中相应参照物的丧失是消费文化中的内在趋势。商品、产品和体验可供人们消费、维持、规划和梦想，但对一般大众来说，能够消费的领域是不同的。消费不仅是为满足特定需要的商品使用价值的消费。相反，通过广告、大众传媒和商品推销技巧，消费文化动摇了原来商品的使用或产品意义的观念，并赋予其新的影像和记号，全面激发人们广泛的感觉联想和消费欲望。
对此类现象，西方学者早有关注。法兰克福学派就以批判后工业社会中人的各种异化现象著称。其中，消费异化正是他们批判的焦点之一。弗洛姆认为，在铺天盖地的广告、推销面前，人们以及从商品的主体逐渐异化为商品的对象，在这个时代中失去了自主意识而在消费过程中为沦为商品的奴隶[2]。
三、后现代主义对消费文化的影响
第一，后现代主义攻击艺术的自主性和制度化特征，发展了一种感官审美，即一种强调对初级过程的直接沉浸和非反思性的身体美学。在消费文化中，追求美的身体就成为一个重要特征表现出来。为了拥有美的身体，人们不惜金钱，甚至不惜牺牲健康，铤而走险地尝试各种方法。
第二，后现代主义无论是处在科学、宗教、哲学，还是其他知识体系中，都暗含着对一切元叙述进行着反基础论的批判。
第三，在日常文化体验的层次上，后现代主义暗含着将现实转化为影像，将时间碎化为一系列永恒的当下片段的倾向。因此，后现代的日常文化是一种形式多样与异质性的文化，有着过多的虚构和仿真，现实的原型和真实的意义都消失了。由于缺乏将符号和形象连缀成连贯叙述的能力，连续的时间碎化为一系列永恒的当下片段，导致了精神分裂似地强调对世界表象的紧张体验：即生动、直接、孤立的体验。但问题是，影像的过量生产和现实中相应参照物的丧失造成了一种浮夸的商品形式，消费对象不仅仅是商品的使用价值，还包含有多余的那部分影像和附加在商品内的各种本不属于商品本身之价值的东西。这也正是如今许多人都感觉到的消费之后没有感到满足，反而感到有些空虚的原因之所在。
第四，后现代主义所喜好的是对以审美的形式呈现人们的感知方式和日常生活。这更多的是一种强调主观和个人的生活方式。在消费文化中则表现为追逐眼前的快感，培养自我表现的生活方式，发展自恋和自私的人格类型。
应该说，无论是后现代主义还是消费文化，都体现了现代人们超越传统的试图。但在超越的同时，我们更应关注它们所造成的不良影响和异化现象。后现代主义昙花一现地过时了，成为哲学史中的一部分，而在人们越来越理性的今天，消费文化也将得到合理的充实而变成真正对人类有益的文化形态。
广告既是当代社会的经济现象，也是一种复杂的文化现象。“广告是一种社会行为模式，在消费品的销售中发挥着一定的作用;广告是一个产业，制造出来的文化产品叫做广告;广告是无所不在的符号系统，是无孔不人地赤裸裸地宣传消费文化。广告形塑着消费文化，而消费文化也丰富了广告的表现方式和符号价值。广告符号的泛滥，是导致虚假消费需求和消费异化的重要原因，也是消费主义文化盛行的重要表征。对于广告符号化所带来的消费主义文化危机，我们应保持理性的批判精神。
一、商品流动、广告符号与消费文化的形塑
就商品消费的本质而言，是其能够满足消费者的需要，而这种需要，是对商品使用价值的“消费”。但是，“历史是富足的历史，而不是(基本)需要的历史。在人类文明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演进过程中，商品满足消费者基本需要的使用价值作用不断弱化。“物品的生产和消费不是因为它们满足了某些‘固定’的需要，而是因为他们是‘头脑的需要’。满足我们的虚荣心。消费者之间的地位竞争以及对时尚的渴求，使商品在满足使用的同时，打下了深刻的文化烙印。凡勃伦“炫耀性消费”理论认为，人们为了进行社会地位竞赛，使消费品的效用在使用价值之外，“有了作为相对支付能力的证明和派生效用。消费品的这种间接的或者派生的用途，使消费行为有了荣誉性，从而使最能适应这个消费的竞赛目的的物品也有了荣誉性。消费者在购买消费品方面的荣誉竞赛，使物品所体现的社会意义不断强化，它在不同的消费者之间充当着社会身份区隔的作用。人们为了提高消费档次，对商品的时尚性非常重视。那些能够带来荣誉和地位的商品，可以大大超过其本身的使用价值，成为奢侈性消费追逐的对象。这些消费者对时尚的崇拜，带有宗教般的虔诚，这就使商品的符号意义进一步凸现。它不但体现社会地位，传播社会文化，商品的流动更具有文化互动作用。人与物品的关系在商业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正如马歇尔·萨赫利斯(MarshallSahlins)所言:“被生产的物体是现代社会的图腾，而消费群体就相当于传统社会的部落。消费者被商品关系重新建构为不同的社会群体，在商品符号的指向下，区隔为不同的消费阶层。
在这种情况下，商品的交换价值，由于商品流动而显得格外重要。而消费者价值观的变化，对于商品的价格产生决定性影响，时尚使商品具有非同寻常的符号价值。它通过对商品的编码，赋予商品特有的“社会生命”，使商品通过一系列的编码和解码，展现丰富而生动的社会意义。而在消费社会，消费者并非满足于功能性诉求，而是购物活动寻求自我表达的意境，鲍曼(Zqgmunt Bauman)指出:“在消费社会中，消费本身就是目的，因此它是自我推进的。”
在现代社会，广告是商业活动的重要催化剂和商品符号传播的基本载体。广告以消费者熟悉的语言、语调和生活景象，传播和创造着生活方式。广告作为商品符号的制造者和撒播者，“通过一种同谋关系，一种与信息但更主要是与媒介自身及其编码规则相适应的存在，即时的勾结关系，透过每一个消费者而瞄准了所有其它消费者，又透过其它消费者瞄准了每一个消费者。……它参照的并非某些真实的物品，某个真实的世界或某个参照物，而让一个符号参照另外一个符号，一件物品参照另外一件物品，一个消费者参照另外一个消费者。在不断的“参照”过程中，广告成为形塑和传播商品符号的最为重要的媒介。
在广告符号的语境下，商品在“消费需求”的导 向下被重新赋予“价值”。“将产品置于一种特殊的象征语境下，构成许多广告基础的基本技巧，这种特殊象征语境赋予自身没有意义的产品以意义。在广告符号作用下，商品的使用价值被符号价值所遮蔽，由于广告推销，商品发生了“意义转移”，广告的目的，“就是使消费品变成代表某种文化含义的符号象征，或是让消费者在消费品和某种文化意义之间取得某种习惯性联想，以至一见到某种在广告上出现过的产品，就联想到它所代表的文化意义。因此，广告成为商品推销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已从媒介流程中的商业插播形式转变成传播的基本方式，在公共空间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消费者对于商品的认识，大多来自广告媒介的传播，商品符号意义的获取，离开了广告，就很难得以进行。当代广告技术运用了最先进的科技手段，声、光、电等多种表现方式的综合，使广告成为人类技术消费的前卫领域。
二、符号消费、虚假需求与消费异化
在西方消费社会里，广告充当了买卖双方的中介，并营造着新的文化。“广告既是共同象征文化构筑的组成部分，又是共同象征文化的反映。在广告的象征语境下，消费者和商品进一步风格化。苏塔·杰哈里(Sut Jhally)认为:“资本主义“挖空”了产品的真实意义，与此同时，广告就把自己的意义灌注进去，填满那些空壳。通过广告，消费者得到的是通过符号编码的商品信息，并赋予了新的符号意义。“意义上的重组，使商品原有的‘自然’使用价值消失了，从而使商品变成了索绪尔意义上的记号，其意义可以任意地由它在能指的自我参考系统中的位置来确定。在广告社会里，商品的消 费不断超越使用价值和消费，而主要表现为符号消费。
符号消费导致了现实世界的虚拟化，“记号与影像的激增消解了现实与想象世界之间的差别。消费者对商品的追求被罩上审美的光环，追求时尚、休闲、浪漫和狂欢，成为现代消费文化所鼓动的新内容。这些消费者热衷于符号的消费，对于商品的使用价值视而不见。广告商为迎合生产商的需求，将广告作为一种促销工具来控制消费者，使消费者购买一些本来不需要的东西。广告创造了虚假的需求，消费者在追求时尚的同时，却忘记了自己的真正的需求。在广告的虚假信号鼓动下，消费者对生活方式的理解发生了重大转变，消费直接成为了主要目的和任务。
在符号消费过程中，消费者对商品符号的标志性意义尤为看重。广告商和厂商为了迎合消费者的旺盛需求，以符号形象取代商品的功能说明，以此诱导消费者的购物欲望。在商品符号的逻辑演绎过程中，广告不断创造出虚假的社会需要，“符号价值的逻辑代表了资本主义通过强加一种与商品的大规模生产之需求相适应的文化秩序的最终胜利。商品符号被无止境地大量伪造，消费者陷于虚构的符号世界里，用金钱文化维持着无法满足的虚假需要。“快乐原则”与“现实原则”达成一致。哈维·弗格森指出，“这是一种及其有限的心里体制，它终将让位于一个完全不同的精神‘系统’。愿望最终取代了欲望，并变成消费的动力。愿望是随心所欲，对现实需求无所顾忌，是彻底的消费主义。这种不受任何约束的愿望，使消费上的禁欲主义完全失去了意义。
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这种广告符号泛滥，导致消费的异化。弗罗姆用生动的语言描绘了消费社会的异化现象，“如果我有钱，即使我对艺术没有鉴赏力，我也可以得到一幅精美的绘画;即使我不懂音乐，我也可以买最好的留声机;我可以买下一座图书馆，尽管只是为了炫耀之用;我可以买学问，尽管除了作为附加的社会资产之外这学问别无它用。我甚至可以毁掉买来的绘画或书籍，因为除了金钱损失之外，我一无所失。只是有了钱我就有了权，得到我所喜欢的任何东西并随意处置它们。这是消费社会的典型异化图景，消费者为了消费而消费，商品失去本来的社会价值，成为金钱文化的依附品。这种异化的消费活动，是消费者意愿的表达，远远超过了欲望的层次。但是这种消费上的戏耍，并非真 正的自由。由于广告符号的操纵，厂商与广告主之间常常达成共谋，控制着消费社会的消费模式。消费者的购买行为，成为一种“强制性的非理性的目的。”这种非理性，是消费异化的直接结果。消费并没有给人带来真正的幸福。如弗罗姆所感叹:“在异化的享乐形式中，我心中什么也没有发生。
在消费社会，消费异化加剧了人的全面异化。卢卡奇(Lukacs， Gyorgy)把“物化”看成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现象，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采取了物与物之间的歪曲关系。这种歪曲形式表现在资本主义 的整个存在方式和生活方式之中。“物化”的后果是人们的工作越来越职业化，失去了对社会的宏观观察和判断，人们对物的追求代替了对生活和未来的思考，从而丧失了批判意识和评判能力。列斐伏尔( Lefebvre ， Henri )在他的异化—日常生活评判理论中，把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解释成一种在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异化而无所不在的理论。他认为，在二十世纪，技术客体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渗透到日常生活中去，在日常生活中，基本的社会相互作用，是孤立的消费者和孤立的消费对象之间的相互作用，消费品在本质上是一些自我包含着其意义的信号。这样，日常生活的符号学领域就把消费者归结为反映、自动的反应，归结为消极性。正如那些把功能设置在其结构中的装置，没有为操作者提供选择那样，大众传播工具也被组织得扫除了听众的独立性和判断。 三、广告符号化与消费主义文化危机
广告符号的泛滥，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消费传统、道德伦理乃至社会制度，使消费话语从原初意义上对需要的满足演变为无法满足的消费神话。面对光怪陆离的广告，“那种建立在真伪基础之上的意义和诊释的传统逻辑遭到了彻底颠覆，而那种和物质财富生产一样被工业化了的言语的生产，也就是神话(或范例)，找到了现世事件。然而，广告符号提供的是真伪不分的混沌逻辑，并直接推动了消费主义文化的发展。
第一，广告符号充斥了生活空间，歪曲了消费的目的。“既不让人去理解，也不让人去学习，而是让人去希望，在此意义上，它是一种预言性话语，它所说的并不代表先天的真相(物品使用价值的真相)，由它表明的预言性符号所代表的现实，推动人们在日后加以证实。广告呈现给消费者几乎都是美好的一面，购买行为成为实现美好生活最重要的一环，对广告形象的期许使消费者陷于虚幻与梦想之中。消费由手段变成了人生目的，由需要变成迫切的日常行为，由理性控制变为非理性纵欲。在消费社会，商品围困了社会，在欲望的丛林中，消费主义文化正以妖魔化的姿态，随着经济全球化，在世界各地招摇过市。
第二，广告符号所取得的神奇地位，使购物失去本来意义，对消费主义文化的扩张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广告作为一种文化工业，创造了大众文化的需求，“我买故我在”，广告符号给购物以新的定义，在广告符号的渲染下，消费者的购物活动，逐步失去了物质意义，而演变为一种文化仪式或文化事件。消费主义文化成为控制消费生活，进而控制生产和社会文化的主流文化，主导着现代西方文化的发展方向。
第三，消费主义文化所倡导的消费至上的价值观，消解了人文精神。广告符号与商品符号在共谋的过程中，过多地强调时尚、虚荣和差异，导致了感性消费的虚假繁荣，使消费者在受到强烈的视觉冲击之后，极大地提高了感性上的需求和欲望。在到处充满诱惑的广告符号漩涡中，消费者找不到正确的“上岸”途径，在迷宫般的商品诱惑中，消费者对周围的“事件”和生态环境置之不顾，像潜水员一样，深人到符号世界里。“他们扎进水里去潜泳，不再喜欢投射在结实皮肤上的阳光，虽然他们不得不继续忍受喇叭使人通过的噪声。然而广告符号提供的是一种肤浅、平面、单向、庸俗的消费文化，它在不遗余力地推销享乐主义、功利主义。以广告符号构筑的传播场域，形成强大的控制力，通过金钱文化，不断控制媒介、厂商和市场，进而影响政治、经济、文化，并以一种强势的权力话语制约消费者。广告成为消费社会的霸权主义者，它所导演的消费主义文化，使受众成为消费社会的俘虏，并遭受消费主义文化的霸权统治。它通过不断的煽情，给人感官刺激，然而不留下思想和启示，更谈不上哲理和沉思。
第四，消费主义文化所造成的最大危机是道德危机。广告符号的充斥，使高雅艺术媚俗化，在利益的驱使下，好莱坞电影可以与广告融为一体，充当着人体艺术的说客。在金钱的诱惑下，性、暴力成为广告宠爱的主题，以达到提高刺激效果的目的。劣质消费符号的滥用，使消费社会的性别歧视、性侵犯、暴力犯罪日益增多，侵袭着公平、正义和友爱的价值体系，使恶的因素不断增加，文化传统遭受巨大破坏，受众的价值判断发生扭曲，舆论导向产生畸变，歪曲的广告符号如“恶之花”，大肆向人类思想领域施放毒气。然而，广告所鼓动的身体消费和暴力运动，为法律之外的一个特殊场域，以巧妙的方式，得到了消费社会的同情甚至赞赏，被不断赋予消费主义文化内涵古而一些媒体在金钱诱惑下，丧失了社会良心，为低级、粗俗、色情和暴力提供多样化的传播途径。成为社会价值的误导器，垃圾文化的帮凶，社会风险的制造者，与其所承担的社会职责格格不人。
（一）消费与人的需要的背反性消费只是满足需要的手段，需要的满足是消费的本原属性和终极目的，但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消费目的和消费价值观已经被严重扭曲，消费与人的发展的关系发生了颠倒。从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来看，在GDP导向的经济发展方式驱动下，部分地方政府扩大消费需求的目的已经向追求经济增长“转型”。这从扩大消费需求和经济增长的逻辑关系来看，似乎没有什么疑问。问题的关键是，扩大消费内需的动机、方式和方向出现了问题，目的主要在于追求经济的增长、经济规模的扩大和经济总量的提升，而不是提供最大多数人的现实的需要满足；在方式上，为了消费需求的扩大，人的发展被置于经济发展之下，即经济增长的同时人生存和发展的环境与条件也由此受到破坏；在方向上，所扩大的内需很大部分已经超出了大多数人的实际需求范畴，消费需求的扩大与人实际需求的满足不对等。概而论之，消费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被颠倒了，不是通过经济增长来保证消费的满足，而是通过消费扩张来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这种经济发展方式下的消费是不可能满足人的需要的。从人的消费价值观和消费方式来看，人们追求超前消费、超度消费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在他们看来，消费与满足、幸福、自我价值实现是相等同的，自己能消费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消费了什么、消费的档次、消费的数量，在这个过程中消费的方式和消费的承受能力可以暂时不考虑。为了实现消费的满足，甚至可以通过银行贷款等畸形消费来进行，这在年轻一代体现得尤为明显。这种消费是一种超出实际消费能力的攀比性消费，不但不能满足最迫切的消费需求，可能还会造成精神的巨大压力和人格上的严重扭曲，与人的全面发展是相悖的。
（二）消费异化破坏人生存和发展的可持续系统人生存依赖于自然界所提供的各种资源，自然界是人类生存的根基，是社会生产力、社会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源泉，保护好人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人才有可能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消费异化对人的发展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对人需求满足的“虚假性”和价值观的扭曲上，还深刻地反映于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因为消费异化尊奉的是“消费至上”的原则，消费欲望的膨胀、消费方式的非理性的直接表现就是对自然界资源的无限度开采、掠夺，然后又毫无节制地向大自然排放各种废弃物，现实中深深困扰经济社会发展的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生态失衡、土地沙漠化、温室效应等问题用事实证明了消费异化的惨重代价。由此产生的影响不是孤立的，人作为自然界的产物，上述问题必然会反作用于人自身，生态危机的形成与恶化必定会破坏人生存和发展可持续系统，削弱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压缩其发展的空间。这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原则——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每一个人的发展都应以不损害他人的发展为基础，是相悖的。
（三）消费异化导致人的异化消费异化形式下形成的消费价值观使人已经超出了自身真实需要的审视与把握，人不再是根据自身真正需要进行选择性消费，而是被欲望所奴役，幸福被金钱物化，对物质享受的无止境追求成为了人满足、幸福和价值实现的主要衡量尺度。但这种超度的物质享受与自身实际需求的背离、现实消费能力的脱节又使其陷入了消费增长与幸福弱化的怪圈，信任缺失、心理空虚、情感减弱、安全感不足等是人在消费中迷失后的常态和共性体现。对于企业而言，扩大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目标即利润最大化是它们的终极目的，为此，扩大生产规模、创新消费品形式、促进消费品多元化，通过生产出形式多样的新奇消费品以满足消费者的现实需求并催生更多的新需求就成为了生产商竭力要做的事情。产品生产出来后它们还通过包装、宣传、促销等方式诱导更多消费者尽快地接受新产品并转化为实际消费。产品的推陈出新和生产商的目的性诱导，进一步刺激了消费者的消费欲望，使消费者在自我感知的“幸福”和“极具优越感的物质享受”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生产商即消费的操纵或控制。
他们已经不是消费的主体和自我支配者，而是被消费（更确切地说是被资本）支配，成为“消费机器”。这种消费带来的不是人物质基础的丰富、精神需求的满足和综合素质的提高，而是人自我本真的迷失、生存发展手段与目的的颠倒以及人发展的异化。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消费
方式转型与人的全面发展的逻辑向度现实中存在的由消费异化产生的诸多问题深刻地反映出消费与人的发展关系的两面性：科学理性的消费有利于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不合理的畸形消费则会阻碍人的发展。如何树立科学的消费观念、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处理好经济增长、扩大内需与人的消费需求满足，促进消费与人的本质需要的统一，进而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中以“人”为中心的平等和公平的本质要求以及使人摆脱依附于物、依附于金钱、大多数人生产生活受少数人左右的价值取向，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尤其需要重点处理好的问题，这也是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内在诉求和经济发展服务于人的发展的本真体现。
（一）培育、强化以生态消费为核心的消费意识和消费行为自觉超前消费、无节制消费、物质主义消费等消费异化行为的产生很重要的根源在于人生价值观和幸福观的误导。把人生追求定位于物质享受、享乐主义等的实现，把人生价值简单地等同于物质消费，把人生幸福以物质需求的最大化满足作为主要衡量尺度……这是人的价值观扭曲和生活方式堕落的典型表现，也是消费异化行为得以形成和强化的重要影响因素。事实上，人的全面发展包含了心理发展、智力发展、能力发展等多方面的内容，是物质需求满足与精神需求满足的统一，以消费来满足人发展的需要是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但这并不是最终的目的，“人的满足最终在于生产活动而不在于消费活动”。人生的价值不能简单地归结于财富的拥有量、物质消费的享受程度，而是取决于家庭生活的安定、和谐、美满，情感的极大丰富与信任依赖的增强，对个人发展潜能的满足和个人的自我实现。同样地，纯粹的物质指标并不是衡量人的幸福的核心尺度，就比如高经济收入不等于高幸福指数那样，物质基础和物质消费只是幸福的可能性因素，而并非决定性因素。科学的价值观和幸福观的确立与固化，是使人摆脱物的奴役，消灭异化消费，解除人的异化，恢复人的自由，实现向人的本质复归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首要前提。
生态消费是一种以符合物质生产与生态生产的发展水平为基础，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前提的生态化、可持续化的消费模式。现实中出现的环境恶化、过度消费、代内消费不公等问题与资本逻辑推动下的消费异化密切相关，这种消费具有明显的片面性、短期性、个体性，催生和加剧了人的发展与环境保护、当代人发展与后代人发展、少数人发展与多数人发展的矛盾。生态消费体现了消费与人的发展的适度性、可持续性、全面性与协调性等特征。（1）适度性方面，要求消费必须与资源环境、生产条件、经济条件以及文化条件等保持适度，即人的消费不能超越于资源环境供给能力、现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自身经济能力，换言之即是生态环境不能因为人类消费而遭到破坏，消费品的供应与现实生产力水平趋于一致，消费内容和消费水平要与实际消费能力相当。（2）可持续性方面，要求消费在当代人需要与后代人需要满足中实现合理均衡，尽可能做到自我消费与他人消费、当代消费与未来消费的平衡。（3）全面性方面，要求消费做到物质消费、精神消费、政治消费、业务消费、内在消费、外在消费、自我消费、环境消费，低级消费、中级消费、高级消费，基本需要消费、享乐需要消费、发展需要消费，现实消费、将来消费到延续性消费等多方面、一体化统一。（4）协调性方面，主要体现为人类消费与自然环境、自我消费与他人消费、当代消费与后代消费、消费需要与经济发展水平等之间关系的协调等。
总而言之，生态消费体现的是一种适度性、可持续性、全面性与协调性消费，它立足于人的基本需要，有利于促进人与自然环境的协调，符合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需要和生态公正的原则。培育生态消费理念和形成以此为中心的行为自觉，应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引导消费者消费方式科学转型，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重要逻辑起点。
（二）以生态型经济发展方式构建促进人的生态需要满足马克思认为，生产决定消费，这是因为：“生产生产着消费：（1）是由于生产为消费创造材料，（2）是由于生产决定消费的方式，（3）是由于生产靠它起初当作对象生产出来的产品在消费者身上引起需要。因而,它生产出消费的对象、方式和动力。”基于这样的前提，要解决消费异化问题，通过改变生产方式将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口。事实上，对于中国而言，消费异化现象的产生与延续，与以往和当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是有重大关系的。正是中国实行的是以GDP为导向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为追求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经济总量的扩容，在经济发展中对人的发展重视不足，不惜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对自然资源进行掠夺式开采，环境保护、治理与经济发展没有同步推进；甚至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对盛行于西方国家的“非健康产业”监管不严使其较为顺利地进入我国市场，成为人们“新消费的需求点”；大量生产资源消耗大、环境污染高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过度宣传仅适于少数人需求的“高大上”产品等等，在这种经济发展方式下，消费水平与生产力发展水平失当、消费与生态环境失衡、当代人消费与后代人消费不可持续、消费内容与人发展实际需求不匹配就成为了在所难免的事情。因此，必须构建生态型的经济发展方式来最大程度满足人的生态需要，引导人们形成良好的消费理念和消费习惯。第一，树立生态生产与生态消费理念。要摒弃唯GDP、“见物不见人”的经济发展方式，重构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不能因为追求经济指标的增长而忽视人的发展问题，要始终坚持人的发展是经济发展的目的的原则，把是否有利于人的发展、如何有利于人的发展、怎样保障人的发展作为各项经济决策制定和实践运行过程中的主要衡量尺度，使经济发展真正回归到保障人的生存和发展的轨道上来。第二，要大力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建立循环反复利用废弃资源的生产系统，推进低耗能、低污染、高附加值的产品的生产，提高生产过程中的技术含量和产量的技术价值，尽可能减少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和自然环境的破坏。第三，要大力鼓励和扶持有利于人的精神需要的文化、教育、现代服务业等产业的发展，以适应人们随着生活水平提高由基础性消费转向发展性消费的需求。在此过程中，必须严厉打击诸如“黄色书刊”、“黄色影视”等不利于人的发展的生产经营行为，保障人的消费的健康性和纯洁性。第四，要大力生产绿色产品与生态产品，在减少对生态环境破坏的同时，引导人们形成健康消费和环保消费的习惯。
引言
目前“消费者文化理论”（CCT，Consumer Culture Theory）还不是一套系统理论，而是指涉一系列强调消费者行为、市场和文化意义之间动态联系的理论观点。尽管CCT的研究者们有着各种迥异的理论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但他们仍然共享一种指向文化复杂性研究的公共理论标准，这种文化复杂性程度将其各自的研究努力联系在一起。
与其将文化视为共享情感、生活方式和由社会成员共享的统一价值（如美国人共享一种文化，而日本人则共享另一种文化），还不如说CCT更重在探索意义的同质贡献和重叠文化分群的复杂性。这种文化分群存在于更广泛的全球化和市场资本主义的社会历史性框架中。因此，消费者文化通过市场中介，为“生活文化”和“社会资源、有意义的生活方式和符号及其依附的物质资源”之间的联系提供了一种社会安排。对市场制造商品和刺激渴望的营销符号的消费，是消费者文化的中心，然而这一系统的持续和再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在日常生活中各人私人层面的自由选择实践（Holt，2002）。
CCT将文化定义为一种体验、意义和行为的结构。消费者文化及其传递的市场认知框定了消费者们可感知的行为、感觉和思维的标准，使消费者个体更可能制造出特定的行为方式和作出有意义的解析。CCT还强调消费者传统及生活方式有混和、碎化、多元化、流动性等动态特性。众多学者考察了CCT的心理科学基础和方法认知标准，并在具体领域探讨了该理论的贡献。这些研究带动了理论界从多角度对社会、文化以及发展关于消费者和消费间不同知识主体展开广泛研究。
CCT的研究内容
消费者文化理论围绕着一系列与以下关系相关的理论问题而展开：消费者的个人与集体认同；消费者现有世界创造和体现的文化；潜藏与表面之下的体验、过程和结构。不仅如此，CCT还展现了这些消费者文化动态特性的社会逻辑层级的性质和动态特征。在进行这项工程的过程中，CCT研究者整合了一个跨学科的理论主体，以此来发展新的解析理论框架，此框架可以详细阐释驱动消费周期的社会文化动态特性，又可以用于提出从四种内在相关的研究领域内催生的理论探讨。
（一）对消费周期的阐述
CCT的主要研究者鼓励对于消费的文本、符号和体验层面进行调查。他们将消费周期分解为一个包含获取、消费、占有以及丢弃的过程，并解释了获取行为的符号、表现和体验层面、交易行为及关系的社会文化复杂性和赠品等内容，为消费现象研究打下了基础。
以往的CCT研究将消费及占有行为（尤其是享乐主义、艺术审美和仪式主义维度）纳入消费现象研究之中，并对消费者的协商角色与认同转换高度重视，但丢弃行为却受到相对较少的关注。
从更广的层面看，CCT的研究强调了消费的生产层面。CCT考察了消费者积极再造和转换编码的模式以及其在广告、品牌、零售店或物质商品中的符号意义，并认为这些模式彰显了消费者的个人及社会环境，并从中提升了他们的认同和生活方式目标。从这个角度来看，市场为消费者们提供了广泛而异质的资源，供他们构建个体及集体认同。
（二）CCT的四种研究工程
1.消费者认同工程。CCT认为消费者通过市场制造的物质而共同生产出商品的意义。此推断的前提是：市场是杰出的神话和符号资源，消费者（包括缺乏资源而无法充分参与市场中的人们）可以以此来建构认同。从这一层面而言，消费者可被感知为认同的追求者和制造者。消费者认同工程被认为是目标驱动的代表，但其追求的目标往往在本质上是隐而不现的，所以常被贴上内在相互矛盾和模糊不清的标签。这些复杂性常常造成了消费者会使用众多的应对战略、补偿机制和表面对立意义及想法并行。
CCT研究者认为市场为消费者制造了可供消费者选择的特定位置。当个体们能够且确实通过这些消费者追求个人初始目标时，他们就是显示并个性化了文化脚本，这种脚本将他们的认同与一种消费驱动型全球经济的文化紧紧联系在一起。据此，Kozinets探讨了影迷的认同在与不切实际的念头及其通过公司媒介而达成的合作相联系的情况下的构成。Belk等考察了被全球化公司资本主义话语传播的市场意念构建具有渴望的消费者主体的过程。Grayson 和 Martinec从同样的角度解释了真实性的体验（娱乐的背景下）与特定形式的含义（指导且讽刺的真实性），指出消费者对这些不同符号形式相应的富于想象和幻想导向提升系统相关。
2.市场文化。市场文化的研究强调市场文化与那些将人当作文化承载者的传统人类学观点相反，它们视消费者为文化的制造者。该角度研究的关键问题是：消费，作为一种主要的人类实践，其出现是如何为人们的集群行为提供意义的，且反之又如何？致力于市场文化的CCT研究一直在努力解密消费者文化是如何在特定文化环境中形成的过程，且此过程对于经历过它的人而言又有什么启示。该角度研究审视了北美、非洲、亚洲和东欧等领域的市场文化。
CCT研究的这一方面也强调消费者是如何融合社会团结感，如何通过追求共同的消费者兴趣而创造独特的、碎化、自我选择的、有时是瞬间的文化世界的。不管是被定义为一种消费的亚文化、一个消费世界、一种消费者微观文化还是一种消费者文化，这种CCT的本性都基于Maffesoli（1996）关于新部落主义的理念。根据Meffesoli的看法，全球化和后工业社会经济变革的力量已经显着地侵蚀了社会性的传统基础，取而代之的是鼓励一种围绕者对个人独特性、生活方式上的自的永无止境的追求而展开的激进个人主义的主旋律。对应于这些正逐渐孤立和隔绝的境况，消费者形成了更多短暂的集体认同并更多参与基于共同生活方式、空闲副业、团结仪式等形式的群体。
大多数关于市场亚文化的初始研究都集中于青年亚文化（Thornton 1996）。这些研究突出了体验消费活动，如蹦极，球迷影迷、反文化生活方式和短暂的消费社区，是如何在共享信念、意义、神话、仪式、社会实践和地位中形成集体认同的。
以上研究表明，市场文化常通过正在进行的与主流（中产阶级）生活方式规则及主流消费者感性的对立来定义其符号世界。与亚文化的古典社会逻辑描述相反，在这些群体内部的社会地位并不通过坚持整个消费规范来达成，而是通过展示本地化的文化资本及聚集、再造和创新由群体成员共享的符号资源的技能来得以建立。
3.消费的社会历史类型。消费的社会历史类型专注于消费者行为对制度和社会结构的系统影响，即什么是消费社会以及它是如何形成且维系的。
一系列研究调查了社会阶级等级、性别、种族、家庭、家族和其它群体对消费者选择及行为的塑造。Holt研究了由社会阶级分派的文化资本资源对消费偏好的系统性构造。Wallendorf认为作为有效消费者的一种基础技能的文学是依阶级及种族而分配。Allen揭示了文化资本资源模式如何影响工作阶层消费者的选择。
CCT审视了消费者体验、信念系统、实践和这些潜藏的制度和社会结构之间的联系。举例而言，关于品牌社区的研究表明：虽然没有地域上的限制，但这些品牌社区仍然是传统的社区代表。而通过商业品牌的消费来建构社区的明显意图，仍是这种社区的特征（Muniz and O`Guinn，2000）。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后同化主义消费者研究指出：部落认同，在某种意义上而言，已经成为了超文化的社会固定认同的一部分（Askegaard Arnould and Kjeldgaard，2005；Oswald，1999）。文化在社会的作用下，被重造成为了可以消费的事物（化妆品、食物、飞机、音乐）（Penaloza，1994）。
4.大众传媒市场认知论和消费者的解析战略。CCT系统考察了消费者认知和消费者思想及行为的意义。此研究层面的问题包括以下方面：商业媒介传送了什么样关于消费的规范信息；消费者如何使用这些信息来形成正式的回应。在该研究工程中，消费者被视为解析意义的对象，其意义创造活动可能会遵循广告和大众媒介中所描述的消费者认同和生活方式，但也可能会有意识地偏离这些广告和大众媒介的认知指导。例如Scott认为消费者符号会导致广告运作出现截然不同的结果。
CCT将流行文化文本解读为传递市场认知的生活方式及认同指示和理想的消费者类型。通过解码和解构这些大众媒介的市场认知，消费者文化理论者揭示了资本主义文化生产系统如何激发消费者渴望特定的认同和生活方式理念。例如Mick和Buhl发现消费者的生活节奏和生活环境会影响其广告阅读习惯，消费者会将广告扭转为适合其生活环境的认知来理解。
由于CCT将消费者视为主动而非被动的受骗者，所以各种各样的消费者抵制方式就不可避免地面临了商业传媒及营销的主要范式认知影响。消费者努力形成否定主流消费者主义规范的生活方式或是直接地挑战公司权威。例如Kozinets和Handelman就对“消费者与消费者行为主义者之间存在着天然联系”这一基本假设提出质疑。
结论
CCT将个体层面的意义与不同层次的文化进程系统相联系，并将这些联系纳入历史及市场背景，其核心是：消费是一种由历史塑造的社会文化实践，它存在于动态市场的结构及认知需求中。CCT还强调对任何一位既定的消费者而言，一般意义的世界既不是统一稳固也不是明显理性的。许多消费者的生活都是围绕着幻想和现实的混和来构建的，且他们使用消费来体验这种真实。而且，基于文化资本理念，CCT能广泛地追求一种文化上广为人知的资源基础的消费者理论。这种消费者中心理论将调查消费者在竞争品牌和服务供给之间如何配置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本，并如何使用它们来丰富自身的财富。这一理论创新会引导人们关注关于消费者价值共同创造的理论。
消费者研究是一个重要且成熟的领域，不仅因为它正稳定地朝一种单一的理论主题发展，更因为它能生产并支持多种混杂的理论对话，每个对话都依赖其特定的理论问题。但不同对话不会妨碍交叉范式的涉入及丰富。归功于共享一种共同的学科矩阵，广泛的主题关注将不同的消费者研究领域联系在一起，且使消费者研究者可以从一系列中心主题的理论对话阵营中挪用和互相补充想法、方法和内容。通过文本化再造，CCT研究重塑和新生了核心解析构造，如品牌忠诚、消费生活方式，零售体验；广告信息加工；消费者满意和消费者参与。
但总体而言，CCT在宏观层面上的研究较少。所以，如何通过商品来讲述文化历史，这可能是CCT将来要面临的问题之一。这不仅从总体上指出了消费的社会历史显著性，还会影响与营销相关的学术和社会对话。
参考文献：
1.Allen， Douglas.Toward a Theory of Consumer Choice as Sociohistorically Shaped Practical Experience： The Fits-Like-a-Glove （FLAG） Framework.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28 （March），2002
2.Belk， Russell W.， Guliz Ger， Soren Askegaard.The Fire of Desire： A Multisited Inquiry into Consumer Passion.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30 （December），2003
3.Grayson， Kent，Radan Martinec.Consumer Perceptions of Iconicity and Indexicality and Their Influence on Assessments of Authentic Market Offerings.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31 （September），2004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匮乏的生产社会”已经转变为“丰盛的消费社会”。而消费主义的流行，让人们渐渐迷恋消费、迷失自我，成为单向度的人或者符号化的人，甚至最终被异化。消费从“手段”变成了“目的”，社会开始畸形发展。面对人类的困境，理论家们，尤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出于深深的忧患意识，对文化消费展开了多层次多维度的研究。
李辉的《幻象的饕餮：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消费理论研究》选取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文化消费理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首先，作者所研究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消费研究首先呈现出一种批判和反思的态度，他们力图超越目前的社会制度，努力为人们实现理想生活寻找新的思路。其次，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消费研究理论基石十分坚定。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和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以及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卢卡奇的物化理论为其提供坚实支撑。最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文化消费消费的研究批判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与大众文化批判、国家批判、科学技术批判、意识形态批判以及现代性批判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呈现出与时俱进的科学性。
具体来说，20世纪中叶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们对文化消费的研究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文化消费的主动性，过高地估计了意识形态的强大，而且所提出的拯救消费社会的措施也具有浓重的乌托邦色彩”，但他们的某些理论观点还是给沉醉于消费社会的丰盛商品中的消费者们敲响了警钟。
作者运用哲学、文化学、经济学、社会学、文艺学等方法，通过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消费理论进行系统的梳理和挖掘，分别从思想起源、理论视点、发展过程、理论意义等多个方面对阿多诺、马尔库塞、弗洛姆、本雅明、菲克斯、鲍德里亚等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的文化消费观点进行全面的总结和批判。
该书的意义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作者创新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文化消费研究的两个视角和理论基石”，并详细论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消费理论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两大转折。作者在寻找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消费理论历史发展衍变过程中的转型，总结其经验和教训基础上，进而提出自己的见解，为构建和谐理性的消费观指明了方向。
其次，作者对于文化消费的复杂性问题给予了充分的重视。一方面，他审慎地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文化消费理论进行研究和总结，对其科学性和合理性进行褒扬，对其中的片面性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认为，在文化消费的研究中，我们应该坚持批判的态度、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和异化研究方法主导，同时采取多元化的研究策略和开放式的研究视域。另一方面，作者看到消费主义不仅仅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影响了文学艺术。但他没用片面的将文学和经济看做水火不容的天地，而是多角度多层次的分析了消费主义语境下的中国文学艺术。他认为，我们既要看到消费主义盛行对文学艺术的不良冲击，又要承认市场化商品化对文化繁荣所作出的贡献。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12）01-0000-00
鲍德里亚是法国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杰出思想家，他以其影响深远的消费社会理论为思想背景，提出了独特的大众文化思想。该思想从一种全新的视角分析了当达资本主义消费社会的大众文化存在的必然性、本质及特性，启发我们去研究当下大众文化所蕴具的重要的意识形态意义，从而在理论界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一、消费：文化的转向抑或文化的幻象
消费成为西方社会学探讨的主题，始于德国现代著名学者马克斯•韦伯。马克斯•韦伯认为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禁欲主义与自发的财产享受在观念上存在着严重的对立，禁欲主义推动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理性主义的发展，而贵族和资产阶级对财产享受的追求和对奢侈品的消费需求又成为了推动工业革命的精神动力。韦伯的论述为消费文化的研究提供了理论思路。如丹尼尔•贝尔所言：“现代社会的文化改造主要是由于大众消费的兴起”[1]（P113]而引发的。此种始于上世纪20年代的大众消费方式彻底改变了资本主义的社会习惯和一般民众的生活方式。尤其是二战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经历了生产者主体向消费者主体的转移，经济中心由制造业向服务业，消费由商品消费向服务消费转变的过程。鉴于此，鲍德里亚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最大特征就是消费。他指出，如今，我们无处不被丰富多彩的物质、服务和消费品所形成的令人眼花缭乱的“消费”和“富裕”所包围。由贝尔所引发的后工业社会的探讨，到鲍德里亚那里演化为对消费社会的分析。我们认为，贝尔后工业社会依然建立在以生产为中心的视角下讨论社会的变迁的，但鲍德里亚却是运用一种与生产视角相反的方式来研究当下社会的变化。因此，鲍德里亚在理论上改变了他原先遵循的资本――生产――产品的马克思的分析方法，而直接从“生产之镜”的消费来透析生产，直接从产品和消费及其所呈现的意义世界、符号世界层面上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正如英国学者西莉亚•卢瑞所分析的那样，“按照鲍德里亚的观点，我们现在生活的社会中，生产的逻辑不再是最重要的；相反，意义的逻辑成为至关重要的”[2]（P63]。
因此，鲍德里亚所指的消费已经超越了一般经济学意义上的对物质产品和服务的消耗与使用的含义，而提升到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政治学层面上。鲍德里亚认为，“消费是一个系统，它维护着符号秩序和组织完整，因此使它既是一种道德（一种理想价值体系），也是一种沟通体系，一种交换结构。……一旦人们进入消费，那就决不是孤立的行为（种种孤立只是消费者的幻觉，而这一幻觉受到所有关于消费的意识形态话语的精心维护），人们进入了一个全面的编码价值生产交换系统中，在那里，所有的消费者都不由自主地互相牵连。”[3]（P69-70]所以，消费不只是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也是人与人、人与社会及世界的关系。说到底，消费是一种系统性的活动模式。“在这个意义上，消费和语言一样，或和原始社会的亲缘体系一样，是一种含义秩序。”[3]（P70]如此，在消费社会中消费与人的体验、情感、人格、品位、社会地位和社会关系联系在了一起，构成了社会符号体系和独特的意义世界，从而具有更深层次的文化意蕴。这也许预示着文化的转向，即人类从千百年的生产性的文化转体到消费性的文化，抑或消费性文化本身只是文化的幻象，因为，支撑人类文化前行的最为根本的和基础方式是生产――物质性的生产。
二、消费社会：文化的兴起抑或文化的迷失
首先，鲍德里亚认为大众文化的兴起是消费社会的文化再循环的必然结果。在鲍德里亚看来，消费社会中的大众文化从本性上讲就是一种消费文化。生活在消费社会中的人要想成为消费社会成员就必须要进行消费再循环，即不仅要做到跟上消费潮流并且每年、每季度、每月要对自己的服装、物品、汽车等进行再循环，即不断购买新物品。假如不这么做，就没有资格成为消费社会的成员。大众文化如同物品一样也要进行文化再循环，即“所有适应了新环境文化的人（而且在此范围内，即使是有教养的人也不例外，或者说，也不会例外）并没有权利参与到文化中去，他们有权参与的是文化再循环”[3]（P102]。鲍德里亚所说的文化再循环其实质指的是文化内在精神沦丧后，文化不断追求翻新而成为了时尚附属物的一种现象。所以，文化再循环导致的并非仅仅是几千人或几百万人分享某部作品或某种型号的汽车，而是这部作品和这种汽车一样注定只是昙花一现的符号。在文化再循环的作用下，文化等于生产，文化命中注定成为大众文化。文化不再是为延续思想而被创造出来，而是屈于消费逻辑，迫于市场要求、缘于利润追求而被生产出来的物品。在此，大众文化无形中成为了消费文化重要的承担者，原因在于，大众文化是感性的文化，其容易引发普通民众的盲目追从，激发民众的消费欲望。不过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在理论界，贝尔和美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詹姆逊都从不同侧面和不同程度上意识到消费、文化商品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深刻关系，但从消费社会角度出发全面探讨大众文化问题的还应属鲍德里亚。
其次，消费社会的本质铸就了大众文化的持久繁荣。鲍德里亚认为，就消费社会的本质而言，它是以最大限度攫取财富为目的的社会，要想攫取财富又必须要制造人们需求欲望。在这方面，大众传媒通过广告形式发挥重要作用。广告成为制造需求欲望的重要工具，并且广告促成了大众社会的形成，即广告借助一种人为的、布控性的系统符号引诱人们产生消费认同，刺激人们消费意识增强，并在此过程中把民众重新构造为一个消费集合体。“广告也许是我们时代最出色的大众媒介。”[3]（P134]人们在经广告刺激而不断膨胀的需求欲望冲击下，纷纷抛弃了独立性、批判性思考原则，纷纷加入广告消费大军之中，成为消费社会中的“单向度”的人。据此可知，大众媒体和广告对大众文化本来就具有的消费性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大众媒体和广告合谋不断地制造各种“热点”和“买点”，由此它们成为了当代价值的命名者。大众媒体在不断制造虚假需求的过程中，不仅调动人们内在的感望，更为重要是塞给了人们幸福等于消费的虚妄的幸福观，使得人们误将感性消费看成当代人生意义与价值的代名词。物质望的疯长使得人们逐渐变成了官能性、物质性的人，不断张扬物质生活的合法性，贬低精英主义或传统主义一直倡导的精神生活。如此，在消费社会中，文化由精神性必然向物质性转化，向大众文化转向。因此，鲍德里亚认为，人们希望拥有大众文化产品，享用大众文化产品，不是在追求文化而是为了占有更多的物质，占有更丰富的商品，而抛弃了对“意义”的追求。在此不难看出，鲍德里亚对消费社会大众文化和其承担者与鼓吹者大众媒体是持批判态度的，因此，英国学者戴维•钱尼认为“事实上，鲍德里亚虽然使用一套极富个人特色的词汇，但他是一个旧式的大众文化理论家。”[4]（P219]
再次，大众文化作为一种最小的公共文化必然得到消费社会公众的青睐。鲍德里亚把大众文化称作“最小的公共文化”，意思是指它代表着人们能够成为消费社会公民的文化资格证，即必须拥有一套能够被消费社会成员普遍接受的“文化”或打上了所谓“文化”印记的物品，才能被消费社会纳入“会员”。鲍德里亚将其称作消费者参加消费社会考试的“正确答案”。因此，对于消费社会成员来说，消费一定量的大众文化品是一项必须参加的资格考试，是一场必须经历的“文化”体验，是其被其他消费社会成员所能文化认同的最基本的要求。大众文化的这一“最小的公共文化”性质使其成为消费社会成员的“宠儿”。如此，大众文化市场的持久繁荣也就更加容易理解了。
最后，消费社会造就大众文化媚俗的典型特征。鲍德里亚曾说：“媚俗是一个文化范畴。”[3]（P114]它是一种独特的价值贫乏，而这种贫乏又是与最大的经济效益联系在一起的。在媚俗而贫乏的文化氛围中，人们日益弱化着自身的欣赏趣味，于是“媚俗美学”成为大众文化中的审美风尚。用鲍德里亚的话说就是美学与日常生活“内爆”了。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内爆”了。所谓的内爆也就是导致各种界限崩溃消失的社会熵的增加过程。那么，作为媚俗的大众文化与消费性又有何种联系？其实，大众文化的媚俗正是其消费性的一个侧面的反映。对此，鲍德里亚指出，一方面媚俗的大众文化商品漫天要价，使价格不再代表作品的相对价值，而只是表现一种“市场的疯狂”和“价格的暴力”；另一方面表现为消费逻辑取消了艺术传统的崇高地位，占有媚俗的大众文化商品成为身份和地位的矫情的符码。因此，在鲍德里亚的论述逻辑里，大众文化在劫难逃，只能按照消费社会设定的消费逻辑“堕落”下去，文化性让位于商品性、精神性让位于消费性、批判性让位于媚俗性。
三、大众文化：世俗的商品抑或时代的精神
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大众文化观首先是一种分析理论。他对消费社会大众文化的分析无疑让我们从消费尤其是符号消费的角度更为全面地认识到了大众文化的消费特性。但是，鲍德里亚的分析片面夸大了符号消费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绝对作用,对具体的消费实践和消费产生的政治话语重视不够,这一点使他的理论不仅在研究方法上，也在研究目的上与他的前辈法兰克福学派有着明显的区别。法兰克福学派在本质上依然坚持从生产到消费的研究路径，坚持自身理论的政治意义。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大众文化观采用符号学理论及其分析方法，有意否定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对使用价值和价值之间的关系视而不见,对消费作为社会实践活动的具体过程缺乏充分的认识和理论上的升华。这使他的理论出现了一方面理性分析性强，另一方面又很抽象空洞；一方面极其关注现实，另一方面理论又脱离实际的矛盾。
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大众文化观又是一种批判理论，这从他站在精英主义的立场上对大众文化的消费性、媚俗性的批判性的论述中可见一斑。但他的消费文化理论却没有继承马克思在研究消费问题时全面地批判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拜物教”,进而批判了消费异化和人的全面异化的有关理论。对此，“鲍德里亚说，马克思关于商品和商品拜物教的分析与现在早已消失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有关”[2]（P63]。综观鲍德里亚关于消费社会大众文化的论述，无意中给我们刻画了一张当达资本主义国家“商品拜物教”的生动新场景，但鲍德里亚却否认这一点。误以为“我们已经从以商品形式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进入到符号形式为主的阶段。”[2]（P63]“商品拜物教”让位于“符号崇拜”。这使得他的理论缺乏某种政治关怀,脱离了阶级分析,在批判消费社会大众文化的畸形发展过程中，反而不经意间充当了资本主义社会大众文化的渲染者，导致了在理论目的上可能蕴涵着对当下资本主义社会的强烈批判，但在理论具体阐述的过程中，批判精神却被严重削弱了。
鲍德里亚所强调的文化再循环、文化大众化、大众文化媚俗化在一定程度上把握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大众文化的某些特质。但面对大众文化中出现的种种堕落倾向，鲍德里亚表现的是一种无可奈何、听天由命的消极态度。他既不像詹姆逊那样对大众文化的“乌托邦”理想依然心存一丝希望，也不像贝尔那样试图提倡新宗教来改变这种状况。在鲍德里亚看来，拯救大众文化堕落的唯一途径就是让它继续堕落下去。也许堕落的最后就是文化迎来春天的时刻。所以鲍德里亚对大众文化的心理是矛盾的，一方面他不满于大众文化的“堕落”，另一方面又认为只有“堕落”才能拯救大众文化，从而拯救整个人类文化。这一结论在理论上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尴尬局面，同时在文化实践带来的必然是消极的后果。鲍德里亚以貌似“物极必反”的抽象辩证法放弃了对当代大众文化纠弊的努力，这是理论上贫乏的一种表现。而造成这种理论状况的原因在于，第一，鲍德里亚没有认识到他所描绘的大众文化的“堕落”就其根本原因来说，是资产阶级对剩余价值与利润永无止境的盲目追求这一经济因素在文化上的体现。只要这一经济因素存在，大众文化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堕落”是必然的。第二，鲍德里亚忽视了人民群众文化实践的力量。其实，无论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化还是大众文化，最终发展如何，取决于人民群众的需求与创造。大众文化不是天生的“堕落派”，它的生产、发展、演进都有着其自身的规律。
对于大众文化，我们首先应该承认它的出现是一种文化进步。这不仅在于它是适应了工业文明和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应运而生的，而且它所蕴含的文化意识在总体上体现了对时代精神的趋赴与追随。任何时代精神，都是在社会实践发展的内在要求下，在社会经济关系运动所决定的历史发展趋势下所形成的主流文化精神。这种文化精神不仅被高雅文化所表现，同时也能被大众文化所体现。所以大众不应被看作普通的商品，它同样可以成为时代精神的体现者、折射者、发扬者。但我们也要注意到大众文化在实际生产运作过程中的确会出现种种不良倾向。这主要表现为大众文化在生产、传播、消费上皆被市场和利润所左右，势必受功利主义、享乐主义的影响而造成其对时代精神的疏远与偏离。但这不是大众文化本身的错误，大众文化的最终归宿绝非只是供人消费的一般商品，它必将能以自身独特的精神价值而彰显出人类文化的伟大。
四、意识形态：大众文化的政治意蕴
鲍德里亚认识到了消费社会大众文化存在着的意识形态的意蕴，并试图作一些理论上的论述，更为关键的是他的理论启发了我们去深入发掘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意义。首先鲍德里亚认为大众文化会产生“表达阶级的社会预期和愿望以及对于具有高等阶级形式、风尚和符号的某种文化的虚幻参与”[3]（P115]的假象，从而削弱工人阶级和普通民众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满。一般商品是难以承担起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预谋的这种意识形态企图的，但大众文化却具备这种功能。原因在于，第一，大众文化是感性文化，容易引发普通民众的盲目追从，激发民众的消费欲望，却不会激发人们的政治热情和革命热情。第二，大众文化本身可以成为意识形态的载体，并且这种载体的传播效应比起简单的新闻宣传具有潜移默化的功效，从而使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控制变得非常隐蔽。第三，大众文化具有很强的渗透性，它会浸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此就会将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扩散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中去，这使得资本主义的思想监控密不透风。第四，电视、广播、音像等大众文化在消费形式上的民主与平等，掩盖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占有关系和分配制度的不平等。对此，鲍德里亚指出，消费社会的大众文化“在社会矛盾和不平等方面，它又符合宪法中的形式民主。……而将民主的缺席以及平等的不可求的真相掩藏起来”[3](P34]。这就是鲍德里亚所说的社会内爆现象，即先前存在的以生产资料占有关系不同而形成的社会分化和社会不平等的事实被人漠视。因此，这种大众文化面前的“平等神话”的背后隐藏了一系列社会内在的深刻的不平等。
鲍德里亚有关大众文化意识形态的分析促发我们认识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众文化背后的意识形态预谋，也在一定程度上启发我们警惕西方“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殖民主义”的入侵。因为，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市场经济体制在全球的普遍确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将会以文化市场运作的方式，以广播、影视、广告等大众文化手段对发展中国家的文化进行“同化”。如此，发展中国家固有的文化传统将会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我国，面对此等状况绝对不能放弃对西方霸权话语的抵抗，我们一方面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消费社会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意义，另一方面又不能因噎废食割断与它们的文化交流、文化贸易活动。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守文化，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同时又要重视文化市场和文化产业的建设与发展；在建设与发展文化市场、文化产业之际，自觉地反思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珍视我们的优秀文化，并将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教育、先进文化建设结合起来，切实巩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
参考文献：
[1][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北京:三联书店,1989.
女性主义思潮源于西方，它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发展历史，形成了三次女性主义浪潮。特别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女性主义思潮面临着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严峻挑战，它在世纪之交的中国广泛传播并产生了较大影响，女性文学及其研究也因此呈现出高潮态势。但进入新世纪以来，女性文学在层出不穷的新生文学现象的冲击下变得落寞、边缘，虽然有不少学人关注“女性主义在中国”的命题，像林树明《多维视野中的女性文学批评》、陈志红《反抗与困境———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杨莉馨《异域性与本土化:女性主义诗学在中国的流变与影响》等，对西方女性主义在中国的“理论旅行”问题做出了比较细致的分析，但他们多是从梳理新时期以来的女性文学批评史入手，系统阐释女性主义思潮在中国文学批评界的具体应用及存在问题。而孙桂荣博士的专著《消费时代的中国女性主义与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则独辟蹊径，不同于以往女性文学批评史的线性梳理，在当下女性文学研究中脱颖而出，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该书选取了一个全新的时间角度“消费时代”(即中国市场经济转型的新世纪前后)作为论述的背景视域，采用文本细读的方法将女性主义理论与文学现场相结合，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对消费时代的中国女性文学做整体把握和精微分析，系统梳理了女性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发展嬗变，深入阐释了女性主义在当代中国消费时代的具体变化和文本表达，建构了一套适合中国消费时代语境的“中国女性主义”话语体系。该书分为“理论潮流”和“文学生态”上下两编。“导言”部分首先对“消费”、“消费文化”、“消费时代”等概念的内涵、特征做了详细的界定阐释，探讨了消费时代的中国对文学、性别、女性主义的巨大影响。其次系统介绍了本书的独特思路、结构、研究方法和“后女性主义”的核心命题。指出消费时代的中国女性主义研究不同于传统的女性文学批评史，而是立足于消费时代的文学文本实践，是对文本中呈现出的性别观、女性主义观念进行重点考察后进行的全新学理总结，是从作品到理论的归纳法呈现。
“理论潮流”部分充分体现了本书的独创性，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消费时代的“后女性主义”命题，即西方原创性、理论化的女性主义在中国消费时代的文学中出现的话语分裂、挪用、改写及被重新编码的现象。这一命题具有消费时代的中国色彩，它研究的是“中国女性主义”的当下形态，即中国女性主义在消费时代文学文本中的具体表达方式。该部分重点研究了消费文化语境中的“中国女性主义”表达与西方原创女性主义、与中国女性学界呼唤的精英化女性主义之间的话语缝隙，填补了学界的研究空白，具有较大的学术创新价值。该书用两个章节“‘后女性主义’:消费时代的性别修辞?”、“‘后女性主义’批判的难度与限度”对这一命题的内涵外延、文化语境、批评现状等相关问题做了系统阐述。此外，该部分还独辟蹊径地提出了“女性主义的‘中国焦虑’及其在消费时代的深化”、“‘女性意识’与消费时代的文本表达”、“消费时代的女性或者文学:边缘化之后的双向度选择”等独具开拓性的学术话题，从学理层面对女性主义与中国消费时代的内在关系进行了概括总结。
“文学生态”部分全面透视了消费时代的文学文本中所折射出来的性别意识形态问题。该部分从消费文化语境入手通过八个章节，如“女性小说人物塑造的现实性分析”、“当代文学的女性话语流变”、“现当代文学语境中的身体话语与性别”、以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为主体的女性主义写作的性别误区(“性别魅力的彰显”、“性别修辞”、“性别围城之外的话语缺失”)、“80后”一代的性别偏执等深入细致地阐释了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的重要现象和作家作品。其中对新生代作家的论述是一大亮点，着重分析了出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成长于经济转型期的新生代女作家如林白、陈染、卫慧、朱文颖、魏微等在创作中呈现出的消费时代特点，如身体写作(表现女性自我主体的望)、身体与物质的关系(性别的利用与依赖)、精神虚无、个人化、边缘状态、“外来者”身份等。这种把新生代文学与消费文化、性别话语紧密结合的研究，开拓了当代文学研究的新视角。此外，第十三章“走过青春期的性别物语”研究角度新颖独到，分别从“青春期的叛逆”、“玄幻:网络时代的性别偏执”、“一代人的‘身体写作’”三方面展开论述，对消费时代下新崛起的80后青春文学中的性别表述问题做了详细分析。并对“70后”和“80后”不同文学代际的作家进行比较，发掘他们在文学语境、叙述场景、文体选择、叙述语言、叙述姿态等性别表述上的异同性和具体展开方式，揭示二者青春表演的“断裂”本质，即从写作观念、理论资源、表述方式的“断裂”到文学场结构功能的“断裂”。这种对青春文学性别倾向性的系统研究，很好地对接了新世纪文坛创作研究的“当下性”传统，具有较大的学术价值。
目前，孙桂荣博士的女性文学研究已卓有成就，博士论文《消费时代的女性小说与“后女权主义”》获山东省优秀博士论文奖。此外，她还出版了《自我表达的激情与焦虑:女性主义与文学批评》、《性别诉求的多重表达:中国当代文学的女性话语研究》等专著，并在《文学评论》、《当代作家评论》、《小说评论》、《上海文学》、《东岳论丛》、《中国女性主义》等刊物发表多篇女性文学研究论文，可见她的女性文学研究已走出了一条坚实而独特的路子，衷心祝愿她的学术前景更加美好。
李辉的《幻象的饕餮盛宴》对西方马克主义重要学者的文化消费理论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幻象的饕餮盛宴》意在研究以大众媒介为主的文化产品和服务等消费中的价值和意义问题，即消费文化中的文化消费问题。西方马克主义既有法兰克福学派、伯明翰学派、菲斯克代表的文本范式，也有鲍德里亚代表的符号范式等等，而“幻象”成为西方马克思文化消费批判的统一指向点。本书意在阐释幻象存在于以下两方面：一方面是文化消费的幻象。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文化消费理论研究的过程中批判了消费社会中文化消费的弊端。另一方面是救赎的幻象。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消费理论中，无论是法兰克福学派思想，还是其后的思想，针对消费社会所开出的改良药方缺乏实施的根基，拯救消费社会的措施带有乌托邦色彩，最终成为一种泡沫幻象。
一、文化消费的幻象
幻象是从幻想、幻觉或梦境中产生的形象。本书中的幻象是在消费文化商品时一种虚幻的表象，一种被蒙蔽的意识形态。具体说来，本书从以下几方面进行了细致的解读：
阿多诺批判文化工业对人的蒙昧，文化产品模糊了现实和艺术之间的关系，文化商品交换的乐趣代替了获得商品后审美的乐趣。电影等文化产品，通过制造出的幻象来满足人们现实生活的需求和希望，而人们对这种幻象却乐此不疲。
马尔库塞认为，科学技术主义与文化消费一道维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整个消费社会成为一个失去反思和批判能力的单向度社会；在消费社会中，消费者变成了单向度的人。人的幸福变成了对文化商品的占有，失去了思考和批判能力，文化消费模糊了人与人之间差别的假象。人们活在一种虚幻的满足中，而这种满足是一种麻木不仁的安抚人们心灵的幻象，幸福的承诺让人陷入虚假的满足怪圈中。
弗洛姆痛斥，消费让人异化为消费的机器。炫耀式消费成为主调，消费目的、自由隐私、人格、情感被异化。对于文化消费者来说，他们只是需要一个幻想，与他们真实需要的没有关系。他们满意于无用的占有。人们不再以自身的方式来显示自身的存在，而是要在文化商品中显示自身，他们成为了活在商品影子下的傀儡。
本雅明洞察到，消费者社会中艺术的灵韵已经消失，艺术家的灵魂被腐蚀。本商品社会所形成的梦幻和迷离，拱廊街、长明灯、琳琅满目的商品、时间空间摆脱自然时间的限制，时尚成为时间的梦幻，拱廊带来空间的幻象。人们沉浸在这种梦幻中不能自拔，被资本主义的外在魅力所蒙蔽。
法兰克福学派之后，马克思主义文化消费思想开始转折，菲斯克从文本范式来解读大众传播媒介的文化消费现象。他注重大众在对付规避宰制力量的战术和大众的活力，他的理论突出了大众的力量和主体性。但是他的过度乐观主义倾向造成了这样一个幻象：我买故我在，消费者无所不能。而鲍德里亚则看到消费社会中，人们被物体系所包围，不仅物品异化，而且被符号异化。他把符号的仿真代替了真实，符号成为控制人的力量，消费者陷入其中不能自拔。
二、社会救赎的幻象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力图从文化批判的角度来拯救人类，他们也提出了救赎的方案，但是，这些救赎或者是依靠社会边缘人物，或者是转向艺术家，或是与虎谋皮，寄希望于企业或国家。救赎成了一碰即碎的泡沫式幻象。
马尔库塞试图拯救社会，但他把希望寄托在亚文化群体身上。而作为社会的边缘人的亚文化人群，他们的反抗只能是隔靴搔痒，无关根本。当马尔库塞转向艺术世界时，他忽略了艺术对于现实的抵制、反抗仅局限于想象的领域。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4-0239-04
据《中国互联网发展使用统计报告》显示，2011年中国网民总数达到5.13亿人，网购用户总规模达到1.94亿人，网络消费成为近3年来网络用户使用方式增长最快的项目之一，与2010年相比网购用户增长3344万人，增长率达到20.8%，网上支付、网上银行使用率也增长至32.5%和32.4%（如图一所示）。①而对于2010年信息社会化程度较高的美国和韩国，网购用户占全国网民的比例分别为66.0%和64.3%。②这些数据表明，网络消费已经成为我国民众的消费方式之一，并且有可能成为今后青年消费的主导方式。我们可以就网络消费为切入点，从教育立场、教育内容、教育方法谈谈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方式创新。
一、教育立场：尊重和理解青年的网络消费需求
网络消费是人们借助互联网络而实现的其自身需要的满足过程[1]。网络消费不仅体现青年学生的消费特点，而且折射出特有的消费文化。对他们网络消费动机、消费心态和消费行为的关注和把握，是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针对性和时效性的前提。随着媒介融合时代的发展，大学生的网络生活已经构成大学生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网络消费也成为大学生日常消费行为的主要方式。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批判性，其唯物史观特别强调交往主体是“现实中的个人”，而不是抽象的或纯粹生物意义上的人。马克思说：“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直到交往的最遥远的形式――所制约。”[2]当代高等教育非常重视“实践育人”的教育理念，也反映出指出的实践价值：“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3]正是从实践的观点看待现实中的人，我们的教学活动就应该立足平等尊重的教育立场，关注、关心和关爱大学生，同时这也是符合现代教育观的发展需要。由此，我们对青年学生的消费观教育必须立足他们的网络消费现实。
大学生的网络消费行为主要分为网络符号消费和电子商务。网络符号消费是指消费者为了满足其在社会化过程中所产生的某种心理需求而对网络中虚拟物品的符号属性进行消费的行为[4]，比如虚拟游戏Q币的买卖、虚拟婚姻的符号消费等。电子商务是指通过网上交易得到消费实物的交易行为，一种是B2C模式，即商业企业直接通过网站售卖商品给消费者，比如当当网和亚马逊书店；另一种是C2C模式，即通过网络中间商，消费者个人与个人之间进行交易，例如淘宝网、易趣网。针对大学生的网络消费行为，学者基于不同角度得出网络消费的相关特性。王金台认为，网络消费具有边际效用递增、“拉”式消费、群势效应、无边界消费4个基本特征；张冰指出，大学生的网络消费心理主要包括追求个性化、追求自主独立、追求表现自我、追求方便快捷、追求文化品位、追求物美价廉；张红明、李庆梅认为，大学生的消费目的主要为学习提升型、自我表达型、娱乐休闲型、交易创业型、沟通交流型；翁鸣、苏相涵提出影响高校学生网络消费行为的4个维度，包括个人维度、环境维度、商品维度和服务维度。
二、教育内容：以马克思主义理论视角理性看待网络消费
大学生作为从校园到社会的“过渡性”消费群体，教育程度较高、技术掌握程度较成熟，对新兴的网络消费模式普遍持有高度认同。可是对于如何理性消费他们普遍没有进行慎重思考，从而造成不少消费问题出现，亟待我们借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视角引导学生理性看待。
（一）网络消费需求与大学生消费态度
网络消费反映大学生的需求心理，折射他们的消费态度。需要作为人的行为的一种动力，即生理、社会、精神存在的状态，3种状态处于匮乏与充实的交替循环中[5]，在国家拉动内需、刺激社会消费的大背景下，网络购物成为新的日常消费的增长空间，多元特性的网络消费比传统的消费方式对大学生具有更大的吸引力，更能满足他们多元的消费需求。同时，购物平台的各类活动、促销短信的频繁刷新、手机银行的业务开通等多种方式共同激发大学生的网购需求，特别是广告对大学生的消费心理的强大刺激性，造成大学生“被”消费现象背后的非理性需求。例如，广告很少告诉我们商品的品质，经常说的是商品的邻接性，运动鞋与名球星、汽车与美女、时装与明星连接[6]，大学生对时尚、个性的追求非常踊跃，广告对大学生的消费刺激极为明显，因此大学生比普通网民对网络消费持更高的肯定态度，但是缺乏对理性消费的认知。正如丹尼斯・麦奎尔指出：大众媒介既可以对社会形成分裂的离心效果，也可以对社会形成团结的向心效果[7]。
（二）网络消费行为与大学生消费认同
在现代社会与认同的多元化和流动性相伴随，消费成为构建认同的重要手段[8]，对于大学生而言，网络成为生活的主要方式之一，网络消费对象的选择成为大学生建构自我认知的独特方式。卢泰宏指出，与西方人相比，中国人消费行为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受群体的影响大，中国人在消费方面更重视别人的看法和意见[9]。从众行为在网络消费中经常可见，人气越高、购买人越多的产品被消费者选中的几率就越大，2011年底，我国网购用户数为6465万，比2010年上涨8.5%，使用网上支付的用户为1.67亿，比去年增长率为21.6%，增长较大部分的用户为当代大学生。他们渴望被认同，偏向以品牌消费的方式来得到同伴认可。大学生在追求消费商品使用价值的基础上，更加看重商品品牌呈现的象征价值，而众多商品的活动促销，则为大学生挑选适合自己购买能力的商品提供便利平台。从表面上来看，大学生的消费行为是个体的自主行为，但是从深层意义上讲，大学生的消费行为折射出家庭和社会的消费态度、消费习惯和消费文化，因此，大学生的消费认同，既关系自身的消费特性，也关联社会青年的消费方向。
（三）网络消费文化与大学生消费异化
网络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更新、媒介融合趋势的不断演进，特别是3G技术带来的移动电子商务的兴起，使手机成为随时随地实现网络消费的主要载体。大学生的网络消费也具有了一些新的文化特性。首先，唯实用性进一步增强，网络技术的提升，使得大学生对产品性价比有更全面的了解，随时可以以自身的需求订购产品；其次，个性审美需求激增，既看重产品的品牌效应，也关注产品的个性特征；再次，升级后续服务增多，由于很多消费对象自身的特殊性，大学生购买产品的后续消费大量增加，比如软件的升级更新带来的后续消费；最后，支付预判能力有待提升，一方面是过多的网络消费方式，使得大学生对转账交易存在一般符号转换的认知，另一方面，拥有银行卡特别是信用卡的大学生，面对商品的诱惑很难把持自身的消费欲望，造成过度消费的情况出现。在大量丰富的消费品和消费主义思潮的影响合力下，个别大学生把消费对象异化成与主体对立的异己的力量，阻碍大学生个体的存在与发展。
三、教育方式：借助网络传播范式更新马克思主义消费教育
（一）借助网络平台，将马克思主义引领与西方消费主义思潮分析相结合
1.理性看待西方消费主义思潮存在的现实。网络促使信息多元共享的同时，网络社会思潮也日益丰富，比如实用主义、消费主义、新自由主义、后现代主义等，这些思潮的网络传播对大学生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继而促使大学生的网络消费影响因素泛化。特别是西方消费主义思潮，对大学生的网络消费观念影响尤为显著。所谓消费主义，是兴起于二战之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种有关消费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以对物品的绝对占有和追求享乐主义为特征[10]。目前，随着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后的蓬勃发展，这种盛行于西方的生活方式也日益渗透到中国社会成员的日常消费行为。法国社会学家鲍德里亚认为，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推崇不断追求被制造出来、被刺激起来的欲望满足。也是就说，消费的目的不是为了实际需求的满足，而是为了商品和服务的符号象征意义。这种思潮随着全球化浪潮席卷全球，利用商品的品牌和文化影响力刺激发展中国家社会成员的消费欲望，对追求时尚、潮流的大学生形成潮流的误读，继而造成过度消费的行为。因此，我们要理性认知西方消费主义思潮存在的现实，研究其内在规律和外在特色，形成马克思主义理论引领的现实前提。
2.借助网络平台，坚持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证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目前业已形成的我国社会精神生活领域的指导方针是：“在当代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必须始终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11]大学生作为较高知识群体，具备较好的分析能力和辨别能力，有理有据的理论分析才能得到他们的真心认可，也才能学会审度自己的消费态度和把握自身的网络消费力度。正如马克思所言：“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12]所以，在坚持课堂教学主阵地的同时，我们要借助网络平台开辟多渠道的消费教育。比如，把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进行理论的梳理和案例的感知的教学资料放入学科网站，随时供学生学习；对社会存在的各类网络思潮不能一味否定，坚持以求同存异、批判包容的开放心态加以对待；主动通过博客、论坛、校园网等网络平台，引导大学生区分适度消费与消费主义。只有拓宽视角、主动介入，才能把马克思主义教育真正融入到社会运行的实际需要中。
（二）体察消费个体，分众进行有针对性的马克思主义消费观教育
大学生网络消费行为日益常态化的现实，促使我们必须针对大学生的实际需求来进行有效消费观价值教育，理论联系实际是提高消费观教学效果的关键所在，这里的实际既包括准确的理论解读，也包括大学生的真实生活诉求。
1.针对不同性别的大学生的消费需求进行分众分析。据刘文等人调查研究，通过男女大学生在消费决策风格上的差异比较，女生在休闲娱乐、品质金钱和决策困惑导向这3个因子上显著高于男生[13]，由此可以推断，女性大学生普遍享受消费过程、看重消费物品的“性价比”，由于对消费过程的长期关注和日常琐碎消费的时常发生，消费选择过多反而造成消费决策的困顿。据此，我们进行消费观教育时，要重点关注女性的消费行为引导。
2.针对不同年级和院系的大学生进行分众引导。不同年级的大学生和不同学科的大学生关注的消费领域并非完全一致，既结合自身需要，也结合群体认可需要。刘文等人对被调对象的多重比较结果显示，在产品风格因子上，大一与大四年级差异显著，大四学生更加关注产品风格；在决策困惑因子上，大一大二学生容易出现决策困惑，与大三学生差异显著，而大四学生与大一、大二差异不显著[14]，也就是说，面对大一新生应该主要以适应性消费教育为主，既要掌握网络和计算机操作的基本能力，也要明确校园网和主要消费网站的进行程序，懂得合理规划上网时间和主动选择消费内容；针对大二和大三的学生，主要以适宜性消费教育为主，通过引导分析消费物品的真实需求来进行较为理性的适宜消费；针对大四的学生，主要以适度性消费为主，这段时期的大学生为就业或升学会产生大量消费行为，竭力引导他们不要产生过度消费行为。
3.针对贫困大学生的消费特性进行分众引领。高校的大学生主要来自城市、城镇和农村3个家庭环境，家庭经济条件的支持力度和家庭成员的消费习惯对大学生的网络消费行为有较强的潜在影响。刘文等人的研究发现，在品牌时尚和产品风格导向上，来自城市和城镇的大学生得分显著高于来自农村的大学生；在品质-金钱导向上，城镇大学生得分显著高于农村大学生[15]。这两种差异性的存在，可以看出城市/城镇大学生期望通过品牌风格的追求上来肯定自我和彰显个性，而来自农村的大学生普遍以融入城市环境为主，很少有充裕的费用让其自由支配消费额度。由此，我们针对个别大学生的奢侈消费、贫困大学生的限定消费两种极化情况要做分析，让贫困大学生的消费心理不局限于自卑自弃，优越家庭大学生的消费心理不局限于妄自尊大。
（三）借助传播学理论，合力建构马克思主义传播空间
传播学的迅猛发展使得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范式进一步更新。作为技术手段存在的传播载体决定着社会信息传播的速度、规模和范围，而作为组织形式的传播媒介反映了媒介的价值观取向、文化背景、意识形态定位等，决定了社会传播的性质和方向、内容和倾向性[16]。所以，马克思主义教育要主动介入网络空间，担负消费教育的职责。网络使得人们的社会活动空间日益拓展，使得网络消费行为的发生日益常态化，所以针对大学生的网络消费行为的关注和引导必不可少。既要巩固和传播主流消费价值观文化、监测和分析网络消费舆情，也要完善教研队、大学生、其他社会工作人员的相互配合、相互融合的体制。
1.重视符号互动论，变消费教育“软实力”为“巧实力”。信息交流是消费教育的重要手段，既要对国内外的消费主义思潮进行理论跟进，也要对国内的消费市场进行追踪分析，通过课堂交流、短信互动、贴吧留言等方式实现消费信息的对称传递；教师队伍要重视资源共享，教师应把教研活动、教学心得、代表作业等各类资源挂在马克思主义学院的网页上，定期进行整理和维护，让学生随时关注学习动态，激发他们的主动参与性；借助马克思主义学院网站、精品课程网站、学科贴吧、教师博客等平台，鼓励和支持学生参与观点交流和网站维护，让大学生在实践的基础上进行理论教学的体验。
2.倡导和谐消费文化，协同校园文化，营造网络生态文明。基于安全因素和经费问题，我们的实践教学一般不可能大规模、多频次的到校外进行，我们就要借助两种方式，一是校园活动，和高校的学工系统、院系班级紧密联系，轮流参与大学生的各类活动，既增进了解，也随时可以引导消费认知。二是社区活动。高校所在地一般都有中小学、街道办等各类社团组织，可以让学生分批次进行消费行为选择，然后进行5分钟、10分钟不等的消费观演讲，邀请合作对象进入校园进行讲解，或走进社区进行交流。通过这样积极的实践行为，让青年学生真正实现消费教育的活学活用。同时，要重视各类消费文化活动的网络传播，相关主题的宣传和活动应及时网络更新，社会典型消费行为要及时谈论分析，力求全方位实现消费文化的线上线下互动、网上网下协作的生态状态。
以网络消费为切入点对当代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不仅具有必要性、也具有可行性，这对于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武装当代大学生、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效性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我们不得不说，借助网络只是众多教育方式中的一种，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方式的全部与唯一，因此，我们除了以网络进行教育外，还要注重课堂教育等其它形式，只有在各种教育方式中建立起相互衔接的互补机制，才有可能实现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掌握大众的目的，因此，对于网络教育方式我们既不能看得太重，也不能无视网络教育的优势，只有这样，才能在发挥网络教育方式优势的同时，把其负面效应最小化。这样才能在驾驭网络教育的过程中实现我们的教学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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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西方社会理论有关现代社会特征的探讨中，“消费”范畴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成为一种中心性话语，并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解释体系产生了尖锐的冲突，以至有学者称其“宣布了马克思生产方式的历史性幻灭”。同西方一样，中国的社会理论研究也存在着诸多流派，但与之不同的是，在诸多流派中，马克思主义有着其他流派所不可能具有的特殊地位，它的发展状况对于中国社会生活也就有着其他流派不可能具有的影响，因而需要我们予以特别的关注。立足于当代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视域，在厘清马克思思想遗产的基础上反思消费社会理论，进而评判其理论地位就成为本文的研究课题。
一
恩格斯将唯物史观誉为马克思一生之中的两大理论“发现”之一，他在1883年和1888年分别为《共产党宣言》德文版与英文版撰写的序言中，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核心命题作了堪称经典的概括：“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无疑，物质生产活动在马克思的整个社会理论体系中具有首要的和基本的地位。在马克思看来，生产的基础性制约作用表现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由于人的生理结构，造成必须先能维持生命机能，方能从事其他活动，所以生产具有优先性。当然，马克思对生产概念的理解事实上也存在着变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青年马克思把劳动比作艺术家的创造性生产”的“审美性生产”；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已经确立起对生产劳动之“生命维持”功能之首要性的肯定。可以说，生产范畴在马克思那里，不仅具有一般社会理论的含义，更有审美意蕴。需要说明，本文中对生产的概念性研究仅限于社会理论层面，并不涉及美学问题。
“消费”范畴正是随着马克思对“生产”的关注而进入研究的视野。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计划中，虽然消费仅只是整个经济过程四个环节——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中的一个，但却是整个经济过程的目的或者归宿，并且由于其与生产的关系最为密切，因此获得格外重要的地位。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就一个主体来说，生产和消费表现为一个行为的两个要素，生产和消费具有某种“同一性”。
首先，表现出直接的同一性。生产直接是消费，不但要有生产者体力的消费，还要有生产资料的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人在消费时也是生产其自身，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是一种“物化”，一种物的价值转移到另一种物上；在人自身的生产中则是一种“人化”，物转化为人的劳动能力。
其次，生产和消费每一方都以对方为手段与媒介。生产作为消费的媒介，它创造出消费的材料，没有生产，消费就没有对象；同时，消费也是生产的媒介，因为正是在消费中生产才得到最后完成。一条铁路，如果没有通车、不被磨损、不被消费，它只是可能性的铁路，不是现实的铁路。
再次，生产和消费每一方都创造着对方。一方面是生产创造消费。一是由于生产为消费创造材料，二是由于生产决定消费的方式，三是由于生产通过它起初当作对象生产出来的产品在消费者身上引起需要。可以说，生产创造着消费的对象、消费的方式、消费的动力。另一方面是消费创造生产。一是产品在消费中才成为现实的产品，二是消费创造出生产的动机。
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马克思指出生产和消费的“同一性”。这种认识表明了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也即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似乎在马克思那里生产和消费是并列的，或者说是同等重要的。其实不然，我们必须要清楚，马克思这里的讨论仅是一种逻辑上的讨论，也即生产和消费的“同一性”只是逻辑上的相互制约关系，与经济运行的实际过程并不完全一致。在马克思所谓逻辑与历史的统一中，抽象的思维过程必定要符合历史进程，无疑历史具有先于逻辑的优先陸，“哪怕是最抽象的范畴，虽然正是由于它们的抽象而适用于一切时代，但是就这个抽象的规定性本身来说，同样是历史关系的产物，而且只有对于这些关系并在这些关系之内才具有充分的意义”。可以说，逻辑是对历史的反映，需要与历史事实的内容一致，历史规定着逻辑抽象的限度，理论上的应然与现实中的实然是发展趋势上的统一，现实是理论的依据，历史事实确立起逻辑最终的合法性来源。正是由于历史先于逻辑，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马克思的观念系统中生产相对于消费具有当然的优先性，因为社会生活领域的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就是，就任何一个具体的生产过程而言，必定先有生产，后有消费。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才说：“无论我们把生产和消费看作一个主体的活动或者许多个人的活动，它们总是表现为一个过程的两个要素，在这个过程中，生产是实际的起点，因而也是起支配作用的要素。消费，作为必需，作为需要，本身就是生产活动的一个内在要素，但是，生产活动是实现的起点，因而也是实现的起支配作用的要素，是整个过程借以重新进行的行为。个人生产出一个对象和通过消费这个对象返回自身，然而，他是作为生产的个人和自我再生产的个人。所以，消费表现为生产的要素。”
总而言之，马克思对生产与消费关系的探讨是十分充分的，达到了在当时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时代所能实现的深度与广度，其研究成果已经成为尔后任何学者进行相关研究无论如何都无法规避的事实，以至成为一种现代经济学与社会理论的“常识”。但消费在马克思的经典理论中尚处于生产的“遮蔽”之下，只是鉴于其与生产的密切关系才被赋予一种重要地位。马克思这一“生产一消费”的分析“座架”奠定了后世理论家展开消费理论研究的基础，不论他们是否同意马克思的实际结论，都要从这一理论前提出发。
二
早在20世纪40年代，大卫，里斯曼就把“由生产时代向消费时代过渡”称为是继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以来的第二次社会革命，认为发达国家由此进入到了消费社会。巴特以符号学作为解释大众文化的方法，可以视为把符号学引入消费主义文化研究的先驱；列菲伏尔改变了现代日常生活批判的研究思路，从物质生产一经济领域转向消费一符码领域；德波认为以意象与幻觉占统治地位的“景观社会”取代了马克思时代以生产为核心的“商品社会”。巴特、列菲伏尔、德波虽然在具体的理论上各有侧重，但共同意识到了随着消费社会的来临所引发的社会主导性力量的变化，也即由生产性社会转向了以符号为中介的消费社会。在这些有关消费社会的讨论中，最具影响力的是后马克思思潮的代表人物鲍德里亚。在他看来，随着消费社会的出现，消费已经取代了生产的地位，成为支配着整个社会结构的“存在之光”；在消费社会中，我们消费的并不是物的有用性，而是通过消费显示自己的社会地位与身份，因而被赋予符号学意义。可以说，鲍德里亚正是在马克思的基础上来研究“消费”，并将其置于解读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核心地位。
在早期鲍德里亚的三部代表作《物体系》、《消费社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他发现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理论已经不再能够充分解释以商品的增值为主要特征的现代消费社会的发展，只有借助于符号学理论才能解释消费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生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物品的消费已不再因其物质特性，而是因为它是一种符号，是人与物品之间的关系结构本身，这种关系已延伸到历史、传播与文化关系的各个层面，而且最后所有的关系理念都化为消费品。
当然，消费社会的形成缘于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结构性变迁，除我们通常所注重的作为物质因素的经济基础之外，还有某种精神因素的作用。例如，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对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中精神因素的考察表明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之间存在着某种亲和性，他发现历史上很多地区都曾出现过大量的“资本”，但并没有由此发展出现代资本主义，所以“近代资本主义扩张的原动力”，“不在[供资本主义使用的]资本额从何而来，最重要的，在于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近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理性的行为与企业组织”，新教伦理实际上是将宗教的精神氛围导人经济领域，可以说新教伦理是造成经济生活合理化的重要原因，经济生活合理化又有助于创造出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应该说，在机器大工业时代，制约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问题是生产规模的扩大，由此需要资本积累、节俭禁欲；而进入20世纪，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主义的危机在于无限的生产能力与有限的产品销路，凯恩斯就将资本主义的矛盾归结为有效需求不足，1929年的“大萧条”便是最好的例证。于是，消费就凸显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逻辑，他说：“19世纪发生在生产领域中的那个生产力合理化进程在20世纪的消费领域中得到完成。”
鲍德里亚对现代资本主义消费社会特征的认定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社会生活中的一切都成为了消费品，以至在今天，但凡不能成为消费对象的东西，人们一般都不会认定其有存在的价值。第二，消费品的普遍存在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提供着合法性依据。第三，消费的“个性化”使人们罹患消费“强迫症”，只有将自己的一切都置于消费之中，人们才获得安宁感与实在感。当消费之光弥散到整个社会生活领域中，鲍德里亚就需要对消费社会展开批判性研究，这种研究遵循着双重逻辑线索——马克思的以生产为核心的资本主义批判与巴特、列菲伏尔、德波的符号学理论。
一方面，鲍德里亚借鉴了马克思用以分析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座架”，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决定着消费体系。马克思揭示出“商品形式的奥秘”在于“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也即通常所说的“物化”。其“深刻”之处在于将商品仅仅视为一种现代性的“现象”，因而是暂时的；更主要的是由于他洞悉了生产活动在人及其生活本质中的优先地位，使得《资本论》“既说明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运行方式和社会结构，又说明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马克思说：“如果现象形态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成为多余的了。”牠以生产活动为核心来透视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颠倒和物化现象。鲍德里亚继承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决定着消费体系的基本看法，“在这里，我们会合了马克思所分析的商品形式逻辑：就好像需要、感情、文化、知识、人自身所有的力量，都在生产体制中被整合为商品，也被物质化为生产力，以便出售，同样的，今天所有的欲望、计划、要求，所有的激情和所有的关系，都抽象化(或物质化)为符号和商品，以便被购买和消费”。只是与马克思面临不同的时代境遇，鲍德里亚将消费本身视为生产体系的替代性体系，认为消费在今天已经成为主导性逻辑。就这一层面而言，鲍德里亚是对克思分析思路的一种延伸。
另一方面，鲍德里亚采用了符号学的解读策略。虽然他在主导思路上延续着马克思以生产活动为核心展开的资本主义批判，但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消费本身已经构成了一个具有文化意义的自组织领域，一切物品在其中都变成了具有文化符号意义的物品，也即物品的原始功能性层面让位于物品的符号文化层面。他认为，“物品在其客观功能领域以及其外延领域之中是占有不可替代地位的，然而在内涵领域里，它便只有符号价值，就变成可以多多少少被随心所欲地替换的了。”消费社会中的消费就是一种被符号的意指系统所吸收的过程，这一过程是以大众主动地被吸收为基础，这才是消费社会中符号意义逻辑的运转过程。消费被符号所操控，符号操控消费的目的在于“社会区分原则”。即通过对符号——物的占有和消费，个体凸显出自己的文化身份，而这种转换在他看来决不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过程，只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
早期鲍德里亚虽然是从双重逻辑出发展开理论建构，但明显倾向于从符号学视角展开的社会批判理论，他力图将符号学融入马克思以生产为核心的资本主义批判框架之中，一方面固然拓展了马克思的“异化”一“物化”批判话语，另一方面由于双重逻辑模式的存在。必然会导致生产逻辑与符号学的深层次冲突，因而其后期在《生产之镜》和《象征交换与死亡》中全面批判马克思的“生产哲学”实属必然，以至在《生产之镜》中提出：“马克思主义没能彻底同资本主义的生产主义决裂，它所希望的仅是一种更为有效且公正的生产组织，而不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价值以及不同的生活方式。”为此，他用“生产之镜”来界定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将马克思的总体逻辑视为生产。事实上，自20世纪40年代西方社会转型导致消费获得主导性地位，消费社会一切都以符号编码为中介，所以在他看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不是传统的物质生产占主导，而是符号编码占主导，马克思的生产逻辑本身就处于符码统治之中，沦为一种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
三
近年来在西方社会理论有关现代社会特征的探讨中，“消费”范畴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成为一种中心性话语，并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解释体系产生了尖锐的冲突，以至有学者称其“宣布了马克思生产方式的历史性幻灭”。同西方一样，中国的社会理论研究也存在着诸多流派，但与之不同的是，在诸多流派中，马克思主义有着其他流派所不可能具有的特殊地位，它的发展状况对于中国社会生活也就有着其他流派不可能具有的影响，因而需要我们予以特别的关注。立足于当代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视域，在厘清马克思思想遗产的基础上反思消费社会理论，进而评判其理论地位就成为本文的研究课题。
一
恩格斯将唯物史观誉为马克思一生之中的两大理论“发现”之一，他在1883年和1888年分别为《共产党宣言》德文版与英文版撰写的序言中，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核心命题作了堪称经典的概括：“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无疑，物质生产活动在马克思的整个社会理论体系中具有首要的和基本的地位。在马克思看来，生产的基础性制约作用表现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由于人的生理结构，造成必须先能维持生命机能，方能从事其他活动，所以生产具有优先性。当然，马克思对生产概念的理解事实上也存在着变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青年马克思把劳动比作艺术家的创造性生产”的“审美性生产”；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已经确立起对生产劳动之“生命维持”功能之首要性的肯定。可以说，生产范畴在马克思那里，不仅具有一般社会理论的含义，更有审美意蕴。需要说明，本文中对生产的概念性研究仅限于社会理论层面，并不涉及美学问题。
“消费”范畴正是随着马克思对“生产”的关注而进入研究的视野。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计划中，虽然消费仅只是整个经济过程四个环节——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中的一个，但却是整个经济过程的目的或者归宿，并且由于其与生产的关系最为密切，因此获得格外重要的地位。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就一个主体来说，生产和消费表现为一个行为的两个要素，生产和消费具有某种“同一性”。
首先，表现出直接的同一性。生产直接是消费，不但要有生产者体力的消费，还要有生产资料的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人在消费时也是生产其自身，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是一种“物化”，一种物的价值转移到另一种物上；在人自身的生产中则是一种“人化”，物转化为人的劳动能力。
其次，生产和消费每一方都以对方为手段与媒介。生产作为消费的媒介，它创造出消费的材料，没有生产，消费就没有对象；同时，消费也是生产的媒介，因为正是在消费中生产才得到最后完成。一条铁路，如果没有通车、不被磨损、不被消费，它只是可能性的铁路，不是现实的铁路。
再次，生产和消费每一方都创造着对方。一方面是生产创造消费。一是由于生产为消费创造材料，二是由于生产决定消费的方式，三是由于生产通过它起初当作对象生产出来的产品在消费者身上引起需要。可以说，生产创造着消费的对象、消费的方式、消费的动力。另一方面是消费创造生产。一是产品在消费中才成为现实的产品，二是消费创造出生产的动机。
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马克思指出生产和消费的“同一性”。这种认识表明了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也即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似乎在马克思那里生产和消费是并列的，或者说是同等重要的。其实不然，我们必须要清楚，马克思这里的讨论仅是一种逻辑上的讨论，也即生产和消费的“同一性”只是逻辑上的相互制约关系，与经济运行的实际过程并不完全一致。在马克思所谓逻辑与历史的统一中，抽象的思维过程必定要符合历史进程，无疑历史具有先于逻辑的优先陸，“哪怕是最抽象的范畴，虽然正是由于它们的抽象而适用于一切时代，但是就这个抽象的规定性本身来说，同样是历史关系的产物，而且只有对于这些关系并在这些关系之内才具有充分的意义”。可以说，逻辑是对历史的反映，需要与历史事实的内容一致，历史规定着逻辑抽象的限度，理论上的应然与现实中的实然是发展趋势上的统一，现实是理论的依据，历史事实确立起逻辑最终的合法性来源。正是由于历史先于逻辑，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马克思的观念系统中生产相对于消费具有当然的优先性，因为社会生活领域的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就是，就任何一个具体的生产过程而言，必定先有生产，后有消费。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才说：“无论我们把生产和消费看作一个主体的活动或者许多个人的活动，它们总是表现为一个过程的两个要素，在这个过程中，生产是实际的起点，因而也是起支配作用的要素。消费，作为必需，作为需要，本身就是生产活动的一个内在要素，但是，生产活动是实现的起点，因而也是实现的起支配作用的要素，是整个过程借以重新进行的行为。个人生产出一个对象和通过消费这个对象返回自身，然而，他是作为生产的个人和自我再生产的个人。所以，消费表现为生产的要素。”
总而言之，马克思对生产与消费关系的探讨是十分充分的，达到了在当时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时代所能实现的深度与广度，其研究成果已经成为尔后任何学者进行相关研究无论如何都无法规避的事实，以至成为一种现代经济学与社会理论的“常识”。但消费在马克思的经典理论中尚处于生产的“遮蔽”之下，只是鉴于其与生产的密切关系才被赋予一种重要地位。马克思这一“生产一消费”的分析“座架”奠定了后世理论家展开消费理论研究的基础，不论他们是否同意马克思的实际结论，都要从这一理论前提出发。
二
早在20世纪40年代，大卫，里斯曼就把“由生产时代向消费时代过渡”称为是继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以来的第二次社会革命，认为发达国家由此进入到了消费社会。巴特以符号学作为解释大众文化的方法，可以视为把符号学引入消费主义文化研究的先驱；列菲伏尔改变了现代日常生活批判的研究思路，从物质生产一经济领域转向消费一符码领域；德波认为以意象与幻觉占统治地位的“景观社会”取代了马克思时代以生产为核心的“商品社会”。巴特、列菲伏尔、德波虽然在具体的理论上各有侧重，但共同意识到了随着消费社会的来临所引发的社会主导性力量的变化，也即由生产性社会转向了以符号为中介的消费社会。在这些有关消费社会的讨论中，最具影响力的是后马克思思潮的代表人物鲍德里亚。在他看来，随着消费社会的出现，消费已经取代了生产的地位，成为支配着整个社会结构的“存在之光”；在消费社会中，我们消费的并不是物的有用性，而是通过消费显示自己的社会地位与身份，因而被赋予符号学意义。可以说，鲍德里亚正是在马克思的基础上来研究“消费”，并将其置于解读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核心地位。
在早期鲍德里亚的三部代表作《物体系》、《消费社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他发现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理论已经不再能够充分解释以商品的增值为主要特征的现代消费社会的发展，只有借助于符号学理论才能解释消费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生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物品的消费已不再因其物质特性，而是因为它是一种符号，是人与物品之间的关系结构本身，这种关系已延伸到历史、传播与文化关系的各个层面，而且最后所有的关系理念都化为消费品。
当然，消费社会的形成缘于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结构性变迁，除我们通常所注重的作为物质因素的经济基础之外，还有某种精神因素的作用。例如，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对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中精神因素的考察表明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之间存在着某种亲和性，他发现历史上很多地区都曾出现过大量的“资本”，但并没有由此发展出现代资本主义，所以“近代资本主义扩张的原动力”，“不在[供资本主义使用的]资本额从何而来，最重要的，在于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近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理性的行为与企业组织”，新教伦理实际上是将宗教的精神氛围导人经济领域，可以说新教伦理是造成经济生活合理化的重要原因，经济生活合理化又有助于创造出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应该说，在机器大工业时代，制约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问题是生产规模的扩大，由此需要资本积累、节俭禁欲；而进入20世纪，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主义的危机在于无限的生产能力与有限的产品销路，凯恩斯就将资本主义的矛盾归结为有效需求不足，1929年的“大萧条”便是最好的例证。于是，消费就凸显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逻辑，他说：“19世纪发生在生产领域中的那个生产力合理化进程在20世纪的消费领域中得到完成。”
鲍德里亚对现代资本主义消费社会特征的认定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社会生活中的一切都成为了消费品，以至在今天，但凡不能成为消费对象的东西，人们一般都不会认定其有存在的价值。第二，消费品的普遍存在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提供着合法性依据。第三，消费的“个性化”使人们罹患消费“强迫症”，只有将自己的一切都置于消费之中，人们才获得安宁感与实在感。当消费之光弥散到整个社会生活领域中，鲍德里亚就需要对消费社会展开批判性研究，这种研究遵循着双重逻辑线索——马克思的以生产为核心的资本主义批判与巴特、列菲伏尔、德波的符号学理论。
一方面，鲍德里亚借鉴了马克思用以分析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座架”，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决定着消费体系。马克思揭示出“商品形式的奥秘”在于“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也即通常所说的“物化”。其“深刻”之处在于将商品仅仅视为一种现代性的“现象”，因而是暂时的；更主要的是由于他洞悉了生产活动在人及其生活本质中的优先地位，使得《资本论》“既说明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运行方式和社会结构，又说明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马克思说：“如果现象形态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成为多余的了。”牠以生产活动为核心来透视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颠倒和物化现象。鲍德里亚继承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决定着消费体系的基本看法，“在这里，我们会合了马克思所分析的商品形式逻辑：就好像需要、感情、文化、知识、人自身所有的力量，都在生产体制中被整合为商品，也被物质化为生产力，以便出售，同样的，今天所有的欲望、计划、要求，所有的激情和所有的关系，都抽象化(或物质化)为符号和商品，以便被购买和消费”。只是与马克思面临不同的时代境遇，鲍德里亚将消费本身视为生产体系的替代性体系，认为消费在今天已经成为主导性逻辑。就这一层面而言，鲍德里亚是对克思分析思路的一种延伸。
另一方面，鲍德里亚采用了符号学的解读策略。虽然他在主导思路上延续着马克思以生产活动为核心展开的资本主义批判，但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消费本身已经构成了一个具有文化意义的自组织领域，一切物品在其中都变成了具有文化符号意义的物品，也即物品的原始功能性层面让位于物品的符号文化层面。他认为，“物品在其客观功能领域以及其外延领域之中是占有不可替代地位的，然而在内涵领域里，它便只有符号价值，就变成可以多多少少被随心所欲地替换的了。”消费社会中的消费就是一种被符号的意指系统所吸收的过程，这一过程是以大众主动地被吸收为基础，这才是消费社会中符号意义逻辑的运转过程。消费被符号所操控，符号操控消费的目的在于“社会区分原则”。即通过对符号——物的占有和消费，个体凸显出自己的文化身份，而这种转换在他看来决不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过程，只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
早期鲍德里亚虽然是从双重逻辑出发展开理论建构，但明显倾向于从符号学视角展开的社会批判理论，他力图将符号学融入马克思以生产为核心的资本主义批判框架之中，一方面固然拓展了马克思的“异化”一“物化”批判话语，另一方面由于双重逻辑模式的存在。必然会导致生产逻辑与符号学的深层次冲突，因而其后期在《生产之镜》和《象征交换与死亡》中全面批判马克思的“生产哲学”实属必然，以至在《生产之镜》中提出：“马克思主义没能彻底同资本主义的生产主义决裂，它所希望的仅是一种更为有效且公正的生产组织，而不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价值以及不同的生活方式。”为此，他用“生产之镜”来界定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将马克思的总体逻辑视为生产。事实上，自20世纪40年代西方社会转型导致消费获得主导性地位，消费社会一切都以符号编码为中介，所以在他看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不是传统的物质生产占主导，而是符号编码占主导，马克思的生产逻辑本身就处于符码统治之中，沦为一种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
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