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数据来源本文数据来自于对长沙市猪肉消费者的实地调研。调研方案如下：调研时间为2013年7月～9月，调研地点为长沙市芙蓉区、雨花区、岳麓区和望城区。调查方式为超市拦截式问卷调查。问卷内容包括：消费者个人信息（如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月收入等）、消费者对品牌猪肉的认知情况、接受意愿、支付意愿和实际的购买行为等。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800份，回收问卷786份，剔除漏答和错答关键信息的问卷后，实际回收问卷762，问卷有效率为96．9％。
（二）样本特征本次调查中，女性样本所占的比例为50．1％，略高于男性。从年龄分布看，样本分布在30岁～39岁、40岁～49岁、50岁～59岁的消费者占比例较高，分别为25．6％、26．1％和22％；其次是20岁～29岁的消费者占12．70％；而20岁以下的样本占比例最少，为4．9％。从受教育程度来看，大学文化的消费者比例最高，占35．4％；其次是初中文化的消费者和高中文化的消费者，分别占27．4％和21．7％；研究生文化的消费者占比最低，为3．0％。从家庭人均月收入来看，2001元～3000元的消费者占比最高，为31．5％；其次是1001元～2000元的消费者，占18．2％；4001元～5000元的消费者占比为17．5％；而家庭人均月收入为6001元及以上的消费者占比最低，为2．6％。从家庭规模来看，家庭规模为3人的消费者所占比例最高，为37．9％；家庭规模为4人的消费者占比例为31．9％；家庭规模为5人及以上的消费者所占比例为20．7％。家里有16岁以下小孩或60岁以上老人的消费者占61．9％。
二、消费者品牌猪肉消费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一）消费者品牌猪肉的购买情况调查显示，长沙市消费者中经常购买品牌猪肉的占样本总数的14．9％，偶尔购买品牌猪肉的消费者占样本总数的53．3％，从不购买品牌猪肉的消费者占样本总数的31．8％。可见，长沙市消费者目前对品牌猪肉的购买比重偏低。原因可能是，一方面消费者对品牌猪肉的认知与了解程度偏低；另一方面，消费者对政府监管猪肉质量安全的信度和对品牌猪肉本身的信度偏低；同时，也由于目前长沙市品牌猪肉的价格相对于长沙居民平均收入水平来说偏高。
（二）消费者品牌猪肉的购买渠道调查显示，长沙市经常在品牌专卖店购买品牌猪肉的消费者占总样本的17．1％，其中，电话订购品牌猪肉的消费者占品牌专卖店猪肉购买消费者的3．2％，经常在超市购买猪肉的消费者占总样本的42．6％，其中，在超市内设的品牌专柜购买品牌猪肉的消费者占超市猪肉购买消费者的8．9％。而经常在小区肉摊购买猪肉的消费者占总样本比重的7．2％，经常在农贸市场购买猪肉的消费者占总样本的33．1％。可见，品牌专卖店和超市专柜是长沙市消费者购买品牌猪肉的主要渠道。
（三）消费者对猪肉品牌的认知问卷中，我们设置了问题“请您列举长沙市场的主要猪肉品牌”，结果显示，一个猪肉品牌都不知道的消费者占总样本比重的10．3％，能说出1个猪肉品牌的消费者占总样本比重的36．1％，说出2个猪肉品牌的消费者占总样本比重的29％，说出3个猪肉品牌的消费者占总样本比重的19．2％，说出4个及以上猪肉品牌的消费者占总样本比重的5．4％。由此可见，尽管长沙市对猪肉品牌有所认知的消费者占样本总数的89．7％，但总体上认知程度较低。在对长沙市猪肉品牌有认知的89．7％消费者进一步调查了其对猪肉品牌的了解程度，结果显示，长沙市对以上猪肉品牌根本不了解的消费者占对猪肉品牌有认知的样本总数的14％，不太了解的消费者占对猪肉品牌有认知的样本总数的29．5％，一般了解的消费者占对猪肉品牌有认知的样本总数的33．9％，比较了解的消费者占对猪肉品牌有认知的样本总数的18．5％，非常了解的消费者占对猪肉品牌有认知的样本总数的4．2％。因此，长沙市猪肉品牌有认知的89．7％消费者中，对猪肉品牌根本不了解和不太了解的消费者仅占43．5％，比较了解和非常了解的消费者占22．7％。可见，大部分消费者对猪肉品牌了解不多或者根本不了解。
（四）消费者对品牌猪肉的信任我们设置了“您是否信任品牌猪肉？（1）非常不信任（2）比较不信任（3）一般信任（4）比较信任（5）非常信任”一题对长沙市猪肉品牌有认知的89．7％消费者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对品牌猪肉非常不信任的消费者占对猪肉品牌有认知的样本总数的8．6％，对品牌猪肉比较不信任的消费者占对猪肉品牌有认知的样本总数的22．6％，对品牌猪肉一般信任的消费者占对猪肉品牌有认知的样本总数的32．1％，对品牌猪肉比较信任的消费者占对猪肉品牌有认知的样本总数的29．2％，对品牌猪肉非常信任的消费者占对猪肉品牌有认知的样本总数的7．4％。因此，长沙市猪肉品牌有认知的89．7％消费者中，对猪肉品牌和非常不信任和比较不信任的消费者占36．6％，比较信任和非常信任的消费者占31．2％。可见，大部分消费者对品牌猪肉的信任度较低。
（五）消费者对政府部门监管猪肉质量安全的信任品牌猪肉大多是经政府相关部门注册商标或者是受政府相关部门某种质量认证后批准生产的猪肉。因此，政府相关部门监管猪肉质量安全的信度直接或间接影响消费者对品牌猪肉的信任。为此，本文设置了“您是否信赖政府部门对猪肉质量安全的监管？（1）非常不信任（2）比较不信任（3）一般信任（4）比较信任（5）非常信任”一题，以了解长沙市消费者对政府监管猪肉质量安全的信任情况。结果显示，占总样本比重10．1％的消费者对政府监管猪肉质量安全情况非常不信任，占总样本比重19．6％的消费者对政府监管猪肉质量安全情况比较不信任，占总样本比重35．4％的消费者对政府监管猪肉质量安全情况一般信任，占总样本比重28．9％的消费者对政府监管猪肉质量安全情况比较信任，占总样本比重6．0％的消费者对政府监管猪肉质量安全情况非常信任。因此，29．7％的消费者对政府监管猪肉质量安全情况不信任，34．9％的消费者对政府监管猪肉质量安全情况是信任的。可见，总体上长沙市消费者对政府监管猪肉质量安全情况的信任度不高。
（六）消费者对品牌猪肉的支付意愿调查显示，长沙市消费者根本不愿意为品牌猪肉支付比普通猪肉更高价格的消费者占总样本比重的14％，不太愿意为品牌猪肉支付比普通猪肉更高价格的消费者占总样本比重的28．3％，一般愿意为品牌猪肉支付比普通猪肉更高价格的消费者占总样本比重的32．7％，比较愿意为品牌猪肉支付比普通猪肉更高价格的消费者占总样本比重的20．5％，非常愿意为品牌猪肉支付比普通猪肉更高价格的消费者占总样本比重的4．5％。因此，42．3％的消费者不太愿意为品牌猪肉支付比普通猪肉更高的价格，仅有25％的消费者愿意为品牌猪肉支付比普通猪肉更高的价格。可见，总体上长沙市消费者对品牌猪肉的支付意愿不高。
（七）销售人员的推销对消费者购买品牌猪肉的重要性调查显示，14％的长沙市消费者认为销售人员的推销对其品牌猪肉购买影响根本不重要，29．5％的长沙市消费者认为销售人员的推销对其品牌猪肉购买影响不太重要，33．9％的长沙市消费者认为销售人员的推销对其品牌猪肉购买影响一般重要，18．5％的长沙市消费者认为销售人员的推销对其品牌猪肉购买影响比较重要，4．2％的长沙市消费者认为销售人员的推销对其品牌猪肉购买影响非常重要。结果显示，仅22．7％的长沙市消费者认为销售人员的推销对其购买品牌猪肉来说是重要的。可见，营销因素对长沙市消费者猪肉购买行为的作用目前不是很大。
三、简要结论与对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F06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 2012）00-0000-00
自1993年以来，我国先后颁布了9项涉及食品安全的相关法律与法规，其中200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以下简称食品安全法）更被视为食品安全生产与管理立法与监管上的里程碑[1]。自这些法律法规颁布以来，立法与监管的最终效果问题受到了人们的关注。本文将依据对国内各年度媒体对食品安全事件报道次数的统计结果，以及对美国近百年来所颁布的食品安全法律与法规取得的效果的分析，结合有关理论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一、 对国内外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及监管效果的经验性检验
图1反映了从2005年至2011年间我国每年被媒体报道的食品安全事件的数量。以食品安全法颁布的2009年为基准，在2009年之前，曝光的食品安全事件数量逐年减少，而在2009年以后，尤其是2010年至2011年，被曝光的食品安全事件数量陡增。根据对数据来源网站数据库的统计显示，仅2012年上半年，被各家媒体曝光的食品安全事件数量已经达到300多起，可以预计，2012年的全年数量会超过2011年，达历史最高。
就统计结果来看，2009年之前的法规对食品安全问题的发生起到了控制作用，而2009年之后，食品安全法的颁布并没有对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起到很好的控制作用。对此，我们的分析是：
（1） 在2009年以前，食品安全问题并未作为一个主要的社会问题受到媒体、政府和消费者等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因此，社会媒体对食品安全事件的报道数量并不能作为检验法律法规有效性的合理参照。
（2） 在2009年以后，食品安全问题成为了全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这时候报道数量的激增，可以被理解为是对之前“积累莫返之害”的集中体现。面对这种形势，食品安全法确实受到了严峻的挑战。
2012年上半年与2011年上半年相比，更高的事件曝光次数使我们看到了食品安全法在面对食品安全现状压力下效力的不足。食品安全事件的数量并没有随着法律法规的颁布而出现减少或趋势上放缓的迹象，其实此类情况在美国也曾有过前车之鉴。在各项食品安全法规陆续颁布的一个世纪中，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对于食品安全的预算投入每年都在稳步上升，但食品安全事件的爆发数量却也同时在剧烈的震荡中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2，3，4]。 “在财政预算和食源性疾病之间，我们看不到任何可以启发人们思考的联系[5]。”罗斯福总统把他的行为总结为两部伟大的食品法：《联邦肉类检验检疫法》和《纯净食品药品法》，要求联邦政府必须保护民众免受工业犯罪贪婪的侵害[6]。然而一百年来，改革食品安全法在美国依然是一座有争议、有斗争的高山[7]。2009年，奥巴马总统重申了罗斯福总统的观点：有些事情只有政府能做，其中之一就是保证我们所吃的食品的安全且不会对我们造成伤害[8]。可是，从罗斯福到奥巴马，时间的推移说明了立法者并未能解决如何监管食品安全市场这个世纪性的难题[9]。
政府立法与对市场的监管被传统经济学家视为通过政府干预市场解决市场失灵的一种有效方式。但是，从中美两国食品安全法规的境遇和经历来看，政府的立法和监管并没有在食品安全市场上得到理论上应有的效果。对此问题，我们的观点是：（1）必须对原有的关于政府干预市场的理论在现实条件下进行修正。（2）政府应根据消费者的需求采取监管措施，引导企业依赖消费者的需求进行生产。
下面，本文将从实际情况出发，对上述的两个观点依次进行论证。
二、 对食品安全市场中立法与监管效果问题的理论分析
1. 与食品安全市场有关的不完全信息理论
对政府介入的经济学验证常常依赖于市场失灵的有关理论，这对食品安全市场也不例外[10]。
国内在这方面的理论研究目前大多处于在研究食品安全监管体系、预警体系、追溯体系等问题当中兼顾研究食品安全市场的不完全信息问题。顾小林等在研究食品安全检验追溯体系中指出，企业的食品安全信息系统缺乏相互间的信息传递和共享，形成了信息孤岛，影响了食品安全追溯体系的形成，这也使得消费者无法得到有关食品特质的有效信息[11]。顾小林还研究了如何运用关联分析来挖掘市场信息的方式，从而达到畅通市场信息，提供政策支持，精确预警食品安全问题的目的[12]。
在国外，对食品安全市场不完全信息理论的研究做出比较突出的贡献的是John Antle， Julie Caswell和Jean Buzby。他们认为，消费者需求理论是基于消费者自我完全信息基础上的，这一理论要求消费者掌握关于生产过程如何影响他们的健康和财富的信息[13]。因此在完全市场的条件下，那些相互作用的曲线反映了最优的食品安全度，这些都是基于所有市场参与者都熟知产品的特征，但是食品质量信息市场是不完全的[14]。消费者食品安全信息的缺失和生产者提供不完全信息导致市场失灵[15]。依据以上三位学者的观点，国外相关学者们运用不完全信息理论分析食品安全市场所得到的比较一致的研究结论是：食品安全市场的失灵是由于食品安全市场的不完全信息引起的，因为消费者的实际需求曲线会比理想需求曲线低。
按照传统的不完全信息理论，政府往往根据困境产生的问题和结果（比如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试图通过立法和监管，促使市场信息进一步公开，使消费者获得更多相关的信息和知识，从而推动消费者实际需求曲线的上升。但是，本文以下的分析将进一步显示，传统的不完全信息理论关于食品安全市场的分析论述是存在缺点与不足的，同样在这样的理论下建立起来的立法和监管往往也是难以奏效的。
2. 不完全信息理论下的食品安全市场
我们用图2来说明传统的不完全信息理论是如何分析食品安全市场的。
图2说明了食品安全市场的供求关系，横轴代表食品安全的数量，用Q表示。纵轴代表食品安全的价格，用P表示。供给曲线（S）和需求曲线（D1）分别代表了食品安全市场中，对食品安全的供给和需求的情况。在S和D1的交点处，食品安全市场达到供求平衡，此时食品安全市场的均衡数量为Q1。Q1数目被认为是最大效益时的数量，因为在此点，社会净收益（a区）——也就是说，消费者的食品安全收益（a+b区）减去生产者成本（b区）是最大的，若食品安全提供者提供比Q1更多的食品安全数量将会迫使其牺牲掉自己的利益。
基于以上建立的供求关系，根据前文总结的国外学者的观点，依照传统的不完全信息理论可以得出：与消费者原本意愿相比，实际反映出来的需求曲线要比原本意愿下的需求曲线要低[16]。这是因为市场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逆向选择的结果。依照这种说法，在图2中，存在着实际需求和理想需求两条需求曲线，其中，D1为实际需求曲线（即不完全信息下的需求曲线），其与供给曲线S的交点对应的需求量为Q1；D2为消费者原本意愿下的需求曲线（即完全信息下的需求曲线），也就是理想需求曲线，其与供给曲线S的交点对应的需求量为Q2。根据传统不完全信息理论倡导者的观点，Q1
然而，我们经过研究，认为以上对政府干预市场的理论解释还是存在着一定的谬见。
3. 食品安全市场中不完全信息理论的谬见
如上所述传统不完全信息理论的倡导者认为：市场是动态的，随着政府监管程度的加深和立法的不断完善，可以使市场参与者获得日渐充足的信息，从而推动需求曲线D1向D2移动[17]。
而本文的观点是：D2曲线在现实中不会存在。政府为将需求曲线D1向D2移动所做出的努力对实际的需求曲线D1没有任何影响。理由是：
完全信息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提供食品安全信息就像提供其他商品一样，必须耗费资源，而市场中资源是稀缺的，这种资源的有限性使得食品安全信息无法被完美地提供出来。因此食品安全市场注定是信息不完全的，总有一部分信息因为逐利的目的被隐瞒，或是由于技术的问题未被发明和发现。其中已知的那部分信息最终转化为了消费者的实际需求；而那些无法被认知的信息对消费者不产生任何影响。消费者本身不会去想那些他们本来就意识不到的信息，因此这些未被认知和没被意识到的信息就不会对需求曲线产生影响。
因此，在图2中，需求曲线D1的状态是食品安全市场经过多次博弈后可以达到的满意状态，而D2曲线由于消费者不会去考虑他们不知道的信息而不会存在。由此可见，政府试图通过立法和监管的方式去弥补市场失灵造成的空缺，而使消费者得到的食品安全的数量从Q1增加到Q2的做法是存在谬见的。
从这个分析的结论中可以看到，政府立法和监管的重点不能放在从Q1到Q2的增加量上，而传统的政府对食品安全的监管都把重点放在了如何通过监管保障更多的食品安全从而满足市场对食品安全的需求上，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了美国100多年来各项食品安全法令的表现平平和我国食品安全法压力重重的原因。
由此可见，关注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需求十分重要，忽略需求或对需求的误判都会使得食品安全监管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那么，是不是政府只要关注了需求就能使得监管收到好的效果了呢？下面进一步的讨论将表明：监管本身具有的强制统一性和消费者需求的多样性存在着与生俱来的矛盾，如果政府的立法和监管直接面对消费者，则监管依然不会收到满意的效果。我们借鉴Tomhide Yasuda的阶梯形曲线（Step-shape Curves）[5]的方法对这一论点进行分析。
4. 对政府立法和监管无效的分析
如图3所示：假设市场中仅有3个消费者，A、B和C。他们对食品安全的需求情况用图3中三个图表来表示。在图3的每一个图表中，每一个方格代表1单位价格下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需求量，记为1，因此每一个方格所代表的收益（或成本）为1￥。在图3中，当价格为3时，消费者A的需求量为2个方格，记为2；消费者B的需求量为4，消费者C的需求量为3。每个消费者的需求构成的图形中方格的总数代表了他能够在食品安全市场中获得的收益总数，即消费者剩余。因此，每个消费者的需求图中有所有方格构成的图形顶端的阶梯形曲线DA、DB、DC 就是消费者A、B、C对食品安全的需求曲线。
假设政府能够精确地预测食品安全的需求和成本，则食品安全市场的供求结果由图4表现出来——其中的需求曲线是三个消费者的需求方格总和后形成的图形中最上方的阶梯形曲线D总。特定价格的总需求，为特定价格下单个消费者需求方格数的综合，如在价格为3时，总需求为9（4+3+2），而供给曲线则给定。
根据福利总和的概念，图4中，在食品安全供给的9单位处，总收益（总购买意愿）是￥40（在数量9处需求曲线下方的方块数），即图形ABCO。总成本是￥6（在数量9处供给曲线下方的方块数），即图形B’CC’。因此，在数量为9单位处，净收益为￥34，即图形ABB’C’O，其他的数量条件得到的结果则无法超越这一收益。
在市场均衡数量为9的状态下，对应的均衡价格为￥3，再从图3的三张图中可以看出，在价格为￥3时，A、B、C三位消费者的需求量分别为2、4和3个单位。很明显，三个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需求量不均匀。
在现实中，政府所面对的食品安全市场给致力于减少事故数量和监督企业生产的立法者和监管者提出了两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一是完全掌握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需求；二是按照消费者的需求充分分配均衡状态下的9个单位，这是因为：
首先，由于之前阐述过的不完全信息市场的特殊性，政府无法彻底了解消费者多样化的需求。通过对有效市场假说的分析我们得知：胜过市场是不可能的[18]，因此政府干预性政策的颁布速度永远滞后于市场。
其次，所有的政府法规以及监管措施都具有很强的统一性（one-size-fits-all）。而这种统一性又经常造成分配的统一。结果这种无弹性的分配使消费者失去了自由选择的权利，被动地接受统一的分配，这种分配方式必然无法满足消费者多样化的需求。如图4所示结果，若统一的标准规定每个消费者均获得3单位，则就个人的分配结果来看：A本来想获得2单位，而实际多获得了1单位，他原本可以把这1单位给B。B原来想获得4单位，而此时市场没有满足他的需求。以上情况反映到阶梯形曲线图中就如图5所示，在政府管制下，价格为3时，市场上的总供给是9（图5中图形ABCD），而与图4中价格为3时的总需求（图4中A’BB’D）相比，消费者A的需求多了一个单位（图5中图形ABCD比图4中A’BB’D多了一个白色方格），即图形A’BCD’；消费者B的需求少了一个单位（图5中图形ABCD比图4中A’BB’D少了一个深色方格），即图形EFGH；消费者C的需求数量不变（浅色方格数量不变）。而无论是多了还是少了，虽然总供给没有变化，但对消费者A和B而言，市场没有满足他们各自的需求。管制使得市场的总收益减少了2单位（图5中图形EFGH和A’BCD’），市场的资源配置出现了无效，还有一种可能的情况是A、B获得三单位的感觉都不如以前了。他们的意愿都未获得满足，可见立法和监管措施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由此可见，当政府直接与需求对话，直接暴露在消费者面前时，还会因为监管的统一标准无法满足消费者多样化的需求而面临监管上的无效。
三、 对政府如何在市场中进行有效立法和监管的建议
综合上述观点，我们认为政府应该关注如何满足消费者在食品安全方面的需求，但关于开发和研究需求的工作应该借助企业来完成。从这个角度出发，去进行立法和监管才有助于实现立法和监管最终的目的。在现实社会中，包括食品安全法在内的众多法律法规及监管措施都将重点瞄准了食品安全生产及食品生产企业，把企业确立为食品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对这样的措施我们是完全赞同和支持的。但是我们更进一步地认为，关注企业不应该成为政府立法和监管的终点，而应该把企业作为一座桥梁，通过发挥企业在市场中对消费者需求的敏锐嗅觉和洞察力，来实现食品安全市场对消费者需求的开发，从而达到政府对食品安全市场立法和监管的真正目的。我们用图6来解释这一观点。
1. 主循环，步骤①-④
① 政府通过立法、监管、补贴、合作等方式，激励企业去探寻食品安全市场中消费者对于食品安全的具体需求；
② 企业在政府政策支持下，对消费者食品安全的需求进行调查、分析和预测；
③ 企业从调查中得到有关消费者对食品安全需求情况的反馈；
④ 如果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需求可以发展成为企业的赢利点，则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企业将会为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进行投资，提供有效的食品安全产品和相关服务，对于企业而言，有了需求才会有投资，作为商品的食品安全也是如此。
2. 辅助循环Ⅰ，步骤⑤、⑥
⑤ 企业将激励的效果和执行情况反馈给政府；
⑥ 政府根据企业的反馈，结合实际情况，对其激励手段进行修正，以保证企业在开发消费者需求的过程中得到持续有效的支持；
3. 辅助循环Ⅱ，步骤⑦、⑧
⑦ 政府通过风险交流、民间平台等方式从消费者处获得关于需求满足情况的反馈；
⑧ 政府根据消费者的反馈，一方面向消费者提供各方面的可供公开的信息，另一方面通过步骤⑥把收集到的情况向企业反馈；
根据对食品安全风险分析框架[19]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图6作为通过政府立法与监管发起的风险交流的一种方式，是以政府立法和实施监管措施为起点，以满足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需求为最终的归宿，通过企业的市场核心作用，实现保障食品安全的一种方法。在这个8个步骤中，步骤②③④的实施与实现是整个解决办法能否有效运行的关键。在三个步骤中，企业必须发挥自身对于需求的分析和洞察的能力。
四、 结论
本文从中国和美国两国食品安全法律与法规对市场中食品安全问题立法和监管效果的经验性总结出发，通过对不完全信息理论的修正，从理论的角度对食品安全市场中，政府的监管效果问题进行了阐述与分析，得到如下结论：
（1）现阶段的中国与100年前的美国经历着相似的社会阶段。在这个阶段中，食品安全问题成为了社会焦点问题。此时两国的食品安全市场都无法有效地配置资源，对食品安全供给都无法满足食品安全的需求。因此两国政府都试图通过立法和监管来对食品安全市场进行干预，但监管效果都不如人意。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首先是指导政府干预市场的理论出现了谬误。
（2）传统的不完全信息理论对食品安全市场中，真实反映出来的需求曲线要比原本意愿下的需求曲线要低的论断存在谬误。应该存在的情况是原本意愿下的需求曲线根本不存在，因为消费者不会考虑那些原本就未认知的信息，从而也就无法形成需求。因此政府采取提高食品安全数量的供给来尽量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做法在很多时候是无效的。因为这些政策与法律只关注了如何提高数量，而没有考虑消费者需求本身的特点。
（3）若政府注意到需要关注消费者的需求，把立法与监管的出发点从关注数量转变为关注需求本身，则政府法令与政策自身具有的强制统一性（one-size-fits-all）还是会与消费者多样化的需求发生矛盾与冲突。我们使用阶梯型曲线证明了这个观点。如果政府关注需求，却把自己完全暴露在消费者面前，其所使用的监管手段还是难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4）政府监管要关注如何满足需求，但又不能使监管直接面对消费者，因此应把企业也纳入到探求满足需求的机制中，以企业为桥梁使监管措施得以产生满意的效果。整个机制突出了食品安全风险进行风险交流对于食品安全监管的重要性，这也进一步说明了通过公开市场信息以解决市场失灵的正确性。而本文对不完全信息理论的修正是根据食品安全市场现实情况调整了该理论关于消费者需求的假设，从而经历了另外一个分析的过程，而最终结论在理论方面还是与传统的不完全信息理论殊途同归的。
参考文献
[1] 杜殿虎. 《食品安全法》视角下对我国食品安全法制监管的审视[J].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1）：84-86
[2]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 2000. Surveillance for Foodborne Disease Outbreaks—United States， 1993–1997[R].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Weekly Report 49： 1–51.
[3]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 2006. Surveillance for Foodborne Disease Outbreaks—United States， 1998–2002[R].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Weekly Report 55： 1–34.
[4]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 2008. Outbreak Surveillance Data： Annual Listing of Foodborne Disease Outbreaks，United States[EB/OL]. Available at： . Accessed June 23， 2008
[5] Tomohide Yasuda. Food Safety Regul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 Empirical and Theoretical Examination [J] . The Independent Review， n. 2， Fall 2010： 201-226
[6] Philip J. Hilts. Protecting America's Health： The FDA， Business， and One Hundred Years of Regulation [M].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4： 55.
[7] Marion Nestle， Safe Food： The Politics of Food Safety （California Studies in Food and Culture） [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Second Edition， Revised edition （June 15， 2010）： 34-35
[8] President’s Food Safety Working Group， U.S. DEP’T Of AGRIC.. Key Findings[EB/OL]. available at http：//foodsafetyworkinggroup.gov/FSWG_Key_Findings.pdf. 2009
[9] Trexler， Nathan M. Market Regulation： Confronting Industrial Agriculture's Food Safety Failures[J]. Widener L. Rev （2011）： 311
[10] Cowen， T.， and E. Crampton. Introduction. In Market Failure or Success： The New Debate [M]. Northampton， Mass.： Edward Elgar， 3–28.
[11] 顾小林，卞艺杰，浦徐进. 基于改进 KS 方法的食品安全追溯信息检索模型[J]. 软科学，2011年8月·第25卷·第8期（总期第140期）：61-65
[12] 顾小林，张大为，张可，浦徐进，曹文彬. 基于关联规则挖掘的食品安全信息预警模型[J]. 软科学，2011年11月·第25卷·第11期（总期第143期）：136-141
[13] Antle， J. M. Choice and Efficiency in Food Safety Policy[EB/OL]. Washington， D.C.： AEI Press. Available at： http：///id/17349427/page/2/print/1/displaymode/1098/. AccessedMay 10， 2007.
[14] Caswell， J. A.， and E. M. Mojduszka. Using Informational Labeling to Influence the Market for Quality in Food Products[J].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78： 1248–253.
[15] Buzby， J. C.， and T. Roberts. ERS Updates U.S. Foodborne Disease Costs for Seven Pathogens[J]. Food Safety 19， 1996， no. 3： 22–25.
[16] Crutchfield， S.， J. C. Buzby， T. Roberts， M. Ollinger， and C. T. Jordan Lin. Economic Assessment of Food Safety Regulations： The New Approach to Meat and Poultry Inspection. Agricultural Economics Report no. 775 [R] .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1997. 5-21
中图分类号：F831.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101（2013）01001804
一、 安徽省产业结构、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概况
改革开放30余年来，安徽省经济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其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已达12359.3亿元，为1980年的87倍，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伴随着产业结构的重大调整，如图1所示。在1990年以前，其三次产业结构为“一、二、三”形式，安徽作为农业大省，第一产业一直占较大比重；1995年后产业结构转化为“二、三、一”形式，即第二产业比重上升超越第一产业成为首要产业；2005年以后，随着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第一产业逐渐萎缩至20%以下，而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呈现出齐头并进的态势。
从表1中可以看出，安徽省三大产业占GDP比重与中部湖南、湖北及江西三省差别不大，而与全国经济发达地区如江苏、浙江、广东等省比较，第一产业占比偏大，第三产业占比较小，说明安徽省第三产业仍然没有得到充分发展。从能源消费情况中的生产总值能耗来看，安徽省的能耗情况为0.97，明显优于全国和中部三省，但与苏、浙、粤等全国几个节能降耗模范省份相比，仍有明显差距。这说明安徽省的工业化进程与能源消费要形成良性循环尚有提升空间。
二、灰色关联模型
1.灰色关联分析的基本原理
灰色关联分析源自“灰色系统理论（Grey Theory）”，它以“部分信息已知，部分信息未知”的诸如“小样本”不确定性系统为研究对象，通过充分利用“已知信息”的生成、开发去了解、认识世界，实现对系统的有效控制[1]。其基本思想是：根据序列曲线几何形状的相似程度判断其关联程度的紧密性，曲线越接近，序列间的关联程度越大；反之则越小。由此可以判断引起该系统发展的主要原因和次要原因。
利用该理论，尹春华、顾培亮（2003）实证检验了我国产业结构与能源消费的关系[2]，牛鸿蕾（2010）考察了江苏省的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3]，陆敏、赵湘莲（2012）检验了江苏省经济增长、能源消费与二氧化碳排放的灰色关联度[4]，彭远新等（2010）就安徽省和江苏省的能源强度进行了比较[5]，刘翀（2011）对安徽省工业经济结构与能源结构的关系做了实证研究[6]。本文以灰色关联理论为基础，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法研究安徽省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能源消费的关系，动态、定量的反映各参考序列与经济增长序列的关联紧密程度，为产业结构调整升级、能源利用效率提高提供政策支持。
2.灰色关联分析的数学模型
（1）确定分析序列
4.实证检验分析
基于灰色关联分析模型对安徽省产业结构变迁、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从图1可以看出，安徽省产业结构的变迁符合“库兹涅茨三次产业理论”：第一产业产值占经济总体的比重逐渐下降；第二产业稳步上升，但趋势渐缓；第三产业虽有波动但总体保持上升趋势。这些均显示安徽省产业结构正从低附加值的第一产业向高附加值的第二、第三产业转移且第二产业是优势主导产业。
第二，从表4关联度排序可以看出，六个变量序列中与经济增长关系最大的为能源消费总量，其次为能源利用效率。从图2也可以看出，能源消费总量无量纲化序列与GDP曲线的关联程度更紧密，这与灰色关联度分析一致。它们都说明安徽省的经济增长仍然是靠能源消费驱动，能源消费总量的增加比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更能促进经济的增长。其次，与经济增长关联度较高的是第二产业占国民经济比值和能源消费结构，显示出第二产业既是安徽省的支柱产业，也是能源消耗最大的产业，今后要加快安徽省经济发展必须率先从改善能源利用效率和调整产业升级开始。
第三，从产业结构方面看，第二产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最为紧密，这表明它对经济增长率影响较为稳定，在经济发展中起着稳定器的作用。而第三产业与经济增长关联序较靠后，反映出安徽省第三产业发展仍比较薄弱，这也与表1中安徽省第三产业占比落后其他多数省份情况相符。如何对第三产业的制度创新和安排作出改进，不断加大第三产业比重是安徽省面临的新方向。
第四，从能源消费方面看，能源消费与能源利用效率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安徽省能源消费总量、能源利用效率与经济增长的综合关联程度达到0.840 7和0.737 8，都显示了它们与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能源利用效率的关联序位于能源消费总量之后，说明安徽省能源经济效率和技术效率尽管有了一定程度提高，但能源利用效率偏低的状况仍有待改进；能源消费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联程度处于第三位，这表示随着我国大力推进“低碳经济”、“节能减排”政策以来，煤炭作为传统的主要能源，正被新的清洁能源技术所替代。
四、对策与建议
基于以上分析，为提高安徽省能源利用水平，促进安徽省经济快速增长，应积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改善能源利用效率；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形成合理能源消费结构；加大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力度。
第一，安徽省应继续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发挥“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的优势，改变过去粗放型高能耗增长模式，改造提升能源密集型产业，坚持走“结构优化、技术先进、清洁安全、附加值高、吸纳就业能力强”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第二，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形成合理的能源消费结构。重视煤炭消费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同时，更要重视经济与环境、资源、生态的协调发展，特别是提高新能源、新材料、环保产业产值，另外还要坚持开发节约并举，提高全民的节能减排意识，提倡节约、科学的生活方式，形成节约资源、减少污染的社会风气。
第三，大力开发多种可再生能源，可以提高安徽省能源自给能力，缓解目前能源紧张的局势。安徽省是农业大省，应继续鼓励秸秆资源丰富的粮棉油主产区和能源林基地建设生物质能发电项目，支持发展城市生活垃圾发电；此外地理环境多样，沿江沿湖、分水岭等地区水能、风能资源开发前景广阔；以开发区集中联片建设为重点加快太阳能城市示范建设，继续推进芜湖繁昌、池州吉阳等地核电工程的建设。
参考文献：
[1]刘思峰，郭天榜.灰色系统理论及其应用[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2]尹春华，顾培亮.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与能源消费的灰色关联分析[J].天津大学学报，2003（1）：104-107.
[3]牛鸿蕾.江苏产业结构域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研究——基于灰色关联模型[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0（6）：31-34.
费者对我国当前食品安全监管评价较低，尤其是在政府的监管与执法力度方面; 马琳研究发现，大部分消费者认为对食品安全进行有效监管是政府的职责，对政府监管评价越高的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评价越高; Brewer 等通过调查发现，近一半的消费者对政府监管食品中的添加剂、农药残留、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感到十分担忧，担忧程度极大影响对食品安全监管的评价; Williams 认为食品中过量的添加剂、农药残留等是影响消费者对政府监管效果评价的重要因素; 纪杰认为食品中有害物质反映了政府监管效果不突出，严重影响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监管的评价; SpencerHenson 指出: 可通过公共和私人等方式对食品安全进行监管，除政府监管外，还应发挥社会监督等第三方监管的作用，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社会监督的评价也将影响到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监管的评价。
基于上述研究可知: 消费者食品安全监管评价受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满意度、政府监管有害物质效果的担忧程度和食品安全社会监督评价等因素的影响。因此，深入探究消费者对食品安全评价情况以及影响监管评价的主要因素，针对性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显得尤为重要。
2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政府作为保障人民利益的公共管理者，在食品安全监管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但近年来食品安全风险事件的频发致使民众对食品安全监管的满意度持续走低，对政府食品安全监管能力不断提出质疑。西方政府监管理论起源于市场失灵，在资源无法有效配置的情况下，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运用强制性手段对市场进行干预。虽然政府监管是弥补市场失灵的有效手段，但政府干预不足或干预过度都会导致政府失灵。本文在传统政府监管理论的基础上升华并提出新公共管理理论。基本理念为:①主张重新定位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通过将市场上的竞争机制引入到政府部门的方式，提高政府运行效率; ②主张重新整合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在以政府监管为主导的基础上，提倡非政府组织共同承担公共管理的责任; ③主张政府组织结构的变革，将高度集权的政府组织向分权化、扁平化、网络式的组织结构发展。费威、颜海娜等的研究体现出了新公共管理的相关理念，指出解决食品安全问题、提升消费者满意度不仅需整合政府的监管强势，更需引入政府以外的力量，形成多元主体优势互补，才能更好应对食品安全问题。新公共管理理论对政府监管进行了重新定位，并考虑纳入新的监管力量，强调了食品安全监管中社会监督力量与政府监管的相互配合，有助于转换政府固有的监管思路，提高政府监管效率，提升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监管的满意度水平。
一、前言
2008北京奥运会将全民体育健身推向了一个高潮，且随着“中部崛起”安徽经济的飞速增长，近年来合肥市经济持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已有越来越多的合肥居民不再为衣食担忧，他们中的大多数将眼光投向健身消费。作为大众体育项目之一的游泳，深受许多市民所爱。科学的场馆、专业的技术成为大众游泳消费需求的首选[1]。合肥市作为安徽省政治文化中心，也是游泳消费比较普及的地区，游泳消费日渐看好。游泳是奥运会比赛中金牌数量最多的竞技比赛大项之一,同时也是一项适宜于男女老少各类人群健身娱乐的体育运动项目。因此，研究合肥大众游泳消费活动现状，对于服务游泳健身、游泳场馆经营具有现实意义。
二、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安徽省游泳馆、合肥市文采游泳馆、银杏苑游泳池、中科大游泳池、百花园度假村游泳池等主要游泳场馆的消费者，并按照分层随机抽样方法进行调查。
（二）研究方法。
1.问卷调查法。
对安徽省游泳馆、合肥市文采游泳馆、银杏苑游泳池、中科大游泳池、百花园度假村游泳池等主要游泳场馆的消费者进行问卷的发放和回收工作。问卷共发放300份,回收242份,有效问卷200份,有效率为66.7%。
2.文献资料法。
通过中国期刊网查阅与本研究相近的全民健身和体育消费的实施状况的论文10篇,结合合肥市的实际情况进行问卷设计和回收后的分析研究。
3.数理统计法。
主要观察指标：分析地域、时间、空间、年龄、受教育程度、性别和健康状况、管理体系、收入因素对开展体育健身活动的影响。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合肥市游泳市场消费概况。
1.合肥市居民消费水平。
据2009年合肥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市区人口208.58万人,全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158元，城市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3714元[2]。
2.合肥市的游泳馆规模。
从合肥市体育局了解到，除几所大学的游泳池和奥体中心游泳池，几乎全部在一环以内或老城区，一环以外及许多人口密集的小区游泳馆几乎没有。可见游泳池数目较少影响人们去进行游泳消费，并且场馆的分布不均也从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居住地较远居民对游泳进行投资消费。
3.合肥市单次游泳消费额。
游泳是人们特别是年轻人常选用的健身手段，是对技术、场地相对要求较高的体育健身项目。合肥市各游泳馆的门票价位基本一致，游泳场馆的消费卡通常有5种（见表1），表1显示出，单次卡单次消费额为20元；10次卡单次消费额为18元；30次卡单次消费额为13元；月卡单次消费额为10元；年卡单次消费额为4元。
表1合肥市各游泳馆平均票价
4.合肥市大众游泳消费的季节性差异。
合肥市的游泳场馆分室内池和室外池两种，这主要是由于合肥市的气候原因，室外游泳池冬天无法开放，冬天室内游泳馆开放的也基本没有利润，仅能维持维修、消耗等。在所有的游泳场馆中，真正经营情况较好是安徽省游泳馆、合肥奥体中心游泳馆、合肥市文采游泳馆等一类面向大众开放的较大型游泳馆。以合肥市文采游泳馆为例，合肥市文采游泳馆位于庐阳区女人街，据文采游泳馆的李经理所述，2008年七八两月的营销额为40余万元，占全年90万营销额的接近一半，在夏季平均每天有350人次前来消费，最多时一天可达500人次，而在春、秋、冬季前来消费的人很少，呈现出明显的季节性差异。
（二）合肥市大众游泳消费人群调查。
1.消费者性别结构情况。
据问卷资料的数据统计，消费者性别结构情况是：男性消费者107人，占总调查人数的53.5%，女性消费者93人，占总数的46.5%，比例略微偏低。游泳消费者男女比例为1.15：1，这表明合肥市游泳消费者男女性别比例接近，消费群体较为合理。
2.消费者年龄结构情况。
表1合肥市游泳消费者年龄结构
据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对年龄划分的依据和问卷资料的数据统计，18岁以下少年和儿童41人，占总调查人数的20.5%；18-40岁的青年94人，占总数的47.0%；41-65的中年57人，占总数的28.5%；66岁以上的老年8人，占总数的4.0%。由此可看出，消费人群以青少年、青年居多，中年人群也占有一定的比例。
3.消费者学历结构情况
表2合肥市游泳消费者学历结构
据问卷资料的数据统计，大专学历55人，占总调查人数的27.5%；本科学历40人，占总数的20.0%；硕士以上学历6人，占总数的3.0%；专科以下学历99人，占总数的49.5%。也就是说在目前合肥游泳消费市场中，本科及本科以下学历占绝大多数，否定了学历的高低与参与游泳消费成正比关系[3]。
4.消费者职业分布
表3合肥市游泳消费者职业分布
据问卷资料的数据统计，学生占总调查人数的27%、专业技术人员占总数的15%、商业服务业人员占总数的14%，它们占了消费者总数的一半以上。然后依次是公务员，占总数的6%；经理占总数的5%；外资职员占总数的7%；私营企业家占总数的3%；个体工商户占总数的2%；产业工人占总数的4%。其他职业的消费者占总数的17%。
不难看出，学生作为青年的主体是游泳消费人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图3可看出），白领（公务员、经理、外资职员、私营企业家、个体工商户等）也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这与其经济收入和消费观念有一定联系[4]。
（三）合肥市大众游泳消费水平情况
合肥市各游泳馆的门票价位基本一致，但一些在高级饭店、宾馆内作为辅助配套设施和高档休闲运动场所、富人居住小区等场所内的游泳馆消费昂贵，只能满足少数人的需求，合肥市游泳消费的单次价位从10元以下到31元以上不等，我们将消费者的不同人均收入划分四个层次，游泳消费者单次消费的标准根据自己经济实力也不同[5]，具体情况（见表2）。
表2合肥市各游泳消费层次消费水平抽样调查表
人均月收入1800元以下的消费者在单次消费10元以下人中有113人；人均月收入1801-3000元的消费者在单次消费11-20元的人中有68人，占该消费层次总人数81人的84.0%；人均月收入3001-5000元的消费者在单次消费21-30元的人中有16人，占该消费层次总人数17人的97.4%；人均月收入5000元以上的消费者在单次消费31元以上人中有3人，占了该消费层次总人数3人的全部。
这说明单次消费价位高低选择与人均月收入基本上是成正比例的，即高收入家庭选择高层次消费，低收入家庭选择低层次消费。总体来说合肥市游泳消费群体的月收入集中在3000元以下，单次消费金额低于20元。
（四）合肥市大众游泳消费的影响因素分析
游泳消费，从表面看是买不买，游不游的问题，是各因素相互作用的共同结果。一个经常从事游泳消费的人，至少从自身出发要有体育消费观念、良好的经济能力和必要的休闲时间，满足这三个条件的基础上再选择自己所好的场馆设施。
影响合肥市游泳消费的原因分别是经济因素、时间因素、观念因素、人文因素和服务因素。其中，服务因素是影响合肥市游泳消费的最重要的因素[6]。研究表明消费者对服务因素中普遍反映的是卫生、安全、场馆条件、消费项目、交通条件等。
1.经济因素。
一个对游泳持某种认识的人，应具备足够时间和经济承受能力。经济因素是必备因素，它包括门票价格太高、经济实力有限[7]。2.时间因素。
与经济因素相同的是，时间因素也是影响游泳消费的必备因素，它主要体现在时间不够用。
3.观念因素。
观念因素与经济、时间因素联合构成影响游泳消费的主体因素。没兴趣、体育消费观念落后、没意识到游泳的作用、其它体育消费的冲击、游泳很时尚、不适合自己、上学时游泳教育的影响等，这些都是观念因素，直接指导和制约消费者的消费目的和行为[8]。
4.人文因素。
人文因素起推动作用，它包括家庭成员的影响、游泳项目精彩、游泳开展不好、游泳场所宣传少、游泳的传统优势、缺少锻炼指导等。
5.服务因素。
商家的服务因素则是主导因素，也是消费者反映最多，制约合肥市大众游泳消费比例最大的因素，包括卫生不行、安全措施不好、条件过于简陋、场所服务跟不上、消费项目太少、场馆不够用、交通条件限制[9]。
表4制约合肥市大众游泳消费因素
据问卷资料的数据统计，经济因素占总数的22.5%、时间因素占总数的16.8%、观念因素占总数的10.7%、人文因素占总数的20.40%、服务因素占总数的29.6%。随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的加快，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政府也鼓励市民进行体育健身，同时加大了对体育娱乐健身方面的投资，合肥的游泳消费市场作为一个相对较为成熟的市场，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必然会随着合肥市体育健身娱乐市场的发展而不断完善和壮大。近两年各种游泳赛事不断在合肥召开，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市民参与游泳消费的积极性[10]。
四、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1.合肥市游泳消费者男女性别比例接近，青年、青少年以及中年是其主体，消费群体比较合理。参与消费的以本科以及本科以下学历者为大多数，参与者的人均月均收入主要集中在1800-3000元。
2.合肥市游泳消费场馆较少，经营项目较为单一，由于室内游泳馆数少，造成大众游泳季节性消费明显；游泳场馆分布不均，多分布在市中心及一环以内。
3.合肥市游泳消费者健康投资意识强，游泳消费参入率高。
4.影响合肥市游泳消费五个主要因子分别是服务因子、人文因子、观念因子、经济因子和时间因子，其中，服务因子是影响合肥市游泳消费的最重要的因子。研究表明消费者最不满意的服务因子包括是卫生、价格与交通条件。
（二）建议。
1.游泳场馆要进一步增强服务意识，紧跟市场需求，提高服务质量，拓展服务范围，增加消费项目，尽最大努力解决消费者反映强烈的游泳池卫生问题。
2.各游泳场馆要针对自己的实际制定门票价格，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价格机制，适应更多消费者需要。
3.合肥市游泳消费市场要加快向产业化推进，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积极利用现有场馆条件，把握消费者意愿，积极开发潜在市场。
4.政府要对游泳场馆建设加强宏观指导，新建游泳场馆要与城市发展、人口增长相辅相成，政府还要加强游泳健身的社会引导和宣传，营造良好的氛围。充分发挥政府的导向功能，对游泳健身的资金拉动、市场运作，进一步完善游泳消费市场在服务的规模、质量和层次上更加全面，高低层次的服务业均衡发展，满足了各个阶层的需要。
世界主要国家工业化的进程表明，矿产资源消费强度与人均GDP之间大体呈现倒“U”字型相关关系。在农业经济阶段，矿产资源消费长期维持在一个较低水平；进人工业化社会，矿产资源消费上升，工业化高速增长时，消费成倍增长。工业化完成后，多数矿产资源消费增长开始趋缓。但是，工业化进程中能源的消耗，呈现出与一般矿产资源不同的规律：随着人均GDP增长，能源消费始终近似线性上升，不存在增长的极限，也不存在增长的“拐点”，即便在后工业化时期能源需求也很难趋于平稳，基本上不会出现负增长。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大规模的工业化使国家能源安全从有限安全、区域产销平衡发展到目前的国家层次阶段。在这一阶段上，迅速增长的能源消费及其结构变化对国家能源供应保障不断提出新的挑战。从改革开放初期到2004年，中国能源消费弹性系数一直处于剧烈波动之中。在这27年中，能源消费弹性系数有4年(1989年和2002-2004年)大于1，有4年小于0(1981年和1997-1999年)，其余19年大于0小于1。1978-2004年，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平均为0.52，如果剔除以上8个特殊年份，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平均为0.51。如果单独考察以上8个特殊年份，则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平均为0.55。2002-2004年中国能源消费弹性系数持续大于1，意味着这几年单位产出能耗在逐年攀升。自1978年以来，我国单位不变价GDP(按1980年价格计算)能耗一直呈逐年下降趋势，但到了2002年却一反常态，首次出现上升，随后两年继续攀升。据初步测算，2004年我国每万元不变价单位GDP所消费的能源为5.28吨标准煤，比2001年上升了0.593吨标准煤。
从整体上看，中国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小于1是符合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规律的。2002-2004年中国能源消费弹性系数持续大于1，固然存在诸如投资高增长、产业结构变化等系列原因的影响，但不可否认的是，这几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是在消费大量能源和原材料基础上取得的，经济增长方式仍然很粗放，并由此造成能源供需缺口不断扩大，能源价格持续上涨和运输紧张。1992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开始略高于生产量，能源进口开始攀升，到2004年，能源生产与消费总量缺口迅速拉大，达到1.24亿吨标准煤，能源净进口量迅速增加，能源需求对外依存度持续增大。同时，能源生产、消费结构也呈现了相应调整(如表1)。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固定资产投资推动了中国GDP的高速增长，而固定资产投资必然带动钢铁、水泥等高耗能行业的快速发展，进而加大了能源需求量，历年来能源消费与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例呈现同向变动。
中国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的战略机遇期，能否抓住机遇取得良好的发展效果，关键在于经济增长方式能否实现根本转变。如果任由这种高能耗的经济增长方式继续发展下去，必将造成对资源与环境的过大压力，从而资源的供给和环境容量都不足以
表1 中国能源生产消费结构变化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05》，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年版。
表2 2010、2020年中国一次能源消费预测
注：Btu为英热。
资料来源：①国家统计局课题组：“积极缓解能源约束，努力实现有序发展”，《统计研究》2005年第6期；②中国能源发展战略与政策研究课题组：《中国能源发展战略与政策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③EIA:International Energy Outlook 2005.
支撑这样一种耗费型的经济增长。因此，树立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千方百计节约能源，避免当前的资源约束，已成为保持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和健康发展的关键。
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加快，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等中长期因素的影响，中国将消耗更多的能源。尽管不同研究机构或学者对2010年和2020年中国能源需求量的预测有不同的结果，但是，上升的趋势是一致的，并且几乎所有的机构均预测，到2020年以前，中国能源需求量的增长速度高于世界平均增长速度。不同机构在对能源需求量进行预测时，所采用的假设有所不同(尤其是关于GDP增长速度和能源使用强度的假设)，所选择的基准年也不同。几个有代表性的预测结果如表2。
二、中国能源供给状况及趋势
1、能源矿产资源禀赋
能源储量总量代表了未来能源自给的潜在能力，而能源储量结构则反映了未来能源供应的多元化程度或健康状况。从2003年的非再生能源(煤炭、原油、天然气)数据看，世界主要机构(主要是BP公司)对中国能源储量的预测与中国的数据存在差异(如表3)。为了数据的可比性，在进行世界各国储量对比时，在没有特别指明的情况下，本文的分析以BP公司的数据为主。
从人均能源储量总量(主要包括煤炭、原油、天然气三类)看，中国的人均能源储量总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是世界平均人均能源储量总量的40.4％。中
表3 不同机构对中国能源储量的统计数据(2002-2003年)
资料来源：①国土资源部信息中心：《中国国土资源安全状况分析报告》，中国大地出版社2005年版；②BP:Statistical Review ofWorld Energy,June 2005.
国能源储量结构以煤炭为主，同美国储量构成结构类似，但是同世界总的能源储量构成结构有较大差异。在整个能源储量的构成中，中国石油和天然气储量所占比例过低(世界均为16％，中国分别为2％、3％)，未来国内能源供应多元化水平较低，健康状况不佳。
据BP数据，中国煤炭、原油证实储量近20年来
变化比较稳定，天然气有较大增长，三者的人均水平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000年以后，原油证实储量在全世界所占的份额呈下降趋势，表现出中国原油储量增长相对于世界原油储量的增长相对滞后；天然气近年来所占世界份额有大幅度上升(1984年为0.92％，1994年上升到1.17％，2004年达1.24％)，未来天然气供应情景良好。
同时，中国可再生能源资源潜力大。据中国能源发展战略与政策研究课题组资料，在现有技术水平下，一年可以获得的可再生能源资源量即达73亿吨标准煤，大约是2003年全国能源消费量的4.3倍。
2、能源矿产生产
中国三类能源矿产产量仅次于美国、俄罗斯，居世界第三，同时产量上升势头较猛，上升幅度高于加拿大、美国、俄罗斯、南非等国，在世界所占的份额也在逐年上升。
同时，能源生产结构与世界比有很大差异。煤炭产量超过原油和天然气的总和，2002年在煤炭、原油和天然气的生产总量中，煤炭占77.6％、原油占18.8％、天然气占3.51％；相比之下，世界能源生产结构则在多年来一直保持煤炭、原油、天然气三分天下的格局并以原油为主，2002年在世界煤炭、原油和天然气的生产结构中，煤炭、原油、天然气各占总量的28％、44％和28％。在可再生能源开发方面，尽管中国具有巨大的资源潜力，部分技术实现了商业化，产业也有一定发展，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无论在技术、规模、水平还是在发展速度上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
3、能源的安全供给及趋势
从分矿种三类能源矿产的储采比上看，中国原油、天然气和煤炭的储采比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截至2004年底中国原油、煤炭、天然气储采分别为59年、13.4年和54.7年，而世界分别为164年、40.5年与66.7年)。在短期内，我国各类能源不存在短缺的问题，但同世界总体水平相比，每一种能源都存在着后备储量不足的问题，中国能源产量进一步增加受到严重制约。其中，原油产能增长受到资源禀赋本身的制约，中国原油的供应弹性很低。1997-2004年中国原油产量已连续8年在1.6-1.7亿吨期间波动，大庆、辽河、胜利等东部主要油田均进入中老期，目前已开发油区储采比只有10.9年，按照开发油田的一般规律，在这样的储采比配置下，稳产处于临界状态，增产难度较大；西部和海域原油产量近年来呈快速增长势头，其中，西部原油产量占全国的1/5，海域占1/8，但是由于短期内难以形成产量接替的储量基础，产量的增长尚不能弥补东部产量的递减。从实际生产状况看，中国原油基本上处于满负荷生产状态，而且完全成本处于每桶11-13美元以上，比世界平均水平高3美元多。
近几年，中国煤炭产量持续上升，但仍然呈现紧张局面，虽然资源有保障，但产能的进一步增加受到两方面的严重制约：一是可供新建、扩建矿山的精查储量不足；二是煤炭生产的环境约束非常严重。同时，煤炭开采方式落后，安全保障程度低的小型煤矿产量仍然占有相当比重，煤炭生产安全稳定供应缺乏保障，煤矿安全生产的国际差距拉大，1980年，中国百万吨死亡率分别是美国的49倍、澳大利亚的23倍、印度的6倍、俄罗斯的8倍，而2003年，分别拉大到美国的138倍、澳大利亚的250倍以上、印度的9倍、俄罗斯的10倍；同时，与发达国家相比，产业集中度低。
天然气近年来发展较快，产能和产量迅速增长，但是，天然气产能的进一步增加，则受到因下游管网不足，消费量难以扩大的市场制约，同时，与资源的潜力相比，生产水平仍显太低，开发利用强度还应该增加。
由于中国的能源消费以煤炭为主，且基本上保持了自给自足，尽管自1992年中国能源供需基本面从供过于求到供不应求的变化，但能源总体的对外依存度并不高，自给程度达95％左右。石油的进口依赖程度呈逐年上升趋势，中国石油的进口来源也比较单一，2003年57.66％的石油进口来自中东。中国能源安全问题除供给总量与需求总量之间的矛盾外，由清洁能源供给不足引发的结构性矛盾非常突出，这是当前中国能源安全供给问题的关键。
三、中国石油进口现状、趋势及其对中国能源安全的影响
中国国民经济对于石油的依赖性在不断增加，石油在中国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迅速提高。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国内石油消耗总量也迅速放大，而与此同时，国内石油的生产和供应增速却相对缓慢，致使国内石油供求矛盾显现。1980年以来，中国石油产量增速极其有限，1979-1985年间年均增速为3.6％；1985-1990年间年均增速为2.0％；1990-1995年间年均增速为1.6％；1995-2000年间年均增速为1.5％；2000-2004年间年均增长1.8％。而同期石油需求却快速增长，1979-1990年间年均增速为1.75％；1990-1995年间年均增长了7.8％；1995-2000年间年均增长了7.6％，2000-2004年间年均增长7.4％。1990-2004年，中国石油消费的年均增长率为7.6％；而同期世界石油消费增长率只有1-3％的水平。1993年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当年石油净进口872万吨，自1965年以来首次出现石油赤字。此后，石油进口稳步快速上升，进口费用逐渐增，2004年的进口费用比2003年猛增了112.56％,2004年的净进口量和进口额分别是1.515亿吨和431.5亿美元，进口石油占中国石油消费总量的45.2％，但在世界总体进口量中所占份额不高，仅为世界的6.6％。石油对外依存度是指一国或一地区进口石油需求占其石油消费总量的比重，比重越高，石油对外依存度就越高；反之亦然。近年来，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快速上升且趋势明显。根据国际能源机构的测算，1997年中国对外石油依赖程度为22.3％，2010年和2020年将分别增长到61％和76.9％。
一般情况下，石油对外依存度的增长意味着石油供应安全的脆弱性在增加。根据西方的石油安全理论，石油进口依赖所造成的石油安全的脆弱性评价方法分为物质方法和经济方法。其中，最重要的评价方法是石油进口依赖与石油进口脆弱性之间的关系。石油进口依赖的脆弱性是理解石油安全的关键因素。应用这一评价方法考察中国石油安全状况，可以得到结论，中国未来石油进口需求的不断增长，石油对外依存度不断加深，中国的国内石油市场与国际石油市场的联系必将日益密切，国际石油市场的变化，特别是国际油价的波动，可能会对中国石油安全产生重大，甚至是深远的影响。石油供应安全问题已经成为了可能影响到中国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和国家对外战略利益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
可以说，石油短缺是中国能源安全主要矛盾中的主要方面，石油安全是中国能源安全问题的核心，
威胁国家经济安全。中国石油储量占世界的1.4％，产量占世界的4.5％，但消费量却占了世界总量的8.2％――资源支撑力严重不足，就像“小马拉大车”，供应增长有限(国内希望不大，利用国外资源困难重重)，需求大幅增加，利用缺乏效率，运输线受制于人，可见中国石油安全态势的严峻。
可以这样认为，经济发展的需要导致了中国对海外石油资源的依赖，对外依存度逐年提高；与此同时，中国进口石油资源也推动了世界石油经济乃至全球经济的增长；世界石油经济和经济的增长也是中国经济增长所必不可少的外部条件。从中国石油供应安全的历史也可以看出，自20世纪70年代初中外关系战略格局的改变至今，中国在国际原油和成品油市场购买的渠道没有受到限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石油进口过程畅通，所遭遇到的主要挑战是中国石油企业“走出去”过程中的商业和政治风险。中国石油供应安全的终极目的应该是如何控制石油对外依存度。关注石油(以及其他化石能源)对外依存度的政策意义在于不断提醒我们重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的上升幅度和速度的战略重要性。1993年以来，伴随着石油进口量和比例的上升，中国在GDP总量、人均GDP水平、进出口总量、外汇储备等经济发展指标方面都有了持续增长。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情形下，中国的能源利用效率也有了明显的改善，能源消费强度持续下降；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能源利用效率低下，这是中国一个巨大的潜在的能源不安全隐患。
中国石油消费强度，不仅高于发达国家，也高于许多发展中国家。1998年中国生产单位GDP所消耗的石油，是经合组织国家的2.31倍。需要引起特别注意的是，中国经济增长对石油消费增长具有很强的依赖性，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石油消费弹性系数有明显增加的迹象，与美国、印度比较，经济增长对石油依赖度低于美国与印度，但近年来有所提高。低效率、无节制的石油消费增长只能加深中国的石油对外依存度或进口脆弱度。从这个意义上看，控制为保障境外石油供应所需付出的代价应该从理顺国内能源与经济互动的机制人手，燃料转换、能源消费结构的多样化等是尽可能提高能源自给程度的必要措施。
中国石油供应安全保障问题涉及到国际政治、外交和经济等多方面，国际油价大幅度波动，尤其是高油价，是中国石油安全中的重要经济风险。根据国际能源机构等的研究，石油价格上涨对不同国家经济的影响差异很大，对发达国家经济影响较小，而发展中国家因能源强度较高，能源效率较低，因此受到的影响大．石油价格每桶上涨10美元，在汇率不变的情况下，中国GDP将下降0.8％、通货膨胀率上升0．8％。
四、中国能源安全现状透视：几点结论性认识
能源安全是一个直接与能源供求比例相联系的概念，自1992年中国能源供需基本面从供过于求到供不应求的变化，是当前出现中国能源安全问题的关键。在全球化条件下，能源安全是一个处于开放体系中并与世界相互依存的概念，如何有效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从中国政治、外交和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处理国际能源市场的地缘政治、经济因素，从政治、经济两个视角、国内、国外两个层面综合思考中国能源安全问题，统筹经济社会和能源发展、统筹能源开发和节约、统筹能源发展和改革、统筹国内开发与国际合作，是保障中国能源安全的核心要素。从上述分析不难看出，当前中国能源安全形势呈现如下特征：
1、能源供给总量不足与结构性矛盾均很突出，能源消费畸形增长是中国能源安全问题的根源
从能源供给角度看，就能源资源禀赋而言，中国传统能源资源总量丰富，据世界第三位，可再生能源潜力巨大，这是中国长期能源安全保障的根本依托。但是，传统能源资源结构不合理，油气资源所占比重太低，是中国能源安全的隐患。从能源生产角度看，能源供应的弹性非常低，中国能源产量(包括可再生能源)进一步增加受到严重制约，这是当前中国能源形势紧张的根源，其中，原油产能增长受到资源禀赋本身的制约；煤炭产能增长受到精查储量不足、生产安全和环境容量等条件的制约；天然气产能增加受到因下游管网不足消费量难以扩大的市场制约；在可再生能源方面，尽管资源潜力巨大，部分技术实现了商业化，产业也有一定发展，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无论在技术、规模、水平还是发展速度上仍然存在较大差距，多数可再生能源技术发电成本过高和市场容量相对狭小。
就能源需求而言，人文发展水平的差异以及人文发展权利的实现需要一定的能源消费保障，由于社会分摊成本和基本生存的需要，以及经济制度的转型，中国的能源消费强度很可能需要在一定时期内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人均能源消费量会出现较快增长，但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会促进能源消费强度的下降，从而以较低的能源消费增长速度实现较快的经济增长。同时，中国长期形成的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由于二次能源转换率低和洁净煤利用技术水平不高，造成整体能源效率低和环境污染严重。中国能源消费畸形增长，利用粗放，是中国出现能源安全问题的内在原因。中国煤炭消费主要集中在发电、冶金、化工、建材四大行业，这四大行业煤炭消费量2002年占全国煤炭总消费量的85％；对比中国与发达国家的石油消费结构，国外主要是用在运输部门，而中国则工业部门也是用油大户；天然气消费结构不合理也是一个突出问题，目前中国天然气主要用于化工、工业燃料等部门，占天然气总消费量的70％左右；居民却在天然气消费结构中所占比例却很低。国外天然气新增需求主要用于发电，而在中国天然气终端消费领域中，发电所占比例也不高。
2、石油进口业已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现实，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逐年攀升，石油安全供应已成为中国能源安全保障的关键
中国对海外石油依存度的增长受到国际石油产量不足及中国对海外能源利益的强力维护手段不足等条件的严重制约；同时，低效率、无节制的石油消费增长也加深了中国的石油对外依存度或进口脆弱度。世界石油需求不平衡加剧中国石油安全外部形势恶化，近年来世界石油生产和消费变化不太大，但地区不平衡性非常突出，中国所处的亚太地区已成为石油消费世界增长最快的地区，从1994年到2004年该地区石油产量在世界生产总量中的比重下降了0.9个百分点，但其消费量上升了3.6个百分点，增速远远高于世界其他地区。中国和印度是亚太地区石油生产和消费大国，从1994年到2004年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比重几乎没有变化(下降了0.05个百分点)，但消费量所占比重增加5.6个百分点。亚太地区这种石油产量比重增长滞后，消费比重却大幅上升的反差现象，预示着该地区石油供给短缺及由此引起的对外依存度将持续扩大。美国石油生产滞后，石油消费对外依存度将持续提高，美国石油供给形势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中国乃至整个亚太地
区的能源安全环境的好坏。这将是中国能源安全不可回避的矛盾。同时，世界排名前20位的跨国石油公司垄断了全球已探明优质石油储量的八成以上，全球可供勘探开采的石油资源有利空间越来越小，石油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发展使原本世界经济与政治局势影响深远的石油资源主导权的争夺更趋复杂难料，中国在国际市场上进行石油资源勘探开发的有利空间可能被挤压，中国必须依托大国外交、经济合作和一定优势的海权，在全球范围参与石油竞争，确保在海外石油市场份额及其运输安全。因此，当前石油安全已成为中国能源安全的核心，在供应增长有限，需求幅度大增，利用缺乏效率，运输线受制于人的情况下，石油安全问题较为突出，已成为影响国家经济安全的一个重要因素。利用中国与国际石油市场以及整个世界经济形成相互依赖的现实，全面参与国际商业机制与运作、参与OPEC和IEA等国际能源组织的运作、改变国内外就中国石油等能源市场变化的信息不对称，规避高油价风险，通过驾驭这种相互依赖(包括进一步理顺国内能源与国民经济的互动、提高国内经济的能源利用率)，有效控制石油对外依存度，是保障中国能源安全的唯一选择。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3）05-187-02
我国内需不足最根本、最直接的原因是农村需求不足，农村居民消费偏弱。加快开拓农村市场，提高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对推动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安徽作为中部农业大省，总人口6827万，农业人口比重77.28%。农村居民是安徽最大的消费群体，农村是最大的消费市场。国家“十五”计划以来，安徽把激活5276万农村居民消费，开拓农村市场，作为是真正、有效地扩大内需并进而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性政策指向。农村消费需求的不断扩张，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快速升级，将为安徽经济增长带来持久和不可估量的作用。
本文在分析“十五”计划至“十一五”计划以来安徽消费水平和结构变化的基础上，总结了安徽目前扩大农村居民消费面临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十二五”期间进一步扩大消费的对策建议。
一、安徽农村居民消费现状分析
（一）安徽农村居民消费增长水平变化分析（见表1）
1.消费与收入增长基本同步。随着安徽省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增长，收入不断提高，农民用于生活消费的支出也相应得到快速增长。从表1可以看出，2001年人均纯收入是2020.04元，2010年达到5285.17元，平均年增长11.49%。2001年农村居民的人均消费支出1412.02元，2010年达到了4013.31元，平均年增长11.42%。相比1990—2000年安徽农村居民收入年5.6%的增长速度，安徽“十五”规划以来，农村经济获得较大速度增长，农村消费水平得到很大提高，。经济保持现有增长速度，可以预期到2020年农村居民将实现全面小康生活。
2.平均消费倾向波动变化。“十五”计划以来10年间，安徽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波动变化，总体较为平稳。农村居民的消费率在2005年发生较大变化，平均消费倾向由0.726上升到0.832，这与安徽当年实行的全面免除农业税等惠农政策拉动消费有关，随后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有所下降，但2009年又上升至0.811，2010年下降到0.759。消费倾向之所以出现上升与下降，一方面是农村居民随着收入的增加，消费意愿增强，消费支出增加；另一方面，由于农村消费价格指数不断攀升，人们对未来的预期变化导致了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下降。根据凯恩斯的绝对收入理论，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递减，即随着收入的增加，消费将增加，但消费增加的幅度将小于收入增加的幅度。但这一规律在这里并不完全适用。这一现象可以用预防性储蓄和流动性约束进行较好的解释，农民面对物价上涨，消费谨慎。
3.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趋于下降
自“十五”计划以来，安徽农村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总体上处于下降趋势。虽在2004年和2008年有所反弹，但很快有保持下降趋势。我们可以看到，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一直处于小康水平区间内，并不断朝着富裕阶段迈进。
（二）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变化分析
随着安徽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需求不但在数量上发生变化，而且在消费结构上呈现新的趋势。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及生活消费支出类划分，我们对安徽农村居民的消费消费结构进行描述分析后发现，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变化与改善生活质量的要求是基本吻合的。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整体变化，呈现出改善型消费增加，温饱型需求下降。表2中比较显著的是食品支出下降，2001年食品消费支出比例为49.8%，2010年下降到40.7%。而居住、交通、通信等消费支出增加，其中居住消费支出比例由2001年16.6%上升至21.66%，可以看出，随着农村居民收入提高，对改善居住需求的提高。医疗保健消费支出、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消费支出呈现波动性增长。医疗保健支出平稳上升，支出比例由2001年4.9%上升至2010年6.6%，反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实行鼓励部分农村居民就医，农民对健康的关注度不断提高。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比例由2001年10.6%下降至2010年9.1%，这反映了2005年义务教育改革以来，农民的教育成本下降，也说明安徽农村教育文化事业依然薄弱，需要加强投入。
二、安徽农村居民扩大消费面临的主要问题
2001年以来，安徽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不断提高，消费总量也不断扩大，但农民“想买买不起、买了用不上、能用不敢买、买了用不好”等问题依然存在。当前安徽要进一扩大农村居民消费面临的主要问题有：
1.城乡、地区及农村居民间收入差距明显。近几年农村居民收入尽管持续增长，但与城镇居民相比，农民收入水平仍然偏低，不同地区、农村居民间收入差距明显，导致农村居民消费倾向降低，农村消费总量难以很快扩大。从2010年《安徽统计年鉴》。可以看到农村居民的人均支配收入5285.17元，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788.17元，农村居民收入仅相当城镇居民的33.5%；2010年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人均4447元，城镇13259元，城乡对比为3，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大大落后城镇居民，消费能力偏低；同时全省各市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差距也比较大，各市中马鞍山市农民人均纯收入最高，人均年收入9331.45 元，最低的是阜阳市4186.96元，马鞍山市农村居民年收入是阜阳市的1.89倍。农村居民间收入分配差距明显。
2.消费价格上涨偏快，收入预期不稳定。农村居民的消费价格上涨和收入预期也是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主要因素。近几年农村居民消费价格快速增长，不仅导致了农民的实际购买力减弱，而且由于以化肥为主的农资价格持续大幅度上涨，增加农民生产成本，减少了农民的收入。同时，由于农村居民主要以土地为基础进行简单再生产，无法形成规模经济。农业产品价格不稳，容易受自然灾害减产等因素都影响农民预期收入，降低农民消费。
3.基础设施滞后，限制农村居民消费。基础设施滞后是制约安徽农村居民扩大消费的一个主要原因。一方面，近年安徽政府对农村电网、通信、水利等硬件设施进行改造，取得一定成效。但硬件基础设施依然滞后于农村消费需求，如“村村通”工程使农村铺上了路，但交通状况较差，大多为砂石路，尤其位于大别山区的道路多数依山而开，路面窄，没有路灯，难以完全完全满足人们交通需求；自然村建设缺乏统一规划，电力不足，电压不稳，影响家电使用；农村有线电视网络，互联网覆盖率低，限制了农民对电脑等耐用消费品的购买使用。另一方面，文化基础软件设施更加薄弱，农村娱乐场所少，居民文化生活匮乏，娱乐消费缺乏。
4.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制约农民即期消费。目前安徽农村已全面推行了新农合、教育“两免一补”等社会保障政策，但现有农村社会保健政策不健全，如基本生活保障过低；农村医疗保险报销比例较低，大病只能报销一部分，前期住院费和没有报销的部分仍是个大窟窿，农民依然感觉看病很贵；农村现有学校教学质量低，许多家庭只好异地就学，加大了教育成本，上大学费用过高，子女教育成了农民“提款机”。目前，安徽农民养老，幼儿入托和子女高中以上教育基本上都要自己买单，这就使得农民不得不捂紧钱袋，许多潜在需求不能转化为即期消费。
5.农村消费环境差，农民难以享受便捷放心的消费服务。由于农村人口密度小，农民购买力不高，很多大商家不愿意在农村市场设立商业销售点，这使得农村地区销售主要依靠小商贩，产品单一，质量无法保证。农民购买商品依然是“柴米油盐找个体，生产消费赶大集，家用电器进城里”。同时由于农村市场分散，监管力度弱，假冒伪劣商品多，售后服务体系不健全，农民难以享受便捷放心的消费服务。
三、进一步扩大消费的对策建议
针对安徽扩大农村居民消费面临的主要问题，笔者认为“十二五”时期开拓农村市场，扩大农民消费，需要着眼全局，通盘考虑，采取综合措施。
1.优化农村产业结构，促进农民增收。增加农村就业，提高农民收入是当前扩大内需的基础。安徽目前要积极推进农业结构调整，改变农民维持简单再生产状况，拉长拓深农业产业链条，培育农民收入新的增长点；发挥安徽劳务优势，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行产业，加快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农村就业；进一步推进“千村百镇”工程，大力发展休闲农业，生态农业，形成地方特色农业，挖掘农业内部增收潜力，增加农民收入。
2.缩小收入差距，拓宽农村消费市场。要扩大农村消费，必须缩小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差距，调整地区之间农民收入差距。当前应该从分配起点、分配过程和分配结果三方面对农村收入分配进行适当调整。要统筹城乡发展，促进小城镇建设，增加农民收入，减小城乡收入差距。政府要加大对经济落后地区财政支持，提高农民素质，缩小农民之间收入差距。
3.发展农村信贷市场，引导消费观念。要改变农村居民的存贷比例不合理，农村资金外流现象，发展农村信贷市场，拉动消费。引导农民消费观念转变，要鼓励农民随着生活的改善，采取适当的信贷消费模式；建立农民贷款担保体系，分散农民贷款风险；要进一步深化农村金融改革，建立既互相竞争又各有特色的农村金融体系，以满足农民在生产、生活消费中的不同信贷需求。
4.健全农村保障体系，增加农民即期消费。要继续推进医疗保险制度，提高医疗报销比例，建立以行政村为单位的医疗流动服务站，解决农民“看病难”的问题；政府应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健全养老社会保障制度；要逐步扩大社保覆盖面，积极探索适合安徽农村居民的保障方式和实现途径，从基本的生活保障开始，使农民消费无后顾之忧，以此来稳定农民的消费预期，提高现实消费。
5.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消费环境。要实施有地区差别的财政支持方案，推进落后地区农村道路、饮水基本建设，改善费。同时加大对文化基础设施投入，建立农村娱乐场所，促进农民文化娱乐消费。同时规范农村消费市场，建立以县城和城镇为中心的销售点，做好产品的销售服务，保护农民消费权益，优化农村消费环境。
6.深化农村制度改革，拉动农村消费。安徽启动农村消费市场应进一步深化农村制度改革，不断完善农村税费改革，规范农村分配制度，遏制面向农民的乱收费、乱集资、乱罚款和各种摊派，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负担过重问题，提高农民消费能力；加快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加快人口城镇化的步伐，加速城乡一体化进程，为农村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奠定基础。深化农村制度改革，给农民提供稳定的制度和市场预期，从而发挥制度对农村消费的拉动作用。
参考文献：
1.王宏伟.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的基本趋势及制约农民消费行为的基本因素分析[J].管理世界，2000（4）
2.刘敏，方亚峰，冯旭芳.山西省农村居民消费状况分析[J].安徽农业科学，2010（33）
3.方松海，王为农.增加农民收入与扩大农村消费[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2.4
4.史明瑛.中部地区农村居民消费透析：安徽数据[J].经济研究参考，2009（29）
5.陈剑云.安徽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分析[J].现代农业，2010（2）
6.刘玉玲.我国农民消费现状及对策研究[J].当代经济研究，2002（6）
中图分类号:DF52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20-0201-03
一、安全农产品概念及其意义
(一)安全农产品含义
“安全农产品”是和食品安全概念相联系的,国际食品卫生法典委员会(CAC)对食品安全的定义是:消费者在摄入食品时,食品中不含有害物质,不存在引起急性中毒、不良反应或潜在疾病的危险性。目前来看,“安全农产品”主要有“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以及有“品牌”、“可追溯体系”等对安全性进行保障的农产品。
(二)安全农产品研究的重要意义
安全农产品产业链中的企业的主要角色应当是联接小农户生产者和广大消费者的纽带,因此企业需要做的是加强流通、管理,深入了解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特性。通过研究分析消费者的消费行为,把握住消费者的需求;同时,采用意愿调查法,调查消费者对于安全农产品的支付意愿,并建造模型进行回归,以探寻影响消费者支付意愿的相关因素。通过对消费者购买行为和支付意愿的研究,将帮助从事和即将从事安全农产品行业的企业认识市场,并对其经营提供相关的建议。
二、北京市消费者行为分析
2009年2月28日和3月1日在中国人民大学校区、地铁十号线和紫竹苑公园对北京市消费者进行了相关的调研活动。所选地点人流量较大,样本具有随机性,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代表北京地区的消费者状况。本次调查共完成问卷189份,得到有效样本171个,样本有效率达90.48%,其中,中国人民大学校区30份(17.5%),地铁十号线62份(36.3%),紫竹院公园79份(46.2%)。调查结果如下:
(一)消费者的做饭频次
早、午饭的频次结构相似,基本不做的和基本自己做各占40%左右,偶尔自己做的约占20%;而晚饭基本自己做的占总数的65.5%,偶尔自己做和基本不做的各占17%。调查样本的趋势体现了城市快节奏的生活特征,即大多数上班族的早饭和午饭基本不在家里吃,而晚饭多在家里吃。当把“基本自己做”比率值设为1,“基本不做”设为0,“偶尔自己做”设为0.5,可以计算得到样本自己做饭的比率约为0.602,其中早餐自己做的比率为0.48,中餐为0.58,晚餐为0.74。
(二)消费者的购买偏好
购买偏好方面包括通常买菜地点、是否经常在同一商贩处购买以及是否购买过绿色食品、安全食品或无公害食品;初步认识方面包括是否知道绿色食品、安全食品或无公害食品的区别,是否认为化肥对食品安全性有影响等。
通过对调查结果的统计特征分析,我们总结出以下结论:
1.购买地点:占样本总数的85.57%的买菜地点主要集中在农贸市场。因此,企业应该注意选择好分销渠道。
2.56.14%的消费者经常在同一商贩处购买农产品,可见消费者的忠诚度比较高。
3.超过八成(82.46%)的消费者购买过绿色食品、安全食品或者无公害食品;但是仅有不到六成(59.65%)的消费者知道绿色食品、安全食品和无公害食品的区别。被调查者中84.21%人认为化肥会影响食品的安全性,近88.89%的消费者担心食品的安全问题,可见安全农产品的市场基础较好,但是消费者的食品安全知识还需要强化。
(三)消费者购买农产品的偏好
通过调查发现,约有75%的消费者认为农产品的新鲜程度最重要;认为价格和安全是影响购买行为最主要因素的消费者各占样本总数的约10%;认为品牌最重要的消费者仅占总数的3%。
可见,消费者的食品安全意识还是不够强,关注最多的还是表面的新鲜度。品牌关注度低也反映了当前农产品缺少品牌的现实。
(四)消费者对品牌意义的评价
48%的消费者认为,品牌意味着高质量;24%的消费者认为,品牌意味着高价格;18%的消费者认为,品牌的意义不大。可见农产品的品牌宣传还是很重要的,同时要迎合消费者对品牌意义的认识,因此相关涉农企业在塑造品牌时应该着重体现产品的高质量,并以此获得高一点的价格。安全农产品的市场营销活动应该加强品牌塑造,从而保证高价格。
(五)消费者对品牌、可追溯体系及相关认证的评价
1.认为三者作用大的消费者占样本54.39%、47.95%和56.14%;
2.认为品牌作用小的占34.5%;
3.认为三者没作用的占样本7.02%、5.26%和8.19%;
4.不知道品牌和相关认证的分别占4.09%和7.02%,但有26.9%的消费者不知道可追溯体系的含义。
同时,我们还对消费者对品牌、可追溯体系及相关认证的作用对比效果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显示,目前主要的三种保证食品安全的措施都无法真正赢得消费者的信赖,因此企业一方面要加强对消费者的“教育”,使消费者理解各种措施的作用;另一方面,企业要采取多种途径对产品的安全性进行保证,以迎合不同消费者对不同措施的信赖心理。
三、消费者购买行为的计量分析
(一)计量分析模型
我们用 “是否购买过绿色食品、有机食品、无公害食品”这一问卷选项来衡量消费者对安全农产品的购买行为。假设消费者对安全农产品的购买行为与人口统计特征有关,我们选取性别、年龄、学历、健康程度、家庭月收入、有无同住18岁以下家庭成员、有无60岁以上老人这七个因素作为自变量,对购买行为做Logit回归分析。这里的Logit模型可以描述为:
(二)回归分析结论
利用SPSS对模型估计的结果如表3所示,模型拟合系数B仅反应变化的方向,而不反应变化的具体大小,同时也反应了自变量变化对购买行为的影响趋势。由表3可知,被访者的年龄、家庭月收入、有无同住60岁以上老人这三个变量对购买行为有显著影响,被访者的健康程度对购买行为有轻微影响,被访者的性别、学历、有无同住18岁以下家庭成员等变量对购买行为没有影响。
1.被访问者的年龄对安全农产品的购买行为的影响
在调查中,把消费者的年龄分为6个等级,分别为25岁及以下、26―35岁、36―45岁、46―55岁、56―65岁、66岁及以上。模型运行结果显示影响系数为负且Exp(B)=0.64,说明消费者对安全农产品的购买行为与其年龄是呈负相关关系的,消费者的年龄每上升一个等级时,其对安全农产品的购买的发生比率约为前一等级的0.64倍。
2.被访者的家庭月收入水平对安全农产品的购买行为的影响
被访者的家庭月收入水平被分为了7个等级,即2 000元及以下、2 000―4 000元、4 000―6 000元、6 000―8 000元、8 000―10 000元、10 000―12 000元和12 000元以上。模型运行结果显示影响系数为正,Exp(B)=1.341,这说明消费者对安全农产品的购买行为与其家庭月收入成正相关关系,消费者的家庭月收入每上升一个等级,其对安全农产品的购买的发生比率约为前一等级的1.341倍。
3.被访者有无同住60岁以上老人对安全农产品购买行为的影响
被访者家中有无同住60岁以上老人是一个二值变量,模型运行结果显示影响系数为正,这说明消费者对安全农产品的购买行为与其家中有无同住60岁以上老人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
4.被访者的健康程度对安全农产品的购买行为的影响
我们以是否容易生病来作为衡量消费者健康程度的变量,把消费者的健康程度分为5个等级,即用很容易生病、不太容易生病、一般、较少生病、基本不生病这5个量来表示依次递增的健康程度,模型运行结果显示,消费者的健康程度对认知程度有轻微影响(系数为0.090),系数为负,即消费者越健康,其购买过安全农产品的概率越小。
四、基本结论及建议
通过调研相关数据的分析,我们总结了消费者的一系列的消费习惯和购买行为以及支付意愿的相关决定因素,同时这对消费者表现出来的特征对安全农产品企业提出了相关建议,列示如下:
1.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导致消费者自己做饭的频率逐渐降低,这对安全农产品行业来讲是一个行业危机。相关企业应当和从事餐饮服务的其他企业进行广泛的合作,使消费者能够间接的消费安全农产品,从而达到扩展市场的目的。
2.目前消费者在超市购物逐渐成为主流,这是相关涉农企业进行品牌营销、打造优秀品牌的一个良好机遇;同时,相当多的消费者还是在传统的农贸市场进行购买,这种粗放的交易模式对于企业来讲也是一种挑战。
3.大部分的消费者的购买对象是固定的,这和中国社会的人际关系有直接联系,企业应当利用这点做好客户管理,把客户都稳定住,同时让稳定客户创造附加值。
4.大多数的消费者都购买过安全食品,说明其市场基础较好,但是消费者对安全食品的相关知识掌握得还不够,因此市场开拓存在一定难度。企业需要加强教育营销,提高消费者的认知程度,从而树立企业形象,同时为开拓市场打好基础。
5.消费者目前购买农产品最关注的还是其新鲜程度,因此企业要加强物流管理,供应流程的快速高效。
6.目前安全食品市场成熟品牌较少,但是品牌对标榜产品质量作用效果很好,因此企业应当加强品牌塑造和品牌宣传。
7.消费者对品牌、可追溯体系、相关认证对保证食品安全的作用认识不够全面,因此企业要同时利用以上三个方面向消费者展示产品质量和安全性。
8.女性、高教育水平、高收入阶层对安全农产品的支付意愿较高,而老人和单身消费者对安全农产品的支付意愿较低,因此企业在选择目标市场的时候需要衡量相关因素。
9.农产品的初始价格对消费者的支付意愿有较大的影响,因此企业要根据自己的产品制定相应的价格上浮比率。
参考文献:
[1]周应恒,霍丽,彭晓佳.食品安全:消费者态度、购买意愿及信息的影响――对南京市超市消费者的调查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04,(11).
[2]张晓勇,李刚,张莉.中国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关切[J].中国农村观察,2004,(1).
[3]周洁红.消费者对蔬菜安全认知和购买行为的地区差别分析[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
会议工作计划范文1一、制定工作目标和组织机构
积极围绕十八大消防保卫战开展良好的消防环境，在镇政府和各职能部门的领导下积极配合消防安全工作，全面排查整治火灾隐患，广泛宣传消防意识，坚决不发生重大或特大火灾事故。加强消防保卫工作领导，成立消防安全工作小组，有各领导为组长带领工作小组。
二、工作任务
1、全力整治火灾隐患。
持续排查整治火灾隐患，不断改善社会消防安全环境，对消防安全形势进行分析，部署行业系统开展消防安全检查。7月，全面开展消防安全“打非治违”专项行动的工作任务。7月至9月，按照文件要求全面排查整治火灾隐患工作，每月重点检查危化企业等易燃易爆单位、场所，并对人员密集场所、施工工地、火灾高危单位和“三合一”、“多合一”场所加强消防监督检查。对检查发现的重大火灾隐患督促整改并上报镇派出所和安监所，确保在十八大开幕前整改完毕。10月，对检查有火灾隐患企业确实难以完成整改的，要配合上级部门工作采取关停、“死盯死守”等措施，确保消防安全。
2、全面开展消防安全宣传。
全面召开消防重点企业和危化企业安全会议，传达文件精神，宣传防范意识，督促企业自查自纠，并有各园区管理员逐户到企业开展消防安全巡查宣传工作和责任制的签约。
3、积极组织开展消防应急演练与疏散演练。
7月，联系企业确定开展演练企业，7月至9月安排 2-3家防火重点企业或人员密集型企业开展演练。演练开展邀请安监所和派出所相关人员参加和指导，并要求开展演练企业做好记录，演练完成后做好总结工作，以书面报告交我公司做保存。
4、积极组织义务消防员和开展日常宣传。
8月，公司组织全体人员开展消防安全指导和消防培训演练工作，了解和实际运用消防器材，掌握应急知识和逃生知识。7月至 10月要求各园区检查人员每日开展督查工作，对自己各区域企业做好日常消防安全巡逻。
三、工作要求
党的十八大是我党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喜事，举国关注，举世瞩目。公司要坚决贯彻落实镇政府文件，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把十八大消防安保作为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严肃纪律，履行职责，确保不发生重特大火灾。
各工作小组要按划分的范围履行消防安全保卫职责，坚持关口前移，重心下移，加大力度，严格责任追究，提高消防安全保卫效能。
会议工作计划范文2我在__年，会议营销业绩不是太理想，当然这其中肯定有许多不足和需要改进、完善的地方。__年，我将一如既往地按照我会议营销企业的要求，在去年的会议营销工作基础上，本着“多沟通、多协调、积极主动、创造性地开展会议营销工作”的指导思想，发扬井冈山创业精神，确立会议营销工作目标，全面开展__年度的会议营销工作。__年会议营销工作计划现制如下：
一、要有好保健品会销业绩就得加强会议营销知识学习，开拓视野，丰富经验，采取多样化形式，把学会议营销与交流技能相会议营销总结合。
二、在拥有老消费者的同时还要不断从快速开发新消费者，要更多的消费者用上我们我会议营销企业的会销产品，为他们的健康带来福音。
三、对于老消费者，和固定消费者，要经常保持联系，在有时间有条件的情况下，登门拜访送一些小礼物消费者，好稳定与消费者关系。
四、__年会议营销工作计划
1：每周要拜服四个以上的新消费者，还要有三个潜在消费者。
2：见消费者之前要多了解消费者的状态和需求，再做好准备工作才有可能与这个消费者合作。
3：为了__年的会销保健品任务每场会我要努力完成5万到10万元的销售额，为我会议营销企业创造利润。
4：一周一小会议营销总结，每月一大会议营销总结，看看有哪些会议营销工作上的失误，及时改正下次不要再犯。
5：和我会议营销企业其他会销同仁要有良好的沟通，有会议营销团队意识，多交流，多探讨，才能不断增长会议营销技能。
6：对所有消费者的会议营销工作态度都要一样，加强会销产品质量和服务意识，为我会议营销企业树立更好的形象，让消费者相信我们的会议营销工作实力，才能更好的完成任务。
7：对自己严格要求，学习李云龙精神，会议营销工作扎实细致，要不断加强会议营销的学习，多看书及相关会销产品知识，上网查阅相关资料，与同行们交流，向他们学习更好的方式方法。
会议工作计划范文3我在__年，会议营销业绩不是太理想，当然这其中肯定有许多不足和需要改进、完善的地方。__年，我将一如既往地按照我会议营销企业的要求，在去年的会议营销工作基础上，本着“多沟通、多协调、积极主动、创造性地开展会议营销工作”的指导思想，发扬井冈山创业精神，确立会议营销工作目标，全面开展__年度的会议营销工作。__年会议营销工作计划现制如下：
一、要有好保健品会销业绩就得加强会议营销知识学习，开拓视野，丰富经验，采取多样化形式，把学会议营销与交流技能相会议营销总结合。
二、在拥有老消费者的同时还要不断从快速开发新消费者，要更多的消费者用上我们我会议营销企业的会销产品，为他们的健康带来福音。
三、对于老消费者，和固定消费者，要经常保持联系，在有时间有条件的情况下，登门拜访送一些小礼物消费者，好稳定与消费者关系。
四、__年会议营销工作计划
1：每周要拜服四个以上的新消费者，还要有三个潜在消费者。
2：见消费者之前要多了解消费者的状态和需求，再做好准备工作才有可能与这个消费者合作。
3：为了__年的会销保健品任务每场会我要努力完成5万到10万元的销售额，为我会议营销企业创造利润。
4：一周一小会议营销总结，每月一大会议营销总结，看看有哪些会议营销工作上的失误，及时改正下次不要再犯。
5：和我会议营销企业其他会销同仁要有良好的沟通，有会议营销团队意识，多交流，多探讨，才能不断增长会议营销技能。
6：对所有消费者的会议营销工作态度都要一样，加强会销产品质量和服务意识，为我会议营销企业树立更好的形象，让消费者相信我们的会议营销工作实力，才能更好的完成任务。
7：对自己严格要求，学习李云龙精神，会议营销工作扎实细致，要不断加强会议营销的学习，多看书及相关会销产品知识，上网查阅相关资料，与同行们交流，向他们学习更好的方式方法。
会议工作计划范文4一、要有好保健品会销业绩就得加强会议营销知识学习，开拓视野，丰富经验，采取多样化形式，把学会议营销与交流技能相会议营销总结合。
二、在拥有老消费者的同时还要不断从快速开发新消费者，要更多的消费者用上我们我会议营销企业的会销产品，为他们的健康带来福音。
三、对于老消费者，和固定消费者，要经常保持联系，在有时间有条件的情况下，登门拜访送一些小礼物消费者，好稳定与消费者关系。
四、会议营销工作计划
1、每周要拜服四个以上的新消费者，还要有三个潜在消费者。
2、见消费者之前要多了解消费者的状态和需求，再做好准备工作才有可能与这个消费者合作。
3、为了的会销保健品任务每场会我要努力完成5万到10万元的销售额，为我会议营销企业创造利润。
4、一周一小会议营销总结，每月一大会议营销总结，看看有哪些会议营销工作上的失误，及时改正下次不要再犯。
5、和我会议营销企业其他会销同仁要有良好的沟通，有会议营销团队意识，多交流，多探讨，才能不断增长会议营销技能。
中国服装协会副会长杨金纯表示，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大多数受访者具有婴幼儿及儿童服装消费安全意识，但是对婴童服装消费安全的认知总体还处于较低水平，对消费安全的重视程度仍待加强，消费者对安全标准技术内容等消费安全知识的知晓度非常低。中国服装协会联合乐友和京东童装这样注重品质安全、且有着全国庞大消费会员数据的零售商此白皮书，希望通过调查研究本身，以及报告和媒体传播，引起广大家长、生产企业、政府部门、专业机构等各方的关注，对提高婴童服装消费安全意识、普及婴童服装安全消费知识、引导婴童服装安全消费行为、保障婴童服装消费安全有所推动。同时借助乐友和京东的渠道，了解消费者对于婴童装安全与品质的消费痛点，为相关各方切实保障婴童服装消费安全提出参考建议。
制度视角关注于消费习惯和食品制度，并且说明了对食品的信任和制度表现是如何联系的。购买食物是消费者与食品供给系统之间最直接的联系方式，也是与食品专家、信息提供者、监管部门等之间的间接联系方式。在食品信任中，消费者更加信任食品供应系统和系统中的人员，而不是食品本身。因此，制度视角的支持者认为对食品的信任应该理解为嵌入的制度化关系。这一观点认为信任取决于消费者对制度绩效的评价。制度绩效好就产生信任，相反，制度绩效不好就会产生怀疑和不信任。PoppeandKjrnes对欧洲六国(丹麦、德国、意大利、挪威、葡萄牙和英国)食品信任的研究说明食品制度可以较好地解释国家之间存在的食品信任的系统性差异。以前对一个特定国家(地区)的研究同样支持这一观点，例如，Chen发现当台湾的消费者对食品供应链中的参与人员和食品制度更加信任时，他们对食品安全更加信任。总之，将信任与相应的制度表现联系起来，制度视角为食品中的信任提供了一个宏观的解释。但是，制度视角对在相同制度环境下，个体之间存在的信任水平差异没有作出解释。因此，整合认知视角和制度视角的观点将有助于进一步理解食品信任的来源。
(二)两种视角的整合
本研究认为认知视角和制度视角都有助于解释食品安全中的信任，但是将他们结合在一起，会对信任来源有一个更好的认识。认知视角主要关注个体对风险感知的认知过程，提供了一个微观层面解释。但是不能很好解释信任的系统性差异。制度视角认为信任是嵌入于制度关系中的。它可以解释系统间的差异，但不能解释个体之间的信任水平差异。因此，两个视角对认识食品安全中的信任提供了相互补充的解释。
二、研究假设
显示了将检验的消费者对食品安全信任的模型。根据模型，对食品安全信任的测量分成两种维度:一种是消费者对生鲜食品安全的信任，另一种是消费者对加工食品安全的信任。它们与五组变量相关，分别是知识、经验、社会人口统计学特征、对食品链相关主体的信任以及潜在惩罚力量。前三组变量是从认知视角中得来的，主要反映个人方面的影响因素。后两组变量是基于制度视角，主要反映制度方面的因素。
(一)知识和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信任
知识是指一个人拥有的食品安全相关知识水平。根据知识缺失模型，缺少充足的知识会使消费者不能正确评价食品风险并采取措施减少风险，从而使消费者对食品安全不确定性的感受增加。当消费者拥有足够的知识时，他们将能准确地评价相关风险并采取措施回避风险。这就是说，知识使人们更加了解将要发生的事情，从而降低不确定性。以前的经验研究也证明知识与信任呈正相关。
(二)经验和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信任
经验是指消费者之前购买不安全食品的经历。以前的研究表明，人的感知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如果人们遭受了不安全食品带来的负面后果，那么将会对食物的来源和正确准备方式更加注意，并且对可能的风险更加敏感。通常，人们对人为错误或疏忽导致的风险的忍受程度低于由于自然因素导致的风险。研究食品安全风险的学者发现，食物中毒经历与消费者感知的食品安全风险之间具有显著的正向联系，这为经验与食品安全信任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间接证据。据此提出研究假设:假设2:消费者购买不安全食品的经历和(a)对生鲜食品安全的信任，(b)对加工食品安全的信任呈正相关。
(三)社会人口统计学特征和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信任
除了消费者的知识和经验，我们认为社会人口统计学特征同样会对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信任产生影响。根据社会角色理论，不同的社会群体在不同的社交场合下会有不同的表现，扮演不同的角色。女性更关注家庭，通常感知到的风险是对家人的威胁(例如健康风险和死亡风险)，然而男性更加关注他们的工作生活，例如失业风险、经济问题。因为女性更倾向于关注食品风险，如果女性消费者符合内在的性别角色，那么女性消费者会比男性消费者更加不信任食品安全。先前的研究发现随着年龄的增加，信息处理能力下降。如上文所述，缺少充足的知识总会使消费者不能正确评价食品风险并采取措施减少风险，从而使消费者对食品安全不确定性的感受增加。由于老年人信息处理能力有限，所以他们更可能对食品安全拥有较低的信任。研究表明，拥有更高可支配收入的人有更好的机会了解并遵循推荐的食品安全措施，具有更高教育水平的人对食品安全问题和保护措施更加了解。此外，可以获得更多财富和教育资源的人往往可以容忍更高的风险，而一般情况下，收入和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对多数危险情况的风险容忍度较低。因此，预期家庭收入水平较低和教育水平较低的人会对食品安全的信任程度较低。基于以上分析得出下面假设:假设3:相比于女性，男性和(a)对生鲜食品安全的信任，(b)对加工食品安全的信任呈正相关。假设4:消费者年龄和(a)对生鲜食品安全的信任，(b)对加工食品安全的信任呈正相关。假设5:消费者的教育程度和(a)对生鲜食品安全的信任，(b)对加工食品安全的信任呈正相关。假设6:消费者的家庭收入水平和(a)对生鲜食品安全的信任，(b)对加工食品安全的信任呈正相关。
(四)对食品链相关主体的信任和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信任
如前所述，制度视角的一个关键假设是信任是嵌入于制度化关系中的。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消费者对出售的食品的质量无法控制，更多的时候，他们是选择相信还是不相信某个人而不是某种商品。因此，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信任程度部分依赖于监管制度和生产者来保护自身利益，同样也依赖于这些行为主体提供的食品风险信息。在信任文献中，对食品链相关主体的信任和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信任之间的正向关系也有充分的论述。例如，研究者发现，感知到的机构特征影响会对信任产生影响，如“胜任”、“专业”、“公开”、“诚实”、“关心”、“谨慎”和“公平”。同样，DeJonge和同事发现对食品安全的信任与对不同制度执行者的信任之间存在正向联系，不同制度执行者包括政府、农民、零售商和制造商。根据之前对相关主体信任的研究，在食品安全信任的整合模型中提出以下假设:假设7:消费者对政府的信任和(a)对生鲜食品安全的信任，(b)对加工食品安全的信任呈正相关。假设8:消费者对零售商的信任和(a)对生鲜食品安全的信任，(b)对加工食品安全的信任呈正相关。假设9:消费者对生产商的信任和(a)对生鲜食品安全的信任，(b)对加工食品安全的信任呈正相关。
(五)潜在惩罚力量和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信任
除了对食品链相关主体的信任，消费者感知到的潜在惩罚力量，也会对他们对食品安全的信任产生影响。在本研究中，惩罚力量是指通过经济手段或刑事手段惩罚非法个人和机构的能力。就像信任文献所说，信任建立在受信人害怕违背信任人的期望之上。例如，受信人违背了信任人会遭受经济惩罚。基于威慑机制的信任支持这一观点。所谓威慑基础的信任是指“愿意去信任那些合作失败时有可靠威胁来惩罚的信念”，或者说是“在惩罚的威胁下，人们的行为会保持一致性”。因此，那些感受到更大惩罚力量的人会对食品安全更加信任。虽然已有理论支持潜在惩罚力量和消费者对食品安全信任之间存在联系，但是我们没有发现有关经验研究对这一命题进行实证检验。假设10:消费者感知到的潜在惩罚力量和(a)对生鲜食品安全的信任，(b)对加工食品安全的信任呈正相关。
三、研究方法
(一)数据收集和样本
2010年6月到8月，在北京市的超市进行了消费者调查。样本总体来自位于北京五个地区的十个大众化的超市，五个地区分别是中心地区(东城区)、西北地区(海淀区)、东部地区(朝阳区)、西南郊区(房山区)和西北郊区(怀柔区)。在正式开始调查之前，先对15名消费者进行预调查，他们对措辞和一些部分定义的一致性提出了建议。基于他们的建议，我们对一些项目进行了改进，确保调查问卷的逻辑性，并确保其中内容可以被理解。调查员向购物者解释调查目的并邀请他们参与。当获得购物者的同意之后，向购物者提供调查问卷。调查员会当场解释在填写问卷过程中遇到的任何问题。当问卷填写完成后，调查员会立即回收问卷并检查是否所有的问题都被回答。为了激励购物者参与，在调查结束后会赠送一个价值10元左右的小礼物。调查共访问了1300个购物者，除去含有不完整信息的问卷，共有1165份可用问卷。表4－2显示了样本人口统计特征的描述。1165个调查对象中，43．9%是男性，56．3%的年龄是在20到29岁之间，50．7%的教育程度是大学或以上。如表所示，与北京总体的人口统计学特征相比，样本中女性、年轻的和教育程度高的消费者较多。此样本的人口统计学特征与之前多个对中国超市购买者的调查相一致，即中国消费者中的女性、年轻的和教育程度高的群体是超市购买者的主要来源。
(二)测量
1．对食品安全信任如前面所述，对食品安全的信任有两个维度:(1)对生鲜食品安全的信任，和(2)对加工食品的信任。根据PoppeandKjaernes和Chen的研究，测量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信任是通过询问消费者对市场中提供的某一特定食品的信任来进行的。选取中国消费者日常主要营养消费中的七种食品，其中四种食品用来测量对生鲜食品安全的信任，三种食品用来测量对加工食品安全的信任。对每一种食品，受访者被问“是否可安全食用”，可能的回答范围是从1“不安全”，到5“非常安全”。使用最大方差旋转法对七种食品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呈现出两个因子。出了七种食品的因子载荷。对生鲜食品安全信任的可靠性系数是0．81，对加工食品安全信任的可靠性系数是0．73。
2．对食品链相关主体的信任使用3个变量测量，分别是对政府信任、对零售商信任和对生产商信任。为了能够对信任进行测量，这里引用被若干学者使用的信任定义，即信任是认为受信人有能力(在一些特定领域具有影响力)、仁慈(所作所为是为了信任人的最佳利益)和诚实(不撒谎或歪曲陈述)。测量方法来自Jonge等的研究，并根据本研究进行了轻微修改。使用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的5分制李克特量表。对政府信任的克隆巴赫系数是0．862，对零售商信任的克隆巴赫系数是0．835，对生产商信任的克隆巴赫系数是0．891。克隆巴赫系数的值显示，所有的变量都具有高内在一致性。这一量表的具体项目。
3．潜在惩罚力量根据以前研究，我们用两个项目来测量潜在惩罚力量:
(1)您认为目前政府对食品的失信企业和个人的法律惩罚力度如何?
(2)您认为目前政府对食品的失信企业和个人的经济惩罚力度如何?使用5分制Likert量表(1=无所作为，5=非常大)。
4．知识使用17个项目来测量食品安全知识。前10个题目是一系列关于食品安全事件的陈述，例如:“2003年，安徽阜阳假奶粉事件(大头奶粉)”，如果受访者回答知道，则得一分，若回答不知道，则得零分。另外7个项目测量消费者对食品认证和标签系统的了解程度(包括:绿色食品、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点、无公害食品、有机食品和质量安全认证)。对于每个问题，受访者回答“熟悉”或“非常熟悉”被赋值为2，受访者回答“一般”被赋值为1，受访者回答“不熟悉”或“非常不熟悉”被赋值为0。17个项目的平均值(系数=0．81)用来代表知识指数。
5．经验经验的测量方法是询问受访者“你是否曾经购买过不安全食品(例如过期食品、腐烂食品)?”从来没有购买到过不安全食品则取值1，有时购买到和经常购买到不安全食品的分别取值2、3。6．社会人口统计学特征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是由受访者自己报告。其中，性别是虚拟变量，“男性”为1，“女性”为0。年龄分为6个组别:小于20岁、20～29岁、30～39岁、40～49岁、50～59岁和60及以上。受教育程度分为五个组别:初中及以下、高中、大专或职业教育、大学和研究生。家庭收入分为五个组别，取值范围是从1(“低于5000元”)到5(“20000元及更高”)。
四、分析和结果
本文使用结构方程模型(SEM)来检验理论模型，因为SEM可以对含有潜变量的多变量路径关系做出估计。借鉴AndersonandGerbing的方法，本研究使用两步建模方法。第一步使用验证性因子分析(CFA)模型来对观测数据进行匹配。第二步是估计结构模型检验提出的假设。利用Amos17．0计算机程序包分析协方差矩阵对测量和结构方程进行估计。
(一)测量模型
测量模型的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拟合指数的数值显示测量模型具有充分的拟合度(χ2［303］=557．31，P≤0．001，NFI=0．959，CFI=0．976，TLI=0．972，GFI=0．960，RMSEA=0．034，RMR=0．029)。他们为合理进行结构模型的进一步检验提供了支撑。尽管卡方检验是统计上显著的，但这一统计数值与样本量高度相关，因此在大样本评估模型拟合上是存在问题的。为了评估每个构念的收敛效度，我们检验了各构念的因子载荷的符号、大小和显著性。我们计算了组合信度指数和平均提取方差值，来评估构念指标对每个构念的测量程度。每个标准因子载荷都具有正向的符号并且高度显著。所有构念的收敛效度都在0．7以上。从平均提取方差值来看，只有消费者对加工食品安全的信任(AVE=0．47)略低于0．50水平;其他都超过了建议水平。因此，本章所采用的构念的收敛效度基本可以接受。在区别效度方面，我们检验了各变量间的两两相关性。表4总结了均值、标准差和所有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没有变量间的相关性是大于0．65建议水平的，这为区别效度提供了初步证据。同时，结果显示，每个潜变量的平均提取方差值都比它与其他潜在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平方大。因此，所有构念之间也具有区别效度。
(二)结构模型
结构模型结果表明模型与数据拟合良好(χ2［346］=812．71，P≤0．001，NFI=0．943，NFI=0．943，CFI=0．969，TLI=0．958，GFI=0．954，RMSEA=0．034，RMR=0．034)。研究模型分别解释了消费者对生鲜食品安全的信任19%的方差和消费者对加工食品安全的信任44%的方差。表6报告了模型的标准结构回归系数。假设1a到6b用来检验消费者的个人因素是否与他们对食品安全的信任相关。假设1a和1b认为知识与对生鲜食品安全信任(1a)和对加工食品安全信任(1b)正相关。从知识到对加工食品信任的路径系数，在统计上显著(b=0．08，P＜0．01)，但是，知识与对生鲜食品安全信任的路径系数不显著。因此，结果支持假设H1b，但不支持假设H1a。假设2a和2b认为经验与对生鲜食品安全信任(2a)和对加工食品安全信任(2b)负相关。结果支持假设2a(b=－0．08，P＜0．05)和2b(b=－0．07，P＜0．05)。对生鲜食品安全信任和对加工食品安全信任与性别相关的假设(3a和3b)都没有得到统计上的支持。假设4a和4b认为年龄与对生鲜食品安全信任(4a)和对加工食品安全信任(4b)负相关。路径系数的显著性(分别为b=－0．08，P＜0．05和b=－0．11，P＜0．001)表明假设4a和4b得到支持。假设5a和5b认为教育程度与对生鲜食品安全信任(5a)和对加工食品安全信任(5b)正相关，但没有得到支持。最后，结果支持假设6b，即收入与对加工食品安全信任正相关(b=0．14，P＜0．001)，但是，假设6a没有得到支持。制度影响因素方面，模型的标准路径系数表示，8个假设中的7个假设关系是显著的，并且符合预期方向。具体来说，假设7a和7b认为对政府信任与对生鲜食品安全信任(7a)和对加工食品安全信任(7b)正相关。路径系数统计上显著(分别为b=0．11，P＜0．05和b=0．14，P＜0．01)支持假设7a和7b。假设8a和8b认为对零售商信任与对生鲜食品安全信任(8a)和对加工食品安全信任(8b)正相关。结果支持假设8b(b=0．32，P＜0．001)，但不支持假设8a。假设9a和9b得到支持，对生产商信任和对生鲜食品安全信任之间的路径系数(b=0．19)，以及对生产商信任和对加工食品安全信任之间的路径系数(b=0．20)都在0．001的水平上显著。假设10a和10b也得到支持，感受到更大的潜在惩罚力量的受访者，对生鲜食品安全和加工食品安全的信任越多，这两个路径系数都在统计上显著并为正值(分别是，b=0．14，P＜0．001和b=0．08，P＜0．05)。总体上来说，将制度因素与食品安全相联系的假设得到了支持。
五、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