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培养和提高学生语言表现力
语言表现力的培养和提高过程就是引导学生运用英语从事写作实践活动的过程。写作实践是把理论和文学创作相结合的最佳途径。一方面，写作实践的灵活性很大，不论是形式，篇幅，体裁等都具有多样化特点；另一方面，写作是一种体验性学习，语言表现力展示了体验的功效，能够帮助学生有效习得英语词汇、语法等语言知识。在日常的英语教学中引入创意写作，如诗歌、故事、短剧的创意写作，要求学生使用语言准确、得体，思想表达清晰连贯，能够使学生得到更多锻炼，不断提高写作能力。
三、开展创作研讨班
英语文学创作课程的写作研讨教学模式使学生之间的交流和互助成为一种系统的、持续的、自然而然的智力互惠活动。将创意写作引入英语文学课堂教学，开展创作研讨班，建立一个激励学生发挥创造力的新机制，能够使学生在练笔过程中获得创造愉悦感和成就感，激发思维活力和创作热情。按照写作的规律，课堂教学可围绕教学计划展开，由项目或活动带动。鼓励学生精读、多思、勤写，尝试用英语写诗歌和小说，增强阅读理解能力、文学想象力和语言表现力。课内外的活动板块（包括专项技巧训练）还包括作品完成之后的润色和修改。为使作品尽善尽美，作品修改技巧和训练还可应用于任何一个写作环节（包括素材搜集、主题提炼、意象培育、情节设置、场景描写、人物刻画、人称转换等）。引入投稿机制，让完成后的作品在公共出版物（如校报）或网站（如校园网站）等处发表，这些活动既是创意活动的延伸，又是写作活动的转换。总之，把写作研讨班教学法引入到英语文学课堂，通过课内的“听”“说”“评”，课外的“读”“写”“改”等活动环节和形式，引导学生更好地自主学习。学生既是读者，又是作者，同时还是听者，三者之间的角色不断转换，使个人智慧与集体智慧得以融合，整体提升每个写作研讨班成员的英语思维水平。
从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边缘化”是文艺界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但这一词汇背后的内容却不尽相同。归纳起来有这样几类。一类是“话语权力”的失落型,即相对于建国初期17年,文学作为政治社会生活中的“中心话语”之一的状况,新时期文学却不再具有这种生存状况,感到自己被“权力”冷落和边缘化。一类是“断奶”的失落型,即相对于建国初期17年文艺创作体制的团体化和组织化,新时期文学却以“自我张扬”,疏离团体和组织为基本创作状态。而这一状态使一些作家失去了对“组织”的依赖感,从而产生一种被“组织”冷落和“边缘化”的感觉。另一类是消费社会中文化消费的多元化,消费主体的大众化,图像文化的主流化,使文学,尤其是严肃文学的市场迅速缩小,部分文学刊物的生存难以为继,因而一种被挤压,乃至被排斥的边缘化感觉油然而生。还有一类是主体失落型。即由于价值取向的不确定性,各领一两年。乃至几个月的权威效应的弱化,以及对物质化、娱乐化趋势的迎合与抵抗等等,造成创作主体的迷茫化,孤独感等等边缘化的感受。尽管上述造“边缘化”感觉的原因各不相同,但“边缘化”一词在上述感受中呈现的贬义色彩却是相同的论文。换言之,不管上述“边缘化”感受的客观意义如何,对感受主体而言,都是一种不愿接受的存在状态与心理感受。正是在这一点上,“边缘化”被引入了一种认识误区,“边缘化”本身所具有的正面意义和价值被忽略了。因为“边缘化”对于文艺创作而言,不是一种异态状态,而是常态,是创作本身所具备的属性与品质,因而它是极其正面的,意义重大的。
首先,好的作品是作家被权力边缘化的产物。“文王拘而演周易,屈原放逐而有离骚”,司马迁对此有刻骨铭心的体会。人们注意到中国古典文学中,“流放文学”占很大是在遭到权力中心放逐,被权力中心边缘化,远离京城时,才出现了创作的“井喷”。柳宗元的永州八记,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还有些作家,虽然梦寐以求的想要挤进权力中心,但始终被权力边缘化,而这恰恰成就了他们创作天才的自由挥洒。“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其实,这光焰弥漫着他们不能进入权力中心的失意、失落和寂寞。还有一些作家,自甘边缘,以边缘为满足,以边缘为乐,而正是这种心态,成就了他们独具个性的作品。陶渊明诗歌的个性和独特性,就受益于此。其次,“边缘化”是文学创作的空间要求。文学创作需要一个远离尘俗纷扰的安静空间,这里既有物质空间的静,又有精神空间的静。也就必须是“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文学作为语言艺术,同其它艺术一样,具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即文学创作,是个人劳动。只有当作家自甘寂寞孤独,潜心于艺术之中时,才可能产生艺术创作。换言之,艺术创作不可能在集体劳动相互协作的方式中,以轰轰烈烈的运动去进行创造,这就决定了艺术创作在任何时代,都是在个人孤独寂寞的“边缘化”的心理中才能很好完成,即必须“宁静致远”,排除种种世俗的干扰,才能品出艺术真味。从上述意义上可以说,“边缘化”是艺术创造的本质所在。文学并非治国之学,也非实用之学,它对社会的影响是间接的,因而它不可能处于社会政治的中心。相反,它必须与轰轰烈烈的政治权力保持一定距离。再次,“边缘化”是一种艺术家的精神特征。这不仅如上述所言,“边缘化”是一种艺术家创作的空间需求,更重要的,它是作家自身的一种特质。首先它是真正作家不容于世俗的个性特征,勃兰克斯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中论述英国的自然主义时,提到拜伦不容于他的时代,当时的报刊给拜伦起了无数绰号,如说他是古罗马因贪口腹之欲耗尽家产后自杀的“阿皮修斯”;是以残暴著称的古罗马皇帝“卡利古拉”;是以残暴、好色、和反自然淫行著称的古罗马皇帝“海利奥加巴努斯”等等。“也就是说他被指责为残酷得不近人情,野蛮到疯狂的地步,兽性地和违反自然地贪色
奸淫”而“正是从这一刻起,拜伦走向真正伟大境界的岁月开始了”。鲁迅对“庸众”的深恶痛绝,既是一种文化批判态度,也是作家自身超越世俗的个性特征。鲁迅也几乎有着和拜伦相似的遭遇。世俗生活用多疑、阴沉、偏激等等来批评鲁迅。其实这些批评的审美意义,恰恰在于凸现了鲁迅超越世俗而独树一帜的个性特征。精神生活的丰富与细腻,同时强烈的孤独感受,是构成这些作家的生存状态的基本特征,精神的丰富是他们想象的土壤,而精神的孤独则是激发他们想象激情的力量。山田敬三曾指出“孤独”一词是鲁迅表达自己内心世界最喜欢用的词汇之一。最后,创作是一种超功利的审美活动。创作作为一种超功利的审美活动,并不是说创作的审美成果不表现功利,即不表现政治和价值倾向,而是说政治和价值倾向并非创作的动机和目的。并非为了政治利益,物质利益而去创作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建国初的17年中,作家们渴望摆脱文学创作作为政治附庸的状态,而在消费时代,作家们又对文学依附于物质利益深感优虑的原因所在。创作是超越政治利益和物质利益的,创作就是创作的目的,正如生命就是生命的目的一样,只是生命作为生命的目的,在人类文明发展中被各种其它目标所异化,才使人们误认为生命有生命之外的目的。创作不可能在计较成败得失的过程中完成自身的审美创造,而只能在不计成败得失中才能完成自己的审美创造。总之,艺术创作的边缘状态,是艺术规律的内在要求,是艺术家审美领悟的独特状态,而决非是外在文化版图的方位坐标。
当艺术创作在人类史前时期,作为宗教、巫术、劳动号子中的一种组成元素而出现时,就暗示了艺术创作从一开始就具有边缘化的特征,即它作为一种宗教体验的附属产品,巫术仪式的局部形式的鲜明特征,是处于宗教和巫术的边缘地带。在中国,艺术创作在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它是以历史著作和哲学著作的形式出现的,即艺术创作是作为一种历史叙事和哲学议论的形式而出现的,是处在历史和哲学的核心视野之外的边缘性的工具。即便是在艺术创作成为一种独立的精神创造时,它的最富成就的作家,也大多是处于社会中心之外,或被这一中心所放逐的自由散漫的边缘地带的个人。边缘化从来不是艺术创作本身的问题,而是艺术创作之外的政治和物质利益问题,是社会地位问题,而不是艺术地位问题。事实证明,当艺术处于政治和物质中心时,恰恰是艺术创作丧失自我而出现问题的时候。因而,当前一些人对文学创作所谓滑入边缘化的忧虑和批判,恰恰体现了他们所关注的是文学创作之外的名和利的问题。真正追求艺术的作家,不会有被边缘化的感觉,甚至会为被边缘化而庆幸感动,而无须不平焦虑和躁动!
参考文献:
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一书中曾经说过:“凡是存在的同时是合宜的和不合宜的，而两者都对。;}i}y的确如此，若从精英的角度看，大众文学属于粗劣产品，它的存在有失文学的水准，是不合宜的;若从大众的角度看，它适合了大众的精神需要，他的存在却又是完全合宜的。
实际上，任何事物都有它存在的理由。精英文学如此，大众文学也如此。
大众文学存在的理由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创作主体的创作;二是受众的阅读。前者是它产生的理由，后者是它存在的理由。而前者又是后者的前提。本文探讨的正是这一方面。
很明显，无论古今中外，在文学创作界都存在着两个群体:精英文学创作群体和大众文学创作群体。这两个创作群体的不同，主要的还不在于他们的身份和地位。从大众文学最主要的部分小说来看，它的作者和精英文学的作者一样，大都是文化水平较高同时地位也较高的人。黄禄善《美国通俗小说史》所论及的自18世纪末到20世纪后半期美国180余位通俗小说家中，标明是大学毕业的就有120余位，而风许多人都毕业于哈佛等名牌大学，不少还是博士或大学教授。从国内情况看，几位通俗小说大家，金庸毕业于上海东吴大学，梁羽生毕业于广州岭南大学，古龙毕业于 台湾 淡江大学(淡江英专)。赵树理虽未上过大学，但他中师毕业(1925年进山西长治第四师范学校)，这在上一世纪20年代的旧
而精 英文 学就不同了。虽然，从传统观念看，故事情节是小说的三要素之一，但与人物相比，它毕竟是次要的。到了20世纪，故事情节在小说中更是被 现代 派逼到了边缘角落，正如德国法兰克福学派文艺批评家阿多尔诺所说:“叙述者实际上不讲故事了。”卿，这故事情节的退却和边缘化，正好凸现了精英文学的特点。精英文学的作家们，他们的注意力无一不在人物形象上。为了塑造人物，可以借助于故事情节这一手段，也可以不借助于这一手段，这也正如阿多尔诺所说:“小说真正的描写对象是活生生的人与僵化的社会之间的冲突。”l卿我国文艺界在上20世纪60年代曾有“先有人物，还是先有故事”的讨论，这次讨论没有明晰的结论。但是无论“先有故事”还是“先有人物”，都还是以人物为中心的，这是精英文学的视角，并不是大众文学的视角。
就总体而言，从本质上说，精英文学是人的文学，精英小说就是人物小说。高尔基的经典名言“文学是人学”，就是对精英文学来说的。相反，大众文学则是故事文学，大众小说则是情节小说。为了塑造人物，精英文学的作家们，无一不耗尽精力，呕心沥血，想象、虚构能凸现人物性格的生活场景、生活事件以及生活细节，中外的精英文学名著都是最好的证明。这种想象能力是“点’，性的，因为人物、场景、事件和细节都是“点”。精英文学成功的标准，主要就在于人物这个“点”上;而大众文学的作家们，他们无一不在费尽心机、搜肠刮肚想象事件的 发展 ，以情节吸引、感染读者。他们想象故事的能力是“线”性的，这“线”，就是故事情节的发展流向。
二、扇形心理:大众文学创作主体的又一独特之处
其一,马疏性情文学的情感表述在内涵上有别于清代其他性情主张。黄宗羲特别强调“情”在创作中的作用,他说:“彼才力功夫者,皆性情所出。”[15]他的主张接近晚明公安派而又有自己的特色和内容,他更注意被压迫者对不合理的反抗之情,更重视超越个人范围而热爱国家和民族的悲天悯人的怀抱。王夫之在《诗绎》中说:“关景者情,但与情相为珀芥也。”[16]他辩证地分析了诗歌创作的“情”、“景”关系,亦兼顾诗歌的社会意义与艺术效果。顾炎武说“诗本性情”,但他更强调“为时”“为事”而作[17]。钱谦益重“性情”的同时,也重学问,具有向宋诗回复的意味。叶燮云:“终絜诸情;絜之于情而可通,则情得。”[18]他强调意在笔先,主张表现真“性情”。袁枚、赵翼、郑燮都是乾隆诗坛上,与沈德潜、翁方纲等正统诗学、复古倾向别树旗帜而产生重大影响的诗人。袁枚“性灵”源于钟嵘与南宋杨万里,更是晚明公安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诸论的继承与发展。《随园诗话》卷五说:“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19]他之谓“性”即性情,情感。“灵”,有灵机,灵趣等。他之谓“情”,包括家庭、亲戚、朋友怀旧感今之情,其中他尤重男女之情。《答蕺园论诗书》说:“情所最先,莫如男女。”[20]赵翼云:“诗本性情,当以性情为主。”[21]郑燮的观点,与性灵派接近。论诗虽同尚性灵,却能反映民生疾苦。他们都力主性灵,注重抒写个性情感,强调独创,反对传统教条。而马疏的“性情”,侧重于人伦之间的真情。当然,他之谓性情,还包括对农民的关爱之情,以及对封建君主的“忠”,这是需要区别对待的。就此来看,他与黄宗羲、王夫之及袁枚、赵翼、郑燮的主张不同,其儒教思想及封建教条色彩更为浓厚;而他所抒发的人伦之性情,与时代、社会的关系不是很大。既缺乏黄、王等人的悲天悯人的怀抱和社会意义,也没有袁、赵、郑诸人的机趣、灵趣等内容。所以,更具个别性、狭隘性。
其二,马疏的性情文学主张,也体现在他的诗文创作中。他的《送陈生鸿烈北上序》、《太学生杨汝锡八十寿序》、《上介侯夫子书》、《与叶芗林同年书》等散文和《次韵腊月九日夜行口占四首》、《冬夜月》、《中秋月》等诗歌,无一不体现着性情特色。它们强烈的抒情性,使马疏诗文“卓然名家,盖自乾隆以来百余年间罕见此作矣。”[22]苏检斋说,马疏诗“一片至性至情”、“一往情深”、“笔情淡远,至性缠绵”。[23]陈秩五云:“诗文俱在,情见乎辞。”[24]张澍云:“词意恳挚,情文斐亹。”[8]
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一书中曾经说过:“凡是存在的同时是合宜的和不合宜的，而两者都对。;}i}y的确如此，若从精英的角度看，大众文学属于粗劣产品，它的存在有失文学的水准，是不合宜的;若从大众的角度看，它适合了大众的精神需要，他的存在却又是完全合宜的。
实际上，任何事物都有它存在的理由。精英文学如此，大众文学也如此。
大众文学存在的理由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创作主体的创作;二是受众的阅读。前者是它产生的理由，后者是它存在的理由。而前者又是后者的前提。本文探讨的正是这一方面。
再从《美国通俗小说史》中得知，那些通俗小说作家，几乎都从事过多种工作，生活阅历丰富。这和精英文学作家也井没有什么差别。因为，这是进行所有文学创作的重要条件。实际上，即使是那些创作简单民间歌谣的作者，其生活阅历也是相当丰富的。
那么，大众文学的创作主体和精英文学的创作主体有没有差别呢?
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布封说;“风格却就是本人。‑}3}中国古语云;“文如其人。”谈到风格，以往人们只就作家而言，亦谓作家才有风格。其实，作品的类别即品种也是有风格的。大众文学和精英文学就有各自的总体风格。按布封的说法，大众文学的总体风格，当然也是由大众文学的创作主体所决定的。
决定大众文学总体风格的，是其创作主体独特的创作心理和思维方式。
一、线性想象:大众文学创作主体的第一个独特之处
虽然金庸曾经明确说过:“我的重点放在人物方面。作为通俗小说，人物突出，读者容易接受。‑}q}y但是，作为大众文学，这只是个案，是少数大众文学作家带有独特性、个人性的行为。实际上，金庸的武侠小说早就被学术界认定为将大众文学和精英文学融合的范例，网上称其“完全打破了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界限”，学者说它“非同一般。”15位该说，它已经不是纯粹的大众文学了。就大众文学总体而言，无疑，作者们都是把注意力主要放在故事情节上，而不是在人物上，它们的人物类型化、模式化就能很好地说明这一点。对故事情节的偏爱、倾心与执着，是大众文学创作者的心结，也是他们的思维定势。我们可以看到，大众文学作品，无论小说、、剧剧本、评书，等等，无一不是以情节取胜的。即使它们有的塑造了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如《三国演义》、《水浒传》和金庸的某些小说，以及外国的《飘》等，但其情节依然是最重要的部分。无曲折、生动故事情节的小说、电影、电视剧，绝不是大众文学作品。但是没有独特性格的人物的小说，依然是大众小说。在大众文学作品中，情节主要不是一种手段，而是情节本身。情节主要不是面向人物，而是面向读者。生动的情节是必不可少的。同样，编故事或者说想象、虚构故事的能力，也是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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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精英就不同了。虽然，从传统观念看，故事情节是小说的三要素之一，但与人物相比，它毕竟是次要的。到了20世纪，故事情节在小说中更是被现代派逼到了边缘角落，正如德国法兰克福学派文艺批评家阿多尔诺所说:“叙述者实际上不讲故事了。”卿，这故事情节的退却和边缘化，正好凸现了精英文学的特点。精英文学的作家们，他们的注意力无一不在人物形象上。为了塑造人物，可以借助于故事情节这一手段，也可以不借助于这一手段，这也正如阿多尔诺所说:“小说真正的描写对象是活生生的人与僵化的之间的冲突。”l卿我国文艺界在上20世纪60年代曾有“先有人物，还是先有故事”的讨论，这次讨论没有明晰的结论。但是无论“先有故事”还是“先有人物”，都还是以人物为中心的，这是精英文学的视角，并不是大众文学的视角。
就总体而言，从本质上说，精英文学是人的文学，精英小说就是人物小说。高尔基的经典名言“文学是人学”，就是对精英文学来说的。相反，大众文学则是故事文学，大众小说则是情节小说。为了塑造人物，精英文学的作家们，无一不耗尽精力，呕心沥血，想象、虚构能凸现人物性格的生活场景、生活事件以及生活细节，中外的精英文学名著都是最好的证明。这种想象能力是“点’，性的，因为人物、场景、事件和细节都是“点”。精英文学成功的标准，主要就在于人物这个“点”上;而大众文学的作家们，他们无一不在费尽心机、搜肠刮肚想象事件的发展，以情节吸引、感染读者。他们想象故事的能力是“线”性的，这“线”，就是故事情节的发展流向。
二、扇形:大众文学创作主体的又一独特之处
还是那本《美国通俗小说史》。在该书所列的180余位作家中，又有近70位担任报刊编辑、记者，或广告人、推销员。我国的大众文学大家金庸、梁羽生，都当过编辑。众所周知，报刊是以大发行量为目标的。这种报刊工作人员的职业习惯，造就了大众文学作家的迎众心理。其他许多作家也因生活拮据，把创作当作挣钱的手段。所以，自社会以来，特别是在当今东西方一体化的里，在产业的市场化运作中，大众文学作品都和报刊一样，追求畅销即最大的受众面，并以此作为成功的标志。
二、“逆转”创新。俗话说:文似看山不喜平，曲径才能通幽，曲折才能生姿。作文最忌的就是平铺直叙，要在自然中求变化，流畅中求跌宕，才能做到引人入胜，扣人心弦。例如杨朔《的荔枝蜜》由“不大/！/喜欢”蜜蜂起笔，接着是吃蜂蜜而“动情”，听蜜蜂事迹而“心颤”，最后愿“自己也变成一只蜜蜂”，欲扬先抑，波澜起伏。鲁迅是逆转达手法的高手，《药》中老栓为儿子治病而买人血馒头，结果小栓在一片“好药”的议论之后死去；《一件小事》中，“我”一天比一天“看不起人”，后来在人力车夫的实际行动教育下，终于进行了深刻的自我解剖，起初觉得有些迂的车夫成了“我”须仰视才且“时时记起”的人物。因此，我们要引导学生巧设文章“转折点”。
事实上，作家创作并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事，也不是只有文学天才才能从事的，只要掌握一定的文学常识、具备一定的写作能力，肯于做生活的有心人，即使不能成为大家，也可以写出具有魅力的文学作品。揣摩作家的创作，品味作家的作品，虽手法不同、风格各异，但还是可以找出一些可以借鉴的地方。
一、随意之所之到处漫游
随意之所之到处漫游，是就作家的创作构思而言的。作家处于创作状态时，其意识往往是散漫的、自由的;作家常常是精赘八极、心游万切，在世间万象中寻觅既能表现自己的审美意识，又能给读者以美感的物象，并随时随地捕捉灵感，寓意于物、随物赋形、心随物转，到处漫游。
作家的这种自由意识往往是以现实生活为基础，作家是万万不能脱离生活凭空臆想，当然作家创作并不排斥虚构，也不否认想象贯穿艺术构思的始终。但虚构应以现实生活为依据，想象应依托于真实与合理。作家至少曾经经历过那种生活，或者有过类似的生活经历，不然他的作品就会给人以虚假的印象。鲁迅的作品以深刻犀利见长，对封建社会的揭露和批判无人能出其右，但他一直想写反映红军长征的作品，可始终没能做到，并不是鲁迅江郎才尽，而是对其生活的不熟悉，制约了他的创作。倍受推崇的八十后作家韩寒、郭敬明写不出《孔乙己》和《祝福》这样的作品，这同样也不是写作能力间题。而是文学创作无论是虚构还是想象都离不开现实生活，离不开作家生活的那个圈子。也许有人会说，不是有好多当代作家以 历史 为题材吗?确实，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很普遍，但作品中难免流露出作者的思想意识，而这些 自然 带有时代的烙印。历史题材只不过是作家表现自己意识的一种方法和手段。
综上不难看出，作家的创作一方面在描绘着生活、诉说着理想，另一方面又在“随意之所之到处漫游”，在用心观察着、体验着生活，文学创作是对生活的反映与评价。
二、从更高、更广的视野观察事物
文学是更高地悬浮于意识形态领域的创造。作家只有作为旁观者时，才能创造出具有魅力的典型形象。否则，他只能像自然主义那样，机械地记录、解剖现实生活的片段。这样的创作只能是事实和材料的堆积，至多会写出一些无主题无典型化的作品，既缺乏艺术性，又缺乏现实意义。
蕴藉是文学的首要特征，意象是作家创作的第一目标。没有蕴藉，文学就失去了文本的特色;没有意象，文学作品就失去了魅力。蕴藉为读者创造提供了蓝本，意象为读者创造指明了方向。文学创作既离不开作家创造，又离不开读者创造。没有读者的介人，作家的创作只能是一堆毫无意义的符号，甚至不能称之为作品。而正是作家创造的蕴藉，为文学接受提供了可能。而意象的创造，则会使得读者创造不会脱离文本太远。作家要创造出具有蕴藉的意象，必须从更高更广的视野观察事物，必须艺术地处理现实世界。只有这样，作家的创作才更真实，更具有艺术魅力。
作家能够从更高的角度反映社会生活现象，才使得作品具有了深刻的主题，也才使得作品意象更为丰富、意蕴更为突出。从更广阔的视野反映事物，是指艺术构思中的综合。作家创作离不开综合，综合可以使作品更具概括性，也可以使得作品的读者受众更加广泛。文学创作固然要具有个性，但要实现广泛的社会价值还须较强的概括性，尤其是艺术形象，他已不再是个人，而是整个人类的声音在我们的心中回响。由一斑而窥全豹，由一部作品显示社会乃至全人类的问题，是作家追求的目标。从更高更广的视野观察事物，是作家创作的必备条件，也是作家创作高水平的作品的前提基础。
三、依照自己的感觉作出自己的判断
文学创作是对生活的反映，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如何反映却是作家的事。作家依照自己的感觉作出自己的判断、自己的描绘。然而这种判断应该以现实为基础，应该是自己对现实的真实感受，应该显示出艺术真实。
何谓 艺术 真实?艺术真实是指作家以主观性感知与诗意创造，在其营构的似定性情境中表现对社会生活内蕴、特别是那些本质性 规律 性的东西的认识与感悟。艺术真实不同于 科学 真实，也不同于生活真实。与科学真实相比，它是一种内蕴的真实、假定的真实;与生活真实相比，它是一种主观的真实、诗意的真实。世上没有三千丈的白发，但用于写愁绪却给人以真实的感觉。描绘感觉世界，创造出一个既源于现实世界，又不同于现实世界的新世界。文学创作与其说是对现实世界的描绘，不如说是对作家感觉的描写，这种感觉是作家对事物的认识和评价。
事实上，作家创作并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事，也不是只有文学天才才能从事的，只要掌握一定的文学常识、具备一定的写作能力，肯于做生活的有心人，即使不能成为大家，也可以写出具有魅力的文学作品。揣摩作家的创作，品味作家的作品，虽手法不同、风格各异，但还是可以找出一些可以借鉴的地方。
一、随意之所之到处漫游
随意之所之到处漫游，是就作家的创作构思而言的。作家处于创作状态时，其意识往往是散漫的、自由的;作家常常是精赘八极、心游万切，在世间万象中寻觅既能表现自己的意识，又能给读者以美感的物象，并随时随地捕捉灵感，寓意于物、随物赋形、心随物转，到处漫游。
作家的这种自由意识往往是以现实生活为基础，作家是万万不能脱离生活凭空臆想，当然作家创作并不排斥虚构，也不否认想象贯穿艺术构思的始终。但虚构应以现实生活为依据，想象应依托于真实与合理。作家至少曾经经历过那种生活，或者有过类似的生活经历，不然他的作品就会给人以虚假的印象。鲁迅的作品以深刻犀利见长，对封建的揭露和批判无人能出其右，但他一直想写反映红军长征的作品，可始终没能做到，并不是鲁迅江郎才尽，而是对其生活的不熟悉，制约了他的创作。倍受推崇的八十后作家韩寒、郭敬明写不出《孔乙己》和《祝福》这样的作品，这同样也不是写作能力间题。而是文学创作无论是虚构还是想象都离不开现实生活，离不开作家生活的那个圈子。也许有人会说，不是有好多当代作家以为题材吗?确实，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很普遍，但作品中难免流露出作者的思想意识，而这些自然带有时代的烙印。历史题材只不过是作家表现自己意识的一种方法和手段。
综上不难看出，作家的创作一方面在描绘着生活、诉说着理想，另一方面又在“随意之所之到处漫游”，在用心观察着、体验着生活，文学创作是对生活的反映与评价。
二、从更高、更广的视野观察事物
文学是更高地悬浮于意识形态领域的创造。作家只有作为旁观者时，才能创造出具有魅力的典型形象。否则，他只能像自然主义那样，地记录、解剖现实生活的片段。这样的创作只能是事实和的堆积，至多会写出一些无主题无典型化的作品，既缺乏艺术性，又缺乏现实意义。
蕴藉是文学的首要特征，意象是作家创作的第一目标。没有蕴藉，文学就失去了文本的特色;没有意象，文学作品就失去了魅力。蕴藉为读者创造提供了蓝本，意象为读者创造指明了方向。文学创作既离不开作家创造，又离不开读者创造。没有读者的介人，作家的创作只能是一堆毫无意义的符号，甚至不能称之为作品。而正是作家创造的蕴藉，为文学接受提供了可能。而意象的创造，则会使得读者创造不会脱离文本太远。作家要创造出具有蕴藉的意象，必须从更高更广的视野观察事物，必须艺术地处理现实世界。只有这样，作家的创作才更真实，更具有艺术魅力。
作家能够从更高的角度反映社会生活现象，才使得作品具有了深刻的主题，也才使得作品意象更为丰富、意蕴更为突出。从更广阔的视野反映事物，是指艺术构思中的综合。作家创作离不开综合，综合可以使作品更具概括性，也可以使得作品的读者受众更加广泛。文学创作固然要具有个性，但要实现广泛的社会价值还须较强的概括性，尤其是艺术形象，他已不再是个人，而是整个人类的声音在我们的心中回响。由一斑而窥全豹，由一部作品显示社会乃至全人类的问题，是作家追求的目标。从更高更广的视野观察事物，是作家创作的必备条件，也是作家创作高水平的作品的前提基础。
三、依照自己的感觉作出自己的判断
文学创作是对生活的反映，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如何反映却是作家的事。作家依照自己的感觉作出自己的判断、自己的描绘。然而这种判断应该以现实为基础，应该是自己对现实的真实感受，应该显示出艺术真实。
何谓艺术真实?艺术真实是指作家以主观性感知与诗意创造，在其营构的似定性情境中表现对社会生活内蕴、特别是那些本质性规律性的东西的认识与感悟。艺术真实不同于科学真实，也不同于生活真实。与科学真实相比，它是一种内蕴的真实、假定的真实;与生活真实相比，它是一种主观的真实、诗意的真实。世上没有三千丈的白发，但用于写愁绪却给人以真实的感觉。描绘感觉世界，创造出一个既源于现实世界，又不同于现实世界的新世界。文学创作与其说是对现实世界的描绘，不如说是对作家感觉的描写，这种感觉是作家对事物的认识和评价。
文学作品是一个整体，创作者对文词的选择、排列和组合要从中心含义与主题思想出发。瑞恰兹对语境概念的理解十分开阔，“语词作为思想的表现，其转化的语境是上下文，或者说就是句子；与此同时，瑞恰兹认为句子也是更大语境的一部分”。在他看来，词、句和段都是语境的一部分，因此，创作者对词、句和段的选择、排列与组合更要小心谨慎、精益求精，创造出一个言简义丰、含义准确的语境，从而让读者更清晰地认识到该特定语境之定词、句或段的确切含义。
瑞恰兹对语境概念的提出，使文学回归到文学文本本身，更加注重了主题思想与具体语言之间的关系，为当下的文学创作也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具体原则。文学之所以为文学，就在于它的语言建构，并且这种语言建构需要昭示和蕴含一定的内涵。内涵的表达必须落实到具体语言上。
读者对文学作品的认识，应当随着阅读过程的推进而不断加深
文学作品本身是一个完整的形式，词、句、段所承担的意义，是“它的语境中缺失的部分”，这是指就语词本身来说，它具有多重不确定的含义。而就读者来说，由于文学作品是“一个为特别的审美目的服务的完整的符号体系或符号结构”，这种符号体系或结构承担的审美目的，造成了语言的不确定性，也会造成读者误读。
例如曹雪芹的《红楼梦》，学界对它的诠释，大多是放在创作者曹雪芹所处的时代背景之下，将文学作品的意义回归时代，从社会历史的角度来解读其真正的含义，而不能根据某一学者自身的想象、对只字片语的理解、对文本的臆断出发。
因此，把握具体语境当中某个词、句、段的含义，就要从语境出发，根据阅读过程的推进来更新、了解其具体的意义，排除复义所带来的矛盾、错误和偏颇，并且要将含义还原至语境之中，在语境中得到检验，从而更加准确深入地改善对文学作品的情节、思想、主题、价值等的认识，明晰创作者的真正意图，还原作品的本来意义。
语义学理论
(一)从语言和思想的关系来把握文学作品的意义
瑞恰兹认为，语言和思想的关系是把握文学作品的意义的关键问题，只有当语言和思想发生必要并且十分相关的联系时，语言才具有其特定的意义。
语言和思想的关系，可以理解为两个方面，第一方面是语言和创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的关系，另一方面是语言和特定的社会大背景下人们的心理关系，如态度、看法、做事情的意图等等。语言与创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或特定社会大背景下人们的心理之间的关联，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但相关是必然的。单纯就文学作品的意义而言，“文学作品是它的文学特性、想象和语言三者的结合，不仅涉及到它的语法结构和逻辑结构，而且也涉及到对它的联想”。正是由于联想的存在，使得相同的语法规则和逻辑序列的作品在不同的阅读主体阅读过程中，唤起不同的意义。由于不同主体本身所具有的知识结构、所处的时代背景、所获得的生命体验存在差异，从而使得文学作品的意义不稳定。作家在创作的过程中，却应该尽可能地减少甚至避免这种意义不稳定。
如林徽因的诗歌《那一晚》：“到如今我的船仍然在海面飘，细弱的桅杆常在风涛里摇……到如今还怀念你岸上的耕种，红花儿、黄花儿，朵朵的生动……”。诗歌随着意象的增多而不断推进，诗歌的思想也不断深入，将阅读者领入一个别样的场景之中，并产生了多种多样的联想，却不会误解创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作家真正体验过的情感，才是文学作品的真实意义。这种意义，渗透在文学的字里行间之中，被阅读者接受，从而产生了更加广泛的感受，可以认同亦可以反对，却昭示着文学作品的本真，这就是文学作品的意义。
(二)语言的“符号功能”和“情感功能”
瑞恰兹将语言的用法归为两类：语言的科学用法和语言的情感用法。据他所说，语言的科学用法是指，“可以为了一个表述所引起的或真或假的指标而运用表述”。而语言的感情用法是指，“可以为了表述触发的指标所产生的感情和态度方面的影响而运用表述”。从这个定义上来讲，科学用法和情感用法的区别在于，运用表述的目的在于要引起真或假的指标还是在于要产生感情和态度方面的影响。这也就赋予了语言所谓的两种功能，即“符号功能”和“情感功能”。
符号功能是相对于科学语言而讲的，而情感功能是相对于诗歌等的艺术作品的语言来说的。在这里，笔者重点讨论和情感用法所赋予语言的情感功能对文学创作的意义。如屠格涅夫这样诉说自己的创作过程：“譬如说，我在生活中遇到了某一位费克拉•安德烈耶夫娜，某一位彼得，某一位伊凡，你瞧，这个克拉•安德烈耶夫娜，这个彼得，这个伊凡的身上忽然有种与众不同的东西、我在别人身上没有看见过和听见过的东西震撼了我。我仔细观察他，他使我产生了特殊的印象。”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作家本身的情感体验也十分重要，正是由于作家在生活中看见和感受到了那些“与众不同的东西”，震撼了他，他将这种震撼付诸笔端，通过文本传达给了读者，让读者感受到他的震撼，并对读者产生感情和态度方面的影响，从而实现了语言“情感功能”。
诗歌理论
(一)中和诗论
诗歌是一种审美艺术创造，它通过为读者带来美的体验而使读者产生审美经验，让人在阅读诗歌的时候让那些混乱的、冲突的精神状态得到调和，从而产生一种身与心的稳定的平衡。“我们之所以为人，就在于我们有身体，比较特别的是我们有神经系统；更为特别的，是它的比较高级的或比较核心的相互协调的部分，精神乃是一个冲动系统”。在这里，瑞恰兹将人之所以为人的特点，归结于精神系统，人们能不能在阅读中得到感知，得到审美的愉悦的精神体验，就在于能不能在阅读中得到平衡。人在写诗的时候，应该对所要表达的情景或事物产生高度的敏感或惊觉，并在这种敏感、惊觉的冲动之中，运用语言，将情感组织成为和谐、协调的整体，从而在自身建立一种平衡的心理状态。
瑞恰兹重视诗歌的中和之美，认为诗歌的语言是纯感情的，诗歌是中庸的，是将对立面调合起来，将各方面平衡起来，从而组成了诗歌的审美价值。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瑞恰兹更加重视诗歌对读者产生的心理效果，而不是分析和解释诗歌在遣词造句上的排列手法。诗人之所以为诗人，就在于他们能将互相冲突、混乱的、束缚的情感和冲动，拼合成一个完美而稳定的状态，这个状态最终趋向身与心的平衡。如诗人王锋这样诉说他写诗的初衷：“众多的诗文，使我的热血沸腾，使我的激情澎湃，使我的诗思奔流。我完成了自己灵魂的永生。”正是由于热血沸腾、激情澎湃、诗思奔流这种情感上的冲动在诗人的身心达到一种稳定的平衡，诗人才能将毫无关联或者矛盾冲突的词、句、段连在一起，从而产生具有审美情趣的、蕴含哲理感悟的诗歌，才能引起读者和诗人一起驰骋在所营造出的虚拟的审美世界之中。
因此，文学创作的主体———作家要想在读者那里引起纯感情的共鸣效果，就需要结合自身的情感态度，使得诗歌的陈述符合情感意义上的真实，让读者能获得情感上的相信，并将各种复杂的、矛盾的、对立的、难以调和的事件、冲动、刺激，组成一个完整的文学作品。
(二)诗语研究
“一首诗，它在适当的读者的心灵中所构成的真实的经验，约束着他对于世界的反应，并且整理他的冲动，乃是我们研究他人对于事物如何感觉的最好的证据”。瑞恰兹关心的不是诗歌的内容，他更关心读者阅读诗歌这一过程和阅读过程所产生的经验。也就是说，诗歌本身是虚假的，因此阅读诗歌的过程中，读者不应该拘泥于诗歌上下行之中的词和事物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而应该更加关注诗歌所具有的感情功能。如果读者运用了正确的方法阅读诗歌，那么“理智上说，相信或不相信的问题从来不会产生……”。
篇章才是读者与作者的媒介，将创作者的感受最清晰地表达给读者，只要文学接受的主体———读者方法适当，理解便不会出现偏颇。但这并不意味着毫无想象力地接受，而是在接受者主观能动性的指导之下，跟随诗人的意图来领悟诗歌。
如但丁的《神曲》，描写了种种惊心动魄而又神奇的景象，如吞噬幽灵的三个头的恶犬猞拜罗、长着三幅不同颜色的面孔、三对庞大无比的翅膀的地狱王等等。这些形象本身是虚假的，但却产生了不同寻常的艺术效果，表达了诗人精辟的哲学和神学等方面的观点。我们在阅读的时候，便能通过这些栩栩如生、形象逼真的场景，领悟到诗人的真正意图。当然，重视诗歌本身，并不是倡导一板一眼程式化地叙述，而是运用比喻、象征等修辞的力量，壮大诗歌的蕴意，使得文本更加鲜活可感，具有生命的活力，从而营造出更丰厚广阔的艺术世界。
一、背景出身及当时社会创作风气
曹操(155-220 )，东汉末年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本姓夏侯，字孟德，小名阿瞒，沛国谁郡(今安徽毫县)人，出生于一个大官僚地主家庭，长子。因其父曹篙乃是中常侍曹腾之养子，故改姓曹。亦因这种关系，曹操自幼便有机会接触官宦子弟。日后的劲敌袁绍亦是曹操年少时朋友。曹操身长七尺，细眼长须。自幼放荡不羁，但很有才华，又足智多谋，善于随机应变。当年，汝南有个善于评论人物的名士，叫许助，评论曹操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初平三年，董卓为王允、吕布所杀。而二人又被卓部下李催、郭祀所逐。献帝乘乱与一帮大臣逃出长安，但被李、郭二人所追捕。而曹操接受荀或、程显建议，迎接献帝至许昌。时为公元196年，曹操四十二岁，从此曹操便开始挟天子以令诸侯。建安二十一年(216)，曹操进位为魏王。建安二十五年(220)，曹操病逝，享年六十六岁。翌年(221)，操子曹巫篡汉，建国号魏。追尊曹操为太祖武皇帝。
东汉末年社会动荡不安，人们逐渐从经学的束缚之中解脱出来，正统观念开始淡化，思想出现了活跃的局面，深受两汉经学影响的士人们僵化了的内心世界让位于一个感情细腻的世界。重个性、重欲望、重感情，强烈的生命意识成了建安士人内心生活的中心。随之而来的是文学成了感情生活的组成部分。它自然而然地失去了政教目的，失去了经学附庸的地位。士人们经过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才逐渐从麻木之中清醒过来，不再忠于一朝，正所谓“良禽择木而栖”，名士择良君而仕，有的人中间曾经变换几个主子。比如王架，起初是依附荆州刘表，后来归属曹操，成了建安七子之一，一生随曹操南征北战，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同时也留下了不少的军事题材的诗歌。如著名的《从军诗》5首、《初征赋》等。曹操面对士人原有意识形态、价值观念逐渐解构的现实，提取揉合儒道法等各种思想中的合理内核，形成了自己的实用理性，这不仅标志着魏晋南北朝时期“人的觉醒”，同时也开启了文学的自觉，为诗文灌注了鲜明的个人特色，从而构建了曹操诗歌慷慨悲凉、阔大豪奇的审美境界。
《乐府诗集》中收录曹操诗共21首，其中包括《气出唱(一作“倡”)三首》、((精列》、《度关山》、《燕露》、《篙里》、《对酒》、《陌上桑》、《短歌行三首》、《苦寒行二首》、《塘上行》、《秋胡行二首》、《善哉行二首》、《步出夏门行》、《却东西门行》。这些诗歌分属于相和曲中的相和、清调、瑟调三曲。根据《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的收集，其中《善哉行》(残句)、《董一卓歌辞))(“卓”当为“逃”之误)、《谣俗辞》、《有南篇》(残句)、《饮马长城窟行》(残句，6首)，为《乐府诗集》未收作品。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至武帝定效祀之礼，祠太一于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于汾阴，泽中方丘也。乃立乐府，采诗夜诵。从这段话我们不汉知道乐府被立于汉武帝之时，而且知道了乐府与诗歌的关系，诗的语言形式再加上乐府的曲调，便成了可以歌颂的形式了。又据《汉书·艺文志》:“自武帝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李延年善歌，为新变声。是时上方兴天地诸祀，欲造乐，令司马相如等作诗颂，延年辄承意弦歌所造诗，为之新声曲。这是文学史上所记载的较早的文人做乐府诗。从这段话我们也可以看出来，文人乐府诗的产生，与“新声”或“新声曲”的关系极为密切。这种“新声”是配辞而唱的乐曲，其曲牌就是后来的乐府常用的诗题。
二、曹操的乐府情结与反映真实情感作品的创作
自武帝立“采诗夜诵”的乐府机关后，整个西汉时期的乐府，由《效祀歌》、《房中歌》、《饶歌》三大类构成，至东汉明帝时，乐府被定为“四品乐”并且经常在宫中演奏。另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与裴松之注引《曹瞒传》及郭颂《世语》等之记载可知，曹操为宦官曹篙义子，自小生活于皇宫中的曹操，自然在很小的时候，就受这种音乐的熏染和影响，自然对这些音乐会很感兴趣。再看《宋书》卷二十一《乐三》的一则记载:，’(但歌》四曲，出自汉世。无弦节，作伎，最先一人倡(唱)，三人和，魏武帝尤好之。从这段话可以看出，一代袅雄，魏武帝曹操对《但歌》四曲是非常喜欢的。
这些在皇宫内经常被演奏的乐府诗，是东汉皇宫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幼生活于东汉皇宫内的曹操，不但从小耳濡目染这些音乐，而且这种透露着王者气势的音乐对“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的曹操有极大的吸引力。这种音乐所蕴涵的气概，正是曹操倾其一生所努力追求的。曹操的“仿效乐府”，表达了他对王权的向往与努力追求，历史地成了曹操难以割舍的乐府情结。在《短歌行》、《对酒》、《气出唱》、《步出夏门行》v露》等诗中，表现了曹操古直悲凉，胸有大志、慷慨激昂的气度。请看其《步出夏门行·观沧海》一诗，以雄健豪迈之笔，对大海吞吐日月、含孕群星的气魄，进行了生动形象的描绘，实际土曹公是借大海来抒发自已博大的胸襟，读之令人回肠荡气，感慨万千。一代袅雄的博大气概尽在其中。
曹操诗歌，有不少是“歌以言志”的，多借助乐府歌辞以抒发自己的抱负。兹可举出数例:
歌以言志，晨上散关山。歌以言志，有何三老公。歌以言志，我居昆仑山。
歌以言志，愿登太华山。歌以言志，天地何长久。歌以言志，四时更逝去。歌以言志，戚戚欲何念。—(以上见其《秋胡行》)
还有《步出夏门行》中的“幸甚至哉，歌以言志”均出现了“歌以言志”四字，这充分说明了曹操借乐府歌辞以抒大志的文学思想。再看《三国志·魏志》卷一《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云:
(太祖曹操)创造大业，文武并施，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 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
还有《诗品序》云:
三祖(指魏武帝太祖曹操、魏文帝高祖曹王、魏明帝烈祖曹春)之辞，文或不工，而韵入歌唱。曹操善于以乐府旧题写时事，以抒己志。除了抒发自己要建功立业的伟大志向之外，曹操也有不少诗歌表达了对人民的同情。如《秋胡行》:
四时更逝去，昼夜以成岁。四时更逝去，昼夜 以成岁。大人在先天，而天弗违。不戚年往，忧世不治。存亡有命，虑之为痴。歌以言志，四时更逝去。(《秋胡行》)
又如《短歌行》第一首云: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康。青青子补，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令。哟哟鹿鸣，食野之萍。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辍。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吁，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鹤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 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在这二首诗里，抒发了诗人深沉的“忧伤”。慨叹“去日苦多”而贤才未至，功业未建，治世难待。诗的末尾托周公以喻志。
曹操的不少诗唱出现实生活中的苦和乐。在《气出唱》中有“解腹愁，饮玉浆”。在《短歌行》中有“何以解忧，惟有杜康”。《露行》中有“瞻彼洛城郭，微子为悲伤”。《篙里》中有‘性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苦寒行》中有“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悲彼东山诗，悠悠令我哀”。《塘上行》中的“念君去我时，独愁常苦悲”。“念君常苦悲，夜夜不能寐”。
在曹操诗歌创作中，表达欢乐之情的也为数不少。如《气出唱》第二首:“酒与歌戏，今日相乐诚为乐。”《秋胡行》第二首:“戚戚欲何念!欢笑意所之。”《善哉行》第三首:“朝日乐相乐，酣饮不知醉。”“弦歌感人肠，四坐皆欢悦。”
这些诗歌创作，无论是叙悲伤，还是言欢乐，都表现了曹操重视内心真实感情的抒发，不虚伪，不做作，所以读起来给人以真实的感觉。人生活在世上，不可能不存在喜怒哀乐等各种感情，曹操就是把这些真性情通过诗歌创作给抒发了出来，表现了人的合理的感情和欲望。正是人性获得解放的标志。正所谓“尚通脱者”也，这种风尚是“人的自觉”的产物，士人从经学束缚中解脱出来，发现了自我，发现了感情、欲望、个性。通脱，正是这种自我发现在行为上的反映。裴松之引《曹瞒传》，说曹操:
好音乐，倡优在侧，常以日达夕，被服轻纺，身自佩小架囊，以盛手巾细物。时或冠恰帽以见宾客。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诵，尽无所隐;及欢悦大笑，至以头没杯案中，肴膳皆沾污巾情。其轻易如此!
这些都是纯任性情的自然发作，不加任何掩饰，看不到礼的任何约束的痕迹。至于曹王要部下在王聚墓前学一声驴鸣，为集送行;称衡的脱了衣服在庙堂之上击鼓;南荆的三雅之爵，河朔的避暑之饮，等等。全都是不受任何礼法的约束，情有雅俗，性有善恶的表现。
三、《文心雕龙》对曹操文学思想的评价
《文心雕龙》中论及曹操文学思想的有以下几处:
曹公称:为表不必三让，又勿得浮华。所以，魏初表章，指事趁实，求其靡丽，未足美矣。
“为表不过三让’，见曹操《上书让增封》:“无非常之功，而受非常之福，是用忧结，比章归闻，天兹慈无已，未即听许。臣虽不敏，犹知让不过三。所以仍布腹心，至于四五，上欲陛下爵不失赏，下为臣身免于苟取。”其 目的是为了功赏实事求是。反对“浮华”是曹操的一贯主张。路粹《为曹公与孔融书》称曹操:“抚善战士，杀身为国，破浮华交会之征，计有余矣。”孔融因为与称衡等人搞“浮华交会”、以虚乱实而被曹操杀掉。“浮华交会”，是汉末士风的一大特点。“浮华交会”就是指朋友、生徒之交游聚会时“合党连群”，用浮游无根，华而不实之词或于品题人物时“互相褒叹”(如孔融与称衡的相互吹捧)，或在清议时事时胡乱攻评。曹操认为，孔融就是“浮华”之风的典型代表。曹操在写作实践中也是反对浮华的，他写的命令文告，都是有什么说什么，不掩饰不含糊，大胆真实。东汉末年，在写作上已经存在内容陈旧、词藻过胜的现象。对此，曹操的文学主张有革新的意义。当时的碑铭，有不少是谈墓之作。蔡琶是很善于写墓铭的，他说:“吾为人作铭，未尝不有惭容，唯为郭有道碑颂无愧耳。”(《世说新语·德行》注引《续汉书》)为了抵制碑铭文之华而不实之风，曹操于建安十年下令“禁厚葬”，“禁立碑”。曹巫在《典论·论文》中主张“铭诛尚实”之说，即与曹操相同。
《文心雕龙·诏策》篇云:“戒救为文，实诏之切者……魏武称:‘作戒软，当指事而语，勿得依违。晓治要矣。”，
“戒救”是皇帝诏策中的一种文体。曹操深知这种文体的特点，为了充分发挥戒救为政治服务的功能，保证它的切实可行性，故在论述其写作时说，戒救要有很强的针对性，即要求针对具体的人和事而发，且其态度应当十分鲜明，当“依”则“依”，当“违”则“违”，不能“首鼠两端”，模棱两可，含糊其词。
《文心雕龙·章句篇》云:
诗人以“兮”字入于句限，楚辞用之，字出句外。寻“兮”字成句，乃语助余声。舜咏“南风”，用之久矣，而魏武弗好，岂不以无益文义耶?
“兮”字为语气助词，有声无义，曹操不好用之。考曹操所存诗赋，无用“兮”字者。这里，实际上“兮”字是可有可无的，加上与去掉并不影响文义的完整表达。曹操是尚简尚实的，所以反对这种用法。曹操不仅为人“简易”，为文也“简约严明”(见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反对“烦富”和“陈词滥调”。他在《孙子序》中说:“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而但世人未之深明此说，况文烦富，行于世者，失其旨要，故撰为《略解》焉。”曹公的“反对烦富”的文学思想于此可见一斑。
《文心雕龙·事类》云:
文章由学，能在天资。才自内发，学以外成;有学饱而才馁，有才富而学贫……才为盟主，学为辅位，主佐和德，文采必霸;才学偏狭，虽美少功……故魏武称:“张子之文为拙，然学问肤浅，所见不博，专拾崔杜小文，所作不可悉难，难便不 知所出。”斯则寡闻之病也。
这段话反映了曹操的反对模仿因袭，主张创新的文学思想。曹操批评张范为人欲学邮原而为文专拾掇崔、杜。其结果是:“造之者富，随之者贫”—有创造性的人富有，跟着走的人贫穷。俗话说“吃别人嚼过的摸没味道”，也是这个意思。它集中表现了曹操重创造轻因循，为文重学问广见闻的文学思想。
又如《章句》云:
贾谊、枚乘，两竟辄易。刘欲、担谭，百句不迁。亦各有其志也。昔魏武论赋，嫌于积韵，而善于资资。陆云亦称四言转句，以四句为佳。观彼制韵，志同枚贾，然两句辄易，则声韵微嫌。
这段话反映了曹操反对写作诗赋一韵到底的文学思想。这一主张，亦为五言和七言诗的进一步发展和成熟指明了方向。最早的一批文人七言诗，多是一韵到底的。一韵有尽而换韵可致无穷。如此，就能增大诗体的容量即表现力。
再如《养气》云:
一、背景出身及当时社会创作风气
曹操(155-220 )，东汉末年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本姓夏侯，字孟德，小名阿瞒，沛国谁郡(今安徽毫县)人，出生于一个大官僚地主家庭，长子。因其父曹篙乃是中常侍曹腾之养子，故改姓曹。亦因这种关系，曹操自幼便有机会接触官宦子弟。日后的劲敌袁绍亦是曹操年少时朋友。曹操身长七尺，细眼长须。自幼放荡不羁，但很有才华，又足智多谋，善于随机应变。当年，汝南有个善于评论人物的名士，叫许助，评论曹操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初平三年，董卓为王允、吕布所杀。而二人又被卓部下李催、郭祀所逐。献帝乘乱与一帮大臣逃出长安，但被李、郭二人所追捕。而曹操接受荀或、程显建议，迎接献帝至许昌。时为公元196年，曹操四十二岁，从此曹操便开始挟天子以令诸侯。建安二十一年(216)，曹操进位为魏王。建安二十五年(220)，曹操病逝，享年六十六岁。翌年(221)，操子曹巫篡汉，建国号魏。追尊曹操为太祖武皇帝。
东汉末年社会动荡不安，人们逐渐从经学的束缚之中解脱出来，正统观念开始淡化，思想出现了活跃的局面，深受两汉经学影响的士人们僵化了的内心世界让位于一个感情细腻的世界。重个性、重欲望、重感情，强烈的生命意识成了建安士人内心生活的中心。随之而来的是文学成了感情生活的组成部分。它自然而然地失去了政教目的，失去了经学附庸的地位。士人们经过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才逐渐从麻木之中清醒过来，不再忠于一朝，正所谓“良禽择木而栖”，名士择良君而仕，有的人中间曾经变换几个主子。比如王架，起初是依附荆州刘表，后来归属曹操，成了建安七子之一，一生随曹操南征北战，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同时也留下了不少的军事题材的诗歌。如著名的《从军诗》5首、《初征赋》等。曹操面对士人原有意识形态、价值观念逐渐解构的现实，提取揉合儒道法等各种思想中的合理内核，形成了自己的实用理性，这不仅标志着魏晋南北朝时期“人的觉醒”，同时也开启了文学的自觉，为诗文灌注了鲜明的个人特色，从而构建了曹操诗歌慷慨悲凉、阔大豪奇的审美境界。
《乐府诗集》中收录曹操诗共21首，其中包括《气出唱(一作“倡”)三首》、((精列》、《度关山》、《燕露》、《篙里》、《对酒》、《陌上桑》、《短歌行三首》、《苦寒行二首》、《塘上行》、《秋胡行二首》、《善哉行二首》、《步出夏门行》、《却东西门行》。这些诗歌分属于相和曲中的相和、清调、瑟调三曲。根据《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的收集，其中《善哉行》(残句)、《董一卓歌辞))(“卓”当为“逃”之误)、《谣俗辞》、《有南篇》(残句)、《饮马长城窟行》(残句，6首)，为《乐府诗集》未收作品。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至武帝定效祀之礼，祠太一于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于汾阴，泽中方丘也。乃立乐府，采诗夜诵。从这段话我们不汉知道乐府被立于汉武帝之时，而且知道了乐府与诗歌的关系，诗的语言形式再加上乐府的曲调，便成了可以歌颂的形式了。又据《汉书·艺文志》:“自武帝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李延年善歌，为新变声。是时上方兴天地诸祀，欲造乐，令司马相如等作诗颂，延年辄承意弦歌所造诗，为之新声曲。这是文学史上所记载的较早的文人做乐府诗。从这段话我们也可以看出来，文人乐府诗的产生，与“新声”或“新声曲”的关系极为密切。这种“新声”是配辞而唱的乐曲，其曲牌就是后来的乐府常用的诗题。
二、曹操的乐府情结与反映真实情感作品的创作
自武帝立“采诗夜诵”的乐府机关后，整个西汉时期的乐府，由《效祀歌》、《房中歌》、《饶歌》三大类构成，至东汉明帝时，乐府被定为“四品乐”并且经常在宫中演奏。另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与裴松之注引《曹瞒传》及郭颂《世语》等之记载可知，曹操为宦官曹篙义子，自小生活于皇宫中的曹操，自然在很小的时候，就受这种音乐的熏染和影响，自然对这些音乐会很感兴趣。再看《宋书》卷二十一《乐三》的一则记载:，’(但歌》四曲，出自汉世。无弦节，作伎，最先一人倡(唱)，三人和，魏武帝尤好之。从这段话可以看出，一代袅雄，魏武帝曹操对《但歌》四曲是非常喜欢的。
这些在皇宫内经常被演奏的乐府诗，是东汉皇宫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幼生活于东汉皇宫内的曹操，不但从小耳濡目染这些音乐，而且这种透露着王者气势的音乐对“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的曹操有极大的吸引力。这种音乐所蕴涵的气概，正是曹操倾其一生所努力追求的。曹操的“仿效乐府”，表达了他对王权的向往与努力追求，历史地成了曹操难以割舍的乐府情结。在《短歌行》、《对酒》、《气出唱》、《步出夏门行》v露》等诗中，表现了曹操古直悲凉，胸有大志、慷慨激昂的气度。请看其《步出夏门行·观沧海》一诗，以雄健豪迈之笔，对大海吞吐日月、含孕群星的气魄，进行了生动形象的描绘，实际土曹公是借大海来抒发自已博大的胸襟，读之令人回肠荡气，感慨万千。一代袅雄的博大气概尽在其中。
曹操诗歌，有不少是“歌以言志”的，多借助乐府歌辞以抒发自己的抱负。兹可举出数例:
歌以言志，晨上散关山。歌以言志，有何三老公。歌以言志，我居昆仑山。
歌以言志，愿登太华山。歌以言志，天地何长久。歌以言志，四时更逝去。歌以言志，戚戚欲何念。—(以上见其《秋胡行》)
还有《步出夏门行》中的“幸甚至哉，歌以言志”均出现了“歌以言志”四字，这充分说明了曹操借乐府歌辞以抒大志的文学思想。再看《三国志·魏志》卷一《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云:
(太祖曹操)创造大业，文武并施，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 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
还有《诗品序》云:
三祖(指魏武帝太祖曹操、魏文帝高祖曹王、魏明帝烈祖曹春)之辞，文或不工，而韵入歌唱。曹操善于以乐府旧题写时事，以抒己志。除了抒发自己要建功立业的伟大志向之外，曹操也有不少诗歌表达了对人民的同情。如《秋胡行》:
四时更逝去，昼夜以成岁。四时更逝去，昼夜
以成岁。大人在先天，而天弗违。不戚年往，忧世不治。存亡有命，虑之为痴。歌以言志，四时更逝去。(《秋胡行》)
又如《短歌行》第一首云: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康。青青子补，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令。哟哟鹿鸣，食野之萍。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辍。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吁，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鹤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 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在这二首诗里，抒发了诗人深沉的“忧伤”。慨叹“去日苦多”而贤才未至，功业未建，治世难待。诗的末尾托周公以喻志。
曹操的不少诗唱出现实生活中的苦和乐。在《气出唱》中有“解腹愁，饮玉浆”。在《短歌行》中有“何以解忧，惟有杜康”。《露行》中有“瞻彼洛城郭，微子为悲伤”。《篙里》中有‘性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苦寒行》中有“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悲彼东山诗，悠悠令我哀”。《塘上行》中的“念君去我时，独愁常苦悲”。“念君常苦悲，夜夜不能寐”。
在曹操诗歌创作中，表达欢乐之情的也为数不少。如《气出唱》第二首:“酒与歌戏，今日相乐诚为乐。”《秋胡行》第二首:“戚戚欲何念!欢笑意所之。”《善哉行》第三首:“朝日乐相乐，酣饮不知醉。”“弦歌感人肠，四坐皆欢悦。”
这些诗歌创作，无论是叙悲伤，还是言欢乐，都表现了曹操重视内心真实感情的抒发，不虚伪，不做作，所以读起来给人以真实的感觉。人生活在世上，不可能不存在喜怒哀乐等各种感情，曹操就是把这些真性情通过诗歌创作给抒发了出来，表现了人的合理的感情和欲望。正是人性获得解放的标志。正所谓“尚通脱者”也，这种风尚是“人的自觉”的产物，士人从经学束缚中解脱出来，发现了自我，发现了感情、欲望、个性。通脱，正是这种自我发现在行为上的反映。裴松之引《曹瞒传》，说曹操:
好音乐，倡优在侧，常以日达夕，被服轻纺，身自佩小架囊，以盛手巾细物。时或冠恰帽以见宾客。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诵，尽无所隐;及欢悦大笑，至以头没杯案中，肴膳皆沾污巾情。其轻易如此!
这些都是纯任性情的自然发作，不加任何掩饰，看不到礼的任何约束的痕迹。至于曹王要部下在王聚墓前学一声驴鸣，为集送行;称衡的脱了衣服在庙堂之上击鼓;南荆的三雅之爵，河朔的避暑之饮，等等。全都是不受任何礼法的约束，情有雅俗，性有善恶的表现。
三、《文心雕龙》对曹操文学思想的评价
《文心雕龙》中论及曹操文学思想的有以下几处:
曹公称:为表不必三让，又勿得浮华。所以，魏初表章，指事趁实，求其靡丽，未足美矣。
“为表不过三让’，见曹操《上书让增封》:“无非常之功，而受非常之福，是用忧结，比章归闻，天兹慈无已，未即听许。臣虽不敏，犹知让不过三。所以仍布腹心，至于四五，上欲陛下爵不失赏，下为臣身免于苟取。”其 目的是为了功赏实事求是。反对“浮华”是曹操的一贯主张。路粹《为曹公与孔融书》称曹操:“抚善战士，杀身为国，破浮华交会之征，计有余矣。”孔融因为与称衡等人搞“浮华交会”、以虚乱实而被曹操杀掉。“浮华交会”，是汉末士风的一大特点。“浮华交会”就是指朋友、生徒之交游聚会时“合党连群”，用浮游无根，华而不实之词或于品题人物时“互相褒叹”(如孔融与称衡的相互吹捧)，或在清议时事时胡乱攻评。曹操认为，孔融就是“浮华”之风的典型代表。曹操在写作实践中也是反对浮华的，他写的命令文告，都是有什么说什么，不掩饰不含糊，大胆真实。东汉末年，在写作上已经存在内容陈旧、词藻过胜的现象。对此，曹操的文学主张有革新的意义。当时的碑铭，有不少是谈墓之作。蔡琶是很善于写墓铭的，他说:“吾为人作铭，未尝不有惭容，唯为郭有道碑颂无愧耳。”(《世说新语·德行》注引《续汉书》)为了抵制碑铭文之华而不实之风，曹操于建安十年下令“禁厚葬”，“禁立碑”。曹巫在《典论·论文》中主张“铭诛尚实”之说，即与曹操相同。
《文心雕龙·诏策》篇云:“戒救为文，实诏之切者……魏武称:‘作戒软，当指事而语，勿得依违。晓治要矣。”，
“戒救”是皇帝诏策中的一种文体。曹操深知这种文体的特点，为了充分发挥戒救为政治服务的功能，保证它的切实可行性，故在论述其写作时说，戒救要有很强的针对性，即要求针对具体的人和事而发，且其态度应当十分鲜明，当“依”则“依”，当“违”则“违”，不能“首鼠两端”，模棱两可，含糊其词。
《文心雕龙·章句篇》云:
诗人以“兮”字入于句限，楚辞用之，字出句外。寻“兮”字成句，乃语助余声。舜咏“南风”，用之久矣，而魏武弗好，岂不以无益文义耶?
“兮”字为语气助词，有声无义，曹操不好用之。考曹操所存诗赋，无用“兮”字者。这里，实际上“兮”字是可有可无的，加上与去掉并不影响文义的完整表达。曹操是尚简尚实的，所以反对这种用法。曹操不仅为人“简易”，为文也“简约严明”(见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反对“烦富”和“陈词滥调”。他在《孙子序》中说:“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而但世人未之深明此说，况文烦富，行于世者，失其旨要，故撰为《略解》焉。”曹公的“反对烦富”的文学思想于此可见一斑。
《文心雕龙·事类》云:
文章由学，能在天资。才自内发，学以外成;有学饱而才馁，有才富而学贫……才为盟主，学为辅位，主佐和德，文采必霸;才学偏狭，虽美少功……故魏武称:“张子之文为拙，然学问肤浅，所见不博，专拾崔杜小文，所作不可悉难，难便不
知所出。”斯则寡闻之病也。
这段话反映了曹操的反对模仿因袭，主张创新的文学思想。曹操批评张范为人欲学邮原而为文专拾掇崔、杜。其结果是:“造之者富，随之者贫”—有创造性的人富有，跟着走的人贫穷。俗话说“吃别人嚼过的摸没味道”，也是这个意思。它集中表现了曹操重创造轻因循，为文重学问广见闻的文学思想。
又如《章句》云:
贾谊、枚乘，两竟辄易。刘欲、担谭，百句不迁。亦各有其志也。昔魏武论赋，嫌于积韵，而善于资资。陆云亦称四言转句，以四句为佳。观彼制韵，志同枚贾，然两句辄易，则声韵微嫌。
这段话反映了曹操反对写作诗赋一韵到底的文学思想。这一主张，亦为五言和七言诗的进一步发展和成熟指明了方向。最早的一批文人七言诗，多是一韵到底的。一韵有尽而换韵可致无穷。如此，就能增大诗体的容量即表现力。
再如《养气》云:
至如仲任置观以综述，叔通怀笔以专业，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