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农业产业化实践的深入，各国政府不但认识到农业产业化的重要意义，而且还更加充分的认识到，龙头企业在农业产业化、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目前，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已经成了热点话题，国内外很多学者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相关领域进行了大量、深刻的探索和研究，并取得了一大批优秀研究成果。
一、国外文献综述
（一）文献研究
国外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研究主要是从龙头企业的出现、与农户的组织形式等角度进行研究的。
Barkema（1993）认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出现的主要原因，是为了更好地适应消费者需求和偏好变化的需要。由于消费需求的变化很快，要求农业食品系统必须对消费者的变化及时做出反应，通过纵向一体化纵向协调，使得消费者的需求信息能快速传递给生产者。
Eaton（2001）对龙头企业与农户的组织形式做了比较综合性地分类：一类是“公司+农户”模式，另一类是“公司+中介+农户”模式。“公司+合作社+农户”、“公司+行业协会+农户”、“公司+大户+农户”等都属于后一种模式。可见，组织形式上的分类，仅仅涉及表象，是基于对现实的经验总结，不能反映各种形式内部的运作机理。
Kirsten and Sartorius（2002）详尽的解释和说明了订单农业给龙头企业和农户带来的好处和不好处。他认为订单农业给农户带来的好处，包括：①订单农业使农户跨越进入特定作物或动物养殖的障碍。②签约农民能降低生产成本、增加产量和收入。③签约农户能降低销售风险并稳定收入。④签约农户还能通过更广的产品范围和差异化的产品来提高获利机会，或通过改变种植传统作物而种植高价值的作物来增加收入。同时，订单农业也给农户带来了一些不好的地方，主要集中在:①在集中控制系统下，农户自主权利的普遍丧失。②为了履行订单义务，增加了生产风险。③订单农业通常会提高土地的利用强度，从而导致更多的污染。④农户收入的减少。
（二）文献简评
纵观国外学者对龙头企业的研究成果，国外的研究集中在龙头企业的出现、龙头企业与农户的合作方面，并且一般是从微观层面上开展的。宏观层面上的研究文献较少，关于龙头企业的作用似乎是被国外学者遗忘了。
二、国内文献综述
（一）文献研究
关于龙头企业的研究是近几年才逐渐开始的，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对龙头企业竞争力的研究
（1）文献研究
王志茹（2003）的《南京市农业产业化经营龙头企业竞争力研究》，陈怡（2003）的《江苏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实证研究》，构建了龙头企业综合实力评价指标体系。黎移新（2005）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竞争力培植研究》，以竞争理论为基础，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竞争力进行了实证分析，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阐述如何加大创新力度以培植和提高龙头企业竞争力。论文参考，带动作用。彭熠、和丕禅、邵桂荣（2006）的《强化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核心竞争力探析》，分析了影响龙头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直接因素，提出要在推进农业企业化进程、加大政府支持力度、强化龙头企业基本能力及其他现代企业管理方法等方面努力，以提升我国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核心竞争力。王秀峰（2007）的《基于核心竞争力的贵州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可持续发展研究》，用具体数据分析说明贵州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现状，提出要提高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以实现贵州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王茜（2009）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效绩评价研究》，构建了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评价模型并把它们应用于实际，分析评价了我国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绩效水平。
（2）文献简评
截至目前，学术界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竞争力理论、企业绩效评价理论和方法及其运用已经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形成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论文参考，带动作用。
2对龙头企业与农户关系的研究
（1）文献研究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的关系问题始终是实际运行的难点，同时也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曹立群、周立群（2001）从信息经济学和博弈理论出发，研究了龙头企业与农户的行为。黄祖辉、王祖锁（2002）从不完全契约出发，应用资产专用性理论讨论了龙头企业与农户联结的两种契约——商品契约和要素契约。吴秀敏、林坚（2004）利用格鲁斯曼-哈特-穆尔模型（Gossnon-Hart-Moore）对农业产业化经营中龙头企业与农户的联接方式进行了考察，得出结论：龙头企业与农户的利益联接方式不能一概而定，要看具体条件。随着产业化进程的加快，龙头企业与农户的利益联结方式呈现多样化发展趋势。陈晓华、张红宇（2005）指出，目前主要的联接方式有5种：相对稳定的买断关系、合同式利益联结、合作式利益联接、企业化利益联结、股份式和股份合作式利益联结。构建了龙头企业与农户利益联结评价指标体系。虽然龙头企业与农户的利益联结方式呈现多样化的特点，但一般认为，以合同、合作、股份合作三种形式最稳定，据统计，全国582家重点龙头企业中，这三种缔约方式占93.7%，其中合同方式占82.9%（赵志龙，2008）。瞿珊珊（2009）提出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存在紧密型、疏远型、感性型、理性型等多种类型的合作关系，并指出龙头企业与农户合作关系治理机制对绩效有着不同的影响。通过比较发现，紧密型合作关系对龙头企业与农户满意度的绩效都要优于其它三种类型；疏远型合作关系对龙头企业与农户满意度的绩效都要劣于其它三种类型；感性合作关系和理性合作关系，居于中间位置。论文参考，带动作用。
（2）文献简评
国内众多学者对龙头企业与农户合作中的很多问题，如龙头企业与农户的行为、利益联接方式及评价指标体系、建立何种利益联接方式绩效最好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通过比较发现，紧密型合作关系对龙头企业与农户满意度的绩效都要优于其它类型（瞿珊珊，2009）。
3对龙头企业的扶持研究
随着农业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的加快，资源的稀缺性越发明显，政府对龙头企业的重视程度逐渐加强，学术界近几年对龙头企业的政府扶持问题也开始进行了研究。
（1）文献研究
2000年，中央提出在全国选择一批有基础、有优势、有特色、有前景的龙头企业作为国家支持的重点并制定了扶持政策，至此，对龙头企业的扶持已经列入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政策之中。论文参考，带动作用。杜青林（2004）指出，培育壮大龙头企业，对促进农村先进生产力发展，加快建设现代农业，繁荣农村经济，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和农业综合效益起着关键性作用。张海宁（2007）从实证的角度分析了政府的财税扶持政策对龙头企业的产出和带动农户获利的作用及其效率。应丽艳（2009）建立数学模型，运用计量方法测度财政扶持龙头企业对农民增收的贡献，还选取典型案例，对龙头企业带动农民增收的方式和效果进行具体分析。杨明洪（2009）深入揭示了扶持龙头企业的理论依据，构建了扶持龙头企业的政策运作框架，结合理论和实践分析、评价了扶持龙头企业的效果。
（2）文献简评
以上学者分别从理论、实证、模型等角度全面、系统的分析评价了扶持龙头企业的效果，形成了一系列研究成果。论文参考，带动作用。
4对龙头企业地位和作用的研究
（1）文献研究
周中林（2005）的《我国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历史地位与发展对策》，认为龙头企业要带动农民进行农业产业化，必须具有四方面特殊功能：技术创新、市场开拓、社会服务、协调管理。匡勇（2005）的《论湖南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作用及发展》，研究了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在促进农民增收中的关键作用。李炳坤（2006）的《发展现代农业与龙头企业的历史责任》，深入分析了现代农业与龙头企业相互关系，认为龙头企业在发展现代农业进程中具有很大优势，也肩负着重大历史使命。苑鹏、刘玉萍、宫哲元（2007）的《龙头企业在农业科技创新中的作用》，探讨了龙头企业在农业科技创新中的基本作用，初步分析了龙头企业的科技创新投入的特点、优势与局限性。
（2）文献简评
近几年一些学者对龙头企业的地位、作用分别进行了研究，但研究文献比较欠缺、研究面窄，不全面。
（二）文献简评
纵观国内学者对龙头企业的研究成果，国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龙头企业竞争力、龙头企业与农户的合作、龙头企业与政府关系、龙头企业地位和作用方面。但是，关于龙头企业作用的系统研究文献较少。
三、总结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竞争力、与农户的关系、财政扶持等方面，并且形成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但是，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作用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比较欠缺，已有成果在理论和实证方面仍有待深入研究，主要表现在：①研究缺乏系统性。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某一环节，如龙头企业在农民增收中的作用，研究的视角狭窄，且论证不全面。②研究方法不够规范。以往的研究多以定性研究为主，实证研究较少，尤其是应用计量经济学、博弈论、制度经济学等经济学理论进行研究的成果更少。论文参考，带动作用。
目前，从整个农村历史发展阶段看，我国总体上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进入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时刻，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因此，关于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综合带动作用的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黎移新．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竞争力培植研究[D]．湖南农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
[2]周中林．我国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历史地位与发展对策[J]．求索，2005（4）24-26．
[3]匡勇．论湖南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作用及发展[J]．企业技术开发，2005，24（3）：67-68．
[4]陈晓华、张红宇．推进农业结构调整与建设现代农业[M]．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
[5]苑鹏、刘玉萍、宫哲元．龙头企业在农业科技创新中的作用[J]．学习与实践，2007，53-57．
[6]李炳坤．发展现代农业与龙头企业的历史责任[J]．农业经济问题，2006（9）：7-8．
[7]朱铁辉．中国农业产业化的“四阶段”论[D]．中国农业科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06．
[8]彭熠、和丕禅、邵桂荣．强化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核心竞争力探析[J]，研究与发展管理，2006，18（3）：108-113．
[9]邸长慧．南京市农业龙头企业带动农户能力实证研究[D]．南京农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10]张海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政府财税补贴政策效率研究—以南京市农业龙头企业为例[D]．南京农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11]王秀峰．基于核心竞争力的贵州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可持续发展研究[D]．贵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12]瞿珊珊．龙头企业与农户合作关系:治理、绩效与影响因素[D]．华中农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
[13]应丽艳．财政扶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农民增收效应研究[D]．沈阳农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
一、台湾观光农业兴起的社会经济基础
台湾光复后，当局把农业作为经济发展的基础产业，按照“三七五减租”、“共有耕地放领”、“耕者有其田”三个步骤实行，[2]使台湾农业迅速发展，为“以农养工”的工业化战略奠定坚实基础。农业的发展，为台湾从自给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转向出口导向战略创造条件，引领台湾最终走向外向型经济的道路。而台湾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一方面，导致农业式微现象，农业增长率下降，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日益凸显，要求农业的产业化、规模化及功能拓展;另一方面，工业发展和城市化以及劳动方式的转变使得人们对农业提供的空间、田园、山野的需求增加，亲近自然的欲望增强。工业对农业的反哺、农业改造的内在诱因和人们出游需求的变化使得台湾休闲观光农业在20世纪70年代应运而生。农业自身效率的提高是观光农业兴起的根本基础。工业化创造的技术、资本、管理经验的支持和外部强大的市场需求为台湾的观光休闲农业的发展提供了不竭动力。可以说台湾农业已经逐渐转变为农林牧渔综合发展的多元化农业和商业农业，而观光农业是其显著的一个发展方面。
二、基于系统控制论的台湾观光农业模式
系统控制论是1947年由美国科学家维纳首次提出，大体分为工程控制论、生物控制论、经济控制论和社会控制论四个研究领域。系统是按照一定关系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的一组事物所构成的体系。系统的各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是通过物质、能量和信息的变换而实现，并同外界环境相互影响。[3]
(一)农业旅游生态系统
农业生态经济系统中生态与经济之间矛盾的根本性，决定了自然生态系统一旦被转为农业生态系统，就变成具有控制论意义的限定系统。[4]因此系统控制论被广泛应用于农业生态系统的研究。观光农业不同于一般意义上对自然或人文旅游景观的游览形式，它是旅游者进入农业生态系统的一种体验活动。休闲农业区就是一个以半自然半人工生态环境为载体的农业旅游生态系统。农业旅游生态系统是由自然生态系统、生态经济系统、观光服务系统、生物作物系统四个相互作用的基本要素构成，其中旅游主体的介入加大了环境与生物的作用范围和强度。
(二)台湾观光农业模式
自1970年台北53户茶农联合推出“木栅观光茶园”树立台湾观光农业发展的先锋后，台湾“农委会”一直致力于帮助农民更好的发展休闲农业。目前台湾观光已形成乡观光农园、休闲农场、市民农园和休闲牧场等多种经营模式，[5]并且在乡村、民俗文化、景观生态、园艺环境工程、社会心理、地政等多方面得到发展，在丰富化、全面化的进程中不断走向制度化和规范化，台湾观光农业已形成系统控制大工程。在台湾整个观光农业系统中，可以看出自然生态系统既是农业发展的要求，更是观光农业发展的基石。通过科学合理的规划建设，观光农业优先具备了丰富的农业自然资源、健康的自然生态系统、优良的农业环境质量。在此基础上，观光农业通过农林牧渔土地综合利用的生态模式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自然生态系统、生态经济系统、观光服务系统三大体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通过对这三大体系的系统调控，可以改善生态环境、发展农业经济、促进观光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1．自然生态系统调控
自然生态系统调控包括生物控制、生态控制、自然环境控制;其理论基础有生态因子相互作用原理;生物生长定律;种群组成和结构、空间分布理论;种群相互作用及演替理论;生态适应理论;生态平衡理论等。其控制内容为:土地科学规划与合理利用;生物稳定性及多样性;环境质量控制。其实现途径为建立生态定位观测站和受控实验等研究;门类齐全的科研机构;农业生物技术产业迅速发展;3S技术应用。
2．生态经济系统调控
生态经济系统调控包括投入控制、运作控制、政策控制。其理论基础有旅游环境容量与环境承载力理论、人地关系理论、景观生态学理论、生态经济平衡理论、循环经济理论、清洁生产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其控制内容为投入产出比效率分析;景观层次、尺度与功能;生态旅游认证、制度创新和规范化管理。其实现途径为先进的产销组织，加强农会执行科技成果转化的功能;产官学研相结合;现代化咨询与服务系统;构建地域性强的特色景观。
3．观光服务系统调控
观光服务系统调控包括旅游六要素(食、住、行、游、娱、购)系统控制、旅游组织控制、营销运作控制、其他系统控制。其理论基础有旅游目的地生命周期理论、旅游乘数效应理论、城市游憩圈层结构理论、战略和资源优势理论、旅游营销组合理论、旅游市场细分与品牌资产理论、旅游地可持续发展理论。其控制内容为旅游产品设计、定位与营销;生态旅游六要素经营运作;品牌塑造。其实现途径为:第一，农业文化营销:运用民俗文化、社区理念与家庭式民宿经营园区;第二，增强游客体验，创意农业、DIY理念;第三，产品一体化经营与现代营销方式:台东卑南乡明峰村初鹿牧场，牧场风光与奶制品生产;第四，品牌效应、多变主题。
三、台湾观光农业的成功经验对福建的启示
观光农业在台湾已达到普及阶段，管理体制和机制已逐渐走向规范化和制度化，已成为台湾发展前景良好的新型产业之一。台湾现有上规模的休闲农场1000余家，每年有4900万人次的游客量。在台湾，投资休闲农业的回报率高达35%。[6]福建地处东南沿海，靠近东南亚，东临太平洋，亚热带气候，交通发达，是连接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华中地区及台湾地区旅游网络的纽带。加之比邻港澳、与台湾隔海相望，兼受闽台农业合作和台湾观光农业发展的影响。因此，福建发展观光农业具有得天独厚的区域分异优势。发展观光农业，比照台湾发展观光农业，将对福建农业多功能性的拓展、现代新型农业产业体系的构建和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p#分页标题#e#
(一)科学导向，调控自然生态系统科学规划是发展的先导。台湾农业科技产业已经形成一个门类齐全的科研体系。有“农业试验所”、“热带园艺试验分所”、“糖业研究所”、“香蕉研究所”、“渔业生物实试验所”、“蔬菜研究发展中心”等多家科研机构。据统计，农业科研投资约占台湾每年财政支出预算的15%。在农业科技研发经费投入维持在高水平的基础上，加强对农业生物技术的研发和投入。台湾农业生物产业的总产值有七成来自农业生物技术[8]。福建农业正处于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化转化的阶段，从总体上看，科技水平远落后于台湾。福建应该加大对农业的基础投资，在提升自身农业科技水平基础上，通过设置台湾先进农业技术引进开发区、建立委托与合作生产基地、共组技术服务队等多种方式引进台湾先进农业技术等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带动自身发展。
从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在中国的思想学术界发生了一场是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的争论。这一争论持续到40年代中期，其间出现过不同观点交锋的高潮和相对的沉寂。对于这场争论，相关学科的研究者已进行过探讨，这些研究大多对当时的“以农立国”主张作出了否定性结论。如罗荣渠说：“所有反对中国大革命的封建顽固派，阻止新思潮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国粹派和‘甲寅派’，鼓吹复兴中国文化的以梁漱溟为代表的新旧调和派，等等，都是站在以农立国的一边。……这表明我国思想文化现代化与经济现代化之问题的一种内在联系：现代新文化与中国传统旧文化之争，自然形成为工业文明支持者与农业文明支持者的天然分野。”①李向民认为：以农立国派“实际上是将理想的农业社会与西方充满弊端的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相比，以人为本，乃有弃工归农之说。……只是由于没有找到更好的出路，因而要逃奔到上古的大同之世去。”②虽然30年代末的以农立国主张已不再排斥农业机械化和工业建设，但“在当时仍不符合社会发展的潮流，其理论注定是要失败的”③。对此，本文拟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提出若干一己之见。
一
以农立国思想是在特定的社会经济背景下出现的。其一，从国内情况来讲，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帝国主义国家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经济掠夺和压抑，使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获得了一个黄金发展时期。“与大战前相比，这一时期的民族工业尤其是轻工业，发展速度明显加快。据统计，1903?1906年，平均每年注册的厂矿为21.1家，1913-1915年增至41.3家，1916?1918年最高达124.6家。1920年同1913年比较，厂矿数从698家增至1759家，资本额从33082.4万元增加到50062万元，分别增长了152%和51.3%。这种速度在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发展史上可谓空前绝后。”④其二，从国际范围来看，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矛盾进一步激化，全面的经济危机正在酝酿之中。美国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的研究表明：在欧美，1925年前后出现了一次经济高涨，然而，“这次高涨既不是全面的、不间断的，也不是范围很广的。尤有甚者，它包含着紧张情势日益加剧的迹象：初级产品的大量积存；证券价格的惊人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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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国近百年来现代化思潮演变的反思（代序）》，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3页。
②③李向民：《大梦初觉??中国的经济发展学说》，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1、239?240页。
④刘克祥、陈争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简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4?395页。
还有金融和政治方面困难的加剧。” ①英国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它“几乎没有分享到经济扩展，事实上整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它都在不景气中度过。在这十年里，英国的失业现象严重，在1926年总罢工以前，特别是在其后的几年里，情况都是如此。” ② “在世界的另一边，日本经历了相对萧条。随着政府和金融当局为了提高日元价值而紧缩信贷，日本在二十年代的发展速度只达到以前十年和此后十年的一半。” ③民族工业的较快发展不仅形成了与内地农村经济凋敝的鲜明反差，而且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传统经济的产业结构，并连带地触发社会文化观念的变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弊端则从反面迫使中国的知识层思考屏弃农业的利害得失。
无庸讳言，在章士钊等人的文章中，人们确实读到了对工业弊端的鄙弃和对中国古代农业文明的怀念，但是还应注意到，在其他人的论述中，以农立国的必要性得到了经济理论上的论证。如董时进在《论中国不宜工业化》④一文中从两方面作了分析：1、全球经济资源有限，农业作为第一产业拥有比工业优越的发展前景，因此中国应该走农业国的道路。在他看来“工业国取农业国之原料，加以人工，还售原主，于中取利。购入食品，尚得赢余。然观农业国可以不需工业国而独立，工业国不能离农业国而存在，前者实不啻后者之寄生物。……往时食主不患不足，寄生者得以自肥。今也不然，农业国之原料与食品，已不敷分配。工业国之制造力，殆足供给再一地球之货品而有余。此观于各国歇闭之工厂，失业之工人，及各工厂不能充分使用其力量之事实并列国竞争市场之激烈状况可以确信。”“随世界工业化之增进，农国之需要加大，工国之需要加少。达于一定程度以外时，农国求过于供，工国供过于求。农国过多尚于世无尤。工国过剩则病象立征。”2、保持农业的主体地位有利于维护经济权益和社会稳定。董时进指出：外人染指是中国实行工业化的一大危险，“农业之性质，不许人有攫取大利之机会。故外人最热中于中国之工业化。……故中国今日欲工业化，必不能免外资之纠葛。其为害最大，未可漠视。”“农业之优点，在能使其经营者为独立稳定之生活。其弱点在不易致大富。然可以补贫富悬殊之弊。此短正其所长。农业国之人民，质直而好义，喜和平而不可侮。其生活单纯而不干枯，俭朴而饶生趣。农业国之社会，安定太平，鲜受经济变迁之影响。无所谓失业，亦无所谓罢工。”他还以丹麦为例，说明在现代世界中，农业立国是能够强国富民的。值得指出，董时进曾留学美国，具备现代农业经济学理论素养，他在30年代初写成《农业经济学》一书，以世界各国的农业发展为参照，对农业在中国社会经济中的地位和发展进行了系统阐述，因此，他对以农立国主张的赞同，决不是简单地在发思古之幽情。
董时进的文章不仅拓宽了考察农业经济重要性的视野，而且开启了人们认识农业和工业互相关系的新思路。如龚张斧在《农化蠡测》⑤一文中指出：“农业发达。除衣食日用之品。足以自给外。且可提携工业。（供给廉价原料）而发达之。此时已有农业为其后援。则根基已固。可以尽得工业之益。而无其害。如今之美国是也。”这是20年代的立国之争中首次出现的农工两业互相促进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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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美）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1929?1939年世界经济萧条》，宋承先、洪文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48、48、49页。
④载于上海《申报》1923年10月25日。
⑤载于《甲寅周刊》第1卷第19号。
陈宰均在《工化与农化》①一文则表示：以往的立国问题讨论“大都泛言学理。未切国情”，对中国来说，农业是最重要的问题，“农民生计不解决。吾国终难望跻兴盛之域”。怎样改变中国农业的落后状况？陈宰均主张通过减少农民数量和开垦边疆荒地来扩大农民的耕地面积，提高农业的规模效益，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依赖工业化。在他看来，只有农业的发展，“人类幸福。未可全求。是故欲图利用剩余之农产。提高人民之生活。则又非工化不为功。然就他方面言之。工业原料大半仰给于农。农产未振。工必不能充量发达。皮之不存。毛将焉傅（附）”，“故吾内审国情。外观世界大势。敢决言吾国非工化无以农化。非农化无以工化。吾国宜农化。亦宜工化。”从表面上看，陈宰均的观点具有中庸调和的特点，实际上这却是20年代立国问题讨论的一个深化，它不同于其他论者颇有形而上色彩的思辩方式，把问题的讨论由“应该怎样做”逐步转向“可以怎样做”和“具体怎样做”。不难看出，中国社会经济中最重要的问题??农村和农业的发展??最初是由以农立国派提出来的，它没有在第一阶段的争论中得到理论上的解答。
二
如果说20年代的以农立国派实际上是提出了怎样在工业化时代看待农业的命题，那么到了30年代，他们已经更加明确地意识到要实现国家的工业化，解决好农业问题是必要的前提。
例如，曾留学日本的经济学教授漆琪生主张把经济建设的重心放在农业，他在《中国国民经济建设的重心安在??重工呢？重农呢？》②一文中表示：固持中国国民经济始终须以农业为本位而否定工业化重要性的主张，是违反经济发展历史法则的，但是在当时的形势下，经济建设的任务“乃是挽救当前的经济零夷之危机，消弭险厉的经济恐慌，以奠定国民经济之基础，准备将来积极的前进发展。”“如果我们不拘泥于机械的理论，与醉心于欧化的学说，静心深入，以探讨中国国民经济的实质，则可明悉此等问题解决的关键，在于中国农村经济问题上。”他否认以农业为重心是要使中国的经济回到复古的道路，并从八个方面列举了发展农业的必要性和紧迫性：1、“农业生产是国民最大多数的农民群众生存与生活之根本，……救济农村，建设农业，则最直接而最迅速的可使贫苦农民，获得苏生之机会”：2、“农业经济，至今犹为中国国民经济主要而中心的生产部门，……所以农业经济之消长，关系着整个国民经济之隆替”；3、“中国之农村经济，乃是工商各业凭依之所，只有在农村繁荣，农业兴盛，农民富裕的前提下，中国工商各业始有发展兴隆之可能”；4、“农业建设，农村复兴，比较工业化容易而可能”；5、由于经济结构和国际形势等原因，“中国农业资本主义化之前途，比较工业化，希望为多”；6、“改良农作，可以增进中国农产品之输出贸易，调整入超的关系”；7、“发展农村，建设农业，可以解决数千百万过剩人口的失业问题”；8、“农村经济如不使之积极恢复，农村秩序如不使之迅速安定，则一切经济建设固然是都谈不到，而且政治设施，社会安定，皆将成为重大的问题”。姚溥荪也提出相似的见解，他说：“我们极力反对开倒车，同时我们亦须顾虑到环境”，“中国终久是有走上工业化这条道路的必要”，但在当时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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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载《甲寅周刊》第1卷第29号。
② 载《东方杂志》第32卷第10号。
复兴农村“似为治本之要图”，它“可以提高农村的购买力，帮助工业化” ①。
复兴农村也就是发展新型的农业经济，这种任务的提出在客观上为一种新的理论认识廓清了思路，即把农业的现代化也包括进广义的工业化范畴。因此，在30年代参与论战的文章中，农业的现代化或工业化逐渐成为共识。如郑林庄在《我们可走第三条路》②一文中提出：“在中国今日所处的局面下，我们不易立刻从一个相传了几千年的农业经济阶段跳入一崭新的工业经济的阶段里去。我们只能从这个落伍的农业社会逐步地步入，而不能一步地跨入那个进步社会里去。在由农业社会进于工业社会的期间，应该有个过渡的时期来做引渡的工作。换言之，我认为我们所企望的那个工业经济，应该由现有的这个农业经济蜕化出来，而不能另自产生。因此，我们现在所因急图者，……是怎样在农村里面办起工业来，以作都市工业发生的基础。”吴觉农认为：“中国的农业应该近代化，换言之，就是工业化，科学化，组织化，集团化” ③。王子建在《农业与工业》④一文中写道：“我们认为这‘工业化’三字应该用来做广义的解释：不但要建设工业化的都市，同时还要建设工业化的农村??也就是农业的工业化。如此，都市发达，农村人口减少；但因为农村工业化的关系，田地非特不致荒废而且生产可望增加。这才是工业化的真意义。”吴知在《中国国民经济的出路》⑤一文中说：工业化是中国国民经济建设的必然选择，“再进一步言，非特制造业要尽量工业化，就是农业也要尽量工业化。农业乃食粮及工业原料品生产事业的一种，近来已由自给自足而变为企业化。故中国为维持发展农业及求得丰富而价廉的食粮和原料品起见，农业也非依工业的组织和方法充分利用科学和机器的力量而工业化不可。”虽然提出上述见解的并不是以农立国派，而是当时的第三种道路派和以工立国派，但这些观点的产生显然与以农立国派对农业经济意义的分析和强调有着内在的相关性。
30年代末，杨开道坚持主张以农立国，但其农业概念已不同于传统的农本思想，在他看来，建设现代化的农业中国需要做好两件事情：“第一要建立一个切合中国国情，切合中国需要，能解决中国农业问题，能促进中国农业生产的农业科学。有了农业科学技术，农业科学设施，农业科学人才，才能慢慢演成一个科学化的、合理化的、机械化的、工业化的现代农业制度。第二要教育中国农民，组织中国农民，要他们能取得主动的地位权利。” ⑥如此，“我们将来的农业，似乎可以在世界经济舞台上有特殊地位，有几样或者可以居于领袖地位。……我相信这并不是一个误国的主张，一个妨碍中国工业化、中国现代化的主张，而是目前中国唯一可走的路，恐怕至少是二三十年以内可走的路。”⑦40年代前期，翁文灏发表《以农立国 以工建国》⑧一文，对以何立国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在中国的经济建设问题上以农业为中心和以工业为中心这两种主张“各有其长处，分开来看，都觉太偏，合起来看，才是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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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不复兴农村中国也可以工业化吗？》，《独立评论》第137号。
②载于《独立评论》第137号。
③吴觉农：《中国农业的现代化》，《申报月刊》第2卷第7号。
④载于天津《益世报》1934年12月8日。
⑤载于天津《大公报》1936年7月15日。
⑥杨开道：《中国以何立国？》，重庆《新蜀报》1940年1月7日。
⑦杨开道：《再论中国以何立国》，重庆《新蜀报》1940年2月25日。
⑧载翁文灏：《中国经济建设论丛》，资源委员会秘书处印行，1943年。
二者是相辅相成，而不可分的。”首先，翁文灏肯定：“工业原料是发展工业的基础，出口农产品是换取外洋军火和建设器材的重要物资，都是抗战建国所不可少的。食粮对于国计民生的重要是大家都知道的。……一个农业大国，在抗战建国期中，最根本最重要的凭借天然便是农业生产。惟有足食足兵，然后方能巩固国基，独立自存。只有农产品增加了，人人衣食无忧，建设的工作方能顺利推进。在这个意义上，‘以农立国’这句话可以说是十分正确的。”其次，翁文灏强调：“‘以农立国’，决不能解释为仅有农业而不顾工业，更不能解释为保守固有的生产方法和技术，使我国农业经济停滞于落后阶段；发展农业必须与工业化相配合，始有远大的前途可言。”“中国必须工业化，只有工业化才能使中国富强，使中国成为国际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一员。……现在还要指出一点，即工业化运动并不限于都市和工业区，而且要推进到广大的农村，使农业生产逐步机械化。”应该指出，翁文灏当时具有官方背景，他的文章在一定意义上是对长达20年的立国之争的总结，作为两派思想的整合，以农立国思想的合理因素在其中得到了体现。
三
在20世纪中国农业思想的发展史上，以农立国思想具有特定的理论价值。
首先，它所揭示的农业在现代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对此后中国农业现代化思想的发展，对发展经济学的创立，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作为20年代以农立国派的主要理论家，董时进在30年代初期撰写的《农业经济学》中已经对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有了全面的认识，如说中国人的衣食原料大部分为本国农业所提供，中国人民的大多数职业均为农业所赐予，中国农业是中国工业的基础，农业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源泉，农业供给中国出口货的绝大多数，等等①，他提出的振兴农业之策包括推广职业教育，优化农民素质，发展农村工商业，增加农产②。这实际上是对他参加立国之争时的思想观点的系统发展。到了40年代，谈论中国工业化问题的学者大都把农业的工业化也作为有机组成部分。如韩稼夫认为工业化是现代国家在生存竞争中的必然趋势，但是特定的社会历史等原因，决定了我国“工业化之实施，因自然环境之影响并不淹没农业生产之重要。盖中国工业化并非舍农业而代以工业，实以工业推动农业，藉农业以树立工业，犹之苏联及美国，在极高度工业化进展之中，农业生产亦不偏废也。” ③对工业化的农业建设，韩稼夫从农业技术之科学化、农场作业之机械化与电气化、农产品之商品化、农业组织之现代化、农地使用之合理化、农业经营之资本化等角度作了阐述，并提出了具体的实施对策。在全书的结论部分，韩稼夫表示：“吾人深知我国经济建设应采之途径，舍工业化莫由。往日落后之农业生产方式既未能应付今后国民经济发展之需要，已无维护其现状之必要，盖吾人所主张之工业化，系作广义的解释，非独积极的发展工业生产，即农业生产之本身，亦以大规模经营及应用现代技术为鹄的，即所谓‘农业工业化’是也。”④朱伯康指出：为了避免西方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我国正宜在工业化开始时期，即励行农村工业化，以为工业生产与农业生产之联系，使二者互相辅助，联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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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董时进《农业经济学》之《农业在中国经济之重要》章，北平文化学社1933年版。
② 同上书之《中国农业及农民之根本问题及出路》章。
③④韩稼夫：《工业化与中国农业建设》，商务印书馆1945年版，第2、84页。
由于我国是一个农业国，“欲使经济建设有全般之推进，则关于劳力、资本、市场、原料等项，须仰赖于广大之农村。是则农村经济之改变，实为农业建设首要之举”，“改变农村资本，使农村劳动力有充分之利用，莫如使农村工业化” ①。怎样实现农村工业化？朱伯康提出了两条途径：“一为改良旧有之手工业，增加工业贷款，改善其设备，工具，技术与组织，使其生产能力扩大，出品之品质能改进为原则。二为新式工业向农村分散，使工业迁就于低廉之原料与过剩之劳力，增加国防之安全程度为原则。” ②至于农业生产，朱伯康认为：“近代农业之发展，实得益于工业之促进”，因此，“农业本身之建设，在今日，实属于科学与技术之范畴，换言之，现代农业，实为科学化与机械化之农业。”③具体而言，“农业工业化，并不仅指大量技术应用于农业上，如集体农场或完全机械耕种等类，而是指在原有土地的地位上，顺应其土性，温度，湿度，并市场经济环境，从事于最适宜最有利之生产，并适应此种生产，而采取最适宜的技术。”④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主张调整现有的土地制度，以利于推行农业机械化和稳定农业生产，同时他建议发挥农村金融的作用，加大农业投资，开展农业科技研究，推广先进生产技术，重视农业人才的罗致和训练。不难看出，这些观点与董时进的论述有着内在的理论联系。
张培刚是享有国际声誉的发展经济学家，他于40年代前期在美国哈佛大学取得的杰出学术成就与国内的立国之争有一定的相关性。如他的广义工业化概念就是在参与论战时提出⑤。10年以后，在题为《农业与工业化》（Agriculture and Industrialization）的博士论文中，张培刚从食粮、原料、劳动力、市场等四个方面对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贡献作了科学的揭示，并且已经注意到农业通过向国家纳税和输出农产品而形成的资金积累和外汇储备作用，由此断言农业的基础作用是不可替代的。这要比西方经济学家所概括的“四大贡献”或“五大贡献”起码早十几年（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在《经济增长与农业的贡献》一书中提出农业对经济增长和发展具有产品贡献、市场贡献、要素贡献、出口获取收入贡献。该书出版于1961年。他因此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如果我们不割断国内经济思想的发展动态对张培刚理论建树所具有的影响，那么在充分肯定张培刚关于农业经济贡献的原创价值的同时，也不应忽视以农立国思想的意义所在。
其次，以农立国思想所强调的在现代化过程中优先发展农业经济的主张，有助于我们反思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在30年代以后的以农立国思想中，一个很明确的观点是：工业化建设不仅不能绕开农业发展问题，而且必须以解决这一问题为前提。但是在立国之争结束后，以工业化为既定目标的国民经济发展战略，实际上一直是偏离这一点的。作为中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主要决策者，虽然在谈到实现国家工业化的问题时注意到农业的重要性，如说：““讲到农业与工业的关系，当然，以重工业为中心，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一条毫无问题，毫不动摇。但是在这个条件下，必须实行工业与农业同时并举，逐步建立现代化的工业和现代化的农业，过去我们经常讲把我国建成一个“即令以农立国的国家，他们的农业也工业化了。因为工业化一语，含义甚广，我们要做到工业化，不但要建设工业化的都市，同时也要建设工业化的农村。”（《独立评论》第138号，193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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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④朱伯康：《经济建设论》，中国文化服务社1946年版，第71、72、73、74?75页。
⑤在《第三条路走得通吗？》一文中，张培刚写道：当时世界先进国家都已达于工业经济，
工业国，其实也包括了农业的现代化。”①“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首先就不能养活工人，还谈什么发展重工业？所以，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必须处理好。”②但制定实际政策往往是另一回事。林毅夫曾对建国后的经济发展战略作过独特的研究，他写道：“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中国农业居于绝对优势地位，全国89%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在那个时代，重工业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的重要特征。为了增强国力，中国政府在1952年采取了斯大林式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目标是尽可能快地获得国家生产资本品和军事物资的能力，农业事实上被视为提供支持的部门。” ③“传统经济体制下的中国经济发展，受到了两个方面的抑制。第一是扭曲的产业结构。由于违背资源比较优势，人为地推行重工业优先增长的发展战略，使经济结构遭到严重扭曲，由此丧失了本来可以达到的更快的增长速度；过密的资本构成抑制了劳动力资源丰富这一比较优势的发挥，加剧了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相互分离的二元结构现象，由此丧失了本来可以达到的劳动就业和城市文化水平……” ④。另一位曾参与农业经济管理的高层人士也说：“长期以来，对农业这个基础产业的认识，实际上是反反复复，日子难过了重视农业，日子好过了忽视农业。” ⑤这不正从反面证明，完全否认以农立国思想的合理价值是不明智的吗？
第三，在更深广的层面，以农立国思想所蕴涵的农业文化理念，对于我们今天重新认识农业的意义，深化我们的伦理经济观念，并非没有启迪。当年，章士钊在《业治与农》⑥一文中之所以提出“吾国当确定国是，以农立国，文化治制，一切使基于农”，是由于看到“欧洲之工商业，日见开发，其本国之农业，大被剥蚀，以成畸形，所有道德习惯政治法律，浸淫流衍，有形无形，壹是皆以工商为本”，这种经济模式在初始阶段能带来物质的丰富，但当其他国家相继仿效，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以后，战争就发生了，其结果，“工商之本毒未除，漫欲以一战驱其标疾，是犹止沸，专意扬汤，非徒无益，而又害之也”。“吾之浮慕西方文明，捧心效之，……工商业之所成就，至为浅薄，坐见农业不兴，国产日耗，淫巧溢于都市，机变中于人心”，社会风气竞相奢侈，“农业之有退而无进，……以攀此种极不自然极不相应之生活程度者，无他亦继续借债而已”。在《农国辨》⑦一文中，章士钊对农国下了这样的定义：“凡国家以其土宜之所出人工之所就，即人口全部，谋所配置之，取义在均，使有余不足之差，不甚相远，而不攫国外之利益以资挹注者，谓之农国。”有研究者把章士钊所推崇的道德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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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做革命的促进派》，《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72页。
②《论十大关系》，《选集》第5卷，第268页。
③《中国过去是怎样养活自己的？中国将来还能养活自己吗？》，《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01?302页。
④林毅夫、蔡 ?、李 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6页。
⑤陈俊生：《认真贯彻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中国农业若干问题》，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版，第243?244页。
⑥载于上海《新闻报》1923年8月12日。
1分别探讨了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
理论界对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分别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取得大量成果，特别是关于邓小平的“三农”思想研究成果相当的多，在人大复印资料上可以收集到的仅1998年到2001年专门研究邓小平农业思想的文章就有50篇。
关于的“三农”思想，学者们进行专门研究的不是很多，目前进入笔者视野的著作有郑以灵的《农民观透视》、陈高同、赵素芬主编的中国农业发展丛书中的《与中国农业发展》、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的《中国农业现代化之路》，以论文出现的研究成果有郑有贵在《党的文献》1999年第3期上发表的《的“三农”现代化思想与当代农村改革》，其余研究成果均散见于思想研究或者其他研究性文章里面。从研究内容来看，学者们重点研究了新民主义革命时期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和建国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理论。
关于邓小平的“三农”思想研究成果不仅数量多而且涉及面很广，从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各个相关方面都有论述，呈现出多角度、全方位的特征。学者们重点对邓小平农业发展思想的主要内容进行了发掘和解读，同时不少学者还从邓小平农业发展思想的理论来源、主要特点和重要意义以及其与科学发展观的关系方面进行了探讨。关于邓小平的农业发展思想的内容，学者们主要在以下方面做了精辟论述，一致认为它包括：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要科教兴农；因地制宜，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增加农民收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发展的“两个飞跃”思想。学者们认为邓小平的“三农”思想具有求实性、创造性、超前性、人民性和辩证性的特点。同时，学者们还指出了邓小平“三农”思想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他们认为从理论上讲，邓小平“三农”思想在农业合作制、农业现代化、农民脱贫致富等方面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农业思想，从实践上看，它在我国改革开放后的农业经济实践中起到了科学指导的作用，从而使党在“三农”工作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对的“三农”思想进行专门研究的也不太多，还未见以著作的形式出现的专门研究的成果，但是可以在研究的经济思想的著作中找到其“三农”思想的内容，如顾龙生等所著《经济思想研究》。以论文形式出现的专门研究成果有王骏在《党的文献》2003年第5期上发表的《试论的“三农”思想》，他从基础论：“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改革论：“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继续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论：“必须转变农业的增长方式”；中心论：“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提高农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创新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加快城镇化进程”等几个方面全面论述了的“三农”思想的内容，同时指出了其鲜明特点。关于的“三农”思想研究其成果还可以从于法友在《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2期上发表的《论对邓小平农业思想的完善与发展》等文章中找到。
2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武力在《党的文献》及其主编的著作《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中以历史时间为线索分若干阶段详尽的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陈承红在《农业考古》2006年第3期上发表《中国共产党人的“三农”探索》以中国共产党的四代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为线索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孙仲彝在《上海党史与党建》2006年9月号上发表的《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实践及历史经验》一文中，也是以历史为线索分两个大的阶段和若干个小阶段用详尽的资料阐明了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历程。
冯雷、田立春、刘大莲在《中共济南市委党校济南市行政学院济南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兼论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及其理论贡献》，从奠基、形成、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三方面指出了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的发展历程。
此外，广东省教育厅社科规划重点项目“当代中国农村发展道路研究”的最终主要成果、秦兴洪主编的《共和国农村的发展道路：中共三代领导集体的选择》，这本书全面阐述新中国50年来中共三代领导集体对农村发展道路的选择，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发展历程。还有学者从某一特定阶段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历程，如何丽芬在《常熟理工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上论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的历史进程；华中师范大学刘国武2005年在其硕士学位论文中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对“三农”问题的认识历程。
3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的巨大贡献
卢文在《中国财经报》2001年07月4日第003版上发表《中国共产党在“三农”问题上的巨大贡献——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一文，他分别从“三农”的涵盖的三个方面将中国共产党在“三农”问题上的贡献阐述为：在农业上的贡献：实行合理的土地制度、实行科教兴农战略、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之路；在农村问题上的贡献：一贯重视农村、使农村经济转向商品、市场经济、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实现农村工业化，促进乡村城镇化、使农村进入小康；在农民问题上的贡献：注重调动农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提高农民的组织程度和素质、组织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帮助农民实现历史性的大转变。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教授王玉珍在《南京社会科学》2001年增刊——《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论文专辑》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在“三农”问题上的理论和政策的突出贡献包括：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在理论上阐明了“农民问题是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找到了一条使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下解放出来的道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揭示了“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这一科学规律，并将“农业是基础”作为指导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针之一；在如何发展生产力、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上，我党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解决了农民走集体化道路的制度创新和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体制创新；在探索中国农民如何增加收入，走上富裕的途径方面，中国共产党人历经探索完成了从集约经营——无工不富——结构调整、产业化经营、发展小城镇——税费改革等一系列理论创新和政策创新的过程。
冯雷、田立春、刘大莲在《中共济南市委党校济南市行政学院济南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兼论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及其理论贡献》指出，、邓小平、作为我党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他们的“三农”思想为我党开辟中国的革命道路、中国的改革道路和中国的跨世纪发展道路做出了突出贡献，也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4总结了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经验
李明、郭宇在《科学社会主义》2006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经验》，指出中国共产党在认识和解决“三农”问题上积累了宝贵经验，这主要包括：必须高度重视“三农”问题，改进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必须从全局出发，巩固农业基础地位；必须把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作为制定农村政策的出发点；必须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依靠农民群众推进农村改革的伟大事业；必须坚持和发展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农村改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向；必须巩固和发展工农联盟，正确处理党同农民的关系；必须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的高度认识“三农”问题，进行制度创新，统筹城乡发展；必须高度重视农村民主法治建设，促进农民人权事业发展；必须加强农民教育，提高农民素质，全面推进农村小康建设。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武力在《党的文献》、《光明日报》及其主编的著作《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中一再强调：新中国成立55年来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有不少历史经验和教训值得借鉴，包括：实事求是是形成正确认识的基础；民主制度是形成正确认识和决策的制度保障；以人民为本是形成正确认识和决策的前提条件。
5关于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三农”思想的比较研究
学者们将中共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结合起来进行了比较研究。如李建宁在《攀登》2001年第4期发表《、邓小平现代化思想之比较》，邹开明、周世慧在《党史文苑》2006年第2期上发表《邓小平农业思想的比较研究》，北京师范大学李晋玲在《生产力研究》2004年第2期上发表《、邓小平农业思想的差异分析》，闵帅、陈洪勋在《菏泽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1期上发表《关于与邓小平农业发展思路的比较》，黄世贤、黎红刚在《江西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上发表《邓小平对农业经济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郭翔宇在《学习与探索》2003年第1期上发表《同志对邓小平农业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在这些研究成果中，学者们一致认为与邓小平对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农业发展的途径、农业发展的规划及经营体制的制定、发展农业采取的手段、实现社会主义农业战略目标的政策构思上，既有共同点，又有不同点。邓小平继承、发展了农业思想，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农业思想。有的学者还从知识背景和经历、所处的时代背景、对社会主义的理论认识及其性格等方面分析了二者产生差异的原因，他们认为在农业基础地位的认识上、农业和农村具体工作思路上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农业思想。
这些专著和论文从不同视角，不同侧面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取得了一定甚至是可观的成果，成绩斐然。但是，随着我国“三农”实践的推进，相对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所需要的理论支持来说，这只还是一个初步研究，理论研究尚有薄弱和不足之处。从目前的研究状况看，重复性研究比较多，综述研究太少，无论是整体研究，还是专题研究都需要大力开拓新领域。特别是对中共第三代及其新一代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的研究、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内在关联性的研究、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现实指导意义及其前瞻性研究要更加深入，这就有待于后来者的不断努力。
参考文献
［1］武力，郑有贵主编.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1）.
［2］陆学艺著.“三农”论——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研究［J］.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1）.
［3］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当代农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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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界对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分别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取得大量成果，特别是关于邓小平的“三农”思想研究成果相当的多，在人大复印资料上可以收集到的仅1998年到2001年专门研究邓小平农业思想的文章就有50篇。
关于的“三农”思想，学者们进行专门研究的不是很多，目前进入笔者视野的著作有郑以灵的《农民观透视》、陈高同、赵素芬主编的中国农业发展丛书中的《与中国农业发展》、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的《中国农业现代化之路》，以论文出现的研究成果有郑有贵在《党的文献》1999年第3期上发表的《的“三农”现代化思想与当代农村改革》，其余研究成果均散见于思想研究或者其他研究性文章里面。从研究内容来看，学者们重点研究了新民主义革命时期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和建国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理论。
关于邓小平的“三农”思想研究成果不仅数量多而且涉及面很广，从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各个相关方面都有论述，呈现出多角度、全方位的特征。学者们重点对邓小平农业发展思想的主要内容进行了发掘和解读，同时不少学者还从邓小平农业发展思想的理论来源、主要特点和重要意义以及其与科学发展观的关系方面进行了探讨。关于邓小平的农业发展思想的内容，学者们主要在以下方面做了精辟论述，一致认为它包括：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要科教兴农；因地制宜，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增加农民收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发展的“两个飞跃”思想。学者们认为邓小平的“三农”思想具有求实性、创造性、超前性、人民性和辩证性的特点。同时，学者们还指出了邓小平“三农”思想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他们认为从理论上讲，邓小平“三农”思想在农业合作制、农业现代化、农民脱贫致富等方面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农业思想，从实践上看，它在我国改革开放后的农业经济实践中起到了科学指导的作用，从而使党在“三农”工作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对的“三农”思想进行专门研究的也不太多，还未见以著作的形式出现的专门研究的成果，但是可以在研究的经济思想的著作中找到其“三农”思想的内容，如顾龙生等所著《经济思想研究》。以论文形式出现的专门研究成果有王骏在《党的文献》2003年第5期上发表的《试论的“三农”思想》，他从基础论：“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改革论：“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继续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论：“必须转变农业的增长方式”；中心论：“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提高农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创新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加快城镇化进程”等几个方面全面论述了的“三农”思想的内容，同时指出了其鲜明特点。关于的“三农”思想研究其成果还可以从于法友在《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2期上发表的《论对邓小平农业思想的完善与发展》等文章中找到。
2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武力在《党的文献》及其主编的著作《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中以历史时间为线索分若干阶段详尽的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陈承红在《农业考古》2006年第3期上发表《中国共产党人的“三农”探索》以中国共产党的四代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为线索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孙仲彝在《上海党史与党建》2006年9月号上发表的《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实践及历史经验》一文中，也是以历史为线索分两个大的阶段和若干个小阶段用详尽的资料阐明了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历程。
冯雷、田立春、刘大莲在《中共济南市委党校济南市行政学院济南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兼论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及其理论贡献》，从奠基、形成、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三方面指出了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的发展历程。
此外，广东省教育厅社科规划重点项目“当代中国农村发展道路研究”的最终主要成果、秦兴洪主编的《共和国农村的发展道路：中共三代领导集体的选择》，这本书全面阐述新中国50年来中共三代领导集体对农村发展道路的选择，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发展历程。还有学者从某一特定阶段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历程，如何丽芬在《常熟理工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上论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的历史进程；华中师范大学刘国武2005年在其硕士学位论文中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对“三农”问题的认识历程。
3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的巨大贡献
卢文在《中国财经报》2001年07月4日第003版上发表《中国共产党在“三农”问题上的巨大贡献——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一文，他分别从“三农”的涵盖的三个方面将中国共产党在“三农”问题上的贡献阐述为：在农业上的贡献：实行合理的土地制度、实行科教兴农战略、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之路；在农村问题上的贡献：一贯重视农村、使农村经济转向商品、市场经济、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实现农村工业化，促进乡村城镇化、使农村进入小康；在农民问题上的贡献：注重调动农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提高农民的组织程度和素质、组织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帮助农民实现历史性的大转变。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教授王玉珍在《南京社会科学》2001年增刊——《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论文专辑》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在“三农”问题上的理论和政策的突出贡献包括：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在理论上阐明了“农民问题是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找到了一条使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下解放出来的道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揭示了“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这一科学规律，并将“农业是基础”作为指导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针之一；在如何发展生产力、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上，我党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解决了农民走集体化道路的制度创新和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体制创新；在探索中国农民如何增加收入，走上富裕的途径方面，中国共产党人历经探索完成了从集约经营——无工不富——结构调整、产业化经营、发展小城镇——税费改革等一系列理论创新和政策创新的过程。
冯雷、田立春、刘大莲在《中共济南市委党校济南市行政学院济南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兼论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及其理论贡献》指出，、邓小平、作为我党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他们的“三农”思想为我党开辟中国的革命道路、中国的改革道路和中国的跨世纪发展道路做出了突出贡献，也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4总结了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经验
李明、郭宇在《科学社会主义》2006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经验》，指出中国共产党在认识和解决“三农”问题上积累了宝贵经验，这主要包括：必须高度重视“三农”问题，改进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必须从全局出发，巩固农业基础地位；必须把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作为制定农村政策的出发点；必须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依靠农民群众推进农村改革的伟大事业；必须坚持和发展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农村改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向；必须巩固和发展工农联盟，正确处理党同农民的关系；必须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的高度认识“三农”问题，进行制度创新，统筹城乡发展；必须高度重视农村民主法治建设，促进农民人权事业发展；必须加强农民教育，提高农民素质，全面推进农村小康建设。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武力在《党的文献》、《光明日报》及其主编的著作《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中一再强调：新中国成立55年来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有不少历史经验和教训值得借鉴，包括：实事求是是形成正确认识的基础；民主制度是形成正确认识和决策的制度保障；以人民为本是形成正确认识和决策的前提条件。
5关于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三农”思想的比较研究
学者们将中共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结合起来进行了比较研究。如李建宁在《攀登》2001年第4期发表《、邓小平现代化思想之比较》，邹开明、周世慧在《党史文苑》2006年第2期上发表《邓小平农业思想的比较研究》，北京师范大学李晋玲在《生产力研究》2004年第2期上发表《、邓小平农业思想的差异分析》，闵帅、陈洪勋在《菏泽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1期上发表《关于与邓小平农业发展思路的比较》，黄世贤、黎红刚在《江西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上发表《邓小平对农业经济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郭翔宇在《学习与探索》2003年第1期上发表《同志对邓小平农业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在这些研究成果中，学者们一致认为与邓小平对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农业发展的途径、农业发展的规划及经营体制的制定、发展农业采取的手段、实现社会主义农业战略目标的政策构思上，既有共同点，又有不同点。邓小平继承、发展了农业思想，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农业思想。有的学者还从知识背景和经历、所处的时代背景、对社会主义的理论认识及其性格等方面分析了二者产生差异的原因，他们认为在农业基础地位的认识上、农业和农村具体工作思路上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农业思想。
这些专著和论文从不同视角，不同侧面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取得了一定甚至是可观的成果，成绩斐然。但是，随着我国“三农”实践的推进，相对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所需要的理论支持来说，这只还是一个初步研究，理论研究尚有薄弱和不足之处。从目前的研究状况看，重复性研究比较多，综述研究太少，无论是整体研究，还是专题研究都需要大力开拓新领域。特别是对中共第三代及其新一代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的研究、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内在关联性的研究、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现实指导意义及其前瞻性研究要更加深入，这就有待于后来者的不断努力。
参考文献
［1］武力，郑有贵主编.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1）.
［2］陆学艺著.“三农”论——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研究［J］.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1）.
［3］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当代农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
（一） 农史研究新阶段出现的原因及其主要特点
1、 新形势出现的主客观原因
客观上，文革结束后我国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阶段，实现中国式的农业现代化，需要从农史研究中获取借鉴，这给农史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也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量。主观上，建国后十七年以资料整理为中心的工作已经为农史研究打下很好的基础，循此继进，开展全面的史的研究是学科自身发展的趋势。这种发展在文革中被人为地中断了。文革结束后，人们被压抑的研究农史的热情迅即迸发出来。这在1977年安徽合肥召开的中国生物学史（包括农、医史）学术讨论会上已有所表现。1978年，农业部和农科院不失时机地提出了编写《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的任务。1979年，在郑州召开的第一次编写会议，被农史界学者喻为"农史研究春天"的到来。继之，80年代初又有《中国农业百科全书》的上马，该书特设《农业历史卷》，在草拟框架时，确定其内容包括农业起源与原始农业、农业生产史、农业经济史、农业思想史、农业科技史、地区农业史、少数民族农业史、世界农业史等学科分支或项目，实际上是大致明确了农史学科的"四至"。从1995年开始，在郑重会长的倡导下，中国农史学会组织编写全面反映中国农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历史发展《中国农业通史》，全书分原始时代、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近代卷和边疆民族卷，另有附录一卷，共10卷，规模宏大，目前仍在编写之中。这些动员整个农史界力量编写的大工程的启动，对农史学科的推动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同时，在不同学科加速交叉融合的形势下，友邻学科理论方法以至资料的引入，也为农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生长点。这些既促进了农史研究新阶段的到来，也成为新阶段的重要标志之一。下面简单介绍这一新阶段的一些主要表现和特点。
2、 研究队伍空前壮大
文革中被解散的研究单位恢复了编制和活动：西北农学院古农学研究室的恢复在文革后期，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的恢复在1978年。同年，北京农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成立了农业历史研究室，不久浙江农业大学、河北农业大学也成立了农史研究机构。据《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业历史卷》称：到1990年，广义范围农业各业务部门、高等院校、科研单位建立的农史研究机构已近20个。这些单位的农史研究者，都在新时期做出了重要贡献。从80年代初期起，这些研究单位大都着手招收培养农史学科的研究生，这样，在老一辈学者焕发学术青春的同时，新一代农史研究骨干也迅速成长起来。除了农史专业研究队伍自身的壮大以外，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史学界、科技史界、经济史界、民族学界、考古学界、历史地理学界的学者纷纷加盟农史研究，有些甚至已经进入农史界的圈子。最明显的是考古文物界。江西省在70年代末成立了陈文华主持的中国农业考古研究中心（该中心开始设在江西省博物馆内，后来设在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内），编辑《农业考古》，打出"农业考古学"的旗帜，成为农史研究领域中一支活跃的力量。农业部下属的农业博物馆，1983年开始筹备，1986年正式开馆，馆内有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史的常年陈列，她下设的研究所亦以农业历史为重要研究方向，出版了一批图谱和专著，积极参与国内外有关学术活动，该馆是农业历史学会的挂靠单位。科技史与农史联姻是有传统的，胡道静先生就称自己是科技史界和农史界的"两栖动物"。在农史学会正式成立以前，农史工作者主要是通过科技史学会的农史专门委员会进行学术交流活动的；这种联系现在还有继续。李根蟠由于曾在中国农科院工作的关系，成为出入经济史界和农史界的"两栖动物"。从1981年开始，经过长时期的酝酿，中国农业历史学会于1987年9月正式成立，由刘瑞龙任名誉会长，王发武任会长，会员包括了农史专业研究机构的学者，其他相关学科的学者以及业余农史爱好者共283人。1993年换届，由郑重任第二届理会长，会员增至382人。1998年再度换届，郑重继续任会长，会员增至570人。90年代，农业部成立当代农史研究室，1994年在中国农业历史学会下设立当代农业历史专业委员会。中国农史学会成立以来，已经举行了8次学术年会，对团结各方面力量推进农史研究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地方，河南省和广东省也先后成立了农史学会，广东省农史学会的活动尤为正常和活跃。
3、 农史刊物的创办
1981年，中国农业历史学会（当时还是筹委会）和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联合创办的《中国农史》季刊和中国农业考古中心主办（后与中国农业博物馆合办）的《农业考古》半年刊几乎同时创刊。前者是我国农史学科第一份专业性学术期刊，内容包括农业史、农业经济史、农业科技史、地区农业史、少数民族农业史、外国农业史和古农书研究等，大大超越原来该室集刊的范围。后者把考古文物与农史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注意反映传统农业与农业现代化、少数民族农业史、中外比较农业史、农业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融学术性、资料性、知识性为一体。从1991年起，每年增加两期茶文化的专号。在此稍前，华南农学院农业历史研究室受农业出版社的委托主编了不定期《农史研究》丛刊，从1980年到1990年共出了10辑；该刊一度计划改为季刊，但只出版了1983年第1期。1987年，中国农业博物馆创办了《古今农业》半年刊，1991年改为季刊；刊登有关农业历史、农业考古、农业资源、农业经济、农业博物馆的建设等方面的论文和调查报告。1994年，农业部当代农业史室也编辑出版了《中国当代农业史研究》。作为一种专史拥有几种学术刊物，这在中国史学界是罕见的。这些刊物不但为农史研究成果的发表提供了园地，而且促进了专业农史研究圈与圈外各种信息和成果的交流，促进农史研究与相关学科的交叉融合，从而大有利于农史学科的发展。
4、 研究领域的拓宽，资料来源和研究方法的多样化。
这是新时期农史研究发展的重要特点。在这个题目下实际上包括了三方面的问题，但它们又是相互联系，难以分割的，所以我们把它们放在一起叙述。上面谈到，建国后十七年的的农史研究是以整理农书为中心的，本时期，这一工作仍在继续，但重点已经转到史的研究。大体说来，在九十年代后期以前，研究是以农业科学技术史为中心展开的；从九十年代后期开始，以《中国农业通史》的编纂为契机，转入更全面的农业史研究的阶段。与研究领域拓宽紧密相联系的，一是新资料来源的开辟，二是与友邻学科的交叉融合。文革前农史研究收集和运用的主要是农书的材料、历史文献的材料，方志的材料；文革后，除继续发掘和利用这些材料以外，又加入了新的材料，最突出的是考古学的材料、民族学的材料和以"满铁"调查资料为中心的近现代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材料[1] 。农史学科的资料基础更加雄厚和广阔。这一时期农史研究的方法，除继承前一阶段的传统外，还引入不少学科的理论方法，又有其他学科的学者加盟农史研究，于是出现了农史研究与友邻学科交叉融合的态势，以至形成农史研究的新领域或新的生长点。上面说到的考古学、民族学材料加入农史研究，同时就是农史学与考古学和民族学的交叉融合。它如历史语言学、历史地理学、经济学、文化学、民俗学、生态学、气候史、比较农史法、自然辩证法等的引入或加盟，都给农史研究增添新活力，使之出现多样化的绚丽局面。
这一时期农史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浮燥的风气的漫延，在有关论著大量涌现的同时出现了忽视质量的倾向，对材料和论据缺乏严谨的考据和论证、不符合学术规范的文章已不是个别的现象，急功近利的求多、求快、求大的行为有相当大的普遍性；而又缺乏严肃认真的学术批评。在20世纪末，商品经济的大潮对农史研究的队伍的冲击越来越大，农史研究面临新的困难。
（二）重要领域及重要成果举隅
1、农书和农业文献的整理、校释和研究
这方面的工作在文革前工作的基础上继续前进，成绩最显著的是中国农业遺遗产研究室的缪启愉，缪氏在50、60年代已积极参与万国鼎领导的农书整理校注工作，万氏1963年去世后，农业遗产研究室的农书整理工作遂由繆氏牵头。西北农学院古农学研究室文革后期即已开始在辛树帜的领导下整理出版石声汉的遗著；此外马宗申也独立做了不少工作。现按时代的先后对综合性农书的整理作一简单介绍：
先秦：夏纬瑛五十年代在西北农学院工作时已致力于先秦农书和农史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60年代调至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室（后改为研究所），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继《管子地员篇校释》和《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校释》后，完成了《周礼中有关农业条文的解释》、《诗经中有关农事章句的解释》和《夏小正经文校释》，分别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由农业出版社出版。他的工作为先秦农业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王毓瑚的《先秦农家言四篇别释》（农业出版社，1981年）是在研读夏著《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校释》的基础上写成的，对夏著作了不少有益的补充和校勘。
两汉魏晋南北朝：缪启愉继《四民月令辑释》（农业出版社，1981）后推出的《齐民要术校释》（农业出版社，1982年初版，1998年再版），是在广泛吸收前人成果基础上的集大成之作，而考订之翔实、校释之精审，超越前人，是迄今最完善的一本《齐民要术》校释本。缪氏还有《齐民要术导读》（巴蜀书社，1988年）一书，对《齐民要术》的科学内容作了分析。游修龄的《疑义考释》（收入游氏《农史研究论文集》）运用现代化科学知识考释《齐民要术》中难读难解问题，是继《及其作者贾思勰》之后研究《齐民要术》的又一力作。
隋唐宋元：这方面的成果有缪启愉的《四时纂要校释》（农业出版社，1981年）；石声汉的《农桑辑要校注》（农业出版社1983），缪启愉的《元刻农桑辑要校释》（农业出版社，1988年），马宗申的《元刻大字本农桑辑要译注》也将要出版；王毓瑚校点的《王桢农书》（农业出版社，1981年），缪启愉的《东鲁王氏农书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其中，缪氏的校释后出转精，并纠正了前人的一些错误。
明清：石声汉在身患沉疴情况下奋力完成的《农政全书校注》遗稿，经过整理压缩后，1979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这是明清农书整理的最重要成果。研究《农政全书》及其作者徐光启的论著，在农书及其作者的研究中居于首位；据中国农业博物馆资料室编《中国农史论文目录索引》所载，截至1991年，有关论文达167篇。就本时期的研究而言，梁家勉的《徐光启年谱》是研究徐氏生平的力作；《中国农史》1983年第3期纪念徐氏逝世三百五十周年专集和席泽宗、吴德铎主编的《徐光启研究论文集》（学林出版社1986年）也收集了部分成果。明清不少地方性农书，如《农桑经》、《马首农言》、《三农纪》都有了校注本[2] 。王达对王恒力《补农书校释》作了增补[3] 。宋湛庆对明代马一龙的《农说》进行了整理和研究[4] 。我国最后一部大型综合性农书《授时通考》，亦由马宗申作了校注，由农业出版社从1991年到1995年分4册出齐；至此，我国重要的综合性农书已全部整理出版。
专业性农书的整理研究也有不少成果。作物、植物专书有傅树勤、欧阳勋的《陆羽茶经译注》（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伊钦恒的《群芳谱铨释》（农业出版社，1985年）等。两汉魏晋南北朝出现了不少记录岭南植物的"志录"类著作，最著名的是《南方草木状》，旧题西晋稽含著，对该书作者和撰期历来有争议，1983年华南农学院召开关于《南方草木状》的国际讨论会，将该问题的研究推进了一步。会后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杨竞生撰写了《南方草木状考补》，堪称有关研究成果的总汇。缪启愉、邱泽奇的《汉魏六朝岭南植物"志录"辑释》（农业出版社，1990年），则开创了整理古代农业典籍的新体例。畜牧兽医书和水利书的整理也很有成绩。前者如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兽医研究所的《元亨疗马集选释》、杨学聪点校的《新刻马书》（均为农业出版社1984年出版）、许长乐校正的《新刻注释马牛羊驼经大全集》（农业出版社，1988年），后者如马宗申的《营田辑要校释》（农业出版社，1984年）、汪家伦的《筑圩图说及筑圩法》（农业出版社，1980年）和《浙西水利书校注》（农业出版社，1984年）。
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编辑的《中国农学遗产选集》转由农业出版社出版，又有《茶》、《古兽医方集锦》、《常绿果树（上编）》、《稻（下编）》等分册问世。另外又出版了《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陈祖椝、朱自振编，农业出版社，1981年）、《中国茶叶历史资料续辑（方志茶叶资料汇编）》（朱自振编，东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中国古代栽桑技术史料研究》（章楷著，农业出版社，1982年）、《中国科技史资料选编--农业机械》（清华大学图书馆科技史研究组编，清华大学出版社）、《中国森林史资料汇编》（董智勇主编，中国林学会林业史学会1993年）等资料集。为了摸清明清农书的家底，经过王达的长期努力，已知明清农书（包括佚书）已逾千种；有关成果在2001年的《中国农史》中连载。作为传统农学资料精华的整理，彭世奖编著的《中国农业传统要术集萃》（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年）是别开生面的一种。
对农书各别研究或综合研究（包括中外农书比较研究）的论文相当多，《中国自然科学史·农学卷》各编的有关部分，综合了有关研究成果，对历代农书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述。
还应该提出的是在中国农业古籍的整理和研究中，中国与东邻国家的友好合作。这里仅举两个例子：其一，被吴德铎称为"世界最早的植物学辞典"的《全芳备祖》，它的宋刻本传到日本后，长期被珍藏于宫内省图书馆，文革后，承蒙日本友人、尤其是天野元之助教授的帮助，原书被全部摄制寄来我国，1982年由农业出版社作为"中国农学珍本丛刊"的一种影印出版。其二，王毓瑚的《中国农学书录》传到日本后，天野元之助教授根据他三十多年来对中国农书版本的研究，70年代撰写了《中国古农书考》，作为对《中国农学书录》的补充，并与它合刊发行；天野这本书，文革后亦由彭世奖翻译成中文出版（农业出版社，1992年）。
2、农业科技史和农业生产史
农业科技和农业生产是新时期农史研究的中心，对农业生产各个部门、各个项目的研究，对农业生产和农业科技的各种因素和领域的研究，均已展开。
作物史的研究涉及各种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园艺作物和嗜好作物。从研究论著数量看，粮食作物中，稻最多，麦次之；经济作物中，棉花最多；园艺作物中，果树最多，蔬菜和花卉次之，嗜好作物中的烟和茶均可观，尤其是茶，研究论著的数量冠于各种作物，但相当部分是从文化史的角度论述的。在作物史的各种论著中，游修龄的《中国稻作史》是最重要的成果。游修龄是新时期农史研究的旗手之一，他善于把现代科学知识与农史研究结合起来，熟练而巧妙地把文献学、考古学、民族学、民俗学、古文字学、训诂学、历史语言学、历史地理学、古地理学等相关学科的成果与方法应用到农史研究中去，视野开阔，新见迭出。这种治学特点在《中国稻作史》中鲜明地表现出来。游氏新时期撰写的农史论文，大多收集在《农史研究文集》（农业出版社，1999年）中，其中也有相当部分是论述作物史的。作物史方面的论著还有章楷的《植棉史话》（农业出版社，1984年）、倪金柱的《中国棉花栽培科技史》（农业出版社，1993年）、郭文韬的《中国大豆栽培史》（河海大学出版社，1993年）、朱自振的《茶史初探》（农业出版社，1996年）、唐启宇的《中国作物栽培史稿》（农业出版社，1986年）[5] 等。农业生产的其他部门史亦成果累累。如畜牧史方面，谢成侠的《中国养牛羊史（附养鹿简史）》（农业出版社1985年）、《中国养禽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相继出版，《中国养马史》也再版并出版了日译本。张仲葛、朱光煌主编的《中国畜牧史料集》（科学出版社，1986年）、程绍迥、张仲葛主编的《中国近代畜牧兽医史料集》（农业出版社1992年）亦已问世。林业史论著有张钧成的《中国林业传统引论》（中国林业出版社1992年）、南京林业大学林业遗产研究室主编的《中国近代林业史》（中国林业出版社1989年）、陶炎的《中国森林的历史变迁》（中国林业出版社，1994年）等。渔业史的论著有丛子明、李挺主编的《中国渔业史》（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张震东等的《中国海洋渔业简史》（海洋出版社，1983年）等。蚕桑史的论文数量亦可观，其中蒋猷龙关于家蚕的起源和分化的研究较有影响[6] 。土壤学家王云森写了《中国古代土壤科学》（科学出版社，1980年），据报道，他的《中国土壤科学技术发展史》正在出版中[7] 。研究农具史的学者不少，其中周昕用力最勤，《中国农具史纲及图谱》（建材工业出版社，1998年）是他研究成果的总汇。水利史是与农史密切相关、但拥有自己独立的研究机构和研究队伍的一个学科，在本时期相当活跃，成果丰硕。其中与农史关系较大的专著有：汪家伦、张芳的《中国农田水利史》（农业出版社，1990年）、繆启愉的《太湖塘浦圩田史研究》（农业出版社，1985年）、彭雨新、张建民的《明清长江流域农业水利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张芳的《明清农田水利史研究》（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8年）等。除了分门别类的研究外，也有不少从总体论述中国传统农业科技特点的论著，其中董恺忱、杨直民的《试论我国传统农法的形成和发展》（中国农史1981年第2期？）较有新意。
在史学领域内，综合性的通史著作更能反映了该学科的总体研究水平。作为农业科技史综合研究的成果，《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和《中国自然科学史·农学卷》堪称两本里程碑式的著作。前者梁家勉任主编，动员了农史界几乎全部的力量，数易其稿，经过8年的工作，1989年由农业出版社出版；全书将近100万字。该书集80年代中期以前农史界研究之大成，并广泛吸收了史学界的新成果，代表了当时研究的最高水平。后者范楚玉、董恺忱先后任主编，北京的几位学者参加编写，游修龄为主审，2000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全书140余万字。该书在《史稿》的基础上广泛吸收了80年代中期以来农史界和史学界的研究成果，深入分析了中国传统农学体系的特点，按长时段分篇，每篇依次介绍该时期农学发展的历史背景，该时期的农书，然后按中国传统农学体系内在的逻辑关系阐述该时期农学的发展；在材料的发掘、内容的开拓和论述的深化方面都有新的创获，基本上代表了90年代农史研究的水平。近代农业科技史研究最重要的成果，是中国农业博物馆编撰（具体组织者为闵宗殿）的《中国近代农业科技史稿》（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5年），它的出版填补了农业科技史的一个空白，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过去的研究偏重于古代状况。
以生产史为中心的农业史综合研究，李根蟠的《中国农业史》（台湾文津出版社，1997年）是比较重要的成果。该书把"多元交汇、精耕细作"作为中国古代农业的主要特点和发展主线，突破以前研究中只讲农区和汉族农业的局限，把农业区域、农业结构、农业类型和不同民族农业联系起来作动态的考察，是建立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相适应的农史新体系的尝试。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的屯垦史，是比较活跃的研究领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学者集体编撰的《中国屯垦史》[8] 、彭雨新的《清代土地开垦史》（农业出版社，1990年）、赵俪生主编的《古代西北屯田开发史》（甘肃文化出版社，1997年）、赵予征的《丝绸之路屯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等，是该领域的重要成果。
3、农业考古与农业起源研究
利用考古发现研究农业史上的事物，可以上溯到30年代徐中舒的《耒耜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0的第二本第一分）和胡厚宣的《卜辞所见之农业》（载《甲骨学商史论丛》二集，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1945年）。不过在很长时期内这种工作是零散的、主要是史学界的学者在做。70年代，裴李岗、磁山、河姆渡等年代较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大量农具、作物、牲畜等农业遗存，震撼了考古界，也震撼了农史界，促进了关于农业起源的研究和把考古文物运用到农史研究中。游修龄的《对河姆渡遗址第四层文化出土稻谷和骨耜的几点看法》（1976年）、《从河姆渡出土稻谷试论我国栽培稻的起源分化和传播》（1978年）就是影响很大的有代表性的作品。当时有些学者自觉地把考古文物、民族学资料引入农史研究。例如宋兆麟，他在历史博物馆工作，本人参加了许多民族地区的调查，他对河姆渡骨耜、钱山漾"石犂"、汉代牛耕的研究就体现了这种特点。从70年代后期开始，李根蟠、黄崇岳、卢勋合作进行原始经济（主要是农业经济）的系列研究，用的就是考古学材料、民族学材料、神话传说材料和历史文献记载相结合的方法。有关研究成果后来结集为《中国原始经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对推动这股潮流做出了最大贡献的是陈文华。在陈文华的直接操持下，江西省博物馆1978年冬举办了"中国古代农业科技成就展览"，1980年该展览修改后应邀赴京展出。这是首次利用考古材料结合文献记载全面系统反映我国古代农业科技的辉煌成就。1981年，在原农业部长何康的支持下，江西省博物馆成立了"中国农业考古中心"，出版了《农业考古》。这样就树起了一面旗帜，开辟了一个阵地。把原来被忽视的农业考古资料、民族学资料汇集起来，源源不断地提供给农史界，又促进了不同学科的学者和成果在"农业考古"旗帜下交流融汇，为农史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生长点，对农史学科的发展，意义重大而深远。同样做出了巨大贡献的还有中国农业博物馆。她是"中国古代农业科技成就展览"赴京展出后开始筹建的。她设立了常年的大型农史展览，编辑出版了《古今农业》和一批资料和论著，并支持了《农业考古》出版，是《农业考古》合编单位之一。闵宗殿和曹幸穗先后任博物馆研究所的主任。农业考古的资料和研究成果，除在刊物发表的外，还有的编成专著问世。如：中国农业博物馆的《中国古代耕织图》（王潮生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汉代农业画像砖石》（夏亨廉、林正同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1996年）、陈文华的《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史图谱》（农业出版社，1991年）、《中国农业考古图录》（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彭邦炯的《甲骨文农业资料考辨与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等。
农业起源是新时期农史研究的焦点之一。以此为主题，已举行了三次国际学术讨论会。稻作起源地是讨论的中心问题之一。本时期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如距今一万年前后长江中游的彭头山、玉蟾岩、仙人洞遗址，淮河流域的贾湖遗址稻谷遗存，江苏吴县草鞋山、湖南澧县城头山古稻田遗址的发现，不断刷新人们的认识。对水稻的起源地有各种不同见解，立足于考古发现的中国长江中下游起源说逐步取得优势。这一时期，人们还广泛介绍国外关于农业起源的理论，并对中国农业起源的途径进行探索，取得了一些共识。对于这个问题讨论，古为农在《中国农业考古的沿革与农业起源问题的主要收获》（《农业考古》2001年第1期）中已有所总结。
4、农史研究中民族学资料之利用与民族农业史
民族学和民族史与农史学的交叉融合是新时期农史研究的重要特色之一。《农业考古》设"少数民族农业研究"专栏，其他农史刊物注意刊发这方面的文章，有利于这种趋势的发展。这种交叉融合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利用近现代仍然处于原始社会或初期阶级社会的民族的有关资料，研究农业发展的早期形态；或利用这些资料研究农业历史上的有关事物。李根蟠、卢勋在实地调查和广泛利用民族调查资料的基础上写成的《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原始农业形态》，是这方面的重要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一些学者利用民族学资料研究耦耕、耦犂等也取得可喜成绩。云南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尹绍亭的《云南物质文化·农耕卷》2册和罗钰的《云南物质文化·采集渔猎卷》，收集了丰富的资料。
二是研究主要分布在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农业的发展，它与中原汉族农业的交流与融汇，它对中国农业总体发展所作的贡献等等。李根蟠较早注意这方面的研究，发表了《我国农业科技发展史中少数民族的伟大贡献》[9] 一文，并在这个基础上与卢勋合作撰写《民族与物质文化史考略》（民族出版社，1991年）。有关少数民族农业史的论文已有相当数量，涉及的方面也相当广。对北方草原民族牧业生产研究逐渐为研究者所关注，最近，王建革利用满铁资料研究北方民族的游牧生产方式，别开生面[10] 。对南方民族农业史的研究也比较活跃，专著有覃乃昌的《壮族稻作农业史》（广西民族出版社，1997年）等。
转贴于 5、 地区农业史
地区农业史的研究可以追溯到50年代，例如，1965年出版的《浙江农史研究集刊》第一册所收集的，就是浙江地区农业史的论文。陈恒力也曾致力于太湖地区农业史资料的搜集。不过，比较系统地开展地区农业史的研究，还是80年代的事情。这是农史研究深入发展自身所要求的，亦与当时区域社会经济史的勃兴息息相关。做这方面工作的有专业的农史研究者，也有经济史的研究者，有关成果如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的《太湖地区农业史稿》（农业出版社1990年）、张波的《西北农牧史》（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李伯重的《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农业出版社1990年）、《1620-1850年间江南农业的发展》（英文，英国麦克米兰公司1998年）、衣保中的《东北农业近代化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等。近年张泽咸也发表了论述了汉唐时代边疆地区农牧生产的系列文章，如《汉唐间蒙古高原地区农牧业生产述略》（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4期）、《汉唐间东北地区农牧生产述略》（上、下）（文史1999年第1、2期）等。应当指出的是，历史地理学者的加盟大大促进了地区农业史[研究的发展，陕西师范大学史念海主编的《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季刊）包含了不少与农业史有关的内容；他指导的研究生的博士论文，形成了包括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农业地理的系列著作，相当一部分在90年代后期陆续出版，如韩茂莉的《宋代农业地理》（山西古籍出版社，1993年）、《辽金农业地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吴宏岐的《元代农业地理》（西安地图出版社，1997年），陈国生的《明代云贵川农业地理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王社教的《苏皖浙赣地区明代农业地理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龚胜生的《清代两湖农业地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周宏伟的《清代两广农业地理》（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李令福的《明清山东农业地理》（中华发展基金管理委员会、五南图书出版公司联合出版，2000年）等。一些省区也在编写本地的农业发展史，如江苏省农林厅的《江苏农业发展史略》（江苏省科技出版社，1992年）、陈钧《湖北农业开发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杨新才的《宁夏农业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年），其中，最突出的是广西，不但有《广西农业经济史》（左国金等编著，新时代出版社，1988年）、《广西农业科学技术史》（廖振钧编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而且有农业的各种专题史和生产部门史，如土地利用史、土壤肥料史、植物保护史、农业机械化史、水利史、粮食生产史、油料作物史、糖业史、甘蔗史、烟草史、林业史、畜牧史、渔业史等。随着西部大开发热潮的到来，对西部地区农业史的研究，对不同于中原地区的绿洲农业的研究，开始活跃起来。
6、 农业文化史与农业思想史
从文化史的角度上研究农业史，把农业史和文化史结合起来，也是新时期、尤其是80年代末以来农史研究的新取向。这一方面是受到8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文化热的影响，同时，当时教育界提倡自然辩证法与科技史的结合，也成为这种研究取向的动力。80年代末就有人呼吁以文化学作为农史研究的新视野[11] 。从1994年，《农业考古》开辟了"农业文化研究"和"农业与饮食"专栏，另增加每年两期的《茶文化专号》。同年底，中国农史学会在江苏无锡召开了第七次学术年会，主题是以吴地文化为重点的区域农业史。有关论著也逐步多起来。从文化学的角度研究农业史，要求注意农业技术和农业生产与整个生产和生活方式、社会习俗、观念形态等等之间的相互联系。这种研究大致上也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各别部门、各别项目或各别地域农业文化的研究，如稻作文化、茶文化、烟文化，吴越文化、齐文化；其中茶文化的研究最为活跃，已经先后召开了3次国际茶文化学术讨论会，与农业关系密切的饮食文化研究亦成果累累。二是总体的研究。从文化角度对农业史的总体考察，首推石声汉。邹德秀的《中国农业文化》（陕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是第一部系统阐述我国农业文化史和农业文化理论的专著。李根蟠的《中国农业史上的"多元交汇"》[12] 也是从文化史的角度立论的。学术界对我国农业文化的特点及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存在不同的认识，可参阅叶茂等的综述《传统农业与现代化》的第五部分[13] 。
与农业文化史关系密切的有农业思想史。在农史界，农业思想史研究的倡导者是王毓瑚。从发表的有关论著看，有从农学思想的角度研究的，有从经济思想的角度研究的，均有论著问世。在农学思想的研究中，对"三才"理论的论述最多；它被认为是中国传统农学理论的核心。最先强调"三才"观念在中国古代农学中突出地位的是石声汉，继起研究的有范楚玉、李根蟠等[14] ，该问题在《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中有较详细的论述。
7、 农业史与环境史、灾害史
在欧美，环境史研究大体上是20世纪年代以后才开始的；中国的有关研究并不比国外晚。例如60年代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学术月刊，1962年第2期）一文，就是这方面研究的开创之作。随着环境问题的突出，尤其是90年代后期各种环境灾害纷至沓来，环境史的研究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环境史研究所涉及的范围很广，由分属不同的学科领域的学者在做，农史研究者只是其中之一。如历史地理学界等广泛开展对各地区生态环境变迁及其与农牧业发展关系的研究，其中对历史上农牧交接地带的研究最令人瞩目[15] 。史念海对黄土高原环境变迁的论述最多，《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黄河水利出版社，2001年）是其总结性著作，内有"生态环境编"、"农林牧分布编"、"农牧分界编"等。朱士光的有关研究成果结集在《黄土高原地区的环境变迁及其治理》（黄河水利出版社，1999年）一书中。对河西地区沙漠化和农牧史的研究，李并成做的工作较多[16] 。其余如蓝勇对西南地区和三峡地区经济开发与环境变迁的研究[17] ，王建革把生态学理论与经济史、社会史结合的一系列论文[18] ，萧正洪关于环境与技术选择关系的论述[19] ，就是这方面研究的部分成果。进行气候史研究的，开创者是竺可祯[20] ，继起研究的有文焕然、张丕远、邹逸麟、满志敏[21] 等人。1999年，中国科学院与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联合起草了《过去2000年中国环境变化综合研究》预研究报告，列出5个研究重点，即：过去2000年气候变化研究，过去500年土地利用与土地覆盖变化的研究，过去2000年来人对环境变化适应的研究，陆地生态系统的历史演变与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和生物物理过程研究，过去2000年气候与环境变化的模拟研究。又有从经济思想或哲学的角度研究中国以至东亚古代自然观的，强调这种自然观的特点是主张人与自然协调。例如90年代后期杭州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主持了环境与东亚文明的国际合作研究[22] 。以上研究，不限于农业史，但均与农业史有密切关系。关于农业与环境变迁的关系，农史界主要是从农学思想角度研究中国历史上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思想和实践，研究中国古代各业协调发展、物质循环利用的生态农业雏形；彭世奖、倪根金、闵宗殿、李根蟠等人都在做这方面工作[23] 。《中国农史》1999年第4期也组织了关于"生态、农业、社会"的专题讨论。1999年底，中国农史学会、中国经济史学会古代史分会、《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联合主办了"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学术研讨会，借用传统哲学"天人关系"的范畴，考察经济史上人与自然的关系，试图把各个学科的分散研究整合起来，把研究推向深入。[24]
与环境史关系密切的是灾害史的研究。中国是一个灾害频发的国家，20世纪初历史学者就开始收集历史上的灾害资料并进行研究，邓云特的《中国救荒史》、陈高佣的《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10卷，中法大学研究所图书馆馆刊，1945年第1期）就是其代表性的成果。新中国建立后，尤其是8、90年代，灾害史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视，成果累累。许多省区都编辑了地方的自然灾害史料，水利部水管司还编辑了几个大河流域的旱涝档案史料；人们从多角度探讨灾害的成因（自然因素中的气候、人文因素中的过度垦殖，尤为学者所注意）、灾害对农业和社会经济的影响、历史灾害发生的规律性、灾害与人口关系、减灾措施与荒政等。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有各学科的学者，但研究内容多与农业史有关。在农史界，西北农业大学古农学研究室做的工作较多，他们选编了《中国农业自然灾害史料集》（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张波、卜凤贤还对灾害学和灾害史的理论进行了探讨[25] ，《农业考古》90年代末开辟了"农业与灾害"专栏。
8、 关于传统农业与农业现代化的讨论
在新时期的农史研究中，传统农业与农业现代化的关系问题成为研究和讨论的中心之一。这一讨论的背景是，文革后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认识和对待中国的传统农业，无论理论上或实践中都成为突出的问题；史学界在批判封建主义过程中，如何评价小农经济和传统农业也成为讨论的焦点之一。此外，这一讨论又与国外对石油农业的反思和批评联结在一起。讨论最热烈是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以后一直没有中断。讨论主要围绕以下问题进行：一、中国传统农业和传统农学的特点。中国传统农业的特点之一是精耕细作，这是大家公认的。论者把精耕细作理解为以集约的土地利用方式为基础、以"三才"理论为指导的综合技术体系。农学理论的基本精神是"天人相参"。又提出"多元交汇"的问题。对于中国传统农业生产结构的特点，学界有不同认识，或认为是重农轻牧的"跛足农业"，或认为是不同于西欧的另一种农牧结合类型。二、对中国传统农业的评价。70年代末80年代初，有一种完全否定小农经济和传统农业的精耕细作传统的意见，这种观点受到多数学者的批评。在基本肯定传统农业历史作用的前提下，不同学者对它的评价的差距相当大，分歧集中在对传统农业（尤其是在封建社会后期）劳动生产率的估计，以及是否出现如同美籍学者黄宗智所说的只有增长没有发展的"过密型"农业。对西方殖民势力侵入前，中国传统农业是否已经落伍，如果已经落伍，这种差距是如何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认识上的分歧更大。三、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传统农业的作用。论者大致肯定在农业现代化中应该把现代科学与传统农业中的精华相结合，创造出符合中国国情的可持续发展农业的新模式。有关讨论文章，几个农史刊物都有刊载，《农业考古》设有"农业历史与农业现代化"专栏；专著则有郭文韬等的《中国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86年）。关于传统农业科学技术特点及其在农业现代化中的地位，《中国农业科技史稿》和《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的两个结束语，有较系统的论述。有关讨论情况，可参阅叶茂等《传统农业与现代化》[26] 综述。
9、 世界农业史、比较农业史及其他
我国学界对世界农业史的介绍始于30年代，1949年以前出版过几本有关世界及欧美农业史的译著。但开展世界农业史的研究和把中国农业史放到世界农业史的范围内加以比较和考察，是文革以后的事。王毓瑚是这种研究的倡导者，并已着手译介外国农学史和比较（包括经济与技术方面）农业史的有关资料。1980王氏逝世后，这一工作主要由董恺忱继续进行，他给大学本科学生、研究生和教师讲习班讲授这方面的课程和开设讲座，译介和撰写有关文章，并主编了《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业历史卷》的"世界农业史"部分。近年来这方面的论著逐渐增多。1996年，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了邹德秀的《世界农业科学技术史》。
新时期农史研究还涉及其他一些方面，这里不一一介绍了。需要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出了一些工具书，如闵宗殿编的《中国农史系年要录（科技篇）》（农业出版社，1989年），中国农业博物馆资料室编的《中国农史论文目录索引》（林业出版社，1992年）等，给研究者和学习者提供了方便。目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和中国农业博物馆联合编纂《中国经济史研究一百年》，包括研究综述和大型论著索引的数据库，将以文字版和电子版两种形式出版。
注释
[1] "满铁"是1907年日本在大连成立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简称，日本政府当年为了侵华的目的通过满铁对中国各地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社会调查，调查所积累的丰富资料为我们今天研究中国近代经济社会提供了珍贵的材料。曹幸穗的《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是中国学者首次系统利用满铁材料研究中国近代农村经济的尝试。曹氏目前正在主持对满铁资料的大规模的整理研究工作。由于本文舍弃了农业经济史的内容，关于满铁资等近现代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材料的整理和利用的介绍也只好从略。
[2] 李长年：《农桑经校注》，农业出版社，1982年；高恩广、胡辅华：《马首农言注释》，中国农业出版社，1999年第2版；邹介正：《三农纪校释》，农业出版社，1989年。
[3] 农业出版社，1983年。
[4] 《的整理和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
[5] 该书和作者的另一部著作《中国农史稿》，虽然都是80年代中由农业出版社出版，实际上却是作者文革前完成的。
[6] 【日】吉武成美、【中】蒋猷龙：《家蚕的起源和分化研究》，《农业考古》1987年2期，1988年1期。
[7] 《农业考古》1994年第1期。
[8] 该书分上、中、下三册，主编分别是杨向奎、张泽咸、王毓铨；农业出版社，1990-1991年出版。
[9] 在《农业考古》1984年第1、2期、1985年第2期、1987年第1期、1989年第1、2期连载。
[10] 《游牧圏与游牧社会》，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
[11] 王利华：《农业文化--农史研究的新视野》，《中国农史》1989年第1期。
[12]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1期。
[13]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3期第116-118页。
[14] 石声汉：《中国农业遗产要略》、《中国古代农书评介》，农业出版社，1980年；范楚玉：《中国古代对天时、地利、人力关系的论述》，《自然科学史研究集刊》第3卷第3期，1984年；李根蟠：《从"三才"理论看中国传统农学的特点》，载《华夏文明与传世藏书--中国国际波学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天人合一"与"三才"理论--为什么要讨论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
[15]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情况，可参阅韩茂莉《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环境研究与思考》，载《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待出版。
[16] 李并成著有《河西走廊历史地理》，此书计划出3卷，.第一卷已由甘肃人民出版社于1995年出版。
[17] 《历史时期西南经济开发与生态变迁》，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作者还有关于三峡地区生态环境与农林牧变化的系列论文。
[18] 如《人口、生态与地租制度》，《中国农史》1998年第3期；《游牧圏与游牧社会》，《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
[19] 《环境与技术选择--清代中国西部地区农业技术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20] 《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3年第2期。
[21] 文焕然，文熔生著《中国历史时期冬半年气候冷暖变迁》，科学出版社，1996年。张丕远主编《中国历史气候的变化》，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邹逸麟：《明清时期北部农牧过渡带的推移和气候寒暖变化》，《复旦学报》1995年第1期。满志敏：《唐代气候冷暖分期及各期气候冷暖特征的研究》，《历史地理》第8集。
[22] 参见王守华、戚印平著《环境与东亚文明》，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
[23] 彭世奖：《我国环境保护的历史经验值得总结》，《农史研究》第8辑；《从中国的农业史看未来的农业与环境》，《中国农史》2000年第3期。李根蟠：《先秦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理论及其基础》，载《中国传统社会经济与现代化》，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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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传统农业的特点，有人归纳为两点，有人归纳为三点或五点，等等。[59a.29a.58.42a.64.50b]不管具体表述如何歧异，人们的分析一般是从生产技术和生产结构两方面着眼的；最近亦有人从不同地区不同类型农业及其相互关系考察我国传统农业。对我国传统农业与水利的关系则有不同认识。
生产技术的特点
精耕细作是中国传统农业生产技术的主要特点，这是国内外学者所公认的，但对精耕细作内涵的认识有一个深化过程，对它形成的原因和作用，则存在较大分歧。
董恺忱考证了“精耕细作”一词的来源，指出古代文献中虽屡有“深耕疾耘”等证，但“精耕细作”一词始见于五十年代我党关于农业合作化文件和毛泽东同志的讲话中；它实际上是近人对我国古代农业生产技术体系的一种概括[59c]。这一观点已为人们所普遍接受。至于这一技术体系的内容，开始时人们偏重从耕作栽培技术上去理解它，并以南北不同的土壤耕作体系的形成作为农史分期的重要标志。外国人有称中国传统农业为“中耕农业”，而与西欧中世纪“休闲农业”相对称者，也是着重在土壤耕作体系的区别[69]。与此同时，人们又纷纷强调中国传统农业土地利用率高（较早由休闲制进入连和制和复种制）这一特点，而与精耕细作并列。随着人们对我国传统农业技术体系认识的深化，人们对精耕细作内涵的理解也大大拓宽了。1989年出版的《中国农业科技史稿》“结束语”在论述精耕细作技术体系时，就把提高农业生物自身生产能力的技术措施（如育种.种子处理保藏.对农业生物之间互养或互抑关系的利用等）和改善农业生物环境条件的技术措施（如土壤耕作.施肥.灌溉等）提到同等重要地位。上述精耕细作的技术体系，一方面以集约的土地利用方式为基础，另一方面以“三才”理论为指导，这三方面结合而成的统一整体，也可以用“精耕细作”来概括。文中又指出，精耕细作首先是在种植业中形成，但在发展过程中，其基本原则也被应用于广义农业生产的其它领域中[49]。已有人试图用这种认识具体阐述中国传统的农学体系。[29b]
精耕细作属集约经营的范畴。我国传统农业基本上属劳动集约类型。精耕细作与多劳集约关系密切，以至有论者往往把二者等同或混淆起来。最近有人指出精耕细作不一定和多劳集约相联系，并以汉代的代田法和区田法为例，说明可以有产量和效率并重型精耕细作和多劳集约型精耕细作，只是由于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中，小农分散经营越来越占优势，精耕细作也就越来越被限制在多劳集约的轨道上运行了[29e]。
至于精耕细作传统形成的原因，或强调人口多耕地少格局的影响[8a.11]，不过这种格局的形成相参对晚后，难以成为精耕细作形成的主因。更多学者从封建地主制下小农经济的特点予以解释，本综述下篇还将具体论及。席海鹰的思路与众不同，他强调自然条件形成的压力，认为精耕细作是在中国人民改造恶劣的自然环境.抵御频繁的自然灾害的过程中建立并得到发展的。他不是用封建地主制解释精耕细作的形成，相反，是用精耕细作来解释封建地主制的形成，把精耕细作视为联结中国自然条件和中国社会的中轴。[48]从某些精耕细作技术在封建地主制形成以前即已出现看，[29a]这种说法有其一定道理。农史界的学者则多倾向于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即：精耕细作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与不利的自然条件的斗争中所创造的巧妙的农艺，它的形成和发展既与封建制下农民有较多的人身自由和经营自主权有关，亦与逐步形成的由局部到全国性的人多地少的格局有关，同时，它又是各民族农业文化相互交流和融合结果。[49.29a]
生产结构的特点 农业生产结构指农业生产中各个生产部门或生产项目之间的结合形式和比例关系。它的中心是农牧关系。中国古代农牧关系有着与西欧中世纪不同的特点。在广大的农区，农业以种植业为主导，种植业中又以粮食生产为中心，畜牧业只占次要地位。故古人有“辟土殖谷为农”（《汉书·食货志》）之说。对这种历史现象，论者鲜有不承认的，而认识则大相径庭。
国外学者有称中国传统农业为“无畜农业”或“跛足农业”的。五十年代末出版的《中国农学史》认为我国自春秋以来形成“重农轻牧”的“跛足农业”，影响颇大。[7a]。宁可基本上承袭了这一观点，认为“从汉代开始，除饲养军马及西北与游牧民族接壤的地带外，在农业地区中，与农业相结合的大规模畜牧业就没有得到发展”。其原因则是：个体生产，不宜大规模畜牧业，精耕细作，连种复种，无法普遍开辟牧场；农业生产率偏低，无法广种饲料。[11a]唐启宇分别以“主谷式”农业（先农后牧）和“谷草式”农业（农牧并重）来概括东亚和西欧的传统农业。[51]曹隆恭也认为中国古代农业偏重粮食，不是农牧结合，而是农牧分区。[58]有些研究世界史的同志也从中外比较的角度谈到中西农业生产结构的不同特点。例如吴于廑认为无论东方西方，封建社会的经济都是农本经济，以足衣足食为根本目的，耕织结合，但对牧养牲畜的需要各不相同。中国养畜主要为农耕提供动力，牛耕发展缓慢，纺织原料不靠畜产品。南欧中亚土质粘重，很早就使用重犁，要用二牛.四牛以至八牛拉犁，养牛较多；纺织原料主要是羊毛，养羊业比较普遍；加之很早就有食肉.饮乳酪的习惯，故畜牧业在农本经济中的比重较大。[28]马克思垚也有类似的论述，但他认为中国牧轻农重特点的形成有一个过程，而对西欧中世纪畜牧业比重也不宜高估。[1]
以上论断，如局限在农区个体农户经营的畜牧业的范围内，无疑是正确的或部分正确的。所以说是部分正确，是因为如“跛足农业”一类提法虽然形象，但欠全面，容易引起误解（台湾学者许倬云就曾指出，中国农业自成体系，但是中跛足的[64]）。中国传统农业不是农牧结合的提法亦未必符合实际。有些同志更由此走向极端。陈平认为西欧一直是半农半牧，以牛为主，中国则自井田制崩溃以来，就形成以粮为主的“单一小农经济结构”，这是我国两千年来动乱.贫穷.闭关自守的病根[34a]。
这种观点引起一些同志的批评。他们指出：“单一小农经济结构”这一概念是不科学的。因为这里的“经济结构”实际上只是指生产结构，不应与小农经济混为一谈，小农经济一般同时经营多种生产项目，其生产结构不可能是“单一”的。我国春秋以后畜牧业并没有走向衰落，而是有一个较大的发展，至中唐以来才逐步产生农牧关系畸轻畸重的现象，但也不能笼统称之为“单一经济”。我国农区生产结构是以粮食生产为中心，耕桑并举，农牧结合的综合经济。就农牧关系而言，虽然畜牧业只是农区农业经济中的副业，但一方面利用农副产品牧养牲畜，另一方面利用畜粪肥田和畜力耕作，也是农牧结合.互养互促的一种形式。除农家小型养畜业外，地主和国家往往经营较大规模的畜牧业，而广大牧区又有比较发达的游牧经济。我国古代农牧关系可概括为“两个并存”，即：农耕民族占统治地位的，种植业为主的地区和游牧民族占统治地位的.以畜牧业为主的地区同时并存；在以农为主的地区内，则是以养马业为基干.主要用于军事目的.规模较大的国营牧业和以牧养猪.牛.羊和家禽为主，主要服务于农业生产的.规模较小的民营（农民和地主经营）牧业同时并存。[29b.c.d.2]
关于“多元交汇”
我国是幅员辽阔的多民族统一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地区存在着不同的农业类型，不能归结为某种单一的模式。由于各种原因，以前的农史研究偏重于汉族和经济发达地区，有欠全面。在编纂《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时，曾提出要反映各民族对农业科技的历史贡献，不能写成单一的汉族农业科技发展史。这方面的工作已陆续取得一些成绩。在此基础上，近年来有人提出中国传统农业是“多元交汇”的体系的命题，指出中国农业不是从单一中心起源而向周围辐射，而是在广阔的地域内的若干地点同时或先后发生的，各地区各民族基于不同的自然条件和社会传统，经过分化和重组，逐渐形成相对异质的农业文化，中国古代农业是由这些不同类型的农业文化融汇而成，并在他们的相互交流和相互碰撞中向前发展的。精耕细作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多元交汇”体系的产物。多元交汇和精耕细作构成中国传统农业的主要特点，并成为其巨大生命力的源泉。论者谓这一观点能更全面.更真实地反映我国作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农业发展的面貌与机制。它与费孝通提出而为民族学.考古学界普遍接受的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命题相互衔接，而又有所区别。[29e]
关于“水利农业”
十七.八世纪以来，西方流行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古代有完善的农田灌溉系统，是集约化农业的组成部分。近世言“亚细亚生产方式”者，或把水利灌溉.农村公社.土地国有.专制主义作为其主要特征，而中国亦被归入其中。主要根据之一是马克思说过人工灌溉设施是东方农业的基础。这种观点颇有影响。最近的例子是孟庆琳.王朗玲的文章，认为“我国封建农业是主要的特征是水利农业”，水利灌溉在任何地方都是农业生产的支柱，黄土地区在适当灌溉条件下的“自行肥效”是中国农业具有持久性的主要奥秘。而中国封建官僚体制.宗法制度，以及封闭性都是水利农业的产物[43]。这种观点在农史界并没有获得响应。因为很明显，像我国最早的农业百科全书《齐民要术》反映的那种旱作农业技术体系，是很难划入“水利农业”范畴的。已故王毓瑚先生曾对这种观点提出了系统的批评。他指出十七.八世纪以来欧洲人传说的中国古代农田灌溉制度是出于想象和误解，马克思所说的“东方”，不包括中国在内。农田水利建设兴起的战国时代，也正是土地私有制实行之时。我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实现过类似灌溉网的广泛设施。农田水利建设和集权政治没有必然联系，分裂时期的某些割据政权，反而往往在农田水利建设上做出成绩[4]。李根蟠认为中国古代农业既不象西欧那样完全依赖天然降雨，也不象马克思所说的古代东方完全依赖人工灌溉，各地区是在很不相同的条件下以不同方式解决水的问题，不存在遍及全国的灌溉网。他的观点基本上继承自王毓瑚，但并不否定井田沟洫体系的存在，只不过认为它的作用在排水洗碱。沟洫农业是垄作形成的旱作农业，而非灌溉农业。[29f]最近史学界批判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中关于“治水社会”理论时，也指出它背离了中国历史实际。[12]
二.对中国传统农业评价中的肯定论和否定论
对中国传统农业的评价，是与中国农业现代化应走什么道路的问题紧密相连的。七十年代末，我国曾从美国引起成套的农业机械化设备，一时间在部分同志中引起近乎天真的乐观情绪，似乎只要照搬西方的技术和设备，就可以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我国农业现代化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精耕细作的传统，被认为是小农经济手工操作的产物，甚至不再值得一提。在生产结构方面，有人也主张学西方，走“以牧为主”的道路，改变我国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的传统食物结构。与此相联系的还有对解放后三十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评价问题。生产结构不大合理，生态环境恶化是三十年农业遗留的突出问题之一，有些同志对此估计较重，认为是执行“以粮为纲”方针所致；“以粮为纲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产物，与历史上以粮食生产为中心的农业结构一脉相承。这样，他们就从对三十年的否定进而为对传统农业的否定。这股思潮最有代表性的是陈平的《单一小农经济结构是我国两千年动乱.贫困.闭关自守的病根》等一系列文章。在作者看来，单一经济.精耕细作.小农经营是三位一体的。它破坏自然生态，引起劳动生产率递减（如说“精耕细作，复种套种，加上灌溉，使地力不得休息，土壤沙化.盐碱化日益严重”等），造成人口问题和周期性土地危机；阻碍分工，抑制交流，使资本主义不能顺利产生（作者称之为“稳定性最高.进化度最小”的“超稳定结构”），等等，总之是坏到了极点。《病根》一文在《学习与探索》发表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分别全文或摘要转载，一时造成颇大影响。[34]”
这种观点在农史界引起了几乎一致的反对。较早提出不同意见的，如杨直民.董恺忱指出，从农业历史看，集约化是必然趋势。中国传统农业以劳动集约为特点，技术上表现为精耕细作；西方农业现代化，也是提高农业集约度的过程，技术上表现为机械化的精耕细作。因此，不应把机械化和精耕细作对立起来。在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应该吸收精耕细作传统中合理的.有用的因素[33]。郝盛琦等人批评了把我国封建社会存在的种种弊端归罪于“单一小农经济结构”的观点，反对全盘否定我国传统农业和传统农艺。指出“精耕细作的传统，虽然是在小农经济基础上产生的，它却是我国农民智慧和经验的结晶，不便许多技术经验足资今天借鉴，而且就通过精细管理提高单产这一发展方向而言，也仍然符合我国今天人口多耕地少的国情，决不能简单地贬之为‘老路’。我国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应当继承和发扬，但我国传统农业建立在手工劳动.部分使用畜力和直观经验基上，劳动生产率极低的状况也一定要改变”。“农业机械化必须有利于精耕细作和促进单产的提高，否则，就将在中国的土地上失去生命力”[46]。更多的同志是从正面对传统农业的历史成就和它在农业现代化中的地位给予肯定的评价。尤其是原农业副部长刘瑞龙《正确对待我国农业历史遗产》和《论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的转化》等文，影响较大。作者指出：“在中国农业发展过程中，不是放弃精耕细作的传统来实现现代化。相反，必须利用精耕细作的传统来实现现代化。把精耕细作和现代化结合起来，这将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特点和优点，是加快实现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最基本的依据。”由于这些文章曾广泛征求和汲取农史界的意见，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时农史界的共识。[19]
肯定论者主要是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论证的。
1．总结我国传统农业的历史成就，肯定它在世界农业史中的崇高地位。这方面文章发表得很多，尤其集中在农业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农史》（季刊）.《农业考古》（半年刊）和《农史研究》（不定期论文集）上，这一时期出版的若干专著和小册子也以很大篇幅阐述这方面的问题。下面只举两例予以说明。董恺忱在《从世界看我国传统农业的历史成就》一文中，广泛吸收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和他们的评论，指出：一.中国是世界上栽培作物起源中心之一。二.中国框形犁是世界上最发达的传统犁之一。它的特点是具有曲面壁和摆动性。西方近代犁吸收了中国犁的特点，成为近代农业革命的契机。三.我国是世界上有较高土地利用率的国家之一。和南欧中世纪长期实行休闲制不同，中国很早就实行连种制和复种制。四.在世界农业发展较早的国家中，我国是没有出现地力衰竭的几个仅有国家之一，这主要得力于中国农民善于利用生产.生活上的废弃物给土地施肥。五.我国传统农业一度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主要表现在精耕细作农艺和较高的单产上。西欧中世纪收获量只有播种量的三四倍，而中国达到十几倍.几十倍以至上百倍[59b]。原江西省博物馆陈文华等主办的中国古代农业科技成就展览，则以具体事实说明我古代许多农业工具和农业技术，比西欧领先一两千年。
2.农业社会化服务新机制对农业推广硕士的需求
由于我国农业正面临着阶段性的新变化，致使农业社会化服务新机制在迎来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其中，农业推广人才在“质”与“量”上的严重不足，成为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所面临的最直接问题。
2.1我国农业社会化服务新机制面临的人才困境
首先，在现行的公益机构中，人员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基层农技推广新旧力量出现断层，推广队伍专业化水平不足，知识老化现象严重；其次，部分农业经营机构缺乏对行业内涵的界定，加之涉农服务行业特殊性导致的人才从业意愿低糜，令机构难以招收符合行业规格的人才，且从业人员素质不高，缺乏法律意识；[3]其三，在岗的农业技术从业人员对于农技以外的其他知识和技能疏于提升，使得国家推进现代农业信息化建设的政策失去人才支撑。
2.2农业推广硕士对构建农业社会化服务新机制的重要性
我国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面临的人才困境，非常直接地对农业推广战线上的农业科技人员提出了新任务、新要求。农业推广硕士作为专业学位研究生，其目标在于培养具备农业推广技能，致力于农村发展服务，能解决生产、管理及建设中实际问题的应用型、复合型人才。因此，设立农业推广专业硕士学位不仅是时代的需求，是国民经济建设与发展的需求，更应是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新机制的需求。
3.我国农业推广硕士培养体系面临的问题
第一，生源方面。①经费自筹的方式增加了报考者的学习成本，且由于招考对象多为在职人员，时间精力有限，有些潜在生源虽有攻读农推硕士的意愿，却终因力不从心而放弃。②农推硕士招收单位的日益增多，造成争抢生源的现象逐渐激化。③年龄、知识背景以及工作单位性质的差异，令生源的思维能力、对高新知识的接收能力参差不齐，就对高校的培养方法与模式提出了严峻挑战。第二，思想认识方面。部分高校对农业推广硕士的思想认识不到位，认为农推硕士是在职攻读学位，其目的仅在于取得一纸文凭，增加升迁的筹码，因此对其疏于管理，甚至将招收工作当成盈利创收的捷径，从而在思想上降低对学员的要求。第三，培养方案设计方面。部分高校在农业推广硕士培养方案的设计中，仍将教学内容侧重于理论基础知识，缺乏实践性的案例教学，导致农推硕士难以将理论运用于实际，使培养应用型、复合型人才的初衷难以得到实现。第四，培养过程方面。①由于生源为在职人员，致使高校的教学安排难以兼顾每位学员，培养计划有时不得不进行变动，甚至出现学时缩水的现象。②部分教师教学管理不规范，未制定课程大纲、课件和讲义，考试过程不严格按照规定执行，教学质量得不到保证。[4]③因时间和空间等原因，部分校内外导师对农推硕士疏于指导，学员也同样缺乏主动性，导师负责制名存实亡。第五，论文研究方面。有些研究生以时间精力不足为借口，跳过论文开题、中期检查等环节，直接进行论文撰写，难以保证质量，且在选题时多选择大而空的内容，未结合生产实践，没有现实意义。
4.完善农业推广硕士培养体系建设的路径选择
基于农业推广硕士培养体系在生源、思想认识、培养方案设计、培养过程以及论文研究中所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应当通过以下几方面提高农业推广硕士的培养质量，从而为我国的农业社会化服务新机制弥补现有的人才缺陷。
4.1整合高校、政府资源，保证生源的“量”、“质”
高校应在保证培养质量的前提下，制定合理的收费标准。政府则应以提供学费补贴的方式，为学员以及高校提供一定的求学、办学资金支持；高校必须加大重视力度，在坚持培养标准及培养目标的基础上，采用灵活多样的个性化培养模式；政府应当同高校订立共同培养农推硕士的办学协议书，将干部培训同农推硕士教育紧密结合在一起，把干部任职资格、职务晋升与农业推广硕士学位进行挂钩；高校应将主要招收对象定位为农村基层中青年村干部、一线科技推广人员以及服务基层的“村官”。
4.2端正高校办学态度，提升学位认同感
针对高校自身、学员以及教师对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认同感较低的现象，高校应当明确农业推广硕士只是国家培养高层次人才的又一种方式，与学术型研究生处于同等地位，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并进一步端正办学思想，严格管理。要加大重视力度，完善培养环节，保证培养质量，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培养“懂科技、懂应用、懂管理”的人才，逐渐改变师生偏见，提高学位认同感。
4.3兼顾理论与实践，适当调整培养方案
农业推广硕士的特殊性，决定其教育必然要紧密结合职业岗位的要求，充分考虑研究生及农业推广部门的实际需求，将培养内容着重放在农业推广理论、现代农业信息传播技术以及适应农村发展实际的经济学、管理学和社会学等知识的扩展上；要打破传统的学院式教学培养模式，聘任优秀及推广经验丰富的高级专家担任授课教师，采取“到生产实践中办学”等多元化的教学方式，不断提高学员的综合素质和技能。
4.4规范教学过程，切实保证培养质量
要严格落实学分制，督促在职农推硕士合理安排工学时间；加强教学过程管理，注重考勤工作，只有修满培养方案要求的学分数，方可参加毕业答辩；不断深化任课教师队伍改革，聘任课堂教学成果显著、社会实践经验丰富的高职称教师，采用研讨、报告、案例分析等方法将抽象的理论知识融入具体的实际案例中，提升学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要加强导师队伍建设，选聘富有责任心，从事过技术推广、科技成果转化等应用研究，具有培养专业学位研究生的优秀教师对其进行悉心指导。[5]
为进一步落实2013年12月举行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中的农业战略部署，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中国公共外交协会联合有关单位共同打造推进国际生态农业建设、世界食品安全机制进程的国际化论坛——生态农业与食品安全论坛。本届论坛：
2015年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在世界政经版图从容铺展——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总书记指出强调相关各国要打造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和共同发展繁荣的“命运共同体”。农业的现代化、集约化、可持续发展是实现一带一路伟大战略构想的重要板块。中国是农业大国也是进出口粮食大国，现代经济与农业息息相关、也与八亿广大农民的福祉紧紧相连。生态农业这一理念的提出是新时代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是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基础，是进一步落实城乡一体化建设、深入推进新农村建设改革的必然。
欧亚地区的合作共赢，不仅能深化各国人民的跨界农业合作，还有利于国家间的经济、文化交流。2013年9月，由北京大广天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承办的首届生态农业与食品安全论坛在欧亚经济论坛成功举办：2014年3月生态农业与古法农耕分会在博鳌亚洲论坛2014年年会期间成功举办；2014年7月，生态农业与食品安全论坛在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期间成功举办。本届论坛将在2015欧亚经济论坛拉开帷幕。
论坛主题：创新合作模式共享丝路繁荣——现代生态农业可持续发展与食品质量安全
初拟议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城镇共建农业食品信息平台；
企业先导，科技跟进，三产融合，促进共赢互通；
现代生态农业发展与现代金融的有机结合；
食品质量安全与保障体系建设；
深度对话：
——现代生态农业可持续发展：
——食品质量安全发展方略。
作为新闻工作者，要在正确认识发展农村文化产业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当地经济发展重要性的基础上，牢固树立真心实意为农民增收致富的思想，自觉通过及时而又准确的新闻舆论，宣传党和政府发展农村文化产业的政策、法规、法令，帮助群众从当地实际出发，挖掘、培育和发挥具有特色的文化资源优势，报道农民发展农村文化产业的典型事例，传播各地发展农村文化产业的经验和做法，从而引导农民在实际运作中作出正确的判断，真正把文化产业作为一种特殊商品来发展，走好以文化产业促进新农村建设发展之路。
二是要认真抓好农村文化产业新闻舆论宣传专门人才的培训，激励他们为新农村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由于农村文化产业是一种新兴产业，要加大宣传力度并使之在群众中产生强大的影响力，就需要着力培养一批懂农村文化产业、热心于农村文化产业、善于用新闻舆论宣传和引导农村文化产业发展的记者和编辑。为不断提高他们的报道水平和工作能力，相关单位就需建立完善的人才激励机制，加强考评、奖优罚懒、科学管理；组织他们加强学习，严格要求，在实践中发扬团结互助、不怕困难、崇尚科学、勇于创新的精神；对于那些勇于实践、不断创新、勤奋工作、乐于奉献的同志，要理直气壮地把荣誉和物质奖励给他们，让更多的名记者、名编辑、名主持、名导演等人才脱颖而出，使之成为新闻战线上宣传农村文化产业、推动农村经济更快发展的带头人。
三是要深入实际，按照“三贴近”的要求搞好调查研究，增强新闻舆论对发展农村文化产业的指导性。深入群众进行调研是我党的光荣传统，同志很早就为我们做出了表率。早在1927年，他为了回击党内外对于农民革命运动的种种责难，不畏艰难险阻，深入农村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正确指导了中国的革命斗争。实践证明，新闻工作者只有克服种种困难，深入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才能更好地了解情况、了解新闻线索，才能掌握更多的新闻素材，也才能不断提高其本身的思想水平，提高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在新闻工作实践中发现新问题、解决新问题、增强新闻报道指导性的能力。特别是在当前，面对能帮助农民扩大增收空间的这一“朝阳产业”，新闻工作者只有扑下身子，深入农村进行调研，广泛了解农村文化产业的发展情况，采取由表及里、去粗存精的科学方法，下工夫抓准运用文化产业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和帮助农民致富的最佳宣传点，使关于农村文化产业方面的新闻报道既真实可信、切合实际，又具有典型性和指导性，所反映的问题既能回答群众所急、所难，更能做到帮助群众所需。
四是要把创新作为搞好农村文化产业新闻舆论宣传的动力。创新是一切事业的动力和源泉，创新才能使各项工作生机勃勃，我们的新闻事业才能不断推向前进。要搞好新闻舆论对农村文化产业的宣传和引导，使所宣传的东西能把党和政府的意志同农民群众的心声统一起来，使思想性、指导性、可读性结合起来，实现其按照党和人民的意志、利益进行舆论引导的根本功能，也必须坚持创新。
首先要创新宣传报道的内容，满足群众对做好农村文化产业各种信息的需求。因为，在农村发展新型产业，农民担心的不是党的政策，怕的是不懂行情、不知方法、投入打水漂。如果新闻工作者能正确运用各自的阵地，采用不同的宣传形式，对各地党委、政府带领群众发展文化产业、促进增收致富的好经验及时宣传，对各地农民采用不同方式方法搞好文化产业的做法及时推广，正确引导，使农民认识到抓好文化产业照样能抱上“金娃娃”，并且学有榜样、赶有方向，就会自觉利用当地资源发展文化产业。如：有的乡村通过搞好寻根拜祖活动弘扬中华文化的做法，通过宣传农村美丽的山川河流、多彩的田园风光和朴实的民风民俗吸引游客前来观光旅游的做法，通过搞好革命根据地的保护和开发组织红色旅游的做法，利用民间表演艺术和民间工艺开发农村文化产业的做法等，都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特别是组织好乡村旅游，效果更明显。据世界旅游组织统计，欧洲每年收入中农村旅游收入占5％～10％，我国近些年乡村旅游收入已使2000多万人脱贫。为此，新闻工作者就要及时把党的方针、政策告诉群众，将各地发展农村文化产业的典型经验和做法及时总结推广出去，把那些不断发展变化的充满生活气息和具有吸引力、感染力的好新闻宣传出去，以满足群众的需要。
其次是创新报道的表现手法。因为，好的内容必须要通过好的表现手法和多样的表现形式来体现。这就需要新闻工作者下工夫提高自己的采写与编辑技巧，运用喜闻乐见的形式和多样的题材、一定的版面、不同的栏目进行宣传。如《河南日报》不断推出靠农村文化产业增加农民收入的典型，各地广播电台、电视台的节目中也经常介绍先进文化产业为群众打开致富之路的经验，《河南商报》开设的《乐游天下》专版中开设了“美景推荐”、“乡村旅游大篷车”栏目等，不仅形式活泼、信息量大，而且也强化了报道的深度，受到了农民的好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