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态价值论:与劳动价值论共同构成经济价值理论体系
将经济与价值联系起来进行哲学思考，马克思做出了杰出贡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揭示了经济与价值的关系真理。从历史的角度来说，马克思的价值论贡献是伟大的，主要在于劳动价值论。当考察当下人类遇到的环境与经济关系问题时，我们发现仅仅以劳动价值论来说明现时代的自然资源、劳动、经济、价值之间的关系是远远不够的。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就当时的研究条件和应用条件，重点揭示了微观领域的劳动价值关系，对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作出了近似于忽略不计的处理。随着经济学的深人发展和人类经济生活的拓展，经济价值已经远远超出了劳动范畴。
马克思在其《资本论》(第一卷)中引用威廉·配弟的话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马克思在这里承认了经济财富的全面价值来源在于人类劳动和土地等自然资源。遗憾的是马克思赋予了劳动以价值，却没有赋予土地等自然资源以价值，而仅仅是承认自然资源的使用价值。“一个物可以是使用价值而不是价值。在这个物并不是由于劳动而对人有用的情况下就是这样。例如，空气、处女地、天然草地、野生林等等”。使用价值与价值是不相容的关系。
由于自然物的使用价值是无法计量和难以比较的，而经济学基本上沿着数学化的方向发展。长期以来经济学的发展没有重视自然资源，不仅仅是因为其与人类劳动的区别，还因为其不容易量化和比较的特征。自然资源作为一个既没有价值当然也不能以数量进行比较的财富来源，在经济学发展的第一阶段被忽略了。
从历史的角度来说，作为后来者我们不能简单地否定前人的理论创造，也不能无视现实的要求。立足于现实，从逻辑上说，生态价值论是劳动价值论的补充，二者共同构成经济价值理论体系。我们仅仅从劳动创造价值的角度来谈自然资源的价值是不合适的，因为劳动价值论的学术前提与生态价值论是不同的。比如说，以前人们说自然资源是没有价值的，该结论显然是从劳动价值论出发的。自然资源没有价值，是违背常识的。中国的《现代汉语词典》等辞书都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当作价值的第一含义，现在看来，这些解释都将价值的含义作了狭隘的理解。相反《牛津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词典》把价值的常识理解当作价值的第一含义。"value:qualityofbinguseful。:desir-able:有用性，重要性，价值”。从常识的角度来说，价值既包括可以数学计量的劳动价值，也应该包括不能数学计量的，如使用价值。在使用价值概念中，汉语构词是偏正结构，暗示了“使用价值也是价值”的理解。由于马克思明确划分了价值与使用价值，所以就造成了学术界对自然物价值的误解。实际上马克思谈到的价值不是“价值”，而是劳动价值，用劳动价值代替价值，有以偏概全之嫌，并且很多事情就说不通了。因为就概念来说，价值的宽泛含义显然不是劳动价值所能涵盖的。但是把马克思理解的价值表述为“劳动价值”，那么自然物的价值就容易理解了:自然物不是人类的劳动创造，没有劳动价值，但是能满足人们生活的需要，所以显然是具有价值的。既然自然物有价值，那么保护环境和节省利用自然资源就合情合理了。要不，说自然资源没有价值，那么就可以浪费自然资源了，这根本说不通。
由于概念使用和理解上的问题，我们误解了马克思，马克思的价值是指劳动价值，不是一般所指的“价值”。从逻辑上说，一般意义上的价值应该包括所有的价值形态，如使用价值、交换价值、经济价值、科学价值、审美价值、伦理价值、宗教价值，等等。这样的话，我们在劳动价值之外，就能够承认生态价值的存在了。生态价值的存在证明自然资源和环境对人类来说是有价值的。从哲学角度来说，自然资源作为客体满足人类作为主体的各种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就是自然资源的价值。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具有价值是我们保护环境的价值前提。没有对自然资源和环境价值的肯定，循环经济的保护环境初衷是不可思议的。
自然环境不仅具有价值，而且具有人类所不能创造的价值。人类凭借自己的脑力和体力，长期致力于经济财富的创造，以维持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人类创造巨额财富使得人类对自己的创富能力的认识急剧膨胀，人类获得了有史以来最积极的自信心。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能创造一个自然界作为自己的生存环境，人类的创作力不能代替自然界的创造作用。美国科技界启动“生物圈2号”工程，目的是再造一个人类的生态系统，可是最终失败了。“生物圈2号”工程的失败让我们懂得，目前自然界是人类不可替代的生态系统。实事求是地说，迄今为止人类所有的创造都直接或间接地体现了人类自己的欲望和要求，在很多的方面并没有考虑到自然界生态循环的规律要求，比如工业流程的孤立设计就与物质、能量的自然生态循环相违背。人类与自然不协调的经济行为破坏了人类与自然界的和谐关系及其发展。循环经济的理念告诉人们，人类应该在自然界面前谦虚一点，人类经济行为的设计应该充分考虑自然界的规律要求，人类的创造不能取代自然界的创造。人类社会不过是整个自然界系统的一个部分，这个系统的命运不是掌握在人类手中。人类对自然界的作用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都要取决于自然界的选择，这就是“浪花淘尽英雄……青山依旧在”。
自然界对人类的价值体现在真、善、美多个方面。“真”的价值体现在人类科学研究、模仿自然界智慧等方面。“美”的价值就是自然界为人类提供审美对象、影响人类审美能力和艺术创造力。“善”的价值主要体现在经济、生活、宗教等方面，其中自然界的经济价值是本文的主题之一。自然界的经济价值绝不仅限于传统经济粗放利用的自然资源价值，比如森林作为木材的价值。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说，自然界经济价值的发挥取决于生态条件的状况。直接来自于自然界的经济资源同时也是生态资源，同一资源综合地发挥着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由于生态价值的作用，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得到了可持续的发展。
自然界对人类的价值不仅体现为自然界对当代人类的价值作用，也包括自然界对人类后代的价值作用。人类后代的命运寄托于现有的自然资源能否有效的保护，也就是说自然资源的生态功能得到有效的发挥，才能保证人类后代充分利用自然资源的其他价值。生态价值是自然资源的基础价值，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是以生态价值为基础的，生态价值的缺失将大大降低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耕地的沙化就大大降低了粮食的产量和质量。人类的发展不仅是自身种的延续，还要有可持续发展的自然生态条件。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必然建立在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存在上，而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存在有利于自然资源生态价值的发挥。
广义而言，生态价值不仅包括自然界对人类的生态价值，还包括人类对自然界的生态价值。自然界为人类生存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具有对人类正面的价值作用。人类的思想和行为直接或间接地对自然界—人类的生态环境具有重要影响，所以人类对自然界具有价值关系，人类保护环境、发展循环经济都体现了对自然界的良好价值。
二、循环经济:创造价值
既然生态价值论与劳动价值论共同构成经济价值理论体系，那么自然界创造的生态价值以及人类创造的劳动价值就是经济价值体系的主要构成部分，也就是说经济系统所涉及的价值类型至少包括生态价值和劳动价值。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生产要素主要是三类:自然资源、资本和劳动。当然与此相应地就产生了三大价值:自然资源和环境价值、资本价值以及劳动力价值。从终极源头来说，资本价值来源于劳动创造价值。也就是说，经济活动中主要包括两类价值即劳动价值和生态价值。循环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的经济运作模式，相对于传统经济模式在价值创造方面，必然具有更大的优势。那么循环经济是如何创造价值的呢?循环经济作为人类的行为选择，它创造的价值必然是人类劳动创造的价值，而不是自然界创造的价值。自然界创造的价值集中于人类经济活动开始之前。经济活动开始之后，主要是人类劳动创造价值，无论这种劳动是简单劳动还是复杂劳动。相比较而言，循环经济要比传统经济更能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率，创造更大的社会价值。循环经济创造价值的主要手段是科技进步和策略智慧。由于科技含量的提高，’循环经济创造的价值主要是由人类的复杂劳动带来的。
循环经济中的人类复杂劳动是立足于提高自然资源利用率和减少污染物排放等生态目的的劳动。具体来说，包括各经济环节的技术改造、工业流程重组、产业衔接整合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循环经济关注的重点不再是经济环节的微观部分，而是经济运行的宏观系统以及系统之间的联系和协调。为了发展循环经济，我们要改造工业流程，对工业环节进行技术改造，最终要实现经济系统与自然界生态系统的良性对接。
循环经济创造价值，“创造”一词在这里的意思决不仅仅是源头性的产生，还包括价值的储存和转移。在循环经济中，人们的劳动创造经济价值。人类节省资源和减少污染排放的行为也是劳动，创造的是生态价值。人类的循环经济行为阻碍了自‘然环境的恶化，对自然环境是有益的，这反过来又有利于人类的可持续生存和发展，具有生态价值。当然循环经济创造的价值主要还是经济价值。自然界创造的生态价值在循环经济中被节省、储存和循环，体现在不同层次的生产成品上。人类减少污染排放而产生环境价值，降低了经济发展的社会成本和环境成本。相对于传统经济粗放利用自然资源价值的方式，循环经济变相地创造了生态价值。在经济总量不变的情况下，提高了自然资源利用率，就会延长自然资源的存续和保护环境，所以说发展循环经济具有显著的生态价值。
具体来说，循环经济创造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原材料、能源开发环节。在该环节，循环经济由于置人了保护环境的理念，提高了自然资源的回采率，避免了不必要的资源浪费，同时重视开发可再生能源，而避免了由于大规模开发不可再生资源而威胁人类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把可再生资源和不可再生资源进行区别和采取不同策略，就是基于循环观念的引人和理解。实际上不可再生资源就是资源循环生成极其缓慢的资源;可再生资源就是循环生成比较快的资源，如风、太阳能等。循环生成缓慢的资源作为自然环境的一部分，具有维持环境稳定和完整的生态作用，其开采和使用应该降低，否则生态环境将面临较大威胁，人类将难以适应环境的巨大变化。相反，循环生成快的资源具有无限的可利用量，并且大规模利用不影响环境的美丽、完整和稳定，没有明显的生态负面作用，并且充分利用了不断循环产生的大量资源和能源，为大规模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物质条件。(2)工业“三废”的回收利用环节。适度延长工业流程，整合工业布局，对工业“三废”进行再加工和深加工，既提高了单位资源的产品产出率，又减少了污染排放，对生态环境具有增益作用。比如糖厂的甘蔗渣和甜菜渣可以用来造纸，造纸排放的废水可以用作水泥制造。(3)消费品报废后回收再利用环节。随着经济发展，报废的消费品数量日益增大，其占有的可利用资源相当可观，为了保护自然环境，加强对报废消费品中可利用资源的回收利用，具有重要的生态价值。比如报废的家用电器，其中有很多零部件具有回收利用的价值，另外像汞等有毒的物质会因为不回收而污染环境。
总之，循环经济是将经济过程的循环与生态系统的循环融合起来，协调经济循环与生态循环，减少两个循环之间的冲突，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双赢”目标。
三、生态经济价值:循环经济的价值选择
循环经济是一种与生态环境相协调的经济发展模式。循环经济诞生的背景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传统工业经济，从传统工业经济到循环经济经历了一个辩证的发展过程。传统工业经济以“大规模消耗自然资源、造成大规模环境污染”为主要特征，该经济模式具有显著的生态和社会负面效应，从而引发了人类对可持续发展的担心。为了确保人类的经济前景，循环经济模式应运而生。循环经济从微观上说，起步于工业流程的生态设计.如清洁生产，还有垃圾等工业排放物的再利用，但是由于经济属于宏观范畴，其涉及范围远远超过工业工程，在单一的工业工程之外，循环经济发展了不同的工业工程之间的复合设计、不同企业之间的工业工程循环设计，以及不同产业之间的循环设计，最后是经济活动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复合设计和循环运作。这个从微观到宏观的过程反映了循环经济由循环工艺到循环经济的发展历史。
循环经济模式与传统经济模式区别的关键在于不同的经济价值观，即在经济活动的价值追求中体现了不同的经济目的。传统经济模式的目的是在不断降低成本的基础上生产和销售更多的商品，获取利润，积累财富。由于人们对成本的理解是狭隘的，没有考虑环境成本，所以这样建立起来的经济模式利用了甚至是浪费了大量的自然资源，破坏和污染了自然环境，总之是牺牲了人类赖以生存的资源和环境。循环经济在传统工业经济的基础上兼顾了生态环境的规律要求，体现了对自然资源的保护和节约利用，同时减少了排放物，有利于环境净化和可持续发展。
在经济价值观上，循环经济与传统工业经济的差别是明显的。传统工业经济只追求经济价值，没有考虑生态价值等其他价值的意义。循环经济不仅体现了经济价值，而且体现了生态价值，这种对多种价值的兼顾使得我们发掘出这样一种价值，即生态经济价值。所谓生态经济价值就是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融合的价值形式，是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共生、兼顾的产物。循环经济的发展意味着原有经济模式的调整，意味着过高的经济增长会出现减缓甚至是负增长，所以发展循环经济就是暂时牺牲部分经济价值，保护和发挥更大的生态环境价值。这是对过去片面强调经济价值的一种纠偏，纠偏的目的在于实现经济价值与生态价值在经济活动中的相对平衡。我们知道健康的必然是相对平衡的，相对平衡的经济活动、价值结构有利于经济长期健康地发展即可持续发展。
传统工业经济单一地体现了经济价值，循环经济不仅体现了经济价值，而且补充体现了生态价值，这是对传统经济的价值结构的有效调整。由此可提出如下问题:有没有一种经济模式单一地体现生态价值，而没有经济价值?在比较传统经济与循环经济的背景下提出这个问题是合乎逻辑的，但是从事实的角度来说没有意义。因为经济价值是所有经济活动的核心价值，取消了经济价值，也就无所谓经济活动、经济发展和经济模式了。
现有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只注意到了对社会经济的正面效应，没有反映负面效应所造成的影响，从而使得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陷入到一个环境恶化、资源缺乏、生态失衡和不可持续发展的困境之中。因此，改革现有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对资源环境进行核算，走“绿色发展”道路，是实现我国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唯一选择。
经济活动离不开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生态资本三者共同作用。“绿色发展”就是以“绿色GDP”为发展目标，从现行的GDP中扣除资源环境成本和对资源环境的保护服务费用，在保障生态资本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更多地以人力资本代替资源资本和环境资本，提高物质和能源的使用效率，使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低能耗、低污染。
1生态资本内涵
1．1生态资本定义
生态资本是相对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实物资本与金融资本)而言的，表现为生态系统所有的资源生态潜力、环境自净能力、生态环境质量和生态系统对人类的整体有用性等生态质量因素的总和，是具有生态价值的资本。生态资本按空间构成关系可分为三类：(1)地质资本，包括矿物资源和化石资源；(2)地理资本，包括土壤资源、水力资源、气候资源和生物资源；(3)星际资本，包括光能和风能。而应纳入生态资本价值核算体系的只包括地质资本和地理资本这两种数量有限的资源。
1．2生态资本的特征
生态资本作为参与经济活动的要素之一，同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一样，生态资本的特征也具有二重性：一是具有生态资本的本质属性，具有自然生态功能，遵循自然生态规律，表现为生态资本的使用价值；二是具有资本的共同属性，即以保值增值为目的，遵循市场供求与竞争规律，表现为生态资本的价值。
但是，生态资本不同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生态资本具备其它资本所不具有的特征：(1)整体增值性。资本的目标是价值最大化或盈利最大化，由于生态资本受到生态系统整体性的制约，保持生态系统内各因子的平衡协调，是实现生态系统整体价值最大化或盈利最大化的前提；(2)长期受益性。通过合理利用生态资本，其使用价值与价值将不会永久丧失。并且，可再生资源还能依靠其自生的累积性，使生态资本自动增值，带来长期的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3)双重竞争性。生态系统各因子是在相互制约与相互促进中得到发展的，遵循共生、相生相克等自然生态竞争规律；同时，生态资本又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等存在着市场竞争，遵循市场竞争规律；(4)开放性与融合性。生态资本既具有生态环境系统的开放性与多样性，又具有一般资本的融合性与扩张性，生态资本经营可以采用产权主体多元化、利益共同体等方式；(5)极值性。生态资本能够承载人类生存与经济发展对生态系统经济功能的需求，但是，生态资本对人类的需求并不是无限满足的，其承载力具有一定的极值，超过极值进行开发和利用，将会导致资源环境的退化；(6)不动性与逃逸性。生态资本既具有资源环境的空间固定性，又具有一般资本规避风险的逃逸性。低回报率的生态资本会转移地域或变换形态，流动到回报率较高的领域，引起生态资本的资本功能性逃逸；(7)替代性与转化性。在一定条件下，生态资本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之间能够相互替代或相互转化；(8)空间分布的不均匀性和严格的区域性。不同区域的生态系统的组合和匹配都不一样，而“因地制宜”是合理使用生态资本的一项基本原则。
2生态资本价值理论
生态系统依照其是否凝结人的劳动可分为人工生态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我国目前的经济价值核算体系不对自然生态系统进行价值核算，导致生态资本价值被低估和人类对资源环境需求的过度膨胀，从而造成生态系统的严重失衡。自然生态系统是否具有价值在理论上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劳动价值理论、效用价值理论、要素价值理论和供求价值理论等主要价值理论都对此有着不同的认识。
2．1劳动价值理论
劳动价值理论是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为基础，广泛地应用于价值的确认和计量中。劳动价值理论认为劳动是衡量物品是否具有价值的唯一标准。如果生态资本具有价值，该价值就是物化在资源和环境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人们的抽象劳动与生态系统相结合，生态系统就具有价值；相反，当某一生态系统中的资源和环境没有投入抽象劳动时，该生态系统也就不具有价值。而生态资本的价值是由生产这种生态资本的社会平均劳动时间所决定的。
在实际中，不管人们是否承认没有投入人类劳动的自然生态系统是否具有价值，该生态系统都是客观存在的，发挥着具体的生态服务功能。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研究的深化，没有投入劳动的生态系统或部分投入劳动的生态系统同样具有价值的观点已逐渐被人们所接受。但是，劳动价值理论在生态资本价值计量方面存在着困难。
2．2效用价值理论
效用价值论认为价值就是人们对物品效用的感觉和评价，效用是价值的源泉。自然生态系统能满足人类生存发展需求，具有价值。但是，效用价值理论具有较强的主观随意性，它仅能为生态系统的存在价值、选择价值的确定和计量提供可行的方案。
2．3要素价值理论
要素价值理论认为自然生态系统等非劳动要素与劳动要素一样共同创造价值并参与到价值分配中，所以自然生态系统同样也具有价值。但是要素价值理论模糊了劳动创造价值这一科学定义。
2．4供求价值理论
供求价值理论认为有需求的东西就具有价格，供求决定价值，供求关系是价值规律的内涵。该理论认为自然生态系统是社会经济发展中稀缺的资源，通过市场可使得其价值能够充分得以体现，在价值确认和计量上具有可行性。
总的来说，自然生态系统也具有价值，并且与人工生态系统一起组成生态资本，参与到价值创造的经济活动中去。
3生态资本价值核算方法
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将资源和环境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建立了一套资源环境与经济一体化核算体系(SEEA)。该体系能准确地表现资源和环境在整个国民经济活动中所起的作用，并以最简明的经济指标反映可持续发展的本质。SEEA核算法通过把资源和环境账户作为SNA(国民经济核算账户体系)的卫星账户，然后与核心账户(货币型账户)对接形成一体化核算。由于资源和环境是物质型账户，需要先将环境账户和资源账户转换为货币型账户。目前生态资本价值的核算方法有以下六种。
3．1补偿价值法
补偿价值法根据劳动价值理论，认为凝结抽象劳动后的资源环境具有价值，从补偿角度看生态资本价值(w)包括三部分：
W=C+V+m
式中，C、V、m分别为补偿、保护与建设某项资源环境所投入的物化劳动价值、活劳动价值和活动动创造的剩余价值。该法以实际投入的补偿支出计量资源环境的两大价值，应用了历史成本属性，可靠性较高但相关性不足。同时，没有收入劳动的资源环境与少量投入劳动的资源环境同样也具有价值的观点已经逐渐被人们所接受，对这部分资源与环境不进行计量的话，资源环境总价值易被低估，造成资源环境的滥用。因此，补偿价值法主要适用于资源环境补偿增值的计量。
3．2总经济价值法
总经济价值法根据效用价值理论，将资源环境价值(TEV)按效用不同分为两大类：使用价值(uv)和非使用价值(NUV，又称存在价值)；又将UV细分为直接使用价值(DUV)、间接使用价值(IUV)与选择价值(OV)。其计量关系为：
TEV=UV+NUV=(DUV+IUV+OV)+NUV
式中，DUV是指资源环境直接满足人们生产和消费需要的价值，表现为物质功能，可直接根据市场价值法计量；IUV不直接进入生产和消费过程，但可为生产和消费创造必要条件，表现为环境容量和舒适，可采用生产函数法、损失规避法、预防支出法等计量；OV是人们愿意保护现有资源环境以备未来使用的支付意愿，相当于消费者为一项未使用的资源环境所愿意支付的保险金，表现为资源环境的自行维持功能；NUV为人类对资源环境的永久享用价值与资源环境潜在功能价值的合理评估。目前DUV与IUV可应用于历史成本、现行市价等属性进行直接或间接计量，比较可靠；OV与NUV均仅能采用价值评估法进行计量，计量的主观性强，可靠性低。因此，企业在进行资源环境价值核算时，只要同时符合可定义性、可靠性与相关性要求，企业就应将其拥有的或控制的资源环境确认为自然资产，并同时确认相应的生态资本。
3．3租金或预期收益资本化法
租金或预期收益资本化法根据地租理论和财务管理理论，将预期的资源环境在未来一定年限内产生的两大价值(即预期的租金或收益)按社会贴现率折现后的现值作为资源环境价值。其计量公式为：
V=V1+V2
V1=qRo／r
V2=A(1+K)／(nQ)
式中，V为资源环境价值；V1、V2分别为资源环境的商品价值与服务价值；Ro为基本地租或基本租金；r为地租率或平均利息率；q为资源等级系数；A为投入总额；Q为受益资源总量；n为受益年限；K为资金利润率。该法应用了未来现金流量现值属性，可较为准确地反映资源环境的未来经济利益。租金或预期收益资本法主要适用于融资租人、借人资源环境的价值计量。
3．4边际机会成本法(MOC)
边际机会成本法基于效用价值理论，该理论认为任何经济活动的成本代价不仅包括对生产各个要素的消耗，而且也包括由于外部不经济行为对生态系统所造成的代价。因此，理论上任何资源环境产品的价格P等于其边际机会成本(MOC)，MOC又等于资源环境产品的边际生产成本(MPC)、边际资源耗竭成本(MUC)与边际环境成本(MEC)之和。即：
P=MOC＝MPC+MUC+MEC
生态资本价值(V)=MUC+MEC＝P-MPC．
式中，MPC常用生态价格定价法或影子价格法计算，较为准确、简便；P为资源环境产品的现行市价。该法主要适用于生产性资源环境价值的核算。
3．5总和价值法
该理论认为生态资本价值核算方法应该从马克思价值理论的全部论述中去寻找结果。这部分学者认为，生态资本价值不单单是指直接投入其中的人的劳动价值，还包括生物有机体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的价格，以及生态系统服务地租。也就是说，生态资本的价值等于人类直接投入的劳动、生物有机体的使用价值与所有权价值和生态系统服务级差地租之和。投人生态系统的人的劳动包括投入人工生态系统的劳动和维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劳动，是抽象的一般社会必要劳动；生态有机体的使用价格实际上是生态系统服务所有权与使用权转移的货币表现，它是经济所有权存在，生态系统被所有者控制，生态系统因所有权规律而产生一种现象，即当社会需要交换资源环境时，生态系统由于有用性而获得价格；生态系统服务级差地租是生态系统服务的差别为基础的地租。
3．6替代价值法
替代价值法根据效用价值论，将不能直接进行价值计量的资源环境，按其各项主要功能分别选用合理的计量方法进行功能替代，计算各项功能的价值，将总价值视为资源环境价值。替代价值法主要有较为可靠的市场价值法、旅行费用法，以及主观性较强、可靠性较低的调查评价法、支付意愿法等。它主要适用于计量资源环境的服务价值，应用时应优先选用较为可靠的替代方法。
4生态资本价值核算与可持续发展
经济理论认为，能够带来收益的东西称为资本。生态系统，无论是天然的生态系统还是已投入了人类抽象劳动的人工生态系统都可以为人类带来巨大的社会财富。按照资本能带来收益和财富的概念以及生态系统为人类带来巨大收益和财富的事实，生态系统无疑是资本。但是，长期以来我国都没有对这种资本进行行之有效的管理，经济发展也为之付出了巨大的资源和环境代价，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并不明显。所以，加强生态资本管理，制止生态系统耗减和质量下降的趋势。通过技术进步、资源利用和环境改善，限制不合理的经济增长计划，适度地开发和利用资源环境，加强生态系统的管理已成为当务之急。但是，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进行生态资本的价值核算，准确评估经济活动造成的资源浪费和环境退化数量，事前分析不同经济政策对资源和环境造成的影响，以便决策，从而构建一套能够提供可持续经济增长趋势和经济预警信号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指标体系，实现可持续发展。
4．1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生态系统对社会经济的贡献有公共品或准公共品的属性，长期以来，资源环境的产权很难界定清楚或产权得不到保障。众多微观个体构成的群体共同拥有、享用资源环境，对于占用或利用资源环境的利益相关者来说，这些生态系统产品具有稀缺性，对于构成这些群体的个体来说，由于权益分别、交换的代价远远大于它们获得收益，人们更乐于作为免费搭车者，而不愿为享受生态系统付出代价。因此使用者感受不到生态系统的稀缺性，价格机制不能刺激使用者保护生态系统。市场机制的引入，由于使用者已经逐渐意识到生态系统潜在或实际的短缺，价格得到显著的提高，从而强烈刺激使用者投入资金保证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通过经济体制的改革，建立现代化企业制度，可为经济绿色发展奠定基础。
4．2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途径
长期以来生态系统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但是，20世纪末兴起的知识经济为经济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途径，经济的发展的主要源泉不再是劳动力、资本或原材料，世界经济的增长也从增加投入型变为知识和技术进步型。我国已经确定了可持续发展战略，将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建立一套绿色资源环保型社会经济发展体系，走持续发展道路。:
4．3生态系统与经济发展共同决策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条件
伴随着经济增长和工业化，人类付出了巨大的生态代价，以往较为丰富的生态资本变得日益稀缺，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因此，各国纷纷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希望由此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现在，各国在进行政府决策时，更多的是将生态系统与经济发展作为一个整体考虑，进行资源环境核算，使人们正确地看待经济增长成本，注重经济增长质量。
1.辩证地分析人类中心主义。自然内在价值论从批判传统的价值观入手，进而批判人类长期以来所持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自然内在价值论者认为，人类中心主义主张人是绝对的主体,自然是绝对的客体，将人及人类生存发展的利益置于主宰一切的中心位置,仅仅把“满足主体需要”确定为价值的依据，在评价价值关系时容易夸大价值主体的作用，人类时时从自我出发，常常以自然征服者自居，忽视价值客体的存在，从而导致了各种环境问题的凸现，陷入前所未有的现实生态困境。
我们认为，自然内在价值完全否定人类中心主义的做法，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也是不切实际的。
首先，人类中心主义，是人类特有的一种价值观念，在客观上是人的存在和活动所特有的、普遍的事实。用“自然界是否先于人类”之类的存在判断来直接肯定或否定“人类中心”观念，在逻辑上都是难以成立的。另外，倡导自然内在价值，要求人的行为服从自然物的利益，那么“主体尺度和意志”如何体现和把握、伦理道德标准从何而来、谁能充当它的真正执行者和“代言人”?自然内在价值论者“设定”人与自然之间存在伦理关系的观点有泛道德主义、万物有灵论的倾向，其科学性是令人怀疑的。
其次，无论自然物具有何种价值，其价值主体必定是人，而且只能是人，与人无关的自然物并不具有所谓的“内在价值”。生物的需要是出于本能、而不是出于有意识的主体理性的有目的的选择。把自然界中各种生物的本能需要、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系统性进化类比成社会中人类的利益需求、主动选择，从而赋予自然以主体性，是不科学的，在实践上也缺乏可操作性。
事实上，人类中心主义发展到近代，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演变成了人类沙文主义、人类专制主义的认识论根源；它把经济的发展等同于社会的发展,忽视人们的精神需要,忽视对人类的终极关怀,导致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盛行；它对于大写的“人”的理解一直隐含有唯我论的倾向，表现为自我中心主义价值观，它把他人作为实现自己目的的手段, 只看到当代人的无限制的需求，没有考虑环境和资源的世代可持续利用，在实践中表现为个人中心、团体中心、民族中心、世代中心等等。但是，人类中心主义是流淌在人类血脉之中的本性,是人类经过血与火的考验,经过愚昧和文明的洗礼之后而锤炼出的理性。它有它的历史根基、现实形态和未来走向。正是人类中心主义使人类从自然、社会、自身的奴役和束缚中解放出来,成为自然的、社会的、自己的控制者，也正是人类中心主义表现了人类自我意识的提升,对人类自我力量和人类价值的信仰,以及对人的伟大能力的理解，从而发展了人巨大的主动性和创造力,建构了整个现代文明。
2.理性人类中心主义对近代人类中心主义的扬弃
近代人类中心主义片面强调个人、集团、民族、国家、今世的物质利益、短期利益和局部利益，而忽视自然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性意义。理性人类中心主义要求人类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一要坚持人的尺度和物的尺度相统一的原则，兼顾满足作为主体人的需要和自然对于人类实践的前提性、制约性;二要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将发展放在首位，同时，又考虑到人类的整体、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考虑到发展的协调可持续，不能为了现代人而损害后代的利益，不能为了小集团的利益而损害整体的利益，反对“极端个人中心主义”、“极端国家中心主义”、“极端区域中心主义”、“极端种族中心主义;三要坚持以人为本原则，考虑到走出人类发展的困境其本身仍要靠人类自身理性和实践的力量，其目的仍然是为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理性人类中心主义作为一种高于近代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本质上是一种价值关系，自然本身的客观属性是价值产生的内在基础。人是价值的主体，是自然整体价值的保护者。它在强调人的主体地位的同时,不排斥外部世界的优先存在和工具性价值，它要求人类以人与自然的和谐为轴心, 尊重自然万物的存在价值，自觉承担起维护和发展地球文明的重任。它既排斥了绝对人类中心主义的狭隘性和自私性,同时又超越了非人类中心主义的“齐物论”思想,弘扬和倡导一种更加自觉的、理性的实践精神,建设高度的生态文明，使人类社会系统与地球自然系统和谐相处、和谐发展。
二、理性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文明建设
1.理性人类中心主义是科学发展观的应有之义。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首先，人类要满足自身各方面的需要，就必须不断地在实践中冲破自然的束缚，从自然界获取自身所需的资料。不能为了所谓的自然的内在价值，而迟缓自身发展的步伐;其次，任何发展都要以人为本，实现经济社会的发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只能依靠人类自身；再次，要真正实现服务于人类长远利益、整体利益的、以人为本的发展，就必须要运用统筹兼顾的方法，做到全面协调可持续。所以说，就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科学发展观也是一种伦理观，具有丰富的生态伦理内涵，体现了和谐共存、可持续发展的生态伦理精神。
因此，无论从理论实质，还是价值指向，理性人类中心主义都与科学发展观是相通的，是科学发展观的应有之义。
2.理性人类中心主义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观。理性人类中心主义继承了近代人类中心主义而又高于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文明战略的价值追求是一致的。生态文明建设要求以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为指导，立足于人类的长远发展，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重新审视人类长期以来所持的绝对人类中心主义立场，用人和自然协调发展的观点去思考问题,并根据社会和自然的具体可能性,最优地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这些都是理性人类中心主义所坚持和提倡的。建设生态文明是理性人类中心主义的理想和价值追求，而理性的人类中心主义则是建设高度的生态文明必需的价值观前提和立场。
3.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理性人类中心主义为价值观前提，建设生态文明。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这为我们建设高度的生态文明提供了方法论指导。
（1)树立人与自然相和谐的生态文明观。我们必须转变人与世界相对立或以人为单向度中心的文化观念。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不应把人的主体性绝对化，也不能无限夸大人对自然的超越性，应当约束自己，摆正自己在自然界中的位置，关注自然的存在价值，把自身的活动限制在保证自然界生态系统稳定平衡的限度之内，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协调发展。
（2)调整经济结构，发展循环经济，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生态化。所谓经济发展方式的生态化就是以可持续的方式去实现经济发展，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发展循环经济，在经济发展中倡导资源节约、注重环境友好，达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赢。要坚持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之路，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由低效粗放、资源环境代价过高的格局，转变为高效集约、要素组合优势充分发挥、可持续的格局。要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一是加快改造传统制造业，提升其技术水平和竞争力;二是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三是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四是提升在全球产业价值链的地位，尽快从低附加值的组装生产向产业链的上游升级;五是树立城市发展新理念。创建布局紧凑、产业聚集、资源节约、功能优化、开放和谐的城市发展新模式，提高大中城市经济和人口的承载能力，充分发挥城市对产业结构、消费结构升级和技术创新的聚集、辐射和示范效应，把产业结构调整与推进节能减排结合起来，坚持增量优化与存量改造并举，把好新上项目关。
（3)科学消费、合理消费，实现消费方式的生态化。推进消费方式的生态化是实现人全面发展的生存基础，也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必由之路。必须贯彻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荣辱观，形成科学健康的消费观念：一是绿色消费观，要求人们不再以大量消耗资源、损害环境求得生活上的安全与舒适，要求人们的消费心理和消费行为向崇尚自然、追求安全与健康方面转变;二是清洁消费观;三是注重精神文化消费观,增加健康的精神文化消费，提高精神文化消费在消费结构中的比例;四是以勤俭节约为荣、骄奢淫逸为耻的节俭观;五是政府也应该制定各种政策法规，形成生态化消费的制度氛围。要制定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政策，优化生态消费环境，满足日益增长的生态环境消费需求。
（4)依靠法律法规来规范人们的生态环保行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相继颁布实施了一系列资源管理、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初步形成了保护环境资源法律法规体系,在引导和促进人们增强环保意识,防止和制裁破坏生态环境的不法行为,推进可持续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已有的法律法规尚有不完善之处,一些法律法规还不能适应建设生态文明的需要。因此,一定要转变观念,改变立法的指导思想,不失时机地修改不合时宜的环保法律,更加注重生态环境立法的现实性,使所立之法具有可操作性。要充分利用现有法律制度完善生态建设，完善有关生态建设立法，协调执法机制，加强执法监督，完善法治的配套制度建设。
参考文献：
周秦时期又称为先秦时期，在学者们的描述中，它大致可包括有文字考证记载的夏、商、周三代和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为中国伦理文化奠定了基本的学术品格和价值态度。尽管那个时代人们的生态伦理观念已难以寻觅，但是这一时期所留下的传世文献中依然映衬出当时人们对待生态的基本态度和价值取向。在能够反映这一时期人们道德生活的文献资料以及后来学者对这些文献所做的各类注解，特别是已经出土并考释了的甲骨卜辞、青铜器铭文、各类帛书、竹书所记述的周秦时期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中，我们就会发现这些宝贵遗产为我们考证当时的生态伦理文化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文化资料。
一、周秦时期的生态治理思想和政令法律
周秦时期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以及当时频繁发生的各种自然灾害使当时统治者在生态治理上形成了特有的治理文化和方式。
（一）“因”的生态治理思维方式
周秦时期就有大禹治水的典故，典籍记载中反映了大禹治水充分发挥了水流就下的性质，充分利用了地势的便利，形成了“因”的智慧，这种智慧是中华民族的根源性智慧。“因”的普遍性表现在：其一，它广泛应用于各个方面，因物、因民、因礼、因地等；其二，它是一种思维方式，跨越各个学派，是各家共同的主张。基于“因”的普遍思维方式，周秦时期在生态伦理文化方面提出了以下观点。
“因天”“因天地之道”。“万世之国，必有万世之实，必因天地之道”（《管子》）。“天地之道”，就是天地万物运行的总体过程和规律，《礼记》中有“天地之道，寒暑不时则疾，风雨不节则饥”，老子也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要求人遵循自然规律。
“因时”。“因时”就是顺应时令的变化，是切人自然、与自然相适应的一种方式，同时，也是一种“因天道”的形式。“春采生，秋采菔，夏处阴，冬处阳”（《管子》），这些都是“因时”的观念。基于对天道运行和对动植物作用的认识，周秦时期的人们逐渐形成了“以时禁发”的时禁思想。孟子的仁政思想中有“斧斤以时人山林”（《孟子・梁惠王上》）的内容，《荀子・王制》也有“山林泽梁，以时禁发而不税”的记载，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发了“取之有度”的思想。
（二）生态保护的政令和法律
周秦时期“因”的生态治理思维方式和“以时禁发”的时禁思想，促进了当时统治者的生态保护制度的建立。无论是当时的周朝还是其后的春秋战国，各国君主在具体的国家治理过程中，都有明确的政令法规强调要按照“天地之道”实施相应的制度性措施。在周代专门设有保护鸟兽、山林、湖泽及产物的官员，如“野虞”“山虞”“泽虞”“水虞”“林衡”“川衡”等。《礼记・月令》中明确指出“孟春行夏令，则雨水不时，草木蚤落”，“季春行冬令，则寒气时发，草木皆肃，国有大恐；行夏令，则民多疾疫，时雨不降，山林不收”，“孟夏行秋令，则苦雨数来，五谷不滋；行冬令，则草木蚤枯”，对每个月进行的保护树木和动物的活动都做了十分详尽的规定，并说明了违反禁令可能招致的后果。与此相近或相同的内容还出现在《吕氏春秋》《管子》《逸周书》中。根据目前我国的考古发现，湖北睡虎地出土的《秦律十八种》是目前已知的最早关于环境保护的法律，其中的《田律》里面列有非常详细的保护林木的条文，这部分内容是在继承《礼记》《逸周书》《吕氏春秋》的基础上，根据当时的自然状况和政治环境进一步完善的法律条文。
二、周秦时期生态伦理文化的内容和特点
周秦时期的生态环境状况和社会政治、文化精英们生态治理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生态保护的政令和法律形成了周秦时期生态伦理文化的内容和特征。
（一）“生生”的价值取向
周秦时期生态伦理思想渊源于《周易》和《道德经》，作为中国儒家和道家两部最早的经典，生态伦理文化的价值取向分别被表述为“生生”和“自然”，《易传》提出“天地之大德日生”，这句话中的“天地”具有现代意义上的“自然”含义，而德是“天地”的性质，它反映了人类存在的原初状态或本真状态。《易传》又说“生生之谓易”，这里的“生生”则呈现出我们现在所讲的“生态”，它是宇宙过程的真实意义和深层本质，也是儒家所说的“天地之道”“天地之心”。这种“生生”的价值取向在道家那里则表述为“自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世界万事万物的发展演变都要遵循自然规律，不能被人任意支配。
（二）“天地万物为一体”的道德共同体
道德共同体是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在表述希腊城邦道德生活时所使用的一个概念，在他那里道德共同体是讲人与希腊城邦之间的关系。而在周秦时期经典作家的表述中，这种道德共同体的范围就已包括天地万物在内，在《尚书》《周礼》《礼记》《逸周书》《吕氏春秋》等经典文献中，都提倡对动植物乃至山川大河负有直接的道德义务，如“德及禽兽”“泽及草木”“禽兽草木广裕”“恩及于土”“恩及于金石”“恩至于水”“化及鸟兽”“顺物性命”等。从儒家“仁”的概念的演进来看，孔子说仁者“爱人”，孟子提出了亲亲、仁民、爱物的思想。郑玄在解释仁时说，“仁，爱人以及物”（《周礼注疏》）。这些思想使天地万物在统一的德性范围内给予了诠释。
（三）“天人合一”的信仰体系和道德境界
周秦文化中存在着一种连续的文化气质，并演变为中国伦理文化的基本品格和价值态度，其中最重要的和显著的特点就是“天人合一”的信仰体系和道德境界，这种境界成为周秦时期生态伦理文化的核心思想和最高命题。《中庸》日：“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与天地参”就是经过长期的道德修养所要达到的境界，就是实现人的本性和天地万物的有机统一，是一个帮助天地生生不息、化育万物的过程。因此，“与天地参”不仅是道德实践的过程，而且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信仰体系，最终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也就是冯友兰先生所说的“天地境界”。
（四）“应时而生”的道德行为准则
“时”是周秦生态伦理文化中一个运用十分广泛的概念，它可以表示时间的划分，如年、季节、月份、天、每天的十二时辰等，也可以表示某个时刻的情景、场合、机会、机遇等，其生态伦理意义在于它对天地万物自然规律的划分是以万物自身运行的节律为基础的，并在此基础上，对每个阶段人应采取的活动做出了符合生态原则的规定，从而成为生态伦理文化中的道德准则。在周秦生态伦理文化中，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时”的规范要求是和天地人这个道德共同体所体现的“天人合一”的德性要求以及“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道德境界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正是在这样的共同体中，“时”成为有德性的人应该做什么的价值指向，如在《易传》中，节卦彖辞说，“天地节而四时成”。“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这就是说，大人的德性合于天地，光明同乎日月，行为一致于四时的顺序，后于天时行动，仍能够符合于它。《中庸》中记载孔子“上律天时，下袭水土”，就是遵循世界，因地制宜，按照自然之“道”进行活动。也正因为此，“时”所产生的规范准则才会在《礼记・月令》中系统地呈现，并根据天地万物的规律，对每一个月份都做出了关于保护树木、保护禽兽的规定，形成了一种以“时”为规范的道德行为体系。
周秦生态伦理文化呈现出开创性、制度性和自觉性的基本特点，使周秦时期的生态保护思想一开始就有了对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深远思考的价值取向和生态保护思想，它为周秦时期的生态保护与治理的政令法律提供了理论基础。这一点引起现代生态学和环境伦理学的高度关注。现代西方环境伦理学的创始人施韦泽和罗尔斯在他们的著作中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这些都不仅反映了周秦生态伦理文化思想成熟早，而且也开创了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文化的先河。周秦之后的社会贤达们都把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对自然之道的顺应、对天道和人道的一致作为伦理道德的自觉要求。
三、周秦时期生态伦理文化的影响及当代价值
周秦时期的伦理文化既是我国古代伦理文化形成的开端，又是我国伦理思想体系形成中国特色的基点。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文化发端于夏商周，系统阐发在春秋战国，此后无论是两汉时期的天人感应论，还是宋明清时的宋明理学中的“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思想，都是在周秦时期生态伦理文化的自然取向、价值取向、道德取向下丰富和发展的，从而形成了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文化的思想体系和文化特点。周秦时期先哲们所思考、创造的生态伦理文化的思想、生活痕迹一直深深地影响着后世的生活态度、人际关系、价值取向和道德行为。当人类进入21世纪，当代工业社会带来的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人类生存困境，使生态问题逐渐成为全球化进程中人们日益关注的热点问题，工业文明所面l临的困境使周秦时期生态伦理文化的现代价值日益彰显，它突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周秦生态伦理文化为后世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一种学术传承
现代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古代没有生态文明的思想，其实这是对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文化缺乏深刻的了解。在西方关于生态问题的学术传统中由于主客二分，他们往往把人与自然看成是两个截然分立的实体，因而是用环境伦理来整合人与自然关系的话语体系。而今天中国政府所倡导的生态文明的理念是在继承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国情所提出的一种国家治理理念，这种治理理念需要一种学术传统的支撑，而周秦生态伦理文化是这种学术传统的奠基者。中国传统生态伦理文化中的“天人一体”道德境界和“万物一体”的生态理念以及“应时而生”的道德原则，为中国传统生态伦理文化创建了一种生态伦理的学术体系，它把“天、地、人”作为整个学术体系中的相互联系共存的支撑点，使“天地万物为一体”，自然不是人的一个现成的、完成了的外在的他者，而是相互联系、发展和共存着的我者，“天地”“生生不息”，人性“日生日成”。《周易》六十四卦最后一卦是“未济”大有深意，它说明自然和人都是在形成中生成的，二者相联系的本质是人因其有意识和能动性，而在对自然的深入理解和主动顺应中帮助自然发展，从而实现人自身的发展与完善。这种帮助自然与发展自身的统一，《中庸》说为“与天地参”，张载说“为天地立命”，王夫之说为“延天佑人”，都是有着深刻意味的。周秦生态伦理文化中“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生态思想和生存智慧，促使中华文明在此后的发展中形成了崇尚自然的文化传统，至今仍闪烁着启示生态文明发展的思想光芒。
（二）周秦生态伦理文化为解决全球生态危机提供了一种生存智慧
生态伦理文化是一种解决生态危机的生存智慧，它来自于人类的宇宙经验。人类全球生态危机的一个重要的思想误区是对世界的认识，当人类把世界看作人之外之物，把天地万物看作一种上帝的恩赐和人类特有的享受之物，那么人与世界的关系就处于一种对立之中。周秦生态伦理文化的智慧之处就在于它把人与世界的关系用“天人合一”的命题给予统一，把人生的意义与世界的意义、与地球万物的生存意义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将世界视作一个生生不息的创生万物的过程，天地万物乃至人类社会的等级秩序都是在这一运化过程中产生形成的。“究天人之际”在周秦伦理文化中是中国哲学所贯之始终的主题，并且始终围绕人生境界、人生意义进行探讨。周秦时期的圣贤们保持敬畏自然的心态，始终遵循自然规律来约束自己的行为。除了老子提倡的“道法自然”的思想外，荀子也提出“天行有常”，自然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运行规律，要“制天命而用之”，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合理利用之。因此，遵循自然的客观规律、顺应自然万物的发展演变成为周秦时期生态伦理文化所提出的生存之道和解决生存危机的伦理智慧。史怀哲认为，“中国伦理思想是世界思想史上的一大重要功绩……对人与人之间的行为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并且赋予了爱还要涉及生灵及万物的内涵。这种先进性和巨大的成果还来源于中国伦理采取的正确的对生命及世界的肯定观”，近代西方学者所要努力达到的“符合理性的理论世界观”，“孔子及其后来者早在两千年前就已经实现了”。
（三）周秦生态伦理文化提供了“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普适文化价值取向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中西方探究自然社会发展规律的一个共同的主题，然而各自在学术观点上却形成了明显的分野。西方学术传统中主客二分导致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对立的，人是凌驾于自然之上的，而中国学术传统则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统一的，难究孰高孰低。而人类所面临的共同的生态伦理问题则要求中西方之间学术互补，寻求一种普适的文化价值取向。从周秦生态伦理文化引生发展出的中国传统生态伦理文化，则为这种对话和整合提供了一种普适的文化价值取向，这就是“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生态理想。周秦生态伦理文化从人的地位和价值来“究天人之际”，使得天地人之间形成了统一的生态价值取向。人的价值是周秦生态伦理思想的重要方面，它体现在继天地之德、赞天地之化育，实现“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人离开了与天地共仁的价值取向也就实现了人安身立命的生存价值。周秦生态伦理思想还体现在对人与自然物之间不同价值的认识上，一方面肯定人比自然物如草木、禽兽有更高的价值，另一方面认为这种更高的价值在于人的德性价值。儒家将人视作与天地并立的“三才”之一，肯定人具有“财（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易传・彖传》），“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易传・系辞上》）的能力与价值，实质上是肯定人对自然运化的引导和调整作用。周秦生态伦理文化并没有像西方近现代文化一样，将人凌驾于自然之上，而是肯定人与天地各有自身的作用、职分，人与天地同属于一个系统整体，强调人与天地的协同运化，将人的作用定位于辅助天地、成就万物方面，不仅注意建立、维护社会秩序，而且注重维持自然界的和谐秩序，保护自然界万物生命的繁荣。
（四）周秦生态伦理文化提供了处理生态关系的合理维度
在周秦生态伦理文化中，孔子首先提出仁者“爱人”，确立了仁的基本内涵。孟子提出亲亲、仁民、爱物，周秦生态伦理文化的这种核心思想到了汉代郑玄那里又把仁爱的对象扩展到外物，“仁，爱人以及物”（《周礼注疏》）。宋明时期，理学家把仁从四德之一上升为“全德之名”，把《易传》的“生生之德”“生意”作为“天地生物之心”，又作为人心之仁的内涵，使人心之德性与外部世界生生的本体统一起来，深化了“天人合一”的内涵，仁的对象由人扩展到外部世界，“恩至禽兽”“泽及草木”“恩及于土”“国主山川”等方面，由人与自然具体化为人与动物、植物、土壤、山川等命题。在周秦伦理文化中儒家所提供的思想智慧最丰富。孔子曰：“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论语・雍也》），对自然万物的喜爱和观察可以给人提供思想道德的启示，因此，自然有道德教育的作用。除此之外，孟子基于他的性善论和四端说，认为人生来就有恻隐之心，“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孟子・梁惠王上》）。人在看到动物遭受痛苦的时候，不仅会生出不忍的同情心-而且还应该自觉履行人对动物所负有的道德义务.在狩猎的时候，“钓而不纲，弋不射宿”，不能赶尽杀绝。这些命题提供了处理人与生态关系的维度。与西方当代生态哲学相比，是非常独特的，表明了中国生态伦理文化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
（五）周秦生态伦理文化提供了超越与整合西方主客二分的哲学认识思路
西方环境伦理学起步较早，但他们在初期都是在人类中心主义所提倡的主客二分的思维框架下来探讨生态环境问题的，人类中心主义曾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成为环境伦理学的主流话语。但是，随着全球性生态环境危机的日益加剧、人与自然矛盾的日益凸显，越来越多的环境伦理学家开始对人类中心主义产生怀疑，提出了与人类中心主义不同的非人类中心主义。非人类中心主义基于对人类中心主义能否给环境保护实践提供充足的道德保障和理论支撑的质疑，展开了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并在此基础上不断丰富发展并形成了动物权利论、生物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等学说。
由于西方环境伦理学的主要思想观点都是建立在主客二分的基础上，面对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他们在哲学认识上都存在着巨大的缺陷，即他们都没有“把自然看作与文化是互补的，而给予它应有的尊重”。而周秦优秀传统生态伦理文化则为西方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重叠共识提供了一条超越与整合的新的认识思路。这个思路就是在“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下的生态中心主义，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都是宇宙秩序的一部分。《周易・说卦传》指出，“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在周秦生态伦理文化的视野中，天、地、人三道是同一个道的不同表现形式，在这个道德共同体内，人除了对他人，对宇宙自然万物都负有直接的道德义务。
二、确立网络文化生态价值的原则
人类的生存发展过程就是不断创造文化的过程。其实人类已创造的物质的、制度的、宗教的、艺术的文化反映了不同层次人类世界的特征，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象征。人类文化的创造过程就是人类追求美好生活的结果。人类为了寻求安全、舒适的生存环境，认识到了人与自然界和谐的重要，为了更好的享受群体生活，需要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人类要保持其尊严必须有精神追求。今天网络的出现，开创了人类生活的新天地，人类在热情的迎接这个新生事物的同时，也在关注和探究它对人类带来的巨大作用和潜在影响。在网络成为人类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敌人”时，我们该如何应对，如何去创造属于它的文化。如果说人类创造的物质的、社会的和精神的文化是有时间性和空间性的话，那么网络的出现，打破了人类一定的地域界限和文化壁垒，网络不仅成为人类自由出入的公共场所，也成为各种文化的聚集地。因此，网络文化的创造，不仅会受到已有文化的影响，更受到网络自身的限制。因此，在网络文化创建中，我们一方面要明确网络文化生态价值，正视已有各种文化的吸收与借鉴，也要尊重网络世界运行的法则。
1多样性是保证网络文化生态的基本要件。多样性是生态的特性，多样化的世界和世界的多样性又是人类生活的基本状态。网络文化是人类传统文化的延伸和多样化的展现。传统文化产生于不同时间、不同地域和不同民族之中。在传统社会由于交通、传媒等多方限制，传统文化一般只能在其产生的环境中生长繁衍，传统社会因缺少外部动力，使文化的更新、嬗变也必然会产生惰性。而互联网的出现，打破了这一文化“疆界”，为全球不同形态、模式的文化提供了广阔的交流和发展空间，为人类新兴文化——网络文化的诞生创造了历史的机遇，提供了一个整合不同文化的大舞台。
网络正在颠覆人类已有的生活方式和规则。一方面，它消解了网络“权力中心”，人人可以平等地进入其中，参与各种思想文化的交流和探讨；另一方面，网络促使各种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迅速扩散和传播，使人们能在网络中充分地汲取各种文化养分。所以，网络文化的多样性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谁也改变不了和左右不了。它不仅因文化移入而多元，也因网络人的差异而多样。
2共生共融和谐发展是网络文化的价值目标。
与文化生态多样性密切相连的是文化生态的包容与和谐。事物之间都存在着有机的联系和因果关系，事物之间的和谐相生是事物的本质特征。追求网络文化的动态平衡、和谐相融应是网络文化生态遵守的又一基本法则。
网络只是文化传播和文化生产的工具和手段，但网络文化生态却把网络、社会、人三者有机的联系在一起，形成三位一体的系统，而这个系统是由人与网络、网络与社会、网络人与网络社会的关系组成。对于这样的系统，我们追求的不是单一方面的最优化，而是相互关系的最适化，以最合理的方式协调地、平衡地发展。
网络文化既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更是人类网络化的一部分。网络文化能否健康存在和发展，取决于人类合理地利用网络，明智的选择文明行为。在网络文化的生态关系上，人们如果能够充分认识到文化之于网络的主导地位，以及社会之于人类行为的约束力，网络文化生态的形成必将对人类文明社会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随着信息革命带来的剧变，使社会、经济、文化经历着一场范式的转变，更确切地说是一场生活革命。这场革命的结果便是“让机器做机器的工作，让人享有进一步创新的快乐”。使我们身边发展着的经济变得更加人性化，成为人有、人治、人享的知识经济，使我们生存的文化空间更有利于人性的复归，有利于人的价值的实现。网络文化生态的发展决不是追求简单的统一，而是多文化的相伴相进，相互尊重。人类就是在认同、接受、尊重的多样性的过程中逐渐地接纳和欣赏着多样的文化，共享着人类文化创造的劳动成果。肖茂盛、杨明：《论网络文化与文化范式的转变》，《自然辩证法研究》2004年第7期。
3开放的生态园是网络文化和谐的外部环境
网络文化生态环境并不是封闭的，从自发到有序，作为系统它一刻也离不开来自外部环境的支持和约束。网络文化生态具有自组织与他组织相统一的特性。按照自组织理论，任何系统都会通过自己内部的组成部分及之间的相互作用，自发地形成有序结构。但是，我们也不能忽略环境因素对系统所施加的外部影响力，它也能促进系统发生改变。在纷繁复杂的人类社会中，不同的民族传统和社会环境，孕育出不同的社会文化，网络文化也不例外。贝塔朗菲的系统论认为：一切生命有机体都是相互作用的各种要素的复合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整体的部分如果离开这个有机体就没有任何意义。任何有机体都与环境发生积极关系，因此，任何生命系统实际上都是开放的和运动的。
如果说生态学是研究关联的学说，探讨的是自然、技术和社会之间的关联，那么网络文化生态价值的探讨就是要从整体观出发，以网络环境为基础，以科学的思想理念为指导，充分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创造和形成适合网络健康运行的网络文化。奥地利生态哲学家弗里特约夫·卡普拉曾批评人类和大自然经历的生态危机和环境危机不仅是现代工业和现代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追其根源是笛卡儿和牛顿的机械论世界观，他们提出的一整套还原主义的推理方法只强调了整体的部分性而不是部分的整体性，从而导致病态社会的出现，产生一系列的分裂和对抗。弗里特约夫·卡普拉认为，病态社会的思想文化根源就是机械论的世界观。要改变现代社会的危机状况，就必须超越机械论的世界观，用生态的、整体的世界观看待社会。芮国强：《行政学研究的生态学取向及其方法论意蕴》，《盐城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4变革性是网络文化生态发展的必然要求
由于网络文化双向互动性，给人类多元的文化交流提供了广阔的平台，使人类交往区域和交往能力得到很大的提升。个人思维力量的边界也更加宽广，人们的想象力和思想力可以随其思维力量的延伸而自由驰骋。网络空间对任何一入网络的计算机开放，没有地域条件的限制，网络成为与他人共在的生活场域。网络作为技术现象和文化现象的存在，不仅改变了人类生活方式，而且更深层次的影响人类自由价值观念的变革。
文化生态的演进过程始终处于两种力量的平衡和较量状态，一方面，文化随着人类世世代代的繁衍发展而表现出文化生态的渐变延续和稳定发展。另一方面，文化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也必然依托社会发展的力量实现文化自身的演进和优化，创造新的文化生态。
三、网络文化生态文明的建设与对策
生态文明观是以人为本的可持续的发展观。构建网络文化生态文明，就是维护网络世界有效的秩序和效率，使网络技术为人类提供更健康文明的新生活。然而，人类对网络所形成的虚拟化环境的控制远远跟不上它的发展，先进的网络技术与人类文明进步和发展之间出现了严重的不合拍。网络生态文明面临着不和谐的危机和挑战。特别是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网上信息垃圾日渐增多，计算机病毒危害着公共信息安全，个人信息、个人隐私难以得到保护等。因此，营造良好的网络生态环境，建设网络文化生态文明是网络时代的必然要求。为营造良好的网络生态文明就要协调以下关系：
1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关系
坚持网络文化生态建设的科学性，就是在网络文化建设中积极探索网络发展的规律，形成科学的思维方式。科学精神就是实事求是的精神、理性思考的精神和创新进取的精神。网络文化生态的建设就是从网络发展的实际条件和现实状况出发，探索网络文化生态形成的规律和方法。人文精神就是以真善美为基础，对美好事物大胆追求的精神。网络文化活动充分体现了人的主体性，体现网络人的道德情操、理想信念和精神境界。追求真善美同样也是科学精神的具体体现。人文精神塑造人的灵魂，科学精神指导人们的行为，二者相得益彰。网络文化生态的平衡需要科学技术文化和人文文化共同的土壤、环境和气候，才能营造出良好的网络文化生态。
2主流文化与多元文化的关系
任何时候任何民族都会面临主流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关系问题。主流文化既是统治者思想观念的体现，也是先进文化思想的代表。主流文化是任何社会都存在的文化，而且从来都与多元文化相伴而生。网络文化生态的形成应以保障网络健康发展为前提。从我们国家目前来说，营造良好的网络生态环境，就是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贯穿到网络文化建设的全过程。坚持正确舆论的导向，让积极向上的网络文化产品和先进的思想观点占领网络阵地，使网络文化创作有利于倡导科学精神、传播科学知识，有利于塑造美好心灵、弘扬社会正气，提高网民素养、情趣、格调、品位。
协调和处理主流文化和多元文化的关系，就是要学会对不同文化的尊重。多元文化的存在，不仅意味着不同文化的共生，也反映了人们对不同文化的需求。多元文化实际包含几个层次：一是指不同民族的文化。各民族在它生存发展中逐渐形成了对自然界和社会共同的认知和观念，并把它作为凝聚民族的力量。文化多元的背后实际是利益的多元，多元文化的存在代表着多种权利的主张和利益的诉求，我们必须保护和尊重不同的文化。二是指更新的民族文化。本民族的文化总是要与时俱进，顺应社会潮流才得到改变和发展。三是指新文化形态的产生。随着时展和变迁，新的文化形态应运而生，如网络文化、代际文化，它使我们享受更多文化带来的满足和充实。因此，我们应该鼓励创作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各类文化形式、娱乐作品和网络读物，营造积极健康的主流舆论。
3舆论主导权与平等话语权的关系
网络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人的身份，网络媒体也打破了政府对话语权的垄断，人们获得一定的平等话语权，从而进入到了“人人即媒体，人人参与大众传播”的时代。然而互联网作为思想文化的传播阵地，需要确立主流文化的主导地位，这是把握网络舆论主导权的关键所在。西方发达国家往往借助他们在信息技术上的优势，向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灌输他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标准。致使广大发展中国家逐渐失去文化控制权。目前国际互联网上90%的信息为英文信息，西方文化正借助这一语言优势，渗透到世界的各个角落，传播其价值观。在传统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主流文化是社会发展的一大动力。规范的信息网络是提升国民素质、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载体和手段。
掌握网络舆论的主导权首先要做到尊重事实。实情决定舆情，更多的网络舆情是现实社会的反映，掌握舆论的关键必须尊重事实。其次，要具备网络舆论的驾驭能力。当今社会意识形态呈现出多元、多样和多变的态势，对网络舆论的驾驭关键在于网络舆论的吸引力和感召力。而做到这点必须倾听网民的心声，回应网民关切的事情，了解网民的关注点和兴奋点，引导他们形成舆论共识和共鸣，发挥互联网强大的传播功能和社会动员功能。然而网络文化生态环境的建设，不仅需要政府舆论的主导，更需要尊重网民知情权和参与权。即信息的及时知悉和准确获得。只有这样，才能汇聚网民的智慧，提高网民参与的效能感，清楚网民的心声，增强网民的凝聚力，使政府对舆论的主导作用和优势得以有效发挥。
4网络文化大众化与个性化的关系
网络文化更多体现为一种草根文化，它区别于传统社会的精英文化。网民有多元文化的需要，人们在工作忙碌之余，其实有很多精神的、感情的诉求。网络给大众文化的创造提供了宽阔的平台和机会。所以，才会成就了那么多人的文化梦。因此，我们一定清楚，网络文化是大众的文化，离开这一条，网络文化就失去了“根”和“源”，也就没有生命力了。大众化不是简单化和庸俗化，大众化强调网络文化要满足大众的需求和体现大众的心声。网络文化要为大众服务。为大众服务就是要求网络文化能反映大多数人的意愿和需求，坚持文化的社会效益，要有大众的参与，要能够丰富大众的各种文化生活，博采众长，兼收并蓄。
个性化是产生于大众之中，网络文化不仅是人类智慧共同的结晶，更是网络个人创造和产生的思想文化。我们在大力发展大众网络文化时，要遵循文化创作的规律和特点，积极鼓励网络文化的个性发展，尊重个人的文化创作、文化汲取和文化选择。独创性是网络文化创作的动力和灵魂，网络文化既是人类劳动的精神产品也是个人生活享受的必需品。网络文化的个性化，不仅体现在文化创作过程的独特性，而且反映文化需求的个体性。所以，网络文化生态既要具备普遍的营养元素，同时又要适宜不同种子所长出的不同庄稼的需要。
5技术监控和道德引导的关系
网络文化是网络信息内容的总和，不管网络信息内容是以文字、图像、声音等形式存在，还是表现为各种信息活动，都承载着文化的内涵。网络传播在给人们带来极大方便的同时也带来一定的不安全、侵权等危害行为。这不仅需要科学技术的监控，更需要伦理道德的自律。科技的强大需要伦理道德做后盾才有意义。在当今网络时代，科技和道德是人类社会必要的张力。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伦理道德对人的行为影响有时是滞后的，技术对人的影响往往比伦理道德来得快。我们在享受科技给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也看到了它对人类构成的威胁。在被誉为科学家典范的“为科学而科学”的口号喊的不到100年的时间里，人类已经拿起伦理的大旗来捍卫其尊严和正义了。技术的监控只能让有害的行为“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技术与反技术的惨烈斗争只能让人们筋疲力尽，两败俱伤。寻求道德的支持才是明智的选择。所以，我们在利用科技手段控制负面影响发生的同时，还要自觉的进行伦理道德的规范和约束。目前破坏网络生态的因素有很多，其中网络人道德责任感的低下、网络技术的缺陷和法律的不健全是其中很严重的问题。所以，我们充分利用技术监督和道德自律这种武器保卫网络生态的和平和健康。一方面，技术监督可以起到防范和纠正作用，它可以利用网络技术手段对网络进行有效的探测，延迟其发生的速度，为寻求解决问题争取必要的时间。同时利用道德手段矫正人们的行为，避免错误行为的出现或蔓延，唤起人们的良知，形成人们的自觉。
2结果与分析
2.1宁州街道土地利用变化土地利用变化率计算模型。式(1)中:K为土地利用年变化率;Ua和Ub分别表示研究期初和研究期末某一种土地利用类型的数量;T表示研究时段长(年)［5］。根据研究需要，本文将宁州街道的土地划分为耕地、园地、林地、草地、水域、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包括其他农用地和自然保留地)7种类型，根据土地利用变化情况的相关公式，得到各种类型土地利用变化情况(表1)。表1看出，宁州街道2009－2012年补充耕地速度小于规划预期目标;园地的减少速度大于规划预期目标;林地的减少速度大于规划预期目标;草地未发生变化;水域的减少速度大于规划预期目标;建设用地的扩张速度大于规划预期目标;未利用地的减少速度小于规划预期目标。故除草地和未利用地外，其他地类的变化均未达到预期目标。
2.2土地利用程度变化为掌握宁州街道土地利用的深度和广度，对其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进行研究。根据刘纪远等［3］提出的土地利用程度综合分析方法，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计算。为了更直观地对比分析规划实施以来宁州街道的土地利用程度是否控制在预期范围内，以土地利用程度变化量和土地利用程度年均变化率来进行说明。根据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及其变化量与年均变化率计算方法，得出宁州街道2009，2012，2020年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结果如表3所示。经测算，宁州街道2009－2012年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年均变化量为0.18%，而2009－2020年规划年均变化量为0.17%，即至评估时点，宁州街道对土地的开发利用速度快于规划预期。
2.3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分析根据谢高地等［4］方法，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计算模型。式(5)中:ESV表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Ak表示研究区k种土地利用类型的面积;VCk表示k种土地利用类型的生态系统价值系数［6－8］。根据谢高地等［4］提出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计算方法，生态系统价值系数与研究区农田自然粮食产量的经济价值有关。表示研究区在研究期限内平均粮食播种面积(hm2)［5］。采用谢高地等［4］提出的中国陆地生态系统单位面积生态服务价值当量，以宁州街道各年的耕地面积作为粮食播种面积进行计算，2009，2012，2020年宁州街道年均粮食播种面积为11540.17hm2。根据宁州街道历年统计年鉴数据，2008－2013年宁州街道粮食总产量的年均变化率为－5.75%，考虑到耕地数量的增加以及农业耕种技术的提高，将2008－2020年宁州街道的粮食总产量年均变化率设为－4%，由此可大致估算得到2020年宁州街道的粮食总产量为1349.70万kg，则2009，2012，2020年宁州街道的年均粮食总产量为1705.30万kg。为使各年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结果更具有可比性，以2010年全国粮食平均单价2.29元•kg－1作为整个研究期限内的粮食参考单价，由此可以相应计算得出2009，2012，2020年研究区内的平均粮食总价值为39051370元。根据公式(7)，得出宁州街道2009－2020年农田自然粮食产量的经济价值为483.42元•hm－2。根据计算得出的宁州街道农田自然粮食产量的经济价值，参考谢高地等［4］提出的研究方法，得出宁州街道各种地类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系数，结合公式(5)，计算得出宁州街道2009，2012，2020年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由表4可知，2009年宁州街道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为228.11×106元，2012年为227.46×106元，2020年规划为227.98×106元，下降幅度超出2020年规划目标。
2.4变差贡献率分析变差贡献率可以用于判断各种土地利用类型变化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的影响程度［9］，用ESVcc表示，在本研究中用于确定宁州街道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下降的原因。式(8)中:ESVcc为生态系统服务变差贡献率，ESVia，ESVib分别为第i种土地利用类型在研究初期和研究末期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9］。由此计算得出2009－2012年以及2009－2020年各地类变化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影响程度(表4)。由表4可知，区域生态系统是逐渐减少的，耕地和水域对区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是正贡献，而园地、林地和未利用地对区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是负贡献。各地类中，贡献率最大的是耕地和林地，宁州街道2009－2012年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持续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林地的减少，耕地的补充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宁州街道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减少，但不能完全起到避免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下降的效果。
二、生态文明建设遵循可持续发展路径
作为更高级的文明形态，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很长，它伴随着我们人类历史发展演进的辉煌历程，从来没有停歇过。关心生态系统和自然资源保护的人认为，自然资源的基础需要实现可持续发展，这其中通常存在的问题是如何规划有助于维持生态过程的发展活动，例如土壤肥力、废物消化及水和营养物的再循环。我们秉承以人为本的理念，尊重自然规律，倡导绿色消费，鼓励资源节约利用，其最终目的既不是为了做自然的仆人无能无为，也不是要凌驾于自然之上为所欲为，而是要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相得益彰的理想愿景，实现我们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不可否认，人类通过利用化石燃料和制造材料解决的每一个科学问题，通常被认为是一种对自然的胜利和对经济进步的贡献，但同时也可能是对未来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威胁。20世纪70年代，人们担心大的环境问题将与资源短缺联系在一起。进入新的21世纪，有一种挑战我们无法回避，即我们用来解决资源短缺的方法，包括使用自然资源的替代品、更清洁的环境生产的产品和服务，都可能会引起下一代的环境问题，从而导致“既满足当代人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无从谈起。正如迈克尔•雷德克利夫特所言，“北方国家把许多有毒的废弃物倾倒在贫穷国家，把肮脏的技术推广到贫穷国家，而北方国家的许多需求，像能源、食品和矿石，都来自贫穷的南方国家。同时，发展中国家的许多富裕和中产阶级人群的生活水平的提高，都是因为采用了以大量的自然资源来满足需要的发展方式。而这种方式最终会导致代内不平等和代际不平等，我们现在的掠夺，是以将来作为巨大的代价。”[6]目前，不论是土地、水资源的有效供给水平，还是人均资源的拥有量，我国的资源保障水平和能力都比较脆弱，生态安全形势不容乐观。据相关部门统计，大江大河治理效率低下，黄河等流域水土流失严重，全国水土流失面积达356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1/3以上；土地沙化、盐碱化现象进一步恶化，全国有荒漠化土地面积39.54亿亩，对4亿多人口的生产生活造成影响；我国人均水资源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8%，北方等缺水城市不断增加，许多城市人口基本生活用水难以得到保证；北涝南旱、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频仍，每年都有近4亿亩农田受到不同灾害的影响。整体来看，加强水土保持工作、防沙治沙、植树造林、打造绿色生态屏障的工作刻不容缓。许多国外媒体评论说，现在中国的生态现状和复杂程度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比拟的，中国目前所要应付的挑战是西方发达国家在过去200年里所遇困难的总和。中国照搬西方工业文明发展模式已经没有出路，要依靠自己的经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努力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资源节约型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社会。不可否认，“中国政府严格地控制生态保护区和生态能力弱的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作为补偿，对这些地区进行经济上的支持，以使其避免盲目发展。并且地方人口理性地向富裕地区迁移，以降低其原居住区的人口压力，鼓励拥有大量自然资源且没有环境问题的地区实现经济增长。最后，还鼓励最发达的地区按照环境能力有计划推进循环经济的发展，加快生态重建、污染物处理和减少资源的消耗，从而保持这些地区的发展速度。”[7]（P109）因此，当下的生态文明建设不能停留在规划层面，要通过转方式调结构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摈弃那种大兴土木式的上项目、铺摊子的急功近利行为，让生态文明建设规划落地生根并开花结果。在如何缓解资源环境压力面前，我们每个人最为重要的行动就是节约，节约就是最好的保护。因为我们现在虽然进入了一个全球化的大消费时代，但资源有限，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不可能建立在消费无度的基础上，而转变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最重要的前提就是节约，可持续发展必然要求可持续消费，可持续意味着节约。在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进程中，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包袱沉重，需要偿还的生态欠账太多，因此党的十从战略高度对如何完成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任务提出了“要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的明确要求。当前，绿色经济浪潮可能会引发新一轮的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各种新材料、新能源、新工艺、新型汽车、节能建筑会不断涌现，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或改变我们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绿色发展、循环发展是我国走可持续发展的应有之义，政府要搞好统筹规划工作，开源节流，为绿色产业、绿色技术提供必要的资金和政策支持，为“绿色革命”输血，促进绿色生产技术的开发应用与示范。应该说，同单纯的政策号召与政府强制措施相比，价格机制在促使人们合理利用资源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来自于市场的价格机制既可以避免道德说教的软约束，又可以大大降低高昂的监督和强制执行成本。因此，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税费制度改革，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体现生态价值和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刻不容缓。好的决策往往是成功的一半，只有彻底改陈孝兵：论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取向变低成本甚至无偿使用生态产品的做法，综合运用财税等经济手段，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才能从根本上扭转生态环境总体恶化的趋势。
三、生态文明建设坚持公平公正原则
（1）国家范围内同代人的公平。当今世界的现实使一部分人富足而大部分人处于绝对或相对贫困状态。这种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世界是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因此要给世界以公平的分配权和发展权，把贫困作为可持续发展进程优先解决的问题来考虑。（2）国家之间公平分配有限资源。目前的现实是占世界人口26%的发达国家占用了地球的大部分资源，其消耗的能源、钢铁和纸张等占全球的80%。（3）代际间的公平，即世代间的纵向公平。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是有限的，当代人不能因为自己的发展与需求而忽视后代对资源、环境要求的权利。[5]（P225-226）我们强调的人与自然的公平公正主要表现为，在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生态系统平衡的前提下，创新生产生活方式，以人为本，不断满足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需要，改善人类的生产生活条件；代际公平公正表现为一种奉献精神，当代人要为后代人着想，要为子孙后代留下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和绿色可持续的生态环境遗产。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公平公正原则，还需要完善绿色消费政策，通过消费方式的革命性转变不断拓展人与自然、人与社会融合发展的新的空间。生态文明建设不能仅仅局限于企业或者产业这些生产领域，还要兼顾消费品、消费习惯和消费政策的吸纳作用。绿色消费不仅要满足我们这一代人的消费需求和身心健康，而且要满足我们子孙后代的消费需求，从而实现人类社会发展的公平公正。绿色消费不只是简单地倡导消费绿色产品，而是从满足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出发，以保护消费者健康权益为主旨，符合人的健康和环境保护标准的各种消费行为和消费方式的统称。绿色消费以适度节制消费、避免或者减少对环境破坏、崇尚自然和保护生态等为特征，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体现生态意识，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坚持科学发展的现实需要相契合，也是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绿色消费不仅可以更好地解决环境问题，而且可以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优化，带动绿色产业的发展，形成生产与消费的良性循环。一方面，绿色消费以绿色环保为核心，远离各种污染，契合了当今社会转变消费方式、崇尚健康节能的新潮流。绿色消费关注消费者的消费习惯与消费感受，主张消费者在日常生活中养成不攀比、不崇洋、勤俭节约、健康向上的良好习惯；遵守社会公德和乡村民约，热爱自然，绿色出行，特别要注重生活中的细节问题，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垃圾，形成科学、文明、健康的消费方式，促进生态环境的优化。另一方面，绿色消费也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重要方面，以绿色为标志的消费活动对深化两型社会建设有着特殊的支撑作用。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除了依靠系统的制度建设和体制改革的推动作用，依靠先进环保技术、资源利用技术的研发应用作后盾外，更要依靠全民健康文明的绿色消费方式。环境的污染和破坏从现状来看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由产业的废弃物造成的；另一类是由城市居民的浪费造成的。其中第一类只要找到了成为污染源的工厂和废弃物质，控制其散播途径，是比较容易防止的。但是第二类由城市居民的消费生活引起的污染却很麻烦。所有人都在以某种形式加重污染的发生，而且污染物的种类也极其复杂。只有当追求环保、节俭、健康和适度消费的绿色消费成为一种全新的生活理念和生活态度时，我们倡导的全民参与保护环境、控制污染，建设两型社会才有了最广泛的最可靠的社会基础。在践行绿色消费的具体实践中，绿色生产与绿色消费的关系也关系到公平公正原则能否实现。消费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是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不竭动力，人类一刻不能停止消费，也就一刻不能停止生产。长期以来，我们漠视了绿色的概念，恪守生产决定消费、消费对生产具有反作用的定律，没有重视生产和消费本身还有一个内涵扩张的问题。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并日益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资本、技术、原材料、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全球化配置的趋势日益凸显和加深，各种新材料、新能源、新工艺层出不穷，绿色食品、绿色建筑、节能汽车等极大地丰富了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的内涵。毋庸置疑，有什么样的绿色消费市场，就会催生什么样的绿色生产动力，绿色消费越来越成为引领生产的决定性力量。应该承认，以绿色消费为核心的绿色生产力为生态文明建设开辟了新路。
煤炭企业在长期开采煤炭资源的过程中,常常出现地面塌陷、废矸石占地、污水排放、掠夺式开采、矿难事故等不良现象,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枯竭和环境破坏。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环境状况的不断恶化,虽然环境成本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并从宏观层面上建立了一定的框架,但到目前为止,针对煤炭企业的环境成本还没有达成共识,没有形成全面完整的核算体系。因此笔者认为,在寻求人口、经济、社会、环境和资源相互协调的、既能满足当代人需求而又不对满足后代人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中,对煤炭企业环境成本进行全面分析与规范十分必要。这有助于解决煤炭企业环境成本补偿不足,核算信息不完整,环境责任和法律责任得不到合理体现等一系列问题。
一、煤炭企业现行成本核算现状
目前我国煤炭企业主要成本核算包括三大类:第一类是各项生产经营成本,包括各种原材料支出、人工薪酬、勘探费用、电力、折旧基金、环境监测费、排污费等;第二类是各项专项资金,如维检费、安全保证金、植树及绿化费、地下充填费、村庄搬迁费等;第三类是上缴国家的各项资源税费。
一方面,从实际情况来看煤炭企业的环境成本没有单独进行核算,并且绿化费、排污费、地下充填费、村庄搬迁费等这些环境费用在进行归类时带有较大随意性,有的归为产品成本,有的归为管理费用,有的归为营业外支出,有的则隐藏在其他费用或损失项目中。
另一方面,从煤炭企业成本的核算范围来看,环境成本补偿不足,不能充分体现煤炭企业在可持续发展目标下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因为只有部分内部环境成本(如监测费、排污费、绿化费等)和部分实际已经支出的外部环境整治费用(如地面塌陷赔偿、村庄搬迁费用、地下充填费用等)纳入企业成本核算范畴,而由于环境破坏而产生的机会成本基本上未予反映,如资源消耗成本、生态环境降级成本等。因此有必要在环境成本理论研究的指导下,全面分析煤炭矿区的环境成本,对其进行规范。
二、环境成本理论研究成果
从国内外目前环境成本理论研究的现状来看,关于“环境成本”还没有一个被广泛接受的、被大多数人所公认的定义,不同学者和组织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不同的解释,也从不同的侧面进行了不同内容的研究。同时,人们在认识环境成本的过程中,也有一个从片面到全面、从表象到本质的不断深化的过程。其中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以下几种:
联合国统计署在1993年的《环境与经济综合核算体系》中,把环境成本界定为:(1)因自然资源数量消耗和质量减退而造成的经济损失;(2)环保方面的实际支出。
中南财经大学郭道扬教授以“生态环境成本”的学术思想为基础,将环境成本界定为:(1)由于环境恶化而追加的治理生态环境的投入;(2)因重大责任事故导致生态环境恶化所造成的损失,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环境治理费用和罚款;(3)未经环保部门批准,擅自投资项目所造成的罚款;(4)环境治理无效率状况下的投资损失和浪费。
暨南大学罗国民教授认为,环境成本是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所耗费的生态要素的价值以及为了恢复生态环境质量而产生的各种支出。
东北财经大学乔世震教授认为,环境成本是与企业环境责任活动相关的责任成本。
中国矿业大学朱学义教授则认为安全环境治理费用也应该纳入环境成本会计的范围,并建立“资本化”的长久措施,以改变目前安全欠账多,出了事故再赔偿的“应急”行为。
综合以上各种对环境成本的认识,从坚持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目的(可持续发展的目的在于通过环境成本的足额补偿,实现社会、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达到使“生态环境”满足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出发,结合煤炭生产的行业特点,赋予煤炭企业环境成本以新的“成本内涵”:就是指煤炭企业为满足未来社会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的需求,需要在目前进行生态环境补偿而发生的价值消耗。具体成本构成包括:(1)破坏生态环境造成的损失;(2)为实现一定环境目标而发生的各项预防性支出;(3)环境恢复与治理费用;(4)矿区安全环境成本;(5)其他环境相关费用。
三、煤炭企业环境成本分析与规范
(一)生态环境破坏损失
生态环境破坏损失是指矿区由于煤炭的采掘而造成自然资源数量消耗和环境质量下降形成的损失,包括以下两项:
1.煤炭资源成本
资源是有价值的,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使用和消耗自然资源必须支付成本,即付出代价,其数额应大于或等于资源自身的价值。对于煤炭企业来讲,环境资源不仅是组织生产活动的潜在基础,而且是一种生产要素,煤炭生产活动的开展是以资源的减少和生态环境系统的破坏为前提的。由于煤炭企业生产耗减、占用资源导致生态环境系统状态发生变化和他人失去利用煤炭资源的机会,所以它是一种补偿成本与机会成本相统一的环境成本。
2.生态环境降级成本
煤炭生产活动不仅占用和消耗煤炭资源,还会引起其他生态环境资源质量下降的损失,其价值表现为生态环境降级成本。在很多情况下,耗减和降级是同时发生的。如不合理开采矿产资源,一方面减少了矿产的储量;另一方面破坏了未开发资源的开采条件,使其降级。例如在煤炭开采过程中,煤炭伴生资源(铜、铁、硫等)、水资源、土地资源等的破坏;由于废水、煤矸石等废弃物的排放损害农作物,降低耕地的质量,殃及水生物;煤矸石在一定条件下会发生自燃,排放出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碳氧化物和烟尘等有害气体,影响矿区居民的身体健康等等。这些都是煤炭矿区生态环境降级成本。
一直以来煤炭企业的生态环境破坏损失都没有在成本中反映,因此对其加以测定和核算,可以为矿区“绿色GDP”的计算直接提供“负效应”数据。
(二)预防性环境成本
预防性环境成本是指煤炭企业为达到一定的环境目标,在环境问题发生之前所投入的费用,包括以下两项:
1.环境保护与污染预防成本
环境保护与污染预防成本是指为保护和预防生态环境资源不受损害,避免环境污染和环境事故所发生的成本费用,属于企业的主动支出。煤炭企业为了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环境污染和生态环境资源破坏的程度,就需要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就会产生环境保护与预防成本。
2.环境管理和教育成本
矿区环境管理和教育成本是指煤炭企业在从事环境保护的管理活动中所发生的成本。具体包括:(1)煤炭企业职工进行环境教育、培训的成本;(2)煤炭企业环境管理机构的构筑、运作及体系认证的成本;(3)矿区环境负荷监测、记录的成本;(4)煤炭企业生产经营的各个阶段,为降低和控制环境负荷的研究开发和方案设计成本。
(三)环境恢复和治理成本
为恢复和治理被污染、破坏的生态环境资源而发生的成本费用就是矿区的环境恢复和治理成本。它包括:处理废水、矸石等废弃物产生的成本;净化空气、水源产生的成本;处理地表塌陷、河流改道、山体滑坡产生的成本等。
(四)矿区环境安全成本
目前,国内外的环境会计未将安全成本纳入环境会计的范畴。朱学义教授则认为:“人类劳动的首要条件是安全,它是‘以人为本’的根本要求。人的安全环境应该成为环境会计的第一要素。”矿区环境安全成本可分为两部分:矿区外部环境安全成本和煤矿内部安全成本。
1.外部环境安全成本
外部环境安全成本是指使煤矿的大气环境、生活环境及地表景观环境达到相应的安全标准而发生的各项费用支出,具体包括为改善和美化煤矿环境进行绿化、降低粉尘、隔离噪音以及构建各类景观设施等发生的各种费用。
2.内部环境安全成本
内部环境安全成本包括保证性安全成本和损失性安全成本。保证性安全成本是指为保证和提高安全生产水平而支出的费用,它由安全工程费用和安全预防费用构成;损失性安全成本是指因安全事故发生或安全水平不能满足需要而影响生产所发生的损失,它主要包括安全事故造成的直接损失、停产损失、恢复生产的费用、人员的伤亡治疗赔偿费用及各类罚款等。
(五)其他环境成本
其他环境成本是指除上述四类环境成本外,其他与环境相关的成本,包括以下内容:
1.替代与转产成本
为寻找和研制代替煤炭资源的新资源,以及因煤炭资源枯竭进行停产、转产而应予以补偿的价值。世界各国都在投入大量的资金研究利用核能、太阳能、地热、新的元素、矿物成分及各种替代物等,这种投入即为煤炭等不可再生资源的替代成本。另一方面,由于煤炭资源枯竭需要停产和转产,对此也需要进行补偿和投入,构成了替代与转产成本的另一部分。
2.不确定性环境成本
不确定性环境成本指与不确定性环境问题相关的成本。其主要包含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生产力降低成本、潜在环境负债成本等。
煤炭企业环境成本既有与其他行业环境成本相同的属性,如环境保护与预防成本等,同时,因为煤炭生产的特殊性使其又有自身的特点,如煤炭资源成本、生态环境降级成本等。煤炭环境成本的构成是复杂的,只有正确分析、合理规范煤炭企业的环境成本,才能正确地确认与计量,才能及时地提供环境成本方面的信息。另外,可持续发展是人类生存的需要,也是我国政府的选择,任何一个企业都必须将可持续发展作为经济决策的基础,保护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客观环境是每个企业的社会责任,因此建立全面、独立的环境成本核算制度是煤炭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体现。
【参考文献】
[1]濮津.煤炭环境成本初论[J].煤炭经济研究,2002(11).
关键词:
恩格斯;历史合力论;经济因素;生态文明建设
环境问题日益成为我国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问题，生态环境的优劣直接制约着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的顺利进行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在这种形势下，党的十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决策，要求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总布局，将其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建设“美丽中国”，并发出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的伟大号召。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对于生态文明建设有着深刻的指导价值。生态文明建设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合力”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之“力”，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对“历史合力论”的具体运用。
一、“历史合力论”的主要内涵
恩格斯对于“历史合力论”的阐释主要体现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恩格斯致约瑟夫•布洛赫》《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以及《恩格斯致瓦尔特•博尔吉乌斯》这四篇文章中。
(一)经济因素在社会历史发展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恩格斯通过考察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初步阐释了其“历史合力论”思想，并得出经济因素对社会历史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论点。首先，恩格斯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同自然界一样，都受一定运动规律的支配，不同的是，自然界是由一些没有意识、没有目的的动力相互作用的结果，而人类社会运动发展的规律是由“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1］253共同作用的结果，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是有着自觉的意图和预期的目的;同时结果与最初的意图和预期目的又会产生一定的差异性，具有偶然性，而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1］254，关键在于发现这个规律以及找到这个支配规律的最终决定动力。恩格斯认为:“无论历史的结局如何，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作用的合力，就是历史。”［1］254恩格斯在此也第一次表述了其“历史合力论”思想。由此，恩格斯也提出，在这个合力背后最根本的动力是什么呢?恩格斯批判了旧唯物主义把精神动力作为历史发展的最终动力的观点，也否定了英雄史观把个别历史人物作为最终动力的谬论。恩格斯提出，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的民族，并且在每一民族中间又是使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1］256。恩格斯在这里表达了应该把阶级斗争和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作为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观点。但是恩格斯并不认为阶级斗争就是最终动力，他认为“阶级的起源和发展是由于纯粹经济的原因……政治权力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1］257，同时，经济关系的变化是随着生产方式的变化而变化的。恩格斯指出，一切阶级斗争都是一种争取经济解放的斗争，经济关系领域的斗争是一切斗争的决定性因素。其次，恩格斯在《致约瑟夫•布洛赫》的信中更为明确地指出:“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1］604最终恩格斯得出:社会历史的发展归根结底是由生产力和交换关系的发展决定的，即经济因素决定的这一结论。
(二)社会历史的发展是由诸多因素相互作用、多元互动产生的合力的结果尽管恩格斯把经济因素看成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但恩格斯并不认为经济的力量就是历史发展的唯一决定动力。恩格斯认为，历史的发展是由无数个力所产生的合力的结果，是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相互作用、多元互动的结果。正如他在《致约瑟夫•布洛赫》的信中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作用的力量的产物。”［1］605在这里，恩格斯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历史合力论”，恩格斯把无数个意志及其形成的群体合力比喻成一个“力的平行四边形”，形象地说明了社会历史的发展是由无数个意志和力量相互冲突和交互作用的“群体合力”的结果。同时，在恩格斯看来，这种合力并非是简单的单个意志的机械叠加，而是由无数个意志互相碰撞、补充、交汇和融合，进而形成一种具有内在联系的有机统一体。
(三)经济因素有时起着间接决定的作用，它并非是决定社会历史发展的唯一因素，上层建筑等其他非经济因素也起着重要作用1890年，恩格斯在《致康拉德•施米特》的信中指出，在意识形态领域，尽管经济并不能直接创造出任何东西，但是经济往往能够起着间接的决定作用，经济“决定着现有的思想材料的改变和进一步发展的方式，而且多半也是间接决定的，因为对哲学发生最大的直接影响的，是政治的、法律的和道德的反应”［1］613。阿尔都塞在论述其“多元决定论”时，也对恩格斯这一观点表示赞同，“经济归根到底是决定因素，恩格斯后来说得更多的是，经济归根到底决定历史进程。但历史进程要在上层建筑的多种形式(从地区传统到国际环境)中为自己‘开辟道路’”［2］102。换句话说，经济因素只有在多种形式的上层建筑的影响下才能决定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恩格斯在《致瓦尔特•博尔吉乌斯》的信中表达了自己对当时盛行的单一“经济决定论”的反驳。恩格斯在信中指出:“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这并不是说，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而是说，这是在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相互作用。”［1］649在恩格斯看来，尽管经济因素对于社会历史发展有决定性作用，但并不能因此忽视其他因素的作用，特别是上层建筑的作用，经济因素并不能自发地对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产生作用，经济状况是在既定的、制约着它的环境中对历史发展产生作用的。社会历史的发展是经济因素和其他因素共同作用、多元互动的结果。对此，恩格斯举例说明:虽然18世纪的法国经济落后于英国，后来的德国也并没有英法两国经济繁荣，但法国和德国在哲学上的繁荣都胜于英国，“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小提琴”［1］612。当然，恩格斯认为这也是相对而言的，法国和德国的学术繁荣依旧是“经济高涨”使然。
(四)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充分肯定作为历史创造主体的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不可替代作用，提出“伟大人物”的出现只是纯粹偶然性的观点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认为，无数个单个意志、愿望是形成“历史合力”的基础力量，社会历史的发展正是由于这些无数个单个意志相互碰撞、相互摩擦、相互影响、相互牵制，最终相互妥协融合才形成了历史发展的最终结果:“各个人的意志———其中每个人都希望得到他的体质和外部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情况(或是他人的，或是一般社会性的)使他向往的东西———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做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1］606在恩格斯看来，虽然总的合力所呈现的最终结果和单个意志所希望的不尽相同，但是并不等于这些单个意志可以被忽视，他们的贡献也绝不是零。人们在创造历史的进程中，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意志标准，统一的计划蓝图，甚至根本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范围，“他们的意向是相互交错的，正因为如此，在所有这样的社会里，都是那种以偶然性来为其补充和表现形式的必然性占统治地位”［1］649，这种必然性即经济的必然性。同时，恩格斯对于伟大人物的作用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于某个国家，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人去掉，那时就会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他，并且这个代替者是会出现的，不论好一些或差一些，但是最终总是会出现的。”［1］649-650如拿破仑、恺撒、奥古斯都、克伦威尔等英雄人物是可以被替代的，他们的出现仅仅是历史需要他们，人民群众使之成为英雄人物，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
二、“历史合力论”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尽管从“历史合力论”提出到现在已经超过一百多年了，但是它仍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应该懂得“在恩格斯那里，‘力’是一个隐喻而不是一个社会学事实。人们未曾注意的是，在恩格斯那里，‘力’与‘确定性’和‘不变性’相抵牾。人们所能把握的只是力的生成”［3］。我们不仅可以理解认识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力”，而且能够通过主观能动性把握运用乃至创造“力”，使之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服务。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从提出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到“三位一体”，再到“四位一体”，以及十以来提出包括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在内的“五位一体”的总布局，都体现了社会历史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并不是单个方面的发展，而是一个多元性、多维度的进步。不仅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中，我们需要“历史合力论”指导，而且全局中的每一种文明建设都需要“历史合力论”的理论支撑和规范。当前大力推行生态文明建设，冷静和理性地处理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的关系问题尤其重要。
(一)现代化的工业文明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物质基础生态文明建设与工业化是密不可分的，工业文明是实现生态文明的首要物质前提。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明确指出，经济因素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经济因素的优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业化的发展进度。我国积极推进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并不是要否定工业文明，而是要对传统工业文明进行辩证扬弃，在辩证扬弃工业文明和以往文明的基础上推进生态文明。需要指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不同于从神学和纯粹生物学角度出发的“零增长”和“负增长”观点，也区别于极端环保主义者“反增长”的观点，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本质上仍是一个发展问题，它离不开发展，更离不开科学发展，生态文明是目标，生态文明建设是手段，目标催生手段，手段完善丰富目标［4］，应努力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促进发展的一种手段。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工业化进程尚未完成，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仍然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发展仍是第一要务，在这种背景下，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应避免将生态文明与工业文明和以往传统文明割裂和对立起来，相反，要用生态文明的理念对传统的工业文明进行改造，建设新型的、现代化的工业文明，将生态文明建设与社会主义工业化进程融合起来，推进“两型社会”建设。当然，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进程是在极其脆弱和严峻的生态环境下推进的，既要使人民享受丰富的物质文明成果，又要满足其对于生态环境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生态文明建设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是可想而知的。
(二)多种要素共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顺利进行“历史合力论”表明，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是由诸多因素相互作用、多元互动产生的合力作用的结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也囊括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这五个方面相互作用，缺一不可。其中，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也遵循着“历史合力论”所揭示的发展规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也是一个由多种要素相互作用、补充和融合交汇所产生的合力的结果。生态文明建设不仅需要经济因素，即生产力水平、工业发展水平作为支撑，而且必须在其他要素的共同协作下才能顺利进行，包括科学合理的指导思想、发达的生态环保产业支撑、健全的生态文明法律和制度体系、广泛的公众参与、环保意识培养等。具体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科学发展观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思想指导。科学发展观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指导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我们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思想指导。第二，健全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法律制度规范。现行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存在着法律制度不完善、制约力有限、执法不严等问题，已经不能适应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要求，应大胆对现行制度进行改革，推进制度创新迫在眉睫。第三，形成生态环境保护的文化氛围。生态文明建设离不开与之相关的文化基础建设，充分汲取古今中外生态思想的营养成分，特别是古代中国生态文化、马克思主义生态理念，构建新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化，努力形成浓烈的环境保护文化氛围，为生态文明建设服务。第四，大力发展低碳产业，为生态文明建设夯实经济基础。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对全球气候带来的影响越来越突出，发展“低碳经济”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共识。“低碳经济”不仅是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而且对于从根本上遏制生态环境恶化作用显著，因此，发展低碳化产业，建立以低碳排放为目标特征的产业体系和消费方式应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突破口。第五，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为生态文明建设拓展空间基础。生态文明建设与国土空间开发格局息息相关，区域经济发展必须充分考虑地区环境承载能力，严格控制开发强度，集约高效地利用空间资源，合理布局空间开发结构，保证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均衡发展。第六，参与生态保护国际合作交流与互动，开发新兴环保技术，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建设等也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互相整合与联动，共同构成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合力”。
(三)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主体作用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阐明了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发展中不可替代的主体作用，社会历史的发展并不是单个人意志作用的结果，而是无数个意志的“合力”、是人民群众集体力量联动作用的产物。生态文明是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目标的文明，在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中，妥善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至关重要，而人是这几大关系的核心，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人民群众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主体性作用更是重中之重。第一，要培养人民群众的环保意识，在全社会树立生态文明理念。在环境治理的过程中，不断加强对公民环保意识的教育与培养，改变长期以来“人类中心论”的传统观念，转变公民落后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模式，提高社会公众参与环保的积极主动性，形成全社会保护环境的良好氛围。第二，要提高生态文明建设的公众参与度。生态文明建设的公众参与度和环保制度体系息息相关，当前我国相关环保制度的缺失长期束缚着公众的参与热情和参与力量，因此，只有完善生态文明建设的公众参与制度，才能使人民群众真正参与到环境保护中来。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生态文明建设将会举步维艰，缺乏人民群众主体地位作用的发挥，生态文明建设也只是空中楼阁。同志曾指出:“人民群众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创造主体，也是实现自身利益的根本驱动力。”［5］281生态文明建设事关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福祉，人民群众才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主力军，因此，满足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诉求，集中民智，群策群力，实现民主决策，使人民群众成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真正建设者，才能更好地建设生态文明，实现美丽“中国梦”。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法］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M］．顾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3］张文喜．恩格斯“历史合力论”的历史语境及其当代意义［J］．哲学研究，2009，(4):19-26．
论文 关键词:生态文学 人的文学 生命的文学 生态责任 文化批判
论文摘要:日益恶化的生存环境和日趋严重的生态危机是生态文学产生的根本原因。因此，生态文学有着积极参与现实的姿态和内在的伦理价值诉求，所倡导的“生命的文学”观念是对“人的丈学”观念的修正和超越。所以，生态文学的生态主体性及生命的主体性，将其道德关怀由人及人性的关怀延展和超越到整个生态及 自然 生命的关怀。生态文学的现实语境决定了它理应自觉地反行其“生态责任”并自觉承担其“文明批判”的重任。生态文学在
世纪之交，国内文学界掀起了一场生态文学及其研究的热潮。综观众多学者、专家的论述，大多是谈论它的历史、渊源、理论基础和一些批评原则;或者持相反意见，对其“生态中心论”进行批评，而较少关注生态文学的写作现状及其内在伦理价值诉求。显然，在生态文学热潮中，生态文学的写作远远滞后于理论探讨。而“之所以会出现生态文学及其研究的繁荣，其主要的原因就是现实的、而且愈演愈烈的生态危机”，“生态文学及其研究的繁荣，是人类减轻和防止生态灾难的迫切需要在文学领域里的必然表现，也是作家和学者对地球以及所有地球生命的深深优虑在创作和研究领域里的必然反映。”阳因此，生态文学一开始便以一种积极的现实姿态参与着
生态文学毕竟还是文学，在其生态伦理道德语境中，对生态、生命理想状态的文学畅想仍是其自觉的伦理价值诉求。因此，“生态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看成是表达人类与 自然 万物和谐相处的理想、预测人类未来的文学”所以，在文明与文化的批判中，生态文学不仅要心怀地球、放眼宇宙(毕竟生态危机是全球性的、全人类的危机，缓解和消除它，需要全人类的合作与共同努力)，还要在更大限度内表达人类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的理想，张扬新的生态世界观和价值观，畅想生命美好的未来。
生态文学所倡导的“生命的文学”观念，不但有其内在的价值诉求，而且外化地影响和改变着文学的现实存在形态。也就是说，从“人的文学”到“生命的文学”这一文学观念的转变，必然地要求我们的作家改变固有的写作模式，开始真正意义的生命书写。在文学的 历史 长河中，虽然不乏对自然物的歌咏和赞美、展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经典之作，而且也或多或少地体现出生态意识。但总体而言，他们不是为了自然而赞美自然，不是为了生命而礼赞生命，也并非真正为自然物的伤痛而哭泣。他们的立足点仍然是人，自然仍旧作为人的背景而存在。因此，他们很少有自觉意义上的生态思想和生态书写。王诺在《欧美生态文学》中认为，如果文学仍然以人为中心、以“我”(作家)为中心来展现自然与人的关系，就必须排除在生态文学之外，因为他仍然属于“人的文学”，仍然是“把人以外的自然物仅仅当做工具、途径、手段、符号、对应物等等，来抒发、表现、比喻、对应、暗示、象征人的内心世界和人格特征，这可以称为文学领域里的一种自然的人化或人的自然对象化。m(t)(ps-9)应该说，面对严峻的生态现实，我们有不少作家愤然举笔，真实记录着触目惊心的生态惨状，为民族生存环境的岌岌可危而忧患，如郑义的《
论文 关键词:生态文学 人的文学 生命的文学 生态责任 文化批判
论文摘要:日益恶化的生存环境和日趋严重的生态危机是生态文学产生的根本原因。因此，生态文学有着积极参与现实的姿态和内在的伦理价值诉求，所倡导的“生命的文学”观念是对“人的丈学”观念的修正和超越。所以，生态文学的生态主体性及生命的主体性，将其道德关怀由人及人性的关怀延展和超越到整个生态及 自然 生命的关怀。生态文学的现实语境决定了它理应自觉地反行其“生态责任”并自觉承担其“文明批判”的重任。生态文学在
世纪之交，国内文学界掀起了一场生态文学及其研究的热潮。综观众多学者、专家的论述，大多是谈论它的历史、渊源、理论基础和一些批评原则;或者持相反意见，对其“生态中心论”进行批评，而较少关注生态文学的写作现状及其内在伦理价值诉求。显然，在生态文学热潮中，生态文学的写作远远滞后于理论探讨。而“之所以会出现生态文学及其研究的繁荣，其主要的原因就是现实的、而且愈演愈烈的生态危机”，“生态文学及其研究的繁荣，是人类减轻和防止生态灾难的迫切需要在文学领域里的必然表现，也是作家和学者对地球以及所有地球生命的深深优虑在创作和研究领域里的必然反映。”阳因此，生态文学一开始便以一种积极的现实姿态参与着
生态文学毕竟还是文学，在其生态伦理道德语境中，对生态、生命理想状态的文学畅想仍是其自觉的伦理价值诉求。因此，“生态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看成是表达人类与 自然 万物和谐相处的理想、预测人类未来的文学”所以，在文明与文化的批判中，生态文学不仅要心怀地球、放眼宇宙(毕竟生态危机是全球性的、全人类的危机，缓解和消除它，需要全人类的合作与共同努力)，还要在更大限度内表达人类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的理想，张扬新的生态世界观和价值观，畅想生命美好的未来。
生态文学所倡导的“生命的文学”观念，不但有其内在的价值诉求，而且外化地影响和改变着文学的现实存在形态。也就是说，从“人的文学”到“生命的文学”这一文学观念的转变，必然地要求我们的作家改变固有的写作模式，开始真正意义的生命书写。在文学的 历史 长河中，虽然不乏对自然物的歌咏和赞美、展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经典之作，而且也或多或少地体现出生态意识。但总体而言，他们不是为了自然而赞美自然，不是为了生命而礼赞生命，也并非真正为自然物的伤痛而哭泣。他们的立足点仍然是人，自然仍旧作为人的背景而存在。因此，他们很少有自觉意义上的生态思想和生态书写。王诺在《欧美生态文学》中认为，如果文学仍然以人为中心、以“我”(作家)为中心来展现自然与人的关系，就必须排除在生态文学之外，因为他仍然属于“人的文学”，仍然是“把人以外的自然物仅仅当做工具、途径、手段、符号、对应物等等，来抒发、表现、比喻、对应、暗示、象征人的内心世界和人格特征，这可以称为文学领域里的一种自然的人化或人的自然对象化。m(t)(ps-9)应该说，面对严峻的生态现实，我们有不少作家愤然举笔，真实记录着触目惊心的生态惨状，为民族生存环境的岌岌可危而忧患，如郑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