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住在从江县城南6公里处月亮山麓天然林的5个寨子里，土地面积不足20平方公里，长期居住着村民400余户、2000余人。走进岜沙，随处可见茂密的森林。他们以稻作为主，狩猎为伴，尽管已经“无猎可捕”，但是，这里的男人仍然保留着标准的“背枪配饰”。这里箐黑林密，鸟道蚕丛，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千百年来极少有外人进入。“岜沙苗寨”面积不大，建于山梁坳口及面向都柳江一侧的半坡上。整个“岜沙苗寨”木楼古朴、简单，四周则为密林环绕、环境幽雅。“岜沙苗寨”全系苗族，衣着极为传统，发饰极为奇特。岜沙人头上蓄留的发髻象征着生长在山上的树木，身上穿的青布衣服象征着那美丽的树皮。岜沙人对树木特别崇拜，把树木当神祭拜。岜沙人普遍认为，“人来源于自然，归于自然;生不带来一根丝，死不带走一寸木。”他们从不滥伐树木，有时不得以为之，也是局限于生产生活所需，其余概受制约。至今保持着一二千年前古老的生产生活方式，着装依旧保持着强烈的原始色彩。岜沙人看待生死十分坦然，他们非常朴素的认为，人从生到死是生命的自然规律，让四季常青的树木延续人类的生命。在岜沙每出生一个孩子，家人都要为降临人间的小生命种上一棵树，并对这棵树进行料理保护，祈望这个孩子像这棵树一样健康成长。岜沙人的丧葬习俗是神奇的，岜沙人没有在生前就准备棺木的习惯，一个棺木，择地埋葬后，即在墓穴上同样种上一棵树，表示先人的生命与树同在，让生命在自然中继续延续。岜沙人把生命融于自然，融于村前寨后的每一棵大树，形成了岜沙独特的树葬风俗习惯，因此，在岜沙，只见古树参天，森林密布。禁止滥伐树木，很早就成为村规民约:只要发现有人盗伐树木，就要罚120斤米、120斤酒、120斤猪肉供全寨人吃，以示警告。村民们因生活所需，上山拾柴都自觉保护幼苗和树干。占里侗寨，位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城东北25公里，全村不足800人。是一个长时间保持人口低增长的侗族聚居村，这里古木参天，流水潺潺，景色迷人，民风淳朴。应该说，占里侗寨是一个深谙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村寨。在崇尚“多子多福”的中国，特别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多子多福”的观念更是根深蒂固。而占里人自觉格守着古老的盟誓，维护着朴素的生态意识和独特的生育观，数百年来人口几乎零增长。任凭外界如何变化，这里依旧道不拾遗，夜不闭户。对树木的崇拜也是占里人世代不变的信仰。神秘的树葬，更是一道独特的风俗习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人类社会的结构都是由单个的家庭以及通过血缘及地缘关系组成的村寨、乡镇所组成的，这些大大小小的居住及其生活、生产单位就是族群生存的社会环境。人们在这种环境中生活，自然要受到各种习俗及规则的制约和影响。“岜沙苗寨”与“占里侗寨”人们的生活方式，充分说明了从家庭—家族(家支)—村寨(族群)的演变及放大的过程。也就是为了维护从个人到家庭、家族、村寨直至一个民族的利益。个人的生存就像是整个链条中的一个环节，而风俗习惯确实又把个人利益同家庭、家族、村寨以及民族的利益捆绑在一起，因此，民族风俗习惯对于个人的制约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在一定范围内、一定程度上成为习惯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人类走向文明进步的标志之一。
二、敬畏自然才能保护生态环境是民族习惯彰显智慧的体现
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告诉我们，人类的社会结构是由单个的家庭以及通过血缘及地缘关系组成的。大大小小的居住及其生活、生产单位就是族群生存的社会环境。英国著名的人类学家马林诺斯基指出:“在一切有组织的动作中，我们可以见到人类集团的结合是由于他们共同关联于有一定范围的环境，由于他们住在共同的居处，及由于他们进行着共同的事务。他们的行为上的协力性质是出于社会规律或习惯的结果。这些规则或有明文规定，或是制定自动运行的。一切规则、法律、习惯及规矩都明显是属于学习得来的。”［1］人类学家马林诺斯基在这里所说的“规则、法律、习惯及规矩”指的就是风俗与习惯法，通常讲，风俗是“自动运行”的，而习惯法是强制实行的，具备法的特征和功能。岜沙人认为:“人来源于自然，归于自然;生不带来一根丝，死不带走一寸木。”他们从不滥伐树木，有时不得以为之，也是局限于生产生活所需，其余概受制约。至今保持着一二千年前古老的生产生活方式，着装依旧保持着强烈的原始色彩。岜沙人的生活方式来源于他们对于大自然的敬畏心理及其人类共有的“万物有灵”的观念。而对于大自然的崇拜实际又始终贯穿了岜沙人的生活方式。更为神奇的是，岜沙人在观察世界与大自然时，不是远离世界和自然，在世界之外去观察世界，超越自然去观察自然。他们认为，他们天然就存在于世界与自然之中，只是其中的一分子。因而他们总是以人为尺度去观察、体会世界和自然，并将世界和自然拟人化。对那些一时不可解释的现象、超人及超自然的力量，进而成为他们心目中各种各样的神灵。由于岜沙人非常接受“万物有灵”的观念。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着装依旧保持着强烈的原始色彩。即便是在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他们的生活方式，依然相当盛行，时刻反映了他们的生活逻辑与规律。其中以树木的崇拜最具有代表性。岜沙人头上蓄留的发髻象征着生长在山上的树木，身上穿的青布衣服象征着那美丽的树皮。就是对树木无限崇拜最为鲜活的例证。岜沙人对树木的崇拜，听说起来让人难以自信，从古到今，岜沙人从不滥伐树木，有时不得以为之，也是局限于生产生活所需，其余概受制约。尽管321国道已于60年代修通过境，可就是没有汽车到岜沙拉走过一根木材。岜沙人绝无仅有的砍树“行动”的例外，是发生在1976年，北京修建纪念堂，全国各族人民都踊跃投工献料。岜沙人怀着对无限敬重的心情，毅然决定将全寨一棵视为林中大神、直径1.2米的千年香樟树敬献给，用于修建纪念堂。尽管今天的岜沙人生活并不富裕，他们的生活水平仍然低于“贫困”线的标准。但是他们从不因生活所困，而砍伐树木。而占里人则流传有种种植树造林的传统，其中“嫁妆树”的习俗最为著名。即孩子出生之后，便为之栽种一百株衫树苗，作为儿女成家的嫁娶费用，甚至有的母亲还专门为女儿栽种“嫁妆树”，预备嫁娶费用。作为经济欠开发、欠发达、欠开放的贵州，无论是经济建设的规模，还是经济总量都是相对发展滞后的，但是，大家共识的贵州，是一个山青水秀的地方，自然生态环境良好，素有公园省之称。同时贵州也是一个森林覆盖率达42.53%的省份。森林覆盖率高于全国森林覆盖率的平均水平。根据贵州省林业厅2012年的统计，贵州省黔东南州的森林覆盖率达63.44%，大幅度的高于全省森林覆盖率的平均水平。而地处在岜沙苗寨、占里侗寨的黔东南州从江县的森林覆盖率达68.24%，同样也高于黔东南州森林覆盖率的平均水平，动植物资源非常丰富，贵州有70多种珍稀植物列入国家珍稀濒危保护目录，绝大部分珍稀植物在黔东南州都有生长分布。当然，从江县的森林覆盖率高的原因可能因历史、环境、地理、地貌、气候、经纬度等等因素的影响，但当地的少数民族的生活风俗习惯应该说是最为重要的原因之一。
三、岜沙人、占里人的风俗习惯在一定程度上承载着法的功能和作用
从法理学上讲，法律渊源一般可分为法的正式渊源和法的非正式渊源。法的正式渊源是指可以从体现于国家制定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中的明确条文形式中得到的渊源;法的非正式渊源是指尚未在正式法律中得到权威性的明文体现的具有法律意义的准则和观念。“习惯是否具有法的特征、法的功能、法的地位、法的作用，在学术界和实务界，是有不同看法的。从法的特征看，习惯显然不完全具备规范性、国家意志性、普遍性、以权利义务为内容、国家强制性和程序性。但是，习惯具有一定的规范性、强制性，其规范作用、社会作用是明显的，通常讲，规范作用是社会作用的手段，社会作用是规范作用的目的。在人类社会的早期，人们调整社会关系的规范性手段主要就是习惯规范。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开始自觉地创建新的社会规范，调整社会关系的手段日益多样化。当法律存在漏洞或者意思不清晰时，习惯就可以作为一种非正式的法的渊源，来帮助人们找到解决法律问题的适当方法”［2］。岜沙人、占里人的习惯，在他们的生产、生活过程中，非常贴切地体现了这一特征。1．岜沙人、占里人的风俗习惯在一定程度上基本具有法的规范性即不特定性和反复适用性。他们对树木的崇拜和对大自然的敬畏，有在长期的生活过程中形成的、大家共同遵守的、用文字的形式记录的村规民约。若有违反者，将受到处罚。2．岜沙人、占里人的风俗习惯具有法的特征普遍性痕迹。作为国家意志的法，其表现的形式是多方面的，可以是法，也可以表现为政策、甚至风俗习惯等。在岜沙人、占里人的心灵世界里习惯时刻调整和维系着他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其调整的深度和有效性甚至在一定范围内强于国家法。习惯根植于他们的内心，并且得到了很好的实施，社会秩序自然地维系与调整。3．岜沙人、占里人的风俗习惯具有法的特征，以设定权利和义务的方式来调整村民与大自然之间的关系。村规民约设定，对树木的栽种和对擅自滥伐树木的惩罚，都有严格的程序和措施，保证习惯得以完整的实现。以求达到保护环境，维系生态可持速发展的目的。不容讳言，尽管岜沙人、占里人对树木崇拜的风俗习惯具有法的某些特征，在一定范围内，一定程度上，承载着法的功能和作用，岜沙人、占里人对树木崇拜的风俗习惯，是人们约定俗成的，是当地村民共同意志的体现，并且主要依靠口头传播和继承，与他们的祖先、与他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在岜沙人、占里人的心目中，尽管从效力上而言，风俗习惯、村规民约没有神话传说和现行法律那样高效力，但在他们的实际生活中，法律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却远远不及风俗习惯、村规民约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和作用。甚至还包括当法律存在漏洞或者意思不清晰时，习惯就可以作为来帮助人们找到解决问题的最适当方法。正如德国法学家阿图尔·考夫曼所说:“什么使得一种风俗习惯能成为习惯法?不是原始上的可强制性以及长时间的规律行使，而是相关规定的社会伦理内容，是针对共同福祉的。”［3］但风俗习惯、村规民约毕竟不是习惯法，更不是完整意义上的法。这就客观上要求我们，在社会管理过程中，不能将习惯的积极合理的因素、因子视同政策和法律，更不能代替法律。当然，我们对岜沙人、占里人对树木崇拜的风俗习惯的认识和理解是非常肤浅的，也存在不断认识、挖掘、整理的过程。
四、岜沙人、占里人的风俗习惯已经成为守护
对当地自然生态环境的强制性规范从历史上看，无论是岜沙人、占里人，包括其他少数民族在贵州这块神秘的土地上生产、生活，形成了完全符合当地自然生态环境的风俗习惯，对水土的保持及气候的调节有着积极的作用，非常有效的抵御和防范了自然灾害的发生，确保了自然生态环境的可持速发展。他们通过习惯有效的解决内部成员之间的冲突和纠纷。正因为如此，岜沙人、占里人尊重、崇拜树木，禁止砍伐树木的习惯，特别是禁止滥伐树木，普遍融入县政府的经济发展规划、林业发展规划及新型农村建设规划等等规范性、制度性、强制性措施和手段的制定。在当地绝大多数村规民约的制定，尽管侧重面不一样，都将禁止砍伐树木作为村规民约的核心，形成全方位、多层面的保护自然生态资源管理格局。由于岜沙苗寨、占里侗寨独特的自然生活习惯以及天然的立体生态环境，近年来，吸引了各类有识之士的目光。当今的岜沙苗寨、占里侗寨已经成为贵州的一张旅游名片，占里侗寨还入选“2013年中国最美田园”的美誉，是贵州省人民政府确定的重点保护民族村寨，特别是岜沙苗寨，被誉为苗族文化的“活化石”和“生态博物馆”，已经成为贵州独特的旅游资源，是人们到“多彩贵州”旅游的非常向往的必到之处。随着旅游业的全面发展，岜沙人、占里人以传统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生活节奏也随之发生了一些细微的变化。他们表演和展示自己的民族服饰、生活习俗，打理着以家庭为主要特色的“农家乐”，迎接来自四面八方的客人。发展原生态旅游，成为他们致富奔小康的重要的路径之一。可以预见，原汁原味的岜沙苗寨、占里侗寨的民族习惯，已经成为日益兴旺的原生态旅游的主打产品。随着旅游产业的提升，必然会引爆上下游民族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也将超常规的为当地经济发展预留了巨大的发展空间。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只有民族特有的，才是自己的，也只有民族特有的，才可能是世界的。岜沙苗寨、占里侗寨的民族习惯是多彩贵州、神秘贵州的一朵奇葩，表现为生产和生活中人们共同信守的行为准则，对当今社会秩序的维护、自然环境保护等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五、建立奖励补偿保护
1、森林资源产权变革：抉择与困境
在解放前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我国大多数林区一直保持着森林资源私人所有为主的民有民营林业[2]。在稳固的民有民营产权制度下，森林经营质量的好坏与农民自身的长远经济利益之间一直保持着密切相关，这种由产权制度而形成的私人利益高度关联性构成了森林资源可持续经营的关键。由于产权利益机制的约束，采伐多少，如何采伐，何时采伐，何地采伐等森林持续经营的基本问题，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或理性植根于农民心里，应用于长期森林经营实践。在工业化程度极低，农业经济占绝对地位的旧中国，作为森林产权主体制度作用的一种结果，林区的森林经营总体上保持了可持续经营状态。就生产方式而言，尽管当时的森林经营方式只能称之为小农经济，但是这种小规模分散的生产方式却有效地避免了大规模森林采伐，有效地保护了良好的森林生态环境。
同西方发达工业化国家所经历的生态破坏性工业化进程一样，新中国成立以后，基于社会主义改造的政治理想和发展工业的主观愿望，以及经济增长的实际需要，森林资源一度成为工业化资本积累的重要来源，遭到大规模砍伐和破坏。传统的民有民营产权制度经历了私人所有向初级社、高级社再到公有化的迅速转变，民有民营林业迅速走向消亡，取而代之以集体和部分国家占有的公有公营产权模式，并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
森林资源产权制度的频繁变化，对林区的林业生产性质和生态环境保护带来了巨大影响：①森林资源可持续经营的产权制度基础面临崩溃，森林科学经营的民间积极性丧失。农民的森林经营主体身份被剥夺，森林资源的产权被收归集体经济组织，农民失去了森林独立经营权，森林经营活动成为一种严格意义上的“部门经济活动”或“国家经济行为”。在新的产权制度下，丧失森林所有权的农民实质上已经作为公有经济组织的“雇佣劳动者”，有劳动之义务而无选择森林经营方式的权利，他们在长期经营森林实践中形成的森林可持续经营习惯难以发挥作用，森林经营的实际利益主体明确地指向国家、城市和工业，而由此带来的森林生态环境责任主体却被严重地“虚置”。②森林经营活动从民间的分散作业方式迅速转化为专业化半专业化的生产活动，在现代采掘工业技术的支持下，开采森林资源、生产木材的能力极为提高，森林资源恢复与更新能力难以跟上采伐消耗的速度。在森林资源的采伐和经营组织管理方式上，改过去的“择伐”为“皆伐”、小规模分散的生产方式（即小农经济）为集体统一经营，有组织的林业生产经营专业化机构（社会化大生产、大协作）大量地出现。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南方各省大办国营营林林场和森工采育林场，各村纷纷举办集体林场，通过集体作业、强度皆伐；提高木材生产效率，在森林资源恢复管理方式上，采取森林采伐与森林更新专业化分工，采育林场主要是采伐木材，营林林场负责林地恢复更新，形成“两张皮”，使得森林采伐和更新严重脱节，森林质量也严重下降，最终出现“资源危机”和“生态危机”。③森林资源休养生息的自然规律完全被忽视，生态系统的功能被严重削弱。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一些行之有效的森林持续经营传统被废弃，如自然恢复混交林的经营模式，木材采伐与生长平衡的机制，择伐作业和小片皆伐，林间套种，地力保持等一些好的习惯，由于大规模的集体森林采伐，以及大规模地人工营造速生丰产用材林，形成单而一的松树和杉树为主的针叶人工林，大规格的全面垦挖林地以及全面的烧炼采伐迹地，造成大量的土壤有机质的丧失和长期地力的衰退，生物多样性越来越低，森林生态系统的整体稳定性和防护能力大为降低。④森林产权公有化变革而形成的大量的国有和集体林场，经济依然贫困，尽管经历了数次经营体制改革，但还是无法从经济围困中摆脱出来。在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和集体林场依靠砍伐20世纪50年代营造的人工林以及开采祖宗留下来的天然林资源，不断壮大，人员不断增加，运行成本不断提高，林场“木头”模式的单一经济增长方式，随着森林资源的过度消耗，导致资源“赤子”与公有林场财政“赤字”长期并存，无法形成南方集体林区林业生态经济的内外部发展环境。
总体上讲，在自然资源高消耗的传统粗放经济增长模式下，森林资源公有化经营体制不利于森林资源的可持续经营，难以形成森林资源、生态环境与林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良性运行机制，难以避免“公有地悲剧”的出现，近50年的森林资源共有公营的经营实践以及长江流域严重的水土流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森林资源公有化制度在平衡自然生态和社会经济矛盾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弊端，曾经引发了南方集体林区森林资源产权制度创新，出现了诸如森林资源股份合作制、租赁制、合作制、承包经营制等新的林业经营形式。到1986年，南方集体林区集体林地面积的69%为农户个体承包经营[3]，激发了农民从事森林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的积极性，一定程度上回归了林区民有民营的某些特征，提高了资源使用与配置效益。然而，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南方林区森林资源不彻底的产权制度变革，本质上还是基于提高森林资源经济效益之目的，将公有（集体）森林资源的部分经济收益权利向农户分散，森林资源的所有权结构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到民有，激活和巩固了森林财产收益的民间欲望，而极为重要的森林生态防护的社会权利责任体系远未建立起来，引发了大规模的森林乱砍乱伐，由此深层次地暴露出了森林资源产权结构调整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进入21世纪，我国将全面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今后50年中国林业发展总体战略是“生态建设、生态安全和生态文明”三大目标[4]，为实现这一目标，将改革森林资源产权制度，“稳定所有权，完善承包权，放活经营权”，“大力发展非公有制林业”[4]。但是，我国林区复杂的森林自然条件，相对落后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频繁的政策波动，多样的森林资源经济关系以及重要的生态保护战略地位，决定了森林生态保护和森林资源产权制度变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因此，研究生态建设及其与森林资源产权制度创新之间的辨证关系，探讨森林生态保护形势下的南方集体林区森林产权结构模式，并提出产权结构改革措施等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
2、森林资源产权制度及其对森林生态保护影响：理论与现实反思
2．1森林资源的私有产权与森林生态保护
森林资源的私有产权严格意义上是指个人对包括林地和林木及其它生物和非生物资源的所有权。完整的森林资源私人所有权通常是指民法意义上的物权、财产权。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私有产权被认为是个人自由、个人价值、个人自和尊严的体现，而且被认为是一个社会效率的基础和保障。一般意义上，私人所有权可以刺激所有权人高效率利用各种自然资源，促进资源的合理流转，因此具有较高的资源利用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在一定程度上，一个社会的整体发展水平或社会福利都建筑在社会效率提高的基础上。因此，私人所有权被认为是一种有利于社会的制度安排[5]。
在森林资源领域，有效率的私有产权理论上可以减少对森林资源的破坏性利用，促进私人理性地处理资源短期利用与长远维护之间的关系。由于利益的关联性，相对于公有产权，森林资源的私有产权本身对权利人进行财产的保值增值的激励，有利于森林资源产权的高效率。亚里士多德曾经指出：“凡是属于最多数人的公共事物常常是最少人照顾的东西，人们关心着自己的所有，而忽视公共的事物；对于公共的一切，他至多只留心其中对他个人多少有些相关的事物。而私人的事物则往往受到私人最大可能的关照”。[6]就森林资源生态保护而言，公有产权常常伴随着经营者的滥伐和非经营的盗伐，最终导致森林资源的严重破坏，而影响公众甚至私人的生态环境权利而告终（特别是在经济落后的国家，森林资源产权的公有所带来的生态破坏尤其严重，并且具有相当的普遍性。）；而私人产权则往往伴随着权利人对森林的尽量关注和爱护、有理性地适度采伐和细心恢复等，私人对个人森林资源财产的关照，主观上促进了私人森林资源财产权质量和数量的增加，客观上保护了森林资源可持续增长的资源基础，因而也促进了森林生态效益,这一点不仅在理论上有其合理的逻辑，而且也为南方集体林区长期的民有民营的历史经验所证实。
然而，森林资源产权私有化有利于森林生态效益的提高，是一个整体上的理论概念，这种结论的实践需要一定的社会、经济、政策条件，特别是经济发展水平。20世纪80年代，南方集体林区森林资源产权民有化运动并没有出现理论上所描述的景象，相反，林权分散化带来的森林资源的大破坏，给南方集体林区的森林生态保护带来了灾难，影响了森林资源民有化改革的深化。在进入20世纪80年代末期，基于公共生态安全利益的考虑，我国森林资源产权改革有向公有化推进之趋势，如建立大量的公共所有的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根据国家规划，从2001年~2010年的10年里，全国自然保护区总数将达到1800个，面积1.55亿公顷，占全部国土面积的16.14%左右，[4]，相当多的集体或农民个体经营的森林资源被公有化或实行公有化管理，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世界森林资源保护政策变化的潮流，也回应了现代中国社会对森林生态环境保护的关注；在西方国家，为了保护生态环境，许多自然资源归国家所有管理，如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等等。这种趋势的出现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森林资源产权结构与森林生态保护之间关系的复杂性，说明产权结构的民有化到森林生态效益的实现过程中仍然存在较多的结构变量，例如一个国家的法制体系的完整程度，法制习惯、政策稳定性、国家监控能力，特别是林区人口数量、经济发展水平，还有森林资源自身的生态、经济特征，都是影响和制约产权改革效率的重要因素。
从效益归属性质上看，森林资源生态效益属于公共服务产品的范畴，理论认为，公共服务产品的供给由私人提供往往是不经济的，也是不现实的，一般应当由政府承担，由政府管理并由社会成员均等享受，公共产品私人经营的不经济性客观上也要求对森林生态资源的公共化，即产权的公有化。因此，从这个角度上看，森林资源产权私有化难以克服公共产品经济效益低下的弊端，私有化产权结构与公共生态效益存在内在的矛盾。对于类似问题，美国著名法理学家理查德·A·波斯纳认为：“森林可以在不归公有的情况下由政府资助。”[6]按照他的说法，国家可以通过私人来实现环境生态功能，即在保护私人森林资源合理的财产收益的前提下，尽量弥补其因提供公众生态效益而造成的经济损失，实现私人产权与社会利益的一致，如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或生态补偿等确保私人经济利益的前提下引导其追求环境生态效益，这样做可能比国家直接所有和管理自然资源的成本低一些，效果会好一些。
因此，实现森林资源私人产权制度，并不意味着它是完美的，它需要依附于一定的社会经济环境，尤其是经济发展水平。这些局限性说明，并非森林资源私人产权制度是效益最高的选择，尤其对于森林资源的生态效益的最大化目标而言，另一方面私有产权的经济性质决定了经济效益与环境生态效益之间的无法克服的深刻矛盾，在更多的条件下，森林资源的私有产权更容易激发经济利益的扩大，而公共生态利益容易被忽视。
2．2森林资源的公有产权与森林生态保护
所谓森林资源的公有产权即森林资源的所有权归公共所有，这种公有形式可以是全体社会公民所有，也可以是某一特定的人群所有。在我国，森林资源的公有制包括国有和集体所有两种基本形式。国有形式是国家对森林资源一种形式上的所有，所有权通过国家兴办的实体即国有企业或事业单位占有形式来体现和代表国有，即所谓的“国家所有、分级管理、多级占有”的产权管理模式，有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全民所有,实际上是一种部门或单位的占有，由占有而产生森林资源的经营管理权。不难看出，我国森林资源的公共产权是未加明确界定的产权，形成产权不规则的破裂。公有产权制度下，特别是国有产权制度下，产权的激励较低，监管成本高，这一点以现实的国有林业企业事业人事臃肿，非生产性支出过大的事实所映衬。在国家宏观生态政策不明确的情况下，森林资源产权公有化所形成的低效率的经营管理体制，容易造成资源的严重破坏和浪费，因而导致外部性的出现和公共产权的低效能。公有产权制度最大地弊端是名义上产权是清晰的，所有人是存在的，实际上不存在具体的所有人，没有人真正关心所有权人的利益，只关心本部门利益、本单位利益和本行业的经济利益，对森林资源生态环境保护的社会公众利益则漠不关心。在国有产权制度下，鉴于国家森林资源行政管理机构与森林资源国有经营单位之间存在的纵横交错的行政管理关系，以及复杂的经济利益关联，国家人很难按照法律法规完全履行对森林资源的有效监督和适时管理，有效保护所有人的利益。国有产权制度下往往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产权经营模式，主要由用益权人（即国有林业经营单位）实际使用森林资源，由于这种制度下缺乏真正的所有权主体，用益权人缺乏来自所有权人的权利硬性约束。用益权人受到的约束主要来自所有权人的代表人或人，最容易出现国有林业经营单位与所有权人的人勾结起来损害所有权人利益的现象。东北、西南国有林区国有林业森工企业的长期超采伐限额的经营行为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些，新中国历史上，哪里有国有森工企业，那里的森林砍伐就最严重，生态保护问题就最为脆弱，水土流失就最为严重，这是不争的事实。
在南方集体林区所实行的国有林场经营组织形式，在计划经济时期，培育了大量的森林后备资源，即使在市场经济初期，通过借债、国家资助等多种形式，营造了大量人工林，成为南方集体林区营造林典范，为国家和地方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不容忽视的是，国有林业的这种经济模式的发展，也带来了严重的环境保护问题，毁掉了大量宝贵的天然次生林资源，留下深刻的生态隐患。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惯性作用下，国家宏观财政体制的变化，地方财政逐步紧张，山区森林资源的保护缺少有力的财政支持，债务负担承重，导致森林资源债务性的过度消耗，国有林场重新面临资源潜在危机，生态环境保护压力增大。人们开始担心，在整个南方集体林区，如果缺乏强有力的外部财政输入，将有可能出现新一轮的公有林业资源和经济危机。值得进一步深思的是，这种危机不同于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两危”，不是总量性的，而是树种、林种和材种结构性的短缺，这种短缺的弥补难度将远远大于总量的提升，这不仅仅涉及到林业经济竞争能力的恢复，更重要地将关系到整个南方地区森林生态系统功能的恢复或重建。
与国有林业有所不同的是，集体产权的森林经营模式是一种理论上的群众自治管理，集体作为一级经济组织，承担集体森林资源财产的保值增值的权能，代表集体所有人的利益，要接受群众的监督，同时又是一级享有一定行政职能的委托性管理机构，行使林区社会管理的某些职能，如收费、计划生育、地方治安等等，部分代表国家利益，接受上级国家行政机关的领导和监督。集体组织的双重属性，其产权制度本身的缺陷，决定了其管理运行不可能按照合伙或合作等企业股权组合形式来全透明运行，不可能完全置于集体成员的监督之下，行政公权利的介入，容易导致集体利益的代表人(村长或村支书)及其村委会成员个人对森林资源的使用和经营权利过大，在利益的驱动下，难免滥用权力，背离集体成员的长远利益，侵害集体群众的经济和生态权利。因此，以集体这种半行政、半经济组织形式的公有产权模式，存在难以避免的体制弊端，这种弊端难以用组织监督或政治监督的形式来纠正，仍然有赖于森林资源产权制度深度改革来逐步克服。
3、森林生态保护与资源产权结构模式：受约束的森林资源产权设计
如前所述，我国现存在森林资源公有产权结构完全是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产物，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基本经济制度在森林资源产权设置上的具体体现，其所体现的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公有制经济）和政治意愿（社会主义制度），而绝非是森林生态社会效益。在随后的森林资源所有权和经营权剥离的改革中，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森林资源的产权和利用结构，但是这种改革的基本取向仍然是弱化政治而突出经济，仍然是一种经济分配体制的创新。之所以出现森林资源产权结构变动的阶段性，一方面在于人们主观认识上的局限性，特别是对社会主义根本性质和任务认识的阶段性，影响了森林资源产权制度的进一步改革；另一方面在于对森林功能的认识存在长期的误区，忽视森林和林业作为环境建设主体的重要生态作用，长期实行“重采轻予”的林业政策，导致了森林资源的过度利用和消耗；如果说以上两个方面是影响我国森林资源产权结构的主观原因的话，那么，我国相对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长期的短缺经济则是导致森林生态保护不力的根本原因。20世纪末期，我国经历了一次严重的洪涝灾害，人们在面对巨大的财产和生命损失时，开始转变对森林资源的态度，更加注重森林生态的防护功能；在国家层面，开始了前所未有的政策大调整，投入数以千亿计的资金，全面启动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等6大林业重点工程，其中有5项是生态建设和保护工程，南方集体林区均在其内。
应当进一步思考的是，全面实施森林生态保护工程是否能够说明我国的经济实力已经强大到足以支撑全国25704万余公顷的林业用地[1]生态保护的目标？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央和地方财政力量还十分有限，仍然有约3000万人口生活在绝对贫困之中，还没有能力大量投资森林生态保护工程。众所周知，森林生态保护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也是一项长期的财政支出项目，非但雄厚的财政力量是难以支撑的。由此可见，森林生态保护单单依靠国家的财政投入是不够的，依靠贷款更是不现实的，唯一的选择是要发动全社会的力量积极参与，形成国家和民间力量的汇合。那么，如何引导社会的资金、劳动力、管理和技术等要素进入森林生态保护领域？这里有两条基本的途径，其一是行政命令，搞“一平二调”，强制参与；其二是物质利益引导，通过政策经济优惠，吸引社会力量进入。很显然，第一种方式行不通，必然是低效率的；第二种方式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必然的选择。当选择物质利益引导的时候，我们就面临一个不可回避的森林资源产权问题。因为，不论是国家社会财政力量的支持，还是民间社会力量的投入，必需有一个明确的补贴对象和确定的利益主体。从另外一个方面讲，国家投资森林生态保护，采取何种森林资源产权结构将直接影响资金使用效率，还将产生不同的森林生态效益。
3.1生态公益林产权结构的优化和选择
我国从2001年开始在全国部分省区实施森林分类经营改革试点。在这次试点中，将森林资源按照其主导利用功能人为地区分为生态公益林和商品林两大类。其中生态公益林以生态利用为主，满足人们对森林生态环境效益的追求，不可以实施商业采伐；商品林则是以生产木材为主要培养目标，满足社会的森林资源的经济需求[8]。单从主导属性和任务来看，生态公益林所提供的生态服务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社会产品或公共产品。按照公共产权理论，生态公益林产权结构适合以公有产权形式作为最优的选择。依照此逻辑，在南方集体林区原有的国有森林资源产权将有利于森林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生态保护，但是，这种有利性还必须以相应的产权结构优化为基本要件：①国家投入的生态补偿或建设资金能够满足国有林业经营单位的最低需要（包括历史债务的处理）[8]，资金运行和管理是有效率的；②需要对生态公益林实施严格的禁伐或限制利用管理，并且保持监督和管理的有效性。与此同时，引入私人产权的激励机制，在森林资源国有产权不变的情况下，应当最大限度地分散森林资源经营权和管理权，“弱化所有权，强化经营权”，将生态资金和管理权利直接分配国有林业单位职工，建立责权利相一致的激励机制，克服公共管理责任不明，职工利益不保的弊端。
从森林生态保护的世界发展潮流来看，集体所有农民经营的生态公益林实施公有化产权管理，可以克服私人产权经济利益的扩张，可以大量节省生态公益林管理成本，总体上讲是有效率的。但是，在南方集体林区，森林资源是农民赖以生存的物质生产资料，农民的生活与森林资源密切相关，公有化管理成功的关键不在于森林资源经营管理权的公共化，更不在于资金使用上的集体所有和集体调配，其公有化更多地应当体现在森林产品的公共属性上，落脚点在于能否有效保护农民的经济利益：①尊重个人“经营权”及林木所有权，按照承包经营合同或林权证书所指定的产权归属，由农民直接享受国家财政补贴，改过去的“暗补”为“明补”，资金的使用必需由实际经营者（即农民）掌握；②应当允许农民在被保护的森林里开展必要的生产活动，以增加经济收入，如林中间作、林副产品生产等，弥补经济损失；③对农民森林经营行为进行监督和控制（主要是采伐限制），以保证森林经营行为不损害森林公共生态效益。
3．2商品林产权结构及其管理
南方集体林区和东北、西南国有林区因其优越的光热、水分条件，适合林木的生长发育，理所当然就成为我国重要的商品林生产基地。在林业生产力布局调整中，这些区域的大部分地区被确定为重点地区商品林基地建设区[4]。顾名思义，商品林是以生产商品为主要目标，以追求经济效益为唯一目的。从产权激励机制的角度判断，建立商品林私人所有的产权结构更有利于提高商品林经营管理的积极性，更有利于提高商品林经济效益的实现。目前我国商品林产权结构的实际情况是，国有和集体林业经营单位掌握绝大多数的森林蓄积量和面积，真正的私人占有资源量还非常有限，在南方集体林区也不例外。从商品林的经济目标出发，其林木的采伐和利用应当按照严格按照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供求关系以及价格规律来组织，何时采伐森林、采伐多少以及如何采伐完全是经营管理者自身的私有权力。从森林资源内在固有的经济和生态属性来看，不论是商品林还是生态公益林都同时兼而备之，同时结合中国的实际国情和林情的实际看，商品林产权的所有化和经营的自由化所应有的客观条件还不具备：①商品林区划的技术标准还不成熟，生态公益林与商品林严格界限的理论依据和实际技术应用还不完善，不排除一些非技术因素（如经济动因、政治因素）的干扰；②森林资源的完全放开所需要的市场环境还不具备，信息公开、市场开放、公平竞争以及相应的法律还非常不成熟；③政治和经济体制的限制，我国社会主义性质排除了森林资源的完全私有化的可能（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对自然资源产权私有也设置了严格的限制）；④基于森林公共生态利益的总体考虑，我国宪法和法律对包括商品林在内的森林资源财产权利实施必要的限制，规定了所有权人行使个人财产权利不应当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法律原则（这也是世界上通行的做法）。由此可见，我国商品林经济效益的目的性以及生态效益的兼顾性，决定了其产权结构的复合性。具体而言，对于国有商品林，在坚持林地所有权国家所有基础上，推进林木及其他地上资源的产权多元化，可以参照公司企业产权股份化，风险社会化的做法，分散林木所有权和经营权，让更多的民间资本购买国有林权，参与国有林权的控制和管理，从而有效激发民间资金的活力；另一方面，国家以其对森林土地资源的所有权而对私人森林资源产权实施法律监督，通过制定和实施森林资源采伐更新，监督森林经营行为，使其经济行为保持在公共生态利益所能容忍的最低范围之内；更重要的方面在于，商品林经营成果的好坏，与森林生态环境保护关系密切，在南方集体林区尤为明显，更多的木材产出，从而填补生态公益林保护所带来的木材供应短缺，将可以缓解林产品的市场供求矛盾，以此而言，商品林的发展是森林生态保护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对于集体所有的森林资源，应当在原有的森林承包经营的基础上，进一步“淡化”集体所有权，扩大农户“经营权”乃至“处分权”，其核心是稳定延长商品林承包经营期，给予经营者商品林资源、林木资源的完全所有权和林地资源的“准所有权”。同时，积极配置活跃的商品林产权市场，完善产权流转的各项政策措施和管理机制[9]
目前，影响我国林区商品林经营活力的因素中，除了林权这一基本要素外，更重要方面还在于商品林经营政策环境等非市场因素，林业收费严重脱离法制的轨道，造成森林经营民有经济利益大块流失，降低了森林经营的经济效益，进而影响了产权改革的实际效果，在南方集体林区尤其突出[10]。如果说，森林资源产权改革是国家公权利和民间私权利的分合，那么，森林生态建设良好政策环境的创造则将更多地涉及到国家公权利的设置、行使以及有效的社会监督，将是一次深层次的林业法制改造[10]，这将是一次更艰难的探索，我们拭目以待。参考文献：
[1]国家林业局森林资源司，全国森林资源统计，2002年。
[2]孔凡斌、邓华锋，论市场经济条件下南方农村森林资源经营管理的制度创新，南方农村，2003年第2期，第23~27页。
[3]陆文明主编，中国私营林业政策研究，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56页.
[4]中国可持续发展林业战略研究项目组，中国可持续发展林业战略研究总论,中国林业出版社2002年，第10页、第201页、第240页。
[5]高富平著，物权法原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1026页。
[6][美]理查德·A·波斯纳著，将兆康译，法律的经济分析（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101~102页。
[7][美]罗伯特·考特、托马斯·尤伦著，张军译，法和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51页。
[8]孔凡斌，试论森林生态补偿制度的政策理论、对象、原则和实现途径，西北林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第101~104页。
2环境保护
2.1水环境现状
根据2008年辽宁省环境监测中心站对大凌河干流例行水质监测情况，选择COD、BOD5、NH3－N、高锰酸盐指数、挥发酚、石油类6项主要评价指标，对监测结果采用单项指数法和分类法进行了评价，结果显示凌海市大凌河西八千断面水质有COD、BOD5、NH3－N、高锰酸盐指数、挥发酚、石油类6项指标超过(GB3838—2002)Ⅱ类标准，超标倍数分别为2.87、3.80、3.68、3.88、3.50、2.98。经进一步分析比较，发现大凌河由义县张家堡断面流经凌海市区到西八千断面，水质再度恶化，各主要污染指标浓度上升，主要原因是接纳了凌海市的城镇生活污水和金城造纸厂工业废水，水质评价结果为劣Ⅴ类水质。
2.2环境影响分析与评价
本次凌河生态治理保护规划主要包括护堤生态林、干流人工湿地、堤防建设、河道清淤疏浚等工程，根据工程特点及实际情况，对工程施工及运行期工程区域环境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与评价。
2.2.1对水环境的影响下面从工程施工期和工程运行期分别讨论对水环境的影响。
2.2.1.1工程施工期
工程施工时的废水和生活污水与河道治理工程施工产生的废污水量不大、污染物成分简单，且工程实行分段施工、分散排放，除去蒸发、渗漏外，进入河道的生产废水量较小，对河流水质影响不大。另外，由于施工机械大多以燃料为动力，在运转和维修中容易产生油料的跑、冒、滴、漏，如进入河道，会引起河道局部区域的油污染。施工期施工场地人员集中，会产生一定量的生活污水，如随意排放将对周边水环境产生的影响。另外，场地内设置的临时厕所在工程施工结束后要及时拆除，并对厕所原址进行彻底清理、消毒，否则将会污染河道水质。
2.2.1.2工程运行期
本工程属河道治理工程，运行期间工程本身不产生污废水。工程实施后，由于防洪标准的提高及水土保持、护堤林和人工湿地等生态建设措施的实施，堤防工程将更具规模和完善，水土保持功能和水源涵养能力也将进一步提高，在保护沿岸防洪安全的同时也可有效地减少泥沙及城区废弃物的入河量，大凌河流域河流水质将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而工程建造的人工湿地在蓄水、调节河流径流、补给地下水和维持区域水平衡中将发挥重要的作用，同时还能滞留沉积物、分解有毒物和营养物质，从而净化水质，改善区域生态环境。
2.2.2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下面从工程施工期和工程运行期分别讨记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2.2.2.1工程施工期
工程施工期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施工过程中对工程区域及周边地区土地和植被的侵占和破坏。河道治理工程的占地主要集中在河道堤线之间，永久占地和施工时各作业点临时占地都会不同程度的占压土地和扰损地表植被。施工设施及临时堆土等对土地的占压，将对原有土地的农田肥力产生一定的影响，同时土方的临时堆存及弃渣的堆放若防护不当，容易产生局部水土流失，甚至诱发滑坡和坍塌;而由于工程施工人为破坏植被，将造成原地貌部分地表，在遭遇大风及暴雨径流等外力作用下，也容易产生局部水土流失。
2.2.2.2工程运行期
河道治理规划的实施在确保城市防洪安全的基础上，对河流两岸进行生态建设，栽植大面积的生态林及建造人工湿地，充分发挥河流、水面及两岸绿地的自然景观功能，创造优美的生态河流水景空间，建成沿河的生态绿色长廊。生态林的建设可以减少水土流失和风沙危害等，并能起到保持生态平衡、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作用。人工湿地的建造在有效控制洪水和防止土壤沙化的同时，还能起到调节局部地区小气候的作用，具有湿润气候、净化环境的功能，有利于河流生态环境的改善。另外，河流两岸的生态建设将形成复杂多样的植物群落，可以为野生动物尤其是一些珍稀或濒危野生动物提供良好的栖息地，对保持生物多样性、调节生态平衡起到一定的作用。
2.2.3对社会环境的影响
下面从工程施工期和工期运行期分别讨论对社会环境的影响。
2.2.3.1工程施工期
由于工程实施占用的土地，将给当地农民的生产生活造成一定的影响。工程施工期间各种机械和车辆的运行、人类活动的增加、土石方开挖等各施工环节的进行，将会产生一定的扬尘、废气及噪声等，对工程区域及周边环境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由于工程的施工，使现有公路车流量有所增加，将会对当地的交通环境产生一定的影响，给居民的出行带来不便。
2.2.3.2工程运行期
河道治理规划的实施可有效提高全流域城市的抗灾能力，降低灾害的发生频率，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为人民提供安全、稳定的生产和生活环境。规划实施后，将改善全流域的投资环境，加速产业升级，对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地发展、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利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具有极大的促进和保障作用。另外，规划实施后将使凌河流域面貌得以改善，全流域生态环境将得到改观，为城市发展提供了更加广阔和具有开发潜力的空间，沿岸乡村也将相应得到充分的开发利用，蕴藏着极大的区域优势和商机，有着重大的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
2.3环境保护措施
根据河道治理工程的特性和环境影响分析，针对工程对水环境、生态环境及社会环境产生的不利影响，分别采取相应的环境保护措施加以减免和改善。
2.3.1水环境保护措施
工程施工场地基本在河滩地，施工过程中要防止车辆的油料泄漏，进入河道污染水质。在河道清理、清除地上建筑等附着物时，要规范施工，尽量减少入河悬浮物。在工程修筑集中用水的地段要提倡节约用水，设立简易沉淀池，处理后废水重复利用。施工人员集中区要修建防渗厕所，工程施工完成后，厕所要拆除，并对厕所原址进行彻底清理、消毒，以免污染河道水质及周围环境。另外，应对凌河全流域的水质要做好定期监测。对周边工业企业污水要严格控制，并抓紧做好相应水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加大城市污水处理力度，确保污水处理设施的安全有效运行，以改善区域水环境。
2.3.2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工程施工临时占地原为耕地、林地的区域，在工程结束后要恢复耕种及原地貌。因此，在工程占地前要将表层土集中堆放，并采取临时防护措施;施工结束后，及时拆除临建设施，清理并平整场地，将表层土回覆于原地表层，使土壤肥力尽快恢复。工程永久占地对农业生产造成的经济损失，应采用经济补偿方式进行补偿;永久破坏的林地应采取生态补偿方式进行补偿，并做到占补平衡，保持全流域的生态平衡。同时，应合理进行施工布置，加强施工组织管理，在工程施工过程中，尽量减少施工占地及植物破坏，减小对施工区域生态环境的影响。另外，规划实施后，要制定相应的流域生态保护措施，加强管理，特别要防止牲畜啃青、踩踏和人为损坏。
3.3.3社会环境保护措施
施工过程中对可能产生扬尘的砂石料应予覆盖或洒水，以减少扬尘污染;对洒落水泥、沙土等易起尘物料要及时清除，控制扬尘污染源。运输砂石料时，应当用蓬布覆盖车厢，对施工车辆频繁通过的临时路面要采用洒水车定期向路面洒水，防止扬尘。施工机械、机动车辆要定期保养，保证安全正常运行，减少燃油废气产生量，以减小对环境空气的影响。施工期生活所用燃料，应尽可能使用天然气、矿物油等清洁能源，减少煤炭用量，特别是要禁用高灰份、高硫份的劣质煤，防止对环境空气的污染。施工机械与运输车辆等施工设备应尽量采取低噪声设备，噪声大的施工机械尽量远离噪声环境敏感区，并加强机械设备的维修和保养。车辆通过居民点时要减速慢行，禁止鸣笛，禁止夜间作业。对受噪声影响较重的居民给予一定的噪声赔偿。另外，工程应严格按设计施工，搞好堤防及河道两侧生态建设工作，加强堤防的维护管理，制定防洪调度方案，落实防汛措施，使防灾减灾相结合，减轻一旦堤防决口后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同时做好环境保护宣传，提高人们的保护环境意识。
2.4环境监理
在工程建设管理及环境管理中实行环境监理制，有利于落实国家有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有利于实施环境保护措施。
党的十报告首次把“美丽中国”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目标，并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战略位置。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彰显了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人类文明发展经验教训的历史总结，对人类发展意义的深邃思考。
特别强调，要清醒认识保护生态环境、治理环境污染的紧迫性和艰巨性，清醒认识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两个清醒认识”凸显了对我国生态环境问题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指出：“生态环境保护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面对中国今天环境的挑战，共产党人必须勇于担当。“我国生态环境矛盾有一个历史积累过程，不是一天变坏的，但不能在我们手里变得越来越坏，共产党人应该有这样的胸怀和意志。”
科学概括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内涵
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中有关于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人与自然关系的新理念，有以“两山论”为代表的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的新思考，有体现着深切人文关怀的关于民生福祉的新概括，还有应对气候变化，促进全球生态治理的新视野。这些论述中充分体现了的辩证思维、底线思维、系统思维和以人为本的哲学思维方式，既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创新，也是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有力指导。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2005年8月15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在安吉县余村考察时提出“两山论”的科学论断：“我们过去讲，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其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以下将这一思想简称为“两山论”）“两山论”思想破解了发展中人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与人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的关系这一难题，形成了全新的发展理念，深刻影响着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思路和方式。
2005年8月24日，以笔名哲欣在《浙江日报》发表评论指出，如果能够把“生态环境优势转化为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等生态经济的优势，那么绿水青山也就变成了金山银山。”2006年时任省委书记的到丽水调研时指出，“绿水青山可带来金山银山，但金山银山却买不到绿水青山。”2006年3月8日，在中国人民大学演讲时，论述了实践中人们对“两山”之间关系认识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用绿水青山去换金山银山；第二个阶段是既要金山银山，也要保住绿水青山；第三阶段是把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他说：“绿水青山本身就是金山银山，我们种的常青树就是摇钱树，生态优势变成生态经济优势，变成一种完全浑然一体的关系，和谐统一的关系。”三个阶段论，蕴含着对生态文明发展道路的诠释和对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展望，体现了对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发展。
2013年9月7日，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时，对“两山论”进行了一次全面阐述。他说：“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从理论上看，“两山论”在分析“发展与环境”这对矛盾中看到了“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的统一之法，在解决“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对立中找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化之机，是马克思主义矛盾论系统化的应用和发展；“两山论”重要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和生产力理论，指明了实现发展和保护内在统一、相互促进和协调共生的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方面的集中体现，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在中国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从实践上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是破解经济发展难题、总结发展经验的理性升华，是他长期研究思考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认识飞跃，也是他θ死辔拿鞣⒄沟缆飞羁谭此寂判的思想结晶。
“两山论”思想开辟了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新境界，这一思想中包含辩证思维，在超越“人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与人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的两难”困境中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双赢”之道，打破了简单地把发展与保护对立起来的思维束缚，突破了“先发展后治理”旧发展模式的窠臼，找到了实现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包容性发展的现实途径。是我国当今发展方式绿色化转型的本质体现，有力地指导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自然环境保护的实践。
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提出了“环境生产力”的观点。他在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近年来，到许多地方考察时都一再叮嘱，一定要处理好发展与保护的关系。在广东考察时他谆谆告诫：“我们在生态环境方面欠账太多了，如果不从现在起就把这项工作紧紧抓起来，将来会付出更大的代价。”在海南考察时他指出，“希望海南处理好发展和保护的关系，着力在‘增绿’ ‘护蓝’上下功夫，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当个表率，为子孙后代留下可持续发展的‘绿色银行’”。在黑龙江伊春考察时他鲜明地指出，“生态就是生产力，我国生态资源总体不占优势，对现有资源的保护具有战略意义。伊春森林资源放在全国大局中就凸显了这种战略性。如果仅仅靠山吃山，很快就坐吃山空。这里的生态遭到破坏，对国家全局会产生影响。森林是很不容易的，人们要对有限林业资源实行保护。”
经济增长不等于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不单纯是速度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不代表着全面的发展，更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理论的新发展。关于生产力的“两个就是”的阐释是对唯物史观生产力观点的发展，拓宽了我们对生产力概念涵义的理解。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治国理政的出发点是以人为本。在新任政治局常委与记者见面时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随着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广大人民的需求也在发生着变化，“老百姓过去‘盼温饱’现在‘盼环保’，过去‘求生存’现在‘求生态’”。对美好环境的向往成为当代民众的重要民生诉求。以人为本就应让人民共享发展的生态成果，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更多更好生态产品的需求。在海南考察时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在参加青海代表团审议时指出，“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存”，所以“一定要生态保护优先，扎扎实实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保护好三江源，保护好‘中华水塔’，确保‘一江清水向东流’”。
生态思想中包含着深切的人民情怀，2014年12月13日，他在江苏镇江市调研时讲到：“保护生态环境、提高生态文明水平，是转方式、调结构、上台阶的重要内容。经济要上台阶，生态文明也要上台阶。我们要下定决心，实现我们对人民的承诺。”改善生态就是改善民生的“以人为本”执政理念，彰显出执政党深厚的历史责任意识和现实担当意识。
“五位一体”与全球生态治理。在“五位一体”的战略布局中，生态文明建设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前提。生态文明建设不是孤立的，它的有效推进需要融入其他四大建设之中，与其构成一个息息相关的文明系统。
一个良好的自然生态系统，是大自然亿万年来形成的，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如果种树的只管种树、治水的只管治水、护田的单纯护田，很容易顾此失彼，最终造成生态的系统性破坏。他认为，“如果破坏了山、砍光了林，也就破坏了水，山就变成了秃山，水就变成了洪水，泥沙俱下，地就变成了没有养分的不毛之地，水土流失、沟壑纵横。” “我们要认识到，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
生态环境的整体改善不是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可以独自完成的，当下应对气候变化，维护能源资源安全，是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同志呼吁推动国际合作，呼吁全球治理。他认为保护地球家园、促进可持续发展，需要全人类的共同努力，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他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关乎人类未来。国际社会应该携手同行，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意识，坚持走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发展之路。”
战略谋划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路径
生态文明建设的顺利推进需要变革相应的生产关系，当前尤其需要改革阻碍生产力绿色化发展的w制机制。十之后，特别强调制度建设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树立生态红线观念，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不断完善考核评价体系。
一、传统生态思想文化
本次会议的主题是“传统思想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对传统思想文化中蕴含的生态资源的诠释与论述是本次研讨会的亮点，相关论文30篇。
卢风、盖光、余泽娜等学者探讨了传统生态思想的一般原则和基本理念。卢风认为，在当前传统思想文化合理复兴的背景下，传统思想文化能否为环境哲学研究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思想文化资源，能否帮助解决中国环境问题，是值得研究的论题。对于什么是“天人合一”，有多种不同的解释，卢风援引《中庸》、《易经》、《论语》、《大学》等文献关于“人性”、“终极关怀”的相关论述，指出“天人合一”是人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是君子的最高追求或“终极关怀”。对于什么是“内向超越”，卢风将人们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做的不懈努力称为人的超越性，并对“内向超越”、“外向超越”做了对比和区分，认为改变自我就是内向超越，而改变外部生活条件就是外向超越。“天人合一”是儒家追求的最高境界。在人之超越性追求上，儒家将内向超越即德行、境界和智慧的超越放在优先地位。但儒家的内向超越又并没有封闭于自我，而是注重向自然学习，追求天人合一境界。儒家天人合一及内向超越的追求，与现代西方主客二元的世界观以及将工商、技术放在优先位置的外向超越迥然不同，因而对于反思、超越现代性具有启迪意义。
盖光认为“道生”极具“生态”智慧，这不仅是老子及道家思想的基础，也是成就中国智慧中“生态”蕴含的主要条件。他认为，“道生”是中国生态智慧的哲性基础，“道生”禀天地阴阳之气，其节奏及韵律性的生成与转换旨在促生万物生命的生态共荣。人由天地自然道化而成，人的发展，人的社会运行机制及精神文化存在，既是生态转换及“道法”的延伸，也积聚着“道生”的生态智慧。关于“道生”与“太一”的智慧逻辑，他认为“道生”与“太一”、“太极”之生相互联系，这些作为智慧性表达，内在一致且同一，区别主要在于话语表达及述者的不同。对于“道生”智慧的释解，不仅需生命肌体活动的整体参与，更含蕴精神体验性，或本身即表征精神生态特性。
余泽娜认为中国传统社会存在一个生态伦理的实质性传统。这个传统包含道与术两个层面。以天人合一为核心的生态伦理思想道统，在术的层面渗透于人们的生产生活安排和生活技艺之中，渗透于法制建设、民间信仰之中，形成道、术相济的完整体系，在中国传统社会的长期发展中产生了规范有效的影响。而造成当前中国生态环境困境的重要原因恰是道统传承萎缩、道与术相分离。因此，她认为，要走出困境，推进当前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借鉴传统的经验：既要好于道，也要进于术。
乔清举、刘魁、陈红兵、张连国、姚洪越等学者对儒家、道家、佛教思想的生态意义进行了诠释与论述。乔清举介绍了儒家生态哲学思想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生态哲学思想史”的情况。他认为儒家哲学本质上是生态哲学，其基本原则是天人合一。其所谓天的规定性“生生”，是自然的“合目的性”，儒家生态哲学要求人主动地实现与天地相贯通的本体，做到“为天地立心”，使万物尽性。对于动植物、土地、河流、山脉，儒家都有其生态哲学层面上的表述。儒家把道德共同体推及整个自然界，并从宗教、道德、政治三个层次展开对于自然的生态性认识和保护，具有整体主义的特点。在宗教层面上，儒家保留着自然之魅的观念，认为一些动植物具有神性，要求祭祀它们，祭祀土地山川，“报本反始”。在道德层面上，儒家把“仁”理解为“爱人以及物”，提出“德至禽兽”、“泽及草木”、“恩及于土”、“恩至于水”、“恩及于金石”等说法。在政治层面上，历代政权都设立官职、颁布政令、法律保护自然。通过对儒家生态哲学的论述，乔清举认为人类如果还要在这个星球上生存下去，其生存必须是生态性的;生态地存在是人类根本的存在方式。在历史上，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贞下起元，历久弥新，保持较高的水平，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儒家生态意识维持了中华民族生存地区的自然环境。发掘传统生态智慧，贡献于当今中国和世界的生态文明建设，是研究儒家生态哲学的意义所在。
刘魁对《周易》中盛德价值观进行了论述。其所说的盛德价值观，是指奉宇宙万物的生生不息、生灵昌盛、生命永续为最高价值与最高道德的一种宇宙观与价值观，是对《周易》强调宇宙万物“生生不息”、“万物化生”、生命永续的一种概括。他认为当代人类要摆脱生态危机，建立健康的生态文明，并不在于空洞、盲目地主张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生态平衡，而是要端正人在自然中的地位，明确人类行为的最高价值与行为准则。
陈红兵从四个方面系统论述了道家“无为而治”思想的可持续发展意义：其一，“无为而治”是建立在“道法自然”思想基础上的。“法道”思想对于我们今天批判人类中心主义观念，遵循自然、社会生态系统自组织演化规律，充分发挥自然、社会生态系统自组织演化作用，具有现实意义;其二，从社会治理角度言，“虚无为本”体现为统治者观照自然、社会及其变化发展，制定相应法令制度的整体性思维。它要求我们今天，社会治理应改变片面的物质主义导向，从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整体的可持续发展出发;其三，“因循为用”包含因时、因物、因民三方面内涵。其中，“因物”主要是指尊重和顺应事物自然本性，它要求我们今天慎用科学技术及人为手段改变事物的自然存在状态及自然本性。“因民”包括顺应百姓的自然本性、自然需求和民俗等方面。它启发我们今天不应过分强调百姓对物质利欲的追求，而应将社会安定、百姓身心的和谐放在重要位置。“因俗”则要求尊重各地民俗的可持续发展意义，对改变各地传统生产生活方式持慎重态度;其四，“名正法备”是黄老道家无为而治思想的重要方面。其可持续发展意义体现在环境法建设上，要求从协调经济――社会――自然生态整体利益出发，注重落实各级官员的环境职责。
张连国认为《庄子》的生态存在论是若有真宰、不得其朕的内在关系存在论，是万物云云、各复其根的生态系统论与自然价值论。人存在方式具有芒乎与本真的二重性。人的本真性是由现象学还原的知的本真性决定的。存在是一个以道为本根，出于道、返于道的反复循环的生态巨系统，具有无目的而潜在合目的内在生态价值。人在既以自然的方式又以人的方式原发共生中成为自然与社会关系的总和，而不仅仅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本真自然存在方式不是动物般的生存方式，而是无目的而合目的、合于自然生态系统缘构共生真意天机的天人合一的生态审美存在方式。真人生态生存论是与自然和谐，与世混处。
姚洪越将佛教自然观与基督教的自然观进行了比较，认为佛教和基督教面临大自然时，根据自身的基本教义，对自然的产生、自然的属性、自然与人的关系等领域进行了各自的阐述，这些内容构成佛教和基督教自然观的基础部分;同时佛教与基督教之间还存在修炼身心与探索、改造自然，有所顾忌与勇于探索，感应论与拣选论等方面的不同，因此佛教自然观与基督教自然观指导下的人类实践效果在目的、动力、方式和途径等方面具有根本的不同。最后提出在充分吸收和借鉴二者成败得失的基础上，结合实际不断探索、丰富和完善关于自然的理论和实践体系，为创造更加幸福的生活、更加美好的未来而积极探索，不懈努力。
此外，还有学者从传统农耕文化的生态价值、中医生态思想、回族生态文化、草原文化的生态维度等不同方面，对传统生态思想文化进行了论述。
二、环境哲学理论
环境哲学理论一直是历届环境哲学、环境伦理学年会的重要主题。本次学术研讨会提交的相关论文有35篇。这方面论文主要围绕两方面主题，一是对西方相关环境哲学理论的述评;二是对环境哲学相关论题的探讨。
郇庆治、包庆德、陈爱华、张卫等学者对西方相关环境哲学理论进行了述评。郇庆治通过对“深生态学”（deep ecology）的创立者阿恩・奈斯的深生态学相关理论和布赖恩・托卡激进的“绿色运动”、“绿色政治”的相关理论和主张，以及艾克斯利、罗伯特・古丁等相关学者的理论的阐述性分析，对于什么是生态自治主义，以及它为什么是一种生态文化理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生态自治主义更接近于一种社会政治理论，生态自治主义的任何实践层面上的实质性进展，都离不开理论基础阐释上的深入与广为传播，但作为一种社会政治性变革，终归是关涉人类关系及其利益的艰难调整，而不简单是一个理论可信性与说服力的问题。
包庆德认为莱斯作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以独特的认识论维度阐述造成全球生态危机最深刻的社会意识根源――控制自然观念。控制自然观念在客观上造成人性扭曲，同时也在现实社会中破坏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控制自然其实质是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控制，在时空维度上影响人的全面发展，制约社会进步。消除控制自然观念是建立一个较易于生存的社会，并从伦理和道德维度对人类使用科学技术的行为进行生态约束、规范和引领。当今的生态环境问题特别需要对控制自然观念进行深度生态解读。莱斯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控制自然理论对于我们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建设美丽中国，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和借鉴价值。
陈爱华认为，在《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一书中，福斯特通过“维护生态正义能否超越阶级倾向”的道德哲学辨识，凸显了其中蕴涵的人（环保主义者）与人（林业工人）――环境（原始森林）――资本主义（政府与企业）伦理关系的“生态伦理形态”应然与实然的生态伦理悖论和生态伦理与资本主义伦理关系的道德范式之间的冲突;通过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道德哲学反思，揭示了马尔萨斯人口论反生态正义的伦理本质。在福斯特看来，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的新马尔萨斯主义都是在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阶级利益及其道德观（和种族与性别道德观），因而无益于人口――生态问题真正解决。
张卫介绍了美国的“田野哲学”。他认为，“田野哲学”是在“新自由主义”的时代语境下关于如何进行哲学研究的元哲学层面的思考。田野哲学主张对哲学进行“去学科化”，提倡“跨学科”的研究模式和“自下而上”的研究进路，增进哲学的社会参与度。其主张和理念对于我们今天如何从事哲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曹孟勤、郑慧子、肖显静、曹顺仙等学者对环境哲学相关论题进行了探讨。曹孟勤教授认为，每个人在社会生活当中都拥有一个或多个社会身份，而任何一个社会身份都内在地蕴含着社会责任，承担某种社会身份就意味着担当某种社会责任。人的社会身份不仅表现在他人面前，同样也呈现于自然世界面前。人类面对大自然为自身所确认的身份不同，对自然所采取的态度和行为就不一样，所承担的责任就会有差异。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关键问题是：为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确认一种合理的身份，身份的合理性担保着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的正当性。
郑慧子指出，生态学与环境哲学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关系，生态学不仅是环境哲学赖以发展的思想源泉，而且还是环境哲学是否具有合理性的科学基础和根据。然而，生态学的科学性质直到目前在科学共同体中还依然处在悬疑之中，这种状况并未被环境哲学所察觉，相反，环境哲学直截了当地把这种存疑的现成性的生态学作为自己的合理性的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生态学的这种不确定性的科学图景使环境哲学研究不得不面对着一个自身合理性问题的重大挑战。因此，加强生态学的这一基础性问题的研究，应当被视为环境哲学研究的一个新任务和新方向。
肖显静认为对于转基因技术生物完整性损害的伦理评价，基因（型）完整性的损害是核心，转基因技术损害了生物个体基因型的完整性，改变了生物个体的表现型，引起了生物个体肉体的和精神的破坏，是伦理地可拒斥的。生物物种的完整性不同于生物个体基因（型）的完整性，它是同一物种中的所有成员所共有的基因组（DNA条形码）的完整性，代表着物种的真正本质。因此，人类对物种有直接的责任，有责任维护物种的完整性，以保持物种的特异性。转基因技术之异源转基因，违背了生物物种的完整性，在道义上是伦理地应拒斥的;转基因技术之同源转基因以及基因内修饰，基本没有损害生物物种的完整性，是伦理地可接受的。转基因技术生物完整性损害的伦理评价还要结合转基因技术应用的目的。一般而言，单纯出于人类眼前的、狭隘的、非根本的利益，而应用转基因技术，从而造成生物完整性的损害，理应受到更多的伦理拒斥。这些方面能够为政府和公众基于生物完整性概念伦理地评价转基因技术提供理论指导。
曹顺仙指出，当前学术界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的研究可谓多维度、多视野，并以不同于西方环境哲学的面貌呈现出丰富而独特的理论内涵和品格。她认为，从认识论维度而言，整体主义思维、对象性实践思维和辩证思维的“单向度”运用或综合运用都难以完整、准确地诠释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哲学，主张从自然――人――社会构成的“三维化”思维完整准确地诠释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马克思、恩格斯是用“三维化”思维认识所处时代的生态环境问题，把时代性的生态环境问题界定为社会的、人文的特别是与资本主义内在逻辑密切相关的复合性社会问题。论文认为，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也应围绕自然――人――社会的“三维化”角度进行，其终极追求是实现“自然主义――人道主义――共产主义”有机统一的和谐世界。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生态环境问题理论的“三维化”的历史观是自然、人和社会“三位一体”、协同进化的生态历史观。人、社会、自然进化遵守六大规律，即自然进化规律、人进化规律和社会进化规律，以及自然、人和社会相互之间协同共进的“间性规律”即人与自然间关系演进的规律、人与社会间关系演进的规律、自然与社会间关系演进的规律。
三、现实生态文明建设
国家自十七大以来对生态文明建设越来越关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及对策也是本次研讨会的重要主题。国家环保部宣教司刘友宾巡视员也应邀出席了研讨会并作了发言。会议提交相关论文32篇。
关于现实生态文明建设，研讨涉及的内容很广泛，有宏观方面的论述，如叶平论述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时代特点及其理论前提，解保军论述了环境悬崖危机为当前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的新契机，丁宪浩、周兰珍突出了公众参与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意义，朱伯玉、白洋关于当前环保法相关议题的探讨等等;研讨内容还涉及环境宣传教育、企业绿色发展等一般话题;比较专门的议题还有民间环保组织发展现状、汽车消费及道路交通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居民低碳生活的现状、影响因素等;曹水群、董军的论文则涉到当前备受关注的邻避抗争话题。
刘友宾巡视员从文化建设维度，梳理了我国环境保护的历程，重点对“环境保护是一项基本国策”、生态文明、新修订的环保法、生态文化等进行了解读。他指出，环境保护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文化建设是促进环保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十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地位，《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提出，积极培育生态文化、生态道德，使生态文明成为社会主流价值观，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内容，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生态文化建设的重视。深入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生态文化思想资源，加强生态文化理论研究，推出生态文化精品力作，是繁荣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方面。
叶平认为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是“生态时代”。在生态时代，人类将生活在一个广泛的与生命共同体相互促进的关系中。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环境革命，目的是要解决人类如何生存和社会如何发展的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要求和部署，顺应了生态时代科技――经济发展观、时代哲学观和文化观等观念的变革趋势。他认为要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应树立“与时俱进”的发展的观点，应树立“自然界最懂自然”的信念，学习“生物利益的自保护性”智慧，吸取大自然报复的教训;应树立有机整体论的思维方式。
解保军认为，中国生态环境问题面临的“环境悬崖”状况，将促使经济与环境关系发生“哥白尼革命”式的新变化，人们将转变思维方式，倡导“环境优先”的发展范式，这样可能会比以往更好地解决经济和环境之间的矛盾。它将把人们从唯GDP崇拜的疯魔中唤醒，对GDP的“生态启蒙”有了新认识，“生态启蒙”是人类生态意识觉醒、确立生态理性的思想解放运动。最后，它将促使人们发展观产生新变化，促使人们对环境保护的期待和诉求有新提高，人们从“求温饱”、“求生存”转向“求环保”、“求生态”，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丁宪浩认为美丽中国建设目标的提出，为我国环保产业的发展勾勒出前所未有的广阔前景，环保产业的顺利发展、可持续发展，离不开社会公众的积极参与。但我国的公众参与尚处“初级阶段”，环保产业的公众参与主要有监督性参与、消费性参与、投入性参与等形式，近年来社会公众三种参与形式都有所发展，给环保产业发展增添了动力。但与大力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新形势新要求相比，公众参与还显得相对滞后，其制约因素为公众参与意识淡薄、参与成本偏高和参与氛围不浓。针对这些制约因素，他提出注重提升全民生态环保意识、建立完善公众参与激励机制、加强公众参与的组织引导的对策。
周兰珍认为当下公众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处于边缘化的地位，在很多方面处于缺位状态，就全社会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力来看，起绝对主导作用的还是政府，而公众自身素质是导致公众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缺位的基础性原因，只有把生态文明内化于公众的内心，多渠道依靠特定的组织机构来引导公众的行为是最为直接有效的途径，借助政府的力量来推进公众的组织建设是最佳的选择。
【中图分类号】G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7）05C-0061-03
继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社会之后，在党的十报告、十八届三中全会又分别系统、完整地提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总体要求和改革方案等，此举意义十分重大。高校是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培养合格人才的摇篮，在实施生态文明教育中发挥着引领示范的作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必须抓住生态文明教育的契机，通过积极探索行之有效的路径，担负起对大学生进行生态文明教育的重任。
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增强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的主阵地
（一）生态文明教育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应有之义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渠道，是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必要途径，在整个高等教育课程体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具有政治性、德育性、发展性等特性，这些特性决定了将生态文明教育纳入其教学研究范畴是十分必要的。
思想政治理论课具有政治性。思想政治理论课主要以宣传党和国家的重大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为己任，帮助大学生认知时事、认同政策、认清大局。党的十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不仅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中对生态文明建设提出明确要求，而且⑵溆刖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一道，纳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十八届三中全会则具体落实了在生态方面的改革方针，首次提出“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作为对大学生进行政治引导和政策宣传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必然要及时适应这一新形势，承担起服务党的宣传事业的重任，自觉把生态文明教育纳入其教学内容的总体规划中。
思想政治理论课具有德育性。思想政治理论课担负着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任务，其中，生态文明教育是其主要内容，而提高大学生生态文明素质亦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育人目标。据有关调查显示，我国大学生具备一定的生态文明素质，但对生态文明认知较为浅薄，生态文明意识不强，不能把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生态平衡转化为自觉自为的行动，破坏环境、浪费资源、奢侈消费的现象还普遍存在。因此，对大学生进行生态文明理念的培育显得尤为迫切。而作为对大学生进行德育教育主渠道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必然要把生态文明教育渗透到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当中，使大学生在学会正确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当中实现现代人格的转换和提升。
思想政治理论课具有发展性。发展性要求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目标和主要内容与时俱进，不仅要反映国家政策发展的整体态势，而且应关注层出不穷的热点问题，不仅要正确认识现状，而且应放眼未来。生态问题日益得到人类关注，特别是我国当前面临环境污染，并已威胁到后代人生存和发展，思想政治理论课必须顺应时展的需要，不断充实新的内容，把全球性生态问题与其教育功能紧密相连，把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置于生态这一大主题背景之下。
（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文明教育资源
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科内容本身来看，有关生态文明的思想蕴含在各门课程的各章节之中，有不少内容都从不同角度、以不同视野渗透着生态文明新理念。
如在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的学习中，在世界观部分首先树立正确的自然观；在人生观部分需要唤醒大学生关爱生物、善待生命的生态道德观；在价值观部分则需教育学生树立生态价值观和生态审美观；在法律部分需着重加强生态法律意识培养，从根本上促进大学生生态文明行为的养成。在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学习中，有专门论述生态文明的章节内容，与此同时还可以通过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特征等理论问题的分析和阐释，并结合社会生活中的现实问题，让大学生意识到生态文明建设与每个公民息息相关，构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不仅是国家重大的战略任务，也是每个公民都应该自觉承担的社会责任。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学习中，可根据历史学科的特点，一方面利用正面的生态历史素材树立学习榜样，培育大学生的生态文明理念；另一方面也可以利用历史上破坏生态环境的负面素材警示后人，以史为鉴，汲取经验教训，让学生深刻意识到破坏生态环境行为的严重危害，从而增强忧患意识和历史责任感，帮助学生形成科学合理的生态世界观。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的学习中，可突出马克思生态哲学思想的教育。马克思生态哲学思想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视角回答了在人与自然关系的探索中，人类处于什么样的地位，起着什么样的作用，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并提供了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途径。马克思生态哲学思想为人类摆脱生态危机提供了重要启示，也为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成就美丽中国奠定了重要的哲学基础。由此看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文明教育资源，这是高校其他学科都无法比拟的，因此，突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中的作用意义深远。
（三）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为大学生生态文明理念的形成提供道德基础和法律保障
在当代社会，环境污染、生态失衡已成为人们共同关注的全球性问题，全世界正面临着严峻的生态危机。生态危机的加剧体现了我们人类在人性上的弱点。可以这么说，生态危机的实质就是人性危机。“正是人性处于危险之中以及人对自然界的恶，才最终导致了人类对自然生态环境的恶行为和生态危机的恶结果。”因此，培养大学生的生态道德观是大学生生态文明理念形成的关键。作为实施德育教育主阵地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生态道德教育是其重要内容。在实施德育过程中，思想政治理论课帮助大学生学会判断人与自然关系中的是非善恶，引导其选择合理的生态行为，培养其良好的生态道德行为习惯，从而为大学生生态文明理念的形成奠定基础。
保护自然环境，建设生态文明社会不仅需要道德的支撑，同时也需要法律的保障。两者缺一不可，如果说生态道德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价值引导，那么生态法规则是生态文明建设最终得以实现的制度保证。为此，在对大学生进行生态理念培育的过程中，除了加强生态道德教育，还要加强生态法律教育。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传授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知识，告诉学生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我们应借助思想政治理论课这一有利的教学平台，不失时机地对大学生进行生态法规和法律的宣传和教育，引导大学生树立生态文明法律理念，养成环境自律精神，自觉地成为生态保护的实践者、宣传者和推动者。
二、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渗透生态文明教育的途径
（一）生态文明的长效机制
教学是高校的重心，生态文明教育主要是通过教学主渠道完成。就教学内容、知识点而言，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可以实现同构。也就是说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不用另起炉灶，另编教材，也不用增加课时，而是将生态文明教育内容有机地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并使其常态化，通过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这一主阵地使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成为常态。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四门主干课程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文明教育资源，有些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内容表面看与生态问题没多大关联，但实质上都具备生态文明教育的内涵，适合在教学过程中渗透生态文明理念的教育。这就需要教师深入专研教材，充分挖掘隐含在教材中生态文明教育的内容，精心选好切入点，并作适当补充和调整。以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为例，该课程最新版教材在第八章中专门增加了一节“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内容，我们可在此章节中全面系统地介绍生态文明的知识。除此之外，在其他章节中所隐含的相关知识点，可以进行强化教育。笔者在具体教学过程中主要从以下几个点切入：讲科学发展观时，突出马克思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一脉相承的发展思想――可持续发展的思想，特别引导学生深刻认识科学发展观与生态文明之间的内在关联，阐明建设生态文明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前提和基础，讲究生态文明切实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符合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基本要求，是统筹兼顾根本方法的具体运用。讲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内容时，强调目前我所面临的环境问题已对经济发展构成严重制约，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资源相对短缺、生态环境脆弱、环境容量不足等问题，经济社会的发展将难以持续，从而让学生进一步明确国民经济必须要在生态文明的环境下走持续健康发展之路。在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鼓励学生弘扬勤俭节约、艰苦朴素的传统美德，倡导健康适度的消费心理，将绿色生活、低碳行动形成一种习惯。讲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时，通过反思历史、观照现实，进一步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明确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已成为全世界的共识，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人类的共同命运。总之，高校思政课中蕴含着显性或隐性的生态文明教育因素，要依据各门课的内容和特点、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各有重点，相辅相成，形成一个循序渐进、潜移默化的教学内容体系。
（二）教学方法的灵活运用
以多种灵活有效的方法，将生态教育融入课堂教学中，增强教学的实效性和针对性，促进学生达成对生态文明的知、信、行的统一。
案例教学法。通过展示具有现实意义的案例，开展反思与分享活动，促进大学生对生态文明教育内容的理解把握。例如，在思修课的法律教育部分，引入典型的破坏生态环境的案例，以反面的事例达到正面教育的效果，让学生从内心深处认识到保护环境的重要性。在纲要教学中，教师应收集梳理人认识和改造自然的活动历史，特别注意整理其中的典型案件，帮助学生鉴古知今。在案例的选择上，可开发利用本土资源，使案例材料乡土化，让枯燥的课堂“活”起来。笔者在教学当中，就采用了“南宁朝阳溪巨变”“柳州镉污染事件”“南湖湖泊综合治理”“南宁荣获联合国人居奖”等学生熟悉的本土案例，增强教学的生动性和形象性，激发学生兴趣，有助于更好地实现生态教学目标。
自主探究法。教师预设一些有探究意义的主题或者有争议的问题来引导学生深入探究生态问题。围绕教学内容，笔者在课堂上布置了以下讨论主题：“保护环境主要是靠自律还是法律”“文化遗产以开发为主，还是以保护为主” “人类社会进步是否必须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等。学生根据主题内容去查阅资料，分析与思考并最终明确自己的观点，从中提高了搜集信息、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另一方面，在课堂上展开激烈的主题讨论，在讨论中寻找分歧，在分歧中寻找对错，这种在讨论中明确问题答案的方法，可以增强生态文明教育效果。
情景教学法。情景教学法是变说教式为情感激发式教法的运用，即根据教材主旨，通过多媒体手段的运用，创设虚拟或真实的情景，激发学生的情感进行生态教育。例如，给学生看一组绿色的图片，抛出“由绿色想到什么”“如何让绿色更长久”的问题，引发学生的思考和讨论。把蓝天白云青山绿水的图片与被污染的河流、被砍伐的森林、被虐杀的动物图片作比照，让学生深刻认识要留住美丽的画面必须要为愚蠢的行为负责。通过播放“建设生态文明，守住绿水青山”等视频，及制作一些我国与其他国家的资源消耗的统计图表对比，强烈刺激学生的感官，增强生态忧患意识。
（三）在实践教学中增强环保体验
发挥学生社团作用，践行生态意识。学生社团是校园文化的重要载体，更是学校潜在课堂的重要组成部分。我院思政部的教师主动担任各社团的指导老师，适时组织和指导学生参加以环保为主题的实践活动。如通过“演讲与口才”协会，开展“倡导生态文明，建设美丽广西”的诵读和演讲活动，让同学们掌握生态文明的理论知识的同时，成为环境保护的宣传者。通过“青年志愿者”协会，开展暑期三下乡的生态环保义务劳动，通过植树造林、新修水利、清洁乡村，增强学生服务社会、美化家园的意识。通过“环境保护协会”，开展“抵制课桌文化，构建和谐校园”活动，让学生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中接受生态文明的熏陶。
依赖高校特色资源，开展生态文明教育。各高校生态文明教育应与各自专业、环境、文化等特色资源相结合，走各具特色的生态文明实践教育之路。例如，我院结合电力专业特色，组织学生到水电站开展“探寻电力企业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企业调研活动，帮助学生认识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科学含义和重要意义，在提升专业知识中增强了环保意识。同时，高校可充分利用现有的校园环境资源，借助环境资源的实体，全方位开展生态文明教育。如2014年我院思政部举行以“践行节能低碳 建设绿色校园”为主题的实践教学活动。该活动以微电影比赛的形式，展示了学生自编自导自演的20部关于环保的微电影作品。这些作品取材于我院学生的校园生活，视角独特，立意新颖，同学们在参与的过程中既教育了自己也教育了他人，为我院的生态文明建设传播了正能量。
利用环保节日和生态环境教育基地，创新生态教育实践机制。一是充分利用“3.12植树节”“4.22地球日”“5.31世界无烟日”“6.5世界环境日”“9.16臭氧日”等与环境有关的节日，广泛开展专题讲座、知识竞赛、摄影征文比赛、环保走秀等丰富多彩的环保宣传活动，唤起学生保护生态环境的主动性和自觉性。二是充分利用生态工业园、自然保护区、植物园、文化场馆等创建生态环境教育基地，定期组织学生开展社会调查、参观学习、义务劳动、生态体验等活动，在增强生态教育实践性和趣味性的同时，潜移默化地促进学生生态文明信仰的形成。
【参考文献】
[1]曹孟勤.人性与自然：生态伦理哲学基础反思[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2]宣裕方，王旭烽.生态文化概念[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2
在各级媒体上刊登生态建设进展内容，主动加强和电视媒体的联络，充分运用互联网，全方位宣传报道环境保护工作。“十一五”以来，组织电视采访报道215次，在市级以上报刊发稿720篇，刊发网上信息6000篇。组织了国家环保模范城市迎查电视宣传片的拍摄和制作工作，展示出了日照国家环保模范城市的靓丽风采。会同日照市人大城工委每年组织“港城环保世纪行”活动，对全市环境与资源保护现场进行深入采访报道，有力促进了一些环境热点难点问题的解决。
利用“六•五”世界环境日、“地球日”、“无车日”等环保节日，组织开展了全市环境保护图片展、“蒲公英在行动”少儿文艺演出、“环境与健康宣传周”集中宣传、“生态环保摄影展”、“绿箱子环保计划”、“十大环保人物”评选等活动，在全社会形成了关心、支持和参与环境保护的良好氛围。各区县也积极行动，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开展公益宣传活动，为生态日照建设提供了舆论支持和精神动力。建立完善了社会力量参与环境保护的工作机制，引导全社会以实际行动关心环境、珍惜环境、保护环境。成立了日照市青年环保志愿服务总队，积极鼓励、支持环保志愿者参与环境保护。目前，日照市青年环保志愿者服务总队已有5个内设部门、5个专业服务大队、11个直属服务大队，拥有正式注册青年环保志愿者3000余人。累计组织主题环保志愿服务活动100多项，参与服务活动的志愿者达3000多人次。利用各种形式宣传“12369”环保热线，提高市民对环保热线的知晓率，畅通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渠道，自觉接受社会监督。积极倡导绿色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在全社会形成了生态文明的行为规范。在党政机关，积极开展厉行节约和节能减排活动，推行绿色采购制度。在企事业单位，鼓励生产者提供绿色、放心、满意的日常生活用品和服务，营造生态宜居的生活环境。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城镇生活垃圾分类、义务植树造林、环保义务劳动等环保公益活动，倡导绿色消费、节能减排，引导公众选择节约环保、低碳排放的消费模式，初步形成了勤俭节约、爱护环境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
2012年，针对日照市生态文化体系构建中存在的生态文化内涵挖掘不够深入、生态文化舆论引导不够强势、生态文化实践没有形成品牌、生态文化建设投入不够到位、生态文化建设基础比较薄弱等诸多问题，日照市将主要从以下6个方向加强生态文化体系的构建。
一是加强理论教育指导。认真组织各级干部学习掌握生态科学知识，打牢生态文化体系建设的理论基础。坚持把生态教育作为全民教育的重要内容，把增强群众生态意识上升到提高市民素质的战略高度，大力倡导生态伦理和生态道德，提倡先进的生态价值观和生态审美观。以启发式、体验式教育为主，突出抓好青少年的生态道德教育，培育青少年良好的生态道德品质和情操。加强生态文化理论研究，注重把生态日照建设实践中形成的生态认识提升为生态文化理论，努力形成富有日照特色的生态文化体系。二是加大舆论宣传力度。充分利用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媒体和互联网、手机短信、博客等新兴媒体和方式，全面深入系统地传播生态文化的丰富内涵和科学知识。注重对广大人民群众的舆论引导，在全社会大力倡导绿色消费模式，引导人们树立绿色、环保、节约的文明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充分利用各种环保纪念日或活动日，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生态文化宣传实践活动，增强群众对生态文化活动的认同感、参与感和快乐感。完善环保舆情监测体系，实施全方位动态监控，做到正确甄别筛选，科学分析研判，积极引导正确的舆论方向。三是发展生态文化产业。鼓励各种投资者投资生态文化产业，提高生态文化产品生产的规模化、专业化和市场化水平。结合日照市功能定位和区域优势，制定出台优惠政策，加大对生态文化产业的扶持力度。利用“绿博会”等会展活动，积极推介日照茶文化、海文化、山文化等，将生态文化元素应用到工艺礼品、办公用品、旅游产品等多个领域。充分挖掘日照森林文化、竹文化、湿地文化、生态旅游文化等发展潜力，增强生态文化产业的活力。四是夯实生态文化建设基础。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统筹规划、因地制定、运行有效、惠及百姓”的原则，改善全市公共生态文化服务网络。加快推进绿色学校、绿色社区、环境教育基地创建，创建一批示范性的绿色基地，引导全民参与生态日照建设。大力推进生态文明乡村建设，以村容村貌建设、生活方式建设等为重点，建设产业生态高效、环境优美宜居、生活文明健康的美好家园。积极开发博物馆、科技馆、文化（艺术）馆等各类场馆和各类保护区、公园的生态文化传播功能，建设一批生态文明宣传教育示范基地。五是健全长效管理机制。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编制“日照生态文化体系建设规划”，把生态文化建设纳入法律化、制度化、规范化轨道。建立健全群众监督举报制度，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作用，大力宣传生态文化建设的先进典型，批评有悖于生态文明的不良行为，使广大群众和新闻媒体在生态文化建设中发挥更有力的舆论监督作用。将生态文化建设纳入各级及各有关部门、单位综合目标考核考评体系，定期督促、指导和考核、考评。建立稳定的经费保障渠道，形成政府、社会、个人多种资金齐投入、共受益的良好机制。六是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加强文化人才的培养，注重文化人才的选拔，完善人才使用体系，建立人才“引得来、留得住、能发展”的人才引进格局。立足于生态文化体系建设的现实需要和长远发展，建设好生态文化团体，加强生态文化文艺创作，努力推出一批生态文化作品。加强与有关高校合作，发挥高校师生的培训优势，建立生态文化培训基地。策划成立日照市环保志愿者协会，广泛招募优秀社会志愿者，充分发挥环保志愿服务队伍在生态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本文作者：董岩、程蕾单位：山东省日照市环境保护局）
生态环境是我们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被纳入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协调发展整体布局，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既是我国经济社会平稳发展的基本条件，又是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要求。在这样的背景下，深入研究毛泽东生态思想的理论价值，对于我们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毛泽东生态思想的科学内涵
毛泽东生态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经历很长的历史阶段，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直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如何认识、改造、保护自然生态环境，从而改善中国人民生产生活环境的理论思想。虽然受到不同历史时期革命和建设时代主题的影响，实践的情况不一，但是这些思想的确为当时的生态环境改善提供了强有力地指导。
从纵向发展上看，毛泽东生态思想涵盖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三个历史时期，是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之下，结合中国革命、建设的具体国情，汲取中国传统文化而形成的对中国生态问题的深刻认识。从经验层面上看，研究毛泽东生态思想是为了为解决当前我国的生态问题提供具体的对策；从理论层面看，毛泽东生态思想是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生态思文明论体系；从文化角度来看，毛泽东生态思想研究重塑了人们道德伦理观念，唤醒了人类的良知，提高了全人类的思想觉悟，为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提供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从毛泽东生态思想的初衷上来看，毛泽东的关于生态保护的思想理论既包括以改善自然环境的目的生态论述，又包括不以改善生态环境为目的的其他的客观上起到了保护环境作用的经济、军事、文化、政治工作和教育、政策和策略方面的论述，无论是主观上还是客观上生态思想论述，显然都对保护生态环境起到了推动作用，也显然应该被看成是毛泽东生态思想的重要内容。从内容上看，毛泽东生态思想主要包括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论述、关于节约思想论述、关于控制人口增长的理论、关于保护自然环境治理环境污染的思想论述等方面的理论。
那么究竟什么是毛泽东生态思想呢，笔者认为，毛泽东生态思想就是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为了满足革命、建设的需要，毛泽东提出的旨在保护自然环境，改善人类生存自然环境为目标的一些列主张、观点、指示等思想和实践的总合。毛泽东的生态思想有的已经付诸实践并取得很多成果，有的则由于客观条件限制，只停留在想法阶段，但不论是那种形式，都构成了毛泽东生态思想的重要组成，同样也为今天的生态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二、毛泽东生态思想的理论价值
1.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
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和国家领袖，毛泽东生态思想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毛泽东生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与中国生态环境客观现实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生态思想在继承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和生态观思想同时，参考了中国革命建设的实际情况，他是在马克思主义关于生态建设的原则指导下，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产物；另一方面，与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观相比，毛泽东生态思想更加容易在革命和建设中进行实践。毛泽东生态思想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之下，结合中国生态环境现状和国内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方面客观实际提出的生态思想，而且毛泽东生态思想不仅体现着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论述，更是在生态建设的具体方面提出了的指导思想和政策性的指导意见及办法。
2.丰富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
作为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中国化理论成果，毛泽东生态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毛泽东的人与自然关系理论，是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理论和阶级斗争理论的思想基础，而毛泽东思想关于政治思想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学说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形成的。毛泽东生态思想中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前提之一。从范畴上来看，二者以交叉的形式存在。不能将二者割裂开来，而必须把两者看成是有机整体。
首先，毛泽东生态思想与毛泽东的经济思想紧密联系、不可分割。毛泽东的生态思想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与中国新民主主义时期和建国之后经济建设状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在中国的创新应用。可以说，在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1956年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之后，如何缩短中国与西方国家经济水平之间的差距发展社会生产力成为中国的时代主题，那么在考虑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注意中国建设过程中暴露出来的生态问题和潜在的生态危机，这就让毛泽东对中国的生态现状重新进行思考。当时的毛泽东认为，离开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中国的经济建设将遭遇巨大阻力，而离开了经济的发展，中国的发展将受到严重影响。正是在毛泽东生态思想的指导之下，中国的生态环境得到了有效保护，中国的经济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其次，毛泽东生态思想成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补充。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奠基人，毛泽东的思想囊括了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建设等多个方面。然而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那么马克思主义中对生态问题的思考，势必在毛泽东理论中有所体现，这些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在毛泽东思想中的具体体现，就是毛泽东生态思想的有机构成。换一种说法，毛泽东的生态思想丰富了毛泽东思想内涵，它使毛泽东思想向更广泛的领域延伸。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世界观还是方法论，在毛泽东的生态思想中都得到了生动的体现。 再次，深刻把握毛泽东生态思想必须扭转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绝对对立的错误认识。长期以来，我们都对生态与经济之间关系的认识存在着一定误区，人们往往认为，保护环境就不能发展经济，而发展经济势必会造成环境污染，认为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是绝对的矛盾关系。然而要想真正的理解毛泽东的生态思想，必须深入研究马克思的生态观、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因为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强调的是“人的自然”，这种人的自然思想势必包含着生产力的发展，换句话说完整的自然界必然包括人类，而经济的发展又是人类生存的客观物质保障，因此，真正的马克思生态思想强调的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这是历史前进永恒的主题。而毛泽东生态思想不仅继承了马克思生态观中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而且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把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相结合，这不仅让人们认识到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完全能够进行生态环境的保护，也在客观上保护了中国的生态环境，更为今天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思想源泉。
3.为新时期生态文明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础
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以来，生态文明建设在我国的发展战略中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从现实角度来讲，一系列严重的生态问题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环境，那么到底为什么要进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如何采取有效措施保护生态环境；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要在什么样的理论下来指导呢？这是我们必须要面对并且回答的理论问题。毛泽东生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中国化的优秀成果，是中国化的马克思生态思想的源泉，为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着强有力的指导，研究毛泽东生态思想无疑是理解和掌握马克思生态思想内涵的最直接的途径。
具有较强的语言与文字表达、人际沟通能力;具备分析和解决企业管理工作和问题的基本能力;掌握文献检索、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具有初步的科学研究和实际工作能力;掌握科学的思维方法，具有创新能力和较强实践能力，具有较强的终身学习能力、获取及处理信息能力;掌握企业管理和经营决策的管理手段和方法，能运用现代管理手段和方法进行有效的管理和决策;掌握企业管理的定性、定量分析方法。基本身心素质方面。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适应能力，掌握科学锻炼身体的基本技能。生态文明视域下，高校工商管理课程设计无论是设计理念，还是课程设计的内容与课程评估标准，均没有体现生态文明建设的新需求。首先，课程设计理念上缺乏生态意识。如上所述，传统工商管理本科课程设计理念中主要关注学生学到了什么知识和技能，能否运用这些知识、理论和方法为企业服务。
这种课程设计理念下培养出来的学生，只关注企业经营管理的有效运行，以效益经济作为企业运行效率的唯一标准，缺乏生态理念，只会被动履行或者隐性逃避企业的生态责任，更不会主动实施清洁生产与生态管理。总之，没有融入生态文明理念的课程设计理念也会培养出相应的缺乏生态理念的企业管理人员们、企业家们乃至企业们。其次，课程设计内容上缺乏环保教育。在工商管理本科课程设计的内容上，无论是理论教学内容还是在实践教学内容中，都难以找到基本的环保通识课程和环保专业课程，如传统的工商管理本科课程设计中缺乏基本的环保课程、日常环保意识和环保知识教育以及环保实践操作，更不必说企业的清洁生产、循环生产等绿色课程。最后，课程考核环节缺乏环保导向。传统的工商管理本科课程设计的考核环节基本上以对基础知识的掌握为基点，考查学生解决企业管理实际问题的基本能力和基本技能，可以认为现有的课程考核环节是单向的以知识和能力为导向的，缺乏基本的环保导向，如没有要求学生进行清洁生产、循环利用方面的社会调查和生产设计，没有要求学生掌握的基本必要的环保知识等等。
二、生态文明视域下高校工商管理课程设计改革
如前所述，随着人类环境问题的日益凸显，工商管理学科也应该融入生态文明理念，越来越多地关注生态环境，不断地进行课程设计改革探索。
(一)生态文明视域下高校工商管理课程设计理念改革
如前所述，高校工商管理课程设计理念上缺乏生态意识，因此必须将生态文明理念融入到工商管理课程设计的整个过程。不仅关注学生学到了什么知识和技能以及能否运用这些知识、理论和方法为企业服务，还应关注培养出来的学生是否是“生态人”———具备强烈的生态意识，主动履行企业的生态责任，主动实施清洁生产与生态管理，生态思维成为一种常态，并将其融入到企业的方方面面，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生态型企业。从而践行教育的共同目标———个人的发展、适应环境及与社会互动。要将生态文明理念融入高校工商管理学科的课程设计，就必须确立新型的生态知识观。传统的课程体系信奉客观主义知识观，将知识视为普遍的外在于人的真理。个人见解无法融入给定的课程知识体系。对知识客观化与科学化的追求以牺牲个人知识与见解为代价。而新型的生态知识观融入了学生个人对生态文明的理解，强调对生态知识的深刻理解与重新建构。
由于学生这一个体的参与，学习知识不再是纯粹的认知活动，它与学生对生态文明的兴趣、情感、信仰等态度相关，学生的个人生态生活、个人生态知识、个人生态经验也构成了课程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课程成为教师与学生共同创造的资源与材料，面对课程知识，师生获得“某种尊严和言说的权力”。在课程设置的生态目标上，应致力于人的自然性、社会性和自主性的协调发展，注重一致性与差异性的统一、理性与感性的统一以及个体需要与社会需要的辩证统一;在课程设置的内容上，应突破狭隘的科学知识的束缚，谋求科学知识课程与生态文明理念的完美融合，使得工商管理课程体系之中渗透生态文明理念和环保体验等人文精神，把科学知识、生态文明理念、社会道德与社会责任融为一体，进入每一个学生的意识，成为每一个学生的事业成就过程之中，使学生的个人生态知识、环保意识与社会责任成为他自己的特殊精神世界，并在高校工商管理课程设置中占有重要位置，使得生态意识成为工商管理学科学生的一种习惯思维方式。
(二)生态文明视域下高校工商管理课程设计内容改革
王牧华、靳玉乐等学者认为，生态主义课程是运用生态主义理论研究课程的产物，它主要表现为三种形态。以生态主义理论为指导发展起来的课程及其理论;有关于生态主义理论的课程;为了实践生态主义而发展的课程。以生态主义理论为指导发展起来的课程及其理论是一种广义的理解，它包含了广泛的课程形态及其理论。生态文明视域下的工商管理课程主要是指第三种涵义，即为了践行生态文明理念而设置的课程，目的在于在高校的工商管理学科中更好地传播和践行生态文明理念。在高校工商管理学科课程设置的具体内容与实施之中，可以采取如下几点措施:第一，设置若干关于环保生活常识、企业清洁生产、节能减排系统设计、企业关于环境方面的社会责任等选修课程或讲座，工商管理专业学生必须选修一门或者若干门课程并达到规定的学分才能毕业。
同时加强隐性生态文明教育，使学生从中得到潜移默化的滋养，养成“生态人”的思维习惯。第二，设置绿色实践课程。主要包括设置绿色课程实践和设置绿色社会实践。绿色课程实践方面，学校可以通过相关课程的野外参观和调查，让学生深刻领会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建立工商管理“清洁生产”或“生态教育”校内外课程实践基地，组织学生进行清洁生产或节能减排实习体验或模拟实验;利用节假日组织安排学生到荒野中体验与实践，激发生态环境悟性，让学生在融入大自然中体味自然环境、热爱自然环境、保护自然环境。绿色社会实践方面，可以积极组织学生参与学校或社区环境保护实践或社会调查。如生态或绿色协会组织学生开展建议废除一次性方便筷、回收旧电池、垃圾分类、节能减排、减量消费、生态消费、环保知识竞赛等活动，深入中小学和居委会开展生态宣传教育活动等;积极组织学生参与一些环境问题的社会调查，如环境与疾病发病率的关系、企业排污对社会的危害、企业实施生态生产对自身的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等，从而认识到环境问题归根结底是人的生存和发展问题，企业实施绿色生产兼具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使得工商管理学科的学生在环境知性、悟性和德行方面形成健全的生态人格。
中图分类号：X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1254（2014）01-0030-05
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是重大现实问题，也是学界的热门话题。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对什么是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制度和怎样建设生态文明制度等进行了较多探讨，提出了许多富有见地的看法。本文拟对相关理论观点作一简要概述，以期促进对我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认识的不断深化，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
一、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内涵分析
（一）制度与生态文明制度
美国新制度经济学派代表人物之一道格拉斯.C.诺斯认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1]他将制度分为三种类型，即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和这些规则的执行机制，涉及责任规则、惩罚规则、度量衡规则以及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惯和意识形态等。
我国学者沈满洪认为，生态文明制度就是关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行为规则，是关于推进生态文化建设、生态产业发展、生态消费行为、生态环境保护、生态资源开发、生态科技创新等一系列制度的总称。他把生态文明制度分为以下几个层次：正式制度（环境法律、规章和政策等）和非正式制度（环境方面的意识、观念、风俗、习惯和伦理等）；既有的有效制度的继承和因时因势的制度创新；单一制度的建设和整个制度体系的构建等[2]。夏光认为生态文明制度是指在全社会制定或形成的一切有利于支持、推动和保障生态文明建设的各种引导性、规范性和约束性规定与准则的总和，他也把制度分为法律、规章和条例层面的正式制度以及伦理、道德和习俗层面的非正式制度[3]。王丽娟则认为凡是有利于支持、推动和保障生态文明建设的各项引导性、规范性和约束性的规定与准则，都可以称之为生态文明制度[4]。由上可见，我国学者对生态文明制度的理解深受新制度主义学派的影响。
（二）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理论基础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人类不断反思工业文明所带来的生态危机和环境破坏等负面影响，以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为价值理念的生态文明随时代要求而诞生。近年来，学术界从不同的视角对如何理解和把握生态文明的理论基础进行了有益探索，并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也形成了一些基本共识。学者们认为生态文明制度的内涵就蕴含在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中，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就是中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早就觉察到了资本主义制度深刻影响资源、生态及人类的本性，并批判了作为生态危机社会根源的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我国实行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具备了规避生态危机的制度前提，但是如何发展和制约资本与自然的利益关系是中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要环节[5]。
（三）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现实必要性
有学者认为，我国已有的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研究存在着一个普遍问题，那就是太过于注重对生态文明价值维度的考察，而忽视了对生态文明制度维度的研究，其结果是生态文明作为一种新的价值观，无法有效地规范人们的实践行为[6]。有学者认为中国生态文明制度的主要问题是宏观发展全局中的微观具体生态制度缺失，政治领域所存在的若干弱点是我国生态文明的制度建构的症结所在，主要包括生态政治意识偏低、生态政治机制缺失和生态政治监管不足三个方面[7]。从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来反思我国微观具体生态制度的缺失，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是出路。生态文明的全球化趋势和生态制度的缺失决定了我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现实必要性[5]。我国的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就是要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轻质量、重数量，轻结构、重规模，轻长远、重眼前，轻生态效益、重经济效益等问题，以避免“公有地悲剧”，实现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共同可持续发展目标[8]。
（四）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框架结构
对于我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框架结构，沈满洪认为，那不是单一的制度设计，而是制度结构的创新和制度体系的构建，是强制性制度、权衡利弊的选择性制度和道德教化的引导性制度等共同构成的制度体系，需要根据匹配原则、适用条件和彼此关系进行生态文明制度的优化选择[2]。在具体的制度框架上，张瑞、秦书生认为我国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强化制度保障，需要在政治、政策和法律三个方面采取相应的措施[7]；张春华则认为应该从政府生态行政制度、生态文明产权制度、生态文明监管制度及生态文明参与制度等四方面来构建[5]。还有学者认为我国生态文明制度构建中存在约束性不强、资源环境产权交易处于初期阶段等问题，需要构建以资源环境产权交易和环境类税收为基础的生态文明制度[9]。2012年，党的十提出了要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和奖惩机制；建立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水资源管理制度和环境保护制度；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体现生态价值和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与生态补偿制度；健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追究制度和环境损害赔偿制度。这是一个完整的制度体系，它为我国完善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提供了方向和指引。
二、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理论焦点和路径探索
（一）对绿色发展制度的理论探索
1.绿色GDP制度的理论探索。我国学者对地方政府实际以GDP增长为核心的政绩考核制度和评估体系进行了多方面分析，对生态文明建设视角下的地方政府绩效考核制度的创新进行了深入探索。学者们认为我国存在政绩考评体系决定经济发展模式的问题。我国各级政府长期存在“唯GDP论”的政绩观，片面地以GDP为中心，追求牺牲长远利益的“快速增长”，追求牺牲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无效增长”，制造出大量低效的GDP，却付出了高昂的环境代价[10]。在众多相关研究文献中，学者们从绿色GDP的概念和内涵入手，回顾了绿色GDP提出的背景和理论基础，概述了绿色GDP的表现形式，探索了绿色GDP的指标体系。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有北京师范大学科学发展观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基地所设计的绿色GDP指数体系，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森林生态环境与保护研究所探讨的“生态GDP”生态文明评价制度，以及北京林业大学生态文明研究中心设计的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Eco-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ndices，简称ECCI）等。这些指标体系非常有创新性，但是还未形成能被普遍接受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绿色GDP考核制度体系。
2.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制度的理论探索。针对循环经济发展制度，学者们进行了诸多分析和探索，所涉及的内容包括循环经济的指标体系、循环经济发展的制度障碍以及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税收与法律制度、财政制度、金融制度和产业制度创新等。有的学者还涉及到了包括产权、矫正性税收和补贴、成本、资金、需求、信息及对政府激励的循环经济立法中的基本激励制度[11]。针对低碳经济发展制度，学者们也进行了诸多分析和探索，所涉及的内容包括低碳经济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促进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财税政策、跨区域低碳经济发展管理协同机制、我国低碳经济法律制度和碳汇交易制度等内容。
3.“生态省”与“美丽中国”建设制度的理论探索。生态省（区）创建是由国家环保局在全国打造生态示范区的基础上拓展而来的，是以省为单位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的制度。我国许多省市结合地方实际，纷纷制定政策规划，推动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生态省”制度建设。学者们对“生态省”相关的制度设计也进行了探索。党的十报告提出，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为了促进美丽中国的实现，学者们对美丽中国建设的法律制度和机制进行了有益探索[12]。
（二）对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的理论探索
生态补偿机制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动力机制。完善的生态补偿机制是保护者自觉行为的动力机制，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实现共赢的重要前提。在诸多研究中，学者们对生态补偿机制的重要性、各主体功能区和具体区域的生态补偿机制构建、生态补偿机制中的政府财税政策完善、跨地区跨流域间的横向生态补偿机制构建、民族地区生态补偿机制的特殊性等进行了系统分析。学者们认为，我国生态补偿机制尚不够健全，不足以从根本上驱动生态环境保护者的自觉保护行为，应该从宏观层面出台《生态补偿条例》或相关制度，加快生态补偿立法进程，建立和完善生态补偿政策体系，开征生态税费，建立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管理体制以及全面强化多部门间的协调与配合[13]。
（三） 对资源环境保护制度的理论探索
针对资源环境存在的问题，学者们从多方面探索了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耕地保护制度、水资源管理制度、环境保护制度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等制度建设问题。在探索中，学者们有两种思路，一是重视政府严格监管的制度建设思路；二是注重市场机制作用的制度建设思路。面对比较严峻的资源和环境问题，学者们认为应建立最严格的相关法律制度，并实行最严格的政府监管，如通过划定土地红线和生态保护红线等实行最严格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和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等；为了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对某些会产生外部性影响且可以通过市场机制作用调节的领域，可通过排污权交易制度、集体林权制度、环境的产权制度和资源的产权制度等来完善和创新产权制度；但也必须充分认识到市场经济的局限性，更好地发挥政府的监管作用，控制“资本逻辑”的有效性范围[14]。
（四）对违法责任追究制度和监管制度的理论探索
违法责任追究制度和监管制度是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中十分重要的环节。生态环境属于公共产品，不具有排他性。环境保护好则能体现出其正外部性；反之，则带来负外部性。因此，必须由政府出面严格监管。学者们认为，由于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政策在环境责任和环境损害赔偿等方面存在制度缺失，严重影响了环境责任的有效落实，造成大量环境被破坏的现象。因此，健全违法责任追究制度和监管制度，是维护环境公平正义和公众环境权益、强化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举措，也是维护社会和谐的重要保证。建立以环境损害赔偿为基础的环境违法责任追究制度和监管制度，依法追究环境损害责任者和监管不作为者的刑事、民事责任，可以使“污染者负担的原则”落到实处，从而有效地分解和传递环境责任[6]11。
（五）对生态环保公众参与制度和生态文明教育制度的理论探索
在我国，生态环保公众参与制度和生态文明教育制度尚未健全，非政府环保组织话语权缺失，不能有效发挥应有的作用[10]。学者们认为，要从维护公众环境权益出发，进一步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确保公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充分发挥公众的监督力量，推动公众自觉参与生态文明建设。要建立完善的生态文明教育制度，把生态伦理道德教育贯穿于国民教育全过程，大力开展丰富多彩的生态文化教育宣传活动，树立起生态文明价值理念，提高公众自觉遵守生态道德准则和规范的能力，形成有益于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六）对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系统性和整体性的理论探索
北京大学郇庆治认为，党的十报告设了“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专篇，使得党中央所确定的面向未来创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政治行动纲领有着明确的制度创新维度。这对我们深入理解与贯彻落实其战略部署和任务总要求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这意味着，在制度层面上，我们需要依照生态文明所彰显的新理念和总体目标，全面反思与审视当前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制度及其组合架构。其最终指向则是，在经过一个漫长的不断创新和不断演进过程之后，能够建立起一整套崭新的或合乎生态文明的生态、社会与经济制度体系，从而构成一个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的制度（组织）结构基础[15]。生态文明制度的建设并不是孤立进行的，它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密切相关。我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应更加注重制度设计的系统性和整体性，在探索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同时，探索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的行政管理体制、法治体系和责任考核制度；探索有利于生态文明目标实现的经济调节机制；探索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社会监督机制和公众参与机制；探索有利于生态文明思想弘扬的文化教育体制。
三、我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亟需加强探索的领域
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我国已有的生态文明制度为何不能有效遏制生态环境破坏的行为？其原因不仅仅是制度体系不健全，更重要的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仍缺乏对实现生态公平和环境正义的应有关注，从而易于出现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等问题。为了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体系，应该加强以下领域的探索和研究：
（一）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生态公平和环境正义
生态公平和环境正义表达着人们利用自然并在自然资源中获利时所需承担的保护自然资源的基本责任，是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要理论前提和主要任务，也是关于环境主体之环境行为所关涉的伦理系统（理念、规范和德性）的核心内容。我国的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必须促进生态公平和环境正义的实现，合理地关照其他物种和生态环境应该享有的公正与正义要求，从而公平地在人与人之间（代内之间和代际之间）分配自然资源和分摊生态责任。为此，必须重视对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中的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惯和意识形态等非正式制度层面内容的研究和探索，促进人类自我意识的全面提升，实现生态公平和环境正义。
（二）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中的制度约束力和执法独立性
制度之所以可以起到约束的作用，是以有效的执行力为前提的，即有强制力保证其执行和实施，否则制度的约束力无从实现。生态保护是不能逾越的红线，是高压线，但现实生活中，经常出现被逾越的现象。发生在许多地方的生态安全事件和环境污染事件就是源于地方监管部门执法不力，而执法不力的直接根源又在于地方政府部门主导的唯GDP政绩观和行政干预以及监管部门实质上的监管权力缺失。为保证相关制度的执行效果，在生态文明制度与相关机制设计上，应高度重视对环保部门执法权扩充和执法独立性的探索。只有保证环保部门执法的独立性、公开性、公平性和公正性，才能消除地方政府部门为了经济发展的政绩而对环境执法的干扰，也才能保证在监管上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指标，真正起到制度约束的作用。
（三）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中的制度全局性和区域特殊性
要从国家战略的高度，进一步探索全国性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以统领全局，协调各方利益和关系。同时，也应该关注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中的区域特殊性，特别是西部民族地区的特殊性。西部民族地区既是自然资源富集区，又是生态环境脆弱区。目前，西部民族地区生态环境整体功能退化的趋势并未得到根本遏制。西部民族地区将在很长一个时期内面临自然资源大规模开发与该地区民族群众因为改善生存条件、提高生活水平而对脆弱生态环境加剧破坏的双重压力。因此，要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为西部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常态化提供规范保障；要根据实际需要，探索民族地区地方生态保护制度、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补偿制度，健全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考核评价体系和执法机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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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4）02-0010-02
党的十以来，站在战略和全局的高度，对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新要求，为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指明了前进方向和实现路径。
关于生态文明的论述，主要体现在2013年4月考察海南、5月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7月考察湖北、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等几次讲话中，以及7月底总书记向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2013年年会的贺信和9月访问中亚四国时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的演讲等文献中，综合起来有以下六个方面：
一是深刻揭示了生态决定文明兴衰的客观规律。他指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这一论断是对人类文明史的科学总结。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等文明古国无不起源于水量丰沛、森林茂密、生态良好的大河平原，也无不是因为生态遭到严重破坏而导致了文明衰落，或者文明中心的转移。
二是提出生态文明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内容的科学论断。中国梦也是一个美丽的梦，包括美丽中国、美丽城市和美丽乡村。总书记强调“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内容”。他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提出：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些论断，大大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也丰富了中国梦的内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一定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基础上的文明高度进步状态，是既引领人类文明方向，又超越传统中华文明的新的文明发展阶段，是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与文明进步状态。
三是阐述了生态环境就是生产力的战略思想。他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在发展中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说到底绿水青山是最好的金山银山。”这些论断大大丰富和升华了党关于生产力发展的思想。要求我们在推进发展中，自觉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把发展与生态保护紧密联系起来，在保护环境的前提下谋发展，在发展的基础上改善生态环境。
四是提出生态环境就是民生福祉的科学论断。他在三中全会上指出，“山水木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可见，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条件和环境。因此，他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这一论断既是对生态文明理论和民生理论的创新，又是对人民群众对当前生态环境问题强烈关注的自觉回应。“生态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理念的提出，已经大大超出了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时代的物质主义价值观，不再为单纯的物质追求所束缚，而是更关注当代人之间的公平和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公平。自然界是属于全人类的，当代人及后代人都应公平地享有自然界的资源和环境，共同承担起在生态系统中生存和发展的道德责任，从而创造高度的生态文明。
五是强调节约资源是保护生态环境根本之策的科学观点。他指出，要大力节约集约利用资源，推动资源利用方式根本转变，加强全过程节约管理，大幅降低能源、水、土地消耗强度，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促进生产、流通、消费过程的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
六是提出法治是生态文明建设根本保障的科学论断。他指出：“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他提出，要加强生态环境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建设。强调要用法治的方式建立领导干部责任追究制度，对那些不顾生态环境盲目决策、造成严重后果的人，必须追究其责任，而且应该终身追究。
学习贯彻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要与学习贯彻党的十、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结合起来，坚持用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武装头脑，把生态文明理念、原则、目标融入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的全过程，努力建立与生态文明相适应的发展方式、产业结构、消费模式和制度体系。为此，必须着重抓好以下五个方面的工作：
（一）弘扬生态文化，增强生态意识。生态文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协同发展的文化，是融合古今中外文明成果与时代精神、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重要文化载体，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公民生态意识的缺乏，实际上也是生态文化的缺乏。为此，应通过教育和各种宣传手段，帮助政府、组织和公民个人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树立天人合一的生态世界观、厚德载物的生态伦理观、顺应时中的生态实践观，为生态文明建设奠定坚实的思想道德基础。还应加快发展文化产业，生产更多蕴含绿色环保理念的文化产品，积极营造生态文化氛围，形成生态制度文化导向，从而在发展中统筹考虑生态环境目标和经济社会目标，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二）突出生态优先，转变发展方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方式对其生态环境具有决定性影响，有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方式就会有什么样的生态环境。可以说，经济发展方式落后和粗放是造成生态环境危机的重要根源，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减少污染、保护生态环境的关键举措。经济发展方式不转变，建设生态文明就会成为一句空话。突出生态优先，转变发展方式，就是要从粗放型的以过度消耗资源破坏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模式，向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方式转变。要以减量化、再利用、能循环、无害化为原则，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坚决淘汰落后产能，降低经济发展对碳基能源的过度依赖，从源头上减少废物的产生。要加快培育以新能源、新材料等为重点的绿色技术、绿色产业，改善生态环境，提升生态质量。要不断提高资源产出效率。据统计，目前我国吨煤产出效率只有美国的28.6%，欧盟的16.8%，日本的10.3%。如果我国每吨标准煤的产出效率达到世界平均水平，目前的能耗量，就可产出超过14万亿美元的GDP。转变发展方式，将为我国经济社会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
（三）倡导绿色消费，共享低碳生活。生态文明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消费文明。奢华的消费方式，不仅超出人的生理需求，而且超出自然界的承受界限，在加速污染环境的同时，也给人类自身带来一系列疾病。科学研究发现，高能耗、不健康的“异化消费”，已成为人类退化的重大隐患。因此，建设生态文明必须更新不可持续的消费方式。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稀少的特殊国情，决定了我们不应当也不可能模仿发达国家的消费模式，要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为契机，尽快建立与环境相协调、低能耗的生活消费体系，积极倡导适度、健康、低碳、绿色等消费模式，坚决反对和抵制浪费性、污染性消费，努力从消费终端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在生产领域，要在产业和税收政策方面扶持绿色产品生产，为绿色消费提供更多的市场选择；在城市交通建设领域，要重视公交出行、快速轨道交通系统和慢行系统的建设，让人民群众能够便捷地享用低碳出行；在城乡居住建设领域，要倡导绿色低碳建筑设计、建设和装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