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种关系型式，医学中的哲学（PhilosophyinMedicine），哲学家们运用哲学探究的形式工具，如逻辑、形而上学、价值论、伦理学和美学，来考察作为研究对象的医学本身的问题。探究的对象是一组认识论的和非认识论的问题。第三种关系类型，医学的哲学（MedicalPhilosophy），后者与其说是一种哲学类型，还不如说是一种写作风格。充其量它包括对医学的职业状况作了一些富有见识的研究，这些研究纯化了其气质，提高了其志向。但就它最糟的方面而言，医学的哲学就是一些个人的意见、离题的争论、或对逝去的荣华和特权的挽歌。即使在它的全盛时期，医学的哲学也没有对医学作集中的形式考察，以使自己有资格作为哲学而存在。这一类型，以当下的术语来定义的话，是最为含混和松散的，包括任何非正式的对医疗实践的反思。主要是由临床中的医生基于自身临床实践而产生的反思。当然，这一类型的医学哲学是善于思考的医生的临床智慧，对那些尽责的医生而言，这些始终是灵感和实践知识的来源。第四种关系类型，医学哲学（PhilosophyofMedicine），集中对作为医学的医学进行哲学探究。它力求界定“作为医学的”医学的性质，建立医学和医学活动的某种一般理论。在这个标题下，经受医学中的哲学考察的一系列问题，要被综合成为某种自洽的医学理论。在佩里格里诺看来，一门学科或一种活动不论它是科学、法学、政治学、还是医学的哲学，探究这一学科或活动的性质——它的发现事实的程序、它的逻辑和它赖以建立的形而上学预设。把一门学科的逻辑学、美学或伦理学同这门学科分开，可能比把它的本体论的、认识论的或价值论的方面同它分开更为困难。但是，在任何一种情况下，该学科的哲学都是运用一些方法并从超越该学科本身的观点出发，从该学科外部来考察这门作为探究对象的学科。看来佩里格里诺主张的是一种范围更小更为集中的医学哲学，旨在探求医学本身的哲学化知识。也就是，关于医学是什么和如何将医学同其他专业和学科相区分的知识。在他的视野中，医学哲学就是“对终极性的寻求，通过研究去掌握事物的实在根基，而这种研究本身超越了学科自身的认识范围。”综合上述所做的分析可以看出，佩里格里诺认为医学哲学应当定义为第四种关系类型。也就是说医学哲学是一门可定义的学科，并拥有其独特的俯瞰医学的视角。医学哲学的主题与目的同以科学为基础的医学迥然相异。对于佩里格里诺而言，医学哲学能够拓展我们对临床医学的认识，以及帮助我们如何将其与其他学科相区别。医学哲学通过审视患者疾病的本质和影响、治疗的概念、临床决策的复杂性、医患关系中的道德层面、谬论、人类生命的局限以及更多层面来达到上述目的，从而帮助我们认识到临床医学与哲学之间辩证关系的重要性。佩里格里诺在其学术生涯中一直以此主题为圭臬，从而展开他的整个哲学计划。他的哲学计划有两个主要目的：其一，发展系统的医学哲学；其二，揭示医学的道德基础，即一些能够限定特定的医疗行为中人际关系道德性的不可消减的理论资源。
二、需要什么样的医学伦理学？
佩里格里诺认为，医学哲学不只是对医学特有的现象进行哲理探究，即不只是医学中的哲学。它力求理解和规定医学现象的概念基础。医学哲学是具有实践后果的不可缺少的事业。我们认为医学是什么促成医学做什么，我们如何塑造医生角色，以及或许最重要的是如何构造医生伦理学。尽管在医学领域的哲学家们已经扩展了我们对于当代医学中的伦理学问题的理解，但很少有人把他们的伦理学论述建立在医学理论的基础之上。随着伦理学问题变得更加困难和对医学应该是什么的理解变得更加歧异，迫切需要形成作为一种活动的医学的某种自洽的理论。一种医学哲学有助于建立解释医学活动的性质的命题库。提出这些命题，对它们进行批判性考察并综合为一种自洽的理论整体，乃是这种医学哲学的任务。无疑，佩里格里诺是在独特的历史背景中提出这种主张的。在谈及二战前美国医学伦理学的情况时，佩里格里诺回忆道：“以我为例，我并不记得什么时候医学伦理学被关注过，除了在学生和住院医师之间的一些非正式讨论以外。天主教的学生对涉及产科实习的一些难题有所关注。在极大程度上，我们要发现怎么做是正确的。对于天主教学生以及非天主教学生来说，堕胎和安乐死都是被谴责的。同样，企业化运营的医学，追求利益的医生所开设的医院也是被谴责的。”二战后，医学伦理学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主要有两个根源：首先是科学进步为医学所带来的非凡的能力扩张；其次是我们时代所特有的社会经济力量和政治权力的融合。第一点促进了生物医学伦理学的发展。第二点则为医学伦理的发展，即医师对病人特有的责任，或者说是作为真正的医师（physicianasphysician）的伦理，提供了契机。在这样的背景下，他清醒地认识到大多数医学伦理学实际上只是医学道德，表现为一系列的缺乏伦理辩护或论证作为根基的道德规则和断言。没有伦理辩护作为根基，这些道德规则将是无效的，很容易被挑战、否定或者折衷。正是由于充分地认识到了原有的作为医生职业道德规范的医学伦理学的不足，如希波克拉底誓言中的规范没有以确凿的伦理学或哲学为基础进行证实，佩里格里诺积极撰写医学伦理方面的著作，探索以医学哲学为基础的医学伦理学。医学伦理学建立在对医学哲学的概念进行历史的回顾与梳理基础之上，佩里格里诺指出，医学事业是具有其自身的合理内核的，这种实在的内核是基于医学中的三种现象而建立的。即：
（1）生病或疾病作为一种存在的因素；
（2）由为陷入疾病困扰的病人提供帮助的医生所做出的允诺或表白；
（3）治疗的行动，即由医生领会到的并做出的技术上正确、道德上为善的并满足病人需要的决定。这三种普遍现象的紧密关系——生病、承诺治疗和治疗本身——为现实世界中医生与病人的相互责任提供了基础。从而，他成为最早认识到医学伦理学必要性的主要人物之一，并宣告了一个时代的来临，即严肃、批判地理性思考医学道德的时代——医学伦理的时代。当对医学伦理学进行深入的、严肃的探究时，历史学的和社会学的批评解构了希波克拉底的道德规范与方式，古代普遍的医生守则也被严重地蚕食了，当下社会需要一种“新的”更加适应时代和道德多元性的伦理规则。于是涌现出大量的将现有的哲学或神学体系运用到医学的情况。这些体系被“应用”，或者说得好听点是被有条理地应用到医学及其实践中。医学的伦理规范没有从医学的本质出发，即将医学视为一种特殊的人类活动，进而审视医学中的实际道德境遇。与这一潮流相左，佩里格里诺不同于其他理论家的是他主张医学伦理学研究应当采取“自下至上”的方法，而不是自上而下的方法。他认为医学伦理学的研究应当是首先审视医学本身，然后再从头建立起一套医学伦理学理论，而不是把一套现成的但可能存在很多争议的一般理论拿来然后应用到医学实践中。医学伦理学要想摆脱这样一种存在道德纷争的研究进路，只有对医学本身进行阐释，对医学实践有一个更清晰的理解，然后再努力寻找医学的道德义务。换言之，医学伦理学应当是医学哲学的一部分，而不是简单地将伦理学理论应用在医学问题中。佩里格里诺一直认为，医学伦理学应当建立在医疗关系的本质上，即医学哲学之上。“我的论点是，并且仍然是，医生所特有的义务是从患病的人和他寻求医治的人之间关系的特殊本质而来的。作为结果的这一关系有着一定的特征并使由此而来的相互之间的道德责任具有了独特的属性。”鉴于当今社会的异质性和科学医学的普遍化特征，任何一种坚实的医学道德哲学都必须植根于医学的“内在”之中。不能如既往一般，单单从外在的哲学化体系中抽取而来。这种道德哲学应当建立在以下四个方面的基础之上：人类疾病的现象；医学知识的独特本质；临床决策的道德特性；对于医学作为一门职业的强调。直到晚近，职业伦理中仍包含了大量的道德断言和阐述，并以此定义医生应当如何行为。这些断言往往是在缺乏清晰的和正式的道德论证的基础上作出的，这些构成了希波克拉底伦理的骨架，并在其后继者中得以延续。大多数情况下，与这些道德论断相符的哲学预设都是来源于外在于医学自身的哲学体系。上个世纪60年代末，几个世纪以来一直被奉行的道德主张出现问题时，作为一门正式学科的医学伦理学才真正出现。这也是首次，这些道德主张受到正式的分析，并作为普遍伦理的特殊情况加以对待。那些长久以来忽略了医学伦理的职业哲学家，开始以初确原则（primafacieprinciples），即行善、自主和无伤来澄清医学伦理学的内容，并在此基础上阐释了次级原则，包括保密、讲真话和信守承诺。这是英美伦理学的分析路径，其主要哲学基础来自于休谟，康德和密尔。佩里格里诺认为这种原则主义的思想进路并不能满足医学伦理学的全部需要，因此美德在他的医学伦理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它所关注的是迈向理想目标的进程。佩里格里诺颇为认同亚里士多德的美德观，尽管大多数情况下，他认为美德是一个具有多个方面的“概念”，而并没有给出一个准确的定义。他采用了美德即“具有良好行为的习惯”这一定义，但反对亚里士多德将美德视作极端的平均。他将美德定义为：“美德是一种品格特性，是一种内在倾向，习惯性地追求道德的完美，生活中遵守道德规范，并且在高贵的思想和公正的行为之间追求一种平衡。”事实上，在佩里格里诺看来，医学对于道德行为需要一套更高的标准，而选择这一个行业的人就应当追求美德，并构成一个新的道德共同体。
三、生命伦理学走向何处？
“生命伦理学”（bioethics）是由生物学（biology）和伦理学（ethics）这两个词合成而来的新词。其中的一个术语，“伦理学”，传统上被视为哲学的一个分支。然而今天，许多自称为生命伦理学家的人却不认为他们的工作是哲学的一个分支。他们中许多人认为哲学不足以涵盖道德生活的复杂性，更有甚者将哲学视为一种障碍。他们认为哲学的伦理学过于理论化、抽象并且对语境的、实践的和复杂的道德选择行为不够敏感。对生命伦理学，他们持有一种更加扩大化的视角，认为它应该包括更广、更多的学科，并假定这些学科可以弥补哲学伦理学的不足。今日之生命伦理学，已经介入到司法与立法的决策、公众的争论、伦理委员会和临床会诊之中。这些形形的大量的“生命伦理学”实践暗示了一种权威性和可信性。新生的“生命伦理学家”这一职业为技术专家提供对“道德困境”的分析与决议，这些“道德困境”包括临床、政策信息以及日常生活等方面。佩里格里诺认为生命伦理学应该是各学科之间交互的。需要考察的问题是：在不丧失伦理学中心学科位置的情况下，哲学怎样和其他学科（比如，文学、法律、历史、神学、语言和语言学），还有以人文为目的的社会科学（人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相互发生联系。他说：“我认为生命伦理学意味着广阔范围的质询，但我更意图指出，在这些领域中，哲学有着独特的地位。哲学化的伦理学必须与其他相关学科对话，但它不能也不应该被它们涵盖或取代。”佩里格里诺在其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始终围绕临床境遇展开，他致力于定义临床医学，而非预防医学。他主张临床境遇应当包括：科学知识，医生的推理过程，人际关系，以及针对每一个病人的治疗。这一定义暗含了医生应当做什么，应当知道什么，以及他们如何被教育。他认为临床伦理学中的医疗道德之核心是治疗关系。这是由三种现象——疾病这一事实，作为职业的行为和作为医疗的行为——所定义的。第一种现象将病人置于一种脆弱的依赖地位，并导致了一种不平等的关系。第二种现象意味着对帮助所做出的承诺，第三种现象则包含了做出医疗上合理的治疗决策的行为。因此，临床伦理学关注的核心是作为个体医生和病人所做出的决策。而生命医学伦理则是一个更宽泛的学科，涉及伦理学原则的应用到所有生物医学知识，并将伦理学分析从临床境遇拓展到法律和政策层面。临床伦理学关注的焦点比生命伦理学更为集中：旨在通过明确、分析和解决临床实践中的伦理学问题提高卫生保健的水平。临床伦理希望为病人寻找一个更好更合理的治疗决策和行为并成为医生的工作和医学实践固有的一部分。临床伦理学总是被用于一种非常迫切和紧迫的情况。通常是在急诊室或者情绪纠结的氛围中使用。它需要我们具有扎实的临床语言和临床知识。需要面对和处理医生、病人、家庭、法律、社会习俗和方面价值观的冲突，从而做出临床决策。临床伦理学与治疗的标准有关。在过去家长制的医学形式下，照顾的标准主要是医生为病人做出的技术层面的决策，如今的照顾标准越来越代表了有能力的成年病人的决策，当然这是在医生根据技术方面的考量向他们提供一些建议之后。因此，尽管伦理学的考量一直在发挥着作用，但所强调的重点已经发生了转移。之前，医学的最高伦理学标准是医生的能力和良心，而现在则还要兼顾对患者价值观和自我判断的尊重。显然，佩里格里诺坚持认为生命伦理学应当回归临床，并且关注病人的尊严与价值。与过去不同的是，当代医学常在科学与人文的对立之间震荡。尽管在医疗过程中，医生应当将人看作科学的客体，但绝不能忘记人还是有思有感的人文主体。因此，医学必须总是权衡事实与价值。如果，医学过于极端，那将变得不可靠，甚至危险。而关注病人的尊严与价值恰恰体现了人文学在医学领域中的作用，这种作用至少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即理解当今临床境遇中伦理与价值问题的本质需要；对职业本身考察和批判的需要；以及将这些态度赋予那些有教养的而不仅仅是受过训练的人。人文学是处理伦理学、哲学、历史学、法学与神学中的关涉人类价值的本源性问题，医学科学和技术作为工具不足以应对人类价值与目的问题，人文学才能够教导医生们敏感且有信心地面对无限的人类存在现象。可以看出，佩里格里诺主张在哲学反思的和各医学人文相关学科对话基础上发展生命伦理学，同时，他指出生命伦理学应当回归临床，关注具体临床境遇中具体的那个病人的尊严与价值。对于当今生命伦理学的发展而言，这无疑是中肯的建议和明确的方向。
哲学家尝谓:“以常识非哲学，疑若可笑，实则哲学之穿凿迷障，正当以常识正之耳。”［6］719面对在中西方哲学中自来便成立说绕不开之根本话题的“善”，刘先生却举重若轻地以一“生”字准之。初看来，似乎题不对义，也无奇特深刻之感。然而，这位“神童”加“天才”的旷世奇才从来出手不凡，他的“常识”是通达“神奇”而为言的。他虽一边言“夫平常神奇者，相对之词，宇宙固如是，即平常，即神奇，本无分别，特以人间所见有常有罕，遂以较罕者为奇耳”［6］737，可也不得不承认“此固非深探人生而推本宇宙无以言之也”［5］263。刘咸炘先生说:凡人之所以学问思辨者，无非求善，而天下之难辨者，则无过于善。善者价值之词，价值必有标准。审天下之所谓善不善者，固不以生为标准。杀人为不善，以其伤人之生也;淫欲为不善，以其戕己之生也。或谓全己之生非善，全人之生乃为善，则试问全人之生何以为善?岂非以人皆欲全其生乎?其他所谓善不善，莫不如此。故善否乃定于生否，生即善，不生即不善也。夫如是，则人既生矣，即既善矣，何乎斤斤然讲道术乎?斤斤然讲道术者，求善其生也。既曰求善其生，则是生有善有不善矣。与生即善不生即不善之言毋乃太相谬乎?曰:非相谬也。凡所谓生之不善者，浅见者以为生耳，实善不生也。杀人者人必杀之，欲全己生而终害己生也。淫人自以为尽生人之乐，而不知漏脯救饥，暂饱而终死也。是故生有尽不尽而以久为善，善之准在生而尤在久生，久即善，不久即不善。［6］638由此，刘咸炘先生认为，善的根本义准在生，而生的根本保障也正在于善。一方面，“善否乃定于生否，生即善，不生即不善”，与此同时，斤斤然讲求道术的根本目的亦在于明白真正的生唯有依赖决定生否的善作为根本标准。刘咸炘先生进而谓:“善否乃定于生否，完成其生即是善性，即人所以生。”［6］679《易传》谓“生生之谓易”，又曰“天地之大德曰生”，此种“生生之德”即《中庸》所谓“苟不固聪明圣智达天德者，其孰能知之”之“天德”，或许也正是《卫灵公篇》中孔子告诉子路的“由!知德者鲜矣”所指之“德”。在刘咸炘先生看来，此“德”或“天德”无疑为至诚纯善之道体，因此，人以纯善而成全其生，通达天人一贯并非玄幻。天道之德乃生乃善，因此说“善之准在生”，“善否乃定于生否”。此也正证成“生即善”，故刘咸炘先生谓:“儒者所证得者，止此生生之机。”［6］790不仅如此，刘咸炘先生还引证西方学者亦有相同之见。如他说:“法人戴森柏作《自然道德》一书，作善之定义曰:所谓善，乃足资保全与扩大生命之任何事物，乃谓促助个人与其所隶社群和谐伸张之任何事物。”［6］682此外，刘先生还认为除却高深之哲人，就是像斯宾塞这般主进化论者，也不得不以“最高之行为，乃引致最长最广最圆满之人生者也”［6］682为准，也不得不以人生为善准。因此，刘咸炘先生指出:“以完成生之本身为善之本，非新说也，乃古今中外深达之贤哲所同主。”
二、人生鹄的
科学哲学如何转型是一个世纪性的哲学问题，受到了，卜外哲学家的高度重视，讨论十分热烈。王书明、万丹二位博士以自己的新著参一与了这场讨论，他们的专著《从科学哲学走向文化哲学一库恩与费耶阿本德思想的后现代转型》(以下简称《转型》)一书专门探讨了库恩与费耶阿本德在科学哲学转型中的特殊贡献。
库恩与费耶阿本德是科学哲学中的巨匠，是科学哲学界熟知的历史主义代表人物。但《转型》一书打破了以往的定位，在后现代/文化转型这一新的视域下对库恩与费耶阿本德做了独到的研究，在以下几方面做出的宏观研究值得重视。
一、对库恩的不可通约性论题作了比较研究
不可通约性论题是库恩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提出的观念。不可通约性的提出，使库恩彻底告别了累积式科学发展观，《转型》把不可通约性论题作为核心概念和问题，对库恩思想进行了新的诊释和拓展，指出不可通约性与文化直接相通。《转型》的研究特色是将库恩的思想波普尔、夏皮尔、奎因、伽达默尔的思想进行了比较研究。特别是在库恩与夏皮尔的比较中，《转型》突出了库恩关于科学的文化相对主义思想。与夏皮尔力图说明科学的合理性和连续性不同，库恩强调的是在西方文化中的科学本身不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每一种在今天已经被“淘汰”的理论都有合理性，并且这种合理性只是在当时的时空和文化环境下的合理性。
通过比较，《转型》的结论是：库恩通过“理性的历史化不仅消解了科学合理性的普遍性和绝对性，而且通过语言进人文化领域。作为理性历史化的结果之一，不可通约性也从科学评价进人文化评价。”《转型》认为，库恩的思想通过不可通约性论题从英美的语言分析、逻辑实证走向了一个更广阔的领域一文化。文化不仅成为他的理论的出发点，而且是他所开辟的科学哲学新方向的最终指向。
库恩因推动文化转型而成为后现代思想的先躯人物。这是以往的论著所没有涉及的。遗憾的是，《转型》没有在不可通约性论题上对库恩与费耶阿本德的思想进行比较研究，费耶阿本德曾声称他与库恩同时提出了不可通约性论题，并有很重要的论述。
二、库恩与费耶阿本德因其文化相对主义而成为后现代先驱
《转型》认为，不可通约的不是语词的意义，而是对世界的总的看法。世界观与世界观之间是不可通约的，这已经构成了一种文化观。《转型》一书挖掘了库恩思想中明显的文化因素与文化相对主义。库恩本人是科学史学家，对历史的研究使得他能够从历史的角度来对待科学，将科学作为一种人类活动，而不是超越时空的对普遍理性的探求。库恩的历史观将科学作为一项始终处于发展，卜的事业，历史主义成为库恩思想及不可通约性论题的大背景，使该论题具有文化相对主义因素。
与库恩的朦胧状态不同，费耶阿本德公开打出了文化相对主义的旗号，并对思想史上的各种相对主义作了详细的研究，还把相对主义分成四大类：实践相对主义；认知相对主义；民主相对主义；政治相对主义。《转型》一书对此作了详细的整理。《转型》指出，相对主义是费耶阿本德正面肯定的观点，是费耶阿本德文化哲学的另一块理论基石，他试图借助相对主义理解和鼓励文化多样性。费耶阿本德的文化相对主义确实在文化观上给了我们重要启示。例如，实践相对主义认为一切个人、团体，乃至整个文明都可以通过学习异己的文化、制度和观念而获益，而不管支持他们自己观点的传统如何强大。认知相对主义认为每一个陈述、每一种理论、观点或每一项发现的方法和证明的程序，都有利于推动文化的多样性，因为每一种有足够理由信以为真的陈述、理论、观点都存在论据证明与之相冲突的抉择至少是好的，甚至是更好的〔民主相对主义主张，不同的社会群体以不同的方式看这个世界，也把它们当作不同的事物来接受。它之所以是民主的，因为诸多基本假设原则上都是可讨论的，而且取决于所有公民。很显然文化相对主义是一种完全不同于科学普遍主义的思维范式，是一种新的世界观和科学观，是哲学思维的重要转型。
三、费耶阿本德与科学哲学的解构
须知道，哲学教育也只是人的整个教育的一部分，所以它既不能代替后者，亦不可凌驾于后者。把哲学教育等同于意识形态教育，把哲学教育等同于宣讲教条，其结果只能使哲学失去自己的“本性”，从而使哲学成了“非哲学”。哲学之所以成为“非哲学”，哲学教育之所以成为“非哲学教育”，还在于一些人不了解哲学和哲学教育的特点。哲学的特点是“批判性”“教化性”以及“创造性”。哲学教育亦复如此。首先，哲学具有批判性。批判性可以说是哲学最显著，也是最根本的特点。哲学的批判性表现在自己不断质疑自己，自己不断否定自己。这一点既与科学不同，也和宗教不同。宗教强调“信”，而不允许怀疑，所以是“无疑—不疑”。哲学则是一种“大怀疑主义”。“哲学就是把本来很稳定坚实的东西都变成问题。”科学虽然也提出问题，但是其问题都是原则上可以回答的问题，而哲学上的问题则无法达到“定论”。从某种意义上说，科学总是寻求答案，哲学则不断提出问题。哲学的批判性保证了精神的永不枯竭。其次，哲学具有教化作用。通过中西哲学的比较可以看出，“中国哲学教化的目标是求善，并且以诚意正心之类的自我道德修炼为手段。这样的认识使得中国哲学将求真从属于求善。而西方哲学教化的目标是求真，它以理性的培植为教化的手段。这样的认识使得西方哲学将求善从属于求真，强调理性的规导。”哲学的教化性保证了精神的自我维系。第三，哲学还具有创造性。叶秀山先生指出，“惟有哲学一定要‘创造’；没有‘创造’就不是哲学，哲学处于‘创造’—‘创始’、‘原始’处。”这意味着，哲学不仅要“从有到无”，而且还要“从无到有”。其中，“从有到无”是“解放”的维度，“从无到有”则是“开显—创造”的维度。“哲学的本性使它总是求新、求异、求变，一句话，求自由创造。”哲学的创造性保证了精神的永不止步。对于哲学教育来说，其批判性的品格表现在哲学教育始终以培养批判精神和批判思维的人为宗旨。哲学是永恒的追问。通过这种追问，哲学将自己置于理性的永恒审判之下。理性可以予人以“权威”，但是不能予人以“权力”，因为理性只服膺于“证明”，而不屈从于“独断”。故此，思想欲保持活力，就不能固步自封，否则便会导致“权威”的丧失。哲学教育的教化性则表现在，始终以追求真善美为进路。真善美是人类最高的价值。通过“说理”的方式，哲学教育将真善美的观念传播给每一颗心灵，从而达到“化民成俗”的效果。哲学教育的创造性表现在始终以鼓励思想的自由创造为动力。如果说哲学教育的批判性在于以否定的方式来防止思想的僵化，那末哲学教育的创造性则是以肯定的方式来激励、催生新观念的诞生。就此而言，哲学教育的作用是无与伦比的，也是不可替代的。
二、“哲学性”与哲学教育的本性
哲学教育的必要性，从根本上说，还是由于哲学教育的“本性”使然。如前所述，哲学教育以哲学为内容，显然说明哲学的本性也就说明了哲学教育的本性，因为哲学的“本性”决定哲学教育的“本性”。哲学的“本性”究竟是什么？过去的教科书把哲学看作是一种“世界观”，或“意识形态”。也有观点认为，哲学就是认识论。对此，陈修斋指出这恰恰是哲学没有“定论”的表现。他说：“无定论正是哲学的本性，只有无定论的问题才是真正的哲学问题，而真正的哲学问题总是无定论的。如果一旦有了定论，则它就是科学问题，而原本并不是或不再是哲学问题了。”为什么会这样？当然是与哲学问题的性质有关，因为“哲学问题往往是带有根本性的、最基本的、有时甚至是超验的问题，由于这些问题往往超越了我们的经验的界限，所以通常是不可能通过一般科学的方式来加以解决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它们是没有终极答案的”。从哲学史上看，“哲学本身自其产生起，就从未有过统一于一说。虽然历史上曾有（将来很可能也还会有）哲学之外的某种权力要求哲学统一于一说，但是，这种统一将不可避免地被哲学本身所瓦解。”所以，“哲学没有也不应该有自己固定不变的本性，哲学是在不断地拓展自己的地盘的同时，不断地扬弃自己已有的本性。”哲学无定论并不等于哲学不能界说。众所周知，“哲学”一词源于希腊词“philo－sophia”，意为“爱”“智慧”。不过，哲学所爱的是“大智慧”，而非“小智慧”。什么是“大智慧”？什么是“小智慧”？如果就“智慧”总是和“问题”相关联这个意义上来讲，那么与诸如形而上学问题这些“大问题”相联系的便是“大智慧”，而与日常的、实际的事务这些“小问题”相联系的则是“小智慧”。就此而言，哲学是“大智慧”，而经验科学等是“小智慧”，因为“经验科学、形式科学的问题在提出来的时候就蕴含着得到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的可能，而形而上学的问题之所以‘大’，就是因为它不预先设定任何答案。形而上学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纯粹的问题、没有条件的问题、没有预设任何答案的问题”。这表明哲学“不是一种完成态的静观知识，而是一个不断跃迁和提升智慧的动态过程，是一种爱智慧的运动”。
“大智慧”和“小智慧”只关涉“问题”的根本性与否，并不意味着前者比后者更“高明”。相反，在近代科学思维的支配下，作为“小智慧”的实证科学倒是逐渐取得了对作为“大智慧”的哲学的优势，而哲学则不得不开始漫长的“科学化”“知识化”的历程，从而标志着“智慧之爱”变成了“智慧之学”，其结果是哲学最终遗忘、迷失了自己。当然，哲学不是没有，或不能有知识体系。只是说，哲学的是开放的、自由的知识体系。但是当“把哲学界定为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方法论等确定无疑的知识和具体的条文时，它们也就在无意中宣布了爱智慧的终结。因为哲学已经对于各个领域中需要智慧去探索的问题找到了明确无疑甚至具有终极性的答案。人类智慧似乎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并在完满的哲学体系和内容面前失去了用武之地……这时候，所谓‘爱智慧’就是去学习由一系列答案所构成的既成哲学内容和体系结构”。在这种意义上，哲学甚至都很难说得上是一门“智慧之学”，充其量也就是一般的“知识之学”。哲学不仅爱智慧，同时也追求自由。亚里士多德说，在一切学科之中，哲学是惟一自由的学问。“我们不为任何其它利益而找寻智慧；只因人本自由，为自己的生存而生存，不为别人的生存而生存，所以我们认取哲学为唯一的自由学术而深加探索，这正是为学术自身而成立的唯一学术。”显然，和其它知识相比，哲学知识摆脱了那种“实际的、实用的关系”，是一种纯粹的知识。“这样一种知识摆脱了需要，不受需要控制，而是以事物自身为对象。这样一种知识是自由的知识，我们哲学要考虑的是这种自由的知识，而不是在实际需要控制之下，受各种权力支配的知识。”正是由于其非实用性和非功利性，哲学被称为“自由的学校”。在这一点上，科学也具有相似的特点。然而，科学还有技术化和意识形态化的倾向。当科学知识具有意识形态的功能时，“科学”就变成了“科学主义”，从而由解放的力量变成了禁锢的力量。哲学则不然。哲学的批判性使之永远朝向未来开放。如果“强求哲学接受、面对由经验科学所确定的现实，无异于取消了哲学的未来立场与现实的未来维度”。必须认识到，“自由的本质就在于使人永远保持在可能性当中，永远有未完成的可能性展开。在这个意义上，自由使人永远是行路人；拒绝被完成，坚持‘在路上’的开放性存在，就是维护自由。”所以，“哲学在根本上是出于自由，守于自由，又归于自由。”我们甚至还可以进一步地说，哲学不仅出于自由，栖于自由，守护自由，而且创造自由。这种“爱智慧”和“爱自由”的特性就是所谓哲学教育的“哲学性”。由于这种特性，哲学教育必定是开放的、自由的和创造的。当然，哲学也有民族性、个体性的一面，例如哲学史家根据地域上的不同而把西方哲学划成分析哲学和欧陆哲学，欧陆哲学又细分为英国哲学、法国哲学和德国哲学等，威廉•詹姆斯则依据哲学家的气质将其划分为“软心肠的哲学家”和“硬心肠的哲学家”，从而把哲学区别为“软心肠的学派”和“硬心肠的学派”，但是“即使有其自身的文化局限性和偏见，哲学或许仍是所有科目中最开放的。其主要目标是思想和表达的清晰性，而其主要的成分是理性、洞见、沉思和经验。没有任何问题或观点是”。因为“最伟大的哲学家们—不管其个人信念是什么—都只尊重那些最具有说服力的论证，而不考虑其来源”。据此可以说，“哲学具有世界主义的特点”，因为“谁进了它这所学堂，谁就天生是一位世界主义者，是全世界全人类的公民”。不仅如此，哲学还具有“未来主义”的特点。由于哲学的任务是“站在未来的立场上”，所以“搞哲学的大多数是未来主义者”。
三、贯穿“哲学性”的哲学教学
对于课堂哲学教学来说，哲学教育的“哲学性”具有重要的启示。哲学教学必须体现，乃至于实现哲学教育的“哲学性”这一特点。
1.哲学教学必须回答“为何教”，“为何学”的问题，也即“教”和“学”的目的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教”和“学”同样也是“一体两面”的关系。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教”亦“学”，“学”亦“教”。简单地说，哲学“教”“学”的“目的”就是培养“人”。冯友兰说，“学哲学的目的，是使人作为人能够成为人，而不是成为某种人。”雅斯贝尔斯也指出，教育不只是传递的事实和技巧，而必须是以形成“整体人”为目标，以最广义的教育为目标。Introduc－tion从根本上看，培养“人”比培养“人材”重要，因为“人材”以“用途”为尺度，“人”则以自身为目的。康德提出“人是目的，不是手段”，可以说正是有见于此。孔子亦曾主张，“君子不器。”对此，朱子云：“器者，各适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体无不具，故用无不周，非特为一才一艺而已。”（《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卷一》）因此，对于哲学教学来说，必须“先立乎其大者”。（《孟子•告子章句上》）
2.哲学教学必须回答“教什么”“学什么”的问题，也即“教”和“学”的“内容”问题。
哲学“教”“学”究竟是传授“知识”，还是开启“智慧”，澄清这一点非常重要。传统的教学模式大体上都是照“本”宣“科”。“本”就是所谓的“指定”“教材”，其中不少要么是哲学史材料的任意裁剪，要么是意识形态的“汇编”。这些“教材”把哲学完全等同于一般的学科知识，试图给予学习者以某种特定的“知识”。但是问题在于，哲学不仅具有“学科性”，而且具有“超学科性”。“如果仅仅注重哲学的学科性特点，便容易将哲学理解为一种单纯的知识系统，甚而由此进一步把哲学视为技术性的形态，用中国哲学的话来表述，也就是由‘道’而演化为‘技’。”显然，这种哲学教科书永远代替不了“哲学本身”，因为后者只能来自于“哲学经典”。这种说法虽然给人以“哲学就是哲学史”的陈词滥调之嫌，但是不可否认，学习哲学，经典著作的确是绕不过去的。由于始终面对终极的、永恒无解的问题，所以经典著作中提出的那些哲学问题总是“万古常新”。哲学史之所以被视为“问题史”，原因即在于此。在哲学中，“问题”远比“答案”重要。“这看似哲学致命的弱点，其实恰恰是哲学的永恒魅力之所在。”
3.哲学教学必须回答“如何教”“如何学”的问题，也即“教”和“学”的“方法”问题。
哲学“教”“学”究竟应该是“灌输”，还是“启发”？究竟是“独白”，还是“对话”？一般来说，“对话”胜过“独白”，“启发”强于“灌输”。“对话”是哲学的本质。所谓“对话”就是精神之间的敞开和相遇。据此，在“对话”中意义的流动成为可能。不仅如此，“对话”中还会不断产生出新的理解。所以，“对话”最能体现哲学的民主、包容、开放和创造的精神。当然，“教亦多术”（《孟子•告子章句下》），没有哪一种方法可以包治百病。例如，如果没有“平等”、“相当”的对话者，“对话”则难以维系。“启发”也是如此。“启发”虽然有利于扩展思维，但是如果没有先前“接受”的知识，就有可能导致“启而不发”。当然，“哲学不在于能够记住多少哲学观点，讲出多少哲学观念。记住哲学的知识，只是走向哲学的第一步，只是哲学教育的基础。”“真正的教育者必须培养自己的批判者，用智慧的乳汁哺育自己思想的掘墓人。”所以，对于哲学教学来说，是不是最好的方法，关键在于其能否体现哲学教育的哲学性。
笔者试图以胡适日记、书信为线索，结合其相关论文来还原一段史实，也借此对其民主、自由、平等观念有更为直观的认识和评价。关于胡适受康德思想的影响，主要是在康乃尔大学时期。早在“发奋尽读杜威书”之前，胡适已经在康奈尔大学学过几年哲学，接受了比较系统的哲学训练和新唯心主义哲学的浸润。据江勇振统计，胡适在康乃尔大学五年共选修了十四门哲学课，而在哥伦比亚大学仅四门，其比重一目了然。“胡适一生的思想，是奠基在他在康乃尔大学所得到的人文素养的基础教育。他在文学、哲学、政治方面的基础知识都是在这个阶段奠定的。甚至可以说，要了解胡适一生的思想，唯一的途径，就是去发掘他在康乃尔大学的所学、所读、所思。这是解开胡适一生思想的唯一锁钥。”[4](P262－266)“唯一锁钥”的说法还是有些绝对和过激，在胡适的人生道路上，构型其思想和观念也不仅是这几年，徽州地域文化、上海的风气之先，还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淀等都在他的心灵深处刻下了印痕。但不可否认、也不容忽视的是康乃尔大学的几年学习生涯对他思想成形的至关重要，由于胡适后来转学至哥伦比亚大学及其后来有选择性的自叙，让我们在追述其思想演变过程时有意无意间凸显杜威而冲淡了这一段史实。胡适自称“厄德诺是(当代思想家中)对我生平有极大影响的人之一。”早在转学哥大前，胡适在康乃尔伦理俱乐部听过厄氏的讲演，“我对他以道德为基础的无神宗教十分折服，因为事实上这也是中国留学生所承继的中国文明的老传统。”厄氏是“伦理文化运动”新宗教的发起人，“伦理文化学会”也被称为是“道德文化学会”，“这一新宗教的基本观念是相信人类的品格和人类本身的行为是神圣的。”而他的这一思想来源又起自于康德，是“把康德的抽象观念具体化”。胡适也从厄氏的语录里“很容易看出康德和康德哲学的至高无上的道德规律对他的影响。”[5](P246)在胡适的留学日记里，记录了厄德诺语录[6](P296)，如:精神上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参互交错的关系。就是爱。就是把自己消费在一个别人的身上，而在如此做时，自己也得着鼓舞向上的影响作酬报;道德的责任并不是外来的命令;只是必须要怎样做才可以引出别人———例如所爱之人———的最好部分，等等。这些格言凸显了爱与道德的力量，肯定了道德的存在是作为人为自己立法的自律存在，强调通过个体的道德完善学会尊重他人，看重他人的价值和作用，也就是康德所说的道德律令，即“大自然安排我们的理性时，其最后意图本来就只是放在道德上的。”[7](P609)在康德看来，道德的问题首先是人何以成为有道德的人的问题?而这道德不仅是个人的道德，乃是全人类的道德，同时，道德也是履行自我立法的过程，道德的世界观就是把道德的准则转化为法则并严格遵守，归属于实践哲学范畴。胡适给韦莲司的信中提到了自己受到康德思想的影响:“无论是对你自己，还是对别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将人道本身视为一个目的，而不仅仅是个手段。”“尊重每一个人，并将这种感觉升华为一种敬意。”[8](P25)这无疑就是康德宣称的“人是目的，而非手段”的表述和观念的翻版。康德说:“真正的德行只能是植根于原则之上。这些原则不是思辨的规律而是一种感觉的意识，它就活在每个人的心中，它就是对人性之美和价值的感觉，这样说就概括了它的全部。”[9](P14)康德认为人具有道德可完善性，必将在理性的教导下成为道德自律的人，由此形成了康德的道德哲学之根基。尽管胡适在此征引康德的哲学理论是为了澄清与韦莲司之间纯粹的男女友谊的关系，但由此也清晰地写出了他对人与人之间乃至对人本身的一种判断和认识，即对每一位独立个体的绝对尊重乃至敬意。胡适认为杜威是将道德和社会联系在一起，而社会的价值也就在道德，至于这种观念则始于康德，“从康德至今，大家都讲艺术的利益，是要社会公共受享，不是个人所可私的。养成群性习惯，就是道德教育。”[10](P49)“用‘道德教育’来教道德，远不如不用‘道德教育’来教道德。”[10](P380)也就是强调道德上的一种自我要求和自我规范，是对康德道德自律的一种阐释和延展，和杜威提倡的“道德的观念，就是人生的观念。人生以外无道德，社会以外无道德”的经验社会道德呈现出不一样的思维路径。很显然，胡适对道德的理解，乃是将其视为一种自动和自律的行为，即人固有的理性法则，也就是说，事物和人本该如此，并不受制于社会的外在的任何压力，由此人也获得了自由意志。换言之，胡适对道德和自由的理解既超越了经验世界的思考，但又有着客观实在性，兼有先验哲学和实践哲学的双重特点。胡适日记记录了和韦莲司之间关于“不争主义”的谈论，胡适对韦莲司肯定康德所谓无条件的命令，即道德律令甚表赞同，并将其与墨子的“杀一人以利天下，非;杀已以存天下”，是相提并论。[5](P51)或许是得益于这次交流，仅过一月，胡适已经决定将博士论文题目改为“国际伦理原则的研究”。他以为这有三大好处:时代的需要、自己的兴趣、图书馆以及哲学系老师的资源。所谓时代的需要是指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引发了胡适对战争与和平的思考，也是他当时的兴趣点所在，至于哲学系老师的资源也就是以康德研究见长。“康德哲学也正是康乃尔哲学系老师之所长。”[4](P308)胡适称赞康德是博大精深的学者，“康德的人生哲学注重行为的动机，注重他所谓‘无条件的良心命令’。”[11](P486)胡适在康乃尔大学选读了康德的批判哲学，具体研读《纯粹理性批判》，“还研讨了康德三大批判之见的关系。”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序言:“我们的时代特别是一个批判的时代，一切事物都必须接受批判”，这与胡适提出“重新评估一切价值”的口号非常相似，而批判哲学也正是人类本源的自由精神的体现，和道德哲学一脉相承。1915年3月19日，日记记载:“上星期读康德之《太平论》，为作《康德之国际道德学说》一文。”[6](P83)《太平论》即《永久和平论》，康德试图从哲学的根基上寻求解除战争状态，实现永久和平的方案。很显然，胡适那时决定将博士论文题目改为“国际伦理原则的研究”，应该和康德的这篇文章有关，而且在当时他已用英文写作了《康德的国际伦理学原则》一文。此文甚为重要，胡适后来很多的思想，包括民主、自由、平等等思想的端倪和脉络来源都可在此找到踪迹，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甚或是修正我们过往对他的一些偏见。在论文中，胡适论述到:康德认为道德的理念必定属于真正的文化，人存在一个更高的道德能力。而政治道德家不应该将所有关于权利和公正的问题降为纯粹的学术理念，应当从规范的理念开始，即将这些问题作为道德问题处理。康德的国际道德标准为:“首先追寻纯粹实用理性和他的正义，然后可以实现你的目标，得到永久的和平。”换言之，康德将追求权利和公正纯粹的理念作为义务准则，考虑到理由的先验性。胡适以为康德的政治哲学虽有点不切实际和“古老”，但不是毫无道理，他得出结论说:于我而言，这仅仅意味着，在国际，国民间和个人的关系上，完全有必要注重向善的道德标准，以此作为行为的准则，而不是仅仅寻求严谨的戒律，像盲人在黑暗中摸索一样地去尝试和犯错。”[12](P91)以此观之，康德的道德原则是由自由意志建立起来的，也就是人为自己立法，是自律而非他律，这样也就达成了人的自由，而自由也正是康德道德哲学的基石。
对自由与民主的阐释
康德对自由的理解并不等同于我们中国传统意义上的随心所欲和为所欲为。康德对(合法的)自由的界定是:它乃是不必服从任何外界法律的权限，除了我能予以同意的法律而外。———同样地，一个国家中的对外的(合法的)平等也就是国家公民之间的那样一种关系，根据那种关系没有人可以合法地约束另一个人而又不自己同时也要服从那种以同样的方式反过来也能够约束自己的法律。这种天生的、必然为人性所有的而又不可转让的权利，它的有效性可以由于人类本身对于更高级的存在(如果他自己这样想的话)的合法关系的原则而得到证实和提高;因为他可以根据这同一个原理而把自己当作是一个超感世界的国家公民。因为就我的自由而论，则我自身对于神圣的、纯由理性而可以被我认识到的法则并不受任何约束，除了仅仅我自己所能予以同意的而外。[13](P109)康德所说的最高级的存在也就是作为道德的存在，可见，康德对自由和平等的论证是以他的道德哲学为基础和支撑的，而在其自由、平等等权利概念中也蕴涵了相应的义务。胡适“倾向于认为康德的态度有很多有价值的真理。”包括共和制与国际联盟的“乌托邦想象”，对人类道德原则的确信及其对永久和平终将实现的期待与憧憬。[12](P104)唐德刚认为:胡适在接触杜威之前，对伦理文化派极为折服，但遇见杜威后，乃“尽弃其学而学焉”，变成实验主义的信徒了。[5](P262)其实此话并不尽然，因为到了1917年，胡适依然坚持从权利与责任的互为依存关系来阐述自由和平等，所谓“自治的社会，共和的国家，不只是要个人有自由选择之权，还要个人对于自己所行所为都负责任。若不如此，决不能造出自己独立的人格。”也就是说，个体和国家在享有权利的同时也担负着责任和义务。胡适提出发展个人的个性，需要有两个条件:一是须使个人有自由意志，二是须使个人担干系、负责任。[1](P614－615)很显然，这与康德的有关权利和自由的理论主张趋于一致。胡适谈自由时往往将其与民主并举，肯定民主的获得是以每个个体的自由为前提。在他看来，“‘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习惯性的行为。‘科学’则是一种思想和知识的法则。科学和民主两者都牵涉到一种心理状态和一种行为的习惯，一种生活方式。”唐德刚认为胡适对科学和民主两个名词的诠释，是不折不扣的杜威之言，即杜威所说的“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可概括为“美国主义”，也就是“美国生活方式”的概念化，而中国关于“人权”的争辩也就是“美国主义”中的大题目。[5](P352－367)实际上，唐德刚在这里将胡适的民主概念作了简单化的处理。
首先，胡适所说的民主不等同于杜威“经验即生活，生活即是应付环境”的民主生活学说，倒是和康德的纯粹理性判断更为接近。正如夏英林所论，胡适的知识论是典型的康德主义知识论。[14](P52－58]周质平也评价“胡适谈民主，一如他谈科学。始终不在内容上着意，而只是在精神态度上立论。”然“民主毕竟是一种建立在法律条文上的政治制度，不谈制度而只谈精神，不免把民主抽象化了，使人觉得无从捉摸。”[15](P240－241]确实，胡适对民主的阐释并非基于杜威的实证主义的知识认知模式，也不是我们惯常理解的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实践形态或政治运作方式的民主政治制度，而是进入到了康德的主体精神和纯粹理性的层面立论。胡适1953年再一次重申“天赋人权”和自由民主平等等概念均是人的纯粹思维的产物:“人权并不是天赋的，是人造出来的。所谓民主自由平等，都是一个理想，不是天赋的。”[16](P2299)胡适对民主的定义是:民主的真意义只是一种生活方式，而这种生活方式千言万语，归根只有一句话，就是承认人人各有其价值，人人都应该可以自由发展。[15](P230)而“民主主义的生活方式，根本上是个人主义的。”[16](P1737)至于个人主义的真义在于，提倡人人要做成一个能“自立”的人，要“人人都觉得自己是堂堂地一个‘人’，有该尽的义务，有可做的事业。”[1](P632)胡适所说的个人主义实际上就是指有独立思想自由人格的个体，即民主是与个体的自由和完善联系在一起的，只有自由独立的个体的存在和保证方才有社会民主实现的可能，也就是实现康德所谓的作为人类最高级的存在即作为道德的存在，即“人是(在自然目的中)意识到自己必然要以道德律为终极目的的存在。”[17](P406)才可能达成人的自由和现实的民主。
【正文】
人文是近年来学界颇为流行的词汇之一，但从哲学层面来理解人文的并不多，更多的是把它作为一个“时髦”词汇来使用。所以，人文是一个大家熟知而并非真知的领域，或者说人文作为一个意义域是被忽视的。
我们认为，要真正理解、把握人文的本质和真蕴就必须从哲学层面来看问题，而从哲学层面把握人文，就必须把哲学的人文转向作为一种思维范式来理解。
一、问题的提出
长期以来，由于我们对西方哲学理解上的简单化或偏差，以及对中国哲学研究取向上的误区或盲点，致使对人文的研究和理解存在种种问题。
从19世纪后半期特别是20世纪以来，西方哲学发生了转向，即与传统的本体论和认识论不同的致思方向。这种转向不是一个而是两个，一是所谓的“语言哲学转向”，一是所谓的“人文主义转向”。对于前者，人们有较充分的认识，表现在把“语言哲学转向”作为一种哲学范式来理解，这就使人们对语言哲学的把握有着理论上的自觉。但同时也出现一些偏差，即把现代西方哲学的转向仅仅理解为语言转向，似乎“语言哲学”是现代西方哲学的最重要和唯一的特征，以至认为语言哲学是现代西方哲学时代的标志，语言哲学的兴起是西方哲学发展的新革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人们对于哲学人文转向的理解，情况就不同了。其一，仅承认“语言转向”，而不承认“人文转向”。认为哲学本属人文学科，研究人文理所当然，何谓“人文转向”？！似乎哲学只有转向非人文的“语言”或“科学”才是转向。其二，承认现代西方哲学发生了“人文转向”，但把这种转向简单归结为以“非理性”为标志，从叔本华、尼采的唯意志主义到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到存在主义，到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哲学，一个个都是“非理性”的人文主义者。这实际上是把现代西方哲学的人文转向仅仅看作是对传统理性主义的否定。以上两种认识都没有把哲学人文转向作为一种哲学思维方式即范式的变化来理解，所以，没能把哲学的人文转向作为一个意义域予以充分的重视和研究。
与对现代西方哲学人文转向理解上的偏差有关，对于中国的人文研究或大而化之，使之成为一个泛而又泛的“共同话域”，而不从哲学层面去理解；或高谈重建实践哲学，却无视实践哲学的人文向度。
近年来，各门具体科学，文学、社会学、经济学，甚至自然科学，都谈“人文精神”；每当对现实忿忿不平时，便指责我们的时代丧失了“人文精神”，但人们所理解的人文却各不相同，甚至大相径庭。正如叔本华所说的，哲学就像一个长着许多脑袋的怪物，每个脑袋都说着不同的语言。一位热心于人文精神讨论的学者曾感慨地说，“整个讨论的水平明显低于人们的期望”，“差不多是在一加一等于二的层次上的”[1]（编后记）。对于人文没有共同的基础和基本的体认，其原因在于没有把人文作为一个哲学的范畴来理解，在哲学层面对人文没有达到基本的认同。
造成以上不良倾向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历史背景。中国哲学的基本现实，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导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中国的传统哲学，它是一种以伦理、政治为本位的道德人本主义。长期的封建小农经济结构根深蒂固地影响着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模式和观念，始终未形成鲜明的对自然进行积极改造的主体意识和对政治进行积极批判与反思的个体性主体意识，所以，从总体上讲，中国传统哲学是异于西方哲学凸显主体性的另一种意义上的人文向度。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一种国家哲学。由于它是从苏联“转手”而来，虽然长期以来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致力于同中国实践的相结合，并卓有成效地在中国革命中取得了胜利。但是，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存在两个致命的误区。第一，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意识形态化，尤其是把它主要看作一种革命理论，犯了哲学“意识形态化”或政治化的错误，并由此长期拒斥西方其他哲学流派的经验和成果；第二，长期以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一种知识论，进而认为哲学只是一种思维方式和认识论。曾说过：“什么叫哲学？哲学就是认识论”[2](p.390)。把哲学的使命和功能仅仅理解为一种认识论和方法论，忽视了哲学对人类生存和命运关怀的本性，哲学迷失了自我。中国哲学的传统和现实使得中国的哲学取向长期处于迷失状态，或者说严重一些，哲学误入了歧途。“”后至今的20年来，关于人的讨论此伏彼起，几乎未曾停止，人学一时成为显学；同时，哲学自身的改革也步履维艰地不断进行。人学和哲学走到一起的纽带是实践，可称为“实践人学”。但“实践人学”思路仍是依循传统教科书的物质本体观，把人学以及实践看成是从属于整个哲学体系，并且是组成整个哲学体系的一部分。而并未看到现代哲学观念变革的关键在于哲学关注的对象从自在世界向意义世界的转化，是哲学思维方式从传统的本体论以及认识论的思维方式向属人的、实践的思维方式的根本转向，是一种哲学范式的更替。所以，哲学对人文的探讨一直未达到应有的理论自觉的高度。
总之，人文作为一个意义域长期被忽视或被“宏大话语”所遮蔽，没有形成真正的哲学人文转向之自觉。
二、现代西方哲学的人文转向
哲学从根本上、总体上眷注人的命运，昭示着人的前途。古希腊人把哲学视为“爱智慧”的学问，爱智慧也就是追求和护持智慧。智慧其实就是将主体尺度和客体尺度、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融为一体的那种人的最丰富、最深邃的“思想”。柏拉图说过，哲学起自于人类对自然的惊异，起源于求知的欲望。人的一切活动都有两个指向和目的，一方面弄清世界的本来面目，属科学；另一方面，弄清人同世界的关系，属哲学，即哲学是对自然与人的关系的反思。罗素有言：“哲学，就我对这个词的理解来说，乃是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的东西。它和神学一样，包含着人类对于那些迄今仍为确切的知识所不能肯定的事物的思考；但是它又象科学一样是诉之于人类的理性而不是诉之于权威的，不管是传统的权威还是启示的权威。一切确切的知识……都属于科学；一切涉及超乎确切知识之外的教条都属于神学。但是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还有一片受到双方攻击的无人之域，这片无人之域就是哲学。”[3](p.11)罗素所说的“无人之域”恰恰正是作为人的最高的自我意识的哲学。因此，哲学是对人的自身存在及活动的反思，其本性是要解决人自身生存的各种问题，而其中最基本的问题是自由与必然的问题，所以，哲学就是一种从总体上解决自由与必然的问题，寻求人类安身立命之努力，即对人类生存的终极关怀。这就是哲学的本性。
哲学思维方式是人类思想成果的最集中的体现。它以理论的形式表达着人的生存状态和存在方式。所谓哲学之变革，其实质是哲学思维方式的变革。肇始于西方现代哲学的人文转向其实质也是一种思维方式的变革，它是哲学自身发展的必然逻辑。
从古希腊哲学产生迄今的两千多年，哲学思维方式大致经历了从古代本体论的思维方式到近代认识论的思维方式再到现代哲学人文论的思维方式。现代西方哲学的人文转向也就是从传统哲学向现代哲学的转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传统哲学的批判与超越一样，现代西方哲学的人文转向对于我们的哲学思考同样有着重要的启示和意义，尽管在深度和广度上，它远没有达到马克思主义哲学那种科学性和高度性。
哲学是寻根问底之学。本体论思维方式是随哲学一起产生的。亚里士多德称本体之学是哲学的第一范式[4]。从亚里士多德到笛卡尔都一直遵循着“第一范式”的原则，它从感性中具体的东西追问到理解中抽象的东西，以普遍性概念为事物之根底。这是一种以“主体—客体”的思维模式为前提的追根问底的方式。在追求永恒的、不属人的绝对和普遍的世界本原的过程中，哲学丧失了其本性，也就失去了为人类安身立命提供意义支撑的资格，哲学越来越变得“敌视人了”[5](p.164)，它追求的是死了的世界，而不是活人的世界。
现代西方哲学不满足于以抽象概念为根底而转向现实性，认为任何当前在场的现实事物是我们思考和关注的焦点，而不必到事物背后找东西。尼采、海德格尔、胡塞尔、伽达默尔等不满足于追求抽象的永恒的世界，而要求回到具体的、变动不居的现实世界。胡塞尔要求专注于事物本身，即要求达到事物在直观中出场的本来的样子，而不允许别物闯进事物本身，不允许别物作为中介来说明事物，此即胡塞尔所谓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之第一原则，他说哲学“代表了人类对纯粹而绝对的认识之不懈追求”[6](p.2)。这里的“纯粹”、“绝对”是事物本来样子的意思。追求现实事物的意义，就是关注现实生活中的人。从追求彼岸的绝对的、纯粹的自然存在到关注此时此地的人的现实生活，哲学从“天上”回到“地上”，这就是现代西方哲学人文转向的根本意义，哲学重新成了人的朋友。
现代西方哲学的人文转向是以意义、理解和主体间性等重要范畴为支撑和指向的。人文领域是一个意义领域，赫舍尔说：“人的存在从来就不是纯粹的存在；它总是牵涉到意义。意义的向度(dimension)是做人所固有的……正像人占有空间位置一样，他在可以被称作意义的向度中也占据位置。人甚至在尚未认识到意义之前就同意义有牵连。他可能创造意义，也可能破坏意义；但他不能脱离意义而生存……对意义的关注，即全部创造性活动的目的，不是自我输入的；它是人的存在的必然性。”[7](pp.46～47)对“意义”的追求表现了现代西方哲学对实证主义唯科学观的批判，把哲学从自然科学典范的统治下解救出来，把哲学自身的逻辑贯彻到底，从而恢复了哲学对人类生存意义的思考和努力的本性。如果说意义和价值是哲学人文的前提，那么理解便是把握具有如此意义的人类生活和历史的基本手段，这是人文科学在方法上区别于科学主义的最主要的特征。“主体间性”表达了人文领域个体性、偶然性、主观性现象的可沟通性和可理解性，使人文科学的哲学逻辑统一在主体间性上。意义（价值）、理解、主体间性勾勒了哲学层面的人文内涵。建立在这些范畴基础上的现代西方哲学实现的人文转向，是对传统哲学的批判和超越，标志着哲学思维方式、哲学对象、功能和本质的全面的根本的转向，在特征上表现为对本体论的解构、对认识论的意义追问和对自然科学基础的诘难。对传统本体论的解构，其实质是反对古代哲学对人类生存、人类现实生活意义遗忘的倾向，力图把哲学重新引回到关注现实生活的轨道上来；对认识论的意义追问实质是反对近代哲学为认识而认识的哲学观，“扩大认识论”，使认识的可能性和可靠性的追问深入到以一种意义论的方式直接切入人的生活世界的具体性之中；对自然科学基础的诘难实质是要摧毁自然科学成为一切科学的“方法典范”，让自然科学的“基础深植”（卡西尔语），以期将哲学的人文基础从一种方法论迷失或世界观迷失的困境中拯救出来，并以此着手改变传统哲学的基础和方向。这些正是现代西方哲学人文转向留给我们的基本理念和范式特征。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文取向
与现代西方哲学人文转向发生的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把实践观作为自己的基石，从而实现了对传统哲学的超越。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现着人文精神，有着人文取向的价值尺度，而这个维度恰恰被我们所忽视了。
马克思明确说过：“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8](p.128)。尽管马克思没有来得及完成“关于人的科学”，但它的哲学中处处体现着人文的意涵。
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文精神就在于，它确立了实践基础上的主体性维度，蕴寓了哲学是人类对自身活动的反思，是植根于社会现实生活的终极关怀两个要义。一个维度、两个要义实质就是一种哲学的人文关怀。
过去，我们对于实践的理解主要依照前苏联的模式，往往从认识论的角度去理解实践的本性，把实践视为客观的活动，看作一种客观的存在，片面地强调一种纯粹的客观性，未能完全理解实践活动的存在论意义，从而也就取消了马克思思想中的主体性维度，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成与旧唯物主义没有多少差别的东西，而这正是马克思所严厉批评的。实质上，马克思主义哲学注重实践，也就是注重从主体实践活动的角度来理解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其关心的中心问题不是客观存在着的世界的运动变化，而是主体活动以及由此引起的自然界对于人的生成问题。立足于实践观点，人文精神已不再是传统哲学以超验实体为支撑的对极端超越的绝对化价值理想的外在追求精神，而是把实践活动看作人最基本的价值创生活动，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在“积极地反对与改变现存状况”的功能性活动中体现对现实的价值理想的内在追求精神。
不仅如此，马克思主义哲学还进一步把实践主体理解为“现实的个人”，“现实的个人”是实践主体的出发点和归宿。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反复强调从“现实的个人”出发的意义。社会的发展归根结底是人的发展，而人的发展，归根结底是个人的发展。马克思不仅把“现实的个人”看作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他说：“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9](p.67)。马克思还明确指出“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10](p.532)。所以，个人的发展才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还强调了“现实的个人”的“现实性”。马克思说“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9](pp.71～72)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把能动性和现实性统一于“现实的个人”这个主体之中，既克服了黑格尔的抽象的普遍的类主体——绝对精神的缺陷，同时也克服了旧唯物主义费尔巴哈“感性的人”的缺陷，从而超越了传统哲学，而把人文置放在实践基础上又超越了现代西方哲学，使哲学的人文转向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体性维度。
马克思主义哲学注重面向人生的反思，认为哲学是人类对自身活动的反思。思想不外乎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自身这两方面，而关于外部世界的思想归根到底是从“为我关系”出发的。因此，关于思想的反思总要把关于人类自身活动的反思作为出发点和归宿。传统哲学不懂得实践的本质，所以往往把自然界看成纯粹的不属于人的外部世界，在趋向外部世界的过程中忘记了人自身。马克思主义把实践引入哲学，从人与自然界的实践关系中反思人类的自身活动，在不断的批判和反思中，使晦暗的模糊不清的人生处境和人的意义感受明朗起来，使人生境界不断提升，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迈进。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种本性使得它以博大的胸怀关注着无产阶级的命运，它是无产阶级的生存论，从而也是人类命运的生存论。过去我们仅从认识论的角度去理解实践的本性，忽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改变无产阶级生存状态的生存论意义，导致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本质东西的遗忘，不能真正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向现实生活世界就是哲学变革的实质。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人生意义的关注和思考，正是人文精神的核心。
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现着一种植根于现实生活的终极关怀。我们要从人类存在的本然性来理解这种终极关怀。哲学作为对人类自身活动的反思，是一种解决人类活动的自由与必然问题的努力。人类的存在是一种独特的存在。人类世界既超出了自然世界而又未脱离自然世界，既指向理想世界而又未达于理想世界。人类的活动就是要把自然世界改造成为适合于人的目的的理想世界，这是一个永不停顿、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因此，“自然必然性与自由就共同构成了人类世界的存在规律，这二者的关系就构成了人类存在的本原性结构。”[11](pp.16～17)立足于实践观点，马克思把人的本性规定为“自由自觉的活动”。自由自觉的活动本性首先意味着，人是一种“自由”存在，“人把自身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9](p.45)人永远具有不断超越固有性限制，追求幸福和谐、创造自身价值的“自由精神”。这种不断超越自身当下存在状态而向自由本性迈进的过程体现了哲学的一种终极关怀，它是人类安身立命之所在。这种终极关怀是建立在现实生活根基之上的、“现实的个人”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9](p.73)。这就决定了只有根植于现实生活世界，遵循现实生活世界运动的逻辑，才能达到终极关怀。将普遍的终极意义与现实生活汇通，这便是辩证哲学所要求的具体性。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现着人文精神，有着人文价值的取向，这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
四、哲学人文转向的现实意义
从现代西方哲学的人文转向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体现的人文真精神，我们可以勾勒出哲学人文转向的一般模式或范式，即：市场经济社会是哲学人文转向的基础，实践（活动）论的思维方式是哲学人文转向的标志，担当起意义的追求（终极关怀）是哲学人文转向的目的。这个模式无疑应是中国哲学发展进路的一种指导。
中国哲学从传统上讲缺少了一个主体性维度，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和实践上讲缺少了一个人文向度，而这两者恰好是转型社会时期所不可缺少的。80年代以来，中国哲学界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使命。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以邓小平和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第三代领导人开始真正把中国的现代化引上正确之途。现代化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必然要求有与之相应的思想观念作为其精神支柱，而这种思想观念的核心便是哲学中称之为主体性的东西，即人的创造性、人的价值和尊严。1999年在英国剑桥大学的演讲中说：“一切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都取决于人的发展和进步，取决于人的尊严的维护和价值的发挥。”[12]这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人类生命和价值的高度重视。社会转型首先是在经济上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长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所形成的一切按计划、照命令行事，必定要被市场经济所特有的按价值规模办事所取代，表现在哲学上就是要充分发挥人的主体性，市场经济的根本哲学意义就是解放人，把人的创造精神和潜力充分释放出来。社会转型不仅是一场经济领域的变革，而且势必导致由经济所决定的政治和文化领域的变革、人的生存方式和价值观的重塑。在“破旧立新”的转折时期，人们对于生活意义的渴求也日益变得急迫起来。所以，人文向度的确立是社会现实生活对哲学提出的必然要求，哲学不能回答这个问题，是为“失职”，现实生活就会冷淡哲学；哲学仍固守传统，用传统的思维方式到抽象王国寻找“钥匙”，就会答非所问，是为“渎职”，现实生活仍会冷淡哲学。这就是哲学从而也是哲学人文转向所面临的艰巨任务。
哲学能够担当此重任，因为哲学的人文转向为转型社会的人文价值观的重建奠定了观念基础。考察人文价值观念必然要首先考察人的存在方式，人的存在方式直接决定着人文价值观的内涵。所以要审视中国当代人文价值观就要清醒地把握当代中国人的生存方式的特殊性。我们必须看到，当代中国人的生存方式受到两个前提的制约和影响，一是由非市场经济向市场经济社会转型的前提；一是当代全球性问题日益成为所有国家普遍关注的问题，即人类生活的全球化趋势。把握这两个前提，就可以比较准确地把握住当代中国人的生存方式以及由此决定的人文价值观的变化。中国的社会转型和全球化问题归根到底是人类生存方式发生的转变以及由此带来的旧有价值框架的“失范”和新价值框架的重建。立足于以上两个基点，我们认为，当代中国人文价值观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是三个趋势，即创造、务实和理想，它与我们时代的哲学精神即主体性、现实性和意义性是相一致的。主体性的核心是创造性，现实性的核心是务实性，意义性的核心是理想性。主体性意识的彰显满足了转型社会人们创造本质的发挥，对现实生活世界的关注有利于转型社会的人们务实性观念的建立，对终极关怀的孜孜追求是转型社会人们安身立命之所在。
由此，我们认为，当代中国人文价值观的基本框架或模型是：既要关注现实生活本身的意义，又要导引人们对于理想生活的追求，这就是一种立足于现实生活的终极关怀，而能实现这两个目标的唯一途径是以创造性为核心的实践活动和主体性。现实生活世界是人类历史性实践的结果，其存在已表明了对历史和以往建设性成果的尊重；同时，现实生活世界又是一个不断向自由的、理想的世界前进的历程，承认这一点意味着对历史和现实的批判与超越。对前者的尊重，构成了经验主义的历史态度；对后者的承认，构成了先验主义的理想追求，“前者是长度，累计人类历史之渊源，后者是宽幅，测量人类自由意志之极限，前者是纵向的积累，后者是横向的扩展。”[13](p.273)实践是两极之间的中介，使它们真正统一起来。这也正是哲学人文转向的基础性意义。
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立志要解构形而上学，一次次宣布形而上学已经“终结”。至今，他们仍在解构，并且用形而上学来解构形而上学，但哲学依然如故。康德说过，“世界上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有形而上学；不仅如此，每人，尤其是每个善于思考的人，都要有形而上学”；黑格尔也说过：“一个有文化的民族竟然没有形而上学——就像一座庙，其他各方面都装饰得富丽堂皇，却没有至圣的神那样”。我们说，哲学没有终结，也不会终结，它永远给人类生命以终极的依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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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陈晏清，王南shí＠①，李淑梅．现代唯物主义导引[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6．
[12]．在英国剑桥大学的演讲[M].人民日报，1990-10-23(1～3)．
逻辑的东西研究之必要性
笔者认为，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逻辑的东西之必要性，是由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状况决定的。
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学科建设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是在已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解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没有经过哲学史方法论的反思，而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解读的模式简单地运用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书写之中，这就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一开始就缺失了研究逻辑的东西一环。由于没有研究逻辑的东西，所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书写始终存在着两个缺陷：
其一，在叙述的主线上，缺乏逻辑的一贯性。我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的解读主要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著作都只论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思想。后来，我国学者把这种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称之为领袖思想史。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开展，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著作的内容大大丰富起来了，首先是把第二国际的一些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比如拉法格、拉布里奥拉、普列汉诺夫，写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其次是把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纳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紧接着又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思想家的介绍纳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最后，在“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名称下，以国别史的方式叙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各主要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但是，这些都只是在作思想材料的扩充，并没有实现形式上的更新和突破。而没有形式上的更新，思想材料的叙述必然杂乱无章。我国20世纪90年代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著作就是如此。从总体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书写体例不论是在总体的结构上，还是在对个别人物和派别思想的叙述上都极不协调，也不一致。在总体结构上，主要表现在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到毛泽东、邓小平的哲学思想的书写结构和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书写结构不一致：前者基本上是以人物思想为主线，后者却是以国别或派别为主线；在对个别人物和派别思想的叙述上，时而是人物思想的叙述，时而是重点著作的介绍。造成这种结构上和体例上不一致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逻辑主线。由此可见，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著作书写的问题主要出在形式上，而不是出在内容上；形式的问题解决了，内容的问题也就很容易解决了。形式的问题，说到底，就是逻辑的问题。这样一来，探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内在逻辑就成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书写中首先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其二，在叙述的方法上，缺乏必要的抽象。从方法论上看，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著作中出现体例的不一致和不协调，究其根本，是我们没有对经典作家的原著解读模式作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辨析。根据马克思对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规定，经典作家原著的解读模式恰好是研究方法，而不是叙述方法。这一方法对于我们探讨经典作家的哲学思想是有用的，但是，把它搬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叙述上来却是有问题的。因为研究方法呈现出来的，只是经验的材料、历史的东西，而不是思想的联系、逻辑的东西；如果经验的材料不相同，那么，叙述出来的各个部分之间也必然不一致和不协调。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著作中出现的体例不一致和不协调恰恰是因为使用了研究方法，而不是叙述方法。因此，要克服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叙述的缺陷，就必须反思和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叙述方法。
不可否认，叙述方法要以研究方法为前提，它只能在研究工作完成后才能确立，但是，研究工作的完成并不意味着叙述方法就能够建立起来，从研究工作的完成到叙述方法的确立，还有十分艰巨的工作。这个工作至少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对研究工作的结论进行分析、概括和抽象，从中找到叙述的逻辑起点，就像马克思找到“商品”这个概念作为叙述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那样；第二，进行理论的和方法论的研究，建立驾驭和叙述材料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框架。这一工作并不是在研究工作完成之后才开始的，而是与研究工作交替展开的。就像马克思发现唯物史观与他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关系那样。这两方面的工作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书写来说，都是必要的，但是，就我国目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状况看，最重要的、也是亟待解决的，还是后一方面的工作。因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一些长期得不到解决的难点问题，比如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进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以及应该如何评价的问题，等等，都是因为我们没有把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区分开来，缺乏逻辑的抽象，所以，找不到叙述的原则和叙述的起点。从这一方面看，我们同样需要开展对逻辑的东西的研究。
上述两个方面表明，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逻辑的东西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探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主线，这是属于研究方法的内容；二是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叙述原则，这是属于叙述方法的内容。这两个方面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理论建构来说，缺一不可。
文化哲学的研究范式与历史理性建构
在哲学史上，对哲学史的逻辑的东西的研究并不是统一的，因而也不存在既定不变的逻辑的东西，相反，逻辑的东西从来就是随着哲学史的发展而不断被建构的。在哲学史上，我们不仅有黑格尔的理性主义的哲学史，还有文德尔班的文化哲学的哲学史。前者属于近代哲学的哲学史，后者属于现代哲学的哲学史。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是在批判近代哲学中发展起来的，本质上属于现代哲学。不仅如此，它在创立的过程中，曾经受到过浪漫主义思潮、历史学、人类学和文化哲学等现代人文科学的强烈影响，而在20世纪的发展中又吸取了存在主义、现象学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的影响，并且在东西方国家的发展中形成了多种形态，这些都不是用近代哲学的科学理性能够叙述出来的，必须采用文化哲学的研究范式，建立现代哲学的历史理性，才能叙述出来。
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逻辑上，历史理性都是在文化哲学的范式中建立起来的。文化哲学的研究范式在哲学史的领域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以问题为中心，研究不同时代哲学发展的特点和独特的形态，并通过哲学形态的变革揭示哲学发展的质变。这是哲学史研究的时间向度。二是以民族文化为背景，研究不同国家、民族哲学传统的形成及其历史演变，并通过这些不同的哲学传统叙述哲学发展的世界化和多元化。这是哲学史研究的空间向度。这一研究范式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尤为重要，因为它能够使人们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传统和不同形态的历史演变。这两个特点构成了历史理性的内容。但是，有了文化哲学的研究范式，有了历史理性的内容的规定，还是不够的，要把历史理性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叙述之中，还需要开展两个方面的研究：
第一，清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史和外史，确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对象和叙述方式。长期以来，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者习惯于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特殊性为由，拒绝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史和外史的问题。在这些学者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中国哲学等其他一切哲学是不同的：其他哲学本质上是知识论的，因而有自己的概念体系，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上是实践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哲学创造中从来就没有作抽象的概念的研究，而是紧密地结合时代的问题、结合工人运动的实践来阐发他们的哲学思想。由于这一区别，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不能采用西方哲学史、中国哲学史的书写方式。不可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因其实践性而具有反概念化、反体系化的特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有自己的概念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没有自己的内在逻辑主线。马克思在论述《资本论》的研究方法时，把“抽象力”和“叙述方法”作为他研究资本主义规律和表达自己思想的主要方法。这一点就已经充分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有自己的特殊性，但它从来不拒绝哲学的逻辑，不拒绝哲学的思维方式，不拒绝用概念的、逻辑的方式来叙述自己的思想，相反，它是把哲学的逻辑、哲学的思维方式和表述方式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使其能够穿透现实，改造政治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等更为具体的学科，成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成为一门融哲学于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为一体的学说，就在于它运用了哲学的思维方式，建立了自己的哲学逻辑。既然马克思主义有自己的哲学，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任务，就是要通过对已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思想进行逻辑的抽象，发现和叙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逻辑。这就是清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史和外史的工作。
从文化哲学的观点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史，就是马克思的实践和辩证法的批判精神与多元化的哲学传统和理论形态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所创造的历史。这一历史，就其按照实践和辩证法的批判精神而言，它是理性的，是一般的。但是，就它在不同民族的发展以及所形成的理论形态而言，它是多元的，是历史的。这两个方面的有机结合就构成了历史理性的叙述原则。概括起来，这一原则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准确地描述各个哲学家的创造活动。实践和辩证法的批判精神是决定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性的方面，但这一精神不是预成的，而是通过个体的哲学家创造出来的，因此，要叙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及其发展，就必须研究哲学家个体的富有个性的思想创造。这是从整体上叙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基础；第二，以问题为中心，研究不同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特点和独特的形态，通过哲学形态的变革揭示哲学发展的质变，从而建立起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叙述的时间向度；第三，以民族文化为背景，研究不同国家、民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形成及其历史演变，特别是比较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统，通过这些不同的哲学传统比较，叙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世界化和多元化，从而建立起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叙述的空间向度。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外史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史决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哲学的区别着重表现在两点上：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建立在对以机器生产为标志的工业和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分析之上的，因此，要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每一个原理、它的发展以及在不同民族的表现，就必须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工业文明的进步和资本主义发展的意义。第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发展是在融合和改造各民族的文化传统中实现的，因此，要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性发展，就必须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各民族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这两个方面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外史的内容。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只有完成了这种内史和外史的清理工作之后，才能建立起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叙述方式，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成为一门哲学史的科学。
逻辑的东西研究之必要性
笔者认为，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逻辑的东西之必要性，是由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状况决定的。
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学科建设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是在已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解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没有经过哲学史方法论的反思，而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解读的模式简单地运用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书写之中，这就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一开始就缺失了研究逻辑的东西一环。由于没有研究逻辑的东西，所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书写始终存在着两个缺陷：
其一，在叙述的主线上，缺乏逻辑的一贯性。我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的解读主要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著作都只论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思想。后来，我国学者把这种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称之为领袖思想史。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开展，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著作的内容大大丰富起来了，首先是把第二国际的一些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比如拉法格、拉布里奥拉、普列汉诺夫，写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其次是把思想、邓小平理论纳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紧接着又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思想家的介绍纳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最后，在“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名称下，以国别史的方式叙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各主要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但是，这些都只是在作思想材料的扩充，并没有实现形式上的更新和突破。而没有形式上的更新，思想材料的叙述必然杂乱无章。我国20世纪90年代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著作就是如此。从总体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书写体例不论是在总体的结构上，还是在对个别人物和派别思想的叙述上都极不协调，也不一致。在总体结构上，主要表现在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到、邓小平的哲学思想的书写结构和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书写结构不一致：前者基本上是以人物思想为主线，后者却是以国别或派别为主线；在对个别人物和派别思想的叙述上，时而是人物思想的叙述，时而是重点著作的介绍。造成这种结构上和体例上不一致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逻辑主线。由此可见，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著作书写的问题主要出在形式上，而不是出在内容上；形式的问题解决了，内容的问题也就很容易解决了。形式的问题，说到底，就是逻辑的问题。这样一来，探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内在逻辑就成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书写中首先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其二，在叙述的方法上，缺乏必要的抽象。从方法论上看，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著作中出现体例的不一致和不协调，究其根本，是我们没有对经典作家的原著解读模式作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辨析。根据马克思对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规定，经典作家原著的解读模式恰好是研究方法，而不是叙述方法。这一方法对于我们探讨经典作家的哲学思想是有用的，但是，把它搬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叙述上来却是有问题的。因为研究方法呈现出来的，只是经验的材料、历史的东西，而不是思想的联系、逻辑的东西；如果经验的材料不相同，那么，叙述出来的各个部分之间也必然不一致和不协调。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著作中出现的体例不一致和不协调恰恰是因为使用了研究方法，而不是叙述方法。因此，要克服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叙述的缺陷，就必须反思和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叙述方法。
不可否认，叙述方法要以研究方法为前提，它只能在研究工作完成后才能确立，但是，研究工作的完成并不意味着叙述方法就能够建立起来，从研究工作的完成到叙述方法的确立，还有十分艰巨的工作。这个工作至少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对研究工作的结论进行分析、概括和抽象，从中找到叙述的逻辑起点，就像马克思找到“商品”这个概念作为叙述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那样；第二，进行理论的和方法论的研究，建立驾驭和叙述材料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框架。这一工作并不是在研究工作完成之后才开始的，而是与研究工作交替展开的。就像马克思发现唯物史观与他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关系那样。这两方面的工作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书写来说，都是必要的，但是，就我国目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状况看，最重要的、也是亟待解决的，还是后一方面的工作。因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一些长期得不到解决的难点问题，比如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进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以及应该如何评价的问题，等等，都是因为我们没有把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区分开来，缺乏逻辑的抽象，所以，找不到叙述的原则和叙述的起点。从这一方面看，我们同样需要开展对逻辑的东西的研究。
上述两个方面表明，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逻辑的东西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探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主线，这是属于研究方法的内容；二是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叙述原则，这是属于叙述方法的内容。这两个方面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理论建构来说，缺一不可。
文化哲学的研究范式与历史理性建构
在哲学史上，对哲学史的逻辑的东西的研究并不是统一的，因而也不存在既定不变的逻辑的东西，相反，逻辑的东西从来就是随着哲学史的发展而不断被建构的。在哲学史上，我们不仅有黑格尔的理性主义的哲学史，还有文德尔班的文化哲学的哲学史。前者属于近代哲学的哲学史，后者属于现代哲学的哲学史。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是在批判近代哲学中发展起来的，本质上属于现代哲学。不仅如此，它在创立的过程中，曾经受到过浪漫主义思潮、历史学、人类学和文化哲学等现代人文科学的强烈影响，而在20世纪的发展中又吸取了存在主义、现象学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的影响，并且在东西方国家的发展中形成了多种形态，这些都不是用近代哲学的科学理性能够叙述出来的，必须采用文化哲学的研究范式，建立现代哲学的历史理性，才能叙述出来。
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逻辑上，历史理性都是在文化哲学的范式中建立起来的。文化哲学的研究范式在哲学史的领域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以问题为中心，研究不同时代哲学发展的特点和独特的形态，并通过哲学形态的变革揭示哲学发展的质变。这是哲学史研究的时间向度。二是以民族文化为背景，研究不同国家、民族哲学传统的形成及其历史演变，并通过这些不同的哲学传统叙述哲学发展的世界化和多元化。这是哲学史研究的空间向度。这一研究范式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尤为重要，因为它能够使人们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传统和不同形态的历史演变。这两个特点构成了历史理性的内容。但是，有了文化哲学的研究范式，有了历史理性的内容的规定，还是不够的，要把历史理性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叙述之中，还需要开展两个方面的研究：
第一，清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史和外史，确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对象和叙述方式。长期以来，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者习惯于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特殊性为由，拒绝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史和外史的问题。在这些学者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中国哲学等其他一切哲学是不同的：其他哲学本质上是知识论的，因而有自己的概念体系，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上是实践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哲学创造中从来就没有作抽象的概念的研究，而是紧密地结合时代的问题、结合工人运动的实践来阐发他们的哲学思想。由于这一区别，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不能采用西方哲学史、中国哲学史的书写方式。不可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因其实践性而具有反概念化、反体系化的特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有自己的概念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没有自己的内在逻辑主线。马克思在论述《资本论》的研究方法时，把“抽象力”和“叙述方法”作为他研究资本主义规律和表达自己思想的主要方法。这一点就已经充分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有自己的特殊性，但它从来不拒绝哲学的逻辑，不拒绝哲学的思维方式，不拒绝用概念的、逻辑的方式来叙述自己的思想，相反，它是把哲学的逻辑、哲学的思维方式和表述方式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使其能够穿透现实，改造政治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等更为具体的学科，成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成为一门融哲学于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为一体的学说，就在于它运用了哲学的思维方式，建立了自己的哲学逻辑。既然马克思主义有自己的哲学，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任务，就是要通过对已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思想进行逻辑的抽象，发现和叙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逻辑。这就是清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史和外史的工作。
从文化哲学的观点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史，就是马克思的实践和辩证法的批判精神与多元化的哲学传统和理论形态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所创造的历史。这一历史，就其按照实践和辩证法的批判精神而言，它是理性的，是一般的。但是，就它在不同民族的发展以及所形成的理论形态而言，它是多元的，是历史的。这两个方面的有机结合就构成了历史理性的叙述原则。概括起来，这一原则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准确地描述各个哲学家的创造活动。实践和辩证法的批判精神是决定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性的方面，但这一精神不是预成的，而是通过个体的哲学家创造出来的，因此，要叙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及其发展，就必须研究哲学家个体的富有个性的思想创造。这是从整体上叙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基础；第二，以问题为中心，研究不同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特点和独特的形态，通过哲学形态的变革揭示哲学发展的质变，从而建立起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叙述的时间向度；第三，以民族文化为背景，研究不同国家、民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形成及其历史演变，特别是比较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统，通过这些不同的哲学传统比较，叙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世界化和多元化，从而建立起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叙述的空间向度。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外史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史决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哲学的区别着重表现在两点上：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建立在对以机器生产为标志的工业和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分析之上的，因此，要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每一个原理、它的发展以及在不同民族的表现，就必须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工业文明的进步和资本主义发展的意义。第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发展是在融合和改造各民族的文化传统中实现的，因此，要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性发展，就必须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各民族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这两个方面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外史的内容。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只有完成了这种内史和外史的清理工作之后，才能建立起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叙述方式，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成为一门哲学史的科学。
以及文化哲学的实践品格，人们对文化哲学的理解已经远远超出了一门学科产生之初所具有的多元性，从而在认识上产生了一些混乱。这对一个学科的健康发展是十分不利的。
一种哲学形式和哲学内容的产生，根植于时代的根本性变化。自中国近代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国门以来，中西文化之争以及随之相伴随的中国现代化问题就成为两个孪生的文化哲学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讨论一直没有止息。但是，在今天，随着世界范围内各民族交往的拓展和加深以及我国现代化建设迈进到一个新阶段，这些问题已经在一个新的平台上展开。一方面，全球化过程已经拉开序幕，全球化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不同民族、不同地区文化形态的彼此冲突。其中，东方和西方、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的文化冲突是这场冲突的主要矛盾：西方发达国家借经济全球化之机，力图把自己的文化模式和价值观念普遍化，同化与自己不同的第三世界的民族文化；与此相反，第三世界各民族文化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感受到一种来自于发达国家强势文化的压力，纷纷强调本民族文化的个性，以其个性与强势文化相抗衡，中西文化之争这一老问题在新的更广泛的背景下重新凸显出来；同时，经济全球化是一种全新的生存方式，这一生存方式将形成一种全新的文化经验、全新的理论视野和价值依托，这就使得理解问题的范式有了转换，中西文化之争有可能在一个更高的平台上重新得到理解。另一方面，20世纪后20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心工作是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为现代化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这一建设在提高国民经济总体水平，促进经济繁荣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进入21世纪后，我国现代化建设已经进入一种以人的现代化为核心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总体现代化时期，构建和谐社会即应当是这种总体现代化内涵中的应有之意。在总体现代化时期，社会现实需要一种总体性的反思、批评和理性重建。我认为，这些变化在哲学上可以这样概括：一种新的全球化生存方式以及人的总体性存在方式将要成为现实，这应当是当前中国文化哲学产生的现实根源。
二
文化哲学研究自“五四”运动以来，伴随着中国现代化的艰难历程，曾出现过数次高潮。然而，以往的文化哲学研究往往以零散的现实问题为内容，这种实践动机影响了文化哲学理论体系的完善和系统化。随着总体现代化的反思诉求，文化哲学在学理层面的系统化，从而形成完整的文化哲学体系，已经成为进一步深化文化哲学研究的重要环节。
文化哲学从总体上具有自己的元哲学理解和形而上学运思，同时凭借这种形而上学运思，对现实的文化形态进行整合和理性重建。所以，文化哲学研究具有相互区别同时又相互联系的三个基本层面：
1、哲学的文化价值研究。这是文化哲学的前提性研究，目的在于确立文化哲学的合法性：只有确立哲学之普遍的文化价值以及与此相关的哲学在文化中的超越地位，才能确定文化哲学的合法性。
关于哲学在文化中的普遍的文化价值，我们可以通过哲学的演变过程来了解。在文化史上，如所周知，哲学最初是包罗万象的：它几乎涵盖所有的文化学科，包括人文学科和各种科学技术学科。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和人类认识的发展，文化开始分化，产生了不同的文化部门和文化学科。与此同时，哲学则逐渐退隐，成为文化系统中的“无效用”要素——正是根据这种分化以及哲学的“无效用”性，才在哲学史上产生了种种哲学或形而上学终结的说法。但是，哲学作为文化系统中的“无效用”要素，却能够在文化系统中存在数千年，并且曾一度成为文化之王：成为文化学科的元标准以及文化学科合理性的裁判者，这一现象曾引起人们的惊奇。考察这一问题涉及到哲学在文化系统中到底有什么功能和作用。其实，哲学在文化系统中确实没有功利效用，这一点就连实用主义者的代表人物威廉·詹姆斯也是承认的。但是它却有一种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结构意义和系统作用，在这种功能作用之下，文化各门类、各部门之间才能在内在意义上联结为一个整体。换言之，哲学是以其构建的终极意义作为“经纬线”，将文化各门类“编织”为一个统一整体。
哲学在文化系统中普遍的文化价值决定了哲学在文化中的超越地位。哲学在文化系统中的这种结构意义和系统作用，使得哲学不再是一个普通的文化部门和文化门类，哲学是文化精神的灵魂和“硬核”（拉卡托斯语），是文化的管理者和文化价值的沟通者——文化分化后确实需要这样一个管理者和沟通者担负起整合文化的重任。哲学是以文化作为中介与世界相连的，哲学几千年来对世界统一性的不懈追求，实际上就是以隐喻的形式对文化总体性的追求——只是这种隐喻形式往往把问题弄得晦暗不清。因此，我们应当承认哲学在文化各门类中的超越性的特殊地位。现代西方颇为盛行的后现代主义主张在文化中消解“大写的”哲学，消解哲学之王的地位，但是，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存在几千年的哲学是无法靠一种思想分析而被消解的，因为它的存在一定有其存在论上的根据。
2、文化形而上学。文化形而上学研究是关于文化总体性及其深层价值的研究。哲学的文化价值研究确立了文化哲学的合法性，文化形而上学则在此基础上，对文化的总体性本身以及由于领域性分化和地区性特色形成的不同的文化精神和基本的文化价值进行研究，进而构造一种文化总体性理想，对现实文化进行一种理性重构。
我们知道，文化随着自身的发展出现了一种分化和专门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文化门类：道德、艺术、宗教、科学等等，它们有着迥然不同的文化价值和内在精神，如真、善、美、神圣等等；同样，不同的地域文化（又称“地方文化”）亦可归结为某种深层价值的差异。文化是人的存在方式，所有这些文化门类、文化形态分别都与人的特定的生活方式、存在方式相关联，都构成了人的某种生活样态和存在方式，因而，有一种天然的自主化、绝对化倾向。但是，相对于文化总体性来说，它们又都具有相对性：脱离了文化总体联系的个别文化部门、文化形态只能是一个局部、一个方面，具有相对的真理性。所以，文化哲学要把文化总体性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探究文化总体性的原始形成及其内在联系，探究对文化总体性进行理性重构的理论逻辑和现实途径。同时，文化形而上学还应在各文化门类和部门、各文化形态之间建立一种开放机制和沟通机制。这种开放机制和沟通机制，一方面，要克服文化（包括文化门类和文化形态）的“原子化”倾向;另一方面，要克服以一种文化门类或文化形态取代其他文化门类和文化形态的“霸权主义”倾向，以倡导一种辩证的统一。
立足于现实生活，马克思通过人的实践活动确证了人的本质与内涵，从根本上区分了人与动物。实践作为人存在的方式，确证了“人的类的特征”，实现了对自然界的改造，并创造了人自身。实践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通过自己的存在方式给予自然界以存在的意义，也确证了人的存在意义。通过实践活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我实现了交往，从而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这些交往不可避免地实现了信息网络的编织，并为人的活动确定了活动的框架。马克思实践哲学以实践活动张扬着哲学与文化对人的生存与发展的希望，而罗蒂后哲学文化以对话的形式彰显着哲学与文化对人的生存与发展的希望。二者的希望在本质上有着趋同性，甚至是一致性。研究罗蒂后哲学文化所蕴含的希望理念，对我们深入研究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宗旨与内涵有着重要的启示。2.罗蒂后哲学文化深入地剖析了传统形而上学和柏拉图主义理论传统所蕴含的深刻困境，并自觉而坚定地选择了“后形而上学”立场。罗蒂将传统西方哲学视为大写的哲学。传统西方哲学从基础性、本质意义和表象上探究“真理”、“善”以及“理性”，进而告诉人们以精确的知识，俨然是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认识世界的自然哲学之镜。知识是固有的，只能通过“自然之镜的哲学”将它们映现出来，却不能创造出来。在尼采、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和杜威等人努力的基础上，罗蒂从反基础主义、反本质主义和反表象主义的视角出发，确认了哲学不是发现和占有真理，而是以谈话方式不断编织或再编织各种信息网络，促进人的生存价值的实现。这就确认了生活的多样性。这同马克思对旧哲学的批判和对新哲学的设想具有相同的视阈和价值取向。马克思实践哲学把具有自由自觉性的和超越性的实践活动作为人的生存与缔造现实生活世界的基础。这是从人的存在之中探求人生存的依据，是对传统西方哲学所创建的各种“实体形而上学”的超越，即不从人的存在之外探寻人的生存依据。历史是人所创造的历史，而非“神”所创造的历史，是人以实践活动不断生成的自然历程，是不断生成着价值的活动。罗蒂后哲学文化与马克思实践哲学立足于人的现实生活，从人的存在中探寻人的生存价值与意义，是对传统形而上学和柏拉图主义传统弊端的批判，是对传统西方哲学的超越，是向人自身的回归，进而展示了哲学与文化的真实希望。
在这里,歌德正是凭着他对文学的深切感悟,从最引人注目的爱情入手,打造出了这样一个“定时炸弹”。不仅如此,歌德为了让他的故事更加抓人,还特别采用了当时最被受众欢迎和喜爱的形式———书信体。要知道在没有手机的年代,写信可是最好的保持联系增进感情的方式:那种静夜灯下的奋笔疾书,那种如晤交心的敞开心扉,它过瘾,上瘾!所以当英国作家理查逊正式将这种小说形式推广开来之后,迅即风靡全欧。在这部小说中,歌德正是抓住了人们的这种“时尚”和心理,他让整个小说变成了近百封或长或短的书信,从而一展这种文体的魅力。我们读小说,感受到的仿佛不是与己无关的人和事,而成了你的朋友甚或是你的爱人对你的交心和倾诉。那初次相逢时的如痴如醉,那天天造访时的身不由己,那相对凝视时的目光交流,那手脚相触时的血液沸腾,简直就让我们感同身受。所以当主人公朝思暮想,进退两难,爱愿难遂,决心辞世的时候,我们的心早已被紧紧箍住,让你难以喘息。终于,神经有些脆弱的读者受不住了,他们也像维特一样,抱着小说,做出了他们的选择。所以,毫无疑问,在这个小说中,作者正是凭着他的这种艺术构建,让爱情与书信融合,关注与感动同在,它一下就把你牢牢地抓住,让你躲都躲不开。然后你便身不由己、心甘情愿地任凭他的主人公把你引向他那波涛汹涌的内心深处。由此可见,《维特》的激动人心之处,首先在于爱情,其次便是体式。正是这“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带给了我们无尽的“愉悦”。如果换成别的“内容”或“形式”的话,我真不知道是否还有人去那么关注它。而且如前所言,人的情感“愉悦”,远不止欢乐,它还有忧伤和悲戚。而这里,就是如此。试问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爱呢?显然不是一般的爱,它是一种夹杂着愁思,甚至裹挟着悲痛的爱。因为它想得得不到,可望不可即,忘又忘不了,丢又丢不下。所以它有欢乐,更有悲伤。而它带给我们的“愉悦”也就变成了充满更多揪心的伤感,以致“震撼”。不是吗?“美是这样一种东西:带有热忱,也带有愁思,它有一点模糊不清,能引起人的揣摩猜想。”[4]225所以,歌德这里对爱的描写,已经上升到了“审美”的层面,它让人刻骨铭心,因而催生出的也就是情感的“深层愉悦”。而这便是《维特》成功的真正秘诀。行文至此,似乎已无须多言了,这就是这个“最个人化”的小说之所以能达到“最不个人化”的结果的原因所在。作者用看似与时代最不沾边的、最无足轻重的“卿卿我我”的事,道出的却是最有分量甚至撼动了时代的悲歌。歌德在这里的表现,实际完全应对了贺拉斯那个着名的文学原理,即:“诗人的愿望应该是给人益处和乐趣,他写的东西应该给人以,同时对生活有帮助。……寓教于乐,既劝谕读者,又使他喜爱,才能符合众望。”[5]113所以《少年维特》在这种意义上说,就是一种“寓教于乐”,它把人们最熟悉的、最心驰神往的爱情用“烦恼”作了诠释,用时代作了对应,因而产生了惊世骇俗的奇效。总之,我们从《维特》这个事例中可以得出,文学始终都是一种幽默(愉悦)的艺术,它首先带给人们的就是感动。那些所有的崇高与神圣都是在它的诙谐与戏谑中表达出来的。正因如此,文学与我们同在。
《浮士德》:童话般的哲学
我们知道,《浮士德》是歌德最有“分量”的一部标志性作品,是大师用了60年的时间精心完成的一部人生感悟的巨着。由于它包孕了太多的内容,包含了太多的“定律”,提出了太多即使是现在也仍然发人深思的永恒问题,它被公认为是一部哲学着作。然而,就是这样一部具有如此深刻内涵的超级巨着,歌德在打造它的时候,依然没有“正襟危坐”,反倒是越发地“幽默”起来。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整部作品,通篇充满诙谐,他让上帝、魔鬼与人共舞,他甚至不惜将古老的传说写得越发神奇,他把原有的笑料放大,他让人们在一种“其乐融融”的氛围中来感受他的“文学哲学”。其实,对于这部作品的写作取向,作者在《舞台序幕》这个“开场白”中就做了明确的说明,他借“剧场经理”之口,一开始就道出了他创作的基调:“你们二位(指“剧作者”和“丑角”)经常帮助我应付重重难关,那么说说看,对于我们在德国的尝试有何高见?我唯愿让众人个个喜欢,特别因为他们吃饱了也赏我一口饭。棚柱已经撑好,戏台已经搭成,人人巴望着一个盛会。他们眉飞色舞,心平气和,端坐在那儿,正等着来个喜出望外。我懂得怎样把民众的口味迎合,可从没有如此狼狈过:他们未必惯读第一流的作品,却乱七八糟地读得太多。我们怎样才能做到使一切新颖、别致、具有深意而又令人快活?”[6]3毫无疑问,这是一段开宗明义的道白,它的意思可以说再明显不过。他就是要明明白白地告诉观众,在他这个倾注了一辈子心血的作品里,他要把“愉悦”放在第一的位置。不管里面有多么深的寓意,有多么先进的思想,他首先要让观众喜欢,让他们看了之后能感到“快活”。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初衷,所以在接下的编排描写中,他便处处贯彻他的这个理念,无论叙事、抒情、说理、议论,始终围绕着“逗乐”来展开。纵使谈的是“原则”问题、重大事件,莫不如此。难道不是?你看在“天堂序曲”中,他首先设计了上帝和魔鬼的“赌赛”。这个对人的认识的设计可谓充满悬念。他的目的无疑就是要从一开始就紧紧把人们抓住,然后让他们“身不由己”地进入他艺术的迷宫。在接下来的叙述中,他更是让魔鬼与浮士德形影不离。在这儿我想特别指出,浮士德与魔鬼相伴,恐怕还不仅仅是正与邪的谕示,它应该还有“无所不能”、“任意施展”的“幽魅”(即幽默和魅力)在里边,因为正是有了魔鬼的助佑,浮士德所有那些在实际生活中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比如返老还童、比如“呼风唤雨”等等才变得“真有可能”。而且对于作家来说,由于魔鬼无所不能,所以他就“想怎么写就怎么写”,要多神奇就多神奇。总之,歌德给这个“魔鬼”赋予了新意,它已经不再是或不仅仅是那个人人憎恶的恶魔,它甚至变得有点可爱:它给我们带来神奇,带来欢乐!在整个作品中,歌德正是凭借他的这个类似于“欲擒故纵”、“移花接木”般的“幽默”,让“魔鬼”贯穿始终,它一次次地“诱惑”着我们,让你“乐此不疲”。比如在“知识悲剧”中,他让魔鬼以“卷毛犬”的“原形”出现,摇身一变而为书童。在“爱情悲剧”中,他让魔鬼领着浮士德来到“女巫的丹房”,“一大杯闻名遐迩的琼浆玉液”,顿时使年过半百的浮士德返老还童变为翩翩少年。在“艺术悲剧”中,他更让浮士德与海伦结合生子,享尽天伦之乐。在“事业悲剧”中,他又让浮士德借魔鬼之力,发动百姓移山填海,变沧海为桑田……在这里,他利用这个魔鬼,制造着一个个神奇虚幻的故事,他那对人生和世道的感悟也便在这一个个神奇的故事当中得以呈现。而他笔下魔鬼的那一段段“即兴表演”,最是精彩,简直让人看了忍俊不禁,过目难忘。比如“莱比锡地下酒店”的那一段,一群大学生正在碰杯痛饮,梅菲斯特加入了进来。他先唱了一曲“跳蚤歌”,引得众人大乐,然后又要了个钻头,嘭嘭几下在桌上钻出几个洞来,便是“美酒如山泉,涌流更滔滔”。于是大伙不由得齐声唱道:“我们喝得酩酊大醉,五百头野猪 挤成堆!”乐了个“不亦乐乎”。在“政治悲剧”中,歌德更是充满“奇情异想”。他首先让魔鬼梅菲斯特领着浮士德来到了罗马帝国的金銮宝殿,那个久远帝王的昏庸误国便昭然若揭。而当浮士德拿着梅菲斯特给他的“魔钥”,招来了那对让女人春情荡漾、让男人销魂忘形的“绝世佳人”时,故事发生了。浮士德要阻止海伦被“拐走”,他不顾一切地冲上前去用“魔钥”捅向帕里斯,结果引起一场爆炸。“浮士德倒地。幽灵化为烟雾。”梅菲斯特“把浮士德扛在肩头”,溜之大吉。与此同时,浮士德的学生瓦格纳正在进行“人造人”的实验,几百种元素在蒸馏、升腾、逐渐增长,一个小人儿终于创造成功。小人儿发现浮士德迷恋着海伦,便自愿带他到古希腊去寻找……这一桩桩奇事,一道道奇景,简直就像一部童话。它美轮美奂,让人痴迷。剧中人为此发狂,读者或观众也无不“快活”。而在如此神奇的描写当中,作者要表现的诸如世俗生活的快乐,统治者的荒淫,“灵”与“肉”的搏斗,正与邪的比拼,以及意志、欲望、享受、创造、动摇、迷惑、追求、超越等等,全都让观众尽收眼底。在这里,作者完全发挥了原有传说的魅力,他利用魔鬼无所不能的神通广大,尽情地施展着他的魔法,编织着一个个神奇而引人入胜的画面,他真正做到了将真实的描写与奔放的想象、当代的生活与古代的神话传说相融合,庄严中有诙谐,愉悦中有讽喻,叙述夹杂着描写,议论包裹着思情,让所有的受众无不乐在其中。总之,这样一部饱含哲理的巨着,在书写上却十分神奇。它根本不像哲学家那样以深奥吓人,而是处处凭借“插科打诨”、诙谐戏谑把受众牢牢抓住。它带给人们的是比哲学更加丰富、更加令人激动的感受。歌德的做法表明:诙谐并不排除深刻,深刻并不代表深奥,“文学哲学”不等于“经院哲学”,文学一定要懂得幽默,文学的思想就是如何在幽默中让受众沉思。
《威廉?麦斯特》:“成长”也需“幽默”
不管怎么说,这个小说在歌德的创作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是我们认识“歌德本人的政治思想、社会理论、道德观念、哲学和美学观点的一部必不可少的着作”,[7]225是传达歌德的生活体验和他所认识的“生活真谛”的“教育小说”,所以在这里我们谈论歌德,不能不提这部作品。这部小说由《学习时代》和《漫游时代》两部构成,在写作上也像他的《浮士德》那样前后经历的时间很长,断断续续。但总括整个小说,如果我们暂且不论他的“政治思想、社会理论、道德观念、哲学和美学观点”的话,它实际就是描画了威廉人生道路上的三个阶段,即幻想阶段,成熟阶段和进一步“成长”、获得“生活真谛”的阶段。第一个阶段,主要通过“戏剧使命”(《学习时代》的前半部)完成,描写出作为一个年轻人,威廉深怀“改造社会”的雄心,全身心投入到戏剧活动中,但实际生活,那各种各样复杂的人和事,使他渐渐发现,他连这个社会都没有认识清楚,何谈什么改造?第二个阶段,主要表现在“学习时代”,通过他的反思,他渐渐有了这样的感悟,即人生在世,除了要有理想之外,还必须学会在与广阔社会的交往当中如何驾驭自己,使自己首先成为一个合格的“社会成员”。所以接下来的威廉,进入到了比戏剧领域更广阔的社会这个大舞台。在与社会的广泛接触中,他不断地反省自己,调整自己,他不断地克服着“幼稚”和种种“偏激”,把挫折看作是一种获取。第三个阶段,则是“漫游”,通过眼界的进一步开阔,威廉从更深的一个层面上理解了生活,认识了社会,最后终于找到了生活的真谛,这就是:人生在世真正的价值在于,做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小说正是通过威廉的这三个阶段,给我们传达出了这样的一个信息,即愤世嫉俗,不如研究认识社会,进而适应社会,最终给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做出一点个人的贡献。而只有这样,才称得上是一个“完整的人”。这就是歌德的这部小说给我们展现的威廉的大致经历,当然也是歌德自己所走过的心灵历程。他曾经这样谈起过这个小说的创作心得:“《威廉?麦斯特》的开端起源于一个对于这伟大真理的朦胧的预感:人往往要尝试一些他的秉性不能胜任的事,企图做出一些不是他的才能所能办到的事;一个内在的感觉警告他中止,但是它不能恍然领悟,并且在错误的路上被驱使到错误的目标,他并不知道这是怎么发生的。”[8]1“人尽管干了各种各样的蠢事,陷入各种各样的困惑,但是只要有一只高高在上的手给他指引道路,他就会达到幸福的目标。”[2]112在这部小说里,歌德借着威廉的脚步,回顾总结着自己曾经走过的路。它让我们看到了一位大师的人生目标,信念追求,崇高理想,以及务实精神。在小说中,威廉的人生之路并不是平坦的,他也走过好多弯路甚至是错路,但他给我们的感觉总是一直在往前走,他始终都在探索,在追求。这种永远向前的精神,既是歌德自己的写照,又是歌德这部小说留给我们的一个宝贵“思想”。由于在内容上的这种特殊性,由于歌德把主要精力放在了表达他的这样一种思想上,所以他的这个小说没有像他的其他小说比如《维特》那样凭靠情节来支撑。但是尽管如此,作为一个深谙文学之道的大师,歌德在这个特殊的作品中,仍然没有忘记那种带给我们亢奋的文学因素。他甚至一有机会,就来一下“幽默”。比如在《学习时代》里出现的迷娘与竖琴老人的故事,严格地说,这是与威廉的“探索”没有多大关系的。它的出现那样迷离,他们的死亡又是那样奇兀!“你叫什么?”他(指威廉)问。———“他们叫我迷娘。”———“你几岁了?”———“那可没人数过。”———“你的父亲是谁?”———“那个大魔鬼死了。”[8]84《学习时代》没开始多久,迷娘就这样出现了。在接下的篇幅中,她的身世就像谜一样在书中飘荡,她的身影时隐时现,让人难以释怀。直到《学习时代》的最后一部,作者才对迷娘和竖琴老人的来龙去脉作了个交待:原来老人是意大利贵族,他在狂热和偏执的驱使下,竟与自己的亲妹妹相爱,并生了一个女儿,即迷娘。他为了忏悔,到处流浪,以此赎罪,最后自杀而死;而迷娘在颠沛流离的生活中,心身受到损害,死于疾病。这是一个多么凄婉的故事,它完全可以独立成篇。但是作者却偏偏把它放在这个探索的小说里,而且让它“贯穿全篇”。最后的“交待”是由一个侯爵讲述的,中间又倒给另一个人阿贝转述。他的真名叫奥古斯丁,侯爵又是他的哥哥。这种编排,不是与威廉的“成长”有点“跑偏”吗?而且他层层设疑,峰回路转,分明要把人引入另一个“胡同”,但实际这仍是文学的幽默。在这里,作者是用迷娘的故事烛照了威廉的成长,呈现出的是一种“成长”中的“移花接木”。综上所述,文学就是这样的一种艺术,不论谈天还是说地,也不论叙事还是抒情,幽默始终不可或缺。正是因为幽默,文学“穿越”了哲学,也“穿越”了神学,当然还有科学。而这也正是本文谈论歌德的用意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