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学生因素：素质堪忧目前，高职生源大多列在第四、五批中录取，生源的教育背景不同，文化理论功底较薄，甚至大多数理科学生基本上没有学过哲学常识，无法适应起点较高的哲学社会科学教育教学，较多学生反映难以理解其基本内涵，理论学习上通常表现为放弃，进行“学职业技术不需要社会科学理论”之类的消极宣传。全球化的浪潮带来西方各种思潮和价值观的涌入，中国社会的急剧转型、现代化进程的快速发展与日益激烈的社会竞争压力无一不猛烈冲击、影响和改变着高职学生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泥沙俱下，由于过于注重经济的发展而忽略精神文化方面的内涵建设，致使某些学生对物质利益的追求远远多于对精神信仰的追求，对现实主义的关注极大地超过了对终极价值的思考，导致学习动力不足，学习目标不明。
1.3师资、教材因素：师资力量欠缺、教材脱离实际高职院校大多数由以往的中专院校“升格”、“整合”而来，本来哲学社会科学师资力量就普遍薄弱，高水平的学科带头人和教学科研骨干数量极少，大家、名家更少。办学规模急剧扩充，更导致师资严重不足，以往的小班授课不得不改为大班开讲，或者非思政专业背景或非哲学专业背景的教师客串，课堂教学效果大打折扣。极少数教师还没能做到对马克思主义的“真懂、真信”，在教育教学中忽略对学生的意识形态教育，对一些西方学术观点缺乏正确地分析和批判，把哲学社会科学课程只是当成纯粹的知识传授课程来对待。当前高职院校哲学社会科学教材因为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思想内容单一、是非标准简单，割裂了厚重的理论与鲜活的实践之间的血肉关系，变成了干巴巴的教条，空洞无力的说教对高职学生的哲学社会科学教育的教学效果产生极其不良的影响。
2高职院校哲学社会科学教育教学的作用
2.1有助于将青年学生培养为“社会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教育，要求学生崇尚科学、追求真理；帮助学生明确正确的政治方向、树立远大的理想、陶冶高尚的情操、强化良好的公民道德意识、锻造坚强的意志品质；提高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和人文素养；教导学生立足现实、放眼未来,遇事客观理性、不轻率、不浮躁、不盲从、不走极端、不急于求成；引导学生正确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正确把握时代脉搏、正确把握自己的人生道路，对现实社会作出正确的思维判断和价值选择。理工科专业的高职学生同样应当且必须具备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政治法律素质，才能增强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增强抵制各种错误思潮的自觉性，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坚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的信念。而优秀的人文素质、健康的人格情操和积极进取的精神品质是自然科学教育无法实现的。当前我们生活在气象万千的网络时代，各种文化思想的激荡、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某些腐朽没落的生活方式对青年学生的影响都不可低估，价值观念的碰撞、行为准则的差异，导致学生的诚信缺失、心理失衡、道德失范、精神失落等。在协调社会环境变化与个人行为习惯的矛盾中，哲学社会科学倡导的科学认知方法、科学精神理念，对于人际关系、资源配置、社会平等与公正等方面的研究和在文化生活、意识形态、价值取向及人生态度等方面的关注，一定程度上为学生确立了精神支柱，营造了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氛围。
2.2有助于将青年学生培养为“聪明人”哲学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与自然科学是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具有揭示自然、社会、思维发展规律的作用。高职院校通过哲学社会科学教育充实学生的文化理论知识，不断更新和优化各类知识结构，培养学生科学的思维能力和处事能力、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增强学生的创造能力和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哲学社会科学教育有利于高职学生思辨能力和创新思维能力的提高：一方面，鼓励高职学生延伸科学思维的空间，扩展辩证思维的跨度，培养学生整体把握客观世界的全局意识和辩证思维能力；另一方面，激励学生敢于打破传统思维的定势，开阔知识视野，拓展思维领域，鼓励学生进行批判性质疑，激发学生丰富大胆的想象力，突破所学专业领域的限制，了解和掌握其他专业学科的知识和方法，更好地适应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需要。近些年来实施的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颇具成效，验证了哲学社会科学教育有着自然科学教育不可比拟的独特功能。因此，高职院校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教育，力促社会人文教育与自然科学教育的结合，才能培养学生勇于实践、不断创新的时代精神，才能从根本上提升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自主创新的能力。
2.3有助于将青年学生培养为“职业人”任何实践活动都离不开科学理论的指导，没有正确理论的引导，高等职业教育将迷失方向。高职院校应意识到高职教育的目的并非“制器”而是“育人”，过分强调专业教育、重视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授和专业技能的训练，轻视哲学社会科学教育，忽视了对学生人文精神的陶冶和综合素质的培养，会导致学生人文底蕴的欠缺和人文素质的低下；会导致学生在思想道德、文明礼仪等方面不能达到相应的要求；会导致学生社会适应能力差以及道德失范等严重问题，直接影响着学生的就业和进一步发展。高职院校重视哲学社会科学教育，才能使学生在人文精神的熏陶下，成为以德为先、以俭为本、爱岗敬业的人才；成为吃苦耐劳、脚踏实地、开拓创新、学以致用的人才；成为视野开阔、素质全面、人文素养与科学素养兼备的人才；才能适应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和满足就业市场的需求。高职院校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教育，注重理、工、文的相互渗透，才能使学生一方面具有可持续发展的职业拓展能力，适应信息时代的要求，提升自身的就业竞争力；另一方面具有对工作对社会的高度责任心，严格遵守职业道德规范。
一是实用主义真理观：为信仰服务。对一个命题的判断通常有真假两种结果，实用主义学者的评判标准不再是“符合论“”融贯论”或是“多余论”等，而是一种某种意义上的一致。这就意味着只需要谈话诸方在他们共同的信念下认为某一个理论或某一类思想可以达成一致就可以了。在那之后，实用主义被搁置了很久。但最近，甚至是在更早的时候，它又被恢复了它在美国的地位。其实，这是可想而知的。实用主义这次的回归不仅保持着经典实用主义的传统，还带来了新的内容。实用主义的包容性越来越强，可以使用的范围也越来越大。这就不难解释它的生命力。新实用主义的思想主要是以罗蒂为主的后哲学思想。他的思想把许多学科都包容了进来，尤其是文学、政治和道德伦理。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些学科有了可以冠以“科学”的合法地位。在很多时候，罗蒂认为文学、政治或是伦理道德比传统社会科学学科还值得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实用主义，不仅在美国站稳了脚跟，而且在美国的外交手段中，我们可以不断地看到他们的实用主义精神。这种精神不仅仅是一种功利的、利己的，同时还是开拓的、探索的。二是实用主义研究方向：以人为本。实用主义的魅力是当你使用这种方法论时候，你会感到很轻松，很有效。它的研究永远是一种向上的力量，这应该与它的理论渊源有关。在实用主义哲学中我们永远都抹不掉达尔文的进化论的影子。这样的理论告诉我们，人类或是其他物种都遵循优胜略汰、适者生存的原则，所以我们的研究就会越来越复杂同时也是向上的。在实用主义的思想中，我们同时还能清晰地看到以人为基础，尤其以人的兴趣和情感为出发点的唯意志论的影子。尼采的非理性主义在实用主义中可以找到。
实用主义很注重的是研究某一问题的兴趣，以兴趣为出发点，便可以充分调动研究人员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更有利于达到有效的目的。同样来自于唯意志论的观点，即对人本身的考虑很重视。这点达成共识：“人类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可以进行思考的生物。当我们把自己作为研究对象的时候，那些把自然科学作为研究对象的大部分理论原则便不能使用。”因为，研究人类不能仅仅通过对某一个社会背景下的他们进行研究，得出的结论推而广之。我们需要在特定的时期、背景、文化中判断他们的行为，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语言所表达的观点，而理解这些语言的重点便是语言的环境。因此，对于研究社会科学的学者来说，实用主义是一个不错的方法。这个方法会让我们在了解我们自己和周围环境的同时，变得开心、有趣和更有上进心。实用主义方法论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三是实用主义的价值取向:实际且多元。实用主义作为一个哲学学派，他们没有明确的界限，只是有些观点属于实用主义的范畴，尤其体现在对社会科学研究中。许多哲学学派一直以来都信奉自然科学研究框架下的社会科学研究。因为他们认为“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都应该模仿自然科学。其实他们赞同了价值中立原则，认为历史学家或社会科学家应该不带有个人感情和价值导向来研究社会现象。”
但无论是实用主义学家皮尔士的科学主义、还是詹姆斯的意识流、还是杜威的工具论都充分地证明了社会科学的研究无法做到价值中立或完全客观。因为，作为研究对象的人类行为、人类的生活习惯或是他们的信仰，都没有办法摆脱掉他们所生活的环境和能够影响他们的信仰。而生活环境和信仰都是有局限性的。因此，很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一种观点在某种社会背景下是可以理解的，而在另一种背景下则是无解的。比如，我们常常看到：一个男孩子在路上看到一个吸引他的女孩子，通常会上下打量一番，然后看着她的眼睛微笑。而对方也会为自己被关注而感到骄傲。如果换个场景，结果就会大相径庭。假如刚才的行为我们在美国的黑人区做一次，估计那个男孩子就难逃一劫。因为在那里的社会背景下认为盯着不认识的陌生女孩子看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甚至是一种轻微的犯行为。因此，我们很难在有限的时间里找到一种通用的社会行为准则。
在使用实用主义的方法论研究社会科学中，有两位学者起了重要作用。第一个人是库恩，他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为实用主义这个不能体现严格意义上的理论的理论提供了成为科学理论的基础条件。因为库恩对那些“反常”的理论提供了自我修正的条件。我们的社会科学理论在不断地“前进”，但如果仅仅因为他们不符合某种严格的逻辑框架就剥夺了他们生存的权利，显然是不公平的。只有当他们的理论内核真正的“坏掉了”，我们才可以宣判这些理论的不可存在性。而在这里，我们认为的内核不能再使用的标准是：实用主义的理论无法让我们的问题变得更加容易解决。就像各大学派一直在争执的主观与客观的区别。第二个人是罗蒂，他的种族中心主义为我们研究社会科学提供了切实有效的方法。正如上文中所提到的例子，这样的现象在社会实际中比比皆是，还有很多奇怪的、我们无法理解的、可能与某种有关的现象。当我们面对这样一群与我们生活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相差很远的人并与之交往时，又该怎么办？罗蒂的办法是以自己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为出发点，与对方沟通。我认为，这个办法可能不是最快的沟通方式，但一定是最有效的沟通方式。我们的信仰和观念不一定要强加于对方，只需要找到可以达成共识的信仰和观点即可。找到共同点会对我们进一步了解对方的行为和语言有帮助。
这样的理论和实践框架更有理由让我们相信实用主义在研究社会科学的问题上并不在意理论是否与客观事实相符合，而是否能有效地成为行动的向导、是否能有效地解决生活中所遇到的困难、是否可以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实用主义学家们不在意社会本身是什么样的、应该是什么样的，他们更关注的是现在的生活环境是否是居住在这里的人类想要的，如果不是就听从内心的呼唤，向着自己喜欢的方向努力改造。他们信奉的是这样的信仰，就像爱因斯坦说的“：有很多时候想象力比知识重要，想象力无限而知识有限。”按照实用主义的思想这句话是真的，因为他们还信奉另外一句话，就像皮尔士所说的：“每一个真值的句子都是为某一种信仰服务的。”而在这里，人类的兴趣就是他们的想象力的向导，他们在这样的想象力的条件下探索社会科学，就像经典实用主义哲学家所认为的那样：实用主义哲学剖析社会科学是需要我们以人类需求为本，以兴趣为出发点，以效率为落脚点。在这个问题上罗蒂———新实用主义的代表，延续了实用主义探索社会科学的精神，在新时期展现出他与前辈和同时期社会科学研究的哲学家不同的新特点。
二、新实用主义中的社会科学哲学：为社会科学哲学发展扬帆
20世纪中后期，随着社会经济与政治的发展，实证主义和分析哲学似乎越来越不能很好地处理实际问题。一种继承并发扬经典实用主义的新实用主义油然而生。新实用主义继承了经典实用主义的主要精神，即以人类需求为出发点、以兴趣为研究起点、以信仰为真理的判断标准、以效果为检验理论的最终标准。在我们可以找到的参考文献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新实用主义有它特有的理论观点。而新实用主义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当属罗蒂。罗蒂的实用主义思想与经典实用主义思想的联系和区别是清晰可见的，尤其他提出的后现代哲学思想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他的后现代哲学思想不仅颠覆了我们对哲学基础地位的认识，更重要的是他的理论给了我们新的视野。所以我们选择对他的观点进行说明和解释，后现代哲学的思想可以基本代表新实用主义的理论特点。后现代哲学思想主要强调语言哲学的重要性。他不太重视经验对哲学的重要影响，而是注重我们的语言在哲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正像他自己赞同哈贝马斯那样：“交谈理性代替了主体核心理性”。交谈、互动的研究方式，不仅表现出对杜威和詹姆斯的思想的继承，同时也看到罗蒂把研究重点放到了沟通的语言中来。罗蒂的后现代哲学思想在社会科学方面的应用，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
一是个人主义与整体论的完美结合。研究社会科学哲学的学者对研究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问题并不陌生。尤其在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还是整体主义的问题上多少都有分歧。社会学家涂尔干坚决支持方法论整体论。坚持整体论的哲学家必然会忽视个体在整个社会中的影响力；而很多经典实用主义哲学家都偏向方法论的个人主义，非常注重个体在社会中的影响力，忽视整体的作用。但对于社会科学研究，我们需要找到的是社会背景下的社会规律或是较为普遍的特征。但鉴于社会环境的多变性和复杂性，我们在此讨论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或是整体论就十分不妥。罗蒂在他的后现代哲学中认为：“把个人的自我创造和社会的团结同等对待，是同等有效的。”[5](P47)在这里我们可以说他把这个问题的界限弱化了，也可以说他把个人主义的研究方法和整体论的研究方法分别做了限制性的解释，即社会的发展是由个人做的，但个人的才能和价值需要有社会的发展来体现，在不同范围讨论不同的内容。
二是实用主义真理观的进一步发展。在上文我们已经对实用主义真理观有所讨论。对于一个句子的真值的判断通常以是否符合某种信念作为标准。因为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文化结构会带来不同的信念，虽说这个会随着该地区的人类的不断认识的变化而变化，但信念还是有较强的稳定性。信念来自于我们对一个事物的习惯性认识或习惯。这种习惯性的行为有时候会带来一定的惰性，习惯于这样认识和行为的人不再会为更先进的发展而劳烦。罗蒂在这里指出了他的有所改进的真理观：真理便是可以指导我们成功的与世界打交道的那些句子所支持的信仰。“成功的”为我们的信仰提出了检验性的标准。较以往来说是不同的，按照他的思想我们需要与世界打交道，每个社会背景和文化结构下的人类是另一处人类需要打交道的对象。打交道时虽然要以自己的信念为出发点，但只有那些可以与对方达成共识的信念才能算是“成功的”。
三是大哲学的概念。实用主义在研究社会科学时候都很清楚他们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经济、心理学等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的学科。但其实这些学科都有较为严密的逻辑、严谨的思想和他们独有的名词及属性。他们同样是由被系统化了的、抽象化了的概念和定义组成。比如《社会学原理》《经济学原理》《心理学原理》这类的书籍，它们包含了作为这一学科共同的、普遍的、较为一致的内容。因此，这些学科知识内容与研究方法不同，但它们同样来自于理性的总结和概括。它们的研究对象相对稳定。相比较而言文化、艺术、伦理和政治中人的主观意识参与的较多，对于文化、艺术、伦理和政治的研究理论性更为弱，但地域性和社会背景的限制会更多，这样的研究更加符合实用主义的精神。当然，罗蒂并不局限于对哲学认识论的扩充，还有对方法论的丰富。他更加欣赏用文学批判的方法来与世界和不同的人类打交道。他认为：“实用主义的复兴超过了哲学的界限，还涉及文学的批判、社会政治问题而较少地关注自然科学。”这个思想与罗蒂反基础主义的思想，在逐步瓦解哲学的基础地位，从而更加突出人类情感和交流的重要性，最终侧重于文化及政治的研究。
四是以语言作为研究的逻辑起点。正如之前所提到的，罗蒂所强烈支持的交流方式和沟通手段都是为了了解不同社会背景和文化结构下的人类生活，从而可以有效地解决发生在那里的社会矛盾，最终促使社会进步、生活幸福。因此，语言在他的研究中是关键性的研究对象。这个特点也是新实用主义与经典实用主义标志性的区别。正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经典实用主义与新实用主义最大的区别是前者最重要的是经验；后者最重要的是语言。”这与他的反本质主义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罗蒂的研究目的并不是要找出实际与应该的区别、本质与现象的区别，最终找到实际和本质，而是忽略此问题，找到对话中我们要表达的意思是否是我们的语言所表达出来的意思。
如果想了解对方语言中的真正含义，就要了解表达人的社会背景和文化结构。对于研究人员而言便是要了解这其中的差异，为我们的语言环境提供这种差异。找到了差异就找到了冲突，找到了冲突就找到了矛盾。当我们解决矛盾之时就是我们达到共识之日。这样我们即可顺理成章地找到对话中的共同点，进行有效的沟通。不难看出，罗蒂的后哲学文化思想其实就是用文化的思想来丰富哲学的内涵。按照这样的发展趋势，实用主义方法论下的社会科学哲学的发展一定会在保持中心思想不变的情况下丰富并蓬勃发展。实用主义方法论下的社会科学哲学承载着历史使命比其他哲学学派对社会科学哲学的使命要丰富、多样并且有效。因为实用主义的方法论基调就是为解决与人类生活有关的实际问题的。他的检验标准并不是理论的严谨性和思维的逻辑性，而是能为我们的生活带来多少可以采用的方法。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实用主义的社会科学哲学就像是一本生活百科，它是一种工具书，更是一本洗涤心灵的书籍，它会为我们带来阳光般的色彩。
三、未来实用主义中的社会科学哲学：为社会科学哲学升华保障
基于对经典的和新的实用主义社会科学特征及其哲学思想的概括总结，笔者认为，作为一种实用主义的社会科学哲学，其研究和发展趋势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探讨。
第一，实用主义社会科学哲学研究内容极为丰富。实用主义本来就是一个包含范围十分广泛的方法论，用它来研究社会科学不难想到它的范围会扩大。这里不仅仅体现在研究内容的扩大，还有研究方法的扩大。从研究的学科内容上来说，经典实用主义对社会科学的研究局限在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学科方面。但新实用主义的社会研究已经拓展到文学、伦理学、政治学等方面。可以说在以后的研究中还有可能拓展到其他领域。只要社会中存在行为和思想的地方，都会是实用主义方法论下所要研究的社会科学学科。以后的发展趋势势必会向着更加注重人的情绪、欲望、梦想等人类特有的方向发展。这与所谈的中国梦是一脉相承的。“梦”就是实现民族复兴、增强民族自信的梦，这个梦是现实的，是可以实现的，推而广之，世界的“梦”也会实现的，关键要立足于“人”。在对这些学科的观点上可能会产生更多的并行观点。这些观点可能是相互交织并保持相对独立性的。因为这是由社会科学的特点所决定的。我们可能会认定某种理论是正确的，因为它的确为我们的社会问题带来解决方案；但我们很难说哪个理论是错误的，因为不同的社会背景为那些在其他一些社会背景下无法解决问题的理论提供了生存的空间。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只要它存在，就有生存的权利。”从研究学科的方法论上来说，实用主义的理论渊源非常丰富，这就不难看出它的方法论是开放性的。用实用主义研究社会科学的哲学家们都兼有另外的“身份”，因此，其他的研究方法也为实用主义研究社会科学注入了活力。不仅如此。同样是由于社会学科的特殊性，笔者不难看到研究各个学科的学者们同样具有研究他们那个学科领域的方法：比如，教育学方法论、法学方法论、经济学方法论。自然科学也有这一特点，但是社会学科在这个问题上体现得几乎是淋漓尽致。
第二“，对话模式”的社会科学哲学理论的研究方法。实用主义方法论下的社会科学哲学是灵活的、丰富的并且是包容性极强的哲学，所研究得出的理论也是开放的。一种“对话模式”的社会科学哲学研究方法来源于詹姆斯意识流原理，发展于杜威的生物体间的互动理论，在罗蒂这里演变成为较为具有文化特色的“文学批判”模式。但无论是什么样的表现形式，什么样的载体，最终都呈现出一种“行为———反馈”的模式。与其说是一种对话，不如说是一种思想的碰撞，来自不同社会背景和文化结构下的思想碰撞。这种碰撞是明显的、最直接的交流。有了最直接的碰撞，才能有最深刻的解决方式，解决后我们在不同的情境下，就会达成最有效的共识。这种共识是有益于对社会科学研究的。当然，这样的对话不仅仅体现一种思想的碰撞，还显示出语言对我们研究社会科学的重要性。语言是人类特有的表达方式，我们要通过语言研究人类的思想和行为。但同样也是由于社会环境的复杂性，对于语言的研究还会有较大的困难。在苏格拉底时期，我们认为“：如果语词能够完全模仿事物的本性，我们就得到完善的语言，然而世界语言却总是由约定来加以补充。”
洛克对词语的认识给了我们新的启示，他认为“：一个词语的意义不是要表达这个事物本身，而是要表达说话人的观念”。这样的描述对我们是有利的，因为对话交流的意义本身就在于要有效沟通，达到基本共识，在有限的范围内找到社会的基本规律和内在本质。而洛克这样的解释与新实用主义的“词语的意义仅限于对话范围内”的观点是一致的。很显然，这样的研究方法将会成为我们今后研究社会科学的主要指导思想。“科学”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神秘的词语。很多非专业人士感觉它离人类生活和日常活动很远，因为，当我们一提到“科学”一词时，首先想到的都是难懂、生涩的专业名词，严谨的理论思维和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那些只有为数极少的人才有天赋碰触到的神秘领域。其实，这是很容易理解的。按照实用主义的思路分析，首先，很少有人对那些领域感兴趣；其次，那些领域的专有名词当下记得，因为不常用所以随后就忘记；再次，能够有严谨的逻辑一定不与繁杂的生活打交道。但实用主义方法论下的社会科学哲学便不再让“科学”神秘，他们会使得“科学”亲民化。
“科学”知识本应该为人类生活服务，很多人认为“在大部分的时间里，科学家们通常会把精力放在理论的争辩中，至于可行性的问题，他们考虑的略微少。”实用主义则不同。他们并不对“现象是否反映本质”的问题争论、也不为“当一个人说话时候牵动了多少块肌肉”这样的问题而烦忧。当他们研究孩子的教育应该着手于他们感兴趣话题的时候，就奠定了这样的基础：要想使孩子们做出卓有成效的事情，兴趣是起点，当他们找到一个感兴趣的话题时，他们自然会为成功找到最有效的路径，而这个路径就是“对话”，对话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这样的方法论理念把“科学”带到了生活中，而随着实用主义方法论在研究社会科学的道路上广泛运用“，科学”就会俯下身子与他的“子民”亲密接触。综上所述，实用主义方法论下的社会科学哲学是一个十分有活力的分支学科。它不仅为我们解决实际问题提供最有效的“工具”，进而改善我们的生活环境；同时也为我们的思想提供养分，让我们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尽可能多地拓展视野。
四、实用主义社会科学哲学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再也不是以生命为代价的有声战争，而是以市场和国民生活水平为主的无声无息、无硝烟的战争。在这个战争中所有的国家都在奋力保卫自己的经济领地并以此为依托对其他国家进行经济掠夺。这是经济实力的比拼，更是综合国力的体现。实用主义的方法论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就算没有战火，也要知道战争其实已经悄然开始。这个现实让我们明白，在处理与别国之间关系时候一定要从实际出发，立足于我国的经济基础，对他国的实力有准确的分析和判断。从另一个方面来讲，生活在本国的百姓对经济的发展体会最深。因为，经济的发展会给国民带来快乐。怎样能够使国民生活得快乐，同样也是实用主义解决社会问题的课题。在当今社会，国与国之间也需要“对话”，但首先我们要站在同一个对话的平台上。那么，平台的高低取决于我们的经济实力。具体而言，涉及到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两个方面。然而，怎样才能做到那只“看不见的手”对市场自身发展既有约束又有自由，也就是宏观调控怎样才能做到不对市场自行发展进行过多干预。只有这样，才能使得国民幸福和快乐。
近代后期自然科学的全面发展给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观的产生提供了更为成熟的自然科学理论基础。近代前期，自然科学多数处于搜集材料阶段，研究方法主要依靠分析和解剖，研究对象主要是既成的事物，还没有深入到事物的演化和发展，只有力学的发展比较完善。由于力学的较高发展，人们似乎以为力学规律是万能的，企图用“力”解释千变万化的自然现象，把自然界中的各种运动形式都简单地归结为机械的运动，看不到事物的发展变化，从而逐渐形成自然科学研究中长达几个世纪所特有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18世纪中叶以来，西欧工业革命促使整个自然科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一时期，在自然科学中出现了一系列重大发现。首先是康德—拉普拉斯的星云假说——他用原始星云的吸引和排斥作用解释了太阳系的起源，否定了神的第一推动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潮汐摩擦理论，说明了太阳系不仅有一个起源过程，而且还有一个演变灭亡的过程，在僵化的形而上学自然观上打开了第一个缺口。接着是英国地质学家C.赖尔用地球表面对立的力量解释了地球表面的发展变化即：水成作用和火成作用，批判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灾变说，打开了形而上学自然观的第二个缺口。在物理学领域，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热力学第一定律）的发现，揭示了自然界各种运动形式之间的普遍联系；麦克斯韦电磁理论证明了电、磁、光之间的同一性；热力学第二定律也揭示了物理—化学过程的不可逆性等，这些理论的提出打开了形而上学自然观的新缺口。原子—分子学说的建立确立了化学的基础；元素周期律的发现揭示了自然界的量转化为质的规律；德国的F.韦勒用无机原料人工合成尿素，证明了无机界同有机界之间的联系对形而上学的自然观造成了巨大的冲击。生物学家M.J.施莱登和T.施旺分别发现了植物细胞和动物细胞，消除了动物界同植物界之间的壁垒；C.R.达尔文又以丰富的事实论证了生物通过自然选择而进化的历程有力地批判了目的论、神创论和不变论。由此，辩证唯物主义产生了，它认为：世界上的各种事物是普遍联系的；自然界的物质和运动是不可分离的，物质和运动不仅有量的差别和变化，还有质的差别和变化，是多样性的统一。高级运动形式由低级运动形式转化而来，它包含低级运动形式，但不能完全还原为低级运动形式；物质是发展演化和永恒循环的，在这个循环中，物质的任何有限的存在方式，不论是太阳或星云，个别的动物或动物种属，化学的化合或分解，这种发展演化和循环是永恒不变的，而这种运动、变化和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近代自然科学的全面发展推动了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到近代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再到辩证唯物主义的伟大变革。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观就是在这种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指导下建立起来的。
二、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观为其科学性奠定了哲学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在近代自然科学全面发展的基础上提出了辩证唯物主义，但他们最早只将其运用于对自然界的研究，后来他们在这种辩证唯物主义思维方式的指导下将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引入了人类社会领域创造性地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开创了唯物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有其自身固有的客观规律。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一般过程；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又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推动一切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在阶级社会中，社会基本矛盾表现为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是进行社会革命——以暴力的革命暴力的反革命最终夺取国家政权；社会发展的历史是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的历史，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可见，资本主义这种社会制度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随着生产力的继续发展，它最终必然被新的更适合生产力发展需要的社会制度所取代。在马克思恩格斯眼里，这种社会制度就是全社会所有人共同参加劳动，劳动产品归全社会所有人共同占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
三、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为其科学性奠定了实践基础
19世纪中叶，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观，他们还没来得及将其付诸实践就离开了我们。但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观却没有连同他们离去从此静止不动，而是被继承了下来，还得到了不断的发展和完善。1895年，伦琴发现X射线；1896年，贝克莱尔发现放射性；1897年，汤姆逊发现电子；这三大物理实验的新发现冲击着经典物理学。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狭义相对性原理，光速不变原理，推论；广义相对论——广义相对性原理，等效原理，推论。普朗克提出的量子论；爱因斯坦的光量子理论；波尔的量子化原子轨道理论；德布罗意的物质波概念；海森堡的矩阵力学；薛定谔的波动力学；矩阵力学和波动力学的统一等现代物理学的发展和化学、天文学、地学、生物学、系统科学等现代科学的发展一方面论证了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中基本原则的科学性；另一方面，又对其提出了新的要求。为此，列宁在此基础上对辩证唯物主义做了新发展，论证了物理学唯心主义产生的根源是夸大数学的作用，不懂得真正的辩证法；真理是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统一。并在此基础上回答了在资本主义发展相对比较落后国家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中国领导人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提出了在亚洲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如何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在冷战后社会主义事业处于低谷资本主义又发生了很多新变化的情况下如何继续坚持社会主义事业等问题。
现在，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一些新情况，诸如资本主义开始运用国家宏观调控等手段干预国家经济，与此同时，资产阶级还运用很多新手段改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使其矛盾或者得到缓和或者用更隐蔽的方式掩盖了起来，这些新情况的出现必然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观构成挑战，但是由此就否定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观就被这些新情况误导了，我们要分清：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手段与其本质的区别，要看到它们的新变化，看到19世纪诞生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观没有也不可能全面地回答今年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的这些新问题，但同时也应该看到这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观如何与时俱进发展的问题而不是其是否科学的问题。只有这样，才真正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观的科学实质，最终推动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观的不断发展和完善。
摘要：近年来，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了很多新变化，以前马克思恩格斯眼里资本主义马上就要灭亡的论断越来越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强势现实形成鲜明的反差。
关键词：社会主义观；科学性；哲学解析
参考文献：
[1]严书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研究还有很大的空间[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7,(3).
哲学是不是一种知识？应当说，哲学历来被公认为一个知识部门，即一门学科。但现在这也成了问题，一些学者否认它是一种知识，即对外部世界的认知，而认为它只是一种思维方法、一种人生态度，或者是一种信仰、一种价值取向，等等。如果哲学是一种知识，那么它属于何种知识部门？有的认为它是形而上学或本体论，或玄学，或理学；有的不承认这种一般哲学，而认为哲学就是各种或某种部门哲学，如自然哲学、历史哲学、认识论、价值论等。由于哲学作为一门学科没有在哲学界取得共识，因而哲学家们的观点自然难以达成一致。
就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哲学家们曾一度取得共识，那就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它实际包括三门学科，即世界观、认识论和历史观。但是，近年来在谈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对象时，人们也是观点各异。有的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对象是作为整体的宇宙，有的主张是物质与意识或存在与思维的关系，或者是存在与思维关系中的世界，或者是实践，或者是认识，或者是人类社会，或者是人。
这些不同看法在学科分类中都有所反映。新中国成立前，综合大学的理论学科多分为文理法，这反映了一种学科分类方法，即人文学科、自然学科和社会学科。新中国成立后，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哲学跨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观点，哲学被从文科中分了出来，文史也被规定为社会科学。但由于哲学的规模远不能同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相比，而事实上哲学活动往往同社会科学活动联系在一起，于是又逐渐形成了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这种一分为二的格局。这种格局虽然把哲学同社会科学放在了一起，但哲学的性质和地位是明确的，实际承认了哲学跨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性质，即哲学中的世界观、本体论、形而上学等一般哲学的特殊地位。至于其中的部门哲学，如自然哲学、社会哲学、精神哲学等，则可以分属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近几年来出现一种趋势，即用人文社会科学的提法来取代哲学社会科学的提法，这实际上是主张恢复新中国成立前的学科分类，但这种分类并不科学。第一，在这种分类中没有世界观的地位，世界观是跨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第二，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没有明确的界限，历史学可分为历史叙述和历史研究，其对象都是人类社会的历史，为什么不属于社会科学呢？文学可分为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其对象也都是人类社会，为什么不属于社会科学呢？反过来，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其对象也都是人的活动，为什么不可以叫做人文科学呢？总之，如果用人文社会科学来取代哲学社会科学，这将使本来比较明确的学科分类变得概念含糊、界限不清。
把哲学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并列起来，有利于确认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性质和地位
众所周知，现代哲学学派林立，没有任何一个学派为多数哲学家所认同。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虽被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视为科学的哲学，但这并未得到哲学界的公认。人们诘难和反对的矛头主要集中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上，有的甚至一般地否定世界观，这是同现代西方“拒斥形而上学”的思潮一致的。
把哲学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并列起来，不仅肯定了哲学的科学性，而且肯定了它的世界观意义。这里所说的“哲学”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且是指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因为只有它有明确而合理的研究对象，有经过实践验证的全面系统的原理，有比较完整严密的理论体系。正因为它的科学性，所以它才成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最有效的思想方法。这就澄清了理论界关于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系列模糊思想，为研究、建设、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开辟了广阔的空间。当然，这决不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外的其他哲学就应该否定了，因为其他各派哲学同样有其特殊对象和特殊内容，有自己的优点和长处。
党的十六大报告关于“三个解放出来”的论断，同样适用于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上世纪20年代由前苏联哲学家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其他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若干观点逐渐形成的。他们引以为据的有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辩证法的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唯物史观的观点，其组成部分大致是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历史观，构成了一个以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为理论基础的哲学思想体系。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哲学的发展和哲学研究的深入，人们感到这个体系需要进一步丰富和完善。现在正是研究和解决这个问题的极好机会。
结合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以科学的态度进一步建设马克思主义哲学
哲学是不是一种知识？应当说，哲学历来被公认为一个知识部门，即一门学科。但现在这也成了问题，一些学者否认它是一种知识，即对外部世界的认知，而认为它只是一种思维方法、一种人生态度，或者是一种信仰、一种价值取向，等等。如果哲学是一种知识，那么它属于何种知识部门？有的认为它是形而上学或本体论，或玄学，或理学；有的不承认这种一般哲学，而认为哲学就是各种或某种部门哲学，如自然哲学、历史哲学、认识论、价值论等。由于哲学作为一门学科没有在哲学界取得共识，因而哲学家们的观点自然难以达成一致。
就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哲学家们曾一度取得共识，那就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它实际包括三门学科，即世界观、认识论和历史观。但是，近年来在谈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对象时，人们也是观点各异。有的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对象是作为整体的宇宙，有的主张是物质与意识或存在与思维的关系，或者是存在与思维关系中的世界，或者是实践，或者是认识，或者是人类社会，或者是人。
这些不同看法在学科分类中都有所反映。新中国成立前，综合大学的理论学科多分为文理法，这反映了一种学科分类方法，即人文学科、自然学科和社会学科。新中国成立后，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哲学跨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观点，哲学被从文科中分了出来，文史也被规定为社会科学。但由于哲学的规模远不能同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相比，而事实上哲学活动往往同社会科学活动联系在一起，于是又逐渐形成了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这种一分为二的格局。这种格局虽然把哲学同社会科学放在了一起，但哲学的性质和地位是明确的，实际承认了哲学跨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性质，即哲学中的世界观、本体论、形而上学等一般哲学的特殊地位。至于其中的部门哲学，如自然哲学、社会哲学、精神哲学等，则可以分属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近几年来出现一种趋势，即用人文社会科学的提法来取代哲学社会科学的提法，这实际上是主张恢复新中国成立前的学科分类，但这种分类并不科学。第一，在这种分类中没有世界观的地位，世界观是跨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第二，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没有明确的界限，历史学可分为历史叙述和历史研究，其对象都是人类社会的历史，为什么不属于社会科学呢？文学可分为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其对象也都是人类社会，为什么不属于社会科学呢？反过来，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其对象也都是人的活动，为什么不可以叫做人文科学呢？总之，如果用人文社会科学来取代哲学社会科学，这将使本来比较明确的学科分类变得概念含糊、界限不清。
把哲学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并列起来，有利于确认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性质和地位
众所周知，现代哲学学派林立，没有任何一个学派为多数哲学家所认同。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虽被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视为科学的哲学，但这并未得到哲学界的公认。人们诘难和反对的矛头主要集中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上，有的甚至一般地否定世界观，这是同现代西方“拒斥形而上学”的思潮一致的。
把哲学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并列起来，不仅肯定了哲学的科学性，而且肯定了它的世界观意义。这里所说的“哲学”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且是指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因为只有它有明确而合理的研究对象，有经过实践验证的全面系统的原理，有比较完整严密的理论体系。正因为它的科学性，所以它才成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最有效的思想方法。这就澄清了理论界关于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系列模糊思想，为研究、建设、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开辟了广阔的空间。当然，这决不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外的其他哲学就应该否定了，因为其他各派哲学同样有其特殊对象和特殊内容，有自己的优点和长处。
党的十六大报告关于“三个解放出来”的论断，同样适用于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上世纪20年代由前苏联哲学家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其他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若干观点逐渐形成的。他们引以为据的有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辩证法的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唯物史观的观点，其组成部分大致是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历史观，构成了一个以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为理论基础的哲学思想体系。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哲学的发展和哲学研究的深入，人们感到这个体系需要进一步丰富和完善。现在正是研究和解决这个问题的极好机会。
结合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以科学的态度进一步建设马克思主义哲学
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1]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背景下，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意义重大，也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和评价提出了更高要求。2020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指出，“完善立德树人体制机制，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提高教育治理能力和水平”[2]。高校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队伍的重要生力军，其教学科研人员占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五路大军”的80%以上[3]，也是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和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的重要基地[4]。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中强调，“扭转指挥棒，切实推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评价体系改革，扭转“五唯”特别是唯论文倾向，引导高校社科界潜心做学问”[5]。因此，在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背景下，探讨如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评价体系，激励引导高校培养优秀哲社人才，潜心学问产出高水平研究成果，推动高校“双一流”建设和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评价的形势与挑战
随着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评价理论与实践也经历了从起步、探索到体系初步建立，各阶段取得较多成果。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哲学社会科学自身特点等原因，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评价也面临新的形势与挑战。总书记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学术评价体系不够科学，……”。一段时间以来，在各大排行榜的哲学社会科学评价中，“唯论文”“唯数量”“SCI至上”等现象比较堪忧，论文数量、影响因子、被引次数及人才头衔帽子等成为评价的重要指标，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学术研究价值扭曲、学风浮躁、急功近利等现象，背离了学术研究的初心[6]。目前，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评价中面临如下新挑战。
（一）“唯论文”、论文“SSCI至上”的评价导向堪忧
2020年，教育部、科技部联合《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以破除高校科技评价中论文“SCI至上”的不良导向。实际上，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部分机构和高校简单移植自然科学的做法[6]，将SSCI（SocialScienceCi-tationIndex，社会科学引文索引）、A&HCI（Arts&Hu-manitiesCitationIndex，艺术与人人文科学索引）等国际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量引入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评价标准中，并占有相当重要的权重，导致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论文评价中也存在“唯论文”、论文“SSCI至上”的现象，其后果更加严重。目前SSCI、A&HCI等收录期刊主要以欧美国家英文期刊为主。以SSCI为例，2019年共收录3245种期刊，从区域看，3025种期刊来自欧洲和北美洲，占比93.22%。从国别看，2378种来自美国和英国，占比73.29%，中国仅10种期刊入选，占比0.31%。这导致在哲学社会科学评价标准中以欧美等西方国家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为主导。唯SSCI、A&HCI等收录的国际哲学社会科学期刊，导致国内部分学者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熟悉国际期刊的选题、视角、研究方向等，片面迎合西方学术范式，而忽略对中国本土问题的研究、人才培养和教学等[7]。国内哲学社会科学相关的学术期刊受到关注度偏低，从而形成创新研究成果偏少，影响力难以提升的“恶性循环”，学术话语体系受到限制。国内期刊的国际影响力与我国日益增强的国际影响力相比显著滞后。
（二）简单化、过度数量化的评价倾向有待完善
目前国内外部分商业评价机构和评价体系，对哲学社会科学评价主要以论文总数、影响因子、被引频次、声誉调查以及具有各种头衔帽子的人才数等量化指标为主，忽略对研究成果质量和创新性，以及“立德树人”等难以量化观测点的考查，评价方法简单化、过度数量化，不能真实反映哲社学科的发展规律。受这些排名的影响，部分高校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人才引进、职称评定、课题申请、评优评奖等各类评审中，人才头衔帽子及论文篇数、影响因子、经费总额等数量化指标成为衡量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重要尺度，而对其成果内容创新、教育教学水平、人才培养成效等考察较少。简单化、过度数量化的评价导向及评价分类不明确，忽略了哲学社会科学自身的特殊性，导致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存在重数量，轻质量，重影响因子，轻社会效应，重学术专著、科研论文，轻调研报告、咨询建议、文艺创作等不良倾向[7]。部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关注不够，完全从理论到理论，未将论文和研究书写在中国大地，限制了高校智库作用发挥和服务社会的主动性、积极性，更不利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
（三）部分商业排名体系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形成一定的不良导向
随着评价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国际国内各类评价逐渐丰富发展。评价主体逐步从学术领域扩展到社会领域。由于不同的评价主体政治信仰、知识背景、利益结构等不同，导致评价目标、评价体系、信息获取、评估处理等不同，部分情况下对同一评价对象的评估结果差距较大。部分商业机构注重自身利益、企业品牌声誉影响，在排名体系中主要采集公共数据，偏重对科研与学术指标的考察，基本未设置立德树人成效方面的指标内容。同时，在评价中忽视了哲学社会科学多样性、复杂性等特点，未分类分层、设计不同的评价标准和指标体系，用同一标准评价不同类型的学科专业，对学科发展规律与人才培养的本质考虑不够，存在急功近利现象，不能客观、真实、准确地反映不同评价对象的实际情况[8]。对高校等办学机构聚焦论文及定量指标产生一定误导，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形成一定的不良导向，影响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
二、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评价现状的原因分析
（一）哲学社会科学自身特点决定了评价的复杂性
自然科学对自然规律的描述常常是定量的，具有可验证性，其评价也是量化的。与自然科学相比，哲学社会科学在研究对象、认知取向、研究成果、引用行为等方面显著不同。在研究对象上，其研究的是人类和个体及其组成的社会、文化产物，是一种主观的“软”事实，具有柔性和不可验证性，各人各派的学说很难取得一致或共识。在研究成果上，其以思想性、意识形态性、价值导向性为主要特征，有较多价值判断，意识形态属性浓厚[9]。在引用行为上，其与自然科学不同，其引文周期一般要比自然科学更长，存在“睡美人”现象[10]。与此同时，在哲学社会科学内，各学科间存在显著的差异性。如人文科学是以人的内心活动、精神世界及其辩证关系为研究对象的科学体系[11]，其侧重于社会中人的个体活动研究。社会科学是一种以人类社会为研究对象的科学，侧重于社会中人的群体活动或社会活动的研究，较多使用自然科学的实证等研究方法。而艺术类科学除具有人文社会科学一般特点外，还具有注重实践、行知模式、创作归宿等特点[12]。因此，哲学社会科学的上述特点决定了其评价的特殊性与复杂性，需要根据各学科的特点设置多类多样的评价标准，难以像自然科学一样具有全世界通用、较为统一的评价标准和模式。
（二）外部环境变化影响哲学社会科学评价方向
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文化快速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建设成就。与此同时，社会快速变革产生的许多新的发展问题和时代问题需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人员进行解答。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和研究模式提出新的挑战。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是根据社会需要进行研究还是凭着兴趣爱好进行研究，追求近期研究效率还是长远的研究品质，都对评价的数量与质量等产生影响[13]。在经费投入上，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的待遇不断提高，但与自然科学和国外同类国家相比，哲学社会学科的各类经费投入存在较大的不足与不均衡性，“二八”现象较为明显。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人员为了获得必要的经济待遇，指导研究生和从事科学研究，不断地申请各类课题项目，从而对研究人员的研究内容、研究导向产生较大影响，进而影响到学术评价。在文化上，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势必带来一定的文化冲击，传统文化受到各种思潮的挑战。少部分研究人员受不良思潮影响，缺乏传统文化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民请愿，为国立言论”“立德立功立言”等优秀精神。在研究上存在急功近利，追求数量不注重质量的问题，对学术研究和评价产生诸多影响。
（三）中国特色国际影响的哲学社会科学评价体系仍需继续完善
目前，我国各类评价快速发展，自然科学相关评价已比较成熟。哲学社会科学评价体系主要移植于自然科学，在理论和实践上取得一定成果，比如教育部学位中心开展的学科评估，在学科评价层面初步探索形成区别于自然科学的评价体系。但叶继元等认为，我国尚未形成能走向世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系统性的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体系[14]。在评价指标体系上，部分排名排行榜忽视了哲学社会科学多样性、复杂性和中国特色，未分类分层、设计不同的评价标准和指标体系；在评价方法和手段上，还比较单一，实施同行评议的学术共同体与第三方评价机构这两个定性与定量评价主体存在割裂，难以融合[8，15]；在评价结果上，部分评价存在结果软化，未能客观、真实、准确地反映评价对象的实际水平，在后却对高校和研究者产生错误的评价导向。
三、中国特色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评价体系探析
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建立科学权威、公开透明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评价体系”。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总书记也指出要改进不科学的评价体系，坚决破除“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16]。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领导小组也强调要切实推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评价体系改革，扭转“五唯”特别是唯论文倾向。本文在前述分析的基础上，在破“五唯”背景下，就构建中国特色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科评价体系进行初步探索，提出“五个更加”的思路。
（一）更加强化政治引领，把牢正确的哲学社会科学评价导向
哲学社会科学本身具有较强的意识形态属性，构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评价体系，必须深刻把握立德树人内涵，更加强化政治引领，把牢正确的哲学社会学科评价导向。在评价中把牢政治关，引导高校在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成果发表、传播思想中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17]。比如：对人才培养的评价中，重点考察立德树人，面向“四个服务”培养人才情况；对学科建设的评价中，引导加强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及话语权建设，相关成果要体现其对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建设的贡献，从学科覆盖度、厚重度、引领度等方面进行考察。对论文专著的评价标准，重点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理论和方法的原创性、学术影响，以及对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构建的贡献。在课程体系中，考察马克思主义在教学目标、课程设置、教材使用、教学管理等的贯穿引领，考察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中有机结合立德树人情况。
（二）更加彰显中国标准，引导形成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哲学社会科学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本土性特点[18]。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科评价体系构建中，应更加彰显突出中国标准，引导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立足中国大地，面向中国发展，解决中国问题。为扭转“唯论文”、论文SSCI至上等不良导向，在评价标准如科研成果、科研项目、获奖等更加强调中国标准。比如：“三报一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和《求是》）作为重要的党报党刊，在评价指标体系中将在“三报一刊”发表的理论文章作为重要学术成果，与高质量学术期刊论文同等对待；将“马工程”教材、国家规划教材、具有重大影响力多次再版的教材等特色人文社会学科成果纳入指标体系，推进哲学社会科学教材体系建设；在智库成果的评价标准上，重点在应对解决中国发展面临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上，具有适用性、有效性和影响度。同时规定代表性学术论文成果中必须包含一定比例的中国期刊论文，鼓励优秀哲学社会科学成果优先在中国期刊，引导将论文书写在中国大地上。
（三）更加突出特色贡献评价，引导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
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与发展要重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研究总结，强化哲学社会科学服务社会发展的意识，主动与政府、企业对接联系，提高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发展的能力。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评价体系中，应更加重视“特色贡献”评价，注重问题导向，解决实践问题。适度淡化各类项目经费、学术论文等数量化指标和人才头衔帽子，强化发挥智库作用。重点考察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为研究起点，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1]，考察服务打造“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的特色贡献，考察其扎根中国大地，服务于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的情况。比如：法学重点考察其在服务中国特色法学体系建设，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方面的贡献和作用等；艺术学类重点考察对中国优秀文化的传承弘扬与创新，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
（四）更加体现学科特点分类评价，引导高校哲学社会学科特色发展
哲学社会科学在研究对象、方法、成果等方面显著不同于自然科学，且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间差异性较大。因此对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评价中，应根据学科特点，针对不同评价对象和研究成果，分类评价，克服“一把尺子”评价的弊端，通过评价鼓励引导哲学社会科学特色发展。评价体系构建中应根据学科特点分类建立不同的评价指标体系。比如评价体系的学术成果，应扭转“唯论文”的不良导向，既包括“著作”“教材”“图书”“普及读物”“收藏”等，还允许部分学科包含“译著”“编著”“古籍整理”“文学创作作品”等。在评价标准上，人文学科突出专著，注重代表作和标志性成果，专著评价权重应更多；社会学科重点考察研究方法、路径创新性，及原创性研究成果；艺术学科应考虑其实践性、创造性，着重考察在创作展演水平、文化传承与创新等方面的成就。
（五）更加强调同行评价，坚持价值性与科学性统一
在哲学社会科学评价中，应统筹好数量与质量的关系，扭转过度数量化等不良评价导向，注重对学术成果质量与创新力的评价。评价中将价值性与科学性统一，主要采用同行评议，学术共同体评价更能体现研究价值。为提高科学性，辅以引文分析等文献计量方法，以客观事实为基础，采用“融合评价”等新方法,提高同行评议的正确导向性、科学性和可信度[15，19]。以专家信任度为核心，以提高评价质量为目的，建立健全专家回避制、公示制、申诉制、元评价等制度，以形成良好的评价机制，保证评审专家信任度、权威性和相对公正性[14]。同时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建立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大数据平台，加强与相关机构合作，基于大数据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声誉、知名大家等进行分析，提高评价的公信力与可靠度。
中图分类号：C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81（2016）05-0013-05
今年5月17日，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对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建构与发展提出了总要求，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是当今所有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都必须贯彻执行的行动纲领。本文在学习的《讲话》的同时，结合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现状，对建构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及其原则，做一点初步探讨。
一、当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发展面临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与实际要求的还有一定的距离，还存在着一些亟需解决的问题。
一是成果注重数量缺质量，人才有专家缺大师。长期以来，由于哲学社会科学评价的复杂性，及考核评价机制的不合理、不科学性，导致目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普遍存在着以成果发表的刊物级别、成果的数量来考核人才的畸形评价标准。不容否认，成果的数量是一个研究人员科学研究积累的一种体现，也是其高水平论文产生的前提基础。但一旦以量化指标作为考核评价标准，与个人利益息息相关的话，就会导致大家为成果而成果，为论文而论文，其研究成果数量的巨大就不言而喻，而其质量自然也是可想而知。这不仅严重浪费了国家的巨大科研经费和宝贵的社会资源，还对现实生活、学术道德、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构建等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二是学术话语权比较弱，与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极不匹配。对比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还比较弱，尚处于有理未必说得出、有据未必立得住、说了未必叫得响、传了未必传得开的尴尬境地，存在着信息流进流出的“逆差”、中国形象和西方主观印象的“反差”、软实力和硬实力的“落差”。[1]由于某些西方国家企图“分化”和“西化”中国的图谋，一些西方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仍不断涌入，并凭借其所谓的“理论话语的权威”，逐渐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得以坐巢，有的甚至流行开来，这对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构成了严峻的挑战。正如在《讲话》中指出的，“在实际工作中，在有的领域中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2]。
三是学科体系的不健全，尤其是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薄弱。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框架基本上还是沿袭前苏联的模式，不仅体系陈旧，而且还成了禁锢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发展的壁垒及学术创新的绳索，其层次也不分明、内容相互混淆，且未涵盖所有社会生活领域。一些学科与社会发展联系不够紧密，对时代和实践问题的回应不够，未能与时俱进。有的学科、专业设置趋同，基础学科、冷门学科的建设，尤其是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还比较薄弱，队伍力量不强等问题。
二、建构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已迫在眉睫
在《讲话》中指出，“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2]。这个重要论述充分表明，当前在我国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刻不容缓。
首先，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需要建构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当前，受经济全球化、市场经济化和网络全球化等多方面的影响，各种形形色色的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及思潮在世界范围内扩散、蔓延，对包括我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形成了严峻的挑战。在西方思想和思潮的不断冲击下，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也不可能是铁板一块。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权受到冲击也是不争事实。马克思主义的许多基本理论不断被弱化、边缘化，坚守经典理论的压力的不断增大，有的在吸收外来文明中“迷失”了方向，还有的索性“举起了双手”，甚至直接投怀送抱，充当西方意识形态的传声筒。而普通民众则极可能在知之不全、悟之不透的状态下被纷繁芜杂的西方思想、思潮误导，甚至仿效、盲从。意识形态领域从来就不存在真空地带，这里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场。因此，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努力解决群众所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为群众认识世界，为社会发展提供正确的理论指导。
其次，解决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现实问题需要建构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尽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量矛盾已基本得到解决，但改革发展中面临不少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由于存在问题的全局性、宏观性和连带性，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解决问题的方法，除了遵循从前行之有效的摸着石头过河的经验性方法之外，强调顶层设计是最重要的方法。做好顶层设计，除了注重调查研究、找准问题之外，更主要的是要有科学的哲学社会科学及其相关体系作理论支撑。一句话，我国今后改革和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解决，亟需哲学社会科学进行深入研究、理论创新和体系建构，来提供理论保障和智力支持。哲学社会科学要为改革和发展前进中遇到的问题找出症结所在，提出行之有效的解决措施，为中国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引路、保驾和护航。
第三，实现社会和谐、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需要建构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哲学社会科学是探寻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人的精神世界的发展规律的理论体系。特别是在人及人类社会的建设发展中，哲学社会科学具有“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等重要功能，在提高人的精神文化素质、理论思维素质、人文素质等方面起着重要的方向、价值和方式方法引领作用，是国家精神状况和文明素质的综合体现，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对国家而言，哲学社会科学对塑造良好的社会精神文明规范，形成社会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良性互动，促进社会和谐、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特别需要建构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发挥好哲学社会科学所的重要功能。
三、建构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基本原则
在《讲话》中强调，建构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2]，不仅为建构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指明了方向，还指出了建构的基本原则。
首先，要坚持“姓马、信马、姓党”的原则。中国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姓马、信马、姓党”，这是建构必须遵循的根本原则，是任何时候都不允许有丝毫含糊的。正如在《讲话》中明确提到的，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的诞生，是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传入所分不开的。马克思主义是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是立党立国之根本。繁荣和发展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灵魂、旗帜和理论基础。要自觉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范式，进行各门具体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学术、话语体系建设，才能透过纷繁芜杂的表面现象看清问题的本质，才能确保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构建的正确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离不开党的领导，建构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更离不开党的英明领导。坚持党的领导是繁荣发展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政治保证。
其次，要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原则。当今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建构，要坚持不忘本来。邓小平说：“老祖宗不能丢啊！”[3]老祖宗就是指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也是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基础。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各门具体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确保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构建的正确方向。与此同时，还要看到，不忘本来，并不是要排斥外来，而是要有世界的眼光，敢于吸收借鉴世界各国社会科学的一切优秀研究成果，博采各国文化之长，不断增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包容能力、更新能力和吸引力。此外，要认识到，提倡不忘本来，是为了更好地面向未来，而所谓面向未来，是指在不忘本来的基础上，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有前瞻性，应该动态地关注、考察研究对象的未来及其走向。
第三，要坚持“立足于中国、立足于实践、立足于时代”的原则。所谓建构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应立足于中国，是讲我们建构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应该以今天我们正在从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价值标准。应该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根，与中华民族的文化品格、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相契合。构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要立足于实践，是指立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国家建设和改革国情相结合的产物，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理想，也是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实践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锻造出了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包含了丰富深刻的思想创造和理论创新。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要全面深刻地总结这些带有原创性的思想理论成果，从中生成具有中国创造的本土思想理论体系。“文章合为时而著”，哲学社会科学是时代的声音。马克思恩格斯准确把握了资本主义的时代特征，科学预见了“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4]，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抓住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今天，构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应立足的时代，就是这样一个改革创新的时代。我们建构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必须体现时代特点，回答时代难题，阐释时代课题，满足时代要求。“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2]，在《讲话》中的这个呼唤，为我们构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发出了时代的最强声音，我们不能辜负这个伟大的时代。
第四，要坚持“科学精神、独立精神、创新精神”的原则。建构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应牢固树立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做到“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坚持“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科学精神；不为名利所惑，不为权势所折，不为消极心理所困。建构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还应牢固树立独立自主的精神，坚持以我为主，走自己的路，讲自己的故事，有自己的创造，保持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独立性，保持自己独立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在《讲话》指出，“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创新是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永恒主题，也是社会发展、实践深化、历史前进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必然要求”[2]。因此，建构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必须树立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坚持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世界发展的大势拓展创新视野，立足现代化建设的丰富实践激发创新思维，立足人类文明的发展历史汲取创新养分，不断提出学术新观点，创造学术新思想，开辟理论新境界，永葆哲学社会科学的旺盛生命力”[5]。
当然，建构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是一项专业性强，任务繁重的系统工程。构建一个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而又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并非易事。这就要求我们需要注意：一是树立科学精神、独立精神、创新精神，倡导科学方法、科学意识，严格遵守学术道德规范，力戒“假、大、空”，坚决杜绝一切学术不端行为；二是哲学社会科学各具体学科间并没有无法逾越的鸿沟，它们是相互影响的，需要我们遵循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特有规律，对其不断进行融会贯通，不断优化学科结构，夯实基础学科、重点突出优势学科、创新发展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大力传承冷门学科，努力形成一个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互相推进、学术研究和成果应用相互促进的生动格局；三是要充分调动学者、学校、出版机构和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积极性，形成攻关合力，做好各学科的教材编写工作，努力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反映学术前沿的、门类齐全的哲学社会科学教材体系，并不断创新教材推广、使用的体制机制，大力推进哲学社会科学教材体系的大众化。
四、建构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需强化几点意识
“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6]建构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关键是看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是否能充分发挥自身作用。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崇高，自觉确立并强化政治意识、阵地意识、责任意识、问题意识和创新意识等，牢牢把握建构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话语主动权。
首先，建构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应当强化政治意识。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市场经济化、网络一体化等，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潮为了让人们从思想和情感上认同它、接受它，主动关注社会热点，经常掺杂许多现实利益因素，加上其新颖奇特的观点、华丽的学术外衣、丰富多彩的内容、煽情的话语表达，总能让人从中选择性地倾听到其能愉悦身心的信息。而有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由于政治意识不强，或以所谓的“学术中立”、“信仰自由”、“去意识形态化”为由，毫无原则地主动回避、放弃宣传、教育的政治立场，这给建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在《讲话》中强调：“我国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自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自觉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贯穿研究和教学全过程，转化为清醒的理论自觉、坚定的政治信念、科学的思维方法。”[2]因此，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增强政治意识，将建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话语选择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和意识形态导向，确保建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社会主义方向。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强化政治意识，其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始终坚持在思想上、政治上和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提高自身的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理直气壮地讴歌真、善、美，对虚假和错误的思想、观点、言论及蛊惑人心的伪科学进行不遗余力地批判。
其次，建构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应当强化阵地意识。面对各种错误思潮与我争夺人心、争夺青年，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不应过分吝惜自己的羽毛，在重大意识形态问题上含含糊糊、躲躲闪闪、遮遮掩掩。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这个问题上，必须坚守、巩固并发展马克思主义阵地，积极主动地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思潮，用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对形形色色的社会思潮进行理性评价和有力回应，形成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大合唱，使其成为推动我国社会发展的正能量、主旋律和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好声音。
第三，建构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应当强化责任意识。在《讲话》中指出，“加强和改善党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领导，是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根本保证”[2]。党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是我党在长期社会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基本经验和根本原则，也是各级党组织应尽之责。各级党组织要增强责任意识，始终将哲学社会科学摆在单位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充分发挥自身的积极主动性，旗帜鲜明去抓、理直气壮地管，通过建章立制，明确责任，牢牢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话语的选择权、界定权和创设权等控制在自己手中。各级党政干部也要不断加强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所出现问题的分析研判和科学引领，准确把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规律。除此之外，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自身同样要切实增强责任意识，脚踏实地，刻苦钻研，开拓创新，将个人对时代、民族、社会、人民的责任担当，汇聚成建构中国当代哲学社会科学的强大合力，在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中成就自我、实现自我人生价值。
第四，建构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应当强化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因此，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主动增强问题意识，主动直面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问题及人民生产生活所遇到的现实问题。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不仅要善于发现人民关注的问题，而且要研究分析，并为他们解疑释惑。尤其是涉及意识形态领域的政治原则和大是大非的问题，不能只是敷衍回避、简单否定，而应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其进行细致梳理与理性分析，有理有据、令人信服地帮助人民划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认识，坚定他们的理想信念。在《讲话》中指出：“观察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需要有一个宽广的视角，需要放到世界和我国发展大历史中去看。”[2]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建构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过程中应坚持以问题为导向，不仅立足于中国实际，而且还需要具有全球的视野，努力做到总书记所要求的既体现继承性又体现民族性，既体现原创性又体现时代性，既体现系统性又体现专业性，才能真正做到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
最后，建构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应当强化创新意识。在《讲话》中指出：“创新是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永恒主题，也是社会发展、实践深化、历史前进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必然要求。”[2]哲学社会科学的生命力就在于创新，因此，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牢固树立并不断增强自己的创新意识。要善于博采众长，融通一切人类文明成果，做到融合创新。要坚持将基本原理和理论创新统一起来，将理论研究与时展统一起来，将成功经验的总结和现存问题的揭示统一起来，研究我国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正确地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式方法，做到建构的内容的创新、结构的创新、体系的创新及话语表达方式的创新。另外，还需创新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队伍，打造一支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理论功底扎实，又精湛新媒体技能，肯干事、能干事、会干事，始终和党保持一条心的工作队伍。
作者：郑一明
参考文献：
[1]杨振武.把握好政治家办报的时代要求[N].人民日报，2016-03-21（7）.
[2].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5-19（2）.
[3]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69.
【关键词】科学/文化/哲学
science/culture/philosophy
【正文】
1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中国的科学技术哲学领域里，逐渐出现了不少新的亮点。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亮点之一，就是科学文化哲学的孕育和产生。
所谓科学文化哲学，大致可以看做为这样一种学科或研究方向，即将科学看做是一种文化或文化活动，从而对其进行哲学探究。需要指出的是，其一，科学文化哲学的研究对象依然是科学，只不过是它将科学作为一种文化或文化活动来研究，而不是仅仅局限于做认识论的研究，因而它既区别于传统的科学哲学，又区别于一般的文化哲学；其二，科学文化哲学研究依然是一种哲学研究，因而它比科学历史学、科学社会学等元科学更加靠近传统的科学哲学。如果说，我们将传统的科学哲学理解为是一种狭义的科学哲学的话，那么，科学文化哲学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广义的科学哲学。更进一步说，科学文化哲学将是对传统的科学哲学的深化和拓展。
2
科学文化哲学的孕育和产生，有着深刻的理论背景。它是在20世纪末当代西方科学哲学面临重重困难的情势下孕育和产生的，可以说是对科学哲学的一种重大突破与发展。
众所周知，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在20世纪下半叶经历了两次重大转变，即从逻辑主义向历史主义，然后又从历史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转变。然而，这两次重大转变不但没有使西方科学哲学从根本上摆脱理论困境，反而使其大伤元气，逐步从兴盛走向衰落，甚至趋于解体。
那么，当代西方科学哲学面临困境的症结究竟在哪里？有何途径可以使其解开症结，从而摆脱现有的困境呢？笔者认为，当代西方科学哲学面临困境的症结在于，原有的科学哲学的学科定位或框架过于狭隘，以致无法应对和解决科学作为一种文化或文化活动所固有的深层矛盾和问题。因此，从科学哲学走向科学文化哲学，则是一条使科学哲学摆脱现有困境的重要途径。
具体说来，传统的科学哲学的基本框架是认识论的和分析哲学的。它主要是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研究科学，其研究范围基本上局限在认识论或方法论的领域内，其方法主要采用的是分析（或分析哲学）的方法，因而它所研究的认识论或方法论几乎等同于“科学的逻辑”。这在约翰·洛西所写的《科学哲学历史导论》一书中体现得最为明显。他将《科学哲学历史导论》写成了“科学方法观点发展的历史概要”。在他看来，科学哲学的主题是研究各门科学的程序和结构以及科学解释的逻辑[1]。逻辑实证主义对“世界的逻辑构造”也许可以看做是所谓“正统的”科学哲学的最高成就。
然而，随着20世纪60和70年代以来科学哲学经历从逻辑主义向历史主义的转变，然后又从历史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转变，科学哲学的主题也随之发生了重大的转变。显然，逻辑实证主义者所研究的主题是如何理解科学的逻辑结构，历史主义者所关注的主题是如何理解科学的历史发展，而后现代主义者所强调的主题则是如何理解科学与其他文化的相互关系。
随着科学哲学主题的重大转变，人们不难发现，科学哲学所涉及的内容和范围实质上已经大大拓宽了。逻辑实证主义者把科学哲学看做是“经验科学知识论”，也就是看做认识论的一个主要部分或分支[2]。而历史主义者不仅将研究“科学（知识）的逻辑”拓展到研究科学（知识）发展的合理性问题，从而大大拓宽了“经验科学知识论”的研究，而且将科学哲学与科学历史学、科学心理学和科学社会学等学科联系在一起，使得科学哲学大大超出了传统的认识论和分析哲学的基本框架。于是，他们更多地关注科学发展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及其对科学的影响和作用，强调科学并不是价值中立的，它与其他文化并不存在一条截然分明的界线。可以说，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所涉及的内容和范围已经从认识论延伸到了科学文化哲学的范畴。
至于后现代主义者所涉及的内容和范围则更加宽泛了。他们所关注的焦点与其说是科学，倒不如说是“文化的整体”，特别是人文文化。他们反对将“科学的整体”从“文化的整体”中区分开来，强调在“文化的整体”中来理解科学，特别是以人文主义的视角来理解科学，用模糊主义的整体论来彻底模糊科学与艺术、政治乃至宗教的区别。于是，他们不仅将科学消解于整个文化（特别是人文文化），而且还将科学哲学消解于一般的文化哲学（特别是人文哲学）。
当代西方科学哲学所面临的困境其症结就在这里：
一方面，随着科学哲学的重大转变，科学哲学的主题和内容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仔细考察历史主义科学哲学所研究的每一个重大问题，例如，科学与价值问题、科学进步问题和科学合理性问题等等，我们不难发现，这些问题已经大大超出了传统的认识论和分析哲学所能应对和解决的范围。它们所涉及的领域从根本上说不仅是认识论的，更是科学文化哲学的；而解决这些问题所需要的方法当然不仅仅是分析的，更须是综合的、辩证的。
另一方面，尽管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被约翰·洛西看做是“非正统的”科学哲学，它的视野要比逻辑实证主义宽阔得多，但是，很明显其基本定位还是认识论的，而不是科学文化哲学的。他们只是提出了科学与价值（文化）相关联这个重要问题，但并没有对此做深入的研究。在许多情况下，历史主义者们，例如，拉卡托斯、劳丹、夏皮尔等人往往回避各种复杂的文化因素去建构自己的科学进步模式或科学合理性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关注的依然是一种抽象的“逻辑”，它与逻辑实证主义不同的是，逻辑实证主义关注的是科学知识的逻辑，而历史主义关注的是科学发展变化的逻辑（例如“科学革命的结构”、“科学发现的逻辑”、“科学进步模式”与“科学合理性模式”等等）。如果说逻辑实证主义对科学的逻辑构造与实际的科学知识严重脱节的话，那么历史主义的各种“结构”、“逻辑”和“模式”与实际的科学发展也有很大的距离。
后现代主义者似乎已经敏锐地觉察到了当代西方科学哲学所面临的困境及其症结所在，于是，费耶阿本德不仅“反对方法”，而且还“告别理性”，宣告科学哲学行将终结。费耶阿本德观点的合理因素在于：在传统的认识论和分析哲学的框架内，要使科学哲学走出困境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费耶阿本德之所以走向无政府主义的认识论和非理性主义，关键还在于他并没有超越传统的认识论和分析哲学的思维框架：在他那里，既然一切方法论都有其局限性，那么，惟一幸存的法则就是“怎么都行”；既然一切科学合理性模式都有其缺陷，那么，就应当干脆“告别理性”。罗蒂实际上也采用了与费耶阿本德相同的逻辑：在他那里，既然科学与其他文化并不存在截然分明的界线，那么，科学与其他文化就没有任何区别；既然科学与其他文化没有任何区别，那么，就可以用文化哲学（特别是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哲学）来消解并代替科学哲学。
由此可见，后现代主义并不是科学哲学的真正出路，后现代主义的后果只能导致科学哲学走向真正的终结。然而，随着科学哲学的主题的重大转变，科学哲学的确需要有一个重大转变，那就是打破传统的认识论和分析哲学的框架，使科学哲学走向科学文化哲学，从而从根本上解开使当代科学哲学陷入困境的症结，推动科学哲学进一步向前发展。
3
从科学哲学走向科学文化哲学，不仅有助于使科学哲学走出现有的困境，更重要的是，还将大大拓宽科学哲学研究的视野，从而为科学哲学的发展开辟颇为广阔的前景。
首先，从科学哲学走向科学文化哲学，将对科学的哲学研究从认识论拓展到价值论。
事实上，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已经深深地触及到科学价值论的内容。例如，库恩解释科学变化发展所使用的最关键的概念——“范式”，其核心内容就是“价值”。在库恩看来，每一个范式都带有自身的价值标准，并且不同范式的价值标准是“不可通约的”。在不同的范式之间做出选择，如同宗教皈依一样，是“一种在不相容的共同体的不同生活方式之间的选择”，在这里并不存在一种可依据的客观的合理的价值标准[3]。而劳丹为了克服库恩的相对主义，写了一本重要著作，书名就叫做“科学与价值”。为了避免价值问题的复杂性，劳丹做了特别的限定，强调他所讨论的价值只涉及“认知价值”（即关于科学方法论的标准和规范）。尽管劳丹对库恩的范式理论做了重要的补充和修正，提出了一种比库恩模式更渐进的科学发展动力学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科学变化的连续性问题，但是，他对科学进步的解释依然是“赫拉克利特式的”，最终无法摆脱相对主义[4]。可以说，价值问题已经成为当代科学哲学的一大难题。要使科学哲学走出困境，就不能仅仅局限于对价值做零碎的、抽象的研究，而应当对其做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如果说传统的科学哲学的侧重点是对科学做认识论的研究的话，那么，科学文化哲学的侧重点则应当转向对科学做价值论的研究。
在科学文化哲学的视野里，科学价值论的研究有着十分丰富的内容：一方面，它将科学看做是一种具有丰富价值内涵的文化或文化活动，而不仅仅只看做是一种认识或认识活动；另一方面，它强调对价值的研究也应当是全方位的，而不应当仅仅局限于研究“认知价值”。总的说来，科学价值论大致包括以下两大块内容：一是研究价值对科学的影响及其作用，目的是真正将科学放在整个社会、历史和文化的背景中来研究，从而揭示科学的动力、目的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这一块内容与传统的科学哲学有关，但其视野要比传统的科学哲学广阔得多。二是研究科学对人与社会的价值，包括科学的技术价值、经济价值、文化价值和精神价值等等，从而揭示科学对于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特别是对于人的生存、发展、自由和解放的意义和价值。这一块内容显然已大大超出了传统的认识论和分析哲学的范畴，因而往往被排除在科学哲学研究领域之外。因此，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当代科学哲学在本质上是认识论的，而不是价值论的。
然而，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的发展，科学正在对人类社会产生着日益增长并难以估量的巨大影响，因而对科学价值论的研究其重要性就显得越来越突出。杰罗姆·r·拉维茨指出：“现代自然科学活动已经改变我们的知识和关于我们对世界的控制，而在这个进程中，它也改变了自己本身，并且造成了诸多单靠自然科学本身不能解决的问题。”因此，在他看来：“在当代，在关于对科学的理解方面最深层的问题是社会的，而不是认识论的。那些到达真理之类的较老的问题已经让位于对科学的健康发展的关注和对其应用的控制的关注。”[5]尽管拉维茨的观点似有可商榷之处，但它的确从一个角度（即从科学对人与社会的影响这个角度），揭示了研究科学价值论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其次，从科学哲学走向科学文化哲学，将最大限度地整合元科学各分支，从而使科学哲学具有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正如前面所说的，传统的科学哲学充其量只是对科学的认识论研究，而不是对科学的全方位的哲学研究（尽管认识论也是哲学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无疑哲学要比认识论广阔得多），因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哲学，至少不是完备的科学哲学。由于科学哲学的定位过于狭隘，因此，对科学的全方位的哲学研究很难有恰当的学科归属。按照现行的做法，只能将认识论的部分划归于科学哲学，而将非认识论的部分分别划归到科学社会学、科学历史学、科学心理学、科学伦理学、科学美学等元科学各分支，这样一来，对科学的哲学研究事实上处于一种非常松散的状态，有些研究（例如科学价值论的研究）甚至没有一个恰当的元科学分支可以对应。显然，这种局面不仅有碍于对科学做全方位的哲学研究，而且对于推进科学哲学的发展也是极为不利的。从科学哲学走向科学文化哲学，不仅有助于将对科学的哲学研究从认识论拓展到价值论，而且有助于将渗透在元科学各分支当中的哲学思想挖掘出来并且整合起来，从而建构起更加完备的科学哲学，并使其朝着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哲学迈进。
我们不妨以比较成熟的元科学分支即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历史学为例，来探讨一下整合元科学的哲学思想的可能性。
在笔者看来，科学社会学对科学的理解既是社会的，又是文化的：它既将科学看做是一种社会体制，又将科学看做是一种文化活动。于是，科学社会学的定位从一开始便带有交叉的性质：一方面，它要对科学进行社会学的研究，因而毫无疑问属于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另一方面，它的研究对象是科学——一种特殊的文化活动，因而它与科学文化哲学密切相关。一般说来，科学社会学的实证研究部分基本上属于社会学的范畴，而它的理论思辨部分则带有很浓的科学文化哲学的色彩。事实上，科学社会学与科学文化哲学在理论层面上不仅是交叉的，而且还有许多重叠的地方。例如，默顿关于科学家的行为规范、科学的精神气质等多项主题的研究，显然是理论思辨的，而不是实证的，因而与其说属于科学社会学范畴，倒不如说属于科学文化哲学范畴。从更深层次上说，科学社会学与科学文化哲学两者之间其深刻的关联在于：一方面，要对科学文化进行社会学研究，离不开对科学文化的深刻理解，也就是离不开科学文化哲学；另一方面，要对科学文化进行哲学研究，同样也离不开科学社会学，因为科学文化活动在本质上是社会的。可以说，科学文化哲学是科学社会学的重要的理论基础，而科学社会学又为科学文化哲学提供强有力的社会学的实证支持。
我们从科学社会学与科学文化哲学的深刻关联中，不难看到整合元科学哲学思想的可能性，至少在科学社会学那里蕴含着非常丰富的科学文化哲学思想，有待我们去挖掘、整理、概括和总结。除了有助于深化科学认识论研究（因为认识活动在本质上也是社会的）以外，科学社会学对科学文化哲学的最重要的贡献也许将在科学价值论这方面。例如，通过对科学这种社会体制的内部结构、社会关系及其运行规律的研究（科学“内部的”社会学研究），有助于我们从科学文化活动内部来深刻地理解科学的动力、目的、意义和价值；通过对科学、技术与社会三者之间的社会互动关系的研究（科学“外部的”社会学研究），有助于我们从科学文化活动的外部来深刻地把握科学对社会的影响和社会对科学的影响，从而更深层次地理解和把握科学的动力、目的、意义和价值。毫无疑问，离开科学社会学的研究，科学价值论将会变得非常空洞。
科学哲学同科学历史学的关系似乎要比科学社会学更为密切，以至拉卡托斯强调，“没有科学史的科学哲学是空洞的；没有科学哲学的科学史是盲目的”。就科学编史学与科学哲学应该怎样相互学习这个问题，拉卡托斯的观点是：“(a)科学哲学提供规范方法论，历史学家据此重建‘内部历史’，并由此对客观知识的增长做出合理的说明；(b)借助于（经规范地解释的）历史，可对相互竞争的方法论作出评价；(c)对历史的任何合理重建都需要经验的（社会—心理学的）‘外部历史’加以补充”[6]。这个观点无疑具有启发性，但是，它将科学哲学与科学历史学的关系，在本质上仅仅归结为“规范的方法论”与“内部历史”之间的关系（“外部历史”仅仅是一种补充），未免太狭隘了。
如果我们将科学哲学拓展为科学文化哲学，而将科学史理解为科学文化发展史，包括科学本身的发展史（内部史）和科学技术与社会、科学与其他文化的关系史（外部史），那么，科学哲学与科学历史学两者之间的关系将比拉卡托斯所理解的要深刻得多和紧密得多。
事实上，许多科学历史学家（特别是乔治·萨顿）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来理解和研究科学史的。只要打开萨顿所写的科学史或科学史论著，我们就会感受到十分浓郁的文化气息，体会到科学的产生和发展不仅有其自身的逻辑，而且更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并同哲学、艺术、宗教等文化有着根深蒂固的联系。科学史不仅能够为科学认识论或方法论研究提供重要的历史学的线索，而且也将为整个科学文化哲学研究提供取之不尽的史料和素材。当然，科学历史学与科学文化哲学之间的关系也绝对不是简单的史料与理论之间的关系。应当看到，科学历史学本身蕴含着极为丰富的科学文化哲学思想。例如，萨顿的科学史观，包括他的新人文主义思想、科学与艺术相互关系的观点等等实际上已经明显属于科学文化哲学的范畴了。可以说，科学历史学对科学文化哲学的贡献将是多方面的，甚至是全方位的，既包括认识论，也包括价值论、科学与其他文化的相互关系研究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科学社会学，还是科学历史学，都有“内部”和“外部”之分，其涵盖面都非常宽，然而，传统的科学哲学充其量也只能算作是一种“内部的”科学哲学，似乎并不存在“外部的”科学哲学。这种状况不仅导致科学哲学研究过于狭窄，而且也使得元科学各分支处于比较松散的状态。如果我们将科学哲学拓展到科学文化哲学，那么，后者也将有“内部”和“外部”之分，其结果不仅将大大拓宽对科学的哲学研究，而且也将使元科学各分支得到最大限度的整合。
最后，从科学哲学走向科学文化哲学，有助于在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之间真正架起相互沟通的桥梁。
在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之间架起相互沟通的桥梁，几乎是整个元科学共同的使命。科学史学家萨顿说：“在旧人文主义者同科学家之间只有一座桥梁，那就是科学史，建造这座桥梁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文化需要。”[7]在他看来，科学史学家的使命也就是建造桥梁。科学哲学家瓦托夫斯基也认为，“科学哲学是科学和人文学之间的桥梁”。在他看来，“从哲学的最美好最深刻的意义上说，对科学的人文学理解，就是对科学的哲学理解”。
然而，尽管不少科学史学家和科学哲学家做了巨大的努力，但离完成上述使命仍有很大距离，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的鸿沟依然很深。当然，导致两种文化分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并且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但是，应当看到，对于科学哲学来说，的确也有其值得深刻反思的地方，特别是科学哲学的狭隘的定位及其与此相关的狭隘的科学观颇值得反思。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就体现了某种狭隘性。它不仅没有设法在科学与人文之间架起桥梁，反而在两者之间划了一条截然分明的界线，表明科学与人文分别属于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一个叫做认识世界；另一个叫做体验世界。
毫无疑问，上述狭隘的科学观与科学哲学的狭隘的定位密切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正是传统的认识论和分析哲学的狭隘框架，遮蔽了人们的视野，使之看不到科学的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看不到科学与其他文化的根深蒂固的联系，而将其“看成为是某种超出人类或高于人类的本质，成为一种自我存在的实体，或者被当做是一种脱离了它赖以产生和发展的人类的状况、需要和利益的母体的‘事物’”。[8]这样一来，关于科学的观念就被大大狭隘化了。
显然，从科学哲学走向科学文化哲学，对于沟通两种文化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其一，它将彻底打破传统的认识论和分析哲学的狭隘框架，从根本上改变以往的科学哲学的定位，从而有可能真正从整个社会、历史和文化的背景中来理解科学，理解科学的精神和科学的价值，也有可能真正拉近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的距离，深入考察和研究两种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在两者之间架起相互理解的桥梁。其二，更重要的是，它将真正肩负起元科学的共同使命，促进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的融合。尽管有的科学哲学家早就提出，要使科学哲学成为沟通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的桥梁，但事实上在传统的科学哲学的框架里，几乎很难实现，因为探讨两种文化的相互关系问题已经大大超出了传统的科学哲学范畴，因而不可能成为科学哲学的重要课题。然而，科学文化哲学的情况就大为不同了，它将真正把探讨两种文化的相互关系问题当做自己的重大课题，特别是通过揭示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科学价值与人文价值、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深刻关联，来促进科学哲学与人文哲学、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融合，从而推动整个人类文化的普遍繁荣和人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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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社会科学与国家和人民的命运息息相关。一个民族要走在时代的前列，就不能没有繁荣发展的哲学社会科学。在我党和历代领导集体的关心与支持下，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大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一、哲学社会科学的内涵和特征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社会科学是对人类生存条件及其变化的理论自觉，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和完善自身的强大思想武器。它主要是帮助人们解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解决理论认识和科学思维，解决对社会发展、社会管理规律的认识和运用的科学。广义的哲学社会科学，不仅包括哲学，也涵盖了诸多相关文科学科。而在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主要包括哲学，伦理学、美学、宗教学、逻辑学、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文学等。随着学科的不断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内涵将会不断丰富。
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是内在统一的。两者都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但在关注社会存在的方式上两者是不一样的。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比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意识形态属性；第二、具有实践性。实践性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本质特点，它要求研究者必须深入实践，进行持久的调查研究；第三、人才成长有自身的规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人才不但需要有丰富的书本知识，还需要有丰富的社会经验；第四、着文不难，出精非易；第五、探索具有曲折性和无穷尽性。
二、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我省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呈现出繁荣发展的良好局面，逐步形成门类比较齐全的学科体系。但也应该看到，与时代要求相比，我省哲学社会科学管理还存在重视程度不够、理论与实践脱节、基础性工作不扎实、管理体制缺乏弹性等问题。
（一）重视程度不够，哲学社会科学重要的战略地位亟待加强
各级党委和政府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视，是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重要保证。我省哲学社会科学管理存在的问题，首先与一些领导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战略地位认识不足有关。部分领导干部存在着重理工轻文史、重自然科学轻哲学社会科学的倾向。认识上的不到位使其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视仅仅停留在文件上、口头上，具体措施不多，资金支持力度不大，对社会科学的繁荣和发展缺乏紧迫感。
（二）理论与实践脱节，理论滞后于实践、与决策脱节的问题亟待改进
理论和实践脱节、与决策脱节是制约哲学社会科学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目前，我省哲学社会科学远远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今天的哲学社会科学不单纯属于上层建筑，从渗透转化的意义上说，也具有生产力的属性。它和自然科学成果转化的特点不同，自然科学成果转化的着眼点是企业；而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转化的重点是决策层，是政府实际工作部门的领导，它要为各级政府的决策和经济建设服务。成果能否转化取决于研究者和决策层双方，任何一方出现阻塞，转化都不能实现。
（三）基础性工作不扎实，哲学社会科学中学科、人才建设亟待完善
学科建设是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基础，是深化哲学社会科学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步骤。目前，我省哲学社会科学中学科建设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传统学科基础并不很牢固，伴随着经济的发展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又不断涌现，学科建设任务仍然十分繁重；基础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两者发展并不平衡，重视基础性研究，忽略应用对策研究的状况仍比较突出；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手段仍然比较单一，没有充分运用信息技术，研究方法急需多样化。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队伍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人才断层、知识结构老化、功利主义思想与浮躁之风等问题在高校中仍然存在着；科研人员的思想观念问题有待转变、自身素质有待提高。
（四）管理体制缺乏弹性，评价体系、创新环境、经费投入亟待完善
制约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最突出的问题是管理体制问题。我省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和发展中存在的诸如重复研究问题、经费问题，追根溯源，是因为缺乏一个从全局和战略高度统率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宏观管理机构。由于宏观管理缺位，我省的哲学社会科学事业没有切实可行的中长期发展规划，也难以制定包括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经费投入与条件支持、课题研究等事关全局的科学决策。在微观层面，尽管各教学科研机构已经认识到现有体制改革和创新的必要性，但自主改革意识不强，步伐迟缓，力度不大。科研机构体制的整体改革进展缓慢，仍存在着传统体制养传统人、平均主义的体制病。另外，科研工作评价体系不完善，工作考核和评价制度科学化程度不高，科研激励机制不健全，宽松、宽容的学术氛围和创新环境还没有完全形成。
三、深化哲学社会科学管理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人类文明发展史表明，哲学社会科学是社会变革和人类文明的先导。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进程中，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深化哲学社会科学管理体制改革对于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深化哲学社会科学管理体制改革有利于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利益的日益分化和社会的急剧变迁，社会矛盾不断激化。能否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些矛盾，是对我们党执政地位和执政能力的严峻考验，而要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这些问题关键是要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的先导作用，充分调动哲学社会科学的丰富资源，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聪明才智，以富有真知灼见的科研成果为党委和政府提供决策参考。
深化哲学社会科学管理体制改革有利于推动自然科学健康向前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是引领自然科学发展的有力保障。科学是一种革命性的力量，但这种力量却是没有头脑也没有灵魂。当科技作为一种没有头脑控制、人类并未真正全面透彻了解的力量时，它只是一种盲目可怕的力量，是造福人类还是祸国殃民关键要看科技被哪些人操纵和利用。因此，对任何一种自然科学理论，都需要以人学为尺度，去检验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和改变了人类的行为及社会生活。
改革是发展的动力，创新是发展的关键。深化哲学社会科学管理体制改革，加快建立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是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体制和机制保障。因此，新时期要把深化哲学社会科学管理体制改革，作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一项重要任务来抓紧抓好。
四、深化哲学社会科学管理体制改革的对策
深化哲学社会科学管理体制改革是新时期加快推动哲学社会科学进一步繁荣发展的关键。在坚持科学发展观的前提下，应着力做好以下四个方面：
（一）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加强党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领导
党委和政府要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管理工作，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的有关方针政策。要努力把握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规律，改进领导方式，提高领导水平，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创造良好的环境；要注意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运用于各项决策中，运用于解决改革发展稳定的突出问题中，使哲学社会科学界成为党和政府工作的“智囊团”；要正确处理好思想理论领域的问题，尤其是要注意区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要保持同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紧密联系，全面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充分发挥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二）围绕中心，贴近现实，发挥哲学社会科学认识世界和服务社会的功能
哲学社会科学具有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服务社会的功能。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下，各级科研机构要立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从客观事实出发、从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出发、从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最佳结合点出发去深化哲学社会科学管理体制改革。同时，要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转化工作，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服务社会的功能。此外还要积极做好研究者和决策层间的沟通交流工作，积极促进哲学社会科学成果的转化，现实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三）统筹兼顾，突出重点，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宏观管理体制和微观运行机制建设
体制机制是制约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最大瓶颈，也是改革创新的重点。我们必须统筹兼顾，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上去深化哲学社会科学管理体制改革。要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各部门分工负责的哲学社会科学管理体制，形成既能把握正确方向又有利于激发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活力的引导机制，形成既能有效整合资源又能充分发挥各方面积极性的调控机制。
继续进一步深化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体制改革，整合研究力量，优化哲学社会科学资源配置；继续进一步深化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体制改革，加强对哲学社会科学的规划工作，制定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五年研究规划和年度项目计划；继续进一步深化哲学社会科学教学改革，以提高教学质量和课堂效率为重点，改革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继续进一步建全和完善哲学社会科学评价和激励机制，不断推动理论创新，推动理论与实际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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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党中央对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十分重视，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中央专门下发了《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这是指导我国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纲领性文件。认真贯彻中央精神，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是地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面临的重大课题。
一、当前地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存在的问题
一是一些地方和领导干部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引导社会前进的方向，影响社会发展的全局。多年来，尽管党中央反复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性，但轻视哲学社会科学的现象在实际工作中仍普遍存在。二是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机制尚未形成。中央出台的关于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文件精神很深刻，但具体实施意见还需地方配套。而各级地方党委往往照抄照搬，缺少既符合中央精神，又从地方实际出发，能够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具有可操作性、针对性、实用性的实施意见，影响了中央文件精神的落实和基层工作的开展。长期以来，地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始终没有建立一套合乎哲学社会科学自身规律的创新机制，包括经费投入、资源配置、评价体系等，使自身的发展受到很大限制。三是学会工作发展不够平衡，部分学会工作主动性不强，学会建设有待进一步加强。四是社科活动的质量有待提高，内容有待拓宽。此外，对新形势下的社科普及工作新办法不多，创新不够。
二、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创新的指导原则和方针
(一)坚持党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领导，核心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灵魂。要始终坚持以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保科研工作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理论方向和科研方向发展。要高度重视用科学的理论武装人、教育人的工作。要切实推进“+代表”重要思想进学校、进课堂、进学生头脑，全面提高青年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要把普及哲学社会科学基本知识和最新成果，作为科普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来抓，努力提高全民族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水平，使哲学社会科学变成改造社会、改造自然的巨大力量，使哲学社会科学为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
(二)坚持“二为”方向，贯彻“双百”方针
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认真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充分发扬社科民主，鼓励自由平等讨论，鼓励不同学派、不同社科观点的相互切磋和争鸣。这是探索真理、发展科学、创新理论的必要条件。贯彻“双百”方针，要注意区分社科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界限。社科研究没有，政治宣传要有纪律。根据这一原则，可以创办少量类似“内参”性质的社科内部刊物，主要刊载学者们对某些重大而又敏感问题的各种见解，作为向地方党委、政府和上级有关部门反映各种意见的渠道，推动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三)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方针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以人为本”，这同样适用于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体系建设。国家创新、组织创新，往往从个体创新开始。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的建设中，要注意把创新研究的整体协调与自我个性张扬有机结合起来，珍重个性和个性化研究，使个性化研究成果得到尊重，纳入集体创新之中，这是坚持“以人为本”的体现。通过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切实做到尊重人才、聚拢人才、人尽其才，使“以人为本”理念成为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体系运行的着眼点和着力点。
(四)牢记社会实践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创新发展的源泉
作为认识社会实践的哲学社会科学，离开社会实践，也就毫无存在价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是衡量理论创新成效的唯一尺度。只有注重实践的理论研究，才能结合新的时代特点和社会实际，对前人的基本理论观点进行创造性的发展，做出符合时代和社会实践要求的新的阐释和说明，进行理论创新。哲学社会科学只有深入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去，才能对现实提出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做出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科学回应及对具体问题做出科学的理论回答。
(五)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必须明确方向
同志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十四个如何”，这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亟须探索、在理论上有所创新的重大课题。问题明确了，就要集中各领域的学科学术带头人和研究者的智慧，联合攻关，以求取得实质性突破，增强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体系的绩效。
三、推进哲学社会科学的机制创新
(一)构建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的良好运行机制
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各级党委宣传部门、教育部门、组织人事部门，各级社科联组织和各高等院校、党校、研究机构要各司其职，各展优长，形成合力，构建起理论创新的良好运行机制。这一机制应体现两大功能。
第一，整合功能。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体系要充分发挥对研究力量的整合功能。据专家预测，未来的科学技术很可能在各学科之间的交叉领域形成新的科学前沿，发生新的突破。现代科学越来越趋向于复杂和综合，许多重大科学成就的取得，往往都是来自交叉和边缘学科。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相互渗透已成为未来科学发展的重要特征，以合作与竞争互动为特征的高水平科学家群体，已成为当今科学研究的主导性力量。这就要求加强社会科学研究队伍和自然科学研究队伍的联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新的整合，发挥出新的威力。当前，地方社科界闭塞现象依然严重，小生产的影响仍阻碍着人们的观念创新，门户主义、小团体主义和行会思想时有增长，跨学科、跨领域的交流更少，这显然落后于交叉学科已成现代社会基本主导的潮流。
第二，平抑功能。浮躁是科学的大敌，而浮躁之风在社会科学中存在已久。有的仅有“创新”的冲动，缺乏创新所具备的种种条件，特别是必备的心态、知识、见识和人格；有的自诩是创新的成果，实际上是上不接天际、下不接地气的梦话呓语；有的是抄国人洋人甚至侵占学生研究成果。出现这种情况，固然同一些社科研究人员的个人素质有关，但同现行有关政策的引导也大有关系。如今，教研人员的晋级任职，都免不了有一年内在核心期刊发表多少篇论文、承担多少个国家或省部级项目的研究任务等要求，这就使一些社科工作者迫于既得利益，忙于“一年磨十剑”的平庸之作，很难达到“板凳坐得十年冷，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境界。针对眼下浮躁和急功近利等不良现象和做法，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体系要注意发挥平抑功能，使学者们毫无后顾之忧地在社科领域里潜心研究，尽情地发挥创造力，以期出现更好的成果。
(二)要科学把握社科研究的难度
“社科研究”这个概念，本身就意味着要有难度。没有难度的问题何必要“研究”?可见，没有难度，就不是社科研究，就没有社科价值。社科工作者在选题的时候对这一点应该有明确的认识。由于社科研究必然要有难度，所以需要专门的努力，不是可以随便干的。一般来说，研究的难度越大，社科价值越高。社科价值与研究的数量无关。因为一个专业男子跳高运动员，一千次跳过1.5米还是不及格，而只要一次跳过2.5米就创造了世界纪录。事实上，一个学者或者一个科学研究小组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多项高难度的研究。追求数量很可能会降低难度，削弱社科价值。如果研究机构的考核和奖励制度主要是统计学者每年发表多少论文，那么就会使许多人不顾难度而追求数量，使他们很少或者根本不考虑自己的文章是否真正具有社科价值。
(三)把握高起点是优化社科资源配置的主要机制
所谓高起点就是既面对当前实际，又超越社会实践的现实，以实践发展的未来趋势为着眼点，力求引导社会实践发展。研究课题的确定比研究更为重要，它既是研究的结果，又是党委、政府具体行为目标的长期、中期和短期的需要，它在很大程度上起着导向的作用。
高起点是社会科学创新的题中应有之义。首先，高起点减少了中间环节，节省了阶段成本，减少了研究过程的弯路。例如，把一些缺乏完整意义的小课题安排在相关的大课题中解决。其次，高起点对社会实践活动能够带来更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一些低起点的课题，虽然能够满足一时之急需，然而实行起来也需要许多零散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些问题如果放在一些大课题中解决就比以小课题单独立项的方式解决更好。再次，高起点课题能够使其与全省、全国乃至世界的发展相联系，从而更好地利用外部条件。当然，高起点并不是主观任意地想象出来的，不是脱离现实可能的随意超越，而是在课题的选择上通过“大坐标定位”而产生的，即通过参照我国和世界研究的维度来实现课题的个别性、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统一。
(四)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的原始创新
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原始性创新的艰巨性。所谓“厚积而薄发”，在科学研究中是没有半点儿捷径可走的。近年，有些人开始陶醉于我国基础研究所取得的成绩，急于取得诺贝尔奖、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等这样的原始性创新奖项，有些人甚至为我国何时获得诺贝尔奖规划了时间表，这其实是一种不科学的态度。客观地说，我国在一些领域具备获得原始性创新成果的可能性，但是，获奖不是科学研究的目的，我们的目标是提升自己的哲学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的基础研究水平。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需要更多脚踏实地、乐于奉献的科学研究工作者。正像一些老科学家说的，科学研究需要坐得住“冷板凳”的人。从研究者到管理者，只有这样的人越多，我们的原创研究才能扎扎实实地往前推进。
四、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关键是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
(一)全党要进一步提高对哲学社会科学重要性的认识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反复证明，哲学社会科学的停滞和落后，必然导致思想理论的僵化和社会实践的挫折；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和发展，必将推动人们的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为社会进步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为进一步提高全党对哲学社会科学重要性的认识，推动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繁荣和发展，必须加强党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领导，确保研究机构的领导权始终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要建立有效的工作机制，认真研究和及时解决哲学社会科学在不同时期所遇到的各种重大问题。要将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列入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中，将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四个同样重要”的精神落到实处。
(二)建立健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
一是建议在市、县两级成立哲学社会科学工作领导小组。为贯彻中共中央3号文件精神，切实加强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领导，市、县委可成立以主管书记为组长，常委、宣传部长为副组长，市、县委宣传部负责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领导小组。具体做到三个结合，即结合本地区的三个文明建设的发展思路，用科学理论作支撑和论证；结合理论中心组学习，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结合本地区独有的区域特色研究，探索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成功经验，发现培养一批功底扎实的理论研究骨干。二是建立县市区社科联，解决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如水上浮萍无根基、上下断档的问题，扩展和延伸哲学社会科学的触角，把“提高全民族哲学社会科学素质”的要求落到实处，改变人们认为哲学社会科学高深、遥不可及的认识误区，把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纳入县市区目标管理。县市区按人口多少，机构设置1～3人，工作职责放在宣传部。社科联主席、副主席一般由宣传部部长、副部长兼任，设一名副科级干部任专职秘书长。新组建的社科机构，业务上接受市社科联的协调指导，具体工作目标由本地哲学社会科学工作领导小组确定。三是成立市级社会科学院，加强对全市理论研究的引领。成立市级社会科学院十分必要。它可使地方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在协调指导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可以宏观把握社科理论创新、科学决策论证、研究成果转化；可以研究哲学社会科学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保证市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更加科学化、规范化；可以建立有效的研究机制，通过实行课题立项招标制度，形成以项目为纽带，以课题负责人为龙头的研究机制。市社科院可挑选经长期实践证明在社科界具有较强竞争潜质与能力的研究精英，充实到社科研究中来。
(三)建立地方哲学社会科学系列基金
文明标志着社会的进步程度和开化状态。《易经》云：“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孔颖达解释道：“天下文明者，阳气在田，始生万物，故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早期人类对社会的认识总是以自然界为参照系，而且原本就视自然与社会为一体。古人所谓“天下文明”，首先指的是一种美好的自然状态：春光明媚，万物竞生，赏心悦目；进一步则指人世间即社会的和谐、有序与清明，指社会的进步状态和积极成果。今天我们所使用的“文明”概念，已不再指涉自然，而专指社会摆脱“野蛮”的发展状态。
借助于传统的物质与精神二分法，人们习惯于把文明分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种分类概括了人类文明中最主要、最基本的内容，能够抓住文明的这两大方面，无疑也就把握了社会文明的整体。但人类文明不仅仅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它同时还包括制度文明。制度文明是人类社会的组织方式和规范体系。在物质与精神二分法的理解中，文明的制度方面往往被归入精神文明方面。然而我们知道，制度不仅具有精神性，而且具有物质性；不仅是观念性的，而且是实践性的。制度是社会存在的历史形式，制度的发展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内容。有的学者将社会文明的这一方面称为政治文明。政治文明即政治制度文明，无疑是社会制度文明的核心部分，但不是其全部；因为除了政治制度，还有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等等。社会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如三足之鼎立，使社会架构保持稳定。其中任何一足的偏废，都会导致社会的倾颓。
物质文明是人类改造自然界的物质技术能力及其创造的物质成果的总和。物质文明的创造以人类的物质生产劳动为前提，物质生产劳动又以劳动者所拥有的物质技术能力为手段，而这种物质技术能力则是以一定的劳动资料为标志的。马克思说：“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9页）物质文明的基础在于社会的物质生产力，而物质生产力的核心在于物质技术能力。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社会物质文明的核心在于其技术文明，社会物质文明的发展水平取决于物质技术的发展程度。从社会由农业技术、工业技术向信息技术的历史演变，可以看到人类物质文明进步的巨大步伐。
精神文明是人类改造主观世界的精神活动及其成果的总和，大体分为两方面：其一是科学文化方面。这是人们在客观知识和生存智慧上的进步状态，表现为社会的教育、科学、哲学、文学、艺术、卫生、体育等的发展程度，以及与此相应的物质设施、机构的发展规模和水平。其二是思想道德方面。这是人们在观念意识和人际协调上的进步状态，包括社会的政治观念、道德规范、风俗时尚，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表现为人们的理想、情操、觉悟、信念，以及社会组织的有序和协调。社会精神文明这两个方面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科学文化方面是精神文明中基本的、主要的方面，是精神文明的具体内容所在。思想道德方面则规定着科学文化乃至整个人的活动的方向，因而具有意识形态的性质，反映了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精神文明的不同性质。
物质文明无疑是精神文明的前提，没有一定的物质文明为基础，精神文明的建设根本就无从谈起。反过来说，精神文明又是巩固和发展物质文明的必要条件，并且通过思想观念的导引影响物质文明建设的方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人类创造的社会文明。人类作为创造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主体，需要以特定的方式组成某种社会共同体。一定的社会共同体的形成和维系以一定的社会制度为其条件，而一定的制度文明又是由一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决定的。制度是文明创造者的社会结合、组织和协调方式，是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得以在其中进行的社会关系。
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在总体上是在互动中发展的，既有相互促进，也有相互制约。三种文明发展的曲线，总是在协调与不协调、平衡与不平衡之间摇摆。这三匹马拉动的社会文明之车，可以由于其中一两匹骏马的带动而疾驰，也可能因为其中一两匹弱马的拖累而缓行。整个社会文明的发展状态，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各自作为子系统在系统中综合的结果。系统整合的结果，可能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也可能整体小于部分之和。社会文明的发展要求系统整体内部各部分间结构和功能关系的优化。
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现了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这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这一转变使我国国民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迅猛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但随之也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和问题。由于市场经济自身的弱点和消极作用而滋生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意识，严重干扰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新秩序的建立和运行。某些腐朽、愚昧、落后的思想观念借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之机沉渣泛起，严重地破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道德条件和社会文化环境。历史再一次把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协调发展的问题提到我们面前。
针对物质文明迅速发展，精神文明相对滞后甚至出现“滑坡”的现象，中国共产党明确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强调，在把物质文明建设搞得更好的同时，必须切实把精神文明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认真解决当前一系列紧迫问题，进一步开创新形势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新局面。实践证明，在大力推进物质文明和制度文明建设的同时，大力推进精神文明建设，是实现我国新世纪社会发展宏伟目标的重要保障。
将精神文明建设纳入社会发展目标体系，是现展理论与实践的一个总趋势和总特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曾经出现过一种“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的模式，这种发展模式的特点在于单纯追求国民生产总值和经济高速增长。20世纪60年代以来，这种发展理论及其实践模式逐渐受到来自经济发展本身的严峻挑战。能源和资源危机，环境污染、生态系统破坏等全球性问题，都是这种传统发展模式带来的恶果，如今已成为经济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提高的最大障碍。不仅如此，在思想道德文化领域还蔓延种种“社会病”，造成经济增长与社会文明某种程度衰退的共生现象。在对传统的发展模式进行反思之后，人们的发展价值观开始转变，“综合发展观”应运而生。这种新的发展观在注重经济发展和增长的同时，强调建设现代社会文明以及市场经济与社会文明协调发展。此后，“综合发展观”又进一步将人类自我发展摆到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位置上来，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
社会的经济发展不是一种单一的经济现象，必然涉及政治、文化、思想、道德等领域，要求社会机体各个方面与之相适应，要求社会主体以高于现实经济的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为之提供积极的文化氛围和思想动力，从而使经济增长保持健康的走势和内在的活力，并给社会带来公正、安全、平等和文明。精神文明如果长期落后于物质文明和制度文明建设，就可能积淀为严重的社会意识或精神方面的问题，造成社会发展的巨大人文障碍。而来自政治、文化、思想、道德方面的消极因素，往往要比来自市场本身的消极因素顽固得多。多年来的经验和教训，从正反两方面论证了精神文明建设在我国当代社会发展中的战略意义。
实践证明，越是改革开放，越是实行市场经济，就越是需要高度重视全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切实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素质，并把这种建设融会到市场经济发展的各个层面和全部过程。社会的全面发展需要高度的精神文明。当今我国市场经济对于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的高度依赖，集中体现了社会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协调发展的内在要求。
三
哲学社会科学作为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正如同志4月28日在人民大学的讲话中指出的，“哲学社会科学，主要是帮助人们解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解决理论认识和科学思维，解决对社会发展、社会管理规律的认识和运用的科学。”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的全面发展，是哲学社会科学关注的焦点，也是精神文明建设乃至整个社会文明建设的中心。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对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可以而且应当大有作为的。
第一，哲学社会科学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自觉的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哲学社会科学的伟大成果，是人类精神文明的结晶，是指导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理论基础，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着思想保证。哲学社会科学把精神文明建设作为思考的对象，分析和研究精神文明建设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经验，探索和揭示精神文明的发展规律。它所提供的科学成果，不断为人们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思想理论武器。当代形态的哲学社会科学所提供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能够极大地增强人们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鉴别力和思想素质，帮助人们正确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掌握正确、合理、有效的实践方式。
第二，哲学社会科学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知识依据和智力支持。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所取得的科学成果，构成了人类对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社会各个领域的特殊规律认识的知识体系。哲学社会科学所提供的理论和方法论成果，不仅使人们对客观世界和人类社会的认识得到深化和拓展，而且使人们的认知和实践能力不断提高。在社会认识、管理和决策方面，不仅需要自然科学专家多方面反复论证，而且需要广泛听取哲学社会科学专家的意见。所谓科学认识、科学管理和科学决策中的“科学”，应当是全面和综合意义上的大科学，既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尤其需要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学者们的不同看法。
第三，哲学社会科学规定社会精神文明的根本性质和发展方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根本性质和发展方向体现在它的科学文化方面，更体现在它的思想道德方面。而无论科学文化的进步或思想道德的建设，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哲学社会科学。它规定和保证科学文化进步和思想道德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发展方向；为人们提供价值判断标准和依据，随着社会的发展调整人们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提高人们的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水平，为人们确立思维方式、道德取向和行为准则提供理性规范。
第四，哲学社会科学的兴盛或衰落标志着社会精神文明的兴盛或衰落。哲学社会科学作为社会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和进步意味着整个精神文明的发展和进步，而它的停滞或落后则表征着整个精神文明的停滞或落后。哲学社会科学代表着社会的自我意识。一个人缺乏自我意识，他可能是处于昏睡、昏迷或盲目的状态；一个社会若缺乏自我意识，无异于处于昏睡、昏迷或盲目的状态。人在不清醒状态下的行为会对自己和身边的人构成威胁，如果整个社会都不清醒，没有起码的自我意识，却又不断地采取行动，其危险性之大可想而知。因此，哲学社会科学能否兴旺发达和发挥作用，是社会精神文明能否健康发展的重要标志。
在哲学社会科学中，哲学尤其具有这种标志性的作用。有人曾以哲学倾向来衡量一个国家、民族或社会的文明与否，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哲学是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在内的整个文明的灵魂与核心。马克思指出：“各种外部表现证明哲学已获得了这样的意义：它是文明的活的灵魂，哲学已成为世界的哲学，而世界也成为哲学的世界，——这样的外部表现在所有的时代里都是相同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1页）
哲学何用？作为人对世界的一种独特的观念把握方式，哲学为人类提供理论思维。各门具体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为社会提供确定性认识，为社会规范提供科学依据。而哲学则进一步凝结着科学中最核心、最精华的东西，形成以哲学理性为特征的理论思维，反过来又深刻地影响着科学思维。正如恩格斯所说的，“一个民族要想登上科学的高峰，究竟是不能离开理论思维的”。“但是理论思维无非是才能方面的一种生来就有的素质。这种才能需要发展和培养，而为了进行这种培养，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办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285页）
人类积累的科学知识是哲学思考的根基，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哲学是关于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哲学的分析、综合、批判和反思，给人智慧，使人聪明。但哲学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没有包括教育、科学、文学、艺术、伦理等在内的整个精神文明的发展，就不可能有以此为思想素材的哲学的充分发展。全部精神文明与哲学的本性都是相通的，是内在地联系着的。
马克思说，哲学家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0-121页）哲学概括了社会精神文明的精华部分，把日常认识和科学认识上升到哲学认识的高度，从而抓住了它的灵魂、本质或核心，使人们的思想境界发生质的飞跃。因此，哲学是精神文明较高的发展层次或阶段，是整个社会精神文明的结晶。任何文明的社会都不能没有自己的哲学，任何高度文明的社会都不能没有高度发展的哲学。真正的哲学总是反映自己那个时代的精神的精华，并促进一定时代整个社会精神文明的发展。在当代，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堪称“时代精神的精华”的真正的哲学。
四
从人类精神文明中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的内在联系看，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作用在于，一方面哲学社会科学以社会精神文明的思想道德方面为研究的对象，成为社会思想道德建设的自觉意识和理论指导；另一方面哲学社会科学与同属精神文明科学文化方面的自然科学的发展息息相关，并且自然科学的发展及其社会作用作为社会历史现象本身就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因而不仅自然科学的发展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也促进自然科学的进步。
纵向考察科学发展的历史，不难发现，今天意义上的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经历了一个由整体到分化，再由分化到整合的辩证发展过程。在古代，人类科学知识呈现整体性的特点。社会科学知识与自然科学知识一起被包容在作为“知识总汇”的哲学中，既无门类之分，更无学科之别。我们很难认定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是纯粹的哲学家还是纯粹的科学家，也很难断定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观念究竟属于科学还是属于哲学。古代社会的神权是既反科学精神也反人文精神的。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是在经历了中世纪的黑暗之后，从神学和哲学的母体中分离开来，经过不断的“自我完善”才逐渐形成的。
在近代，科学明显呈现分化的态势。从欧洲文艺复兴到19世纪末现代科学诞生之前的数百年间，科学经历了三次大的分化，首先是自然科学从哲学中分化出来，然后是社会科学从哲学中分化出来，进一步则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哲学各自学科的分化。到19世纪上半叶，这种分化已经达到了相当精细的程度，而且越分越细。然而科学对象的整体性和统一性制约着学科的分化，“分久必合”，在当代，科学学科的发展又显现出整合的特点。
科学研究的共同使命是探求事物本质和内在联系。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本质上都是科学探索，二者有着许多共同的特征：它们从根本上讲都是以人为中心、以人为目的的；都是对人类的生活、实践、需要及其主客观条件的认识和理解；都具有共同的起源和受到社会历史发展状况的制约；都在思想的探索中体现出求实、创新和理性的精神。在此基础上，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的结合并不是简单的联系，而是相互协调，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马克思非常重视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结合，他曾经说过，共产主义就是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统一。在马克思看来，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的分化有历史的暂时性，“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8页）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历来有结成联盟推动精神文明乃至整个社会文明进步的传统。在当代，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正在结成服务于社会发展需要的新的联盟，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越来越呈现一体化的发展趋势。这种一体化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科学问题相互融合。一些重大科学问题的出现，往往需要包括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在内的多学科协同研究方能解决。“人体基因组计划”是20世纪90年代初正式启动的一项全球性合作的科研大课题。这本是一个遗传学课题，但却引发了一系列有关伦理、商业、法律和哲学上值得探讨的问题。例如，关于个人基因组资料的隐私权问题，关于不以人作为实验动物、维护人类尊严、维护医德和科学道德等伦理问题，关于人体基因研究成果的商品开发所涉及的商业和法律问题等等。
二是科学学科相互交叉。20世纪中叶出现了一系列“横断学科”，将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连接和贯通起来。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突变论等异军突起，横跨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在各个领域得到广泛应用。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之间不再像过去那样有着很深的鸿沟，而是出现了许多交叉学科、边缘学科，成为众多新的科学理论的生长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