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青年亚文化;快乐女声;主流文化
中图分类号:G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09)-16-0079-02
湖南卫视于2004年至2006年成功举办了三届的“超级女声”,是一档带有娱乐性质的平民选秀节目。当中夸张的评委、平民化的选手、痴迷的粉丝团、飙高的收视率都使“超级女声”攀上了娱乐化和商业化节目之巅。自2009年5月起,湖南卫视将原先的品牌节目”超级女声”更名为“快乐女声”。对比“超级女声”2004年接近5万人、2005年超过15万人、2006年超过8万人,以及“快乐男声”2007年超过10万人的报名总人数,“2009年中国快乐女声”以15万人的总报名人数,持平了2005年的超级女声人数。“快乐女声”依然是大众最热衷的选秀节目,它拥有最高的电视广告报价,最热烈的媒体讨论,持续数月的“高烧不断……更值得一提的是,像“快乐女声”这样的娱乐类选秀节目,引起大众的广泛关注,评论更是褒贬不一,有人说这是无知的恶俗,也有人说这是大众化娱乐的胜利;有人讥为纯商业炒作,又有人指责为青年文化的堕落。“快乐女声”以自身特有的文化形态,显示出当代青年的亚文化特征。青年亚文化具有自发性、享乐主义、率直性和以自我为中心的特征。80年代以后出生的中国青年大多为独生子女,独生子女比有兄弟姐妹的同龄人更少得到情感支持,因此独生子女在心理上更早独立,更早成熟。这种独立促使他们渴望认同感, 通过认同追星文化来抵抗主流文化。当下媒介对中国青年的追星亚文化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尽管追星文化等亚文化中包含一些消极的成分,但在青年们看来,这些文化内容中充满了轻松、自由和愉悦,自然就很容易得到他们的认同,这类例子不胜枚举。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类文化的追逐和消费在部分青少年那里变成了一种对家庭、社会各种压力的“抵抗仪式”。 青少年狂热地发短信支持选手,其真正的原因是源于一种对自我符号的认同感。选手与支持者同悲同喜的命运相感,再现了大众的一些渴望实现而又无法实现的愿望,一种渴望远处发泄的情绪,而“快乐女声”则成了这种情绪的解压阀。因此,“快乐女声”是青少年文化认同的特有方式,也是他们情感沟通和身份认同的渠道。
一、“快乐女声”所体现出的青年亚文化
“快乐女声”能吸引社会成员的广泛关注和参与,究其本质应是以青年为主体所创造出的青年文化现象。青年文化是相对于社会主流文化而言的一种“副文化”或曰“亚文化”,它受社会主流文化的影响和制约,但又有其自身的相对独立性,并在一定程度上引领社会文化潮流。基于青年文化的这个特征,青年文化或显或隐地和主流文化发生着对抗,这种对抗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快乐女声”的热点现象。早在2005年超级女声风靡全国的时候,15万人参赛,至少400万人参与票决,两亿多人收看的盛况所显示出的青年亚文化特征就已开始引发大众的思考。人们对于轻松的文化体验和诉求空前膨胀。顺应这一潮流,大量的娱乐类选秀节目迅速在电视上泛滥开来:央视的“梦想中国”、东方卫视的“我型我秀”和“加油好男儿”、江苏卫视的“绝对唱响”等节目轮番上场,虽然遥控器还掌握在观众的手中,但娱乐节目的严重同质化使得观众无从选择,迷失了“遥控”的方向。大量虚构的、精心设计的节目充斥着荧屏,无法再唤起观众收看的兴趣。最大的间题是,带有娱乐性质的电视媒体无法充当“寓教于乐”的角色,无法承担社会教化的作用。作为一档娱乐节目,它更多地是给观众一个娱乐的效果,产生愉悦,麻痹痛苦的感觉。因此,透过节目所表现出的青年亚文化已经在逐渐与主流文化发生偏离,产生对抗。青年越来越成为文化发展的创造者,社会主流文化对青年的影响也在日趋弱化,而同群(辈)的交流、互动、影响则越来越得到强化,加上众多社会机构普遍看好青年文化市场的商业“钱途”而不遗余力地推波助澜,其结果是青年文化的强势发展或者畸形扩张。然而,当浑水澄澈、泡沫散去,包括快女在内的选秀只不过是大众自娱自乐时代文化工业流水线上的一件产品而已,那些对它神话般的价值诠释只是一种美好的过度想象。它根本承载不了宏大的价值,它的精神内核还不足以强大到去感召所有年轻人。只不过,在这个文娱消费品种多样化的时代里,它的存在让本已乱哄哄的荧屏更热闹一些而已。
二、社会主流文化对青年亚文化的引导
2005年的“超级女声”引发了社会大众积极参与,共同娱乐的狂潮。在商业运作的精心策划下,“超级女声”的动员方式覆盖面广,影响力大,青年利用手机短信投票的方式去左右比赛的进程,更有无数痴迷的超级粉丝走上街头,为自己所喜爱的选手拉票,他们在网络论坛激扬文字,为自己的选手积聚人气,发动亲戚朋友为自己喜爱的选手投票……湖南卫视将“超女”进行包装,宣称其目的就是送快乐,这是对部分青年追求快乐最大化的一种迎合。“超级女声”成了全民狂欢的娱乐节目,年轻的一代开始变浮躁,由于这类文化娱乐活动大都反对赋予青年活动的崇高的动机、沉重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即追求一种世俗价值,这在一定意义上适应和满足了当前的青年需求。对于他们而言,苦读十年,不如超女的一夜成名,一蹴而就、一举成名、一鸣惊人代替了求真务实、持之以恒和埋头拼搏,投机心理越发滋生,谁都想要赌上一把。大众的成名心理日趋泛滥,上至退休老人、下到正在读书的青少年,有工作的、没工作的,正在上学的和没有读书的,专业歌手与业余爱好者都踊跃地参与到快女中,形成了比挤高考独木桥还严峻的竞争局面。一朝选秀而天下扬名的理念,在参与“超级女声”的数万人中似乎有了印证,似乎全社会都在关注这档忙得不亦乐乎的“超女”节目。针对“超级女声”所产生的不良影响,广电总局对2009年的“快乐女声”下达了针对评委、嘉宾、主持人的详细批文,观众的投票方式改为登录到金鹰、搜狐、腾讯、新浪等各大网站进行投票,下载所喜欢歌手的彩铃作为投票方式以及加入到大众评审的队伍中进行现场投票,而不再能通过手机短信投票,以此减低快女对青少年的影响。此外,广告总局对评委、主持人及选手的要求如评委、嘉宾要具有良好的社会公德、个人品德和文化涵养;不得涉及主持人、嘉宾、选手的私生活内容;提倡 “快女”增加公益性等都显示出社会主流文化在适应和满足青年现实需求的过程中引导青年追求理想、提升需求的层次,引导青年成为社会先进文化的创造者,这是社会主流文化对青年亚文化的一种引导。
现在的社会是一个商品化的社会,而“快乐女声”恰恰体现了现代社会文化的浮躁。众所周知,当今的中国是一个开放的中国,市场经济走向全面繁荣。在这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条件之下,“超级女声”也就无可避免地成为商品经济的产物。商品经济兼容开放,充满竞争,极具活力,面对无比广阔的文化市场,选秀活动的幕后人员以其敏锐的商业嗅觉和超凡的组织能力,让“快乐女声”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横扫处于炎热夏季的中国,最终成为一种史无前例的文化现象。在造星工业日益繁荣的今天,快乐女生们也同流水线包装出来的明星越来越趋于同质化,她们在镜头前做着同样的表情,说着同样的话,摆着同样的POSE,同样的完美、同样的光彩、也同样缺乏个性和真诚,再加上她们负面新闻层出不穷:“山寨版张柏芝身陷艳照门”“ 曾轶可和包小柏秘密恋爱同居”“郁可唯抢走了谭维维的前男友”诸如此类的负面新闻不可胜数,这也让将平民明星们视作榜样的观众们有些沮丧,所以到头来,今日之综合运用了高科技的电子音响设备,现代化的灯光舞美艺术,走在时尚前沿的服装穿着,有百变的发式化妆造型;糅合了摇滚乐、乡村音乐、R&B、hip以及中国古典乐曲等多种曲风的平民快女依然只是商业时代的包装产物。
在以“快乐女声”为例的青年亚文化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风靡全国的电视品牌节目,操纵着青年流行文化的走向,让无数的青年为之疯狂。媒体的过度渲染是对青少年树立正确人生观的无形栽害,这样的信息环境会影响到青少年的行为,使他们的价值观产生单一化倾向,并且由于他们的过分追逐成名而忽视踏实努力,整个社会客观环境趋于浮躁,这对青少年的负面影响更大。诚然,今天的社会是个个性张扬的时代,展示自己,我秀我酷,充分释放潜能,没有过错,就像“快乐女声”给这些花季少女们一个展示自我的舞台。这在娱乐与传播的层面自有其价值,但是它显现出与当代社会价值观念相背离的成才价值观念,这种观念滋生了青年的浮躁心理。毕竟,娱乐至上、选秀至上不能够成为社会文化背景和时代的普遍趣味,人们日益紧张、繁忙的工作、学习所需要的彻底放松,亦应区别于娱乐节目的日益浮躁、浅薄。“快女”热潮引发争议的背后,希望能够唤起的是我们每个普通人的社会责任感,个人不应该只从个人名利得失出发,而应该站在我们这个社会、民族的文化发展的立场,多加以思索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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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13-0205-02
和国外的青年亚文化一样，中国的青年亚文化也是随着大众文化的勃兴而生成的，它的存在与媒介文化息息相关，与大众传媒的变化与沿革保持着紧密的关系，青年亚文化生命体中保留着大量的媒体特征。这些媒体特征，有大众文化生成的共性内容，也有青年亚文化发展变异产生的特质。
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当前媒介文化本身也经历着多重变化，媒体的存在方式不断推新，媒介的存在方式的生成，影响着青年亚文化人群的塑形。报纸、杂志、广播、电影、电视影响下的受众和新媒体影响下的受众，有着不仅仅是审美方式上的差异，在行为方式、思维方式、信息接收方式及反馈方式上都有巨大的不同。同时，媒体的话语权掌握和信息方式也在发生颠覆性变化。从“他媒体”到“自媒体”，从传统的把关至上的媒体流程到当下随手拍随手的新流程，这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媒体权力革命。
也正因为媒体本身的变化转向，才深刻影响青年亚文化的存在形式和特征。本文以此为切入口，初步探讨青年亚文化的媒体特征。
一
最早提出青年文化的是美国社会学家T.帕森斯，而社会学意义上的青年文化紧紧依托经济学和政治学、人类学。它从阶级和国家政治的角度看待青年工人阶级和青年无产者的生活形态和阶级意识。因而，在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文化批判时，这些青年文化人群被学院精英认定为“反文化”、“幻觉文化”、“堕落文化”，是“垮掉的一代”[1]。这种20世纪60年代生成的新型文化被认为是“相对普遍的富足，大众文化的发展，战前与战后两代人之间的裂痕，延伸的中等教育以及以青年为中心的文化形式的出现”[2]。在人们心目中，青年亚文化人群“群魔乱舞”，是“享乐主义扩展的结果，是上层阶级早已实践了的放荡行为的民主化过程”[3]。这段表述可谓青年亚文化的几个特征。一是言明了青年亚文化的社会角色，边缘化的角色。二是言明了青年亚文化和社会主流文化的关系，文化取向和生活方式具有裂痕。三是青年亚文化的表达方式，是“群魔乱舞”式的享乐和行为上的放逐。四是青年亚文化的社会作用，是解构文化和文化幻觉的温床。
这是早期对青年亚文化的认识，这一时段，青年亚文化成为西方主流社会话语的“他者”，完全可以随意妖魔化的对象。
但随着大众文化的成熟，尤其是进入新的媒体时代，青年亚文化似乎也在发生角色的变化。“亚文化是更广泛的文化内种种富于意味而别具一格的协商。它们同身处社会与历史大结构中的某些社会群体所遭际的特殊地位，暧昧状态与具体矛盾相应”[4]。青年亚文化不再作为一个捣蛋鬼的角色出现，而是问题的反映者出现，它的存在就是复杂性、矛盾性、暧昧性文化问题的本身，这样的认识无疑是文化认知上的进步。“亚文化是现代性的一个独特方面，建立在对普通文化认同中包含的价值多样化的接受上。”[5]同时，亚文化的潜在功能是揭示母文化中隐藏的或未决的矛盾。
从“裂痕”到“协商”，从“文化垮掉”到“文化母体问题的揭示和解决”，青年亚文化的身份变化正是这样发生了重大转向。
二
众传媒与青年亚文化的关系是历史形成的。“媒体在现代社会中充当一种核心角色。因为不同的亚文化和社会阶级过着非常不同的生活。有着不同的世界观，大众媒体为不同群体理解其他群体的生活提供了手段”[6]，在纸媒时代，纸媒是文化生产和文化把关的产物，更属于主流意识根植的文化场域。所以，纸媒尤其是大众报纸和大众杂志，对待青年亚文化的态度是“他者”的认知。在这个认知框架里，青年亚文化人群，是接近被污名的边缘文化群体，和主流文化人群相对立。被边缘化的亚文化人群，少有自己的话语权，难以掌握属于自己的大众媒介。他们能够表达自己的，除了自己身体符号之外，就是不会被大众文化直接接纳的“符号体系”。在这个纸媒当道的时代，文字是权力的重要工具，而青年亚文化人群既不能完全运用文字，也不能完全主导话语。所以，纸媒与亚文化之间的关系主要是排斥和规训的关系。
进入以音画符号为载体的电影电视时代，对青年亚文化人群而言，无疑是文化上的福音。音画符号是直观的符号体系，而且更能直接为青年亚文化运用。在电影电视作品中，大都市的神话叙事离不开亚文化的“起笔”和“奇观”，这也是文化多样化的价值探索和艺术塑形。正因为如此，亚文化与城市音像发生了广泛的交集，“都市是这种过分促进所有个人生活的真正场所”[7]，都市是亚文化展示的空间，亚文化又是都市文化的产物。通过这样的推演，让青年亚文化人群看到了实现自我的可能。电视电影无疑放大了这种可能性，甚至将这种可能性转换成合理性。
进入新媒体时代，对于青年亚文化人群而言是文化上的一次重要转型。
1.青年亚文化人群从恶名走向了化名
新媒体时代，对于青年亚文化人群而言，最大的变化是，真正属于人的延伸的新媒体，被青年亚文化人群掌握了。他们来到网络世界，抛掉了大众传媒给予的一切命名，他们首先是自我命名。我们称之为“网名”，很多传媒学者称这样的行为叫“匿名”，有学者认为“网络的交流有最突出的匿名性”、“与面对面交流是完全不同的，与那些署名的纸媒交流也是差异甚大”[8]。对于绝大多数的主流社会人群而言，隐匿自我的真名实姓，是一种自我保护和身份转移。而对于青年亚文化人群而言，这不能称之为匿名，而应该是“化名”。化名是强调个体审美和文化诉求的表达手段之一，主要不是保护自我，青年亚文化人群更强调自我炫耀和自我满足。所以，他们的化名，总能体现这个人群的文化价值观和心理状态。因为“这些亚文化群体被诸多权力机构以各种方式所认定、确认、污名化、边缘化或者‘对待’”[9]。所以，无论是匿名，还是化名，都是去污名化的一种努力，这是新媒体带给亚文化的福利。去污名化，就是利用自命名的方式给自己起一个或多个表达自己文化要求和审美意愿的网名，从而以这个身份在虚拟世界获得文化身份，这就是亚文化人群的文化选择。“身份不明的社区”成为扮演他人者的天堂”[10]。
2.青年亚文化人群获得话语权
如果说新媒体以媒体形式的“天然”合理性赋予青年亚文化人群自我命名的权力，那么，这一权力并不是所有文化权力中最重要的权力。文化话语权力最重要的权力是三类，首先是文化话语生产权，其次是文化话语作用权，最后是文化话语解释权。传统媒体正是以传播权、把关权、解释权的权威身份作用于我们这个社会。新媒体的不断翻新，导致青年亚文化人群在这三方面不断掌握着一部分自。
首先，传统媒体的话语生产，是由专业的生产者来完成，专业的生产者并不掌握所有话语权，却掌握着优先话语权，媒体尤其是主流媒体更是如此。亚文化人群介入新媒体的文化生产，呈现井喷态势。博客、微博、微信、跟帖等等，都能看到带有明显亚文化特征和审美取向的文化符号。从数量到质量，从宏观影响到微观影响，都显示出亚文化人群的符号生产能力和愿望[11]。
其次，传统媒体得以支撑，依靠追求平衡而展开的文化把关[12]。很多文化传媒研究者对新媒体出现的担忧，就是认为新媒体的监管难度大，而且从电子邮件到微信，似乎解决了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的无缝对接，双剑合一，监管难度不断提升[13]。青年亚文化的芜杂性和多元性，在传统媒体的把关体系中，会多层过滤，而新媒体弱化了把关，敞开式的话语生产机制，几乎是即时性的呈现。把关作为传媒生产流程的一环，固定了一整套文化机制，而这对于亚文化个体而言，从自律到自觉地遵循外在于个体的把关机制，无疑是难事。也故如此，把关对亚文化的弱性制约，导致了亚文化的影响力事实上的蔓延。如果说，亚文化以往阶段面临的危机是无话语权的危机，在新媒体时代就是泛话语权的危机。
同时，对文化的解释，也明显有了多义性。理解，从接受美学的角度而言，本来就是受众或读者的个体完成的事情。“公众成员没有被概念化为文化的傀儡，而是被概念化为能够重新阐释主导意识形态话语以满足自身需要的积极主体”[6]。然而，对一则新闻、一首诗、一幅画、一个符号、一个电影的解释，主流媒体往往要事先给出一个定义。这对接受美学而言是不可想象的。对于青年亚文化人群而言，更是不可想象的。在他们看来，一旦掌握了可以发言的媒体，那么，如何解读、如何阐释完全是自己的事情。一般情况下，权威的主流媒体解读体系和非权威的亚文化人群解读体系产生越来越大的分歧和隔阂。
3.青年亚文化人群开始再次分解
如果说，青年亚文化人群在新媒体时代最大的变化是什么，那就是亚文化人群内部再次分解。这是很奇特的文化现象。“亚文化一词原本意指的与媒体和消费工业产品的那种约定方式，已经变得更加宽泛了，并导致了日常文化领域的多元化和碎片化。”[9]青年亚文化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媒体的更迭，也在发生着重要的分解，它的内部发生着以年龄、性别、兴趣、文化立场、实际利益、符号价值为界限的区隔，最终，形成了不是以大众文化和亚文化为区隔标准的文化类型，这就是粉丝文化，“由于粉丝是所有媒介技术的先行实践者，他们的美学和文化政治在很大程度上送达了公众对主导媒介和草根媒介之间的关系的理解”[14]。通过媒介的引导，通过粉丝文化的生成，亚文化和主流文化之间的文化格局发生了变化。
三
综上所述，在大众传媒不断更新的趋势下，青年亚文化产生的三个方面的转向必然导致一个结果，那就是青年亚文化对主流文化的均质化。也就是说，因为新媒体的存在，主流大众文化和亚文化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
第一，青年亚文化人群和主流人群在网络虚拟世界里，呈现混名状态。我们知道，传统大众媒体把主流和非主流文化用一整套评判标准划分得非常清晰，主流大众文化的特征和亚文化特征也是迥然有别。也故如此，主流文化的命名机制和亚文化的命名机制更是截然不同。然而，新媒体让大众具备了传播流程的重要身份，其中也包括掌握了新的命名文化机制。在这个新机制面前，主流大众的命名和亚文化的命名都具有化名性，都具备个体的特征，甚至都能在新媒体的虚拟世界里掌握自我命名的。从网络世界里，一切命名，都是化名，即便是实名，也和化名等量齐观。所以，命名文化的内在合一导致主流大众与亚文化人群之间不但难以区别，甚至界限模糊。
第二，青年亚文化人群不再是文盲或者不学无术者，截至2013年12月，高中及以上学历人群中互联网普及率已经达到较高水平，初中占36.0%，高中、中专、技校占31.2%，大专占10.1%[5]，大学本科占10.8%。学生依然是中国网民中最大的群体，占比25.5%。在新媒体时代，生活方式和审美方式的不同，已经慢慢被大众接受，被大众媒体认同。也故如此，亚文化人群的文化创意和时尚先锋性，总能被文化产业和大众传媒所借用，形成新的文化消费品。尤其在文化创意方面，亚文化总能形成文化奇观。
第三，新媒体的出现，激发了话语的热情。当下的文化人群，首先不是考虑话语权的获取，话语权可以通过购买通信工具、电脑或手机，就能掌握一种新的话语权。网民的意见，包括大众人群和亚文化人群的意见，在同一个平台上呈现，你会发现，话语走向了新的样态、新的修辞、新的语法、新的接受互动习惯、新的语义形成、新的话语权博弈格局。网络改变了社会的话语态势，从而也改变了亚文化人群的话语生成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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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什么是青年亚文化
众所周知，文化大体上可分为主流文化、大众文化、高雅文化和边缘文化四大类，亚文化即边缘文化。青年亚文化在20世纪50年代的欧美形成并呈流行趋势，各种各样的亚文化形式和思潮开始进入大众社会，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影响，并引起了一批社会学的学者对亚文化的关注和研究。文化人类学中所说的“亚文化”概念，指的是“在某些方面与社会主导性文化的价值体系有所不同的群体文化”［1］。“青年亚文化可以概括为年轻人为了有别于主流文化而创造的他们自己的文化，以‘叛逆’为主要色彩，以示青年文化偏离、排斥甚至对抗‘化’或‘主流文化’的整体态势。”［2］
青年，是一个特殊的族群，他们正在走向成熟但又尚未成熟，喜欢接受新事物，存在着自我意识的矛盾性：闭锁但又渴望交往、反抗又屈从、自卑又自负、自信又气馁……青少年的这种独特的生理和心理特征也必然会产生属于自己的文化——青年亚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物质生活非常丰裕，青年更加喜欢表达自己，证明自己，叛逆、好胜、强调个性、放荡不羁的性格催生了亚文化的形成，青年亚文化宣扬与主流文化不同的价值观和价值取向，而正是这一点，青年亚文化才格外引人注目。青年亚文化在早期表现出强烈的抗争意识，而在当今社会，抗争意识逐渐弱化，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狂欢仪式”。审美虚拟化、消费个性化、行为另类化，他们宣扬非暴力，以一种无声的、潜隐的方式来对抗“主流文化”、“父辈文化”和“学校教育”。
二、青年审美的虚拟化转向
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追星族，他们不仅打心眼里喜爱明星，而且在实际生活中开始效仿明星的仪态、着装、价值观念，明星成了时尚的代名词。当下，动画被更多的人接受和认可，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开始崇拜动画中的虚拟角色，这就使得青少年在心理上从对活生生人的崇拜转变成了对虚拟角色的崇拜或喜爱。动画的世界是一个虚拟的世界，它是和现实世界平行的另一世界，它的原型来源于现实生活，并超越于现实生活。青少年就是在虚拟的世界中体味真实、追求理想。青少年对生活充满着激情与幻想，但幻想和现实往往存在很大差距，幻想的完满和现实的残酷相矛盾，青年人则更加青睐于以想象构思的“虚拟世界”，并以此来补偿现实。
观影中的置入感使得他们把现实世界融入其中，cospaly把青少年对动画的虚拟审美推到了极致。cospaly最早的译名来自台湾，是costome paly的缩写,意为“角色扮演”，指的是由真人利用服装、道具、饰品、化妆来模仿或装扮游戏、动漫作品中的虚拟角色（包括人物、动物、超人、植物等），类似于“动漫真人秀”。青少年以比赛、舞台表演、社团等形式参与其中,cosplay很重要的就是服装展示和角色表演，市面上也有很多服装店，但这些服装的价格不菲，而且很多动漫迷们为了忠于原著或凸显自己的风格，大多都亲手制作服装。
可以说，cospaly耗钱、耗时又耗力，为什么还有如此多的cosplayer呢？据笔者考证，原因如下：首先，精力旺盛、热情投入是青年族群所具备的特点，他们有精力也有时间去做这些事情。其次，青少年具有幻想的天性，这让他们对虚拟角色的审美、崇拜搬到了现实，在现实生活中虽然不能实现，但可以通过cospaly这种制作和表演于一体的形式来实现。再有，青少年叛逆、讨厌正统，处处希望获得更多的自由，正是在这种压抑和反抗中催生了这种“狂欢仪式”——cospaly的形成。最后，青少年极具创造力，这种对虚拟角色的模仿是对动画中虚拟角色的再创造过程，是审美的又一境界。
每一种事物都有其两面性，有的人认为cosplay是一种耗时、耗力又耗钱且无意义的行为，会让青少年沉迷于虚拟角色，失去自我。而有的人认为，cosplay注重的不止是模仿外在，更是一种和虚拟角色心灵上的互换，可以使青少年在挫折中战胜自我，找到自我。其实，只要正确看待cosplay这一亚文化现象，不无对青少年产生积极的影响。
三、动画消费中的身份展示倾向
动画的消费从你观看动画的开始而开始，伴随着观看过程的结束而逐渐完成，动画的观看与欣赏只是动画消费的初级阶段，动画的衍生产品将引领你进一步消费。
每一部成功的动画片都不会放过衍生产品的开发，它所带来的经济效益让人难以想象。譬如一直以来风靡全球的米老鼠，自1927年沃尔特•迪斯尼推出了第一部米老鼠动画片《疯狂的飞机》，便掀起了一场动画的革命。米老鼠从一诞生开始便颇具传奇色彩，当时，米老鼠每年可为迪斯尼公司带来7.5亿美元的收入。2003年，美国《福布斯》杂志推出“虚拟形象富豪榜”，该杂志推算，在2003年一年，米老鼠就为迪斯尼挣下58亿美元收入，成为最“富有”的卡通形象。商报点评说：“这不是一只老鼠，分明就是一棵摇钱树。”［3］可见，动画的衍生产品在动画消费中占了举足轻重的份额，它可以渗透到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动画的衍生产品的价值已不仅在它本身的使用价值，更多的是它的符号价值。它所带来的利润甚至超过了动画影片本身，具有持续的生命力。
一、伯明翰学派之前的青年亚文化研究
学界一般认为，年轻人能够成长为真正对社会有影响力的群体，能够被当作“青年”看待，是现代西方社会才出现的新事情。美国学者约翰・吉利斯（John R.Gillis）等人的研究表明，作为社会学和政治学意义的现代“青年”概念，大约是在18世纪70年代以后才出现的。换句话说，现代意义上的“青年”概念至今也不过200多年的历史，它本身就是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产物。[1]工业化、现代化所推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劳动力生产模式，使得出身于不同阶层的青年人群产生了明显的流动性分化：大批出身于下层社会的青年摆脱了工作、邻里和家庭的传统结构，纷纷进入城市成为产业工人、流浪者或犯罪者;出身中上阶层的青年人则开始接受学制更长、系统化更强的学校教育，也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相对集中的青少年生活阶段和生活圈子。
青少年群体从成人主流社会的分离，也对成人社会产生了新的挑战，成人主流社会对于青少年群体的观照、控制和研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逐渐丰富起来。无论是犯罪学领域出现的专门针对青少年犯罪的“青少年法庭”（1899年），还是心理学领域发现并建构起来的特定的“青春期”观念（1904年），都意味着成人社会已经把青春期当作一个非常独立而特殊的阶段、把青少年当作一个特殊的群体来对待了。尤其是斯坦利・霍尔（Granville Stanley Hall）关于“青春期”（14―24岁）必然伴随身心混乱、创伤、突变和恐慌的断言，在社会学领域和商业主导的大众传媒出版领域掀起了一股关注青少年问题的热潮。
继犯罪学、心理学之后，社会学也介入了对于青少年的研究，并且试图在文化认同的层面解释青少年群体的生活方式。由“青少年”而衍生的“青年文化”（youth culture）这一概念，就是由美国社会学家、结构功能主义代表人物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1902―1979）在1942年生造出来的。[2]他试图用这一概念进一步阐释青春期文化的问题，并强调了年龄和性别角色在青春期生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同时也注意到了代际关系、家庭角色、职业选择和社会责任等社会文化因素对于青年生活方式、行为和角色认同的影响。但是，帕森斯所说“青年文化”，基本上是关于美国中产阶级青年男女的事情，为数众多的工人阶级青年和出身于边缘群体的青少年并不在他的观察视野之内。因此，帕森斯最早提出的这个“青年文化”概念，与我们今天学术界所用的青年文化概念有很大的差距，因为完全缺乏对移民阶层（有色人种）和工人阶级青年文化的关注。关于移民群体、边缘群体和工人阶级青年的研究任务，主要是由芝加哥学派、伯明翰学派和帕森斯的学生艾伯特・科恩（Albert K.Cohen）等人来完成的。
自20世纪20年代起，芝加哥社会学系的师生就开始对包括青年亚文化群体在内的各种亚文化群体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经过几代学人半个世纪的努力，芝加哥社会学学派提出了诸如“社会解组论”（social disorganization）、“符号互动论”（symbolic interactionism）、“贴标签论”（labeling theory）等一系列富有阐释力的理论视角。他们认为，青年越轨亚文化行为之所以会出现，不仅仅源自移民群体（尤其是移民家庭青少年）所处的边缘化生存处境，还源于强势群体对他们的标签化、刻板化认定行为。这种揭示不只体现了社会学家对于弱势群体和越轨人群的同情，更重要的是在研究方法论上为后来的青年亚文化研究提供了许多可贵的启示。
此外，艾伯特・科恩提出的地位挫败（status frustration）和“问题解决”（problemsolving）理论（假设），也为探讨青年亚文化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在他看来，下层阶级出身的青少年所面临的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地位挫败（status frustration）所带来的苦恼，而这些青少年形成的亚文化就是他们解决地位挫败问题的特有方式。这些处在边缘社会的青少年与占据主导地位的中产阶级价值观存在着内在的紧张和矛盾，他们无法融入那些能够适应中产阶级竞争规则的青少年，开始以他们自身处境结成的帮伙作为文化归属群体。最终，在他们当中形成了一套与中产阶级主流价值观格格不入的价值体系，后者成为越轨亚文化群体产生的观念支柱。因此，他认为青少年亚文化――尤其是青少年犯罪文化，就是越轨青少年群体对主流体面社会的反叛性回应。
美国社会学家的这些研究，对英国学者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斯坦利・科恩（Stanley Cohen）正是受到“贴标签论”的启发，研究了英国主流传媒对于两类青年亚文化反叛群体（摩登族和摇滚派）的“妖魔化”描绘，于1972年出版了《民间恶魔与道德恐慌》（Folk Devils and Moral Panics）一书，揭示了青年亚文化群体被贴上的“民间恶魔”这一标签与成人主流社会的“道德恐慌”这二者之间的深层联系。斯坦利・科恩的独到深刻洞见直接激发了后面要谈的伯明翰学派对于青年文化的研究，而且促使媒体从业者和青少年文化研究者去反省：反叛青少年到底有没有像我们所描绘的那么恐怖，成人社会是不是在“制造”恐慌和反叛者？
不难看出，芝加哥学派以及美国其他社会学家对于越轨人群和越轨行为的研究，为青年亚文化概念注入了生动而具体的社会生活内容。而且，他们对于亚文化的界定，也为考察边缘群体的亚文化行为（尤其是青少年犯罪）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在探讨边缘群体与主流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时，芝加哥学派也暴露出较为明显的理论缺陷，即更多地看到了笼统的结构对于个体的强大塑造力量，而对边缘群体的主动反叛以及这种反叛的多样化表现（尤其是符号化表达）并未进行深入的文化政治分析。
二、伯明翰学派的青年亚文化研究
1964年，英国文学教授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art）和他的学术助手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在伯明翰大学创立了“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简称CCCS），开创了颇具影响力的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3]他们受到了芝加哥学派以及斯坦利・科恩的直接启发，但又突破了他们的理论框架，明确将阶级、文化、性别和种族等多个维度引入了对青年的研究当中，并且高度重视青年亚文化群体和实践自身所包含的“仪式抵抗”意义。这种不无乐观主义色彩的视角转变，在西方青年亚文化研究史上可算是一大飞跃：不但克服了法兰克福学派对于各种流行文化（以青年为主体）的一贯蔑视，而且在理论阐释层面极大地释放了各种青年亚文化风格的政治文化内涵和活力。
伯明翰学派在青年亚文化方面的研究成果，集中汇聚在由霍尔和其他同仁主编的《通过仪式抵抗：战后英国的青年亚文化（群体）》（Resistance through Rituals：Youth subcultures in postwar Britain，1976）和《监控危机：行凶抢劫、国家和治安》（Policing the Crisis： Mugging， the State and Law and Order， 1978）这两本影响较大的论文集当中。这两个文集是伯明翰当代文化中心的“亚文化小组”和“行凶抢劫研究小组”的集体合作成果，因此各篇文章之间其实也有对话和争论的态势。此外，该中心培养的一些研究生，从各自重点关注的视角入手，也写出了多部关于青年亚文化研究的大作。例如，保罗・威利斯的《学做工》（1977）更多关注阶级因素，迪克・赫伯迪格的《亚文化：风格的意义》（1981）更重视种族与种族文化表征，而和安吉拉・默克罗比的《女性主义与青年文化》（1991）更重视性别视角。
《通过仪式抵抗》一书，最初发表在CCCS的年刊《文化研究工作论文集》（Working Papers in Cultural Studies）1975年第7/8期合刊上。1976年，哈钦斯（Hutchinson）出版社以书籍形式出版，路特里奇（Routledge）出版社1991年再版。2006年路特里奇出版社推出新版，并增补了霍尔撰写的长达3万字的新序言。该书出版30多年来，被重印达15次之多，对文化研究和青年亚文化研究产生广泛影响。该书包含基本理论探讨、民族志个案研究和研究方法论三大块，充分体现了伯明翰学派在青少年亚文化研究方面的基本立场和实践操作，很具代表性，因此需要予以重点介绍。
从此书不难看出，伯明翰青年亚文化研究的理论实践意义。伯明翰学派除了借鉴芝加哥学派的亚文化研究立场和研究方法之外，尤其继承了英国本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所开创的从社会历史语境分析文化现象的“文化与社会”的学术传统。在霍尔等人看来，要谈“亚文化”先得划定“文化”概念的范围。依据雷蒙・威廉斯从“社会”角度对“文化”所下的定义，“文化是对一种特定生活方式的描述，这种描述不仅表达艺术或学识中的某些意义和价值，而且表达制度和日常行为中的意义和价值。”[4]霍尔等人对此定义做了进一步的推进，认为“文化”概念有其明确的实践和物质指向，指的是“社会群体形成自己独特生活模式，并且给他们的社会和物质生活经验赋予表现形式的一个社会层面……‘文化’是以有意味的形式和形态去实现或具体展现群体生活的一种实践”[5]。显而易见，霍尔等人更强调文化所包含的那些有意味的符号化表现形式，而这一点与青少年亚文化群体夸张化、仪式化的行为举止表现更为切合。这体现了伯明翰学派在理论上的积极努力和创造性发展。
霍尔等人进而认为，“文化”与“阶级”有密切关系，“在现代社会，最基本的群体是社会阶级，并且在最基本、虽然也是最间接的意义上说，最主要的文化结构形态也将是‘阶级文化’”。[6]由此判断出发，霍尔等人反对笼统使用“青年文化”这一术语，认为其掩盖和压抑了许多差异（尤其是阶级差异），主张使用更具阐释力、更能体现不同阶层青年真实处境的“青年亚文化”概念。他认为新闻媒体和公众所说的那些关于青年文化的流行话语，“只从音乐、风格、休闲消费等最为常见的现象方面来界定青年”，而没有深入揭示青少年市场工业、时尚工业和公众对于“青年”的利用（盗用）甚至剥削，因而也就“缺乏或没有阐释的力量”。[7]他们认为，应该首先将“青年亚文化”置于一个它“所属的更大的阶级――文化系统”来考察，把它看作“一种亚系统――更大的文化网状系统中某个部分之内更小、更地方化、更具差异性的结构”。[8]因此，伯明翰学派对于各类青年亚文化现象的分析，必然涉及阶级、世代（generation）、性别、种族甚至性倾向等诸多维度。他们眼中的青年亚文化，也都必然是带有阶级色彩、代际冲突、性别差异或种族特色的青年亚文化，而绝不是公众话语仅从年龄或消费等表面特征区分出来的大一统的“青年文化”。换句话说，伯明翰学派要分析一种青年亚文化现象，必然要考察它与“父辈”文化、所属阶级或种族的文化、社会主流文化以及自身的性别（甚至性倾向）、其生活的区域和从事的工作等诸多要素之间的动态关系，考察这诸多因素之间相互产生的错综复杂的渗透关系。
伯明翰学派广泛关注和考察“二战”以后在英国兴起的那些与主流社会标准有偏离倾向，并且有自己独特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小众青年人群，如泰迪男孩（teddy boy）、光头党（skinheads）、摩登族（mods）、嬉皮士（hippie）、雷鬼乐（reggae）和朋克（punk）[9]等，并对这些青年亚文化现象进行了深刻而饶有趣味的阐释。比如，他们从光头党的行为和服饰当中发现了对于工人阶级传统阳刚男性形象的想象性复兴，对于社区地盘的强烈捍卫，对于黑人音乐和黑人文化的挪用，对于巴基斯坦籍移民和同性恋人群的歧视和欺凌，甚至看到了这些不无“嚣张”的工人阶级青少年形象背后所隐含的深层社会政治危机：工人阶级的共同体和共同体观念正在式微，市场消费主义日益侵蚀工人阶级青少年的精神生活，工人阶级青少年文化以此类极端的符号化方式来缓解自己身份认同的困惑，等等。这些既充满同情性理解又不乏批判性审视的阐释，为我们深入理解形形的青年亚文化现象提供了生动的启示性参考。
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伯明翰学派的一些学者开始综合运用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ci）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的意识形态主体建构理论以及结构主义符号学等欧陆思想资源[如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的“修补拼贴”（bricolage）理论和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的神话符号分析方法等]。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和文化抵抗思想，对伯明翰学派产生了尤为重要的方向性影响。结合符号学理论，他们逐渐将“青年亚文化”看作某些小众的青年社群展现（represent）日常生活的“有意味的形式”，看作一套构成青年小众群体特定生活方式的符号系统――“风格”（style）。风格不仅包括一个群体的衣食住行所用的各类“物”件，而且包括他们如何穿用这些“物”的方式，以及这类人共通而特定的言谈举止方式等符号要素。伯明翰学派将前面提到的阶级、代际、性别或种族等带有社会阶层冲突张力的维度最终都融合到了“风格”这一概念当中，努力从“风格”当中发掘那些处于弱势的青年亚文化群体所蕴藏的“仪式抵抗”潜能。在对这种“仪式抵抗”进行充分肯定的同时，他们还提醒要时时警惕主流强势群体和商业文化对青年亚文化风格的“收编”企图。
从这一视角和立场出发，伯明翰学派的青年亚文化研究就不再停留在对青年亚文化现象进行多重文化分析这一层面，还试图挖掘青年亚文化现象背后的“革命性”能量（能指）。工人阶级青年亚文化群体的一些生活行为（如光头、飙车等），就被伯明翰学派的一些理论家阐释成以象征性的、想象性的方式进行的“仪式抵抗”和政治反叛。在伯明翰学派看来，自“二战”以后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英国出现的各种青年亚文化群体和亚文化现象，基本上都具有明确的“仪式抵抗”意识和身份认同诉求。也就是说，青年亚文化群体都试图以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去挑战和颠覆那些占支配地位的阶级所拥有的文化“领导权”。他们甚至认为，“青年亚文化”是以想象的方式、象征性的方式“解决”现实政治社会难题（由阶级、代际、种族、性别等现实不平等要素造成）的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10]虽然伯明翰学派也明白，青年亚文化群体进行的这种仪式性抵抗和符号性“抗争”，并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以阶级为基础的社会秩序，但是他们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依然对青年亚文化群体寄寓了过高的政治热情，甚至让人感觉有“过度阐释”的嫌疑。
20世纪70年代末，伯明翰学派的代表性人物迪克・赫伯迪格（Dick Hebdige）在他的名作《亚文化：风格的意义》（Subculture： The Meaning of Style， 1979）当中，不无遗憾地承认：现有的所有亚文化风格的抵抗性，最终都会被时尚工业所收编或者商品化，都会失去战斗锋芒而变成折中的东西。正如《亚文化之后》（After Subculture： Critical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Youth Culture）一书的编者所概括的，伯明翰学派在此既看到了青年亚文化的成就，也看到了其具有的不可避免的局限。[11]显然，伯明翰学派由于对青年亚文化寄予了太多的情感和政治期待，在面对无法回避的现实法则时难免会感觉有些无奈。无论如何，他们对于青年亚文化所做的这些富有开创性和想象力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成人社会对于下层阶级青年日常生活方式的看法，而且会启发并激励一代又一代的青年研究者去探究青年文化独有的奥秘和魅力。
三、后伯明翰时代的青年亚文化研究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新自由主义在英美的盛行，随着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以及中国的市场化改革，阶级政治和阶级意识在全球日渐衰落。而与此同时，全球性的消费模式却更显同质化色彩，符号消费和全球互联网文化日渐勃兴，出现了日益多样化的新的亚文化群体和亚文化“风格”。这些新的亚文化群体及其身份表现行为在当今（后现代）社会呈现出多重混杂的状态，这使得伯明翰学派曾经坚持的阶级亚文化、种族亚文化立场和阐释面临严峻挑战。
实际上，伯明翰学派提出的亚文化抵抗模式从一开始就受到了来自该学派内外学人的批评。这些批评意见至少可归为以下几方面。第一，这种研究忽视了女孩在青年亚文化群体中的存在和作用。提出此类批评者正是伯明翰中心自己培养的女研究生们[以安吉位・默克罗比（Angela McRobbie）和詹妮・嘉柏（Jenny Garber）为代表]。第二，这种研究本质化地假定了青年消费行为的政治抵抗性，甚至想当然地认为生活消费品一律都会被用于各种抵抗策略，从未真正考虑过青年人为了“娱乐”而扮演各种“亚文化”角色这一问题。第三，这种研究忽视了青年亚文化的流动性和变异性，没有考虑到青年对于音乐和时尚的响应会随着地域的变化而出现一些本地化的变种。第四，这种研究没有认识到媒体在亚文化和亚文化身份方面的创造作用。第五，这种亚文化研究方法最致命的缺陷，是它提出的关于“青年”的定义有很大的局限性，只把青年看作一个年龄范畴（16―21岁），认识不到风格的象征意义，认识不到可以把青年转变为意识形态范畴、精神状态而不是生活特定阶段的其他流行文化资源，因而无法解释成年人对于“年轻态”的保持和纪念。[12]平心而论，对于伯明翰学派的这些批评有些地方不无刻意曲解伯明翰学派亚文化理论和政治追求的意味，但也在很大程度上抓住了伯明翰学派亚文化研究模式的理论局限性。从这一意义上来说，青年亚文化研究已经进入了“后伯明翰时代”。如何解释在新的媒介传播和消费时代出现的各种更富流动性、虚拟表现性和混杂性的青年亚文化风格，确实是一个摆在当今青年研究者面前的新课题。
有些学者开始借鉴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文化资本”理论和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表演”理论，对新出现的各种青年亚文化现象重新进行探讨，提出了“亚文化资本”（subculture capital）、“场景”（scene）和“部族”（tribe）等一系列新的范畴。这些新范畴有助于从符号政治经济学角度和群体交往空间方面来解释各种新兴的混杂性亚文化风格。比如，萨拉・桑顿（Sarah Thornton）提出的“亚文化资本”（subculture capital）概念，就有助于揭示夜总会亚文化在商业娱乐文化时代所依赖的深层文化经济逻辑。当“颓废”和“玩酷”成为一种被时下青年所崇尚的“亚文化资本”时，会催生出一系列与“颓废”和“玩酷”相关联的文化产业链（衣食住行及其展示方式）和“场景”（夜总会、酒吧、广场、马路，尤其互联网）来。这意味着，“亚文化”成了某一群人的“消费”对象和“表演”内容，有资格“消费”亚文化的人群可能形成一种共通的品位感和群体归属感。从这些观点来看，“亚文化”几乎成了亚文化消费和被消费的代名词。这是不是也有些夸大和简单化的嫌疑？这里难道一点也不涉及经济购买力、阶级政治或阶级文化趣味的问题？
到了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西方学术界确实出现了“后亚文化研究”（postsubcultures studies）[13]或“后亚文化理论”（postsubcultural theory）[14]之类的提法。“后亚文化”概念的提出，旨在阐释亚文化人群在多变繁复的新传媒时代和日益普泛的文化符号消费时代所产生的身份混杂现象，比如全球化网络时代的虚拟社群身份、消费主义弥漫下抵抗意识的消解，等等。这些学者受后现代主义思想的影响，基本得出了如下的判断：芝加哥学派和伯明翰学派时期有比较明确区分的全球/本地、虚拟/真实、商业/独立、日常/边缘等二元区分层面，在当下的符号消费时代已经不复存在，即使存在也变得极其交错混杂，呈现出高度变异的文化面貌。在他们看来，伯明翰学派以前看重的那些因弱势身份归属（如无产阶级、青少年、有色人种、女性或同性恋等）而聚结在一起的亚文化群体，在身份极度混杂和变异的当下消费文化时代，已经失去了自身能够依附的现实社会基础，也就自然失去了进行“仪式抵抗”的“英雄精神”，甚至没有进行“仪式抵抗”的可能。
在这些学者看来，当下的青年亚文化社群活跃于各种亦真亦幻的“夜总会亚文化”或亚文化“场景”当中[如锐舞派对（rave party）、网上冲浪族等]，已经演变成为碎片化、混杂性、短暂性和“无关政治”的“流动身份”。[15]在这些新出现的亚文化“场景”（如全球互联网平台）中“游走”的流动社群以及他们诡异多变的“再现”方式，成了“亚文化”的“能指链”，像雅克・德里达所说的“踪迹”（trace）一样时隐时现，飘忽不定。这样的“亚文化”概念当然缺乏伯明翰学派所说的那种“抵抗”型亚文化的反叛性，简直成了身份政治的“自恋”式表演。
显然，这些有关“后亚文化”的表述对身份的流动性和媒介的虚拟性给予了过度的关注，但它们却无法解释这些在虚拟化、碎片化的文化空间“游走”的青年亚文化群体与自身真实的经济政治处境之间的复杂联系。一个只顾上网冲浪、衣食无忧的“宅男”或“宅女”，一个崇尚绿色简朴消费、骑自行车上街的后现代青年，一名在建筑工地流汗流血但也有时上网聊天的青年民工，都可以用这种“后亚文化”符号消费理论来概括吗？
四、青年亚文化研究的未来
通过以上对青年文化研究史的追溯，我们不难发现，“青年亚文化”一般都指社会阶层结构框架里不断出现的那些带有一定“反常”色彩或挑战性的新兴社群或新潮生活方式。但是，一旦涉及对这些青年新兴社群或生活方式进行研究的时候，不同时代、不同政治立场和不同学派的看法就有了很大的差别，当然，也会有一定的关联性和连续性。
早期芝加哥学派认为，亚文化一般是指无家可归或移居的街头帮派、犯罪的黑社会以及同性恋等非正常群体，这些人通常在外观上就与普通人有明显的区别。这种判断虽然有简单化之嫌，但发现了亚文化群体的一些外观特征，这与后来人们重视亚文化群体的符号化表现有深层关联。后期芝加哥学派开始关注主流社会、大众媒介对于越轨青年“贴标签”、越轨青年如何认知自身等深层问题，将社会阶层、成长环境、认同危机等社会因素纳入了对于青年亚文化群体的分析当中。而到了伯明翰学派时期，则将青年亚文化研究纳入范围更为广泛的文化研究事业当中，得以从阶级、代际、种族、性别等维度来深入探讨青年亚文化群体的符号表达。他们强调了青年作为弱势群体而面临的身份政治问题，并将青年亚文化看作是对各种大众文化形式和主流社会“收编”行为的“拒绝”或“仪式抵抗”。他们发现这些“拒绝”和“抵抗”也有区别，有些是明显展现出来的，如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英国朋克族;有些并不完全是对抗的，如滑板运动族、冲浪族等，而只是为了克服在社群当中日常生活刻板模式所带来的束缚。到了当今时代，伴随着各种夜总会文化的崛起，伴随着科技虚拟因素的大量渗入，亚文化群体日益多元化、短暂化，这一概念原来被赋予的“抵抗”意义、阶层区分意义，在亦真亦幻、无处不在的符号消费王国，似乎都变得更难以落实了。因此，就有学者开始新造“后亚文化”这样的概念，试图重新掌握对这种充满流动性、分裂性和混杂性的青年亚文化身份的理解。
可以看出，一方面是青年亚文化群体自身随着社会政治结构发生的重大变化，另一方面是主流成人社会在如何看待这种变化，而后者更值得关注。正如《亚文化读本》（The Subcultures Reader）的编者肯・盖德尔（Ken Gelder）所总结的那样，人们对于亚文化的描述和研究“始终在以下两种方法之间来回徘徊：一方面将亚文化社群描述为各种独特的社交形式，另一方面又把他们的身份复数化、模糊化;以前曾经认为他们的文化角色是单一的，具有一套为所有成员都认同的共同兴趣和信仰，现在则更多强调他们的异质性、多方位渗透性、可变性和短暂性”。[16]人们对待青年亚文化群体的这种复杂的态度，一直贯穿于芝加哥学派、伯明翰学派和当今的亚文化研究当中。
青年亚文化研究方向的变化（包括“后亚文化”的提法），实际上给我们提出了许多值得重新思考的问题。这些问题可能已经超出了青年人群的范围。比如，现代社会的人们如何看待自身与他者（群体）的关系，现代“个体”与新兴的“社群”究竟会结成什么样的关系？在符号化消费日益扩散、个体与群体关系日益混杂交错的当今时代，社会学家、文化研究学者应该以何种态度、以何种方法对待自己的研究对象？对于新兴的青年亚文化的界定和研究，如何在保持相对客观分析的同时，又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研究者的政治指向――比如对弱势青年群体，对各种新兴的、健康的反主流生活方式的关注、理解和支持？如何看待随着全球化进程加深，尤其是互联网传媒深刻影响下出现的诸多新兴的全球性的青年文化现象――比如那些通过网络联动而兴起的全球青年志愿者运动、全球青年环境运动？
诸如此类的问题，想必应该成为未来的青年文化研究应当面对的研究对象。对于青年文化的研究既需要研究者能够进入青年亚文化社群内部去感受和体验，又要求研究者能够与其拉开一定的距离，发现该青年亚文化社群不同于其他群体的异质性和指向未来健康生活方式的创新性。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努力，成人社会和大众传媒终于可以俯下身段去倾听被他们无数次“描绘”过的“青年”发出的心声。那些行为乖张、穿着奇异、打架斗殴甚至纵火抢掠的青少年，再也不能被媒体简单描述为“民间恶魔”或“社会公害”，而应该得到真正的重视和对待。那些为数不多的、举止平和、喜好新奇、崇尚消费或者抗拒科技、寻求简朴生活的遍布于这个星球的青少年，因其承受着身份日益碎片化、混杂性和流动性的风险，更应该受到研究者和成人社会的同情性理解和帮助。
从根本上讲，对于青年文化的研究，都必然会涉及成人社会对于未来社会的理想期待和想象。因为，我们不只是在对青年文化进行研究，还在塑造我们自己的未来。正如不少学者所指出的，在消费文化泛滥的今天，青年亚文化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蜕变为无处不在的青春消费文化或者说消费青春的流行文化形态。如果说伯明翰学派的学人们在半个世纪之前，还试图在那些令人侧目的青年亚文化形象当中寻找抵抗现实社会压迫的潜在资源，他们也是在探寻另一种可能的生活方式。对于青年人形象和面目日渐模糊的当下中国，这种不无理想色彩的研究究竟又意味着什么呢？
注释
[1]John R.Gillis， Youth and History： Tradition and Change in European Age Relations 1770-Present， p.38.
[2]Talcott Parsons， “Age and Sex in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Parsons ed.， Essays in Sociological Theory， New York： Free Press， 1954， p.91.
[3]尽管20世纪70年代曾在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担当核心领导角色的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到1990年还否认存在“伯明翰学派”，但这个机构培养研究生的独特方式（学生分小组讨论和自主研究）、师生共享的左派理论视角（阶级、年龄、种族、性别、殖民关系等）以及它培养出的20多位知名的文化研究学者在研究方面的相通之处（对流行文化的政治分析产生了世界性影响），都足以证明以该研究机构为中心的文化研究实践确实具备了一个学术流派所具有的诸多特征。霍尔自己的观点参见Stuart Hall， “The Emergence of Cultural Studies and the Crisis of the Humanities”， The Humanities as Social Technology （Summer， 1990）， October， Vol.53， The MIT Press， p.11.
[4]Raymond Williams， The Long Revolution，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61， p.57.
[5]Stuart Hall & Tony Jefferson ed.， Resistance Through Rituals： youth subcultures in postwar Britain， London： Routledge， 2006， p.4.
[6]同上，p.6。
[7]同上，pp.8―9。
[8]同上，p.6。
[9]有关泰迪男孩（teddy boy）、光头党（skinheads）、摩登族（mods）、嬉皮士（hippie）和朋克（punk）等称谓的详细说明，可参看《通过仪式抵抗：战后英国的青年亚文化》中文版（孟登迎、胡疆锋、王蕙等译）正文注释，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年2月版，第35、36、40、52和121页。
[10]同[5]，p.37。
[11]Andy Bennett & Keith KahnHarris， ed.， After Subculture： Critical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Youth Cultur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p.6.
[12]同上，pp.6―10。
[13]David Muggleton & Rupert Weinzierl， eds.， The postsubcultures Reader， Oxford & New York： Berg publishers， 2003， pp.3―9.
[14]同[11]，p.11。
人看成一个整体，并过度强调了大众文化的负面影响”。其实，该著作者与主张“青年消失论”的学者们，都敏锐地注意到中国当下文化的结构性变化，但是面对这一变化展开文化批判时所持的价值立场和观察视角殊为有别。其间的差异或在于，“消失论”者是以曾经的精英文化为标准，表达对大众文化（massculture）的批判，而该著作者则站在相对温和的平民立场，在对大众文化（popularculture）表示理解的前提下对其进行解析和批判，并探讨青年亚文化与其发生的关系。同为“大众文化”，但是在两者心目中的含义不尽相同。持温和立场的《表征与透视》，以严谨的态度剖析复杂、多元、深含矛盾与冲突的青年文化构成，而并非追求痛快淋漓的言说，发表居高临下的论断。
通览全书后回头来看著者对青年亚文化的界定过程，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其一是将青年亚文化置于中国当代整体的文化形态和格局之中加以考察，尤其是参照主导文化对青年的期待来厘定青年文化的存在，从而区分出青年认同文化、青年亚文化、青年反文化、青年负文化。也就是说不是依据年龄，而是依据其与主导文化的距离来区分青年文化，这就凸现了青年文化与主导文化的关系状态，也表明著者意欲以此来把握青年文化。在这个序列中，“青年认同文化”与“青年负文化”分别位于正负两极，前者以“认同”界定，在一定程度上改写了这个概念在文化研究中固有的含义，即以“我是谁”发问的身份辨识和自我定位，而更接近于一种承认和趋同的意味。而“负文化”的“负”具有相反、背离、抛弃等含义，以之命名的青年文化便意味着对整个序列的颠覆。因此可以说，这个序列是包含着著者的立场预设和价值评判的“结构化”结果，它承认了主导文化的霸权地位。从逻辑上看，这意味着放弃对主导文化的省察和质询，但在很大程度上，它更是一种在中国当下特殊语境中进行言说的策略，即在两端固定的情况下，可以更为充分地谈论中间状态的青年亚文化和青年反文化。
其二，与上一点相关联，著者不仅在与主导文化的关系中，而且在对青年文化总体的把握中来界定青年亚文化。著者指出，青年亚文化是“通^风格化、另类的符号对主导文化和支配文化进行挑战的一种附属性文化方式，具有抵抗性、风格化、边缘性”。这一界定本身基本上承袭了伯明翰学派的青年亚文化观念，但由于著者将青年亚文化视为青年文化的一个构成部分，而赋予这一界定更多的文化比较的内涵。首先，它避免了两个极端：一个是将青年亚文化视为青年文化的例外状态，另一个是以青年亚文化取代青年文化。其次，著者以青年亚文化为论说的中心，但并不意味将它从青年文化的整体中抽离出来，而是在与其他青年文化类型的比较中展开言说。再次，著者注意到青年亚文化存在的流变性和不确定性，这并非对经典亚文化理论中所指出的抵抗/收编模式的简单套用，而是充分关注青年亚文化与其他青年文化，与商业文化、大众文化、消费文化等主导文化的混杂、互动、互渗、融汇的具体情况。
上述两方面不仅反映了著者所强调的“结构论”旨趣，反对以年龄来界定、衡量和评价青年文化的“世代论”，而且更意味着他以青年亚文化的言说勾连起复杂的文化关系，形成视野开阔的文化批评的场域。
于是，我们看到，著者在指出恶搞亚文化不乏智慧和创新，并可疏导郁闷情绪的同时，也注意到其中越出底线者对重要精神资源、民族传统的冲击与破坏。他在仔细剖析恶搞的典型案例《Q版语文》的戏仿与狂欢化之后，特别指出它与巴赫金的狂欢化文学的区别，并揭示它与商业炒作、资本运行、利益争夺的密切关联。著者还从网络文学对各种民族主义和国家问题的想象与思考中，解析出网络亚文化的“象征性解决”与现实困境及历史上的民族意识之间的密切关联，并甄别和批判了其间狭隘、激进、极端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复土主义等。在对流行歌曲的谱系进行全面的描摹中，著者则解析出其间的怀疑者、出走者和破坏者这类“非角色青年”创造的亚文化，认为“他们的寻找、实践、建设一方面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另一方面他们的浮躁、偏颇和失败也引起人们的深思”。他在谈论青春题材的电影时，批评中国的“怀旧经济”庸俗化，有意无意地遮蔽过去的那些庸俗、阴暗、琐屑，镜头多聚焦于个体成长中的经历，而很少深入触及相关的社会文化语境与生存环境；与此同时，他又从中洞见了青年亚文化的认同焦虑和危机。由此可见，这些论述不仅指认了青年亚文化的确切存在及其意义，而且也揭示了其所产生的文化环境，在某种程度上指向了主导文化所宰制的文化整体的裂隙。
前面我们已经看到，著者将青年亚文化置于青年文化序列之中，呈现为一种“在……之间”的状态，待看完全书对具体的青年亚文化现象的论述，我们则可以感受到，与对青年亚文化的定位相适应，关于它的言说形成了一种中介的力量，贯通起不同的文化形态，并将价值评判蕴含其间。这样的论述表明，著者力图从广阔的文化批评领域中提取和淬炼青年亚文化的因素、质地和内涵，并在与文化、政治、经济、传媒、教育等领域复杂的联系中辨析其价值，评价其功能。这就显示出著者强调青年文化的“结构性”的意义。当然，对“结构性”的强调带来的“空间感”，也可能会冲淡对青年文化思考的“时间感”，即历史意识。著者对此颇为警惕，我们看到他对网络文学的民族主义问题的探讨，就深入到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但在对其他现象的思考和评析中，历史感则相对淡薄一些。
在亚文化研究领域，目前国内形成品牌的研究成果包括《亚文化读本》《大众传播时代的青少年亚文化》《中国青年亚文化研究年度报告（2012）》等著作以及诸多国内知名学者的学术论文，但可以说，首都师范大学胡疆锋副教授所著的《伯明翰学派青年亚文化理论研究》，是目前国内形成该领域研究成果最早、论述最为系统的专著。
斯图亚特·霍尔在《仪式抵抗——战后英国青年亚文化》中指出：“……边界与形式依靠特立独行、关注焦点以及领土空间聚合起来。当这些被牢固界定的群体同时通过年龄与代际得以区分时，我们就称它们为‘青年亚文化’。”进一步看，青年亚文化与社会潮流遵循的大众文化具有复杂辩证的关系特征，这种关系不同于单纯的对立抵抗或是屈从附和，而是依据不同情况存在相对应的一种杂糅的暧昧状态，这种状态在约翰·菲斯克的著作中被命名为“协商”。菲斯克如是说：“正如前缀sub所示， 亚文化是更广泛的文化内种种富有意味而别具一格的协商。”
因而，单纯通过抽象概念定义出“青年亚文化”的内涵是困难的，因为这种“协商”关系并非静止不变，而是依不同情况而不断变化。因此，胡疆锋在《伯明翰学派青年亚文化理论研究》一书中（以下简称《伯》），敏锐地以亚文化的具体特征，反推、瞄准、进而命中伯明翰学派青年亚文化理论的内在规律。依据菲斯克对于“协商”的定义，“青少年亚文化”主要表现出三点特征，即“抵抗性”“风格化”以及“边缘化”。当斯图亚特·霍尔继承霍加特担任CCCS（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后，他逐步强调以结构主义作为文化研究的主流方法，从而使得“清纯文化、媒介文化、政治文化、审美文化……只要存在大众文化的地方，从广告到电视，从电影到文学，都留下文化批评的身影”。而胡疆锋先生把握到了伯明翰学派青年亚文化理论的核心特征——“风格化”。正如《伯》一书征引英国学者所述：“风格是个体判断其他人是否属于同一群体的一种方式。”
一、亚文化、后亚文化和青年亚文化
亚文化一词最早出现于1886年。尽管长期以来国内外专家学者采用不同的研究范式时对这一概念的界定不尽相同，但一般认为“亚文化”是相对于主文化而言的，是某一群体所持有的有别于其他群体或整个社会的文化。加拿大学者布雷克如此定义亚文化：“由处在从属结构位置的群体发展出的一套意义系统、表达方式或生活方式，以回应占据主导地位的意义系统；它表明处于从属地位的群体试图解决那些产生于广泛的社会背景当中的各种结构性矛盾。”[1]亚文化的载体包括亚文化现象以及相关的艺术作品和表现形式。
20世纪末，随着亚文化现象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不断变迁，特别是出现了“后现代世界”的青年亚文化，当代亚文化进入了后亚文化时代。1987年钱伯斯在《大都市图绘：通往现在的可能性》中使用了“后亚文化风格”这一短语，而伯尔默斯1996年的专著《时尚的演化：第三个新千年我们穿什么》和马格尔顿1997年的文章《后亚文化主义者》则使得后亚文化这一概念变得广为人知。
2001年5月在维尔纳召开的“后亚文化研究：大众文化及其影响下新后亚文化的形成研讨会”被认为是后亚文化时代到来的标志。伯明翰大学在2002-2003学术活动年中的“青年、文化和社会”论坛上，专门用一周时间讨论了“后亚文化理论：从批评到拒绝”这一主题。这标志着后亚文化研究作为一个独立领域得到了正式认可。
在后亚文化时代，亚文化这一术语被解构和重构，甚至一度出现了指称混乱。如班尼特称之为“新部落”，而雷德黑德使用“部落文化”，马费佐利则提出了“俱乐部”和“新俱乐部”概念。对此，霍金森评论道：“目前还无法明确概念和解释过剩的原因，但如果认识到不同的概念用于抽象不同的社会事实，这一困惑就能部分地得以减轻。”[2]例如，以“部落文化”指称在某个特定的地点共同消费的“趣味”，而“新部落”用来分析当代城市部落视域中的变迁和杂交。一旦明白不同的概念可能是相容的，就有可能理解“后亚文化研究”。确切地说，后亚文化研究关注的是新千年以来社会变革中发生的青年亚文化现象，致力于揭示在全球化主流文化与各地本土文化重新连接和重新结构的过程中，它如何产生种种新的混交文化。
二、高校亚文化的传播和影响力特征
各种文化之间从来没有明确的边界。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外交流日益频繁和不断深化，西方文化由音乐、书籍、影视作品和其他形形的消费品裹挟着不断进入中国。在这种情况下，当代西方亚文化开始对我国传统文化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主流文化产生一定冲击。许多亚文化现象开始在中国出现并迅速发展，如网络文学、黑客文化、粉丝文化和极客文化等等。
另一方面，青年亚文化受益于当代社会新的传播方式，表现出极其鲜明的技术和媒介特征。新媒介，尤其是网络的诞生，骤然增添了文化两端的张力。一方面，文化的传播范围和传播速度都堪称前所未有；另一方面，文化公共空间以网络为载体最大限度地向私人话语敞开。青年亚文化在这样的传播方式下被迅速流行化和快餐化，青年亚文化中所蕴含的抵抗和边缘因素在消费时代成为了商业文化的重要卖点。
在当代中国社会中，青年高校学生往往既是社会中首先消费舶来品、接受外来文化的群体，又是最先利用新媒介、新路径来表达声音的群体。因此，青年亚文化在中国集中地表现为高校亚文化。青年学生走进高校之后，学习和生活环境发生很大变化，变得相对宽松和自由。同时，处在思想成熟重要时期的青年学生往往个性比较张扬，在自由开放的环境中，很容易形成各种与校园主流文化不同的文化，这是孕育高校亚文化的独特背景。高校亚文化包括了寝室文化、网络文化、新人类语言文化、消费文化和时尚文化等。这些不同类型的文化往往互相联结，形成链条，在校园甚至整个社会形成巨大影响。
亚文化是隶属于少数群体的独特的文化现象，仅仅为少数群体接受。从字面意义上理解亚文化，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生产实践中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则是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其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而“亚”字在字典中有“次一等”的解释，显然已带有阶层意味和结构意味，与社会所宣扬的主流区别开来。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每一历史时期占据主导地位的思想是统治阶级的思想，亚文化其实就是处于非统治阶级的思想，即只是属于少数边缘群体，代表着被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处于从属的地位，因而又处于边缘化的位置。不可避免的带有一些与主导地位的文化相对抗的意味。依照美国学者波普诺在《社会学》中对亚文化做出的界定：“亚文化通常被定义为更广泛的文化的一个亚群体，这一群体形成一种既包括亚文化的某种特征，又包括一些其他群体所不包括的文化要素的生活方式。”[1]青年亚文化是由青年群体创造，与其他群体与众不同，为青年群体所认同，形成独特的青年生活方式以及态度，并与成人社会相反抗的文化现象。
一、我国青年亚文化产生的原因
纵观我国当下的青年亚文化现象，从嘻哈文化到恶搞文化，从杀马特到小清新，从潘课幕到二次元再到宅文化，以及网络文学、同性恋文化等，种种亚文化现象层出不穷，显著多样。我国青年亚文化之所以出现，则与青年所处的社会现实密切相关。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艾伯特・科恩在著作《越轨男孩・帮伙文化》提出了“问题解决”假设来探讨青少年的亚文化现象。他从亚文化产生的根源入手，认为每种行为的产生都是为了解决他们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换言之，出身低的青少年面临着身份地位低下、嘲弄、被社会抛弃等等现实问题，因而产生了各种亚文化现象与行为，形成非主流，与主流区分开来。艾伯特・科恩的这一“问题解决”理论对我们所处的社会现实依然有借鉴意义。洞悉青少年群体所处的社会环境，快速的生活节奏，激烈的竞争，严峻的就业形式，盛行的消费主义以及自身潜在的学业压力，无法获得解决的现实问题，无疑给青年的生存套上了金刚罩，牢牢地被拖住却又无法挣脱，只能采取另外一种方式去逃避以及缓解社会带给自身的压力，因而形成一种潜在意识的想象性解决问题的办法――通过亚文化的风格表达自己，表达对压力的宣泄，希望社会现实获得关注的微弱呼唤。
二、我国青年亚文化的特征
与西方青年亚文化发展历史所不同的是，我国的青年亚文化大多处于后现代主义浪潮之下，因而呈现出与伯明翰学派研究下青年亚文化相比显著的差别，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抵抗性逐渐弱化。英国伯明翰学派运用符号学的理论，对嬉皮士、垮掉的一代、无赖青年和摩登族等青年亚文化群体作了详尽讨论，将青年群体所表现出的风格视为一个符号的集合，一个战场，对主流文化宣战以及抵抗。“微不足道的物品”能够神奇地被挪用，被从属群体“盗用”，承载着“隐秘的”意义：这些意义以代码的形式表达了一种抵抗形式，抵抗着使他们一直处于从属地位的秩序。[2]在伯明翰学派关于青年亚文化的研究之中，“阶级”、“抵抗”是重要的关键词。青年亚文化就是青年阶级的意识形态，青年的风格就是青年得以表达自己与主流社会对抗的手段。但在我国，青年亚文化的抵抗性与西方青年相较而言，已明显的弱化，简言之，即是“微抵抗”。一方面与当前我国的社会阶级不复存在密切相关，尽管青年间存在一些阶层，但阶层间并无对立性。另一方面，源于主流文化的相对强大，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青年亚文化具有的抵抗性和反叛性，转而变成了一种戏谑，一种恶搞，以及一种态度的宣告，如杀马特亚文化。位于农村或城乡结合部的90后青年是社会转型中的乡村失落者，另类甚至怪诞的形象只是他们融入城市生活的一种尝试，其风格也只不过表达自己的一种态度而已，颇少了些强烈的抵抗性。此外，青年亚文化的微抵抗与其最终不可改变的被收编宿命也密切相关。商品化和媒体的贴标签和重新界定无疑使得亚文化的内涵变得如此单一和平淡无奇，青年亚文化的表达变得如此“低廉”，丧失了浓厚的抵抗性，只是沦为一种景观、一种奇观的存在。
（二）娱乐性增强。我国青年亚文化的表现风格更多的呈现出后现代主义的特征。解构是后现代评论家喜欢的一个词语。将研究对象视为一个巨型文本，对其叙事、氛围及表现手法等解构，并实现建构，改变了原有意义上的能指和所指，意义因而实现了由严肃化变为平常化、戏谑化。如恶搞文化，《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式的调侃、“杜甫很忙”以及“人生若只如初见，社会主义天天见”等类似的戏仿，故意曲解原有的意义，实现了网络式的狂欢。恶搞文化是对作品的重新审视与解读，通过夸张、拼贴、模仿等手法对经典的作品、权威的人物或严肃的事件进行解构、重组和颠覆原有的所指，消解了原有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以实现搞笑、戏谑及滑稽等目的的文化现象。亚文化青年借用恶搞手法对社会事件进行解读，用嘲讽的态度对待严肃话题，其最终目的在于娱乐自己，娱乐大众，充分满足自己的心理需求。
赫伯迪格在著作《亚文化 风格的意义》中曾经提到过一个问题：就算亚文化是文化，但它算艺术吗？赫伯迪格的这一问题无疑表现出了他对于青年亚文化的态度以及思考。纵观亚文化的形成与过程，其中都伴随着亚文化群体对于流行的指向。如2007年出现的小清新，LOMO相机、白色帆布鞋、棉麻连衣裙的标配，掀起了一股流行的清新风。此外，即使亚文化是属于少部分群体的文化，纵然社会强调的是主流文化，但与社会主流对立的小众文化也属于文化的范畴之内。文明开放的社会是兼容并蓄，是多元并存的。青年亚文化就像是存在于主流文化中的一条鲶鱼，为主流文化带来生机和活力。每一个亚文化群体的产生都与社会的状况息息相关，当一种亚文化出现时，主流媒体首先做的是秉持尊重的态度，对青年群体给予更多的关注，关注青年亚文化背后折射出的现实意义才是我们亟需关注的问题。
一、引言
随着中国在现代化整体进程中消费社会化及情报社会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如今的中国青少年已成为了市场上重要的消费群体及新媒介的中坚使用群体。他们的生活方式也越来越得到主流社会及主导文化的积极承认。正如近年来学界对中国青年文化所做的一系列整体分析所总结的那样，在这个新媒介崛起的消费社会时代，年轻人的主体性力量得到了解放。他们的文化建构，文化反哺能力在大大加强。可以说，我国当代的青年群体及青年文化获得了改革开放以来最为宽松的生存及发展空间［1］。在这种背景之下，现在的青年文化内部呈现出了部落化的特质。具体来说，不再有一种文化或趣味能够代表着所有年轻人的喜好，但也正因如此，如今中国青少年的文化实践既可以选择不停地在青年文化各种高度独立的亚文化部落里自由穿梭，也可以选择持久性地深入参与一个亚文化部落的各种活动。由于中国青年文化的内部变得部落化，且主流社会及主导文化与青年文化也已经呈现出了相互包容的趋势，因此，在我国青年文化研究理论中占据重要地位的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笔者：以下简称为伯明翰学派）的经典分析视角对当今的中国青年文化还是否适用，就成为一个问题。正如对伯明翰学派的一些主要批评意见所指出的，由于伯明翰学派过于强调青年参与亚文化的政治抵抗性或对主流社会“霸权”的挑战，着重分析亚文化符号的对抗意义，却相对看轻了青年参与亚文化的主体性意图，并且也不重视女性对亚文化的参与，因此，面对如今青年亚文化的新特质，伯明翰学派亚文化研究模式的理论局限性也就彻底暴露了。部分学者也因此提出，青年亚文化研究进入了“后伯明翰时代”［2］。然而，尽管包括中国在内的当今青年亚文化的整体环境确实早已不再符合伯明翰学派全盛时期所处的政治语境，我们依旧可以利用伯明翰学派的一些亚文化分析方法去分析消费社会及情报社会时代之下，中国青年文化发展中的一些重大事件或亚文化现象。尤其是伯明翰学派特别看重的“风格”一词，依旧是理解当今中国青年亚文化的重要道具。为何风格一词对当今中国青年亚文化如此重要？这不单单是因为中国青年亚文化现有风格的丰富多彩，能够彰显中国青少年的特质及青春风采。笔者想指出的是，在21世纪中国青年文化突飞猛进的17年里，尽管青年文化的部落化或多元化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但青年文化内部的各个亚文化部落之间并不总是相安无事的。各个部落之间的风格差异时不时就会形成风格的对立和有关风格的斗争。这种风格之争在帮助我们分析当今中国青年亚文化的特征时，有重要的价值。笔者在本文中关注的便是两种由于其强烈的风格而引发了风格之争的中国青年时尚亚文化。它们就是一度获得大众媒体及知识界高度关注的“非主流”文化与“杀马特”文化。笔者将首先简单地整理介绍“非主流”文化与“杀马特”文化的发展轨迹，在比较它们的相似点与不同点之后，试图在本文中分析这么几个问题：第一，为何“非主流”与“杀马特”群体都追求极度吸引眼球的夸张时尚风格？第二，为何“非主流”与“杀马特”的风格都受到了外集团青少年的抨击或讽刺，背负了污名？第三，“非主流”文化与“杀马特”文化都曾受到社会瞩目，却又相继归于沉寂，我们应该怎么理解这两种时尚亚文化与中国青年亚文化的关系？在分析的方法上，笔者除了运用伯明翰学派对于英国战后亚文化风格的经典解读和研究成果，还会运用另一位关注风格的文化社会学大师布尔迪厄的理论。布尔迪厄的文化社会学分析摆脱了主观/客观的二元论，强调了行为者既受到社会客观结构的影响，却又依旧持有充分的主观能动性，能在具体环境下积极地采取行动。这就使他的文化社会学避免了伯明翰学派过于强调阶级层面对亚文化的影响，而忽略了亚文化群体参加者的主体动机所导致的理论缺陷。在布尔迪厄的重要著作《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里，他屡次提及了不同群体的生活风格造成的群体区分，以及风格之间的对立和斗争。这与笔者对于“非主流”文化与“杀马特”文化的关注层面是一致的，能够作为伯明翰学派亚文化风格论的有效补充。
二、“非主流”与“杀马特”：争议新风格的潮起潮退
对于“非主流”文化的具体生成时间很难做到精准地把握，但通过对过往报道、同类研究和网络论坛帖子的查证，基本可以判定，“非主流”最早是在2005—2006年开始逐渐扩散的一个形容中国青少年时尚新风格的概念词。而“杀马特”文化的诞生时间则更为明确，根据媒体对“杀马特”之父罗福兴的报道［3］，“杀马特”一词可能是2008年在深圳打工的农村少年罗福兴在网吧上网时创造的概念，“杀马特”三个字本身则是他根据带有时尚之意的英文单词“smart”的读音所做的一次创作。通过报道的采访内容，我们可以得知，罗福兴作为“杀马特”文化的发起人，最初就持有一个明确的思路—以更加强烈的时尚风格超越当时已经开始流行起来的“非主流”概念。从网络论坛的一些帖子则能看出，当“杀马特”文化出现以后，“非主流”文化的参与者也排斥将自己与“杀马特”文化的参与者混为一谈。比如在2016年天涯论坛娱乐八卦版里《说实话，你有没有跟风当年的非主流，哈哈哈》的一贴中，发帖者就提醒回帖者们应当区分“非主流”与“杀马特”。因为“农村洗剪吹杀马特，当时是被非主流嘲笑的对象”［4］。这也点明了“非主流”与“杀马特”在参与群体上的一个明显区别。“非主流”文化的成员一般指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生的“80后”及“90后”，而“杀马特”文化的成员尽管在年龄上与“非主流”人群相仿，但一般被视为非都市出生，选择进城务工的青少年群体。从以上情况来看，有相关研究把“杀马特”文化直接视为被贬斥的“非主流”文化或是“非主流”文化的一种发展结果是不够精确的。由于“非主流”文化与“杀马特”文化成员的自我认同和成员的社会身份均有区别，笔者认为，“非主流”文化与“杀马特”文化的明确区分是必要的。但另一方面，笔者也承认，“非主流”与“杀马特”的很多文化特质与作为亚文化的发展轨迹却又确实是极其类似的。具体来说，有以下五点类似之处。第一点，这两种文化都是依附于消费社会中的青年时尚文化，都试图用脱离大众时尚的新风格的发型、妆容、穿衣搭配等展现自己的个性。换句话说，“非主流”与“杀马特”都是力图与主流时尚产生明显区别的时尚亚文化。第二点，这两种文化在建构属于自己的新风格的过程中，均大量借鉴了欧美及日本的亚文化中的符号或元素来帮助自己与中国当时的主流时尚产生区别。“杀马特”之父罗福兴的发型是模仿日本著名少年漫画《龙珠》主角孙悟空的发型，文身则是模仿日本视觉系摇滚风格的吉他手Miyavi（石原贵雅），还通过网络吸取了朋克等摇滚元素。而在关于“非主流”文化重要代表人物沉珂的报道中，也提到其深受哥特及重金属摇滚的影响［5］。用伯明翰学派的术语来说，“非主流”与“杀马特”群体均使用了将各种元素重新组合而创造属于自己群体新风格的“拼贴”技术。只是这种拼贴不再如当年英国亚文化群体那样是主要利用本国文化或移民文化的元素。“非主流”文化与“杀马特”文化的“拼贴”是一种基于全球化时代和网络社会背景的“拼贴”。第三点，这两种时尚风格亚文化均有强烈的集团属性。一些既渴望交友又渴望表现自我的年轻人会通过选择加入“非主流”与“杀马特”集团而起到一石二鸟的效果。但由于他们需要通过明确风格去维持群体的团结意识，而他们的风格本身又是超越性的，这就导致这两个群体与集团外部青少年的区别越发明显。例如常常和“非主流”与“杀马特”联系到一起的“火星文”，便是一种青少年亚文化集团为了防止外部侵入而又保证群体内部交流的专门符码。用同类研究的话来说，这两种时尚亚文化都具有闭合性［6］。第四点，这两种时尚亚文化在网络上逐渐成名，并形成了分散在各地的同类风格的亚文化实践集团之后，两种亚文化及它们的成员都持续遭到了集团外部青少年的刻薄调侃或辛辣嘲讽。网络上将“非主流”取其谐音而称为“肥猪流”的言论，或把其时尚风格称为“脑残”行为的相关段子均曾在网络上经常出现。至于“杀马特”，以一种猎奇的心态描述“杀马特”群体的网络热帖《冒死卧底一年，揭露你不知道的杀马特家族》在各大网站论坛以各种形式被反复传播，而2014年某微博大V账号将“杀马特”青年直接称为病毒，则掀起了世界范围对于“杀马特”与中国阶层分化之间关联性的关注［7］。第五点，“非主流”与“杀马特”两种时尚风格亚文化作为一种亚文化本身，其声势都均已大不如前，曾经掀起的关注热浪也已经退去了。笔者进入了门槛最低，比较能够反映新加入群体基数和成员活跃度的百度贴吧的“非主流”与“杀马特”相关贴吧，尽管关注者并不少，帖子总数更分别在千万及百万以上，但最近的新帖发帖频度则明显变低，回帖数也不多。或许现在“非主流”贴吧的标语最能代表一种亚文化的凋零—“停下你的脚步给非主流一个重生的机会”［8］。在青年研究方向的相关文章中，学者们对“非主流”文化或“杀马特”文化为何会形成，“非主流”或“杀马特”为何沦为被嘲弄的对象，以及该用何种态度看待“非主流”或“杀马特”，这几个论题方向均有涉及。随着中国青年研究对亚文化的重视和对亚文化成员主体性的愈加尊重，可以看到这些文章大都关注到了参加亚文化与自我觉醒或自我认同之间的关系，看到了他们求新求变精神的正面价值，而不是全面否定这些另类时尚亚文化的内容［9］。在有关“非主流”或“杀马特”被污名化问题的分析中，相关研究精准地指出了和“非主流”挂钩的“90后”群体有被网络媒体恶意歪曲的问题［10］，而“杀马特”被污名化则与我国城乡二元格局存在密切关系［11］。但把同为时尚亚文化，且发展轨迹类似的“非主流”和“杀马特”结合在一起来分析的文章还比较缺乏。另一反面，精英文化与杂草文化的雅俗冲突，或城市身份与非城市身份的阶层冲突尽管确实都是解释这些时尚亚文化被污名化的合理原因的一部分，但是这种整体社会背景之下的二元对立型分析脱离了青少年文化参与者的主体，依旧带有伯明翰学派一样脱离参与者的主观动机去分析亚文化的倾向。事实上，很多并非精英文化型的普通青年才是同时批判“非主流”和“杀马特”的主要群体。一段时间被视为90后代名词的“非主流”文化恰恰也是很多90后都在批判或撇清关系的文化。此外，也绝不是所有乡镇青年都憧憬“杀马特”文化或想借此完成城市化。本文将通过回归“风格”一词来整体性地探讨“非主流”文化与“杀马特”文化以及它们的成员。
三、作为自我表现的风格：时尚亚文化的游戏主题
“杀马特”的时候，必须解释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非主流”和“杀马特”都致力于追求一种强烈的时尚新风格，完全脱离了当时中国青少年主流的时尚审美。换句话说，我们必须理解“非主流”文化和“杀马特”文化所坚持的风格的意义。他们为什么要选择去超越当时主流的时尚风格，哪怕会因此背上污名。各种青少年亚文化群体所持风格的意义，以及亚文化成员表现这些风格的技术，正是伯明翰学派在亚文化研究中一直关注的重点问题。某种程度上，受到欧美及日本各种亚文化影响的“非主流”或“杀马特”风格与伯明翰学派以前着重关注的英国朋克风格也有相似之处。他们都运用了拼贴的技术，将各种先前的亚文化元素和生活物件打破常规地结合在一起。其结果是，它们在视觉效果上充斥了各种引人注目的元素，也都激起了部分人的谴责。伯明翰学派的其中一位代表人物赫伯迪格因此将英国的朋克风格视为一种为了表现混乱而存在的风格，是一种无产阶级青年的越轨，是以工人阶级青年为主的年轻人对主流价值和制度的反抗。这种亚文化风格对于某种支配文化持有反抗性的强调也很明显影响了中国学者们对“非主流”和“杀马特”的分析。可是，赫伯迪格自己也承认，亚文化成员在看待学者们对亚文化的同情式解读时，常常表现出冷漠和藐视［12］。一些学者在分析中提及的种种对立未必能够反应亚文化成员的本身动机。比如“杀马特”之父罗福兴就对任何媒体或学界的分析毫不在意，他采用拼贴技术创造自己的“杀马特”风格的明确理由是，喜欢被人注目的感觉。我们也很难想象当年“非主流”带起来的自拍热潮一定与抵抗有关。赫伯迪格在对英国朋克风格做介绍的时候首先也强调了朋克文化的成员们打扮的目的就是要让人看［13］。因此，笔者认为，在我们考虑“非主流”和“杀马特”的风格之时，已不能把风格仅仅当作意识形态符号或抵抗的符号。而是要在考虑青少年的阶层和生活环境的同时，琢磨在青年文化特有的语境中，时尚文化及时尚风格意味着什么。青年文化自身是一种鼓励表现自我的文化，而随着现代化和消费社会的发展，时尚文化则是改革开放后出生的青少年表现自我的有力途径。实际上，无论“非主流”和“杀马特”的参与者是何种身份，他们的最明确动机首先是通过风格去完成一种自我表现。夸张的发型、对身体进行的部分改造（打耳洞、文身等），或脱离常规的服装搭配虽然超出了普通时尚的惯用表现手法，但从性质上来说，却依旧符合青少年与时尚的关系。通过符号去表达自己让“非主流”和“杀马特”的参与者首先是作为青少年时尚文化的参与者而不是抵抗者的身份出现。那么，“非主流”文化和“杀马特”文化的相关时尚风格的过激性应该如何解释呢？在这里，布尔迪厄基于场域理念的风格论能给我们一个解释。在布尔迪厄看来，各种文化都有属于自己的明确主题，持有一个明确主题的文化范围可以说是一个场域。我们可以认为青年亚文化中通过时尚风格表现自我的场域是一个时尚场域。然而“非主流”和“杀马特”的成员由于其年龄、阶层等因素，一方面，很难通过坚持购买已经获得青少年时尚场域承认的主流文化符号（如知名潮流服装、名牌运动鞋等）去表现自我。另一方面，他们也认为太过大众化的时尚风格也无法帮助自己突出个性。这就使得“非主流”和“杀马特”的参与者们必须积极地创造新风格和新符号使自己在时尚场域获得一席之地。而国外先行的各种前卫亚文化和摇滚明星形象就自然成为他们借鉴、模仿的对象。总而言之，他们为了尽快确立自己在场域中的身份，不是采取跟随时尚场域老玩家的策略，而是以作为新玩家与老玩家的风格做区分，积极地与已有风格产生差别。在布尔迪厄看来，场域活动有一种“寻求差别的法则”，然而场域本身的主题对场域内部的玩家又依旧是有效的。新的风格并不是完全否定老风格，而是一种对同时代固有风格的有意偏离［14］。换句话说，“非主流”文化和“杀马特”文化，并不是一种明确致力于抵抗或摧毁主流文化的新文化，而是想要进入青少年时尚场域的两种新的时尚亚文化。他们通过对新风格的塑造、对新风格的投资、对新风格的集体信仰，来表现自我。
四、风格之争与污名：“非主流”与“杀马特”的风格合法性缺失
虽然“非主流”文化和“杀马特”文化的参与者在时尚文化场域中只想通过新风格的确立使自己获得一种安定的身份，但从这两种文化的发展轨迹来看，“非主流”文化和“杀马特”文化从与主流时尚文化产生区分的文化，变成了与主流时尚文化产生差序的文化。他们被污名化，频繁遭遇来自同龄人的“网络暴力”。在分析“非主流”文化和“杀马特”文化为何被污名化的原因上，“90后”的被妖魔化和乡村青少年的受损身份标签确实都是重要的因素，但笔者想要补充的是，如果我们继续把注目点集中在风格上，就会发现对“非主流”文化和“杀马特”文化的污名建构，本质上是时尚文化场域中主流时尚风格的玩家对作为新风格的“非主流”文化和“杀马特”文化的压制策略，是风格之争的一种必然结果。我们依旧可以结合伯明翰学派和布尔迪厄的理论来考虑污名问题。在亚文化被污名化的问题上，伯明翰学派认为这是统治集团对亚文化进行收编的典型策略。简单来说，统治集团和主流社会对亚文化感到震惊和困惑，为了压制亚文化，他们会对亚文化中的越轨行为贴标签，尤其是借助媒体或司法系统大力渲染，要么把亚文化的参与者渲染成民间魔鬼，要么把亚文化的参与者描写得平淡无奇，用将亚文化歪曲化来压抑亚文化的生命力和抵抗意义。应该说伯明翰学派对于亚文化是如何被收编的分析在考虑“非主流”文化和“杀马特”文化的污名问题上仍然有借鉴价值，但是根据当代社会的语境，我们至少要考虑几个新的特点。第一点，“非主流”文化和“杀马特”文化的被污名化并不是被统治集团或媒体首先带动起来的。一开始对“非主流”文化和“杀马特”文化贴上各种标签的是网络之中的普通青少年。媒体的报道可以说是被网络所带动的。并且媒体对这两种文化抱有同情或理解态度的报道也一直存在。也就是说，对“非主流”文化和“杀马特”文化采取污名化态度的主导群体不是阶级层面上的统治集团及大众传媒，而是同为青少年文化参与者的外部青少年。第二点，“非主流”文化和“杀马特”文化的参与者本身也不断在利用网络新媒体去展现、宣传他们的风格。媒体对他们的报道，也是他们可以接受的一种免费宣传。尤其当“非主流”文化和“杀马特”文化都对表现自我风格的兴趣远远大于抵抗的时候，成员们与统治集团的冲突是没有那么激烈的。那么，为何这两个亚文化集团以外的一些青少年要执拗地攻击这两个集团的成员呢？如果用布尔迪厄的理论来考察，这关乎风格的合法性问题。布尔迪厄认为，在一个场域中，必然存在着关于这个场域的核心所进行的斗争。比如知识分子会在知识场域为了知识的合法性进行斗争。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时尚场域则会对一种时尚风格是否能够获得合法性产生争议。一直用主流时尚风格展现自我的青少年与发明新风格的“非主流”或“杀马特”群体必然会产生一场时尚文化领域里的风格合法性之争。无论“非主流”文化或“杀马特”文化的成员多么用心致力于发展其文化影响力及创造内容，一旦他们的文化需要合法性，这就变成了一个能否获得本集团以外的他者承认的问题。换句话说，这恰恰要求时尚场域的老玩家们承认他们的风格作为时尚风格的合法性。而实际的结果是，老玩家们将这两个群体的新玩家们贬斥到极为边缘的地位，甚至压根否定他们的风格作为时尚的可能性。他们对“非主流”文化或“杀马特”文化的污名化、标签化，是把这两种文化驱赶出时尚场域的策略。在这一点上，罗兰巴特对于小资产阶级的剖析也能够放在持主流时尚风格的群体上。他们是无法想象他者的人，他们要么把他者平凡化，要么把他者视为小丑和奇观［15］。时尚场域里的主流青少年们恰恰正是通过巴特描述的样子去建构有关“非主流”文化或“杀马特”文化的污名，不给“非主流”风格或“杀马特”风格成为合法时尚风格的机会。布尔迪厄认为，场域中一些个人或群体的被污名化不可避免，想要反驳这些片面认识，“就只能拿出自己最好的属性，以便确定自身，并且更普遍地进行斗争”［16］。然而，由于“非主流”文化或“杀马特”文化的封闭性使他们的话语倾向关注如何坚持自我风格和维持友情，所以既缺乏对主流时尚风格成员的有效反击，也缺乏产生商业效应的机会，不足以去争取自己风格的合法性。这种比起抵抗更接近坚持的新时期的亚文化特点在亚文化集团的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都无优势的前提下就很难产生强大的文化资本［17］，改善亚文化集团的局面。作为时尚风格的合法性缺失，一直困扰着“非主流”文化或“杀马特”文化的发展。
五、总结：
风格之争带来的启示由于“非主流”文化和“杀马特”文化都长期遭受污名化，也缺乏作为时尚风格的合法性，因此为了满足自我表现需求而加入“非主流”文化和“杀马特”文化的新成员在不断减少。此外，随着内部成员年龄的增长和中国青少年文化的越发多样化及新媒介的丰富化，也不断有“非主流”文化和“杀马特”文化的成员选择退出，转移到其他亚文化部落里。虽然时不时依旧会有从各种角度涉及“非主流”文化和“杀马特”文化的报道，但作为青年亚文化的“非主流”和“杀马特”已经逐渐变成了过去时。从“非主流”文化和“杀马特”文化的潮起潮落，我们可以看到，想要在当代中国青年亚文化内容多元化的时代对其内容做出解读，我们就必须关注内容所表现的风格。在这一方面，伯明翰学派的风格研究方法论依旧对我们有重要借鉴价值。而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考虑传媒环境的改变，全球背景的改变，以及中国的具体国情。在各种宏大叙事已经消逝，我国的主流文化不断与青少年文化靠拢的现在，单从对统治集团或意识形态做抵抗的角度考虑亚文化的内容及风格是不够的。在这个强调自我，且自我表现方式越发多样化的时代，我们必须从各种亚文化的参与者的主观动机去考虑风格问题。我们必须去考虑，参与者从中想要获得什么，以及亚文化集团内部的成员关系是如何维持的。而最后，这又不能是一种完全忽视经济、政治等外在因素对现在亚文化影响的考察。“非主流”文化和“杀马特”文化所受到的污名必然也有关参与者和批评者的各种社会因素，但这些因素和亚文化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不是能以收入水平、出生背景等纸面上的因素就做出准确划分的。一种有关亚文化各种场域内部的主题和各种风格的差异而产生的青年文化上的群体分布正在生成。比如说，这种复杂性在“屌丝”群体等网络流行语文化上也能明显体现。所以，如何把青年文化参与者的主观动机和实际影响参与者的社会结构作为一个有力的整体去分析，是“后伯明翰时代”谈论风格的关键。在这一点上，笔者认为，借鉴布尔迪厄关注文化场域里每种群体的风格是如何被区分的思路，以及像他一样考察具备不同习性的群体是怎样对待合法性文化或新文化并从而影响社会的，是当今文化社会学的中国青年研究有必要持续开拓的新研究方向。
参考文献：
［1］马中红，杨长征，等.新媒介•新青年•新文化［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1-5.
［2］［17］安迪•班尼特，基恩•哈恩-哈里斯.亚文化之后：对于当代青年文化的批判研究［M］.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年文化译介小组，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15，75.
［3］凤凰网资讯.中国杀马特之父今年22岁了…［EB/OL］.
［4］天涯论坛.说实话，你有没有跟风当年的非主流，哈哈哈［EB/OL］.
［5］新浪娱乐.沉珂起死回生？八一八当年的“非主流文化”［EB/OL］.
［6］张乐，常晓梦.“杀马特”现象的社会学解读［J］.中国青年研究，2014（7）.
［7］王斌.快速城镇化背景下的差序制造与污名构建—再议“杀马特”群体［J］.中国青年研究，2015（1）.
［8］百度贴吧.非主流吧首页［EB/OL］.
［9］才立琴.积极视角下的青少年非主流透视［J］.中国青年研究，2010（10）.
［10］杨莉明.“非主流”与“火星文”的一代—“90后”网络媒体形象初探［J］.中国青年研究，2009（8）.
［11］王斌.快速城镇化背景下的差序制造与污名构建—再议“杀马特”群体［J］.中国青年研究，2015（1）.
［12］迪克•赫伯迪格.亚文化：风格的意义［M］.陆道夫，胡疆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72，134，121.
一、犯罪亚文化概述
实证主义刑法学派的先驱者之一，意大利犯罪社会学家恩里科·菲利指出，犯罪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每一个社会，无论性质如何，都有自己的犯罪形态。犯罪如此，作为特殊群体的青少年犯罪也是如此。青少年犯罪已成为世界的三大社会问题之一，近年来，我国青少年犯罪比例一直居高不下，且犯罪形式日益多样化，从暴力型犯罪如杀人、抢劫、强奸乃至智能型犯罪如计算机犯罪等均有参与，犯罪数量日增，严重影响了社会安定以及广大人民群众人身和财产安全。青少年正处于社会化的关键时期，他们的犯罪行为大多由社会因素引起，其中犯罪亚文化对青少年犯罪具有特别大的影响。
亚文化概念是美国人类学家A.W.林德对越轨行为的研究中首次提出的，这一理论主要被应用在越轨行为和犯罪行为的研究中。亚文化指仅为社会上一部分成员所接受的或为某一社会群体特有的文化，它一般并不与主文化相抵触或对抗。犯罪亚文化属于亚文化的范畴，但二者之间不能等同。亚文化与犯罪之间不存在一种决定或必然的关系除非亚文化沿其负面走向极端，发展成为极端亚文化——犯罪亚文化，一般不直接产生犯罪。
所谓犯罪亚文化，是指犯罪亚群体在犯罪活动中逐渐形成并予以信奉和遵守的与主文化相对立的价值标准、行为方式及其现象的综合体。犯罪亚文化主要存在于一些犯罪团伙中，尤其是一些青少年犯罪团伙中。内容包括对犯罪的赞赏态度，将犯罪活动合理化的技术，进行违法犯罪活动所必需的知识和技能，处理赃物的方法，物色犯罪目标的能力，逃避司法机关侦查与惩罚的手段，寻找犯罪同伙的方法等。犯罪亚文化是青少年犯罪的精神支柱。一些青少年在刚刚走上犯罪道路时，从事犯罪活动往往是不自觉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犯罪程度的加深，犯罪亚文化便成为其思想和行为的主宰，犯罪活动也逐渐由被动变为主动。在犯罪亚文化力量的牵引下，犯罪青少年形成了一套悖于常人的价值观念:花天酒地、“出人头地”、哥们义气、“活着就是为了享受”……在这些观念的支配下，青少年犯罪表现出暴力性、凶残性、反复性和不择手段、不计后果等行为特性。相反，如果违反这些共同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行事，则会受到谴责、鄙视、非难甚至无情的惩罚。
青少年生理发展相对较快与心理发展相对较慢的矛盾，致使亚文化成为诱导青少年犯罪的一个关键因素。因此，探究青少年犯罪亚文化产生的深层次原因成为重中之重。
二、青少年犯罪亚文化产生的原因
(一)社会结构的转型为亚文化提供理论平台和生存空间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社会结构呈现出高度的统一性，整个社会结构比较稳定并且具有连续性。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与公有制的经济制度决定了在思想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单一性，这种文化上的垄断根本不容亚文化的存在。社会结构的封闭性使主文化处于绝对的统治地位，亚文化无生存的土壤和社会空间。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社会结构的不断转型，经济结构和文化结构的不断多元化，人们在利益分配机制与文化认识层面上呈现出多元化趋势，从而形成多元化的结构群体。同时更重要的是，思想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逐渐解冻，使得社会主文化压制下的亚文化得以复苏。亚文化的不断涌现和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个性主义对社会主文化的叛逆和抵制。而且，在社会主文化的行为模式与价值观念压制下的具有叛逆色彩的亚文化，随着社会结构的不断转型，逐渐占领着主文化的阵地。文化结构的转型，表现出文化价值的多元化。在多元化发展过程中，往往会形成某些文化的冲突现象，从而使人们在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的选择上缺乏统一性，甚至迷失方向，进而导致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在利益价值结构的转型中，反映个人利益倾向的亚文化价值观得到一些亚文化群体的赞同和支持，这种倾向构成对主文化的冲击和挑战。不断的挑战，即孕育出不断的违法犯罪行为。出生在改革开放之后的青少年，由于社会化的不彻底性，很容易在亚文化的熏染下产生犯罪。
(二)主文化价值观判断方向的偏离和模糊性，为亚文化的传播提供便利条件
青少年在选择主文化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时，基于认识能力的限制，往往带有一定的模糊性。而这种认识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进行的。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整个社会结构处于比较稳定的状态，青少年在价值观的选择上比较统一。而当社会处于急速的变迁中时，面对社会形态的变化，主文化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未能作出及时的调整。其既没有有力的支持社会的进步现象，也没有快速的批判社会的消极因素和一些犯罪现象。使得青少年对主文化的价值观判断缺乏统一的标准，以至于出现多重性的文化价值规范。与此同时，亚文化的价值观念对社会的消极因素和一些犯罪现象作出的合理化解释，恰好迎合了青少年犯罪群体的认同，为其行为找到合理化的理论支持。从而更加助长了其行为的不断发生，同时也为亚文化的传播起到“催化剂”的作用。
(三)社会结构转型中，不同利益群体的心理失衡与同一利益群体的心理互动，为亚文化的产生和传播提供心理基础
任何一种文化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都凸现出一定社会群体的利益倾向。社会结构的全面转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长期被压抑的个人利益倾向逐渐得到社会的合理化认同，社会成员通过各种手段和方式去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在这种竞争场中，合法合理的竞争体现社会主文化的价值规范和行为要求。而当个人利益通过主文化的竞争场无法满足时，便会寻求一种违法犯罪的竞争场去实现。这种竞争场的负面影响对社会群体尤其是青少年具有强大的震撼力和诱惑力，通过违法犯罪手段获取利益欲求成为青少年的参照标准。然而，社会财富及获取财富的合法途径毕竟是有限的，利益欲求与实现途径的现实矛盾，使社会群体感到致富机会的不均等、财富分配的不均衡。相同的境遇使他们在心理上产生互动和共鸣，通过其违法犯罪行为的不断影响以及亚文化对此做出的合理化解释，构成犯罪亚文化的特殊整合。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是青少年犯罪的根本原因。
三、祛除犯罪亚文化，预防青少年犯罪
青少年是国家的希望，民族的未来，青少年的特性决定了他们需要社会给予更多、更好、更及时的关心和爱护，给予科学、健康的教育、引导和规范，给予丰富多彩而又昂扬向上的文化滋养，以使他们在作为国家主人和接班人的同时，能在一个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健康地成长、发展，这无疑是全社会的期望，同时也是全社会的责任。为使青少年远离犯罪亚文化，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家庭教育科学化
家庭是青少年社会化过程的第一课堂，对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知识的积累、能力的培养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美国著名作家约翰·布雷萧在其畅销书《家庭会伤人》中曾经所写的:“一个人成年后，所有行为都可以在他幼年时期的家庭环境中寻找到答案。”家庭教育方法失当，是导致青少年受犯罪亚文化影响，违法犯罪的主要因素之一。为了预防青少年产生不良行为，防止因教育不当而走上违法犯罪道路，就需要提高和加强家庭在预防违法犯罪方面的职能，要通过家庭教育来加强对青少年早期智力的开发和良好心理品质的开导。加强家庭教育，必须采取科学的教育方法，首先要营造民主平和的家庭气氛。父母与子女平等相处，在相互交流中，父母对子女的思想和情感就能及时掌握，并通过及时的分析评价，帮助子女树立正确的思想意识和社会道德规范;而子女的归属的需要、爱的需要、获得理解需要得到满足，产生愉快积极的情绪，有助于养成良好的性格倾向。其次，帮助子女构建正确的需要结构。对已有违法犯罪行为的子女，家庭成员应充满爱心地去了解、感化他们，耐心地帮助他们转变思想行为方式。
(二)加强学校教育，改革现有的教育制度
学校是青少年社会化的主要课堂。学校要把以“提高升学率”为主要目标的功利化的应试教育改为素质教育，要把法制教育作为对学生的素质教育的一个基本方面，教育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法制观;切实抓紧抓好，要营造一个学法、知法、用法的氛围。加强对后进生的帮助教育，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改变片面追求升学率的作法，注重教书，更重育人，不要把“双差生”推向社会犯罪的边缘。
(三)加强政府监管，还青少年一片净土
有关部门应大力加强对社会娱乐性场所的管理，严禁青少年进入营业性舞厅、歌厅、游戏厅、网吧;坚决整顿文化市场，净化社会环境，加大“打黄”力度，禁止向青少年出售传播淫秽音像光盘、图书，扫黄打非、禁赌、禁毒，彻底清除诱发青少年违法犯罪的毒根，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加强主流文化的宣传，弱化消除不良亚文化的影响。大众传媒应担负起对青少年法制教育的重责。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新闻媒介，要自觉地向青少年传播法律知识，宣传法律意识，使自己真正成为传播法律知识和法制观念，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园地。
(四)针对城市社区青少年犯罪，要建立一系列的机构组织，预防青少年重新犯罪的发生
强化社区功能，鼓励社区扩建或新建娱乐设施，利用俱乐部和讨论小组等形式弘扬社会主流文化，加速少年的社会化过程，增强其社会适应能力。通过利用普法教育和社会道德教育改变社区旧有的观念，号召社区成员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比如，美国大力宣扬“美国精神”和青少年志愿服务;德国对青少年进行“民族性格”及“善良教育”培养，这些做法颇值得我们借鉴。通过这些活动把少年从不良群体中解救出来，并且培养他们与社会主流文化相一致的社区意识。通过有组织地看望即将释放的青少年违法犯罪者，加强他们与社区的联系，使他们感觉到自己是社区完完全全的成员。如果能够解决青少年犯罪人的再社会化问题，就能够减少青少年重新犯罪的可能性。为他们回归社会和重新社会化提供生活和成长环境，控制、预防青少年重新犯罪的发生。
参考文献
1.弗兰西斯·C·瓦克斯勒.越轨社会学概论.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
一、犯罪亚文化概述
实证主义刑法学派的先驱者之一,意大利犯罪社会学家恩里科·菲利指出,犯罪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每一个社会,无论性质如何,都有自己的犯罪形态。犯罪如此,作为特殊群体的青少年犯罪也是如此。青少年犯罪已成为世界的三大社会问题之一,近年来,我国青少年犯罪比例一直居高不下,且犯罪形式日益多样化,从暴力型犯罪如杀人、抢劫、强奸乃至智能型犯罪如计算机犯罪等均有参与,犯罪数量日增,严重影响了社会安定以及广大人民群众人身和财产安全。青少年正处于社会化的关键时期,他们的犯罪行为大多由社会因素引起,其中犯罪亚文化对青少年犯罪具有特别大的影响。
亚文化概念是美国人类学家a.w.林德对越轨行为的研究中首次提出的,这一理论主要被应用在越轨行为和犯罪行为的研究中。亚文化指仅为社会上一部分成员所接受的或为某一社会群体特有的文化,它一般并不与主文化相抵触或对抗。犯罪亚文化属于亚文化的范畴,但二者之间不能等同。亚文化与犯罪之间不存在一种决定或必然的关系除非亚文化沿其负面走向极端,发展成为极端亚文化——犯罪亚文化,一般不直接产生犯罪。
所谓犯罪亚文化,是指犯罪亚群体在犯罪活动中逐渐形成并予以信奉和遵守的与主文化相对立的价值标准、行为方式及其现象的综合体。犯罪亚文化主要存在于一些犯罪团伙中,尤其是一些青少年犯罪团伙中。内容包括对犯罪的赞赏态度,将犯罪活动合理化的技术,进行违法犯罪活动所必需的知识和技能,处理赃物的方法,物色犯罪目标的能力,逃避司法机关侦查与惩罚的手段,寻找犯罪同伙的方法等。犯罪亚文化是青少年犯罪的精神支柱。一些青少年在刚刚走上犯罪道路时,从事犯罪活动往往是不自觉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犯罪程度的加深,犯罪亚文化便成为其思想和行为的主宰,犯罪活动也逐渐由被动变为主动。在犯罪亚文化力量的牵引下,犯罪青少年形成了一套悖于常人的价值观念:花天酒地、“出人头地”、哥们义气、“活着就是为了享受”……在这些观念的支配下,青少年犯罪表现出暴力性、凶残性、反复性和不择手段、不计后果等行为特性。相反,如果违反这些共同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行事,则会受到谴责、鄙视、非难甚至无情的惩罚。
青少年生理发展相对较快与心理发展相对较慢的矛盾,致使亚文化成为诱导青少年犯罪的一个关键因素。因此,探究青少年犯罪亚文化产生的深层次原因成为重中之重。
二、青少年犯罪亚文化产生的原因
(一)社会结构的转型为亚文化提供理论平台和生存空间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社会结构呈现出高度的统一性,整个社会结构比较稳定并且具有连续性。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与公有制的经济制度决定了在思想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单一性,这种文化上的垄断根本不容亚文化的存在。社会结构的封闭性使主文化处于绝对的统治地位,亚文化无生存的土壤和社会空间。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社会结构的不断转型,经济结构和文化结构的不断多元化,人们在利益分配机制与文化认识层面上呈现出多元化趋势,从而形成多元化的结构群体。同时更重要的是,思想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逐渐解冻,使得社会主文化压制下的亚文化得以复苏。亚文化的不断涌现和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个性主义对社会主文化的叛逆和抵制。而且,在社会主文化的行为模式与价值观念压制下的具有叛逆色彩的亚文化,随着社会结构的不断转型,逐渐占领着主文化的阵地。文化结构的转型,表现出文化价值的多元化。在多元化发展过程中,往往会形成某些文化的冲突现象,从而使人们在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的选择上缺乏统一性,甚至迷失方向,进而导致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在利益价值结构的转型中,反映个人利益倾向的亚文化价值观得到一些亚文化群体的赞同和支持,这种倾向构成对主文化的冲击和挑战。不断的挑战,即孕育出不断的违法犯罪行为。出生在改革开放之后的青少年,由于社会化的不彻底性,很容易在亚文化的熏染下产生犯罪。
(二)主文化价值观判断方向的偏离和模糊性,为亚文化的传播提供便利条件
青少年在选择主文化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时,基于认识能力的限制,往往带有一定的模糊性。而这种认识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进行的。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整个社会结构处于比较稳定的状态,青少年在价值观的选择上比较统一。而当社会处于急速的变迁中时,面对社会形态的变化,主文化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未能作出及时的调整。其既没有有力的支持社会的进步现象,也没有快速的批判社会的消极因素和一些犯罪现象。使得青少年对主文化的价值观判断缺乏统一的标准,以至于出现多重性的文化价值规范。与此同时,亚文化的价值观念对社会的消极因素和一些犯罪现象作出的合理化解释,恰好迎合了青少年犯罪群体的认同,为其行为找到合理化的理论支持。从而更加助长了其行为的不断发生,同时也为亚文化的传播起到“催化剂”的作用。
(三)社会结构转型中,不同利益群体的心理失衡与同一利益群体的心理互动,为亚文化的产生和传播提供心理基础
任何一种文化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都凸现出一定社会群体的利益倾向。社会结构的全面转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长期被压抑的个人利益倾向逐渐得到社会的合理化认同,社会成员通过各种手段和方式去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在这种竞争场中,合法合理的竞争体现社会主文化的价值规范和行为要求。而当个人利益通过主文化的竞争场无法满足时,便会寻求一种违法犯罪的竞争场去实现。这种竞争场的负面影响对社会群体尤其是青少年具有强大的震撼力和诱惑力,通过违法犯罪手段获取利益欲求成为青少年的参照标准。然而,社会财富及获取财富的合法途径毕竟是有限的,利益欲求与实现途径的现实矛盾,使社会群体感到致富机会的不均等、财富分配的不均衡。相同的境遇使他们在心理上产生互动和共鸣,通过其违法犯罪行为的不断影响以及亚文化对此做出的合理化解释,构成犯罪亚文化的特殊整合。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是青少年犯罪的根本原因。
三、祛除犯罪亚文化,预防青少年犯罪
青少年是国家的希望,民族的未来,青少年的特性决定了他们需要社会给予更多、更好、更及时的关心和爱护,给予科学、健康的教育、引导和规范,给予丰富多彩而又昂扬向上的文化滋养,以使他们在作为国家主人和接班人的同时,能在一个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健康地成长、发展,这无疑是全社会的期望,同时也是全社会的责任。为使青少年远离犯罪亚文化,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家庭教育科学化
家庭是青少年社会化过程的第一课堂,对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知识的积累、能力的培养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美国著名作家约翰·布雷萧在其畅销书《家庭会伤人》中曾经所写的:“一个人成年后,所有行为都可以在他幼年时期的家庭环境中寻找到答案。”家庭教育方法失当,是导致青少年受犯罪亚文化影响,违法犯罪的主要因素之一。为了预防青少年产生不良行为,防止因教育不当而走上违法犯罪道路,就需要提高和加强家庭在预防违法犯罪方面的职能,要通过家庭教育来加强对青少年早期智力的开发和良好心理品质的开导。加强家庭教育,必须采取科学的教育方法,首先要营造民主平和的家庭气氛。父母与子女平等相处,在相互交流中,父母对子女的思想和情感就能及时掌握,并通过及时的分析评价,帮助子女树立正确的思想意识和社会道德规范;而子女的归属的需要、爱的需要、获得理解需要得到满足,产生愉快积极的情绪,有助于养成良好的性格倾向。其次,帮助子女构建正确的需要结构。对已有违法犯罪行为的子女,家庭成员应充满爱心地去了解、感化他们,耐心地帮助他们转变思想行为方式。
(二)加强学校教育,改革现有的教育制度
学校是青少年社会化的主要课堂。学校要把以“提高升学率”为主要目标的功利化的应试教育改为素质教育,要把法制教育作为对学生的素质教育的一个基本方面,教育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法制观;切实抓紧抓好,要营造一个学法、知法、用法的氛围。加强对后进生的帮助教育,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改变片面追求升学率的作法,注重教书,更重育人,不要把“双差生”推向社会犯罪的边缘。
(三)加强政府监管,还青少年一片净土
有关部门应大力加强对社会娱乐性场所的管理,严禁青少年进入营业性舞厅、歌厅、游戏厅、网吧;坚决整顿文化市场,净化社会环境,加大“打黄”力度,禁止向青少年出售传播淫秽音像光盘、图书,扫黄打非、禁赌、禁毒,彻底清除诱发青少年违法犯罪的毒根,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加强主流文化的宣传,弱化消除不良亚文化的影响。大众传媒应担负起对青少年法制教育的重责。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新闻媒介,要自觉地向青少年传播法律知识,宣传法律意识,使自己真正成为传播法律知识和法制观念,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园地。
(四)针对城市社区青少年犯罪,要建立一系列的机构组织,预防青少年重新犯罪的发生
强化社区功能,鼓励社区扩建或新建娱乐设施,利用俱乐部和讨论小组等形式弘扬社会主流文化,加速少年的社会化过程,增强其社会适应能力。通过利用普法教育和社会道德教育改变社区旧有的观念,号召社区成员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比如,美国大力宣扬“美国精神”和青少年志愿服务;德国对青少年进行“民族性格”及“善良教育”培养,这些做法颇值得我们借鉴。通过这些活动把少年从不良群体中解救出来,并且培养他们与社会主流文化相一致的社区意识。通过有组织地看望即将释放的青少年违法犯罪者,加强他们与社区的联系,使他们感觉到自己是社区完完全全的成员。如果能够解决青少年犯罪人的再社会化问题,就能够减少青少年重新犯罪的可能性。为他们回归社会和重新社会化提供生活和成长环境,控制、预防青少年重新犯罪的发生。
参考文献:
1.弗兰西斯·c·瓦克斯勒.越轨社会学概论.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