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府积极为农村公共服务创造条件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个涉及范围极其广泛的领域，包括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科技推广、农村公共卫生、农村义务教育、环境保护、文化娱乐、公共安全等诸多方面。从财政支持的角度讲，主要是为农村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二、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为不发达地区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是为农村提供公共服务，需要政府通过财政投入保证社会成员获得均等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体现社会公平原则。中央应根据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农村地区人口数量、地区财政收入水平等有关数据，制定地区财政收支平衡指标，确定地区财政应承担的公共服务支出水平，然后，中央财政根据全国公共服务平均水平，确定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数额。同样一省区域内，由于同样存在经济基础、地理条件、资源情况的差异，因而也存在财政收入水平和支出水平的不同，存在着本地区农村公共服务水平的不同，需要省市级财政通过本省市范围内的财政转移支付来弥补财政收支缺口以及农村地区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投入的不足，使本地区农村人口获得均等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改善本地区农业生态环境和农业基础设施，提高落后地区教育水平和医疗水平，从而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
三、引导社会资金投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弥补政府资金的不足
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公共服务发展的需要，通过国家、社会和个人多渠道共同投资，可以拓宽投资渠道和服务范围，促进社会主义农村建设的速度和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首先，引导社会和个人投入农村公共服务。其次，合理利用国债资金和外国政府贷款。再次，鼓励社会团体和个人的福利赞助和捐赠。
四、加大农业基础设施投入力度，改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础环境
一是大力加强农业重大工程的建设，搞好农田水利、中低产田改造和生态环境的保护。对一些重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工程，要实行中央和地方共同负责制，逐步扩大中央和省级小型农田水利补助专项资金规模，要继续搞好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山区综合开发等生态建设工程，改善农业发展的生态环境。二是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交通条件，解决贫困地区人畜吃水困难，推进农村安全饮水工程建设速度。
五、加大农业科技和社会化服务体系支持力度，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
一是提高农业科技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保证农业科技投入稳定增长。每年要安排一定比例的国债资金用于农业科技投入，用于农业重大科技工程和重点农业科研基地的建设。二是要利用财政贴息、财政补贴和税收政策来引导社会资金投入农业科技。三是要发挥农业科技推广和社会化服务组织对农业产业化的促进作用，通过社会化服务组织联系科研机构和农业生产环节的桥梁作用，调动社会资源用于科技成果转化，支持农业科研单位和企业的多种形式的结合，鼓励有条件的企业根据市场需要搞科研，培养“公司+农户”、“科研+基地+农户”等多种科技推广和农业产业化发展模式，培养农业科技龙头企业，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
六、加大农村公共卫生投入，改善农村医疗条件
一是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提高卫生投入比重，保证各级政府卫生预算支出不低于同期财政经常性支出增长的速度，并保证各级政府卫生投入向农村公共卫生倾斜。二是加强农村公共卫生经费管理，提高医疗服务水平，山西省已经制定了实施全省公共卫生体系和医疗救助体系规划，中央和省财政都投入了大量的资金，用于加强县、乡、村三级医疗服务网络的建设。财政部门要加强经费的监督管理，保证项目资的安全和有效使用。三是加快推进农村医疗救助制度建设步伐，加大对医疗救助资金的支持力度，扩大救助范围，提高救助水平，重点解决好农村五保户等贫困家庭的医疗救助问题。四是严格合作医疗资金管理，建立稳定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筹资机制。认真总结试点工作以来一些有效的做法，积极探索形式多样、简便有效、农民认可的筹资办法。同时要加强资金管理，将提高补助标准所增加的资金最大程度地用到农民身上，以要避免出现基金透支，防范基金支出风险。
一、政府积极为农村公共服务创造条件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个涉及范围极其广泛的领域，包括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科技推广、农村公共卫生、农村义务教育、环境保护、文化娱乐、公共安全等诸多方面。从财政支持的角度讲，主要是为农村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二、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为不发达地区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是为农村提供公共服务，需要政府通过财政投入保证社会成员获得均等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体现社会公平原则。中央应根据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农村地区人口数量、地区财政收入水平等有关数据，制定地区财政收支平衡指标，确定地区财政应承担的公共服务支出水平，然后，中央财政根据全国公共服务平均水平，确定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数额。同样一省区域内，由于同样存在经济基础、地理条件、资源情况的差异，因而也存在财政收入水平和支出水平的不同，存在着本地区农村公共服务水平的不同，需要省市级财政通过本省市范围内的财政转移支付来弥补财政收支缺口以及农村地区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投入的不足，使本地区农村人口获得均等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改善本地区农业生态环境和农业基础设施，提高落后地区教育水平和医疗水平，从而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
三、引导社会资金投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弥补政府资金的不足
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公共服务发展的需要，通过国家、社会和个人多渠道共同投资，可以拓宽投资渠道和服务范围，促进社会主义农村建设的速度和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首先，引导社会和个人投入农村公共服务。其次，合理利用国债资金和外国政府贷款。再次，鼓励社会团体和个人的福利赞助和捐赠。
四、加大农业基础设施投入力度，改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础环境
一是大力加强农业重大工程的建设，搞好农田水利、中低产田改造和生态环境的保护。对一些重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工程，要实行中央和地方共同负责制，逐步扩大中央和省级小型农田水利补助专项资金规模，要继续搞好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山区综合开发等生态建设工程，改善农业发展的生态环境。二是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交通条件，解决贫困地区人畜吃水困难，推进农村安全饮水工程建设速度。
五、加大农业科技和社会化服务体系支持力度，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
一是提高农业科技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保证农业科技投入稳定增长。每年要安排一定比例的国债资金用于农业科技投入，用于农业重大科技工程和重点农业科研基地的建设。二是要利用财政贴息、财政补贴和税收政策来引导社会资金投入农业科技。三是要发挥农业科技推广和社会化服务组织对农业产业化的促进作用，通过社会化服务组织联系科研机构和农业生产环节的桥梁作用，调动社会资源用于科技成果转化，支持农业科研单位和企业的多种形式的结合，鼓励有条件的企业根据市场需要搞科研，培养“公司+农户”、“科研+基地+农户”等多种科技推广和农业产业化发展模式，培养农业科技龙头企业，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
六、加大农村公共卫生投入，改善农村医疗条件
一是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提高卫生投入比重，保证各级政府卫生预算支出不低于同期财政经常性支出增长的速度，并保证各级政府卫生投入向农村公共卫生倾斜。二是加强农村公共卫生经费管理，提高医疗服务水平，山西省已经制定了实施全省公共卫生体系和医疗救助体系规划，中央和省财政都投入了大量的资金，用于加强县、乡、村三级医疗服务网络的建设。财政部门要加强经费的监督管理，保证项目资的安全和有效使用。三是加快推进农村医疗救助制度建设步伐，加大对医疗救助资金的支持力度，扩大救助范围，提高救助水平，重点解决好农村五保户等贫困家庭的医疗救助问题。四是严格合作医疗资金管理，建立稳定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筹资机制。认真总结试点工作以来一些有效的做法，积极探索形式多样、简便有效、农民认可的筹资办法。同时要加强资金管理，将提高补助标准所增加的资金最大程度地用到农民身上，以要避免出现基金透支，防范基金支出风险。
转型以来，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一部分，俄罗斯财政政策处于不断变化和调整之中，既促进了财政制度的改革与转型，也在反危机和经济稳定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对于政策的运用和选择，俄罗斯受本国官方经济理念的影响较大，在追求预算平衡、反对赤字政策的前提下，大致经历了“全面紧缩”到“减支减税”的调整过程。特别是普京执政以来，深受社会市场经济理念影响，以追求经济高速度增长为目标，在税收和支出方面采取了一些颇具特色的措施，使很多财政指标呈良性化发展态势，为经济迈人恢复性增长的新阶段提供了较为稳定的财政环境。
一俄罗斯财政政策与官方经济理念选择
转型以来，俄罗斯官方经济理念经历了从“货币主义”到“弗雷堡学派”的变化，相应的市场经济模式选择也由“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向“社会市场经济”模式过渡，但是从根本上一直没有脱离新自由主义的思想框架。因此，其财政政策的发展变化始终受到这一经济理论的影响，并表现出与之相符的特点。
(一)官方经济理念
一国主流市场经济理念或者称“官方经济理念”对国家调控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官方经济理念的选择越来越呈现出短期化和复杂化的倾向。对于官方经济理念的理解，首先，它应该是一种主流意义上的判断，不排除实践会受到其他经济理论的影响；其次，“变”是绝对的、长期的，而“不变”则是相对的、短期的。本文所指的即是这种意义的官方经济理念，或者也可以称为一国的主流市场经济理念。
对于转型国家来说，官方经济理念的选择表现出两种倾向：一种是没有先验性的官方经济理念，如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说一直是中国国家正统的政治经济理论，这一点毋庸怀疑，但就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言，马克思主义对于改革道路和措施等具体的转型问题只能是一种高屋建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不可能具体地提供诸如财政体制和股份制改造如何进行的理论；另一种倾向发生在俄罗斯，即鲜明的官方经济理念。从转型伊始，这个急于摆脱“计划”的国家又一次成为“计划”的实验品，所不同的是，计划的始作俑者是西方几个大国和一批笃信货币主义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遗憾的是，货币主义的“休克疗法”在俄罗斯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对“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的追求给俄罗斯带来的是危机与混乱。继货币主义之后，在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弗雷堡学派以及相应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逐渐成为俄罗斯的新选择。
(二)俄罗斯官方经济理念：从货币主义到社会市场经济
第一阶段，货币主义居于主流。这一理念表现在经济转型的目标模式、过渡方式以及转型中的宏观经济政策取向3个方面。在俄罗斯经济改革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休克疗法”，此前曾因在玻利维亚治理恶性通货膨胀(1986—1990年)取得成功而扬名世界。1989年前后，“休克疗法”的战场转移到东欧，后又进入俄罗斯，其目标也从解决危机和根治通货膨胀摇身变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手段。“休克疗法”的基本内容是“三化”：自由化、私有化和稳定化，其主基调就是“管住货币，放开价格”，具有明显的货币主义色彩。“休克疗法”创始人萨克斯有“芝加哥小子”的称呼，其思想渊源可想而知。按照货币主义思想，在货币总量一定的情况下，放开价格只会引起相对价格有升有降，而不会引起物价总水平的大幅度上涨。当然，在运作中，俄罗斯经济形势并没有验证这些思想。改革当年，即1992年的通货膨胀率即达到了2510%。但这并不影响上述思想正是“管住货币、放开价格”的理论基础的事实。
经济形势的恶化使激进改革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1992年12月，叶利钦迫于压力，以主张渐进式改革的切尔诺梅尔金接替了激进派总理盖达尔，并于1994年宣布放弃“休克疗法”式的激进改革。切氏上台后，开始有意识加强国家干预，反对任何过激主张。特别是1996年制定的《1997～2000年结构改革和经济增长中期纲要》，在许多政策上表现出向社会市场经济调整的迹象。这以后的3届政府，都在不同程度上进一步弱化改革的激进自由主义色彩。但是，由于政府的频繁更迭和1998年的金融危机，很多政策都停留在纸面上，没能得到有效的贯彻实施。从1999年8月起，普京接任总理并于2000年3月成为俄罗斯总统以来，可以说开始了经济改革的新时代。
(三)社会市场经济取代货币主义的原因及标志
首先，俄罗斯经济转型以来的境况一直不尽如人意，现实逼迫官方探索新的途径。长期的经济不景气和政局动荡使得民众早已对旧有的经济改革丧失了信心，一心渴望稳定和秩序，社会矛盾一触即发，因此，经济政策和改革思路的调整迫在眉睫。
其次，理论界大力主张建立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对美国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改革的失望，加之德国经济奇迹的诱惑，使理论界充满了建立社会市场经济的呼声。在俄罗斯，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讨论一直是理论界研究的重点，特别是在经历了改革的种种剧痛之后，研究变得更具有倾向性了，一些学者在指责自由改革的同时，十分关注竞争环境、经济秩序和社会保障问题，呼吁向社会市场经济转向。
第三，从总体上看，弗雷堡学派与货币主义一脉相承，都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重要流派。因此，这一转折具有较高的继承性，不存在过高的社会成本，不会引起改革已受益者的恐慌。
弗雷堡学派成为官方经济理念的主要标志是：首先，表现在普京总统上台后的言论中，比如主张建立“有秩序的市场经济”，主张“俄罗斯应该将市场经济与本国国情结合起来，才会有光明的未来”，走计划经济体制和激进自由市场经济之间的“中间道路”，或者说是这两者之外的“第三条道路”。而走经济体制的“第三条道路”正是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最大特色。美国《商业周刊》2000年1月10日对普京的自由市场经济政策发表评论说：“不要指望普京会赞成美国的市场信条。从他发表的公开讲话来判断，他的市场观点类似于德国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而不是美国私营企业体制。那种自上而下的德国模式强调的是政府、资方和劳方的上层人物之间的合作，这正对普京的胃口”。中国国内学者也指出，普京的政策主张“类似于德国弗雷堡学派的观点”，“普京要建立一个以混合所有制为基础的、保持一定国家干预的、实行有序竞争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其次，反映在一些具体的改革措施上。第一，保留必要的国有经济；第二，国家调节进入微观领域；第三，加大宏观调控力度，侧重供给、提高经济增长速度成为最主要目标，稳定价格服从于稳定生产等等；第四，注重社会政策，包括规范调整统一社会税的征收，加强贫困人口和特殊救助对象的社会支持，提高居民实际收入。
对弗雷堡学派或者是社会市场经济的认可，并不等于俄罗斯会重复照搬别国经验的老路，“俄罗斯经济，在接受社会市场经济主要参数的同时，更应该考虑国家历史传统和民众心理以及社会经济现状，走自己的路”。普京也多次表示“俄罗斯必须寻找自己的改革之路”。
从货币主义到弗雷堡学派，这种主流经济学和官方经济理念的转变，既有继承，又有较为显著的差异。这些也间接反映在俄罗斯财政政策的运用上。
二转型以来俄罗斯财政政策的走势及其特点
对俄罗斯来说，官方经济理念和经济改革现实共同影响着财政政策的发展和特点。总的来看，俄罗斯经济转型以来，财政政策的运用具有如下特征：(1)财政政策发生作用的基础是处于改革之中的财政制度，政策的调整往往和制度改革交织在一起；(2)财政政策由单一重视国库功能逐渐转为经济刺激功能和国库功能并重，成为刺激供给的重要工具；(3)追求预算平衡是俄罗斯财政政策的基本目标，并已经写入《俄罗斯联邦预算法典》；(4)减税与减支是税收和支出两大政策工具的总体趋势，中性税收原则成为普京的主要税改思想。
按照我们的划分，以普京当政为界，俄罗斯的官方经济理念从货币主义转向弗雷堡学派；在经济理念转换的过程中，财政政策同样表现出逐渐过渡的特点，基本趋向是由注重反通货膨胀向注重供给发展。但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延续又决定了俄罗斯自转型以来财政政策运用上的一致性和共同点。
(一)1992～1993年激进改革开始，财政政策表现为严格紧缩，以反通货膨胀为目标
在这一阶段，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一样，是作为激进改革的组成部分执行，而不是针对现实的经济态势运用。其表现为严格紧缩。紧缩的目标是在1992年内把预算赤字从1991年占GDP的20%降至1%，月通货膨胀控制在3%以下，紧缩手段包括增加税收和缩减预算支出两个方面。激进改革伊始，政府的《经济政策备忘录》要求税收总额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5%，后来改为45%。这样的宏观税率不仅高出一般发展中国家(20%～30%)，也高出发达国家(德国40%、美国30%左右)，和苏联“大政府、大财政”时期的水平接近。就货币主义而言，是不主张高税率的，但是为什么俄罗斯在转型之初要选择一个高税率、多税种的税收体系和政策呢?最主要的原因是稳定货币的需要，高税收可以抑制企业投资和生产的积极性，达到紧缩的目的，以避免价格放开所带来的通货膨胀。此外，与决策者对转型后果估计不足、过高估计生产部门对转型的承受能力也不无关系。当这种高税负的基调一旦确立，扭转则面临许多压力，包括国库紧张和地方利益等。普京上台之前，政府几任总理也认识到降低税负的必要性，但是预算连年赤字，国库压力巨大，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这些都影响减税措施的实施。从根本上也不排除货币主义的财政思想束缚官方改革进程的可能。缩减支出主要是削减价格补贴、企业亏损补贴、国家投资、军费开支和国家机关管理经费。1992年和1993年联邦统一预算支出减少到国内生产总值的33%和36%，而苏联时期这一指标在45%左右(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
(二)1994-1996年年底为反转型危机阶段，财政政策的紧缩有所放松，反通货膨胀仍然是主要目标
财政政策表现为“适度紧缩”。“适度”主要表现为国债增长较快和不再强调无赤字预算。(1)国家公债市场有了较大发展；(2)预算政策不再追求“无赤字”，而是着眼于将赤字规模稳定在上年水平；(3)继续缩小预算支出，1994年为GDP的37%，而1995年和1996年分别降至29%和30%；(4)加强财政监督。1996年，成立了俄罗斯联邦总统下的临时非常委员会，以加强税收和预算纪律。
(三)1997年～1998年3月经济由危机转入萧条性稳定，财政政策在“适度紧缩”的基础上又添“积极”迹象
针对经济中出现的问题，政府中期纲要提出前一阶段以克服经济危机为重点的改革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下一阶段的重点是改革经济结构和恢复经济增长，提高生产效率。为此，财政政策也采取了许多新举措，在“适度紧缩”的基础上增添了“积极”迹象。这一阶段财政领域进行了几项重点改革，制度方面最重要的是开始立法，规范预算税收制度，制定颁布了《俄罗斯联邦预算法典》(1998年7月)和《俄罗斯联邦税法典》第一部分(1998年7月)。在政策方面也采取了一些比较积极的做法：(1)规范税制、减少税种和收缩税收优惠；(2)压缩预算支出仍然是支出政策的重点；(3)国债规模一发不可收，债务的规模大、期限短、成本高的特点实际上已经为1998年8月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了伏笔。
(四)1998年3月-1999年8月克服金融危机和稳定经济阶段，财政政策仍以紧缩为特征，但开始表现出刺激供给的倾向
八一七金融危机使1997年来之不易的(哪怕是萧条性的)稳定成果大打折扣，社会经济重新陷入危机。面对严重的危机形势，普里马科夫政府提出了鲜明的政策主张，即在坚持改革的条件下纠正过去的错误，对政策进行重大调整，把确保社会和经济领域的稳定、提高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力度作为重点，把走加强国家干预经济(秩序)的社会市场经济道路作为目标。财政政策的重点一方面为稳定经济、消除危机服务，一方面致力于刺激生产发展。(1)明确提出降低税率、扩大税基的主张；(2)债务重组；(3)继续发挥“发展预算”的作用以加强国家投资。
普里马科夫政府的纲领和政策在执政期间取得了一定成果，经济危机有所缓解。尽管许多业内人士看好普里马科夫政府的施政纲领和前景，但是政治因素再次使这届政府早早夭折。接下来，俄罗斯政坛1999年5—8月在又经历了一个短命政府——斯捷帕申政府之后，迎来了普京代总理时期。从此，普京人气一路飙升：同年8月16日当选总理，12月31日出任代总统，次年3月当选俄罗斯第二位民选总统，由此振兴俄罗斯的重任落在了普京肩上。(五)1999年8月至今经济逐渐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财政政策有紧有松，以刺激供给为主，追求经济增长高速度
尽管前几任政府也数次提到要采用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但是，由于种种原因都没有在实践中得到全面切实的贯彻。从普京开始，社会市场经济理念才真正在改革中得到体现，其中最主要的表现是突出宏观经济调控和刺激经济快速增长：(1)把发展生产、提高经济增长速度作为经济工作的中心。推行积极的工业政策，包括扶持出口型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扶持以满足国内需求为主的非原料部门的发展、提高燃料动力和原料部门的出口能力；为投资创造良好环境，包括降低贷款利率、稳定股市、限制本国资本外流等；实施合理的结构政策，包括鼓励中小企业发展和调节天然垄断部门活动；推行现代化的农业政策等。(2)产权方面实行混合所有制，主张对于公共产品部门和天然垄断部门企业，仍然要保持国家所有或国家控股。(3)重视微观领域改革，主张提高私有化企业和国有企业的生产效率，其途径是进行企业重组和加强公司治理。(4)建立有效的金融体系，保证低通货膨胀率和卢布的稳定，建立文明的金融证券市场。在财政政策方面，我们已经指出了在弗雷堡学派这一官方经济理念下普京的相关选择，即继续坚持新自由主义预算平衡思想。“五条件保持预算无赤字”，收缩支出；政策导向优先稳定生产、刺激供给，重点是降低税率。
三普京时期财政政策的主要特点
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归纳普京时期财政政策的主要特点。
(一)以加快经济增长速度为导向，降低国家支出规模
俄罗斯官方积极主张降低支出规模。转型经济给“大财政”带来的变化之一就是支出规模的大大削减。但是随着改革进程的推进，支出规模不仅服务于宏观的经济模式，而且要服务于具体的经济目标。普京的一个重要的政策主张是要加快经济增长速度，这是俄罗斯官方主张降低国家支出规模的重要政策依据。普京上台以来，多次强调要加快经济发展，经济增长速度应该每年至少达到5%，希望达到7%或8%，最好是达到10%，并在2003年总统咨文中提出在2010年要实现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的目标。2004年完成的《2005～2007年俄罗斯联邦中期社会经济发展纲要》中，继续强调经济增长高速度，并就此提出要赶超最发达国家水平，同时在中长期内使高增长成为常态。
政府在《2003—2005年俄罗斯联邦中期社会经济发展纲要》中指出，“俄罗斯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必须继续降低由国家直接分配的或国家参与分配的资金的份额，因为现阶段国有部门资金的效率要比私人部门低。为了使降低税收负担不会导致国家公共服务质量的降低，不会引发预算赤字和依靠国家债务增长来弥补赤字的危险，预算支出增长的速度必须比经济增长速度低。这段话至少表明了两重意思：首先，降低国家直接分配资金的额度(当然重点是国家支出)是为了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其次，是为了预算平衡——尽管此前政府强调“降低税率、扩大税基”，似乎是降税和增收兼得，但是从这段话看，政府对税收降低还是有足够的心理准备，经济增长速度和预算平衡是并重的目标，因此对降低税负可能带来的预算赤字，政府应对的手段是降低支出。俄罗斯财政部长库德林在2002年曾表示，在2004～2005年，扩大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每年降低1%。在政府制定的长期经济发展纲要中，预计在2005年前把扩大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从2000年的36%降到32%-33%，长期应降至30%④。其中主要以清理和缩减无效国家支出为主，包括减少经济建设支出，缩减地区过多的社会支出，降低国家行政管理支出，提高政府采购效益等等。
可以说，俄罗斯关于国家支出或者是国家支出规模的认识，从根本上仍然是一个国家应该如何干预经济的问题。主张降低支出规模的多是“自由派”和“激进派”，认为国家参与经济的程度越低越好；主张保持和扩大支出的多是“渐进派”，认为国家应该适当加强部分领域的干预。而就政府目前的选择而言，表现出的是“中间”色彩的做法：降低支出，但幅度不会太大；既不会像“激进派”所设想的那样大幅降低支出，也不会走提高国家对经济参与度的道路，在这一点上，政府的选择和我们前面所分析的官方经济学理念是一致的。
(二)国家支出结构由过去的突出经济职能向突出社会公共职能的转化
向市场经济转型以来，俄罗斯国家支出结构的最大变化是急剧缩减对国民经济领域的投资。计划经济时期在苏联统一预算支出中，用于国民经济的拨款要占50%以上。相对而言，社会文化措施拨款的数额则小得多，占支出总额的31.9%。经济支出和社会支出的比例关系大致为3：2。向市场经济转型以来，随着多数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和股份制改组，企业扩大再生产的资金来源主要依靠自有资金和金融市场融资。社会公共职能成为俄罗斯财政的核心，经济职能大大缩小，财政不再安排和从事营利性的投资支出，其范围限于工业、能源、建筑、交通道路设施和通讯信息、农业渔业、住宅公用设施等重点建设和基础设施领域。在1998～2001年俄罗斯联邦统一预算支出中，经济支出占预算支出总额的比重平均为20%以下，而社会职能得到了突出(此职能在俄罗斯预算中和苏联一样，采用了“社会文化措施”一词，其内涵也大致相同，包括教育、文化、艺术和大众信息工具、卫生和体育、社会政策等)，用于社会文化措施的支出占预算支出总额的比重平均保持在29%左右，经济支出和社会支出的比例关系约为2：3。具体情况参见下表。
1998~2001年俄罗斯联邦统一预算支出结构
项目1998199920002001
ABABABAB
总支出100.030.7100.026.4100.026.8100.026.8
国家管理和地方自治3.71.13.71.03.71.04.61.2
国际活动2.10.64.71.20.60.11.00.3
国防7.72.49.22.49.82.610.22.7
护法活动和保证国家安全5.41.65.91.66.81.87.62.0
工业、能源、建筑3.11.02.50.73.00.89.82.6
农业和渔业2.90.92.80.82.80.82.80.7
道路交通、通讯、信息2.30.72.10.52.00.53.61.0
住宅公用事业11.53.510.12.710.22.78.12.2
社会文化措施29.29.029.27.727.37.330.18.1
国家债务17.65.415.14.014.13.810.12.7
联邦专项基金5.21.68.02.112.73.46.31.7
其他9.32.96.71.?7.02.05.81.6
赤字(-)或盈余-5.6-1.01.92.9
注：A：占总支出比重%；B；占GDP比重%。
资料来源：俄罗斯国家统计委员会：《统计汇编》，2002年俄文版，第22页。引自2003年//budgetrf.ru／。
(三)致力于税收体系的公平和中性，实际上更偏重于中性原则
公平和中性都是西方财政学中经常提到的两个主要原则。一般来说，税收公平包括横向公平，即凡有相同纳税能力的人应该缴纳相同的税费；纵向公平指纳税能力不相同的人应该缴纳数量不同的税费。基于这两种公平，所以有所谓的税负征收上的“受益原则”和“支付能力原则”之说。俄罗斯采用的是“支付能力原则”，即意味着税收只应对有纳税能力的人征收，并且税额应该依照不同的纳税能力而变化。在《俄罗斯联邦税法典》第一部分(1998年7月颁布)总则第3条中提到了这一原则：“每一个人都应该依法缴纳规定的税、费。关于税、费的立法要建立在承认纳税的普遍性和平等的基础上。在规定税收时应当从公平原则出发，考虑纳税人的实际能力”。
中性税收实际是俄罗斯官方新自由主义理念的“税收版”。税收中性是一个相对概念，一种“次优原则”。对现代国家来说，税收中性的意义在于减少国家对税收领域的干预，避免规定过多的税收优惠和歧视影响税收秩序；同时降低纳税者的税收负担，包括税收总“量”和纳税成本。尽管中性税收不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发明”，但由于该原则符合其减少国家干预、财政健全的经济思想，因此包括货币主义、弗雷堡学派、供给学派在内的多数新自由主义流派都是赞成税收中性的。
公平原则和中性原则在一定意义上是互相冲突的。现实中，一国出于国情，往往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侧重。这一点在俄罗斯表现得也很明显。在当前的税收政策中，显然是侧重于中性原则。在俄罗斯政府的中长期纲要中，提到税收体系改革、税收政策发展时，多次强调税收中性，而“公平”原则少有论及。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引用政府长期发展纲要中的一段话：“提高税收体系的公平与中性依靠下列措施：拉平所有纳税人的纳税条件(首先是取消一些缺乏根据的税收优惠和例外)；取消对纳税主体的经济行为的无效消极的影响；修改个别税种的税基的订立规则，以使其更加符合该税种的经济实质；在税收立法中增加有关税收监督的机制和手段，并以此优化税收行政管理和提高集中税收的水平；减少监督机构的数目；对诉讼税收机构的行为，简化和加速其相关程序(包括在具有一般司法权的法院和仲裁法院内设立专门的税收争议协会)；降低避税的可能”。可以发现，所有这些内容都没有涉及《税法典》第一部分所提到的“支付能力”的公平，强调的只是要为“中性”原则创造一种对纳税人平等的条件。从税收政策的一些具体做法上，比如所得税的比例税率、大量削减税收优惠等，也表明俄罗斯的主导思想是以中性原则优先的。这是总体把握俄罗斯税收政策的前提。
在中性原则的基础上理解降低税负。对俄罗斯降低税负可以从几方面去理解。首先，降低税负指的是降低税收相对于经济发展的负担，它不仅包括减少税种和降低税率，还包括降低国家税收管理成本，简化税收体系；其次，降低税负不意味俄罗斯一定降低宏观税率(税收收入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政府对降低税负还寄予了扩大税基的期望，包括以下3个途径：一是希望通过降低个别税种的税率，进而刺激企业和个人投资，促进生产发展，二是降低税率可以减少逃避纳税行为，三是缩减税收优惠，加强对预算支出中税收优惠支出(税式支出)的核算。因此，政府提出“这种降低应该同时伴随着可能增加实际税收的集中”。在某种意义上说，降低税负实际是俄罗斯税收中性原则的微观化。
(四)税收政策的具体措施：降低税率、扩大税基
普京总统对税收政策十分重视。他认为，“今天世界各国在所有的经济和政治参数上展开相互竞争，包括税收负担的大小，国家以及公民的安全程度，对所有者权利的保障”，把税收负担的大小看作是影响一国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并多次强调要继续进行税收改革。普京的税收改革思想可以简单地概括为“降低税率，扩大税基”，这实际也是和普京的第三条道路治国方略②以及政府官方经济理念一脉相承的政策主张。
1.降低税率。首先是所得税税率。俄罗斯所得税包括自然人收入税(个人所得税)和组织利润税(企业所得税)。在《俄罗斯联邦税法典》第二部分颁布之前，对自然人收入税一直实行的是多级累进税率，最高为35%，最低为12%；组织利润税实行比例税率。一般税率为35%，对不同经营活动存在一定差异。新税法对自然人收入税取消了累进制，改行单一比例税率，规定一般税率为13%，特定收入征税35%，非俄罗斯联邦常住自然人收入征税30%；组织利润税一般税率为24%，外国企业、股息收入和中央银行收入另有相应税率。其次是统一社会税。统一社会税一般税率由38.5%降低到35.6%，其余为累退税率，不设最高限额。政府宣称，在2005年前，加工部门部分领域将继续降低统一社会税(税率从35.6%降低到25%或更低)。增值税一般税率拟在2004年由20%降为18%。
2.减少税种。1998年公布的新《税法典》第一部分把税种减为28种。2004年12月的联邦法对《税法典》中的税种进行了较大修改，联邦税改为10种：增值税、消费税、自然人所得税、统一社会税、组织利润税、矿藏使用税、继承或遗产税、水税、动物和水资源使用权付费及国家关税。地区税改为3种：组织财产税、税和运输税；地方税改为两种：土地税和自然人财产税。这样俄罗斯联邦税、费体系现在包括的税由28种减为15种。
由于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及我国需求结构的变化，原有的供给制约转变为市场需求制约，为解决需求不足，实现扩大内需的目标并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以来，我国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与会专家认为：与货币政策相比，以扩大支出为主要内容的财政政策时滞短、作用效果明显，是当前可供选择的反经济周期重大措施。财政部综合司丛安妮副司长对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做了介绍：（1）增发1000亿元国债专项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投资。（2）中央财政通过调整支出结构增加180亿元支出，专门用于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费保障和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的按时足额发放及抗洪救灾等。（3）发行2700亿特种国债用于补充国有独资银行资本金。（4）提高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率，加强对出口退税的管理，努力保持外贸出口的增长。（5）引进国外的先进设备，调整进口设备的税率，免征关税或进口环节的增值税。（6）简并收费项目，减轻企业负担。
与会专家认为：采取积极财政政策，除了可以直接增加投资和消费、刺激国内需求外，还能通过补充和增加建设项目资本金，为银行扩大贷款创造条件。初步测算，1000亿国债资金的使用大致可使银行增加配套贷款1000亿元，如将投资乘数效应计算在内，预计1998、1999两年可以拉动经济增长2.5—3个百分点。
财政部基建司丁先觉司长还具体介绍了当前采取积极财政政策实施的情况和效果。他指出：从1000亿元国债专项资金涉及的投资项目看，安排的2100多个项目的概算总投资超过16000亿元，地方财政除承诺归还转贷资金外，还配套投资500多亿元。从1998年的总体情况看，财政用于基本建设投资的资金，对加大基本建设投资的增加幅度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对于进一步改善我国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的状况，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良好环境和基础条件十分有利。
强有力的政策措施，使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投资增长很快摆脱了1998年初的低迷状况，从下半年开始迅速回升。1—9月，第一产业投资比上年同期增长35.6%；第三产业投资比上年同期增长32.5%.从地区分布看，呈现东部地区主导，西部地区增长突出的特点。
丁先觉司长还对1999年的财政投资政策做了分析：1999年国民经济将继续保持稳定增长，投资增长对经济增长仍将保持相当的贡献率，要求财政继续实行适度积极的财政投资政策。主要基于以下原因：第一，亚洲金融危机影响远未消除，前景尚难预料。进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预计不高，势必要继续实行保持国内需求的政策，投资是内需的重要方面，必然要保持一定的增幅。第二，1998年的投资增长对财政投资政策的依存度较大，惯性较强，难以急剧收缩。第三，国内经济环境仍将对财政投资政策有一定依赖。具体财政政策可以考虑几点：一是适当增加预算内基建投资支出，主要用于大江、大河、大湖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二是国家开发银行等准财政实体的贷款规模保持在1998年的水平左右；三是继续在税收和财务政策上鼓励企业投资。
（二）关于中长期财政政策的取向。
与会专家学者认为，靠发债来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只能是短期的，否则国家财政经济无法承受，而且孕育着巨大的风险。丛安妮认为，尽管我国财政赤字和债务余额占GDP比重较低，均未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有发债的余地，但目前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及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均较低，持续采取大规模发债的办法刺激经济易引发财政危机。此外，我国金融体系中存在大量呆坏账，国有企业及其他公共部门存在隐性赤字，需要在改革中逐步消化，以防范金融风险。最后，从国际经验看，如果将短期刺激政策长期化，容易导致不良的机制性结果，即经济增长对财政刺激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
所以，从中长期看，我们还是要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当前采取的积极政策与适度从紧的中长期政策并不矛盾。在目前，我们应注意把握财政政策实施的力度，保持短期调节措施与长期政策目标的协调。
（三）关于国债的使用效益。
千亿国债效益如何？代表们对此表示了担忧。因为这次启用财政政策进行积极的反周期宏观调控，各级财政对这个转变准备不足。一是项目储备不足，有些项目未进行充分的可行性研究。二是认识不足。没有充分认识这些资金使用的宏观调控目的，仍然停留在过去有钱就要、有项目就上的水平上。一些地方或者上报项目不符合中央规定，或者任意挪用，改变用途，或者在划拨资金的时候拖拖拉拉。这些问题势必会影响到1000亿元国债拉动经济的效果。
国务院研究室宏观司李晓西副司长认为，发债的原则应该是“透支未来，造福后代”，用在基础设施上是很正确的。对于怎样发挥发行国债这一财政政策的效率，他认为：一是要调动社会资本。光靠财政拨钱是有限的。这里需要有政策，政策搞得好，社会资本就可以调动起来。二是基础设施投资要有具体定位，要投见效快的项目。此外，发债、用债、还债要联动起来。还能发多少债，和用得怎么样是有关系的，用得好，多发点问题也不会太大。同时还要协调好部门之间的关系，要有制约机制，应该是“发债有度，还债有序”。代表们认为，启动经济关键还是要启动消费和社会资金的投入，上边热下边也要热。李晓西认为，今后财政可采用间接的方式，运用贴息、减税等政策杠杆来启动消费和民间投资。还要注意财政杠杆与金融杠杆的协调配合，短期国债就是二者运用的交汇点，即可以运用财政手段筹集资金用于建设，也可以运用金融的公开市场操作，因为它的作用远大于利率的调节作用，而这也是财政与银行结合的操作。
（四）关于税制改革。
从中长期看，财政要想更好地发挥作用，还必须通过改革来完善和壮大自身，而突破口就在于改革和完善税制。国家税务总局科研所刘佐副所长认为下一步税改的突破口应是“费改税”，即从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规范政府收入制度入手。首先，合理调整税负。应通过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和财政分配格局，扩大税基，加强管理，今后将现在税收占GDP11%左右的水平提高到20%以上。其次，优化税制结构。主要包括合并重复设置和性质相近、征收有交叉的税种。开征社会保障税、不动产税、遗产和赠与税等税种。取消、合并某些特定目的税；逐步扩大直接税所占的比重，降低间接税比重。适当下放地方税立法权，提高地方税所占的比重。
刘佐指出：目前我国需要完善的税种主要是：1.增值税。今后应扩大征税范围，逐步实行消费型增值税，适时适当调整税率，减少过多的税收优惠。2.消费税：适当扩大征税范围，提高奢侈品和高消费项的税率。创造条件将生产环节征税改为消费环节征税。3.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应尽快完成内外两套企业所得税的统一；合理确定税基；以税率分享方式划分中央收入和地方收入。个人所得税要逐步推行综合征税制，合理确定税基，实行适度的超额累进税率。此外，要结合资源产品价格调整，逐步扩大资源税征税范围，调整税率。逐步降低关税税率总水平，合理调整税制结构，取消不适当的税收优惠，严厉打击走私。另外，还应强化征收管理，造就依法治税的社会环境，努力降低税收成本。
中国财经报社白伊宏副总编辑认为，我国的税收以流转税为主，所得税所占比重日益降低。而流转税对于经济总量和经济周期变化来讲，是置身于事外，进而是中性态度的。所得税可以随经济周期变化而逆向变动，因此具有很强的调节宏观经济的作用。他认为，应分阶段、有步骤地逐步降低流转税税率，提高所得税税率，加大所得税占整个税收的比重。建立所得税为主的体制，有利于财政的反经济周期运作。
（五）市场经济体制下财政职能的定位及与货币政策的配合。
与会专家还认为，应深入研究世界经济与我国经济的运行规律、相互影响及作用力，正确判断经济运行周期，以便为我们制订财政、金融政策，灵活调控经济打好基础。而此次启用财政政策、扩大内需也引出一个理论性的问题，即财政作为宏观调控政策工具的作用应该如何认识，进而应该如何丰富财政政策和财政理论。
稳健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控制赤字、调整结构、推进改革、增收节支”。随着财政政策由“积极”向“稳健”的转变，财政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中的职能作用将发挥得更为积极。
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党中央、国务院根据当前经济形势发展变化和宏观调控客观需要作出的重要决策，也是在宏观调控中贯彻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体现，必将更好地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步伐。
正确运用财政政策是实现科学调控的基本要求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运行主要依靠两大工具或“两只手”来调节：一是市场机制，即所谓“无形的手”；二是政府宏观调控，亦称“有形的手”。政府宏观调控应该在市场机制失灵的领域发挥作用，并为市场机制发挥基础性作用营造良好环境。当前，正确运用财政政策，不仅是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必然选择，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需要，更是不断健全财政职能的重要内容。
特定的财政政策与具体的宏观经济状态紧密相联。一般来说，宏观经济运行存在三种基本状态：第一种是社会总供给大于总需求，有效需求不足，出现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等问题；第二种是社会总需求大于总供给，需求过度膨胀，出现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等问题；第三种是社会供求总量基本平衡，但经济发展不平衡，对应的主要是结构性问题。面对这三种不同的宏观经济状态，应分别实行扩张性、紧缩性和中性财政政策。否则，财政政策取向与宏观经济运行就会发生错位，形成逆向调节，加剧经济波动，甚至导致经济大起大落。
在经济衰退时期，国民收入低于充分就业均衡水平，表现出总需求不足，政府应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主要采取增加财政支出和减少政府税收等手段，扩大总需求；在经济过热时期，国民收入高于充分就业均衡水平，表现出总需求膨胀，政府应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主要采取减少财政支出和增加政府税收等手段，控制总需求；在经济总量基本平衡时期，由于物价相对稳定，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则应实行中性财政政策，凸显稳健特征，注重解决结构优化问题，减弱政府直接干预，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根据经典理论，中性财政政策或财政中性、中性预算都是指财政政策对总需求既不扩张也不收缩的情形，是介于扩张性财政政策和紧缩性财政政策之间的一种中间状态。需要指出的是，中性财政政策并不简单以收支完全平衡作为衡量标准。国际上往往将财政收支中剔除经济周期影响后的部分保持平衡定义为中性财政政策，或者认为保持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和非利息支出占潜在GDP比重不变是中性财政政策。这说明，财政收支总量平衡和增量平衡都可能是中性的，财政收支完全平衡并不是“中性”的充分必要条件，对总需求的现实影响既不扩张也不紧缩才是衡量财政“中性”的关键。譬如，200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与欧元区国家磋商时，就认为欧元区大部分国家1999年执行了中性财政政策，而当时很多国家仍有绝对数不小的财政赤字。另据有关文献分析，泰国1992—1997年、韩国1994—1997年也实行了中性财政政策，但这些国家消除赤字同样走了一个渐进的过程。经验表明：实行中性财政政策要以经济增长相对平稳、物价总体稳定为背景；以合理把握财政调控力度、对总需求既不刺激也不抑制为核心；以强调发挥市场机制作用、趋于削减或逐步消除财政赤字为实质。
财政政策及时转向是政府宏观调控水平的重要体现
根据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财政政策及时转向，是贯彻科学调控观和加强财政宏观调控的重要表现。从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的两次宏观调控重要实践看，1993—1997年，为抑制通货膨胀，实施了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1998—2004年，为刺激有效需求和治理通货紧缩趋势，实施了扩张性的积极财政政策，这两次财政政策的适时适度调整均取得了预期效果。2005年，根据经济形势的新变化和宏观调控的新需要，党中央、国务院又适时决定实行稳健财政政策，这主要是由于与1998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时的情况相比，目前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已发生重大变化，财政政策运行又到了一个转折点。
经济自主增长机制初步形成。一是市场机制作用明显增强。目前我国民营经济迅速发展，供求机制、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基本力量。二是城镇化进程明显加快。近年来我国城镇人口比重年均上升1．4个百分点，2003年城镇化率达40．5％，表明我国正处于城镇化加快发展的重要时期，对需求的拉动作用直接而明显。三是消费结构加速升级。2003年我国人均GDP已达1090美元，消费结构正处于由“吃穿用”加快向“住行游”为主转变的时期，并带来重化工业化趋势，成为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内生变量。四是开放型经济进一步发展。2004年我国外贸依存度达70％左右，可望跃升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同时，作为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流入国，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也开始较快增加，说明开放因素已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经济增长进入新一轮周期的上升阶段。一是经济增长接近潜在水平。2003年GDP增长9．3％，2004年增长9．5％，部分行业瓶颈约束或资源约束的出现，表明GDP增幅已接近潜在产出水平。二是物价趋于上升。2003年居民消费价格和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分别上涨1．2％和—0．1％，2004年则分别上涨3．9％和2．8％。三是失业率升势趋缓。2003年全国城镇就业增加859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3％；2004年城镇新增就业人员980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2％，比上年下降0．1个百分点。四是国际收支保持盈余。2003年实现外贸顺差255亿美元，年末国家外汇储备达4033亿美元；2004年贸易顺差320亿美元，国家外汇储备增加到6099亿美元。
经济运行中的深层次问题凸现。一是“五个统筹”成为结构调整的基本目标。财政政策作为政府配置资源和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要在优化结构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这将是今后一个时期财政政策的主要任务。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与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更加尖锐。目前我国石油、天然气、煤炭、铁矿石、铜和铝等重要矿产资源人均储量分别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的11％、4．5％、79％、42％、18％和7．3％，特别是2003年我国GDP占世界的4％，但消耗占世界的比重：石油为7．4％，原煤为31％，铁矿石为30％，钢铁为27％，氧化铝为25％，水泥为40％，说明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已成为宏观调控的一项紧迫任务。三是体制改革滞后已成为影响科学发展观落实的根本性掣肘因素。主要表现在：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仍过多地介入竞争性领域的资源配置；要素市场价格机制不完善，使投资的私人成本严重低估，成为经济增长粗放的重要因素；企业改革相对滞后，预算约束软化，经营行为存在扭曲。因此，支持改革，消除体制，将是财政政策优先考虑的重点。
在这种背景下，党中央、国务院决定2005年实行稳健财政政策。这是顺时应势、及时果断、高瞻远瞩的重大决策。回顾10多年来财政政策由紧缩到扩张再到中性，实现了“一个轮回”和“三次转向”的历程，我们有以下体会：第一，财政政策是中央实施宏观调控的重要政策工具和经济手段，对熨平经济周期有着重要作用，财政政策在宏观调控中应该也能够发挥重要作用。第二，财政政策必须随着作用环境与对象的变化而适时适度进行调整，根据经济形势发展变化及时相机抉择，这是财政宏观调控的灵魂和关键。第三，在积累治理通货膨胀和应对通货紧缩经验的基础上，当前又实行中性取向的稳健财政政策，表明党中央、国务院宏观调控的艺术更加成熟，宏观调控的经验更加丰富，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更加高超。
1经济背景—金融危机
1.1从国际角度看：金融危机的全球性对各主要经济体都造成了不可低估的冲击。受其影响，世界经济已开始告别“高增长、低通胀、贸易流量大幅增长”的时期，经济增长速度减速、各国的就业压力与贸易保护抬头使世界各国步入“多事之秋”。如：美国总统奥巴马2009年9月份宣布对中国进口轮胎征收三年期惩罚性关税，分别为35%，30%，25%，同时巴西政府也对中国进口轮胎进行反倾销调查等等，这些就是贸易保护注意最好的例证。美国2008年第三季度GDP增长-0.3%，剔除贸易的贡献，内需增长率是-1.43%，个人消费、房地产投资以及企业设备投资等降幅都比较大。新兴市场经济体增长明显放缓，欧盟经济前景不乐观，日本经济也面临内忧外患。
1.2从国内角度看：融危机的冲击下，2008年11月，中国的进出口额首次出现负增长：进出口总值1898.9亿美元，同比下降9％，其中出口1149.9亿美元，下降2.2％，增速比上年同期减缓24个百分点，这是自2001年6月以来中国出口首次较上年同期下降。与此同时，11月中国的贸易顺差却不降反升，上升了400亿美元。究其原因，在于中国进口方面出现了更大幅度的下降，数据显示，11月进口749亿美元，下降了17.9％。这些数据无不显示着中国经济下滑趋势正在形成。（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2积极财政政策的含义
所谓积极的财政政策，是指在经济处于通货紧缩、经济增长乏力的形势下，以增发国债为政策突破口，通过增加财政支出，实现增加投资、促进消费、扩大出口，进而刺激经济增长，它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是宏观调控领域的一种主动出击。主要目标是扩大内需，实现经济平稳快速发展。
3积极财政政策的特点
3.1此次出台的投资拉动举措有向民生方面倾斜的特点。虽然投资拉动依然是扩大内需的主要手段，但这次更重视民生，十项措施中至少有五项以上与民生问题密切相关、与欠发达地区或低收入人群有关。
3.2首次把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和税制转型改革列入了扩大内需的举措之中。此次在全国所有地区、所有行业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鼓励企业技术改造，减轻企业负担约1200亿元，这是一个不小的进步。未来还将在降低工薪阶层、个体经营者和中小企业的所得税税收支出、扩大城乡居民消费补贴范围和积极推进消费信贷等方面加大力度，以刺激消费需求。
3.3此次出台的措施将短期目标和长远目标结合起来。一方面将促进经济增长与结构调整紧密地结合起来，提出了加快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化建设和产业技术进步、支持服务业发展等举措，这既有利于拉动当前经济增长，又有利于增强经济发展后劲。另一方面，此次出台的措施将扩大投资与拉动消费紧密地结合起来，提出了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加快中西部农村初中校舍改造，推进中西部地区特殊教育学校和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举措，这些投资既有利于促进当前消费、拉动经济，也有利于全面实现小康、构建和谐社会。
4结合金融危机对积极财政政策进行分析
4.1此轮积极财政政策对中国实体经济产生了巨大的积极作用①居民消费价格涨幅回落趋势明显。居民消费价格涨幅自5月份以来已连续5个月回落，9月份同比涨幅回落4.6％。控制通货膨胀取得明显成效。②结构调整取得了积极进展，工业结构有所改善。农业生产也获得较好收成，全国粮食连续5年增产；中西部地区生产和投资增长明显快于东部。③经济运行质量继续提高，2009年的1至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增长19.4％，前三季度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实际同比增长11％，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7.5％。
4.2促进了经济结构的调整
4.2.1促进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我国利用国债资金的直接投入和调整相关税收政策等措施，支持高科技项目、企业技术改造项目的建设，使我国企业的整体技术水平大幅提高，国际竞争力增强。自2009年重启积极财政政策半年以来，国内生产总值为139862亿元，同比增长7.1%，其中第一产业12025亿元，第二产业70070亿元，第三产业57767亿元，分别同比增长3.8%，6.6%，8.3%（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4.2.2巩固了农业发展的基础地位。国家安排国债投资着力建设了一批关系到调整农产品结构和增强农业发展后劲的基础性工程。其中，家电、农机具下乡补贴政策为农民提供了更加强有力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保障。同时，2009年经济半年报的资料数据显示：在固定资产投资中，第一产业增长了68.9%，第二产业增长了29%，第三产业增长了36.6%，这充分体现了中央对农业基础地位的重视。
4.2.3推动了区域生产力布局的合理调整。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由于受到经济集约化程度低、缺乏技术和运输成本高等因素的制约。为了实现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坚定不移地继续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十年后的今天，党中央、国务院又将中部崛起提上了议事日程。
4.3丰富了宏观调控经验此轮积极财政政策的重启充分体现了相机抉择。市场失灵的问题就会在着。此时，当经济依靠市场机制已经无法通过自身的力量来实现稳定增长。那需要政府根据具体的经济形势，有目的的采取适当的财政政策，主动对经济运行进行干预，实施宏观调控，财政政策体现出对调节经济波动具有一定的作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对我国经济同样产生了极大的消极作用，国内消费需求低迷，经济增长滑坡，通货紧缩趋势显现。面对这样的形势，中央决策层审时度势，主动应对，将“适度从紧”的积极财政政策适时转型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同样，面对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面对更加严峻的经济形势，决策层依然能够把握形势，主动出击，明确2009年财政政策将由“稳健”转为“积极”，实现改善经济结构和拉动经济增长的双重目标。
5结束语
十年前我国政府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实施了积极财政政策，十年后的今天为积极应对全球金融“海啸”，我国政府重启了积极财政政策。虽然，此轮积极财政政策的重启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我国内需需求不足的问题，我国经济逐步步入了快速复苏发展的快车道，我国经济已呈现出企暖回升的良好势头。我们在对积极财政政策的效应进行肯定的同时，必须也要对积极财政政策存在的问题保持清醒、正确的认识，并给予足够重视，从而更好地发挥积极财政政策的“积极效应”，推动中国乃至世界实体经济步入全面复苏发展的快车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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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支出的扩张在中国是一个长期趋势，如何把握好扩张度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面对欧债危机、世界实体经济衰退和国内经济下行压力，我国政府在2012年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手段。面对如何把握财政支出扩张“度”的难题，有必要从全局着眼，从政府政策手段综合平衡协调的角度去考虑财政支出扩张性。财政支出扩张到什么程度，必须充分考虑货币政策手段运用到什么程度，必须充分认识货币手段的主观目标和客观效应对财政支出扩张的影响程度，并基于此，来把握财政支出扩张度。
二 财政政策不是孤立的，应与货币政策相互协调配合
由于我国本轮经济的收缩期与世界经济的收缩期叠加在一起，又由于金融危机的作用导致了收缩的时间延长和幅度加大。使得当前我国面临的经济问题既有短期性的，又有中长期性的;既有总量方面的，又有结构方面的。面对现实问题的复杂性及政策传导机制的局限性，很显然，只采用一项经济政策绝不可能实现目的，更不可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项经济政策都难以独立承担起推进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重任。同时，不同的经济政策，其目标和实施的措施、手段以及工具又是不同的，其政策效果也是不同的，甚至有可能存在着某些矛盾。在综合运用各项经济政策时，需要处理好这些可能存在的矛盾，使各项政策之间相互协调，才能够治理中国经济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达到既治标又治本，使中国经济运行实现良性循环的目的。
1.在储蓄动员方面，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
一个国家的财政支出扩张和货币供给扩张是有内在协调性的。财政支出扩张刺激需求，扩张有两个途径：一是通过发债实现储蓄动员;二是向中央银行借款，转而投入实体经济，增加总需求。货币供给扩张刺激需求，扩张也有两个途径：一是增发基础货币，二是通过降低利率实现储蓄动员，增加派生货币。显然，从结构角度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有着此消彼长的关系。特别是在储蓄动员方面，在储蓄规模既定的条件下，两者的效应不可能同步、同等程度实现。同时启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两者都在“争夺”储蓄资源，都有可能引起基础货币供给扩张。在增发货币方面，理论上讲，两者可以同等程度放大，但问题是谁也无法承受由此引发的通货膨胀。因此，货币供给的扩张会对财政支出扩张客观上起到限制作用。贷款增长幅度反映的是间接融资的储蓄动员效应的放大程度。现在我国的储蓄动员由于股票市场低迷、严控企业债券发行，起主导作用且操作简便的就是银行信用扩张。对财政来说，贷款增长会压缩国债发行空间。对高利润追求的本性使得机构投资者不会过多持有国债，银行当然也乐于放款。所以，不能认为财政扩张支出时发行国债没有硬障碍。而且，货币供给扩张时，资本市场会被激活，大量资金会流入证券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另外，近年来我国居民消费资金来源结构已发生变化，消费信贷成为居民重大支出的资金来源。从今后趋势看，房价如果下调，购房者会借低利率之机介入房市，此时，房贷规模自然膨胀。这些因素，实际上都是储蓄动员，当然会压缩国债发行的空间，也会抬高国债发行成本。
因此，在全面启动增长上，货币政策显然有作用空间。货币政策的切入点是直接刺激市场投资需求，而市场主体积极性的强化是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在货币供给扩张过程中，调低利率、放松贷款限制的直接效应是限制财政支出扩张。
2.财政政策具有结构特征，货币政策具有总量特征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都能对总量和结构进行调节，但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更强调资源配置的优化和经济结构的调整，有结构特征。而货币政策的重点是调节社会需求总量，具有总量特征。只有财政和货币两种手段都充分发挥各自优势，相互协调配合，才能把政府配置资源和市场配置资源结合起来，做到在有效刺激需求的同时兼顾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升级目标的实现。
财政政策通过变动收入和支出来调节经济结构。由于税负及支出规模的调整涉及面广，政策性强，直接关系到国家的财政分配关系，并受国家财力的限制。因此，财政赤字或结余都不能太大，这使得财政政策对需求总量调节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相反，财政政策对社会供求结构的调整作用要大得多。市场机制可实现经济资源的最优配置，但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为了减少资源浪费，需要政府运用财政政策进行干预。财政政策对经济结构的调节主要表现在：通过扩大或减少对某行业的财政投入，来“鼓励”或“抑制”该行业的发展。即使在支出总量不变的条件下，政府也可通过差别税率和收入政策，直接对某行业进行“扶持”或“限制”，从而达到优化资源配置和调节经济结构的效果。
货币政策扩张的优势在于既可充分调动存量货币，又可直接增发基础货币，这对投资和消费的扩张具有无可比拟的诱惑性。其本质上是把更多的储蓄吸收过来注入到实体经济，反过来又使货币供应量按乘数效应增加。从总需求扩张诱导的角度看，利率下调对投资主体和消费主体的吸引力最强。我国现行制度基本不允许实施财政贷款，财政对投资的支持，要么是无偿拨款，要么是贴息，但这两者资金额都比较小，而且不可能大幅扩张，因为财政支出主要是保公共产品供给。货币供给扩张恰好打消了人们对财政资金的期望。现在刺激总需求，从引导全社会投资和消费角度看，冲击力最大的还是货币供给扩张。但货币政策调节社会供求结构和国民经济比例关系方面的作用相对有限。中央银行运用法定准备金率、再贴现率、利率、信贷规模、公开市场业务等各种工具来增加或减少货币供应量，从而达到调节社会总需求。可是，因为银行信贷资金是追求盈利的，其在带动资源配置方面要体现市场原则的基本要求，政府不能指望信贷资金能直接按照政府宏观调控的目标投入预期收益率低的产业，特别是公共产品产业。如果真有银行信贷资金做到了这一点，则其背后往往有财政的支持。
为了更好地解决社会经济结构矛盾和总量矛盾，必须根据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目标的侧重点不同，要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财政政策直接作用于经济结构，间接作用于经济总量;货币政策直接作用于经济总量，间接作用于经济结构。
从财政政策调节看，对总供给的调节首先反映为社会经济结构的调节，如财政运用税收、贴息和投资政策，引导货币流向新兴产业和瓶颈产业，优化产业结构;对总需求的调节主要通过扩大或缩小财政支出，以结构调节为前提，以刺激和抑制社会总需求。货币政策对社会总需求的调节主要是通过中央银行投放货币和再贷款等手段控制基础货币量，通过准备金率和再贴现率等控制基础货币乘数，以有效控制社会总需求。同时，中央银行在控制社会总需求的基础上也会对社会经济结构产生一定的调节作用。
一般来说，运用财政政策启动经济较为直接、迅速，对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较为明显，往往起的立竿见影的效果，适用于公共性和难以取得直接回报的项目。货币政策需要通过商业银行以及整个金融体系间接作用于社会，其效果的显现通常存在着一定的时滞，适用于那些在比较短时间内能够得到直接回报的项目。同时，为提高国际竞争力所需的技术改造和为解决就业所需的量大面广的中小企业的发展， 主要不能靠财政手段，而要更多地依靠信贷手段的支持。基础设施建设视其回报情况的不同，有的可用财政手段来启动，有的也可吸收非财政性的资金，包括信贷资金来实施。正因为财政手段与货币手段各有长短，所以两者必须紧密配合，在实现社会供需总量平衡的前提下，加快社会供需结构的优化和升级。这样才能相互扬长避短，共同促进社会经济全面协调稳定发展。
1.从宏观层次和微观层次改革国有企业。从宏观层次改革国有企业就是站在全局的高度对国有企业进行战略性重组和结构性调整。这需要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的退出机制，以全面收缩国有企业的经营战线，使其尽可能地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让位给比它具有更高效率的其他所有制企业。这既是非国有企业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国有企业自身和整个经济发展的需要。事实上，国有企业的巨额亏损不仅使中央和地方财政难以承受，也给银行造成了沉重的负担。因为一个充斥着不可持续的信用扩张的经济结构以及一个充斥着大量的不良债权的经济体系都是不可能持续下去的。一个很明显的经验事实是，在传统国有企业经营体制下，由于预算的极度软约束，为了追求控制权的扩大，国有企业普遍存在无效率的规模扩张，在这种情况下它对贷款利率信号是极不敏感的。国有企业累积的风险可以转嫁给银行，银行最终又转嫁给国家。在这种微观基础上，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由于缺乏效率）都将无效。从这个意义上说，从宏观层次改革国有企业是提高财政货币政策效应的首要前提。而从微观层次改革国有企业是指对那些经战略性重组后保留下来的有存续必要的国有企业，按照其行业性质和对国家经济安全影响程度等方面的不同。分别建立适合他们各自特点的企业制度和企业经营机制。但总的趋势应该是，除极少数企业继续保持国有独资外，对绝大多数国有企业都要进行规范的股份制改造，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进行全面的制度创新，建立起与市场经济体制相容的微观运行机制，从而强化它作为市场主体的性质和功能，参与市场的公平竞争，或发展壮大，或退出消失。
2.保护非公产权。财政投资对民间投资的带动不足，是扩张性财政政策效应偏低的一个重要原因。而民间投资不足的原因主要有两个：其一为银行对非公企业贷款的歧视性政策，另一则为对非公产权保护的法律框架不健全。在这种情况下，非公财产所有者特别是私人财产所有者的不确定因素多，保卫自己财产的交易成本过高。这种不确定使企业家无法形成对未来的稳定预期，从而导致非公投资者缺乏全力以赴投资的长期行为。这样，作为市场经济微观基础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各种非公企业，就很难发展到其应有的规模、水平和实力。
3.进一步打破垄断，向非公企业开放更多的领城。第一，减少对传统国有垄断部门的准入障碍，即向民间资本（非国有经济）开放这些投资领域，这一方面为竞争格局形成提供基本前提，另一方面达到启动民间投资需求，增强社会对未来经济良好预期之目的。第二，正如国有部门垄断地位形成靠的是国家力量一样，打破这种垄断也必须依靠国家力量，对诸如电信、民航、电力、铁路、教育、金融等传统垄断领域，科技进步及社会发展已为它们成为竞争性领域提供了可能性，国家不仅要允许而且应以优惠政策鼓励新人者，同时对目前居于垄斯地位的企业赋予更多的逆补贴方式，以促使竞争格局的早日形成。
二、完善金融市场。逐步实行利率市场化
1.完善金融市场。金融市场是货币政策以及耐政政策传导和发生作用的重要条件，培育和呵护市场特别是金融市场，其本身就是实施有效财政货币政策的前提和内容之一。随着我国金融自由化步伐的加快，金融市场的发展极为迅速，在这种条件下，原有的市场管理原则已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且发生这种变化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传导过程也会相应发生变化，所以必须对有关方面进行改革。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角度来看，主要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是逐渐增加同业拆借市场的市场参与者，根据有关规定允许符合条件的合作金融机构、证券公司以及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参与同业拆借市场，从而扩大同业拆借市场的资金需求，降低银行信贷资金滞留在同业拆借市场的比例。二是发展国债回购市场，建立国债回购的一级交易商制度，这不仅能完善我国的金融市场体系，而且还能为中央银行公开市场操作提供交易场所与交易对象。三是加快商业信用票据化的步伐。实现企业间资金融通的票据化不仅有助于解决长期以来困扰我国的“三角债”问题，而且还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调控增加了一条有效的途径。四是发展资本市场，增加企业直接融资的比率，提高企业和居民户资金安排的利率敏感度。五是大力开发金融产品，鼓励和引导各种金融机构进行产品创新和有利市场化改革方向的制度创新。
2.采取措施逐步实现利率市场化。利率作为资金的价格，在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它对资金这种稀缺资源的配置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故常被用来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然而在存贷款利率受到严格管制的条件下，利率的这种作用受到极大的限制。市场化的利率作为货币政策有效性的重要条件之一，从提高货币政策效应的角度上说，实行利率市场化是有益的。但实行利率市场化必须具备一定的前提，他们至少包括：第一，对利率变化具有较高敏感度的存、贷款主体；第二，完全商业化运作的银行机构，它们既有严格的风险控制机制和能力，又有追求利率最大化的有效的激励机制和动力；第三，中央银行具有较高的监管水平。目前，中国的通货膨胀负增长，总体利率水平较低，商业银行自我约束加强，利率扩张机制受到抑制，是实行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有利时机。可以在扩大银行贷款利率浮动幅度的基础上逐步放开对贷款的直接利率管制，让商业银行根据贷款对象的资信状况和贷款的风险大小，灵活确定贷款利率。此后，对存款利率实行上下限管理，扩大浮动幅度，最终实现存款利率的自由化，让利率真正成为资金的“价格”，居民户可以充分自由地选择金融商品，各类企业可以在利率约束条件下一视同仁地获得贷款，这样必能反过来提高居民户和企业资金需求的利率弹性，从而促进货币政策效应的提高。三、改革国有商业银行的产权制度和经营机制
在通货紧缩条件下货币供应的内生性加强是货币政策有效性降低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商业银行对央行调控行为的不配合又是货币内生性增强的原因。目前我国四大商业银行的存贷款总额仍占全部存贷款总额的近70%，它们的行如何对货币政策效应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而目前我国四大商业银行不仅有着一般国有企业的通病，而且还存在大企业病。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四大商业银行普遍缺乏风险控制机制，形成了大量烂帐、坏帐（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吸取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危机之后我国商业银行普遍加强了风险控制。但现在的问题是它们似乎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即在强化风险控制的同时没有构建与之相匹配的激励机制，以致出现普遍的消极“借贷”的行为，这种行为加剧了这次的通货紧缩。究其根源，这种消极“借贷”与当初缺乏风险控制一样，都是产权制度的缺陷所致。基于此，目前理论界和银行实际部门都在探索深化国有银行改革的措施，比如，“多级法人制”、“切块上市”等等。尽管在改革的具体措施上有不同争论，但在总体改革方向上是比较一致的，那就是国有商业银行也必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在实现产权多元化的基础上建立有效的企业治理结构。使之成为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真正的企业。
四、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
投融资体制缺陷是我国重复建设严重、经济结构不合理和财政政策效应低下的重要根源之一。实践表明，缺乏微观指引的扩张性宏观政策往往只能大量增加存货而使资金沉淀，从而不能带来较大的乘数效应。那么如何发挥微观指引作用呢?这就需要深化融资和投资领域的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使资金流入有效益的行业和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减少政府在投融资领域的干预，建立符合市场规律和国际标准的投融资体系。具体而言，一方面要求商业银行提高贷款回报，并从外部“硬化”企业的财务预算。另一方面，则需要建立和发展新型的中介机构，尤其是高水准的专业化投资银行和基金管理公司，以识别高回报的投资项目，进行有选择的融资和投资提高投资的效益水平。不仅如此，这些金融机构可以依托市场对国有企业进行资产和债务重组，从而将国有企业改革、经济结构调整与投融资有机结合起来，造就行为端正的微观经济单位，为包括财政货币政策在内的各种宏观政策的实施提供良好的微观基础和机制。
五、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和中、高收入阶层的消费倾向
消费是驱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无论是对财政政策乘数还是对货币政策乘数而言，都是边际消费倾向越大则乘数越大。所以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和提高全体居民特别是中、高收入阶层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对于提高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应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为此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措施：
1.提高农民收入，降低贫困人口比重。第一，增加对农村的财政投入，努力改善农村的自然条件、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这是提高第一产业相对生产率进而提高农民收入的物质前提。第二，改革现行农村土地使用权的管理方法，研究农民具有固定土地使用权并可进行交换的具体方法，以促进土地的规模化经营。这是改变落后耕作方式，提高相对生产率进而提高农民收入的制度前提。第三，逐渐取消户籍制，坚决取消对农民的歧视性就业政策，彻底清除限制农民向城市流动的体制障碍，使进入城市并能在城市以合理合法方式生存的农民获得体制内生存，享受公正的体制待遇。这既是农业规模化经营的前提，也是迅速降低贫困人口比重的有效途径。第四，实行优惠（至少是公平）政策，进一步促进乡镇企业的发展，并在政府的规划及其相关政策配合下通过市场机制引导乡镇企业向一定的地域适当集中，以产生集聚效应，促进农村城市化进程。农村城市化是农民非农化进而降低贫困人口比重的最根本途径。
2.加快建立社会保障体制，引导居民消费伦理合理转变。居民对未来预期收入与支出的不确定性，是居民预防性储蓄的主要动因。居民的这种不确定性越大，预防性储蓄的比率就越高，相应地即期消费也就越少。如果建立社会保障体制，可以消除或减少居民的不确定性，使消费持久上升。同时应积极发展消费信贷，促进居民消费伦理合理转变。居民在从低收入的生存型消费转变为高收入质量型消费时，消费占其收入的比重增加，周期变长，若靠居民自己储蓄，则需要很长时间，使消费波动性较大，容易出现消费的“断层”。消费信贷的介入使居民可以“花未来的钱”，从而使居民消费结构的转变在支出上得以平缓地实现，降低消费的过度敏感性，避免消费“断层”的出现。如果说低收入阶层的消费疲软可以通过收入调节来激活的话，高收入阶层的消费疲软则只能通过供给调节来激活。应通过供给主体性质的多元化来增加有效供给，从而消除供给结构“折层”，这对启动高收入群体的消费进而提高他们的消费倾向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六、优化经济结构，增加有效供给
无论对于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而言，其效应的形成机理都是通过最初的政策变量的改变进而经过该变量在一定经济结构内与其他变量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如果经济结构不合理，即使是适当的财政货币政策也不能发挥应有的效应。
我国目前经济结构不合理突出表现在：第二产业的地区产业结构趋同、同一类型的企业低水平重复建设严重；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第一产业现代化程度太低，劳动生产率低下。这些问题的存在，使社会总供求的结构错位，既抑制了有效需求，使得需求严重不足，又造成了大量的低效供给与无效供给，使供给相对过剩，亦即供给相对过剩与有效供给不足并存，在这种情况下，扩张需求仅依靠财政货币政策往往难以凑效，而必须通过调整结构改善供求的结构性关系来实现。调整经济结构一是要促进传统部门的产品升级换代；二是要治理低水平重复；三是要促进新兴产业部门的发展，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例如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促进生物工程产业的发展，促进以教育产业化和旅游产业化筹为特征韵精神产品产业的发展，使新的需求得以较快增长：四是要加大对农业的投入，提高第一产业的现代化水平；五是要减少对第三产业的准入障碍，向民间资本开放第三产业投资领域，形成有效竞争的格局，全面提高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和质量水平，以增加第三产业的有效供给。总之，只有在结构调整中，才能在形成新的供给（有效供给）的同时形成新的需求，使供求结构相衔接。这样财政投入和货币政策引致的投资增加才不会以存货的形式沉淀下来，从而为财政货币政策乘数的形成提供必要前提。
七、改革财税体制，提高政策之间的协调性
财税体制从根本上说是关于资源和收入在社会成员与政府部门之间以及在各级政府机构之间进行配置和再配置的制度安排。因为这种制度安排对社会成员的经济行为有着巨大影响，进而也通过这种影响对财政货币政策效应的形成发生作用。目前我国的税制主要是1994年在治理严重通货膨胀的背景下产生的，现在的宏观经济背景与当年显著不同，故现行税制与经济发晨不相适应的矛盾日益突出，税收政策与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的目标取向显得极不协调，也因此降低了财政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比如现行增值税，其模式是生产型的，即是一种对投资征高税的制度，越是高新技术或者机器设备越多的大型企业，不能抵扣的税金就越多，企业税负就越重，这种抑制投资需求的税种阻碍了投资的扩大，不符合加强技术创新、优化经济结构的要求，从而也不利于提高财政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内部各工具之间（如利率、税率、汇率）以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都应围绕宏观调控的总目标彼此协调一致、相互配合，避免相互冲突而使政策效应弱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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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汤在新，吴超林.宏观调控：理论基础与政策分析[M].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01.
[3]董辅réng＠①.宏观层次与微观层次的国有企业改革[J].经济研究，1999.(6).
如何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实现一国经济稳定发展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也是学界长期论争的焦点议题之一。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理论视角。运用各种模型和实证方法,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绩效及其搭配进行了深入研究。
一、国外研究情况
经济学文献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搭配的定量实证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is-lm模型(又称希克斯一汉森模型)。根据该模型,希克斯和汉森等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虽然在短期能够影响产出,但是从长期来看,对产出都没有影响,它们都是无效的,除了提高价格之外。之后,经济学家在其基础上,将视角延伸到对开放经济的研究。
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mead,1951)提出了固定汇率制下的内外均衡冲突问题,即“米德冲突”。在汇率固定不变时,政府只能主要运用影响社会总需求的支出增减政策来调节内外均衡,在开放经济运行的特定区间便会出现内外均衡难以兼顾的情况。而支出转换政策包括汇率、关税等的实质是在总需求结构内部进行结构性调整,使需求结构在国内需求和净出口之间保持恰当的比例,从而开创性地提出“两种目标,两种工具”的理论。荷兰经济学家丁伯根tinbergen,19521最早提出了将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联系在一起的正式模型,即“丁伯根法则”。若要实现n个独立的政策目标,政府至少具备n种独立的政策工具,工具之间不会相互影响。蒙代尔(mundeb,1960)提出了进一步的解决办法,指出将每一政策工具分配给它能发挥最大影响力和具有绝对优势的目标。斯旺(swan,1960)用图形说明了支出增减政策f财政货币政策1和支出转换政策(汇率政策)各自的功用,提出了用支出增减政策和支出转换政策的搭配来实现内外平衡的模型。蒙代尔(1963)与弗莱明(1962),研究了开放经济条件下用于实现内外均衡目标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问题,他们的研究成果经不断完善而成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fmundell-fleming model),并由此得出了着名的“蒙代尔三角”理论,即货币政策独立性、资本自由流动与汇率稳定这三个政策目标不可能同时达到。1999年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fpaul krugmanl根据上述原理画出了一个三角形,他称其为“永恒的三角形”ftheetelnal trianslel,从而清晰地展示了“蒙代尔三角”的内在原理。这三个目标之间不可调和,最多只能实现其中的两个,这就是着名的“三元悖论”。
二、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学者将以上理论和研究方法应用于对我国经济的分析,研究结论不尽相同。马拴友(2004)运用is-lm模型进行分析得出,在我国is曲线较为陡峭而lm曲线较为平坦,说明在这种情况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比。对治理通货紧缩具有更大的效能。张学友、胡锴(2002)运用修正的mf模型,对我国积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力进行比较,得出在我国现行汇率制度安排下,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要优于货币政策:当前我国的经济政策应以财政政策为主,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淡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施建淮(2007)运用var模型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和中国产出进行实证分析后得出,人民币升值在中国是紧缩性的:相对汇率变动的其他效应,汇率变动的支出转换效应是支配性的,因此运用传统斯旺模型来分析中国经济是有效的。徐长生、刘士宁(2006)根据斯旺模型政策搭配理论,认为中国经济目前正处于模型中的内部通胀、外部顺差的区域,因此对内可采用从紧的货币政策主要抑制投资过热,采取结构性的财政政策着重解决经济结构失衡问题:对外通过本币升值的汇率政策改善国际收支顺差,以实现内外均衡。
也有学者通过计量建模,实证研究了近年来我国两大政策的搭配,但大多集中于对内绩效的研究,鲜有在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下兼顾内外综合绩效的系统研究。刘玉红、高铁梅、陶艺(2006)实证研究了财政货币政策的综合效应,发现中国的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有效性较弱,这是由于我国利率管制严格、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发展缓慢等原因所致,而中国的财政政策的政策效果显着,扩大国内需求方面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应该继续实施。王文甫(2007)通过模型分析。发现在内生增长理论框架下,有一条真实变量都以相同的比例增长的均衡增长路径:在均衡增长路径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是相互独立的,它们之间必须相互协调:财政政策对经济有影响,货币呈非“超中性”。刘斌(2009)基于我国的实际数据的实证研究得出。我国的政策体制主要表现为主动的财政政策和被动的货币政策组合体制的结论:这种体制实际上是物价水平的财政决定理论的充分体现:因相机抉择的政策会产生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问题,对社会福利水平产生影响,这种体制在今后是否一定要继续保持值得商榷:他强调今后我国应该从现行的体制向主动的货币政策和被动的财政政策组合体制转换。黄志刚(2009)将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fm—f模型1拓展到中间汇率制度下研究发现,不管资本流动性如何,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基本有效,其效应介于固定汇率制度和浮动汇率制度之间:实行中间汇率制度的国家在进行宏观调控时,最应该运用财政、货币政策搭配方法,此时政策效果最好。
三、总结及启示
如何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实现一国经济稳定发展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也是学界长期论争的焦点议题之一。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理论视角。运用各种模型和实证方法,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绩效及其搭配进行了深入研究。
一、国外研究情况
经济学文献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搭配的定量实证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is-lm模型(又称希克斯一汉森模型)。根据该模型,希克斯和汉森等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虽然在短期能够影响产出,但是从长期来看,对产出都没有影响,它们都是无效的,除了提高价格之外。之后,经济学家在其基础上,将视角延伸到对开放经济的研究。
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mead,1951)提出了固定汇率制下的内外均衡冲突问题,即“米德冲突”。在汇率固定不变时,政府只能主要运用影响社会总需求的支出增减政策来调节内外均衡,在开放经济运行的特定区间便会出现内外均衡难以兼顾的情况。而支出转换政策包括汇率、关税等的实质是在总需求结构内部进行结构性调整,使需求结构在国内需求和净出口之间保持恰当的比例,从而开创性地提出“两种目标,两种工具”的理论。荷兰经济学家丁伯根tinbergen,19521最早提出了将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联系在一起的正式模型,即“丁伯根法则”。若要实现n个独立的政策目标,政府至少具备n种独立的政策工具,工具之间不会相互影响。蒙代尔(mundeb,1960)提出了进一步的解决办法,指出将每一政策工具分配给它能发挥最大影响力和具有绝对优势的目标。斯旺(swan,1960)用图形说明了支出增减政策f财政货币政策1和支出转换政策(汇率政策)各自的功用,提出了用支出增减政策和支出转换政策的搭配来实现内外平衡的模型。蒙代尔(1963)与弗莱明(1962),研究了开放经济条件下用于实现内外均衡目标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问题,他们的研究成果经不断完善而成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fmundell-fleming model),并由此得出了着名的“蒙代尔三角”理论,即货币政策独立性、资本自由流动与汇率稳定这三个政策目标不可能同时达到。1999年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fpaul krugmanl根据上述原理画出了一个三角形,他称其为“永恒的三角形”ftheetelnal trianslel,从而清晰地展示了“蒙代尔三角”的内在原理。这三个目标之间不可调和,最多只能实现其中的两个,这就是着名的“三元悖论”。
二、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学者将以上理论和研究方法应用于对我国经济的分析,研究结论不尽相同。马拴友(2004)运用is-lm模型进行分析得出,在我国is曲线较为陡峭而lm曲线较为平坦,说明在这种情况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比。对治理通货紧缩具有更大的效能。张学友、胡锴(2002)运用修正的mf模型,对我国积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力进行比较,得出在我国现行汇率制度安排下,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要优于货币政策:当前我国的经济政策应以财政政策为主,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淡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施建淮(2007)运用var模型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和中国产出进行实证分析后得出,人民币升值在中国是紧缩性的:相对汇率变动的其他效应,汇率变动的支出转换效应是支配性的,因此运用传统斯旺模型来分析中国经济是有效的。徐长生、刘士宁(2006)根据斯旺模型政策搭配理论,认为中国经济目前正处于模型中的内部通胀、外部顺差的区域,因此对内可采用从紧的货币政策主要抑制投资过热,采取结构性的财政政策着重解决经济结构失衡问题:对外通过本币升值的汇率政策改善国际收支顺差,以实现内外均衡。
也有学者通过计量建模,实证研究了近年来我国两大政策的搭配,但大多集中于对内绩效的研究,鲜有在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下兼顾内外综合绩效的系统研究。刘玉红、高铁梅、陶艺(2006)实证研究了财政货币政策的综合效应,发现中国的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有效性较弱,这是由于我国利率管制严格、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发展缓慢等原因所致,而中国的财政政策的政策效果显着,扩大国内需求方面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应该继续实施。王文甫(2007)通过模型分析。发现在内生增长理论框架下,有一条真实变量都以相同的比例增长的均衡增长路径:在均衡增长路径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是相互独立的,它们之间必须相互协调:财政政策对经济有影响,货币呈非“超中性”。刘斌(2009)基于我国的实际数据的实证研究得出。我国的政策体制主要表现为主动的财政政策和被动的货币政策组合体制的结论:这种体制实际上是物价水平的财政决定理论的充分体现:因相机抉择的政策会产生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问题,对社会福利水平产生影响,这种体制在今后是否一定要继续保持值得商榷:他强调今后我国应该从现行的体制向主动的货币政策和被动的财政政策组合体制转换。黄志刚(2009)将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fm—f模型1拓展到中间汇率制度下研究发现,不管资本流动性如何,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基本有效,其效应介于固定汇率制度和浮动汇率制度之间:实行中间汇率制度的国家在进行宏观调控时,最应该运用财政、货币政策搭配方法,此时政策效果最好。
三、总结及启示
如何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实现一国经济稳定发展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也是学界长期论争的焦点议题之一。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理论视角。运用各种模型和实证方法,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绩效及其搭配进行了深入研究。
一、国外研究情况
经济学文献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搭配的定量实证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is-lm模型(又称希克斯一汉森模型)。根据该模型,希克斯和汉森等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虽然在短期能够影响产出,但是从长期来看,对产出都没有影响,它们都是无效的,除了提高价格之外。之后,经济学家在其基础上,将视角延伸到对开放经济的研究。
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mead,1951)提出了固定汇率制下的内外均衡冲突问题,即“米德冲突”。在汇率固定不变时,政府只能主要运用影响社会总需求的支出增减政策来调节内外均衡,在开放经济运行的特定区间便会出现内外均衡难以兼顾的情况。而支出转换政策包括汇率、关税等的实质是在总需求结构内部进行结构性调整,使需求结构在国内需求和净出口之间保持恰当的比例,从而开创性地提出“两种目标,两种工具”的理论。荷兰经济学家丁伯根tinbergen,19521最早提出了将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联系在一起的正式模型,即“丁伯根法则”。若要实现n个独立的政策目标,政府至少具备n种独立的政策工具,工具之间不会相互影响。蒙代尔(mundeb,1960)提出了进一步的解决办法,指出将每一政策工具分配给它能发挥最大影响力和具有绝对优势的目标。斯旺(swan,1960)用图形说明了支出增减政策f财政货币政策1和支出转换政策(汇率政策)各自的功用,提出了用支出增减政策和支出转换政策的搭配来实现内外平衡的模型。蒙代尔(1963)与弗莱明(1962),研究了开放经济条件下用于实现内外均衡目标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问题,他们的研究成果经不断完善而成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fmundell-fleming model),并由此得出了著名的“蒙代尔三角”理论,即货币政策独立性、资本自由流动与汇率稳定这三个政策目标不可能同时达到。1999年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fpaul krugmanl根据上述原理画出了一个三角形,他称其为“永恒的三角形”ftheetelnal trianslel,从而清晰地展示了“蒙代尔三角”的内在原理。这三个目标之间不可调和,最多只能实现其中的两个,这就是著名的“三元悖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