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方法律自然法观
1、法律是完备无缺的自由状态和战争状态的统一
洛克也说在法律产生之前，人类处于一种“自然状态”之中，不过他所描述的这汇总自然状态，首先是一种完备无缺的自由状态，人们都可以用自己认为合适的办法来决定自己的行动，处理他们的人身及财产，而毋需得到别人的许可或听命于别人的意志。其次，这也是一种平等的状态，一切权力和管辖权都是相互的，没有一个人享有多于别人的权力。尽管自然状态是自由、平等的状态，但洛克认为，却不是放任的状态，更不是像霍布斯所描述的那样的敌对的和毁灭的战争状态。他说，“在这种状态中，虽然人具有处理他的人身或财产的无限自由，但是他并没有毁灭自身或他所占有的任何生物的自由，”也没有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或财产的自由。那么，是什么东西使这种自然状态自由、平等而又不放任呢？这就是自然法。这汇总为人人所应遵守的自然法支配着自然状态，教导着人们自我保存，同时又维护全人类。
洛克认为，自然状态中，人们都相互平等，而且人人自由，每个人都恪守着理性所规定的自然法，这只是自然状态的通常情况。但是，自然法状态中有时还出现另一情况，这就是“战争状态”。他认为，（1）战争状态是自然状态的一种反常状态。（2）战争状态是自然法遭到破坏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状态。（3）战争状态的造成是由于有人将另一个人或另一些人置于自己的绝对权力之下，而想消灭对方。谁对他人的生命或自由权利有威胁，谁就是战争的制造者。（4）战争状态是一种敌对和毁灭的状态，被迫处于战争状态的人们，游泳毁灭对方的手段反抗对方的权利。（5）被迫处于战争状态的人们反抗和毁灭战争状态制造者的行为是合乎理性的，合乎自然法的，因而是正义的行为。
2、希望的平等需要法律
霍布斯认为，自然创造人类之初，人本来是平等的，表现在人类身体和心灵的能力上的平等，同时，相等的时间可以使人们在同样从事的坏死物中获得相等的经验和智慧。人类的这种平等性是人类本性的一个方面。他说：“由这种能力上的平等出发，就产生达到目的的希望的平等。因此，任何两个人如果想取得同一东西而又不能同时享用时，彼此就会成为仇敌。”
3、人的社会性是法律产生的直接原因
霍尔巴赫说：“人是自然的产物，存在于自然之中，服从自然的法则，不能超出自然，哪怕是通过思维也不能离开自然一步。”他认为，一方面，人的本性首先在于自爱、趋乐避苦、追求幸福、忙于自我保存，实现人的这种本性是自然法赋予人的自然权利。另一方面，人也具有社会性：人们要生存、自保和享受幸福，抵御自然灾祸，需要把自己的努力与他人的努力结合在一起；每个人如果都一味地追求自己的幸福，满足自己的，而不加以限制，就会损害他人的利益，因此，人们也有必要让出一部分自然权利给社会，委托一些人做社会的代表来管理社会。他还认为，自然状态是捏造出来的、不符合人性的。因为人性的本质之一既在于具有社会性，那么人一开始就处于社会当中。可以把社会分作不同的阶段，却不能认为人类曾由自然状态进到社会状态。而结成社会的纽带就是人们的社会契约，它规定社会生活的一些基本条件。社会契约以理性为指导，以公正为基础，它保障人们最基本的自然权利。
（二）中国法律自然法观
自然法还有另一个方面，那就是处理国家和个人关系的国家、集体至上的儒家观念。这样的自然法观念在古代中国就已存在着，也是中国传统自然法的主流思想。古代儒家自然法思想肯定国家的绝对合理性、国家、家族、男性至上；社会人际关系自家族开始，以血缘纽带贯穿始终，国家自然化，一切立足于治理国家，法律、国家一体。仁义礼法道，人性善恶无不如此；法律决定于国家需要、完全工具化。反之亦然，国家也工具化，成为君主实行统治的手段；有国家、民众集体而无社会、个体，有君权、民权而无臣权、人权，缺乏普遍正义和人民民主思想，缺乏权力制约关系和权利平等关系。
墨家自然法思想彻底颠覆了儒家自然法思想，但是其影响又很微弱。只有道家自然法思想源远流长，可惜只真正存乎民间而已，完全不能主导中国法律文化的发展方向。虽然百家皆言道，但后世知道、弘道者鲜矣。所以，从精神文化尤其制度层面看，自然法思想在中国并没有实质性发展，历史上最终也没有产生国家组织形式，儒家的王道社会理想也随着封建王朝的彻底解体而永远不能变为现实了。中国自然法的深刻思想也随着新的社会历史的变迁而几乎熄灭。
中国自然法的法律观始终是法制、道德合一，这是我们应当注意的。如仁爱法、天道法、互助法，都十分强调道德规范的重要性，所谓以家国天下为先，舍生取义，自我牺牲就是这种精神的体现。
国家自然法观
把自然法产生的根据归结为国家（法律）（需要注意这里的国家和法律是同一的，下同）的起源，这是中西方实践自然法思想的共同发展过程，虽然它们在产生的年代先后上存在着差别。但是，中西方关于国家自然法思想的论述依据却是从不同的角度而进行的。
（一）中国的国家自然起源说
中国历史上的自然法思想一般都认为，国家（法律）是由于人类为了维护社会秩序的需要而建立的，同时国家（法律）出现也是人类走向文明的制度性标志。
1、“名分使群”
荀况指出，人类为了生存，为了战胜自然，就必须“能群”，即组成社会；二要组成社会，又必须有“分”，即区分职业和等级。没有“群”，个人便无法生存；没有“分”，社会便无法维持。礼、法以及君臣就是为了“名分使群”而产生的。
荀况的“人治论”具有深刻的自然法的意义，他从四个方面提出了“圣王”应该具备的条件：王者之人——应该是能用礼义约束自己，以法理政，明察善辩的人；王者之制——恢复和坚持传统的宗法等级制度；王者之论——“无德不贵，不能不官，无功不赏，无罪不罚”；王者之法——以“节用”、“富民”为核心的经济财政制度与政策。
2、消除“一人一义”的混乱
墨子指出，人类历史曾经有过“未有刑政”、“未有政长”的时期，那时没有统一的政治组织，也没有统一的是非标准，而是因人而异：“一人一义，十人十义”。人们不但各有其“义”，而且“各是其义，而非人之义。”“故交相非也”；还有物质上的相互争夺：“；厚者有斗，而薄者有争。”在墨子看来，人类社会是以混乱和争夺作为开端的，而“一人一义”则是祸乱的根源。为了消除“一人一义”的混乱，就必须建立“政长”，即国家机构、各级官吏和天子；建立“刑政”，即国家制度和法令。
3、利用“众力”
《管子》也肯定：“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别”，人们“兽处群居”，相互以武力争夺，“不得其所”。为了制止这种混乱，“智者”利用“众力”禁止人们之间相互侵害，于是就产生了“君”、“国”和“赏罚”。
（二）西方的国家自然起源说
和中国的国家自然法观的发生不同，西方历史上的自然法人物是从另外的途径论述自然法产生的依据应当归结于国家（法律）出现的。他们一般大都认为，在国家（法律）产生之前，人人就享有自然权利，人人是自由平等的，这种自然权利，以及天赋权利，主要是指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和保障生命安全。为了使人类社会从自然状态过渡到文明社会，就必须通过一种社会契约，不管这种社会契约是人们自愿缔结的，还是被迫订立的，但都要服从一定的政治权威。在订立社会契约中，人们可以保留某些自由、平等和财产的自然权利，因而就产生国家和法律。国家与法律又是建立在人类理性基础之上的。这样，自然法与国家（法律）合为一体，没有自然法理念就没有国家（法律）；没有国家（法律）也就没有自然法。
1、国家产生于人性的需要
阿奎那继承了古希腊政治思想中关于国家自然起源的论点，认为国家是由于人性中彼此依赖过同伴生活的自然需要而形成的。
2、国家自然合法
布丹说：“国家是由多数家族的人员和共同财产组成的合法政府，并被一个拥有最高权力及理性所支配的团体。”这里“合法”就是要遵循自然法，否认“君权神授”。他认为家庭是一个自然形成的社会，其他一切社会现象均由此产生，国家亦然。
3、国家是为了处理人类之间的社会关系而产生
孟德斯鸠认为，人类最初身或在自然状态，没有国家也没有国家制定的法律，那时支配人们行为规则的是自然法，在自然状态下，人们都感到软弱、怯懦和自卑。首先想到的是如何保存生命、繁衍后代，而不是相互攻击；人们相互畏惧而相互亲近。因此自然法的原则有四条，即和平、虚报找事物、自然爱慕和过社会生活。自然法渊源于人的生命本质，是人类理性的体现。
在孟德斯鸠看来，人类一有了社会，便立即失掉自身软弱的感觉，存在于它们之间的平等消失了，战争状态开始了。因为，每一个个别的社会都感觉到自己的力量，这就产生了国与国之间的战争状态；每一个社会中的个人开始感觉到自己的力量，他们企图将社会的主要利益掠夺来供自己享受，这就产生了个人之间的战争状态。正是这两种状态使人与人之间的法律——人法建立起来。人法以自然法为基础，是自然法所体现的人类理性的具体适用。其基本任务是调整人类的战争状态，处理人类之间的社会关系。
4、人类不平等产生国家
卢梭认为，人类最初生活在自然状态下，每个人都是自由、平等的，人们之间除了在年龄、体质、生理上存在差别外，不存在奴役和被奴役、服从河北服从以及其他任何不平等。人们没有危害他人的邪恶和欲望，只有自爱心和对同类的怜悯心。这种自爱心和怜悯心在人们之间起着道德、风俗和法律的调整作用。因此，自然状态是自由、平等的“黄金时代”。但是，由于人类能力的发展和人类智慧的进步，是不平等获得了力量并成长起来；随着私有制的产生，出现了一种新的权利——所有权，它使人类的不平等由此而根深蒂固起来；这时富人的社会为保障富人的安全和对穷人的奴役，用法律将私有制和不平等肯定下来，亦即将富人和穷人的状态确认下来，从而使不平等合法化。这时不平等的第一阶段。接着，国家机关和官吏产生，人类不平等进一步加深，除了存在财产上不平等外，还出现了强者对弱者的统治以及政治上的不平等。这时不平等的第二阶段。以后，随着国家权力的腐败，出现了专制暴政和与之相连的主人和奴隶的对立。这时不平等的第三阶段，也是不平等的顶点，是封闭一个圆圈的终极点。
5、理性与非理性两种本性相撞是国家产生的根本原因
狄德罗认为，人是道德实体和肉体实体的统一。作为道德实体，人能认识到：我愿意幸福，但我是和别人一起生活的，别人和我一样，也愿意幸福，所以我们应当寻求使自己同时也使别人幸福、至少不能妨害别人幸福的方法。作为肉体实体，具有肉体感受性，这种肉体感受性使人产生自爱、保全生命、追求幸福、谋取个人利益的本能。人作为道德实体和肉体实体的统一体，相应的成为理性与非理性、正义与非正义、善与恶的统一体，由此有相应的决定人既有社会性，生来就要过社会生活；又有性，生来就有与社会公众利益相悖的欲求。人类本来是生活在自然之状态中的，其时人人享有自由、平等的自然权利，没有后来社会所存在的那些权威，而只按以区分是非善恶为基础的自然法行事。“自然法就是我们的行为必须以它为规范的那种永恒不变的秩序，它的基础是善与恶之间案的本质区别。”由于人的理性与非理性的两种本性相撞产生的矛盾，需要由更强有力的权威力量来解决，而这是自然状态所不具有的，于是人们订立契约，成立国家，从自然状态中走出来。
6、放弃有害的自由需要国家
爱尔维修说，当人类留足鲜血，厌恶在一种无底的恐惧中过生活，因而同意放弃一点他们在自然状中拥有
的那种对他们有害的自由的时候，他们将彼此订立一些约定：这些约定将是他们最初的法律；法律制定了，就必须委托几个人去执行：这些人就是最初的官吏。这样自然状态结束，社会、国家和法律便产生。
7、国家“裁判”说
费希特认为，人们其先生活在自然状态下，人们相互侵扰，自有没有保障。每个人都有自然权利，只有限制自己的自由，允许别人自由的存在，人们才能过美满的生活。当一个人的行为合乎权利，另一个人的行为不合乎权力时，便发生后者侵扰前者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也就是为了强制人们他人的权利，就需要有“强制权力”的存在。要保障“强制权力”的实现，就需要有“裁判”，以便断定什么事什么时候应实行强制。如果每一个人自己裁判，自己执行，有权利的和无权利的人相互间毫无保障和安定。唯一的办法就是要把“强制”和“制裁”这两项权力交给一位最有力量、最值得信任且能解决未来争执的第三者。但是，费希特认为，“强制”和“制裁”的权利不能交给个人而只能交给法律。此项法律必须经个人的同意。人们服从这一法律，就是服从自己的意志，这种众人的“共同意志”就是契约。整个说来，国家是根据契约成立的。费希特还认为，国家只是为了建立完美社会的一种现成的工具。国家像人类的一切设施一样，都是单纯的工具。人和国家的关系正像树的个别部分同整个树的关系一样，人不能成为国家，人也不能脱离国家而单独存在。一个人的最高欲望不是由他自己的行动而是在别人的行动中得到满足。
8、国家产生的潘恩假设
潘恩作了这样一个假设：假定有少数人在地球的某一个隐僻的地方居住下来，同其余的人不发生联系，它们使这块土地上第一批移民，在这种自然的自有状态下，他们首先想到的事社会，单独一个人的力量应付不了他的各种需要。人们害怕寂寞，要寻求安慰，要低于大自然的力量，要在旷野中兴建住所，同饥饿、疾病作斗争，这一切都需要组成社会，这便是社会的起源。如果人们始终相互以诚相待，就不必由政府和法律的约束。然而，由于一般人不可避免地将为邪恶所浸染，他们刚克服了共同事业的困难，便开始呼时彼此应尽责任和应有的情谊。由于人们的懈怠和德行方面的缺陷，于是需要建立某种形式的统治，从全体成员中选出一些优秀的人才专门管理立法工作，这些人应该关心那些选派他们的人所关心的事情。如果移民区继续发展，就有必要扩大代表的名额，使移民区的各部分利益可以受到照顾，当选的人有可能几个月后回去再同群众混杂在一起，他们对公众的忠实和负责就会得到保证。这便是政府的起源和兴起，政府的意图和目的是自由与安全。
1、周公制礼
西周初期，相传“周公制礼”，即在周公主持下，对以往的传统习惯进行了补充、整理，制定出一整套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中心的行为规范以及相应的典章制度、礼节仪式。它始终贯穿着这样几个原则，即“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也。”“亲亲”，就是必须亲爱自己的亲属，必须做到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尊尊”，就是要下级服从上级，必须做到不许犯上，不许违抗。
周公认为，统治者应勤政修德，加强自我克制，实行以“亲亲”、“尊尊”为原则的礼治，推行德政。
2、仁论
孔丘提出，治国执法必须从“修身”开始：“修己以安人”。统治者“身正”即能以身作则，他的政令便可通行无阻；反之，“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政令便无法贯彻。孟轲也认为法律关系首先是上行下效的关系，君主的道德维系天下的纲带，“身正而天下归之”，“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孔丘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赞扬周公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因此以”克己复礼“为己任。孔丘认为，”仁“是最高尚的道德，最完美的人格。君子时时刻刻都不能违背”仁“的要求，无论遇到什么情况、在任何场合都要坚持”仁“。仁的基本精神是重视人，仁的基本含义是”爱人“。将”爱人“用之于处理家庭关系，就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用之于处理政治关系，就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用之于处理统治者内部关系，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用之于处理君子与小人的关系，即使”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会则足以使人“。”爱人“必须从”亲亲“开始，由亲及疏，由己及人。
以“爱人”为中心，以孝悌为根本，以“克己”、“忠恕”为手段，以恢复和完善礼治为目的，这就是孔丘“仁”论的实质内容，也是他自然法思想的主要结构。
3、兼相爱
墨子说：“子墨子置立天志，以为法仪”。他认为，天最公正无私，他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而没有丝毫偏向，它给人们吩咐的恩泽却不要求感恩戴德，它的权威普及四方经久不衰，所以圣王治理国家应该效法这种“天志”来制定法令和政策。
用“天志”作为测定是非善恶的客观依据，作为衡量人们言行的最高标准，是因为，“天志”爱人，“天”是为了庶民百姓的利益而造就世界万物得：“天”具有主宰人间赏罚的最高权威，君主也必须按照“天志”办事：“天”兼有万物，一视同仁，“天志”的公正无私是普遍和永恒的：“天”是人类的良知和正确认识的总根源。
4、制止争夺
韩非认为，古代由于“人民少而财有余”，人们无需争夺，所以既无“赏”也无“罚”，“而民自治”。到了后来。“人民众而财货寡”，人们拼命劳作还不能满足“供养”的需要，于是便互相争夺，从而产生了制止争夺的“法”、“刑”。
5、禁止邪恶
商鞅认为，古代并没有“君臣上下”的制度，并分析了国家与法产生的原因：由于人民纷乱不堪，所以“圣人列贵贱，制爵位”，区分上下等级，从而有了“君臣之义”。由于“地广，民众，万物多”，所以“圣人”又“分五官”进行管理，从而有了“五官之分”。由于“民众而奸邪生”，所以“立法制”禁止邪恶的行为，从而有了“法制之禁”。
6、保证天赋权利不受侵犯
--从“松花江污染事件”说起
今年11月13日13时40分许，地处吉林市的中国石油吉林石化公司双苯厂(101厂)新苯胺装置发生爆炸。爆炸造成松花江水体污染，为确保哈尔滨市区内人民群众和机关、企事业单位用水安全，市人民政府决定市区供水管网临时停止供水，哈尔滨因此全市停水四天。随着污染带的移动，沿岸所有城市无不严阵以待，高度戒备。由于污染带将留入俄罗斯，此事甚至使得外交部官员约见俄罗斯驻华大使，希望不会因此影响中俄关系。12月2日，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引咎辞职……事情还在继续发展。
谁也不曾预料到，在2005年的岁末会出现这么一件让全中国甚至全世界都如此关注的大事。它的出现，再一次让我们不得不认真思考：身处于技术时代，人类到底应该如何与自然相处？人类到底应当怎样发展?我们到底应该用一种什么样的发展观来指导我们的发展？
发展观是从哲学的角度对发展的解释，是人们对经济社会发展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从20世纪40年代起，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发展观经历了五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与此相对应形成了几种不同的发展观。
第一阶段，发展=经济增长，即“经济增长论”引出的发展观。20世纪40年代，由法兰克福学派提出“经济增长论”。经济增长论这种发展观源于“二战”后发展经济学的兴起，是发展经济学早期的发展观。它根据对发达国家的经验总结，认为只有促进经济增长，落后国家才能实现追赶的目标。在这个时期，由于发展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落后国家如何追赶发达国家，因此在理论和认识上也将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它的核心观点是：①工业化是经济活动的中心；②经济增长是一个国家发展的主要标志；③GDP是发展的首要标尺；④发展规划是实现工业化的重要手段。
实践证明，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观，对促进经济增长、迅速积累财富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经济增长并不能体现收入分配的改善和社会结构的完善，不能反映技术进步的变化，并没有给人们带来所期望的福祉。相反，却出现了高增长下的分配不公、两极分化、社会腐败、政治动荡、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学术界将这种现象归纳为“有增长无发展”、“无发展的增长”，在理论上确认了发展与增长之间的差异。
第二阶段：发展=经济+自然，即“增长极限论”表达的发展观。20世纪60-70年代，由罗马俱乐部未来学派提出“增长极限论”，警告人类发展必须关注自然。它的主要观点是：人口增长、粮食生产、投资增长、环境污染、资源消耗具有几何级数增长的性质，极限为一百年。原因在于地球是有限的，人类生活的空间是有限的，地球吸纳消化污染的能力也是有限的。增长极限论认为，世界经济增长已临近自然生态极限，人类应制止增长和技术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它所表达的发展观尽管过于悲观，但却警告人类要从人与自然的和谐角度看待发展。在发展过程中，经济发展不能过度消耗资源、破坏环境，人类要注意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应考虑资源环境的最终极限对人类发展和人类行为的影响。
增长极限论较之于单纯的经济增长论来说是一种进步，其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观点逐步被世人所接受。然而，它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即它以“增长—资源—环境”的相互关系为出发点，将人置于完全被动的地位，忽视了人类把握自己命运和行为的能动作用，忽视了技术进步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促进作用。
第三阶段：发展=经济+自然+社会，即可持续发展观。20世纪70年代后期，由欧美一些经济学家组成的新经济研究会提出了“可持续发展观”。这种观点，一是揭示了发展与环境、资源的关系；二是提出了代际公平发展，满足当代人需要而不削弱子孙后代的发展需要；三是提出了代内公平发展，满足本地需要而不能削弱别地的发展需要。
可持续发展观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研究了人类的代际关系，即这一代与下一代人的关系问题。与此相关联，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再一次提到了人类的面前。可持续发展观强调以未来的发展规范现在的行动。换言之，就是使发展成为在今天是现实的、合理的，同时又能使明天的发展获得可能的空间和条件。因此，可持续发展也是为未来发展创造条件的发展。
第四阶段：发展=经济+自然+社会+人，即综合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第一次把人与自然的联系作为“社会”关系联系在一起。但仅仅强调当代与下一代的关系——代际公平、代内公平。而综合发展观认为：发展不但包括经济增长、政治文化、科技进步、社会转型、生态平衡等各种因素在内的综合发展过程，而且包括人的发展。综合发展观强调了各种协调，但没有考虑后代的发展空间问题。
第五阶段：发展=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这一阶段是可持续发展观与综合发展观的结合。以1995年的哥本哈根世界人口与发展会议为标志，提出“以人为中心”的发展，“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全体人民”。
综观国际上发展观经历的五个阶段，可以看出科学发展观的形成，吸收了人类文明进步的最新成果。
2004年3月10日，总书记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把科学发展观概括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其内涵有两个基本方面：一是以人为本；二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1．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这个“人”是指人民群众，这个“本”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以人为本就是要逐步满足人的多层次的需要。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有三种基本存在形态：类存在、社会存在、个人存在。三种形态意味着三种需要，作为“类存在”，要有满足生存和延续后代的需要；作为“社会存在”，要有满足参加社会活动的需要；作为“个人存在”，要有满足作为独立的人的个人的需要。以人为本的发展，就是要把人作为发展的根据、发展的目的。把满足人的多层次的需要作为发展的目标，不断提高发展的水平。
以人为本就是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总书记指出：“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人的全面发展包括人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以及各方面的能力。因此我们必须围绕这样一个发展目标，完善发展思路，改革发展体制。
2．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以人为本”是回答为谁发展的问题，解决的是发展价值主体是谁的问题；“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回答怎样发展的问题，揭示的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全面”——是科学发展观关于发展范畴的认识。就是说发展不仅是一个经济概念，而且包括政治、文化、社会各个方面。既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又要推动社会全面进步。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四位一体的发展，是人的文明的全面发展。
“协调”——是科学发展观关于发展形态的认识。协调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协调，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协调，社会各种利益关系的协调，经济内部各个方面的协调，还包括人与自然的协调。“协调”是一种状态，一种“和谐”的状态，只有“协调”，发展才能健康，才能持续。“协调”也是一种行为，是解决问题、化解矛盾的方式，只有不断地“协调”，经济发展才不会大起大落。
“可持续”——是科学发展观关于发展时效的认识。可持续发展观是国际公认的，科学发展观。吸收这一重要观点作为自己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是科学发展观本身所必须的。在《我们共同的未来》中对可持续发展做出如下定义：“可持续发展是一种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总书记也曾指出：“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这是一个涉及经济、社会、文化及自然环境的综合概念，特别强调环境承载能力和资源永续利用对发展进程的重要性。可持续发展以生态可持续发展为基础和前提,以资源的永续利用和生态环境良好为标志，以经济增长为主导和保障,鼓励经济持续增长，以社会可持续发展为根本目的,强调自然、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从社会、经济和自然的层面，主张公平分配，既满足当代人又满足后代人的基本需求；主张建立和保护地球自然系统基础上的持续经济发展；主张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遵循公平性、持续性和共同性原则。其公平性即机会选择的平等性，包括横向代内公平和纵向代际公平；其持续性，强调资源的永续利用和生态环境的持续良好；其共同性要求全球共同面对和配合行动，履行优化人类自下而上环境的共同责任。可持续发展理念是建立在现代人机论自然观、系统价值观和生态伦理观哲学基础之上的理论。现代有机自然观为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形成提供了思想理论基础；可持续发展是建立在人与自然和谐基础上的“以人为本”的系统价值观的体现。可持续发展的伦理观遵循人与自然和揩和环境公正的伦理准则。
[内容摘要]：“儒家法与西方自然法的本质是否相同”这个命题困扰学界多年，本文主要通过考察《法哲学论》一书提出的观点，运用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的方法，在肯定两者是具有本质不同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提出了两者还具有有无斗争性和存在的时间段的不同的地方。 [关键词]：自然法的本质、儒家法的本质、斗争性、存在的时间段 “儒家法与西方自然法的本质是相同”的定论大概肇始于维新巨子梁启超先生的观点。此后，法学界对于两者的本质关系皆以梁先生论断为准。近来，学界始有不同的声音，其中论证最具有权威性的莫过于吕世伦教授主编的《法哲学论》（在该书的第16章重点比较了两者的本质不同的地方）。伯恩.魏德士教授在其《法理学》（法律出版社2009年出版）一文中认为，法学理论的生命在于批判和为新的替代性的理论做铺垫。因此，对于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笔者通过比较梁启超先生和吕世伦教授的观点和论证发现，梁启超先生在论证时其实只注重了两者的外在表现而忽视了其内在的不同（但笔者以为，由于当时中国对于国外的理论的认识尚处于一种起步阶段，国内研究的力量很不足，加之可以掌握的资料匮乏而导致的，所以，梁启超先生当时有此认识已属不易，我们不能以今日之标准苛求梁启超先生。），而吕世伦教授提出的观点是在中国学界对国外的理论基本透彻的基础之上。所以，笔者认为，吕世伦教授结论是在肯定了梁启超先生在形式上基本相同的论调的基础之上，在实质上对两者进行比较的结果，可以说是前者观点的进一步的演化和深入。但是，笔者也发现，对于这个问题，学界还不是很重视，偶有像吕世伦教授这样较真的人谈到这个问题也是一笔带过，泛泛而谈。笔者对于这个问题基本上赞同吕世伦教授的观点，但是，对于其中的一些问题，笔者认为还有待于商榷和进一步深入研究。黄仁宇先生在其《万历十五年》提出的基本论调是希望看待历史事件要用“大历史观”，这样才能够更加清晰地看清历史的真相。所以，笔者在本文也采用黄仁宇先生的方法来考察儒家法与西方自然法的本质是否相同这个问题。 一、对《法哲学论》一文的回顾 西方的法哲学思想发端于古希腊，而作为西方法哲学中资历最老的自然法也自然诞生于古希腊。据学界考证，最早使用自然法概念的是古希腊的思想家，但是真正把自然法作为一个明确的概念、一种学说的是斯多葛学派。吕世伦教授在《法哲学论》一书中大致是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证两者的不同的。笔者想结合吕世伦教授提出的论证，在现有的论证的基础之上从其他角度重新尝试做个论证。 （一）、从中、西方文化差异的角度论证了西方自然法是天人分离，而中国儒家法是天人合一的区别。 “西方自然法观念是以天人分离为前提，并通过逻辑的方法加以认识和认证的”。实际上，早在公元前500多年的古希腊，就有思想家赫拉克利特提出了“逻各斯”（也即逻辑）这一范畴。在当时，逻各斯就是指万物变化的普遍的成度，指贯穿于一切运动变化中的共有的、常往不变的、永恒存在的东西，因此，也可以称之为“必然性”或者“命运”。当时的自然法学说是以以下两个根本观念为基础的。 首先，是对自然、自然法则的崇拜与信仰。对于这一点，我们大可以从古希腊的神话传说（主要是荷马史诗）中看出。这种宗教信仰与中国的传统的宗教信仰不同，笔者认为我们不妨可以称之为“混合的宗教信仰”。一方面、它承认奥林匹克众神，尤其是宙斯对人的权威。认为当时的法是由诸神颁布，通过神意的启示为人类所知的。另一方面，它又相信人和神（即使是“众神之王”的宙斯也不例外）都要受某种运命的支配。我们在上面谈到“逻各斯”时已经发现，“逻各斯”就是“命运”。另外，在西方，神其实是跟人一样，都是具有人格的主体。所以，吕世伦教授提出的自然法是“天人分离”的观点中的“天”即为“运命”（或者说是“自然法则”，抑或者说是“命运”），而人则包括了神在内的一切人类。因而，西方最早的自然法的本质实际上是自然的理性。 其次，早在伯里克利时代（公元前461-前429年）已经形成了宗教性法与世俗性法并存的二元论思想。博登海默教授在其《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就曾经生动的描述了古希腊的悲剧《安提戈涅》。因此，“天人分离”也必然意味着自然法与人定法的分离。 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的儒家法是以“天人合一”为前提，通过经验来认识的。所以，在儒家那里，“天道”（或者说是“天法”）存在于圣贤书，寓居于“ 先王之法”中。理所当然地，后人只要苦读圣贤书或者谨遵“先王之法”即可获取“天道”。此外，在中国，君主就是“天子”（上天的儿子），而“天”就是“神”，因此，儒家追求“天人合一”也就毫不奇怪了。 （二）、自然法是先验的，而儒家法是经验的。 对于“西方自然法是先验的，而儒家法是经验的”这个论证，中国学者往往忽视从宗教角度来看待这个差异。但是，宗教在西方是一种历史渊远、影响巨大，而且是西方文明或者说是文化中最为特殊的一部分，忽视西方宗教的影响是论证不充分的表现。 西方社会对宗教的狂热信仰是我们中国所无法比拟的，虽然在中国历史上，统治阶级从来是对宗教采取宽容的政策，但是民众对宗教的信仰程度却并没有因为统治阶级的宽容政策而泛滥。在西方，人对自然法的信仰来源于对宗教的信仰，人只要信仰了宗教，那么对于自然法就不用去认证了，就自然而然的被接受了。伯恩.魏德士教授认为，宗教信仰只有对于宗教分子才能言，在他们眼里，宗教信仰就是客观的，是不需要论证的。 儒家法与西方不同，因为上述我们已经提到了，中国的宗教信仰程度不如西方，所以，儒家法难以靠先验来认证，而需要通过先知圣贤通过躬身体验的实践来获取。 （三）、自然法是人定法的评断标准，是与人定法对立而存在，它一般不直接进入司法领域，而儒家法强调的“天道”是最高的行为准则，可以直接进入司法领域。 对于西方自然法的这一特点，我们基本上也大可从《安提戈涅》中感知。安提戈涅在回答国王的问题时是这样回答的： 人们不知今天与昨天 但生命永恒：（无人能确定自己的生日） 我并惧怕任何人的狂怒， （和革冒神的报复）因为蔑视的缘故。 在中国古代的儒家法中强调“天人合一”，人的行为应该顺应“天道”，“天道”是最高行为准则，当法律没有相应的条文调整时就可以用“天道”来调整。所以，中国古代儒家强调“礼”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就一点都不奇怪了。 二、对《法哲学论》一文不足的反思 用“大历史观”来看待西方的自然法的发展，我们大致可以把它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古希腊时期），自然法的本质就是自然的理性，此时的自然法叫“古代自然法”。第二阶段（中世纪），自然法的本质就是上帝意志的体现，此时的自然法叫“神学自然法”。第三阶段（近代），自然法的本质就是人的理性--自由、平等、人权和财产权等等的体现，此时的自然法叫“古典自然法”。第四阶段（二战后），这个阶段我们称之为“新自然法学”。而如果用“大历史观”来看待中国儒家法的话，也可以划分若干个阶段。《法哲学论》一文忽视了两者的这一前后变化，而主要在静态的层面上将两者作了个比较，因此，这种论证从历史的向度上讲是论证的不充分。基于此，笔者结合自身的所学与认识，从动态上宏观地比较认为两者有以下两个本质的不同。 （一）、西方自然法具有斗争和革命的性质，而儒家法则不具备这一性质。 仔细观察西方自然法，我们会发现，它每一次的发展与变化总是与斗争或者是一场革命相联系起来。西方自然法的斗争与革命性的淋漓尽致地体现于资产阶级革命和二战结束后对战犯的审判当中。 在资产阶级革命前期，古典自然法学派的思想家为革命提供了古典自然法学理论的工具，据此，资产阶级高举“自由、平等、博爱”的大旗，在革命的道路上前进，最终获取了革命的胜利。到了二战胜利后，对于战犯的审判就成为战后的一件棘手的事情，此时，人们自然而然的再次请出了自然法与法西斯纳粹的“恶法”作斗争，向世人强调了“恶法非法”的亘古不变的道理。反观中国儒家法往往是治国安民，注重调整社会的稳定，不具有革命性和斗争性。 （二）、西方自然法与中国儒家法存在的时段是不同的。 正如我上文所言，西方的自然法具有革命和斗争的一面，而自然法本身又往往只探讨法律与其他社会现象（即探讨的是法的外部），而不是主要研究法律本身的内容和形式。所以，当革命一旦胜利或者不存在斗争，那么自然法学就会完成历史的使命而推出历史的舞台，所以，我们就不用惊奇古典自然法学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的不久就被实证主义法学占领阵地的现象。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来看，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法律本身的内容和形式的研究就成为法学研究的主要矛盾，而这个矛盾只能够由当时的实证主义法学。 中国的儒家法正如上面所 说的，是治国安民之法，因此，它在太平盛世往往能够得到长足的发展。这个现象我们完全可以从我国古代儒家法的发展历史看出来，最典型的，我想是汉武帝采纳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议。当今中国在法治现代化的建设道路上提出了“依法治国，以德治国”的口号，而其中的“德”正是我们中国古代儒家法的一个思想。这个大概也可以算是中国儒家法思想在当代的一个体现吧。 三、结尾的一个反思与检讨 写到此，笔者忽然想到了冯友兰先生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再次回到当年读博士学位的母校哥伦比亚大学的演讲。冯友兰先生早年读博士的时候就比较了东、西方在近代来的重大差异，最后，他认为造成中国近代的差异是中国近代哲学没有构建起来。今天的西方已经有逐渐地把自然法和实证法融合的倾向。这说明西方的自然法本身也并非完美无缺的。因此，今天我们在法治现代化的建设道路上没有必要“固步自封”（顽固地抵制西方先进的法学思想），也没必要搞纯粹的复古主义。儒家法与自然法虽然各有所长，但是，它们都不是中国法治现代化的灵丹妙药。 注释： 、吕世伦 主编《法哲学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P.441 、孙霞 著《法哲学纵横》，香港文学报社出版公司2000年，P.13 、同，P.442 、同，P.442 、同，P.3 、同，P.443 、 、同，P.444 、这里的“古典”具有标准和正统的意思，以此区别于其他阶段的自然法。 、沈宗灵 主编《现代西方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P.8
一、自然法思想的渊源及涵义
自然法思想发端于古代社会，有长达几千年的历史。自然法学的一个基本观点认为，人类社会的现存法律为实在法，而超越于实在法之上的还有自然。自然法代表了大自然的和谐和完美，实在法由于人类的认识局限和私利屏蔽则是有缺陷的，必须服从自然法。
它提供了人类对既存现有制度进行自我反省的一块试金石，是判断保守与革命的正当理由。也是组织人们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的观念模式，是人们观察，分析和评价法律的参照系。
所谓“自然法”，按《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说法“是指全人类所共同维护的一系列权利和义务，而就其作为普遍承认的正当原则而言，它通常是‘实在法’即经国家正式颁布并强制执行的法规的对称。”也就是说，自然法并非实在的，具体的法律，它毋宁说是一种正义和权利的体系，一种形而上的法哲学观念。
二、新自然法学对古典自然法学的改造
（一）不再寻求先验和永恒的绝对基础。
古典自然法学自信理性能为自然法寻求某种永恒不变的先验价值基础，从某些绝对原则出发可以演绎出所有的法律制度。新的自然法学不再相信绝对的先验价值基础，认为正义、平等、自由、效率等等都可以成为自然法的基础，自然法的内容可变。
（二）不再具有颠覆性和革命性。
自然古典法学是启蒙思想家反对黑暗的专制制度和不合时宜的法律制度的武器，具有重估和颠覆一切现有法律制度的愿望和能力。新自然法学不具有这样的愿望和能力，只是探求现已比较成熟和完善的法律制度和法律传统的价值基础，以及改良一些具体的法律制度的原则。
（三）具有融合和综合的倾向。
新自然法学与社会法学、实证主义法学之间，不再处于严重的对立状态，而出现了向另一方靠近、愿意接受另一方提出的某些学说的修正形式的现象。
三、新自然法学为中国民法典的制定提供了法哲学基础
众所周知，中国正在进行民法典的编纂工作。我认为，中国民法典的制定应以自然法的思想为其法哲学基础。自然法的基本理念之一就是：法律制度代表了这样一套规则体系，它旨在使人们不受命运的盲目摆布，能安全地走在从事意义的创造性活动的道路上。
中国民法典的制定应以自然法的思想为其法哲学基础，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笔者要否认功利，利益等思想在中国民法典的制定中的作用。应该承认，功利，利益是法律的基点和目的的一部分。因为人的天性就是趋利避害，利益永远都是人们行为的动因。作为调整人们行为的法律，自然应该以实在的利益为基点。但是，随着人们交往日益频繁，利害关系日趋复杂，冲突增多并更见激烈，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得到保护，人们迫切呼唤产生更为公平，合理的法律规范来实现人们的利益。而产生这样的法律规范，仅靠功利的计算是不够的，它必须有个标准，这就是自然法。在制定民法典时，立法者应如新自然法学法学家罗尔斯所言，是处于“无知之幕”背后的人。他们应假设自己有一天也会处于最不利的地位，制定出的民法应有利于处于不利地位的人。因此，整个民法典的具体的规则设计都应体现公平，正义的自然法理念。
四、新自然法学思想可为中国民法典本位的确立提供参考
考察民法制度发展史，民法有着义务本位、权利本位和社会本位三个时期和本位类型。自然法学家正是在不同的经济文化伦理人性环境中苦苦探寻法价值的真理。这就启示我们在制定民法典的法实践中必须考量立法环境中的各类影响因素，作出适合当前和发展要求的本位期盼。我认为以自然法为民法“量身定做”的权利神圣、身份平等和私法自治的理念来看，我国民法典应以私主体权利为本位。
五、新自然法学思想可成为民法方法论之一
有学者指出：一个完整的民法方必须包括自然法学，社会法学和分析法学三个方面。但我认为，法律还应有一重性质，即法律作为一种价值的存在。而这正是自然法学的研究对象。
新自然法法学家拉德勃鲁赫指出：人们对价值有四种态度：1.价值盲，即不问价值，这是自然科学家研究自然科学的态度；2.评价，这是价值哲学及其分支等的态度；3与价值有关的，这是文化科学（包括人文学，史学，社会科学等）的态度；4.克服价值，这是宗教的态度。
自然法的本义在于强调实在法之上的监督者，强调法律的价值即法律应当是什么的命题，它在于追求法律永远不可能达到而又必须追求的完善，在于强调对现实的批判。对民法的研究，除了采取社会法学和分析法学的方法外，必须采取自然法学的方法，以确定合理的人性观点，规制人的行为，体现对人的关怀。
六、自然法思想也是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源泉
虽然，民法典是人类理性的体现，但是人类的理性是有局限性的。民法典不可能包罗万有，预见一切可以预见的东西。首先，“立法者不是可预见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并据此为人们设定行为方案的超人，尽管他竭尽全力，仍会在法律中留下星罗棋布的缺漏和盲区，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法律都是千疮百孔的。”借用一句名言来说，就是：法律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为了填补法律漏洞和适应社会生活的变化，应该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使法官在手握民法典这一“实在法”的同时，还能高举“自然法”的大旗，以“公平，正义”的理念达致个案的公平。
自然法不仅是法官应有自由裁量权的理由，而且是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的方法之一。当然，这时的自然法应是施塔姆勒所主张的“内容可变的自然法，日新月异的自然法”，而不是古典意义的永恒不变，到处相同的自然法。法官在审理民事案件时，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应根据自然法的基本精神，裁判时兼顾法律，天理，人情，根据衡平的基本原则去裁判案件，裁判案件时，法官必须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以公平正义为唯一准则，以理性的方法在当事人之间合理地分配正义，法官应以人工理性与自然理性完善结合的方式不因情枉法，不因权屈法，不因言废法。
七、新自然法学思想的运用可增强我国民法典的社会适应性
自然法思想的精神实质具有终极目标的指向，往往比较抽象且留出了巨大的弹性空间。虽然不能说放之四海而皆准，但它总能在不同的文化环境和价值体系中生存、发展并不断地去指导各个社会的法的实践活动。因此，我国民法典的创制应当把自然法思想作为重要参照，大胆地趋利避害，用深邃的目光和精致的理念去实现自然法精髓的民法发散。通过自然法思想的贯穿，民法典必定也可以在更为公平合理地实现市民要求作出制度性设计。通过自然法理念的民法化为更深层次的改革推进提供重要的武器。民法典也正可以在这样的社会适应中实现自己的目标，把民法的精神深深积淀在民众的意识和行为中。在这样的法文化环境中，民法典恰恰可以实现自己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自然人破产是指有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时，按照破产程序，在保留其自己与其所供养人的生活必需费用和必要的生活用品情况下，将其财产拍卖，按一定比例分配给债权人的一项法律制度。从破产制度起源和发展的进程来看，“破产”一词最初来源于中世纪时期意大利，是指债权人因为商人不能偿还债务时砸烂其板凳，表示其丧失经营资格的做法，针对的破产主体主要就是自然人。可见，最初的破产法的范围仅适用于自然人，自然人破产才是破产法的最原始形态，法人破产是在自然人破产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立法实践中，自然人破产也是世界诸多国家破产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目前世界各国关于自然人是否具有破产能力大体有三种立法体例，即商人破产主义、一般人破产主义、折衷破产主义。商人破产主义，是指破产法只能适用于商人，非商人不具有破产能力。采用此立法主义的有意大利、法国、比利时等国家。一般破产主义，是指无论对商人还是对非商人均适用破产法。采用此立法主义的有德国、日本等国家。折衷破产主义是一般破产主义特殊形态，是指商人和非商人均适用破产法，但是两者分别适用不同的破产程序。采取该立法主义的国家则主要有葡萄牙、巴西等国。总的来说，一般破产主义更加符合现代经济社会的本质要求，现今一般破产主义已成为国际上破产立法的趋势，关于个人破产的问题许多国家都明文规定且在具体制度构建上也十分完善。
20O6年8月27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2条规定：“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依照本法规定清理债务。企业法人有前款规定情形，或者有明显丧失清偿能力可能的，可以依照本法规定进行重整。”第135条规定：“其他法律规定企业法人以外的组织的清算，属于破产清算，参照适用本法规定的程序”。2007年6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92条规定：合伙企业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债权人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出破产清算申请，也可以要求普通合伙人清偿。合伙企业依法被宣告破产的，普通合伙人对合伙企业债务仍应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由此可见，现行破产法适用的是特殊的企业法人破产主义，即破产法适用适用主体仅限于企业法人、合伙企业及其合伙人、个人独资企业及其出资人、其他依法设立的营利性组织，自然人中仅合伙企业的合伙人、个人独资企业的出资人被纳入法律调整范围。虽然现行破产法并没有明确规定自然人的破产制度，但其第135条规定却无疑在法人破产制中撕开了一道口子，使我们看到了自然人破产制度的一些曙光。
我国现行破产法没有将自然人纳入调整范围。对此，有人认为，自然人破产的时机还不够成熟，因为目前我国传统的消费观念还不是超前消费，还没形成个人破产的市场；其次我国还没有建立个人财产登记制度和诚信制度，个人信用体系还不健全，银行体制建设也不完备，个人破产的监控难以实施；最后个人破产会给一些人逃避责任提供方便。也有人认为，破产法应当适用于自然人，真正做到自然人与法人在债权债务清理程序上的平等，并且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人们消费观念逐渐发生转变，自然人投资市场更加普遍，超前消费促使个人消费大量增长，自然人破产是大势所趋。近几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建立自然人破产制度的呼声越来越高。笔者认为，目前在我国建立自然人破产制度具有必要性和现实可行性，为了使债权人债务人充分实现自身权利和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我国应该尽快建立自然人破产制度。
一、我国建立自然人破产制度的必要性
（一）建立自然人破产制度是当前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生产水平逐步提高，物质需求也在大幅度增加，尤其近年来，为促进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我国采取了一系列启动消费内需的政策，消费者通过按揭分期付款、预期透支的方式购置房屋、汽车等消费品，并提供耐用消费品及办公设备、教育等各种领域的信贷服务，利用信用卡和贷款消费的比例已经越来越高，自然人投资市场更加普遍，超前消费促使个人消费大量增长个人资产不断增加。而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营利，营利必然会优胜劣汰，不可避免会出现资不抵债的现象，个人消费借贷债务日益膨胀，自然人资不抵债、无力还款的情况时有发生，甚至可能会进一步增加。如果破产法不承认自然人破产能力，在个人资不抵债时，往往会出现逃废债行为，损害社会信用基础。因此，很有必要尽快确立自然人破产制度，以规范自然人破产问题。
（二）建立自然人破产制度是维护债权人合法权益的需要
破产强调的是对全体债权人的公平受偿，破产制度的本质就是要对债务人的财产概括地、一般地强制执行，使有效成立的破产债权得到共同满足。由于我国没有自然人破产制度，债权人要么通过私力救济自己的权利，要么适用民事诉讼中的民事执行程序来保护债权。当自然人无法清偿全部债务时，有可能出现转移、隐匿资产等逃债行为，或者有选择地偿还债务，或者恶意拖欠。私力救济会导致非法拘禁或绑架人质等犯罪行为的发生，严重影响社会安定和人们的正常生活秩序，为法律所不容。就算债权人依靠民事诉讼程序解决破产债务问题，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申请在先的当事人的债权优先受偿，对于申请在后的当事人而言就失去了公平偿债的机会。此外，司法实践中“执行难”现象长期存在，使得司法尊严和司法秩序受到损害和威胁。这些都影响着全部债权人的公平受偿，不能体现市场经济公平、平等、等价有偿的私法原则。因此我国有必要建立自然人破产制度，运用破产手段保障债权人公平受偿，维护债权人利益。
（三）建立自然人破产制度是维护债务人合法权益的需要
随着人类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破产制度发展到近代社会，破产法的保障本位开始由传统破产保护债权人利益向债务人利益方向倾斜。破产制度除了强调对债权人合法权益的保障，还强调保障债务人的合法权益。按照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企业法人具有破产能力，可以根据破产免责规定来免除自身无力清偿的债务。当自然人陷入债务危机时，却不能适用破产，自然人应对自己的债务永远承担无限责任，不管债务人何时获得财产，都要用这些财产来清偿债务，直到还清全部债务，这对自然人来讲显然缺乏公正性。如果我国建立自然人破产制度，对自然人适用破产程序清偿债务，给予自然人选择破产的机会，债务人获得对不能清偿债务的部分或全部豁免，使自然人能摆脱债务的困扰，从沉重的债务负担中摆脱出来，获得重新开始的机会。
（四）建立自然人破产制度是我国法律制度与国际规则接轨的需要
随着市场经济全球化，要求国内法与国际法互相融通。自然人破产法已经成为国际上所有市场经济国家破产法的重要内容，采取一般人破产主义代表了世界破产法的方向和趋势。随着我国跨国破产以及涉外破产问题正变得日益突出，有关破产法律与国际立法协调一致，相互衔接的需要也日益突显。如果我们仍然排斥自然人破产，势必造成破产司法上的许多冲突，阻碍扩大对外开放。因此，建立自然人破产制度，赋予自然人破产能力，是加强外国国际经贸交往和加入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现实需要。
二、我国建立自然人破产制度的现实性
自然人破产制度的建立要结合我国的现实情况，慎重考察自然人破产现实可行性，必然要结合考虑社会、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因素。有的学者认为，目前在我国实施该制度的条件尚不成熟，应当缓行。尽管自然人破产制度在我国的实行尽管存在诸多障碍，但不足以成为否定建立个人破产制度的充分理由，我国建立自然人破产制度具有充分现实可行性。
首先，物权法律体系的完善和个人信用体系的逐步建立为自然人破产制度的建立奠定基础和有利条件。随着人们对物权认识的深入和2007年物权法的颁布，使得自然人财产状况逐渐清晰，在债务人需要破产清算时，能够明确区分自己的财产和他人的财产，确定破产财产的范围和破产债权的范围。现今，我国的个人信用制度也正在逐步建立与完善之中，这对掌握自然人的个人资信状况，规范个人信用行为，构建诚信社会具有重大意义，为自然人破产制度的实施提供了有利条件。笔者认为，虽然自然人信用制度是自然人破产制度建立的基础，但是并非一定要在我国的个人信息体系体制完全健全完备之后才讨论自然人破产的可行性。
其次，我国已建立了与自然人破产制度相配套的社会保障体系。自然人破产结果使得破产人信誉受损，可能出现生活困难的现象，国家应帮助破产人走出困境，对其基本生活予以保障。我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社会再就业制度以及其他各种社会保险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为破产人和社会减轻了负担，帮助破产人重新起步，为自然人破产制度的建立提供了坚实的后盾。
再次，建立自然人破产制度不会导致自然人利用破产逃避债务。允许自然人破产绝不是放任逃债欺诈行为，更不是无原则免除债务清偿责任，只有那些无违法行为的债务人对法律规定可以免除的债务才能获得免责。破产法中的可撤销行为、无效行为等制度能有效地解决欺诈行为或损害公平清偿行为。
最后，我国建立自然人破产制度，有国外及其他地区成熟经验可供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及我国港台地区的自然人破产制度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立法和司法实践中都积累了大量的经验，目前已经形成的较为完善的制度体系，这能够为我国自然人制度的构建提供有益的借鉴。我们应当结合我国自身的实际情况，借鉴国外及其他地区自然人破产制度的有效经验和理论成果，实现平衡债权人和债务人的权益，保障我国经济秩序良好运行。
三、对我国建立自然人破产制度的建议
建立自然人破产制度应当考虑到与法人主体的差异，尽量减少破产带来弊端，构建更为严谨科学的自然人破产体系。为保障个人破产制度的建立，实现其法律价值，笔者认为建立自然人破产制度中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实行个人财产收入申报登记制度和存款实名制
自然人的个人财产与家庭财产密切联系，自然人破产后容易出现个人财产隐匿和非法转移，这对自然人破产财产的界定带来极大的困难。笔者认为，实行个人财产登记和存款实名制才能解决对自然人破产财产的界定问题。个人财产收入申报登记制度是指特定层次或特殊行业的公民依照法律规定向有关部门申报自己的财产收入，向社会公开自己的财产状况，并由此接受国家法律监督和社会监督的一项法律制度。通过建立和完善个人财产收入申报登记制度，可以界定破产人的财产范围，从而使破产人的个人财产与其他家庭成员的财产界限严格区别开来，使得破产管理人能够清晰地管理破产人的财产，并将财产用于破产分配。同时，鉴于我国个人财产相当大的部分是银行存款，因此实行个人存款实名制十分必要。2000年4月l目起我国实行了个人存款实名制，破产管理人通过存款实名制可以掌握破产人的财务状况，了解破产人的资金流动情况，有利于查清破产人的个人信用状况，并可以防止破产人隐匿财产和非法转移资金。
(二)建立破产许可免责制度
破产免责制度是指在破产程序终结后，对于符合法定免责条件的诚实的债务人未能依破产程序清偿的债务，在法定范围内予以免除继续清偿的责任的制度。该制度是避免债务人背负沉重债务包袱，鼓励债务人在破产之后仍能积极参与社会经济活动，为社会和个人创造新的财富。纵观世界各国关于破产免责制度的立法例主要有当然免责制度和许可免责制度。前者是指在破产程序终结后，破产人便自动获得免责，无须提出申请而经法院许可。许可免责制度是指破产人是否获得免责，应由破产人提出申请，由法院审查决定。各国破产法大都规定了许可免责。笔者建议我国构建自然人破产法律制度采取许可免责制度。严格限制个人破产免责条件，只有那些诚实守信、没有从事欺诈行为的债务人在破产程序终结后才能予以免责，规定申请免责的程序、提出免责申请的条件、规定非免责债务等内容。
（三）建立破产失权和复权制度
早期的破产有罪主义将破产视为犯罪，除了对破产人的财产进行清算分配，还要对破产人进行严厉的人身惩罚和人格侮辱。在当代，破产虽然已不再被认为是犯罪，但对破产人身份地位的约束，人身自由的限制，财产处分权的丧失，仍然具有惩罚的性质。这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对破产人的人权的限制，是破产人的失权。而破产法体现为对破产人作为人的基本权利的尊重，就要在一定条件下回复破产人的权利，即破产人的复权。自然人破产后，从繁重的债务中解脱获得新生的机会，其经济能力在一定时间后可得到恢复，人格破产所剥夺或限制的权利就不会无限延续，因此还有必要设立失权和复权制度，平衡人权与失权之间的矛盾，真正做到保障债务人的合法权益，使债务人获得新生机会。
四、结语
我国现行破产法相比1986年的破产法试行实现了许多方面的突破，但仍然将自然人排除在了破产范围之外，不能不说这是一大缺憾。破产法是市场经济中的重要法律，对规范市场经济秩序至关重要。现代真正意义的破产法在适用范围上都采取一般破产主义的立法原则。诚然，立法机构鉴于立法的稳定性，在近期建立自然人破产制度的可能性不大，但社会是发展的，法律不仅应具有稳定性，更要具有前瞻性和预见性。笔者建议我国在今后修改破产法时，注重吸收国外的立法经验，实现我国破产法律制度的国际化，将自然人的破产纳入其适用范围，规范债务清偿秩序，使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能更加和谐有序。
参考文献：
[1]范健，王建文：《破产法》，法律出版社，2009年。
[2]耽达明、郑淑君：《比较破产法初论》，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1993年。
费希特《自然法权基础》的翻译出版，对于中国现时代的法哲学研究是一个推进，溢美之辞就不多说了，下面简单谈一下我的几点感想。 刚才徐友渔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自由主义的政治理论是否需要一种形而上学。对此大致有三种不同的答案，按照他的观点，他宁愿选择否定的回答，即大可不必有什么形而上学基础。徐友渔的这个观点在自由主义的政治理论中十分具有代表性，英美的现代政治自由主义者大多持这种看法，为此他们拒斥形而上学，例如罗尔斯的政治理论就是如此。从政治思想史的角度看，20世纪以降，理论家们对于政治问题的思考总的来说呈现这样一种势态，由厚转薄，问题的焦点从人性问题转向制度问题，从制度问题转向政策问题。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在我看来，既有理论方面的原因，也有现实方面的原因。就理论上看，确实对终极关注等问题，各派主义和思想体系很难达成共识，所谓古今之争、中西之争不可能停止，甚至愈演愈烈，如果按照先解决基础问题后解决政制问题的古典逻辑，那么在政制层面上就不会有任何共识的结果，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此外还有另外一个方面，那就是即便共同享有一个形而上学价值诉求的理论家们，他们对于政治问题的看法却完全可能是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例如英国的霍布斯与洛克，法国的伏尔泰与卢梭，德国的康德与黑格尔等，因此，形而上学对于政治理论是没有意义的，用奥坎姆的剪刀把形而上学剪去，政治理论照样成立。就现实来看，西方社会经过20世纪前后的政治动荡，各个国家无论经历了怎样的曲折，在二战之后基本上都完成了宪政国家制度的建设，特别是英美国家在国家问题上一路顺风，有关政治问题的探讨逐渐转化为法律问题，乃至政策问题。由于已经享有了古典思想家们有关价值基础以及政治正义等形而上方面的理论成果，所以他们可以轻松地放弃这方面的争论，而就诸如税收、行政、教育等公共政策问题一论短长，确实罗尔斯的正义两原则，特别是差别原则是不需要太多的形而上学基础的，然而它们却是西方社会的尖锐问题。由此可见，薄的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在北美占据主流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中国的情况就不同了，我们面临的问题就其层次来说与西方现代的政治问题迥然有别，我们的政治理论所要解决的是古典政治科学的立宪政治问题，是如何建立一个共和、法治、民主的现代国家制度问题，而不是一般的政策问题，所以，探讨这个中国政制的形而上学基础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且回顾中西方政治思想史，我们可以看到对于一种政治制度的正义价值的追溯是必不可少的，它是政道之所在，是国家理由之基础，是政治合法性之根基。其实，古典古代的希腊、罗马暂且不说，西方15世纪以来的政治思想，有关政治的形而上学基础的探讨就一直是其核心内容，英美和大陆所谓两种不同的思想路径盖莫能外。从马基雅维里、博丹到卢梭、孟德斯鸠，以及康德、费希特、黑格尔，乃至马克思、韦伯、施米特，直至哈贝玛斯，从英国早期的普通法大法官，到霍布斯、洛克、休谟、斯密，乃至美国的联邦党人，直到现代的德沃金，甚至罗尔斯思想的另一个维度，关于人性、终极关怀、政治制度的价值基础等问题，从来都是大思想家们考量问题的出发点和归结点。我们研究中国现代政治问题，不能抛弃形而上问题的思考，例如，建立怎样的政治制度？颁布什么样的法律？为什么要保障人的基本权利？为什么要限制政府的权力？司法审查制度的深层原因何在？等等，这些重大的政治问题都有一个正义的基础问题，政治正义，乃至法律正义，说到底就是一个政治哲学和法哲学所要处理的形而上学问题。我在新近出版的《休谟的政治哲学》一书中之所以第一章就讲“政治哲学的人性论预设”，原因也是为了矫正有关自由主义不讲形而上学的弊端，其实，对于这个问题，以麦金太尔、桑德尔为代表的现代社群主义已经对现 代自由主义发起了攻击，这确实是现代自由主义的一个软肋。不过，我并不赞同社群主义，我认为在古典自由主义那里本来就有十分完备的形而上学，就有人性论的价值基础，只不过现代自由主义把它们丢弃了，如果我们回到休谟、斯密，乃至康德、费希特、黑格尔，是完全可以建设一个厚的自由主义的政治理论的。厚的自由主义不但能为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提供正当性，而且能使人过一种好的生活。 从上述角度来看费希特的《自然法权基础》一书，它的价值就显而易见了。费希特探讨的是一个有关法治共同体（或国家）的正义基础问题，这个问题依照德国乃至大陆思想的传统，则需要上溯到自然法，费希特认为任何一个文明政体都必须凭依其何以存在的根基，他的法权理论为我们先验地推演出了这个理性根基的基本原则和定理，所谓自然法权在他的理论中是一切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基础，既有法则的意义，更有正当性的意义。对于我们今天中国的政治理论和法律理论来说，费希特对于自然法权的探讨具有相当的启发意义，尽管他的某些具体的理论如婚姻法等，与现代的观念相比显得落后了，但探求国家政治制度的自然法的正义价值，这一费希特的主导思想依然没有过时，甚至具有指导价值。我的看法是，在有关人生价值观方面，诸如如何才能过一种好的生活（good life），什么样的人生追求才是有价值的，等等，自由主义的形而上学探讨不会贡献太多的东西，在诸多具体的法律程序和政府政策方面，形而上学的探讨也大多不合时宜，没有必要，在这个层次上我赞同徐友渔的观点；但是在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和基本的法律制度方面，在如何建立一个自由、共和、民主、宪政的政治共同体方面，有关形而上学的探讨，有关自然法权、国家理由、天赋权利、超验价值等问题的探讨则是不可或缺的，它们关涉政治的合法性与正当性（legitimacy）这一人类的根本性问题，对此我更愿意接受古典自由主义的观点。 下面我再谈另一个问题，即从学术思想史的角度如何看待费希特的法权理论。在这个问题上，我与梁志学老师的观点略有一些不同。首先，我赞同梁老师的看法，即费希特的政治法权学说在学术界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他有关自然法权、人民主权、民主政治的一系列观点具有重要的价值，在德国古典思想中具有独特的意义，甚至比康德、黑格尔的有关思想要进步和深刻。但是，我不能同意这样一种总体看法，即以前东德著名费希特学者劳特为代表的观点，他们认为费希特的哲学就其深刻性、进步性和系统性来说，要高于康德和黑格尔哲学，就政治法权哲学来说，黑格尔的君主立宪制是保守的反动的，费希特的人民民主制是革命的和进步的。为什么我不能同意这个观点呢？原因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何为进步？何为革命？何为保守？何为反动？这些问题需要一个标准，在我看来，主张此种观点的学者基本上有一个不言自明的预设，那就是法国大革命和人民民主，而上述两个基本原则实际上是有问题的，法国大革命的积极自由与人民主权的暴政，二十世纪以来曾经给我们留下惨痛的教训，所以，这个衡量进步与反动的标准并不具有天然的正确性。在比较研究德国古典哲学的这几位大家的政治观时，不能简单地套用上述标准。费希特固然对于法国大革命也并非百分之百的赞同，但对于法国大革命的政治反思方面，他不如黑格尔的《法哲学》，在有关人性与政治、法权与历史的认识方面，他不如康德的《法的形而上学原理》和《历史理性批判》。当然，我 没有贬低费希特思想的意思，只是认为康德的永久和平论和黑格尔的立宪君主论，如果换一个角度，不从所谓反动与进步的标准来衡量，也许并不比费希特的政体学说缺少价值。关于这个问题的具体论述我在最近出版 的几部书中已经有较为系统的阐发，在此就不多说了。 第二，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评价一套理论的地位还要看其丰富性、系统性以及包含的内容，就这个方面，我认为费希特的法权理论与康德和黑格尔的法权理论相比，则差距就很大。我在2003 年和2011年分别在研究生院开设了两个学期的法哲学课程，与同学们一起系统地研读了康德的《法的形而上学原理》和黑格尔的《法哲学》，前不久我也细读了费希特的《自然法权基础》，相比之下，我总的感觉是，费希特的法权理论是较为单薄的，就内容的丰富性和体系的广阔性来说，与康德和黑格尔没法比。例如，康德对于法权的定义与分类，他有关私法与公法的论述，特别是有关历史理性和世界共和政体的论述，都比费希特要深刻得多，而黑格尔的《法哲学》，可以说是德国古典法权理论的集大成，其中有关自由理念、主体人格、财产权理论、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划分、立宪政体和国家主权，等等，都远远高于费希特。当然，我还要再次声明，我说这些决没有刻意贬低费希特理论的意思，我也认为我们以前对于费希特的政治与法权思想的研究太薄弱了，忽视费希特的理论是不对的，应该看到他的独特价值，特别是费希特有关共和政体、行政权与监察权分立的观点，反对当时德国封建的君主制的观点，都值得重视，并给予应有的历史地位。我的上述看法只是想提醒一点，即我们在学习与盛赞费希特法权理论的同时，要保持一种警惕，那就是谨防他的有关人民主权和人民民主的观点把我们导向极权的社会主义政治法学。 最后，我想谈另外一个问题，即费希特的法权思想与德国民族精神的关系。我们知道，德国在经历了拿破伦的入侵之后，思想界普遍弥漫着一种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这个精神在德国启蒙思想那里就有源头，莱辛、赫尔德以及政治浪漫派都鼓吹德意志源远流长的民族精神。费希特当然也是这个思想流派中的重要一员，他的《对德意志国民的演讲》曾经产生过重大的影响，我的导师贺麟先生在抗战期间写就的《德国三大哲人处国难时之态度》一文就高度赞扬了费希特的爱国主义精神。《自然法权基础》与《演讲》在思想倾向上是完全一致的，不过，这里却存在着一个问题，即如何把民族精神转化为一种法权。在这个问题上，当时的德国大致有两种不同的甚至对立的理论，萨维尼开创的历史法学派也强调民族传统和民族精神，但是却反对理性主义，反对把民族的法律传统提升为一种国家法权，在这个问题上，萨维尼与蒂博的理性主义法典学派展开了一场争论，黑格尔的态度很明确，他支持后者，反对萨维尼。当然，萨维尼历史学派的民族主义与黑格尔理性主义的国家主义之间的对立，是在费希特的法权理论产生之后出现的，但如何看待德国政治法权思想史上的这段理论论争，以及费希特的民族主义和国家学说在其中的地位、产生的影响，以及与上述两种思想派别的关系，无疑是学术思想史中的一个问题，值得研究。《自然法权基础》的翻译与出版，有助于我们对这段思想脉络的梳理，我认为，费希特的思想地位是独特的，他既不像萨维尼那样断然排斥国家的政治法权而一味转向民族历史的传统积习，也没有像黑格尔那样把国家的政治法权提升到德意志民族最终归宿的地位，而是寻求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在法权上的平衡，这一点对于我们今天探讨中国传统的礼仪文化和建设现代的宪政国家的法律制度，显然具有借鉴的意义。 高全喜
面向对象正文一九九三年美国的克林顿政府提出了“信息高速公路”计划，从而在这十多年间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一场信息风暴，信息技术几乎触及了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毫不夸张的说没有了信息技术，现代文明的生活将无从谈起；作为信息技术中最重要的部分，计算机技术无疑是其发展的核心问题，而我们知道计算机只是一台机器，它只能按照计算机语言编好的程序执行，那么正确认识计算机语言的过去和未来，就是关系到计算机发展的重中之重；以自然辩证法的观点认识和分析计算机语言的发展历程，将有助于更加全面地推动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有助于更加准确地掌握计算机语言发展趋势。一、科学认识大门的钥匙--当代自然辩证法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对于自然界和科学技术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一般方法的科学，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科学技术观、科学技术方法论。它主要研究自然界发展的总规律，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规律，科学技术发展的一般规律，科学技术研究的方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面地、系统地概括了他们所处时代的科学技术成功，批判吸取了前人的合理成分，系统地论述了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自然科学发展过程及其规律性，以及科学认识方法的辩证法，以恩格斯的光辉著作《自然辩证法》为标志，创立了自然辩证法继续发展的广阔道路。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体系中，自然辩证法与历史唯物论相并列。它集中研究自然界和科学技术的辩证法，是唯物主义在自然界和科学技术领域中的应用，它的原理和方法主要适用于自然领域和科学技术领域。学习和运用自然辩证法将有助于我们搞清科学和哲学的关系，从而更加清楚地认识科学的本质和发展规律，更加全面的观察思考问题，只有加深了认识，我们才能更好地发挥主观能动性，迎接新的科学技术的挑战。下面我将以自然辩证法的观点来分析计算机语言的发展历程。二、计算机语言的发展历程和发展趋势计算机语言的发展是一个不断演化的过程，其根本的推动力就是抽象机制更高的要求，以及对程序设计思想的更好的支持。具体的说，就是把机器能够理解的语言提升到也能够很好的模仿人类思考问题的形式。计算机语言的演化从最开始的机器语言到汇编语言到各种结构化高级语言，最后到支持面向对象技术的面向对象语言。1、计算机语言的发展历史：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当计算机刚刚问世的时候，程序员必须手动控制计算机。当时的计算机十分昂贵，唯一想到利用程序设计语言来解决问题的人是德国工程师楚泽(KonradZuse)。几十年后，计算机的价格大幅度下跌，而计算机程序也越来越复杂。也就是说，开发时间已经远比运行时间来得宝贵。于是，新的集成、可视的开发环境越来越流行。它们减少了所付出的时间、金钱（以及脑细胞）。只要轻敲几个键，一整段代码就可以使用了。这也得益于可以重用的程序代码库。随着C,PASCAL,FORTRAN,等结构化高级语言的诞生，使程序员可以离开机器层次，在更抽象的层次上表达意图。由此诞生的三种重要控制结构，以及一些基本数据类型都能够很好的开始让程序员以接近问题本质的方式去思考和描述问题。随着程序规模的不断扩大，在60年代末期出现了软件危机，在当时的程序设计模型中都无法克服错误随着代码的扩大而级数般的扩大，以至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种新的思考程序设计方式和程序设计模型-----面向对象程序设计，由此也诞生了一批支持此技术的程序设计语言，比如EIFFEL，C++，JAVA，这些语言都以新的观点去看待问题，即问题就是由各种不同属性的对象以及对象之间的消息传递构成。面向对象语言由此必须支持新的程序设计技术，例如：数据隐藏，数据抽象，用户定义类型，继承，多态等等。2、计算机语言的发展现状：目前通用的编程语言有两种形式：汇编语言和高级语言。汇编语言的实质和机器语言是相同的，都是直接对硬件操作，只不过指令采用了英文缩写的标识符，更容易识别和记忆。用汇编语言所能完成的操作不是一般高级语言所能实现的，而且源程序经汇编生成的可执行文件不仅比较小，而且执行速度很快。高级语言是目前绝大多数编程者的选择。和汇编语言相比，它不但将许多相关的机器指令合成为单条指令，并且去掉了与具体操作有关但与完成工作无关的细节，例如使用堆栈、寄存器等，这样就大大简化了程序中的指令。同时，由于省略了很多细节，编程者也就不需要有太多的专业知识。高级语言主要是相对于汇编语言而言，它并不是特指某一种具体的语言，而是包括了很多编程语言，如目前流行的VB、VC、FoxPro、Delphi等，这些语言的语法、命令格式都各不相同。高级语言所编制的程序不能直接被计算机识别，必须经过转换才能被执行，按转换方式可将它们分为两类:解释类和编译类。3、计算机语言的发展趋势：面向对象程序设计以及数据抽象在现代程序设计思想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未来语言的发展将不在是一种单纯的语言标准，将会以一种完全面向对象，更易表达现实世界，更易为人编写，其使用将不再只是专业的编程人员，人们完全可以用订制真实生活中一项工作流程的简单方式来完成编程。下面是一张计算机语言发展图表，从中不难得出计算机语言发展的特性：²简单性提供最基本的方法来完成指定的任务，只需理解一些基本的概念，就可以用它编写出适合于各种情况的应用程序²面向对象提供简单的类机制以及动态的接口模型。对象中封装状态变量以及相应的方法，实现了模块化和信息隐藏;提供了一类对象的原型，并且通过继承机制，子类可以使用父类所提供的方法，实现了代码的复用²安全性用于网络、分布环境下有安全机制保证。²平台无关性与平台无关的特性使程序可以方便地被移植到网络上的不同机器、不同平台。三、面向未来的汉语程序设计语言：从计算机诞生至今，计算机自硬件到软件都是以印欧语为母语的人发明的。所以其本身就带有印欧语的语言特征，在硬件上CPU、I/O、存储器的基础结构都体现了印欧语思维状态的"焦点视角"，精确定义，分工明确等特点。计算机语言也遵照硬件的条件，使用分析式的结构方法，严格分类、专有专用，并在其发展脉络中如同他们的语言-常用字量和历史积累词库量极度膨胀。实际上，计算机硬件的发展越来越强调整体功能，计算机语言的问题日益突出。为解决这一矛盾，自六十年代以来相继有500多种计算机语言出现，历经五代，至今仍在变化不已。汉语没有严格的语法框架，字词可以自由组合、突出功能的整体性语言。在计算机语言问题成为发展瓶颈的今天，汉语言进入计算机程序设计语言行列，已经成为历史的必然。1、发展汉语程序设计语言的理由：1）计算机语言问题解决，只能从人类语言中寻找解决方案；2）计算机语言的现存问题是形式状态与功能需求的矛盾；3）计算机硬件的发展已为整体性语言-汉语进入计算机程序设计语言提供了条件2、汉语程序设计语言的技术特点：1）汉文字的常用字高度集中，生命力极强，能灵活组合，简明准确地表达日新月异的词汇，这些优点是拼音文字无法企及的。2）汉语言的语法简易灵活，语词单位大小和性质往往无一定规，可随上下语境和逻辑需要自由运用。汉语言的思维整体性强，功能特征突出。3）汉语程序设计语言的发明者采用核心词库与无限寄存器相结合的方法，实现了汉语言的词素自由组合；将编译器与解释器合一，使汉语程序设计语言既能指令又能编程；以独特的虚拟机结构设计，将数据流与意识流分开，达到汉语程序设计语言与汉语描述完全一致，通用自如。具有汉语言特性的汉语程序设计语言的出现，打破了汉语言不具备与计算机结合的条件而不能完成机器编码的神话。还为计算机科学与现代语言学研究提出了一条崭新的路径，它从计算机语言的角度，从严格的机械活动及周密的算法上，向世人证实汉语的特殊结构状态，及其特殊的功能。四、计算机语言之父——尼盖德尼盖德帮助因特网奠下了基础，为计算机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尼盖德是奥斯陆大学的教授，因为发展了Simula编程语言，为MS－DOS和因特网打下了基础而享誉国际。克里斯汀·尼盖德于1926年在奥斯陆出生，1956年毕业于奥斯陆大学并取得数学硕士学位，此后致力于计算机计算与编程研究。1961年～1967年，尼盖德在挪威计算机中心工作，参与开发了面向对象的编程语言。因为表现出色，2001年，尼盖德和同事奥尔·约安·达尔获得了2001年A．M．图灵机奖及其它多个奖项。当时为尼盖德颁奖的计算机协会认为他们的工作为Java，C＋＋等编程语言在个人电脑和家庭娱乐装置的广泛应用扫清了道路，“他们的工作使软件系统的设计和编程发生了基本改变，可循环使用的、可靠的、可升级的软件也因此得以面世。”尼盖德因其卓越的贡献，而被誉为“计算机语言之父”，其对计算机语言发展趋势的掌握和认识，以及投身于计算机语言事业发展的精神都将激励我们向着计算机语言无比灿烂的明天前进。五、结束语用科学的逻辑思维方法认识事物才会清楚的了解其过去、现在和未来，计算机语言的发展同样遵循着科学技术发展的一般规律，以自然辩证法的观点来分析计算机语言，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认识计算机语言发展的历史、现状和趋势，有了自然辩证法这把开启科学认识大门的钥匙，我们将回首过去、把握现在、放眼未来，正确地选择计算机语言发展的方向，更好的学习、利用和发展计算机语言。六、致谢首先感谢张老师，张老师幽默的讲解和精炼的内容使我受益匪浅，使我对以后的工作和生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另外要感谢本文所参考的文献的作者和相关网站。最后还要感谢在我写论文过程中提供无私帮助的人们，以及给我支持的家人和朋友。
参考文献
1．《计算机语言与计算机程序发展历史》博客中国网
2．《计算机发展史》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3．《软件发展与社会进步》蔡希尧
一、自然人民事责任能力的概念
（一）关于自然人民事责任能力含义的不同界定
1．不法行为能力说。持此学说的学者认为“然人对其实施的不法行为承担民韦责任的资格或能力、违约责任能力和其他责任能力。”
2．意思能力说。该认为自然人的民事责任能力，是其能够理解自己的行为并且预见其违法行为结果的心理能力，亦即关于违法行为的意思能力。
3．识别能力说。认为民事责任能力是“足以辨识自己的行为结果的精神能力”。
4．广义民韦行为能力说。“通说为，自然人的民韦行为能力是自然人能够以自己的行为行使民韦权利和设定民韦义务，并且能够对自己的违法行为承担民事责任的资格。”
（二）作者的观点
本文认为，责任能力的概念应界定为：行为人对自己的过失行为承担民事责任的法律资格。这一概念界定包含两层含义：其一、责任能力的适用对象是过失行为，这体现了过错责任主义，无过失责任及公平责任并不适用责任能力制度；其二、责任能力是行为人承担责任的法律资格，有责任能力就应承担民事责任，否则行为人则可免责。其实卡尔·拉伦茨在其著作《德国民法通论》中就已有相似的论述：“不法行为能力或过失责任能力是指对自己的过失行为能承担责任的能力。”
（三）民事责任能力的性质
关于民事责任能力的性质，学者间存在较大的分歧，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归属能力说，一种是构成说持构成说的学者把责任能力理解为行为是否可以产生责任的能力，有时甚至把责任能力当作过错的基础，认为责任能力解决的是行为人就其不法行为能否成立过失的问题。我国台湾学者王泽鉴在讨论侵权责任能力时，就将之视为侵权行为成立的一个要件一一过失一一的前提。“加害人因故意或过失侵害他人权利者，具主观‘可归责性，，而此项可归责性须以责任能力(归责能力)为前提。此属侵权行为人负有损害赔偿责任的资格，故也称侵权行为能力，在思考逻辑上应先肯定加害人有责任能力，进而认定其有无故意或过失。”归属能力说则认为，民事责任能力用以确定一个人是否对不法行为的制裁取得归属。凯尔森说，为不法行为的能力（在德文中）往往用“归责”概念来加以表示，不可归责，并不是说行为不可归责，在任何情况下，行为总是“他的”行为，这意思就是行为总是归责于他的，不归责于他的只是制裁而已。由此，在归属说之下，责任的成立和责任的承担就被分为两个问题，责任的成立与否由过错来判定，而责任的承担与否则由责任能力决定。
对于这两种学说，笔者认为它们在实际效果上是一样的，都能达到使无民事责任能力人免责的效果，但笔者认为构成说更具合理性。因为从责任能力与过错的关系来看，责任能力制度被看作是过错原则适用的必然逻辑结果。近代民法是理性主义思想支配下的个人本位(或称权利本位)的法律，自然人被看作是理性的主体，能以自身的理性能力认清法律为其规定的活动领域，并有义务在该领域内活动而不侵入他人的领域。如果自然人违背了这种理性认识而超出自已的活动领域进入他人的领域，则具有过错，构成侵权，应承担相应的责任。过错原则下的过错，就被看作是一种背离理性认识而应当受到谴责的主观状态。过错包括故意和过失，无论故意或过失都以行为人对行为后果的认识为前提，即过错的形成以行为人具有认识能力为前提。这就产生了不具有识别能力的主体其行为效力问题，而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就是民事责任能力制度。
二、自然人民事责任能力制度的存在基础和价值
（一）自然人民事责任能力制度的存在基础
本文认为，过错责任制度是责任能力的制度基础。责任能力制度是过错责任制度的下位制度，其法律效果及适用范围由过错责任制度决定。责任能力制度仅于过错责任制度中适用，而不能适用于无过错责任及严格责任制度。民法上的法定能力有权利能力、行为能力及责任能力。从法的表现形式来看，权利能力作为法律概念直接在民法典的总则部分的民事主体部分予以规定；行为能力也作为法律概念于民法典的总则部分的法律行为部分予以规定；而责任能力则并不是法律概念，只是体现于民法典债篇的相关条文当中。这说明，责任能力是解决责任承担问题的法律制度，而权利能力、行为能力则是主体的取得权利承担义务的主体性条件。所以，我们并不能以对待权利能力、行为能力的思维来分析责任能力，不能从人格的高度来界定责任能力，从而以责任能力为基础来分析责任承担问题，以至使责任能力成为上位概念，而各种责任制度就成为下位制度。责任能力制度的最直接的法律后果模式是：有责任能力者应对其造成的他人损害承担责任，无责任能力者则免责。而有无责任能力的判断标准是能够辨识行为后果的识别能力。对无责任能力人予以免责，
（二）自然人民事责任能力的制度价值
1．平衡无识别能力人、受害人及监护人之间的利益关系
责任能力的首要制度价值就是在于充当无识别能力人、其监护人及受害人之间的利益分配器，而控制这个利益分配器的阀门就是责任能力的判断标准。责任能力制度之所以如此引起学者的重视，主要在于责任能力在未成年人造成他人损害的事件中，对未成年人、其监护人及受害人之间的利益进行调节。法者、司法者可以利用责任能力的判断标准——识别能力这一阀门对三者之间的利益进行调控。如立法者将识别能力之有无的年龄标准提高时，就会使更多的受害人得到监护人的赔偿；反之，受害人的利益可能会因为未成年人的责任财产的不足而得不到赔偿。如司法者将识别能力的认定标准作严格解释，就会使受害人因未成年人的免责而从监护人那里得到赔偿；如采取较宽的标准，则一样会使受害人因未成年人的财产不足而得不到赔偿。其所适用的归责原则是什么呢？我们知道，无过错责任及严格责任制度并不考虑主观因素——行为人的过错，其归责依据是损害事实与因果关系。既然行为人由于不具有识别能力这一主观因素，而被免于承担责任，那么显然是在归责时考虑了主观因素。从而说明，该情形并不是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严格责任原则或公平责任原则，而是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可见，责任能力制度的法律后果是适用过错责任制度的结果。从中可得出的结论是：过错责任制度决定了责任能力制度的法律效力，而责任能力制度的适用范围只限于过错责任原则。过错责任制度就是责任能力的制度基础。
2．进一步丰富民事主体制度的具体内容
从1804年第一部资产阶级民法典《法国民法典》颁行以来，权利能力在民事主体制度中就占有了一席之地，尽管此时尚未有此称呼。到了《德国民法典》，对民事主体享有的能力进行了具体分类，从此便有了权利能力、行为能力之别，二者共同构成主体人格制度的主要内容。而责任能力制度发展到今天，不断充实着新的内容，理应与权利能力、行为能力一起丰富主体人格制度。首先，就目的设计而言，权利能力主要考察民事主体独立享有权利、承担义务的能力；行为能力主要考察民事主体独立设定权利义务的能力；而责任能力则主要考察民事主体独立承担责任的能力。其次，就法理基础而言，权利能力以平等为核心，使各种民事主体均等地享有权利、承担义务，体现了民事主体法律地位一律平等的基本原则；行为能力以意思自治为核心，关注的是民事主体能否依自己的行为取得权利、设定义务，体现了民法的自由理念以及自由与秩序的协调；而责任能力最大限度地填补受害人的损害，以保护他人与社会的利益为目的，体现了民法的公平理念，反映着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的平衡。再次，就道德价值而言，权利能力是民法正义理念在平等层面的体现，它赋予每位民事主体以均等的机会进入法律体系之中；行为能力是民法正义理念在自由层面的体现，它允许有意思能力之人自己创设权利义务为自己谋福利，实现法的社会价值；责任能力是民法正义理念在公平层面的体现，为自己行为负责，确保各种法律关系最终都能回归常态。由此可以看出，权利能力、行为能力、责任能力三者之间既相互独立又彼此依存，共同统一于主体人格制度之中，丰富了民事主体制度的具体内容。
三、我国自然人民事责任能力制度的缺陷和完善
（一）现行规定的不足
1．我国民法对责任能力制度的规定在归责原理上模糊不清。譬如，第133条第1款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民事责任。监护人尽了监护责任的，可以适当减轻她的民事责任。”这一规定似乎与德国法、日本法的规定相似，监护人所承担的是过错责任。但“监护人尽了监护责任的”，只能适当减轻其责任，而不是免除，这又与“没有过错就没有责任”的过错责任主义不相符。再者，如果这一规定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及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不负责任的依据是过错责任制度，那么就应该以是否有过错来判定是否负责任，也就是就以是否有具体的识别能力来决定之，而不是以是否有行为能力来判定。因为限制行为能力人是已满10岁未满18岁的未成年人，这个年龄段的人一般都是有识别能力的。第四，第133条第2款与前一款相矛盾。既然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及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是无责任能力人，就不应该由这两类人承担责任，因为其没有责任能力而不能形成过错，这时应由有过错的监护人来承担；而这一款却因为该两类人有财产而由其承担责任。为了避免该两款在归责原理上的矛盾，只能以公平责任来解释第二款。但是，在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及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有财产时，第二款显然比第一款优先适用，这样所得出的结论是公平责任比过错责任优先。这显然又不合理，因为公平责任是在用尽其他救济手段而得不到救济时才能适用，理应是过错责任的补充。所以，本文认为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可谓漏洞百出。
2．从民事责任能力确立的两个标准来看，反映出立法者在两种价值取向面前的摇摆不定
根据我国《民法通则》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意见（试行）》的规定可以看出，我国民法对于判断民事责任能力有无的标准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双重的：一为行为能力，二为财产状况。对行为能力标准加以分析，可以看出立法者对行为人利益的保护。民事行为能力制度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保护行为人尤其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合法权益，使其不因智力、经验的欠缺而在社会活动中受到损害，因此民事行为能力要求的年龄标准较高——18岁。而民事责任能力制度以“行为能力的有无”为判断标准最直接的结果就是保护行为人，使其能够以“没有完全的行为能力”这一理由来对抗法律的否定性评价，体现的是对行为人的特别关注。
但同时法律又确立了财产标准，要求有财产能力的行为人对自己不法行为造成的损害后果独立承担责任，这里反映的是自己责任原则。让有能力的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体现了法律对受害人和代替其承担责任的监护人予以保护的倾向。
之所以出现这样看似矛盾的情形，绝不是“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有待完善”这一理由就能解释的。若果真如此，就过于简单了。其实我国的立法者在制订这一规定时还是有自己的考虑的：当今世界对民事责任能力判断标准的规定只有识别主义和出生主义两种。前者的问题就是总也无法理清其与过错的“暧昧”关系，理论本身很难圆全；而后者则过于空洞。所以有学者认为，法国民法典对于民事责任能力制度的新规定不是把它上升为“人人皆而有之”的境地，而是根本就把它抛弃了。两种标准代表了两种价值取向：识别主义表面上似乎是最公平合理的，严格考查行为人行为当时的主观心理状态，能够辩认和控制自己行为者就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反之则不负责任。此种规定对行为人的利益给予了充分的保护，但它忽略了受害人和代替其承担责任的监护人的利益。而出生主义则是完全站在了受害人的立场，认为过错的标准是客观的，只要行为人的行为构成了对“注意义务”的违反即需承担责任，而不考虑行为人是否真正意识到自己行为的意义。此种模式必然导致的结果就是行为人再也不愿意积极为任何行为，因为当过错用采客观标准时，行为人进行活动而完全不影响他人的利益，现实中确实是很困难的。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无论是识别主义还是出生主义，确立的判断标准都是有缺陷的。而我国的立法者为了避免上述偏失，对于自然人的民事责任能力确立了双重标准（一为行为能力，二为财产状况），目的就是希望通过此种途径，对相关主体给予平等的关注：
第一，行为人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就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没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就由其监护人代为承担责任。
第二，行为人如果有自己独立的财产，就可以对自己的行为承担民事责任，而不必考虑行为人具体的民事行为能力状况，这也可以看作是对监护人权益的一种保护方式。
第三，监护人代替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的条件是行为人没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而且没有自己独立的财产，这两个条件必须同时满足。
第四，为了保证受害人的损失能够得到补偿，法律没有规定行为人及其监护人的免责事由，也就是说，在任何情况下，受害人的损失都必须予以补偿，这是法律对受害人进行保护的方式。
根据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立法者这样规定的目的是为了平衡行为人（加害人）、监护人、受害人三者间的利益关系，使三方当事人的利益都能得到保护，以期达到一种真正的公平状态，这也就无怪乎会有学者认为“此种规定比较公平合理，……”
但这样的规定还是存在弊端的：一方面，以民事行为能力的有无作为民事责任能力的判断标准，对行为人过于宽容，不利于保护受害人和代为承担责任的监护人的利益；另一方面，行为人与监护人之间谁是真正的责任主体，确认依据不明，二者间的内部责任关系很混乱。
（二）我国自然人民事责任能力制度的完善
1．我国自然人责任能力制度的模式
（1）自然人民事责任能力制度的应然模式
第一、抛弃传统意义的民事责任能力理论，赋予其新的内容
其一，就民事责任能力的含义而言，自然人的民事责任能力是指自然人所具有的对自己的不法行为造成的损害后果独立承担赔偿责任的资格或能力，它是对自己责任原则的一种体现。
其二，就民事责任能力的性质而言，自然人的民事责任能力是一种归责能力，这种归责能力是客观的，不属于主观意识范畴，并以此来区别于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
其三，就民事责任能力的具体内容而言，自然人的民事责任能力不单指侵权责任能力，还应包括违约责任能力和其他具体的责任能力，即民事责任能力适用于一切能够产生责任的领域。
其四，就民事责任能力的判断标准而言，会因责任承担方式的不同而有所区别：首先，对于财产责任，判断标准即为行为人的财产状况，此时它的判断标准是具体的，因每次损害赔偿的数额多少而有所不同：其次对于非财产责任，判断标准就是行为人有为一定行为的能力，而此种形式的民事责任能力是每个人都有的。
第二、要把认定责任和承担责任两个环节分立开来，以达到保护行为人（包括其监护人）与保护受害人二者之兼顾。
这里要弄清的就是过错、责任与责任能力三者之间的关系。过错是认定责任时所应考虑的问题，归责时采过错责任原则，目的是为了保护行为人的利益。责任能力是承担责任时考虑的问题，有责任，现实中并不一定有承担责任的能力（仅针对财产责任而言），但这并不妨碍责任的认定。对于不名一文的行为人来说，何时有足以赔偿损失的财产（因而具有民事责任能力）则何时承担赔偿的责任，但在这之前，责任的认定已成事实。如果行为人不承担责任，并非因其不具有责任能力（无财产），而是因其无过错，所以不必承担责任。
第三、实践中对于过错采用主观判断标准，并结合行为人的民事责任能力状况来确定责任的认定和责任的承担在责任的认定过程中，考察行为人及其监护人双方的过错，此时的过错是一种主观心理状态，只要有一人对受害人的损害结果存在故意或过失就可以认定责任的成立。在责任的承担过程中，需要根据行为人自己的民事责任能力状况来确定责任是由行为人自己承担还是由其监护人代为承担。此时的民事责任能力作为确定行为人与监护人内部责任关系的依据，是一种客观事实。
2．自然人民事责任能力制度的具体内容
（1）对于过错而言，这里的过错仍然属于主观意识范畴，也就是说，此时的过错仍采用主观判断标准，考察当事人行为当时的主观心理状态。但这种考察不是对行为人主观心理状态的单独考察，而是考察行为人与其监护人的共同过错，只要有一方满足过错要求，就可以认定责任是确定存在的，行为人和其监护人就需要承担责任。
（2）对于责任主体而言，行为人及其监护人都是责任主体，但二者并不处于同一层面。如果行为人能够满足民事责任能力的判断标准之一，则行为人就是责任主体，由其来承担责任；但如果行为人不能满足民事责任能力的要求，那么就应该由其监护人代为承担责任，以确保受害人的损害在任何情况下能够得到补偿。但是监护人承担责任只是暂时的，只要行为人有了足以承担责任的能力（金钱）就需要返还给监护人。因此，二者虽同为责任主体，但行为人是第一位的，监护人是第二位的。
（3）对于民事责任能力而言，仅考查行为人单独的民事责任能力，而它的判断标准是双重的：对于财产责任，以行为人的财产状况为判断标准：行为人有独立的财产，就自行承担责任；没有独立的财产，还需要区分两种情况：如果行为人无过错而监护人有过错，就由监护人承担责任；如果行为人有过错，就由监护人暂为垫付，等到行为人具有民事责任能力（金钱）后再返还给监护人。对于非财产责任，每个自然人都具有这种责任能力。这是因为只要行为人能够为损害行为，就能够采取相应的行为来弥补受害人的损失，二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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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坚持科学精神，在防护工程设计中既尊重规律，又勇于创新
防护工程既是充分利用天然自然在未来战争中的防护作用；更是设计建造新的人造自然———防护体系。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并在军事上的运用，现代战争的基本形态正由机械化战争转向信息化战争，使用高科技武器装备特别是先进的空袭武器装备，进行远程精确打击，将成为主要的作战样式。防护工程如何应对高科技条件下战争，真正起到防护作用？首先，要探索、掌握现代战争规律及现代战争武器的性能、特点，掌握设计所依据的标准、规范的原理及其编制依据，从而针对具体的防护工程进行相应调整，必要时还应进行试验检验，只有这样，设计建造出来的防护工程才能经得起未来战争的考验，才能在实现战备效益的前提下，节省造价。因此，作为防护工程设计人员，必须具备科学精神。科学精神主要包括：求真务实精神，科学追求的真理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真理，在设计活动中应坚持实事求是，勇于探索真理和捍卫真理；创新精神；有条理的批判精神，也就是有理性的怀疑精神；开拓创新精神，在不同的设计中，对于新问题的分析和创造。现代科学知识日新月异，科学技术理论不断发展。作为防护工程设计所依据的规范、标准，在近几年都经历了较大调整。其中，防护设计由防核武器破坏为主转变为防核武器、防常规武器破坏并重，强调核威慑条件下的常规战争，隔震规范的计算原理和参数都进行了全新调整，同时新增了伪装设计、智能设计等内容。在进行防护工程设计时，需在科学精神的指导下，辩证发展地看待设计所依据的规范、标准，需要认识到规范、标准是随历史发展而变化发展的，规范、标准中的计算方法等是有条件限制的。同时，因防护工程学科是一门正在快速发展的学科，与防护工程相关的实验数据、理论研究尚在不断完善中，所以某些特殊情况下的工程设计，是不能简单地直接套用现有规范、标准的。笔者参与防护设计的某防护工程，因地质条件较差，为V类围岩，工程主体部分防护层厚度近百米，现有规范对这种地质情况的计算理论及方法尚不完善，仅近似地按碎石土中地道、坑道式防护工程的计算方法进行计算。在完全依据规范的计算方法的情况下，计算结果得出荷载均较大，基本没有体现空气冲击波在防护层中的衰减，计算出的衬砌厚度在1米至2米之间。后经专家对现行规范、标准进行讨论，认为现行人防规范、标准中提供的卸荷拱承载力计算公式适用于浅埋工程，对坑道、地道等深埋工程不适用，专家建议此处采用或借鉴其他公式计算。经分析计算比较后，《美国空军设计手册》提供的计算方法只考虑空间散射所造成的衰减，计算出来的峰值压力比较合理。因此，防护设计采用了《美国空军设计手册》的计算结果，荷载得到了降低，衬砌厚度降低到1米以下。工程在保证战备功能的情况下，节省了造价，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其次，还要勇于创新，在防护工程设计时要有前瞻性。防护工程主要是为今后几年至几十年的战争准备的，而武器技术、作战样式在数十年的发展中，必定有各种显著的变化，防护工程的设计理论、工程材料、工程技术也必定经过一系列的变化发展。如何保证依据现行规范设计建造的防护工程，在建成后的若干年内均能够发挥战备作用呢？
首先，作为防护工程设计人员，需要具备自然辩证法的科学观，用运动的观点认识客观世界，认识到科学、技术是不断创新、不断变化发展的，工程本身也是变化发展的，不是一成不变的。防护设计人员对作战样式的变化及工程将来的变化应有前瞻性，知道工程将来可能需要承担的任务，在设计中考虑到将来的要求。其次，在工程前期选址中，尽量选择岩质较好、防护层较厚的山体，这样不但可以减少建设的造价，同时因工程主体处于静荷重的山体中，在抗力要求提高的情况下，可以不做改动或者只是对口部进行处理，就可以满足更高抗力的要求。然后，在工程设计阶段，一方面充分利用山脊等自然条件增加防护层厚度，同时在不增加造价或只增加少量造价的前提下，增加抗力储备。另一方面采用合理的结构形式，使结构受力更加合理，同时便于将来的加固改造。设计中做好防排水处理，保证围岩及衬砌不会因为地下水的长期作用而受到影响。最后，在工程建成后，做好维护保养工作。在防护工程设计规范、标准变化调整的时候，及时复核原设计是否满足新规范、新标准，对不满足的部分，及时进行加固改造。在防护工程设计中，坚持科学精神，立足客观条件，探索战争规律，尊重工程规律，勇于创新，统筹考虑工程设计使用年限内的战争形态，工程自身的战略及战术作用，以及工程建设维护代价，既可以充分挖掘战备效益，又可以以最低的代价获取尽可能大的战备效益。
三、运用先进的技术手段，不断提高防护工程的设计质量
马克思主义把技术的本质界定为人对自然的能动作用、改造作用。技术和科学在本质上都反映了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都属于生产力范畴。但他们又有不同，科学是人对自然的理论关系，属于认知范畴，一般是不可预见的；技术是人对自然的实践关系，属于实践范畴，总体是可预见的。技术是人类为满足自身的需要，在实践活动中根据实践经验或科学原理所创造和发明的各种手段和方式方法的总和。即是工艺学，是具体运用的手段和方式方法，技术运用得如何，直接关系到防护工程设计的效率和质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特别是要发展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在防护工程设计中，要充分运用好现有科学技术手段。目前主要是在两个方面的运用，一方面，是计算机技术的运用。防护工程设计的时间周期、图纸复杂程度，都较以前有了更高的要求，按以前的手工作图、完全手工计算，已不能满足要求。AutoCAD等绘图软件以其简单易用、易修改、可重用、准确真实和易存储传输的特点已成为防护工程设计中不可缺少的工具。同时，在防护工程设计中，需要完成大量的计算工作，手算易错且工作量大。MathCAD软件编程因其与手算过程相同，且简单易用，笔者在开始防护工程结构计算前，使用MathCAD软件编制了一系列的计算程序，可分别完成防护工程设计中的荷载、弯矩、配筋等的计算，减少了工作量，提高了计算准确性，减少了设计周期，同时计算部分的修改及调整也变得非常容易。另一方面，是施工技术、施工工艺及施工设备的运用。防护工程的施工技术伴随着大量地下工程的建设得到了发展，施工技术的发展同时促进了防护工程的建设。在防护工程设计时，既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施工技术条件，又要注意不能设计现有技术、设备无法施工的防护工程。施工技术的发展，使先进的技术及机械得到运用，从而使得工程造价得到降低，施工安全有了保障，施工效率得到提高，工程质量得到保证。防护工程设计完毕后，还要按照现代技术规范的要求再进行技术评估、验证，以及按照现代技术要求组织实施。采用科学的方法，预先从各个方面系统地对相关技术的利弊得失进行综合评价。从政治、军事、经济、生态环境、技术等各个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方面对技术正负效应做出全面评价，通过不同学科领域的评估者对技术预测所形成的各种方案做出定性和定量的分析评估。比如现阶段，在施工工艺、技术选择上，坑道式防护工程施工普遍采用新奥法、钻爆法、盾构法、浅埋暗挖法。同时，光面爆破技术使洞室超挖及塌方得到减少，超前导管、钢拱架支撑等技术使得软岩中的大跨度结构施工有了可能。掘进机施工已具有较高的水平，部分工程已经使用。但同时需要注意到，施工中的地质超前预报技术、施工机械化、施工现代化管理等方面还需加强。在进行技术评估时，不同的施工工艺、技术选择必定导致工程质量、经济、生态环境的不同，通过技术评估、验证后，才能得到最优的施工工艺、技术方案。
光是感知艺术的灵魂。光塑造形象，物的形象只在光的作用下才能被视觉感知，正确的设光能加强空间设计的氛围，提升艺术效果。光渲染的气氛对人的心理状态和光环境的艺术感染力有决定性的影响。强化光的明暗对比能把表现的艺术形象或细节实现出来，形成抢眼的视觉中心。极高的对比还能产生戏剧的艺术效果，令人激动；光装饰环境：光和影编织的图案，光洁材料反射光和折射光所产生的晶莹光辉，光有节奏的动态变化都是装饰环境的宝贵元素，引人入胜的焦点。相对于人造光源，自然光以其丰富的变化更能起到对室内空间的装饰作用。
一、自然光表现情感、性格
在室内设计中可以运用自然光表现情感、性格的特点、表现室内的气温。如光照度强，表现了明快、热烈、激情等性格，而光照度弱时，则表现出沉闷、阴暗、神秘感等。在室内设计中光的构成效果，首先应确定表现何种气氛然后选择相应“光”。另外在室内设计中的其他因素，如色彩、材质、造型，都受光的条件的制约，必须先运用光的条件，而后表现它的个性。自然光是室内空间营造和形式创作的重要启发性因素。自然光的照射赋予结构清晰形象的同时，又将它们之间的关系以一种更为动人的方式演绎出来。
采用不同的光的照射方式，形成不同的室内艺术效果。例如按照设计构图规律，形成前景与衬景，直射光与间接光晕的构成图像，利用光的照射方式不同，得到的不同造型、光影的艺术效果，比例与尺度、光影、黑灰白的层次等，都应符合视觉美的规律法则。例如尺度、比例、主次、统一变化，渐变以及特异的手法等，在做“自然光环境”设计时与其他视觉艺术同样，应符合光的艺术构成规律。另外，在室内设计中选用镜面反射室内的物象，或是借以虚拟空间，扩大空间感，或是利用经营后的反射面达到预期的艺术画面，美化空间。
三维空间产生的生理基础是人眼的胜利特征；三维空间形式的物质基础是空间的梯度特征。格式塔心理学运用三个梯度：正方形、大小梯度、正方形之间的距离梯度以及正方形偏离水平成垂直而产生的位置梯度来解释梯度是如何产生的。除了以上还包括纹理梯度、色彩梯度和亮度梯度。亮度梯度是产生空间深度的关键。不同的空间密度形成了人们不同的空间感知，两种不同的密度空间还存在着互相挤压、渗透的运动，类似与物理学中的压强。同样的面积和同样的围合的庭院和房间相比，由于庭院亮度大，它的空间密度就小于市内空间，因此从室内进入庭院或仅仅摄入庭院的景致，都会使人感受到两种不同密度空间之间的流动关系，这样，自然光创造空间形象建筑最打动人的是它铸造的场所和精神，自然光正是表达这种精神的一种语言。没有一种语言能像光这样寄托众多的含义。太阳——热爱，月亮——宁静，流星——忧虑，黑暗——未知和恐惧……自然界的阳光代表欢乐、热情、开朗。阳光不但培养人的心灵，它还能赋予建筑以灵魂。光以不同的方式穿过建筑的表皮进入内部空间，自然光在被建筑改变的同时，也以自身独特的语言塑造了空间的性格，形成各种不同的空间气氛。
没有光线的照射，空间将湮没在一片寂静的黑暗之中。光的到达将空间展示在我们面前，同时还对空间进行了二次创造和再组织。自然光使空间产生变化、形成一种不确定的状态。通过对自然光环境的设计，人们创造的生动饱满、丰富多彩的空间形象。
二、人类生活对自然光的需求
随着环境保护意识的增长，人们向往自然，喝天然饮料，用自然材料，渴望住在天然绿色环境中。强调自然色彩和天然材料的应用，在自然光的照射下感受自然所赋予建筑空间的独特感受。室内环境设计是整体艺术、他应是空间、形体、色彩以及虚实关系的把握，功能组合关系的把握，这样自然采光就会充分发挥其特点，使整个空间融入在一个和谐、统一的环境中。
三、室内采光的设计手法
路易斯.康曾经说过：“对我来说，光是有情感的，它产生可与人合一的领域，将人与永恒联系在一起。他可以创造一种形，这种形是用一般造型手段无法获得的。”他在一九六六年设计的克拜尔博物馆，选择了螺旋线作为剖面的形式，这样有利于降低空间高度并提高采光的均匀度。
良好的采光设计也并非意味着大片的玻璃窗，而是恰当的布置方式，即恰当的数量与质量。影响采光设计的应素很多，其中包括照度、气候、景观、室外环境等，另外不仅要考虑直射光，而且还有慢射光和地面的反射光。同时，采光控制也是应该考虑的，它的主要作用是降低室内过分的照度，影响室内空间的功能和层次。
四、在实践的探索与体会
在香港汇丰银行的设计中，诺曼•福斯特在室内外空间交接处针对不同朝向即采用了不同的处理手段来调节室内光线，其东西立面则通过遮阳板完全控制光线渗透，并调节了阳光漫反射光的强度，使其南立面(受光面)利用悬挑楼面产生了连续阴影区，从而保证了良好的南向视域；在建筑物北立面(背光面)则使用了大面积的玻璃幕墙，让部分柔化光线射入室内空间并弥漫四散；在香港汇丰银行底层中庭上，诺曼•福斯特通过计算机调控反光板跟踪太阳运行，然后将其阳光折射到建筑内部空间，由此获得了理想的自然照明设计效果。有效地对太阳光线加以控制、引导，不仅可以减少对不可再生能源的消耗，获得自然照明效果并能够给人们带来视觉生理方面的舒适感受，而对建筑室内空间进行艺术性地光线处理，则还可以给人们带来心理方面非凡的舒适感受。而人们常说路易斯•康(LouisKan)的建筑作品是光与影的建筑，就是这个道理。在日本建筑师安藤忠雄的作品中，光线的运用更是其感人至深的地方，尤其是室内光线处理充满了建筑的韵味。贝聿明设计在香山饭店的室内空间中，从中庭到楼梯间，四处都体现了设计者对于阳光运用的功力。由此可见阳光在建筑室内环境中的设计应用是舒适生活设计的前提，更是其高层次的设计与表现。
五、结论
自然光是一种语言，向我们述说建筑师的设计理念和艺术追求；自然光是隐形的软件，控制着城市和建筑的功能运作及形象和色彩的演现；自然光是设计工具，也是建筑材料，建筑师可以用它编绘理想，展示才华。还有人说自然“光是建筑的第四维空间”，自然光是建筑的三维创作之外的另一个广阔天地。自然光环境的设计绝不应当局限于满足照明标准这个水平上。它有明亮、舒适和具有艺术感染力三个层次，在每个层次上设计师都应主动地了解光、体察光、运用光，积极参与光环境的设计，从方案构思到施工图完成，全过程的把自然光融入到自己的设计中，为建筑增“光”添“彩”。
参考文献
二、传统园林景观中的道法
自然精神内涵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对中国传统园林景观的影响。体现在人们对自然美的认识与追求，人们在欣赏自然美的过程中，总喜欢把自己亲眼看到的客观的场景与自己的主观能体会的心情相联系，把自我融入到自然的环境里。具体来讲中国传统园林景观崇尚自然，实际上并不是对自然形式美的简单模仿，而是对隐含在自然形式美之中的意境美的追求。在园林景观之中表达的情感，也就是“寄情于景”，对自然美加以再现。园林景观的意境美是中国传统园林景观艺术的最高境界，达到“由人作，宛自天开”。这也是“天人合一“的思想境界在园林景观中的体现，在道家超脱的思想影响下，以”道法自然“为造园艺术的园林景观便应运而生。道家的自然观在中国传统园林景观的体现是，还在造园地址的选择上，比如：明朝的计成的《园冶》一书中就有“相地”一章。介绍了园址的现场勘探，对环境与自然条件做出评价，对地形和地势与建造园林景观的构图关系做出分析，建造内容与要表达意境的计划等做出充分考虑，直到选址的确定。还详细的介绍了他做相地工作的实际经验。从他的经验可以看出，“道法自然”理论的应用，例如：是不是有山有林可依？是不是有水通过？不仅注意地形，还要注意地势，十分的重视已有树木等的保护和加以利用。他认为最讨巧是江湖地，“略成小筑，足徵大观”；在郊野中，易选“平冈曲坞”也就是丘陵地形，，又有“叠陇乔林”的场地为佳。也就是说园林景观的布局要因地制宜，布局之前要对建园的基地作详细了解，只是要了解建园基地情况，还要充分了解的环境。整体布局都要顺应自然,利用原有的地形、地貌加以改造,使园林景观的构图得体适宜。在园林景观的造园艺术方面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指总体的布局要合乎自然。山、水、树木以及假山等各景观因素的造景组合，要符合自然界的树木山水的生成客观自然规律。二是指每一个山水景观要素的造型组合都要合乎于自然规律。例如：假山峰峦是由许多个形状各异的石料叠合而成，叠砌的仿造天然岩石的形成肌里，尽量的不要显现人工造园的痕迹。水池也要做成自然而曲折的、高下起伏的形状。树木也错杂相间，追求的是天然的野趣。花草的布置应该是疏密有致，形态自然。树木山石的布局融于自然、巧夺天工。
三、道法自然对现代景观设计的影响
从现代园林景观设计艺术观念来看现代园林景观，中国传统的园林景观的设计精神主要体现中国传统园林景观造园艺术。园林景观体现出来的中国传统的道法自然精神,以及它所蕴含的自然观的文化情境中显出深刻的现实意义。现代中国园林景观的发展与老子的道家哲学思想有着无法割舍的传承的关系。中国园林景观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融进了古今人们对自然界和生活的感悟。历史证明,传统的园林景观设计观念的变化，要经过一定社会变革以及大的科技的进步，人们视野的开阔，不同程度的收到外来文化的影响，这变化过程始终有一条主线那就是“道法自然“,是老子的”道法自然“始终影响着中国园林景观的发展。中国当代园林景观是在基于一种特殊的历史的变化中形成的,同时，对传统园林景观的认识一样。由于，古代科学的发展有一定的局限性，古人建造园林景观更多停留在自然山水的形式再现上，对自然元素所形成原因没有清楚的认识，对自然景观的功能的分析一没忽略了。力求给景物以意境美，这和现代的人对自然景观的认识，有着根本的区别。尽管中国传统园林景观对自然的认识比较表面化和一定程式化，但是传统园林景观朴实的自然观，依然对现代园林景观设计有着很大影响。道法自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资源,对中国现当代园林景观的发展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传统”和“现代” 一直是艺术创作的老话题,但传统永远都是现代的参照。没有“传统”也就没有“现代”。不管现代多么彰显,传统始终是现代的根。花儿虽美,无根则枯;风筝虽高,无牵则落。传统艺术中的道法自然,正如中国传统园林景观的造园艺术,它们已经不仅仅是中国的传统,几乎全世界都受到了它们的影响,中国传统造园艺术,可以说是世界生态园林景观的根。而“道法自然”也代表着中国传统艺术的生命精神,而这种生命精神早已根植于园林景观艺术之中,进而生发了新的生命。在中国传统园林景观中采用朴实无华的自然元素建筑空间，以自然的景观满足观赏者的物质和精神的需求。现代的园林景观设计用科学方法，对场地的实际状况深入的评价，运用适宜的材料与技术发现场地的自身演进力。所以，在以 “道法自然”为指导、以生态理念为主体的园林景观设计中，中国园林景观融入其中，并为国际园林景观文化的发展作出一定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