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众传媒在政策议程中的作用
李普曼在《公众舆论》一书中，向公众描述了大众传媒影响现实世界和人们头脑中的事件的重要性，后经美国传播学学者的研究形成了“议程设置功能”的假说。1972年，麦库姆斯和肖于在《舆论季刊》发表名为《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功能》的文章，主要观点是：大众传播具有一种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简言之，大众传媒可以促使政府改变考虑问题的先后顺序，引领政策议置的建立。大众传媒常常利用其掌握的传播媒介，大量某一社会问题的相关“公共议题”，利用网络媒体受众量大、传播速度快、涉及范围广、办事效率高的优势，吸引公众的眼球，引导社会公众舆论，逐渐形成一个庞大的舆论群体。对同一议题感兴趣的群体可自行进行沟通交流，并且之后可能能够形成一股舆论或社会风气思想的浪潮，使该议题逐渐转化为群体议题，再经过不断变化发展，其影响范围能够扩大到整个社会，于是便形成了公众议题，进入政府视野，最终促成政策议程。大众传媒的出现使得议程设置的反馈更迅速，互动交流更多，能又快又有效地达到理想中的传播效果。大众传媒利用自己独特的观察力，以及自身的导向作用，对社会中的某一问题进行频繁报道和讨论，影响受众对该问题内容及性质的认知、态度，进而影响政策议程的建立。利用大众传媒构建“第二现实”，使政策制定者不得不关注本问题，是社会或公众问题进入政策议程的重要途径。近年来，“小悦悦事件”、“郭美美事件”、“三亚宰客门”等公共事件接二连三的的报道，形成舆论焦点，致使全民沉思道德滑坡到底应该怎么处理，国家应该好好处理这些事情，致使中央政府针对这一系列问题也作出了应对之策。在这一大背景下，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显得极为重要，学雷锋活动、互帮互助等活动开展起来，鼓励社会公民要坚持做好人好事，而且中央政府制定了24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旨在调动公众参与全民做好事的积极性，弘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和先进文化。随着互联网的兴起，“意见领袖”这一代名词出现，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并对现实社会中的舆论传播产生了深远影响，引起了包括政府部门在内的多方重视。意见领袖应带头规范自身言行，引导主流舆论价值观，理性运用媒介传播，从而推动大众传媒与公共政策的协调发展。大众传媒对议程设置也有一定的消极影响。由于没有明确“把关人”的存在，一些信息在传播过程中容易造成谣言的泛滥。信息的过度重复与转载，导致信息混乱，过多的信息轰炸易使公众产生疲劳感和无聊感，整个传媒界将面临失控危机。由于自身特点不同，个人设置的议程主题可能会受到盲目围观，易产生负面偏执影响，同时舆论可能会出现一边倒现象，影响司法审判的公正。因此，对于大众传媒在政策议程中的作用，我们要全面看待，在知道其具有推动作用的同时，也应该了解存在的一些弊端。只有全面了解大众传媒，我们才能更好地利用它为议程设置服务，创造一个良好的公众互相交流的平台，从而保证社会秩序的稳定有序，实现大众媒介与政策议程设置的完美结合。
二、大众传媒影响公共政策的评估
大众传播媒体利用自身信息传播、接收信息迅速的优势，向公众及时传播事件的真相，引发受众相互交流，大众传媒通过自身的直接评估间接影响政府和公民对公共政策的总体性或局部性认识，从而可能引发公共政策的调整。在这一过程中，大众传媒扮演着政策评估主体的角色。大众传媒的出现实现了政策制定与公众的双向互动，这一点主要体现在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公众可以参与其中，打破了先前决策者独断专行的局限性，以保证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如果一项政策方案在出台前没有得到公开与公众的充分辩论，那么这项政策就很难实现所谓的公平公正公开。公共政策的效果怎么样，社会公众的评价是十分重要的。大众传媒将公共政策从各个方面传达给社会公众的同时，也会从各个角度对公共政策进行剖析，为公众提供可以参考的依据。同时，大众传媒也为某一政策的评论提供了平台。意见收集和反馈涉及到公众对公共政策的认可度，是政府进行政策再制定时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大众传媒为公共政策的评估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依据，其能够对事件进行深入报道，同时可以发表有倾向性的评论，尤其是会对政策的不良后果进行评估，引导公众进行舆论监督，指引政府对公共政策进行调整。例如，北京市政府从2004年3月1日开始就《房屋租赁管理办法》（草案）在各类媒体上公开征求市民意见，结果在收到的246条反馈意见中，大多数公众反对。北京市政府经过认真分析，尊重了公众的意见，最终决定对草案推迟出台。可见，大众传媒及其公众对公共政策的评估及意见，将对政府的公共政策发展演变产生深刻的影响。大众传媒业承担着巨大的社会公共责任，不仅深刻影响着公共政策的合理性、公共性、有效性，也是公众参与公共政策评估的重要平台。大众传媒出于自身的职业责任感，抱着对公众、社会、政府负责的态度，会对社会各领域的活动进行及时报道传播，并在这一过程向公众做出解释说明，引导社会舆论；同时也会将偏离社会规范和公共道德的行为公之于众，引领社会谴责违反者，旨在规范社会道德秩序。当某些问题被公开之后，公众与政府会受到“制度性的压力”，因此会主动改正自我。在这个过程中，大众传媒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现在，我们身处网络时代，大众传媒已成为政府与公众进行互动交流的纽带和桥梁，是政府和公众之间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中介角色。希望大众传媒能够秉承自身原则，正确引导公共政策的发展方向，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和谐发展。
作者：杨娇娇单位：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1、信息环境的建构
大众传播媒介是现代社会公众获取信息的主要来源，大众传播媒介通过信息供给建构了公众认识社会的信息环境。但大众传播媒介性质决定了其信息传播的特点：及时而不隐蔽、注重事件而非知识、强调客观而非主观解释。因此大众媒介提供的零碎化、事件化、甚至相互矛盾的信息往往不能给公众建构起一个完整、清晰的信息环境。
现代社会危机具有突发性、破坏性、不确定性、风险性等特点，当社会危机涉及到公众基本的价值观、信仰、生存及生命安全时，社会危机的强度就增大，对公众的心理及行为影响就强烈。当社会危机强度超过公众心理承受有极限，而大众媒介无法给公众提供一个完整的、清晰的社会危机图景时。公众对社会危机的认识就处于混乱和混沌状态，无法建立清晰的信息环境，使得决策缺少足够的信息依据，公众在行为上就会处于被动和混乱状态，大规模的社会危机就极有可能爆发。
显然，当社会处于危机状态时，作为公众信息环境的主要建构者，大众传播媒介应，在恪守及时、客观、真实等基本原则的同时，尽可能提供相关的知识性、解释性和引导性的信息，帮助公众建立完整、清晰的社会危机信息环境，为公众行为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
2、媒介形象认知
大众传播媒介的社会形象是公众通过对大众传播媒介传播的内容、传播方式、信息特点等方面的评价而形成的媒介印象，主要包括公信力和权威性两个方面。公众对媒介形象的认知一旦形成就会影响其对该媒介传播危机信息的认可程度。对于公信力淑威性较高的媒介，公众接受、认可其传播的危机信息，其现实的社会危机图景与该媒介建构的危机图景较一致，此时大众便将媒介的信息作为行为依据。因此，当社会处于危机状态时，公信力与权威性较高的大众传播媒介能较好地引导公众处理危机，能有效地抑制危机的进一步发展和减轻其危害程度。相反，对于公信力、权威性低的媒介所传播的危机信息。公众通常持怀疑甚至是拒绝态度，并结合个人经验、知识及其他信源重新理解该信息，二次建构社会危机图景，并按照个人二次建构的危机图景处理应对社会危机。这样，即使公信力、权威低的媒介及时、真实、客观传播危机信息，由于公众的不信任也不可能引导公众正确对待和处理社会危机。
3、大众媒介信息传播与公众认知惯势
信息传播惯势指的是大众传播媒介受政治制度、社会心理、文化观念、媒介定位等因素的影响所形成的信息传播的刻板模式。信息传播惯势一方面影响信息传播的真实性、客观性、及时性等，另一方面，也塑造了公众信息认知惯势，即公众受媒介信息环境、信息传播惯势的影响对大众传播媒介所传播的信息形成的刻板和一惯的认知。以往，我国大众传播媒介长期以来形成“报喜不报忧”、“高调宣传”、“稳定是重中之重”等传播惯势，使得大众传播媒介在传播社会危机信息时，有意或无意地选择与其传播惯势一致的信息，掩饰、减轻社会危机的真实情况，结果导致危机信息未能得到及时、客观地传播。同时，受认知惯势的影响，即使大众传播媒介客观地传播了危机信息，公众通常会依照惯势思维进行扭曲，一旦这种行为形成定势，大众传播媒介在社会危机面前就失却了话语的主动权，失去了引导公众正确对待和处理社会危机的主动地位。
由于大众传播媒介在信息环境的建构、自身社会形象、传播惯势及公众认知惯势等方面的特点，决定了大众传播媒介危机信息传播对社会危机进行引导和控制既存在正功能，也存在着负功能，因此，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对于政府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如何策略性地传播危机信息具有重要意义。
二、政府进行危机信息传播的策略性选择
当社会处于危机状态时，政府的信息传播方式和内容对社会危机的引导和控制占据主导地位，“因为在公共危机事件中，政府享有权威的信源，具有强大的信息控制力。”但政府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危机信息不可能不受到大众传播媒介的信息环境建构、媒介社会形象及受众认知惯势的影响，从而削弱了政府信息传播对社会危机进行引导和控制的效果。因此，政府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危机信息应遵循以下策略。
1、尊重大众传播规律，增强传播的社会效果。
社会危机关系到公众的财产、生命安全、价值信仰等，公众关注度极高，政府此类信息本身就包含着较高的传播价值。但由于受到本位主义、地方保护主义等不良影响，有些政府部门对危机的真实情况或者隐而不发，或者避重就轻，或者形式化、政策化，信息含量低，空洞无物，这样一方面导致公众对政府应对危机的能力和措施失去信心，另一方面使公众无法从政府信息中获得权威、准确和实用的信息，转而寻求其他信源，极可有导致信息混乱，同时也给流言的产生、传播创造了空间，也让媒介本身的社会形象受到影响。2005年11月哈尔滨水污染事件中，市政府宣布停水4天，但隐瞒了停水的真相，一时间，各种流言不胫而走，导致人心惶惶。而在2007年无锡市“蓝藻事件”中，市委、市政府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通过地方媒体及时向公众披露消息，有效地避免了市民的恐慌，及时控制了谣言的传播，为政府化解危机赢得了时间。因此，政府在大众媒介上危机信息同样应遵循及时、客观、真实等传播的基本原则。给公众提供可信的行动依据。有效地抵制流言的传播及影响，提高公众解决社会危机的信心和决心。
2、与大众传播媒介紧密合作，控制危机信息传播的主动权。
为避免大众传播媒介危机信息传播的负面影响，政府应积极、主动与媒体合作，及时、准确政府处理社会危机的各种信息。要敢于打破常规，采取特殊形式。对政府的危机信息进行特殊处理，增强政府危机信息的传播效果。这样，一方面，大众传播媒介以特殊的形式政府信息，可以提升甚至改变媒介的社会形象，有助于媒介在激烈市场竞争中占据主动权。“危机事件中，政府要与媒体进行有效地合作。通过媒介平台来信息，引导舆论。同时在大事发生时，媒体的信息报道，也是塑造媒体形象、提升竞争力的有效契机。”另一方面政府通过大众传播媒介“破格”形式危机信息增强了传播效果，控制危机信息传播的主动权，加强对社会危机的舆论引导，展示政府的责任和处理危机的能力，可以进一步提升政府社会形象。增强公众处理社会危机的信心。
3、充分利用主流媒体权威性和公信力，加强危机预警与监测功能。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国际传播学界，首先是西欧的传播学家们，围绕“信息时代”的社会制度、传播体系和意识形态等问题，曾展开一场广泛的国际讨论。这场国际讨论直接发端于两本书的问世，第一本是《意识形态的终结》(1960)，另一本是《后工业社会的来临》(1973)，均为丹尼尔·贝尔所著(张隆栋，1993：287～290)。
丹尼尔·贝尔(DanielBell,1919——)是当代美国大名鼎鼎的学者和思想家。贝尔在四五十年代主要从事新闻工作，曾任《新领袖》杂志主编、《幸福》杂志编委和撰稿人。在六七十年代，他主要从事教学工作，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担任社会学教授，还从事一些与未来研究和预测有关的活动，担任过美国文理学院“2000年委员会”主席、美国总统“八十年代议程委员会”委员等职。贝尔在战后西方的社会学、未来学和发达资本主义研究诸领域均处于领先地位，1974年全美知识精英普测时，他曾名居10位影响最大的著名学者之列，在欧美思想界声望甚高(Bell,D.1980:11～13;Waters,M.1996:11～16)。
贝尔的学术著述很多，构成其综合思想体系的关键著作，除了前面提到的《意识形态的终结》、《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两书外，还有一本就是《资本主义文化矛盾》(1976)。在前两本书中，贝尔着重探讨了西方世界政治思想和社会(技术—经济)结构的变迁，认为在现代西方社会(主要是美国)向“后工业社会”的萌发阶段，技术性决策将在社会中发挥重大作用，传统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将为科技治国论所取代。《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则追溯了资本主义文化的发展历程，并剖析这种文化如何与经济和政治中的轴心原则、轴心结构发生不可避免的矛盾，反映出贝尔全面探查当代西方社会结构、政治模式和文化思想领域的努力。他对资本主义文化乃至整个社会矛盾的透辟分析，代表了文化社会学和发达资本主义研究的一项开创性成果，而其中涉及到的对大众传播媒介与资本主义文化危机的关系的探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美国传播学批判学派的观点。
贝尔所说的资本主义文化危机，在其表层上，是指技术—经济领域与文化领域之间的断裂和冲突(这种断裂和冲突，同样存在于技术—经济领域与政治领域之间)。资本主义技术—经济体系以功能理性和节俭效益作为它的调节方式(轴心原则)，本身是一个官僚等级制结构(轴心构造)，其中的个人受到角色要求的限制，成为最大限度谋取利润的工具。文化领域的特征却是自我表现和自我满足(轴心原则)，它以个人的感觉、情绪和兴趣作为衡量尺度，追求个性的无限张扬和独立不羁，因而同技术—经济领域所要求的组织形式之间发生激烈的冲撞。从更深的层次上说，“文化领域是意义的领域”(贝尔，1989：30。下引该书只标页码)，它通过宗教、文艺、价值观念等象征性的表现方式，给人类生存提供一种超越性的信仰，成为一种将整个社会凝聚起来的道德纽带。然而，以自我表现和自我满足为特征的现代文化，由于其本身的空幻性，却只能导致人们意义的迷失，从而瓦解文化对整个社会的聚合力。长此以往，将会使西方社会重蹈古代文明由奢华到内乱的覆灭之路。
当然，贝尔所说的文化危机，是指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危机。在19世纪中叶以前的资本主义社会早期，以功能理性和节俭效益为轴心原则的技术——经济体系，有一套与其协调一致的独特文化和品格构造，这就是视工作为天职，强调先劳后享、勤俭禁欲的新教伦理和清教精神。但是，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尤其是消费社会的出现，这套独特文化和品格构造逐渐崩溃瓦解，原来勤俭持重的生活习惯，为奢华糜费的享乐主义生活方式所取代，工作失掉了它宗教价值上的超越意义。与此同时，一场以流派纷呈著称的现代主义文化运动，又对已被商业机制蛀蚀得只剩下干瘪外壳的传统价值体系，展开了疯狂扫荡，进一步破坏了资本主义社会赖以维系的道德基础，并最终取得了至高无上的文化霸权地位。但是，现代主义本身也经历了裂变和衰竭的过程，尤其是与享乐糜费的大众文化的合流，现代文化日益变得庸俗浅薄、粗鄙无聊，资本主义社会因此正面临着一场“既无过去又无将来”的“信仰问题”或者说“精神危机”(74)。
贝尔关于资本主义文化矛质的论题，其核心“就是揭示资本主义文化从新教伦理到享乐主义，从清教精神到自恋主义的蜕变过程”(傅铿，1990：292)，由此凸显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危机。从新教伦理到享乐主义，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反文化，资本主义文化的演进自然有其内在的逻辑，但作为大众文化载体同时也是大众文化一部分的大众传播媒介，无疑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本文就是着眼于大众传播媒介与资本主义文化危机之间的作用机制，力图把贝尔批判性的传播观勾勒出来。因此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先总体看一下贝尔的大众传播媒介观，再分别考察一下贝尔所谓的大众传播媒介在新教伦理向享乐主义、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反文化蜕变过程中的作用，最后对贝尔的批判性传播观予以分析评价。
二、贝尔的大众传播媒介观
贝尔的大众传播媒介观涉及到他对大众传媒社会功能、社会作用的总体看法，在这方面，他零零散散地主要表述了这样几层意思：
1.包括电影、广播、电视等电子传媒在内的通讯技术革命，与交通运输革命一起消除了社会的隔离状态，导致了大众社会的形成和大众文化的出现。贝尔认为大众传媒开阔了人们的视野，扩大了相互间的影响和联系，同时也“造成对变化和新奇的渴望，促进了对轰动的追求，导致了文化的融合”(137)。
2.大众传媒引起人们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革。贝尔指出，“电影有多方面的功能——它是窥探世界的窗口，又是一组白日梦、幻想、打算、逃避现实和无所不能的示范——具有巨大的感情力量。”广告突出了商品的迷人魅力，是“新生活方式展现新价值观的预告”，在这方面，“广告所起的作用不只是单纯地刺激需要，它更为微妙的任务在于改变人们的习俗。”(114～116)《时代》周刊和《读者文摘》“这两家杂志均作为价值观变革的杠杆深入地影响了20世纪中叶的美国生活方式。”(124)
3.视觉文化是大众文化最重要的性质，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而不是一种印刷文化，而视觉文化在当代文化比重中的增加，实际上瓦解着文化的聚合力。贝尔注意到了电视这种视觉媒介在二战后的迅速崛起，他比较了印刷媒介和视觉媒介在传播效果上的差别；印刷媒介允许读者调节自己的阅读速度，给读者以思考的余地，它强调的是认知性、象征性的内容和抽象思维的方式，因而能引起读者的理解和情感的净化；以电影和电视为代表的视觉媒介，则把自己的速度强加给观众，没等观众来得及思考就一闪而过，它强调的是形象性内容和情感的震惊，导致的是观众反应的情绪化、戏剧化。
在贝尔看来，视觉媒介创造出来的这种传播效果，不是来自内容而几乎全部来自技巧。视觉媒介就是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如电影的蒙太奇手法或宽银幕立体声，为人们提供感官的刺激，追求直接、冲击、同步、轰动的效应，因此不可能使人获得某种超验的天职感、美化感，或一种经过悲剧和痛苦之后的心灵净化，相反它“不可避免地要在人类经验的整个范围内制造一种对常识知觉的歪曲。”(167)所以，视觉文化虽比印刷文化更能迎合大众的感官需要，从文化意义上来说却枯竭得更快。
较早致力于传播研究的政治学家拉斯韦尔(lasswell,H.)曾提出大众传媒三大功能的理论，即监视环境、联系社会和传递遗产，后来社会学家赖特(Wright,C.)又在其中增加一项功能——提供娱乐，这都是对媒介正面功能的考察。另外两位对传播学贡献突出的社会学家拉扎斯菲尔德(Lazarsfeld,P.)和默顿(Merton,R.)，则分析了媒介的四种负面功能；把人变成丧失辨别力和顺从现状的单面人、导致审美情趣及文化素养的普遍平庸化、廉价占用人的自由与时间、使人处于虚幻的满足状态从而丧失行动能力(李彬，1993：134～141)。
从贝尔的论述可以看出，他主要是从传播技术和大众文化的角度来考察大众传媒的功能的，注意的是大众传媒长期的、潜在的社会作用和传播效果。他虽然肯定了大众传媒的正面功能，如认为大众传媒导致大众社会的形成和大众文化的出现，以及引起人们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革(大致相当于拉斯韦尔和赖特所说的联系社会、教育示范和娱乐功能)，但更多地侧重于对媒介负面功能的论述。譬如，他认为视觉媒介为人们建构了一个虚拟的世界——“白日梦、幻想、打算、逃避现实”和“对常识知觉的歪曲”，从而瓦解着文化对社会的聚合力，这在某种程度上涉及到了媒介的隐性的负面功能。事实上，贝尔即使在肯定大众传媒上述正面功能的同时，在具体的分析上却又着眼于它的消极影响，这从我们下面将要考察的大众传媒在新教伦理向享乐主义、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反文化蜕变过程中的作用，可以明显地看出来。
正因为如此，他对加拿大多伦多学派的麦克卢汉(McLuhan,M.)持激烈的批判态度。麦克卢汉预言了电子媒介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变革和进步，描绘了一幅带有明显的技术决定论色彩的未来图景，它的“媒介即信息”和“媒介是人体的延伸”的基本论断，不啻是对媒介的膜拜和礼赞。尽管贝尔也注意到了通讯技术革命所导致的社会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以及麦克卢汉对印刷文化和视觉文化的区分，却仍然认为麦氏“热媒介”和“冷媒介”以及电视创造“地球村”的概念，“除了在微不足道的水准上讲，似乎没有多大意义。”(156)他把麦克卢汉形象地称为享乐主义时代“胜任的预言家”，说麦克卢汉“在很多方面是在为人类的梦想做广告。”(121)与麦克卢汉相比，贝尔对未来社会(后工业社会)进行科学预测的同时，又具有深邃的人文主义的价值关怀，在大众传媒的社会作用方面则表现出一种悲观主义的倾向。
三、从新教伦理到享乐主义
马克斯·韦伯(Weber,M.)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03)一书中，精巧而又深刻地揭示了加尔文教义对18世纪美洲新大陆资本主义的兴起所发生的重要催化和诱变作用。贝尔在立论之初就接受了韦伯的观点，认为资本主义有着双重起源：禁欲苦行主义(宗教冲动力)和贪婪攫取性(经济冲动力)。在19世纪中叶以前的资本主义早期，这一对冲动力被锁合在一起，前者代表了资产阶级精打细算、勤俭持重的精神，后者则体现在技术—经济领域的无限进取的激情。新教伦理将工作视作神圣的天职、得救的标志，强调清醒、俭省、节欲和严肃的人生态度，为人们提供了超越性的道德目标。
但是，内战之后，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巨大的发展，社会结构也出现了相应的转变，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注重超支购买的消费社会的出现，从根本上破坏了那种强调节俭、简朴、自我约束和抑制冲动的传统价值体系，花钱和享受、炫耀和时尚成了成就的标志，甚至连性也成了消费的对象，结果美国文化成了享乐主义的乐园。
那么，在贝尔眼里，大众传媒在新教伦理的瓦解和享乐主义的风行过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呢?
第一，贝尔把新教伦理和清教精神看成是“农夫的、小城镇的、商人的和工匠的生活方式合成的世界观。”(102)而正如前面所谈到的那样，正是技术革命“借助汽车、电影和无线电，打破了农村的孤立状态，并且破天荒地把乡村纳入了共同文化和民族社会”(112)，从而造成了小城镇主导美国人生活方式的局面的终结。
第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自觉组成的青年知识分子团体，通过大众传播媒介，首次向拘谨而陈腐的小城镇生活方式和清教传统发起攻击。这场自称为“解放”的运动，是一股从欧洲吹来、登上了美国海岸的现代主义之风，一直延续到20年代消费道德观的建立，在60年代后现代主义的反文化运动中又得到恢复和进一步延伸。
第三，大众传媒竭力提倡一种追求享受的生活方式。电影美化了年轻人崇拜的事物，如姑娘们喜欢留短发、穿短裙，并劝告中年男女要及时行乐。“妇女杂志、家庭购物指南以及类似《纽约客》这种世故刊物上的广告，便开始教人们如何穿着打扮，如何装璜家庭，如何购买对路的名酒——一句话，教会人们适应新地位的生活方式。”(116)
第四，崇拜取代金钱崇拜，成了美国人生活中最基本的激情。《花花公子》杂志的大肆畅销并非偶然，“主要原因是它怂恿男子的幻想，夸大他们的性能力。”对“放荡不羁”的生活方式的提倡，还表现在《时代》杂志的封面报道和《纽约时报》的广告上，前者把加利福尼亚描写成“具有奇妙的诱惑力和兴奋力——甚至某种恐惧感”的“令人兴奋的州”；后者的标题则刻意模仿一部描写两对夫妇相互交换配偶取乐的电影的名字，鼓励人们旅行去过一个放纵的假期(118～119)。
放弃清教教义和新教伦理的结果，使资本主义丧失了道德或超验的伦理观念。“新资本主义”虽然在生产工作领域仍沿用新教伦理业已失去活力的古老语言，但在消费领域却刺激娱乐、放松和的风气，结果导致了人格的分裂：人们白天“正派规矩”，晚上“放浪形骸”。“享乐主义的世界充斥着时装、摄影、广告、电视和旅行。这是一个虚构的世界，人们在其间过着期望的生活，追求即将出现而非现实存在的东西。”(118)贝尔认为这只能造成人们灵魂的空虚。
据贝尔看来，在新教伦理向享乐主义的蜕变过程中，作为一项技术革命的大众传媒所起的社会作用，就表现在对前者的攻击和对后者的提倡，从而引起人们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革。不过，贝尔主要还是从传播内容剖析大众传媒的这一负面功能的，他对大众传媒负面功能的批判，实际上是对以它为载体的大众文化(享乐主义)的批判。
经济领域内的变化(消费社会的出现)，只是导致新教伦理和清教精神瓦解的一个方面的根源，另一个直接因素便是反传统的现代主义的冲击。
贝尔所说的现代主义，是一种遍及文学、音乐、绘画、雕塑等所有艺术领域，并波及生活方式和行为规范的文化思潮或文化运动。现代主义以19世纪中叶自封为“先锋派”的现代文艺为开端，先是在艺术领域否定资产阶级价值观，后来又通过割据飞地成功地建立起自己的“生活空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便开始向传统文化发动攻势(如对清教传统和小城镇生活方式的攻击)，宣布新的美学、新的形式、新的风格。时至20世纪60年代，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已发展为后现代主义，它彻底破除了艺术与生活的界限，尤其是与享乐主义生活方式的合流，便演变成了其极端的形式——反文化运动：热衷于暴力和残忍，沉溺于和性反常，渲染吸毒的致幻经验和摇滚乐的大吵大闹，如此等等。于是，现代主义文化经过一百多年的反叛，完全了资产阶级的传统文化统治，原来局限于少数精英中的艺术自治发展成为渗透大众生活方式的文化楷模。
据贝尔看来，现代主义的衰竭和异变除了其自身内在逻辑(如形式上松散零乱、一味翻新，结果像一只泼尽了水的空碗，徒落下个反叛的外壳)，它还受到了“文化大众”的侵袭和改造，而这一点是大众传播媒介另一负面功能的体现。
贝尔所说的“文化大众”(culturalmass)，不是指文化的创造者，而是那些为文化提供市场的人们。其中的许多人也是文化的传播者，他们在高教、出版、杂志、电台、剧院、电影院、博物馆和时尚界工作，在这些范围内影响和形成文化产品的普及，同时为更多的大众文化受众生产通俗的产品(Bell,D.1980:289)。文化大众的数量同整个社会相比虽不算多(贝尔估计在几十万到几百万之间)，但他们由共同的文化气质粘合成群，形成强大的阵营，目前即使不是支配却也实际影响着现代文化设施。不难看出，贝尔所谓的“文化大众”，属于“社会的知识和传播行业中新兴的知识分子阶层”(80)，他们代表的是整个中产阶级(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壮大的管理人员队伍、白领阶层以及具有较高专门技术的技术工人)的文化趣味。
贝尔认为，中产阶级的文化趣味首先是由艺术家来定型的。过去的先锋艺术曾惨遭观众的践踏，但随着中产阶级的出现和壮大，他们需要从文化上对自己的社会地位予以判明和确认，于是开始敬重、接受和追随展览馆、商业性画廊和新闻媒体等大众传播媒介制造出来的文化见解，成为资产阶级“敌对文化”(现代主义文化)的赞助者。
然而，贝尔进一步指出，最先由先锋艺术家定型的中产阶级文化趣味，表面上假装尊崇高雅文化，实际上却努力使其溶解并庸俗化。正如中产阶级流行杂志所认为的那样，“文化并非是对严肃艺术作品的讨论，它实际上是要宣扬经过组装、供人消费的生活方式”(90)。大众传媒于是迎合中产阶级的文化趣味，在行为方式、鉴赏方式和穿着方式等方面为他们引路，原来仅限于少数文化精英的生活方式在大众传媒的巨大屏幕上展现出来，“传播媒介的任务就是要为大众提供新的形象，颠覆老的习俗，大肆宣扬畸变和离奇行为，以促使别人群起模仿”(36)。就这样，现代主义通过文化大众的普及和模仿而变得非常时髦，文化大众成了高级文化的饕餮之徒，现代主义的实验形式变成了广告和流行时装的象征符号，艺术风格成了时髦娱乐的同义语。
贝尔力图超越美国60年代那场有关大众文化的论战，但他无疑是一位精英文化论者，尽管他对瓦解资本主义社会传统价值体系的现代主义同样持激烈的批判态度。在他眼里，传统现代主义就其作为一种艺术追求而言，即为人类超越自我的努力提供了意义，塑造了人们的象征性表现方式。然而后现代主义却把幻想与带进生活，把艺术变成了行动，只对社会起到颠覆作用，再也难以为人们提供超越现实的价值意义了。尤其是与享乐主义、大众文化的合流，现代文艺成为了文化大众的公有财产，针对传统观念的震惊已变成流行时尚的庸俗统治，资本主义文化日趋琐碎浅薄、粗鄙无聊了。贝尔认为，在现代主义的衰竭和异变过程中，大众传播媒介的作用就是其普及化、庸俗化的一面，这是由大众传媒的传播者和接受者的文化趣味决定的，反过来又导致大众文化受众审美情趣和文化素养的进一步平庸化。然而，“社会秩序既缺乏作为生命力之象征性表现的文化，又缺乏作为动机或聚合力量的道德因素，那么，靠什么才能够把社会粘结为一体呢?”(132)贝尔提出了一个“冒险的答案”，即西方社会将“重新向某种宗教观念回归”(75)，他寄希望于通过传统信仰的复兴来拯救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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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贝尔批判性传播观的批判
在新教伦理向享乐主义的蜕变过程中，贝尔从传播技术和传播内容的角度，剖析了大众传播媒介的社会作用；在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反文化的异变过程中，贝尔又从传播者(文化大众)和接受者的角度，剖析了大众传媒的社会作用。通过这两项剖析，贝尔把大众传播媒介与资本主义文化危机联系起来，认为以大众传播媒介为载体的大众文化(包括现代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传统价值体系起着瓦解破坏作用，而且由于大众文化内容本身的娱乐性、庸俗性和空幻性，使人们丧失了超验的信仰，而这是造成文化失去聚合力，导致西方社会领域断裂的根源所在。
不仅如此，贝尔在一定程度上还从大众文化的商业性中，看到了大众传播媒介的社会控制机制——资本主义的市场机制。贝尔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经济—文化复合系统。经济上它建立在财产私有制和商品生产基础上，文化上它也遵照交换法则进行买卖，致使文化商品化渗透到整个社会。”(60)在市场成为经济与文化的交汇点后，“经济逐步转而生产那种由文化所展示的生活方式。”(35)贝尔蕴涵的意思无非是说，大众传媒之所以要迎合中产阶级享乐、庸俗的文化趣味，它对享乐主义生活方式的提倡，对流行艺术的倾泻，是因为文化大众长期视文化为商品，并从它的交换中获得了一种势利的价值观，因此将艺术的思想迅速地翻制成商品加以推销，尽可能为社会提供娱乐性的文化消费品。正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才导致大众传播媒介产生了负面的社会作用。
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如霍克海默(Horkheimer,M.)、阿多诺(Adorno,T.)、马尔库塞(Marcuse,H.)等，把大众文化(他们称为“文化工业”)看成是意识形态霸权的美国形式，认为美国不是用恐怖和高压实行统治，而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以大众传媒为途径的大众文化，来实现“权威主义”的，所以他们倾向于使用批判的词句来谈论美国的大众社会和大众传媒(殷晓蓉，1999)。贝尔尽管也对大众传媒和大众文化持批判态度，并且同样认为大众文化是商业社会的产物，但他是从大众传媒和大众文化对资本主义传统价值体系的瓦解、破坏作用的角度加以批判的，正如同他把现代主义看作瓦解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专门工具而加以批判一样。问题是，西方社会的大众传媒是否脱离开了社会结构(技术—经济体系)而变成了它的对立物了呢?其实不然。大众传媒对享乐主义生活方式的提倡，是因为西方社会在20年代已经进入了大众消费时代，新资本主义虽然在生产、工作领域维持一种理性、持重的社会秩序和组织形式，但在消费领域却不断刺激享受、消费的需要，大众传媒对享乐主义生活方式的提倡，实际上是对社会结构变迁的反映和维护。至于大众传媒所传播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化，虽对资本主义的社会秩序起到破坏作用，但这是一种“驯化”了的破坏作用，因为大众传媒把现代主义文化对社会的强烈震惊，变成了花哨浅薄的生活时尚，在庸俗化的同时也消解了它的破坏作用。事实上，大众传媒在西方社会一直起到“排气阀”的作用，资产阶级利用大众传媒吸引千家万户的注意力，使大众文化成为操纵和麻醉人们意识和情绪的有力手段，使他们安于消遣、安于现状，变成“嘻嘻哈哈的一群”，这就是以大众传媒为途径的大众文化，即使有的倾向，也不会遇到来自上面的阻力的原因。更何况，大众传媒作为一种赚钱的行业，只有迎合大众的口味，把大众传播手段和大众文化很好地结合起来，才能维持一种理想的商业行情，精明的资本家自然要开动一切宣传机器为大众文化捧场(周绍珩，1989：192)。所以，大众传播媒介不可能脱离资本主义社会的控制，贝尔所说的大众传媒和大众文化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树立、文化大众与资产阶级的对立是表面上的。相反，倒是马尔库塞等人说得对，他们认为文化的自我表现冲动，已为资本主义制度所吸收，并将它转化为商品(发达工业社会借此消除高级文化中敌对的、异己的和越轨的因素，来克服文化同社会现实之间的对抗)，现代主义的衰竭正说明它已同资本主义“相互认可”(38)。但贝尔却不赞同这种观点，他认为仍旧标榜自己的颠覆性质的现代主义文化，在资本主义社会大致找到了归宿，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缺乏一种来自的文化，便反过来把要求“解放”的文化大众的生活方式当作自己的规范；然而，文化内部的这种混乱，只会促进人们共同分享的道德秩序的瓦解，从深层结构上破坏资本主义本身的基础(196)。
资本主义文化危机不单纯是一场文化危机，而是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文化危机的背后有深刻的社会根源。美国60年代的“反文化”运动，其背后就有大众贫困的蔓延、黑人争取平等运动、青年的异化、越南战争等社会因素在起作用。贝尔在某种程度上也注意到了文化变革背后的社会根源，如他从社会结构的变迁(人口的增长、都市的出现、交通运输和通讯技术的革命，特别是20年代大众消费社会的出现)，剖析新教伦理和清教精神的崩溃以及享乐主义的盛行；再如他把现代主义生成的原因，归结为技术革命造成的社会环境的剧烈变化，以及现代主义者捕捉变化之流的努力。但贝尔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尽管他在青年时代一度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成名后在同行中也博得了“精通马克思”的声誉。贝尔认为现代主义的生成还有一个原因，即的泯灭、超生希望的丧失，导致了自我意识的危机，而现代人拒不承认这种人生的大限，坚持不断的超越(自我表现和自我满足)，从而使文化和经济领域发生激烈的碰撞。事实上，资本主义技术—经济领域内等级制的组织结构，把人日益贬低到角色和功能的位置，人的丰满个性被压榨成单薄无情的分工角色，而追求自我表现、自我满足的现代主义，正是对这种“非人化”的社会结构的反动。贝尔把大众传播媒介和资本主义文化危机联系起来，也基本上是在文化领域内解释文化，他不可能找到资本主义文化危机的真正根源。贝尔反对马克思以及其他许多社会学家把社会视为由一个主导性原则制约的磐石一块的整体，由此形成了现代社会的社会(技术—经济)结构、政治、文化三个领域断裂对立的学说，而且不相信“社会结构‘决定’社会的其他方面，……当今文化的独立性在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方面引起的变化，并不是由于社会结构本身的变化而产生的。”(贝尔，1984：49)贝尔这一世界观与他对具体问题的分析常常自相矛盾。
贝尔自己反复强调，他“在经济领域是社会主义者，在政治上是自由主义者，而在文化方面是保守主义者。”(21)贝尔一生也先后经历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三大现代思潮的冲击影响，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相应复杂的立场。“新保守主义的内容成分相当复杂，它即是针对自由派激进改革纲领和政策作出的批判纠正，也反映出美国社会公众近年来向传统回归、寻求稳定价值观念的广泛心理……以便在日趋严酷的局势下维持美国的繁荣与尊严。”(赵一凡，1989：5)贝尔复杂的立场不但决定了他论述中的自相矛盾，更决定了他找不到解决资本主义文化危机的答案。贝尔关于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论题，目的就是探讨60年代西方(特别是美国)社会的文化危机，因此才对曾经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新教伦理的现代西方的命运，做出百年回溯和断代分析，但最后得出的答案却是一个“乌托邦”式的“神圣性的复归”，表现出一种风烛残年的缅古怀旧之情。他为后工业社会设计出的他称之为“公众家庭”理论的新宗教或文化崇拜，实质上是揉合了他经济社会主义、政治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思想的社会改良方案。他大书失落的痛苦，呐喊重建精神价值的需要，力图使资本主义社会恢复它赖以生存、发展的道德正当性和文化连续性，这一立场决定了他对大众传媒和大众文化的批判，是温和的，也是不彻底的。
资料来源
丹尼尔·贝尔(1984)：《后工业社会的来临》(1973)，商务印书馆中译本。
丹尼尔·贝尔(1989)：《资本主义文化矛盾》(1976)，三联书店中译本。
李彬(1993)：《传播学引论》，新华出版社。
张隆栋主编(1993)：《大众传播学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周绍珩(1989)：《当代西方文化思潮》，辽宁人民出版社。
赵一凡(1989)：《贝尔学术思想评介》，《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译本绪言。
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作为伯明翰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他的意识形态理论构成了其文化研究的重要议题。本文从霍尔解构“大众”，编码懈码，媒体、政治与意识形态三方面论述霍尔对文化研究的理论贡献。
一、霍尔解构“大众”
在霍尔看来，“大众”往往成为社会“改革”的对象，要求其符合统治阶级的最大利益。霍尔围绕“大众”一词，对“大众文化”的不同定义进行了三个层次的解构：其一，是大众文化的市场或商业定义，即成群的人听它们，买它们，读它们，消费它们，似乎也尽情地享受它们。霍尔认为，这一定义与对民众的操纵和贬低联系在一起，民众无异于“群氓”是一群生活在“虚假意识”中的文化傻瓜。其二，大众文化是指大众在做或者曾经做过的一切事情，这接近于大众的“人类学”概念――大众的文化、社会习惯、风俗和民风，即标志特殊生活方式的东西。第三，霍尔指出，建构“大众”所依据的原则是占中心地位的精英或主导文化与“边缘”文化之间的张力和对立，这种张力和对立区分“大众文化”和“非大众文化”。他在考察大众文化时，主要关注的是文化间的关系和霸权问题。
霍尔自觉地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定义大众文化，强调文化霸权控制和反控制的双向运作。霍尔认为不存在完整的、真正的、自足的大众文化，大众文化必定是存在于文化权力和统治关系网之中，与商业亦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
二、霍尔的编码/解码模式
霍尔提出了信息交流的四阶段理论：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和再生产。这四个环节是信息传播的循环过程，各环节均有联系，但又保持着相对自治。霍尔认为，信息在流通过程中是以符号为载体形式传播意义，这一过程既有赖于技术和物质工具，也取决于信息发送者和接收者各自的社会关系。事实上，由于信息接收者的社会特征、知识背景不同，他们在接收信息时必定会有各自不同的解读。霍尔以广播为例来说明“信息来源”和“接收者”之间符码的不对称，广播员往往关注的是观众未能按他们（广播员）的意愿理解意义。他们真正想说的是电视观众没有在主导的所选的或符码范围内活动，他们期待完全清晰的传播然而，却不得不面对系统地被扭曲的传播码与解码之间符码的不对称，根源于信息发送者和接收者的文化关系、社会背景和地位利益等结构性差异，其中包蕴着意识形态运作和媒体文化霸权。
大众传媒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要求走到人民群众中去，与广大人民群众产生血与肉的联系，使得大众传媒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时具备了其他组织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所不具备的优势。一是大众传媒的舆论导向功能是维护人类社会秩序，对社会进行正确的引导和舆论组织。二是大众传媒的文化传播功能能转移公众的群体意识，并对公众关注的政治热点进行引导、转移或化解。三是大众传媒的交往互动功能使信息得到反馈，有时甚至起到决定性作用，进而实现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工作主客体的良性互动。四是大众传媒的人文关怀功能使人们在精神上得到放松、情感上得到满足，使人们思想觉悟、道德情操得到净化。
(二)具有突出的民主特色
具有充分的民主性是大众传媒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又一大特点。其最高准则是让群众满意。要让群众满意就必须从基层出发、发扬民主性，同时还必须要成为群众与社会热点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大众传媒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过程就是一个实行民主管理的过程，其所坚持的原则是为民服务制，群众有权表达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他们有权参与到社会经济活动中去，而传媒组织应该经常对他们所提出的意见进行采集并研究，接受群众的监督，让社会凝聚力得到强化。
(三)拥有比较固定的阵地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能够只靠空口说教，必须通过载体，利用多种多样的教育阵地来开展各种形式的活动来进行宣传。相对而言，大众传媒拥有一套独立的宣传阵地与活动场所，如报刊、广播、电视媒体等，这让大众传媒更加容易满足群众的文化精神与现实生活的需要，让大众传媒有足够的渠道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工作，从而可以让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工作更好的渗透到多种多样的文化活动载体中去，进而达到良好的教育效果。
二、加强大众传媒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改进
(一)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落到实处
大众传媒工作要发挥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作用，就必须努力探索出一条新的行之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内容、方法、手段和机制，以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逐步与“十二五”战略规划齐头并进。在市场经济不断变化的今天，群众思想观念也随之与时俱进，传媒人员要对问题进行科学判断，并坚持继续深化认识、坚决贯彻。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过程中必须转变作风，与时俱进，要分析问题、推陈纳新、由虚变实，必须要了解广大群众在想什么，他们还需要什么。不能在沿袭以前的那种系统性的务虚、脱离低级趣味活动的教育工作，应该更加的具有针对性，同时还应该增加与新文化、新娱乐、新焦点活动的教育，特别是那种有针对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细化
注重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使生产力与上层建筑相协调是近期提出十七届五中全会焦点。因此大众传媒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过程中必需要细化工作，注重针对性，做到统筹兼顾。首先必须掌握正确的调查研究方法，只有这样才能够进行更好的调查，发现民众在思想道德上所存在的弊端。其次是要注意分层，人民大众不管是在思想高度还是受教育程度上都存在不同的层次，所以应细心的分层观察，辨析大道理和小道理的关系。三是是要处理好主动与被动的关系，如解决社会纠纷时，针对不同情况给予疏导、解释、批评、鼓励，对于不能马上解决和答复的，要研究后认真做好善后工作。
(三)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注重对群众的帮助
大众传媒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过程中要在“帮”上多下功夫。不能只局限于周边仅能接触到的事物，务必对整个社会各行各业情况都要进行了解，并对他们进行有针对性的形势教育，引导群众从社会生存的大环境中知形势，明方向。把群众心声作为第一信号，把群众需要作为第一选择，把群众利益作为第一考虑，利用传媒这个载体使普通大众在思想政治方面相互自学，相互评判，在实实在在地为群众谋利益中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通过解决群众的现实问题和困难引导群众提高思想认识和精神境界。
(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注重“活”
千百年来,辽阔宽广的草原,浩瀚无垠的戈壁,惟余莽莽的森林,都是滋养草原文化和狩猎文化的自然依托,因此这片文化沃土从不乏浪漫色彩,吸引着无数人为之向往和陶醉。南北朝时期的一首《敕勒歌》至今让无数人为“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美景所遐想;英雄史诗《格萨尔》、《江格尔》,规模恢宏,篇幅浩大,内容丰富,文化内涵深刻,艺术感染力极强,足以与荷马史诗等世界巨着相媲美;元曲杂剧对中华戏剧发展的贡献力量至今不容抹杀;苍茫无边的大草原历来被视为“歌的海洋、舞的故乡”新中国成立后,一支唱蒙古族歌曲,跳蒙古族舞蹈,表演“好来宝”(蒙古族的一种说唱艺术形式),说蒙古书(即“呼仁乌力格尔”)的文艺演出队,在辽阔的内蒙古草原上如新星般冉冉升起。这支演出队深入边远牧区,采取巡回演出的形式,并密切结合牧民生活实际编排节目,深受广大牧民的真诚喜爱和欢迎,它就是在周恩来和乌兰夫共促下诞生的“乌兰牧骑”,翻译为汉语即为“红色文化工作队”。此后,在全国影视文艺界,一大批草原文化名人和团队享有盛名。他们不仅成为草原文化的一张张绚丽夺目的活名片,而且还把代表内蒙古民族文化艺术品牌在全国的影响力和知名度不断提升。不论是《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敖包相会》、《天边》、《吉祥三宝》、《为内蒙古喝彩》等草原歌曲,还是电影《成吉思汗》、《悲情布鲁克》、《季风中的马》,电视剧《东归英雄》,大型歌舞晚会《千里草原多秀美》、《天堂草原》,这些优秀民族歌舞和影视作品均享誉海内外。
2005年,当马头琴大师齐?宝力高的《万马奔腾》在维也纳金色大厅第一次响起时,蒙古族音乐被世界瞩目;当蒙古族服饰在巴黎卢浮宫亮相时,整个国际“时装之都”因此沸腾。不仅如此,新世纪伊始,内蒙古文艺精品层出不穷,特色鲜明的民族艺术还先后登上了悉尼歌剧院、维也纳音乐厅等世界顶级艺术殿堂,并屡屡获得国际大奖。近年来,内蒙古先后有300多项优秀剧(节)目荣获“五个一工程奖”、国家“文华新剧目奖”、中国舞蹈“荷花奖”。此外,蒙古族绘画、雕塑、建筑、戏剧、曲艺、工艺等也无不在中华民族灿烂辉煌的艺术传承和发展中占领一席之地。以上种种内蒙古民族艺术辉煌成就的取得,原因有很多,尤其是近年来在世界的影响力的提升与国家政策调整、政府重视、经济发展、人民文化素养的提升等因素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是,我们这里要强调的是大众传媒也发挥了极大地作用。如果没有自治区级、部级,甚至世界级媒体的宣传报道,内蒙古民族艺术不会有如此大的发展。
二、内蒙古民族艺术横向发展相对滞后
尽管内蒙古民族艺术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但是纵向的发展毕竟不能等同于横向的发展。因此必须清醒的看待内蒙古民族艺术横向发展的现状,正视自己与国内先进地区相比发展相对滞后的事实。内蒙古早在2003年就提出了建设民族文化大区的目标,但由于受体制、机制、观念、宣传及经济基础薄弱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文化产业发展步伐缓慢。一方面政策扶持下出的更多的是“政绩”剧目,大奖拿到手后,便束之高阁,从此退出市场;另一方面,真正的艺术人才外流严重,出现“墙里开花墙外红”的普遍现象。在这里,我们不在体制、机制方面多言,而是着重从内蒙古民族艺术与大众传媒相结合的角度加以论述。首先,内蒙古民族艺术与大众传媒相结合的力度不够。受意识水平的影响,很多人对艺术创作生产流程的宣传不够重视。闭门造车后仍然是一副“爱看不看”的态度,甚至狭隘的认为是欣赏者水平太低、难觅知音。且不知宣传不到位,受众范围有限,那么受众层次停留在感官青睐型、功利主义型等较低层次受众层面的可能性就大,也就是说欣赏者多数只是被动接受或者仅仅开始萌发兴趣的人,而逻辑至上型受众及艺术家则少之又少,也就是说主动模仿、成系统学习、甚至是能够进行艺术再创作的“知音”却几乎没有。其次,内蒙古民族艺术对于大众传媒的开放力度不够。目前,大多数情况下只局限于在自治区境内的几家媒体的宣传,很少与区外、国外媒体进行合作。再次,区内媒体策划和组织的水平有待提高。目前,不论是内蒙古自治区内的报纸、期刊、广播、电视还是新闻纪录片,较全国发达地区还是比较落后的。因此,对于民族艺术推介的策划和组织方式都存在不少问题。某些艺术访谈节目,面对主持人的提问,嘉宾或者答非所问、或者吞吞吐吐,严重影响观众的观看兴趣,这充分暴露节目策划和组织能力的薄弱。
三、如何借传媒之力推介内蒙古民族艺术
有“内蒙古着名软科学高级人才”之誉的郝诚之先生曾说过:“如果说草原是艺术的摇篮,艺术就是草原人飞动的魂魄。”内蒙古民族艺术对于世界文化的价值已经不必多言,浓厚的地域特色和民族特征是其它任何地区所无法取代的。那么要让世界范围内更多艺术受众了解、欣赏、喜爱,甚至是传承和发展,必须借助于大众传媒的力量。如何借力,有以下几个手段。
中图分类号：G206.3.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9)03-0074-04
贵州不仅具有冬无严寒、夏无酷暑的宜人气候，而且拥有多民族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浓郁神秘的民族风情。在这个多民族省份的9大行政区划中，少数民族自治州就占了3个：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洲；在其他6大行政区划中也分布着10个民族自治县。近年来，贵州省依托各民族地区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化，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业，成果喜人――“贵州在全国知晓度排位已经从2004年底的26位上升到第10位，慕名到贵州旅游者络绎不绝。”
为进一步扩大文化旅游业，就必须进行旅游形象传播，把贵州原生态民族文化这个品牌在市场中打响，从而吸引游客前来旅游，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在如今的信息时代，人类社会最有效的传播工具是大众传播媒介，包括传统媒体：报纸、广播、电视等，新媒体：网络等。从客观现实看，贵州民族地区本地的传统媒体远远不能满足民族文化传播的要求，所以各民族地区应采用“两手抓”政策：一手抓网站建设，充分利用信息时代的宠儿网络新媒体为其服务；一手抓海内外著名传统媒体的借用工作，即利用海内外传统媒体为其做文化传播及旅游形象宣传工作。
在下面的论述中，笔者以黔东南作为贵州民族地区的代表，这是因为这个少数民族文化的聚宝盆“有16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被列入国家分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在全国地州市级中总名排名第一；有119项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占全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总量293项的4l％，”她在民族文化旅游业方面走在全省前列，而且在媒介利用方面也为其他民族地区树立了典范。所以我们以黔东南为典型，同时以其他民族地区为补充，便能对大众传播媒介与贵州民族地区民族文化传播这个问题有全貌性的认识。
一、大众传播媒介在贵州民族地区民族文化传播中的功能
1 传播文化。“传播工具被人们看作是‘文化工具’，”大众传播媒体在贵州民族地区民族文化传播中大显身手，充分实现了“文化工具”的功能，为其旅游形象的塑造和传播发挥了积极作用。最古老情人节苗族姊妹节、被誉为“东方迪斯科”的反排木鼓舞、“行云流水”的苗族飞歌、“天籁之音”的侗族大歌、“声音活化石”布依八音等原生态文化通过电视、网络等大众传播媒介走进了千万人心间、把贵州民族地区民族文化和旅游形象传播至海内外，从而有力地支持了这些地区的文化旅游业。
2 传承文化。大众传播媒介将贵州民族地区原生态民族文化制成节目，不仅可反复提供给人们欣赏，还可长期保存下来，这就为一代又一代的少数民族传承文化提供了方便。如今现代文明对少数民族原生态文化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和影响、不断侵蚀着民族文化的阵地，所以大众传播媒介传承文化的功能就显得十分突出。贵州民族地区本地的传统媒体如报纸、广播、电视等主要承担本地区内的信息传播任务，那原生态文化经这些媒体的传播，可有效地培养本地人的民族文化感、为自己丰富多彩的原生态文化感到自豪。
3 发现文化。大众传播媒介为了更好地传播贵州民族地区民族文化、推动其文化旅游业，就必须尽可能地去发现少数民族原生态文化，从中挖掘出适合旅游开发的部分，然后面向大众进行传播。例如，贵州电视台有“发现贵州”这一栏目，致力于发现有特色的贵州民族地区的民间文化；“网上黔东南”有一频道是“发现黔东南”，登有数百篇文章、可以说是不遗余力地挖掘这里的少数民族文化，从而增加这块土壤的吸引力。
4 挽救文化。大众传播媒介还可挽救濒临灭绝的文化，使古老珍贵的原生态文化得以保存下来展示在世人面前，从而保证贵州民族地区文化旅游业的资源。随着经济的发展、现代文明的“入侵”、现代娱乐的冲击――电视、卡拉OK、家庭影院、互联网等“飞”入寻常百姓家，极大地压缩了民间艺术的生存空间。“苗族服饰只有老人穿戴，青年人大多不穿；苗族刺绣这项优秀的民间艺术，独具魅力，可年轻苗家女却不愿学；会吹奏芦笙的年轻人不多；说苗族语言的人也渐渐少了……”这就是少数民族原生态艺术所面临的尴尬现状，尤其是苗语侗语等少数民族语言使用人群的萎缩，使苗族侗族等文化的传承受到极大的威胁。在这紧要关头，大众传播媒介充当了“救世主”角色，不仅将各种濒临灭绝的文化记录下来传播给大众，还运用自己的议题设置功能让大家来关注少数民族文化的抢救。例如，“网上黔东南”专门设置了“文博抢救”，有多篇文章对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抢救工作出谋划策。通过设置“文化遗产抢救”这个议题，大众传媒可以提高社会公众对原生态民族文化抢救工作的认识和关心，也只有更多人关注这个话题，挽救文化才有希望。
二、贵州民族地区民族文化传播的媒介策略
1 大力抓好网站建设工作。这一论点是从分析贵州民族地区本地媒体资源现状得出的。总体来说，贵州民族地区的传统媒体是远远不能满足对外民族文化传播和旅游形象传播要求的。以黔东南为例，就报纸媒体来说，《黔东南日报》和《凯里晚报》是地区性报纸，只在本地区内流通，在外地的市场上根本无法见到。就算这两份报纸极尽所能宣传黔东南的“原生态”形象，但受众范围只能局限于本地区之内，所以作用大打折扣――在对外民族文化传播和旅游形象传播中无用武之地。黔东南人民广播电台也一样，其频率覆盖面在本州以内，外地的听众若是打开收音机，也只能望洋兴叹，无法收听到这个广播电台的节目。类似的情况同样发生在黔东南电视台的身上，尽管它近水楼台先得月，录播了很多民族文化方面的节目，但由于受众面局限在本地区以内，所以外地的观众朋友们也只得无缘这些节目。可见，贵州民族地区本地的传统媒体由于受众面局限在本地区以内，在对外民族文化传播和旅游形象传播中是无能为力的，而这些又是无法改变的，因为国家不可能制定政策来专门扶持贵州民族地区本地的传统媒体成为全国范围内家喻户晓的品牌媒体，而经济上的相对落后又不可能使这些本地媒体一时有很大改观。
所以贵州民族地区必须拥有能进行民族文化对外传播的媒体，才能在旅游形象传播中不受地域限制，把原生态文化传播到国内外的千家万户中，让更多人发现、了解并喜欢像“黔东南、黔西南、黔南”那样民族风情浓郁的贵州民族地区，从而有效发展文化旅游业。在时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下，网络新媒体的出现成了贵州民族地区的最佳选择。网络传播这种以互联网为媒介、以数字化信息为载体的新型传播方式一出世便成为人类有史以来功能最强大、服务最全面的一种传播手段，因为它把报纸、广播、电视等 传统媒介的优点集于一身，数字化、大容量、即时性、双向性、跨时空性的特征使它在传播的自由性、时效性、多元性、交互性和互补性等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网络新媒体的这些优势克服了贵州民族地区传统媒体无法进行对外民族文化传播和旅游形象传播的缺陷，打破了信息传播的时空限制。网络传播使得贵州民族地区原生态文化动态等信息可以得到即时的传播，上网的信息立即成为全球性的信息；网民朋友们在网络上获取贵州民族地区民族文化方面的信息在空间上没有任何变化，全通过点击鼠标来完成。所以外地的朋友们虽不能接触贵州民族地区的报纸、广播、电视这些传统媒体，但只要空闲之时打开电脑，点击鼠标，进入贵州民族地区下属的网站，便能立刻获得足够多的有关这块少数民族文化资源聚宝盆的各种信息，而在同时，贵州民族地区民族文化和旅游形象的对外传播也得以实现。网络传播“不需要纸张，不需要印刷、投递，也不需要广播电视节目发射时的昂贵而复杂的设备，”这种省钱省力，十分经济的大众传播媒介显然是十分受黔东南等贵州民族地区欢迎的，可行性非常强。但值得深思的是贵州民族地区精品网站尚不多，大部分网站内容不够精彩，吸引力不强，人气不高，所以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应花大力气研究如何提高网站的吸引力，为国内外游客认识贵州民族地区打开一扇窗户。
2 努力抓好海内外著名传统媒体的借用工作。由于贵州民族地区本地的传统媒体无法完成对外民族文化传播的任务，所以贵州民族地区在用网络进行对外文化传播之余，还得想方设法借用海内外著名传统媒体为己服务。主要有两种方法：直接借用和间接借用。以下分别论述。
(1)直接借用。贵州民族地区充分利用本地丰富独特的民族文化资源、打造品牌旅游节事、吸引或邀请海内外传统媒体前来采访报道，大力营造与平常迥异而浓厚的旅游气氛，从而加大民族文化和旅游形象对外传播的力度、增强贵州民族地区文化旅游业在海内外的影响力。以黔东南为例，2007年7月23日－8月3日“中国・贵州・凯里原生态艺术节”就是一精心之作，这次民族文化艺术盛况邀请并吸引了海内外媒体100余家、记者400余名前来采访报道。其中，中央电视台、卡塔尔国家电视台、日本《朝日新闻》、香港《大公报》等均是受众面广、影响力大、权威性高的传统媒体。它们各自从不同的角度采访和报道黔东南原生态文化艺术，势必让这里的民族文化传播给海内外的千家万户、黔东南这个“原生态”的旅游形象招牌也会因此而知名度一路飚升，从而大大刺激其文化旅游业。“黔西南、黔南”等其他民族地区也要善于效仿，让一个又一个精彩缤纷的民族文化节日盛况不断出现在世人和媒体面前。
(2)间接借用。这是指贵州民族地区并不用主动邀请或旅游节事等方式让外地传统媒体派出记者来此采访报道，而是让本地的歌舞产品在这些媒体中“抛头露面”，从而达到传播民族文化、宣传自身形象的目标。以黔东南为代表的贵州民族地区在这方面做得非常突出，例如，“蝉之歌”组合演唱的侗族大歌在2006年中央电视台的青歌赛中捧回银奖、在全国观众朋友面前一举成名，让他们欣赏到了这种不需要任何音乐伴奏、真正原生态的艺术；“苗族歌后”阿幼朵也在青歌赛中获得佳绩，她甜美的歌喉唱出那“行云流水”般的苗族飞歌、以及身上穿着的那堪称“无字史书”的苗族服饰，将苗族文化通过中央电视台传播给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们。这些歌舞产品均是贵州黔东南“土生土长”的原生态艺术，所以说“蝉之歌”组合和阿幼朵的精彩演出就等于是在中央电视台为黔东南、为贵州民族地区进行民族文化传播，从而让更多的观众朋友们接受到贵州民族地区的旅游形象信息。由引可见，贵州民族地区应大力发展本地的民族文化艺术事业，争取出几个品牌节目，让这些精彩的节目在海内外著名传统媒体上进行传播，同时也就起到了对该地区进行旅游形象传播的作用。
三、几点建议
大众传播媒介是旅游形象传播中最有效、最便捷的途径，而旅游形象传播又一般为政府行为，即在政府部门主导下，多部门广泛合作的过程，政府职能部门的行政指导和干预作用在贵州民族地区旅游形象的传播和推广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政府职能部门的领导在信息化时代的背景下必须具有正确使用媒介和有效利用媒介的能力，即媒介素养。这可有效增强旅游形象传播的效果，使现实和潜在的游客了解和信赖贵州民族地区的旅游形象，提升这些地区民俗风情和地域文化的认知度和美誉度，最终达到扩大客源市场或区域旅游产品销售的目的。具体分析，对他们的媒介素养建议主要有以下三点：
1 对现代大众传媒要有全面、正确、深刻的认知。新闻事业是刊登时事为主的、面向社会大众传播信息的传播机构，首要功能便是监测环境和充当社会t望者，这就要求政府部门领导不能以长官意志违背新闻传播规律、任意干预新闻界，从而作出超越媒介功能的瞎指挥和滥使用的行为。这样只能让传播效果适得其反，历史上“假大空”的宣传行为便是一明证，让新闻媒介在人民群众中极大地丧失了公信力。所以政府职能部门的领导者要讲究宣传艺术，即要在遵循新闻规律的前提下，提出对贵州民州地区的新闻报道要求，从而有效起到民族文化传播和旅游形象传播的作用。
风险传播的概念源自20世纪末期提出的风险社会理论。德国社会学家贝克最早提出风险社会理论，他指出，人类已经进入风险社会，“风险可以被界定为系统地处理现代化自身引致的危险和不安全感的方式。”贝克认为，风险社会的特征具体表现在风险的特征上：风险是潜在的，是现代化生产引发的，是人为的，有组织的不负责任，是建构的，是灾难性的、全球性的。“风险传播是在个人、团体、机构间交换信息和意见的互动过程。它不只与风险相关，还包括风险性质的多重信息和其它信息，这些信息表达了对风险信息或风险管理合法的、机构的安排的关注、意见和反映。”风险社会构成了传媒的传播语境，传播风险，应对风险传播成为传媒重要的一项功能和任务。但是，一提到风险，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传媒的预警作用，但是大量的事实证明，从切尔诺贝利核泄露事件到美国五角大楼被炸，到SARS，到印度洋海啸，到克隆，到转基因食品，几乎没有一个危及人类生存的风险是由传媒提前真正全面、客观、完整的报道或警示过。这就不得不引人反思：究竟是什么使得素来以“瞭望者”为天职的传媒在危及人类生存的重大风险来临之前而“集体失语”？传媒对风险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是从理论上正确认识传媒的一个逻辑起点，也是传媒风险传播的理论困境。
一、新闻事实在先传播在后的规律导致传媒在风险传播时“迟到”
现代新闻传播的理论告诉我们，新闻是对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事实的报道，而不是对未来发生的事实的报道。但是传媒实践中也不乏预测性的报道，例如预测彗星相撞，月食，雪灾等；另一类就是新闻策划，提前对即将发生的新闻进行超前设置等。那么这些看似“超前”的新闻传播是否违背了新闻的时间界定呢？下面对这三个问题进行逐一论证。
1.新闻事实的先发性
新闻是对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事实的报道。首先，从认识论上看，新闻的本质还是主体对客体的反映，是一种意识，一种观念。新闻事实的存在是新闻得以产生的物质前提和必要条件，没有新闻事实的存在就没有新闻。如果没有新闻事实存在而出现了新闻，那么，这样的新闻就是假新闻。而且新闻事实不能简单的等同于一般的生活事实，而是必须能够复制的原生态的事实，即已经或正在发生的事实，否则就不是新闻事实。这就要求新闻的时间必须是“过去时或现在时”。其次，新闻的真实性要求新闻事实在先，传播在后。新闻的真实性是新闻之所以为新闻的必要条件。新闻真实只能是对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新闻事实的客观报道而不是对有可能发生的即使是必然发生的将来发生的新闻事实的报道。对于将来发生的新闻事实，我们也只能够预测其基本的趋势而不能具体描绘将来发生的新闻事实的具体细节，甚至将来的新闻事实在发生的过程中也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变化，因此报道现在还未发生的新闻事实是违背新闻真实性原则的。最后，新闻的客观性也要求新闻事实在先新闻传播在后。“就内容而言，新闻传播的事实，必须是客观存在或客观上正在发生与发展的事实。这种事实是一种实在物，是经过变动后出现的相对稳定的产物，或是正在变动过程中的事物，以及变化的各种状态。”而对于将来发生的事实，即使是必然发生的，在其还未发生以前，还不是新闻上的客观，而是理论上、推理上、逻辑上的客观，而不是新闻事实上的客观。
2.预测性报道的事实先发性
预测彗星相撞、未来几天的天气变化、什么时候会发生月食等等，这是不是新闻事实未发生而进行了新闻传播？这对于风险是不是也适合？这些现象实质上是以未发生的新闻事实的形式报道已经发生的新闻事实的一种报道手段。表面上看，是在报道未来的新闻事实而实质上则是在报道已经发生的新闻事实。最明显的莫过于天气报道，天气的报道实质上是报道已经出现的天气变化还在继续的趋势，也就是说新闻事实在本质上已经发生了，但是在时间上看，今天它只完成了其中的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正在发生或延续，但对于“今天”和“明天”的时间段而言，已经发生的新闻事实跨越了这两个时间段。新闻传播只能在今天报道将要在明天“发生”的今天的新闻事实。作为新闻而言，已经发生的一系列事实已经存在，但是作为这些新闻事实的过程还不足以构成新闻，恰恰这些一般事实的集合才能成为一个新闻事实，作为新闻事实出现的“明天的报道”实质上是对今天已经发生的新闻事实的“新闻化”。由于风险发生的隐蔽性、不确定性，争议性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使得人们很少关注已经发生的风险因子或熟视无睹暂且还不能称之为新闻事实的事实。这样一来，风险几乎不在新闻传媒的视野之内。
3.新闻策划的事实先发性
对即将发生的新闻事实的新闻价值而言，今天发生的一般事实只是具有相关新闻价值或者说具诱导新闻价值。新闻策划是为已经注定是新闻的新闻事实（人为规定的新闻）而存在的准新闻事实。本质上讲，还是新闻事实发生在先新闻传播在后而不是相反。新闻策划实质上是为明天策划今天的新闻事实，而不是策划明天的新闻事实。例如中国举办奥运会之前，以中央电视台为主各大新闻传媒都在组织、安排、策划与此相关的新闻，报道在火炬即将走过的路线上相关国家人民为此作的准备和对此的各种不同心态等等。风险传播与一般的新闻事实相比还具有不同的特征，具有隐蔽性，表面的合理性，不确定性，有组织的不负责任性等等，这就使得风险很难进入传媒的议程设置。因此，风险在绝大多数时候总是在其发生时才会被传媒注意，很少有风险策划和风险预测的传播先例。
风险传播与一般新闻事实传播在后果上有本质不同。一般新闻事实在被传播后可以使受众了解身边的环境变化、获得最新信息，为更好认识、改造世界提供现实基础。人们在看到、听到新闻后能够调整策略、挽回损失、趋利避害，但是对于风险传播而言，由于风险的毁灭性后果，风险属于“一次性机会”，风险一旦发生，传播就失去本质意义。2003年SARS发生以前，为什么没有一家传媒传播人们饮食习惯（吃各种动物，即使不能吃也不该吃）对人类生存、健康的危害性，而仅仅是把它作娱乐新闻？但是后来的科学研究表明，SARS的病因是因为人们长期特殊的“美食”嗜好造成病毒畸变而致。人们不禁反思，在人们患上“非典”以前，传媒为什么没有预警而是在风险转化为危机、灾难的时候开始“报警”。对风险而言，“报警”已经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我们今天要应付的是一种威胁的可能性，它有时表明了一种不仅仅是可能性的受惊吓的人性，不过是一个暂时被搁置的事实。危险的一次证实就将意味着无可挽回的自我毁灭，而这就是积极地将预期中的威胁转化为具体的威胁的理由。”我们需要传媒将预期中的风险提前传播、转化为现实意识中的风险，而不是对风险进行事后传播，尽管这样的传播是新闻的规律，但是对受到风险威胁的人类而言，传媒的传播“迟到”了。
二、风险潜在性与新闻“显著性”的矛盾导致传媒传播风险的“质变”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不是说风险仅仅只存在“量变”，风险无时不刻都存在着局部的“质变”，而是说风险在发生“质变”的过程中，是以细微的、不易被常人觉察的方式发生的；由于传媒自身的特殊规律，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传媒只会关注正在由量变超过“度”进而转入“质变”的风险。风险引起传媒关注的唯一新闻价值就是风险的“显著性”。风险不仅仅是生态风险、健康风险，还有政治风险、娱乐风险、社会风险等等，因此风险“显著性”表现方式也是各有差异。陈冠西“艳照门”事件就是以娱乐形式演化而来的道德风险，传播这些事件的主要目的不仅仅是娱乐，而是想冲击、挑衅、对抗中国传统的主流道德、价值、伦理。2008年3月31日东航18架飞机集体罢飞事件就是对社会劳资关系风险预警的一个信号。不管风险的“显著性”以怎样的方式体现，传媒关注风险的惟一原因就是风险的“质变”。
1.潜在性：风险被忽略的根本原因
风险的本质就决定了风险除了“显著性”（对人类生活的破坏性）以外，没有任何其他新闻价值，风险不存在新鲜性、娱乐性、趣味性、接近性（接近性是指风险转化以后才会显现出来，未发生以前，风险本身是未知的，就无所谓接近性了）。
(1)“风险是有组织的不负责任”。风险的始作俑者是人类自身，但是公众一开始并不认为自己的行为会给自身带来怎样的风险，风险一开始就带有体制的合法性、合理性，大众是认可的。风险是科技发展带来的副作用。当人们不约而同地以GDP作为社会发展唯一指标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经济腾飞会带来巨大的环境、资源、健康、生态等风险。人们关注的是科技发展带给人类的利益，而没有顾及到科技给人类带来的风险。即使考虑到了，但是经过权衡，认为风险还是比获得的利益小，没有考虑无数“可以承受”的小风险随着时间的积累会酿成大风险，甚至是毁灭性的灾难。
(2)风险是隐蔽的。这里有两层含义：认识风险需要专门的科学知识，有时即使是该领域的专家也无法明确判断，这是风险日趋明显的特征。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随之而来的风险更加无法预测，甚至风险的知识已经超出了现有科学技术本身。风险的发展速度和“裂变”方式不是建立在对传统技术、体制、理念的基础之上，而是对最发达科技的挑战，是建立在最发达的科技基础之上的“反科技”。即使是平常的风险，也已经超出了人体感官的感知域限，不是靠肉眼可以观察到的，需要一定的高科技手段，有时甚至还需要国际卫生组织的通力合作。
(3)风险是建构的，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有直接正相关。实质上，风险的建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国家与风险相关的政治权力体系和权力机制。尽管事实上某种危及人类生存的现象和征兆的确是一种巨大的风险，但是由于风险所处的国家、政治、阶级的权力体系不赞同或不认可，就无法获得“风险许可”，就无法纳入政府的“风险机制”。这种风险就有可能被暂时或者长期置之度外，无法获得风险身份认同和合法风险地位，也就谈不上什么规避和预警风险。
(4)风险是不确定的。风险是人感知、判断、应对生存环境的一种方式，它只是预示了一种危机、灾难的可能性。风险表现的方式千差万别，可以在这个时候出现，也可以在那个时候暴露，可能在这个地方发生，也可能在那个地方爆发，或者以这样的方式演变，或者以那样的状态转化，甚至有时候发生有时候不出现等等。正因为风险的这种不确定性，导致了相关部门和公众的忽视和松懈，风险也很难进入传媒的议程设置。风险的不确定性导致了风险常常是以“风险碎片”、“风险马赛克”方式呈现，很难呈现完整的风险。
2.“显著性”：传媒无视风险的天然屏障
(1)选择信息是新闻传播的普遍规律。世界上每时每刻无不发生着不可胜数的变化，传媒的种类和数量再多，传媒科技如何发达，都无法穷尽世界上的事实。因此传媒必然会依据一定的标准选择信息，而不是有闻必录；受众的时间、精力有限，兴趣和需求各异，也不会更不可能有闻必看，有闻必听，他们总是选择自己需要的、对自己有用的信息。
(2)新闻价值规律的作用。新闻价值规律是传媒选择新闻的普遍规律，指传媒选择新闻时要依据新闻事实的基本要素进行辨别和判断，即实效性，新鲜性、重要性、趣味性、显著性等等。风险的每一个细小的变化，传媒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必要去全部传播，传媒只会关注风险“质变”的那一瞬间的事实状态，把这一瞬间的事实状态呈现给受众。但是对于风险而言，“质变”这一刻就是风险发生之时，风险就转化为危机或者灾难，此时传媒已经失去了预警的作用，充其量也只是报警而已。
其实，在理论上讲，传媒总是走在风险的后面，始终是“迟到”的哨兵。风险是一个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少到多量变的积聚过程，风险的产生是一个“蝴蝶效应”。
在风险产生的过程中，传媒并不会太关注。因为这个过程对传媒而言，没有达到显著的程度，至少在形态上，在量上不足以引起传媒的重视，因此就不能成为新闻。反之，风险一旦成为新闻的时候，报道风险对人类来说，就不具有多少实质意义和价值。在这个意义上，风险和传媒在关注点上是不重合的，始终有“时差”存在。风险形成的过程不会引起传媒的重视，反之，当风险受到传媒重视的时候，风险已经发生。
三、传媒的自身特性导致传媒对风险的传播失真与风险扩散
1.传媒对风险的传播并不专业
风险的特征决定了传媒进行风险传播时应具有很强的专业性。风险总是与现代化的高科技形影相随，现代技术的尖端化、知识性、专业性、复杂性等特征同时也决定了风险的专业性特征。发现、识别和规避风险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需要相关方面的专门性人才，甚至是该领域的专家，否则根本无法识别风险。传媒在传播风险时也存在着天然的缺陷。国外学者就曾指出，风险通过大众使传媒已经直接影响到受众的风险感知，这种被形塑的风险感知，必然引发造成一系列文化和经济后果的个人和集体反应。同时，传媒有时夸大较小的风险，而在另外的报道中传媒又忽视严重的风险。
2.传媒的大众化、时效性特征限制了传媒对风险的深入破译
传媒面对的受众是千差万别，参差不齐的，要想扩大发行量、收听（视）率、点击率，就需要尽可能把很多复杂、深刻的新闻事实形象化、简单化，做到深入浅出，否则受众就无法解码新闻信息，为了尽可能广泛的传播信息，就需要使复杂的新闻信息尽可能简单化，但是风险信息本身的复杂特征、新闻传播的时效性就必然使得本身对风险传播不专业的新闻记者在最短的时间内传播风险的信息失真，增加风险量级，扩散风险。很多传媒都没有风险传播的专业记者，即使有也没有受过风险传播的严格培训，一旦风险发生，基本上就是用新闻的常规操作模式处理风险信息。这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了风险传播失真的必然性。2007年3月13日《信息时报》以《广州香蕉染“蕉癌”濒临灭绝》为题报道了香蕉致癌事件，一时使得海南香蕉大量积压、腐烂，大批蕉农背景离乡，给当地的经济造成重大损失，一时引起社会恐慌。这就是传媒对风险的非专业性解读制造风险的经典案例。传媒的这种无意识制造、扩散风险的行为在风险传播中相当普遍。
3.传媒的生态环境限制了传媒深入地认识风险。
首先，传媒不是天生的超然中立派，总是归属于一定的政治、阶级和团体，在传播风险时，传媒会本能回避对自身不利因素。这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传媒制造社会危机感；二是传媒为了自身效益，掩盖、淡化风险。新闻信息的公开透明是任何国家政治生态必然的一部分，除了国家机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确实需要依法保护的秘密信息以外，但很多国家、政府、部门，都存在着一种信息潜规则——尽量隐瞒、延缓风险信息或者虚假公布风险信息，避免本届政府或利益相关者的政治风险，反而加大了风险的传播速度和广度，提高了风险对社会的危害性和毁损程度，人为增加风险治理成本。固然，政府对有关风险信息的传播采取审核、把关、控制的措施有其合理性的一面——科学解读风险，减少风险的负传播，但是从部分人的政治利益出发，盲目管制和控制传媒对风险的传播，也会提高风险扩散的“加速度”，形成风险传播的反“马太效应”，增加风险治理成本，给社会造成更大的危机，导致了风险扩散。地方政府控制风险信息传播的另一做法就是让传媒“报喜不报忧”。即不及时传播风险的正面、客观信息，而是从侧面对风险的治理信息，认为受众抗击风险的心理承受能力脆弱，需要弱化、分解、过滤风险信息的方式“安慰公众”。这种做法不仅没有起到抑制风险的作用，相反还会使风险扩散，使不知情的受众心理更加恐慌。风险信息传播渠道的堵塞、不畅，或者风险信息的屏蔽，不仅不会遮盖、减缓、阻止风险的扩散，而且还会制造“连锁风险”——因风险信息的缺失而引起的次风险。
令人欣喜的是，在我国，传媒应对风险传播的生态环境正在不断改善和进步。2008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实施。在随后发生的汶川大地震中，传媒既在第一时间报道党和政府如何抗震救灾的过程，也正面全方位报道了受灾范围、受灾程度、人员、财产损失、灾难发生原因等内容，让受众全面了解风险信息，较好地避免了因风险信息的缺失而引起的次风险，传媒及时、公开的报道赢得人民与世界的广泛赞誉。
注释：
[德]乌尔里希·贝克著，何博闻译：《风险社会》，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76页，第34页。
杨保军：《新闻真实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8页。
童兵：《理论新闻传播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8页。
文学思潮作为中国文学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我国文学事业发展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进入到现代社会以来，文学思潮的兴起与发展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兴趣，有关现代中国文学思潮的论著与研究文章也逐渐增加。这些文章或者论著从文学本身、文学思潮本身对文学思潮进行了大量细致的基础性研究工作，为我们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提供了重要的资料依据，也为我们更加全面的了解现代文学思潮的状况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本文以中国现代文学思潮为核心，围绕中国现代文学思潮这一话题，以我国现代大众传媒为切入点，来窥探我国现代文学思潮兴起的原因，将我国现代文学思潮放在一个全新的视域下进行剖析。
一、力量的积蓄：大众传媒与近代中国文学的挣扎
在论及大众传媒和文学的关系时，蒋晓丽在她的《中国近代大众传媒与中国近代文学》一书中说道：“没有机器印刷技术的出现，没有由机器印刷技术的发展而诞生的近代大众传媒，就没有文学传载方式的改变，也就没有文学言述样式的改变，更没有文学观念的改变，自然就不会有新的文学形态的改变”。由此可见，大众传媒在文学事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近现代文学最为明显的分界线，起到了一个里程碑的作用。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我国文化事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封建传统儒家文化的大一统局面，几乎在一夜之间被瓦解，文化领域呈现出多元共存的态势，在表述上采用了浅显易懂的白话文表达，各类文学创作快速增长，文学创作流派和文学思潮纷纷涌现，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那时候“中国传统通俗文化最具代表性的戏剧盛极一时”，“小说也由过去的末技升堂入室。由于印刷业的兴盛，历代小说在近代大量重版，流传甚广，封建王朝的禁毁令不宣而废”。五四新文化运动给中国文化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推动了文化事业的不断进步和进化，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各种新的文学思潮如雨后春笋一样迅速成长，在中华大地上盛开出一朵一朵灿烂的文化之花。
在大众传媒的世界里，统治阶级的公私言行，经由大众传媒的监督机制暴露在民众眼前，往日神秘的权贵阶层失去了变得触手可及；同时，在这个世界里，社会对政府决策和行为的反应和评论也得以公布，文化专制的霸权被淡化，被消解；许多报刊以“监督政府，向导国民”为天职，成为约束政治权利的社会制衡机制。正是在这种社会基本机制的转型之下，在有大众传媒掌控的世界里，思想文化的风气为之一变，形成了众声喧哗的局面：“个人之思想，以言论表之，社会的思想，以报刊表之。有一种社会，各有其表之报，社会有若干之阶级，而报之阶级随之矣。”“有一大问题出，为各种社会的注意，则必占各报之主要部分。”不同的思想能够在报刊上反映，各种言论能够在传媒上出现，这种信息环境必然会冲击专制正统文化的霸权，构成思想良性发展的机制，社会文化环境随之有了根本性的转变；各种社会文化思潮的公开并存与竞争，使思想先驱和革命新势力的社会领导地位得到确立；同时这些拥有传媒话语权的人，“既具最高之地位，代表国民，国民而亦即承认其代表者，一纸之出，可以收全国之观听，一议之发，可以挽全国之倾势”。
随着西方国家和中国商业贸易的越来越频繁，也由于西方国家想侵占中国的野心驱使，外国的一些新技术或多或少的流传进来，这样就造就了以动力革命为主要标志的现代工业社会后，文学的传播与交往才彻底突破了手工的、低效的阶段，呈现出一日千里的发展局面。
阿英在《晚清小说史》中认为造成晚清小说空前繁荣局面的原因有三个方面：“第一，当然是由于印刷事业的发达，没有此前那样刻书的困难；由于新闻事业的发达，在运用上需要多量生产。第二，是当时知识阶级受了西洋文化影响，从社会意义上，认识了小说的重要性。第三，就是清室屡挫于外敌，政治上有极腐败，大家知道不足与有为，遂写小说，以事抨击，并提倡维新与革命。”尽管阿英并没有据以论述印刷事业与新闻事业在晚清如何发达，并如何影响小说的发展，但是，他把“印刷事业”与“新闻事业”发达的因素基于当时社会的与政治的要求之上的事实，却无可置疑地反映了他对近代传播媒介引起文学巨变的初步感悟，并表现出他对传播媒介变革的高度重视。这是社会在步入工业化之时对文学的馈赠。它对文学的创作、传播与交流都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近代传播媒介的变革，根本不可能有二十世纪文学思潮空前的繁荣，就更不可能有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兴盛，也就无从形成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如此庞大的体系与格局。
二、现代文学的兴起与大众传媒
要探讨中国现代文学思潮与大众传媒的关系，我们就不能绕过一个关键的问题而单单说现代文学思潮，也就是，我们不能将文学思潮从整个文学版块中抽离出来去论述，文学思潮本身就是文学版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是不离不弃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如果分割开来论证，不免会落入片面和激进的圈子。
中观整个中国现代文学，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社会历史步入现代进程以后，现代工业经济给传播媒介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不论是传播媒介的硬件设施，还是软件技术，都呈一日千里的发展趋势。首先，从硬件技术设施上来说，在社会历史发展到现代以后，各种新产品新能源（相对于工业革命之前来说）极大程度的运用到各个领域，现代印刷技术应该说首当其冲得益颇丰，在没有这些新动力之前，所有的加工印刷流程只能靠传统的手工操作，效率低下，并且印刷质量也不是很高，这对文化的传播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制约力量。据统计，从清初到1897年共出版通俗小说二百七十五种，文言小说五百五十九种，两者合起来总计八百三十四种。而晚清以来，单单就阿英的《晚清戏曲小说书目》中收录1898年到1911年这十四年间出版的小说就达一千一百四十五种，比前二百五十年出版的总数还多。这组数据说明在先进技术的推动下，我国的文学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其次，从大众传播媒介的软件方面来说，自从1905年科举制度废止，之前几千年来“书中自有黄金屋”的读书为官论在瞬间土崩瓦解，以前认为只要通过科举考试就能走向仕途的梦想突然崩塌，举国上下的读书人必须自己去寻找自己的出路，这样在社会上就“多余”出了一大批自由学者，也就是为数众多的文化人。这为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提供了人才的保障，使大众传播媒介有了人才软实力的助推。在一大批有为青年的簇拥下，胡适、陈独秀闪亮登场，拉开了文学革命的序幕，而他们的出场，从一开始就是与大众传媒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说，没有大众传媒就没有文学革命，也就更加不会有其后产生的各种文学思潮了。
大众传媒与文学的相互渗透。一个文学思潮的形成就有一个新的文化阵地的产生，一个文学思潮必然要以一种出版物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传播自己的文化。一种文学思潮之所以要选择或创办一种出版物作为自己的文化阵地，是因为作为大众传媒的出版物，改变了文化的传播形式，扩大了受众群体和社会层面，在一定程度上普及了接受传播的权利，拓展了人们认知空间，加快了某种文学思潮的传播速度，更是方便了此种文学思潮的文人们与其他文学思潮的人展开斗争，为他们提供一个没有硝烟的文化“战场”。
如以吴宓、汤用彤为代表的学衡派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文学改良派，就分别以《学衡杂志》和《新青年》为自己的“机关刊物”，在各自的刊物上表达自己的观点或在上面进行“唇枪舌战”。学衡派源自创刊于1922年1月的学衡杂志。该杂志的创办历史可追溯致1915年冬在清华学校成立的天人学会。天人学会由学衡重要成员吴宓、汤用彤创建。但是政治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五四新文化运动勃兴的前夕，他们以融合新旧，撷精立极，造成一种学说，已影响社会，改良群治为天人学会的宗旨。吴宓为了实现这一宗旨，曾经希望创办一份杂志。
正是在这种文化思想的对抗中，我国文化事业逐渐走向现代化，在这个过程中，大众传媒的作用是不可小觑的。仔细分析一下，现代文学思潮的兴起与大众传媒可以说是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文学思潮是以一个特定历史时代和社会背景为环境的，在这个环境中出现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想上的具有倾向性人们的精神需求的述求。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的中国，举国上下、各行各业都充满了救国救民的热情，文人志士也力求通过自己的努力为救国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于是他们开始向西方寻求良方、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学习外国文学。这些对传统的中国文学就是一股猛烈的冲击力量，那么，之所以有这种力量，是离不开大众传媒的功劳的。他们有先进的思想，就必须要依靠大众传媒的力量传播出去，让大众知道这些新知识新文化，而传媒强大的传播力量和传播范围的广泛，正切合了文学思潮的自身需求，并且，传播媒介本身也得以成为这些新文学创作的元素。而在这个过程中，文学思潮的出现也为大众传媒提供了传播素材，不同文学思潮之间的论战必然会以各自的观念表达为方式，他们纷纷将自己的观念诉诸文章或者是评论，然后将这些文章或评论发表在各自的刊物上让对方和大众了解，这样既能让大众知道自己的观念，也能让大众了解对方文学思潮的弊端，让大众更加全面的了解他们各自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思想。
三、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思潮的兴盛
中国文学经过近代向现代的历史转型，在20世纪初已经具备了现代文学的性质，现代文学的创作和发展大大超过了传统文学时期，不论是从数量上还是从读者的接受率上来看， 这段时期完全可以说是一个文学史上的高峰，具有里程碑似的意义。这一时期的文学思潮也是相当活跃的，在短短三十年间就出现了现实主义思潮、浪漫主义思潮、现代主义思潮等八种主要的文学思潮，并且形成了百家争鸣、争奇斗艳的局面，这使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间的文学创作日趋多元化，创作方式由以前的单一刻板转向通俗大众路线，而且把文学从“庙堂”上解放下来，让以前披戴着神秘面纱的、精英化的文学变的平民化。中国文学事业步入现代以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离不开先进的中国文学界的先辈们付出的心血，中国文学界的先辈们所做的贡献是不容忽视的，他们用自己的智慧谱写了中国现代文学史，创造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奇迹，让中国文学在向现代转型后的短短几十年间发出了震撼寰宇的历史最强音。
在中国文学由近代转向现代之前，中国的大众传媒事业就已经开始了向现代的转变。晚清时期国弱家贫，外来人士处于各种目的在中国兴办工厂、学校、报社等等，虽然他们是想通过他们的这种努力来同化中华民族的儿女，最终达到不费一兵一卒占领中国的目的，但是同时他们也给我们国家带来了新兴的技术和科学的理念。大众传媒就是其中的一种，以机器印刷为代表的现代传媒技术，随着外国人进入中国而传入，使我国改变了之前手工雕印的局面，大大提高了印刷行业的生产力，加大了知识传播的广度，加深了传播的深度；他们将新闻媒体这个新兴的行业带给我国，并在我国实行公司化经营管理，这些先进的管理理念也被我国人学得并用于自身的发展，并使得媒介市场逐步建立并日趋完善。传播媒介的变革对中国现代文学最为明显的影响，在于他促使了现代文化市场的发育，使得文学成为一种公众的事业。在我国报学史上，中国人自己最早创办的近代化报纸，是伍廷芳于1858年在香港创办的《中外新报》。自此之后，中国人自办的报刊不断涌现。到1902年梁启超统计全国存佚报刊时，则已达一百二十四种之多。媒介市场的繁荣推动了文学市场的建立和繁荣，文学市场逐渐壮大起来，职业小说家的出现、报人文学家的双重身份在当时并不罕见。
如前所述，中国文学事业的发展来自于文学观念的改变和文学思潮的兴起，各主要流派的负责人和拥护者都借助于大众传媒来推广自己的文学观念。也许在当时，他们并没有争取受众的意识，只是想借助报纸的力量来表达和阐释自己的文学思想，维护自己的文学思想，但是他们借助的是一个拥有庞大接受者的读者群，这么一个庞大的群体通过阅读报纸，阅读文学思潮各流派的文学观念，会不自觉的选择一个自己比较中意的文学思潮派别去支持，这样，本来只有少数几个人汇流而成的小的文学思潮，慢慢就壮大成一个大的社会群体性的文学思潮，其影响自然会随着拥护者的增加而增加了。
从二十世纪初年各种文学期刊杂志的区域分布来看，有一个明显的感觉，那就是在封建社会中一直被许多文人视为“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的文学事业，这时也强烈地带有了工业化社会的特点。许多文学期刊都是作家亲自创办或自任编辑，往往具有同人刊物的性质。出版商、编辑、作家形成了一个有机的联系整体，协同配合并进行文学实践，甚至有的即是编辑又是作家还是出版商三种身份。诸如梁启超创办《新小说》，为一批维新派志士发表政治与艺术主张提供了阵地。又如包笑天，在图表中可以发现，他这时主编的刊物有《小说大观》和《小说时报》两种，在他周围就团结了一大批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下鸳鸯蝴蝶派作者，被推为这一文学流派的元老。此外，像周桂笙编的《月月小说》，王蕴章编的《小说月报》，王钝根编的《礼拜六》，等等，都团结了一批作者，通过刊物来呼唤同道中人，形成风气，这种风气被很多人采用了，也就是文学思潮了。这是文学已经从纯粹的个人事业中挣脱出来，成为一种公众的、集约化的工作。
因而我们发现，传播媒介的变革与自由经济的发展对于文学的影响，自然还会派生出两个特点：一是由于读者趣味与书刊市场的影响，文学书刊与杂志不断花样翻新，争奇斗艳，带有商品经济社会中不断竞争的特点；二是每个作家或者一个文学团体都可以通过筹办自己的刊物来实践自己的文学主张，形成不同的文学社团和文学流派，最终形成风行一时的文学思潮。
1.阅读视野狭窄
大众文学与纯文学相对应，又称俗文学、消费文学，侧重于追求大众趣味，其主要特征是消遣性和娱乐性。现代题材小说、传奇小说、武侠小说、冒险小说、侦探小说、政治小说、言情小说、推理小说、科幻小说等都是大众文学。大众文学中具有积极社会意义的创作与纯文学往往没有严格的要求。被称为大众文学的作家也往往是纯文学作家。然而大众文学中也充斥着消极的庸俗创作，常常以情节惊险、离奇、打斗等暴力和色情取悦读者。大学生往往更喜欢阅读后者，他们喜欢轻松，厌弃思考。更有大部分同学习惯阅读电子文本，其阅读大致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纯粹的应试阅读；二是兴趣阅读；三是不读书或厌恶读书，但基于对暴力与色情的迷恋等特殊原因对某一类情有独钟。多姿多彩的传媒世界，以及逼真的视听场景毕竟不是生活的全部，大学生还是要面对现实，但这种现实与所谓理想的差距实在太大，平淡的生活让人大失所望，这种极大的落差造成了大学生物欲膨胀、而精神却极度颓废的生活状态，用他们流行的话说就是“神马都是浮云”。在这种情况下阅读文本，无论是书本的还是电子的，只有那些浅显易懂的结构、新奇的刺激、变幻莫测的情节与异于常规的语言才能俘获他们的心，这也是为什么大众文学能轻易立足于大学生阅读舞台的原因。
2.阅读时间萎缩
网络对文学阅读的冲击是巨大的。网上冲浪是惬意的，电影、电视剧、综艺节目、动漫、游戏等各种视频任人挑选。又有谁能抗拒视听的诱惑？静静的文学阅读必然是最后的选择，而且往往是影视作品激发后的泛读。另外，以往看一本书必须排队等候，现在只需动动鼠标，书就会展现在面前，而且书的种类繁多，可谓应有尽有。人们也不再有一种阅读的急切感，更别提珍惜书本、享受看完一遍又一遍后如获至宝的喜悦与执著了。大学生不再会认真朗读经典更别提倒背如流，他们大多只是翻翻。大学生们或许对流行的影视明星的信息了如指掌，但对文学艺术的大家却知之甚少。
二 文学理论教学的对策分析
1.传授渠道多样化
大部分的文学理论教学仍使用传统的教学模式——用语言来给学生深入阐释理论的精髓。案例分析选择可谓经典，但学生却仿佛听天书一般。大学生对探析文学现象的热情本来就不高，这样一来就更加远离了。教师在进行教学时，传授渠道应做到多样化。采用多媒体教学不仅要做到知识点的展示，还要展示与此相关的视频材料。如作家的访谈，影视作品的片段，关联的社会现象等，让理论扎根于丰富多彩的社会现实与艺术创作中。每节课要让学生都有东西可听，有东西可看，有事情可做。上课之前，教师也可以让学生有所准备。将学生需要了解的背景知识和视频资料放在自己的博客及空中教室中，让学生自己去浏览、下载、留言。让学生不仅在课内而且在课外都可以参与到课程的学习中，教师也可以在上课之前了解学生的反应，及时调整上课的内容及方式。针对学生求新、求异、求变化的心态，以及文学理论的发展本身就有一种跨学科发展的趋向，如文艺学、人类学、语言学、政治学、生理学、历史学等多学科在现代多个领域都有交叉。教师在传授文学理论知识时，可以借助文化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科学的、实验的、多样化的方式向学生传达文学理论的现状、发展与变化。让学生发现兴趣点，进而对文学理论课程敞开心扉，对文学研究产生热情。
2.阅读空间拓展
大众传媒对通俗性、娱乐性、流行性、时尚性、商业性的大众文化的传播大大满足了主体意识越来越强烈的现代人，使他们在一天的忙碌之后，能够在这些轻松的节目和娱乐中得到松弛和满足。这种满足的结果使传播大众文化的大众通俗刊物发行量得到迅速飙升。有统计资料显示，上海的《故事会》发行量达650万份，湖北的《今古传奇》发行量达200万份，北京的《啄木鸟》达175万份，山西的《民间文学》达100万份。这些巨大的发行量标志着这些通俗文学有庞大的支持群体，它是对大众文化合理性与合法性的礼赞，标志着大众文化节日的到来，也是对适应市场经济者昌逆市场经济者亡的市场经济规律的无言求证。在大众文化强烈的通俗性和商业性的引导之下，许多报刊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质与量的变化。许多报刊由过去的4版增加到8个版面甚至数十版、100版或更多。这增加的版面多是增加了表现大众文化的娱乐版和生活时尚版。
大众传媒是大众文化的塑造者、引导者。大众传媒是形成大众文化的重要手段和使者。如通过大众传媒建构了电视文化、流行文化、音像文化、摇滚文化等。作为人类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大众文化，不经过大众传播，就得不到继承和发展。而实际上，大众传媒在传播一定文化的同时，也在建构一定的价值意识形态。因为大众传媒通过传播的议题设置功能，能让人们感觉到那些被大众传媒所关注的传播内容便是主流的或是值得肯定和仿效的。
大众传播对大众文化淋漓尽致的渲染和大众文化最重要的娱乐功能的发挥使得两者产生了不可忽视的负面效应。大众文化的商业性使得大众传媒和大众逐渐变得物化。在利润最大化原则驱动之下，大众传媒的内容变得肤浅，显示出享乐倾向和游戏特征。这些欲望刺激产生的文化垃圾无助于人类精神境界的提高和心灵世界的升华，造成文化消费的媚俗低级倾向，严重地败坏了大众的品位和文化修养水平，而且使人们更多地依赖电视等媒介，成为畸形的电视人或单面人。
以消费为特征的大众文化所启动的大众文化市场构成了对精英文化和严肃文化的巨大冲击，使其在文化重构中以妥协退让为代价以适应市场，适应这个一统天下的大众文化时代。大众文化限制了人对文化享受的理解层次，使人类在大众文化消费中耗尽了空闲时间，失去了接触高级文化的机会。媒介在给予人们充分选择自由的幌子下，制约了人们接触其他文化媒介的可能性。使我们的文化环境逐渐失去自主和多样性，这类似于自然环境中失去自主和多样性。这是十分可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