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价值工程在施工管理中运用的工作程序
施工项目方案设计从功能目标的确定到项目工艺水平、材料选取，整个过程极其复杂，组织形式也不尽相同。根据价值工程理论，主要把握施工项目的功能和成本，整个工作程序可概括为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其基本步骤：确定目标、功能分析和评价、改善方案、实施方案及评价。
2.1对象的选择
工程项目在实际建设过程中涉及的技术经济问题比较复杂，且由于企业自身原因，不可能把所有影响因素作为研究目标。因此，价值工程首先是筛选价值对象，即逐步收缩研究范围的过程，明确主攻方向。价值工程对象选择的方法有很多种，常用的方法有因素分析法、百分比法、价值指数法和ABC分析法。
2.2功能分析和评价
确定分析对象后，收集有关的各种技术资料和经济技术指标资料。通过分析信息资料，根据建设项目特点，业主要求以及相关的技术规范，明确工程的功能特性，施工项目的必要功能和不必要功能，绘制功能系统图。在功能系统图绘制完成后，进行功能评价，在搜集的数据信息基础上，计算工程项目的功能系数、成本系数、价值系数。成本系数=分项成本/总成本；价值系数=功能评价系数/成本系数。
2.3方案改善及实施评价
通过功能评价系数、成本系数、价值系数的计算，可以判断出功能改进目标，一般选择价值系数小于1的因素为改造对象，以期能提高项目功能，降低成本。确定改善方案并付诸实施后，应进行项目后评价，判断实际效果与预期效果的差异，并分析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在项目的实施过程中汲取经验教训，为今后的项目决策、成本控制、提高项目效益创造条件。
3实证分析
某高校学生宿舍楼要进行大楼外墙保温工程建设，工程量为20000m2，根据外墙外保温的施工工艺要求，保温材料要具有保温、隔热、防潮、防火、吸声五种基本功能，其辅助功能主要有样式美观、便于清洁、表面平整。
3.1确定研究目标
寻找性价比高的外墙装饰材料进行高校宿舍楼的外墙装饰工程，通过市场调研，搜集外墙保温材料种类、技术性能以及市场价格等相关的经济资料，选择EPS膨胀聚苯板、陶瓷保温材料、EPG胶粉聚苯颗三种材料为预选方案。
3.2功能分析与评价
技术人员对外墙保温材料的功能进行了系统分析，绘制出了功能系统图。
论文摘要：价值投资理论经过许多价值投资者的不断完善和发展，已经构建起了以“内在价值”和“安全边际”为核心的价值投资理论体系。但是作为已经取得巨大成功的投资理念，价值投资理论在很多情况下还是被投资者所误解。本文严格界定成长型价值与成长型概念的区别，指出成长型价值是属于价值投资理论，而成长型概念更多是证券市场上的投机炒作。最后，通过分析价值投资理论发展演进的过程来证实上述观点。
在回顾华尔街悠久的历史时，不难发现，在早期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证券市场就是一个充斥着投机和内幕消息的领域。但是伴随着1934年本杰明•格雷厄姆和戴维•多德的《证券分析》一书的出版，证券市场的投资理念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这本被后来者奉为“投资者的圣经”的书籍，在其后的岁月内被连续再版，其投资理念深深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证券投资者。格雷厄姆用他所倡导的证券分析理论和技巧奠定了价值投资理论的基石，其后的价值投资者都是在格雷厄姆的基础之上，不断引入其他分析方法，形成各自鲜明的投资特色，因此价值投资理念才得以不断衍生和发展，并且一直被广泛使用并沿用至今。
价值投资理论作为证券市场策略和价值分析的众多投资理论之一，其产生至今还不到一百年的时间，但是价值投资理论自产生之日起就对证券投资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在价值投资理论产生之前，证券市场投资理念主要以趋势技术分析为主，通过分析上市公司股票价格的涨跌规律来进行投资。而价值投资理论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模式，转而强调从公司经营管理的实质以及公司基本财务状况出发来寻找公司的投资价值。
投资与投机
投资和投机是证券市场上证券交易的两种基本行为，并且同样可以在证券市场上获得一定的投资回报，但是两者在根本上有所不同。对此，不同的学者有着不同的理解。亨利•彼特认为，区分投资和投机的标准应该从分析投资的动机入手：买入股票通过长期持有、期望分享股息分红的长期行为是投资；而买入股票仅仅是希望通过不断的买卖来获取二级市场上差价的行为是投机。杰克•弗朗西斯认为：一项交易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是生产性的还是非生产性的、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均是区分投资与投机的有用标准。《中国金融百科全书》则认为：投机是指利用股票价格波动，以牟取最大利润为目的的短期交易活动，其特点是交易期限短、次数频繁，具有风险性；除此之外都是投资。格雷厄姆认为：投资是指根据详尽的分析，本金安全和满意回报有保证的操作，不符合这一标准的操作是投机。
从以上的各种不同表述可以看出，投资和投机有着根本性的不同，而这种不同的实质在于投资和投机的盈利模式。笔者认为，投资和投机的最根本区别就在于风险的可控性：投资是指通过发现和创造价值来获取回报，其风险可控；而投机是指承担较大的获利不确定性，并以此来获取相应的回报，其风险不可控。从格雷厄姆的表述中，可以发现投资相对于投机而言，具有以下特点：投资是建立在对投资对象详尽的研究分析基础之上，通过客观地研究来创造价值，而投机则是通过主观的判断来获取收益；投资能够保证本金安全；投资能够保证满意的回报。
价值投资理论的定义
价值投资理论从产生以来，一直就建立在证券市场的三个基本特征基础之上：证券市场上的上市公司股票价格受一些影响深远而又变幻莫测的因素所支配，正是这些因素导致股票的市场价格在不断变动；上市公司本身的内在价值却不同于其证券市场价格的起伏不定，而是相对稳定的。股票的市场价格在短期可能会偏离公司的内在价值，但是从长期来看，市场价格会逐渐向内在价值回归；如果在上市公司股票的市场价格低于其内在价值时进行购买，肯定可以获得稳定的回报，而内在价值与市场价格之间的差距就是“安全边际”。
证券市场的三个基本特征指出了价值投资理论最重要的两个概念：内在价值（IntrinsicValue）与安全边际（MarginofSafety）。价值投资理论的核心就是对上市公司内在价值的评估。所谓内在价值，就是上市公司的资产、收益、股利、未来前景以及管理状况等因素所决定的股票价值，是未来上市公司所拥有所有现金流的折现值。
上市公司的股票价格分为内在价值和市场价格两部分：内在价值是由上市公司自身的经营状况和盈利能力所决定，在一段时间内是相对稳定的；而市场价格则由证券市场上的资金供给所决定，在短时间内可能会变化较大。因此往往会出现市场价格偏离内在价值的情况。沃伦•巴菲特指出，“内在价值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它为评估投资和公司的相对吸引力提供了唯一的逻辑手段。内在价值的定义很简单：它是一家公司在其余下的寿命中可以产生的现金的贴现值。但是内在价值的计算并不如此简单，它是估计值而不是精确值，而且它还是在利率变化或者对未来现金流的预测修正时必须加以改变的估计值”。
安全边际是价值投资理论的简练概括，就是上市公司股票的内在价值超过其市场价格的部分，也是价值投资者能够稳定获取的投资收益。一般来说，安全边际越大则代表投资风险越小，而相应的获利能力越强。
对于内在价值的理解，随着价值投资理论不断完善，其内涵出现了一些差别。最初，内在价值以格雷厄姆的观点为主，强调上市公司的绝对价值，也就是公司所拥有的有形资产的清算价值。后来才逐步加入菲利普•费雪关于成长型价值的观念，将公司的无形资产以及未来的成长预期也计入公司的内在价值当中。在格雷厄姆和费雪投资理念有机结合的基础上，进而形成了目前价值投资理论的理论基础，这也就是最成功的价值投资者沃伦•巴菲特所认同的价值投资理念。
格雷厄姆在分析上市公司内在价值时，看重上市公司的有形资产，而不看重上市公司的无形资产，如专利、品牌等。格雷厄姆认为价值是被事实所确定的价值，这些事实包括公司的资产、收入、红利以及任何未来确定的预期收益。所以，格雷厄姆在其投资分析中，主要在寻找市场价格与内在价值的比值偏小（也就是安全边际较高）的股票进行投资，通过买入并持有，等到其市场价格上涨体现其内在价值时，便可以获得可观的投资收益。
费雪则把上市公司内在价值的内涵进行了一定的扩充，他把这样的“内在价值”称为企业的特质，即上市公司所拥有的高于一般水准的能力，能够使得公司利润逐年递增。相比之下，他更加看重上市公司的未来发展所带来的价值，也就是那些能够增加公司价值的因素。他认为可以通过对获利能力超过平均水平的上市公司进行投资，借助于其强大的盈利增长来获取可观的超额利润。
综合格雷厄姆和费雪对于价值投资理念的定义，不难发现，尽管不同的价值投资者的理解有所差别，但是其实质是趋同的。尽管在公司内在价值的定义上不尽相同，但都来自于上市公司本身，这其中包括有形的资产、收益和股利，还包括无形的独特竞争力、优秀的获利能力、出色的经营管理能力，甚至还包括对上市公司未来发展的良好预期等。价值投资者都认可上市公司的市场价格是围绕内在价值上下波动的，并且迟早会向价值靠拢。价值投资是通过寻找优秀的投资对象而从中获利，其持有时间的长短仅在于价值投资者个人对市场的把握，而不是区分价值投资与非价值投资的关键。
笔者认为，价值投资理论是通过对上市公司内在价值的研究分析，然后比较证券市场价格，以此来决定股票买卖策略的一种投资理论。价值投资理念的核心思想，认为内在价值是确定股票价格的核心因素，只有在股票价格低于内在价值时，即存在安全边际时，才会做出买入操作。格雷厄姆以及其后的价值投资者的投资理念都是一脉相承的，而仅仅在价值投资的主要步骤的一个或几个环节有所差异，这些环节包括怎样寻找低估的证券、如何确定股票的内在价值、构造投资组合的方法。
价值型投资、成长型投资与成长型概念
成长型投资（GrowthInvesting）一直以来被误认为是一个跟价值型投资相对立的概念。绝大部分投资者认为，价值型投资就是指投资于股票价格低于其帐面价值的上市公司股票，从上市公司股票价格的恢复性上涨中获利；而成长型投资则正好相反，指的是投资于具有高于平均水平的销售及利润增长率、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的上市公司股票，通过其高速成长带来未来股价上涨而从中获利。这种看法体现到投资操作上，则是价值型投资者和成长型投资者从来不会在同样的时间买进同样的股票：价值型投资者选择的买入时机为上市公司公布利空的消息时（如利润每况愈下、公司收益处于下降或没有收益、公司最新消息令市场失望等）；而成长型投资者则选择上市公司公布利好的消息（如利润上升、收益加速增长、公司公布的业绩超过预期等）时买入。正是基于上述概念，很多投资者认为伴随着证券市场涨跌的交替出现，相对应地采取价值型投资和成长型投资才是最佳的获利模式，即在熊市到来时选择价值型投资，通过选择被市场低估的股票来规避市场风险，而到牛市来临时选择成长型投资，通过利用市场热点获得较高的投资收益。
其实，上述的这些观念误解了成长型投资的真谛。成长型投资并不等同于成长型股票，成长型投资是指投资于具有长期持续获取超过平均水平的销售和利润增长率的上市公司的股票。事实上，这种真正具有长期持续获利能力的上市公司是罕见的，投资大师费雪在其全部投资生涯中所发现的具有长期成长性的上市公司也屈指可数，寥寥无几。
在证券市场上之所以成长型投资会被广泛提及，能够在很多上市公司的股票上得到应用，最主要的原因是投资者往往将“成长型投资”与“成长型概念”混为一谈。所谓的“成长型概念”，就是证券市场上经常蜂拥出现的投资热点，如新技术、新专利、新产品、新市场，通过超乐观的财务业绩预测，来凭空描绘超出想象的美好前景，构造一种不切实际的高速增长。这样的成长型概念往往只能体现在对上市公司的发展预期上，难以带来实质性的增长，尤其是没有长期稳定的实质性增长。但是成长型概念却具有与生俱来的优势，能够吸引投资者的追捧，特别是在牛市环境下。从美国证券市场的发展经验来看，无论是20世纪60年代电子半导体成长概念，还是20世纪90年代的生物工程、网络科技成长概念，最终只不过是资金追捧出来的泡沫，只有其中真正具有长期成长性的上市公司如IBM、微软、英特尔才能够脱颖而出，给投资者带来长期持续而稳定的投资回报。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随着价值投资理论的不断完善和发展，证券市场的新发展赋予了当代价值投资理论更多更新的内涵。格雷厄姆所推崇的以寻找市场价格低于上市公司绝对价值的投资品种的投资模式，是属于价值投资理论的，同样以费雪为代表的寻找具有长期持续成长能力的投资品种的投资模式，同样属于价值投资理论。成长型价值只不过是将更多的未来盈利增长计入上市公司的内在价值。因此，本文认为以费雪为代表的成长型投资实际上属于当代价值投资理论范畴，而证券市场上所谓的“价值型投资与成长型投资”分类，实际上只不过是价值投资与成长型概念的区别罢了。
价值投资理论的演进
价值投资理论从20世纪初产生至今，只有不足百年的历史，但是追随价值投资理论的价值投资者们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投资业绩。不过，价值投资理论体系的构建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价值投资者经过不断在继承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结合自己的投资实践来不断完善和发展的。在价值投资理论演进的过程中，有四位价值投资者对价值投资理论体系的完善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分别是本杰明•格雷厄姆、菲利普•费雪、彼得•林奇和沃伦•巴菲特。
本杰明•格雷厄姆是价值投资理论的奠基者，也是第一个把逻辑和分析的原理引入证券投资领域的人。格雷厄姆构建了价值投资理论的框架：“安全边际”和“内在价值”。受到所在时代的影响，格雷厄姆在应用价值投资理论时，往往都是在寻找被市场绝对低估的投资品种，对安全边际的要求远远要超过对公司本身经营状况的要求，并且格雷厄姆在计算企业的内在价值时，只将企业的有形资产算作企业的内在价值，而剔除企业的无形资产，这样所计算出来的企业内在价值属于企业最核心、最具有安全性的价值。事实证明，在证券市场陷入低迷的时候，格雷厄姆的投资策略和投资技巧显得格外有效。格雷厄姆的价值投资理论能够表现出对持续低潮的抗跌能力，还可以表现出在弱市中较强的获利能力，一旦证券市场行情开始转好，依照格雷厄姆的价值投资策略所购入的大量低价股就可以籍此获得巨大的回报。
菲利普•费雪同样为价值投资理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与格雷厄姆强调“价值绝对低估”有所不同，费雪更加强调投资品种的“成长性”。如果说格雷厄姆看重的是股票价格与内在价值之间的绝对价值的话，那么费雪更加看重企业盈利改善来保障股票价格未来增长的相对价值。费雪所看重的“成长型价值”，非常清楚地体现在他价值投资理念中的集中投资（费雪的投资组合中从来不超过10只股票）和长期持有（费雪持有摩托罗拉达21年之久），这与证券市场上盲目地炒作“成长型概念”的投机，有着截然不同的差别。因此，费雪所推崇的企业“成长型价值”属于价值投资理论的范畴，只不过在认识企业的成长并且发现去投资价值上，需要有非比寻常的眼光和深厚的投资底蕴。
前言
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及国际化的市场竞争愈演愈烈的今天，企业之间的竞争变得愈来愈激烈，产品的内涵和外延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拓展。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品位的上升，人们对产品的需求也从“量的满足”转向“质的追求”，甚至是“情感的交流”,这也使产品设计向多元化、个性化的纵深方向发展。然而，我国现阶段的产品设计存在着一些缺陷与盲点，大多数企业以引进为主，对国外同类型产品进行模仿，造成设计理念上的失衡与同类型产品的同化。对产品设计中的价值系统进行分析，有利于全方位的提高产品的内涵和外延，设计出高质量的产品。
产品设计中的价值层面已渗透到产品——商品——用品——废品的整个产品循环体系，要涉及到经济、技术、文化、社会等诸多方面。对产品设计中的价值进行系统分析，制定合理的价值取向，有利于坚持经济、人文、社会三位一体的设计观念，致力于人类生命环境的改善与发展，使产品满足人们动态的物质生活需要及精神生活需要。
1、产品设计中的经济价值
在产品设计过程中，选择合适的材料、加工工艺，以最省的用料在短时间内生产制造出具有高性价比的产品，即以最低的成本费用收到最大的经济效益，这是产品设计中的经济性原则。
在产品——商品——用品——废品的整个循环系统中，设计要涉及到全过程，其中最重要的环节——商品的销售，是以经济性作为保障的。当产品的综合质量好而价格过高时，大部分消费者不敢问津；当产品价格低、质量差时更不会赢得消费者。因此，如何在保证基本功能的基础上产生最大的经济效益，如何满足生产经营者获取利益和满足消费者使用的双向需求的动态平衡，是工业设计融合运用价值工程的新的理念。
价值工程VE（ValueEngineering）是工业管理领域的科学的技术经济分析方法，在应用系统性和创造性的独特研究方法过程中，以最低的寿命周期成本L.C.C（LifeCycleCost）可靠的实现必要功能。价值工程的基本原理是通过产品的功能分析，对产品性能、生命周期、可靠性等各个指标进行系统的综合平衡，最大限度的利用和分配各种原材料，探求和采用新的、成本低的变体，节约各种物化劳动成本，提高产品的价值。
功能与成本两个迥然不同而又密切相关的概念，构筑了价值工程的基本框架，为提高产品价值的终极目的奠定了基础，深刻地反映了在市场经济规律下，功能与成本、技术与经济的辨证统一关系，在功能不变或提高的前提下，降低成本，则企业获得的效益高，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若在功能不变或提高的前提下，增加了成本，则企业获得的效益低，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
在现有的生产及技术条件下，提高功能与降低成本具有二元对立性。在工业化进程的每一时间段内，二者都具有相对稳定的和谐格局。但科学技术是一个流变的概念，随着产品的更新换代、新技术及新材料的运用以及人们审美意识的提高，这种表面的、暂时的、不稳定的和谐格局会随之而改变，生产同一种产品，在技术较先进和现代化管理水平较高的企业里，功能与成本的系数比高于技术与管理水平较低的企业。因此，工业设计师应遵循功能与成本、技术与经济的辨证统一关系，尽可能的满足二者的动态平衡，建立成本及功能的共同的精神指归——“以人为目的”，形成为用户服务的现代设计理念。
2、产品设计中注入的人文理念
设计的任务是解决“人——机——环境——社会”系统中存在的问题，其设计的出发点是人，旨在通过生产技术手段把人的创造思维转变为实体的产品，实现为人服务的目的，解决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因此，在产品设计中注入人文理念，探讨产品所蕴含的人性化设计观念和根植于时代特性和地理特性的文化价值观念，能为产品设计提供更深层次的理论依据，使产品更合乎人性，使人与生存环境的关系更为和谐。随着社会的发展，设计所具有的人性的意义就将越来越显示其重要性，人性化的设计观念是合乎时展要求的。
在以“人”为本的设计活动中，产品与文化又是紧密相关的——产品是文化理念的载体，而文化则是产品内涵的延续。产品设计应符合特定的文化特性，表现出与时代精神和科技进步的协调性与前瞻性。反过来，产品设计又可以影响人的生活的文化氛围，甚至导致一种新生活文化形态的形成。现代设计师要善于通过适当的物质材料，借用一定环境和文化背景的某种符号系统，创造某种同构性的艺术形式，来唤起受众身心结构上的类似反应，从而形成和传递现实的设计信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如果能够把握社会文化结构需求的趋势与变迁，使相应的产品与之相契合，这是一个巨大的潜在市场。
2.1人性化设计观念
人性化的设计观是工业设计经导入期、发展期、成长期发展到现在的成熟期以后而出现的一种新的设计哲学。它反对像过去那样，设计师只重视产品的功能与造型，而是要求设计师积极考虑经过设计的产品将在人们生活过程中发生什么样的作用，以及对周围各种环境的影响程度。因此，设计应充分的尊重人、理解人的特点，以人为基本出发点，用主动、积极的方式去研究人的需求，探索各种潜在的愿望，用一种系统的、整体的观念，把需求、人机工程学、美学及环境因素等有机地融合，进行综合分析，以此确立产品设计的目标。
产品设计不仅设计了产品本身，而且设计了人与人之间、人与产品之间的关系，也设计了人的生活方式。技术的进步减轻了人的劳动强度，信息的快捷方便了人类生活。当今飞速发展的信息技术在给人们带来巨大物质利益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现实问题，如人的孤独感、造型的失落感以及自然资源的枯竭、环境的破坏等等。这些问题的产生，本质原因并不在于物质技术的本身，而正是人类总体设计上的失衡，没有把人性化的理念系统的贯穿了人类的一切创造和设计活动中所形成的恶果。因此，把人的因素放在首位的设计思想，强调人、产品、环境、社会之间相互依存、互促共生的关系，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2.2产品设计中蕴含的文化价值
文化根植于人类社会和赖以生存的环境之中，但又因其地域的不同而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文化是环境因素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人类生存的大环境中，有形的物理环境和无形的文化环境都对产品设计产生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鲜明的时代性、民族性和社会性使产品在无形中成了沟通和交流的媒介。随着经济文化一体化趋势的来临，使得产品设计中的文化含量越来越大，尤其是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人们越来越重视信息、知识、文化价值。因此，设计应符合文化的时代及全球信息化的特性，展示不同文化传承下的设计理念和价值观念。正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托夫勒所说：“人类需要高技术，更需要高情感，人们的购物过程不仅满足的是物质需要，还有文化上的需要。产品一旦被赋予某种美好的情感，就会缩短人与产品在情感上的距离，出现购买行为上的文化认同。”
同时，文化环境对产品的影响是隐性的，如法律、道德、习俗、价值观念等的影响就是如此。产品设计应符合特定的文化特性，表现出与时代精神和科技进步的协调性与前瞻性。反过来，产品设计又可以影响人们的生活文化，甚至导致一种新生活文化形态的形成。
3、产品设计中彰显的社会价值
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产品作为“工具”，已逐渐形成的具有一定社会意义的象征物。在产品——商品——用品——废品的转化中，产品作为设计师思维物化的产物，作为传达给受众的一种使用符号，使得设计活动在这种转化中起到了纵向联系和横向承接的作用。无数的设计实践证明，在如火如荼的国际化市场竞争中，产品的设计进程中有着无法量化的社会价值。
3.1树立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观念
工业革命之后的世界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但在获得巨大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人类亦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那就是对环境的破坏所导致的人与自然的对立，人与人的相互疏离。甚至西方国家在20世纪还推出了“有计划的废止”的一次性消费观念，在设计上竭尽所能，不断推陈出新，以产品的快速更新来刺激消费，创造市场，以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正是这种片面的发展观，最终使人成了“单向度的人”，造成了今日全球性问题，使全人类的生存受到了威胁。大量的资源被过度消耗，大量的污染破坏了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环境。
随着时代的进步，在产品创新中要遵循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设计准则已深入人心，环保消费已蔚然成风。可持续发展已经形成几个主要的设计思想，如绿色设计、生态设计、循环设计等设计理念，有效的实现了产品设计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交互。
3.2科学技术的物化
任何产品都是科学技术的载体，它是那个时代、那个民族或地域的社会观念及经济技术基础的总和，以及人们对材料、结构、加工工艺的理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推动着产品的更新换代，使整个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类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发生了质的飞跃，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了产品设计的全面更新，引导产品创新跨向新的平台，而新创造出来的产品又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观念，又引发了科学技术的变革，二者形成了有机的互动。
科学技术是一种资源，但是，人类要接受这一种巨大的资源，把这种资源转化为现实的社会价值，还需要某种载体，这种载体就是设计创造。新的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管理、巨额的资本投入，都需要经过这“媒介”才能转化为社会财富。科学技术是通过设计与制造向社会广大消费者进行自我表达的，设计使新技术的“可能”转变为现实，使设计观念和设计语言进一步演进，使艺术畅想进一步摆脱了物质条件的束缚，使人类的创造、想象和情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抒发。
综上所述，站在价值系统的角度研究产品设计有助于综合的考虑设计、制造与生产等各个周期的经济因素、人文因素及社会因素，促使新生代的设计师在理性层次上思考产品创新与经济、文化、社会的关系，使创造出来的产品更能引起使用者情感、心理等方面的共鸣，满足人们动态的物质生活需要及精神生活需要。
参考文献
21世纪世界经济的竞争愈发激烈，作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元素，企业如何在竞争中取胜？本文认为，只有不断提升企业的价值，才能使企业在市场上“永葆青春”。提升企业价值的方式很多，如可以通过显在的销售管理，也可以通过潜在的财务管理控制。就财务管理对企业价值的提升而言，关键在于财务管理的激励作用。发挥财务管理的激励作用，主要体现在对财务关系中的各个利益集团以及各层次人力资源实施激励，利用激励效应维持一种对各方都有利的财务关系和财务工作效率，达到财务资源的最优配置，维持良好的财务状况，实现企业价值最优化的理财目标。财务管理的激励作用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建立高效的管理层
财务管理是一个运用科学技能、科学方法并以良好的管理品质加以引导和控制的系统工程，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人，人是财务管理的根本。随着企业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及会计与国际惯例的接轨，企业财务管理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管理人员的素质在企业财务管理中的作用更加突出。领导和直接从事企业财务管理工作的人员管理水平越高，企业财务管理的质量也越高，因此建立高效的管理层对企业的长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现代企业的显著特征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这意味着经营者能够根据自己的利益从事经营。而实际上经营者与所有者的经济利益并不总是一致，经营者更注重报酬，其考虑的是如何尽量分散自身风险，而非使企业价值最大化。因此，一种可能的利益冲突——冲突便产生了。减少这种冲突和分歧的基本途径有二：约束和激励。约束是被动地确保经营者按章办事，并不能使其努力工作，且机会成本很高；而激励是积极的，能够使经营者把企业的目标作为自己的内在追求而努力工作。管理层是现代公司一个独立的利益主体，公司管理层利益的实现就是要将管理层、企业家的才能等现期无法准确判断并量化的因素在企业的长期经营过程中尽量准确地量化。因此管理层利益的内容应是多样化的，其实现机制应基于固定报酬与浮动激励组合运用的基础之上，在注重短期激励的同时给予管理层高度或长期激励，实现管理层与股东利益目标的短期与长期一致，以解决所谓的成本问题。
在现代公司制企业中，除了固定数量激励工具外，短期与长期激励工具所形成的对管理层利益激励的数量都是浮动的。管理层所得到的这些浮动收入应由市场调节机制间接决定，并主要依据企业重要经营指标的动态性改善，如当期赢利水平、企业市场占有率、企业品牌效应、企业股票价格的变更等，使之与企业的经营效益、资产的保值增值相联系，进而有利于激励管理层更好地经营企业。企业家是社会发展的宝贵财富，是经济学意义上极其稀缺的资源；管理层在企业组织机构中占据重要地位，其行为具有明显的特殊性。因此，有关激励机制的有效性将直接决定现代公司的经营业绩乃至各利益相关方的利益。
二、与供应商和客户建立良好的供销关系和业务关系
供应商与客户对企业价值的创造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企业在经济活动中不仅要通过市场交易合约来建立和维持正常的业务关系，更要通过一定的激励措施以及激励制度安排来拓展、深化和优化彼此之间的财务关系。企业对供应商与客户通过业务拓展、经济利益等诱导因素实施行为引导，使他们在业务开展过程中有充分的积极性主动配合企业的财务安排。在企业的日常财务管理中，就有不少行之有效而且被经常采用的激励手段。如：通过现金折扣、现金折扣率及信用期设计等引导客户尽早付款，以实现企业资金的顺畅回收；通过签订长期供货合同等手段，激励供应商在供货价格、付款方式以及售后服务等方面提供更大的优惠。这些激励手段的作用超越了一般交易本身所能起到的作用，使得企业与供应商、与客户的关系趋同于长期利益，并且以此为纽带在业务上积极谋求合作，由此形成彼此之间良性的、协调的利益共生关系。
三、与债权人建立良好的债务关系，确保双赢
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按营运资金的要求，必须举借一定量的债务并由此获得其杠杆收益，财务管理人员应如何合理安排负债？这就要求发挥企业财务管理的激励作用。债权人将资金出借给企业，期望按期收回本金并获得利息收入；企业借款是为了扩大经营，投入有风险的生产经营项目，实现股东财富最大化。债权人事先知道将资金出借给企业使用有风险，并且将预期风险纳入借款利率之中，但借款合同一旦履行，资金到了企业手中，债权人就失去了控制权。由于股东与债权人目标不完全一致，股东有可能通过企业的经营管理者采取背离债权人而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机会主义行为。现代财务管理解决了这些问题，借助于特定的筹资，引导债权人主动为企业提供债务资金，甚至提供企业长期发展所需要的资金。
可转换债券就能实现这种债权人的激励效应。可转换债券在投资初期是一种债券，但它还可以转换成普通股票。如果企业的财务状况预期前景很好，尤其是企业的成长性良好，就可以提供足够的利益以诱导可转换债券持有者，使其由债权人变成股东。这不仅给投资者带来高额的投资回报，也会给企业提供长期的资金来源。若发行债券的企业成长不理想，那么债券的偿还性也可以保证投资者按债务本金和利息收回投资。这种灵活的投资工具能较好地帮助债券的投资者控制投资风险，使得债权人具有一定的行为积极性。从发行可转换债券的企业来看，选择这一筹资方式是基于债权人的激励，可转换债券就是一种有效的财务激励工具。
四、实现股东财富最大化
股东财富最大化是指企业通过有效的组织财务活动为股东带来更多的财富。企业的首要责任是维护股东的利益，承担起人的角色，保证股东的利益最大化。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费里德曼指出：“公司唯一特定的目标就是确保其投资者一个长期的回报。”股东是公司的所有者，股东对公司进行投资就是为了取得尽可能大的投资收益。投资的价值在于它能给所有者带来报酬，包括获得股利和出售股权换取现金。在股份经济条件下，股东财富由其所拥有的股票数量和股票市场价格两方面决定，因此股东财富最大化也最终体现为股票价格。怎样才能使股东对企业的财务状况满意，继续支持企业的发展？这就需要在企业与股东的财务关系协调中充分发挥财务管理的激励作用，实行激励性的股利政策。如固定股利加额外股利政策就是一种具有激励意义的股利政策，即通过固定股利稳定股东的回报期，借助于额外股利增强股东对企业利好的信心，从而实现对股东的鼓励，引导股东持续支持企业，并对企业经营前景保持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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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道明：财务管理[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
[3]彭海颖：略论强化现代企业的财务控制[J].商业经济管理，2002（3）.
当今世界谁都无法否认这样一个事实：中国是一个充满活力、蒸蒸日上地行走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中国社会所发生的种种变化，势必折射在以反映现实、再现现实、表现现实和服务现实为己任的电视媒体中。本文聚焦中国当代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对电视传播的价值取向影响的研究，通过探求电视媒介人在当代社会阶层变迁背景下的实践与理念变化轨迹、展示阶层变迁对电视传播影响的现象、揭示受众接收心理的变化，分析研究电视媒介传播价值取向所具有的互动价值意义，从而期待在我们的电视传播中增加更多理性、自觉的成分。虽难以一文概全，但希望能够提出问题，引发更多的同仁参与思考。
一、对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迁的认识
新中国成立后，人们对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认识，很长一段时间维持在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即“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划分观念中，或者单纯从职业角度划分为：工、农、兵、学、商。直至1978年改革开放后，经济体制的改革、意识形态领域的观念变革和国家整体上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才真正促使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前乃至初期中国社会阶层的构成是典型的金字塔结构，那么20余年后的今天，这种力学上的稳固结构在中国社会发展的现代化进程中已经发生了某种松动，而且它的结构构成与排列顺序也有了变化。2002年1月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成果《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一书，将当今中国社会划分为十大社会阶层，即：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乡无业、失业和半失业人员阶层。⑴2002年4月《中国现阶段阶级阶层研究》一书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该书对我国当前阶级阶层状况的基本观点是：1、两大阶级的基本格局没有变，但每个阶级内部发生了重大变化；2、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出现了若干个新的社会阶层；3、以发展生产力为共同的任务，形成了三个大的利益群体，即普通劳动者、经营管理者和生产要素所有者。⑵
我们清晰地看到，中国当代社会阶层的构成已经远远地丰富于以往，新的社会阶层已经逐渐形成，新的社会阶层结构与以前比较“在基本成分、结构形态、等级秩序、关系类型和分化机制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⑶这种阶层的划分是以职业的分化、细化为基础，以其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理论依据的。这三种资源的拥有状况决定着各社会群体在阶层结构中的位置以及个人的综合社会经济地位。
在《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中，研究者依据各阶层对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这三种资源的拥有量和其所拥有的资源的重要程度，对十大阶层进行了社会经济地位等级排列，即：社会上层：高层领导干部、大企业经理人员、高级专业人员及私营企业主；中上层：中低层领导干部、大企业中层领导人员、中小企业经理人员、中级专业技术人员及中等企业主；中中层：初级专业技术人员、小企业主、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中高级技工、农业经营大户；中下层：个体劳动者、一般商业服务业人员、工人、农民；底层：生活处于贫困状态并缺乏就业保障的工人、农民和无业、失业、半失业者。⑷
这种划分比较细致，但对于本文要论述的社会阶层与传媒的价值取向变化与互动影响而言显得过于细化，不易整合分析阐述。故参考上述分类，结合传媒现状，同样依据各阶层对三种资源的拥有量和其所拥有的资源的重要程度，笔者将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结构大致划为三大块，并以此作为本文重点论题论述的基础与依据。
1.强势集团：由拥有充分的组织资源的国家与社会高层管理者、拥有充分的文化资源或组织资源的大型企业经理人员、拥有充分的文化资源的高级专业人员、拥有充分的经济资源的大私营企业主构成。
2.中间阶层：由拥有相当的或一定的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人员、产业人员、农业劳动者构成。
3.弱势群体：由仅仅拥有很少量的或基本没有三种资源的商业服务业员工、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构成。
强势集团作为一个国家的主流集团，在我国已经基本形成。他们是权力、资本、知识的拥有者。虽然人数少，但属精英阶层，对社会有巨大的主导影响力，在相当程度上控制着国家发展走向。他们具有极强的话语权，对新闻媒体有控制权和影响力。
中间阶层或曰中产阶层的概念已经广为人们议论，通常具有三高特征：“高学历”、“高收入”、“高消费”。中间阶层的扩大与发展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的重要体现。在西方发达国家，这个阶层几乎“占社会职业/就业人口的30%左右，已成为推动社会发展、引导社会消费、稳定社会形势、定型社会规范及主流社会价值的社会结构的主体力量。”⑸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组首席科学家牛文元在2002年召开的第九届人大五次会议上说：“中国培育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已成为当务之急。”“中国需要逐步培育并形成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以规范、优化财富分配结构，推动社会稳定有序。”牛文元认为，庞大的中产阶层形成后，社会财富分配结构将变成中间大两头小的“纺锤型”，或者叫“橄榄型”，这对增强政策的针对性和施政的代表性、减少社会矛盾冲突，无疑会发挥积极作用。⑹我们不能否认媒介人自身的阶层归属，使他们在价值取向、情感认同与这一阶层具有天然的亲和力。这些都使媒体必然成为这种发展趋势的积极有力的推动者。
但是媒体的社会责任、权利与义务，使媒介人会在一种使命感驱动下，积极关注弱势群体，不游离大众群体。毕竟弱势群体在中国依然占有极大的数量比例。改善与提高这个群体的生存条件、生活质量以及个体的文化素质，与整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密切相关。在2002年的“两会”上，我们看到“弱势群体”已经成为代表们的热点词汇。朱镕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关心弱势群体，各级政府部门要积极帮助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时空连线》栏目在“两会”期间专门做了聚焦弱势群体的专题系列节目。媒体的关注和导向无疑对营造社会对弱势群体整体的人文关怀氛围能起到积极的催化作用。
社会阶层的变迁，利益主体的分化，受众需求的分化与多元化，加之消费时代受众对传媒的心理期待升值，都对传媒形成了无形的压力。大众传媒必须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社会政治体系中的一部分，同时努力协调不同利益主体。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大众传媒已经成为现代观念形成的重要来源，尤其电视传媒在引领时代潮流、营造文化氛围、制造时尚观念方面优势独具。充分利用电视传媒，可以使经济和社会发展在更大范围内运作，并大大促进国家发展，提升文化品质，加快前进的步伐。
二、阶层变迁对电视传播价值取向的影响
一个国家的社会阶层的变迁，必然对整个社会产生方方面面的影响。社会价值观念、社会需求、审美取向、社会心理心态等方面都会随之发生变化。电视作为社会现实变化的敏锐的风向标，直接或间接地让人们从荧屏中观瞻现实、观瞻自我。电视媒介人作为风向标的操纵者，应当首当其冲地感受、捕捉社会变革的蛛丝马迹，他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必然受到现实存在的冲击、碰撞和影响。而电视人的观念对电视传媒的价值取向与传播效果起着决定的作用。当我们直面当前中国电视在社会阶层变迁背景下的现实状况时，可以肯定地说，我们的电视媒介人，已经自觉或不自觉的成为社会阶层变迁的传播者、鼓动者、利益相关者。这种影响与变化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认识：
1.媒介人的观念变革
人的行为都是在观念指导下的主体活动。当然这种观念有时是自觉的、明确的、显现的；有时是不自觉的、模糊的、甚至是隐含的。作为大众媒介的传播者，从理论上说应该是在清晰理念指导下进行大众传播活动，但是，现实中实践与理念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存在也是事实。有人说，中国的媒介从来就是政治的附庸，媒介人没有自己的声音，何谈自己的理念。事实上谁都必须承认大众媒介的政治性和阶级性，这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必然的存在。问题在于媒介人自觉把握、认识、传播的空间有多大。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文化生态环境的变化，传媒人在传播活动中的自主意识已经明显发生了变化。媒体的喉舌功能已经不是惟一的功能，丰富百姓生活，传播大众文化已成为共识。上世纪90年代尤其中期以后，随着改革的深入，国家现代化步伐加快，媒介改革也相伴加大力度。无论媒介人承认也罢，不承认也罢，他们的传播观念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变化着，并直接转化为节目呈现出来。
在作为党和人民喉舌功能的前提下，媒介人的自主把握从传播内容的选择看，已从广泛的平民关怀向精英群体与多元化传播视角发展；从媒介功能的认知看，电视已然是现代人消解生存压力、寻求精神抚慰、娱乐休闲生活的重要方式；从传播者和接收者之间的关系看，已经告别了传者中心的时代，受者仿佛以一只无形的上帝之手，控制着节目的变化。
传播价值取向的多元化走向，不仅是社会结构变迁使然，也是时代进入后现代时期后文化哲学思潮在视像文化传播中的必然体现。这种以张扬多元性、边缘性、不确定性、悖论性、差异性的文化精神，挑战着传统文化艺术的同一性、整体性、中心性、稳定性、超越性，使当代文化具有了尖锐的否定性、游戏性、先锋性特征。凡此种种必然渗透于大众传媒的意识语言体系。电视媒介人浸润其中，在基本导向的框架下，努力在传统与现代、一元与多元、同一与差异、精英与大众、主流与边缘之间，探求并确立自身传播的价值取向路标，完成媒体所承载的重任：“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
2.节目构成的变化
中国电视真正的春天始于改革开放以后。在当时的种种发展变化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平民化视角的出现。这与以往的单一的喉舌功能，狭窄的节目题材，居高临下的传播状态，形成了极大的反差。此时摄像机以平视的镜头，让许多平民百姓走进荧屏。相当一段时间，为百姓服务，反映百姓生活成为电视人做节目的核心指导思想。老百姓欢欣鼓舞地接受着这个转变。从栏目、电视剧到纪录片，许多精彩的获得高收视率、高奖项的作品都与平民百姓息息相关。如：栏目《为您服务》、《生活空间》、《万家灯火》；电视剧《渴望》、《编辑部的故事》、《我爱我家》；纪录片《深山船家》、《沙与海》等等。20世纪90年代中期白岩松在《我们生活在什么样的时代》文章中，从认知时代的角度提出了这是一个平民的时代，英雄主义时代已经过去。从而为当时电视节目的整体走向寻找到了背景归宿。⑺从本文第一部分的论述中，我们也可以了解到，当时社会阶层划分的状况。
媒介必须为绝大多数人服务，这是大众媒介的基本性质所决定的。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市场经济的繁荣，城市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劳动生产现代化程度提高，高科技的发展，综合国力的增强，导致了社会阶层的变迁，也催化了受众群体的分化。因此，以受众为中心，无论是传播内容还是传播形式上都显示出了多元化选择取向和审美趣味的大众化取向。虽然，频道增加，内容扩展空间必然加大，但不能否认的是构成比例在变化，反映强势集团、中间阶层的节目明显增多。
电视人在保留了已有的平民视角的同时将视线上移，于是成功的商界名家、艺术界明星与各行业的白领成为传者与受者的共同宠儿，相应的电视栏目和电视剧纷纷出台。如中央电视台的《对话》、《艺术人生》、《朋友》、《商界名家》；北京电视台的《谁在说》、《老同学大联欢》、《夫妻剧场》、《世纪之约》、《往事在说》、《名人访谈》；湖南电视台的《新青年》；湖北电视台的《实现梦想》等等。虽然栏目定位各有其道，但共同的是在嘉宾的选择上都聚焦于名人、明星、名家——社会的精英与中间阶层。以明星效应与精英思想构筑起这些节目的卖点，吸引受众的眼球。电视剧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渴望》、《编辑部的故事》到90年代中期的《公关小姐》、《住别墅的女人们》，到今天的许多以反映中产阶层、有钱有闲阶层生存状态为主要题材的作品，题材的丰富与变化，反映了传者的愿望与受者的期待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吻合，在共同营造一个理想的生活景象。事实上选择明星为嘉宾，与以明星的视角做节目是不同的概念。针对不同阶层的需求，有以传递精英思想、前卫理念为己任的《对话》，也有以百姓的视角做老艺术家、演艺界明星的《艺术人生》，受众有了更为广泛的选择空间。
3.受众接受心理的变化
今天的电视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深深地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甚至悄然替代了传统的以人际交流为主的沟通方式。那么接受者在看什么?他们的需求随着岁月的流逝、社会的变迁而发生了哪些变化?不同阶层人员对媒介的接收与选择情况如何呢?
电视的普及使整个人类生活视像化了。视觉形象传播以其直观的优越性，迎合了后现代时代人们娱乐生活、消解紧张、追求幻象的心理需求，同时使语言文字传播失去了以往的风光。电视传播者几乎以受众需要为第一目标，收视率成为衡量节目传播效果的重要尺准，而隐藏其后的是广告商的利益诱惑。商品市场经济成为控制电视节目传播的看不见的手，为视像烙下了商品的印痕。其直接结果导致电视传播充斥着喧闹与浅表，价值探求淡化、深层思考游离。在多元化的荫蔽下，消解大众传媒的价值意义诉求。
当前社会的人们具有比以往更明显的主体意识，即喜欢在荧屏上注视自己，表现自己，实现自己，又希冀通过荧屏游离现实进入理想境地。热线节目、谈话节目纷纷出台，反映白领丽人优雅生活的剧目，正是迎合和满足了某种发展变化中的接受心态。
对受众群体进行细化分析，可以从多重角度切入：年龄、性别、文化程度、职业、家庭收入等等。根据央视索福瑞媒介研究有限公司2001年以62个城市为基础进行的主要电视收视趋势调查数据显示，观众构成情况如下：性别：女性49%，男性51%；年龄：以中老年为主，其中35岁—44岁188%，45岁—54岁165%，55岁以上234%；职业：学生与无业人员449%，工人189%，其他119%，专业、技术人员/职员11%，个体经营者82%，干部/管理人员56%；受教育程度：高中369%，初中277%，未受过正规教育/小学244%，大学及以上11%；家庭收入(月平均收入：人民币元)：601——1200元313%，1201——2000元313%，2000元以上20%，0——600元161%。⑻(《中国电视受众研究2001概观》，央视-索福瑞媒介研究)从对节目的选择关注角度看：中老年、女性、低文化程度人群、体力劳动者群体对电视剧、娱乐节目更有兴致，相对而言对节目选择的随意性较大；而青年人、男性、高学历、高收入者多数对新闻、体育、文化类节目更加偏爱，对节目的目标选择比较明确，那些拒绝电视的人们，也存在于他们之中。
确实，当社会进入到消费的时代时，大众的接受心态必然出现与以往不同的变化曲线。人们从观看自身丰富到观看他人，从了解现实到沉浸梦幻，从“解闷”、“解气”到消解、消闲与娱乐化、服务性的多元追求。⑼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社会文化生活的丰富性，大众需求的多元化，自我意识的增强，必然形成了接受群体的细分化。审美心理的差异是任何社会的存在现实。但是，反观改革开放前和初期的相对简单化的阶层构成，较为单色的生存环境，以及观众在集体无意识中表现出来的审美取向的趋同性，都是不可与今天同日而语的。当前多种阶层共存现状，从宏观上看，不同阶层的价值取向，关注对象是同中有异；微观上分析，由于各个个体之间年龄、性别、接受教育的程度、职业与生存状态、性格爱好气质等等都在同与不同中形成独立的“这一个”。在相对的求同存异中，建立“这一群”的受众群体概念。而“这一群”也正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小众化、窄播化的概念。“这一群”的出现与存在，自然要体现在栏目与电视剧的定位和选材中。这也是目前大众传播从广播向窄播和分众传播、频道专业化发展的现实依据。于是，为满足不同受众群体的需要，量体裁衣，因人下料，成为传者的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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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媒介价值取向变化的双向互动意义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的变迁与大众传媒之间的关系是双向互动的。首先，作为党和人民喉舌的媒体，必须义不容辞地承担起激励社会变革、传播先进文化、鼓舞亿万民心的历史使命；再者，面对蓬勃发展变化的现实，媒介的责任、媒介的权利和媒介的利益，都不允许媒介视而不见、墨守成规，他们必须时刻保持着对社会风云变幻敏锐的洞察力、积极的应对力、卓越的传播力，才有可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抓住受众的眼球，不丢失已有的市场份额，甚至获取更多。大众传媒一方面受制于一定的政治体制与社会环境，受其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另一方对所处的政治经济社会有能动的影响作用。就我国目前来看，这种互动作用是积极的、正面的。社会的变革发展、阶层结构的变迁活跃、丰富了大众传媒；大众传媒的进步、繁荣与发展也积极地反作用于社会，为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推波助澜。
社会阶层变迁既有其积极的一面，又不可否认存在着负面的因素。贫富差距的迅速拉大，必然会造成社会心理的失衡。一方面，一些人迅速发展、膨胀起来，进入社会的中间甚至精英阶层；另一方面，一些人下岗、失业面临生存危机。大跨度的阶层差异，是社会安定团结的不和谐音符。如何调和矛盾，平衡落差，除了政府职能部门的政策调节，完善社会管理保障体系外，媒体在这当中能够承载着很独特而积极的作用。事实上在当今社会大众传媒已经成为现代观念形成的重要来源，电视是营造适合现代观念产生的重要环境和土壤。它可以“促进个人创造性的发挥、政治觉悟的提高、科学知识的积累、成功动机的激发，还可以优化群体智识，增强社会合力、促进国家整体的现代化”。⑽所以积极提高电视的有效传播效果，充分发挥、利用电视传媒的强大影响力，推动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是电视人的责任与义务。
中央电视台经济部2000年7月推出的60分钟谈话节目《对话》，是央视目前播出时间最长的严肃节目，也是被业界内外公认的面向精英群体的名牌节目。它既是我国当前社会发展的产物，也是传播创新理念、引领社会进步的号手。从其开播的第一天起就将目标收视群体锁定为：关注经济改革动态并具有决策能力的社会精英人士。走入《对话》演播室的目标嘉宾是：制定国家重大经济政策的高层官员和政府人士；最新出现的经济热点中的新闻人物和新兴产业的代表人物；经济界成功人士，包括国内外事业有成和创造了财富的企业家、投资者；了解国内外相关经济环境及其发展趋势、具有理论前瞻性并对政府决策提供理论依据的经济学家；对话事件中的当事人、目击者或见证人。⑾而内存于其中的实质是：栏目的制作人始终追求的创新理念、前沿思考，以开放的视野，开放的思维，开放的心态去关注“那些在全球经济浪潮裹挟之下，在前沿阵地兴衰沉浮、焦虑惶恐、创新求异的中国人，即使我们所选取的对象是国外巨子，《对话》的出发点也永远是那些浴血奋斗着的中国人。”(制片人王利芬语)⑿因此，《对话》虽然阳春白雪，但是它拥有固定的收视群，人们在这个节目中获得的不仅仅是先进文化、创新理念、前卫思考、精英魅力，更有一种民族的激励鼓动在心。由于这个收视群体拥有明显的资源拥有优势，所以这类节目产生的潜在影响和可能延展的释放力不容低估，它势必对社会进步起到积极助推作用。
继《对话》开播不久，2000年底央视推出了《艺术人生》。这又是一档目标嘉宾非同一般的节目，“极力推介具有社会影响力的演艺人士，推介与这个社会息息相关的人士。坚决排斥一些在演艺上没有丝毫创造力的混个脸熟的所谓明星”。⒀这种选择本身就表明了一种态度。一方面满足观众关注名人的心理需求；另一方面传者必须把握对名人选择的价值判断，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去做名人，通过节目传达给观众什么。面对嘉宾，如何做节目，制片人王峥如是说：“我们不再关心浮光掠影的演艺事件，而是着眼于和每一个普通人共同的人生处境。这才是我们栏目核心的核心。”⒁“当人类回归到自身真正的处境时，当观众和明星共同面对人生的真谛时，面对亲情、困境、生命、死亡这些共同的遭遇时，粉饰的外表轰然倒塌，被人生可贵、可爱的人物和情感所深深打动。在这样的几十分钟中，如果我们所期待的那样‘艺术点亮生命’，探讨人生真谛，那这个节目真的功德无量了。”⒂以这样的理念与追求去做节目，带给观众的无疑是真善美的享受，人生价值取向的启迪，审美趣味的提升。主创人员努力将明星还原于老百姓，在人生百味寻常生活中去展现其难能可贵不同导常之处，“把每位嘉宾的内心世界挖掘到极致、把节目的每一个环节做到极致、把每一个故事做到极致。”⒃正是这种不媚俗，不浮躁，朴实，真诚，高品位的节目品格，使《艺术人生》获得了广泛赞誉，受众群覆盖了各个阶层，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
不能不提的是《时空连线》。这个栏目不仅在节目形态上占据优势，而且在内容选择与开掘上也独领高地。关注百姓生活，关怀弱势群体，节目从选题到制作都透露着浓重的平民意识和人文关怀。这与制片人兼主持人的白岩松所具有的非常的使命感和责任心密切相关。同样《半边天》周末版的制片人兼主持人的张越对社会弱势群体、边缘人员的敏锐关注，和渗透其中的理性光芒，给予我们的又岂止是同情。
确实，正如胡智锋教授所说：“90年代以来，中国电视跟随时代改革的步伐开始了腾飞的探求之路，一种种新的电视观念不断改变着中国电视屏幕的形象……中国电视观念开始向新的层次整合、深化。”⒄这需要我们的电视人做出更为积极主动的努力。面对社会的变迁与进步，承载着传播重任的媒介人的主体意识的增强尤为重要。电视作为这个时代的强势媒体，已经成为最具影响力的大众传媒，一方面我们生活的时代已经从平民时代向精英时代进步发展过渡，电视也从以平民为第一关注视角的前提下，走向多元视角；另一方面需要认识到的是，后现代是一个被大众媒体所控制的社会，大众媒体不但是现实生活合法的一部分，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成了现实生活的本身。电视图像与现实景象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尽管有时人的心理防御机制在其感知信息的过程中会起作用，然而面对极具视听冲击力的电视传媒，潜在影响不容忽视。正确的导向可以深入人心，成为人们的自觉，但错误的导向和反面的诱惑也成了社会的和道德的顾虑。因此电视人应在清晰认识时代的前提下，认知自我，明确理念，把握导向，使之成为自觉。
总之，今天的电视传媒承载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的角色。因此，媒介的价值趋向也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广、更深地影响着接受者和社会的发展。新世纪中国的社会发展对有序化、科学化、开放化的追求愈显迫切；社会的民主化进程很大程度依赖于媒介传播的民主化进程，两者互为联系，互为推动。只有在深刻的认识我们所处的社会变化发展的时代前提下，才能使电视传播真正的实现其传播价值效果。
注释：
⑴⑶⑷⑸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1月，第9、4、248页。
⑵阎志民主编：《中国现阶段阶级阶层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4月，第25、29页。
⑹2002年3月12日中国新闻网。
⑺白岩松：《我们生活在什么样的时代——试论主持人的生存背景》，《现代传播》，1998年第5期。
⑻《中国电视受众研究2001概观》，央视-索福瑞媒介研究，第35、36页。
⑼参见胡智锋：《中国电视观念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6月，第82页。
品牌有哪些价值？
我们很有必要探讨一下品牌都有什么样的价值？
首先，我们可以肯定品牌是产品品质的延伸。我们已经无法单纯的用工厂的制造水平及产品的整体合格率来评判一件商品的拙劣与否了，品牌作为产品品质的延伸已经得到了绝对群次顾客的认同。在购买一件商品时，如果这个商品的品牌尚没有形成力量，不能对顾客快速作出购买决定起主导作用，我们可以视为此商品仍停留在较低层面的经营格局，将来的着重点是如何提高品牌认知及满意度，使商品由较低级的品质竞争过渡到品牌竞争层面。同样，如果在某类商品中不存在明显的优势品牌，则说明这个市场存在着较大的市场机会，可以重点考虑通过差异化策略和CS策略席卷市场而重点分羹。上述我们可以得出，品牌有代言品质的作用，这其实暗示了品牌对于商品消费价值体现的重要作用，品牌往往蕴涵顾客利益。
其次，品牌可以暗示顾客进行自我归属。我们通常会以为一个周身上下被种种品牌包围的人就是一个有品位的人，其实顾客在对品牌进行选择时已经受到了来自品牌暗示而自发进行了自我归属。有身份的人坐Benz600，即使他本身品牌堆砌也没有丝毫品位可言，但他的自我定位却是自己高高在上的有品位，卓然出众。这就是品牌的核心价值所在，它可以暗示消费者对自己进行层次归属，用时下流行的一个词汇表述，品牌代表的就是你生活的“圈子”，因此你无法离开品牌而独自存活。
有人抽软包装“中华”烟，有人会别出心裁抽“熊猫”。其实在国内，长期消费软包装“中华”烟本身就已经证实了顾客的消费能力，暗示了其所处的层次不低。但为什么又有人去抽“熊猫”烟呢？就是这群顾客需要在层次上凸显自己更上层楼，而此时已然遍地“中华”，幸好有“熊猫”牌卷烟才不至于使这帮人黯然伤神，他们所需要彰显的或许就是自己红道、白道、黑道、黄道通杀的不俗地位。
在你并不了解一个人的文化底蕴时，你在它的大班桌上看见了一本《哈佛商业评论》，试想那一刻你也许会肃然起敬，尽管事后你也许发现自己被假象蒙蔽了。这就是《哈佛商业评论》作为品牌读物的核心品牌价值，它不仅仅给它的目标或非目标读者带来了知识，更为重要的是，它的存在使它的阅读者看起来更加有品位。时下还有一个较明显的例子，但凡接受中央电视台正面采访的人都觉得很有成就感，这就是典型的品牌价值下的自发的自我归属现象。
品牌还有一个价值就是具传播性，并且是最大程度的传播。其实品牌本身也存在着取代度的问题，一个高取代度的品牌其竞争力也是很脆弱的，这类品牌往往依存于非理性消费市场，消费者由于文化及信息获取渠道狭窄而购买此类并没有形成质量保障的商品。如前一阶段安徽阜阳地区出现的毒奶粉，对于当地的农村消费者而言，那些毒奶粉就是品牌商品，因为他们通过渠道发售了很长时间，并符合当地的购买水准。一个强势品牌通常是具有无形资产的，可以变现，可以入股，可以被拍卖。可口可乐作为强势品牌其品牌价值数百亿美元，纵使是“旭日升”这样的昨日黄花也可以拍卖折现几百万，因此，只要是具备了传播价值的品牌，不是因为质量的品牌，往往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总可以变成钱的，这就是品牌的传播性赋予品牌的经济价值。
现实中，往往有在经营中品牌借力的事件，如苗药“泻停封”胶囊的球手段之高令人叫绝，最主要的还是它不会遭禁，至多是它卖火了港星谢庭锋被迫改名，这也是在使用品牌借力法则中我们需要深度关注的。“泻停封”是借名人效应较成功的例子，还有就是时下流行的时尚微车QQ，其实也是借了通用公司SPARK的力，但奇怪的是这SPARK并没有因此诉讼QQ，难道这QQ的外型设计在SPARK手上没有形成知识产权？
品牌价值是如何形成的？
经此一说，我们得出了品牌的两种核心价值。一种就是品牌的外在消费价值，例如某品牌质量有保障，有良好的售服，这样的品牌比较值得信赖，则意味着该品牌已经完成了外在消费价值的积累，这是品牌经营的立业之本；另一种则是该品牌可以满足消费者在精神上的需要，对消费者的内在需求指向直接诉求，能够最大程度塑造品牌忠诚度，则意味着该品牌已经兼备了外在的消费价值和内在的精神指向价值，这是品牌经营的长胜之道。
我们都可以很轻松的说出多种品牌消费价值打造的途径，例如用最好的原料，在最好的生产环境当中，使用最好的制造设备，贯穿最好的工艺，取最好的名字等等。我们通过种种努力获得的产品在已经拥有了外在的消费价值后，我们接下来唯一要做的，就是提高它的品牌附加值。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享誉世界的ZIPPO打火机就是这样成功的。熟悉和热爱ZIPPO的人总是会变着法子展示自己ZIPPO的与众不同，并且对于ZIPPO的诸多传奇故事津津乐道，而发明ZIPPO的初衷却只是满足“它管用”的主旨。ZIPPO在72载光阴荏苒中用品质塑造了一个个真实动人的故事，ZIPPO公司则始终保持ZIPPO这种设计风格至今，在有意和无意之间打造出了ZIPPO独有的品牌文化，ZIPPO的品牌价值随着ZIPPO受到持久的顾客追捧而蒸蒸日上，ZIPPO已经成了不折不扣的世界品牌。今天的ZIPPO完全可以效仿可口可乐放言：只要我的品牌还在，哪怕我的工厂不在，我依然会雄风再起。
我们的很多制造业主成天沉湎于如何提升产品的质量，而却忽略了赋予产品更多的精神内涵，从而也失去了借助优质产品采用品牌行销而三级跳的机会。我们以老字号的茶叶为例，很多茶叶已经通过了最严格的有机食品认证和原产地认证，质量已经趋近完美，而由于没有很好的将产品外在的消费价值拔高到消费者的自我归属的内在价值层面，纵使是流传数百年的老字号也一蹶不振。究其原因就是，顾客对于老字号的认知仍停留在它具有强大的质量保证，值得信赖，而这一切别的老字号茶叶同样可以满足。相反，对于满足顾客在精神诉求或者暗示顾客自发进行自我归属方面，所做一切水平委实不敢恭维。
由此我们得出，这种低凹的品牌理念是造成市场上缺少暗示自我归属的精神诉求类品牌的稀缺。仔细观察一下，具备成为这种品牌潜质的外在消费价值品牌并不少，这也为善于品牌整合营销的操作者提供了巨大的市场机遇。
其实品牌价值的形成取决于打造这个品牌时的销售主张，销售主张泛滥陈旧的，往往会自然成为消费价值品牌，销售主张独特生动的，往往会有机会成为精神诉求类品牌。
价值品牌的分类
按照我们对品牌价值指向的归纳，我们得出了消费价值品牌和精神诉求价值品牌两大类。而依据购买力、购买动机和市场份额我们往往可以将这两类品牌再划分得更明晰：
1、普通品牌。又可称为一般品牌或者高取代度品牌，这类品牌主要以质量诉求为进入市场的销售主张，通常是受产品利润及资金实力限制而没有详细的品牌规划，属消费价值品牌；
2、地域品牌。又可称为地方品牌，这些品牌往往是“某某省著名商标”的获得者，这些品牌虽然完成了一定的资本积累，但桎梏于经营意识而未敢谋求更大发展，在地方市场往往表现不俗，而通常又会出现“过村无店”的现象，即在外域销售乏力，仍属消费价值品牌；
3、主导品牌。又可以称为领导品牌，这类品牌通常是家喻户晓，这类品牌还由于有强大的传播支持而在各级市场出类拔萃，但这类品牌中又会出现多极现象，有的仍是消费价值品牌，是以性价比打天下的，有的则依托多品牌策略瓜分细分市场而成为市场核心品牌，只有少数一部分再向精神诉求价值品牌靠拢；
4、顶尖品牌。这类品牌又称高端品牌，通常价格较同类更胜一筹，口碑也很不错，但是并不能像主导品牌一样成为市场的领导品牌，只有可能在细分市场谋求一席之地；
5、奢侈品品牌。我们有理由认为奢侈品品牌不雷同于顶尖品牌，因为顶尖品牌通常可以通过完美品质和品牌包装在短期诞生，而对于一件奢侈品而言，它的风格决非一蹴而就的，奢侈品多数是蕴涵了艺术价值与历史痕迹的，奢侈品本身就是一本令人叹为观止的读物，自接触它的那一刻，你必须臣服，而且是由衷的臣服。
全球的品牌不计其数，每个行业都有表现十分出众的品牌，汽车的Benz，IT的微软，石油的壳牌等。但是不是每个行业都可以出现奢侈品品牌，迄今为止世界上的奢侈品品牌不过几十个，而今这些奢侈品品牌的生存环境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以奢侈为品牌核心价值显然不足以使奢侈品品牌长青。
价值品牌的生存土壤
我们在创造了有价值的品牌后，无论是升腾它或者包装它，我们都必须保证这个品牌还活着，还能为一定消费者所接纳。我们同样以上述的五中品牌为例，讲述一下它们在竞争中对于生存土壤的各自要求。
首先是普通品牌，它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得以存活？我们清楚，普通品牌由于缺乏品牌附加值而造成产品利润有限，获利多数依赖与形成规模，这要求它在原料供给、质量控制等方面有不凡表现，另外市场总量不能萎缩，行业内也不能出现品牌经营走向，否则它就难以为继。
其次是地域品牌，除了上述普通品牌的所需要的原料、品控及市场容量外，最棘手的是顾客消费取向发生转移，或者更高层次的品牌屠杀地域市场，由于有资金积累，这类品牌多数会选择拼一阵子看看风向，而又多数被主导品牌兼并。
再次是主导品牌，主导品牌最重要的生存土壤是什么呢？其实很简单，就是操作这个品牌的经营当局对品牌战略发生重大变革，或者改变品牌投资方向，例如在饮料市场做成了老大后，突然热衷开发地产了，这时稍微停顿就有可能被次之的品牌取代龙头位置。
接着是顶尖品牌，顶尖品牌往往具有一定的技术优势，打动顾客的是它们对于细节完美的控制，顶尖品牌的顾客往往并不以性价比作为购买决定因素，而会考虑做首吃螃蟹的人来标榜自己。因此，顶尖品牌的长治久安需要不断的制造出新的需求趋势把对手抛在脑后，持久的差异性战略是顶尖品牌得以生存的必须土壤。
最后我们来谈谈奢侈品品牌。很多人通常会认为奢侈品总是奇迹，奢侈品的成功并没有多少痕迹可寻，正如奢侈品渐渐变得不景气一样。其实，奢侈品与其它品牌一样具有一些显著的特征。第一，奢侈品必须有深厚的人文背景做后盾，否则，仅仅以价格令人咋舌是不足以称为奢侈品的，例如一些奢侈品流传的独特的工艺本身就具有传世价值，这些产品本身就是某种文化的历史见证；第二，奢侈品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引用现今的说法，即奢侈品的原产地概念，原产地是保护奢侈品奢侈但不泛滥的重要手段，同时原产地的环境或气候都会对奢侈品品质产生重大影响，甚至是生成该奢侈品的必需条件，如法国的波尔多红酒就是鲜活的例证；第三，奢侈品总是秉执亘古不变的定位，奢侈品的成功一言以蔽之是“贵在坚持”，没有对于个性及内涵的秉执，就不会有奢侈品的延续。
价值品牌如何巩固品牌价值
当一个品牌已经不具备任何价值时，我们就不再称呼它为价值品牌，而是应该弃之如敝屣。辛劳打造的价值品牌该如何巩固它内在的品牌价值呢？这是每个品牌所有者和经营者都关心的问题。
我们知道有种叫“康泰克”的感冒药，曾经因为被曝光含一种“PPA”成分而差点消殆，好在其东家中美史克对“康泰克”进行了必要的品牌危机公关，终于使得这个中国感冒药的长青树品牌得以保全。我们视“康泰克”为顶尖品牌，因此，要巩固顶尖品牌价值，我们的价值品牌得建立一定的危机防御及解决机构，同时要增强品结构对市场的抗病毒能力。
立顿红茶应该说是速溶红茶中的主导品牌，而时下正在进行的立顿“订书钉事件”随着各类媒体对它的逐渐关注，立顿的销售将受到影响，但影响不大。为什么呢？因为立顿是市场的主导品牌，并且在该市场没有可供替代的亚军品牌，因此即使立顿使用订书钉在袋泡速溶茶涉水包装物中也顶多“痉挛”一下，最终此事会不了了之。我们假设立顿是占速溶红茶市场总量30%的领导品牌，而第二品牌与立顿的差距为5%，那么这次立顿的“订书钉事件”对手只要“驾驭”的好，立顿占领的速溶茶市场说不定销量立即滑坡。因此，领导品牌千万不要让亚军品牌找到颠覆自己的机会，风水才可独享。
如今连大米也摇身一变成了“精米”，意即此米系精加工。但是就大米本身特质而言是不具备成为主导品牌、顶尖品牌或奢侈品品牌的可能，也就顶多可以称为“提供较高利益及附加值”的概念大米或者高级大米。任何品牌的大米都是普通品牌，它延续品牌价值的出路就是永远不要试图成为主导品牌、顶尖品牌或奢侈品品牌，它永远只能通过支品牌去占领细分市场而成为该市场的主导或顶尖品牌，但不排除随着支品牌在细分市场的强劲表现而拉动核心品牌在普通品牌群中的认知。
我国管理学研究正面临两个大的变化，实践者需要加强管理培训与提升有效性，研究者需要中国管理特色与推进创新性。要应对变化，就要让管理学科呈现原有风貌，回归基本面来思考，使价值观成为管理实践界与学术界的最朴素的话题。
一、问题的提出:管理文明是有关管理世界的公理体系，是有关管理职业人价值观的基础支点
面对管理理论与创新成果，在中国管理界出现了许多热门的词汇，比如“企业文化”“自我管理团队”“学习型组织”等等，不一而足。毋庸置疑，它们对管理者具有重要的学习和借鉴作用。管理者在这样具有一个多元化因素、多样化色彩的时代变动中，各种视觉的管理思想及理论如雨后春笋般地成长，有关知识管理的资讯颇多。基于价值观视觉来思考、辨析管理学科的建设，无疑是实现“管理文明”最基础和最核心的支撑。尽管国家未曾提及“管理中国化”这一概念，但管理研究工作者和知识分子更应责无旁贷，立足于中国现实，基于当代中国价值观，重构管理学科体系，从而避免重蹈“皇帝新衣”下的“集体失语”之悲剧。
在时尚或热门造成管理生活的破坏、管理实践的悲伤，寻求管理实践效率与效果的呼声越来越高的今天，彼得·杜拉克指出，管理者需要解决好四个现实问题:“管理者的时间一般容易属于别人，而非自己”;“管理者除非敢于采取积极行动去改变他们的周边环境，否则他们只好继续‘这样’工作下去”;“管理者只有当他人使用他贡献出来的东西时，他的工作才具有效益”;“管理者深处组织内部，很难得到组织外部情况的原始资料，但是他如果要有效工作，就必须努力认识组织以外的情况”。这四个问题是管理者赖以存在的必要条件，也是管理者必须意识到管理“价值”之所在的问题。
管理世界的真实图像是由人们共同的自由意志创造的，不是一个独立于人们心灵之外的物理世界，而是一个有关“社会、组织与人”的公理体系，其中包括五种“理性”成分，即“政治理性”“社会理性”“科学理性”“道德理性”和“制度理性”。管理的真理性，依赖管理实践的有效性。管理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政治责任”“社会民生”的思考，取决于管理者的品质、才能和使命感，取决于管理者与组织全体成员在道德信仰与行为规范上的一致性程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管理者的重大问题就是自己、他人以及组织中每个人的价值观的问题。
二、问题的深层意蕴:管理文明是时代的产物，是为了实现管理者的全面发展与创造有利的管理环境
在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中，管理思潮自然会更加汹涌澎湃。面对这样的一个未来，管理者需要用沉静的视觉认真研究自己所面临的问题，以历史的证据促使自己顿悟管理文明，及时思考管理文明对管理职业的祈求，主动辨析管理文明对管理职业的方向、目标与边界，不断塑造新的管理职业价值观。
(一)管理文明既是社会发展较高阶段和具有较高文化的产物，又是管理者顺应时代建立共同职业价值的基拙
一个世纪以来，众多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对市场经济进行了不懈探索，取得了许多方面的成果。从已有的成果来说，市场经济是一种竞争条件下的由市场自动配置资源的经济制度，引导着社会范围内资源配置的合理化，并给予每个经济主体以经济选择的自由，同时，形成外部强制减少至最低限制的机制。正是这种市场经济实践深度的不同，管理者发生着理性与非理性、暴利与破灭、强制与自由等方面的冲突，政府与民众对管理者产生了多样的期望，期待管理职业能够超越功利性地推进文明建设，越来越多的管理职业人逐步意识到市场经济中文明从业的重要性，适应市场经济建立管理职业价值观的紧迫性，这早已经成为全球化中的重要课题。
随着中国社会急剧变迁，国外企业以其市场经济的经验与自我发展的实力进入中国市场，使得中国许多企业面临着不平等的实力较量的格局，以发生着空前复杂的社会力量与社会利益集团的相互冲突、合作等极端复杂的方式并以不可逆转的方式演进，引起很多企业难以操纵成功的感受，中国人产生了强烈的身份焦虑。中国人继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后，正强烈地呼唤着文明的系统建设，国家要建设政治文明，工商要建设工商文明，企业要建设管理文明等等，许许多多文明的召唤，引起了中国管理者对职业价值观的思考。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有关管理者的各种调查、测验和统计资料表明，管理者在思想道德、文化意识和行为方式上已经有了明显的时代特征。
管理职业问题从来就不是裸、纯净的课题，而是一个始终被不同因素缠绕的对象，缠绕的因素有很多，但最根本的因素是管理者能否把管理文明作为一种职业的价值来思考。当管理文明的建设课题凸显出来的时候，管理职业所需要的主要支撑就是文化，必然受到多角度视野文化的制约，管理主体和客体的文化状况将成为选择管理模式与方法的关键因素。管理者所从事的职业实际上就是推进管理文明建设，在根本上就是如何运用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把管理职业推向较高阶段与较高境地，这将是对管理职业者的价值观念的最大挑战叫。
(二)管理文明扬弃传统职业价值观的习惯与经验，引发管理者管理职业价值的重新塑造，启迪管理者感悟人生
从主流来看，管理职业者价值观普遍比较好，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了解程度比较高，认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及所取得的重要成就;渴望社会道德的发展与完善，赞同社会主义荣辱观;具备立足当代、立足中国、秉承传统、兼容中外的文化观，拥护社会发展、和谐、稳定、公平、富裕，并表现出开拓精神、竞争精神、业绩效率意识等。但是在管理队伍中，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功利主义、拜金主义、悲观主义等现象日趋明显;在道德认知与道德实践的协调方面，存在知多行少、理想目标与实践能力的脱节、自我意识较强与社会责任淡化的问题;在言行方面，存在不成熟、西方论、投机取巧、狂妄浮躁的行为特点。
着眼于管理文明，管理者应对管理职业价值进行思考，在管理文明建设中实现管理者个人价值观与管理职业价值观的统一。统一的价值观是使我们生活充满意义的观念，体现在我们进行抉择时考虑问题的先后顺序上，我们的行动总是与我们职业的价值观相一致的。它对于管理者个体而言，具有三个方面的意义。其一，管理职业是人们赖以谋生的社会活动，是基本生活来源;其二，管理职业是人们发展自我个性的渠道，管理者个性在管理职业活动得以体现与发展;其三，管理职业是管理者奉献社会、实现自我的归宿，人生的意义在于对社会的奉献，实现高尚人生的目标要依赖于从事管理职业化的社会工作。
当管理者把管理职业看做不仅为了维持生计或成就，而且是一个扩展自我、利用自身资源与激发个人潜能的一个过程时，管理工作就具有了意义。管理职业富有的意义至少有五个方面:第一，符合并且能够发挥个人能力，包括身体、智力、情感和精神等方面;第二，让人能够成为工作过程的主人，必须能够享有工作中应有的自;第三，回报通常是内在多于外在，乐趣和满足通常是富有意义工作的结果，当管理职业与个人需要紧密结合时，管理工作甚至能成为一种精神力量;第四，创造了工作的人也被工作重塑;第五，不仅帮助实现个人幸福和自我价值，还能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作贡献。
(三)管理者所持职业价值观的不同，产生不同的管理实践;追问管理职业价值，需要对不同价值观念的整合，整合观念却只能通过管理文明的过程来实现
管理者各自自身文化传承的差异性，自然形成思维差异、对管理理念和措施做出反应的差异、对管理模式选择和执行的差异。管理者不同的选择与决定以及管理实践，其背后则体现出管理者所持的不同价值观。我们已经看过很多实例，面对同样的市场格局和客户需求，在不同价值观的指引下，管理者会采用不同的工作思路，形成不同的管理实践，最后获得不同的管理职业绩效。
对于大多数管理者而言，管理职业的价值观往往就是管理者的个人价值观。然而，管理作为一种职业，所需要的不仅仅是管理者个人价值的实现，更多的则需要管理职业实践的价值统一，需要管理职业在管理文明呼唤中尽快建立共同的价值。
管理职业的价值观是否合乎管理文明的要求，实质上就是以非意识形态化的名义实践的一个高度意识形态化的过程。显然，管理者的整体素质、道德状况和实践能力，对我国建设管理文明有着直接影响。要塑造崭新的管理职业价值观，关键在于把管理文明的建设作为根本路径，通过管理者积极实践文明的过程来创造管理职业的价值。
从人的尊严和劳动的尊严两个维度出发，从可持续发展、全球精神、终身学习、创新教育、人的全面发展等起点出发，管理者所从事的职业不仅应掌握技能和技术，而且还应具备良好的管理职业的价值观和态度，具备对自我价值、自我尊重和尊严的认识，具备独立工作和团队工作的能力，诚实正直、守时负责;能适应变化的形势，知晓和理解困难和问题，创造性地拿出解决方案，和平解决争端，很好掌握世界、自己和别人的现实情况;既有全面的综合知识，又有某个领域的专门知识，具备在和谐社会中继续学习的能力。
论文摘要：弄清战略人力资源管理对组织价值创造的贡献原理，对于组织开展有针对性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十分重要。战略人力资源管理可以通过获取和保持最恰当的人力资源、实现人力资源管理的战略匹配、充分发挥员工能力以及人力资源开发增值为组织创造价值。 论文关键词： 战略 人力资源 人力资源管理 价值 近年来，战略人力资源管理思想日益深入人心，理论和实务上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对于战略人力资源管理对组织价值创造的贡献原理，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务中都存在着许多认识上的模糊和分歧。对这一问题进行澄清，对于组织有针对性地开展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笔者认为，战略人力资源管理可以通过获取和保持最恰当的人力资源、实现人力资源管理的战略匹配、充分开发企业人力资源为组织创造价值。 一、通过获取和保持最恰当的人力资源为组织创造价值 1、成功高效的招聘录用系统保证组织能及时、经济、保质保量地获得组织需要的人力资源。组织根据整体战略制定战略性人力资源规划，在此基础上建立动态的招聘录用管理系统。这样，组织始终能对组织内外部环境具有一种高度的敏感。招聘程序看似是在实际的招聘需求发生时才开始启动，实则内外部人力资源供需的信息处理随时都在进行。这样的招聘录用是主动的、有计划的、系统的，因而也是快速高效，成本节约的。最为重要的是，它能保证组织获取的人力资源是组织真正需要的。即新进的员工是合乎组织文化和绩效要求的高承诺、高绩效的“双高”员工。“双高”的实现，避免了组织因新进员工达不到组织的要求而产生的不必要的成本和损失。这包括新员工的知识、技能、态度达不到组织要求而造成的绩效损失及由此产生的培训费用；新员工与组织文化的冲突而导致的员工承诺不足及高离职率带来的成本；员工与组织、员工与工作的不匹配带来的组织核心能力建设的困难等等。 2、战略人力资源管理能够有计划地将组织最需要的员工保留在组织内。这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是让最适合组织需要的员工留在组织内，二是让不适合组织需要的员工离开组织。为了留住组织需要的员工，组织必须从战略上形成留人的机制。组织的人力资源战略与规划、招聘与录用、培训与开发、绩效管理、薪酬福利、员工关系等必须紧紧围绕组织的总体战略并且互相衔接配合，在提高组织绩效的同时不断提高员工的工作生活质量和员工满意度。保持组织需要的员工就能保持组织的人力资本并为人力资本增值创造了条件。与此同时，及时淘汰不适合组织需要的员工可以更有效地保证组织文化和绩效目标的实现。 二、通过战略匹配为组织创造价值 人力资源管理的战略匹配有两个方面的功能：导向功能和凝聚功能。 1、导向功能。战略人力资源管理通过人力资源战略与组织战略的匹配，将组织的各项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与组织的战略目标紧紧地联系起来。组织的工作分析、工作设计、人力资源规划、招聘录用、培训开发、绩效管理、薪酬管理、劳动关系等各个方面不再单纯地局限于自身的工作考虑，而是更多地从是否有利组织战略目标的实现来考虑问题。而且，组织的各项人力资源管理实践都通过各自的方式有效地将组织的战略意图传达给全体员工（或未来的员工），将员工的期望、态度和行为有意识地导向组织的战略方向。通过保持员工对组织贡献方向的明确性、一致性，战略人力资源管理为组织创造了巨大的价值。 2、凝聚功能。战略人力资源管理通过整体的规划和系统的设计，协调各项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实现了人力资源管理职能间的匹配和功能整合，有效地避免了人力资源管理系统
【正文】
魏晋时期伴随着人的发现，开始了重新对人进行全面的思考，试图对人的困惑、人的价值作出全新的诠释，以此建立哲学的新思维；明中后叶则在消费人生的现实洪流中，裹挟着对人生、命运、享乐、欲念等的沉湎与留恋、把握与追求；这是人对自己生命、意义、存在、价值的再次发现、思索，这是一种全新的哲学观念与生活态度。
正因有了这种新的内容，使得“消费人生”具有了复杂的意义，而不仅仅是一种人生颓废和意志消沉。
正因有了这种全新的哲学观念的引导和影响，使得明中后叶这一文学现象与社会现象具有了哲学的高度与历史的深度。
…………
觉醒：人的发现与价值变动
程朱理学的著名论点是“存天理，灭人欲”，把“理”与“欲”的冲突与对立极端化，所谓“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注：《朱子语类》卷十三）把封建主义、禁欲主义、等级制度视为“天理”、“性命”，当作封建统治的规范、秩序、法规来强加于人。
王阳明的著名观点是“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注：《王文成公全书·传习录》下）“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知之所在便是物。”（注：《王文成公全书·传习录》上）把问题全部集中在身、心、知、意这种种没法脱离生理上的血肉之躯的主体精神、个人意志上。尽管本意也是想把封建统治秩序直接内化为一种心理意志，或称心理的伦理化，但结论正相反，由于心理带有强烈的感彩和个人意志，逻辑的发展是王阳明的“心学”本能地否定了用外在抽象的、伦理的、先验的理性观念来强制、压抑心灵的“理学”，他认为：
人心本自乐，自将私欲缚，……乐是乐此学，学是学此乐。
谓百姓日用即道，……指其不假安排者以示之，闻者爽然；天理者，天然自有之理也，才欲安排如何，便是人欲。（注：《明儒学案》卷三十二、六十二）
并进一步指出“理学”并非“圣之学”，“圣之学不是这等捆缚苦楚的，不是妆做道学的模样。”（注：《王文成公全书·传习录》下）不仅感受到人性被理学长期“捆缚”的“苦楚”，而且斥责道学是在装模作样。刘宗周也认为“道心即人心之本心，义理之性即气质之本性。”（注：《明儒学案》卷三十二、六十二）刘宗周的学生陈乾初认为：“人心本无天理，天理正从人欲中见，人欲恰好处，即天理也。向无人欲，则亦并无天理之可言矣。”“人欲正当处即是理，无欲又何理乎？”（注：《陈确集》下册，中华书局校点本，1979年版，第461页，第468页）本是反对道学而承认人欲、人性，却无意中喊出了对程朱理学禁锢与压抑人性的不满。
当然，从哲学上对封建礼教、程朱理学批判最有力的是李贽。为了从根本上彻底批判封建礼教、程朱理学，他常常把批判的矛头指向程朱理学尊奉的祖师爷孔孟。不仅对孔孟不恭敬而且大胆地反对以孔孟之是非为是非。他认为愚夫愚妇不能干的事，虽是圣人也一定不能干。况且时代在变，环境也在变，孔子的话怎么能成为“万世之至论”呢？他的不少言论像投向孔孟之道、封建礼教的一把把锋利的匕首，具有强烈的自我表现意识。
在呼唤个性解放的同时，李贽对个性的束缚进行了旗帜鲜明的批判。他以自己的一生为例，控诉了封建礼教、传统道德种种清规戒律对人的约束和禁锢：
……即长而入学，即属师父与提学宗师管矣。入官，即为官管矣，弃官回家，即属本府本县公祖父母管矣，……其为管束，至入木埋下土，未已也。（注：《焚书》卷四《豫约·感慨平生》，第183—184页）
一生一世把人死死限制在一个既定框子之中，这种对人性的禁锢和压抑，李贽实在不能忍受，并自嘲自己的前半生：
余自幼读《圣教》不知《圣教》，尊孔子不知孔夫子何自可尊，所谓矮子观场，随人说妍，和声而已。是余五十以前真一犬也，因前犬吠形，亦随而吠之，若问以吠声之故，正好哑然自笑也已。（注：《续焚书》卷二《圣教小引》，第347页）
这不正是那些虽崇信儒教而不知儒教为何物的芸芸举子，朦腾儒生的自画像吗？李贽一旦清醒过来，不仅不愿作吠声之犬，而且要睁了眼看，用了心思，对历史、人生与社会作出自己的价值判断。李贽非常庆幸自己“天生我大胆”，乐于承认自己是“异端之尤”，并为争取人的自由，个性解放，甘愿“与百千万人作对敌”，甘愿被封建卫道者诬为“妖人”，“妖怪之物”，甚至不惜付出自己宝贵的生命：“我可杀不可去，我头可断而我身不可辱。”李贽的一生，从理论著述到实践行动，不仅充满着个性解放，人人平等，个性自由的人文主义色彩，而且还把统治阶级给“道”抹上的一层层神秘色彩，毫不留情地刷去，让“道”从天上回到人间。李贽公然宣称饥来吃饭困来眠的生存欲望，趋利避害的自私欲望，好美色乐享受的快乐欲望，是“吾人禀赋之自然”。“圣人亦人耳，既不能高飞远举，弃人间世，则自不能不衣不食，绝粒衣草而自逃荒野也，故虽圣人不能无势利之心。”（注：《明灯道古录》卷上。）那么，黎民百姓“如好货，如好色，如勤学，如进取，如多积金宝，如多买田宅为子孙谋、博求风水为儿孙福荫，凡世间一切治生产业等事，皆其所共好而共习，共知而共言者。”（注：《焚书》卷一《答邓明府》，第39页）这有什么可鄙薄的呢？人类的种种欲望是自然本性，无论圣人或者凡人，礼教不应禁止、抑制，而应该顺从、支持。从千万人之心中、之自然欲望中流露出来的便是礼。为了一种其它目的，人为地给人外加进去一种规则则非礼。（注：《焚书》卷三《四勿说》）李贽在将封建礼教世俗化的同时，将“礼”消融在世俗生活之中，实际是为了呼唤人文主义思潮的到来，把礼给予无情地稀释和溶解，为个人主义鸣锣开道。
对礼教的批判，对人性的全面复归的呼唤，在明中后期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人文主义思潮。到了明末王夫之那里，完全把“礼教”消融在人欲之中，“随处见人欲，即随处见天理”，认为只有人人平等、自由、博爱，互相尊重，这才是天理，否则便不是天理。（注：《读四书大全说》卷三）到了清初思想家戴震那里，仍然抑制不住对礼教吃人、杀人的愤慨。（注：《戴震集》下编《孟子字义疏证》卷上，中华书局校点本第275页）
随着对旧道德、旧风习、旧传统、旧价值的破坏与对抗，李贽等人的怀疑论哲学思潮的张扬与鼓荡，在那种人性禁锢和个性失落的黑暗年代，尽管犹如空谷足音，但毕竟在一批与市民阶层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有识之士当中引起巨大反响，并唤醒了一批士人的觉醒。在新与旧的界碑中，出现了一大批狂人形象：
李中麓家戏子几二三十人，女妓二人，女僮歌者数人。继娶王夫人方少艾，甚贤。中麓每日或按乐，或与童子蹴毬，或斗棋，客至则命酒。（注：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十八“杂记”）
（杨）用修在泸州尝醉，胡粉傅面，作双丫髻，插花，门生舁之，诸伎捧觞，游行城市，了不为怍。（注：焦竑《玉堂丛语》卷七“任达”）
王九思《答王德征》云：“九思者，当世狂人也，翰林不容，出为吏部；吏部获罪，左迁寿州；寿州不可，罢归田里……”（注：焦竑《玉堂丛语》卷七“任达”。）
吴中张幼予奇士也。……好怪诞以消不平，晚年弥甚。……至衣冠亦改易，身披彩绘荷菊之衣，首戴绯巾，每出则儿童聚观以为乐，且改其名曰敉。……堂庑间挂十数牌，署曰：“张幼予卖诗或卖文，以及卖浆、卖痴、卖呆之属。”（注：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三“士人·张幼予”。中华书局标点本第582页）
“狂人”似乎是每一转折时代必然出现的一个历史现象。“狂人”作为旧时代的送葬人，新时代的先行者，不仅常常被统治者恨之入骨，而且常常被世俗不理解。李贽笑纳之余，又以“异端”自谓。至于李贽落发为僧，仍出言无忌，狂行狷介，并敢于和统治者摆开“堂堂之阵、正正之旗”决一死战，（注：《续焚书》卷一《与周友山》，第295页）不正表现了一个斗士的性格吗？何心隐同样以惊世骇俗为快意，以“一言行即为人所怕”相标榜，被封建统治者视为“妖”，却被李贽赞为“英雄汉子”。徐渭“疏纵不为儒缚”，“晚年，愤益深，佯狂益甚……自持斧击破其头，血流被面，头骨皆折，揉之有声。或槌其囊，或以利锥锥其两耳，深入寸余……”（注：袁宏道《徐文长传》，见《徐渭集·附录》，第1343页）佯狂到残害自身，践踏自己性命的程度。袁中道重“狂狷”而鄙“乡愿”，袁宏道公开宣称，追求人生的“五大快活”，王思任专以嘲谑“达官大吏”为快事，（注：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丁集上，闰集，上海古籍出版社标点本第575页）卢柟“为人跅跎，好使酒骂坐。”（注：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丁集上，闰集，上海古籍出版社标点本第425页）在这个狂人家族中，有的狂放，有的狂狷，有的狂傲，人的狂猱……虽狂情不一，但狂心相通。他们既执著地追求理想，又痛苦地感到理想之虚无缥缈，云遮雾罩；既大胆地批判现实，又清醒地觉得现实之无法脱离，无法理解。这种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使他们感到怆然和痛苦，但他们并未因此而停止探索、追求。如对禁锢人性的控诉和反叛，对人性复苏的期冀和追求，哪怕是以扭曲的形式出现，也要为市民解放运动狂飙的兴起摇旗呐喊，鼓波作浪。
以文艺为武器，向封建礼教、程朱理学冲锋陷阵的主力仍是李贽。当然李贽之前已有汤显祖对真情至性的辩护，徐文长对“己之所自得”的提倡，李贽在此基础上推波助澜，形成了一股文艺复兴式的狂飙。他的“童心说”不仅是对当时矫揉造作的文坛的当头棒喝，而且是对虚假矫情的道学在文坛流毒的控诉。因此，他认为“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因此他认为童心之失，在于“道理闻见日以益多”故也，而“道理闻见”又是“皆自多读书，识义理而来也。”（注：《焚书》卷三《童心说》，第98页）
正是在这种进步文艺思想引发下，公安三袁提出了“性灵说”。“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任性而发”，“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袁宏道语）。仍是要求对个人感情的尊重，对个性的宏扬，对个人命运的关注。号称全能的通俗文学家冯梦龙更是奉李氏之学为蓍蔡，而凌濛初又是步冯氏后尘。“三言二拍”的编纂不正是对李贽等进步思想家理论的一次成功实践吗？“三言二拍”作为市民文学的代表作，它用文学的形式体现了当时进步的人文主义思潮，或加入到人文主义思潮的洪流中去。是否可以这么说，当时进步的哲学思潮和文艺思潮，相互融合、牵引、催化，共同弹奏出一曲人的觉醒的赞歌。
挣钱：变泰发迹“白日梦”
明代中后期，由于商人地位、商品意识的变化，引起了价值观念、社会风尚、消费意识的变化。由于商品经济在社会生活中所显示的日益重要的作用，又引起整个社会心理——重商、重利、重财的变化。张瀚在《松窗梦语》卷四《商贾纪》中说：
财利之于人，甚矣哉！人情徇其利而蹈其害，而犹不忘夫利也。故虽敝精劳形，日夜驰鹜，犹自以为不足也。夫利者，人情所同欲也。同欲而共趋之，如众流赴壑，来往相续，日夜不休，不至于横溢泛滥，宁有止息。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穷日夜之力，以逐锱铢之利，而遂忘日夜之疲瘁也。
这种不顾一切追求财利的风气，不仅在市民阶层蔓延，而且一直扩散到官僚士大夫之家，如有的就广蓄织妇，“岁计所积与市为贾。”（注：《谷山笔尘》卷四）为了趋利谋财，不仅放下了士大夫的架子，而且还绞尽脑汁去赚大钱赢大利，在金钱财利的冲击下，清高不值一文钱。
明代市民小说，便是在这种社会现实引发下真实地描绘出一个商人的天下、市井的世界。在这里，商人是扬眉吐气，还是垂头丧气，完全要看他的得利多少而定。
于是有一种心理便很自然地产生了：变泰发迹，转眼暴富。
虽然这不是一种健康的心理，但它却是那些万分渴望富有的人的正常心理。
它像罪恶的墨菲斯托菲里斯，引诱着浮士德。它像一股强劲的飓风刮到晚明的城镇和乡村，刮到市民那欲壑难平的内心——商品经济的空前发展、崭新的价值观、人生观的诞生、具有现代消费意识的风行，引诱着人们的希望，刺激了人们的欲望。一句话：对金钱的追求，是他们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的最高目标。原本是“宁静”、“恬适”的内心世界，从此变得躁动不安起来。为了达到对金钱的占有，私欲无限膨胀，结果“商贾既多，土田不重。操赀交接，起落不常。能者方成，拙者乃毁。东家已富，西家自贫。高下失均，锱铢共竞。互相凌夺，各自张皇。”（注：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三十二《歙县风土论》）商场成了战场，同行成了冤家。面对这种深刻的历史变动，价值转变，或许有的人会惊诧、迷茫、躁动、不安，但对金钱的追求，对“变泰发迹”的热切向往，成了人们——尤其是市民阶层的“白日梦”。
生活在这种文化氛围和环境中的市民阶层，作为“一个不从事生产而只从事产品交换的阶级——商人”，（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162页）获取利润本是题中应有之义，并无可厚非。然在不发达的共同体进行产品交换的情况下，在占有金钱心态的驱使下，常常靠侵占和欺诈的手段来获得，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
只要商业资本是对不发达的共同体的产品交换起中介作用，商业利润就不仅表现为侵占和欺诈，而且大部分是从侵占和欺诈中产生的。（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364页）
如在商业资本的第一种形式“商品商业资本”中经常遇到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蚂虾的现象，第二种形式“货币商业资本”中的会票行业与高利贷资本在明中后叶是非常活跃的商品经营形式。如在第一种形式中，当时有许多自耕农或佃农依赖副业生产的补偿维持生计，可事实上他们的劳动果实常被商人用欺诈行为并吞。当时从事丝织与棉织业的农民，常被牙行商人用大秤盘剥。在石门县丝行牙侩所造大秤高达二十余两。（注：参看《石门县志》卷十二）有时牙行用掺假银的方式剥削农民。（注：参看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第六册）在第二种形式中，典型的是严嵩，把钱寄在工商店铺，典当以生息，而“追其受寄，金钱垂二十年不尽。”（注：《明史》卷三八《奸臣传·严嵩》）
商人经商，目的获利，却是天下一切商人的追求。因而，“变泰发迹”也成为众多商人梦寐以求的梦想，这在当时的文学作品、笔记或方志中均有反映。
文若虚经商屡遭挫折，在心灰意冷之时，偶然乘了走海贩货的船到海外观光，无意间因一筐洞庭红桔和海滩上捡来的龟壳而暴富（初刻一）。王生行商两番遭劫，后又在婶母的鼓励下，坚信“必有发迹之日”，结果也是“遂成大富之家”（初刻八）。故事虽说有点荒诞不经，市民变泰发迹的心态却真实可信。文若虚倒楣时，“看见别人经商图利的，时常获利几倍，便也思量做些生意，却又百做百不着。”听说北京扇子紧俏，等到他把扇子运到北京，京城却阴雨连绵，直到箱子里的扇子霉烂也没见个好天气。等他时来运转时，随便买筐桔子，也值几百两纹银，拾个龟壳，便是稀世珍宝。我们透过这怪诞不经、神秘莫测的帷幕，不难看到贩货行商，竞争激烈，市场行情，瞬息万变。不是命运捉弄人，而是人对市场规律各种因素未能把握。如文若虚只知暑天人们需要扇子，却未知过热的北京后来的天气变化。人投身商场，对商场的各种信息、行情、规律把握不了，难免有“时也”、“命也”之叹。
《叠居奇程客得助》写程氏兄弟，经商折本，无颜见江东父老，困居异乡，后得海神相助，又屡屡得手，“四五年间，展转弄了五七万两。”上面罩一海神，似乎程氏兄弟否极泰来是神力，其实这是一个囤积居奇而致富的故事。因囤积居奇在中国是商业不道德的行为，故而借神力以掩饰。当然，我们无意对程氏囤积居奇而致富作什么谴责，我们知道程氏家乡的风俗：“徽俗：商者率数岁一归，其妻孥家党，全视所获多少为贤不肖、而爱憎焉。程氏兄弟既皆落寞，羞惭惨沮，乡井无望，遂受用他商，为之掌计以餬口。”（注：吴曾祺《旧小说》戊集一）一个时代，一方乡土对发财致富的迷狂心理，而演变为浇薄人情，势利心态。
作为一种时代崇尚，变泰发迹的美梦并不仅仅商人有，它实际已渗透到市民的各个阶层，甚而至于全社会的各个阶层。打开“三言二拍”，地下挖出金银而飞黄腾达的“掘藏发迹”故事不乏其例，上厕所捡到大包的银子也屡见不鲜，甚至，大仲马笔下邓蒂斯式的“基督山遇宝”也出现了（《警世通言》卷二十二）。在市井的世界中，市民对突然暴富津津乐道，对飞来横财受之不惊，像小业主施复在街上偶然捡到一包六两白银之后的心理活动及后来举动，只能说他是一个刚刚脱胎于封建农民的小手工业主，身上有着浓厚的农民意识，身上既有市民的发财梦想，又有农民的忠厚本分。施复的行为，对于那些狂热追求金钱，一心渴望发迹的某些市民来说，虽是一个反映，是一个刺激，更是忠厚品性在新兴市民那里的一个遗响。
从现实对变泰发迹的渴望，到对历史上的故事传说的津津玩味，显然是在经商暴富的大道之外，又开辟了一条人生际遇中的穷通之道，作为对经商中的变泰发迹故事的补偿，如《喻世明言》中的《穷马周遭际卖槌媪》、《史弘肇龙虎君臣会》、《临安里钱婆留发迹》等，皆叙述主人公开始穷困潦倒，后来一朝发迹的故事。将这么多变泰发迹的历史人物故事加以铺排演说，决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它的背后隐藏的仍是明代市民阶层对荣华富贵的深情呼唤。尽管故事中间也有对人情淡漠、世态炎凉的批判与嘲讽，但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则是对金钱、名利、富贵荣华的艳羡与渴望。流风所及，影响士林。何良俊讲他生活的时代，举子中进士后，厌见故旧，厌谈文论道，相反，“日逐奔走于门下者，皆言利之徒也。或某处有庄田一所，岁可取利若干；或某人借银几百两，岁可生息若干；或某人为某事求一覆庇，此无碍于法者，而可以坐收银若干，则欣欣喜见于面，而待之唯恐不谨。盖父兄之所交与而子弟之所习闻者，皆此辈也。”（注：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三十四“正俗一”）
对金钱的崇拜和狂热追求直接影响着人情世态。换言之，家庭关系上面所笼罩的温情脉脉的面纱，完全被金钱无情地撕破了。在传统的道德观念中，这无异是丑恶的，卑鄙的。然而——
黑格尔说：“人们以为，当他们说人本性是善的这句话时，他们就说出了一种很伟大的思想；但是他们忘记了，当人们说人本性是恶的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更伟大得多的思想。”
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这里有双重的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关于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的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持续不断的证明。（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33页）
明代的金钱崇拜当作如是观。对市民来说，追求金钱并不是他们的过错，他们的职业本性规定了他们的道德原则。
事实上，尽管对金钱的崇拜影响了人情世态，但伴随而来的往往是对封建礼法纲常的猛烈冲击。为了金钱，刘氏把失散多年的侄儿棒打出门（初刻三十三），吕宝趁哥哥外出数年未归，便将嫂子卖了（《警世通言》卷五），开酒店的李方哥垂涎于“白白送来”的十两银子，竟劝说“有几分姿色”的妻子和一老翁拼作（《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十八）。正是在充满“铜臭”，人耻言之的“黄白之物”面前，封建伦常被冲了个七零八落。恰如晚明一首叫做《题钱》的民歌所唱：
人为你名亏行损，人为你断义辜恩，人为你失孝廉，人为你忘忠信。
细思量多少不仁，铜臭分明是祸根，一个个将他务本。……
人为你生烦惹恼，人为你梦扰魂劳，人为你易大节，人为你伤名教。
细思量多少英豪，铜臭明知是祸苗，一个个因他丧了。（注：《林石逸兴》卷五）
找乐：衣食住行尚奢靡
中国人向以勤俭素朴、吃苦耐劳闻名于世。曾几何时，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使得人为的等级贵贱受到震撼，使得因出身地位的特权受到限制。因而，人们愈要实现个人价值，愈要发挥个人所长，表现在人际交往上的礼节和排场，日常生活中的奢侈和豪华，逐渐成为人们有意追求的目标。遂演为一种专尚“儇巧繁华，恶拘俭而乐游旷”（注：王士性《广志绎》）之风习。张瀚在《松窗梦语·风俗纪》中记载北京、杭州的风俗：
语云：“相沿为风，相染成俗。”古天子巡狩则观风问俗，所系良重矣。第习俗相沿久远，愚民渐染既深，自非豪杰之士，卓然自信，安能变而更之？今两都，若神京侈靡极矣。……吾杭终有宋余风，迨今侈靡日甚。余感悼脉脉，思欲挽之，其道无由，因记闻以训后人。
秦少游云：“杭俗工巧，羞质朴而尚靡丽，人颇事佛。”今去少游世数百年，而服食器用月异而岁不同已。毋论富豪贵介，纨绮相望，即贫乏者，强饰华丽，扬扬矜诩，为富贵容。
人情以放荡为快，世风以侈靡相高，虽逾制犯禁，不知忌也。
龚炜在《巢林笔谈》卷五记吴地风俗：
吴俗奢靡为天下最，日甚一日而不知反，安望家给人足乎？
明中叶嘉兴府桐乡县青镇有一文人李乐站在正统立场上描述当时风气：“余生长青镇，独恨其俗尚奢，日用会社婚葬，皆以俭者为耻。贫人负担之徒，妻多好饰，夜必饮酒，病则祷神，称贷而赛。”（注：《续见闻杂记》卷十一）整个社会对饮食肴馔的消费标准是酒必名酒，茶必佳品；点心杂食，目迷五色；欢宴便餐，山珍海味。当时的方志、笔记、小说有大量记载，以致形成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专门的饮食文化。
中上层阶级的住宅与其说是休息安居的需要，毋宁说是风尚趋使的结果，建筑风格的典雅古朴、和谐宁静，无疑已属于艺术的范畴。明中后叶的江南民家，稍有积蓄便思建楼盖房，大型建筑园林化更是贵族一雅，如钱谦益将废园改建后，园内设有“玉蕊轩”、“留仙别馆”胜景，如留仙别馆，“树绿沈几，山翠湿牖，烟霞澄鲜，云物靓深，过者感叹尝以为灵区别馆也。”（注：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四十五（《留仙馆记》））江南园林，闻名中外，又岂是“不喜治第，而多畜田”（注：谢肇淛《五杂俎》卷四）的北人所能比拟的。至于夏言家中“高甍雕题，广囿曲池之胜”，在当时的贵族之家，并不鲜见。（注：焦竑《玉堂丛语》卷八“汰侈”）
服饰式样的争新斗奇，衣着首饰换金去银，笔记小说中屡有表现：“有以千金为妇饰者”，（注：《肇域志》“山西”）有用三十两银子买一顶帽子的。（注：叶梦珠《阅世编》卷八）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没有一个时代像明中后叶那样讲究服装、重视豪华，没有一个时代像明中叶那样将历代统治者视为“贵贱不相逾”的“士女服饰皆有定制”的律令在实际生活中废弃了。就连大户婢女、官府皂隶也追求大红大紫、丝绸绫缎。御史大夫王大参总督蓟辽时，“奢淫汰恣，帐下纪纲卒数百人，后堂曳罗绮者不下百人。每出游猎，骏骑连翩，妖童执丝簧，少女控弓弩，服饰诡丽，照耀数里。”（注：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十七，“兵部·边材”）而工部“徐渔浦冏卿，时为工部郎，家故素封，每客至，必先侦其服何杼何色，然后披衣出对，两人宛然合璧，无少参错。”（注：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十二，“吏部·士大夫华”）龚炜说吴地情况：“予少时，见士人仅仅穿裘，今则里巷妇孺皆裘矣；大红线顶十得一二，今则十八九矣；家无担石之储，耻穿布素矣；团龙立龙之饰，泥金剪金之衣，编户僭之矣。”（注：《巢林笔谈》卷五“吴俗奢靡日甚”）“代变风移，人皆志于尊崇富侈，不复知有明禁，群相蹈之。如翡翠珠冠，龙凤服饰，惟皇后，王妃始得为服；命妇礼冠四品以下用金事件，五品以下用抹金银事件；衣大袖衫、五品以上用紵丝绫罗，六品以下用绫罗缎绢，皆有限制。今男子服锦绮，女子饰金珠，是皆僭拟无涯，逾国家之禁者也。”（注：张瀚《松窗梦语》卷七《风俗纪》）从道学家痛心疾首的描述中，我们看到，一切等级、秩序几乎都被打破了。
陈设用具的精巧别致、堂皇豪华、婚丧寿诞的大操大办，四时八节的消费竞赛，收藏古玩的雅趣嗜好……
中国有丰富灿烂的饮食文化，历代的美食家功不可没。不仅是豪门民家“炮凤烹龙”，“山珍海错”，即使在一般市民中间，吃请之风也非常盛行：
饮馔，则席费千钱而不为丰，长夜流湎而不知醉矣。物愈贵，力愈艰，增华者愈无厌心。（注：《巢林笔谈》卷五“吴俗奢靡日甚”）
顾起元《客座赘语》记载南京正德前后风俗的变化：妇女服饰由朴素而华丽，宴会由菜四碗、六碗到菜八碗、十二碗甚至十六碗等。联系西门庆家的多次宴席，可知当时吃喝风之盛行、之奢侈了。
中国人爱面子，讲排场，为爱面子，常常摆架子。下面几则资料足以说明这一问题。
余小时见人家请客，只是果五色肴五品而已。惟大宾或新亲过门，则添虾蟹蚬蛤三四物，亦岁中不一二次也。今寻常燕会，动辄必用十肴，且水陆毕陈，或觅远方珍品，求以相胜。前有一士夫请赵循斋，杀鹅三十余头，遂至形于奏牍。近一士夫请袁泽门，闻淆品计百余样，鸽子斑鸠之类皆有。……然当此末世，孰无好胜之心，人人求胜，渐以成俗矣。（注：《四友斋丛说》卷三十四、三十五、十二，中华书局校点本第314页）
尝访嘉兴一友人，见其家设客，用银水火炉金滴嗉。是日客有二十余人，每客皆金台盘一副，是双螭虎大金杯，每副约有十五六两。留宿斋中，次早用梅花银沙锣洗面。其帷帐衾禂皆用锦绮，余终夕不能交睫。此是所目击者，闻其家亦有金香炉，此其富可甲于江南，而僭侈之极，几于不逊矣。（注：《四友斋丛说》卷三十四、三十五、十二，中华书局校点本第316页）进而发展到官僚在家庭和家乡也要摆在衙门的架子：
近日士大夫家居，皆与府县讨夫皂，虽屡经禁革，终不能止。或府县不与，则谤议纷然。此是蔑弃朝廷纪纲也。尝见各衙门见任官，其所谓直厅者，乃看守衙门之人，而柴薪银则给与各官募倩夫皂以备身银者也，虽台省大臣，亦不过十人，见任且然，而况家居者耶。故虽元老致仕，朝廷优贤，始有岁拨人夫之命，然止是二人，必有旨然后许拨，其余则安得滥用。今每人要皂隶二名轿夫四名直伞一名，每人总七名。若有五十乡官，则是又添一处兵饷矣。夫同是朝廷百姓，谁敢擅役一人，故府县不得辄与，乡官亦不得辄受。（注：《四友斋丛说》卷三十四、三十五、十二，中华书局校点本第318页）
祖宗朝，乡官虽见任回家，只是步行。宪庙时，士夫始骑马。至弘治正德间，皆乘轿矣。昔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夫士君子既在仕途，已有命服，而与商贾之徒挨杂于市中，似为不雅，则乘轿犹为可通。今举人无不乘轿者矣。董子元云：“举人乘轿，盖自张德瑜始也。……众人因之，尽乘轿矣。……今监生无不乘轿矣。大率秀才以十分言之，有三分乘轿者矣。其新进学秀才乘轿，则自隆庆四年始也。……今世衣冠中人，喜多带仆从。”沈小可曾言：“我一日请四个朋友吃晚饭，总带家童二十人。坐至深夜，不得不与些酒饭，其费多于请主人。”（注：《四友斋丛说》卷三十四、三十五、十二，中华书局校点本第320页）
流风所及，衙门之间公款请客，大肆铺张，成为当时衙门一条特别风景线：
南京各衙门摆酒，吏部是办事官吏，户部是箩头与揽头，礼部六科是教坊司官俳，兵部是会同馆马头，刑部都察院大理寺是店家，工部是作头，太常寺是神乐观道士，光禄寺是厨役。大率摆酒一桌，给银二钱，刻剥者止给钱半。但求品物丰备，皆秽滥不可入口。席散客起，则诸客皂隶攘臂而至，客行稍速，碗碟皆破失无遗。名虽宴客实所以啖皂隶也。衙门中官员既多，日有宴席，人甚苦之。（注：《四友斋丛说》卷三十四、三十五、十二，中华书局校点本第100页）
难怪当时有一高僧感叹说：洪武间的秀才做官，吃苦受怕，到头来，如有过犯，轻者充军，重者刑戮。那时的士大夫无负国家，而国家负天下士大夫多矣，像是还债的。现在的士大夫，为朝廷出力不多，又有多少好受用，真是国家无负士大夫，天下的士大夫负国家多矣，这便是讨债的。（注：陆容《菽园杂记》卷二）还债讨债之说是佛家语，但从一个侧面见出当时的士风、官风。对这种追求现世享乐的奢靡之风，当时的人们也有评价：
由嘉靖中叶以至于今，流风愈趋愈下，惯习娇吝，互尚荒佚，以欢宴放饮为豁达，以珍味艳色为盛礼。其流至于市井贩鬻厮隶走卒，亦多缨帽缃鞋，纱裙细裤，酒庐茶肆，异调新声，泊泊浸淫，靡焉不振，甚至娇声充溢于乡曲，别号下延于乞丐。逐末游食，相率成风。（注：《博平县志》）
当然，文人站在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维护所谓“贵贱不相逾”的封建秩序的立场上对“奢靡”、“浮薄”之风日烈，“敦厚俭朴”之风渐佚，痛心疾首，严厉斥责，我们是不能完全同意的。但是，我们也必须在看到这种现象所包含的进步意义的同时，认识到这种奢靡之风是病态社会中的病态消费心理。或者说是泡沫经济中的一种虚假消费能力（虚假消费能力即超过实际支付能力的那一部分消费能力），今天也有叫做超前消费的。有足够的资料证明：有人“以卒岁之资，制一裳而无余。”（注：叶梦珠《阅世编》卷八）有的“家无担石之储，耻穿布素”；（注：《巢林笔谈》卷五“吴俗奢靡日甚”）有的“夜则归市肴酒，夫妇团醉而后已，明日又为别计”；（注：王士性《广志绎》）有的“乐岁则尽数出卖以饰裘马，凶年则持筐携妻子逃徙趁食”（注：王士性《广志绎》）。
从大量的史料记载中，可知盛行于当时社会的是一种超前的高消费，这种超前的高消费并非物质丰厚，经济发达的自然结果，而是畸形的商品经济倒映的虚假繁荣而导致的病态的消费特征。
病态的消费特征反映了当时人们的一种病态的消费心理，病态的消费心理反过来又与病态的消费特征相为激荡，它虽无益于经济的正常发展（不在本文论列，兹略），但它却有助于我们观察这种病态的消费心理所折射出的那个时代普遍存在的富贵无常、及时行乐的社会心理。正是在这种社会心理和风气驱使下，明中后叶直至清初，整个社会纳妾嫖妓成为风尚，名士豪杰拥姬宿娼更其风雅，康对山（海）与同驴“令从人赍琵琶自随，游行道中，傲然不屑”；（注：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十八“杂记”）李卓吾经常出入于孀妇卧室，大白天公然挟妓同浴。有人向他请教经学，“辄奋袖曰：‘此时正不如携歌姬，浅斟低唱’。”（注：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丁集上，闰集，上海古籍出版社标点本第705页）袁宏道认为人生有五大快活，除吃、喝、玩、乐外，还有携妓冶游。臧循因与娈童“游乐”罢官回乡，这种丑闻在健康的社会恐怕羞与外人道也。岂不知在当时不但不是丑闻，而且当作文坛佳话，“艺林至今以为美谈”（钱谦益语），所以汤显祖把此事略加渲染点缀写诗为朋友送行。屠隆整日和厮混一块，常常在士大夫之家“男女杂坐，绝缨灭烛之语，喧传都下”。“好交游，蓄声妓”，（注：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丁集上，闰集，上海古籍出版社标点本第445页）且因与人纵淫，身患花柳病，在当时仍作为文人的桃花运看待，故而汤显祖在诗中戏称“甘露醍醐镇自凉，抽筋擢髓亦何妨。家间大有童男子，尽捧莲花当药王。”（注：汤显祖赠臧晋叔诗见《汤显祖诗文集·送臧晋叔谪归湖上，时唐仁卿以谈道贬，同日出关，并寄屠长卿江外》卷七，汤赠屠诗见同书卷十五《长卿苦情寄之疡，筋骨段坏，号痛不可忍。教令阖舍念观世音稍定，戏寄十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6月版）抗清英雄陈子龙在不富裕的家境中纳妾三人，钱牧斋与柳如是、侯方域与李香君、冒辟疆与董小宛皆当时佳话。即如商人，稍有资产，诸事悭吝，惟宿妓纳妾，挥金如土。（注：谢肇＠⑩《王杂俎》卷四）致使晚明士人“闻一道德方正之事，则以为无味而置之不道；闻淫纵破义之事，则投袂而起，喜谈传颂而不已。”（注：屠隆《鸿苞节录》卷二）
这种快乐舒适的生活情趣与佻荡的人生方式携手共和，固然对禁欲主义以及传统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形成极大的冲击波。客观上起着张扬个性、重视情感的进步作用，但也必须指出，这里面同时还夹杂着整个社会病态疯狂和世纪末情绪。
正是从这一特殊层面上，当时的消费风气不仅是一种消费心态的映现，同时又导致了消费心态的膨胀，生活方式的改变，价值观念的并动，人情世态的扭曲。从消费心态到整个人情世态，是一个合逻辑的发展。人情世态正是社会风气的重要方面。社会风气和当时进步思潮相汇集，吃喝玩乐的消费心理和“好货”、“好色”是人本性的哲学观点相结合，出现了一幅奇妙的现实景观：奢侈淫佚的社会风气不仅是对封建统治等级秩序的冲击破坏，也不仅是对传统生活观念的转换改变，更重要的是它对封建的禁欲主义进行了一次矫枉过正。
社会风气的奢侈淫逸，进步思潮的鼓风扬波，在世纪末情绪的笼罩下，产生了一个时代的怪胎：沉湎酒色的堕落和消费人生的颓败，流露出一个时代的焦灼、狂躁、富贵无常、及时行乐的情绪……
夏衍电影创作的价值主要体现为中国现实主义艺术的倡导和丰富化。现实主义电影是中国电影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个重要传统，在中国电影近百年历程中，只有20世纪80年代的第五代电影的“影像美学”运动可堪比拟，夏衍在倡导和推动中国电影现实主义运动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一生最为优秀的剧作都是与现实主义精神紧密联系的。
一倡导之功
现实主义是一种创作方法，也是一种观察社会、理解人生的思想方法，而在美学形态上则与纪实美学互为体用。在中国电影的发展演变中，第一个成为具有历史美学价值的就是20世纪30年代的现实主义电影。但现实主义的出现却和时代潮流与左翼倡导密不可分。从时展的背景来观照，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中国电影曾有一次比较兴盛的“热潮”，在电影数量与电影类型上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舶来的新型“娱乐”艺术从简单模仿、缺乏影响力到开始有了自己的市场位置和艺术号召力。不过，这种“热潮”对电影本身而言固然难得，却只对社会起了某种观赏作用，也只是被人们认可为一种新的玩意。整个20世纪20年代风云迭起的社会浪潮，在电影的表现、观念和电影人的创作上都没有明显的呼应，反倒是避世的情绪、追逐商业利润的本能、制造功利风潮的热情直露而明显。所以，20世纪20年代电影的创作风貌对于整个中国电影的发展而言只能算是初级阶段，或称之为初期中国电影的简单阶段，独立品格的中国电影发展还有待来日。20世纪30年代才是中国电影的第一次兴盛与高潮时期。因为，从简单的散乱形态到较为严整的电影形态，从没有独立的美学价值到初步奠定自己的美学轨迹，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才是第一个重要的电影阶段。认清这一背景，对于理解以夏衍为代表的左翼电影运动和现实主义电影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夏衍电影的出现和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价值相联系，具体体现为：
(一)在电影形态上，中国电影在短短几年间跨过了从无声电影到有声电影的阶段，在无声影片与有声影片发展的时期内，无声电影达到成熟，出现了经典之作，如《神女》等；有声电影从初萌迅速跃进到兴盛阶段，产生了相当精致的重要作品，如《马路天使》等。于是，中国电影与世界电影第一次相接近。在这里，夏衍电影经历了无声电影到有声电影的转换，无论是形态探索还是思想价值的呈现，夏衍电影都成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高潮中的重要一员，在《狂流》、《春蚕》、《上海24小时》、《风云儿女》、《压岁钱》等创作中，夏衍电影鲜明的时代特征构成了左翼电影重要的组成部分。
(二)在表现内容上，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开始触及社会生活现状，现实内容代替了神异古怪与荒诞热闹的娱乐内容。人生疾苦、人民受压迫的激愤得以正面展示，电影第一次呈现出呼应时代精神与民心企盼的愿望，中国电影的艺术创作思想较商业赢利、投机功利观占了上风。这里，夏衍电影特别具有先锋和引领时潮的价值。《狂流》被公认为中国电影现实主义方向的探路石，它的时代意义无疑是反拨商业时潮、改变旧有价值体系、倡导变化时代的先进思想，中国电影从此踏入了现代历史的正途，中国电影的进步方向也得以确立。
(三)在艺术形式上，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自觉地追求艺术创新，明显地借鉴吸收世界电影优长，探索民族化的表现形式，电影技巧有了巨大的进步。叙事的流畅，造型表意的手段都有了长足进步，民族风格的呈现令人欣喜，一些思想内容和艺术质量都很成熟的影片标示着中国电影迈入了新的时期。夏衍电影的艺术追求，突出反映了艺术进展和创新的步伐。《狂流》的纪实风格，《春蚕》的冷静表现，《上海24小时》的独特结构等，显示了开拓努力的成效。30年代中国电影艺术创造力的新生面的拓展，和夏衍为代表的新人介入有直接关系。
(四)在创作方法上，改变了较为单一的思路，不断丰富发展，并容纳了丰富多彩的内涵，多样的创作方法保证了中国电影整体形态之中呈现出变化的色彩，对外来电影创作方法的多方吸收，使中国电影已不再是戏剧创作的附庸和孤守一隅的茶楼戏院的娱乐品。以夏衍等人为首的左翼电影把现实主义从思想观照实践为电影艺术创作的主流方法，并且以丰富的实践成果确定了中国电影的坚定不移的创作主潮。
(五)在整体社会形象上，中国电影基本摆脱了与世无干的消闲地位，树立起影响世道人心的文化角色，改变了艺术末流的被漠视状况，强化了有独立位置的艺术形象，中国电影已经站在了社会改造的前沿位置，从20世纪20年代避世逃逸变为入世应时，呼应时代政治的使命感从此与电影密不可分。这其中，夏衍等人的左翼电影运动起了巨大作用。
二引领之力
夏衍剧作的价值如前所述，是开拓发展了一个新的电影创作时代，但更为重要的还在于，他以毕生的实践活动，为中国电影现实主义的传统深化与形式变革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人们不仅从理论倡导，更从优秀剧作的成就中，看到了不同时代电影扎实、新鲜的面影。
这应当从对时代风潮的热烈应和与成熟作品的昭示作用两个方面来剖析。
(一)应和时代风潮
夏衍电影始终和时代的风云变化息息相关。在上一世纪，无论是民族矛盾剧烈爆发的20世纪30年代，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平稳发展的20世纪50年代，他的创作都构成时代要求的艺术代表，在他的笔下，艺术与时代的联系密不可分。典型的是20世纪30年代的创作。
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电影发展的重要阶段，探讨中国电影的发展轨迹，没有比这一时期更为典型而富于代表性的了。对时代社会的外部因素如何影响、制约电影的发展，时代风潮如何激励、左右电影艺术的变化，都可以通过这一时期的电影现象来透视。夏衍电影的产生就是根源于这一时代的风云变化并创造出反映时代潮流的出色之作。探讨夏衍电影不能离开时代背景。
20世纪20年代末期中国电影曾经在时代的变化面前遁入商业投机的路途，武侠片可以说是在既无奈又不满时政状况下电影转而赢取商业利润的例证，走入末路则是神怪片的盛行。当电影以近乎疯狂的方式逐风追浪炮制低劣的作品时，它的末路也就在预料之中了。20世纪20年代的时潮一方面败坏了原本基础不牢的国产片艺术，另一方面则加速了观众的疏离和反感。20世纪30年代的政治风云则再一次以强大的力量使电影改变方向。这是一个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尖锐化的时期，在这个特定年代的背景下，不断对中国电影在创作心态、题材选择影响很大，而且对电影的方向、立意与艺术形式的影响也极为深刻。夏衍电影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呼应时代的要求而孕育产生。
在夏衍电影中，没有忽略剧烈的阶级压迫和尖锐的民族矛盾，抵御外敌的强烈激情、强化抗敌御国热望的民族心声，都成为剧作的基本构架，从《狂流》、《春蚕》、《上海24小时》到《风云儿女》、《压岁钱》，纷纭变化的时代风云扑面而来，迥别于20世纪20年代的动荡岁月、人生悲苦、斗争图景占据主角，中国电影沙砾般的时代气息弥漫在银幕中，真实人生成为中国电影的支撑点。夏衍电影为历史勾勒了真切的面影，在某种意义上也为中国电影铺就了现实斗争的基础画图。
谈论夏衍电影不可忽略的是和左翼电影运动的联系。
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取得的杰出成就，新时潮的出现，都和左翼电影运动有直接关系。左翼电影运动又是造就中国电影重要传统的基础，而夏衍无疑是左翼电影运动的杰出代表。
一个时潮的改变要有大的时代氛围做背景，同时还要有促发变革的机缘。在20世纪30年代渐趋激烈的阶级矛盾和日益加重的民族危机的社会背景中，无产阶级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成立于1930年3月2日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是领导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化事业的重要进步团体，以鲁迅为代表的进步势力，在文学艺术领域开展了对旧文化教育传统和反动势力的坚决斗争，成为推动进步事业的核心力量。电影的时潮变化也和左翼文化组织的领导密不可分。
1931年9月，左翼戏剧家联盟通过了《最近行动纲领——在现阶段对于白区戏剧运动的领导纲领》，其中，提出了对中国电影批判、关注与参与的要求，左翼参与过去被忽略的中国电影，是进步力量对电影影响人心作用的确认。夏衍从此作为中国左翼进步电影的事实上的参与者与领导者，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在严酷的文化统治政策中开辟宏大的现实主义路线，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这是一个务实而有成效的电影运动，在团结进步电影人、创作反映时代矛盾的作品、建立稳固的创作基地，特别是形成进步的电影文化传统等方面，以夏衍为代表的左翼电影取得了不容置疑的成就。所以，20世纪30年代左翼电影运动就是在有组织、有目标、有宣传、有实践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夏衍则是其中的主要领导者。左翼电影运动对中国电影的影响巨大。
其一，改变了电影创作的倾向。左翼剧作家介入电影，使20世纪20年代受纯商业潮流左右的电影，在某种程度走上了反帝反封建的时代进步之路，电影的作用不仅仅限于娱乐消遣的认识被电影人所广泛接受。明星公司的改变制片方针，联华公司拍摄《十九路军抗日战争》等都是寻求进步的表现。中国电影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一直和进步的社会主潮相呼应，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时期。
其二，显示了进步电影的主导地位。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取得的优秀成绩和左翼人士的参与引导密不可分。党对电影作用的充分肯定和加强领导是有重要意义的。在实行文化围剿的时期，中共力量深入到电影这个都市“花花世界”中是相当有远见和意义深远的。事实证明，通过电影争夺意识形态的主动权、发言权，显示进步力量的正义和号召力，是行之有效的。在电影领域内，进步电影以自己富有艺术生命力的创作树立了主导地位，并由此掌握了宣传进步思想、团结各方人士的主动权。
其三，确立了现实主义创作方向。左翼电影在对过去漠视现实生活、宣传侠道之类的商业电影的反拔中，倡导关注现实、反映社会时代精神的创作，对电影创作产生了积极作用。中国电影的题材得以扩大，清新气息得以出现，真实生活内容得以再现。20世纪30年代成为中国现实主义兴盛的第一个高潮时期。一些前所未有的电影出现在银幕上：《狂流》(夏衍编剧、程步高导演)反映“九·一八”后长江流域16省空前大水灾的真实事件；《春蚕》(夏衍编剧、程步高导演)对20世纪30年代农村经济日益破产，丰收成灾现实的表现；《香草美人》(洪深编剧、陈铿然导演)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工人在帝国主义和资本家双重压迫下的痛苦生活和觉醒反抗的真实反映，都证明着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给予电影的崭新内容，而《神女》(吴永刚编导)、《渔光曲》(蔡楚生编导)、《桃李劫》(袁牧之、应云卫编导)、《十字街头》(沈西苓编导)、《马路天使》(袁牧之编导)等影片则是现实主义创作的杰出代表。追根溯源，中国电影的最主要成果是现实主义电影，而这个方向的确定，不能不以20世纪30年代为出发点。
其四，大大提高了电影创作的质量。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的创作质量大大提高，在无声片和有声片相交叉的几年中，产生了一批艺术水准颇高的作品，这和左翼电影运动密不可分。一批进步左翼作家包括夏衍、阿英、阳翰笙、田汉、郑伯奇等为各电影公司提供了一批新剧本，拍出了思想认识新鲜、题材内容丰实、时代色彩强烈的新电影，到1933年“中国电影年”的新阶段，仅在上海就生产了80余部电影，其中相当一部分影片艺术质量较好，《姊妹花》和《渔光曲》分别创下连映60多天和80多天的纪录。这个时期的《春蚕》、《小玩意》、《渔光曲》、《大路》、《桃李劫》等影片具有重要影响，而《神女》、《十字街头》、《马路天使》等影片则达到中国电影经典的水平，至今尚为人称赞不已。
(二)播种艺术之花
夏衍电影集的创作是在20世纪30年代，他为左翼电影运动的萌芽、发展、蓬勃兴盛作出了巨大贡献，又用不懈的创作热情为中国电影提供了经典的范本。新中国成立以后，夏衍依然是新中国电影事业的重要领导者和实践者。新中国电影逐渐建立了新的创作规则，产生了适应新时代的典型作品，对此，夏衍功不可没。但作为艺术家，他更为突出的功绩是提供了新的艺术精品，为中国电影增加了适应新时代的艺术规则。
在梳理中国电影的现实主义发展形态中，最令人惊异的不是时期的现实主义的失落，也不是新时期现实主义的回归，而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以独特形态反映现实的约定俗成的方式。生活时潮的变迁，改变着已有的成规，使中国电影的基本思想立足点大大变化。在整体上继承了中国电影的某些传统，但在观念形态和创作方法上，却更加强调人为选择性。我们不难发现一些常态特征：一是歌咏现实的欢跃气象，表现人民安居乐业，颂扬现实英雄的伟大，造就了崭新而奇异的电影表现规范。二是在类似“诉苦迎新”、“忆苦思甜”式的套路中，我们看到，凡是旧社会的现实表现都是以阶级压迫的残酷和百姓的愁苦冤屈无处诉说的悲惨为模式，而新生活的到来才是“变鬼为人”的欢欣雀跃，即诉旧时代之苦扬新时期之欢欣，因而，这一时期的电影主要集中在表现苦难与斗争的主题上，较之新中国成立之前的苦难题材影片有了明确的指向，而表现人民苦难历程的电影仍然承袭着进步的现实主义传统，朴素而真诚。出色的创作有《白毛女》、《龙须沟》等。三是对于新时代现实的表现，突出了主流意识的浪漫色彩，强烈的歌咏态度突出的是社会主义新人，豪迈无私，战天斗地，令人感佩。四是这一时期突出了对“英雄”的审美塑造，无论是古代英雄、革命年代英雄还是社会主义英雄，多有感人超拔之形象。总之，新中国电影的情感倾向与上述内容走向一致，在表现新生活的魅力和与黑暗势力斗争的题材中，讴歌和咏叹斗争胜利的故事中，充溢着发自内心的激情。斗争胜利的喜悦和失败的悲戚相呼应，苦难导致反抗的传统依然延续，抗争通向光明的路径开始指明，个人私己感情的抒发非常少见，集体胜利的感悟占据要位。
作为电影界的主要领导，夏衍对于贯彻新中国电影的基本原则，适应新中国形态的电影创作，都起了重要作用。尽管新中国成立后的“前17年”，中国电影经历了种种坎坷和挫折，创作质量也起伏不定，但新形态的中国电影的确产生，并出现了时代所需的经典之作，和过去相比，“前17年”产生了一些相当独特的时代特征。
1.对旧时代的彻底否定。过去影片对时代还只是质疑嘲讽，而新中国影片的态度就必然改变了。对《武训传》的批判，基本上规定了新中国电影的性质和不可逾越的界限。于是，对与新时代相抵触的旧社会，必须采用否定的方法表现。客观地说，由阶级对抗而导致的政权更迭，必然要以否定的方式来树立自己的新权威，否定旧时代是建立新时代的必然条件。
2.对阶级压迫的极度强调。与此相关，在涉及人的命运时以阶级压迫作为必不可少的基调，《林家铺子》既突出了党部、商会的欺压，又把这种压迫落实在林老板个人的身家性命上。同时，也恰当地表现了他为了自身利益对更为弱小者的某种压迫。阶级壁垒的痕迹在林老板身上表现得格外鲜活，对阶级压迫的强调也就无法避免了。
3.对新生政权的由衷赞颂。批判旧时代的目的是赞颂新时代，当电影人以极度的热情歌咏时，现实的美好便焕发出超出常态的色彩。
4.对时代英雄的热烈歌颂。“前17年”电影人物形态呈现着一种矛盾统一的面貌，一方面质朴真诚的形象的确是时代风貌的体现，另一方面，他们又是所谓时代精神主宰下的产物，其中除了作为对旧时代抨击的例证之外，多是新时代所推崇的英雄。
必须提及的是，在相当政治化的年代，夏衍一方面为新鲜形态的中国电影的培育产生贡献了智慧和力量，这和时代政治要求产生联系；另一方面，他又以相当艺术化的电影剧作，来实践自己的既紧跟时代要求又继承一贯的艺术创作之优长，创造出时代精品。《祝福》、《林家铺子》的经典性，使中国传统电影的血脉得以传承，透过这些影片，更可以透视夏衍创作的艺术追求。有意思的是，夏衍只把过去年代作为自己的表现对象，没有涉足现实题材，他的创作避开了作为领导者所倡导的歌咏现实的一面，却加强了历史题材的关注。
三实践之成
夏衍电影创作是支撑他作为成功的电影运动组织者和领导者的坚实基础，没有创作，夏衍的价值就大打折扣，正如同夏衍作为不同时期电影艺术风潮的引领者和推动者赢得了人们的称赞一样，他的出色的艺术创造同样不同寻常。
作为中国电影不同时期创作的佼佼者，夏衍电影的价值何在?
(一)创造新形式、构造新思想的努力
夏衍作为中国左翼电影运动的开拓者，担任了党的电影小组的负责人。他不仅组织领导了左翼电影运动，并且以刻苦的努力学习掌握电影规律，在20世纪30年代创作出电影剧本10余部，成为中国电影剧作的杰出作家。20世纪30年代，在无声电影和有声电影的创作中，夏衍都有出色的作品，其中杰作当属《狂流》和《春蚕》。在剧作中，他始终以对传统的摈弃与改造、对创新的追求成就其剧作世界。
《狂流》是明星公司摄制的第一部左翼电影，也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转变方向的重要开创之作。《狂流》之所以被认为是中国电影新时代开始的标志，是因其在整体基调与创作方法上，呈现前所未有的鲜明色彩。20世纪20年代在商业化的摧折下曾一度走上末路的中国电影，从此开辟了新生面，作为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在电影中体现的突出之作，影片关注现实生活，结合现实问题，反映民生痛苦，这是左翼电影共同的现实主义创作方向。现实的阶级压迫、生活的污浊状况呈现在银幕上，令人触目惊心。本片较早地在电影中描写了农村现实的阶级矛盾和斗争，以活生生的银幕形象揭示现实的阶级对抗、贫富对立，使影片对现实的表现深度大大增强，当时给人们以耳目一新之感，中国电影从此开始展示更加广阔的时代风云，悲剧艺术审美价值得以显现。
《春蚕》的出现意义同样重要，作为中国新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的初创之作，夏衍从此开始了他改编高手的历程。无疑，这是一个严格的现实主义影片，其真切性体现在：(1)全景式地再现江南农家生活，力求真实记载蚕农完整的劳作过程。(2)透过逼真的蚕农劳作过程，再现农家生活的辛酸，无论是道具的选用，还是江南景致的表现和细节的精致，都力求真实，使剧本的真实化为银幕的真实，被誉为创造了“纪实美学”的价值。(3)人物状态真实细腻的表现。剧本赋予人物的个性色彩在影片中得到自然体现，老通宝的勤劳与守旧，多多头的大胆多情等都真实可信。尤其是老通宝的形象十分典型，在20世纪30年代人物形象画廊中是难得的。(4)真实再现人生的酸甜苦辣，不仅在再现生活上力求真切自然，时代的氛围、农人的艰辛、痛苦的生活、对时运无可奈何的焦虑疲惫心态，都在江南特定环境中栩栩如生地展示出来，别具一种真实美。《春蚕》以冷峻朴实的现实主义精神而显示出左翼电影的光彩。
《春蚕》的出现标志着左翼电影创作进入了一个比较成熟的阶段。夏衍对中国电影的探索，对默片表现现实真实性的把握，以及对改编新文学作品的基本原则的实践，都奠定了自己在中国电影史上坚实的地位。
(二)民族电影表现语言的构建与实践
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电影传统形成与巩固的重要阶段，夏衍电影对中国电影传统的形成与发展在许多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比如，以现实主义为主导的艺术创作方法，就是以夏衍为代表的左翼电影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予以确立的，夏衍的代表作为经典的现实主义影片提供了基本方向。又比如，追求故事完整统一的叙事性是中国电影比较明显的特点，在影片《压岁钱》的构架上就相当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特点。
《压岁钱》是夏衍1935年创作，明星公司1937年摄制的有声片。影片线索集中，以一枚作为压岁钱的银圆的辗转流程为线索，展现了社会各个层面的生活状况：银行家的伪善和残酷，既欺骗女性又欺诈存款客户；白相人的蛮横霸道，欺负歌女，胡作非为；同是女人，交际花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度着屈辱生涯；下层的保姆既有痴心而受骗的，又有假装上吊骗取他人同情的；有为这枚银圆送命的小买卖人，也有贫困至极的小孩因捡到一枚银圆而引得众人喜极奔走而导致棚户区被火烧毁；也有医生的仁慈助人，学校教师的真挚正直、自食其力等等。单纯的线索串接着形形的社会众生相，勾勒了生活的种种状貌。影片继续着夏衍对现实的冷静剖析和理性评价，批判的不动声色在结尾由银圆换成“法币”成为孩子的压岁钱中暗示出来，这个社会的衰亡之态已不言而喻了。影片在剧作结构上是比较奇特的，它不同于夏衍的其他作品，如《上海二十四小时》的小说叙事体或《狂流》的戏剧式结构，而是采用辐射式结构，把一枚银圆作为串接物，展现各色人等，以揭示社会面貌。影片在形式上借鉴美国片《假如我有了一百万》的创作手法，但整体透现着富于民族特点的表现方法，特别是在整体构架上借新年送压岁钱的重复行为和以一枚银圆物件的辗转变化，使观众在明晰的故事框架中领悟道理。
明显的对比表现方法也是中国电影的传统特征。被认为表现手法比较新颖的《上海二十四小时》中较多地运用了交叉对比手法。纱厂童工被机器轧伤，生命垂危，纱厂周买办却在舞场和别人风流。一方面是围绕孩子的安危，贫穷的劳苦群众惆怅窘困，另一方面则是买办和太太在斗气，荒淫；一方面老陈好不容易借来5元钱为受伤的弟弟治病，而另一方面买办太太的哈巴狗看病就用了30块大洋。我们从中不难看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传统现实主义意境。
在夏衍的无声片中，对字幕的处理，也特别明显地呈现出内在的民族风格。由于无声片叙事语法不够完备，要保证完整的时空状态的叙事内容，字幕的作用必不可少。研究无声片决不能忽略字幕，虽然这似乎是一个“阅读”的工具，但在电影中它等于是画面这另一阅读工具的补充手段，从而产生了超出自身的意义。中国无声片中字幕比较多见的情况是它的“说明性”，如交代背景，介绍环境，《春蚕》中“一个春风骀荡的午后”，“在期待和紧张中过了三天”等，是情节进展中的叙述需要。需要特别注意的字幕是“这是一种千百年来相传的仪式!今后一个月，他们便要整日整夜的和恶劣的天气以及不可预测的运命进行搏斗”。这里对情节的描述，带上了主观说明。而“这样的一个季节!这就是那幸福诗人们留恋着的残春!”则多了评价性。显然，这些字幕既是情节介绍的必需，更是作者力求告知观众的感情体现。在《春蚕》剧本中有18处是这类非对话的描写，占了剧本中共75处字幕约1/4。
在《春蚕》中还有“头眠，二眠，三眠，蚕壮了，人瘦了!但是老通宝一家充满了空前的喜悦!”的描述，显然是对人物状态的点化。类似于《神女》中，母亲送儿子上学后，学校接纳了小宝，字幕出现“新生活的开始，给她一种新兴奋”，明显是剖析人物心理状态。《神女》片尾，母亲被抓入狱，校长看望她以后，字幕出现“寂静的监狱生活，是她一生仅有的安息，在她的希望里，她憧憬着孩子的光明的前途”，这些字幕，都不是叙事的进程，而是心理状态的剖解，是情感的渲染与点化。它使画面的意味更加真切、细微，加强了我们对人物复杂心理的理解。在《春蚕》中还有“瞧!他们怀抱了十分希望和恐惧，来准备春蚕的决战”，自然也是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描述。比起《狂流》几乎没有心理世界表现的字幕而言，左翼电影逐渐加强了主观世界的外化描绘，形成了无声片的表现特点。此外，《春蚕》中的“溶”镜头的频繁运用，《上海二十四小时》中相当规模的人物情态、心理描写，都是夏衍电影突出了艺术表现的证明。
到了有声片后，夏衍电影在民族化经验的积累与熟练运用上更为人称道。特别是《林家铺子》的艺术表现体系，使中国电影的现实主义经典语汇达到最为精辟的程度。
(三)艺术追求的开放眼光与功绩
夏衍电影是中国社会政治进程中的艺术存在，必然与不同历史阶段的时代要求产生密切联系。但毫无疑问，夏衍电影的鲜明政治态度与开放的艺术眼光是息息相关的。后者正是他的创作没有拘泥于狭隘视野而从事大胆创新的基本保证。
夏衍电影有鲜明的政治态度，但艺术表现仍处于重要位置。比如，在20世纪30年代一封致的信中，夏衍一方面肯定《小玩意》影片的价值，就影片结尾叶大嫂向大众呼喊救国的场面所给予自己的感动进行了鼓励，但另一方面，他还是直言不讳地提出这个比较直露的场面描写绝对不会得到预期的观众的拍手，并就影片将破落的村庄写成世外桃源给予批评。显然，夏衍是将艺术如何表现现实政治和人民生活实际摆在第一位的，内容好肯定重要，但艺术真实性必须保证，他的创作基本如此。典型的例子是夏衍《林家铺子》的创作，在涉及《林家铺子》的改编时，夏衍谈到最初的设想是用倒叙，即以20世纪50年代一个工商业鸣放辩论会开场，已经是40多岁的寿生这时作为公私合营商店的私方经理，在辩论会上用今昔对比方法追叙20世纪30年代，从而转入影片主要表现场面。后来，夏衍否定了这一设计，认为这是戴上一顶帽子和拖了一个尾巴，在结构和情调上都显得很不协调。他认为好的作品自有它不受时代影响的教育意义，不必强加外在的东西。
夏衍的艺术眼光造就了现在影片的经典式样，否则，中国电影将失去《林家铺子》这样的严谨现实主义之作。在夏衍电影中，始终没有丢弃对诸多艺术表现手法的探索。从《狂流》的直面现实、注重真实性，到《春蚕》的现实图景，注重人的性格塑造和细节表现，在《上海二十四小时》中，对比结构的戏剧冲突的构思，突出生活的残酷与不平等状况，《压岁钱》的辐射型结构勾连起社会方方面面的浮世图等等，可以看出，夏衍创作的艺术尺码始终没有紊乱。
一、对管理会计在实践运用的基本评价
1.管理会计在实践中的运用状况。单就管理会计所囊括的各种方法看，其中一些方法可追溯至“泰勒”式管理时代。可以这样说：我们今天讲的管理会计，就是过去“生产+核算”模式，这种模式与“成本管理”有着基本一致的含义，如果仅就这个层面上说，管理会计的应用在实践上不仅有悠久的历史，也有普遍的推广价值。但它与我们今天所指的管理会计所言及的盈亏平衡点、经济订货批量、回归预测法、贡献毛益法等等方法已经大相径庭了，而这些新方法在实践中究竟有多大用处呢？多数企业家认为“成本管理”很重要，只是苦于方法难寻。正视我国管理会计现实，人们要么探讨一些所谓的基本理论，给人们隔靴抓痒的感觉；要么介绍一些所谓前沿，使人感到“可望不可及”，要么罗列一些具体问题，找出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再提出一些原则性的改进建议，只能供人“一次性”消费；要么沉溺于数量分析技术，在一些不切实际的假定下，构造几个“貌似天仙”，但不食“人间烟火”的模型。当然，在我们现实的经济生活中，确有能创造出富有经济效益的一系列成本管理方法。在冶金行业中，已形成群众路线为特色的企业管理和成本管理方法。诸如50年代鞍钢“班组核算制度”，60～70年代冶钢的“五好小指标竞赛”，同期鞍钢、本钢、马钢推行的“内部利润制度”，80年代首钢“包、保、核”为基础的层层承包做法，90年代邯钢的“模拟市场，成本否决”等。上述各种卓有成效的方法如果勉强纳入管理会计方法，那么这些方法也只限于冶金行业，而其他制造业和化工业，还鲜有类似的系列方法。同时我们还看到即使在冶金行业，各个企业在加强“成本管理”中也有自己的成本管理特色，邯钢就提出炼铁学马钢，炼钢学鞍钢，中板学济钢，轧钢学唐钢；主要指标学安钢，利用系数学济钢。这就表明成本管理不能形成模式。同时我们还发现在冶金行业的企业能够推行丰富多样且具特色的成本管理方法，也有其产品的特殊性，因其产品功能、规格、样式比较一致，产成品便于比较，成本也便于比较。而在制造业，特别是产品功能差异大，质量规格多样性情况下，就难以总结有特色的成本管理方法。家电业和生化业等科技含量高的行业以及电子网络行业运用管理会计方法就更是寥若晨星了。可见管理会计在20年来，虽有管理层的鼓与呼，理论界的捧与吹，但在实务界鲜有进展，是因为管理会计的方法论只能局限于个别行业和个别企业。
2.管理会计在实践中失灵的成因。管理会计在实践中难以得到广泛应用，既使有所运用，其效果也不是非常明显，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在会计组织机构设置中，由于管理会计的职能部门和专职人员缺位难以组织运作，同时它自身既定的作用，形成有它无它无所谓的恶性循环；二是在管理会计提供的方法中，其抽象的数量模型反映不了客观实际的需要，方法抽象，基本资料难以筹集，这是由于其理论体系不完善而造成的。
首先从第一个原因看，会计工作与审计工作、统计工作一样，是一项应用性很强的工作，其业务活动的开展，必须有专门的责任机构和责任人员承担，才能卓有成效的开展业务活动。目前在企业中，财会、统计、审计都有实实在在的职能机构和专职人员。但是纵观管理会计的机构设置和专职人员的情况，从现有掌握的资料来看，全国几乎还没有一家企业能这样做。在全国500家大企业里，也没有把管理会计工作看得很重要，这表明我国对管理会计业务活动的开展在企业中还几乎处于空白状态。即使在个别企业对管理会计进行一次性运用，也是把各项任务分解到有关职能部门去承担，把预测职能分配给统计部门，把计划职能分配给业务部门，把预算职能分配给财务部门，把决策职能分配给决策当局，把控制职能分配给生产或施工部门，这就把原本连续系统完整的一项活动割裂得七零八碎，降低了各项职能应有的效果。各部门把承担管理会计所分配的相应任务，也看作“苛捐杂税”和额外负担，采取消极应付的态度，很容易想象其最终的效果。
其次，管理会计在实践中不能得到发挥，不被人们所重视，还由于其抽象数量模型方法所造成的。抽象数量模型方法适于做一般性的分析，提供解决问题的思路，而不是具体的运用。特别是解决经济活动中的某一具体问题，单纯用数量模型的方法去解决是注定要失败的，需要结合经验方法，更需要善于观察思考的方法。但是现实中的人们经常采取“机械主义”和“拿来思想”，照套公式，照填数据，歪曲了数量经济模型的本来用意。之所以在管理会计中肯定抽象的数量模型，是提倡由数量模型所倡导的理论和思路，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外要否定的是不少数量模型往往把事物本质属性扭曲了，为模型而模型，而不是为解决问题而模型。
二、对管理会计理论价值的基本评价
1.管理会计从其会计学科地位上看，是不能与财务会计相提并论，并占有现代会计两大领域其中之一的。从某些层面看，管理会计的失败，其中一点就是过度拔高了其学科地位，从而失去了人们的信任而导致运用的失败。无论从管理会计的形成渊源或是现存的内容构成来看，它都是研究成本的制订和成本控制，也即成本的管理。而成本的管理，自新中国建立以来，一直做为企业管理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的，其理论研究也持续不断地进行着，可以说成本管理工作既有着深厚的传统，也有着广泛的基础。但是由于后来“食洋不化”，在没有弄清“管理会计”的“根”和“本”是什么的情况下，一举将其提高到与其不相称地位，从而使“管理会计”的边界越拓越宽，最后使理论工作者和实务操作人员对它感到莫衷一是，搞不清它“是什么”，也搞不清它如何成为“两大领域之一的”，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它“迄今使人感到内容上变幻莫测，方法上复杂多变，应用上曲折艰难，均盖源于其理论体系上的匮乏和混乱”。说得严重一点，正是管理会计的引进，削弱了人们对成本管理研究的重视，使得成本管理研究停滞不前。
2.管理会计从其内容体系上看，部分内容脱离了“成本”这一主导线，从而使其内容体系显得很不系统。如上所述，管理会计的根是“成本”，几乎大部分学者都认为“成本会计是管理会计的雏形”。无非管理会计侧重成本管理，包括成本分析、成本计划（预测）、成本决策（制订）、成本控制，而成本会计侧重成本事后核算，这一点应该是非常明确的。如果现有的管理会计体系沿着“成本”这一主导线延伸下来，无论在系统性，还是在逻辑性，以及深入性方面都会有更合理的安排。但是目前在大家认可的体系中，硬要把属于财务管理内容的投资决策，全面预算等内容穿插于进去，从而在内容体系上显得很杂乱，并且模糊了管理会计的本质属性。
3.管理会计从其方法论体系上看，它并没有形成独特的方法论。在方法论体系中基本按照预测、决策、控制三大板块安排的，实际上这些方法论是管理学的主体内容，另外管理会计还吸纳了统计学方法、经济学方法（杠杆即弹性系数）、高等数学和初等数学方法，但它没有像统计学那样由统计调查、整理、分析组成系统方法论体系，也没有像管理学那样对预测、计划、控制等方法论做出科学解释，更没有像会计学所形成的划分科目、填制凭证、登记入账、试算平衡、编制报表这样严密紧凑的方法体系，更不用说会计学独特的复式记账（特别是“借贷”）方法所组成的平衡关系。所以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管理会计的方法论体系不能纳入“会计”体系，它与“会计”核算的基本特点是格格不入的。管理会计中由于没有“会计”特有的方法，而在已有的方法中又显得杂乱无章，没有普遍推广的价值，所以说它在方法论上也是不成功的。4.管理会计理论研究也处于几度“夕阳”状态。目前对管理会计有所研究的人员主要是来自高校教师，而这一部分教师也大多数不愿从事专职的管理会计讲授，他们仅把管理会计的研究也作为一种业余爱好，难得有较深入系统的研究。以“中央财经大学为例，在过去八年间，每年约有25名经国家统考入学会计专业研究生毕业，而以管理会计领域作为毕业选题的每年只有1到2名，并且有几年甚至无一人以管理会计为题做为毕业论文”，这一数据基本体现我国各高校研究生毕业论文选题的总体情况，也比较集中体现了较高层次上目前管理会计理论研究的状况。还有某些我国管理会计最初热心介绍和引进的学者，也开始转移自己的研究方向，这都说明理论界对管理会计的由热转冷发展趋向。现状如此，其理论研究出路，更是值得深思。
三、管理会计路在何方
管理会计的现状已引起学术界和实务界的极大忧虑，它将如何发展也引起了理论工作者和业务工作者的极大关注。因此在基于以上两个评价的基础上，应重点解决以下问题，探索比较可行的出路。
1.清理思想，强化管理会计的“管理”理念，淡化管理会计的“会计”地位。笔者从来不想否认在企业中，加强企业的内部核算和成本控制是极其重要的，特别是在制造业和重工业加工业中，非常需要强化“成本管理”这一环节。实践也证明，凡是坚持强化“管理”理念的企业，凡是把“管理”提高到非常重要地位的企业，无论市场有多少困难，也无论企业面临多糟糕的环境，企业都能保持一种良好的运行状态和较好的经济效益。这就要求强化“管理”这一理念。具体而言就是强调要加强“成本管理”，例如像邯钢所推出的“市场模拟，成本否决”所贯穿的基本理念就是强化成本的全员“管理”和全面“管理”，可见“管理”二字非常重要。
结合我国冶金行业成本管理的实践，我们不难看出，在成本管理的各种方法中，内核就是“计划”方法。包括标准（目标）成本的预测、制订以及控制，实际就是对成本计划的安排、执行和监督。像邯钢的成本管理方法就是把成本用计划指标方式分解到每个责任人头上。所以说在成本管理理念下，就是要用计划的方法组织企业活动，包括成本制订计划和执行计划。在企业中要强化“管理”理念，也要重视“计划”方法，这样做肯定是一种正确抉择，要比空谈“管理会计”是现代两大会计领域之一要有效果的多，肯定要比空谈提高管理会计的地位口号而缺少落实措施要有明显的效果。这也就是说要淡化管理会计的“会计”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