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的认知侧重点不同，如“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从心理结构上，人翻译语言、运用语言、总结语言的方法各不相同。与其他感知觉一样，语言对视觉、听觉、触觉的影响力也相当大，在没有特殊命题的环境下，语言往往会通过环境传递给人潜意识。潜意识强烈，则说明人的行为会向着某种惯性而发展，并不会捋顺思想规律、行为规范而行。同时，认知意义下的语言发展，是依附于人本思想基础、社会外部环境来拟定的，认知语言学需根据哲学思想来创建自己的心智结构、判定自身感知能力。
2.心智体验性
体验是认知语言学的中心思想，与传统科学不同，体验是一种直观的感性认识，可以直接主导人的思想，而不需要后天教育。又如人一出生便对世上所有事物好奇一样，体验是人的精神特质，是人思想不同的根本原因。从唯心主义角度看，心智的体验价值是无与伦比的，形式上的语言计算、装饰、总结、统计都是对情感体验的亵渎。从本质思想上看，社会经验、行为要求、语言规范都是限制思想自由飞翔的障碍，但是它们的影响能力有限，真实体验是可以弱化认知语言障碍的。综上分析，“体验”犹如贯穿人身体的血液，感知犹如人的肌肉，它们是建立人思想外观景象的组成要素，也是促进思想与现实发生景象反应的助推力。
3.思维隐喻性
经上文可知，认知是不需要思维逻辑处理的情感，传统哲学对这个情感是排斥的，认为它映射了所有人类的本质执念，让人失去了约束范围，回到了思想自由、思维自由的时代。但是，从理解经验上看，认识语言学是具有一定思维形态的，并非全然忽略逻辑价值。人在社会大环境中，他的思想、行为大多在规范内很少会出现“越轨”行为，所以认识是人行为的感性冲动点，虽然它非常关键，直接能够影响语言体系的建立，但是隐喻的地位却是这个感性冲动点的节点，它能够让正向思维影响人，进而潜移默化干扰人的认知。长此以往，人的体验会自动排解掉思维定性部分，变成体验语言内容。
二、从体验哲学得到的认知语言启示
人的心智是通过认知、学习、实践得来的，从客观角度分析，身体、思想在特定环境、特定事物的化学影响下，它们的空间能动性、情绪感知能力、思维辩证想法都有所提高。由此可见，认知语言是人经历的特写，是生活经验的真实写照。从体验哲学身上，可以看到很多关于认知语言学的理论构想，如语言将思维和思想分开，转换成相对独立的语言体系，在人理解、思索、概括的基础上完成语言交流，这种交流模式是具有一定认知功能的，能够帮助人们更深层次地了解事物。除此之外，体验哲学还能带给认知语言丰富的精神养料、具有主导效果的启示。具体内容如下：
1.语言符号象似性
认知语言经历两论相持、索绪尔、后索绪尔三个时期，其语言符号的象似性特征逐渐明朗。早期认知语言的词汇是平面的，语音、语义的解释范围单一，只作为供人们交流的工具。而如今在体验哲学的帮助下，认知语言的词汇逐渐变得立体化、多面化，句法、语法、语言篇幅都可以在格式、语句、词汇的变化下体现语言美。因此，体验哲学的基础学说丰富了认知语言的体裁，使认知语言在大多文学作品中广泛引用、备受关注。同时，认知情感会改变语言符号，让语言脱离自身语义，与环境结合，展现出与众不同的“经验之言”。这一特征，让认知语言符号失去了理据性，而更偏重于情感的宣泄和情绪的抒发。
2.思维隐喻的制动能力
（1）使认知语言的体验价值升高
日常生活中，人们会深受情感、社会关系、身体疾病等情绪波动因素影响，在大脑中产生一种冲动基因，这个基因会帮助认知语言扩大情感侵扰范围，成为占据人思维主体的语言要素。由此可见，无论是情感趋势，还是感觉运动，理性思维都可以将这些互不相关的体验组合在一起，变成集合型的认知语言，升华体验价值。
（2）认知语言“思维模式”的构建
体验哲学中将感性体验和理性思维融合在了一起，认为它们同为人的潜意识。从这个角度考虑，认知语言是完全可以构建符合自身语言风格、语言体系的思维模式，如“时间与金钱”。从概念上看，二者是两种不同特性的事物，但是隐喻思维将二者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时间是人最根本的资源，如自然资源一样，它们的概念是共通的，金钱是人最看重的资源，如生命一样，在潜意识思维中，二者虽然没有必然联系，但是它们完全可以在认知语言中使用。综上可知，认知语言的思维模式较为抽象，语言结构黏合范围非常大，可以囊括众多性质不同的词语。
（3）拓展抽象思维在认知语言中的应用
认知语言与科学论证不同，其体现的体验哲学是一种自由形式的情感和思想，如“理解是看见”，笛卡尔运用视觉域映射人心理情绪变化，让人的心智思维和直观触觉相互联系、相互解释。依靠抽象本体，转换直观事物，这是认知语言今后发展的主要路径，无论是“存在是数”，还是“珍爱是眼睛”，认知在这些语言中的引导能力丝毫没有减弱，反而能让人感受到不一样的语言情感，发人深思。
3.体验情感对认知语言中心意义的影响
认知语言中的符号、顺序、动作与体验情感是具有一定关联性的，形式上的中心意义并不占主导，语言认知效果是在大背景下完成的。体验哲学将认知语言划分成了若干个点，以点带面，将思想倾注到认知语言中，这样情感会成为语言的添加剂，形成较为多元、饱满的中心意义。如同象似性语言一样，认知语言也是有自治系统的，在这个系统中，人在社会上的现实经验、情感认知、生理基础都会干扰中心意义判定。所以，通常情况下，认知语言的解释能力和说服能力并不强，因为体验虽是深刻感悟，但是它们的语言结构对人类真实生活的影响并不大，只存在客观意义，并不具备主观价值。
三、基于体验哲学研究认知语言学的发展方向
认知语言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在体验哲学的丰富和融入下，其语言体系的创建效果显著，在当代语言学中的地位越来越高。下一个阶段，认知语言学的发展仍会围绕心智、思维、认知策略等方面依附体验哲学，创建符合自身语言隐喻思维模式的认知体系。
1.体验哲学的主导地位
体验哲学是认知语言学发展的根本，从思想、思维、情感等多个角度影响着其语言体系的发展，因此，体验哲学的心智主义可以连通认知语言与其他语言科学，让它们相互促进、融合发展。同时，在体验哲学的主导作用下，认知语言将摒弃掉传统自治体系，采用创新方式，客观、直接地体现情感，让语言更具描述功能，以提升语言的解释能力和说明能力。
2.与客观世界互动
人类是认知语言的使用者，所以认知语言应学会帮助人类认识客观世界，让心智、思维、情绪帮助人类在社会中处于和谐发展地位，不被孤立、不被遗弃。情感在转换生成语言的途中，势必会经历客观世界的打磨，这种打磨不完全是正面的，也不完全是负面的，认知语言与客观世界的互动情况可以改变这个影响趋向。由此可见，认知语言要想长远发展、被社会大众广泛使用，不仅要提高其认知功能、体验效果和理性思维，还需让其融入客观世界，与世界互动，形成自我语言影响，让认知语言影响人的客观情绪，引领人的社会行为。
一、“药”与“荃蹄”———大相径庭的语言悖论
这就是德里达所批判的“语音中心主义。”他在《柏拉图的药》一文中，通过对作为文字的“药”这个意象的分析，对柏拉图乃至整个西方哲学史的关于扬语音、贬文字的“语音中心主义”进行了分析和鞭挞。在柏拉图的《斐德若篇》中，苏格拉底讲了一个关于文字的神话:埃及有个神叫图提,他发明了数目、算术、几何、天文、文字等许多东西。有一天图提想把他的这些发明献给国王,国王收下了数字、几何、天文、地理,却坚决谢绝了文字。尽管图提把自己发明的文字当作医治教育和记忆力一剂良药来看待，但国王却认为“你所发明的这剂药,只能医再认，不能医记忆。”文字的发明并没有帮助我们记忆，相反却威胁和损害着我们的记忆。“如果人们学习书写，它就会在灵魂中助长遗忘。灵魂将不再回忆，因为它将依靠那写成文字的东西，这些东西不再从灵魂之内，相反却借助外在的标记来唤起对事物的记忆。”而记忆在柏拉图那里是有着特殊含义的。因为作为真理的理念只存在于彼岸世界，人们是无法靠认知抓住理念的。那么人如何才能达到对真理的认识呢？柏拉图认为，人在来到这个世界上以前，他的灵魂已经经历了无数个轮回，已经掌握了真理，一旦转生为人，就把真理遗忘了。因此，要重新获得真理，就必须努力去回忆自己的灵魂原来对于理念世界的认识。因而，通过助长遗忘，文字切断了通往真知的道路。所以，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虽然睿智，但述而不作。而柏拉图为了转述老师的思想，使用对话体形式，以尽可能透明和忠实的方式转述老师所说的话。而庄子的言意观是由其道无本体论所推导出来的。庄子的道是“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它不是神灵的产物，而是自然的产物，所谓“道法自然”，“天道自然无为”。“自然”即自然而然，顺应天地万物的规律。庄子眼中的“道”是宇宙之本体，万物之源头,无形无色，无始无终，是不可言说的，所谓“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庄子•知北游）。就在《天道》篇中，庄子又说：“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成玄英疏：“随，从也。意之所出，从道而来，道既非色非声，故不可以言传也。”《庄子•天道》中轮扁对桓公说:“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魄已夫!”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庄子对书写文字的不信任，也看到一个道———意———书的层级解构，因此,在庄子和柏拉图之间似乎有了相似性，但这是否意味如张隆溪先生所说的，“思想、言说和文字的形而上等级制度不仅存在于西方,同样也存在于东方；同西方传统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一样，中国也有一个类似“书、言、意”的形上等级制，也存在着理性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事实上，庄子的有关言意关系的讨论的实质是“言”和“道”的关系，他意在说明作为表意工具的人为语言在“不期精粗”、超越了“形色声名”的最高层次的混沌之“道”面前是无能为力的。道既然是虚无、混沌的状态，那么任何人为的通过语言或思辨来悟道的努力都将是南辕北辙。他否定的是作为整个语言文字的“言”，其中也包括“书”，而并没有刻意地将作为口头言说的“言”和书写的“书”区分开来。在其他地方，庄子也同样使用了“言”字，如“道昭而不道，言辨而不及”（《齐物论》），“言者所以在意”（《外物》），“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致，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秋水》），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在中国传统哲学中，“言”和“意”是用来表达语言和思想的一对范畴。“言”并不对应于英语中的“speech”，而是代表包括言辞、名称、书、文等在内的语言的总体。如魏晋玄学的“言意之辨”就是围绕着“言”能否尽“意”展开的，又如老子的“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孔子的“吾欲无言”，或者陆机所云“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刘勰的“意翻空而易奇，言证实而难巧”，其中的言都没有仅指口头言说的意思。尽管庄子反复强调道不可言，然不可不言。事实上他也一直在言，《庄子》一书洋洋洒洒十万余字即是明证，这就是所谓的“道”与“言”的悖论。只不过他主张不可执著于日常人为语言的拘囿，所谓“不落言荃”，因为世人往往满足于浮华之词，执着于形名声色，“道”反而因为“言”而被遮蔽。所谓“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所以，他主张“无言”、“忘言”。“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语言只是传情达意的工具，语言本身不是目的，终极目的是体悟道，达至与道合一的大美境界。在这个意义上说，庄子的语言观带有强烈的工具论的色彩。“言不尽意”、“得意忘言”的思想对中国古代文学创作和文论产生了深远、巨大的影响。魏晋的“言意之辩”将其引入文学理论，成为诗学“意在言外”的源头，成为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标准的原则，形成了中国古代注重“意在言外”的传统，并为意境说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庄子的这种“自然”哲学也形成了崇尚天然、反对人为的艺术创作原则和审美标准。在文学创作上，庄子强调不要受语言文字的局限，而要“得意忘言”,求之于言意之表，而入乎无言无意之域。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尽管庄子和柏拉图都对语言文字的表达能力表示了怀疑，但在柏拉图这里，语言被分割为口说的语言和书写的文字，他否定的是后者，而非前者，恰恰相反，作为声音和意义结合体的口语在他看来是最完美的直接表达意义的理想语言。德里达在《书写学》中指出，这种语音中心主义从柏拉图开始，到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卢梭直到索绪尔，形成了一个清晰的传统。在柏拉图看来，诗人只是肤浅的轻率的模仿者，对摹仿的对象一无所知，不可能达到对事物本质的理解，而只有睿智的哲学家通过理性的思考才能达致真知，步入绝对美的殿堂。因此哲学的地位要远远高于文学，文学需要哲学的指导、制约，文学只不过是哲学的婢女。而庄子否定的是整个语言系统，无所谓口说的言语和书写的文字之分。柏拉图贬抑文字是出于对文字自身缺陷的考虑，在拼音文字中，书面语不能单独承载意义，而只是语音的转录、摹本。庄子对语言的否定，是基于道“虚无”“混沌”的本性之考虑。汉语作为一种由图像演化而来的表意文字，并不被视为声音的符号，是一种直接表意的自足的语言，正因如此，德里达从汉语中发现了反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根据，“我们已经拥有在所有逻各斯中心主义之外发展起来的文明的强大运动的证据。文字并不削减言语，它是将言语纳入到某个系统。”
二.结语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柏拉图基于理念世界与现实世界的二分，认为书写语言是对口说的语言的摹仿，不能直接反映人的思想。而庄子的“道”则是一个以虚无、混沌为根本特征的本体，它“自本自根”，超越了“形色声名”的形下之域，但并不与感性世界截然分开，所谓“道不离器”；它不可言说，不能被人的感官所感知，也不能被人的理性思维所认识，所以只能体悟。人们只有通过心斋、坐忘才能达至“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大明境界。所以与柏拉图的理性思辨哲学相比，庄子的哲学是一种诗意的存在哲学，正如海德格尔所言的“诗意地栖居”。它关乎一个人在这个纷繁芜杂的世界上如何安顿自己。
作者:王彦华杜蘅单位:上海理工大学
中图分类号：B516.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5-0049-02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是英籍奥地利哲学家、语言学家、语言哲学的开路人。维特根斯坦的研究发端于20世纪初罗素对于《逻辑哲学论》的高度赞扬并对其哲学天赋的肯定[1]，由此开始了研究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思想的大讨论。在国外，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的研究成果较多，研究视角丰富多样。正如王路教授所说，维氏语言哲学思想的研究通常分为两大阵营：前期代表作《逻辑哲学论》及其前期语言哲学思想研究的阵营和后期代表作《哲学研究》及其后期语言哲学思想研究的阵营。①两大阵营或以《逻辑哲学论》为重心避而不谈《哲学研究》，或以《哲学研究》为重心避而不谈《逻辑哲学论》。大多数研究将维氏前后期语言哲学思想割裂开来，认为其语哲思想的前期和后期是截然不同的，因为维氏自己在《哲学研究》序中所说“前期著作犯了严重的错误”，所以他们摒弃和否定前期代表作《逻辑哲学论》的语言哲学思想，更有甚者否定前期思想对后期思想的影响[2]。近几十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包括David Stern. Von Wright. Norman Malcolm. Peter Hacker. Gorden Baker等等，他们都试图找到一种阐释维特根斯坦前后期语言哲学的标准。但是，对于所谓的标准阐释不乏挑战，以Coca Diamond为首的新维特根斯坦学派、Phillip R. Shields、Marie McGinn and Brain McGinness以及Tim Labron等从不同的视角对语言界限及可说不可说理论进行阐释，从宗教的视角寻找维特根斯坦前后期语言哲学的联系，这给语言哲学的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
在国内，对于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思想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虽说20世纪20年代张申府已介绍并翻译了《逻辑哲学论》开启了国内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的研究，但在直到80年代之后研究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形成规模，期间主要以介绍性的传记或译著居多，这为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思想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与国外一样，国内也曾分为两大阵营研究维特根斯坦前后期语言哲学思想。但近年来不少学者江怡、陈嘉映、王寅等不仅关注维氏语哲思想前期后期的差异性，而且更加关注维氏语哲思想前期后期的统一性和延续性。
《逻辑哲学论》并非是个错误，不仅如此，维特根斯坦在前期提出的以语言界限划分的可说与不可说理论，在界定完不可说的界限之后，开始对不可说的保持沉默，转而说可说的，即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研究》的研究重点――作为生活形式的真实语言。正是这基于语言界限视角的可说与不可说理论把维特根斯坦前后期语言哲学联系起来，换言之，基于语言界限视角的可说与不可说理论证明维特根斯坦前后期语言哲学延续性。此外，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序中也说到他觉得那些旧的思想应该与那些新的思想一起发表，并且说新的思想是以旧的思路为背景的，只有理解前期的思想才能正确理解后期的思想。”[3]
一、维特根斯坦前期后期语言哲学思想
多数学者认为维特根斯坦的重要论著《逻辑哲学论》代表了其哲学道路前期的思想精髓，而生后出版的《哲学研究》则代表了其哲学道路后期的思想精髓。维特根斯坦生前出版的唯一著作《逻辑哲学论》充分体现了维特根斯坦前期语言哲学思想。前期的重要语哲思想包括语言界定的可说不可说理论、图像论等。前期维特根斯坦用逻辑的眼光看待语言及语言所构建的逻辑世界。由于日常语言与逻辑语言的混淆导致了哲学研究的混乱，受“分析哲学之父”弗雷格现代形式逻辑思想的影响，维特根斯坦也寄希望于构造一套完善的理想的形式语言，以消解哲学中的混乱[4]。他强调哲学不是一种学说，而是一种澄清语言的活动，澄清因误用语言引起的混乱，即说了不可说的。
而维特根斯坦后期研究视角和立场发生了转变：从抽象的逻辑语言分析转到具体的日常语言分析。维特根斯坦后期的语言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哲学研究》中。维氏提出了“意义在于使用”以及形象而深刻的“语言游戏学说”[5]，这是其后期思想核心和基石，并基于此提出了家族相似性。陈荣波认为维特根斯坦后期提出的“语言游戏学说”并不图像论，而是解决前期的图像论的缺点，修正了图像论。
二、语言界限
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序中说，“本书的全部旨义可概述如下：凡是能够说的事情，都能够说清楚，而凡是不能说的事情，就应该沉默”。此外，“本书是要为思维划一条界限，或者说得确切些，不是为思维而是为思维的表达划一条界限”并且“只能在语言中划界限”。[6]维特根斯坦主张用语言划界，划出世界的界限，划出了可说与不可说的界线，语言界定了可说和不可说的界限。语言的界限这一观点不仅有助于理解维氏的可说与不可说理论，也有助于理解维氏对语言与世界的哲学观，还有助于探究维特根斯坦前后期语言哲学的联系。
三、语言划界的可能性和必然性
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的界限就是世界的界限，语言与世界密不可分。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原子论”主张语言与世界具有同构性，语言和世界通过逻辑结构建立了对应关系，语言衍射事况，语言是对世界的反映，人们通过语言认知事态（state of fairs）。维氏认为可说的即能够用语言明晰地表述的，如自然科学和关于世界的诸事实（facts）、诸事态（state of fairs）、诸事况（the case），这些都是语言可及的。除此之外，维氏还界定了很多不可说的，如对生命的意义、人生的价值、美学、宗教等终极意义的探寻。不可说的超出了语言界限，不在世界之内，存在于世界之外。正如我们不能站在世界之外一样，我们也不可能在语言之外说语言。我们存在的世界是语言构建的世界，不可说是语言达不到的，只可通过其自身显示出来[7]。此外，维特根斯坦赋予语言界限以类似于上帝意志的力量，令人敬畏。这种力量赋予语言界限以神秘性、强制性、不可辩解性，语言界限不可逾越[8]。
与海德格尔相似，维特根斯坦认为人生活在世界上是指人生活在语言中，语言是人的世界。人生活在语言构建的世界之中。伽达默尔也主张语言本体论，他也认为语言与世界是不可分离的，人通过语言的方式认知世界并拥有世界，语言是人类的存在方式，人、语言和世界密不可分[9]。语言是理解世界最基本的媒介，理解的语言性和世界本身的语言性表明语言能划出世界的界限，即语言划界的可能性。理解的语言性和世界本身的语言性也表明并且只能由语言划出，换句话说，语言划界具有其逻辑必然性。基于语言界限视角的可说与不可说理论不仅是维氏前期语哲的核心内容和结论，更是维氏找到的解决哲学问题的疗方[10]。
四、语言界限架构维氏前后期语言哲学的桥梁
维特根斯坦前期语言哲学思想似乎与其后期思想截然不同，但其实不然。首先，维特根斯坦在其前期哲学思想代表著作《逻辑哲学论》中指出基于语言界限视角的可说与不可说理论是维氏前期语哲的核心内容和结论。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序中说，“本书的全部旨义可概述如下：凡是能够说的事情，都能够说清楚，而凡是不能说的事情，就应该沉默”[11]。他认为可说的部分在书中已经说完，但是这些可说的只是其中的小部分，更多未在书中陈述的部分是不可说的部分，不可说的部分只能显示出来。此外，“本书是要为思维划一条界限，或者说得确切些，不是为思维而是为思维的表达划一条界限”并且“只能在语言中划界限”[12]。由此可见维特根斯坦用语言划界，划出世界的界限，划出了可说与不可说的界线。维氏认为许多哲学家提出所谓的哲学问题实质上只是因为混淆可说不可说而出现的伪哲学命题，这些不成为问题的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他们说了不可说只可显示的东西。正是这些无意义的胡说才引起哲学混乱，才产生似是而非的哲学问题，故维特根斯坦认为可说与不可说理论找到的哲学问题之疗法并终结了哲学问题。后期的哲学思想是建立在所谓哲学问题终结之基础上的。
其次，在《哲学研究》中维氏自己也说到后期新的语哲思想粘着早期（已经枯萎的）思想的干瘪的残余[13]。可以说，维氏语哲思想前期和后期都是站在语言哲学这一基本立场上，只不过两个时期研究的视角不同且具体问题不同而已。在《哲学研究》序言中，他还说到思考问题的题目是按照一种自然的次序而且是不间断地从一个题目到另一个题目发展。我们可以很肯定地说，维氏后期语哲思想是在前期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与前期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逻辑联系的，并不是横空出世的完全断裂的两个语哲思想断面[14]。《哲学研究》中的语哲思想标志着维氏已走出纯粹而抽象的逻辑世界进入生动而具体的日常语言交流世界，从静态的逻辑语言哲学转到动态的语言哲学[15]。
最后，从语言哲学的发展进程来看，前期语言哲学思想与后期语言哲学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前期语言哲学思想是后期语言哲学思想的基础，后期语言哲学思想修正并发展了其前期语言哲学思想，补充了前期语言哲学思想的不足。正如斯泰格缪勒指出逻辑的语言分析被证明是需要补充的，而这种补充有一部分是由言语行为理论提供的，并且此外还证明，一般来说迫切需要对那些构成语言表达的“自然环境”的人的活动规则进行系统研究。维特根斯坦后期的语言游戏学说正是前期逻辑分析哲学被证明所需要的补充。
五、结语
基于语言界限视角的可说与不可说理论能体现维特根斯坦前后期语言哲学思想的延续性，站在语言哲学的发展进程的高度来看，前期语言哲学思想与后期语言哲学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前期语言哲学思想是后期语言哲学思想的基础，后期语言哲学思想修正并发展了其前期语言哲学思想。
注 释：
①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思想通常以1929年重返剑桥为分水岭分为前后两期，但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应分为前期（1929年前）、中（1929-1935）、后期（1935年后），本文采用的是多数学者的观点，将中期并入后期。
参考文献：
〔1〕〔15〕雷梅英.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之路[J].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
〔2〕〔8〕〔10〕雷梅英.语言的界限与世界的界限―可说与不可说理论之宗教启示探究[D].2013.
〔14〕汤潮，范光棣.哲学研究[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发行，1992.3.
〔3〕〔4〕陈荣波.哲学分析的天才──维根斯坦[M].台湾允晨文化I股份有限公司，1982.
〔5〕王寅.语言哲学研究：21世纪中国后语言哲学沉思录（上、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6〕〔11〕〔12〕Wittgenstein. Ludwig. 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 trans. D. F. Pears and B.B.McGuinness. The Taylor & Francis e-Library， 2002.3.
作者简介：张欢（1988-），女，河北唐山人，燕山大学文法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哲学逻辑与逻辑哲学研究。张满（1988-），女，河北邯郸人，燕山大学文法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哲学逻辑与逻辑哲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B08[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4）-06--01
20世纪，西方哲学思潮纷繁复杂。这一时期，哲学家已经不满足于仅仅从认识论角度去研究哲学的问题，这一时期的哲学研究中与逻辑学、语言学的结合日渐紧密，使得哲学研究的领域逐渐变宽。20世纪哲学的语言转向，使得分析哲学、逻辑哲学、语言哲学成为舞台的主角。
一、概念澄清
对于西方哲学的发展历程，学者们普遍认为有三次重要的转向。其中第二次转向就是从近代哲学的认识论到现代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可以说分析哲学、语言哲学、逻辑哲学这三者都是这次转向的产物。
1、分析哲学
对于分析哲学，难以找出意见统一的定义。王路认为：分析哲学至少是一种思潮【1】，一种以语言分析为方法的思潮。根据分析哲学家们对语言的使用形式不同，分析哲学可以分为人工语言分析学派和自然语言分析学派。分析哲学总体来说有七大特征：重视分析的方法；以语言分析为首要或者唯一任务；逻辑上的反心理主义；抛弃形而上学；坚持逻辑分析，注重推理；语言的转向；反对建立庞大的哲学理论体系，哲学问题的解决要从小问题着手，零打碎敲。
2、语言哲学
语言哲学目前没有精确的定义。从起源上来说：国内以王路为代表的学者坚持认为，语言哲学就是分析哲学的继承与发展。他认为分析哲学发展到后期被称之为语言哲学。从众位哲学家的研究成果来看，语言哲学的研究内容无非是从语言的方向出发去澄清哲学问题，或者是语言自身所体现的哲学问题，再或者就是研究语言和哲学间的关系。这三种形式都从语言对人类的意义出发考察语言。【2】从研究范围来说：一种观点认为语言哲学就是语言的哲学，哲学问题本质上都是语言问题。另一种观点认为语言哲学是语言学的哲学，与语言学理论的关系更加紧密。
3、逻辑哲学
逻辑哲学和哲学逻辑不同。它不是逻辑，而是研究由逻辑所提出的各种哲学问题。哈克对逻辑哲学的研究内容曾作出分析并经陈波总结为两条：第一，研究逻辑学自身所提出的一系列哲学问题。第二，研究怎么样才能在哲学研究中引入现代逻辑的工具，去解决一些传统的哲学难题。【4】具体来说，逻辑哲学的内容主要有：逻辑与非逻辑、蕴含和推理有效性、关于模态逻辑的哲学问题、关于可能世界语义学的哲学问题、关于多值逻辑的哲学问题、逻辑悖论、意义理论、言语行为理论和自然语言逻辑、逻辑和本体论、专名和通名等主要内容。
二、分析哲学、语言哲学、逻辑哲学的共通之处
首先，三者的产生具有共同的根源。它们都是现代哲学的“语言转向”的产物，即都以现代数理逻辑的产生为历史前提，不管是分析哲学家，还是语言哲学家，抑或者是逻辑哲学家，绝大部分人有现代逻辑基础。
其次，三者有许多相同的研究议题和研究者。它们具有一批共同的研究课题，如意义理论、真理理论、言语行为理论等。现代许多著名哲学家如弗雷格、维持根斯坦、奎因、克里普克等，既是逻辑哲学家，也是分析哲学家和语言哲学家。
最后，三者都应用现代逻辑的方法。语言哲学家从句子出发，应用现代逻辑方法，使句法分析达到本体论和认识论的结果。威廉姆森建议逻辑哲学也应该专注于现代的科学逻辑学。他指的“科学逻辑学”是指具有精确性、系统性和严格性的观念所统辖的那些论证。【5】分析哲学的目的就是建立人工语言，同样也是现代逻辑方法的体现。
三、三者的区别
首先，对三者的界定不同。逻辑哲学和语言哲学都可以看做是一门学科，是语言、逻辑和哲学的交叉而形成的学科。学术界基本上认为分析哲学不是一门学科，而是一种思潮，一种流派。
其次，三者的研究角度和目的不同。三者对相同问题的研究角度存在差异。例，在研究存在问题时，分析哲学通过形式语言还原“存在”的本来面目，而逻辑哲学通过非形式语言来理解“存在”，并将本体论纳入存在问题研究领域中。逻辑哲学有构造理论的功能，这和分析哲学也有明显的区别。另外，三者的研究目的不同。分析哲学是为了更好的阐述问题而不是解释问题。分析哲学家认为过往的哲学家之所以会对很多哲学问题形成争论，并最终使这些哲学问题无法解决而成为千古难题的原因，就在于自然语言有缺点。所以，解决哲学问题的关键是建立理想语言。而语言哲学则至少要解决某些问题。
哲学语言学的基本内涵
由于哲学与语言的特殊关系，这对概念的区分并不容易。关于语言哲学和哲学语言学，很多学者的表述十分模糊，令读者不知所云。有意思的是，这种思维的混乱正是语言表述的繁杂所导致，与哲学的语言转向有直接的关系。因为在某种程度上，语言哲学和哲学语言学产生了很大的交集，甚至难分彼此。潘文国教授对相关概念进行了详细地梳理，归纳出七个主要术语:语言学哲学(PhilosophyofLinguistics)，语言哲学(PhilosophyofLanguage)，语言概念哲学(LinguisticPhiloso-phy)，为哲学的语言学(LinguisticsforPhilosophy)，哲学中的语言学(LinguisticsinPhilosophy)，哲学家的语言学(Philoso-pher’sLinguistics)，哲学性的语言学(PhilosophicalLinguis-tics)。［4］96－98前五个术语可归入语言学哲学，后两个术语则可归入哲学语言学，而哲学语言学和语言学哲学可统一纳入宽泛的语言哲学名下。潘教授的梳理固然清楚，但也带来了新的困惑。不明就里的读者甚至认定哲学语言学只是语言哲学的一个分支，这种理解显然是不正确的。其实还有更简单的区分办法，就是确定二者的学科研究主体。语言哲学是哲学家的研究范畴，落脚点和中心词是哲学，它着重从哲学角度研究语言，旨在解决哲学问题。而哲学语言学则是语言学家的研究范畴，其落脚点和中心词是语言学，是从哲学的角度认识语言本身和加强语言理论建设。从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哲学语言学是以哲学为出发点和切入点，来关心语言和语言学的问题，换言之，哲学语言学其实就是对语言和语言学的问题进行宏观的哲学思考。之所以鲜有语言学家或哲学家明确指出过哲学语言学的具体研究内容，不能不说是与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的强大弹性有很大关系。的确，哲学语言学的基本概念虽然可以比较明确的加以界定，但其哲学思考的过程较为缓慢，往往是在经历长久的错误之后才得以确定。潘教授指出，这种宏观的哲学思考通常具有本体论、价值论、方法论和认识论等四个特点。［4］101－102首先，它关注的是事物的本原，而非细枝末节或者局部问题，甚至也不是一般理论问题。对所从事研究的对象从本原问题上进行思考，这是哲学思考的本体论，才是真正的哲学的思考。其次，它表现为一种怀疑精神。如果说“哲学思考”的第一要义是探索本原，则其第二要义便是敢于怀疑、善于怀疑。这可以说是哲学思考的价值论。再次，它更看重的是思考的过程，要求对研究对象方方面面进行思考，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讨论问题并提出自己的见解，甚至只提出问题而不求其解。这便是哲学思考的方法论。最后，哲学思考的真正含义是“永远不要企图穷尽真理”，就是要把任何研究成果仅仅看作暂时的阶段性的结论，而绝非“终极真理”。这是哲学思考的认识论。
中国语言学家的历史任务
中国现当代的语言学研究，恰恰缺乏这种哲学层面的理论思考，从而在理论引进的泥潭中越陷越深，不能自拔。世界语言有三大传统:印度传统，希腊传统和中国传统。而作为世界上历史最悠久、最成熟语言之一的汉语，迄今为止却没有得到过普通语言学的真正重视，所谓的普通语言学也只是在对印欧语系进行语言分析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不能不说是语言学界的一大憾事。深究起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自20世纪以来的中国的语言学家以批判、放弃传统为代价。无视中国传统，千方百计将汉语强行纳入到西方理论框架不仅不可取，甚至被证明是行不通的。以马建忠的《马氏文通》为界，在此之前的中国传统语言学研究是以小学为代表的。《马氏文通》一百年以来的汉语研究，基本上是在西方语言理论引导下进行的。马氏之后，汉语研究的格局彻底改变，传统的文字、声韵、训诂之学通通退居次位，语法则一跃而成为语言研究的绝对中心。《马氏文通》虽然使汉语研究进入现代期，却也将中国的语言学研究引入了歧途。百年后的今天，外语界学者大都从事外国理论的贩运，以舶来学说研究语言问题。汉语界学者因为语言障碍，大都运用二手的外国理论对汉语事实进行很多情况下虽然详尽却无补实用的描写和分类。古代汉语界则基本上沿用传统的方法守着古书堆过日子，而除西方人开发过的音韵学以外，基本上与外国理论不相涉。［5］101－102这样的后果是，搞外语研究的人言必称西方理论，而对汉语研究丝毫不感兴趣。搞汉语研究的人则穷尽所能地证明汉语同样适合各种西方语言学理论，似乎唯有如此才能将汉语纳入到普通语言学的正统。搞古汉语研究的人虽然顾及了中国的语言学传统，却不能让自己的研究和西方语言学理论进行任何对话。所以，中国的语言学家其实背负着两个传统:古代以训诂学为中心的小学传统和一个世纪以来以语法学为中心的西方理论研究传统。［6］116我们既要尊重自己的老传统，又要尊重一百年来形成的新传统;既重视中国传统语言学理论的挖掘和整理，也不排斥西方理论的借鉴和参考，本着哲学语言学研究的精神，建设一个对汉语具有普遍解释意义的新的语言学。这是历史赋予中国语言学家的崇高历史使命，也是语言学发展的必然要求。要想建立真正的普通语言学，实现洪堡特提出的“总体语言研究”的目标，汉语研究是其中的重要部分。要想把汉语真正纳入到世界语言学理论研究的框架，只是一味地追随和附和西方的语言学理论，套用“印欧语的眼光”来观察和研究汉语的道路已经证明是行不通的，中国百年来的“现代语言学研究”之路很好地说明了一切。哲学语言学为我们指明了方向，对比语言学则为我们提供了具体的方法。要走汉外对比的路子，就是要从汉语出发，从语言事实出发，来和外语进行对比，这样就容易看到汉语的特殊点，找汉语的组织规律，才能总结正确的汉语规律。也只有找到它们的差异之后，才能够更好地看到不同语言作为人类语言的共同点，并以此来丰富和发展普通语言学理论，为普通语言学研究做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穆正礼 单位：大理学院外国语学院
中图分类号： G4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4）01-0048-04
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由抽象到具体、由深奥到通俗、由被少数人理解与掌握到被广大民众所理解和掌握的过程。[1]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过程是使其抽象的理论具体化，使其复杂的理论通俗化，从而被人民群众理解、掌握并最终化为人民群众的思想和行动的转化过程。这种从抽象哲学向大众哲学、生活哲学和实践哲学的转换，在一定程度上更好地发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指导实践方面的重要功能。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主体是人民群众，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语言体系在大众化的转变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人民群众的现实世界，使抽象的理论逻辑形象化，使深奥甚至有些晦涩的学术语言生活化、通俗化、多样化，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才能够易于被大众接受并且正确掌握，才能实现其服务于大众的最终目的。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语言体系的“意义”和“指称”关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要深入实践、要服务大众并为大众所掌握必须有一个大众化的语言媒介，从而开展通俗化的宣传，进行形象化的教育并最终完成大众普及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是从抽象哲学转化为生活哲学，从学术哲学转化为大众哲学，它在大众化转变过程中，将规范、严谨、深奥、抽象的语言体系转化为深入浅出的、简明易懂的、生活化的语言体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人民群众的角度出发，用群众喜爱的诸多语言形式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将传统文化、地方文化、民族文化纳入创作之中，以朴实、直接、幽默的语言为媒介，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向大众、深入大众。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关键应首先立足于语言，力图通过简明、大众化的语言使其理论为群众所掌握，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人类社会实践得以发展，并最终完成马克思所提出的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使命。在西方哲学史上，众所周知，对于语言和语言意义的探索一直没有停止。关于语言，现象学派哲学家海德格尔认为：“语言是存在之居所（the house of Being）”，即语言引出世界，引出存在，“在语言缺失处无物存在”。20世纪初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更是将语言推上了哲学研究的中心，其关键是基于现代逻辑方式，对语言进行解析来解答哲学上的问题。分析哲学、语言哲学是这一转向的主要代表。
作为分析哲学、语言哲学、现代数理逻辑的创始人弗雷格，他所提出的“指称”理论，反对心理主义，主张语言表达式具有可以公开考察的性质，意义的研究依赖于对这些性质的考察，而不是关于心理过程的臆测。[2]根据弗雷格的“指称”理论，符号所反映的语言及非语言世界都需要人们进行思考。事实上，考虑到语词、谓词、句子乃至整个语言体系的存在，这些存在均具有 “指称”对象，只不过根据语言的“指称”内容与范围的不同，对于指称对象的理解也有所不同。在语言世界中，人们既可以将指称视作专名去理解，也可以跳出语词的限制，在更大范围内的语言表达式条件下，如谓词、句子等视角下，去理解“指称”及其关系。在个体对象/物的存在范围内，“指称”的语词是一种单称词，并且它与个体对象之间所具备的关系，就是语词和个体对象相对应的直接关系，这也意味着语言世界中的一种专名和非语言世界内的一个个体对象之间的对应关系。而在更大的语言表达式范围内，“指称”，即语言与对象的对应，则不同于专名和个体对象间的对应，它的指称对象不仅与物的存在相关联，还涉及关系的存在；也就是说，这些语言表达式的对象并不全部是物的直接指称。而且作为语言指称对象的世界既与世界中的对象存在联系，又与世界中的关系存在联系，并涉及“对象”与“关系”如此存在的思想之真。[3]此外，一方面，对于弗雷格的指称理论来说，单称词与其指称对象的对应关系，以及其他语言表达式与其指称对象的对应关系是其内容分析方面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另一方面，语言世界之外的对象与事实世界的存在都会直接或间接地与单称词和其他它语言表达式的意义建立联系，因此可以说单称词、谓词、句子等语言表达式是语言系统中意义产生的源头。然而，对于语言系统而言，语言意义并不能够完全建立在语言与事实的对应中；也就是说，语言的指称并不能够总是指向世界的“实际”或“意义”，“指称”与意义之间既互相制约，又存在差异。因此，实践就成为了理解语言的指称和意义关系的基础。考虑到人类社会实践和历史活动中的动态变化和持续发展，对象和名称之间的指称关系，既不确定也不稳定，更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全等，而是具有其相对性和复杂性。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的大众化转变正是“名称”和“对象”之间指称关系的转换。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基于实践的原则探索语言的意义，认为语言首先是社会实践活动的产物，它既不独立于社会存在，同时又体现着社会的生活。因此，人们不能仅仅将语言作为抽象的符号来看待，无论是专名、谓词还是句子，它们的存在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实践活动过程中彼此交际交往进行活动的结果。同样地，语言的意义也不是形而上学的观念论，因为它既不能独立于语言而存在，也不能成为独立的精神实在，而是回归于现实生活世界，由解释和说明世界转换为转化和变革世界。在社会历史实践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语言体系持续获得新的意义，而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指称关系的创新和发展正是源于这种意义上的持续不断地更新，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的指称关系的各种发展具备可能性，而由于意义上的不断创新，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的指称也要在社会历史实践活动中做到与时俱进。[4]应注意的是，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语言体系，还是大众化的语言体系，等同关系既不单属于对象方面，也不单属于名称方面，而是属于名称和对象的关系。假定名称和对象只是具备指称关系，那么关于一个对象就可以使用任意的名称来进行指称，类似于有的人有很多昵称，“小王”和“王某”可以称呼同一个人；或者阿拉伯数字的“1”和汉字的“壹”可以表示同一个数字。此外，根据弗雷格的举例分析，“金星”既可以由“启明星”指称，也可以由 “长庚星”指称，但是在大多数场合“启明星”与“长庚星”是不能互为替换的，也就是说“金星”这个对象在上面的两个表达式中是以不同方式给予的，因此虽然说“启明星”和“长庚星”的指称相同，但是它们的意义却有所不同。同样，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进程中，要尤为注意学术语言体系转化为大众化语言体系的关键性问题，即对象与名称的指称关系，以及指称和意义关系。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实践的指向下，大众化的语言体系一方面需要贴近群众生活，使语言通俗化和简明化，另一方面需要确保转换后的名称仍然能够指向同一对象，避免在名称和对象的指称关系方面出现转移的问题。此外，要坚持基于现实的路径而非文本的原教旨主义路径，来明确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语言体系的指称和意义关系；要坚持基于现实的问题，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语言体系的指称和意义关系的创新和发展。也就是说，语言体系的大众化转变，应一直遵循意义的客观性，既要反对心理主义又要警惕感性经验。在方法论方面，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根本的方法论，用逻辑和唯物辩证法相结合的方法，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语言体系在大众化方向上进行准确、严谨和科学化的转换。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语言体系的“意义”和“现实世界”的关系
现代西方哲学主要研究语言的工具功能和逻辑特性，从本质上讲都是哲学意义上的语言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从社会活动和生活实践出发，主张唯物主义的实践语言观，表述了意识的存在特性，预示了现代哲学的这种语言转向。作为现代西方哲学的代表人物，无论是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初期的《逻辑哲学论》还是后期的《哲学研究》，他的哲学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逻辑经验主义和日常语言哲学这两个主要的现代分析哲学流派。鲁宾斯坦就认为马克思和维特根斯坦都是通过主体的特性来认识世界，在主客体之间的辩证作用中产生世界的概念，而关于实在的经验则由实践活动而构建。[5]事实上，关于语言的意义和现实世界，早在古希腊时期，就被柏拉图和苏格拉底联系在了一起。苏格拉底假定任何事物都具备永久而专属于其自身的特质和本性，并且事物既不与人类联系，也不会因人类的想象而被人类所影响或者改变，它们保持自身的本性和特质以及自然所赋予的一定的联系，总之它们是独立的。因此，必须根据事物的本质为其命名，使事物拥有符合其自然本性的恰当的名称。而柏拉图强调语言是人们用来了解实在的方法，虽然事物可以由名称来命名，也可以凭借由名词和动词所构成的判断来描述，但是人们只能借由这种命名和描述去无限接近对于事物的掌握和理解，而不足以借此将事物进行真实的再现，语言可能会是理解和掌握事物的最佳手段，但绝不是最终的表现实在的载体。[6]
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源于现实世界，是对人民群众的生活经验和社会实践活动的科学化概括和总结。同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语言体系的意义不是独立的精神实体，而是由人们抽象的认知行为所构建，是语言符号世界的产物，所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语言体系是一种创造意义，而并非解释意义。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的大众化转变正是一个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付诸实践、指导实践的过程，是时代的声音，是时代精神的产物。而且大众化的转变过程必然要遵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实践观，强调与现实世界紧密相连，与时俱进、具备鲜明的现实特点，才能够掌握群众并为群众所掌握。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人民群众的价值观、人生观以及信仰都出现了巨大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语言体系向大众化语言体系转变，是人民群众习得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现实诉求。如果说语言被视为描述实在和表达思想的工具，人民群众通过运用语言进行交往，从事实践和意识思维活动，那么，相对于人民群众的思想、观念、感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语言体系作为一种传输中介，一种交际工具，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所承载的现实存在传达进入人民群众脑中而被人民群众所理解、掌握的一种必然手段。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向大众化转变过程中需重视的是，因为人类是有限理性的言语行为载体，无法在经验的意义上完成关于生活世界及其所包含的事物和实际存在等的语言编码，所以指称表达并不能一直对应现实世界的“意义”，抑或“实际”，因此我们也不可能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语言意义完全建立在与事实的“对应”基础上。[7]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的大众化，就是运用源于人民群众现实世界的语言形式，表达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使人民群众在符合他们的语言水平上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现实存在。但是这种通俗化的语言体系绝不等同于庸俗化，一定要防止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的大众化转变过程中因为单纯追求理论指称与现实世界的“二元对等”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庸俗化”。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语言体系的“意义”和“语境”的关系
事实上，我们已经可以从上面关于语言的意义与现实世界的观点中得到一个清晰的结论，“语言的世界就是思想世界的界限”[8]，语言离不开人和人的生活世界，要想把握语言就一定要进入到语言所承载之思想诞生的情境之中。而这情境，便是语词意义的原初条件。20世纪初，马林诺夫斯基率先使用了“语境”一词，提出了关于语境的系统化理论，并把语境划分为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用以阐释语言如何与人类实践相互影响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由此提出的语境理论，强调意义研究中语境的重要性，从而引发了对于语境研究的新的认识和探索，为后来的语境研究奠定了基础。维特根斯坦在后期的《哲学研究》中，对其前期的哲学思想进行了反思和批判，提出了与前期思想截然不同的意义理论。在后期哲学中，命题的本质不再是图像，而是以语言使用中的“语言游戏”为核心来展开，“语言游戏”这个概念则突出了这样一个事实：语言的使用和用途是广泛的人类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语言的特定意义就是反映在各种语境特征之中，离开了特定的语境，语句的意义是不存在的。[9]
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的大众化过程中，语境以及语境和意义的关系都是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首先，语境是人民群众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重要环节。[10]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的意义并不是脱离于语言体系及其结构的抽象价值体系，而是处于现实存在的境况中与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相关联。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不能独立于现实、独立于经验而存在，因此其语言体系中的每一个词都是在某种环境中才有意义，或者说，每一个词都带有自己固有的“语境”。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与社会实践还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中，片面追求将语言体系中的每一个词形象化、通俗化、生活化，那么很有可能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就变作了感性化，使其失去了真正的文化哲学性。作为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语言体系转换的基本方法，重视其语言体系原初的哲学语境，即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文本，才能够避免上述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的大众化转换过程中发生。其次，基于关于意义的研究及其和语境关系的不同视角，考虑到对于意义的生成和理解的因素，包括主观与客观、语言与非语言、言内与言外、历史与现实等因素[11]，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语言体系的语境大致可以分为若干层面。具体来说，根据意义及语境间的关系，可以将大众化语言体系的语境理解为来自其内部的因素及其语言的前文和后文，也可以把其语境理解为大众化语言体系之外的情境因素，即突出运用语言的外部环境，还可以将其语境理解为大众化语言体系内的上下文、语言体系外的情境以及人民群众的主观和客观背景（包括他们的社会、政治、文化、时代背景等）。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的大众化转换过程中，相对于对语言和语境的片面理解，我们应该树立的是对日常语言的整体概观，即通过系统、综合的思维方式，充分认识语言的动态性和变化性，才能克服形而上学语言的晦涩难懂，才能正确地理解和使用语言。
更进一步说，首先，在言内语境层面下，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语言体系中任何语词意义的确定，均取决于对这个语词在句子中所处的位置、承担的功能以及与这个语词相关的指称等语境条件的认识和理解。其次，在言外语境层面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语言的使用离不开人民群众具体的生活语境。可以说人民群众语言活动的环境就是生活形式，不仅具体的语言意义的理解离不开生活形式，而且任何哲学命题的理解也离不开具体的生活形式。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语言的意义与生活形式紧密相连，也就是说其理解的可能性是由人民群众的生活形式来说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语言体系只有作为生活的一部分才能被理解。最后，在历史、文化语境层面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走向“以人为本”的哲学，它的原初语言体系在大众化转换过程中需要深入分析参与者的社会、政治、文化、时代背景，注重语言的历史语境的变化、文化进步和时展的诉求。从历史语境上看，改革开放后中国市场经济的崛起使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层次的变动，从而改变了国家社会一体化的传统格局，进而引起政党、国家与公民关系的转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语言体系应符合历史语境的变迁，顺应时代的发展。从文化语境上看，马克思主义源于西方的多元历史文化，并在坚持历史实在论的背景下发展起来；而中国的传统文化则源于儒、释、道这三家思想的鼎足而立、互融互补的历史文化，并在此背景下发展起来。因此，中国文化体现了“三教”融合的精神，拥有着丰富、悠久的历史。如果想要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就要深刻了解中西方在历史文化方面的异同。也就是说，如果要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中的指称、意义和语境，就必须处理好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矛盾和冲突问题。
四、结束语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语言体系要立足于现实世界，深入人民大众的生活实际，用符合人民群众思想水平和认知方式的生活化语言，有效地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语言体系的意义和指称关系、意义和现实世界、意义和语境关系的协调。语言哲学对意义、现实世界和语境关系分析的最终指向是作为语言实践主体的人如何在言语行为中对意义的表达和理解予以确定。[12]从现代哲学语言分析的角度来厘清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语言体系的意义与指称关系，以及意义、现实世界和各层面语境的关系，有助于把握和解决大众化语言体系转换的实际问题，从而促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高层次、高水平、科学化地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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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乔姆斯基；语言哲学；马克思语言哲学；当代论域
中图分类号：H0-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14）06-0128-05
一、乔姆斯基语言哲学溯源
研究乔姆斯基语言哲学根源，不得不提到维特根斯坦和洪堡特两个人，这两人对于乔姆斯基语言哲学的影响至关重要，另外，还有笛卡尔与皮尔士等人。乔姆斯基与洪堡特在诸多方面一脉相承，乔姆斯基继承并发展了洪堡特的语言哲学思想。洪堡特是19世纪德国最负盛名的语言学家之一，他提出了“语言内部形式”的概念，它实际上指一种语言的语法结构和语义结构的系统。他认为这种结构系统深藏在语言内部，是每一种语言的独特属性，应该是语言研究的真正对象。[1]洪堡特认为每一种语言就其内在形式而言，包藏着一种确定的世界观。语言是思维不可或缺的伴行者，也是思想的手段。理解语言内部形式，是某一语言共同体特殊统觉形式与语言外部形式相互关系的总和以及由此产生的语言自身的客观规律，包括该语言的词源进化过程。在划分一般感知时出现的不同词类之间的相互作用就是语言内部形式存在的最重要的依据之一，对不同物体、活动、质量和状态的划分为语言进一步形成直接提供依据。洪堡特的这种语言世界观和语言的创造性特征对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产生了巨大影响。洪堡特于19世纪初即提出语言能力这一观点，乔姆斯基继承并发展了其理论，并借鉴了皮尔士实用主义哲学思想中的两个重要的思想后（即猜测本能和溯因逻辑），提出了他的“天赋说”。乔姆斯基的“天赋说”认为，人具有天赋的语言能力。乔姆斯基的语言天赋假设建立在他对一些重要现象的观察之上，而这些现象绝不可能用其他方式做出正确的选择。乔姆斯基对洪堡特语言哲学理论的继承以及自己的理论创新，使得乔姆斯基对语言使用提出了创造性的论述，有效地解释了各种新的政治和社会思想产生的语言哲学根源。乔姆斯基认为语言使用的创造性使人们借助有限的语言手段不断生成无限个新的表达式，新的思想伴随这些新的表达式而产生，使我们得以用新的语言和视角来谈论和理解世界并改造世界，满足我们对独创性的心智需要。乔姆斯基还认为语言的命题意向与命题之间的组合就是人（命题意向主体）在理解、诠释自身；每一个人都站在世界之中，用时代和世界赋予他的全部知识与对时代和世界的全部理解来解释自己。人在世界之中，同时又通过世界来理解其自身。
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亦受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语法影响，二者从两个不同层次对语言进行思考。他们对语言基本属性的阐述角度和侧重点是有差异的。站在语言哲学的高度，他们能宏观地捕获语言的基本特质并进行科学分析。维特根斯坦与乔姆斯基在对语言的关注和认识上有交叉、相似或者完全不同的观点。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思想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批判日常语言，追求理想语言；后期则通过回归日常语言的方式继续对语言的反思。表面看来，前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观是针锋相对的，但实际上它们却统一于“语言批判”。[2]作为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的基点，语言批判是他终其一生的追求。随着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语法研究的不断深入，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观点发生了重大转变，他对哲学的重新理解可以说是哲学史上和哲学观点上的一次重大转折，其核心思想就是“语言游戏”。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只有在使用中才有意义，词语的意义就是它的用法。维特根斯坦对语言的分析，从语言与日常生活的关系来加以论述。这对于后来的语言哲学，尤其是日常语言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思想不仅影响了日常语言哲学，而且对语言学也有很深的影响。他认为“语言既是结构严谨、自组织性极强的、相对自足的简单系统，又是与多个相邻系统交互影响和作用的复杂系统”，[3]他后期的语言哲学思想直接导致了日常语言学派的产生，也直接促成了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的诞生。1957年出版的乔姆斯基的《句法结构》是“转换生成语法”理论构建开始的标志，同时也拉开了第三次语言哲学转向的“认知革命”的序幕。在《句法结构》中，乔姆斯基开始关注人脑的形式属性和普遍语法，注重语言哲学理论的构建，强调语言哲学及语言的解释性，采用假说―演绎性的理论方法，开创了全新的语言哲学研究视角。[4]
乔姆斯基明言其语言哲学思想是对皮尔士语言哲学思想的继承，乔姆斯基语言“天赋论”的哲学基础主要来源于皮尔士，乔姆斯基语言习得理论的哲学背景是皮尔士一般知识获得体系。乔姆斯基的语言习得天赋思想借鉴了皮尔士认识论的两个重要思想：猜测本能和溯因逻辑。乔姆斯基语言习得模型中融合皮尔士的认识论（溯因逻辑）思想，在猜测本能基础上的溯因―演绎―归纳的知识获得过程，即儿童从有限素材基础上本能地利用溯因推理建立假设和理论，创造性地演绎生成新语言事实，再由归纳在经验中检验这些新语言事实，从而获得语言知识。这是乔姆斯基首次把哲学融入语言的概念里，对语言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思考，这使得乔姆斯基的语言哲学获得了更为广泛的哲学范畴和哲学意义。
二、乔姆斯基语言哲学思想内涵
语言哲学具有母哲学的性质，同时，语言哲学也是分析哲学的一个分支。分析哲学是当代西方哲学的主流之一，它的主要方法论和基本理论突出地表现为经验主义的哲学主张。现代哲学的分析方法与现代逻辑密切相关，而现代逻辑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注重语言的逻辑句法。这是一个从语形到语义的分析过程，也就是说，是通过对语言结构的逻辑分析进入对语言意义的研究，或者说，是以语义分析作为出发点而展开的对语言结构的研究。分析哲学的发展所呈现出来的一个最为突出的特色就是“语言的哲学转向”，通过对语言的基础问题的分析展开哲学讨论。语言的哲学转向有双重含义，第一种含义是20世纪初发生的从自然语言到理想语言的转向，其结果是分析哲学的诞生；第二种含义是战后发生的从理想语言回归于自然语言的转向，其结果是语言哲学的诞生。分析哲学从经验主义到唯理主义的转变是其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其中的典型标志是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的乔姆斯基“转换生成语法”革命。在某种意义上，一定的语言观点或者理念就决定了一定的哲学思考范式。
乔姆斯基通过对语言机能的先天性和语言使用的创造性研究，清楚地认识到人的本质特征和自由的重要性。[5]他认为，自由是保障人的语言能力和其他先天认知能力得以充分发挥的必要条件，一个理想社会必须提供符合人性发展的环境，使人成为自由、自主的个体。乔姆斯基的这种在语言哲学思想影响下所产生的自由观有其独特性，它把人的本质与价值看作是自由的基础和目的，把人天生的心智机能看作是自由的限度，把言论和思想自由放在核心位置，丰富了自由的内涵，同时，也为乔姆斯基语言哲学和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契合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平台。乔姆斯基的语言哲学观集中地体现为心灵主义、自然主义、内在主义、个人主义和“最佳理论”，他的语言哲学和心智哲学的基本理论主张在本质上是超越于传统的经验主义分析哲学的。心灵主义指的是，用计算―表征论去研究人类的语言知识；自然主义是指，用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语言与思维；内在主义强调研究人脑内部的抽象表征；而个人主义是指，所研究的大脑内部状态是个体性的而非集体性的。乔姆斯基认为，普遍语法和个别语法是存在于世界的真实物体；但他对描述二者的理论术语和论断的实在性，采取“最佳理论”研究态度。乔姆斯基语法理论的产生有其思想文化理论背景，早期受笛卡尔影响最深，同时康德哲学对乔姆斯基语法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有重要作用。乔姆斯基语法理论中的“生成能力”和“语法规则”是有同一性意义的。乔姆斯基认为，语言的生成能力是语言哲学规则的潜在形态，语言哲学规则是语言生成能力的外在显现，并可表达为语言哲学的形式系统，语言使用者关于语言哲学的规则系统的基础知识即为语言的生成能力。[6]
基于批判行为主义的语言理论，乔姆斯基提出了先天语言机制的假说，并更进一步发展出了语言模块性思想。乔姆斯基以达尔文的进化论为基础，提出了语言本能的假说，并明确提出语言模块是一种进化而来的适应机制[7]。达尔文认为语言的进化是一种逐渐发生的、自然选择的过程；而以乔姆斯基为代表的语言突现进化论者认为，基因突变诱发了语言的产生及进化。对此，乔姆斯基是认同的，乔姆斯基提倡唯理论、普遍论与进化论。唯理论是其语言天赋论萌芽的土壤，普遍语法是普遍主义在语言理论中的具体体现，语言天赋论告别了古典唯理论里的“灵魂”与“上帝”，走向了同样具有不朽与万能品质的生物“基因”。乔姆斯基从语言哲学角度进行了相关论证，可以从四大方面进行具体分析：一是问题的发现和提出，二是多角度论证普遍语法的存在，三是解决问题的手段（辅假设、理想化、最佳理论、溯因推理、直觉证据等），四是内在化语言研究的意义。在使每个方面论证内容具体化、论证思路清晰化的基础上对生成理论进一步评价、批判和发展才成为可能。乔姆斯基的先天语言机制的假说为后来乔姆斯基提出“转换生成语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犹如康德的先天知性形式和“图式”哲学思想，其人文精神在于揭示人类心智和思维特征的普遍性，进而可以把人定义为“语言符号的动物”。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理论批判了结构主义的方法论，否定了结构主义的认识论，运用笛卡尔等人的理性主义哲学思想，对语言现象做出了系统完整的哲学解释。乔姆斯基认为语言反映了人类的心理活动，人类的语言能力包含“天赋”成分，这和马克思强调的语言是“实践性的人类思维活动的体现”的语言哲学思想有相通之处。[8]同时，乔姆斯基的语言哲学还是一个包含了唯理主义和经验主义、语言的内在性和自然性、语言的普遍性和个性的三个方面辩证统一思想的完整的语言哲学体系，而这一哲学体系的核心是他所提出的语言内在性。乔姆斯基认为语言的使用形成人的独特的生存方式。在基本语言层面，语言建构人的主体性，为人类表征世界提供可解读的思维资源。[9]在功能语言层面，功能性语言标记又使主体间性成为可能。在此基础上，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可以看作是一种形式化语法，是人类语言能力模式的哲学表述。它研究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分析人的内在语法来揭示出操任何语言的人都具有的“普遍语法”，或者说，通过探索人脑中的语言能力来解释人的生理机制，揭示人类自然语言习得的奥秘。
三、乔姆斯基语言哲学与马克
思主义语言哲学的契合
哲学是语言学的摇篮，语言学是研究语言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哲学是系统化的世界观与方法论，语言哲学是研究语言学与哲学共同规律的科学，它属于交叉学科。语言和语言哲学研究是西方现代哲学的中心问题之一，代表了哲学范式由认识论形而上学向语言哲学的第三次语言哲学的转向。自此，语言的地位得到迅速提升，语言不再是人与人交流时所使用的透明工具，而是变为一个特殊的在者。西方语言哲学自古希腊开始，先后经历了古代本体论和近代认识论，已经进入现代语言哲学论的新时代。在此语境下，由于语言从交际工具变成人的存在方式，所以语言哲学不仅成为哲学的前沿分支学科，而且成为西方人文科学的时代标志，这也使得语言哲学在全世界范围内的研究出现了风生水起、方兴未艾的情况。
沿着恩格斯的经典文献《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开辟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轨道，沃洛希诺夫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和詹明信的《语言的牢笼》成为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承前启后的宝贵思想财富。马克思强调的是语言的“实践性”；沃洛希诺夫突出的是语言的“对话性”；詹明信凸显的是语言的“辩证性”。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是在批判两种语言哲学流派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为两种语言哲学流派的对立提供了融合、对话的可能，为我们重新审视英美经验主义语言学和欧陆先验语言学传统提供了超越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视角。根据马克思对于语言的“实践性”的观点来看，语言使用形成人的独特的生存方式。在基本语言层面，语言建构人的主体性，为人类表征世界提供资源。在功能语言层面，功能性语言标记又使主体间性成为可能。人的主体性在语言作用下走向主体间性是一种哲学必然。西方哲学的发展经历了从前主体性、主体性到主体间性的转变。在此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不断凸显。[10]主体间性主要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共识问题。话语是人根据自身目的对语言系统进行选择的结果，是主体间性的重要表征方式。话语既是人自身目的的外显，又是主体间性建构的主要手段。目的、话语与主体间性三者之间密切联系，主体间交际目的的协商是主体间性建构的主要动因。从这个层面上来看，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根本特色在于，它既体现了现代西方哲学的一般趋势，又具有较强的西方传统哲学的特征。它主张，从感觉、直觉到概念的发展过程，就是语言从实体到功能、从直接到间接、从个别到一般、从具体到抽象的不断发展过程，象征着人的文化创造性的不断成长。它将语言作为人类文化创造的总体性维度，通过对语言的内在结构和发展进程的文化哲学分析，彰显了语言在人类文化中的独特地位，揭示了人类特有的精神本质和能力。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其本质上是将语言看作客观存在，这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相吻合。马克思认为世界是由物质组成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们通过实践了解物质之间的关系，并且用范畴和概念来理解世界。外部世界是客观现实的存在，客观存在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具有真实性。语言具有固定意义，人们只要用清晰和准确的定义是可以触及客观的。在获得语言固定意义和清晰定位的过程中，应避免使用隐喻和其他的修辞手段，这样的表述或多或少的有些生硬，这也可能是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较少受到关注的原因之一。[11]
西方传统语言哲学强调人们的日常实践凭借感知，人们生活中最重要的是感觉、道德、美学和精神意识，人们是通过想象而非理性获得意义的，经验现实主义将主观与客观有机地结合到一起。经验现实主义在认知隐喻中得以充分体现。人们是通过想象性推理而获得意义的。意义蕴于人体机能和社会经验，意义的结构源于概念之先的结构，抽象的概念源于隐喻和换喻的映射。西方当代语言哲学则更进一步继承和发扬了这种观点，认为主观与客观是互动的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生硬。正是在此语境下，19世纪以来，西方的语言哲学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此背景下，乔姆斯基借助维特根斯坦、洪堡特、笛卡尔与皮尔士等人的语言哲学思想建构起自己独具特色的语言哲学理论。一条绳子不是因为其中有一条贯一的线，而是线的相互纠结和交织。乔姆斯基的这种唯理主义思想起源于柏拉图，但主要是在批判和继承笛卡儿和洪堡特的基础上形成的，他的唯理主义不仅克服了前辈思想家的二元论，而且还与无政府主义、唯意志论、经典自由主义等相联系，为其语言研究和政治研究的最终统一创造条件。同时，他对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吸收与批评也使得他获得了更高的哲学价值和现实意义。乔姆斯基认为存在“人类共有的、先于经验而存在于个人之中的、无差别的绝对共性”的语言。[12]我们可以假定有先天的语言器官，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对其进行清晰的描述，我们所有的语言理论只不过是一种对相关语言现象的解释而已。究其实质而言，这和马克思所强调的语言的“实践性”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乔姆斯基的语言学方法体系产生的深层原因是他看到了当时的美国经验主义语言学的缺陷，他大胆采用了理性主义的思维方式，运用了结构主义和理想化、形式化的方法等，把语言学的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强调语言的“实践性”。[13]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审视乔姆斯基的语言哲学的相关理论，就会发现，乔姆斯基的语言哲学及其方法论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相对性，这和他的理论的开放性和相对性是统一的，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其价值，乔姆斯基的语言哲学理论及其方法论，对于当代中国的语言哲学的建构，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当然，其建构是以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思想为基本前提。
四、乔姆斯基语言哲学对中国语言
哲学建构的当代启示
乔姆斯基语言哲学的发展经历了从前主体性、主体性到主体间性的转变。在此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不断凸显。主体间性主要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共识问题。话语是人根据自身目的对语言系统进行选择的结果，是主体间性的重要表征方式。话语既是人自身目的的外显，又是主体间性建构的主要手段。乔姆斯基的语言哲学强调目的、话语与主体间性三者之间密切联系，主体间交际目的的协商是主体间性建构的主要动因。乔姆斯基语言哲学认为语言的主体性、模糊性以及建构性等特征使得语言不可能完全精确地表述客观事物；人类作为认识主体，对知识和意义的建构是在诸多动态的语境中发生的。
中国语言哲学需要一种建立在自然语言基础上的元语言。中国语言哲学体系中的元语言是人类理解中国的重要途径。在这一点上，我国语言学若要形成独具特色的学派，不妨学习乔姆斯基语言哲学的研究路径：由世界进、从语言出，着力语言学思想的创新。中国语言哲学的建构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对哲学命题的解构分析，更应该展开元语言的建构，即通过转换语言结构分析程序建构出反映认识范畴的表达式。比如概念分类和整体切分作为不同的认识范畴，通过日常语言学派的词语用法分析不容易区分开，通过转换分析建构出表达式，可以有效地得到区分，相关的外延扩大和限制问题也能得到解释。乔姆斯基语言哲学强调各类语境在语言习得和语言使用过程中，并不孤立存在，在现实的语言学习中，建构合理的语境，形成有效的互动协同，实现高质量的语言输入，有利于提高语言的学习效率。中国语言哲学的建构也不应该忽略此点。同时，中国语言哲学的建构还应强调本体论语言哲学，这是由于其独特之处在于，它除了需要研究语言的在和是以外，由于在者/是者不确定，还需要科学论证语言是在者/是者。通过追问语言本质、反思语言哲学以及界定语言哲学三个环节，初步呈现出中国语言哲学的发展之路。中国语言哲学建构既要预先关注哲学中的认识范畴，也需要掌握语言结构分析程序。中国语言哲学和语言学应该有更深层次的结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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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N. Chomsky. Three factors in language design[J].Linguistic inquiry， 2005，pp.34-39.
[13]李曙光.理论的对话――巴赫金与乔姆斯基语言哲学思想之间的张力[J].俄罗斯文艺，2011，（3）.
The Characteristic of Chomsky's Language Philosophy and Its Enlightenment
LIU Xue-lan
本文将重申和展开我们长期以来的一个想法:语言哲学与语言研究的关系,就像营养钵对钵中的小苗的关系,也像摇篮对摇篮论文联盟中的婴儿的关系。
西方语言哲学是发生在西方哲学20世纪初期至70年代的那一场由语言性转向带来的分析革命及分析哲学的产物。它的初衷是“以语言为手段来重铸哲学的千年老题”(baghramian 1999:xxx)。由分析革命而来的“西方语言哲学”留下了大量的经典著述,这些著述富有智慧、营养和启发。我们将这一丰富资源称为“营养钵”(a nutritive bowl 或feeding block),这一营养钵无意中或实际上已为语言学研究提供了丰富多彩的营养,酝酿、发育和激励了语义学、语用学、句法、翻译论、修辞、外语教学及二语习得等语言学分支学科的创立和发展,尽管这些只是语言哲学的副产品。下文的每一小节的结尾处,我们将呈现每一语言学分支所沿承的哲学轨迹。
尤其是,我们将在第3节看到,我国一些学者从语言哲学这营养中,发掘出全新的研究方向:我们可以用新的方向和新的解答方式来引领新的语言研究和发展。这种语言研究,既吸收分析传统的营养,又对中国当代语言研究作出新的探索。
2 从语言哲学到语言学的轨道
本节探讨语言学各分支是如何从语言哲学那里发展来的。
2.1 从指称理论到语义学
哲学的各种指称理论告诉我们语词如何与世界关联。指称问题是语言哲学中讨论得最热烈的问题。何以如此,martinich的一句话可以说是一语中的,“指称问题的确重要,因为哲学家的典型看法是:语言与实在相联系的主要方式是通过指称”(martinich 2001)。这个实在(reality)就是西方哲学家时时关注的存在(being)。看人们怎么用指称,就是看人们怎么用语言表示存在。frege的“论含义和指称”(frege 1952/1999),russell的“摹状语”(russell 1956),strawson的“论指称”(strawson 1950)等等,都是哲学家对指称问题的关注成果。他们的工作只是表明他们的观点:“语言与实在相联系的主要方式是指称”。也就是说,他们为了弄清实在是什么,才对语言中的指称感兴趣。
基于同样的理由,哲学家也对名称与指示词感兴趣,因为名称、指示词与指称相关。searle认为,每一个专名都与一组或多或少是确定的摹状语相联系,这组摹状语确定一个名称指示什么样的对象(searle 1958)。简言之,名称间接指示。kripke论证说,名称与它们的命名物直接关联。他推断说,专名确保在每一个可能世界中辨别出相同的个体(kripke 1972)。evans认为,无论是描述理论还是因果理论都回答“假定出现指称,什么东西确定什么样的对象被指称”这个问题(evans 1973)。
关于命题态度,哲学家是这样考虑的。“哲学家想要知道信念的对象是什么。”信念可否用一种语言学方式表述?他们认为,“信念可以有一种语言学的表述方式”(martinich 2001)。于是就出现了哲学家大量研究“玛丽相信/知道/认为/愿望/期待(等等表示命题态度动词)”的语句。实际上,这就是:存在某个被相信的事件(事件也可以成为对象,不是哲学家想不到这个上面来)或人。这是在用语言描写存在。
围绕语句的真值与词语的意义(truth and meaning)这个项目做文章的作者及作品很多,在此就不一一列举。语句的真值问题有什么哲学意义呢?西方哲学家大致上从两个方面来回答。第一,逻辑实证主义者有这样的看法:一个语句仅当它具有真值时才是有意义的。然后,另一些哲学家持不同意见:语句有没有意义不在于它是不是具有真值。若是这个语句是在做某件事,虽然它没有真假可言,却是有意义的语句。第二,哲学家传统上关注于人们所持的信念或所说的话是否为真;倘若为真,那么语言似乎必须以某种方式与世界相联系。只有语句为真,哲学家才能从语言中看到与世界相联系的地方,而一谈及“世界”就关上了西方哲学的千年老题:存在。
结论:从哲学旨趣到作为其副产品的语义学轨道。轨道1:世界的样态→语词如何与世界关联+语词/名称/命题指称什么→指称理论→语义学基础; 轨道2:世界的样态→语词如何与其他语词关联+语词如何与使用该语词的说话人的信念和意向相关→意义理论(指意义的真值条件理论)→语义学(作为一种副产品)。(注意:在二值逻辑的前提下)
2.2 从意义理论到语用学
2.21 二值逻辑的束缚
根据二值逻辑,一个句子非真即假。而逻辑实证主义者却认为:一个语句仅当它具有真值时才是有意义的。于是语言中大量没有真值的句子,如祈使句“请开门!”所有疑问句,道德判断句“你不该那样做”等等,都成了无意义的句子,但直觉告诉我们,这个结论显然是错误的。
2.22 austin的哲学研究对语用学的提升
为了挣脱二值逻辑的束缚,austin提出“言有所述句”(constatives)与“言有所为”(performatives)的划分(austin 1962)。前者描述事态,事态为真为假,依赖于它们是否与世界的样态相符。后者不具有真假值,但有适切条件(felicity conditions)的限制。后来他取消了这样的划分,认为一切言语都是言有所为,我们说话就是在做事。searle发展和改进了austin的言语行为理论,强调言语行为与说话人的信念和意向的关系。言语行为理论后来成为语用学家的经典话题,而austin等哲学家的原意不过是在为没有真值的句子也有意义而寻找解释的理由?。
转贴于论文联盟
2.23 wittgenstein的意义使用论
wittgenstein的“意义即使用”观点认为,句子的意义在于使用,“不要问意义,要问使用”(wittgenstein 1953/1999)。也就是,他将语言意义约束在论文联盟语言使用的游戏中。在他看来,运用语言是一种活动,我们使用的语词在不同的场合会有不同的意义。“想象一种语言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形式”(forms of life)(《哲学研究》第19节)。这是当代语用学中较有影响的意义使用理论。
2.24 grice的意义理论
grice (1957)批驳逻辑实证主义的意义证实论。他认为,意义是会话双方互动的产品,不能脱离人的交际意图孤立地进行分析。说话人a 必须试图使话语x在听话人身上产生某种效果;同时,听话人必须领会到说话人的这一意图。交际实际上是意图的传递与交流。显然,grice把语言的意义与人的心智关联了起来。grice意义理论一直是语用学的经典话题。
结论:从哲学旨趣到作为其副产品的语用学轨道:世界的样态→语词如何与其他语词关联,语词如何与使用该语词的说话人的信念和意向相关→意义理论(意义的使用理论+多元划分+意义是互动的产品)→语用学(作为一种副产品)。(注意:冲破了二值逻辑的束缚)
比较上文提到的轨道2,才知道为何都从世界的样态出发,却得到了不同的结果:一个是语义学,别一个却是语用学。
2.3 从意义理论到不同语言与文化之间的翻译论
tarski为了最终地提出真(值)的语义理论(the semantic theory of truth)(tarski 1956),需要克服许多困难,其中之一是如何避免像说谎者悖论那样的语义悖论。他的智慧是,首先区分工具性语言(a metalanguage)与对象性语言(an object language)。我们用工具性语言来谈论、解释和分析对象语言即被讨论的语言的特性。为了避免自我指称问题,他建议,“为真”、“为假”这个两个词应该放在工具性语言里做谓语,而不是放在对象语言里作谓语(baghramian 1999:42)。于是,对tarski的t-约定:x is true iff p,我们可以这样例示:
“snow is white” is true iff snow is white.
此句中,引号内为对象语言,引号外为工具性语言,是对对象语言的解释。
工具性语言概念被钱冠连(2003d)扩展,而应用到对翻译的思考。他说,工具性语言是解释、分析和讨论对象语言的语言。也就是说,工具性语言是对对象语言的解释和再度解释。这是一种语言之内的解释。不同语言和文化之间的翻译正是一种语言之内解释关系的延伸。因此,不同语言和文化之间的翻译是一种工具性语言的扩展观。
直接关注和思考翻译问题的英美哲学家有quine (1960)和其学生davidson (1970/1975)。为了搞清楚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用纯经验的方式证明从一种语言译为另一种语言的问题,quine提议应研究最原始翻译(radical translation)的情形,即“迄今为止从没有接触过外界的人的语言的翻译”。 他把翻译场景拉远到一个文明世界首度发现的原始部落,假想一个田野工作的语言学家,试图翻译该部落的土著语言,通过对这种情形的考察,我们可以弄清楚,翻译的要求和条件是什么。davidson将“最原始的翻译”扩展为“最原始的解释”(radical interpretation),以包括同一种语言之间的解释和理解。要理解某人的语言,必须依赖双方具有相同的对世界的看法,这就是davidson,quine 所称的“信念沟通原则”(principle of charity)。davidson论证,如果我们所知道的全部就是说话人认为是真的句子,而且,如果我们不能设想他的语言就是我们自己的语言,那么,我们连翻译的第一步都无法迈出。既然对信念的认识来源于解释词的能力,那么,我们从一开始便必须假设存在着普遍的一致。因此,信念沟通原则便是认定某人具有某种信念心态的前提条件。
结论:从哲学旨趣到作为其副产品的翻译论:轨道1:语义悖论→对象语言与工具性语言的区分→解释关系(同一语言之内解释)→不同语言与文化之间的翻译→翻译论(作为副产品);轨道2:翻译手册→最原始的翻译→解释(早先不知道的外语的翻译)→(学习/翻译/解释一种语言的要求和条件)→翻译论(作为一种副产品)。
2.4 从哲学研究到作为其副产品的句法
结论:从哲学旨趣到作为其副产品的句法轨道:dummet的轨道:哲学的目的→思想结构的分析→通过对语言的分析(作为思想的工具)→句法(作为副产品)(dummet 1991);russell的轨道:传统的哲学问题→哲学句法的功用→句法(作为副产品);钱冠连的建议:句子的结构→宇宙的结构→思想的结构→语言、宇宙、思想三者的同构→语言全息论→句法(作为一种副产品)(钱冠连2003a)。
3 受分析传统的语言哲学启发而产生的新的语言学发现
我们应该充分挖掘与利用西方语言哲学资源中的营养与智慧,以新的视角去关注如何将语言问题和现实的外部世界、人的行为、社会交际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起来。这便是所谓的节外生新枝。下面是朝这个方向努力的几个例示。
3.1 纯分析性考试模式危害外语教学
这个问题,对于处在相当迷信现代化考试手段(纯分析性考试,即打钩钩、画圈圈)的中国外语人,是听不进去的。我们曾经在多种场合指出:还是要整合性考试,纯分析性考试弊大于利(钱冠连 2003b)。如果我们搬出著名哲学家的话便是:“现在存在着一种很大的压力,竞相利用新的教育技术,借助最新的科学发展来设计课程与教学方法……这些方法可能加害与扭曲创造能力的正常发展,因为这些方法削减了呈现在爱探索的头脑面前的这些材料的范围与复杂性,把行为放在一些固定的框框之内限制起来了” (chomsky 1972, baghramian 1999: 295)。
难道,搞掉人的创造能力就是现代教育的目标吗?
3.2 修辞新论
猜想:凡是语言使用过程中,涉及呈现方式、描述属性与认知活动时,必涉及修辞活动。修辞可以是一种哲学活动:(1) 从寻找不同的呈现方式与不同的认知内容出发(frege 1952, 1999):土豆(埋在土里的黄豆,比喻),洋芋(从南美洲输入的芋状植物,报告来源),洋芋就是马铃薯(像挂在马脖子下的铃,比喻);(2)从转贴于论文联盟
描述(摹状)事物属性与交待事物指称出发(russell 1956):“打不倒的矮个子”(形象比喻与坚强比喻);(3)从讨论事物的非严格(非固定)指示记号出发(kripke 1972/1980);(4)从工具性语言出发(tarski 1956);(5)从认知相似性出发(wittgenstein 1953/1999):这里的修辞用法的机理是:选择了一个既相似又偏离于原型的最新最巧的表达式,如“猪脑袋”形容愚蠢如猪;(6)从寻求命题事态出发;(7)从寻求语言与存在之间的关系出发:“猴子探海”:我们是在欣赏像猴子的岩石,还是在欣赏导游的语言艺术(钱冠连 2003c)?
3.3 后语言哲学路子
分析哲学家本来是用语言分析解决形而上学的千年老题,我国一批语言哲学博士从分析哲学的老问题中,充分挖掘与利用西方语言哲学资源中的营养与智慧,以新的视角去关注语言问题和现实的外部世界、人的行为、社会交际与日常生活。他们用这种节外生新枝的办法,解答了一些颇有意义的哲学问题。例如,《在语言中盘旋——先秦名家“诡辩”命题的纯语言思辨理性研究》(刘利民2007),这个研究以语言性认知操作三模式论为框架,对先秦名家的思想命题进行了分析,提出了一种新解释,引起了我国哲学界的充分论文联盟注意。又如,《咖啡的芳香:论感觉经验的不可说性》(梁瑞清 2007),该文在对不可说进行概念分析的基础之上,指出传统的不可说问题其实是指感觉经验的现象属性以及感觉话语的现象意义具有弱式不可说性,提出了语言地图说、感觉话语的意义三分说和经验网络假说等原创理论。又如,《明达语言维度观及其哲学关照》(王爱华2007),这个研究在前人从哲学和语言学路向对明达语言(metalanguage) 研究的基础上建构了明达语言维度观 (a dimension view of metalanguage),并以此视角审视语言哲学里的三个重要而又具有争议的话题:(1)语言与实在的关系;(2) 语言与心智 (mind) 的关系;(3)语言的不完备性。对每一个话题,本文 都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1.从本体论到认识论的转向
古希腊哲学以本体论问题为核心,致力于探究世界的本原。“一切形而上学(包括它的反对者实证主义)都说着柏拉图的语言。”[1]61《逻辑哲学论》的命题1和2也论述着世界的构成,反映了世界的逻辑构造的逻辑原子主义思想。但传统的世界观认为世界就是物的集合,物和原子均可分,且按照自然科学的观点可以无限分下去,维特根斯坦却将组成世界的元素限定在了“对象”上,相应的事态就是逻辑原子,且认为“对象”并不是各自孤立的,“在事态中对象就像链条的环节那样互相勾连(2•03)”。命题1和2映射的本体论思想和古希腊时期自然哲学家们讨论的本体论已有很大差异,超越了古希腊时期对世界、对自然朴素的态度,超越了古希腊时期对本体论问题的两种解释方式———以某种具体的物质作本原来解释世界和以数作本原来解释世界。在亚里士多德时代,哲学就包含物理学、伦理学和逻辑学等三种知识,前两者属于本体论的研究范围,而逻辑学则属于认识论范畴。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分别从自然哲学和道德哲学中分化,加之近代自然科学的迅猛发展和实证主义的影响,近代西方哲学排斥对形而上学的研究,这就导致了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心理学和逻辑分析的方法较多被采用,分析和归纳成为近代认识论的关键词。《逻辑哲学论》的命题3和命题4提出的图像论恰好反映了西方哲学的认识论转向。这两个命题提出了关于思想和命题的图像论,阐述了关于事实、逻辑图像和思想的关系。思想被看做是事实的镜子,因为事实的逻辑结构就反映在思想中。维特根斯坦指出事实存在于逻辑空间中,而不是存在于现实世界中。“每个事物都像是在一个可能事态的空间里。我可以设想这个空间是空的,但是我不能设想没有这空间的事物(2•013)。”其中的现实世界和可能世界的关系怎样?逻辑上的可能世界如何才能达到对现实世界的认识?如何才能在现实世界中寻求知识的确定性?必定有一种连结可能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共同的东西。维特根斯坦认为这种共同的东西就是我们的思想,而思想又是在逻辑空间中的活动,所以现实世界中的图像是由逻辑形式为我们所认识的。我们都是根据逻辑在思想,“我们不能思想非逻辑的东西,否则我们就必须非逻辑地思想(3•03)”。维特根斯坦的图像论阐释了思想以逻辑为工具对事实的把握,它用图像来联系事实领域和命题领域。“图像就成了区分真正的命题与似是而非的命题的标准,它为命题与非命题划定了界限。”[2]438
2.从认识论向语言学的转向
西方哲学经历了古代强调对客体世界本原进行探究的本体论时代、近代强调对人类认识的本质、结构及其相关问题进行追寻的认识论时代,以及当下强调对作为认识工具和思想表达形式的语言进行探究的语言学时代。“当今各种哲学研究,都涉及一个共同的研究领域,这个领域就是语言。”《逻辑哲学论》命题5和6强调了语言和命题是思想表达的手段。维特根斯坦将全部哲学问题归结为语言的问题,“全部哲学都是一种语言批判(4•0031)”。此论述实际隐含了西方哲学由认识论向语言学的转向。在自然科学领域,由于爱因斯坦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出现,物理学由宏观领域转向微观领域,导致物理学传统范式“解题能力”的弱化。认识论困境部分导致了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我们理解和表达思想的方式只能是语言,我们在谈论思想时其实是在谈论语言,所以语言必须符合逻辑。“在语言中不能表现任何‘违反逻辑’的东西,就像在几何学中不能用坐标来表现违反空间规律的图形,或者给出一个并不存在的点的坐标一样(3•032)”,否则就会出现歧义和理解混乱。在罗素的导言中就明确提出:“传统的哲学和传统的解决是怎样由于符号系统原则的无知和对语言的误用而产生出来的。”[3]3维特根斯坦把传统哲学的错误看做是错误地使用语言的结果,因此《逻辑哲学论》就是要通过解释日常语言的逻辑缺陷表明传统哲学的错误根源。所以解决哲学问题的关键就在于理清语言自身的逻辑与日常应用。只要语言符合逻辑就可以通过它找到知识的确定性。“我的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5•6)。”要在哲学研究方法上进行逻辑主义的思维,必须将传统研究方法从“主观”转向“客观”,即从主观的思维逻辑转向客观的语言逻辑。
二、实践解释学的方法论意蕴
国内学者俞吾金强调了马克思“实践”概念的理论穿透力,认为马克思在解释学领域中发动了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这一革命的“主旨是确立实践在人的全部理解和解释活动中的核心作用”[4]5。实践解释学不同于解释学哲学、哲学解释学以及与之相关的历史解释学等范畴,实践解释学以实践取向的唯物主义为背景,建立了世界和人的“意义性”关联和“解释学关联”。它是实践的、历史的、批判的、总体性的解释学方法,“使语言、文本、结构、观念通过实践向生活、历史、人、现实开放,形成语言与生活之间的解释学循环、文本与历史之间的解释学循环、结构与人之间的解释学循环以及观念与现实之间的解释学循环”[5]47-50。哲学是一项澄清思想的实践,而语言又是表达思想的手段,可以说,哲学是一项澄清语言并使其有意义的实践。既然如此,理解和解释在此过程中就不可或缺。而要避免误解,解释学在澄清思想上又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正如法国解释学家保罗•利科尔给解释学下的定义,“解释学是关于与文字相关联的理解过程的理论,其主导思想是作为文本的话语的实现问题”。施莱尔马赫也认为,“哪里有误解,哪里就有解释学”[6]41-45。在他看来,“误解是普遍的,而解释是避免误解的艺术,理解需要解释规则系统的帮助,排除误解,达到正确的理解”[7]113。实践解释学把对象和现实看做是主体实践的结果,对象和现实的“属人意义”必须通过实践活动来得到理解。由于语言是一种特殊的实践,所以这种辨证唯物主义观点为我们理解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语言提供了很好的分析工具,使得语言批判具有了实践解释学意味———我们可以对“可说的”进行基于实践的解释,对“不可说的”进行基于实践的理解。解释和理解的区分导源于J.德罗伊森的《历史概论》(1858)和狄尔泰《精神科学引论》(1883),它在抵制自然科学方法的背景下提出,凸显了人文科学的独特视域,对海德格尔存在主义的解释学具有启发意义,且对我们分析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批判也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三、实践解释学视域中的《逻辑哲学论》
维特根斯坦一直认为世界以两种形式存在,即“可以说的”与“不可以说的”。所谓“可以说的”就是能够用逻辑语言言说的东西,而“不可说的”就是无法用逻辑语言表达的东西。《逻辑哲学论》的前六个命题特别是命题5和命题6主要分析了“可说的东西”,而作为一个没有子命题的独立命题,命题7则意犹未尽却清楚明白地表达了对“不可说的东西”的态度,与前述其他命题中体现出的对“可以说的”事物的态度———用逻辑语言说清楚———形成了鲜明对比。根据我国学者俞吾金和李金辉的观点,我们认为哲学不应该回避“不可说的”,而应从实践解释学视角回应或处理“不可说的”问题。
1.“可说的”———基于实践的解释
维特根斯坦认为,哲学的使命不是提出命题,而是要澄清命题,即从逻辑上解释清楚思想。但语言并非是完全符合逻辑的,而且即便是符合逻辑的语言也并非能完成语言的使命———能够应用于日常表述,如科学世界的语言就无法应用于生活世界。传统哲学弊病的根源在于它总是试图去创造一些不可说的、无法用逻辑语言解释的命题。这样的形而上的命题都是无意义的命题。与形而上的命题相对,维特根斯坦认为:“哲学中正确的方法是:除了可说的东西,即自然科学的命题———也就是与哲学无关的某种东西之外,就不再说什么。而且,一旦有不想说的某种形而上学的东西时,立刻就向他指明,他没有给他的命题中的某些记号以称谓(6•53)。”因此,“哲学的目的是从逻辑上澄清理解,哲学不是一门学说,而是一项活动。哲学著作从本质上来看是由一定解释构成的,哲学成果不是一些哲学命题,而是哲学的澄清(4•1112)”。我们认为,哲学澄清的本质即基于实践的解释。解释(Explain)由表示“外面”和“以前”的前缀Ex-和表示“简单易懂”的词根plain组成,它意味着“从外面对世界进行简单易懂的研究”。此种意义上的“解释”正好对应着科学与哲学分野后的科学知识,亦即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可说的东西”(即自然科学的命题),这种解释性的澄清也应该以逻辑分析或语言分析为基础。问题在于,逻辑分析或语言分析与实践紧密相连。实践解释学中的实践概念是需要解释的、受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制约的并随着这种条件的改变而改变的概念。维特根斯坦在其后期著作《哲学研究》中所提出的“语言游戏说”明确指出,语言和词语都是工具,其意义取决于其用法。“语言的用法十分繁多,每个个别的语言表达(陈述、问题、命令等)都嵌在比较广阔的语言和超语言行为的环境之中,维特根斯坦说,‘想象一种语言就是想象一种生活方式’。”[2]440这一思想与马克思所说的实践有一定重合之处。马克思所说的实践有多重含义,我国学者李金辉对此进行了详细的文本梳理,认为“实践”经历了由《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哲学上的和总体性的概念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实践的演变过程。[8]34很明显,包括语法、语义和语用等在内的语言是实践本身或实践的产物。因此,我们认为对“可说的东西”进行批判,就是对作为实践的语言进行解释。
2.“不可说的”———基于实践的理解
维特根斯坦认为,“真命题的总体就是全新自然科学(或自然科学的总体)(4•11)”,而“哲学不是自然科学之一(4•111)”。所以,哲学所提的命题就不是真命题,但哲学又并非无用,它“为自然科学划定可以在其中争论的范围(4•113)”。哲学应当为能思考的东西划定界限,从而也为不能思考的东西划定界限(4•113),而且,“没有哲学,思想就会模糊不清(4•112)”。由此可见,哲学命题虽然不是自然科学命题中的真命题,但仍然有实践价值。因此,我们不能轻率地像维特根斯坦那样将哲学命题划归为“不可说的”而对其保持沉默,而应该对其进行实践解释学分析,即基于实践的理解。伽达默尔将解释学当做一种方法和注释文本的技术,海德格尔则将解释学当做“哲学”,注重对存在本身———定在的本体论诠释。将解释学由“方法、技艺”看做是“哲学”,导致了认识论的基础与本体论的基础的对立。然而在阐明某些概念这一哲学任务中,认识和本体并不是对立的,而应是统一的。正如利科尔所说:“解释学不是对人文科学的思考,而是对人文科学据此建立的本体论基础的说明。因此,对于我们来说,关键的一句话是:因此,被看作是解释学的内部包含着在引申意义上被称为是解释学的东西的根基:人文科学方法论。”[6]54按照狄尔泰的观点,“我们把从通过感官接收的符号中识别出某种内在内容的过程称为理解”。而理解(Interpreta-tion)英语前缀Inter即有“内在”和“相互”之意。在解释学的意义上,所谓“理解”就是人的一种通过反身性达到内在性的把握的过程。“理解”意义上的展现,不是那种人不在场的自在过程,而是人的现实活动开启并参与生成的过程。[9]1-3此种“理解”方法是人文科学方法论,可以作为哲学命题分析的基础。作为人文科学方法的“理解”有助于我们将“不可说的东西”说清楚,这依赖于本体论和认识论两个层面的行动和实践。维特根斯坦认为,“思想是有意义的命题(4)”、“关于哲学问题所写的大多数命题和问题,不是假的而是无意义的(4•003)”。要揭示被掩盖意义的问题,就需要主客体双向度理解。而这种特殊实践就是解释主体和解释客体间的双向互动行为,而不是单向度的注释。历史解释学认为,生存实践属于人类的历史、传统和文化,因此,实践不是苍白的行动,而是包含着历史、传统和文化等背景要素。施莱尔马赫所要避免的“误解的理解”就是单向度的无背景参与的理解。
中图分类号：H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10-0014-03
一、 维特根斯坦及其思想简介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是一个跨越19世纪与20世纪的著名哲学家，他在英国哲学界乃至世界哲学史上都有着无与伦比的重要地位，他开创了世界早期分析哲学的先河，是世界哲学史上第一个从语言的角度来思考和分析世界的人。在他的一生中，主要发展了两种哲学思想，一种就是他生前的《逻辑哲学论》作为代表作品，在逻辑实证领域有过一定的影响，其中表达了他自身对于逻辑、语言以及哲学方面的追求，当然也适当的讨论了一些他的恩师弗雷格和罗素的观念。另外一种就是他去世后，他的弟子出版的《哲学研究》作为代表作品，这是他生前经过了一段中期思想的反省和沉淀之后形成的后期思想，主要使用了动态的语言用法分析方法，强调了日常语言的不同用法，还规定了语言具有一定的约定本质。虽然我们更多的是讨论其前后期的哲学思想，但是，事实上，他中期的哲学思想也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其中的代表作为其后期的《哲学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我国对于维特根斯坦的研究时间并不长，但我们国内的学者对于他哲学观、语言观以及研究方法的研究却是非常热衷的，并出版了《维特根斯坦全集》。
二、 维特根斯坦前后期语言哲学观
（一）前期哲学观和语言观
维特根斯坦前期的语言哲学主要包括了逻辑原子主义、图像论、真值函项理论以及关于可说不可说等的思想内容。这些内容主要体现在他生前的著作《逻辑哲学论》当中。在该著作中，维特根斯坦认为，哲学就是一门从逻辑上澄清思想和命题的活动，并不是一门简单的理论或者学说。在他的视野里，世界、思想和语言都是具有共同逻辑结构的，那些可以说的就是事实，而那些逻辑形式等却是不可言说的。在这个阶段，他主要追求的是语言的确定性，并对意义的指称论持赞成态度。我们要很好的了解他前期的语言哲学观，就要首先了解下他在这段时期的哲学观。就他前期哲学观来说，主要包含了图像论，可说与不可说的境界。就图像论来说，这是维特根斯坦在前期哲学思想中提出来的论点，也是他前期哲学的主要观点。据图像论来说，语言就是世界的图像，而世界又是事实和对象的总和。联系语言与世界的纽带就是逻辑或者叫逻辑结构。一个命题只有当它具有了图像性质，才可以有一定的含义。换句话说，语言具有逻辑图像性质，语言与世界之间遵循了一种称之为“投影”的规则。那么，人们在使用语言的时候，又会触及到可说与不可说的境界，因为按照维特根斯坦的观点，自然语言的内在逻辑形式都是被表面的语法形式所掩盖，我们在使用语言的时候，需要使用逻辑上完善的语言，但是，并不代表这就一定能很好地描述世界，表达出思想，这是因为自然语言是有逻辑限度的，并不是任何东西都可以使用语言来表达的，也就是说在世界上还存在着一些无以言表的领域，因而，根据此理念，维特根斯坦明确区分了语言的界限，把那些在语言界限以内的东西认为是可以说的，在语言界限以外的东西认为是不可言说的，要保持沉默。事实上，维特根斯坦也坚持了这种理念，语言可以用来表达那些可以说的东西，但是，他认为那些不可言说的东西并不是毫无意义的，而是可以采用其他办法来表达的，即用可以说的东西来推测不可说的东西，即“显示”不可说的东西的过程。严格来说，这种不可说的境界贯穿于维特根斯坦整个哲学观中，是前后期哲学观的有效连接纽带。维特根斯坦的前期除了哲学观以外，还有语言观，这也是他非常独特的地方。在他的前期语言观中，主要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即语言是世界的图像，还有就是语言具有一定的界限。在维特根斯坦哲学观中的图像论看来，思想是逻辑结构或者连接关系，而在逻辑中表达的思想就是命题。人们只有在事实或者事态的逻辑图像中才能真切的感知到思想的存在，而思想也只有通过命题才能表达出来。从本质上来说，语言就是世界的一幅总图像，语言与世界具有相同的逻辑结构，一旦语言脱离了逻辑结构，那么，这些语言表达形式就不具有意义。至于他的语言界限观点，由于前期的他主要侧重于理想语言的研究，他认为要解决自然语言给整个哲学带来的混乱问题就要使用符合逻辑结构的语言。但是，也并不是所有符合逻辑的语言都是能够表达出来的，事实上，任何语言都是有一定限度的。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维特根斯坦语言界限的思想。此外，逻辑本身也是有限度的。因而，维特根斯坦区分了“可说的”和“不可说的”领域，语言属于“可说的”，逻辑形式等属于“不可言说的”，但是可以通过“显示”来认识和理解。维特根斯坦前期的语言哲学观研究的理想语言脱离了实际生活范畴，不能解决语言方面的根本性问题。[1]
（二）后期哲学观和语言观
后期的维特根斯坦哲学才是他整个哲学思想的核心所在，其主要内容就是“语言游戏说”。在后期的哲学当中，维特根斯坦抛弃了前期的意义指称论，否定了意义的观念论，转而倾向于意义的使用理论。他把前期将语言和意义区分开来的想法摒弃，认为语言的意义与使用是分不开的，因而提出了语言游戏说。从本质上来说，也可以称为家族相似的语言观，正是这种后期的哲学语言观才有了日常语言学派的形成和发展，它纠正了早期哲学中对于语言的某些错误观点，认为哲学中的某些就是由于语言使用的过程中出现了偏差，因而，他在后期提出了一种治疗型的哲学观。就其后期哲学观来说，主要包括了语言游戏说、家族相似性以及生活形式等三个方面的内容。[2]在“语言游戏说”中，维特根斯坦把日常生活使用语言的活动比喻成了各种游戏，这些语言游戏是无法定义的，它们只是描述了现实生活中的语言现象或者可以想象的各种言语行为，人们通过各种语言游戏来展示他们使用语言的过程和方法等。语言游戏说认为语言是一种活动，是与现实中很多其他行为交织在一起的游戏活动，并遵循一定的游戏规则。根据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描述的那样，我们可以将语言游戏分为五个基本特征，即自主性，无须证明和反思，非推论性、规则性、多样性和易变性。而维特根斯坦自己也在《哲学研究》中把语言游戏概括为三个方面的特征，即无限多样性、主体的参与性以及语词和语句的工具性。他认为我们人类只有遵守一定的语言游戏规则才能完成顺利的沟通，而语言的界限事实上就是人类世界的界限。就“家族相似性”而言，维特根斯坦认为他举出的多个语言游戏之间就像一个大家族的多个成员一样，本质各异，但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这个理论是以其前期的图像论为哲学基础的，各种语言游戏之间没有固定的规则可遵循，但是它们可以以多种方式联系在一起，这就是“相似性”。除了“语言游戏说”以外，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也是其后期哲学中的精髓所在，是很多重要哲学概念和思想形成的基础。但是，关于“生活形式”的概念并不是维特根斯坦本人提出来的，而是由后来者提出来的。综合多个方面的建议，笔者认为，生活形式指的就是各种社会规范和宗教形式等，它是由各种实践活动组成的，而语言又是与人们的现实生活紧密相连的，因而，语言游戏始终贯穿于生活形式之中。在后期的语言观中，维特根斯坦主要介绍了其意义在于使用，日常语言研究，语言不存在本质等三个方面的内容。在后期的著作《哲学研究》中，维特根斯坦提出了“意义即使用”的中心思想，亦即说语言中的词语意义就是其用法，这与他前期的语言观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甚至可以说是截然不同的观点。[3]语言的意义只有在被使用的时候才能够具有。换句话说，语言中某个词语的含义是由使用者的表达目的，词语所在的语境以及具体语境（亦即语言游戏和生活形式）等多个方面的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意向性是维特根斯坦后期语言观中的一个重要特征。虽然维特根斯坦前后期的哲学观基本上一致的，但是，前期主要侧重于理想语言，而后期主要转向了日常语言，前期注重逻辑，后期注重使用，也就是说后期的语言研究主要倾向于对于日常生活语言使用的研究。此外，他还否认了语言存在本质的说法，体现了他的反本质主义倾向。[4]
三、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观
对于语言学习的启发 无论是前期的逻辑图像论还是后期的语言游戏说等，都是维特根斯坦从哲学角度来观察和分析语言的，可以说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对于语言学的独特贡献。他的哲学思想主要经历了前后两个阶段，当然也有中期阶段，但中期阶段主要是从前期向后期转变的沉淀和反省过程，是后期思想形成的过渡时期。虽然有不少学者认为维特根斯坦前后期的语言哲学思想是相互对立的，但是，笔者认为，后期哲学思想是对前期哲学思想批判地继承，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它们的区别并不是本质上的区别，更多的属于技术差异。严格来说，维特根斯坦语言观对于语言学习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但也有消极的方面。就积极方面而言，它罗素的逻辑原子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础和逻辑准备，深刻地影响了逻辑实证主义，牛津日常语言学派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但是，它也有消极方面，即颠覆了传统的哲学形象，动摇了哲学存在的根基，还由于对西方文化的激烈批判而违背了人类生活的实际情况，直接对后哲学文化产生了较为深刻的负面影响。但是，无论如何，维特根斯坦的前期《逻辑哲学论》和后期《哲学研究》都从哲学的视角对语言学习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使得哲学研究向着语言研究转变和联系。他前期的意义指称论、语言界限论和后期的家族相似性，规则“悖论”以及针对私人语言观点，都对语言学习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作为世界上顶级的哲学思想家，维特根斯坦突破了很多哲学传统，让人们能够从哲学的角度来思考语言，思考人类文化。他的哲学思想给西方哲学带来了新鲜的血液和营养，使得哲学研究的根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并给西方哲学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使得哲学研究开始了向语言学方向的转变。甚至有人把他与伟大的语言学家索绪尔并列为对现代语言学影响最大的两个人物，这对于他来说是非常大的殊荣，因为他并不是一个语言学家，而是一个哲学家，但他却对语言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哲学思考过程就是对语言的批评过程，并试图把人们从语言的牢笼中解放出来，这是他对语言学习的最大贡献，给人们研究语言学习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道路。
摘要： 在西方哲学史上，维特根斯坦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语言哲学开创人，他是世界上第一个从语言视角来观察世界和理解世界的人，其提出的语言哲学观主要分为前期的语言逻辑图像论和后期的语言游戏学说。无论是前期还是后期语言哲学观，都对西方哲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尤其是后期的哲学思想直接推动了语用学的研究。本文将重点讨论前期和后期哲学的语言学习观点，并分析其对于当代的语言学习有哪些影响和启发，并通过深刻的理解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观，来更好地加强我们的语言学习。
关键词：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语言图像论；语言游戏说
中图分类号：H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10-0014-03
一、 维特根斯坦及其思想简介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是一个跨越19世纪与20世纪的著名哲学家，他在英国哲学界乃至世界哲学史上都有着无与伦比的重要地位，他开创了世界早期分析哲学的先河，是世界哲学史上第一个从语言的角度来思考和分析世界的人。在他的一生中，主要发展了两种哲学思想，一种就是他生前的《逻辑哲学论》作为代表作品，在逻辑实证领域有过一定的影响，其中表达了他自身对于逻辑、语言以及哲学方面的追求，当然也适当的讨论了一些他的恩师弗雷格和罗素的观念。另外一种就是他去世后，他的弟子出版的《哲学研究》作为代表作品，这是他生前经过了一段中期思想的反省和沉淀之后形成的后期思想，主要使用了动态的语言用法分析方法，强调了日常语言的不同用法，还规定了语言具有一定的约定本质。虽然我们更多的是讨论其前后期的哲学思想，但是，事实上，他中期的哲学思想也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其中的代表作为其后期的《哲学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我国对于维特根斯坦的研究时间并不长，但我们国内的学者对于他哲学观、语言观以及研究方法的研究却是非常热衷的，并出版了《维特根斯坦全集》。
二、 维特根斯坦前后期语言哲学观
（一）前期哲学观和语言观
维特根斯坦前期的语言哲学主要包括了逻辑原子主义、图像论、真值函项理论以及关于可说不可说等的思想内容。这些内容主要体现在他生前的著作《逻辑哲学论》当中。在该著作中，维特根斯坦认为，哲学就是一门从逻辑上澄清思想和命题的活动，并不是一门简单的理论或者学说。在他的视野里，世界、思想和语言都是具有共同逻辑结构的，那些可以说的就是事实，而那些逻辑形式等却是不可言说的。在这个阶段，他主要追求的是语言的确定性，并对意义的指称论持赞成态度。我们要很好的了解他前期的语言哲学观，就要首先了解下他在这段时期的哲学观。就他前期哲学观来说，主要包含了图像论，可说与不可说的境界。就图像论来说，这是维特根斯坦在前期哲学思想中提出来的论点，也是他前期哲学的主要观点。据图像论来说，语言就是世界的图像，而世界又是事实和对象的总和。联系语言与世界的纽带就是逻辑或者叫逻辑结构。一个命题只有当它具有了图像性质，才可以有一定的含义。换句话说，语言具有逻辑图像性质，语言与世界之间遵循了一种称之为“投影”的规则。那么，人们在使用语言的时候，又会触及到可说与不可说的境界，因为按照维特根斯坦的观点，自然语言的内在逻辑形式都是被表面的语法形式所掩盖，我们在使用语言的时候，需要使用逻辑上完善的语言，但是，并不代表这就一定能很好地描述世界，表达出思想，这是因为自然语言是有逻辑限度的，并不是任何东西都可以使用语言来表达的，也就是说在世界上还存在着一些无以言表的领域，因而，根据此理念，维特根斯坦明确区分了语言的界限，把那些在语言界限以内的东西认为是可以说的，在语言界限以外的东西认为是不可言说的，要保持沉默。事实上，维特根斯坦也坚持了这种理念，语言可以用来表达那些可以说的东西，但是，他认为那些不可言说的东西并不是毫无意义的，而是可以采用其他办法来表达的，即用可以说的东西来推测不可说的东西，即“显示”不可说的东西的过程。严格来说，这种不可说的境界贯穿于维特根斯坦整个哲学观中，是前后期哲学观的有效连接纽带。维特根斯坦的前期除了哲学观以外，还有语言观，这也是他非常独特的地方。在他的前期语言观中，主要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即语言是世界的图像，还有就是语言具有一定的界限。在维特根斯坦哲学观中的图像论看来，思想是逻辑结构或者连接关系，而在逻辑中表达的思想就是命题。人们只有在事实或者事态的逻辑图像中才能真切的感知到思想的存在，而思想也只有通过命题才能表达出来。从本质上来说，语言就是世界的一幅总图像，语言与世界具有相同的逻辑结构，一旦语言脱离了逻辑结构，那么，这些语言表达形式就不具有意义。至于他的语言界限观点，由于前期的他主要侧重于理想语言的研究，他认为要解决自然语言给整个哲学带来的混乱问题就要使用符合逻辑结构的语言。但是，也并不是所有符合逻辑的语言都是能够表达出来的，事实上，任何语言都是有一定限度的。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维特根斯坦语言界限的思想。此外，逻辑本身也是有限度的。因而，维特根斯坦区分了“可说的”和“不可说的”领域，语言属于“可说的”，逻辑形式等属于“不可言说的”，但是可以通过“显示”来认识和理解。维特根斯坦前期的语言哲学观研究的理想语言脱离了实际生活范畴，不能解决语言方面的根本性问题。[1]
（二）后期哲学观和语言观
后期的维特根斯坦哲学才是他整个哲学思想的核心所在，其主要内容就是“语言游戏说”。在后期的哲学当中，维特根斯坦抛弃了前期的意义指称论，否定了意义的观念论，转而倾向于意义的使用理论。他把前期将语言和意义区分开来的想法摒弃，认为语言的意义与使用是分不开的，因而提出了语言游戏说。从本质上来说，也可以称为家族相似的语言观，正是这种后期的哲学语言观才有了日常语言学派的形成和发展，它纠正了早期哲学中对于语言的某些错误观点，认为哲学中的某些就是由于语言使用的过程中出现了偏差，因而，他在后期提出了一种治疗型的哲学观。就其后期哲学观来说，主要包括了语言游戏说、家族相似性以及生活形式等三个方面的内容。[2]在“语言游戏说”中，维特根斯坦把日常生活使用语言的活动比喻成了各种游戏，这些语言游戏是无法定义的，它们只是描述了现实生活中的语言现象或者可以想象的各种言语行为，人们通过各种语言游戏来展示他们使用语言的过程和方法等。语言游戏说认为语言是一种活动，是与现实中很多其他行为交织在一起的游戏活动，并遵循一定的游戏规则。根据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描述的那样，我们可以将语言游戏分为五个基本特征，即自主性，无须证明和反思，非推论性、规则性、多样性和易变性。而维特根斯坦自己也在《哲学研究》中把语言游戏概括为三个方面的特征，即无限多样性、主体的参与性以及语词和语句的工具性。他认为我们人类只有遵守一定的语言游戏规则才能完成顺利的沟通，而语言的界限事实上就是人类世界的界限。就“家族相似性”而言，维特根斯坦认为他举出的多个语言游戏之间就像一个大家族的多个成员一样，本质各异，但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这个理论是以其前期的图像论为哲学基础的，各种语言游戏之间没有固定的规则可遵循，但是它们可以以多种方式联系在一起，这就是“相似性”。除了“语言游戏说”以外，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也是其后期哲学中的精髓所在，是很多重要哲学概念和思想形成的基础。但是，关于“生活形式”的概念并不是维特根斯坦本人提出来的，而是由后来者提出来的。综合多个方面的建议，笔者认为，生活形式指的就是各种社会规范和宗教形式等，它是由各种实践活动组成的，而语言又是与人们的现实生活紧密相连的，因而，语言游戏始终贯穿于生活形式之中。在后期的语言观中，维特根斯坦主要介绍了其意义在于使用，日常语言研究，语言不存在本质等三个方面的内容。在后期的著作《哲学研究》中，维特根斯坦提出了“意义即使用”的中心思想，亦即说语言中的词语意义就是其用法，这与他前期的语言观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甚至可以说是截然不同的观点。[3]语言的意义只有在被使用的时候才能够具有。换句话说，语言中某个词语的含义是由使用者的表达目的，词语所在的语境以及具体语境（亦即语言游戏和生活形式）等多个方面的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意向性是维特根斯坦后期语言观中的一个重要特征。虽然维特根斯坦前后期的哲学观基本上一致的，但是，前期主要侧重于理想语言，而后期主要转向了日常语言，前期注重逻辑，后期注重使用，也就是说后期的语言研究主要倾向于对于日常生活语言使用的研究。此外，他还否认了语言存在本质的说法，体现了他的反本质主义倾向。[4]
三、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观
对于语言学习的启发 无论是前期的逻辑图像论还是后期的语言游戏说等，都是维特根斯坦从哲学角度来观察和分析语言的，可以说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对于语言学的独特贡献。他的哲学思想主要经历了前后两个阶段，当然也有中期阶段，但中期阶段主要是从前期向后期转变的沉淀和反省过程，是后期思想形成的过渡时期。虽然有不少学者认为维特根斯坦前后期的语言哲学思想是相互对立的，但是，笔者认为，后期哲学思想是对前期哲学思想批判地继承，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它们的区别并不是本质上的区别，更多的属于技术差异。严格来说，维特根斯坦语言观对于语言学习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但也有消极的方面。就积极方面而言，它罗素的逻辑原子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础和逻辑准备，深刻地影响了逻辑实证主义，牛津日常语言学派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但是，它也有消极方面，即颠覆了传统的哲学形象，动摇了哲学存在的根基，还由于对西方文化的激烈批判而违背了人类生活的实际情况，直接对后哲学文化产生了较为深刻的负面影响。但是，无论如何，维特根斯坦的前期《逻辑哲学论》和后期《哲学研究》都从哲学的视角对语言学习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使得哲学研究向着语言研究转变和联系。他前期的意义指称论、语言界限论和后期的家族相似性，规则“悖论”以及针对私人语言观点，都对语言学习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作为世界上顶级的哲学思想家，维特根斯坦突破了很多哲学传统，让人们能够从哲学的角度来思考语言，思考人类文化。他的哲学思想给西方哲学带来了新鲜的血液和营养，使得哲学研究的根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并给西方哲学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使得哲学研究开始了向语言学方向的转变。甚至有人把他与伟大的语言学家索绪尔并列为对现代语言学影响最大的两个人物，这对于他来说是非常大的殊荣，因为他并不是一个语言学家，而是一个哲学家，但他却对语言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哲学思考过程就是对语言的批评过程，并试图把人们从语言的牢笼中解放出来，这是他对语言学习的最大贡献，给人们研究语言学习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道路。
摘要： 在西方哲学史上，维特根斯坦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语言哲学开创人，他是世界上第一个从语言视角来观察世界和理解世界的人，其提出的语言哲学观主要分为前期的语言逻辑图像论和后期的语言游戏学说。无论是前期还是后期语言哲学观，都对西方哲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尤其是后期的哲学思想直接推动了语用学的研究。本文将重点讨论前期和后期哲学的语言学习观点，并分析其对于当代的语言学习有哪些影响和启发，并通过深刻的理解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观，来更好地加强我们的语言学习。
关键词：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语言图像论；语言游戏说
中图分类号：H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10-0014-03
一、 维特根斯坦及其思想简介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是一个跨越19世纪与20世纪的著名哲学家，他在英国哲学界乃至世界哲学史上都有着无与伦比的重要地位，他开创了世界早期分析哲学的先河，是世界哲学史上第一个从语言的角度来思考和分析世界的人。在他的一生中，主要发展了两种哲学思想，一种就是他生前的《逻辑哲学论》作为代表作品，在逻辑实证领域有过一定的影响，其中表达了他自身对于逻辑、语言以及哲学方面的追求，当然也适当的讨论了一些他的恩师弗雷格和罗素的观念。另外一种就是他去世后，他的弟子出版的《哲学研究》作为代表作品，这是他生前经过了一段中期思想的反省和沉淀之后形成的后期思想，主要使用了动态的语言用法分析方法，强调了日常语言的不同用法，还规定了语言具有一定的约定本质。虽然我们更多的是讨论其前后期的哲学思想，但是，事实上，他中期的哲学思想也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其中的代表作为其后期的《哲学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我国对于维特根斯坦的研究时间并不长，但我们国内的学者对于他哲学观、语言观以及研究方法的研究却是非常热衷的，并出版了《维特根斯坦全集》。
二、 维特根斯坦前后期语言哲学观
（一）前期哲学观和语言观
维特根斯坦前期的语言哲学主要包括了逻辑原子主义、图像论、真值函项理论以及关于可说不可说等的思想内容。这些内容主要体现在他生前的著作《逻辑哲学论》当中。在该著作中，维特根斯坦认为，哲学就是一门从逻辑上澄清思想和命题的活动，并不是一门简单的理论或者学说。在他的视野里，世界、思想和语言都是具有共同逻辑结构的，那些可以说的就是事实，而那些逻辑形式等却是不可言说的。在这个阶段，他主要追求的是语言的确定性，并对意义的指称论持赞成态度。我们要很好的了解他前期的语言哲学观，就要首先了解下他在这段时期的哲学观。就他前期哲学观来说，主要包含了图像论，可说与不可说的境界。就图像论来说，这是维特根斯坦在前期哲学思想中提出来的论点，也是他前期哲学的主要观点。据图像论来说，语言就是世界的图像，而世界又是事实和对象的总和。联系语言与世界的纽带就是逻辑或者叫逻辑结构。一个命题只有当它具有了图像性质，才可以有一定的含义。换句话说，语言具有逻辑图像性质，语言与世界之间遵循了一种称之为“投影”的规则。那么，人们在使用语言的时候，又会触及到可说与不可说的境界，因为按照维特根斯坦的观点，自然语言的内在逻辑形式都是被表面的语法形式所掩盖，我们在使用语言的时候，需要使用逻辑上完善的语言，但是，并不代表这就一定能很好地描述世界，表达出思想，这是因为自然语言是有逻辑限度的，并不是任何东西都可以使用语言来表达的，也就是说在世界上还存在着一些无以言表的领域，因而，根据此理念，维特根斯坦明确区分了语言的界限，把那些在语言界限以内的东西认为是可以说的，在语言界限以外的东西认为是不可言说的，要保持沉默。事实上，维特根斯坦也坚持了这种理念，语言可以用来表达那些可以说的东西，但是，他认为那些不可言说的东西并不是毫无意义的，而是可以采用其他办法来表达的，即用可以说的东西来推测不可说的东西，即“显示”不可说的东西的过程。严格来说，这种不可说的境界贯穿于维特根斯坦整个哲学观中，是前后期哲学观的有效连接纽带。维特根斯坦的前期除了哲学观以外，还有语言观，这也是他非常独特的地方。在他的前期语言观中，主要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即语言是世界的图像，还有就是语言具有一定的界限。在维特根斯坦哲学观中的图像论看来，思想是逻辑结构或者连接关系，而在逻辑中表达的思想就是命题。人们只有在事实或者事态的逻辑图像中才能真切的感知到思想的存在，而思想也只有通过命题才能表达出来。从本质上来说，语言就是世界的一幅总图像，语言与世界具有相同的逻辑结构，一旦语言脱离了逻辑结构，那么，这些语言表达形式就不具有意义。至于他的语言界限观点，由于前期的他主要侧重于理想语言的研究，他认为要解决自然语言给整个哲学带来的混乱问题就要使用符合逻辑结构的语言。但是，也并不是所有符合逻辑的语言都是能够表达出来的，事实上，任何语言都是有一定限度的。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维特根斯坦语言界限的思想。此外，逻辑本身也是有限度的。因而，维特根斯坦区分了“可说的”和“不可说的”领域，语言属于“可说的”，逻辑形式等属于“不可言说的”，但是可以通过“显示”来认识和理解。维特根斯坦前期的语言哲学观研究的理想语言脱离了实际生活范畴，不能解决语言方面的根本性问题。[1]
（二）后期哲学观和语言观
后期的维特根斯坦哲学才是他整个哲学思想的核心所在，其主要内容就是“语言游戏说”。在后期的哲学当中，维特根斯坦抛弃了前期的意义指称论，否定了意义的观念论，转而倾向于意义的使用理论。他把前期将语言和意义区分开来的想法摒弃，认为语言的意义与使用是分不开的，因而提出了语言游戏说。从本质上来说，也可以称为家族相似的语言观，正是这种后期的哲学语言观才有了日常语言学派的形成和发展，它纠正了早期哲学中对于语言的某些错误观点，认为哲学中的某些就是由于语言使用的过程中出现了偏差，因而，他在后期提出了一种治疗型的哲学观。就其后期哲学观来说，主要包括了语言游戏说、家族相似性以及生活形式等三个方面的内容。[2]在“语言游戏说”中，维特根斯坦把日常生活使用语言的活动比喻成了各种游戏，这些语言游戏是无法定义的，它们只是描述了现实生活中的语言现象或者可以想象的各种言语行为，人们通过各种语言游戏来展示他们使用语言的过程和方法等。语言游戏说认为语言是一种活动，是与现实中很多其他行为交织在一起的游戏活动，并遵循一定的游戏规则。根据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描述的那样，我们可以将语言游戏分为五个基本特征，即自主性，无须证明和反思，非推论性、规则性、多样性和易变性。而维特根斯坦自己也在《哲学研究》中把语言游戏概括为三个方面的特征，即无限多样性、主体的参与性以及语词和语句的工具性。他认为我们人类只有遵守一定的语言游戏规则才能完成顺利的沟通，而语言的界限事实上就是人类世界的界限。就“家族相似性”而言，维特根斯坦认为他举出的多个语言游戏之间就像一个大家族的多个成员一样，本质各异，但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这个理论是以其前期的图像论为哲学基础的，各种语言游戏之间没有固定的规则可遵循，但是它们可以以多种方式联系在一起，这就是“相似性”。除了“语言游戏说”以外，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也是其后期哲学中的精髓所在，是很多重要哲学概念和思想形成的基础。但是，关于“生活形式”的概念并不是维特根斯坦本人提出来的，而是由后来者提出来的。综合多个方面的建议，笔者认为，生活形式指的就是各种社会规范和宗教形式等，它是由各种实践活动组成的，而语言又是与人们的现实生活紧密相连的，因而，语言游戏始终贯穿于生活形式之中。在后期的语言观中，维特根斯坦主要介绍了其意义在于使用，日常语言研究，语言不存在本质等三个方面的内容。在后期的著作《哲学研究》中，维特根斯坦提出了“意义即使用”的中心思想，亦即说语言中的词语意义就是其用法，这与他前期的语言观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甚至可以说是截然不同的观点。[3]语言的意义只有在被使用的时候才能够具有。换句话说，语言中某个词语的含义是由使用者的表达目的，词语所在的语境以及具体语境（亦即语言游戏和生活形式）等多个方面的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意向性是维特根斯坦后期语言观中的一个重要特征。虽然维特根斯坦前后期的哲学观基本上一致的，但是，前期主要侧重于理想语言，而后期主要转向了日常语言，前期注重逻辑，后期注重使用，也就是说后期的语言研究主要倾向于对于日常生活语言使用的研究。此外，他还否认了语言存在本质的说法，体现了他的反本质主义倾向。[4]
三、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观
对于语言学习的启发 无论是前期的逻辑图像论还是后期的语言游戏说等，都是维特根斯坦从哲学角度来观察和分析语言的，可以说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对于语言学的独特贡献。他的哲学思想主要经历了前后两个阶段，当然也有中期阶段，但中期阶段主要是从前期向后期转变的沉淀和反省过程，是后期思想形成的过渡时期。虽然有不少学者认为维特根斯坦前后期的语言哲学思想是相互对立的，但是，笔者认为，后期哲学思想是对前期哲学思想批判地继承，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它们的区别并不是本质上的区别，更多的属于技术差异。严格来说，维特根斯坦语言观对于语言学习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但也有消极的方面。就积极方面而言，它罗素的逻辑原子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础和逻辑准备，深刻地影响了逻辑实证主义，牛津日常语言学派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但是，它也有消极方面，即颠覆了传统的哲学形象，动摇了哲学存在的根基，还由于对西方文化的激烈批判而违背了人类生活的实际情况，直接对后哲学文化产生了较为深刻的负面影响。但是，无论如何，维特根斯坦的前期《逻辑哲学论》和后期《哲学研究》都从哲学的视角对语言学习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使得哲学研究向着语言研究转变和联系。他前期的意义指称论、语言界限论和后期的家族相似性，规则“悖论”以及针对私人语言观点，都对语言学习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作为世界上顶级的哲学思想家，维特根斯坦突破了很多哲学传统，让人们能够从哲学的角度来思考语言，思考人类文化。他的哲学思想给西方哲学带来了新鲜的血液和营养，使得哲学研究的根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并给西方哲学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使得哲学研究开始了向语言学方向的转变。甚至有人把他与伟大的语言学家索绪尔并列为对现代语言学影响最大的两个人物，这对于他来说是非常大的殊荣，因为他并不是一个语言学家，而是一个哲学家，但他却对语言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哲学思考过程就是对语言的批评过程，并试图把人们从语言的牢笼中解放出来，这是他对语言学习的最大贡献，给人们研究语言学习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道路。
[参考文献][1]韩林合.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和“生活形式”[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1）.
20世纪以来,知识信息的生产和传播,无论在规模和效率方面都达到了空前的、令人惊异的高度。“信息”成为人类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之一。人类社会进入了名副其实的信息社会。而信息的运行和交流无论采用何种传播手段,都主要是以语言的形态呈现和存在的,因而又称这个时代为“语言的时代”。
一、产生
哲学在20世纪初发生了一次根本性的转向,语言取代认识论成为哲学研究的中心课题,这是哲学史上所谓的“语言学转向”。语言本身的一种理性知识提升到哲学基本问题的地位,哲学关注的主要对象由主客体关系或意识与存在的关系转向语言与世界的关系,语言问题成为哲学的基本问题。
语言学转向的出现带有浓厚的科学主义思潮的色彩,是在20世纪初期西方盛行的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产生的。作为20世纪主要思潮的科学主义的特点是要求排除不可实证的形而上学,追求研究的客观性、精确性和可靠性,尤其强调以数学和逻辑作为研究的基础与规范。
二、发展
从语言学转向的发展来看,有两个对西方当代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人物值得我们注意:一个是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另一个则是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
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被称为西方语言学中的一次“哥白尼式的革命”,他把语言学看成是一门科学,即结构语言学,并希望在此基础上创建符号学。他提出,符号(能指)与事物(所指)之间的关系是人为的、随意的(约定俗成),意义是由符号之间的关系来决定的。按照索绪尔的语言理论,语言是一种“先在”,是受语言符号的规则系统支配的,规则系统决定了所表达的意义。
可以说,结构主义的整个思想都植根于语言学中。其代表人物列维·斯特劳斯、罗兰·巴尔特、a.j.格雷马斯、茨维坦·托多洛夫等认为,语言不仅是文学的媒介,而且是文学的生命,作家的写作相当于进行语言研究。不仅如此,他们还不把文学看成一个类似语言的有着自身结构的封闭的符号系统,把研究的目标从个别文本转向文学作品的构成因素、符号象征意义等。结构主义文艺学可以说是和语言学和文艺学结合最密切的产物。如拉康的精神分析藜芦,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都因吸收现代语言学的成果而有利于它们克服自己的一些弊病。
与此同时,过分地看重了语言因素机械地搬用语言学模式,这种做法也带来了很多弊病。由于它几乎在文学和语言学之间划了等号,在研究中直接套用语言学模式来分析文学现象,不顾文学的审美特性,把生动的文学作品及其创作过程化成了干巴巴的规则;把文学封闭成孤立的自足的现象,就语言本身来寻找其发生发展的动力,切断了它与现实作家和读者的联系,这就等于切断了文学的源泉和生产线,使他们无法克服自己的片面性。
海德格尔关于语言与存在密不可分的观点,在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的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产生了很大影响。他后期的哲学探索主要集中在语言问题上,力图把语言同存在联系起来。与索绪尔所不同的是,海德格尔思想中所包含的人本主义思想的成分,使得语言学转向朝着人本主义的思潮靠近,因而比受科学主义思潮影响的语言学转向理论在更大的范围内引起了反响。海德格尔的语言论所标明的方向,在以科学主义为主的语言学转向中使人看到了一线人本主义思想的亮光,对20世纪西方的人本主义思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转折
1966年,德里达在一次国际会议上宣读了他那篇引起轰动的《人文科学话语的结构、符号和游戏》,标志着结构主义在其走向高潮之后开始走向瓦解。德里达破坏了能指和所指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激烈地否定结构主义者苦苦追寻的元语言结构的存在,开创了全新的否定思维方式,他不仅将语言逐出了世界的中心,而且完全消解了中心的存在。解构主义的颠覆策略在知识界掀起根本性的思想方式革命,原先在结构主义阵营内徘徊的大师们一夕之间纷纷倒戈,罗兰·巴尔特就是典型的例子。
20世纪60年代末至今被成为“后‘语言论转向’时期”。当代文学研究在后“语言论转向”时期出现了四个特点
:语言学模式、解构思维、跨学科实践和政治化倾向。解构主义思维方式成为各种批判性文学研究方法实践的思想基础,尤其是形成后现代主义文化不可缺少的因子,而解构方法在批判过程中的显着效果又使各理论批评派别对它情有独钟,受现代语言学革命的影响,广大人文学科纷纷用语言学研究模式来构建自己的新研究方法,探寻新的研究范围,均取得了巨大成果。以语言学为桥梁,各学科间的融合成为可能。在全球化浪潮的席卷中,在一个交往对话的时代,文学研究日益要求扩展其视野,打破学科间的垄断状态,广泛借鉴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其他人文科学的研究成果。
四、阶段性
关于“语言论转向”,多数论者是从西方哲学的整个发展过程来解释的,认为从古希腊开始的西方哲学史可划分为三个时期,其间经历了两次转向。三个时期为:从古希腊到近代的本体论时期,从近代到现代的认识论时期,从现代开始的语言论时期。两次转向为:近代的从本体论向认识论的转向和现代的从认识论向语言论的转向。笛卡尔的怀疑论哲学揭开了第一次转向的序幕,现代分析哲学揭开了第二次转向的序幕。从第一次转向到第二次转向具有逻辑的必然性,因为从历史发生的角度看,先有世界,后有能思想、会讲话的人,与这个顺序相应的哲学过程就是本体论——认识论——语言论。
可“语言论转向”为什么偏偏在20世纪发生了? 20世纪的哲学之所以由认识论转向语言论,归根结底,还是因为这个时代是一个语言的时代,语言问题成为这个时代最突出的、最急迫的问题。从这个角度看,“语言论转向”体现了20世纪哲学对“语言”这个时代课题的积极的回应和主动的承担,标志着哲学在现时代的重大进展,尽管要解决的问题至今还远远没有解决。
既然在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中出现了一个语言的时代,既然在这个时代里,语言学以其划时代的空前进展而成为领先的学科,哲学中也发生了“语言论转向”,那么,受这一切的影响,在文艺学、美学领域里出现了对语言的前所未有的浓厚兴趣,当然也就出现了文学语言的研究热潮。
参考文献:
[1]万婕.后“语言论转向”中的文学研究趋势[j].经济与社会发展,2006,(1).
[2]董希文.文学文本理论与语言学转向[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
[3]赵奎英.当代文艺学研究趋向与“语言学转向”的关系[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