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土族；语言与文化；保护与传承；意义
Key words： Turkish；language and culture；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significance
中图分类号：H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3）19-0302-02
0 引言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中国是一个多民族语言的大家庭。各民族不同的语言承载着不同文化风格，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大文化。繁荣民族文化，引领文明建设，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始终是我国民族事业的重中之重。青海省地处青藏高原，也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因历史原因生活在该地区的各民族既相互交融，又在长期的历史岁月里形成了展现自我特色的语言与文化，其中土族独特的语言文化和风俗习惯，成为了青海地方富有特色的人文景观之一。
1 土族语言与文化的历史结晶
土族是青海是世居少数民族之一。主要分布在海东地区互助土族自治县、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及乐都、门源等县，散居在青海省各州县。土族有独立的民族语言，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土族语言内部分为互助、民和和同仁3个方言区。土族没有本民族传统文字，在20世纪50年代国家对少数民族语言进行大规模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于 1979年创制了以拉丁字母为字母形式的拼音文字，现正在互助土族自治县试行。土族文字为抢救、继承和发扬本民族传统文化起到了其他文字无法替代的作用，同时也成为土族人学习汉语文和其他民族语文的重要工具。
土族也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在民族自身的历史发展与演进的过程中，也产生了大批相应于本民族语言优秀的文化艺术作品。最富有代表性的莫过于学界公认的土族民间文学艺术，诸如互助等地的《阳世的形成》和《天地形成》、《打柴狼的故事》、《日蚀和月蚀的传说》，以及民和三川土族传唱着古老的《混沌周末歌》等神话故事，形象生动地反映了土族先民勇于开拓，坚毅不屈的进取精神。[1]土族“花儿”更是成为青海地区极具地方风格的艺术形式，在高原之上艳艳盛开，如颇为流行的“土族令”、“互助令”、“尕马儿令”、“绕三令”等，以及具有强烈民族特色的传统情歌，如“嘎达古道”、“玛森格”、“蒙古尔孔尼阿姑”等等，反映了土族人民朴实真挚的情感生活，[2]至今仍是田间地头咏唱不断地曲调。
土族的叙事长诗在世代相传，口口相授的过程中，逐渐被保存下来的共有8个，其中互助地区七个、民和地区一个《混沌周末歌》。其中用土语演唱的5个：《太平哥儿》、《拉仁布与且门索》、《布柔尤》、《福羊之歌》；用汉语演唱的三个《祁家延西》、《混沌周末歌》和《登登玛秀》。这些作品很好地反映了土族民族的历史与民族丰富的情感生活。[3]
土族生活地区保留有一些人类古老的巫术活动。作为青海省特有民族重要的民俗文化礼仪，互助地区土族婚礼更是“涵盖了土族人生活习俗、、审美艺术、伦理道德等多方面内容，是土族传统文化的综合体现。”基于土族文化艺术的特点，有学者明确指出，“土族在保留自身文化艺术特征的同时，兼容汉、藏、蒙等民族文化，呈现出多元性、原始性、独特性、宗教性、融合性和地域性等特点。”
2 土族语言使用与文化的现状
随着当代经济文化发展，土族的民族语言与文化也在发生着有目共睹的变化。从土族语言使用现状的调查来看，所发生的变化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第一、受汉文化的强势影响与民族语言自身的特点，土族语言使用的范围越来越封闭，仅仅在本民族聚居地内部使用土话，对外几乎不说土话。第二，不同年龄，所受教育程度不同，对土族语言使用也出现不对等的现状。年轻的一辈已然听不懂老一辈的土话，老一辈人也很少继续使用并教育下一辈人沿用过去时代的土话。文化程度越高的，使用土话的频率也就越低。受时代新语词的影响，在土话中找不到对应的语音发音，出现借用汉语或藏语语音表达新词语的现象，屡增不减。第三，在大通、黄南、民和、互助四地，因历史原因，民族迁徙，土族同其他民族杂居、混居，致使一些地方的土族已经完全不再使用本民族的语言，而转用汉话或藏话，尤为明显的是大通、黄南，民和与互助部分地区也已经出现了这种现状。第四，基于语言经济的原则，大多数土族同胞从思想和民族心理情感上意识到使用本民族语言的重要性，但从现实的角度出发，他们还是选择更为优势的语言进行交际与生活。
土族语言使用发生变化，也影响到了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古老的土话只保存于世代相传的口头文学里，这些珍贵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对年青的土族一代是陌生的，也是遥远的，所以保护的工作就落在了文化工作者的身上，借助印刷、录音、摄像等现代媒体技术，最初“活”的语言成为了“旧”的历史。作为土族身份象征的各种传统符号也在发生变化，尤以土族传统服饰最为明显，互助、乐都、大通一带的土族服饰，虽仍保持传统习俗，但也发生了变化。民和地区已基本汉化，同仁地区则已基本藏化。伴随旅游业的发展，土族传统文化也受到了严峻的考验，已由最初富有特定文化意义的仪式活动演变发展为被展示、被娱乐的表演节目。
3 保护与传承土族语言与文化的意义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基，语言又是文化重要的载体，二者相互依存，共同体现着一个民族的文化色彩、审美情感和价值观，以及民族的思想和情感。一旦一个民族的文化与语言逐渐消退，那么这个民族的情感、价值观也会随之消亡。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之下，中华民族整体的文化都在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与挑战，如何更好地传承与发展民族文化，即“维护多元文化的存在，保持和发展自己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可以说已经成为当今世界许多国家、民族最关切的一个问题。”
文化是一种软实力。历史上的土族也是在不断吸收和融合了其他民族的先进文化中逐步成就了自我的文化特色，这从土族的、民族服饰、饮食习惯、民俗活动与民间说唱文学艺术中都能看出端倪。因此，保护与传承民族的语言与文化，就具有了时代的重要性与现实意义。
首先，加强民族语言与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是土族在新时期不断求发展的根本所在。就土族的语言与文化现状而言，传承老辈艺人的语言与文化传统，激发起民族自豪感与自信心，从而在享有民族物质家园的同时，又能保护民族精神家园，是土族立于民族之林的根本。其次，加强民族语言与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是对中华民族优秀精神的继承与发扬。土族的语言与文化不单单是土族特有的思维与情感的体现，其中也包涵和容纳了其他民族的文化思想与情感，使得土族民族文化呈现出了多元性的特点。因此，传承本民族文化，是在传承土族优秀文化基础上，发扬着中华民族的优秀精神。最后，加强民族语言与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有助于更好地开发富有民族特色文化产业。自2005年以来，互助的《土族婚礼》、民和三川地区土族纳顿、《土族酩馏酒》等多个项目被先后批准为部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众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内容。由此，加强土族语言与文化的保护、传承，才能更好地开发和创新出符合于时代文化之需的物质产品，从而进一步推动民族文化产业，带动地方经济与文化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邢海燕.土族口头传统的确认[J].西北民族大学，2005（4）：18-20.
中图分类号：G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661（2012）24-0009-02
一、双江布朗族的基本情况简介
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位于云南省西南部，因澜沧江和小黑江交汇于县境东南而得名。全县国土面积2165平方公里，其中山区面积占96.2%；全县辖4乡2镇72个村民委员会3个社区两个农场。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县总人口176549人，有少数民族23个，占总人口的44.4%，其中布朗族13834人，占总人口的7.84%。邦丙乡是布朗族的聚居乡，全乡总面积358平方公里，全乡辖9个村委会，56个自然村，108个村民小组。全乡共4045户17595人，布朗族人口6724人，占总人口的37%，全乡粮食总产量6908吨，人均占有粮398公斤，农村经济总收入3906万元，人均纯收入1824元，户均经济作物7亩，经济林果8.9亩，主要经济作物有：泡核桃10.8万亩，甘蔗14000亩，茶园13317亩，橡胶2700亩。（数据来源于邦丙乡政府统计办）
二、双江县邦丙乡布朗族的教育情况
双江县邦丙乡政府一直把中小学教育工作作为人才强乡的重点工作来抓，确实落实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思维，着力推进素质教育，巩固“两基”成果，落实“两全”任务，全乡有初级中学1所，在校学生871人，核编教职工38人，在职教师34人，代课2人，升学率达100%。乡中心校有30个校点，全乡核编教职工147人，在编教师105人，代课25人，在校学生1785人，适龄儿童入学率99%，巩固率达99.1%，2006年以来中学在县教育局的综合考核中中学排名第8名，中心校排名第2名。学校基础设施、办学条件有待改善，目前，有危房86间6800平方米。有乡文体服务中心1个，无办公用房，无阅览室，全乡7个村委会53个自然村无文化室，无娱乐场所。（数据来源于双江县教育局）
布朗族人口受教育的基本情况。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布朗族受教育人口：6岁及6岁以上人口11633人；未上学3569人；小学6200人；初中1179人；高中202人；中专190人；大学专科45人；本科12人。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布朗族受教育人口：6岁及6岁以上人口12804人；未上学2003人；小学7790人；初中2138人；高中565人；大学专科220人；本科87人；研究生1人。（数据来源于双江县统计局和教育局）
三、传统语言文化传承与教育的关系
传统语言文化就是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传统语言文化包括民族在历史上积累下来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规、习俗乃至各种习惯，它既是民族感情和民族意识的积淀，又是当下民族的时代精神和价值取向的凝结。
教育是培养人的一种社会活动，是传承社会文化、传递生产经验和社会生活经验的基本途径。从广义上说，凡是增进人民的知识技能、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的活动，都具有教育作用；狭义的教育主要指学校教育，是教育者根据一定的社会要求，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受教育者的身心施加影响，期望他们发生某种变化的活动。
教育与传统语言文化有着天然的亲密关系，一方面，教育作为一种文化，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下进行，不同时期，不同民族的传统语言文化对当时当地的教育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另一方面，传统语言文化是教育教学过程中的教育资料的构成要素，教育对传统语言文化进行传承与创新。无论是何种传统语言文化的传承，都需要以人对传统语言文化的理解为中介。人对传统语言文化的理解则需要依赖于教育。教育自它产生之日起就作为传承传统语言文化的重要手段。传统语言文化是教育的内容，教育是传递传统语言文化的工具。在传统语言文化传承的过程中，教育通过课程、校园文化、社区教育等多种方式进行传统语言文化的传播，有利于保存传统语言文化、维持传统语言文化生存；有利于促成传统语言文化的积淀，塑造民族性格；还有利于促使文化增殖。
四、双江布朗族的传统语言文化传承与当前学校教育的现状
本文通过对双江县邦丙乡布朗族人民和在校学生（小学和初中）对本族传统语言文化了解情况进行大量的访谈和调查，发现双江邦丙乡布朗族人民和在校学生对布朗族的传统语言文化传承情况如下：
（一）邦丙乡布朗族的语言文字遭受严重的冲击
布朗族使用的语言文字主要可分为布朗与阿尔佤两大方言，部分跟傣族相邻的地区受傣族文化影响，兼用阿尔佤方言和傣语，双江邦丙乡主要使用阿尔佤方言。随着国家对基础教育中语言（普通话）文字（简体字）的统一，汉语成为中小学基础教育的主流，加之各种媒体中均使用汉语作为媒体语言，逐渐大众化的汉语言文字不断深入渗透到现代生活各个领域，逐步迫使布朗族语言文字逐步被边缘化。本次通过随机调查了邦丙乡中学和邦丙乡忙安完小的100名学生，当被问及他们对布朗族语的掌握情况，有50%的学生已不会布朗族语，20%的学生对布朗语有所了解，但不能熟练的使用布朗语，17%的学生能熟练的使用布朗语，3%的学生未回答。虽然邦丙乡小学实施了双语教学，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能熟练掌握布朗语的学生仍然不多。另外，随着接受汉语教育和移居汉族聚居城镇的人口的增多，精通布朗族语言的布朗族人口正在逐渐减少，很多城市少数民族的新一代已经不会说布朗语，布朗族的语言文字遭受严重的冲击。
（二）布朗族的传统节日、歌曲、舞蹈、服饰等也面临着流失的挑战
由于布朗族是一个谦虚而又善于学习的民族，双江县邦丙乡布朗族主要受傣文化和汉文化的影响较深，布朗族不仅善于吸收外来文化，而且还善于把外来文化融入到本族文化之中。由于布朗族长期与傣族、汉族交往，靠近内地的布朗族，其节日基本上与汉族相同，有些布朗族人民还能用汉语写作山歌小调，这些地区的大部分布朗族服饰已汉化，只有少部分地区的妇女服饰仍保留本民族的传统服饰；与傣族长期交往的布朗族，其传统节日、音乐、舞蹈、服饰也深受傣族影响，歌舞基本上吸收了傣族歌舞的形式，唱傣歌、傣调，跳象脚鼓舞。在学校教育中，所开设的地方课程中与布朗族相关的节日、歌曲、舞蹈、服饰等内容基本没有涉及，有的学校在布朗族节日时会有学校组织文艺演出，其中会有一部分布朗族的歌曲、舞蹈演出，演员基本上着布朗族服饰，其余时间大部分布朗族学生着汉化服装，布朗族服饰只有在布朗族的传统节日和高龄人口中才能见到。由此可见，双江邦丙乡布朗族的传统节日、歌曲、舞蹈、服饰等正面临着流失的挑战。
（三）布朗族的民间文学和工艺传承方式在现代工艺与竞争中受到挑战
布朗族的一些民间技艺的传承至今还保持着师带徒、父传子的家庭作坊式的传统和规模，由于制作和经营过程具有排他胜和自利性，难以集中人力、物力实现共同开发、合力推广，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民族民间工艺的发展。一些经济前景不被看好的技艺还而临着后继乏人的困难局面。笔者在邦丙乡邦况和岔箐两个村委会中随机抽取了100名年龄在18-30岁之间的布朗族群众，对其布朗族民间文学和工艺的了解和掌握情况进行了访谈和调查，调查显示52%的人对其本名族的民间文学和工艺不是很了解，甚至有一部分人根本就不知道本名族有哪些传统工艺和民间文学；27%的人的人对其本名族的传统工艺有所了解，他们能说出一部分，但被问及制作过程，却只有3%的人能说出来；20%的人对其民间文学有所了解，主要对关于本民族的一些神话故事、诗歌、谚语、谜语等，其了解渠道也主要是父辈通过口头讲述获取，而非在学校中所学，经调查，邦丙乡所有小学课程基本是一致的，一年级至六年级所开设的课程有：语文、数学、劳动技术、地方课、思想品德、音乐、美术、体育、少先队员活动课，而其中的地方课是全县材，内容是关于云南省的基本省情介绍，并无具体介绍布朗族的历史文化之章节，教授地方课的教师基本上是班主任。学校所开设的课程中均无涉及本名族的民间文学和工艺等方面的内容，这也是导致许多年轻的布朗族群众对本族的民间文学和工艺知之甚少的原因。
（四）教师在日常教学中对民族传统语言文化知识涉及较少，学生对传统语言文化传承的兴趣度较低
在此次调查中，笔者在随机抽查的200名布朗族人口中，当被问及教师在日常教学中是否有讲授关于布朗族传统语言文化方面的知识和是否对本族传统语言文化感兴趣时，有80%的回答“未讲过”，只有10%的布朗族人回答“有讲授过，但是不详细，不如爷爷奶奶讲得多”，另外有10%的回答“记不清了”。学生对本族的传统语言文化不感兴趣，70%的学生民族认同感较低，认为外来文化（汉文化）比本族文化“好”，加上大众媒体的强势文化凭借着强大的优势，拥有更多的现代元素，其便捷、时尚化的价值观念对青少年造成潜移默化的影响，对本民族传统语言文化渐渐缺乏兴趣，只有10%的人对本族文化感兴趣，形势让人担忧。
教师的职业决定其成为民族文化的历史继承者，肩负着民族文化传承和发展的使命。但由于现在学校教育都面临中考和高考的升学压力，都以学生成绩（分数）为指挥棒，以分数为中心，以学生获取高分为标准的绩效奖励，所以目前学校教育主要以科学文化知识教育为主，教师也把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放在科学文化知识的教学过程中，所以教师很少能在课堂上讲授关于布朗族传统语言文化方面的知识和内容，而且有些教师本身对布朗族传统语言文化知识就不够了解，学生也对本族传统语言文化不感兴趣，这也制约了教师在日常教学工作中对布朗族传统语言文化知识的讲解，这也是布朗族传统知识流失的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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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鉴.多元文化教育论纲[J].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3）.
濒危语言是指使用人数越来越少的、即将灭绝的语言。我国武陵山区作为少数民族聚集地，偏远的地理位置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少数民族文化，也形成了特殊的语言种类，土家语是当地少数居民仍然使用的一种语言。土家语是我国少数民族濒危语言的代表之一，在1900年，有40万人在使用土家语，1950年使用人数降到20万，当前的使用人数约在6.5万人左右。会说土家语的人群数量已经处于锐减状态。少数民族语言是人类长期实践的结果之一，是人类创造力与凝聚力的集中体现。因此，保护少数民族濒危语言，就是保护独特的民族文化，保护民族的历史脉络。要加强对少数民族濒危语言的传承与保护，首先应了解濒危语言的功能、价值和其生存面临的困境，进而采取有效措施加大保护力度。
1 少数民族语言的价值
1.1 反映民族文化与民族性格。从少数民族语言能够深切体会到这个民族的历史文化、生存的状态和长久以来形成的民族个性，楼晓悦曾提到，在19世纪中期，瑞士的语言学家Pikte从各种印欧语中去寻找原始印欧人文化的基本特征，包括实物（工具、武器、家畜）、社会生活（是游牧民族还是农业民族）、家庭制度、政治形态及其印欧人发源的摇篮和其居留地的动植物；我国的哈尼族的“哈”字在哈尼语中有着强悍凶猛的意思，尼不仅具有人的概念，而且有女性的含义，反映了哈尼族名称产生于盛行图腾崇拜的母系氏族时代。少数民族语言是其民族文化的表达形式之一，能够反映出民族的特性，这是少数民族历史文化、传统观念、思维方式的交融而产生的。
1.2 促使个体的社会化。所谓社会化是指人类每个独立体适应社会的发展，在自身与环境的不断互动交流中，逐渐成为环境的适应者，遵循社会规则，参与社会文化生活，担任各自的社会角色。语言是人类最高效、最基本的社会化工具之一。熟练地习得标准的本族语言的社会人群会更好地融入到本民族社会，在交往过程中形成明显本民族气质以及沟通交往的能力，由此鲜明的特征和包容性进一步获得到民族和国际社会的语言、文化，最后成为一位强大的国际文化、交往能力集中者，拥有民族特征、面向国际履行社会责任的行为人。
1.3 形成民族认同和民族凝聚力。任何少数民族的民族的存在都与文化相关，少数民族的民族认同感和民族凝聚力是由文化的组成元素反映出来的，语言和宗教是影响少数民族情感的重要因素。各个民族判断某个个体是否归属于本民族大多都是通过语言进行判断的。社会个体在语言共通的情况之下，民族内部就会自然产生民族凝聚力，这种凝聚力的存在使得少数民族内部产生对自身民族的认可与自豪感。
2 文化生态与武陵山区土家语保护面临的问题
民族文化的诞生依赖于特定的自然生态环境，是历史因素、地理位置等共同作用的结果。文化生态是一个系统，是由人类文化生活、社会经济、历史文化、传统习俗与现代生活融合产物，是少数民族语言生存的文化土壤。对少数民族濒危语言的保护，需确保语言传承的持续性和活力。因此，保护少数民族濒危语言，必须对其生产的文化生态环境进行保护，形成规范的系统性保护。
2.1 城市化进程加快，土家语的语言生境发生改变。一个地域的自然环境对文化有着重要影响。自然环境决定了人们生活和生产方式，不同的地理位置和生存环境能够塑造出迥异的民族性格。如今随着城市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原本的农耕方式被淘汰，社会制度发生转型，农业经济不再是主导产业。尤其是武陵山区工业经济发展，建立在大量占用森林、农田、矿产资源的基础上，对土家语的语言生态环境造成了不可再生的伤害。
2.2 农村人口的迁移，土家语的使用者老龄化。武陵山区的许多青壮年赴城区务工，或者外出至广东、江浙一带打工，留守在山区的多是老年人、幼童和丧失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土家语是一个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民族，传承方式具有单一性，同时电视、网络的普及速度极快，汉语言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土家人的生活，幼童受到汉语的影响更为深刻。如今，在酉水河流域能说土家语的人已经年入花甲。抢救保护土家语显得十分迫切。
2.3 土家人语言忠诚度不高，转向学习汉语。由于各个民族意识的存在，在对待本族语言时，便会显出对本族语言强烈的忠诚度。要保护濒危语言，少数民族人群对本族语言的忠诚度是不可忽略的因素。如果少数民族人群对语言使用没有热情，不认同本族文化，即使客观环境有利，也无法改善濒危的状况。熊英在对土家语言态度看语言濒危的研究中发现，武陵山区湘西万龙村的学龄前儿童都首先学习汉语（客话），家长都不太愿意教孩子土家语；家庭里教汉语方言和普通话，而土家语却没有正式、稳定的学习机会和学习场所。这让处于逐渐边缘化的土家语，受到更大的威胁与生产困境。
2.4 土家语的教育资金投入不足，相关科研和双语教育无法展开。虽然目前武陵山区有不少关于土家语的科研立项，但是专项基金的数量有限，大量的科研项目由于基金不足难以落实。由于武陵山区教育经费短缺更是制约了普通话和土家语双语教学的展开。武陵山区与内地和沿海地区相比，在办学条件与教育质量上跟不上发达地区的发展步伐，由于教学设备简陋，双语教学的展开更是举步维艰。
3 少数民族濒危语言的传承与保护建议
3.1 注重对濒危语言传承者的保护与培养。语言的传承通常都是口口相传，而如今会使用濒危语言的少数民族日益减少。究其原因，归结于语言忠诚度。大多数使用濒危语言者都已步入花甲，留守在穷困边远地区。要对语言传承者进行保护和培养，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出发：①培养濒危语言使用者的危机意识。增强少数民族地区居民对自身使用的语言的认识，普及濒危语言消亡的相关知识，通过加强对本民族的语言认识和语言濒危的危机感，激发他们对濒危语言学习的热情。②为濒危语言传承者提供医疗保障和生活补助。为传承者办理医疗保障，每月给予一定津贴，解决其生活的顾虑，使得濒危语言传承者受到足够重视。
3.2 对濒危语言本身的保护。对于濒危语言政府需通过政策进行扶持，促进各方对濒危语言的保护与开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建立投融资平台，为少数民族濒危语言使用者提供更多资金渠道。由于资金的使用涉及到的金额较大，需加强这些资金的监管管理，杜绝现象的发生。②为濒危语言使用者构建语言文化市场化平台，濒危语言可以开发成歌曲、戏曲，形成大众熟悉的文化产品，同时又能为使用者带来一些经济保障。
3.3 加强濒危语言生境的建设。少数民族濒危语言的濒危与其自然环境的破坏有着较大关系。保护濒危语言的生境可以通过以下手段进行保护：①加强濒危语言的法制环境。政府需高度重视少数民族濒危的语言，出台濒危语言传承与保护的政策和法规，将濒危语言的传承与保护工作纳入法制，建设良好的法制环境，各个区域政府能够在政策、法律的鼓励下进行濒危语言的抢救工作。②通过语言依附的载体进行记录。使用现代的多媒体影音保存濒危语言资料，尤其是相关文学音乐作品可进行口头录制，建立语音数据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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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H2；G122 文献标识码：A
据不完全统计，全球当前现存的语言种类为近7000种，但是全世界96%的人口只使用这7000种语言的4%，并且在当前的社会背景下，平均每60天左右就会有一种语言消失。再加上当前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不断推进，按照现有趋势，不到3个世纪的时间，世界上很可能只有数十种语言存在。语言不仅是沟通和交流的载体，还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的缩影，重视语言文化特别是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对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来说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0概述
对于语言我们十分熟悉，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都离不开语言。但是我们很难准确地对语言下一个确定的定义。我们认为，语言应当包含三个方面的重要作用：其一，语言是一种交流和沟通的工具，人们能够借助语言来了解相互的意图，能够进行思想上的交流，从而促进社会不断向前发展；其二，语言是人类在不断发展进步的过程中保存和传递人类文明成果的载体，它能够将人类的文明进程记录下来，供人们反思和探索，它其实是一种社会现象；其三，语言又是一种符号系统，是人类的创造，是一种特有的事物。动物也会发声，也会用声音来表达感情和传递信息，但是这种声音较为机械，不能称之为语言。
1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化传承之间的关系
少数民族语言的存在和教育与文化传承之间存在相辅相成，不可割裂的紧密联系。一方面，语言的存在和语言教育促进着少数民族的文化传承；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文化传承对少数民族的语言也有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
（1）少数民族语言的存在和发展促进少数民族文化传承。语言是少数民族民族感情、民族意识、民族心理的重要载体和基础，它既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民族文化的载体，它是民族文化记载、储存和传承的物质条件。各民族人民通过对语言的提炼、记录和整理，使民族文化不致会消亡。
（2）民族文化传承也对少数民族的语言发展有促进作用。较好的民族文化保护氛围本身就会让民族语言受益，并且其也能够极大提升少数民族语言教育的效能；通过对民族文化资源的不断调查、开发和搜集、整理，也能够充实少数民族语言的内容，将民族语言以一种更为直观的、动态的方式得以发展。
2加强少数民族语言教育促进文化及其传承途径探析
（1）应当在立法上对加强少数民族语言、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强制性规定。因为当前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文化发展相关影响因素太多，如果不运用国家强制力去约束，仅凭其自主发展，很难起到很好的效果。及时地制定各种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将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保护工作纳入到法制的轨道上有利于其实现其可持续发展。
（2）重视少数民族语言教育，培养优秀的双语人才。尽管汉语是我国的通用语言，但是对于少数民族群众来说，其生活交往活动中更多地还是使用本族语言。因此，在少数民族地区开设双语教育，培养能够熟练运用当地语言和汉语的更多人才，实现双语平衡发展、共同促进的局面。汉民兼修已经成为对当前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的基本要求。
（3）营造较好的社会文化氛围。建立良好的文化氛围需要多方面多层次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第一，少数民族政府应当加强其领导和统筹，用政策上的保障来确保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得到传承，扭转以经济为纲的错误发展观念，重视少数民族教育；第二，加强家庭在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中的作用。对于下一代的教育和影响，家庭的作用远比学校更大，特别是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应当由家长将民族精神、民族观念传承给下一代；第三，开展各种乡村文化社区活动。应当采取更为生动活泼的方式方法来促进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发展。
（4）加大对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化的调查、研究、整理、总结，采取各种现代化的手段来对少数民族的语音、词汇、语法进行记录，创造更多优秀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除此之外，还应当形成高效率、高质量的语言文化传承机制，将拯救我国少数民族濒危语言和文化当成当地政府重要的历史任务去做，将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民族精神和理念发扬光大。
3结语
综上所述，我国当前少数民族语言及文化的传承现状岌岌可危，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社会背景下对整个国家和五十六个民族的可持续发展都产生消极影响。再加上近些年来西方主流价值观念和文化对我国本土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冲击，在当前研究如何保持少数民族语言及文化的传承发展具有迫在眉睫的历史、现实意义。当然，随着少数民族地区的不断开发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少数民族的文化相互融合、趋向一体也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探索其中的规律，尊重客观现实，保护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精华，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发展。
参考文献
2008年10月，文化部正式设立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并将其纳入了国家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确定了羌族文化整体性保护的原则。目前，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总体规划正在制订过程中，羌族文化保护得到了法制和实践层面的支持。然而，对于羌语保护与羌族文化生态保护间的关系，学术界和工作部门的认识并不一致。一部分学者和工作部门认为按照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主的目标，没有必要将羌语保护列入保护规划。对此笔者不能苟同，因此，本文拟就羌语与羌族文化保护的整体性之间的关系做一些讨论，以说明羌语保护对羌族文化保护的重要意义，并依据加拿大的经验提出一些建议。 一、语言与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间的关系 关于语言与文化的关系研究，国外研究已达百年之久，观点众多，代表性的人物有萨丕尔、马克思、格里姆肖、乔姆斯基等人。其中，美国语言学家、人类学家萨丕尔，重视语言和文化、语言和思维的关系，与其弟子沃尔夫提出了“萨丕尔-沃尔夫假说”，其核心是人的语言影响了人对现实的感知，语言决定思维，语言的结构多元化是无止境的，语言结构是文化结构的本源和决定因素。这一理论对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等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马克思、恩格斯有关语言学的论述十分独到精辟，从语言起源、语言的社会本质、语言和思维、语言结构等诸多内容展开论述，认为语言学是非意识形态，是社会文化结构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些有关语言的思想“至今仍具有指导意义与现实价值”。[2]格里姆肖认为语言结构和社会文化结构“互限”；乔姆斯基认为人的本质、人脑结构、人类思维决定了语言结构和社会文化结构。另外，“尚有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说，语言与文化的基本特征一致说，语言是文化传播的工具说”[3]等。而在我国，有关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研究已有60余年的历史。罗常培先生《语言与文化》一书开启中国相关研究之先河。随后众多学者展开研究，究其关系，主要有三种观点，[4]一是包含关系，即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二是反映与工具关系，即“语言是文化的反映”，“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和“语言是文化的凝聚体”；三是决定关系。此三种观点皆有共性，说明了语言与文化是有关联性的，密不可分，并对文化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周庆生从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角度进行研究，论证了少数民族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是“对一定的自然生态环境、对一定的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观念文化的反映”。[5]上述研究说明，语言是一个民族思维习惯、认知模式和文化内涵的载体，因此，正如台湾语言学家李壬癸所说的那样：“语言是文化传承的重要工具。有了语言，祖先的遗产和知识系统才能不断的发展，绵延不绝。所以如果语言亡，文化绝不能活”。[6]对此，笔者非常赞同。 对语言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间的关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明确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包括以下五类：（a）口头传说（oraltraditions）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b）表演艺术；（c）社会风俗、礼仪、节庆；（d）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e）传统的手工艺技能。对于没有文字的民族而言，上述五种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必须通过本民族语言来传承，因此，正如丁石庆所言：“语言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也承载着丰富的非物质文化内涵，对于追溯和揭示族群文化和历史有着重要的意义”。[7]如果没有语言，非物质文化遗产没有可能保留下来。 “5•12”汶川大地震后，语言学家孙宏开根据多年在藏彝走廊地区调查经验，在不同场合做了“语言的保护与文化传承———从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谈起”的学术报告，[8]呼吁保护羌语。其他学者也指出了羌语的进一步濒危和保护的必要性。[9]但对于羌语在羌族文化整体性保护中的地位和作用，还值得进一步研究。有鉴于此，本文将从羌族文化整体性保护的视角，结合2010年随“汶川地震灾区羌族语言抢救、保护和发展政策研究”项目考察团赴加拿大卑诗省的调研，探寻在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中实现羌语保护的合理途径。 二、羌语对羌族文化保护的重要性 羌族自称“尔玛”，主要分布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茂县、汶川、理县、松潘、黑水等县以及绵阳市的北川羌族自治县和平武县，甘孜藏族自治州丹巴县、贵州省江口县和石阡县有零星分布。羌族多数居住在高山或半山上，少数分布在公路沿线各城镇附近，与藏、汉、回等族人民杂居。“5•12”地震后，部分人口因生活环境不宜人居而迁往异地，有的从高山迁至河谷地带，有的举家迁居于城镇周边，还有的自发迁往崇州市、邛崃市农村，分布面扩大，人口流动性增强，呈现出向城镇集中的态势。 经语言学家调查，“大约有6万多羌族（占总人口的16.9%）和5万多藏族目前还使用羌语”。[10]从日常语言使用看，羌族人口中，羌语的使用大致有四种情况：第一种为只讲羌语（即“尔玛语”）的人口，主要以高山和半高山边远地区的老年人和一些学龄前儿童为主，人数较少；第二种为能熟练使用羌语和汉语的人口。他们一般居住在高山、半高山的村寨、城镇附近及交通沿线，年龄多在50岁以下，平时在村寨中或家里使用羌语，外出讲汉语，人口较多；第三种为完全使用汉语的人口。包括城镇和交通发达的地方及北川、平武一带；第四种为同时使用羌语、汉语和嘉绒语、藏语的人口，主要居住在邻近藏区或者与藏族交错居住。如，松潘的羌族能讲安多藏语，丹巴的一些羌族[11]能讲嘉绒藏语。除了羌族人口外，黑水县境内的部分藏族约5万多人也讲“尔玛语”。 羌语在日常生活中应用的多样性，原因有三：一是从地理上看，羌族居住在汉族与藏族之间，与汉藏两个民族的文化互动时间长，影响深；二是高山峡谷地貌导致其居住地封闭性较强，羌语本身的多样性突出。羌语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羌语支，分北部和南部方言。两部方言的区别主要在于：南部方言有声调，声调具有区别词义和形态的作用，北部方言没有声调，但有较为丰富的复辅音声母和辅音韵尾；同时，北部方言的语法表现形式较复杂，用形态手段来表达语法规律的情况比南部方言多；北部方言内部差别较南部方言小。[12]北部方言通行于茂县北部、中部，松潘县的小姓乡、镇坪乡、白羊乡以及黑水县的大部分地区，下分雅都、芦花、麻窝、茨木林、维古5种土语。南部方言通行于茂县南部、理县和汶川县，下分三龙、较场、黑虎、大岐山、桃坪、龙溪、绵虒7种土语。[13]三是从历史上看，羌族受汉语影响大，“从清中叶到解放前夕的100多年间，是羌族社会汉化速度最快、羌族双语制形成的主要时期。……部分地区逐步从双语社会走向以汉语为主的单语社会，少数地区已经完成双语向单语的转变。”[14]20世纪80年代以来，羌族社会的流动进一步加剧，通过迁移、打工、通婚多种方式，与外界有了大量接触。讲羌语的机会和时间日益减少。同时，学龄儿童入学接受现代教育，使语言的家庭传承机制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导致能讲羌语的人口越来越少。“5•12”汶川大地震后，羌族地区的居住格局发生变动，大量羌族迁往异处，移居到交通方便、生活条件较好的乡镇或城镇的周边地带，羌语使用范围进一步萎缩，处在濒危状态中。#p#分页标题#e# 羌语在羌族文化中的重要性，更多表现在它对社会组织的整合作用和对知识体系的传承作用上。例如，在羌年、瓦尔俄足、苏布士等节庆活动中，释比用羌语做法时诵读的经典，包含了羌族的创世传说、族源记忆、村寨关系等重要信息；在多声部民歌和莎朗的歌曲中，包含了羌族的传统道德观念、审美意识、对自然和社会认知的知识；在大量的民间文学、民间传说中，包含了羌族的哲学思想和人与自然关系的认知。口头文学的内涵颇广，包括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古歌谣、史诗、长诗、谚语、谜语、民间艺术等内容，这些知识，都依赖羌语来传承和表达。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国家根据羌族人民的愿望，创制了《羌文拼音文字方案》，但一直未获主管部门正式批准，更未得到有效的推广，只能在部分地方试行，而且因为资金不足，措施不力，在民间难以为大众所理解、认同，使之与民众生活方方面面衔接度不够，不能真正发挥出相应的作用。因此，羌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一直沿袭古老的方式，通过两个层面来进行：一是社会传承机制，通过羌族社区内部结构及网络关系，使羌族文化得以延续；二是家庭传承机制，通过家庭人员及亲属关系使文化层层传播。而其形式均通过言语的表达，行为的规范来实现，即为口传心授、言传身教的方式，使羌族文化不断得到传承。因而，对于无法依靠文字来传承文化的羌族而言，羌语就是唯一的表达和传承方式。即使是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汉语或者藏语的羌族人口中，汉藏两种语言都不能准确表达羌语的文化意义，也不可能代替羌语传承和表达羌族文化的精髓。 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是我国第一个以民族族称来命名建立的文化保护实验区，充分体现了政府及社会各界对饱受灾害之殇的羌族人民的关怀。从建立至今，在政府主导下，保护区的工作已经稳步开展，但羌语作为羌族文化的核心载体，在保护区建设中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笔者认为，有必要借鉴加拿大的原住民语言保护政策，提高对羌语保护的认识，推进以羌语保护为核心的羌族文化整体保护。 三、加拿大以语言为核心开展文化保护的经验 2010年，笔者参加中加合作项目“汶川地震灾区羌族语言抢救、保护和发展政策研究”，到加拿大卑诗省考察第一民族或原住民语言政策法规，了解了通过教育机构和民间社区的努力复兴原住民语言的状况。认为其不少做法值得借鉴。 加拿大是多民族、多语言、多文化的国家，境内人群大致可分为三种：第一种称为原住民，包括第一民族、因努伊特人和梅提斯人。“土著民是加拿大的第一民族。今天的北美印第安人，即原住居民中的最大群体，被认可为‘第一民族’”（TheFirstNation）；[15]第二种称为建国民族（FoundingPeoples），即法兰西民族和不列颠人，在加拿大占统治地位的多数民族；第三种，除上两支之外的所有少数民族群体（TheThridForce），自19世纪末以来作为移民来到此国。为促进民族之间的理解与交流，加拿大政府实行了多元文化政策。 第一民族即印第安人，在加拿大有着悠久的历史，但从17世纪开始，近代印第安人的历史充满着血泪和坎坷。欧洲人来此进行殖民活动，战争和疾病导致大批印第安人口消亡，许多部落不复存在，其语言更是受到灭顶之灾。1890年时，100%的印第安人使用自己的语言交流，而120年后的2010年，印第安人有10.96万人，仅有5.1%（5609人）的人能流畅自如地使用自己的语言，这些人大多数是年长者；还有8.2%（8948人）的人能听一些（semi-speakers）。尽管卑诗省印第安人的语言资源丰富，有32种语言，59种方言，占全加拿大印第安人的语言种类60%，但整个都处于濒危状态。研究者按照其人数及使用频率，将这些语言划分为有生命力的、衰退的、濒危的和消失的四种样态。其中，有生命力的语言使用者包括所有年龄段的人，并在社区中广泛地运用；衰退的语言具有不稳定性和危险性，使用的人大量减少，仅有一些成年人在使用；濒危的语言分严重的濒危和接近灭亡两种，前者由很有限的人很少使用，已没有下辈人的传承，而后者仅个别老人会说，使用频率很低；消失的语言指活着的人已经不能说的语言。其调查统计报告显示，该省第一民族有29种语言均处于濒危程度，失传的、处于休眠状态（Sleeping）的语言有3种。[16] 1982年公布的《加拿大权利与自由》第23条，规定了“少数民族的语言教育权利”，从法律上明确了第一民族有可以用自己的民族语言接受教育的权利。1988年，《加拿大的多元文化政策》一文中规定：“有鉴于加拿大宪法与官方语言法规定，英语和法语是加拿大的官方语言，但不会取消或贬低其他任何语言所享有的权利和特权；在加强加拿大两种官方语言的地位与使用的同时，加拿大保护和促进英语和法语以外的各种语言的使用”，[17]法律地位的确立和政策保障的落实，使第一民族的语言权利得到保障。在此背景下，其语言与文化的保护相结合开展，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为开展保护工作，由卑诗省政府牵头，于1990年成立了原住民遗产、语言和文化理事会（FPHLCC），其成员由三方共同组成，即原住民代表、政府官员和学界代表。其中，原住民代表的选择面广，覆盖203个部落社区，先由这些部落成立的24个部落理事会（TribalCouncils）各选举1名代表组成BC咨询委员会（BCAdvisoryCommittee），再从中产生9名代表；另外有3名人员来自企业、市民和政府部门。他们共同负责原住民语言及文化保护事务。语言保护项目主要在六个方面开展工作，即提高语言的主动性（LanguageInitiative）；需求评估与资源发展；建立师徒关系（Master-Apprentice）、语言巢（LanguageNes）t、文化营地（CultureCamps）；语言规划和权威；完善“第一声音”网站；绘制语言地图等。此外，还有艺术类项目，包括传统艺术发展；技艺传承人管理；文化传承；社区和艺术家工作坊；绘制文化地图等。运作多年来，理事会发挥了良好作用，为原住民、政府、高校和研究机构的沟通合作提供了有效的渠道和平台。并有效避免了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等整体性事务多头分割、相互掣肘的弊端。 #p#分页标题#e# 卑诗省原住民遗产、语言和文化理事会（FPHLCC）在开展工作的过程中，一直将第一民族语言保护作为文化保护的核心。具体的方法有以下几种： 第一，随时展开调查，评估语言的状况。在获取各个部落的认可和支持后，理事会随时可以开展调查，与学术机构合作，每年有相关的调查报告，作为语言、文化保护和发展的依据。因此，从省政府到理事会，都能清楚掌握第一民族的语言状况，并根据语言状况对文化的影响确定文化保护的重点和难点，作为工作安排的依据。 第二，充分发挥原住民遗产、语言和文化理事会的平台作用。理事会制定文化保护的目标和任务，起草语言复兴的项目计划书，为当地人使用语言创造出更多的机会。以“第一声音”网站为例，该网站信息量大，资源丰富，形式生动活泼。其中，运用数码技术对濒危语言归档最有特色。这里可以对第一民族不同地区的不同语言与文化进行介绍，所设的部落语言区有专人负责词汇的收集与录入，并由被当地认可的、有权威的人来发音，上传之后可以供初学者或有兴趣的人学习。网站日常管理及完善的资金和人员主要来自于民间，理事会人员负责技术指导及设备维护。 第三，鼓励民间及相关组织自觉实现语言的保护，特别支持社区及家庭传承机制的恢复。提供资金帮助建立结对子，以一对一的形式进行语言的传授，即建立师徒关系（Master-Apprentice），让濒危语言后继有人，还开展各种活动展示传统文化，宣传文化遗产。 第四，在学校重视传统文化教育。1972年“印第安人控制印第安人教育”的教育政策出台后，印第安人保留地的教育发生了很大变化，如，父母开始参与到子女的教育过程中；学校的课程设置开始考虑到儿童对本民族文化环境的认知；联邦政府帮助保留地学校培训本土人才等等。在一些地方，如CheifAthom，还有采用浸入式方法学习的学校，有利于语言的传承和传统文化的教育。 经过多年努力，卑诗省的濒危语言复兴取得了一定成就。复兴项目得到众多部落的认可。目前，该省有11.1%的人（12223人）是语言学习者（languagelearners）。“第一声音”网站影响日益扩大，激起了更多的人自觉参与到保护民族传统文化的行动中。 四、以羌语保护为核心开展羌族文化整体保护 加拿大经验证明，只要政府、学界和民众形成良好的沟通与合作，濒危语言完全可能复兴，由濒危语言承载的文化也可以得以传承，我国濒危的羌语和其他少数民族语言也不例外。在羌族地区，要处理好羌语和文化保护整体性间的关系，必须在认识上和实践中处理好以下问题： 第一，正确理解相关法规中语言保护与文化保护间的关系问题。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年10月17日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第2条定义中明确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口头传说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我国2011年2月25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二条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包括：（一）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这都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一是口头传统是非遗的重要内容，二是作为其载体的语言也是保护的对象。对没有文字，文化仅靠口耳相传的民族而言，语言无疑是传承本民族文学的唯一平台，语言和文化是无法割裂的，是需要整体性保护的。只有保护好语言，保护的文化才有活力！ 第二，依法落实羌语的保护政策 法律法规保障是抢救和保护羌语的前提和基础。我国对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保护的法律体系是健全的，2000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通用语言文字法》出台，规定了“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依据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及其他法律的有关规定。”四川省对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保护的法规也是明确的，2003年11月，四川省出台的《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办法》，明确规定了自治地方可以采用双语进行教学、播音。但是这些法律法规的落实仍然不够，这正是由于人们对于少数民族语言在文化保护中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的表现。 第三，以羌语保护为核心进行羌族文化生态实验区建设 应充分利用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建设平台，在整体性保护中适时建立羌语保护示范区，将文化保护与语言保护进行有效整合，将语言保护纳入生态实验区建设规划，以保护文化载体的根本性措施保护文化。 在保护区建设中，设立羌语保护专项资金。一方面组织人员对羌语的使用和保护情况进行跟踪调查和评估，为开展语言和文化保护行动提供依据。一方面开展社区保护活动，培训相关人员，建设数字平台。资助博物馆、文化馆、活动中心、传习所开展活动。提高羌族民众的文化自觉意识，充分动员民间力量，发挥其主动性和创造性，采用多样形式传承和使用羌语，特别要重视中老年人的传承作用，鼓励其在社区及家庭内使用和传承羌语。 加大保护区内人才队伍建设力度和传承人建设机制，完善文化代表性传承人的国家、省、市、县级四级认定和保护工作，将之与语言传承有机结合；积极发展双语教育，鼓励学校编制乡土教材，传播传统文化知识。开办羌语培训班，为有兴趣的群众提供终生教育机会。尽量保护羌区儿童与家庭的联系，保障其在家庭内获得传承的机会。 推广和使用新创制的羌文，逐步实现羌族文化由语言传承到语言和文字共同传承的转变。新中国成立后，按照羌族人民的愿望，专家们经过多年实地调查与研究，出台了《羌族拼音文字方案》（草案），它可以准确记录羌族的语言，以忠实地反映出羌族文化的丰富内涵。方案于1993年通过有关部门审定，随后编制了教材，培训了师资，在一些羌语保留完好的地区试行。近年来，由于严重缺乏经费，工作处于停滞状态。应在保护区建设中规划促进方案完善和推广的措施，提供资金、人才的支持，促进羌族文化传承从只能由语言传承到语言和文字共同传承的转变。#p#分页标题#e# 总之，羌语是羌族的民族认同基础、身份象征、自豪感来源和包括自然生态在内的知识媒介,同时也是保护与传承羌族文化的核心载体。当然，笔者所言在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内实现羌语的保护，并不是说不在区域内的地区就不进行保护，而是希望通过这种平台，使语言与文化保护有机的结合，产生更为有益的效果。
(一)少数民族语言和河北方言被同化
2010年11月1日河北省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河北省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并有多个少数民族居住的省份，但少数民族人口仅约占总数人口的4%，地理位置位于华北平原的北部，兼跨内蒙古高原。可见，河北省的语言环境属于典型的北方话，加之河北省环绕首都北京，使河北方言在语音、语调及词汇方面较其他方言区与普通话更接近。所以，河北人学起普通话来比较容易，且足够标准。普通话的推广减弱了少数民族语言和方言的活力，尤其是在分散的方言区和民族语言地域。
(二)传承体系缺乏规范性和连续性
语言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工作要靠人去做，人的作用显得越来越突出和重要。在河北省四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录中，语言和以语言为媒介的“非遗”传承人多数是高龄者，有的年老体弱，有的心有余而力不足，部分项目甚至面临“人亡艺绝”的困境。第一批部级“非遗”名录项目中的河间歌诗，现在传承人年事已高，有难以为继之虞。青龙满族自治县约10万人口，但会讲满语的人极少。文化遗产传承渠道不畅，出现了家庭传承链脆弱、绝技面临失传，人口大规模迁徙、群体传承链断裂，教育趋于同质化、专业人才匮乏的局面，使得一些依靠口传心授方式承传的文化遗产正在不断消失。
(三)方言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否应该保护
是否应该保护方言在社会上一直争论不休。方言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遗产，是语言分布区域民众所采用的交际工具，是传承文化、维系民族认同感的文化资源。一种语言一旦消失，将不可再生，与之所承载的文化资源也随之殆尽。这不利于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发展，从文化遗产保护的角度看，对方言的保护不容置疑。但反对保护方言的声音也很强烈，往往强调语言的一致性，语言一致可以有效地同化异族文化，维护国家的统一，却忽视了语言的文化价值和历史价值。两种不同的观点势必影响语言政策的制定和相关问题的研究，甚至造成某些语言社群放弃方言的选择，使方言处于濒危状态。
语言文化遗产保护发展策略
一种语言的活力取决于三个因素，即制度支持、经济力量和人口。多种语言方言是国家宝贵的社会经济文化资源，均应有各自的生存发展空间。为此，应制定相应的保护发展策略。
(一)制定语言政策，保护语言多样性
语言政策是一个国家通过立法或政府手段制定的关于本国使用某一语言或某些语言的政策，包括国语、官方语言、少数民族语言和区域性语言使用的政策。政府应把制定地方、区域、国际的语言政策作为整个政策规划和资源管理的一部分给予重视。建立濒危语言、少数民族语言和方言保护与发展机构或语言中心来记载及保存语言，广泛征求专家学者、少数民族语言和方言使用者等各方面意见，合理制定《少数民族语言法》、《方言法》、《双语教育法》等法律规范文件，促进语言的维持保护和发展工作。向符合条件的各类社会团体、学校、少数民族自治政府提供专项基金用于少数民族语言和方言，尤其是濒危语言的保护和抢救工作。地方政府还应根据各省市具体情况补充和完善有关法律条文。目前河北省“非遗”四级名录中没有专门独立的语言类项目，虽然通过“非遗”名录中的民间文学、传统戏剧、曲艺等文艺形式可以作为间接表达和传承语言的载体，但语言不等同于口头艺术，势必会导致其失去生命力。河北方言中保存着大量珍贵的历史信息，即便不能列入国家“非遗”名录，至少应从本地保护开始，将其列入河北省级“非遗”保护名录。
(二)推动语言文化遗产进入国民教育体系
语言教育同一个国家的语言政策和民族的语言态度紧密相联。少数民族语言及方言是一种资源和财富，故应在教育体制中有所体现。如可以让不同层次、不同社会方式的教育都参与进来，包括幼儿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高等教育、党校的干部教育、扶贫中的扫盲教育以及社会教育等，推进语言文化遗产进校园、进教材、进课堂。开展普通话作为母语的教学，同时开展民族语言和方言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双语和双文化教育有利于挽救处于濒危状态的语言。鼓励所有小学、中学以及高等院校在有条件的情况下以开设外语同样的方式开设少数民族语言和方言的课程，与外语一样给予同等的学分。向少数民族语言和方言课程教学中获得相应流利程度的学生颁发与外语教学相等的水平证书，高等学校将少数民族语言和方言水平证书作为外语水平证书同等证明予以承认。
(三)培养对语言文化多样性价值的认同
基金项目：项目名称：城镇家庭外语规划研究项目编号：2242016S30024；项目名称：江苏策应“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外语规划研究，项目编号：15YYA003
少数民族语言是我国重要的文化瑰宝，是我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和传承具有非常深远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当前在新媒体、手机客户端等传播技术的冲击下，各个民族之间的文化交融越来越深刻，同时在国际经济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国际间的文化交融也如火如荼。科学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语言遇到了新的挑战和机遇，只有不断创新保护和传承措施，才能真正保护少数民族语言，才能真正发挥语言文化瑰宝的魅力与价值。
一、少数民族语言保护现状分析
少数民族语言是少数民族文化和发展的象征，是少数民族地方风俗和发展历史的直观呈现。随着少数民族语言的流失及口口相传带来的传承难题等，我国已经开始注重保护少数民族的特色语言。但随着新技术的不断发展，随着国际间文化交融的日益蔓延，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工作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危机。一些少数民族语言由于缺乏文本或纸质资料，在口口相传或代代传承中逐步地遗失，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后果。据相关部门统计，在国际范围内平均每一周就会有一种少数民族语言丧失。可见，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和传承工作所面临的形势是非常严峻的。我国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国家，虽然从名义上我国拥有56个民族，但少数民族的语言习惯在使用过程中是多样化的，甚至一个少数民族就拥有多种语言，特别是在交通不便的西南、、新疆等地区，几乎每隔一座山就存在一种语言。在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过程中，仍有很多具有地方特色的，少数人使用的少数民族语言未能得到官方认可和记载，这增加了少数民族语言保护工作的难度。特别是在当今时代里，随着新媒体等技术的不断发展，少数民族聚集的地方可以通过电视、上网等方式便捷地与外界沟通，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少数民族地区汉化的进程，同时也直接影响了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工作。同时，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多为交通不便的贫困山区，特别是一些仅有少数人使用的民族语言，他们往往生活在封闭的山区。这些地区交通不便，教育资源存在明显的短缺，这使得当地的教育资源稀缺，教师无法承担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工作。因此，在当前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工作中，存在着诸多的问题，新技术、新环境等对于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存在着巨大的挑战和威胁。加强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和传承迫在眉睫。
二、少数民族语言保护和传承工作的重要意义
随着网络文化、快餐文化等盛行，不少人认为发展少数民族语言已经成为了狗尾续貂，无需投入大量的精力和经费来开展针对性的保护工作。同时还有不少人认为，少数民族语言应该属于历史，不应该下大力气来传承，而应该直接舍弃。这些观点都是错误的，少数民族语言是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发展和历史进程的见证，更是我国的民族文化瑰宝。加强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和传承具有深远的意义。
（一）少数民族语言中蕴含着丰富的内容
语言是文化的直接表现形式，这就使得语言并不是仅仅作为一种沟通与交流的工具而存在，语言更是一种文化烙印和文化宝藏。在少数民族语言中，蕴含着非常丰富的文化内质，语言中包含着故事、传说、寓言、哲理等，通过加强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和传承工作，能够有效地挖掘语言中的这些文化特质，从而丰富我国的少数民族文化。如藏族的《格萨尔》、蒙古族的《江格尔》等等，都是从少数民族语言中发掘出来的。一些少数民族语言中的丰富的文化内涵，已经逐步地成为文学作品的主要取材地，一些影视作品等也通过挖掘少数民族语言来汲取丰富的营养。当然相比于被挖掘出来的文化素材，少数民族语言中蕴含着的东西和内质是非常丰富的，仍有待开发与利用。
（二）少数民族语言中饱含着历史经验
语言不仅仅是一种工具，更是一种历史经验的积累和传承。在少数民族语言中，它如同一台吸尘器，将千百年来的历史信息记录和收集起来，并通过代代相传和口口相传传承下来。
从少数民族聚集地出现到少数民族的繁荣、衰落周期等，都能够从少数民族语言中得到体现。如满语的发展，是满族部落逐步兴起、并占领中原、一统中国的见证者和记录者，研究少数民族的发展史，从少数民族语言的演变中就能够获得答案。因此，加强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和传承，有助于帮助史学家深入地分析少数民族的历史渊源。
（三）少数民族语言的丧失影响民族感情
少数民族语言是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的象征，是少数民族同胞的情节所在。在当前新媒体技术及国际间文化交融的影响下，少数民族地区的语言在保护和传承的过程中存在着巨大的安全风险。因此，加强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能够有效地维系民族团结，有效地保护少数民族同胞的民族情节和民族情感。一般来说，语言的消失会给这个民族或族群带来心理上不可弥补的创伤和心理阴影，加强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能够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增砖添瓦。
三、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和传承策略
随着少数民族语言丧失情况的日益严峻，我国政府已经认知到保护少数民族语言的关键作用，并出台和制定了一系列的措施，旨在全面保护少数民族语言。但受新媒体等冲击，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工作仍存在着较大的漏洞，因此亟需采用科学全面的保护和传承策略，推动少数民族语言的长治久安。
（一）加强非物质文化立法工作
在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和传承工作中，应该通过立法的方式来强制性地予以保护。国家已经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立法，文化部成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专门机构，国家民委承担了濒危语言资料的记录和抢救工作，这些都从宏观调节上，强有力地保护了少数民族语言。但从保护工作的现状及全局角度来看，当前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工作仍存在着巨大的法律空白，这使得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工作在实践中常常遇到难以解决的难题和困境。因此，加强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和传承工作，应该积极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立法保护，通过立法保护来深刻地全面地保护少数民族语言。同时，在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语言的过程中，仅仅注重结果立法是不全面的，还应该针对性地进行程序立法，针对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环节及保护措施进行程序立法，不断规范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行为。此外，在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和传承过程中，政府部门应该充分发挥桥头堡的作用，通过资金投入、技术投入等来推动少数民族语言保护工作的全面推进。特别是民族自治地区，应该结合本民族语言的保护工作的实际进度和实际情况，积极争取上级政府部门的配合与支持，共同推动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工作的切实有效地施行。
（二）大力开展民族语言的研究工作
在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和传承工作中，仅仅以研究人员的一己之力显然是无法深入开展的，更是难以提升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效果与质量的。鉴于此，在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工作中，应该积极开展民族语言的研究工作，将民族语言的研究纳入规范化的教学体系中。一方面，社会组织、研究机构应该在政府部门的扶持下，加强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工作，将少数民族的语言通过数据库、信息技术等方式予以记录下来，深入挖掘少数民族语言中蕴含着的文化内容和文化内质。另一方面，在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和传承过程中，加强其语言研究工作，高校应该充分发挥引领者的作用和角色。通过学科构建、体系优化等来深入地开展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工作。此外，社会其他部门应该注重挖掘少数民族语言中的经济元素，如将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成果搬上荧幕、网络等。
（三）加强少数民族语言的教育工作
在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和传承过程中，少数民族聚集地、民族学校应该成为起点，通过提升教师的民族语言的掌握水平，通过少数民族语言教材的编订，通过优化和创新教学方式，来帮助少数民族地区的莘莘学子们，全面掌握本民族的语言。首先，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教学过程中，应该开展双语教学工作。教师不仅应掌握科学的普通话，同时更应该了解和熟悉少数民族语言的发音习惯及表达方式。同时通过加强对教师素养的提升和培训，来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语言。其次，少数民族语言的教学过程中，还应该科学编订和修订语言教材。根据少数民族语言的教学实际，编写科学的全面的教材，使得教学工作更加具有针对性。最后，在少数民族语言的教学过程中，还应该积极创新教学方式，有效地改良教学模式，通过技术创新和科技创新，来提升少数民族语言的整体教学质量，优化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和传承工作。
四、结语
少数民族语言是我国文化的重要瑰宝，当前少数民族语言在保护和传承的过程中，困难重重，危机四伏，加强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和传承工作迫在眉睫。在实践中，通过完善非物质文化立法工作，通过改良教学方式，通过加强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工作等，能够综合性地全面化地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语言。
少数民族语言是我国重要的文化瑰宝，是我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和传承具有非常深远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当前在新媒体、手机客户端等传播技术的冲击下，各个民族之间的文化交融越来越深刻，同时在国际经济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国际间的文化交融也如火如荼。科学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语言遇到了新的挑战和机遇，只有不断创新保护和传承措施，才能真正保护少数民族语言，才能真正发挥语言文化瑰宝的魅力与价值。
一、少数民族语言保护现状分析
少数民族语言是少数民族文化和发展的象征，是少数民族地方风俗和发展历史的直观呈现。随着少数民族语言的流失及口口相传带来的传承难题等，我国已经开始注重保护少数民族的特色语言。但随着新技术的不断发展，随着国际间文化交融的日益蔓延，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工作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危机。一些少数民族语言由于缺乏文本或纸质资料，在口口相传或代代传承中逐步地遗失，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后果。据相关部门统计，在国际范围内平均每一周就会有一种少数民族语言丧失。可见，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和传承工作所面临的形势是非常严峻的。我国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国家，虽然从名义上我国拥有56个民族，但少数民族的语言习惯在使用过程中是多样化的，甚至一个少数民族就拥有多种语言，特别是在交通不便的西南、、新疆等地区，几乎每隔一座山就存在一种语言。在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过程中，仍有很多具有地方特色的，少数人使用的少数民族语言未能得到官方认可和记载，这增加了少数民族语言保护工作的难度。特别是在当今时代里，随着新媒体等技术的不断发展，少数民族聚集的地方可以通过电视、上网等方式便捷地与外界沟通，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少数民族地区汉化的进程，同时也直接影响了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工作。同时，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多为交通不便的贫困山区，特别是一些仅有少数人使用的民族语言，他们往往生活在封闭的山区。这些地区交通不便，教育资源存在明显的短缺，这使得当地的教育资源稀缺，教师无法承担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工作。因此，在当前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工作中，存在着诸多的问题，新技术、新环境等对于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存在着巨大的挑战和威胁。加强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和传承迫在眉睫。
二、少数民族语言保护和传承工作的重要意义
随着网络文化、快餐文化等盛行，不少人认为发展少数民族语言已经成为了狗尾续貂，无需投入大量的精力和经费来开展针对性的保护工作。同时还有不少人认为，少数民族语言应该属于历史，不应该下大力气来传承，而应该直接舍弃。这些观点都是错误的，少数民族语言是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发展和历史进程的见证，更是我国的民族文化瑰宝。加强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和传承具有深远的意义。
（一）少数民族语言中蕴含着丰富的内容
语言是文化的直接表现形式，这就使得语言并不是仅仅作为一种沟通与交流的工具而存在，语言更是一种文化烙印和文化宝藏。在少数民族语言中，蕴含着非常丰富的文化内质，语言中包含着故事、传说、寓言、哲理等，通过加强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和传承工作，能够有效地挖掘语言中的这些文化特质，从而丰富我国的少数民族文化。如藏族的《格萨尔》、蒙古族的《江格尔》等等，都是从少数民族语言中发掘出来的。一些少数民族语言中的丰富的文化内涵，已经逐步地成为文学作品的主要取材地，一些影视作品等也通过挖掘少数民族语言来汲取丰富的营养。当然相比于被挖掘出来的文化素材，少数民族语言中蕴含着的东西和内质是非常丰富的，仍有待开发与利用。
（二）少数民族语言中饱含着历史经验
语言不仅仅是一种工具，更是一种历史经验的积累和传承。在少数民族语言中，它如同一台吸尘器，将千百年来的历史信息记录和收集起来，并通过代代相传和口口相传传承下来。从少数民族聚集地出现到少数民族的繁荣、衰落周期等，都能够从少数民族语言中得到体现。如满语的发展，是满族部落逐步兴起、并占领中原、一统中国的见证者和记录者，研究少数民族的发展史，从少数民族语言的演变中就能够获得答案。因此，加强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和传承，有助于帮助史学家深入地分析少数民族的历史渊源。
（三）少数民族语言的丧失影响民族感情
少数民族语言是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的象征，是少数民族同胞的情节所在。在当前新媒体技术及国际间文化交融的影响下，少数民族地区的语言在保护和传承的过程中存在着巨大的安全风险。因此，加强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能够有效地维系民族团结，有效地保护少数民族同胞的民族情节和民族情感。一般来说，语言的消失会给这个民族或族群带来心理上不可弥补的创伤和心理阴影，加强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能够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增砖添瓦。
三、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和传承策略
随着少数民族语言丧失情况的日益严峻，我国政府已经认知到保护少数民族语言的关键作用，并出台和制定了一系列的措施，旨在全面保护少数民族语言。但受新媒体等冲击，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工作仍存在着较大的漏洞，因此亟需采用科学全面的保护和传承策略，推动少数民族语言的长治久安。
（一）加强非物质文化立法工作
在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和传承工作中，应该通过立法的方式来强制性地予以保护。国家已经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立法，文化部成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专门机构，国家民委承担了濒危语言资料的记录和抢救工作，这些都从宏观调节上，强有力地保护了少数民族语言。但从保护工作的现状及全局角度来看，当前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工作仍存在着巨大的法律空白，这使得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工作在实践中常常遇到难以解决的难题和困境。因此，加强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和传承工作，应该积极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立法保护，通过立法保护来深刻地全面地保护少数民族语言。同时，在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语言的过程中，仅仅注重结果立法是不全面的，还应该针对性地进行程序立法，针对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环节及保护措施进行程序立法，不断规范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行为。此外，在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和传承过程中，政府部门应该充分发挥桥头堡的作用，通过资金投入、技术投入等来推动少数民族语言保护工作的全面推进。特别是民族自治地区，应该结合本民族语言的保护工作的实际进度和实际情况，积极争取上级政府部门的配合与支持，共同推动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工作的切实有效地施行。
（二）大力开展民族语言的研究工作
在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和传承工作中，仅仅以研究人员的一己之力显然是无法深入开展的，更是难以提升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效果与质量的。鉴于此，在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工作中，应该积极开展民族语言的研究工作，将民族语言的研究纳入规范化的教学体系中。一方面，社会组织、研究机构应该在政府部门的扶持下，加强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工作，将少数民族的语言通过数据库、信息技术等方式予以记录下来，深入挖掘少数民族语言中蕴含着的文化内容和文化内质。另一方面，在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和传承过程中，加强其语言研究工作，高校应该充分发挥引领者的作用和角色。通过学科构建、体系优化等来深入地开展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工作。此外，社会其他部门应该注重挖掘少数民族语言中的经济元素，如将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成果搬上荧幕、网络等。
（三）加强少数民族语言的教育工作
在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和传承过程中，少数民族聚集地、民族学校应该成为起点，通过提升教师的民族语言的掌握水平，通过少数民族语言教材的编订，通过优化和创新教学方式，来帮助少数民族地区的莘莘学子们，全面掌握本民族的语言。首先，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教学过程中，应该开展双语教学工作。教师不仅应掌握科学的普通话，同时更应该了解和熟悉少数民族语言的发音习惯及表达方式。同时通过加强对教师素养的提升和培训，来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语言。其次，少数民族语言的教学过程中，还应该科学编订和修订语言教材。根据少数民族语言的教学实际，编写科学的全面的教材，使得教学工作更加具有针对性。最后，在少数民族语言的教学过程中，还应该积极创新教学方式，有效地改良教学模式，通过技术创新和科技创新，来提升少数民族语言的整体教学质量，优化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和传承工作。
四、结语
少数民族语言是我国文化的重要瑰宝，当前少数民族语言在保护和传承的过程中，困难重重，危机四伏，加强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和传承工作迫在眉睫。在实践中，通过完善非物质文化立法工作，通过改良教学方式，通过加强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工作等，能够综合性地全面化地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语言。
参考文献
我国历史悠久,地域辽阔,人口和民族众多,民间音乐浩如烟海,由于各民族历史传统、语言特点、生活风俗等的差异,各地原生态民歌具有不同特征地域色彩,形成了独具韵味的风格特征。音乐与语言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原生态民歌的曲调、节奏等方面受地方语言方音的影响,凸显区域文化语境的特点,体现了本区域文化的审美特征,有着强盛的生命力。本文结合人类学中文化语境的理论来探讨原生态民歌在区域文化语境中的保护与传承。
一、原生态民歌的界定
有关原生态民歌的定义观念历来有着不同的声音。乔建中认为“原生态”这个提法来源于人与环境、文化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是关注自然和文化生态方面的事情;伍国栋认为,“原生态”音乐就是以生活为本源的自然态的音乐,没经过专业发展,也没有现代乐器伴奏,纯粹是民间口传心授、集体创作的音乐,对待“原生态”音乐要用一个相对的观念来看;樊祖荫认为,“原生态”的民间音乐是与生活不可分的,是其民族、地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凡搬到舞台上的民歌,从严格的意义来说,已失去纯粹“原生态”的意义;①杨民康认为,对民间音乐的“原生态”问题,有必要先适当区分 “原形态”与“原生态”,因为从其含义来说两者概念存在差异。前者是从文化的形态变迁来说,特指某种文化的本体要素或形态特质的改变,而演唱环境是否改变暂不考虑在内;后者则从文化的生态变迁来说,不仅文化的本体要素(或形态特质)而且生存环境也一同发生变异的整体生态状况,所以真正的“原生态”音乐,指的应该是那些从艺术形态到表演环境均呈民间自然面貌的“活态”文化类型。②很明显,以上种种观点承认“原生态”音乐概念的存在,但又从不同的视角层面对“原生态”音乐进行了不同的阐释。不管是“原生态”的民歌的创作、传承,还是“原生态”的表演环境,都源于民间艺人在音乐创作及表演中主体与客体相互交融的产物。因此,“原生态”音乐不论从产生环境到表演场合还是在文化语境中的传承等均呈现出民间音乐传统发展方式,一种以人为主体的“活态”音乐文化。
二、原生态民歌与区域文化语境关系
我们认为,“原生态民歌”应指的是那些人们在特定区域内传唱、在日常生活和劳动中自然形成、通过人们口耳相传的方式保留下来并且较少受外来音乐文化影响的风格纯正、没有经过任何加工和提炼的民间歌曲。原生态民歌与区域文化语境有着密切关系,离开了区域文化语境,原生态民歌就失去了生存的环境与源泉。
1.语境与文化语境
“语境”指语言交际环境或使用语言的环境。英国民俗学家马林诺斯基(Malinowski)最先提出语境概念。马林诺斯基认为语言环境对于理解语言来说是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话语和环境是相辅相成的。他把语境分为话语语境(contextof utterance)、情景语境(context of situation)和文化语境(context of culture) 三个层次。后人在马林诺斯学说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并发展了语境理论。Claire Kramsh曾着有《语言教学的环境与文化》,他在书中对文化语境是这样描述的:“指人们语言交际中,一个民族所共有的由来已久的以及意识形态的背景知识,是人们在语言交流过程中能够通过预料、推测进而理解的知识结构。”由于地理环境、生存条件和生活环境不同,构成了各民族意识形态的背景知识和推测、思维的知识结构的差异,这种差异最终沉淀为人们的行为模式的深层结构,规范和制约着语言交际。所以说,语言交际不仅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
2.区域文化语境对原生态民歌的影响
不同的历史条件和地理环境造就了不同民族的文化语境,同时也孕育了不同风格的原生态民歌。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在55个少数民族中,节日繁多,难以计数,音乐舞蹈浩如烟海、异彩纷呈。每逢节日,人们总要盛装打扮,置办酒宴,歌舞欢庆。有的还要举行一定的传统仪式或宗教活动,其内容丰富多彩、情趣盎然。在这些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音乐文化中体现了原生态民歌个性发展的、历史的范畴,除了时代差异外,还有着地域与民族的差异性。文化语境对原生态民歌的风格色彩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例如侗族的原生态民歌,产生环境受到侗族区域文化语境影响,运用地方语言进行演唱,其音乐曲调及节奏等都要与语言精密结合,从而形成了具有地方语言方音的音调色彩。这些音乐中蕴含着本民族自身特色的思维和审美习惯,与一个民族的历史、宗教、价值观以及时代变迁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我们在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研究中必须了解和掌握各少数民族的文化语境。
三、原生态民歌的保护与传承原生态民歌的保护与传承
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比较受关注的话题,许多学者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见解及方法。近年来,受非物质文化保护的驱动,许多的音乐文化遗产得到了相应的措施予以保护与传承。笔者认为保护原生态民歌的方式只有两种,另一种是静态保护,一种是动态传承,但如何有效地真正达到保护与传承的意义,是我们需要共同探讨的一个重要课题。项阳认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物质文化遗产申报多年之后启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有着非常深刻的意义,这是旨在保护文化的多元性、多样性,避免在世界政治经济强势一统的前提下文化也趋于一体化的有效举措。作为中国音乐文化,对原生态民歌怎样进行保护与传承,才能呈现出民族文化的多元性、多样性呢?
1.原生态民歌的保护 2.原生态民歌的传承
项阳在《保护:在认知和深层次把握非物质文化遗产理念的前提下》提出:“保护传统音乐文化生存发展的文化空间,就是保护传统音乐本身。”③因此,笔者认为,原生态民歌的传承是存在于区域性的文化语境中,存在于本民族音乐文化生存发展的文化空间。如果一种音乐文化的生存空间被破坏了,那么其离消亡也就为期不远了,再论什么传承也就没意义了。目前,有关传承方式大致可以归结于三种:一是民间传承;二是教育传承;三是大众传媒的间接传承。原生态民歌靠的是“活态”传承,让它在原始的民族文化语境中传承更好。因此,保护原生态音乐首先要树立正确的民族文化继承观,培养民族文化自觉与文化认同感。我国传统音乐长期以来主要以自然传承作为传承途径,至今这种口头传承形式仍在民间广为沿袭。自然传承主要有两种方式,即家族式的个体传承及民俗活动的群体传承。家族式传承通过父母传子女的方式,可以在极其自然的状态下随时随地、潜移默化地传授技艺,这种口传心授方式尤其可以使原汁原味的特色风格得以保留⑤。如湖北长阳土家族自治县贺家坪镇的民歌世家,爷爷王纯成71岁,嗓音刚劲厚实;儿子王爱明35岁,歌声高亢明亮;孙子王浩宇仅8岁,声音清脆动听。在“中国首个文化遗产日?中国记忆专场晚会”中,他们作为湖北省唯一的代表,以一曲长阳土家族山歌《花咚咚姐》,向世人一展长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魅力。71岁的王纯成是长阳土家族自治县贺家坪镇有名的山歌手,能唱薅草锣鼓、五句子歌等民歌400多首,8岁的王浩宇是晚会上年龄最小的演员。民间艺人王纯成、王爱明等,是宜昌市的文化工作者在抢救保护优秀民间文化遗产的过程中,发掘出来的原生态民歌传承人的代表。在家族式传承中,前辈会毫无保留地将绝活技艺通过口传心授方式教给后辈,就像接力赛那样棒一棒薪火相传。依靠这种方式,我国民间音乐得到了连绵不断地发扬光大。群体传承也是一种重要传承方式。我国各族人民长期以来相沿传承的民俗节庆活动,不仅让各种民间音乐艺人得以一展身手,也为民间音乐艺人们进行群体传承技艺提供了大好机会。如广西壮族的歌圩每年从正月开始至四月间,以及七月至九月间也陆续有,只是各地的具体日期不同而已。歌圩的特点虽然是以青年男女唱歌欢会为主体,但其整个活动过程,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并且,是在特定的时间、地点里举行,成为具有延续性和稳定性的民族节日,是一种民族的群体性的精神生活的活动方式。它和各个民族的节日一样,总是受到本民族经济生活、民族社会结构、民族心理、信仰习俗,以及文学艺术、审美倾向等文化传统的各方面制约,并在此基础上长期形成和延续发展,绝不是一种孤立的文化现象。作为民间音乐文化,原生态民歌是在本民族的文化语境 区域文化中原生态民歌的保护性研究 区域文化中原生态民歌的保护性研究 ：小学音乐论文：音乐课堂教学过程 我国民族音乐的形成与特点 音乐鉴赏教学中的创造性思维培养
区域文化中原生态民歌的保护性研究
中传承发展,脱离了原生的民族文化语境,也就失去了原生态民歌的内涵。
民族文化传承，是以各民族为单位所承载的文化得以继承和延续的基本机制，也是维系社会成员成为一个稳定的民族共同体的内在动因。民族文化“作为一个民族基本生活方式的构成以及一整套的价值观念体系和内隐的行为模式等要素的综合体现”，[1] 正是通过传承机制，得以在民族共同体内的社会成员中不断积累，世代相传，最终成为“民族的标志”的。在这一历史发展过程中，语言既作为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得以延续，同时又自始至终地充当着民族文化传承的基本工具和媒介。随着民族社会的发展和族际交往的频繁，各少数民族在语言的使用上也开始出现了双语乃至多语现象，这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
一
语言是思维的载体，是文化的符号。“从最基本的意义上讲，语言是按一定规则组合的符号系统，被某一地理区域或文化群体的人们所公认，用以描述他们的客观世界和在其中生活的经历与感受”。[2]人类使用语言，都是从单语向双语发展的。因此，可以说双语现象是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为满足各民族之间的族际交往或文化交流的需要而产生的。
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看，双语不仅是各民族的语言使用现象，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现象、社会现象。一个民族的双语形成、发展、特点及其演变规律，是由其分布特点、社会发展水平、民族关系、文化教育、民族心理、社会地位、居住条件、社会生活需要等各种社会因素制约并决定的。就整体而言，我国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是决定我国民族地区双语现象形成和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各少数民族因其不同的族群归属、迁徙历史、分布格局、通婚交往、等因素，在双语使用上形成了各自的特点。
云南拥有25个少数民族，分别属于氐羌、百越、苗瑶三大族群以及明清后迁入的蒙、回、满等民族。这些民族为了改变生存环境、逃避战乱和异民族的压力，在历史上大多都经历过了长途迁徙，沿山脉水系走向而进入云南。迁徙移动的结果，使得迁徙民族必然把自己的语言文化带到所到之处，也必然与当地的文化发生接触、碰撞，最后导致两个民族的语言文化发生交流借用。在进入定居生活阶段以后，由于云南山高谷深、沟壑纵横的特殊地理环境，各民族在分布格局上也形成了“十里不同天，一山不同族”的特点。这种同一地区不同民族交错杂居，却又界限分明、规律有序的共处格局，必然带来各民族语言的交流组合。地理位置相邻近的同属一个语族的不同民族的语言之间相互影响自不待言，即使是分属不同语族的民族，只要所处地域相邻近，其语言之间的相互影响也是相当突出的。例如滇南地区的哈尼族属于藏缅语族，但其语言中却借用了大量的汉语词汇、属于侗傣语族的傣语以及一部分彝语支等其他民族语言的词汇，表现出民族文化交流融汇中的双语乃至多语共存现象。
另一方面，自汉代起，中原王朝就持续不断地对云南进行征伐、开发、移民、屯田，汉族人口不断涌入云南，汉文化也随之得到了越来越强盛和广泛地传播。至元明清时期，进入云南的汉族大量增加并在人口比例上超过少数民族，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汉文化逐渐成为云南的主流文化，并在很多少数民族地区得到了普及，设立学校、科举考试渐成风气。由于汉族的经济文化较为发达，少数民族要更快地发展自己，要与其他民族交往，除了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外，还要学习汉语，这就决定了我国少数民族出现双语现象的必然性。汉语文不但是汉族使用的语言文字，也是各民族共同使用的交际工具，自然很容易成为少数民族兼用的第二语言。所以从两汉时期起，云南就已开始出现少数民族兼用汉语的双语现象，而且这种有助于民族发展的双语现象后来又随着历史发展一浪高过一浪地向前推进。至近代时，汉文化与白族、纳西族、坝区彝族的文化交流越来越广泛深入，既使用本民族语言又使用汉语的双语现象在这些民族中日益普遍。20世纪50年代起，国家大力帮助少数民族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并积极提倡少数民族学习汉语、汉文，发展少数民族双语教育，双语现象进一步得到普及和强化。
二
双语现象是各民族语言接触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出现的语言使用功能的变化。这种变化既可能是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构成双语关系，也有可能是少数民族借用另一地区少数民族语言的现象。沃尔夫假说认为：所有高层次的思维都依赖语言；习以为常的语言结构影响着我们理解环境的方式，讲不同语言的人具有不同的世界图式。这虽然是萨丕尔理论的极端，但不可否认，语言确实能帮助人们形成对世界认知的思维定势和传达习惯。双语现象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本民族传承传统文化的单一语言媒介，使用两种不同的语言在民族文化的传承过程中同时发挥着作用。
正如索绪尔所说：“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常会在他的语言中有所反映；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构成民族的也正是语言。”[3]语言是文化符号系统中最重要、最基本、也是最复杂的符号体系，任何一个民族的语言都在本民族文化的传承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无文字或文字不发达的少数民族传统社会里，本民族的口头语言是其最主要的信息传播媒介。无论是神话、史诗、传说、故事，还是歌谣、谚语、戏剧、曲艺，都通过口头语言得到传承与延续。各民族的民族文学都储存于社会成员的记忆中，存活在民间大众的流通上。它以口头语言为媒介，以社会的人为载体，通过上一代对下一代的信息传播，来实现各民族民间文学自身的历时性传延。在这种口耳相传、世代相承的传播活动中，接收者所获得的信息已不仅仅是若干具体的民间文学本身，他们还在其中领会和感悟着本民族的历史与文化，诸如天地的开辟、万物的起源、生产工具的发明、婚姻制度的演变、民族的形成与发展、风物习俗的来历等等。如果把这种口语传播的信息范围再扩大一些，那么，不仅是各民族的民间口承文学，而且其社会成员所共同遵守的制度、规矩、习惯、禁忌以及上辈人的生活经验、常识、教训，也都通过口头传授的方式来实现从上到下、由老及幼的信息传承。
随着民族交往的频繁和文化交流的深入，本民族语言及其以汉语为主的异民族语言的双语使用，在一定程度上使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传承开始发生变异和分化。一方面，由于居住地理的相邻和生活生产习俗的相似，异民族语言开始进入本民族的日常生活，并成为本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之一。例如哈尼族在历史上曾对汉语有过相当程度的借用。明朝以前，作为哈尼族命名方式的父子连名谱系是只有名字而无姓氏的。明朝中叶，中原王朝为进一步控制和同化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采取笼络手段，对当地土司赐予汉姓。滇南的哈尼族土官因倾慕中原汉族先进文化，首先分别接受明皇朝所赐李、赵、陈、钱等汉姓，并以此作为土司本宗及其所属臣民的姓氏。同时，在与汉族的频繁交往中，部分哈尼族还“以本宗支先祖名字的最后一个音节为准，再从汉族的百家姓中借用一个同音字作本宗人的共同姓氏”[4]，因此，属于同一个父亲血亲集团的哈尼族成员一般都使用同一个汉姓，并以其作为在“数谱认亲”之外区别不同父亲血亲集团的又一重要标志。
另一方面，随着时代的发展，各种新的名词也以借音的形式进入少数民族的语言中，使本民族的语言词汇系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二十世纪50年代初，大量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的汉语词汇进入云南各少数民族的语言中，如人民、国家、民主、政府、政策、主席、总理、干部、主任、教育、学校、医院、法院、县政府、建设、发展、提高、拖拉机、抽水机等，这反映了当时国家政治意识形态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强有力渗透。与此同时，少数民族也借用本民族的传统艺术形式——主要是民歌曲调，填上汉语歌词后加以演唱，以配合国家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形式征用。民歌中的主要歌词通常用汉语表达，而歌曲衬词则沿用本民族语言的传统唱法，双语并用在这种艺术形式中得到有机结合，少数民族文化也因这种双语形式而得到相应的传承。二十世纪80年代以后的改革开放时期，随着国内政治体制、经济贸易、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变革以及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少数民族社会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表示新事物、新概念、新现象的词汇术语层出不穷，大量汉语借词也随之进入了少数民族的语言中。如改革、开放、责任制、承包、包产、交流、考察、公司、开发、电视、音响、摩托、洗衣机、冰箱、光盘、手机、扑克、日历、广告、旅游、沙发、联欢会、奥运会等。配合着这些新词汇的使用，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新形式中，各民族的传统文化再次得到了国家及地方政府的重视。在发展民族生态旅游的地区，少数民族用汉语来接待游客，讲解民族风情，用本民族语言来演唱传统的山歌小调，双语现象有效地促进了少数民族文化适应当前社会需求的发展。
三
从总体上来看，双语现象是各民族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人们适应社会进步和生存需求而进行的文化借用，在客观上能有效地促进本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但不容忽视的是，异民族语言尤其是汉语的使用，在某种程度上也会给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带来不利影响。由于历史、社会、经济、自然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制约，云南各少数民族在历史上或者形成“故步自封”、“夜郎自大”的思想，或者形成“自暴自弃”、“自卑鄙陋”的心态，因而对异民族文化尤其是汉文化通常表现出或轻视或盲从的片面行为。年轻一代的少数民族因从小接受了汉文化的学校教育，加之就业、外出、交往等活动的影响，对汉语的使用程度已远远超过了对本民族语言的使用，甚至其中有些人就根本不会说本民族的语言。这一现状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其对本民族文化的轻视、排斥，以至丢失。
少数民族的语言态度和汉化程度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不同的语言态度表现出不同的文化认同，接受异文化的程度不同也会在语言文字上呈现出不同的文化认同。从本质上看，文化认同是一个民族存在和发展的精神内核，它通常表现为社会成员对本民族文化的归属意识。文化认同感的强弱对于文化的存在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白族、纳西族、坝区彝族而言，本民族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开放程度决定了其既对本民族文化持有强烈的文化认同感，又对汉文化加以积极的吸收借取。然而单就其语言使用来看，则不论该民族的开放程度如何，也不论其对汉语或其他民族语言的掌握程度如何，吸取借用异民族语汇的程度如何，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及其内部之间的交流，都一定是使用本民族的语言。而在一些相对封闭的少数民族村寨，尽管汉文化也对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社会成员对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和民族语言仍持有强烈的心理认同感。滇南哈尼族村寨中的年长一些的村民普遍认为，是哈尼族人就应该讲哈尼话，这是祖先世世代代传下来的，决不能忘记。对于那些因环境原因而不会说哈尼话的哈尼人，村民们心中是极为不满的。正因为这些少数民族对本民族的语言文化始终持有强烈的心理认同感，所以其传统文化在今天仍然得以较为完整的保留传承。
在经济全球一体化和民族文化多元化的格局中，双语使用只是民族交流发展中产生的一种客观现象。要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得以传承延续，关键还在于通过双语的教育及使用来确实提高少数民族自身的民族认同心理和文化归属感。只有具有强烈的民族认同意识，少数民族成员才能客观地认识和看待汉文化对本民族文化影响，也才能正确认识到本民族文化在当今社会的价值意义，从而自觉地对本民族文化加以传承。
注释：
[1]张文勋、施惟达、张胜冰、黄泽：《民族文化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44页。
[2] Porter， R. E.， & Samovar， L. A. （1997）. An introduction to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L. A. Samovar and R. E. Porter （Ed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 A reader （8th ed. ） Belmont， CA： Wadsworth. Pp5-6.
中图分类号：G7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8）06-0176-05
文化离不开创造、发现、选择和传递，学校和学校教育就是以文化贡献为基本使命的社会文明实体，教师就是文化创造、发现、选择和传递的承担者。双语教师穿梭于两种文化之间，对两种语言所代表的文化均应具有创造、发现、选择和传递的职责。尤其在社会快速发展，一体化趋势无所不入的现代社会，学校和教师在文化传承方面的作用日益彰显。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汉双语教育更是担负着现代文化知识技能与中华民族文化认同传承的双重责任，前者已经强调了很多，这里不再赘述，本文重点讲述后者，关于学校教育及教师的文化传承现状与思考。
一、学校和双语教师担负起文化传承的主要职责
（一）学校双语教育与双语教师
双语教育是使用两种语言为教学媒介，对学生实施的教育教学活动，其教育目标是综合的，集中表现为培养"双语双文"者。李曼尼和劳拉・布鲁斯将之描述为：一是教会学习者认识、接受和欣赏不同的文化、种族、差异等，二是使儿童和青少年在他们发展的关键期形成在民主、平等与公平社会中工作所必备的责任心和公共性。[1]因此，双语教育不是简单地学会母语之外的另一种语言的教育，更重要的是掌握两种文化，在多元文化环境中能够找到发展的空间。能够胜任这一教育任务的教师，就是双语教师。
合格的双语教师能够熟练地运用两种语言，并熟悉和了解教育规律，胜任双语教育与教学工作，不仅要通过双语教育向学生传授现代文化知识，还要承担文化传承的使命。这样的双语教师其本身就是两种文化的共同体，但不是简单相加，而是两种文化的有机体，也可以称为多元文化教师。
在我国的多民族地区，所实施的民汉双语教育，是促进文化相互融合与共生的多元文化教育，而非英汉双语的跨文化教育。英汉双语教育仅仅将英语作为语言工具来学习，在其中所涉及的文化关注，目的在于更好的掌握和运用英语，辅助作为工具的英语学习。民汉双语教育则是少数民族学生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汉语，并以之为社会生活和学习的主要语言，培养“双语双文”者的教育，它是促进文化的相互尊重与共生，达到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多元文化教育。因此文化传承在其中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学校教育与文化传承
文化传承有其自身的机制。在文化自身的生成机制、社会的文化运行机制与文化主题的文化判断和选择机制共同作用中，将共同认可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模式一代代地传递下去。因此文化传承不是文化传播。一般来说，会受到时代的影响，要吸纳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科技等方面的文化因素，形成横向移植；也会受到文化共同体对群体文化的审视、判断、选择，形成纵向传递。两种传承方式相互结合，使文化得以在不断发展变化中传承。从这个意义上讲“民族文化传承就是文化与主体的有机结合。”[2]在学校的文化传递中，双语教育就是教师与学生同文化间的互动结合。
现代社会，学校在文化传承中的作用日益彰显。民族文化的传承有其特定途径，有学者称之为场，[2]并认为一切人与人、人与社会接触的空间组合都可以是文化传承场，最早的文化传承以丛林、火塘、寺庙、仪式等为主，随着社会现代化的发展，市场、学校等文化传承作用逐渐提升。尤其是学校教育，它以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方式，辅之以国家的教育制度和政策支持，借助于发达的文化承载工具――文字和典籍，在受过专业训练的专业教师的设计和调控下，将文化以更加自为的状态进行传递，持久而全面。学校是一个经过创设的文化传承场，改变了自在的文化传承，使新生一代在保持民族文化与融入主流社会之间有了良好的结合点。学校文化传承的价值正在得到公认。
在学校这个文化传承场中，教师的角色非常关键，对于双语教育中的文化传承至关重要。双语教师就是学校教育中文化传承的执行者，在双语教育中对不同文化的态度、教育教学的行为，对于文化传承的了解等，都是影响文化传承的重要因素。可以说，要想让学校实现文化传承的历史使命，前提条件是教师成为文化传承的使者。但在目前的双语教育中，文化传承的任务还需要大力强调。
二、双语教育中文化传承的现状及分析
（一）双语教师对文化传承的态度
对于双语教学的认同研究表明，绝大多数教师予以认同，[3]认为实施双语教育利国利民利个人，但对于如何实施却存在差异，只有少数学者在呼唤双语教育中的文化内涵，更多的教师目光主要集中在教学语言上。一种情况是完全极端，以汉语取代少数民族语言，实施主流文化教育，一种情况是双语兼用，但是哪一种语言所占的比例应该是多少等等，仍没有达成共识。
语言是文化的代表和象征，但不是文化的全部。双语教育必须完整理解其实施目标，把双语教育视为多元文化教育。目前实施中的双语教育多是以学科为中心的升学教育，把实施双语教育的目标定位于提高民族教育教学的质量，脱离对特定多民族文化环境、生存发展需求的关注，这种双语教育必然造成双语教育的硬伤。
对教学质量的单纯追求可能造成分数上升了，文化中断了；如果没有现代文化对于民族文化的多元关照，则可能造成民族文化保持了，与主流文化的隔离而文化自闭了。正如学者王鉴所说，“多年来，在政治的决策中，民族教育的价值功能历来被教育的价值功能所代替，强调教育的社会价值工具，强调即时的、显性的功效。”[4]双语教师要有文化传承的意识和知识、能力的储备，这是专业化双语教师的基本素质。必须明确双语教育的价值取向，目标构建，确保双语教育的有效实施。双语教师的科学培养，也是未来双语教育研究的走向。
（二）主流文化的“自我中心论”
在目前的学校教育中，对教师影响最大的文化是汉族文化，[3]认为学校当前开设的课程基本上没有体现出多元文化的特色，从课程到课本，体现的是城市文化、汉族文化、发达地区的文化和专家文化，反映民族地区社会生活、习俗、的内容几乎没有，少数民族本土的社会知识缺乏，与社会生活脱离，对于许多翻译的教材来讲，除了语言文字不同以外，内容几乎是相同的。这种状况就有可能造成首先少数民族师生在学校生活中的文化陌生感或排斥感，造成自身发展和表现的欠缺；其次，使教育丧失丰富、更新、传承民族文化的基本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