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民航法律英译概况
中国民航法律体系涵盖三个层次的法律。第一层次：由国家主席签署主席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它规定了中国民航的基本法律制度；第二层次：国家总理以国务院令或授权中国民航局的27部行政法规，它们明确了民用航空活动的种种规范；第三层次：国务院民用航空主管部门制定的115部现行有效规章。
目前，中国民航法律的英译并不盛行。中国民航局官网上，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和《民用航空危险品运输管理规定》有英文译本。顺应国家“十三五”规划的大趋势，民航“十三五”也将启动，中国民航未来势必要开启国际化发展的新局面。相应的，中国民航界的法律体系注定也要与国际化接轨，其英译也就势在必行。比如，行政法规和规章中包括一些与国际合作息息相关的法律（如《外国民用航空器飞行管理规则》《外商投资民用航空业规定》《外国航空运输企业航线经营许可规定》等），随着民航国际化新局面的开启，有相应的英文译本便显得至关重要。
二、功能对等理论
翻译是一种实践活动，往往需要理论的指导。中国民航法律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文体，具有专业、严谨、规范、法律效力等特性，其英译需要精益求精。因此，找到一种翻译理论作为支撑，对于保证其英译质量大有裨益。在翻译界，功能对等理论可谓公认的权威性翻译理论。本文将从功能对等理论的视角出发讨论中国民航法律的翻译。
功能对等理论为美国翻译家尤金・奈达所创，该理论强调 “功能”上的对等。“功能”是指语言在交际上所起到效果，翻译中的“功能”即“读者对文本语言（包括源语和译入语）的理解效力”。简言之，功能对等的核心内容为“读者反应论”，即译文文本的读者基本上能以原文读者理解和欣赏原文的方式来理解和欣赏译文文本。
鉴于该本质，功能对等理论兼顾两方面的对等：译文较原文的内容对等和语言色彩的对等。一方面，就内容而言，只有译文准确无误再现原文信息，译文读者才能获得与原文读者相同的理解；另一方面，语言色彩的对等也必不可少。语言色彩是区别不同文体的重要指标，文体不同则色彩迥异，若译文无法再现原文的色彩，则译文读者也无法体会到原文读者对原文的感受。所以，语言色彩的等效传递是功能对等的另一方面。译文和原文只有做到了内容和色彩对等，才真正实现了读者反应的等效性。
三、功能对等理论对中国民航法律英译的指导意义
中国民航诸多法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最具权威，且有着官方英译本，是诠释功能对等理论指导意义的最佳例子，故此，下面选取了该法的部分条文，从内容对等和语言色彩对等两方面阐释该理论对中国民航法律英译的理论指导意义。
1. 内容的等效传递
内容对等指译文和原文在内容上保持高度一致，这是译文读者准确理解原文并且达到和原文读者同等理解力的前提。对原文的曲解、漏译或不适当的增译都是内容不对等。内容对等要兼顾两个方面：内容的等量传递和等义转换，前者侧重于将原文内容等量无遗地传输到译文中，后者侧重于原文内容在译文中的准确无误性。
根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译文的研究，可以看出，它从量和意义上都毫无遗漏地传递了原文的内容，这种对原文忠诚使得译文的读者能够面面俱到地理解原文信息，进而保证了译文在读者视角中的完整性。
内容对等涵盖两个方面：内容的等量传递和等义转换，前者侧重于将原文内容等量无偏差地传输到译文中，后者侧重于原文内容在译文中的准确无误性。两者兼顾，中国民航法律的效力在译文中便得到了等效再现。
（1）内容的等量传递。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第五十三条为例。原文：“军民合用机场由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另行制定管理办法。”
译文：The measures for the management of airports used by both military and civil air operations shall be separately formulated by the State Council and the Central Military Commission jointly.
可以看出，原文中的内容元素均在译文中呈现了出来：“军民合用机场”“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管理办法”“由”“另行”“制定”在译文中分别对应“airports used by both military and civil air operations”“the State Council”“the Central Military Commission”“the measures for the man-agement”“by”“separately”“formu-late”。此外，值的一提的是，原句中D号的含义是指国务院和中央军事委员会“共同”制定管理办法，因此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的意义，而译文将其翻译成“jointly”，毫无遗漏、准确地再现了原文细节。
（2）内容的等义转换。内容的等义转换是指译文与原文内容在意义上等效。下面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关于民用航空器租赁中的第二十七条为例。
原文：“民用航空器的融资租赁，是指出租人按照承租人对供货方和民用航空器的选择，购得民用航空器，出租给承租人使用，由承租人定期交纳租金。”
译文： The financing lease of civil aircraft means that the lessor acquires a civil aircraft pursuant to the selection of the lessee with respect to supplier and civil aircraft， and leases it to the lessee， who shall pay rental periodically.
译文将原文中的“购得”一词翻译成了“acquire”，而非“buy”或“purchase”。在法律上，“acquire”意指“通过购买获得某物的所有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二十八条“融资租赁期间，出租人依法享有民用航空器所有权”，不难看出，出租人是航空器法定所有人，拥有航空器所有权。那么，这种情况下，用“acquire”更为精确，是对原文中“购得”一词意义的最佳翻译。
综上所述，内容的等量传递保证了译文原文在信息量上的完好无缺，而等义转换则保证了译文原文在含义上的准确无偏差。两者结合，便实现了中国民航法律翻译的内容对等。
2. 法律色彩的等效传递
法律文本在语言色彩上追求严格的规范性和连贯性，因此，其英译也必须将该色彩复制到译文中，进而传递给译文读者，这样做能让读者感受到法律的威严，体会到原文读者阅读原文时的敬畏之心。
（1）规范性。中国民航法律是民航界的规范，法律文本的字里行间都有着高度的规范性，在英译中准确地传达了这种规范性，就有效传达了原文的法律效力。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第四十八条为例。原文：“未经机长允许，机组人员不得擅自离开民用航空器。”
译文：No crew member shall leave the civil aircraft unless authorized by the pilot-in-command.
该译文中，“不得擅自离开”并没有翻译成“shall not leave”，而是采用了“no+主语+shall”的形式。很明显，否定词“no”置于句首，便赋予整句话浓烈的否定色彩，原句中的不容辩驳的命令性语气也就准确无误地传递给了读者，译文的读者便能像原文的读者一样，对这句话的警示作用了然于心。
（2）连贯性。连贯性是指句子中各元素自然顺畅的衔接。中国民航法律语言虽然句式复杂，但句子各元素之间却有着严格的连贯性，绝对不会出现搭配不当、语法不通、衔接不畅等漏洞。这种衔接性是保持法律威严色彩的必备前提。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的第一条为例。原文：“为了维护国家的领空……，制定本法。”
译文：This Law is enacted with a view to safeguarding the national sovereignty of territorial airspace...
原文中，“制定本法”是主动语态，其主语被省略，而译文用了被动语态“This Law is enacted”。这是一种保证连贯性的译法。众所周知，汉语是重意合，即词语或分句之间不用语言形式手段连接，句中的语法意义和逻辑关系通过词语或分句的含义表达。所以，本条文原句中的“制定本法”的主语（国家）被省略，这并不影响中文的连贯性。而英语重形合，即句中的词语或分句之间用语言形式手段（如关联词）连接起来，表达语法意义和逻辑关系。英语本身的这个特质决定了它必须保证句子中各成分的完整性和连贯性。所以，英语译文改为被动，这样既按照原文的做法省略了立法人，也保证了译文句子本身的连贯性。
四、结束语
通^在功能对等理论的视角下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的英译本研究，可以看出功能对等理论对中国民航法律的翻译具有如下的理论指导意义：
第一，在内容对等方面，通过保证译文的信息量和意义与原文一致，译文的读者便能够接受并理解到原文读者所能得到的同样的信息。
第二，在语言色彩对等方面，通过使译文完整再现原文的规范性和连贯性，译文的读者便能够像原文读者一样感受到该法律权威、严肃的风格。
第三，风格对等和信息对等互为表里、相辅相成，将中国民航法律的原文的内容和风格在译文中得到准确重现，达到了读者反应的等效性。
参考文献 ：
[1] 杨万柳.和谐视域中的中国民用航空法观照――以民航法律体系的完善为视角[J].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 24（5）：27―31.
[2] 王继慧，王宪生.读者感受因素对译文的影响[J].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6（3）：116―117.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107（2016）11-0018-03
“法律文书学”是法律工作者必须学习和掌握的一门专业课程。“在西方国家的法学教育中，法律文书学是法律方法训练的重要内容，是法律从业者必须掌握的专业技能”[1]。
一、实践性教学的确立
（一）“法律文书”课程教学概述
传统“法律文书”的教学采用灌输式的“讲―
学―背―考”教学方式，不但教学效果欠佳，还使学生误解该课程仅是一门可有可无的写作训练课。因此，我们要对包括“法律文书课程”在内的众多课程开始进行一系列的教学方式改革，其中最为主要的就是确立形式多样的实践性教学方式。
任何学科的教学均要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毋庸置疑，实践性教学对文书制作意义重大。为了实际锻炼学生的能力，“一些法律院系先后有针对性地借鉴了美国正在推行的‘实践性法律教育’的模式，力图把‘经院式’的法学教育转变为理论和实际融为一体的培养高素质的法律人才的教育模式”[2]。“法律文书课程”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学生成为全面掌握法律技能的专业人才。文书训练还具有“试金石”的作用，既能够全面检验教师的实际教学水平，又能够了解学生对所学文书的掌握程度，实
践性教学自然成为当下各个法律课程改革的目标。
（二）实践性教学的弊端
实践性方式固然有利于教学，但是一味强调它则可能出现矫枉过正的情况。
1.文书格式化现象严重。格式化是法律文书课程的主要特征，为了促使学生更快地掌握制作要领，教师往往只要求学生能够依照格式、模仿范文制作出法律文书即可。这种“工匠式”的制作，造成文书事实阐述不清、理由逻辑混乱的情况。
2.法律文书“不讲理”。说理是法律文书的灵魂，“文书的说理就是要把审理查明的事实和所适用的法律有机地结合起来”[3]。遗憾的是，对格式化的偏重造成“法律文书不讲理”的结果。文书法理论证薄弱，表明制作者思路不清，逻辑不明，如此制作出的法律文书只是增加了当事人对法律文书结果的质疑。“由于法理分析的苍白无力，使当事人觉得胜得茫然，输得糊涂。削弱了裁判的说服力和公信力”[4]。
3.与司法制度改革脱节。法律文书对司法制度的改革具有反映和推动作用。“由于当前法院裁判文书不能全面反映司法活动，说理不充分、透明度不高，不能充分表达司法公正”[5]。法律文书的制作不能脱离司法改革大势，应该顺应司法体制的变动，向社会和公众传达、反映司法制度及改革的内容。
二、重建理论性教学
（一）理论性教学的内涵
理论性教学不是传统“大满贯”式理论教学的重复，它是对应实践性教学方式提出的。过于强调技能而忽视基本法律素养培养，是一种误导学生的功利性实践教学。法律不但具有很强的操作性，还有不同于一般学科的、影响社会精神层面的指导性。“法律规则的背后，是法律的精神，是人类社会千百年来社会体现的总结和共识”[6]。所以，一定的理论研究能力是法律工作者所必备的。法学教育必须既重视培训学生的实践，也重视培养其基本的理论分析和研究能力。
实践性教学一旦掌握不好，徒使学生仅仅以模仿制作法律文书为目标，而丧失了以法律文书为载体，应用其所学法律理论知识的价值。“虽然可以快速提升文书写作的‘形似’水平，但总是让学生置身于‘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境地。法律文书的质量与法律实务工作的实际需求之间有一种‘隔靴搔痒’的感觉，达不到形神合一、事实和法律真正契合的境界”[7]。法律文书教学要从过于强调文书格式化练习的过程，转变为以法学理论知识为基础，通过精雕细琢式的文书制作，既提高文书的质量、强化学生的专业理论知识，也完善教学内容。
（二）理论性教学重建的意义
1.外在因素的推动――司法公正与司法改革的需
要。“三尺法台决百讼，一纸判决安万民”正是法律文书与司法公正关系的体现。“法律文书既是实现法律目的的工具，也是体现法律水平和实现司法公正的载体”[8]。程序和实体的公正性正是通过高质量的法律文书表达出来的。此外，司法改革的进程总是会体现在法律文书的制作中。例如，控辩平衡原则的确立使得裁判文书中必须通过控辩审三方事实的叙述进行表现。
2.内在因素的催生――“法律文书课程”教学的需要。“司法文书课既不是纯粹的写作课，也不是单纯的法律课，而是以特殊的文书形式表达法律、运用法律、宣传法律、实现法律的专门手段。因此，要制作一份符合法律要求的司法文书，既要有娴熟驾驭文字的书面表达能力，更要求有扎实深厚的法律素养”[9]。首先，事实是法律文书的骨干，对法律事实进行认定则涉及诉讼法学和证据理论的知识。其次，理由是法律文书的灵魂。对于存疑性的事实和证据进行剖析，需要运用法学理论知识。“实践中常出现法条冲突、竞合等现象，适用法律时对此若无法理分析，使人无从知道判断的理由，纵然结果公正也难以服人，此时，须以文义解释、目的解释、体系解释等法律适用学方法解释理由”[10]。可见，注重法律理论知识的学习和法律逻辑能力的培养，是制作合格法律文书的必要前提。
三、构建实践与理论并重的法律文书教学模式
法律文书不但是一门传授文书制作技巧的法学课程，还承载了法学教育培养具有法律精神、掌握法律知识和技能的综合性人才的期冀。作为一门综合性和实用性兼备的法学专业课程，它甚至比一般的学科更具难度和技巧，教师要兼具扎实的法学理论知识及充沛的写作学、语言学功底和技巧。由此决定法律文书教学必须确立理论与实践并重的教学方式。
第一，继续采用形式多样的实践性教学。面对复杂的案件事实和真伪难辨的证据，适用事理、法理进行严谨分析和论证，最后以法律文书的形式给出结论性意见，这是制作文书的必要程序。它是对制作者语言表述能力、法言法语运用能力、逻辑思维能力、法学理论修养能力等等综合能力的考验。长期的刻苦训练和实践是达到此要求的唯一途径，所以，“法律文书”教学必须继续使用实践性教学方式。
第二，引入理论研究性教学。首先，任何学科的学习，都需要不断深入探索理论知识，“法律文书学”也不例外。其次，法律文书的功能需要以理论研究作为基础。它不但记载、反映乃至于推动多种法律活动的开展，还是法律工作者总结经验、传递法律精神不可或缺的载体。理论研究性教学方式成为培养学生必要理论素养的当然选择。最后，“法律文书”教学本身也需要确立理论研究性教学方式。
法律文书通过文字表述确定纠纷性质、当事人责任，选择适用不同的部门法，均是建立在文书制作者具有较高的法学理论功底基础之上。“法律实践中越来越凸显出理论功底的重要性，无论是法官洋洋万言论证缜密的判决书，还是律师对当事人权益的据理力争，都要求他们利用法学的原理、思维方式进行论证，这无疑对他们的法学理论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仅仅掌握一些法律的操作程序，了解一些法律的规定，而没有通过法律思维分析问题的能力，及进行价值衡量和利益权衡的高超艺术，要想胜任自己的工作是不可能的”[11]。所以，理论研究性教学对法律文书课程之内的各种法学课程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四、双重教学模式的实施策略
（一）以传统的法律文书教学为基础
塑造双重教学方式不是对原有的传统教学的全盘否定，目前，仍然要维持“法律文书”传统的“教―学―看―练―改”的教学方式。第一，“教和学”是教师讲授文书格式内容、学生牢记基本的文书制作要素的过程。第二，格式学习完毕，教师会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文书范本进行分析点评，作为学生进一步掌握教学内容的辅助资料。第三，选择适当案例及相关资料，由学生练习文书制作。第四，师生共同评阅该法律文书，结合现有问题，强调文书的重点和需要注意的要点。这种教学方式看似枯燥，却能有效地保证学生掌握基本的教学内容。并且，它便于教师掌握和开展教学内容，因此，它不能轻易被否定。
为提高教学效果和学生学习兴趣，我们可做一些适当改进。第一，案例选择。由学生自行选取适宜案例，或者教师将热点、真实案例作为练习素材，这不但能激发学生的参与热情，还能将学生制作的文书与真实文书予以对照学习，帮助他们总结制作经验、提高制作技巧。第二，课前即在资料查找、已学知识重温等方面给予学生提示，帮助其形成个人的思路和制作框架。学生在充分准备后制作出的法律文书，能够客观反映学生对课程的掌握程度，教师可依据不同情况适当调整教学进度和方式。
（二）探索实践性与理论性并重的“法律文书”教学方式
单纯强调实践或者理论教学都是片面的教学方式，切忌为改革而改革，这反而无益于教学效果的提高。“近年来，随着对实践教学的重视，对教学改革的强调，各个法律院系为了迎合教育行政部门的要求，也挖空心思增设所谓的教学实践环节课程，如诊所教育、社区法律咨询、教学实习、法律社会调查、法律宣传等。实际上，有相当部分的教学实践环节要么是没有能力开设，只能流于形式；要么花费大量资金和学生的大量时间，没有什么明显效果”[12]。“法律文书”教学方式的改革，必须紧扣“法律文书课程”的特点，它是兼具法学和写作学特征的课程，其教学方式必须既有写作技巧练习又具法学理论知识的综合运用。
1.情境教学。情境教学，就是由教师选取适合教学内容的案例或者虚拟出合适的案件，将学生带入到人为营造的环境中，针对案件发展的不同阶段，制作相应的法律文书。
具体设计则采取小组制，以“感知―理解―深化”的路线进行课程教学。教师设定情境后将学生分为不同的小组，学生以小组为单位扮演不同的情境角色并且制作各自的法律文书。例如，在刑事案件发生后，随着案情展开出现了犯罪嫌疑人、报案人、侦查人员、证人、知情群众、公诉人、法官等等角色，学生依据所扮演的角色为“自己”制作法律文书。最终，学生制作的法律文书汇合后，能将案件全貌清楚呈现，表示学生基本掌握了课程内容。
正是通过学生亲自制作各种法律文书，用文书代替口语对课堂案例陈述、反驳、讯问、辩论、判决，不但锻炼了学生的实务操作能力，还提高了他们的“法律文书”的写作能力，同时加深了他们对所学的其他专业知识的理解。强烈的亲历性感受，加强了学生对法律文书格式和内容的学习能力，教学效果自然得到了提高。
2.辩论教学。辩论教学法是针对法律文书课程中面对的法律专业理论知识，尤其是有争议的法学知识点、重点难点问题，设定的课堂辩论环节，为制作高质量的法律文书做铺垫。由正反各方观点的交火和碰撞，客观全面地将争议问题彻底剖析，无疑锻炼、强化了学生的理论研究水平。
“法律文书”是一门通过文字表述、综合性地呈现学生对所学法学理论知识掌握情况的课程。制作文书过程中可能面临许多争议问题阻碍文书的顺利完成，诸如：违法与犯罪的认定、此罪与彼罪的区分、违约还是侵权的争议等等内容。单纯考虑文书格式和制作数量，而不对有争议的理论点予以解决，肯定不能制作出合格的文书。通过辩论相关的理论争议点，有助于学生对该理论知识的理解，这正是理论研究性教学方式期望达到的教学效果。
教学设计如下：首先，确定议题。教师根据所授课程的具体内容进行选择议题，并且在上课之前的几天时间发给学生。选择的议题一般都是“法律文书课程”中面临的重点、难点或者具有争议性质的理论点；例如，制作不决定书，就会对课堂案例是否能够进行辩论。其次，分组并予以任务分工。议题确定后，划分辩论小组，并且在小组内部指导学生开展任务分工。例如，与不的条件、区别等等资料的查找、议题分析、咨询和论证等等。再次，小组讨论和代表发言。小组成员将个人分工所做的工作进行汇报和总结，集体研究出辩论论点和辩论提纲。可能遭遇到的诘问和关键点，提前做好应对策略。最后，学生辩论并由教师点评，最终制作本次课程的法律文书。准备工作就绪，在课堂上规定时间充分鼓励学生畅所欲言，围绕法律规则、立法精神、法律文书制作目的等等方面对议题进行辩论。辩论完毕，教师依据学生的辩论情况予以点评，对于未辩清楚的理论要点再次讲授或者提醒注意，加深学生对该问题的理解记忆。
总之，对于学生而言，在深入研究法学理论相关内容的前提下，通过独立思考和激辩之后制作出的法律文书更具说服性。辩论式法律文书教学不但达到鼓励学生探索理论知识的目的，而且给学生以施展个人能力的机会。其既增加学生参与课堂学习的兴趣，也有利于重点、难点问题的教学。
参考文献：
[1][8]罗庆东，谭淼.法律文书：期待由学科到科学的转变 [J].人民检察，2007，（6）.
[2]王晨光，陈建民.实践性法律教学与法学教育改革[J]. 法学，2001，（7）.
[3]雷鑫，黄文德.当前法院裁判文书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 析[J].法律适用，2009，（12）.
[4]高洪宾，黄旭能.裁判文书改革与司法公正[J].政治与 法律，2002，（3）.
[5]黄胜春，陈祥军.从司法公正看我国裁判文书的改革[C] //诉讼法论丛第3卷.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164.
[6][11]孙永军.法学本科教育的“理论联系实际”辨析[J]. 教育评论，2009，（4）.
5、法律实践书面考核材料经审核合格后给予相应的学分。没有参加社会调查、未交法律实践书面考核材料者后成绩不合格者不计学分。
6、对法律实践书面材料考核的内容有：法律实践时的基本情况与表现：书面考核材料的内容与文字表达。法律实践成绩评定办法：
法律实践书面考核材料由指导教师凭此规定成绩。电大分校负责法律实践书面考核材料的成绩审核。
注：法律专科要求撰写的是：社会调查；法律本科要求撰写的是：法律实践。
二、毕业论文：
1.毕业论文是“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人才培模式改革与开放教育试点”法学专业本科的集中实践环节之一。
2.学生毕业论文安排在修完全部专业主干课程，已修课程达到最低毕业学分80时进行毕业实践环节。
3.毕业论文是实施法学专业教学计划，实现培养目标的必不可少的实践性环节，是培养学生运用专业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并检验学生学习效果和理论研究水平的重要手段。
4.毕业论文的选题应当在法学专业范围之内，并符合法律专业的特点。选题时应当结合我国司法实践，选择应用性强或者当前司法实践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作为毕业论文的主要方向和主要内容，鼓励学生对我国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进行探讨。
毕业论文的形式应为学术论文，本科字数不少于6000字，专科不少于5000字。
6.毕业论文的要求：学生应在事实求是、深入实际的基础上，运用所学的知识，独立写出具有一定质量的毕业论文，毕业论文应观点明确，材料详实，结构合理，层次清楚，语言通顺。
7.毕业论文评分标准为：优秀、良好、中、及格、不及格五等，凡是成绩在及格以上者，给予5学分。
（1）优秀：观点明确，论述充分，论证严谨，有一定的独创性，科学性较强，文章结构完整，层次清晰，语言流畅，格式规范，答辩中回答问题正确，重点突出。
（2）良好：观点明确，内容充实，有一定的理论性，论证较为严谨，逻辑性较强，文章结构完整，层次清楚，语言流畅，答辩中问题回答正确。
（3）中等：观点明确，内容较为充实，有一定的理论基础，论证较为严谨，逻辑性较强，文章结构完整，层次较为清楚，语言流畅，格式较规范，答辩中问题回答基本正确。
（4）及格：观点明确材料较为具体充分，能运用所学的知识阐述自己的观点，结构较为完整，层次较为清楚，语言流畅，格式较为规范，答辩中问题回答问题基本正确。
（5）不及格：有下述情形之一者为不及格：观点不明确或有严重的政治性错误，材料空泛或虚假，论证片面、紊乱、无逻辑性、结构不完整、层次不清楚、语言不流畅、文章体裁不符合规定，字数少于要求的字数，有剽窃、抄袭、由他人或者其他弄虚作假的行为，答辩中不能回答问题或者表现出对自己论文的内容完全不熟悉。
注：本科的学生要求100的答辩，并且在答辩时用幻灯片的形式演示自己论文的主要内容。专科的学生不要求答辩，省校对学生的论文按30的比例随机抽取进行复查，如果有成绩不符者，要求对所有的论文重新进行审查。
三、相关的要求：
1、学生应该和指导教师及时联系，有任何的问题和指导教师联系。
中图分类号：g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428（2010）12-101-02中国论文联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学教育取得了快速发展，理论法学和应用法学基本上都形成了较为系统和成熟的理论框架、教学体系。法理学作为法学专业核心课程之一，对于培养学生的法律意识、基本理论素养、法律思维方式具有非要的意义。但是长期以来，法理学课程应有的价值和作用并没有得到体现，由于教学内容相对抽象，法理学的教学一直处于比较尴尬的境地，教学效果无法提升。当下，一些高校在法理学教学中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本文不揣浅陋，就此谈谈自己的看法，以求抛砖引玉。
一、我国法理学教学中的疑难症结与改革理念
法理学是法学教育中的基础课程，以介绍整个法律学科的基础知识、法律原则为主旨，注重对法科学生进行法律概念、法律精神、法律素养的知识训练。作为法学教育中为数不多的纯理论课程，法理学致力于提升法科学生正确的法律世界观和思维方式，培养学生认识法律、运用法律的基本方法。在我国目前的法学课程体系中，法理学一般被安排在一年级新生的第一学期进行学习，课时通常为70到90学时。由于中国大学法学院是本科式素质教育，所以从高中刚刚考取大学的学生大都没有或缺乏关于法律现象的一般知识，缺乏丰富的社会生活经验，突然接触到较为抽象的法学理论知识，一时无所适从，尤其对于高中阶段理工科的学生来说，缺乏人文社会科学的一般知识，对于法理学课程所涉及到的概念、原则和精神难以有效地认知。根据笔者调查，法科学生对于法理学普遍存在陌生感，对于抽象理论知识有畏惧感，甚至由此而削弱了学习法律的兴趣。同时，法理学的教学内容相对陈旧，与社会现实具有一定距离，讲授式的教学方法单一枯燥，案例教学无法有效展开，这些外在条件也妨碍了法理学课程的教学效果。对于中国的法学教育和法治发展来说，如果法律职业共同体没有深厚的人文素养、正确的法律世界观、扎实的法律理论基础，就很难确立法律工作者应有的职业伦理和职业追求，更遑论成为一名具有良好法律思维并能准确运用法律规范调整社会冲突的法律人才。
所以，法理学作为整个法学教育的入门端，积极尝试教学改革已经迫在眉睫。事实上，法理学应该具有一种不断诠释现实并解决现实法律问题的实践指向。过去我们的法理学教材和课程设置过分强调“知识传承”（尽管这一点也非常重要），却忽视了如何在教学中体现面向实践的引导指向，使法理学留给学生们的印象多是“抽象空洞”、“脱离实际”。因此，在法律本科的教学中，如何使法理学摆脱这一尴尬境地，既让学生能够掌握基本的法律知识、培养扎实的理论素养，又能使学生对法律产生浓厚的兴趣、掌握将理论知识运用于实践问题的能力，成为我们近年来法理学教学和教材改革所要注意的核心问题。
从教学理念的改革方面来说，我们应该以法律职业教育为出发点，使法学理论课程教学改革体现思想性、知识性和实践性的融合。我国法学教育历来担负着通识教育和素质教育的任务，许多法学专家就认为我国“法学本科教育属于素质教育”[1]。以大众素质教育为目标的法理学教育忽视了法律所特有的专业性、实践性特点，不利于整个国家法治发展和法律人才的培养。当下，建立以法律职业为目标导向的法律教育培养模式，从法科学生综合的知识结构、职业技能、职业伦理等方面通盘考虑，培养出真正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综合性法律人才，已经成为法学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共同愿景。在法理学的教学改革中，应该把握的理念是：增强学生的理论接受能力和学习兴趣，注重教学方法中所包含的社会现实内容，真正把对学生思维的培养融入到教学过程中去，实现教学方法服务于教学目的的宗旨，有效促进学生全面深刻地掌握有关法律的知识体系、内在精神和原理，有效地帮助学生提高思考法律问题的能力；注重知识讲授和实践能力有机结合，通过案例教学、诊所式法律教育等多种方法，使学生能够初步掌握运用法律规则解决实践问题的基本思维方法和技巧，同时潜移默化地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法律世界观和职业观。
从教学改革的重点来说，我们应当根据法理学的学科特点，在传统的突出抽象概念、注重逻辑联系、讲授知识体系的教学方式基础上，适当变更法理学的教材结构和教学内容，同时在教学方法上实现相应的变革，增加社会实践性内容，以改变法理学教学内容空洞、课堂教学僵化枯燥的现象，凸现法理学教学内容和方法的实践或实证色彩，让法理学教学往返于理论与实践之间，发挥这一学科所应有的学科功能，使学生能够有系统的知识积累和扎实的学术素养，以及把这种知识素养运用于实践问题的能力。
转贴于中国论文联盟
中国论文联盟二、法理学教学改革的策略选择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针对我国法理学教学中存在的内容空洞、脱离实际，教学方法枯燥的现象，法学教育者们进行了诸多有益的尝试。比如法理学教材的重新编排，增加与时代进步相关的新内容；改革教学方法，增加案例教学法、模拟法庭教学法；改革教学方式，尝试诊所式法律教育、建立法律援助中心等等[2]。总体来看，我国法理学教学上的主要变化趋势是：教材内容一分为二，教学方法日趋多元，教学方式日趋灵活。例如，法理学教学内容上的一分为二：将法理学教材分为两部分，低年级讲授基本法律知识，抽象性较强的法律问题留待大二或大三进行。目前，浙江大学已率先进行此类改革并实验教学多年。西南政法大学已经出版了此类教学改革的教材，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原法理学课程从1999年秋季起已一分为二；西北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以及其他不少学校也正在准备进行类似的改革[2]。同时，在教学方法上，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也开始推广网络教学、案例实验、真实法庭模拟等教学方法的改革，并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1、一分为二的教材体系改革。针对法科学生不同阶段知识背景的差异和接受能力的不同，区别大一新生和高年级本科生两个不同知识背景和认知能力，我们可以对课程设置体系的进行微调，将原来在大一开设的法理学课程一分为二，第一部分放在大学一年级新生的第一学期，开设法理学中较为浅显的法律基础知识，即“法律引论”或“法学导论”，旨在引导学生从易入难，逐步进入法律的世界，这一课程体系在我国台湾地区和日本等一些地方较为常见。同时将法理学中较为抽象和思辨的部分留待大二或大三开始，即真正意义上的“理论法学”或“法哲学”，主要讲授法律学科中经典的法律命题、法律方法和法律原则，旨在培养学生深厚的法律哲学素养和完整的知识结构。由于这时的学生经过了两年的法学专业知识学习，尤其是学习了部门法，对各种法律现象已经有了基本的认知结构，所以再学习法理学相对较为容易，教学效果也会有明显的提升。
我国法理学这种一分为二式的改革自有自己的合理之处：因为传统法理学教学教材体系中的确包含了许多非法理学的内容。这部分内容多属于法律制度的知识，比较适宜于一年级学生。而法理学本身的内容，对一年级学生来说，却过于深奥难懂。一分为二有助于合理区分两者的界限。否则，前一个部分的内容无法安置，因此，这类改革的前提和归宿最终会归结为对法理学自身问题的理性把握，向有利于法理学学科的完整性、合理性、科学性的方向发展。尽管这一思路并不一定源于对法理学性质的自觉反思，但是它展示了一条将法理学与非法理学相区分的思路，并获得各院校教学组织部门的支持，为最终解决法理学的内在科学性问题创造了一个必要的前提[2]。更主要的是，这一区分既凸现法理学作为理论法学应有的学科功能和价值意义，又满足了不同阶段的学生学习、研究法学相关学科在自身知识基础上的不同要求，从而达到提高教学效果的双重目标。
转贴于中国论文联盟
中国论文联盟2、生活场景的教学方法改革。法学作为一门面向社会生活的实践学科，强调的是面对现实的生命力。相应地，法学教学是必然是将社会中的法律现象提升、凝练为法律知识的过程。在法理学的教学过程中推行“生活场景教学法”主旨在于改变传统的“填鸭式”的知识传递方式，把法理学的教学置于日常生活之中。在生活中传递法理学知识就是采取一种讲故事的叙事方式，把知识传授的起点转移到日常生活中的事件或情景，并通过解释生活中的法律问题来引发学生对法律问题的理论思考。例如许多法律电影毫无例外地给学生叙述了一个法律故事，我们可以以故事为切入点来启发学生对法律问题的理性思考，在教学实践中结合一线教学的实践要求，精心挑选一些法律题材的电影和现实中发生的热点事件，比如《十二怒汉》、《费城故事》、《秋菊打官司》等著名的中外法律影片以及“孙志刚案”、“二奶继承案”、“延安夫妻看黄碟案”等热点和疑难案件，围绕其中展现的法律问题，引导学生讨论和思考法理学中的理论问题。
3、交叉学科的教学内容改革。法理学作为法学的基础学科，需要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作为支撑。我们应该加大法理学相关领域的深化教学，拓宽学生的学术视野，让法理学教学穿梭于法律与其他社会现象之间。法理学是一门涉及内容宽泛的法学基础学科，哲学、历史、文化、政治、经济、文学甚至神学等知识体系都与有着密切关联。其他学科尤其是其他社会科学对于法学的影响日益剧增，这也是由于法律现象与其他社会现象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具有一定共通性。因此，对法律问题的认识如果仅就法律来谈法律，那么无论如何是说不清法律的。结合法理学的这一特点，尝试在本科生中逐渐增加比如法律与文学、法律与语言、法律与社会、比较法学等相关教学内容。这些内容实际上仍然属于法理学或者理论法学的范畴，是对法理学相关问题的进一步深化。
4、实践导向的教学目标改革。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培养职业化人才，是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衔接的必然要求。许多学校已经开展了诊所式法律教育、案例教学法、模拟法庭教学等等，但大多是零星进行，并没有彻底融入到法学教育的整体进程中来，也缺乏各方面的保障。以法学教育理念的改革为目标，将实践性教学方法贯彻到法学教育的各个环节，是实现我国法律职业背景下法律教育改革的重要步骤。例如案例教学法，法律职业训练中的案例教学并非传统的运用一个案例来解释一个知识点，而是通过典型案例的研判来了解解决法律问题的方法和操作技巧，启迪思维，进而达到使学生能够独立分析案例、提出可行性方案的学习目的。再如诊所式法律教育，诊所式法律教育是如同医学院学生在诊所实习一样，设立某种形式的法律诊所，使学生在接触真实当事人和处理真实案件的过程中学习、运用法律的教学训练，常见的是法律援助中心式的法律诊所，它使参加课程的同学不仅学到了有关的知识，而且也学到了传统课堂以外的技巧、能力、职业道德，学会如何把抽象的条文使用到具体的实施之中。中国论文联盟-
参考文献：
[1] 曾宪义,张文显.法学本科教育属于素质教育[j].法学家,2003,(06).
[2] 葛洪义.论法理学教学与教材的改革[j].法商研究,1999,(06).
一、论文装订
1.论文必须使用规范的汉字a4纸打印，不得小于或大于此规格，字迹清晰。
2.论文一律在左侧装订。
论文装订顺序如下：
(1)论文封面：使用网络教育学院统一提供的封面，不得使用复印件，并将封面上的有关信息填写准确、完整、清晰;
(2)论文评定纸：使用由网络教育学院统一提供的评定纸;
(3)论文原创声明：论文原创声明的格式参见附件1，须打印后亲笔签名;
(4)内容摘要：内容摘要一般为300字。在内容摘要所在页的最下方另起一行，注明本文的关键词，关键词一般为3-5个;(内容摘要和关键词均为小四号宋体字，具体格式参见附件2)
(5)论文目录：要求使用三级目录;
(6)论文正文：论文正文格式要求参照本要求的第二部分;
(7)参考文献：参考文献的格式要求参照本要求的第三部分。
3.页面设置：
(1)页边距：上下左右均应大于2cm;
(2)行间距：20磅(操作：格式 段落 行距 固定值 设置值20磅);
(3)字间距：加宽1磅(操作：格式 字体 间距 加宽 磅值1磅);
(4)页码居页面底端靠右排列。
二、正文格式要求
1.论文题目：用小二号黑体字居中打印;
2.正文以及标题采用小四号宋体字，注释采取小五号字;
3.标题序号：一级标题为“一”、“二”、“三”;二级标题为“(一)”、“(二)”、“(三)”;三级标题为“1”、“2”、“3”;四级标题为“(1)”、“(2)”、“(3)”。一级标题和三级标题后必须加顿号，二级标题和四级标题之后不许加顿号，即带括号的标题不许加顿号。
例：
一、医疗事故损害赔偿责任的性质
(一)特殊的过错原则
1、医疗事故采取无过错责任原则
(1)我国现行立法概况
4.论文脚注：论文脚注一律采用word自动添加引注的格式，引注采用脚注方式，脚注位于每页底端，采取连续编号方式。(操作：插入引用 脚注尾注)
脚注格式(脚注格式部分内容引自梁慧星著：《法学学位论文写作方法》，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41-42页。略有改动。)：
(1)论文类：
作者：“文章名称”，刊载出版物及版次，页码。
例：
苏号朋：“论信用权”，载《法律科学》1995年第2期，第12页。
尹田：“论动产善意取得的理论基础及相关问题”，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29卷)，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06-207页。
梁慧星：“医疗损害赔偿案件的法律适用”，载《人民法院报》2005年7月13日，第5版。
(2)著作类：
作者：《书名》，出版社及版次，页号。
例：
梁慧星著：《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01-102页。
李双元、徐国建主编：《国际民商新秩序的理论构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5页。
(3)网上作品类：
作者：“文章名”，具体网址，最后检索日期。
例：
李扬：“技术措施权及其反思”，载.cn,2006年3月24日最后检索。
(4)法律法规类：
《法律法规名称》第x条第x款。(用阿拉伯数字表示)
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91条。(即不可使用“第九十一条”)
(5)法律文书类：
法律文书号。
例：
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1)温经初字第481号民事判决书。
三、参考文献格式
1.参考文献为小四号宋体字。一般应将参考文献区分为期刊类、著作类、法律文书类。
2.具体格式：
(1)期刊类：
作者：“文章名称”，《期刊名称》，卷号或期数。
例：
苏号朋：“论信用权”，《法律科学》，1995年第2期。
(2)著作类：
作者：《书名》，出版单位，出版年月及版次。
例：
郑成思：《知识产权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1月第2版。
(3)法律文书类：
法律文书号。
例：
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1)温经初字第481号民事判决书。
四、其它事项
1.认真进行文字校对，论文错别字将直接影响论文得分。
2.正文所有小标题、各段段首必须空两格(即空出两个中文字符的位置)，格式错误将直接影响论文得分。
3.论文所有标点必须采用中文标点(除外文文献外，一律不许使用英文标点);所有数字必须采用半角，禁止全角数字。误用标点符号和数字将直接影响论文得分。
4.注意论文的学术规范，杜绝抄袭。
附件1：
北京大学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
原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 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果。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作品或成果。对本文的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本声明的法律结果由本人承担。
论文作者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作者简介]余华（1972- ），男，四川高县人，四川师范大学政治教育学院副院长，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法学理论研究。（四川 成都 610068）
[中图分类号]G64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4）05-0136-03
2001年《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简称《纲要》）的颁布，标志着我国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正式开始。《纲要》指出：师范院校和其他承担基础教育师资培养和培训任务的高等学校和培训机构应根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目标与内容，调整培养目标、专业设置、课程结构，改革教学方法。高等师范院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以下简称高师思政专业）的毕业生具有担任中学政治课教师的职业诉求和职业前景，该专业学生的学习、培养要积极应对新课改的机遇与挑战，主动与中学政治课的教育教学接轨。本文拟对该专业法律课程的教学模式作较为深入的探究。
一、新课改下高师思政专业法律课程目标的理性设计
思政专业“培养具备良好的政治理论素养、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既能在学校和科研机构从事本专业的教学、研究工作，又能在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从事以本专业为基础的宣传、组织、管理、思想政治工作的复合型人才”①。高师思政专业设置法律课程的教学目标，是让学生掌握较多的法律知识，树立法律思维方式，能运用所学知识理性地观察、分析法律问题，具备向中学生传播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理念的能力。
高师思政专业学生掌握的法律知识应在未来教学中“管用”“够用”。凡是中学政治课涉及的法律知识及相关法律理论，都应深刻理解和掌握，且能触类旁通，举一反三，运用于实践。如果该专业学生在走上讲台前对相关法律知识、法律理论不甚了解，或者说只是一知半解，必然会在从教时以其昏昏而致学生昭昭，轻则让本人惶恐不安，重者让学生轰下讲台。该专业学生在未来的教师职业中，不但自己要正确理解法律、明辨是非，能分析、解决现实中的法律问题，还要能准确表达法律的内涵和要旨，进而影响他人。这就要求他们在学习时不仅要记住法律条文、法律原理，弄懂这些法律知识、法律理论怎样出现的？现实中针对哪些问题？法律又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等，更要能识别现实社会中各种争议、纠纷的法律影响，培育深厚的法律情感和坚强的法律意志，养成遵纪守法的行为习惯。此外，由于法律理论研究不断深入、新法律法规陆续出台，该专业学生今后要教好中学政治课中的法律内容，必须及时了解与掌握最新的法学理论研究信息与法律法规文件，因而还要培养学生终身学习的习惯，具备不断学习的能力，在课程结束后或今后工作中能主动学习法律知识，不断提高自己的法律能力。
为了在未来更好完成教书育人的任务，该专业法律课程的教学应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方式。相对于法学专业学生更易树立“唯一性”倾向的法律思维方式，而高师思政专业学生更可能树立“优先性”倾向的法律思维方式，即社会问题一旦可纳入到法律的调整范围，就优先按照法律的规则、原则与精神来思考和处理，且在合法性允许的范围内，去追求最大的最佳的政治、经济、道德效果。究其原因，一是高师思政专业学生是介于职业法律人和普通民众之间的法律中间人，侧重于养成解读法律现象、传播法治精神与法律原则的能力，而法学专业学生侧重于培养对法律条文的精细研读与法律实践的能力，其中始终坚持法律至上是重点。二是高师思政专业尽管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本的教学内容，但该专业同时涉及哲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历史学、逻辑学等多学科知识，而法学专业的学科背景基本上是法学。高师思政专业的多学科背景一方面使高师思政专业学生的理论基础显得很厚实、广博，另一方面也让学生形成法律思维、经济思维、政治思维、道德思维等不同思维方式。一般认为，经济思维具有主观性、政治思维具有权宜性、道德思维具有多元性，一个社会问题如果任凭以经济思维、政治思维、道德思维来思考和处理，很可能难以达成共识。而法律是一元、客观、确定、公开的，法律思维围绕合法不合法、法律有没有规定来思考和判断一切有争议的行为及与此相关的利益与关系，从而为人们搭建了一座找寻“正确答案”的公平正义之桥，有助于复杂社会纠纷的有序控制和理性解决。高师思政专业学生的不同思维方式在与现实生活的交织中相互碰撞，逐渐形成“优先性”倾向的法律思维方式。
二、新课改下高师思政专业法律课程内容的科学安排
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地指出：“加强法制重要的是要进行教育，根本问题是教育人。法制教育要从娃娃开始，小学、中学都要进行这个教育，社会上也要进行这个教育。”②在此思想指引下，现行初中思想品德教材（人教版）与法律直接相关的内容包括：八年级下册“权利义务伴我行”等四个单元、七年级上册第四单元“过健康、安全的生活”、七年级下册第四单元“做知法守法用法的人”、九年级全一册第六课“参与政治生活”；高中思想政治教材（人教版）与法律直接相关的内容有政治生活（必修2），包括“公民的政治生活”等四个单元；国家与国际组织常识（选修3），包括各具特色的国家和国际组织等五个专题；生活中的法律常识（选修5），包括生活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等六个专题。由此可见，法律理论、法律知识在中学政治课的教学体系中占有相当比重。
作为思政专业唯一以法学命名的专业主干课程，《法学概论》几乎覆盖法律专业所有主干课程的主要内容。这样大而全的内容设计、面面俱到的知识要求似乎只是反映了我们的美好愿望，希望为高师思政专业学生打下广博的法律知识基础。作为一门课程，“法学概论”的教学时数不可能无限长，加之该课程的法学专业概念、术语较多，而学生的法律理论基础又相对薄弱，要让教师讲清楚、学生弄透彻全部教材内容，似乎只能是囫囵吞枣、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换句话说，仅靠这一门课程的教学就要使学生在未来能胜任中学政治课教学的要求，似乎也只能是一个应然目标，可以作为大家不断努力的方向。但是，高师思政专业开设较多的法律课程与该专业的培养要求不相吻合，在实践中亦很难被接受与运行。笔者认为，该专业学生可在开设“法学概论”前先行学习“宪法学”，同时对应中学政治课的教材内容，安排法学理论方面的系列讲座，如“人・社会・法律”“公平与正义”“权利与义务”“民主与法治”“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等。这样一方面为该专业学生学习“法学概论”奠定了坚实的法学理论基础，如公民享有哪些基本权利、应当履行哪些基本义务，使他们认真对待自己、他人的权利与自由，提升充分行使权利以及切实履行义务的能力；另一方面也完成了部分法律知识、法律理论的教学任务，从而减轻“法学概论”的教学压力。同时，鼓励该专业学生选修学校、学院开设的其他法律课程，这是对已学法律知识的拓宽与深化，亦是对本专业或今后工作所需法律知识的有益补充。
在实际教学中，让学生了解系统、完整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必要的，但应对教材内容进行选择性的整合，与中学政治课涉及的内容重点把握、详细讲授。以“法学概论”为例，应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对其中的法理、宪法内容不再讲解。第二，对刑法、民法、经济法、诉讼法等部门法内容，在现实生活中应用广泛的、特别是在中学政治课中有反映的内容，应作为教学重点，要求学生必须掌握并能融会贯通。如对刑法的学习，不但要搞清楚什么样的行为是犯罪行为、该受到怎样的刑事制裁，更要提高法律风险和防范意识，自觉调整自己的行为方式，防止犯罪行为的发生，预防和减少犯罪行为对国家、集体、他人和自己合法权益的侵害。“法学概论”中的其他内容或与中学政治课没有直接关联，或在现实中用得不多，只作简单介绍或安排学生自学即可。第三，国际法、教育教师及未成年人保护的法律，现行的“法学概论”教材一般未包括这一内容，但中学政治课包含国际法律知识（特别是国际组织的知识），且对这些未来要从事教师职业的学生而言，补充教育教师及未成年人保护的法律知识是十分必要的。若“法学概论”的教学时数有限难以补充，也可将这部分内容以专题讲座形式对学生讲授。
三、改进传统的教学方法，自觉探索和运用案例教学法、专题教学法
高师思政专业的法律课程涉及法学概念、法律术语较多，实践性很强，传统的填鸭式、灌输式教学方法难以达到满意的效果，教学手段、教学方法的改革势在必行。笔者经对案例教学法、专题教学法的认真探索和运用，证明是提高教学效果的有效途径和方法。
案例教学法是运用法律事件提供的虚拟环境进行情景教学，通过案例将所描述的法律事件带入课堂，让学生在群体讨论中进入法律情境，利用归纳和演绎的方法掌握其中的法学理论，并追寻解决问题最佳方式的一种实践性教学方法。③ 案例教学法的引入是在教师讲授法学基本概念或原理后，引入相关案例，让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进行分析、推理、判断和总结。恰当的案例教学不仅使教师的讲解变得生动活泼，有助于把抽象的法律知识具体化、现实化，使学生能透过事实理解法律，透过法律解决问题，而且对锻炼学生的分析与解决法律问题的能力、养成法律思维方式，都具有极大的作用。
高师思政专业法律课程的案例讲解是为教学服务的，一次课不能讲太多的案例，应尽可能选择近几年能够反映中国法治进程的重大、热点、有代表性的案例。案例表述要短小精悍，言简意赅，如果案例材料太多、太复杂，就会分散学生的注意力或使学生不知所云。有些案例无法简化，可事先印制书面材料发给学生或播放案例内容的课件，使学生在课前了解、熟悉案例内容，必要时可安排学生进行初步的讨论。同时，案例教学法属于对话式和讨论式的教学方法，常常是那些思维敏捷、口才较好的学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而另一些学生参与较少，甚至一言不发，教师在课堂上要适当“分配”发言机会，启发引导不同个性的学生参与讨论、发表意见。最后老师要以案说法，对案例涉及的法律知识和理论作出总结，特别是针对学生对案件事实的把握不准确、不全面以及错误的法律理解、适用，作出正确的剖析和指导。
专题教学法是指在课堂教学上不是采取全面系统的方法，而是根据该门课程的基本内容或重点，分成若干个既相互联系又相对独立的专题组织教学的方法。④专题教学法一改以往常规教学中教师按章按节讲授教材的传统，依托教材又不拘泥于教材，选定若干问题，对所选问题由教师分专题进行教学。专题教学法可对所用教材进行合理取舍、优化组合，能妥善解决课程内容多与课时少的矛盾，有助于推动教师不断深入钻研专业知识、提高教育教学水平，也有利于充分调动学生参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实现教学相长。
在高师思政专业的法律课程教学中，除开设上述的系列法律专题外，专题选择应以教学大纲为基础，既要注重知识的系统性，又要贴近现实生活，着眼于在理论与实际的结合点上产生的问题，注意选取学生所关心的法律热点、难点问题，尤其是根据中学政治课与法律相关的内容设计专题。在各专题教学中，教师注意以问题为突破口，着力于对学生的看书和思考提出要求，对一些重点和难点问题进行指导，对教材作必要的补充及学术层面的提升，使学生通过专题的学习，既能够掌握课程的精神实质，又不致对专题讲授产生断章取义和观点零乱的感觉。
四、重视学生平时的学习表现，摒弃“背多分”，实现考核方式的创新
高师思政专业法律课程的考核方式要改变传统的一次性闭卷形式，重视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表现，客观考查学生的学习效果。首先，制定平时成绩的评定标准，以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的组合来考核评分。平时成绩与期末成绩相比，本应更加注重对学生平时表现的考查，但考虑学生对这种方式的接受和适应需要一个过程，开始实行时平时成绩一般不要超过40%。这种组合方式可以避免以简单的卷面分数来判断学生的学习情况，能比较全面地反映学生的学习过程，真正检验出学生知识、能力的提升。笔者在“宪法学”的教学中，采用公开、民主的方式制定了该课程的平时成绩评定标准，学生平时成绩占30%，其中学生按时上课、遵守纪律占15%，实行无旷课、扰乱课堂秩序等不良记录即得分，反之则扣分。学生勤于思考、自主学习表现占15%，如积极参与课堂讨论、宣讲以及课后收集宪法（政）案例、理论观点并评析，或开展宪法意识、法治观念等社会调查并完成调查报告，或旁听法庭庭审活动并记录、写出感悟，或撰写与课程内容相关的论文等，实行有则加分，无则无分。标准一经颁行，学生参与教学互动、自觉学习与参与社会实践的积极性大为提高，效果良好。
其次，进行期末开卷考试的探索。以往该专业法律课程的期末考试习惯于采用闭卷形式，考点放在学生对法律知识的记忆方面，较少考查学生思考、分析问题的能力，客观上导致了“背多分”，考试作弊也时有发生。而开卷考试可消解闭卷形式死记硬背的弊端，但低质量的开卷考试也易导致学生不重视课程的学习，认为只要有教材或考前准备好笔记，抄一下照样可以蒙混过关甚至拿高分。期末考试采取开卷形式，必须提高考试的难度和质量，着重考核学生运用平时积累的法律原理、法律知识去分析问题、阐述见解，从而真正考查出学生对所学内容理解与否、接受程度的高低、实际运用能力的强弱。
[注释]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2012）[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73.
一般认为，法理学的基本使命和作用是研究法律现象中带有普遍性质的问题（比如法律的性质、基本特征、法律的起源），以及在宏观上法律与其他社会现象的彼此关系的问题（比如法律与政治、法律与道德、法律与文化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一个理论范式的框架，提供一个可以客观描述的现实社会中的法律图景。这样一种看法大体占据着我国目前法理学研究的主导地位①。
从学术历史谱系上看，这种看法深受近代自然科学研究范式的影响。从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开始，近代自然科学的强劲发展刺激了法理学研究观念的实证转向。人们感觉，法理学研究可以而且应该像近代自然科学那样客观中立地研究社会中的法律现象，可以而且应该建构一个超越具体社会语境的"法律科学"②。
这种看法的一个预设前提是：法理学研究主体可以站在一个不受自己"前见"和价值判断影响的立场上，客观中立地观察法律现象。这种看法当然不排斥法理学研究主体可以而且应该提出实践色彩的"规范性质"（normative）的价值观念（比如主张社会应该建构何种法律秩序），但是，它显然认为，"规范性质"的价值观念可以和"描述性质"（descriptive）的观察观念相脱离③。换言之，观察判断可以和价值判断分为不同的阶段，而且，观察判断独自得出的结论可以是超越具体时空或曰具体社会语境的。
我认为，法理学参照近代自然科学而来的这种"科学主义"，可能是有问题的，甚至误导了法理学的基本使命和作用。
阐释学的研究④已经大体表明，法理学研究不可能不受研究主体的"前见"的影响。在说明、描述、解释研究对象时，研究主体已经是在依赖自己以往获得的"理论预设"、"历史经验感受"等等。换言之，这种"理论预设"、"历史经验感受"之类的"前见"的内容，总在制约着研究主体的观察和分析⑤。法理学研究者所以成为一名法理学研究者，正在于他（她）已具有了一定的习得而来的"法理学知识"，以及具有了一定的"人们称之为法律现象"的历史经验感受。当然，研究者可以反省自己的"前见"。但是，不幸的是这种反省同样依赖另外一种"前见"。因为，研究者进行理论推论的时候必须而且只能依赖另外一部分理论。这就如同研究者描述一个语词时必须而且只能依赖另外一些语词。科学哲学的研究从另一角度表明，自然科学的研究实际上存在"观察渗透理论"的特征，自然科学的研究不会也不可能不在一定的"科学知识"的前提条件之下展开和推进⑥。自然科学尚且如此，遑论作为社会科学的法理学？这意味着，应该坦承法理学研究中的因"前见"而产生的"偏见"（这里不含贬义）。这种"偏见"不是也不可能是超越他者的绝对真理。因为，"前见"也是历史形成的，是社会语境化的（这是说，它也是受另外的"前见"而形成的偏见的影响）。这决定了法理学研究者的"观察判断"研究是历史的、社会语境化的，而不可能超越时空从而放之四海而皆准。
法理学中的"科学主义"时常具有一种学术策略：汇集所有人们用"法律"一词加以描述的社会对象，对之进行概括和分析，从而得出一个研究法律现象的客观出发点，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一个超越具体社会语境的"法律概念"或"法律基本特征"的描述理论⑦。自然，对于"科学主义"意念极为浓重的法理学而言，这个出发点是十分必要的，失其便不能开辟法理学的学科进路，建构法理学的理论大厦。然而，这种策略忽视了一个重要现象，即社会中时常存在着"法律争议"。这种争议不仅发生在研究者之间的理论争论中（这是次要的），而且还存在于广泛的社会实践主体的实践中（这是更为重要的）。因为社会资源的相对稀缺，也因为人们政治道德价值观念的差异，"法律争议"难以避免。"法律争议"的存在决定了人们在社会中尤其是法律实践中，不可能在同一意义上使用"法律"一词⑧。比如，在具体案件中，有人会主张"法律"一词所指的内容包括了"立法者意图"，而有人则会坚持"法律"一词仅指正式文字化的权威规则。而这两种看法包含的法律观念则显然是不同的。事实上，实践主体自然倾向于站在自己的实践立场、政治道德立场赋予"法律"一词不同的意义。即便"法律科学"宣布找到了人们最为常用的"法律"一词的用法，实践中的主体依然会坚持自己的"法律偏见"。
法律争议的存在，对"科学主义"的学术策略，意味着两方面的潜层颠覆。其一，争议时常"破坏"了所谓的法律语词的通常用法，使其处于变动不居之中。其二，变动不居使法律语词的通常用法会发生范式的变化，即一个时期一个地方会有一种用法，另一时期另一地方甚至同一地方会有不同用法。接下来，这两方面又左右了法理学研究者的观察"视域"⑨。进而言之，这又意味着法理学研究者建立的理论模型不可避免地语境化，即受当下社会存在（人们使用法律一词的方式）的影响。这在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法理学研究者的"观察判断"研究的内容与结论，是历史的，社会语境化的，而且在价值观念意义上也是不可能客观中立的。
就价值观念意义上是否可能客观中立而言，法理学研究者可以宣称，自己在研究时决不牵涉利益愿望、政治道德观念等价值内容。但是，研究者这类"自觉"依然不等于也无法决定研究出来的理论内容，没有价值判断的内容。如下分析可以进一步说明这一点。
实践中的社会争议角色提出的"法律意见"，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有关"具体法律观念"的，另一部分是有关"一般法律观念"的。"具体"是指法律的具体内容，比如法律在合同、婚姻、继承等方面的具体内容。"一般"是指法律的一般概括性观念，比如认为法律的一般概念是什么。实际上，主张具体法律内容是什么以及在哪里，已经意味主张了一个一般法律观念。例如，认为应该在《合同法》的规定中寻找合同是否具有法律效力的依据，便是认为《合同法》一类的文字规定是法律（这是一般法律观念）。与此不同，认为不仅应该在《合同法》的文字中，而且应该依据民间的商业惯例中，来确定合同是否具有法律效力，便是认为不仅《合同法》的文字而且民间的商业惯例，都是法律。这两种一般法律观念是不同的，所以不同，恰是时常因为利益愿望以及政治道德观念的不同。从政治道德观念上看，坚持《合同法》文字的法律效力意义，是因为认为"文字法律"的价值意义不可忽视，认为它可以带来规则的明确性和可预测性，从而更好地使人们有效地安排自己的行为计划。而坚持民间的商业惯例也具有法律效力的意义，是因为认为法律规则应该和民众自然形成的规则行为相契相合，认为商业惯例有益于市场经济的运作，而市场经济会带来更多的效率和效益。
能够发现（这是十分关键的），社会争议角色提出的这样一类"一般法律观念"放在法理学研究的领域内，正是法律理论。他（她）们的"一般法律观念"和法理学研究者的"一般法律观念"，其内在肌理和纹路是一致的。只是一个没有清晰地用理论表达出来，一个表达出来而已。因此，认定受制于利益愿望、政治道德观念影响的实践者的"一般法律观念"带有价值内容，也就意味着法理学研究者的"一般法律理论"潜在地受染了价值色彩。我们毕竟可以看出，法理学研究者的"一般法律理论"实际上是实践中社会争议角色的"一般法律观念"的系统化和学理化。
因此，无论法理学研究者如何宣称自己的研究过程可以摆脱利益愿望、政治道德观念等价值内容，其所建构的法学理论的内容依然包含了价值立场。
由此观之，法理学的基本使命和作用，不在于、不可能在于而且也不应该在于建立一个客观中立的超越具体历史社会语境的抽象理论。实际上，其基本使命和作用正在于在具体历史的社会语境中建立一个适时适势的表达当下普遍较为有益的价值姿态（这些价值是会发生变化的）的法律理论模式。它具有实践性，而且是法律实践的话语推动器，其目的应该在于建立一个具体社会语境中大多数人希望的法律秩序。
从反向来说，如果认为法理学研究可以建立一个超越具体社会语境的普遍理论，而且这种理论具有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性，那么，无形中就会在价值气氛极为浓重的政治法律领域内建立一个值得怀疑的"霸权话语"，并通过法学渗入实践的方式，在法律实践中压抑其他可能具有同样存在资格的法律观念及法律价值的意义，破坏法理学推动法律观念及法律价值对话的机制，破坏具体社会语境中的法律依赖民主的政治基础。
①参见我国目前主要的法理学教科书及一般性的相关论文。当然，它们的具体表述有时是有区别的。另外，正如国内许多学者介绍和引用的那样，20世纪中叶此种比较典型的表述之一见于美国学者Edwin Patterson的著作。参见Edwin Patterson, Jurisprudence, Brooklyn: The Foundation Press, 1953. pp. 2-4.
②参见英国学者Dennis Llyod, The Idea of Law, New York: Viking Penguin Inc., 1981. pp. 105-108.
③比如英国学者Jeremy Bentham认为，法理学可以分为"说明性"法理学和"评价性"法理学，前者解决的问题是"法律是什么"，后者解决的问题是"法律应当是什么"。见Jeremy Bentham,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 New York: Hafner Publishing Co., 1948. p. 293. 英国学者John Austin也说过："法律的存在与其功过完全分属两个不同的问题。"见John Austin, The Province of Jurisprudence Determined, ed. Wilfrid Rumble. New York: Co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184.
④这里指一般性的哲学阐释学，尤其是德国学者伽达默尔的理论。这种阐释学认为：对文本（文本不仅指文字文本，而且包括了诸如社会现象等等之类的阅读对象）的解释，必然会受阐释者的"前见"影响，这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合理的。参见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下卷），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页678。
⑤最明显的例子是在英美国家语境中，"法院判例是法律的一部分"成为法理学学者研究的"理论预设"和"历史经验感受"之一，而在中国语境中没有成为。
⑥参见美国学者N·R·汉森：《发现的模式》，邢新力译，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年版，页22；另见英国学者卡尔·波普尔：《科学知识进化论》，纪树立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页254。
⑦中国学者一般没有这样的明确表述，但是他（她）们都赞同了实证方法的必要性，从而暗含了这样的学术策略。参见目前主要的法理学教科书以及有关的一般性研究论文。另英国学者Herbert Hart和美籍奥地利学者汉斯·凯尔森明确认为，研究法律的基点正是"法律"一词的通常用法以及该词所指的对象。参见Herbert Hart: The Concept of Law,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1. preface；汉斯·凯尔森：《法律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页4。
【中图分类号】G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8-1216（2016）06C-0078-02
高等职业教育是以高素质应用型人才为培养目标的系统化工程，实践教学的内容在课程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法学在职业类院校的定位应该突出应用性和实用性。我们培养的是处于基层和服务前沿的具有实际操作能力的法律人才。从呼和浩特职业学院的法律专业发展来看，我们逐步完善着专业的设置，朝着科学化、系统化、规范化的方向努力。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三年学习成果检验手段之一的毕业论文环节却存在亟需解决的一些问题。
一、高职法律专业的定位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及职业分工的细化，社会对高等技能人才的需求日趋增加，法律专业作为高等职业教育的一个分支学科建立和发展起来。高职法律专业与其他专业相比，在历史沿革和专业发展上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伴随着我国1999年开始高考扩招，法律专业如雨后春笋在各高职院校开设，这样的繁荣景象一方面反映出社会对法律人才的需求急剧增加，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学生对这个“高大上”专业的向往。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呼和浩特职业学院（以下简称呼职院）开设了法律专业（包括法律事务和法律文秘专业）。高职院校培养的法律专业学生与本科院校不同，后者更侧重理论知识的培养，而高职院校对法律专业的定位主要表现在：1.法律高职的教学内容与社会生产、管理、服务及生活紧密联系，侧重应用。法律高职的专业要根据社会需求定位，社会对法律职业需求什么岗位，就设置什么专业，如经济法律事务、司法文秘、法律英语等专业的设置，就充分体现了“应需而设”的特点。2.法律高职教育比较注重学生实际工作能力的培养，学生在毕业后能较快适应法律职业的需要。所谓法律职业，是指各种与法律有关的工作的总称；又指专门从事法律工作的人员，即法律职业者。换言之，法律专业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专业，因此，我们对学生职业能力的培养至关重要。正如张卫平教授所言“从法学教育观念上来讲，一直比较注重理论方面的教学，注重灌输理论知识，在法学教育人才的培养上，没有把培养具有法律操作技能的法律实用人才作为培养目标”。
二、高职法律专业毕业论文的设置目的
毕业论文对于大多数文科专业来讲，是检验学生学习成果的一种方式，是学校提高专业教育水平的参考要素之一。在以培养实践能力和操作技能为教育理念的高职法律专业中，学生撰写毕业论文的过程也是写作能力和分析技能提升的过程。以呼和浩特职业学院法律专业为例，我们在大学三年级时往往会给出学生一个写作论文的大致范围，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学习兴趣进行选择，并拟定具体写作目标。在论文题目范围的设定上，我们往往偏重于对具体的或有争论性的问题进行拟题。对学生而言，写作过程中首先需要通过各种平台和媒介寻找自己论文的基础支撑材料，然后根据具体写作目标进行甄别和思考，最后形成论文写作的大纲和思路。这是一个 “温故而知新”的过程，学生在形成思路的过程中既能复习以往学到的知识，还能通过自己的分析得出自己对该问题的认识和观点；同时，学生的专业写作水平和文书写作水平在这个过程中也得以反馈。综上所述，在高职法律专业设置毕业论文这个环节是有必要的，应将毕业论文的写作同高职教育的培养理念和方案紧密结合，以期能最大程度地反映学生的综合能力和实操技能。因此，毕业论文的写作过程既是对学校、学生学风的检验，也会对学生将来的职业道路养成产生深远影响。
三、呼职院法律专业毕业论文存在的问题
自2007年指导呼和浩特职业学院法律专业学生毕业论文至今，我发现学生在论文的选题、写作和答辩中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中涉及到学生的态度、能力、论文的形式、论文的内容等多个方面，具体如下：
（一）在给定的题目索引里，学生毕业论文题目、题材选择过于集中，论文题目选择重复率高
很多学生在选择写什么方面的论文时并未仔细思索自己是否有兴趣并擅长或有能力创新，而是选择一些成熟甚至陈旧的内容，理由是这样的文章多已成型，观点表述上不会出现大的风险且答辩的时候能够对答如流。这样会导致一届甚至连续几届的毕业论文中“青少年犯罪的产生原因及预防措施”“婚姻损害赔偿制度”等论文题目的“上镜率”很高。
（二）论文的内容陈旧、缺乏新意、没有创造性，科研精神缺失
论文格式不规范，甚至有的学生在出了两稿后论文的字体、行间距等基本规范问题仍未改正。有的学生在论文中的引例缺乏代表性，引用的法律规范内容存在滞后性，论文的内容在逻辑结构上不成体系，参考文献不规范。只有很少的学生能在毕业论文中提出对一个法律问题的自我认识或对现行法律法规如何完善提出建设性建议。
（三）学生对待毕业论文的写作态度不端正，出现学术不端和学术失范的行为
学生提交的毕业论文中，有的抄袭他人作品，但未做标注或说明，有的将几篇文章进行拼凑形成自己的论文，最为严重的是有的学生全文搬用他人作品。这些问题的背后隐藏的是诚信缺失、学风不严谨、不求勤奋上进与求真务实、缺乏锐意创新等道德层面的问题。这样低水平的复制式论文写作完全与论文答辩的设置背道而驰，对学生的价值观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四）学校和教师在就业率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下一定程度上“放任”了学生的论文失范行为
学校虽制定了毕业论文答辩的管理文件，但针对学生的失范行为缺乏必要的惩戒措施。很多学生虽知抄袭论文的做法不正确，但这样的行为不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影响，照样答辩毕业。因此，法律专业学生“不守法”的论文失范现象与有效的惩治机制不健全不无关系。
（五）学生论文写作中资料查找途径单一，论文缺乏有力基础支撑
大部分同学在毕业论文写作时通过网络进行资料检索，甚至直接将要写作的内容从百度等搜索引擎中全文下载“引用”，对资料的真实性及原始性缺乏必要的甄别和考证。学生在资料搜索方面存在知识欠缺问题，缺失学习的主动性。
四、呼职院法律专业毕业论文的改进对策探析
针对上述问题，并结合当下国家对法律实践型人才的需求，建议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改进：
（一）深化对毕业论文存在意义的探析，改进毕业论文的写作，确立符合实践需要的目标
职业院校的法律专业的特点决定了它和本科院校在专业设置和授课内容上的不同，实践技能的侧重培养使我们对学生在理论层面的知识要求程度要低一些，在毕业论文中的映射就是我们在对毕业论文的形式进行设计的时候也应该偏重于对学生实践能力的考察。目前，我们的论文题目索引给定的题目并未表现出这一特点。因此，在课程改革和完善过程中就需要大家集思广益重新确立论文题目库，给出学生偏实践性的指引。其实，除了现有的毕业论文写作方式，我们还可以运用调研报告或法律建议书等方式对学生进行结业考察。换言之，学生在最后一年的学习中，可以利用假期时间或实训单一或组成团队针对感兴趣的法律问题进行调研，然后形成5000字左右的调研报告或法律建议书。这个过程既能使学生全程参与也能体现出学生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针对学生的调研报告或法律建议书教师可以在答辩或交流过程中与其进行沟通并给出成绩。
（二）强化学术道德建设，净化校园学习环境，建立诚信校园
学术道德建设的强化路径可以在新生入学之初的教育培训中体现，也可以在日常课程中潜移默化地渗透。学术道德的建设和学校的学习环境息息相关，诚信校园建立后，大家都自觉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诚信做人、诚信做事。长此以往，心存侥幸的同学就会为自己的不诚信行为感到羞耻，从而纠正存在的学术失范问题，凭借自己的能力和实力完成大学期间的最后考核。
（三）建立失信论文惩治机制，保障毕业论文设置目的的实现
学生自我诚信机制的建立和完善任重道远。除此之外，对于学校而言，应该出台管理文件，对于在毕业论文环节态度不端、行为失范的学生进行教育、纠正和惩治。就业率的确能体现出学校的成绩，但我们给社会培养和输送的应该是优秀的人才，优秀不仅体现在技能上，还体现在职业道德上，职业道德又会受到在校期间的道德体系的影响。因此，通过对论文中存在严重学术问题的学生给予延迟毕业或重新组织答辩等形式的惩治是有必要的。一个完整科学的惩罚和有效纠正机制的建立能够为失范行为的约束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四）发挥指导教师的督导和示范作用，引导学生以正确的态度和方法完成论文写作
教师，身肩“传道、授业、解惑”之大任，为人师表者必先正其身。因此，教师的学术良知和学术创新是学生的一面镜子。近些年来，职称评审条件高门槛及的高难度导致在学界出现了诸多学术失范行为，这对于教师和学生都产生了负面的影响。换言之，教师学术声誉的重建和学术责任的承担能够对学生起到示范作用。另外，学生分配给导师之后，导师要能够时刻起到督导作用，无论从论文题目的遴选还是论文逻辑的架构以及论文内容的创作上都需要认真对待、实时关注，出现问题要及时纠正，逐渐引导学生以正确的态度和方法完成毕业论文的写作。
（五）加大教学资源的投入，为学生毕业论文的完成提供强大的“后勤保障”
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学生之所以会出现在论文基础资料检索时途径过于单一的问题，一方面同他们的惰性有关，另一方面也说明教师的指引和学校资源平台的不完善。我们的图书馆中专业课程图书的存量不足和网络资源平台数据的更新不及时也是制约学生资料收集的原因之一。为此，索引知识的技能培训在论文写作前是必要的，另外，还需加大学校在教学资源上的投入力度，引进先进的资源平台并对学生适时免费开放。换言之，完善的“后勤”可以使学生在论文写作过程中做到“知己知彼，心中有数”。
上述毕业论文写作改进对策并不能涵盖高职法律专业在这一环节中出现的所有问题。我们在高等职业院校教学环节完善上还要付出不懈的努力，实现学校教学和社会实践需求的“无缝对接”，培养优秀的法律人才。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992（2010）11-0000-02
当代大学生是青年中的一个精英群体，是社会的宝贵资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力量。当代大学生要真正肩负起这一神圣使命，需要具备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而良好的法律素质应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大学生法律素质高低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命运、关系到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
一、大学生法律素质教育概述
1.法律素质教育的内涵
法律素质是公民通过教育和社会实践所获得的内在的、相对稳定的、长期发挥作用的一种掌握和运用法律的综合能力。大学生应具备的法律素质包括三个层面：一是自觉遵纪守法的意识；二是自觉从法律角度观察、分析社会问题的能力或意识，亦是自觉应用法律的意识；三是法律信仰。三个层面依次递进、缺一不可，其中法律信仰是法律素质中最重要、核心的内容。法律信仰是人类对历史与传统反思之后产生的一种理性追求，是把法律作为第一信念，而取代权力信仰、金钱信仰[1]。法律素质教育就是强调综合性和整体的法律教育，摒弃传授的单纯知识观念，强调培养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和精神。大学生法律素质教育是指一种以提高大学生掌握和运用法律的综合能力为目标的教育模式，它重视培养大学生的法律观念、法律评价和法律信仰三个方面。肩负着为法治社会输送合格人才的高校，理应重视和加强对大学生的法律素质教育，应注重培养大学生正确的法律意识,尤其是培养法律信仰。
2.法律素质教育与普法教育、法律知识教育的关系
（1）法律素质教育与普法教育的关系。大学生的法律素质教育与公民的普法教育具有相同点，即都着力于法律知识的宣传，培养公民的法律意识。但二者在对象、方式、内容皆有不同。普法教育的对象是全体公民。由于公民受教育程度不同、居住分散，普法教育的方式一般通过法律宣讲小分队进入基层的村、社区开展宣传教育，普法教育的内容大多是法律、行政法规的条文规定。大学生法律素质教育的对象是具有相当知识储备的大学生，课堂教学和社会实践是实施法律素质教育的主要方式，法律素质教育的内容除了法律知识，更多的是培养法律观念、法律评价和依法办事能力方面。因此大学里的法律相关课程不能等同于普法教育，更不能以普法教育代替大学生的法律素质教育，应当让大学的法律相关课程常态化、固定化和连续化，不仅讲解法律、行政法规的条文规定，还应当解读条文背后的法理知识，即做到让大学生知其然，知其所以然。
（3）法律素质教育与法律知识教育的区别。法律知识教育是通过重视法律陈述性知识特别是法律理论知识的传授和学习，帮助学习者建立良好的法律认知结构和法律知识背景，为法律素质教育打下坚实的基础。法律知识教育的对象除了学生，还有各级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企事业单位人员等，通过法律知识讲座、知识竞赛等非常态方式进行，法律知识教育的内容主要是与学习者密切相关的法律规范，如学生主要学习安全方面的法律规范，各级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主要学习行政法律规范，企事业单位人员主要学习经济法律规范。可见法律知识教育无论从对象、方式和内容都于法律素质教育有明显区别。目前我国高校大多数专业开设的与法律相关的必修课程只有《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该门课程的性质是思想品德教育课，因此其法律部分的教学目的和要求始终是围绕全民普法目标而展开的。如果试图在法律基础部分进行法律素质教育，必然会陷入课时少与内容多的尴尬。法律意识的唤醒和法律信仰的培养是一个比法律知识灌输更为艰难、漫长的过程，因此大学生的法律素质教育必需一定的课时，通过全面、系统学习才有可能。这一方面是因为我国是民主法治基础极为薄弱的国家，法律素质的培养必须通过灌输的方式；另一方面从认识论的角度看，一定的法律知识是公民确立现代科学法律观的知识前提，没有对法律的全面了解和科学认识，也不可能形成正确的法律观和法律意识[2]。因此，高校还应鼓励教师开设其他法律选修课程，以此实现法律素质教育的系统性。
二、加强大学生法律素质教育的对策
1.教学内容的改进。
在教学内容上应以现代民主法治社会的核心理念为指针，以培养大学生的法治观念为宗旨，避免多而全而要少而精。既要重视法学体系，又不拘泥于法学体系；既要注重部门法的学习，又要突出法学理论知识的讲解。教学内容的重点应该是法理部分和各部门法的总则部分，以理论和原则概括全貌。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使大学生在学法的同时，培养用辨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应对现实生活的挑战。
高校的法律课程老师在对教学内容的处理上要注意解决法律素质教育与基础教育的冲突。这主要表现在教育责任的倒置。基础教育是使人成其为人的教育，大学教育是使人成其为才的教育。现在我们的道德、法治教育是倒置的。例如小学教育重视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很小的孩子就要求树立远大的社会主义信念、共产主义理想，中学教育忙于应对高考无暇过多顾及道德教育，再加之囿于中小学生心智还没有完全成熟，他们只能是被动接受。所以到了大学阶段，反过来要对其进行公民教育，要讲授法律常识，基础教育的责任退后到了大学里，使人成其为人的教育成为高等教育的基础使命[3]。加强大学生的法律素质教育，关键在引导，切实加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弘扬法治精神。大学生的法律素质教育应紧密结合德育、心理健康教育，以大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深入进行法律素质教育，增强全面发展的能力，使其成为有用之才。另外，大学教育主要是理性教育，及理论教育。大学生开始对许多社会现象进行独立的思考。他们不仅需要了解和知悉与自己生活有关以及与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有关的国内法律、国际条约等是如何规定的，他们更渴望探知为什么要这样规定，这样规定体现了什么样的价值取向和文化背景，同一问题以前是怎样规定，国外法律是如何规定的，社会发展和国际环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才使得法律修改等等一系列问题。所以对大学生进行法律素质教育，包括正义、公平、自由、道德与法律、守法与违法、法律责任以及法治原则等诸多方面的理论应成为教学内容的主要方面。
2.教学方法的改进
要改变以教师为中心，教师讲学生听，“满堂灌、注入式”的教学方法，要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立足于培养大学生的学习能力和法律素质。大学生法律素质教育在教学方法的改进上更多的采用案例教学法容易实现教学目的，收到较好的教学效果。在法律素质教育过程中，这种教学方法通过让大学生对特定的法律案例进行讨论分析，达到理解和掌握相关法律理论并能运用法律理论解决案例的能力，最终提高大学生的法律素质。高校的法律课程老师在进行案例教学时要注意解决法律素质教育与社会现实的冲突。目前法治建设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全社会还没有形成真正严格依法与自觉守法的氛围，法律本身应有的预期性的指导功能还没有完全发挥。所以有的大学生对我国的法治现状持冷漠、偏激的态度，甚至对我国的法治进程表示怀疑和不信任，导致有的大学生价值观发生偏离而影响了法律素质的培养。对待这一冲突我们不能回避，因为构建和谐社会高校肩负着重大的责任和使命，高校既要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培养人才，又要成为引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排头兵。我们在案例教学法上应当引导大学生分析这些少数社会现实产生的根源在于构建法治社会是一个长期的历史演变过程，有经济、政治、思想、文化教育、理念习俗多方面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其中有曲折甚至倒退，但是法治社会是历史进程的必然，这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让大学生对法律问题保持常态的关注，让大学生能够对我国构建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进程进行关注，自觉参与到这一历史进程中来。
3.教学实践活动的改进
加强大学生法律素质教育，除了丰富深化课堂教学内容和改进教学手段，还要积极开展法律实践教学活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提高学习效果的有效手段。
（1）要适时开展法律实践教学活动，如参观监狱使大学生了解罪犯的改造情况，国家的劳改政策；旁听审判使之了解整个诉讼程序，培养程序正义的理念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举行模拟法庭，运用案例模拟、角色扮演，通过观察、评论、角色转换和辩论等方式，让大学生在鲜活的法律事件中感受法治，接受法律素质教育，增长见识。
（2）充分利用高校这一特定的文化传播空间，开展丰富多彩、大学生喜闻乐见的多层次、多形式的法律素质教育活动。校园特色文化活动对于培养大学生的法律素质作用明显，法律素质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律文化、环境的熏陶和亲身实践锻炼，这就需要我们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特色文化活动来构筑这种法律素质教育所需要的校园氛围。一是定期举办法律讲座，经常邀请校内外知名法学专家来校讲学，邀请公检法部门有丰富法律实务经验的知名人士来校讲学。二是在法律专业教师的指导下组织大学生成立法律服务性社团，如法律援助中心、法律咨询服务协会、普法协会等。
（3）要结合暑期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组织开展社区法律事务、农村社会治安、经济合同纠纷、婚姻家庭矛盾、义务教育实施情况等相关法律社会问题的调查。在社会调查中，大学生密切接触和感受生活中的法律问题，学习运用自己所学的法律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并接受实际生活的检验，是最实在的法律素质教育。在实践活动中，大学生不仅增长了知识，而且增强了才干，提高了自身的法律素质，可以收到课堂教学难以实现的教学效果。
大学生肩负着祖国的希望，承载着人民的重托，他们是一个国家永远向前、永远年轻的动力之源。法律素质教育是塑造大学生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取向以及推进社会文明进程的现代教育的重要内容，是培养大学生树立社会主义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提高自身法律素质的重要途径，是构建和谐社会新形势下高校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 刘思斯.《对中国法律信仰缺失的思考》.当代法学.2002年第12期。
一般认为，法理学的基本使命和作用是研究法律现象中带有普遍性质的问题（比如法律的性质、基本特征、法律的起源），以及在宏观上法律与其他社会现象的彼此关系的问题（比如法律与政治、法律与道德、法律与文化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一个理论范式的框架，提供一个可以客观描述的现实社会中的法律图景。这样一种看法大体占据着我国目前法理学研究的主导地位①。
从学术历史谱系上看，这种看法深受近代自然科学研究范式的影响。从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开始，近代自然科学的强劲发展刺激了法理学研究观念的实证转向。人们感觉，法理学研究可以而且应该像近代自然科学那样客观中立地研究社会中的法律现象，可以而且应该建构一个超越具体社会语境的"法律科学"②。
这种看法的一个预设前提是：法理学研究主体可以站在一个不受自己"前见"和价值判断影响的立场上，客观中立地观察法律现象。这种看法当然不排斥法理学研究主体可以而且应该提出实践色彩的"规范性质"（normative）的价值观念（比如主张社会应该建构何种法律秩序），但是，它显然认为，"规范性质"的价值观念可以和"描述性质"（descriptive）的观察观念相脱离③。换言之，观察判断可以和价值判断分为不同的阶段，而且，观察判断独自得出的结论可以是超越具体时空或曰具体社会语境的。
我认为，法理学参照近代自然科学而来的这种"科学主义"，可能是有问题的，甚至误导了法理学的基本使命和作用。
阐释学的研究④已经大体表明，法理学研究不可能不受研究主体的"前见"的影响。在说明、描述、解释研究对象时，研究主体已经是在依赖自己以往获得的"理论预设"、"历史经验感受"等等。换言之，这种"理论预设"、"历史经验感受"之类的"前见"的内容，总在制约着研究主体的观察和分析⑤。法理学研究者所以成为一名法理学研究者，正在于他（她）已具有了一定的习得而来的"法理学知识"，以及具有了一定的"人们称之为法律现象"的历史经验感受。当然，研究者可以反省自己的"前见"。但是，不幸的是这种反省同样依赖另外一种"前见"。因为，研究者进行理论推论的时候必须而且只能依赖另外一部分理论。这就如同研究者描述一个语词时必须而且只能依赖另外一些语词。科学哲学的研究从另一角度表明，自然科学的研究实际上存在"观察渗透理论"的特征，自然科学的研究不会也不可能不在一定的"科学知识"的前提条件之下展开和推进⑥。自然科学尚且如此，遑论作为社会科学的法理学？这意味着，应该坦承法理学研究中的因"前见"而产生的"偏见"（这里不含贬义）。这种"偏见"不是也不可能是超越他者的绝对真理。因为，"前见"也是历史形成的，是社会语境化的（这是说，它也是受另外的"前见"而形成的偏见的影响）。这决定了法理学研究者的"观察判断"研究是历史的、社会语境化的，而不可能超越时空从而放之四海而皆准。
法理学中的"科学主义"时常具有一种学术策略：汇集所有人们用"法律"一词加以描述的社会对象，对之进行概括和分析，从而得出一个研究法律现象的客观出发点，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一个超越具体社会语境的"法律概念"或"法律基本特征"的描述理论⑦。自然，对于"科学主义"意念极为浓重的法理学而言，这个出发点是十分必要的，失其便不能开辟法理学的学科进路，建构法理学的理论大厦。然而，这种策略忽视了一个重要现象，即社会中时常存在着"法律争议"。这种争议不仅发生在研究者之间的理论争论中（这是次要的），而且还存在于广泛的社会实践主体的实践中（这是更为重要的）。因为社会资源的相对稀缺，也因为人们政治道德价值观念的差异，"法律争议"难以避免。"法律争议"的存在决定了人们在社会中尤其是法律实践中，不可能在同一意义上使用"法律"一词⑧。比如，在具体案件中，有人会主张"法律"一词所指的内容包括了"立法者意图"，而有人则会坚持"法律"一词仅指正式文字化的权威规则。而这两种看法包含的法律观念则显然是不同的。事实上，实践主体自然倾向于站在自己的实践立场、政治道德立场赋予"法律"一词不同的意义。即便"法律科学"宣布找到了人们最为常用的"法律"一词的用法，实践中的主体依然会坚持自己的"法律偏见"。
法律争议的存在，对"科学主义"的学术策略，意味着两方面的潜层颠覆。其一，争议时常"破坏"了所谓的法律语词的通常用法，使其处于变动不居之中。其二，变动不居使法律语词的通常用法会发生范式的变化，即一个时期一个地方会有一种用法，另一时期另一地方甚至同一地方会有不同用法。接下来，这两方面又左右了法理学研究者的观察"视域"⑨。进而言之，这又意味着法理学研究者建立的理论模型不可避免地语境化，即受当下社会存在（人们使用法律一词的方式）的影响。这在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法理学研究者的"观察判断"研究的内容与结论，是历史的，社会语境化的，而且在价值观念意义上也是不可能客观中立的。
就价值观念意义上是否可能客观中立而言，法理学研究者可以宣称，自己在研究时决不牵涉利益愿望、政治道德观念等价值内容。但是，研究者这类"自觉"依然不等于也无法决定研究出来的理论内容，没有价值判断的内容。如下分析可以进一步说明这一点。
实践中的社会争议角色提出的"法律意见"，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有关"具体法律观念"的，另一部分是有关"一般法律观念"的。"具体"是指法律的具体内容，比如法律在合同、婚姻、继承等方面的具体内容。"一般"是指法律的一般概括性观念，比如认为法律的一般概念是什么。实际上，主张具体法律内容是什么以及在哪里，已经意味主张了一个一般法律观念。例如，认为应该在《合同法》的规定中寻找合同是否具有法律效力的依据，便是认为《合同法》一类的文字规定是法律（这是一般法律观念）。与此不同，认为不仅应该在《合同法》的文字中，而且应该依据民间的商业惯例中，来确定合同是否具有法律效力，便是认为不仅《合同法》的文字而且民间的商业惯例，都是法律。这两种一般法律观念是不同的，所以不同，恰是时常因为利益愿望以及政治道德观念的不同。从政治道德观念上看，坚持《合同法》文字的法律效力意义，是因为认为"文字法律"的价值意义不可忽视，认为它可以带来规则的明确性和可预测性，从而更好地使人们有效地安排自己的行为计划。而坚持民间的商业惯例也具有法律效力的意义，是因为认为法律规则应该和民众自然形成的规则行为相契相合，认为商业惯例有益于市场经济的运作，而市场经济会带来更多的效率和效益。
能够发现（这是十分关键的），社会争议角色提出的这样一类"一般法律观念"放在法理学研究的领域内，正是法律理论。他（她）们的"一般法律观念"和法理学研究者的"一般法律观念"，其内在肌理和纹路是一致的。只是一个没有清晰地用理论表达出来，一个表达出来而已。因此，认定受制于利益愿望、政治道德观念影响的实践者的"一般法律观念"带有价值内容，也就意味着法理学研究者的"一般法律理论"潜在地受染了价值色彩。我们毕竟可以看出，法理学研究者的"一般法律理论"实际上是实践中社会争议角色的"一般法律观念"的 系统化和学理化。
因此，无论法理学研究者如何宣称自己的研究过程可以摆脱利益愿望、政治道德观念等价值内容，其所建构的法学理论的内容依然包含了价值立场。
由此观之，法理学的基本使命和作用，不在于、不可能在于而且也不应该在于建立一个客观中立的超越具体历史社会语境的抽象理论。实际上，其基本使命和作用正在于在具体历史的社会语境中建立一个适时适势的表达当下普遍较为有益的价值姿态（这些价值是会发生变化的）的法律理论模式。它具有实践性，而且是法律实践的话语推动器，其目的应该在于建立一个具体社会语境中大多数人希望的法律秩序。
从反向来说，如果认为法理学研究可以建立一个超越具体社会语境的普遍理论，而且这种理论具有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性，那么，无形中就会在价值气氛极为浓重的政治法律领域内建立一个值得怀疑的"霸权话语"，并通过法学渗入实践的方式，在法律实践中压抑其他可能具有同样存在资格的法律观念及法律价值的意义，破坏法理学推动法律观念及法律价值对话的机制，破坏具体社会语境中的法律依赖民主的政治基础。
①参见我国目前主要的法理学教科书及一般性的相关论文。当然，它们的具体表述有时是有区别的。另外，正如国内许多学者介绍和引用的那样，20世纪中叶此种比较典型的表述之一见于美国学者Edwin Patterson的著作。参见Edwin Patterson, Jurisprudence, Brooklyn: The Foundation Press, 1953. pp. 2-4.
②参见英国学者Dennis Llyod, The Idea of Law, New York: Viking Penguin Inc., 1981. pp. 105-108.
③比如英国学者Jeremy Bentham认为，法理学可以分为"说明性"法理学和"评价性"法理学，前者解决的问题是"法律是什么"，后者解决的问题是"法律应当是什么"。见Jeremy Bentham,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 New York: Hafner Publishing Co., 1948. p. 293. 英国学者John Austin也说过："法律的存在与其功过完全分属两个不同的问题。"见John Austin, The Province of Jurisprudence Determined, ed. Wilfrid Rumble. New York: Co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184.
④这里指一般性的哲学阐释学，尤其是德国学者伽达默尔的理论。这种阐释学认为：对文本（文本不仅指文字文本，而且包括了诸如社会现象等等之类的阅读对象）的解释，必然会受阐释者的"前见"影响，这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合理的。参见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下卷），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页678。
⑤最明显的例子是在英美国家语境中，"法院判例是法律的一部分"成为法理学学者研究的"理论预设"和"历史经验感受"之一，而在中国语境中没有成为。
⑥参见美国学者N·R·汉森：《发现的模式》，邢新力译，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年版，页22；另见英国学者卡尔·波普尔：《科学知识进化论》，纪树立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页254。
一、课程的性质、任务及特点
《安全法规》是安全工程专业本科生的一门重要专业基础平台课程。通过教学使学生了解法的基础知识，了解安全生产立法的重要意义及必要性、安全生产执法的原则;熟悉我国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体系;掌握安全生产主要法律、法规和规章、标准的主要内容及基本要求，并能综合运用于对安全实际问题的分析，培养学生运用安全法律法规知识来解决安全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南华大学安全工程本科专业自2004年创办以来，建设过程中一直以“核”为特色，培养熟悉辐射防护与核安全相关知识，具备安全工程扎实专业知识的安全技术与管理专业人才［1］，主要为核工业企业及核电建设企业等输送人才。《安全法规》课程既涉及法理学的知识，又涉及安全生产的相关内容，具有多学科交叉性、综合性和较强的工程应用性等特点。为提高该课程的教学质量，结合专业方向和办学特色，按照我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标准要求以及注册安全工程师的培养目标，以学生毕业能力达成为核心任务，聚焦学生解决复杂工程问题能力的培养，教学过程中从教学内容的把握、教学方法及考核方式的优化等方面进行了改革探索与实践。
二、课程教学改革实践
(一)精心组织、及时更新教学内容，增设核特色教学内容模块。课程教学要达到培养目标要求，首先必须选择合适的教材，对教学内容进行精选，科学合理组织教学内容。目前南华大学安全工程专业采用的《安全法规》课程教材《安全生产法及相关法律知识》(2011版)是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注册安全工程师考试教材，其中部分内容已经陈旧，部分法律、法规和标准是需要更新的。因此，在教学过程当中，必须利用好网络资源对教学内容更新。该教材教学信息量大，且与《安全管理学》《职业卫生与防护》《建筑安全工程》等课程教材存在内容交叉和重复。全书共七章内容，而教学课时有限(24学时)，因此必须依据专业的培养计划和目标科学合理组织教学内容，及时更新相关内容，并通过系室教研活动与相关课程进行衔接，避免内容的重复，同时结合专业方向和办学特色加以补充完善。课程讲授的主要内容包括:第一章安全生产法律基础知识，主要介绍法的概念、特征、分类和基本内容、安全生产立法的必要性及其重要意义、我国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体系的基本框架等;第二章《安全生产法》，主要介绍安全生产法立法的必要性、立法的宗旨、贯彻实施《安全生产法》的意义、安全生产法的基本框架以及重要条款内容等;第三章安全生产单行法律，主要介绍《矿山安全法》和《消防法》;第四章安全生产相关法律，重点介绍《刑法》中有关安全生产方面的法律责任以及《职业病防治法》;第五章安全生产相关行政法规，主要介绍《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六章安全生产相关部门规章和第七章安全生产标准体系以及第一至第五章未在在课堂上讲授的内容要求学生自学。在介绍完上述内容后，根据学校安全工程专业的专业方向和办学特色增设核特色教学内容模块，即增加一章内容:第八章核安全法律法规体系，讲授的内容主要包括:国际主要核能源国家的核安全法律法规体系;我国现行的核安全法律法规体系的发展历程、国家核安全局历史沿革和职责;我国核安全法律法规体系的构架、范围;我国目前有关核安全方面的法律、法规和导则以及核安全与辐射安全监督管理依据的主要法律和法规;核安全国际公约及有关文件;核与辐射安全有关的重要国际组织等，重点介绍《核安全法》和《放射性污染防治法》。
(二)精选事故案例，采用案例讨论式教学法。传统的教学方法是“满堂灌”，教师讲、学生听，听没听、听懂多少要到最后的测试时才能见分晓，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较差。在人们生产、生活及生存的空间领域中，生产经营单位的生产经营活动的各个环节都能体现安全法律法规和标准的内容。大量的事故案例统计分析表明:事故原因大多都是“三违”所引起的，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没有按照法律法规和标准的要求去做。《安全法规》课堂理论教学都是单纯的法律条文，如单纯采用“说教”式的教学方法，学生学习起来比较枯燥，易产生疲劳心理，教学效果难以保证。教学中如果把法律条文与具体案例结合起来，则学生对法律条文就会有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才更能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案例讨论式教学法是在该课程教学中采用的很重要的一种教学方法。教学过程中先由主讲教师讲授具体的法律法规条款，然后通过精选国内外典型案例，并以课堂讨论的形式来展开，加深学生对知识点的理解。选择案例时注重案例的真实性、典型性和价值性，可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网站上通报的安全生产事故案例，这样学生查找起来也比较方便。如介绍《安全生产法》时，对一些重要条款则结合具体案例来学习，并配以适量课堂练习题，由学生讨论后回答，边学习边消化，加深了学生对法律条文的理解与记忆，教学效果较好;介绍《消防法》时，精选《天津港“812”瑞海公司危险品仓库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案例［2］，运用安全管理学的原理、方法和手段，分析事故产生的原因，并对照《安全生产法》《消防法》指出违法之处，即分析讨论各方责任主体，包括事故直接责任方瑞海公司、相关政府监管部门及相关中介服务机构———如安全评价公司等，具体违反了《安全生产法》和《消防法》哪些条款?应承担哪些法律责任?介绍《职业病防治法》时，通过精选国内典型尘肺职业病危害事故案例，如“张海超开胸验肺尘肺事件”、“深圳尘肺门事件”等，让学生依据安全管理学的知识来分析其事故产生的原因，并对照《职业病防治法》指出违法之处，提出预防控制措施。加深学生对《职业病防治法》的认识和理解，从而重视对职业病危害的防治，并增强对职业病危害防治的能力。又如介绍《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时，教学过程中结合身边发生的事故案例———“湖南衡阳特大建筑火灾事故”，分析事故产生的原因、相关责任方的违法之处及应承担的法律责任。采用案例讨论式教学法时，教师提前一周将案例布置给学生，让学生先就案例进行消化，要求学生查阅相关法律法规及文献资料，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然后采用课堂讨论的形式，由教师进行启发式提问，引导学生对事故产生的原因及存在的违法问题进行思考，紧接着由学生发言，分析其事故产生的直接原因和间接原因，分清事故责任，指出事故各方责任主体有哪些违法之处?即具体违反了哪些法律、法规的哪些条款?并提出预防对策及措施，最后由教师进行点评和总结，加深了学生对相关法律法规内容的理解。通过对案例教学法和讨论式教学法的有机融合，增强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教学效果明显提高。
(三)运用视频、图片资料，寓实践教学于理论教学中。《安全法规》课程内容多为枯燥的文字条款，纯理论教学不能使学生充分掌握这门课程的精髓，容易造成学生课堂注意力不集中，教学质量和效果欠佳。在教学实践中，根据教学内容精选一些视频和图片资料，理论联系实际，生动形象地反映相关法律法规的内容，便于学生理解和掌握。如介绍《安全生产法》时，对一些重要的条款配以图片或视频，简单直观、通俗易懂，教学效果好;又如在介绍《消防法》时，课堂上组织学生观看《湖南衡阳特大建筑火灾事故的剖析》典型案例视频资料，并结合《天津港“812”瑞海公司危险品仓库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图片资料，使学生认识到火灾的严重性和危害性以及学习《消防法》的重要性，增强其安全责任感。此外，还利用课间组织学生观看消防安全系列片《火场逃生与自救》，使学生感受火灾现场的紧张气氛，并学习一些火场逃生的知识，使学生终生受益［3］。通过相关视频影像及图片资料的展示，让学生轻松自如地学习，很好地掌握相关法律法规的内容，并在以后的工作中付诸于实践。
(四)采用多样化考核方式，以案例分析为主要考核内容。《安全法规》课程是一门应用性较强的课程。因此对该课程成绩的考核，主要依据我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标准要求以及注册安全工程师的培养目标，以学生毕业能力达成为落着点，聚焦对学生解决复杂安全工程问题能力的培养。即既要考核学生对相关安全法律法规条文的理解和掌握程度，又要考核他们初步运用安全法律法规知识来解决安全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为此采用综合考评的方式，进行多样化的考核，即将到课考勤、课堂表现、平时作业、课堂讨论与期末考试结合起来进行综合考评。其中将到课考勤、课堂表现、平时作业、课堂讨论四个方面作为平时成绩占40%;期末考试采用开卷方式占60%，精选二至三道案例分析题，对于每道案例分析题均提出两个问题:第一，要求学生依据相关安全法律法规指出相关责任方的违法之处，并说明理由;第二，要求学生依据相关专业课程(如安全管理学等)知识提出预防控制措施。这样既考核了学生对相关安全法律法规条文的理解、掌握程度以及初步应用的能力，同时通过对相关专业课程知识的渗透，培养学生综合运用相关知识来解决安全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实践证明，采用多样化的考核方式，提升了教学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