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边界高等教育”是2000年英国的《无边界的教育业：英国的观点》报告中提出的，是突破传统与宁静的象牙塔文化并走向开放与竞争的高等教育理念。“无边界高等教育”理念是在社会与经济发展日益全球化的背景下跨越高等教育的传统地理界限、学习方式和内涵的全新的教育时空与教育文化。无边界高等教育理念在跨越传统教育模式的制度、形式、空间、结构的实质是在更加开放的教育氛围中实现高等教育更广意义的交流、沟通、合作，也就是更深层次的教育资源供给和共享。无边界高等教育即超越边界的高等教育。这一术语包括那些教育过程中和教育相关的市场主体和教育活动的互动，其具体内涵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第一，基于就业能力的无边界职业生涯对教育终身化的需要，教育的类型和层次突破常规，教育的需求更侧重于教育的终身化；第二，教育的产业化和市场化发展以及以营利为目的的私营教育机构的教育供给，使以政府为教育供给主体的多元化；第三，教育的跨国沟通和跨界交流，以及在教育活动中社会团体、企业、个人等资源的介入，使大学教育突破大学的传统界限；第四，现代信息科技的发展，使大学的学习和活动突破传统大学的时间和空间界限。所以说无边界高等教育是教育过程中社会资源对教育的渗透以及高等教育开放的过程。相对于传统的大学教育，无边界高等教育有其明显的特点：
首先，教育供给的多样性。教育主体突破学校单一主体概念，社会团体、企业、个人等拥有优质教育资源的主体均可以参与教学活动。学生的学习突破传统的校园学习概念，根据学习的需要可以借助社会优质教育资源实现跨国学习、跨校学习，根据学习的要求在社会团体、企业、个人科研等活动中赚取学分。资源的丰富和课程的灵活成为教育供给多样性的典型特征。
其次，学习方式的开放性。学生学习过程突破传统高校围墙的界限，可以借助信息科技等技术，通过网络共享、跨校选课等方式实现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自由学习和个性发展成为学习形式开放性的典型特征。
再次，教育供给的有效性和教育发展的均衡性。由于资源供给主体多元化，高等教育和社会的结合更加紧密，教科研的发展相互促进，使教育供给的效率大大提升，而教育沟通和交流不仅有利于资源共享，而且有利于教育主体的共同发展和教育均衡。同时无边界教育使学习突破时间、空间和地点的限制，在一定程度上大大降低学生的学习成本和增强教育的公平性。应该看到，在无边界高等教育的背景下，教育资源的“跨界”共享，高等教育原有物理性和概念性的边界被打破，原有的政府、教育主体和市场的关系也要求随之而变。
（二）中国高等教育资源供给现状
随着高等教育资源供给的不断改善，高等教育资源的供给质量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重点。首先，在高校井喷式扩招的背后却是高等教育资源建设的相对滞后，在教育过程中受资金、师资、设备等条件限制的高等教育质量如何得到保障？其次，在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教育过程受传统教育管理思想影响，相对封闭的教育过程如何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再者，社会对高等教育人才需求的不断提高，高等教育在满负荷的情况下如何提高教育质量？这些成为高等教育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在中国高等教育资源需求急剧增长的背景下，政府和学校作为资源供给的单一主体却并未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得到有效改善，学校虽然在资源改善方面通过开放、交流、沟通、合作理念等方面进行探索和具体尝试，如远程教育、网络课堂、国际高校之间的联合培养模式、中外合作教育等，但这种表面层次或具有局部资源共享性质的合作，相对于大学扩招和教育心理层面大众化及终身化转移的资源需求只是杯水车薪。同时作为教育受益的社会、市场和企业却未能有效参与到高等教育的资源供给体系中，这不仅不利于高等教育资源供给体系的建设和发展，而且也不利于政府、市场、社会和高校之关系的转变与和谐。不可否认，高校在应对现实教育问题上也在进行改变和完善，但相对于快速发展的高等教育和社会对高校的人才培养质量是远远不够的。第一，教育资源的共享还是比较有限，校际交流等也仅仅局限于局部或表面；第二，相对于快速发展的信息科技，高校资源的互联互通还极其有限，其平台建设和资源共享的应用还有待提升和完善；第三，市场作为高校人才培养的受惠主体，教育参与意识还有待提高，特别是企业优质资源的教育应用和配合需要提升；再者，对于政府、市场、社会和高校在无边界理念下的关系有待调整，有效的制度保障和协调机制急需建立和完善。
二、无边界教育理论构建中国高等教育资源供给的动因
以无边界高等教育理念构建中国高等教育资源供给体系，是教育全球化背景下教育发展的趋势，由无边界高等教育资源供给的实质所决定，是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的客观需要，更是现代高等教育从竞争走向合作的内在动因。
首先，通过无边界多元供给，提升高等教育资源供给的有效性。人才建设不仅是教育机构或哪一个部门能够单独完成的事情，它需要以社会需求作为导向，社会、政府、企业和个人的共同参与。构建良好的高等教育资源供给机制，需要相关各方的积极参与。在各方参与、共同支持的情况下，各方资源才能够充分应用到高校的人才培养过程。例如，作为人才培养的直接受惠方———企业，在经济利益的作用下势必会通过改变生产设备来提升生产效率以获取最大利益，而这种先进的生产设备也正是教育过程需要的优质资源，在良好的校企合作框架下先进设备既可以提高企业的利润，同时也有利于提升人才培养的质量。
其次，无边界职业生涯的发展需要无边界高等教育资源供给。在社会日趋民主和公平的大环境下，社会经济的发展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也给人们带来了更多的工作机遇和创业机会，频繁的工作流动、职业转换和弹性组织的出现已经成为社会经济活动和劳动力市场的普遍现象，这也正是无边界职业生涯理论的重要内容，这种职业生涯发展趋势体现了现代社会个人职业生涯发展的不确定、不稳定、易变和动荡的特点，这也说明了个体面临的就业竞争将更为激烈，个体应该重视核心能力的培养。无边界高等教育资源供给在实现资源优质化、多元化的同时，使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和技能的过程中可以跨越不同组织，并实现核心技能的提升，这更加符合无边界职业生涯对现代教育的要求。
再次，教育现代化的典型特征是教育公平和均衡发展。无边界教育理念倡导的跨界教育和资源共享可以促进教育资源的共享和学生个性发展的学习需求，从而推动“人人有学上，人人上好学”的教育理想变为现实。特别是在现代科技的支撑下，资源共享可以使教学主体实现教育资源的共享，学习主体可以跨越时空限制构建适合自己发展的个性课程。在无边界高等教育理念下，基于教育质量提升的内在动力需求，教育全球化和校际沟通合作会成为高校发展的必然趋势，反过来也必然推动教育技术的发展和进步。当然，由此引发教和学的方式的变革需要不断地在实践中适应。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我国的高等教育把竞争作为基本的价值导向和运行机制。竞争机制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平均主义，激发了高等教育的活力和效率。随着中国高等教育市场化、产业化，由此导致的生源竞争和学校利益得到不断强化，学校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目标展开了激烈的竞争，而竞争的实质就是通过资源的占取获得利益的最大化。过度竞争不仅加剧了教育发展的不均衡，同时也降低了教育资源的配置和效率。具体表现在资源数量成为高校优劣的重要指标，重点高校和地方高校的差距不断拉大等。无边界高等教育的理念可促进教育从封闭、僵化、集权化的体系中走向开放与合作。学生能够在无边界高等教育的实施中跨越时空和教育供给主体的限制获得更优的个性化学习服务；教育主体能够通过外部资源的合作和共享，培养自身特色并增强核心竞争力。这种以多方共赢为目标，以特色或优质教育为核心，以合作为基础，以现代科技为支撑的教育新格局，正是现代高等教育从竞争走向合作的具体表现。
三、无边界高等教育资源多元供给体系的分析框架
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与高等教育需求快速增长相结合的背景下，基于无边界理论的高等教育资源供给无疑成为促进高等教育发展的选择之一。如何构建符合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资源共享平台，如何发挥优质资源的最大效率，如何提升高等教育教和学的质量，如何使教育创新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构建基于无边界原理的高等教育资源供给框架，开展服务于新型教育资源共享环境的资源共享机制建设是一个重要选择。随着社会发展，高等教育在知识经济中的作用日益重要，如何在科技创新要素、人力资本要素的生产和开发中更好地服务于知识经济，是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供给的基本担当。构建良好的高等教育资源教育供给体系，需要在高等教育无边界发展的趋势下从政府、企业、社会和个人四个维度构建无边界高等教育资源多元供给体系，打造一个引导、供给、监督、使用的共同体。在这个体系中政府、企业、社会、个人各司其职，积极参与高等教育资源供给的过程并相互协调和配合，在现有高等教育资源基础上充分提高供给的有效性，促进高等教育健康发展。全球化成为高等教育发展和无边界高等教育资源供给的典型外部特征。在高等教育日益“无边界”的教育发展市场中，政府与高等教育之间的关系会因为市场、社会的强大影响而突破传统，政府、社会、个人和高等教育之间的关系也需要在无边界背景下进行重新梳理。
首先，从资源供给的单一到多元化。不同的市场化程度对应不同的主体关系。随着高等教育走向市场，企业、用人单位、政府作为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得以彰显，高等教育呈现出充分的市场反应，竞争、选择、价格等市场因素在高效运作中流行，如何使高等教育以服务产品的方式在国内及国际市场更自由的流通已经成为一个重要内容。同时当代高等教育系统日益变的庞杂，国家作为唯一管理者和资源供给者的角色已经难以为继，因此，源于市场监控、资源供给和管理准则逐渐对大学的功能进行强化。高校之间从发展的需要出发逐渐从以竞争为主向竞争基础上的合作迈进，政府、市场、团体、个人和大学的关系也在发生变化，并且从单一变为多元复杂。
其次，各主体的职责在发生变化。政府逐渐淡化直接决定者的作用。政府的重点是从制度层面建立和完善高等教育市场，作为高等教育重要的资源提供者将更多地对高等教育的发展进行监督和协调。个人作为高等教育服务的直接享用者，在获得优质教育资源的同时将逐渐突破被动选择的局面，可以更加灵活的根据个性发展需要对高等教育资源进行主张和选择，张扬主体意识成为无边界高等教育资源供给体系中人作为个体的典型表现。社会作为包含多种个体的共同体，不再是被动的接受高等教育输出的人才，而是主动地为高等教育提供资源并根据市场发展引导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过程和目标，同时对高等教育的过程和质量进行监督，对高等教育的人才输出进行差别选择。企业是高等教育成果受益者的代表，同时是高等教育发展中市场需求的重要载体。企业对于高等教育人才的需求不仅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基础，也是高等教育发展的风向标。同时，企业利用自身的设备和实践优势积极参与到高等教育的资源供给中，也是高等教育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
再者，现代教育背景下的主体关系取向是无边界高等教育资源多元供给体系的框架基础，其组织形式的多样性和不固定性是高等教育发展和创新的体现。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有利于行为主体确立价值取向，对于其发展具有内在驱动作用。第一，无边界高等教育资源多元供给对于个人而言，不仅可以降低教育成本，而且可使个性需求得到最大化的满足。第二，社会作为利益的共同体，在全社会形成高等教育快速持续发展的良好氛围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需要。第三，企业作为市场主体，有效的高等教育资源供给不仅有利于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和技术的更新换代，更重要的是可以促进企业降低成本并获得更大的市场利益。第四，政府作为公民让渡权利的产物在无边界高等教育资源多元供给体系中对高等教育管理和协调功能的强化，既有利于政府合法性的体现，也有利于公民发展需求的实现。
四、无边界高等教育资源多元供给体系的政策及建议
第一，确立共存的“大教育”发展观念。
无边界高等教育的理念给高等教育带来的影响并不是高等教育失去边界，而在于人的思维和认知方式的更新，在无边界高等教育理念中教育不再受主体、时空和地域限制，教育可以均衡发展，人可以更加公平的获得个性化发展的教育需要。基于无边界高等教育多元供给体系的目标是构建跨区域、跨行业、超部门、无时空界限的高等教育服务共同体和终身教育体系。社会、企业和个人等也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主体，这种体系基于一种建立特色和优质资源共享的合作共同体，实现优质资源的增值和高效。学生从被动学习转变为跨界或跨联盟的主动学习，这种竞争和合作不仅需要学校和教师具有自身核心竞争力的特色，也需要通过挖掘和提升外部教育资源，从而激发创新意识，优化教育服务。这是教育均衡发展的根本和有效途径。当然，在无边界高等教育资源多元供给体系中资源供给主体具有不同的性质、文化和管理体系，要求不同的主体具有宽广的视野和社会责任意识，通过合作共享、互助共赢形成包容和共存的大教育环境。
第二，构建求同存异的优质教育资源共享体系。
教育资源的有限性以及校际配置失衡，导致优质教育资源的结构性匮乏是无边界教育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动因。高等教育资源共享作为无边界教育的实质和典型特征，无边界高等教育资源多元供给体系的良性运行必须依靠资源的互补和整合，不同地域、不同传统、不同文化氛围、不同结构、不同来源的资源共享和互补，实现高等教育资源的规模增大和价值增值，从而形成一个涵盖多元体系的高等教育服务体系。求同存异是实现无边界高等教育资源多元供给体系框架的构建原则的前提，“同”指构建这一体系的目标和运作规范，“异”是指资源供给者自我特色和优势，通过求同存异为基础的资源共享，形成高等教育资源的动态优化和良性发展。
第三，建立高效互连的资源共享及供给平台。
无边界高等教育资源多元供给体系的主体具有多样性，各主体具有不同的特色和优势，会形成不同的教育需求和资源供给。在传统集权和封闭的教育管理中，各学校或部门可以很容易通过构建管理平台自成独立的体系，而在无边界高等教育资源多元供给体系中，跨越组织、区域和国家界限的各种主体在结构松散的情况下实现资源共享必须依赖于一个公共服务平台，以实现资源的数据交换和跨界共享。这种平台应该可以满足主体间的协同工作和开放应用。平台的组织搭建一方面可以通过主体之间的自由合作实现，另一方面政府作为管理协调的重要实施者，也具有重要的责任和义务，同时，先进的信息技术则是平台重要的技术保障。
二、以生活世界为依托的语文教育原则
1.以人为主体的教育任务
生活世界的主体之一是人，人在生活中不断发展并完善自我，以生活世界为依托的教育目标是人的培养[2]。作为主要教育科目的语文必须将育人作为教育的首要目标，在此基础上发挥语文区别于其他学科的作用。以生活世界为依托的语文教育教学，无论是浅层次的知识技能传授，亦或是更深层次的文化传承与精神发展，都应始终坚持以人为主体的最终教学目标，以培养人格健全、精神健康并具有高综合文化素养和自主创造能力的人才为教育任务。
2.语文教育的和谐性
在现实的生活世界中，人是主体，因此强调的和谐性代指人与生活世界中的对象之间的适度平衡，具体而言就是人与他人、自我、社会、自然之间的相互适应。以生活世界为依托的语文教育应注重教师与学生之间民主关系的搭建，使课内教学融洽而充满活力。以和谐原则为前提的语文教育课堂中，教师与学生之间的隔阂能够取得最大程度的消减，进而能够做到真实而积极的、不同情感与精神的相互交流。教师在潜移默化中引导学生进行文学认知与感悟提升，学生在语文学习过程中提升自我并体味如何实现与他人、自然及社会和自我之间的和谐发展。
3.语文教育的体验性
体验是人在现实生活中无可避免的一种存在形式，缺乏体验的个体无法具有情感的共鸣、精神的升华及智慧的启迪。体验是对生活的融入和思考，是人赖以生存发展的必要手段。语文教学同时也是学生用以感悟和理解语文文字及语言中深刻意义的重要途径。以生活世界为依托的语文教学需要坚持以体验性原则引导学生对课内文本进行深层次的领悟，挖掘隐藏在文字深处的艺术魅力，与创作者产生跨越时空的精神交流，拓宽精神视野。自我表达需要建立在体验的基础之上，作为母语语言学科，如果缺乏真实体验，学生将失去创作灵气与热情，因此，坚持体验原则，引导学生体验、品位生活中的细节，是我国语文教育教学的应有之义[3]。
三、以生活世界为依托的语文教育策略
1.加强语文教学的体验性
以生活世界为依托的语文教育教学内容不能仅限于学生对知识技能的认知和理解，同时更要重视受教者在现实生活中的体验、感悟及实践，积极寻求与他人之间的交流，并能够实现主动的自我个性构建。因此，语文教育并摒弃传统上机械、单调的知识技能传授模式，使学生能够以心感悟，用情感体验、捕捉生活中的瞬间。语文教学是由教师、受教者、文学知识以相互交融和促进的形式而构成的复杂体系，作为受教者的学生只有以自主体验的方式才能适应这一体系，而如若缺乏了体验性的教学过程，文学知识中的精神内涵则很难被学生内化吸收。因此，语文教育应采取情境塑造、诵读加强、课外实践等多种不同形式的活动课程以强化教学中的体验性内容。语文教学的活动课程是教育生活化的最佳体现形式，学校应重视并适当增加活动课程的开设，教师引导学生将书本知识与生活学习、学校教育与社会现实状况、课内传授经验与个体实际经历相互结合，不断拓展语文教育教学界限，使其能够与社会相互融合，并在此过程中引导学生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学习语文知识、语言技能，促使学生提升母语能力，通过生活化的语文教育这一途径使学生个性得到培养、人格得到完善和健全。可充分发挥学校及有关教师的优势，深入挖掘校园生活中的语文教育资源，创办特色文化活动，积极开设文学选修课程，定期邀请专家学者进行文化文学知识讲座，营造活跃的生活化语文学习气氛，引导并鼓励学生组建学习小组或文学团体，积极开展科学而有计划性的社会调查、书法比赛、校刊编制等实践活动。以对社会和生活的关注为突破口，进行开放性的语文教育教学；以实践为手段为学生锻炼自身所学知识技能创造条件，逐渐培养和树立学生在语文学科上的自信心。
2.淡化课堂与现实生活之间的界限
现实生活是文学的来源，因此我国的语文教育不能脱离对学生现实生活的关注而独立存在[4]。要实现语文教育的价值、充分发挥其作用，教师应将课内知识延展并融入到学生的生活世界，以生活与文学知识的对比调动学生的探索兴趣，促进其思想观念、情感意识的自主激发。因此，教师应转变旧有教学形式，通过音乐、图片、视频等多种方式将课内涉及到的文学内容以更为生动而形象的方式展现到学生面前，淡化生活与课堂间的界限，将抽象的黑白文字与形象的生活美结合在一起，激发学生自主探索发现文学中、生活里及在二者交汇处的精神价值和内涵，在此基础上发散思维，自由想象，以生活为依托为课堂注入生命的气息，并以课堂为考据关注并改造现实生活。语文教材中的课文内容或多或少都与生活有着联系，《兰亭集序》描绘了欢聚宴饮的乐趣，《雨霖铃》（寒蝉凄切）叙述了离别的愁绪与不舍，《荷塘月色》展现了自然的美好，《边城》则真切展示了端午节这一传统节日特有的风俗面貌。显而易见，语文教学以课文为起点延展向了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在延展过程中具有了无限的开放性。这就需要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对课文内容的人文性质进行挖掘，并在此基础上实现课文内容的生活化加工处理，在教授过程中将书本内容与受教者个人经历、现实生活及心情感触等因素相互联系，启发学生的创造性和想象力，在课本蓝图的指导下重构情境，在情境范围内指导学生对课本知识做更为深入的感知，进而提出并解决问题。组织学生对有关内容进行探讨，在课堂内容结束之后指导学生针对所学知识及自身感悟进行总结性报告，总汇、归纳知识要点，加深理解领悟，同时对报告中的谬误进行及时修正，使学生真正有所感悟和获取，满足受教者的精神生活需要，激发学生对语文知识的关注和学习热情，在潜移默化中对学生的学习和生活进行引导。
【 正 文】
跨文化教育（intercultural education）， 一般是指在两种文化之间进行的一种教育。 在英语当中，与之相近的词汇还有“cross- cultural education ”（多种文化的教育）和“trans- culturaleducation”（异文化的教育）等。 从教育人类学的角度看，人类的一切教育活动都是建立在某种特定文化基础之上的，教育是文化传承的载体。换言之，每一个人都具有一定的民族所属，而每一种教育也都与特定的民族文化密不可分。按照教育的民族属性，它又可进一步划分为“单一文化教育”和“跨文化教育”两大类。前者是指受教育者所受教育基本上仅局限于一个民族的文化，具有单一的民族属性，如早期的美洲印第安民族教育等。而后者，则是在两种不同文化之间进行的。如移民教育、殖民地教育、留学生教育、多民族国家中的少数民族教育和多元文化教育等，均属于跨文化教育的范畴。也就是说，在单一层民族教育的背景上实施异文化教育的现象，都可以视为跨文化教育。
跨文化教育的实践，在人类历史上久而有之。但人类对这一社会现象进行较为系统的科学研究，则始于本世纪。特别是在美国等一些西方发达国家里，各界学者自20世纪上半叶起对跨文化教育问题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和研究，并从不同的立场、目的和学科角度提出各自的观点和主张，形成了众多的理论派流。时至今日，跨文化教育研究已从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扩展到加拿大、前苏联、澳大利亚、日本、东南亚及中国等诸多国家。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择选一些影响较大的跨文化教育及相关理论流派作一简略介绍，供我国有关教育研究人员借鉴和参考。
一、文化变迁论
1、文化人类学派的观点 本世纪初期， 伴随西方殖民地的扩大和传教士的布教等活动，西方文化源源不断地传入世界各地。许多非西方国家在受到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后，其民族固有的传统文化迅速瓦解崩溃。以此为背景，有关文化变迁的研究进一步引起世界各国人类学界的强烈关心。在早期的进化论学派、传播学派、功能学派、历史学派等研究的基础之上，美国人类学会于1935年在其下属的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SSRC）当中， 指派罗伯特·莱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赖福·林顿（Ralf Linton）、米尔维勒·赫斯克维兹（Melville Herskovits）3名人类学者负责成立了一个专门从事“文化变迁”（或称“涵化”）研究的委员会，对有关文化变迁的概念、研究课题、研究方法等进行研究整理。经过1 年左右的细致深入研究，于1936年发表了一份题为《文化变迁研究备忘录》的研究报告。虽然该报告仅有4页， 但却给文化变迁下了一个非常精辟的定义，并将到当时为止的有关研究课题和涉及领域进行了科学的分类，对后来的文化变迁研究产生很大影响。
该报告书主要由五个方面的内容构成。 首先， 他们将文化变迁（acculturation）定义为：“不同文化集团持续而直接接触的结果， 使其中的一方或双方的原有文化发生变化的现象。”（注：江渊一公著：《异文化间教育学序说》，第68页，日本九州大学出版社，1997 年第2版。）其次是研究的路线，包括有参考价值的论文索引、资料的分类、分析的方法。第三是对文化变迁问题的分析，包括民族间接触的类型划分、文化变迁的状况、文化变迁的过程。第四是在文化变迁过程当中文化选择和融合的心理结构，包括个人的作用、对相异文化采取接受或拒绝态度，人们的人格类型特征、因性别及社会地位、信仰、职业等不同所导致的态度差异、在文化变迁过程的初级阶段时的反抗与妥协心理、伴随抛弃固有行为方式所引起的精神上的忧虑。第五是文化变迁的结果，包括接受、调整和拒绝。
这一研究虽然还不能构成一个严密而完整的理论，但却在相当程度上为以后的文化变迁学说及跨文化教育研究提供了一种基础的理论框架。例如，指出不同文化集团持续而直接接触所导致的文化变迁，并不一定局限于一个文化集团，可能会导致双方都发生某种变化。也就是说，文化接触的作用和影响往往具有双向性。而且，接触的结果除同化、拒绝同化外，其中所说的“调整”实际上指出了文化融合及创造一种新文化的可能性。另外，正确地指出了对待异文化的态度还会因个人的人格特征和具体情况而产生差异。而在研究报告中出现的许多术语，如传播（diffusion）、选择（selection）、 适应（adaptation ）、变迁（acceptance）、调整（adjustment）、融合（integration）等， 至今仍被学术界所广泛使用。
但文化变迁学说的真正形成，是距此约20年后由文化变迁研究专门委员会的一些新成员，在过去的基础上通过进行大量新的调查研究来完成的。他们于1954年提出了一个新的研究报告。它与1936年的研究报告相比，除强调系统的理论体系构成外，还具有如下两个明显的特点：其一，与前者以西方以外的不发达民族和国家为研究对象不同，新研究报告侧重于研究美国国内的移民和少数民族集团的文化变迁；其二，与前者强调文化变迁的消极变化过程不同，后者更侧重它创造新文化的积极的一面。
首先， 新研究报告认为文化是一个具有“自律性的体系”（autonomous cultural systems）；继而， 提出文化变迁是“通过两个以上的自律性的文化体系的结合”而产生的文化变迁。将文化看作为一种体系，对于把握文化变迁的结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有助于认识和判断处于变迁过程中各个文化体系所具有的个性特征。如对外部的“开放性”或“封闭性”；在内部结构上的“僵硬性”或“柔软性”；以及在文化环境变化情况下的体系恢复能力等。他们认为，在文化的接触和变迁过程当中，传统文化的“放弃”和“丧失”，决不是通向一种“虚无”的过程，它必然要被新的文化所“补偿”。因此，对传统文化的主动放弃，实际上意味着对新文化的选择。而在多数情况下，当把某种不同性质的文化因素引入到另一种自律性的文化体系中并与之结合成为一体，便会导致一种新文化的创造。另外，该研究报告中出现了一个叫做“反向适应”（reactive adaptation）的概念。 即当来自另外文化集团的排斥威胁过大时，
有时会产生与同化恰恰相反的“撤退”（withdrawal）过程，从而对自身集团的诸种文化形态产生更强烈的认同感并予以强化。他们认为，这种反向适应是一种“后向”的适应；而“融合”和“同化”是一种“前向”的适应。融合（fusion）是指两种文化处于大致对等的关系， 是一种双向过程（bilateral ）。 同化（assimilation），则处于与融合完全相反的一极，即一个集团接受另一个集团的文化的单向过程（unilateral）。融合与同化，分别处于一个连续体的两极。但无论是融合还是同化，其结果都是使一方或双方的原有文化丧失。而既不完全融合和同化，又在相当程度上使各文化体系保持相对的自律性，
则成为所谓的“共生的多元主义”（stabilizedpluralism）。
2、心理人类学派的观点 与上述文化人类学派注重文化变迁中文化集团的质的变化不同，二战后兴起的心理人类学派的文化变迁研究更侧重于不同文化接触过程中个人的认知、适应途径、行为方式及人际关系等的定量分析。如作为其代表人物的哈勒威尔（Hallowell）， 于50年代开始将文化变迁的过程划分成若干个阶段，并采用心理测定法对文化变迁的程度进行测定。几乎与此同时，另一名学者沃盖特（Voget ）认为，将文化的变化作为同质的单位来处理是不正确的。作为一个“变化着的连续体”中的变异形态，他将之划分为土著型（native）、土著改良型（native-modified）和白人型（American-marginal）。与此相似，布鲁那（Bruner）提出了非文化变迁型（unacculturated）、境界型（marginal）、文化变迁型（acculturated）。紧接着，著名学者斯宾德勒（Spindler）又使用心理人类学的方法，对向异文化（白人文化）适应过程后的不同结果，即不同人的行为的变化进行了整理。他认为这种“变迁”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可划分为保守的传统倾向派、部分传统信仰保持派、过渡中间派、被白人文化同化了的文化变迁上层派及其下层派五种变异。进入60年代后，斯普拉德利（Spradley）在参考斯宾德勒的类型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将不同人们划分为五种行为类型：①固守传统文化，对西洋文化持完全拒绝态度类型；②对传统文化和西洋文化均采取拒绝态度创造出全新的信仰和价值体系的类型；③拒绝传统文化而被西洋文化的价值体系同化了的类型；④立于两种文化中间摇摆不定的类型；⑤能创造性地并有效地适应复数文化环境的类型，即所谓的“双文化人”。
二、文化同化论
其最具代表性的是本世纪初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期间美国芝加哥学派的研究。在思想基础上，它与19世纪以来美国盛行的同化主义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即占据社会支配地位的所谓美国白人“开拓者”，强制要求新移民和少数民族等采用与自身集团相同的语言和文化，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盎哥鲁文化同步主义”（Anglo-Conformity）或所谓的“美国化”（Americanization）。其核心理论，可以列举20 年代由帕克（Park）和巴杰斯（Burgess）提出的“民族同化周期说”， 也称做“接触理论”。他们认为，民族的同化必须要经历一个互相接触和较量的过程，也就是说有一个周期。一般这个周期由接触（contact ）—竞争（competition ）—冲突（conflict ）—调整（adjustment ）—同化（assimilation）几个阶段所构成，最终被支配集团的文化所同化。用美国社会学者纽曼（Newman）的评价，同化理论的公式可以用A＋B＋ C＝A来形容。
到了60年代，美国学者对同化理论的研究开始转向少数民族和移民的民族同化意识以及如何被同化等方面。如1964年高顿（Gordon）的“同化七阶段说”：①移民和少数民族集团表现出向主流民族（移民和少数民族所处社会的支配民族）的靠拢倾向；②与主流民族的成员建立密切关系（工作、学习、娱乐等伙伴关系）；③增加通婚；④民族属性的改变（产生对主流民族的归属意识）；⑤减少对主流民族的偏见；⑥消除差别意识；⑦放弃与主流民族之间的权力斗争。
70年代，美国移民社会学者葛瑞利（Greeley ）从分析移民的内心世界入手，提出“同化六阶段说”：①主流文化对移民的冲击；②因异文化冲击所引起的对本民族的感情强化；③随着自尊心和自信心的恢复，开始正视和吸收主流民族的文化；④一部分趋向同化并获得一定权力的领袖人物从移民集团中脱颖而出，他们在设法消除本集团的偏见和差别意识的同时，为提高本集团的社会地位也必须与其民族集团进行抗争。然而这些人所采取的对抗态度往往受到主流民族的警惕和压制，从而常常驱使他们的偏见和差别意识重新得到强化；⑤挫折与反省使他们对两个民族都加深了认识，开始思索能使双方共同生存的第三条道路；⑥最终形成可以在两个世界自由转换的概念体系。也就是说，他认为同化的结果并非肯定是沿着一条直线进行的。
三、文化融合论
也被称做“熔炉”论（Melting-Pot Theory）。其代表人物为美国历史学者亨利·塔纳（Henry J.
Turner ）等。 这一融合主义（Amalgamationism）的核心思想， 是主张不要完全排除各少数民族固有的宗教及文化等背景，在互相吸收其他民族包括主流民族的优秀文化的同时，部分地放弃或修正本民族的文化，将各民族的文化融合起来，从而共同创造一种综合的、新的第三种文化。用纽曼（Newman）的公式来形容的话，则应是A＋B＋C＝D。
“熔炉”论的提出，是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的。美国建国后，来自英国、法国、德国等所谓的早期西欧白人“开拓者”占据着支配地位。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从南欧的意大利、东欧的波兰，以及亚洲的中国和日本等移民大量移入。在严酷的环境当中，各民族集团共同努力使美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1908年在华盛顿公演的由英国籍犹太人作家詹克威尔创作的舞台剧《熔炉》（The Melting Pot）， 当时被人们普遍认为是美国历史发展的生动写照。剧中唱到：“美国是上帝赐予的熔炉。来自欧洲的所有人种熔化在一起……这片土地上的有着五十种不同语言和不同历史的集团，反目为仇。然而并非永远如此，因为有上帝的火焰。争斗与复仇正被焚烧。德国人、法国人、爱尔兰人、英格兰人、犹太人、俄罗斯人，都将被投入熔炉。美国人将由上帝来创造。这里还没有真正的美国人，他们还在炉中。即将诞生的是融合了所有人种的超人！”（注：平治安政著：《アメニカの多文化教育に学が》，第25页，明治出版社，1994年。）
但是，这种融合主义的理想并未能如愿以偿。正如美国籍犹太人哲学家喀兰（Kallen）指出的：“人或多或少可以改变自己的服装、政治观点、配偶者、宗教、哲学，但是却无法改变自己的祖父。”（注：平治安政著：《アメニカの多文化教育に学が》，第27页，明治出版社，1994年。）他认为“熔炉理论”不仅在现实上难能实现，就是在理想上也有失妥当。他以管弦乐队为例， 倡导“统一体中的多样性”。 并于1915年发表题为《民主主义与熔炉》的论文，首次提出“文化的多元主义”（cultural pluralism）的概念。但须指出的是，与倡导融合主义的主要来自南欧和东欧的白人少数民族集团同样，喀兰当时所讲的“文化的多元主义”，实际上是限定在欧洲白人集团的范围内，并不包括黑人和土著的印第安人。即使是“熔炉理论”，实际上也同样是将欧洲白人集团以外的有色人种排除在外的。
四、跨文化适应论
从个体的角度研究在对异文化适应中的心理反应和变化过程。其中包括个人的文化态度、思维方式、信念、动机、民族归属意识、文化摩擦、人际关系、文化调整、文化交流能力等诸多因素。心理学家博瑞（Berry）根据对本民族的归属意识和对主流民族的态度， 在跨文化适应方面将人们划分为四种类型：①文化迁移型（acculturation）。 否定对本民族的归属意识， 与主流民族保持积极的关系； ②拒绝型 （rejection）。具有强烈的本民族归属意识， 对主流民族集团采取消极态度；③平衡型（integration）。在持有本民族归属意识的同时， 与主流民族也保持积极的关系；④文化放弃型（deculturation）。 对本民族的归属意识和与主流民族的交往上均采取拒绝态度。另一位心理学家阿德勒（Adler）则根据对异文化适应的心理过程， 提出了五阶段说：①接触。接触异文化后，对该文化中的某些新的特征产生好奇和兴奋；②崩溃。新鲜感消失，并出现隔阂、迷惑、混乱、乏力感；③摸索。开始尝试建立新的文化观；④自律。对两种文化的异同进行较为客观的评价，并从迷惑中逐渐走出来；⑤确立。对两种文化的理解赋予新意，使自己更加丰满和成熟。而阿特津森（Atkinson）则侧重研究在主流民族对少数民族的偏见和歧视的环境下少数民族的异文化适应心理。他的跨文化适应五阶段说是：①对异文化采取积极适应的态度；②因两种文化在价值观、信仰等方面的差异，陷入混乱、动摇和苦恼当中；③在民族自尊心的驱使下，对异文化产生抵抗并强调本民族文化的优秀之点；④在民族自尊、民族忠诚与理性之间寻找平衡点；⑤协调两种文化，能恰当地处理情感与理智的关系，对问题采取更灵活的态度。
另外，噶勒浩恩夫妇（Gullahorn ）根据对留学生的异文化适应过程，总结并提出了跨文化适应曲线，简称w.曲线。这种跨文化适应曲线反映了多数人在接触异文化时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基本样式。以青少年到国外留学的文化体验为例，该曲线共分为7 个阶段：密月期——所见所闻都感到十分新鲜，觉得周围的人也很亲切；斗争期——面对日常生活及工作上的种种困难出现无力感，常常在斗争与脱逃两者之间徘徊；纠葛期——困难和问题无法顺利解决，而使情况更加恶化；适应期——逐渐适应当地社会和日常生活；再纠葛期——自以为对异文化已经了解，但对复杂的问题仍不能明澈地把握；归国前期——喜悦地期待着归国，精神振奋，有恋恋不舍之情；归国后的冲击——与所期待相反，在生活及与人接触当中，有疏远之感，必须进行文化的再适应。
五、跨文化交流论
文化与交流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人与其他动物一个本质的区别是人类持有文化。而文化又是通过交流得以成立和发展的。因此，交流是文化的一个特有功能。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文化即交流，交流即文化。所谓交流，一般是指人们通过言语与非言语媒体以传达知、情、意的相互作用的总称。但不同学科对文化交流的含义有不同的解释。如日本的辞书和百科事典有关交流的定义就达到100多条。其中， 比较有代表性的可以列举：（1 ）相互作用过程说：主要是把人际之间的交流看作是构成人际关系及社会关系的基础。通过这种交流，可以使人相互发生作用。认为“交流是一个理解对方，并被对方理解的过程。它是根据情况的总体的运动而经常发生变化的一种动态过程”（注：石井敏等：《异文化コミユニケ一ツョン》第24页，有斐阁出版社，1996年。）。（2）刺激—反映说：主要是从学习理论的观点加以考虑的。 通过刺激—反映的实验方法以达到预期的说服效果。该类型主要是把交流作为社会调节和管理与说服的一种手段。认为“交流即对刺激的一种生物体的特定反映。”“人类的交流是通过言语象征以引起反应的一种过程。”（注：石井敏等：《异文化コミユニケ一ツョン》第24页，有斐阁出版社，1996年。）（3）附加意义说：是在上两种学说的基础上， 将作为媒体的记号附加上一定的意义，然后把这种意义传达给对方的一个过程。认为“交流即将某种意义从一个人移到另一个人的过程。”“是通过选择、创造和传达记号将传达者心中的意图让对方能够知觉的一种过程。”（注：石井敏等：《异文化コミユニケ一ツョン》第25页，有斐阁出版社，1996年。）（4）修辞（逻辑）说：是根据古希腊、 罗马时代的古代修辞的观点来加以定义的。认为口头交流是由讲话人、特定语言、目的、听众及讲话的特定时空这五个要素所构成。而现代则进一步将之概括为：行为、情景、行为者、手段、目的等五种因素。
由上可见，跨文化交流（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是在某种文化的信息输出者和不同文化的信息接收者之间进行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跨文化交流是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当中通过信息传达所进行相互作用的一种象征性的过程。此外，与跨文化相近似的概念还有“国家间交流”、“国际交流”、“异人种间交流”、“异民族间交流”等。正如文字所述，国家间交流是指在国家间和政府之间直行的交流，主要是以外交和政治宣传为目的：“国际交流”是指不局限于某一特定国家的多国间的文化交流。而异人种间的交流是指在人种上具有不同体质特征的人们之间的交流；异民族间的交流通常是指在同一国家内属于不同民族者之间的交流。概括起来，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主要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不发达民族向发达民族学习，期望将外民族的先进文化等引入到自己的民族中来，通常带有“文明开化”的性格特征。如日本在古代向中华民族学习文字、宗教、政治制度等。第二种是对自身民族的文化持有一种优越感，企图将自己的文化移植和普及到其他民族当中，常常与“文化输出”或“文化侵略”等字眼相伴。如历史上大英帝国等在世界范围内的殖民扩张和文化拓展。第三种是对自民族文化与他民族文化的异同，能够较为平等和客观地加以看待并互相理解，即所谓的“文化相对主义”。目前世界一般所倡导的是这种以互相尊重为前提的多文化共存的文化交流。
六、跨文化理解教育
它不是一种简单的对对方文化差异的理解和尊重，而是作为一种完整和可操作的教育过程，包括知、情、意各个方面。首先，须了解文化与他文化的异同，通过各种各样的学习来增加有关的知识和信息，即所谓的认知过程；其次，是情感的转变及正确价值观的树立，应学会心胸宽广和平等对待不同文化；最后，是将这些知识和情感等付诸实践。
应该说，平等的跨文化交流的前提条件是跨文化理解，而文化上的偏见则是跨文化理解和跨文化交流中的最大障碍。社会心理学家波利斯林（Brislin ）在所著《跨文化交流中的偏见》（《Prejudice
in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一书中曾将偏见分为六种类型：①“基于极端人种差别主义基础上的偏见”（red-neck racism）。 根据某种主观上的标准，将特定的人种判定为低劣人种，是一极具主观色彩的偏见；②当感觉到其他文化成员对自己的文化有所威胁时，对其所持有的一种“基于象征的民族差别主义上的偏见”（symbolic racism ）；③对其他文化集团虽然下意识地怀有非善意的感情，但自己并不自觉的“名目主义的偏见”（tokenism）；④根据其他文化成员的情况采取不定的态度，
这种偏见被称之为“保持一定距离的偏见”（arms-length prejudice ）； ⑤“基于好恶基础上的偏见”（real likesand dislikes）；⑥六种偏见中最轻的一种，称做“基于熟悉与否基础上的偏见”（the familiar and unfamiliar）。 （注：石井敏等：《异文化コミユニケ一ツョン》第118页，有斐阁出版社，1996年。 ）这些偏见尽管程度不同，但对跨文化交流都有着一定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波利斯林认为，对这些应从跨文化教育的角度加以克服和改进。为此，他充分地对教材指导人员、参加者、时间、场所等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相应的六种教育方法：①以情报及事实为中心，首先必须就有关当地的文化等通过授课、讨论、照片、录像带、文献等，使当事人获得必要的知识；②从当地文化的观点对这些文化现象的原因加以阐明，并指出因为行为方式不同而易带来误解，尤其要摆脱自文化中心的评价和判断；③树立正确文化观，要对当事者指出自文化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的特征；之后，阐述当地文化的这些特征，从而使其了解在进行文化交流时所产生的文化上的差异；④修正认识上的偏差，将心理学的原理应用到跨文化的研究中。如利用赏与罚的心理学原理，使当事者更容易对当地文化的理解做出适当的修正；⑤经验学习的方法。其特点是在指导人员的帮助下让参加者进行跨文化体验，或通过模拟体验使当事人理解跨文化的特征；⑥相互作用的方法。与经验学习相似，但要求与当地文化的出身者或者具有这方面丰富经验的人一起行动，使其能够在直接的相互作用中克服不安与不快感。这种学习和训练的方法，一般至少需要2、3天至1周。
七、多元文化论与多元文化教育
1 、 多元文化论
如上所述， “文化的多元主义”（culturalpluralism）的概念，是早在1915年由美国学者喀兰提出的。 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谓的平等和自由的权利没有社会制度上的保障，这种理想只能停留在议论上。而我们今天所说的“多元文化论”，一般是指本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产物。这场席卷美国的“黑色旋风”，既是一场反对种族歧视和差别、要求平等和民权的政治运动，也是一场反对同化主义和融合主义的文化运动。这一反过去的白人文化同化思潮，认为黑人文化有着与白人文化不同的和独自的价值标准，旗帜鲜明地喊出“黑色也是一种美”的口号。作为当时黑人民权运动著名领袖之一的杰西·杰克逊，把用白、黑、黄、棕（墨西哥人）、红（印第安人）等颜色共同组成彩虹，来作为多元文化主义和多元文化教育的象征。随着运动的不断深入，1964年美国颁布了公民权法；1965年颁布了初等中等教育法、投票权法；1969年颁布公正居民法；1972年颁布雇佣机会均等法等。与此同时，在美国开始出现了一个由“白人化”转向“黑人化”的文化倾向。黑人歌曲、爵士音乐、黑人舞蹈和美术等的独有价值被重新发现；“黑人研究”、“黑人民族史”、“黑人文化史”等课程和研究机构在大学中出现。这一风潮很快波及到其他少数民族。要求重新认识少数民族及其文化、尊重各民族的独自特征和民族感情，实现社会的多样一体，成为多元文化主义和多元文化教育的基本理念。用纽曼的公式来形容的话，便是A＋B＋C＝A'＋B'＋C'。
2、多元文化教育 多元文化教育（multicultural education），一般是指在多民族国家当中，为保障持有多种多样民族文化背景者特别是少数民族和移民等的子女，能享有平等的教育机会并使他们独有的民族文化及其特点受到应有的尊重而实施的教育。其代表论者为美国的班克斯（James A.Banks）。 他认为多元文化教育的根本目标是：“使属于不同文化、人种、宗教、社会阶层的集团，学会保持和平与协调互相之间的关系从而达到共生”。 （注：James
【 正 文】
跨文化教育（intercultural education）， 一般是指在两种文化之间进行的一种教育。 在英语当中， 与之相近的词汇还有“cross- cultural education ”（多种文化的教育）和“trans- culturaleducation”（异文化的教育）等。 从教育人类学的角度看，人类的一切教育活动都是建立在某种特定文化基础之上的，教育是文化传承的载体。换言之，每一个人都具有一定的民族所属，而每一种教育也都与特定的民族文化密不可分。按照教育的民族属性，它又可进一步划分为“单一文化教育”和“跨文化教育”两大类。前者是指受教育者所受教育基本上仅局限于一个民族的文化，具有单一的民族属性，如早期的美洲印第安民族教育等。而后者，则是在两种不同文化之间进行的。如移民教育、殖民地教育、留学生教育、多民族国家中的少数民族教育和多元文化教育等，均属于跨文化教育的范畴。也就是说，在单一层民族教育的背景上实施异文化教育的现象，都可以视为跨文化教育。
跨文化教育的实践，在人类历史上久而有之。但人类对这一社会现象进行较为系统的科学研究，则始于本世纪。特别是在美国等一些西方发达国家里，各界学者自20世纪上半叶起对跨文化教育问题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和研究，并从不同的立场、目的和学科角度提出各自的观点和主张，形成了众多的理论派流。时至今日，跨文化教育研究已从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扩展到加拿大、前苏联、澳大利亚、日本、东南亚及中国等诸多国家。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择选一些影响较大的跨文化教育及相关理论流派作一简略介绍，供我国有关教育研究人员借鉴和参考。
一、文化变迁论
1、文化人类学派的观点 本世纪初期， 伴随西方殖民地的扩大和传教士的布教等活动，西方文化源源不断地传入世界各地。许多非西方国家在受到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后，其民族固有的传统文化迅速瓦解崩溃。以此为背景，有关文化变迁的研究进一步引起世界各国人类学界的强烈关心。在早期的进化论学派、传播学派、功能学派、历史学派等研究的基础之上，美国人类学会于1935年在其下属的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SSRC）当中， 指派罗伯特·莱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赖福·林顿（Ralf Linton）、米尔维勒·赫斯克维兹（Melville Herskovits）3名人类学者负责成立了一个专门从事“文化变迁”（或称“涵化”）研究的委员会，对有关文化变迁的概念、研究课题、研究方法等进行研究整理。经过1 年左右的细致深入研究，于1936年发表了一份题为《文化变迁研究备忘录》的研究报告。虽然该报告仅有4页， 但却给文化变迁下了一个非常精辟的定义，并将到当时为止的有关研究课题和涉及领域进行了科学的分类，对后来的文化变迁研究产生很大影响。
该报告书主要由五个方面的内容构成。 首先， 他们将文化变迁（acculturation）定义为：“不同文化集团持续而直接接触的结果， 使其中的一方或双方的原有文化发生变化的现象。”（注：江渊一公著：《异文化间教育学序说》，第68页，日本九州大学出版社，1997 年第2版。）其次是研究的路线，包括有参考价值的论文索引、资料的分类、分析的方法。第三是对文化变迁问题的分析，包括民族间接触的类型划分、文化变迁的状况、文化变迁的过程。第四是在文化变迁过程当中文化选择和融合的心理结构，包括个人的作用、对相异文化采取接受或拒绝态度，人们的人格类型特征、因性别及社会地位、信仰、职业等不同所导致的态度差异、在文化变迁过程的初级阶段时的反抗与妥协心理、伴随抛弃固有行为方式所引起的精神上的忧虑。第五是文化变迁的结果，包括接受、调整和拒绝。
这一研究虽然还不能构成一个严密而完整的理论，但却在相当程度上为以后的文化变迁学说及跨文化教育研究提供了一种基础的理论框架。例如，指出不同文化集团持续而直接接触所导致的文化变迁，并不一定局限于一个文化集团，可能会导致双方都发生某种变化。也就是说，文化接触的作用和影响往往具有双向性。而且，接触的结果除同化、拒绝同化外，其中所说的“调整”实际上指出了文化融合及创造一种新文化的可能性。另外，正确地指出了对待异文化的态度还会因个人的人格特征和具体情况而产生差异。而在研究报告中出现的许多术语，如传播（diffusion）、选择（selection）、 适应（adaptation ）、变迁（acceptance）、调整（adjustment）、融合（integration）等， 至今仍被学术界所广泛使用。
但文化变迁学说的真正形成，是距此约20年后由文化变迁研究专门委员会的一些新成员，在过去的基础上通过进行大量新的调查研究来完成的。他们于1954年提出了一个新的研究报告。它与1936年的研究报告相比，除强调系统的理论体系构成外，还具有如下两个明显的特点：其一，与前者以西方以外的不发达民族和国家为研究对象不同，新研究报告侧重于研究美国国内的移民和少数民族集团的文化变迁；其二，与前者强调文化变迁的消极变化过程不同，后者更侧重它创造新文化的积极的一面。
首先， 新研究报告认为文化是一个具有“自律性的体系”（autonomous cultural systems）；继而， 提出文化变迁是“通过两个以上的自律性的文化体系的结合”而产生的文化变迁。将文化看作为一种体系，对于把握文化变迁的结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有助于认识和判断处于变迁过程中各个文化体系所具有的个性特征。如对外部的“开放性”或“封闭性”；在内部结构上的“僵硬性”或“柔软性”；以及在文化环境变化情况下的体系恢复能力等。他们认为，在文化的接触和变迁过程当中，传统文化的“放弃”和“丧失”，决不是通向一种“虚无”的过程，它必然要被新的文化所“补偿”。因此，对传统文化的主动放弃，实际上意味着对新文化的选择。而在多数情况下，当把某种不同性质的文化因素引入到另一种自律性的文化体系中并与之结合成为一体，便会导致一种新文化的创造。另外，该研究报告中出现了一个叫做“反向适应”（reactive adaptation）的概念。 即当来自另外文化集团的排斥威胁过大时，
有时会产生与同化恰恰相反的“撤退”（withdrawal）过程，从而对自身集团的诸种文化形态产生更强烈的认同感并予以强化。他们认为，这种反向适应是一种“后向”的适应；而“融合”和“同化”是一种“前向”的适应。融合（fusion）是指两种文化处于大致对等的关系， 是一种双向过程（bilateral ）。 同化（assimilation），则处于与融合完全相反的一极，即一个集团接受另一个集团的文化的单向过程（unilateral）。融合与同化，分别处于一个连续体的两极。但无论是融合还是同化，其结果都是使一方或双方的原有文化丧失。而既不完全融合和同化，又在相当程度上使各文化体系保持相对的自律性，
则成为所谓的“共生的多元主义”（stabilizedpluralism）。
2、心理人类学派的观点 与上述文化人类学派注重文化变迁中文化集团的质的变化不同，二战后兴起的心理人类学派的文化变迁研究更侧重于不同文化接触过程中个人的认知、适应途径、行为方式及人际关系等的定量分析。如作为其代表人物的哈勒威尔（Hallowell）， 于50年代开始将文化变迁的过程划分成若干个阶段，并采用心理测定法对文化变迁的程度进行测定。几乎与此同时，另一名学者沃盖特（Voget ）认为，将文化的变化作为同质的单位来处理是不正确的。作为一个“变化着的连续体”中的变异形态，他将之划分为土著型（native）、土著改良型（native-modified）和白人型（American-marginal）。与此相似，布鲁那（Bruner）提出了非文化变迁型（unacculturated）、境界型（marginal）、文化变迁型（acculturated）。紧接着，著名学者斯宾德勒（Spindler）又使用心理人类学的方法，对向异文化（白人文化）适应过程后的不同结果，即不同人的行为的变化进行了整理。他认为这种“变迁”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可划分为保守的传统倾向派、部分传统信仰保持派、过渡中间派、被白人文化同化了的文化变迁上层派及其下层派五种变异。进入60年代后，斯普拉德利（Spradley）在参考斯宾德勒的类型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将不同人们划分为五种行为类型：①固守传统文化，对西洋文化持完全拒绝态度类型；②对传统文化和西洋文化均采取拒绝态度创造出全新的信仰和价值体系的类型；③拒绝传统文化而被西洋文化的价值体系同化了的类型；④立于两种文化中间摇摆不定的类型；⑤能创造性地并有效地适应复数文化环境的类型，即所谓的“双文化人”。
二、文化同化论
其最具代表性的是本世纪初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期间美国芝加哥学派的研究。在思想基础上，它与19世纪以来美国盛行的同化主义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即占据社会支配地位的所谓美国白人“开拓者”，强制要求新移民和少数民族等采用与自身集团相同的语言和文化，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盎哥鲁文化同步主义”（Anglo-Conformity）或所谓的“美国化”（Americanization）。其核心理论，可以列举20 年代由帕克（Park）和巴杰斯（Burgess）提出的“民族同化周期说”， 也称做“接触理论”。他们认为，民族的同化必须要经历一个互相接触和较量的过程，也就是说有一个周期。一般这个周期由接触（contact ）—竞争（competition ）—冲突（conflict ）—调整（adjustment ）—同化（assimilation）几个阶段所构成，最终被支配集团的文化所同化。用美国社会学者纽曼（Newman）的评价，同化理论的公式可以用A＋B＋ C＝A来形容。
到了60年代，美国学者对同化理论的研究开始转向少数民族和移民的民族同化意识以及如何被同化等方面。如1964年高顿（Gordon）的“同化七阶段说”：①移民和少数民族集团表现出向主流民族（移民和少数民族所处社会的支配民族）的靠拢倾向；②与主流民族的成员建立密切关系（工作、学习、娱乐等伙伴关系）；③增加通婚；④民族属性的改变（产生对主流民族的归属意识）；⑤减少对主流民族的偏见；⑥消除差别意识；⑦放弃与主流民族之间的权力斗争。
70年代，美国移民社会学者葛瑞利（Greeley ）从分析移民的内心世界入手，提出“同化六阶段说”：①主流文化对移民的冲击；②因异文化冲击所引起的对本民族的感情强化；③随着自尊心和自信心的恢复，开始正视和吸收主流民族的文化；④一部分趋向同化并获得一定权力的领袖人物从移民集团中脱颖而出，他们在设法消除本集团的偏见和差别意识的同时，为提高本集团的社会地位也必须与其民族集团进行抗争。然而这些人所采取的对抗态度往往受到主流民族的警惕和压制，从而常常驱使他们的偏见和差别意识重新得到强化；⑤挫折与反省使他们对两个民族都加深了认识，开始思索能使双方共同生存的第三条道路；⑥最终形成可以在两个世界自由转换的概念体系。也就是说，他认为同化的结果并非肯定是沿着一条直线进行的。
三、文化融合论
也被称做“熔炉”论（Melting-Pot Theory）。其代表人物为美国历史学者亨利·塔纳（Henry J.
Turner ）等。 这一融合主义（Amalgamationism）的核心思想， 是主张不要完全排除各少数民族固有的宗教及文化等背景，在互相吸收其他民族包括主流民族的优秀文化的同时，部分地放弃或修正本民族的文化，将各民族的文化融合起来，从而共同创造一种综合的、新的第三种文化。用纽曼（Newman）的公式来形容的话，则应是A＋B＋C＝D。
“熔炉”论的提出，是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的。美国建国后，来自英国、法国、德国等所谓的早期西欧白人“开拓者”占据着支配地位。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从南欧的意大利、东欧的波兰，以及亚洲的中国和日本等移民大量移入。在严酷的环境当中，各民族集团共同努力使美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1908年在华盛顿公演的由英国籍犹太人作家詹克威尔创作的舞台剧《熔炉》（The Melting Pot）， 当时被人们普遍认为是美国历史发展的生动写照。剧中唱到：“美国是上帝赐予的熔炉。来自欧洲的所有人种熔化在一起……这片土地上的有着五十种不同语言和不同历史的集团，反目为仇。然而并非永远如此，因为有上帝的火焰。争斗与复仇正被焚烧。德国人、法国人、爱尔兰人、英格兰人、犹太人、俄罗斯人，都将被投入熔炉。美国人将由上帝来创造。这里还没有真正的美国人，他们还在炉中。即将诞生的是融合了所有人种的超人！”（注：平治安政著：《アメニカの多文化教育に学が》，第25页，明治出版社，1994年。）
但是，这种融合主义的理想并未能如愿以偿。正如美国籍犹太人哲学家喀兰（Kallen）指出的：“人或多或少可以改变自己的服装、政治观点、配偶者、宗教、哲学，但是却无法改变自己的祖父。”（注：平治安政著：《アメニカの多文化教育に学が》，第27页，明治出版社，1994年。）他认为“熔炉理论”不仅在现实上难能实现，就是在理想上也有失妥当。他以管弦乐队为例， 倡导“统一体中的多样性”。 并于1915年发表题为《民主主义与熔炉》的论文，首次提出“文化的多元主义”（cultural pluralism）的概念。但须指出的是，与倡导融合主义的主要来自南欧和东欧的白人少数民族集团同样，喀兰当时所讲的“文化的多元主义”，实际上是限定在欧洲白人集团的范围内，并不包括黑人和土著的印第安人。即使是“熔炉理论”，实际上也同样是将欧洲白人集团以外的有色人种排除在外的。
四、跨文化适应论
从个体的角度研究在对异文化适应中的心理反应和变化过程。其中包括个人的文化态度、思维方式、信念、动机、民族归属意识、文化摩擦、人际关系、文化调整、文化交流能力等诸多因素。心理学家博瑞（Berry）根据对本民族的归属意识和对主流民族的态度， 在跨文化适应方面将人们划分为四种类型：①文化迁移型（acculturation）。 否定对本民族的归属意识， 与主流民族保持积极的关系； ②拒绝型 （rejection）。具有强烈的本民族归属意识， 对主流民族集团采取消极态度；③平衡型（integration）。在持有本民族归属意识的同时， 与主流民族也保持积极的关系；④文化放弃型（deculturation）。 对本民族的归属意识和与主流民族的交往上均采取拒绝态度。另一位心理学家阿德勒（Adler）则根据对异文化适应的心理过程， 提出了五阶段说：①接触。接触异文化后，对该文化中的某些新的特征产生好奇和兴奋；②崩溃。新鲜感消失，并出现隔阂、迷惑、混乱、乏力感；③摸索。开始尝试建立新的文化观；④自律。对两种文化的异同进行较为客观的评价，并从迷惑中逐渐走出来；⑤确立。对两种文化的理解赋予新意，使自己更加丰满和成熟。而阿特津森（Atkinson）则侧重研究在主流民族对少数民族的偏见和歧视的环境下少数民族的异文化适应心理。他的跨文化适应五阶段说是：①对异文化采取积极适应的态度；②因两种文化在价值观、信仰等方面的差异，陷入混乱、动摇和苦恼当中；③在民族自尊心的驱使下，对异文化产生抵抗并强调本民族文化的优秀之点；④在民族自尊、民族忠诚与理性之间寻找平衡点；⑤协调两种文化，能恰当地处理情感与理智的关系，对问题采取更灵活的态度。
中图分类号： G6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2-1578（2012)04-0058-03
中小学教师论文有没有标准？不但有，还有总体层面和具体层面之分。从总体层面上说，标准有很多，例如为强调论文的客观性，不宜用第一人称，宜用相当于英语中的被动态表述。篇幅所限，讨论论文标准仅限于具体层面的“三条边界”。
1 三条边界标准和教师论文的现状
标准不少，但从具体层面上说，论文至少有“完整的论文题录，正文的结构和文后参考文献”三条边界。其中后两条是从属于“完整的论文题录”的。
1.1“论文题录”的第一条边界
“完整的论文题录”也叫论文的辅文，它包括论文中除正文以外的所有部分。除文后“参考文献”在下文另述外，其他四条要求如下：
(1)题名。题名是文章的中心论点。全文应围绕题名来写，不超过17个汉字，否则要用副标题。
(2)署名。教育论文是靠交流实践来落实发展的，作者信息的完整有利于学术交流。作者信息包括“作者的姓名和通讯地址，本人的业绩简介”三项内容。[1]期刊缺少作者简介，联系方式，编辑和读者就无法与作者沟通。
(3)摘要和关键词。摘要是从篇名和正文中抽取的最能表达论文主题内容的一段文字，是分论点的集合，是对全文核心内容的总结和概括，也是对论文不加注释和评论的简短陈述。[2]它对检索、著录与交流是极其重要的。摘要一般在200字以内。关键词一般为3～8 个即可。[3]
(4)英文题录。即把题名、署名、摘要和关键词等几项译英。译英是题录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如果缺少了题录中的任何一条，只能会使教育论文下降到掐头去尾的“文章”级别，就不是“全须全尾”的正规论文。
综观中小学教师的不少文章，往往缺少“摘要和关键词”和将“前三项译英”。有的甚至还缺少第二条“署名”。这是越过第一条边界的。
1.2“正文的结构”是论文的第二条边界
“正文的结构”是论文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初学者如果刚处在写作的起步阶段，不妨循序渐进以先入模、后出模。谨记“正文的结构”要有“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三大板块。
(1)提出问题。如果说论文通行的道理是“摆事实、讲道理”，那么此部分(第一板块)就承担了摆事实的重任，是此文瞄准的靶子，体现此工作的价值所在。事实可以是现象，现状，结果，事实，具体，个别，实践和案例等，如果一开口就先放上名人名言、中央文件，先讲大道理、空理论，宏观，理论，教条，结论。那么就会跌入失去论据论证的泥坑。建议用教育案例，教育日记，教育叙事，教育心得，教育经验或教育调查结果等客观事实来描述论证。如若例举出负面例子作现状，则下面的原因诊断分析和“开处方”就较易于有的放矢了。
(2)分析问题。分析的对象是上述所现状和案例。如果是负面的现状，需要找出原因。可以相互比较分析，和标准比较分析，还可以用其他方法进行分析；并适时应用理论。如是调查报告则可以用调查的结果来分析表述。这是第二个板块。
(3)解决问题。第三个板块是解决问题的处方。开出的处方可以是反思、意见、启示、建议，对策等等。开出的处方或提出的建议(引发的思考)等，应是有利于解决上述提出，分析的问题。
论文的学术价值在于分析解决问题，引发思考。如果尽可能地从问题(负面)的现状入手，就易前呼后应了。反之，如果陈述功绩、自我表扬，写的就不是论文，而是工作汇报，是邀功请赏的文章，就会越过第二条边界。
总之，前呼后应的论文才是顺其自然的，才不会越过第二条边界。
1.3第三条边界是文后“参考文献”
文后参考文献是前述“论文题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最常被忽视的部分。它有7个要素，[4]分述如下：
(1)正文中相关句子末尾的上标，如“[1]”。(2)序号。如“[1]”。(3)被引文作者。(4)被引文题(篇)名。按国家标准规定其首字母分别如下，[M]专著；[J]期刊文章名；[N]报纸上析出的文章名； [D]学位论文名；[A]论文集中析出的文章名；[C]论文汇编集名；[R]报告题名；[S]标准；[P]专利；[OL]网址等①。(5)出版者。如出版社名，期刊名，或报纸名，网站名等。(6)出版时间。指年(期)。(7)页码。
1.芬兰
2.瑞典
3.挪威
4.英国
5.比利时
6.丹麦
7.法国
8.荷兰
9.新西兰
10.韩国
A法国学前教育概况
学前教育萌芽于18世纪。到1886年，法国政府颁布《戈勃莱法案》，正式将学前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此后，《哈比教育法》《教育法令》《地方自由和责任法案》等多部法律文件均对学前教育的地位、理念、原则等予以明确和规范，为学前教育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法律保障。
法国学前教育与小学教育共同组成“第一教育阶段”，其中，学前教育属非义务教育，招收2～6岁儿童，根据年龄分为小班、中班、大班三个阶段。优先满足3岁以上儿童的入园需求，2岁儿童将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就近入园。
一、办学规模
法国幼儿园分为公立幼儿园和私立幼儿园两类。其中，公立幼儿园秉承免费、世俗原则，私立幼儿园可收取学费并允许进行宗教教育。
根据法国教育部公布的数据，2012年，全法共有幼儿园2557所，其中公立幼儿园2244所，占87.8%，私立幼儿园313所。平均每班学生25.9人。公立幼儿园办学规模多为3～5个班级，私立幼儿园办学规模多为1～2个班级。
2000年以来，法国3岁以上普通儿童入园率达到100%。残障儿童入园率随着年龄增长有所提高，3岁及以下残障儿童进入普通幼儿园的比例约为2.8%，特殊幼儿园入园率约0.1%;而6岁残障儿童的普通入园率提高到14.8%，特殊入园率约为1.5%。
二、运行方式
法国学前教育实行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共同管理、各自分工的方式。中央政府主要负责制定教学大纲，招聘并培训教师、督导检查、支付教师工资等。地方政府是校舍的业主，负责楼舍建造、维修、改扩建以及教学设施配套等，同时负责聘用相关辅助人员，并将其分配至辖区内各幼儿园进行后勤管理。幼儿园园长在教学人员中进行选拔，负责按照国家教学大纲开展落实教学活动。幼儿园向当地社区开放，园外人士可共同参与教学活动，具体标准由各地另行制定。
三、经费管理
法国法律规定，公立幼儿园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既无法人代表也无自主财政权。其经费主要来自国家和市镇两级财政拨款、学生餐费和课外活动费，以及学校合作社等公立机构给予的经费补贴等。上述经费由地方政府管理，市(镇)长拥有支配权，税务官担任会计。其中少量经费提前划拨至各幼儿园，由园长负责日常购买文具等小额支出。
据统计，2011年在园儿童人均年花费5670欧元，家庭支出所占比重不足10%，主要用于学生午餐、课外活动及托管。在政府投入中，国家和市镇两级政府投入各占一半，其中46%用于教师工资支出，32%用于行政及后勤人员工资，15%用于日常运行杂费，7%用于校舍维护。
四、师资管理
根据法国《公务员总章》规定，公立幼儿园教师属国家公务员，与小学教师同属第一阶段教师，两者可相互交流。通常，幼儿园教师需在初始教育或继续教育阶段进行师范类专项教育，并通过国家统一组织的选拔考试方可入职。入职后，每位教师有权在职业生涯中免费接受累计一年的继续教育培训。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多数幼儿园教师拥有硕士学历。
2009年9月，法国教育部第32号公报，明确提出幼儿园教师的职业要求、能力及评价标准参照小学教师执行：一是具有职业道德和责任感，二是具有良好的语文能力及与幼童沟通的能力，三是具有较好的文化素养和多学科教学能力，四是具有较强的课程设计和教学能力，五是具有较强的课堂活动组织能力，六是了解幼童个体差异和成长过程，七是正确掌握评价方式帮助幼童进步，八是具有较强的同家长合作的能力，等等。
教师及教学活动均接受国家和地区两级教育督导部门的监管。
五、教学大纲
1882年，法国政府首次颁布学前教育教学大纲。此后百余年间，教学大纲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更新。2008年，法国教育部特别公报，再次修订学前教育大纲和教学目标，并规定幼童在园时间为每周24小时。新版教学大纲以帮助幼童自主发展并掌握简单知识和技能为主要目标，包括提高语言表达能力、认识简单字母、学会握笔并有书写意识、发现周边世界、学会用肢体语言表达、开发想象力、培养艺术感知力、开展简单体育活动、培养集体意识，等等。其中，大班阶段教学要为进入小学学习做准备。同时，教育部开设专门网站向教师提供学前教育教学资料。
六、弱势群体儿童保障措施
一是保障全法各地3岁以上儿童入园率，增加教育优先发展区和落后地区2岁儿童入园机会，尽量避免因家庭教育质量差导致幼童身心和智力发展水平低下。二是依据家庭缴税数额，制定阶梯式收费标准，即来自家庭收入和税额较高家庭的儿童需缴纳的学校午餐费高于来自家庭收入和税额较低家庭的儿童。三是建立社会互助机制，即经济困难家庭如无力承担课外活动费和托管费，可向学习合作社等公立机构提出补助申请。通常此类机构资金来自各级政府补贴、社会分摊金及社会捐赠，专门用于资助困难家庭儿童学前教育。(信息来源：中国驻法国使馆教育处)
B 国学前教育的发展特色
自近代以来，由于法国政府特别重视从立法、资金、政策等方面保障儿童早期的教育与发展权，因此法国的学前教育在欧洲乃至全球都保持着领先的地位。据统计，早在1980年，法国4岁儿童入园率已达到100%;1989年，3岁儿童的入园率达到了97%，2岁儿童的入园率也达到了33.7%。由此可见，法国在学前教育方面很早就取得了骄人的成就。在迅速发展的过程中，法国学前教育在其教育观念、课程设置、教育机构、教育活动，以及立法、师资培训等方面形成了鲜明的特色。
一、秉承人文教育传统，发展人性化的学前教育
自古以来，法国人形成了以人为本、关注人性、重视人的发展的教育传统观念，认为教育应该为人的发展而服务，不应当以控制和约束人的本性为目的。尤其在针对0～6岁幼儿时，教育更应当体现其人文特色，建立一种充满关爱的人性化教育大氛围。法国不断秉承其人文教育传统，在学前教育的性质、目标、活动方式等方面处处体现着人性化色彩，形成了人性化的学前教育。
法国政府和社会充分认识到，学前教育对个人的发展以及国民素质的提高具有重要价值，在法律条文中明确了学前教育具有奠基性和公益性。从奠基性角度来看，法国民众认为，学前教育对于儿童日后的成长与成功，尤其是对小学教育具有特别有益的影响，应该使学前教育成为学校教育的基础阶段。从公益性角度来看，法国实行免费学前教育，公立幼儿园仅收取少量餐费，其目的就是要让适龄儿童都有机会接受高质量的学前教育。这些做法充分体现了人文关怀。
法国学前教育机构类型较多，但无论是在何种形式的学前教育机构中，其教育目标都是从促进儿童自身发展出发来制订的，其主要目标就是促进儿童身体、智力、性格、感情的全面发展，强调锻炼儿童身体，培养自我服务能力，提高社交技能，激发求知欲与学习兴趣。此外，法国学前教育机构还特别关注幼儿艺术欣赏与表达能力的培养，通过灵活多样的教育活动方式，在尊重儿童学习习惯和学习节奏的基础上，帮助儿童获得有益经验。这样的活动方式不强求教育的功利性结果，不追求系统化课程的学习，充分体现了关注儿童本性的教育特色。
二、确立学前教育的三种职能，完善课程设置
法国学前教育承担着教育、诊断、治疗三种职能，即把社会、卫生、心理三者综合起来，促进儿童在体力、社会性、智力、艺术能力等方面得到全面和谐的发展，为儿童未来的社会生活做好准备。因此，法国学前教育很好地体现了保育与教育相结合的特点，即在日常生活和教育中，不断发现儿童成长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寻找其原因，并及时给予帮助和引导，尽快解决这些问题，从而帮助儿童顺利成长。为了切实执行学前教育的三种职能，法国学前教育机构通过完善课程设置来增强其促进儿童健康成长的作用。法国学前教育机构主要有托儿所、幼儿班、母育学校、保育室、日间托儿所等，无论何种形式的托幼机构都力争以最适合的课程设置和教育活动来达成其教育目标。法国学前教育机构经常开展体育活动、艺术活动、交往活动以及科技活动等。这些活动侧重点各不相同，会根据儿童的年龄进行调整。活动中，教师采用科学的指导方法，使儿童在宽松愉悦的环境中通过动手、动脑、探索、表现、思考等方式获得知识、练习技能、发展能力。
三、完备的学前教育法制建设
法国政府历来重视通过立法来保障儿童的早期教育与发展，迄今为止已颁布实施的学前教育相关法规就达40 余部。这些法规明确规定了学前教育的性质与地位，对政府在发展学前教育方面应承担的职责、财政投入以及幼儿教师待遇、弱势群体儿童权益等方面做出了明确规定。例如，法国《宪法》和《教育法典》中就明确指出，国家有责任构建免费的公共教育，国家在发展各级各类教育中应负首要职责。此外，在《1997年法令》《1982年法令》中，法国政府对幼儿教师工资待遇、住房、带薪假期等都做了相关规定。近年来，法国不断完善各种与教育相关的法律、法规，对学前教育的立法从未放松，完备的法律体系对保障法国学前教育的发展功不可没。
四、保障弱势群体儿童的学前教育优先权
法国学前教育普及程度非常高，这与政府对弱势群体儿童教育权的重视密不可分。法国政府采取政策倾斜的方式来改善偏远农村、残障儿童以及城市低收入家庭儿童的教育状况，使这些儿童享有国家规定的受教育权利。法国多部法律法规及政策都明确指出，学前教育是公益性的，人人应享有这一基本权利，且人人平等。为了切实履行国家政策，各市镇对弱势群体儿童专门设立了“教育优先区”，在资金投入、师资、家庭教育培训等方面给予优先帮助和指导，对偏远地区儿童利用“流动车”的方式，送教上门。
五、明确幼儿教师定位，培养高素质师资队伍
高素质师资队伍是一个国家教育发展的关键，学前教育师资培养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在法国，幼儿教师的身份和地位等同于公务员，国家承担公立幼儿园教师的工资，具有一定资格的私立幼儿园教师按照相应规定可成为国家的合同雇员，由政府负担其工资。这使得幼儿教师的身份、地位、待遇都有了切实保障。为了不断提高教师素质，法国采取多种措施和渠道对幼儿教师进行职前和职后教育。职前教育主要由师范学校和师范大学承担，学历以大专和本科为主，毕业后由国家择优录用。任教后，每年要接受政府部门的定级评估，只有评估合格，才能继续任教，执教期间还要接受定期和不定期的专业培训。这种职前教育和职后教育相互补充的培养模式，对提高幼儿教师素质起到了重要作用。
六、学前教育与小学教育的一体化发展
幼儿园与小学教育的衔接历来是教育实施过程中的难点。法国在学前教育与小学教育的衔接方面采取一体化发展措施，成效较好。首先，在划分儿童的学习阶段方面颇具特色，法国将儿童的学习分为三个时期：前学前期，2～4岁的幼儿园小、中班儿童;基础学习期，5岁的幼儿园大班儿童和6～7岁的小学一、二年级儿童;巩固学习期，8～11岁的小学三至五年级儿童。这样的划分方式使幼儿园大班和小学低年级儿童处于同一学习阶段，教师对他们会采取比较一致的教育内容和方式。
其次，从事学前教育的教师和小学教师接受的是相同的教育和培训，他们对彼此的教育对象、教育内容和方法都互相了解，可以互换工作。这样在教育过程中面对幼儿园大班或小学低年级儿童时，教师就不会有明显的区分，增强了儿童的适应力。此外，国家还采取了很多措施平衡幼儿园教师的性别比例，在监督管理方面也采取了统一的措施，这些做法都很好地促进了学前教育与小学教育的衔接。(郭丽)
C “幼小衔接”看中法幼儿教育
法国的“教学阶段”制度是使幼儿教育与小学教育相衔接的一项措施。不分年级制，有利于儿童从幼儿园教育自然地过渡到正规的学校教育。
法国独特的幼小衔接教育制度是其初等教育走在世界前列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完备的法律规范下，其教育行政组织衔接、教学组织与课程规划衔接、师资聘用与培训衔接，有效地促进了学前教育与小学教育的一体化。法国的幼小衔接制度对我国具有借鉴意义，本文将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对中、法两国的幼小衔接进行比较。
一、中法幼小衔接的教育政策
法国一贯重视学前教育与小学教育的紧密联系，而其初等教育在世界上保持领先地位，一方面由于法国政府重视学前教育，建立了行之有效的教育行政和管理制度，另一方面也与其实现了幼小之间全面衔接有关。法国有一系列与幼小衔接教育制度密切相关的教育法案：1989年颁布的《教育方针法》、1990年颁布的《幼儿园与小学运作组织法》、2005年颁布的《学校远景计划与发展方针法》。一系列的教育法律体系不仅为法国的初等教育提供了支持和保障，也使其幼小衔接具有合理的层次性、良好的过渡性和连贯性。
在我国，1996年颁布实施的《幼儿园工作规程》中提出：“幼儿园和小学应当密切联系，互相配合，注意两个阶段教育的相互衔接。”2001年颁布的《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以下简称《纲要》)中也明确指出：“幼儿园应与家庭、社区密切合作，与小学相互衔接，综合利用各种教育资源，共同为幼儿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幼儿园教育要与0～3岁儿童的保育教育以及小学教育相互衔接”。虽然我国在《纲要》中提出了幼小衔接的方向，却因为没有明确的责任和具体细化的要求，在实际工作中造成了幼儿园和小学的衔接困难。所以，我国现应建立一个完备的教育法律制度，确定详细的学前教育大纲，使幼儿园和小学能明确自身在幼小衔接中的任务，创造一种新的幼小衔接机制。
二、中法幼小衔接的教学阶段和课程设置
法国的“教学阶段”制度是使幼儿教育与小学教育相衔接的一项措施。不分年级制更利于幼小衔接，使儿童从幼儿园教育自然地过渡到正规的学校教育。在法国，母育学校是幼儿教育的主要机构，而法国的母育学校附设于小学中，两者并称为écoleprimaire。根据其1989年的《教育方针法》和1990年的《幼儿园与小学运作组织法》，法国将2～11岁的儿童按照年龄划分为三个学习阶段，分别是：1.初步学习阶段，包括母育学校的小班和中班;2.基础学习阶段，包括母育学校大班、小学前两个年级;3.深入学习阶段，包括小学的后三年。这三个阶段形成一个有序的整体，每个阶段都有自己特定要实现的教育目标。
随着幼儿年级的增长，课程内容安排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从小班适应集体生活，到中班渗入知识性内容，到大班培养正确的学习态度为进入小学做准备，再到学习小学课程，这三个连续阶段中，每个阶段的教学活动都能够考虑儿童的身心特点，按儿童的能力和水平进行教学。不分年级制，有效地避免了学生的重复学习，使母育学校和小学阶段得以更好衔接。相关的课程学习也没有硬性的时间规定，母育学校中，大班的儿童如已达到第一阶段学习要求，就可以进行第二阶段的课程学习。此外，法国母育学校与小学课程纲要均由中央教育部根据每年不同的教育需要制定。每所学校必须依据教育部的课程纲要拟订适合本校的教学计划，并详细说明学校的各种教学活动是如何进行的，学生的学习能力是如何评价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幼小衔接。
我国在幼小衔接上也存在各种形式，有在幼儿园大班增加衔接教育向小学过渡的形式，有在一些社会早教机构中进行衔接工作的形式，还有学前班这一特殊形式。目前，我国的许多幼儿园在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都积极向小学靠拢。幼儿园更多地在为幼小衔接做积极准备，但由于小学不主动为幼儿园考虑，甚少考虑初入学儿童的身心特点，造成了幼小衔接中的单向性。实际上幼小衔接并不是单方面的任务，也不是只靠单方面就能完成的工作，只有幼儿园和小学通力合作，建立互相学习、帮助的平等合作关系，才能更好地促进幼小衔接工作。
在课程方面，我国一些幼儿教师认为“课程是教师与儿童之间的教学活动”或“儿童所学科目的总和”，显示出知识本位的课程观取向。其影响是幼儿园多注重儿童读、写、算能力的培养，甚至将小学一、二年级的内容引入幼儿园，使幼小衔接仅被局限于儿童在知识上的准备和学习适应性的培养上。但从儿童身心发展来说，行为习惯和心理适应能力的准备、培养才是幼小衔接顺利过渡的重要条件。
而且，由于提前引入了小学的课程，造成幼儿园和小学的课程内容重复，导致儿童学习兴趣下降，课堂上难以全神贯注，并不利于良好学习习惯的形成。所以，我国要在课程方面做好幼小衔接，应根据儿童的发展水平，将幼小两个阶段的课程目标联系考虑，幼儿园和小学低年级应同时调整课程内容，注重课程之间的层次性，让幼小教育所传授的知识没有“间隙”地展开，通过“小步化”方式逐渐实现课程衔接。这样使儿童从幼儿园升入到小学后，能够在知识、习惯和心理等各个方面都有适应和准备，顺利地适应小学的学习和生活。
三、中法幼小衔接的教师培训
现将第29届世界音乐教育大会的具体方案发给你们，请认真做好参会的各项宣传、组织工作，确保这届大会圆满成功。
附件：关于举办第29届世界音乐教育大会的方案
第29届世界音乐教育大会组委会
中国教育学会音乐教育分会
中国音乐学院
2009年7月15日
关于举办第29届世界音乐教育大会的方案
一、大会主题
“和谐与世界的未来”
“和谐”是中国音乐文化的基本特征，也是中国自古以来所推崇的理念和追求的最高境界。围绕“和谐与世界的未来”这一主题，与会者将就音乐教育教学和音乐艺术实践等相关领域，从不同侧面和角度，进行各种形式的学术交流。
二、大会主办单位
国际音乐教育学会(ISME)、中国教育学会音乐教育分会(CSME)、中国音乐学院(cCM)
三、大会时间、地点
时间：2010年8月1日至6日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北京奥林匹克公园内) 中国音乐学院
报到时间：2010年7月31日一8月1日
报到地点：中国音乐学院第29届世界音乐教育大会组委会办公室
四、大会参会人员
国内外各级各类学校、幼儿园及校外、社会音乐教育机构的专家学者、音乐教师、研究生、音乐教育科研工作者、教育管理者以及各类音乐演出团体等。
五、大会形式
1 主题演讲(Keynote Speaker)：会议邀请四位国内外知名的学者进行大会主题演讲(演讲时间各为1小时30分钟)。
2 教学展示(Class Teaching Demonstration)：这是此届世界音乐教育大会新增添的一种课堂教学展示形式。其内容为国内外小学、中学、大学音乐课堂教学，时间为55分钟，过程包括讲课40分钟，互动和讨论15分钟。
3 论文宣读(Spoken Paper)：大会期间，论文提交者有20-25分钟的时间，用以陈述论文的主要观点和内容(可以使用PPT)。之后，有5分钟提问时间，演讲者给予回答。
4 论文海报(Posters)：大会将提供单位为70cm×100cm尺寸的论文展示板，供论文海报入选者使用。论文海报提交者可根据自己的论文内容，于会前设计展示版面(不超过4个版面)，印制成中英文海报，在会议规定的时间内进行展示和交流。
5 工作坊(Workshop)：这是世界音乐教育大会中关于音乐教学实践的一种相互交流、互动形式，内容包括音乐教学法、合唱与指挥教学、器乐教学、欣赏教学等。每个工作坊的时间各为60分钟，过程包括教学简要介绍5分钟，现场教学45分钟，提问、交流和互动10分钟。
6 专题研讨会(Symposia)，也称为“圆桌会议”：其主要内容和形式，是围绕一个主题宣读论文并进行研讨。此研讨会的主持人身份，需由参会者自己提出申请、提交研讨主题和论文并通过审核获得。其职责包括：提出会议研讨主题、确定研讨会参与者名单、组织参与者提交论文、组织论文宣读与讨论。
7 音乐会(Concert)：包括室内与露天音乐会，分别在中午、傍晚或晚上进行，参会代表可以免费观看。
(以上七种会议形式均配有现场翻译，中国参会代表没有语言障碍。)
六、大会注册与会员申请
(一)会议注册与报到
1 注册时间
2009年8月1日至2010年7月30日
说明：
(1)港澳台地区的申请者可按照中国代表参会标准注册。
(2)中国代表参会的名额限定为2000名，如未能在规定注册时间内注册，将不得参加会议。但由于特殊情况只能在报到时现场注册的。需在原有费用的基础上增加200元人民币。
(3)参会人员的交通、食宿自理，会议可提供不同标准的住宿条件。
3 注册办法
(1)网上注册方式：
登陆“第29届世界音乐教育大会”网站(省略／2010／chinese)，参见“大会注册与会员申请”，按照网上提示注册交费。
(2)邮寄注册方式：
登陆“第29届世界音乐教育大会”网站(省略／2010／chinese)或“中国音教网”、“人民音乐出版社”网站下载“第29届世界音乐教育大会注册申请表”，填写后邮寄(注册费需汇款或转账)至下述联系地址：
(二)会员申请
1 根据国际音乐教育学会的要求，参加第29届世界音乐教育大会的代表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国际音乐教育学会的团体会员或个体会员代表；二是学生代表；三是非会员代表。不同类型的代表，应根据不同参会标准提交注册费，方可注册参会。
2 各类论文的提交者(含学生代表)、教案的入选者以及音乐会申请人，需成为国际音乐教育学会的个体会员。凡不是该会个体会员者，需在办理注册手续的同时，办理加入国际音乐教育学会入会手续，方可注册参会。
3 一般参会者，只需获取国际音乐教育学会团体会员的资格。由于中国教育学会音乐教育分会(CSME)已经是国际音乐教育学会的团体会员，为此，凡中方代表已经是中国教育学会音乐教育分会会员者，可视为已经具有一般参会者资格；如果尚未加入中国教育学会音乐教育分会，且欲参会者，又具有在职在岗三年以上教龄的教师，可在办理注册手续的同时，办理加入中国教育学会音乐教育分会的手续；或直接加入国际音乐教育学会，以该会个体会员资格参会；或以非会员参会注册标准参会。
说明：
(1)凡申请加入中国教育学会音乐教育分会者，请登陆“中国音教网”(省略)。点击“学会专栏”，下载“会员登记表”，并按照表上要求填写。在大会注册时。连同终身会员费(200元人民币)、注册费、表格、照片(两寸照)，一并以网上注册或邮
寄注册方式提交大会组委会，会后将会员证邮寄本人。有关联系方式，请参见注册办法。
(2)凡申请国际音乐教育学会个体会员者，请登陆“第29届世界音乐教育大会”网站(省略／2010／chinese)，按照网上提示填写申请表：或下载、填写“国际音乐教育学会(ISME)个体会员申请表”(中英文)。在大会注册时，连同会员费(普通个体会员450元人民币；学生会员300元人民币)、注册费、表格，一并以网上注册或邮寄注册方式提交大会组委会，会后将
会员证邮寄本人。有关联系方式。请参见注册办法。
七、论文、教案提交 (一)论文提交
1 提交时间
2009年8月至2009年10月31日
2 提交要求
参加论文演讲、工作坊、论文海报展示、圆桌会议的参会代表，需在申请时间内提交300～400字的中文和英文的论文摘要，及5000字以内的中文全文。请务必注明准备参加哪种会议形式(参见“大会会议形式”的2～6条)。
3 提交办法
论文一律采用网上提交方式，登陆“第29届世界音乐教育大会”网站(省略／2010／chinese)，参见“大会论文提交”，按照网上提示提交；或者下载并填写“第29届世界音乐教育大会论文、教案提交申请表”，发送至邮箱。
(二)教案提交
1 提交时间
2009年8月至2009年10月31日
2 提交要求
组委会推荐的参加教学展示的预选者，需在申请时间内提交300～400字的中文和英文的摘要(含纸质版和电子版)，及5000字以内的完整教案(含纸质版和电子版)和现场录制的教学光盘。大会组委会将组织专家进行评审，入选者在接到人选通知后，即可办理参加大会的相关手续。
3 提交办法
组委会推荐参加教学展示的教案一律采用邮寄和网上提交方式，登陆“第29届世界音乐教育大会”网站(省略／2010／chinese)，下载填写“第29届世界音乐教育大会论文、教案提交申请表”，教案的中英文摘要和全文电子版由网上提交(见下列地址)；教案的中英文摘要、全文的纸质版一式2份(A4纸打印)和教案光盘邮寄至以下联系地址：
八、大会演出申请
1 申请时间
2009年8月至2009年10月31日
2 申请要求
根据国际惯例，中国作为第29届世界音乐教育大会会议主办国，可以安排20场音乐会。演出团体的组团方式可以省、市、学校、少年宫以及各类音乐团体等为单位。可以是专业演出团体，也可以是业余演出团体。节目内容、形式要求丰富多样，包括演唱(独唱、合唱)、演奏(独奏、合奏)、舞蹈、戏剧、杂技、武术等。具体要求如下：
(1)节目富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具有较高的艺术性和观赏性。
(2)音乐会演出时间长度在一个半小时以内。
(3)原则上演员人数不超过60人。
经专家评审后，组委会将于2009年11月通知入选单位，签订“第29届世界音乐教育大会音乐会演出许可协议”。
3 申请办法
登陆“第29届世界音乐教育大会”网站(省略／20i0／chinese)，参见“大会演出申请”，下载填写“第29届世界音乐教育大会(音乐会)演出申请表”，将整场音乐会节目单(包括节目时长)、节目录像(DVD或VCD格式)、演出团体简历(中英文)、艺术指导或指挥简介、该团以往具有代表性的音乐会的录像(DVD，CD)及相应节目单，邮寄至下述联系地点：
4 相关要求
(1)演出人员无需交纳注册费，但是所有人员的差旅、食宿、演出环境的设计装饰、旅游等费用，需由各演出单位承担。组委会提供会议期间用车、场地、钢琴、简单的灯光音响设备。
(2)演出人员可以相互观摩，但不参加开幕宴会等活动。
九、会议程序
根据国际惯例，世界音乐教育大会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国际音乐教育学会七个委员会的专题研讨会，分别于7月25日至31日之间在北京等城市举行；第二阶体大会(含音乐会)，在北京举行。
十、重要说明
1 凡提交教学展示、论文宣读、工作坊、海报等参会形式者，以及音乐会申请人，大会将组织国际评委进行评选，入选者在收到大会组委会有关人选通知后，方获得以各有关形式参会及演出的机会。未入选者，可作为一般参会者参会。
2 大会将出版第29届世界音乐教育大会秩序册(中英文)、论文集(英文摘要)、音乐会秩序册(中英文)及大会资料光盘(含大会秩序册、各类论文的英文全文、音乐会秩序册及各音乐会相关情况的英文介绍，以及相关图片、录像和录音)，上述资料将在大会注册时发给全体正式代表。
3 国际音乐教育学会与大会组委会将给所有入选者颁发人选证书。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吴亚林，湖北科技学院教育学院，湖北 437100
内容提要：教育和教育学的发展需要建立与之相应的阐释方式和研究方法论，从生存论哲学视域出发，建立另一种关于教育和教育学的阐释方式，既可以破除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式地“看”教育的观点，又能够对一些流行的理论观点进行检测、质疑与批判，从而构筑教育和教育学研究的方法论基础。在生存论哲学视域中，教育不仅指向科学世界，而且通向人的意义世界。
关 键 词：生存论哲学 教育 教育学
一、生存论哲学及其意蕴
当前我国哲学研究的主要趋势之一是从传统的存在论和认识论哲学转向生存论，生存论哲学作为一种新的思想理论阐释模式呼之欲出，作为一种在自然、社会、历史与文化中敞开的人的实践活动哲学感性出场。生存论哲学所开启的对人及人与世界关系的重新思量和解释，既增强了哲学的理论阐释与实践创造功能，又进一步彰显了人的生存特性，确立了社会生活中作为价值主体的“人”。
(一)生存论是哲学思想理论的新发展，是哲学思维方式的转换，生存论哲学要重建人和世界的存在及人与世界关系的解释原则
存在问题是哲学的核心问题，然而，“存在是什么”及“存在如何存在”的问题在古今哲学思想中并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追问世界的本原及认识可能性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在哲学流变和学术理路进展中不断分化和专门化，生命哲学、存在哲学、现象学、实践哲学、语言哲学、价值哲学、社会哲学等主题逐步推出，对传统的哲学解释方式和思维方式的质疑，对西方后现代哲学思想的吸取与批判，推动着当代中国哲学思想的“生存论转向”，彰显遮蔽的生存论成为当今哲学的重大课题。“所谓生存论的彰显，意味着从传统的存在论哲学和认识论哲学向生存论哲学转变的路向。”[1]p2从我国哲学研究的总体情况来看，生存论哲学已然成为批判借鉴西方现当代哲学、回归马克思哲学和融合中国传统哲学背景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是中国问题情境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与发展，也是当代中国哲学的新范式。
生存论首先就是要破除传统哲学的实体本体论和形而上学的知性逻辑思维方式，建立关于人和世界的存在及人与世界的关系的解释原则。从柏拉图到黑格尔的西方哲学，贯穿着一种被称之为“知性化的实体本体论”理论。“所谓知性化的实体本体论，是‘存在论’问题上的这样一种观念：我们感官观察到的现象并非存在本身，隐藏在它后面作为其基础的那个超感性‘实体’，才是真正的‘存在’，构成了‘存在者’之所以‘存在’的最终根据。”[2]与这种理论相适应的是二元论的形而上学传统，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所要探寻和追问的是存在者之存在的最高依据和终极原因。在形而上学的二元论中，感性与理性、现象与本质、具体与抽象、特殊与普遍、偶然与必然等概念二元对立，后者是作为第一性的，前者是作为第二性的，否定前者而肯定后者，而使形而上学成为可能的是西方知识传统中的“知性思维”或“概念性思维”。知性思维总是力图穿越感性现实去寻找世界的本原而否定感性现实的存在，这种寻找是通过自我意识的知性思维以独断的方式削平和抽取存在者的存在特性来完成的。因而，西方传统的实体本体论及其形而上学的知性逻辑思维方式只能是一种“意识哲学”，因为他是在人的自己的“意识”里完成的，而不是在人类的实践活动中完成的。
西方哲学强大的形而上学传统及知性思维妄图建立包容一切的哲学体系，以其“总体性”的概念思维吞噬存在的多样性和异质性，消磨存在者的特性，将存在抽象化为某种“绝对观念”本质，这种思想受到了黑格尔以后哲学家的质疑与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趋势是对形而上学本体论及知性思维的反动。叔本华的“生存意志”、尼采的“权力意志”、弗洛伊德的“本我”等都是对实体本体论的背弃与逆动，意志主义、生命哲学、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哲学都力图找回失却的“存在”，重释人和世界的关系，而西方后现代主义则对现代哲学的“本质主义”、“基础主义”进行解构，批判传统形而上学抹平差异、执著于普遍性和统一性的专制统治性，倡导多元主义，力图重构人与世界的关系。
马克思哲学以其“感性实践活动”颠覆了形而上学的实体本体论思想，确立了感性实践活动先于逻辑和知识并构成逻辑和知识的本体论地位，实现了存在论的变革及哲学阐释方式的转换。正如吴晓明所说，“马克思哲学揭示了前概念、前逻辑、前反思世界，呈现了人与自然的原初关联，在存在论基础上跃出知识论路向，颠覆了整个柏拉图主义，终结了全部形而上学，从而开启了哲学的生存论路向，构成了哲学革命的全新地平线。”[3]生存论哲学揭示了自然、社会和人在历史文化的实践中统一的生存结构，重构人与世界的关系，建立了人与世界关系的解释原则：“世界”是“人”的“世界”，“人”是“在世”的人，“人与世界”共同“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是基于生存实践活动的，感性实践活动构筑起人、自然、社会“三位一体”的生存论结构。这种结构就是人与世界的本源性关系，这种本源性关系决定了人的“在世存在”基础地位，建立了世界的“人学”意义和人文价值，也突显了人的感性实践活动(而不是形而上学的主体性)是人的本源性的生命存在方式。
(二)生存论是哲学表达方式的转换，是人的实践活动的理论表达，生存论哲学要建立人类活动的行为准则
生存论哲学所揭示人与世界的存在关系结构还仅仅是一个前提和基础，揭示了“人在世界中”的敞开，那么，人到底是一种怎么样的存在呢？“人在世界中”并不指向人与世界的“混沌”式存在，不是“活物论”式的存在，也不是形而上学主体性设定的站在“绝对”高度君临万物的存在，而是通过感性实践活动、通过生产生活来实现人的“自由自觉”的类本性。正如马克思所说，“生产生活就是类生活。这是产生生命的生活。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4]p273人的生存特性有丰富的哲学意蕴。第一，人不是形而上学的主体性，不是某种永恒的本质规定，而是在生产生活中并与自然、社会和历史文化“共在”的实践性存在。就人本身而言，人是感性与理性、肉体与灵魂、自在与自为、有限与无限的矛盾统一体；就人与世界的关系而言，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历史普遍联系，互相确证，构筑了人的意义世界和世界的人文价值。第二，人的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又使人成为一种能动的对象性的存在，人在能动的对象性活动中，通过认识，通过知识与逻辑，通过行动，通过类的实践，改造自然界、社会和人本身，这是一个否定与自我否定、超越与自我超越的过程。
人的生存特性决定了人与世界的关系在本源性关系的基础上又是一种对象性关系，对象性关系确立了人的主体性地位，使人与世界的关系变成一种“为我而存在的关系”，这又使人区别于其他动物成为一种特殊的存在，是一种目的性的存在，人通过社会生活实践活动在改变环境的过程中实现人的改变。人与世界的对象性关系使人能够站在主体的立场来认识、观察、测量、实验、生产和改造世界，确立知识论的基础和逻辑，增进人类的科学知识发展。这样，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不仅仅是人文世界，同时也是科学的世界，他们内在地统整于生活世界之中。
生存论揭示了人的实践活动是有目的的活动，目的性是人类活动的根本属性，也构成了人类实践活动的行为准则。第一，人类实践活动要在生活世界的基础上统整意义、价值世界与客观世界，实现人文与科学的统一。从分析的角度来看，人文与科学是人的两种“在世”方式，人文不是科学，科学也不是人文，人文追求的是意义与价值，科学揭示的是事实与真理。从综合的角度来看，人文和科学统一于“在世”，人文精神必然孕育着科学的发展，科学的发展扩大人类的理解视野而强化人文精神。科技的单向度发展可能会“遮蔽”或者“遗忘”“存在”，但没有科技，人类就犹如井底之蛙式的“存在者”。第二，人类实践活动要适应和协调自然的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发展的动态统一。马克思说，“人是自然存在物”，“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也就是说，是为自身而存在着的存在物，因而是类存在物。他必须既在自己的存在中也在自己的知识中确证并表现自身。”[5]p169人与自然的关系说明人是自然的存在物，自然不是人类的资源库，不仅仅是攫取的对象，而是人类的家园。第三，人类实践活动要适应和协调社会的发展，实现人与社会发展的动态统一。如果仅仅从认识论意义上看，由于人的“对象化”特点，人又往往将他人、社会作为对象，人与人的互为“对象性”而互相“否定”，似乎销蚀了人的主体性。但从本源性的生存论上来说，社会团结与统一是人的生存的伦理道德之根。马克思揭示了人与自然和社会的“共在”特性，认为人与自然的统一关系只有在与他人的社会存在中才能实现。
(三)生存论超越了“认知主体”的主体性形而上学，确立了“价值主体”的合法性，为社会生活实践提供了价值规范
自笛卡尔以来，近代西方哲学所确立的主体性观念虽然确立了以理性为依据的“人”的地位，但是，由于其理论核心是把“主体”作为“实体”，主体就成为形而上学的“主体性”了，形成了近代“主体形而上学”的理论形态。“所谓‘主体形而上学’，就是把主观意识的‘自我’实体化为‘主体’，强调自我意识的同一性，是保证其他一切存在者存在的最终根据。”[6]p40哈贝马斯认为，黑格尔用“自由”和“反思”来解释主体性，主体性体现为四种内涵：个体主义；批判的权利；行为自由；唯心主义哲学自身：哲学把握自我意识的理念乃是现代的事业。以理性为依据的主体性贯穿于宗教生活、国家和社会、科学、道德与艺术之中，确立了现代文化形态。[7]p20-22这种主体性被批判为主体的无根性、主体的独断性和主体的封闭性，这种主体性是随着近代认识论转向、把实体性的“人”作为认识的最终根据而产生的。
生存论哲学所揭示的通过感性实践活动构筑起人、自然、社会“三位一体”的生存论结构，确立了人的“在世存在”的基础地位，也确立了世界的“人学”意义和人文价值，从而奠定了人的“价值主体”的合法性。马克思说，“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关系。”[4]p34价值主体的确立标示着哲学的“人学”主题和“价值哲学”的生存论构建方向，生存论所确立的价值主体超越了近代哲学的“知性主体”或“思维主体”观念，从具有本源性的感性的、现实的、实践的生存维度彰显人的价值，并把人的价值与世界的意义内在关联，为社会生活实践提供了价值规范。第一，价值标准不是抽象的“理性”与“自由”，不是永恒的“普遍本质”与“客观规律”，价值标准在于人的社会生活实践之中。第二，近代哲学的“主体性思维”及其“对象化逻辑”表现为一种控制性的、征服性的专制与暴力，它蕴含着“同一性”的规训法则，用同质化克服异质性，消融“他者性”，具有非道德性。价值主体具有生存论意义上的“优先性”和“他者性”，是社会历史文化中的“敞开”与“生成”，走向一种“可能生活”。第三，人不是某种抽象绝对的理性主体，人是社会生活中的理性与感性、肉体与灵魂、现实与可能、逻辑与直观等杂多的统一，人可以并能够从自身的社会历史文化实践中进行价值排序和价值选择，在文化语法中生产生活，在社会实践中实现超越与自由。
内容摘要：教育和教育学的发展需要建立与之相应的阐释方式和研究方法论，从生存论哲学视域出发，建立另一种关于教育和教育学的阐释方式，既可以破除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式地“看”教育的观点，又能够对一些流行的理论观点进行检测、质疑与批判，从而构筑教育和教育学研究的方法论基础。在生存论哲学视域中，教育不仅指向科学世界，而且通向人的意义世界。
关键词：生存论哲学;教育;教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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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育的生存论阐释
教育是什么，又不是什么，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撇开一些神秘主义的和极端的见解，人们大致认同的是教育是人类特有的一种活动，这种活动一般被称为教育现象。以前我们习惯于从教育学科视野看教育，从客观的、对象性的认识论眼光来“看”教育，基本是把教育作为教育现象和教育问题来看的，这个看法似乎没有问题。但问题就在于“看法”本身，其症结就在于我们过去的客观主义的、科学主义的“对象性思维”，过去我们把教育当做单纯的认识对象，所认识的教育现象还只是对象性意识中的现象，是客观现象，而不是生存论哲学意义上的教育现象，不是人与教育和社会共生的“共在”现象。
生存论哲学提供了解释教育的一种思维。毫无疑问，教育是一种培养人的社会实践活动，作为社会活动的教育是不可能是独立的，也不可能是静止的，它虽然不是社会活动的全体，但以某种方式存在于社会活动的结构之中，教育活动是人的有目的、有意识的活动，它体现了人的生存目的和存在价值，并以某种社会语法形成一定社会中具体的教育形态。
立足于生存论哲学，我们可以尝试建立另一种教育的阐释方式。
(一)摒弃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式地“看”教育的视点，确立教育是社会实践活动的“做”的思维，彰显教育的活动特性
人们往往对象式地“看”教育，归纳教育活动的某种“本质”。周浩波认为，哲学上对教育的第一次注目实际上是探讨关于人与社会的理想、价值、信念的问题时，附带论述教育的，他以柏拉图的《理想国》为基本分析文本，分析了教育作为工具的发生语境和元规则。柏拉图的《理想国》对理念、善、正义、公道、理想的国家和完善的个人品德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以后，很自然地进入了教育问题，教育成为实现他的理想国的唯一途径，教育的任务就是培养哲学家和军人。周浩波由此认为，“我们所能肯定的教育思维的第一个坚实的立足点是，教育能够完成某种任务，而且这些任务只能由教育来完成。……这样，我们就获得了讨论教育的起点：第一，教育的确存在着，它是人类创造的一种独特的活动形式。而且，这种教育活动形式具有独特的功能，是其他任何的人类活动方式所不能取代的。第二，教育思维历程的起点是，教育有用，并且，用‘教育有特殊的作用’来为教育存在的合理性作基本辩护。这样，人们不再去回答‘教育为什么会起这些作用’这种穷原究委式的本体论追问。第三，进一步提出的问题是，‘教育应该起到哪些作用’‘教育怎样才能起到这些作用’”。[8]p38周浩波的分析表明，由于教育有用或者说教育有人类其他活动所不能取代的功能，我们就可以这样理解教育：教育从一开始就被镶嵌在“目的—手段”的思维和理解框架之中。
根据这种理解模式，可以得出各种不同的结论：教育是一种工具(政治的、意识形态的、经济基础的、生活准备的……)。这种理解模式就是把教育当做完成其他社会任务的工具，恰恰没有教育自身的“存在”。在这种思维模式之下，教育还被理解为一种“客观工具”式的“存在者”，而不是“存在”，这样，教育就消弭了作为“存在”的活性和丰富性，沦为一种手段。例如，在二十世纪后期我国教育学研究中关于教育本质的讨论，就是这种思维的体现。当今这种思维仍然存在，把教育从社会活动中“抽象”出来，加以“概括”，归结为某种“本质”，这就是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式地“看”教育的视点，认为教育是“摆”在那里的死东西，无视教育的社会生活实践的活动特性。从生存论思维来看教育，就不仅仅是“看”的思维，而更应该是“做”的思维，确立教育是人的社会实践活动的“活动特性”。就其活动特性来说，第一，教育具有时间上的起源和发展特征，它始终在“过程”之中，在不同的历史节点、在不同的人类活动中呈现出不同的形态特征；第二，教育始终是人的社会活动，人的发展状况与社会生活状况交互影响，构成教育存在的社会境况，形成教育在不同历史和社会阶段的社会语法，从而，人们可以在参与不同的社会语法中认识和表达教育存在。
(二)超越学科中心视野的“教育”视点，还原教育的社会生活整体性，建立教育与人、社会和历史文化的内在关联
教育学者习惯从学科视野看教育，本亦正常，但又难免顾此失彼。从学科中心出发看教育，就是截取教育的某一片段来进行学科视野的分析，也容易“抽象”出教育的局部特征，斩断教育活动与其他社会活动的联系，学科视野与“本质主义”思维一结合，教育就会成为森林中的一“叶”。学科中心视野就是一种“对象性”思维，是知识论的眼光，把教育当做供研究的客观物体，这就是近代认识论的思想模式。认识论把世界上一切事物都看作一种客体，供人们去认识、表述、改造与征服，包括人本身也是认识对象。近代认识论有三件法宝，一是主体与客体的分离与对立，没有了它，认识就不可能进行；二是确定性的寻求，认识的目的就是探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捕捉事物，征服和改造事物；三是知识论眼光和路径，用知性逻辑和概念化思维去认识事物的本质，而不是探寻事物本身的“存在”及其特性。
教育存在是一种与人、与社会历史文化不可能分离的存在，既有其“活动特性”，又与人、社会和历史文化具有内在关联。教育与人的生活本是同体互构的。教育是人类有目的的培养人的社会活动，由于教育活动的目的性，教育蕴含着人类不同人种、民族和群体的意义和价值追求，体现了人的主体性的创造特征，在社会结构各个组成部分中，教育与其他部分构成开放的、动态的互构关系。在我们传统的教育理论中也经常讲教育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关系，但都是进行静态的本质主义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教育就是“被决定”、“被制约”的“具有一定反作用”的社会存在，教育具有一定的社会功能。看起来似乎全面辩证，其实却什么也没有说清楚。这就要求要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从教育与人及社会存在的结构上进行“现象”还原，展露教育与人及社会的原初的内在联系。胡塞尔的哲学有个“现象学还原”概念，他从真理是现象与意识的符合出发，把客观现象在主观意识中的“还原”称为“现象学还原”，我在这里反其道而用之，主张把我们关于教育的意识进行社会生活“现象”还原，通过这一还原得出的基本结论就是：其一，教育是人与社会生活的“共在”，它不是孤立的客观现象，更不是僵死的物品，而是开放的、生成着的人的社会活动；其二，教育在社会语法中承载着人和社会的历史文化信息和人学意义，教育既受制于社会和人的发展状况，又体现着人的理性和希望，它富含人类学的发展特征，汇聚各种历史文化信息，伴随着人走向成熟与超越，具有人学意义和人文价值。
(三)彰显教育的属人特性，展现教育与人的日常生活的内在关联，教育是生活世界的一种现象，是人是生存情态和社会存在状况的体现，也是人在生活世界中的创造
我们习惯于从意识、概念和思维出发探寻“本质”上的教育，往往忽视了教育现象的“本真”，教育现象的“本真”就是教育与人的日常生活的结构性关系。我们回顾一下《学会生存》所描述的原始社会的教育图景：“在原始社会里，教育是复杂的和连续的。这时教育的目的在于形成一个人的性格、才能、技巧和道德品质，一个人是通过共同生活的过程来教育自己的，而不是被别人所教育的。家庭生活或氏族生活、工作或游戏、仪式或典礼等都是每天遇到的学习机会；从家里母亲的照管到狩猎父亲的教导，从观察一年四季的变化到照管家畜或聆听长者讲故事和氏族巫士唱赞美诗，到处都是学习的机会。这种自然的、非制度化的学习方式在世界广大地区内一直流行到今天；这种学习方式至今仍是为千百万人提供教育的唯一形式。”[9]p26-27这幅教育图景充分说明了教育是属于人的社会生活实践活动，内含于生活世界之中，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粘连。教育是属于人的，人也是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从人、教育与社会的生存结构来看，教育不仅仅是理性的，不仅仅是科学的，也不仅仅是规范的，而是根植于人的生活世界之中的，是人的日常生活的，是人的生存情态的展现，也是社会存在状态的体现，从这个角度来看，教育回归生活世界是一个值得肯定的命题。但是，还不止于此，教育还是人的社会生活创造，人通过主体性的活动在社会生活实践中创造，在创造中改变人、社会和教育，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从这个角度来说，教育又是生活世界的创造和超越。
近些年来，受到存在哲学和现象学的影响，我国教育界认识到教育现象的复杂性，提出了教育回归生活世界的命题，这说明我们不再简单地把教育化约为某种抽象的“物性”。但是，仅此还是不够的，还要彰显教育的属人性，教育是人的生存目的之证明，是人的主体性的体现，人要通过教育实现人的意义与价值，创造一种“可能生活”。教育活动是人类为了理想信念而设计创造的一种活动，是一种有目的、有价值的活动，教育蕴含着人类生活的目的性和价值观，而不是原初的、散漫的社会现象，教育立足于生活世界，还要穿过和超越生活世界，达成人的“可能生活”。由于生活世界是一个具有原初经验性的、自明的世界，具有直观性、散漫性、个体性、非理性和自我封闭性，它要接受某种理论的检测与反思，赵汀阳的“可能生活”又提供了一种目的性的思维，内含着人的目的性和超越性。从这个角度来说，教育不仅仅具有“物性”，更多具有的是属人特性。可以这么概括：教育既在人的对象性关系之中，又在与人的共在性关系之中；教育既有物性，又有属人性；教育既是人的创造物，又是人的绵绵不断的创造本身；教育内含着人学目的与生存价值，指向人类生存的意义。这是从生存论得出的合理的结论。
三、从生存论视角看教育学的学科性质
世界现代化以来，科学的发展及对科学的崇拜日盛，科学已经成为自然科学的特指了，科学的逻辑需要科学研究共同体遵从一定的规范和标准而排斥其他一切非科学，关于社会、历史、文化和精神的研究被称为“文化科学”或“精神科学”了，这大致也成为科学所排斥的对象之一。关于教育学科性质和地位问题，我国教育界有很多讨论，尽管教育学从一产生就试图科学化，这种努力是值得尊敬而有限度的，教育学对科学的自我迷恋导致的结果是自我迷失。
教育学是不是科学，或者是一门什么样的学科，大有争论廓清之必要，因为这既关涉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发展问题，又关涉到教育研究的旨趣、方法与目的等问题。讨论这个问题，还有助于改变我们的思维模式，促进教育和教育学的发展。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改变我们的思维模式，在生存论哲学视野中，教育学不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也不同于其他社会科学或人文学科，既然教育是一种人类社会所特有的有目的、有价值的社会活动，那么，教育学就不仅仅是单纯的知识论意义上的理论学科，教育的实践指向与人学立场意味着教育学要超越知识论，意味着人的意义与价值构建。
内容摘要：教育和教育学的发展需要建立与之相应的阐释方式和研究方法论，从生存论哲学视域出发，建立另一种关于教育和教育学的阐释方式，既可以破除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式地“看”教育的观点，又能够对一些流行的理论观点进行检测、质疑与批判，从而构筑教育和教育学研究的方法论基础。在生存论哲学视域中，教育不仅指向科学世界，而且通向人的意义世界。
关键词：生存论哲学;教育;教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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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学是研究教育活动的学问，教育现象不同于一般现象，教育学具有综合性，教育学不必称为科学
我们先看一个有趣的现象：随着社会发展教育越来越成为社会的中心，以至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了一个“教育社会”的概念，与此相反，教育学自产生以来却越来越“迷惘”，学科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受到越来越多的怀疑。这个现象至少说明了三个问题：其一，作为社会实践的教育活动生机日盛，从一种简单的照料训育儿童、给青少年传授伦理道德和知识的普通学校活动发展成为一种制度化、全民性和终身化的复杂社会活动；其二，越来越多的学科合理地或“越界”来探讨教育问题，教育学也主动引入其他学科理论来研究教育问题；其三，有些“职业教育学者”不忍或不愿看到其他学科“闯入”教育学科领地，力图建立“科学的”教育学科以抗衡其他学科，抬高教育学的学科地位。其实，我们没有必要担心更多，这刚好证明了教育学科生命活力的日渐强盛。
第一，教育学研究的对象是教育活动，教育学科的核心概念、命题与知识资源及其体系都是根据教育活动提出和展开的，都是服务于教育活动的。教育活动的性质决定了教育现象不同于其他现象，也不同于胡塞尔意义的现象学之“现象”。教育现象与其他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最大区别就是目的性和价值追求。教育是培养人的社会实践活动，“教育的根本问题是人的发展问题。有目的地培养人，是教育这一社会现象与其他社会现象的根本区别，是教育的本质特点。”[10]p16第二，教育活动的特性决定了教育学的综合性，实践品格和文化性格是教育学的两个最重要的特征。教育学是从教育活动实践中产生并随着教育的发展壮大而逐步扩大其边界发展壮大的，从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科学进步所带来的工业的迅速增长需要大批有知识的劳动者，普通教育迅速发展，提出了普及初等教育问题。实践需要催生了教育学，早在1605年，弗朗西斯·培根就根据教育的发展状况在《论学问的精神与进步》一书中明确提出要建立教育学科，夸美纽斯在教育实践中写出了《大教学论》这部近代最早的教育学专著，赫尔巴特接过康德在大学的教育学讲座，开创了以哲学和心理学为基础的教育学，力图教育学的科学化。当今，教育已经制度化，基本实现了全民性和终身性，教育活动的边际也在不断扩大，教育活动与其他社会活动日渐相融，教育学的研究越来越兴盛，以至于越来越多的学科“闯入”教育学科领地。我同意这样的观点，统一教育学和其他学科的“阿基米德点”就是教育实践本身，“唯有在教育实践中得到验证或辩护的知识才是‘教育的’，才是‘实践的’”。[11]石中英分析了教育学活动的主体、对象、概念、思维方式和知识基础等核心要素，提出了“教育学的文化性格”的命题，由教育学的文化性格推论出教育学的“民族性格”和“理论性格”。[12]第三，教育学的实践品格和文化性格决定了教育学不必称为科学，至少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自然科学。我们知道，近代科学是近几百年从哲学中产生的，科学从其产生就以其独特的逻辑和思维方式壮大自身体系而脱离其母胎，且不受到哲学命题的制约。西方哲学的求知特性必然催生出科学，追问存在背后的本质、探寻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使“确定性”和“因果律”成为科学的真理共设，反过来，西方哲学致力于认识与事实的一致性企图把哲学也科学化(并已经部分科学化)，导致了对“生活世界的遗忘”与人文价值的危机。自狄尔泰区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后，李凯尔特以价值为标准区分自然和文化，提出了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两种科学类型，哲学家们面对哲学的分化也认识到理念性知识与经验性知识的不同。教育学不排斥价值因素，教育学需要理念性知识，当然，教育学也要吸纳科学知识，所以说，教育学具有综合性，不必称为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最多只是李凯尔特意义上的“文化科学”或现象学意义上的“人文科学”。
(二)教育学具有相对独立性，教育学必须吸收其他学科理论构建自身的学科体系，教育学要依靠别的学科而存在
教育学具有综合性，它可以以心理学、认知科学等为科学基础，吸纳现代科学成分，但它只能是“文化科学”或人文社会科学，但这既不影响教育学的相对独立性，也不危及教育学的学科地位。劳凯声认为，“教育学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一门科学，而是一个专门化的研究领域，或者更确切地说，教育学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个专门化的研究领域。强调教育学不是一门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其实并没有降低它的地位，相反地，这样一种定位提升了具有人文特质的教育学在学术领域中的地位。”[13]教育学研究的是一个专门化的领域，它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这是与其他学科的区别来说的，但是，就它与其他学科的联系来看，教育学具有综合性，教育学必须吸收其他学科理论构建自身的学科体系，教育学要依靠别的学科而存在。我们从赫尔巴特的教育学可以看出，赫氏的教育学是建立在哲学和心理学基础上的，王坤庆在总结分析赫尔巴特教育学的方法论特征后指出，“由于教育学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科，因此，研究教育必须整合多种研究方法，借鉴其他学科的优势，来解决教育中的问题。”[14]教育学科的发展史已经证明了这些观点。
由于教育活动是人的有目的有意识的实践活动，教育学科的发展动力是人类的教育活动需要，教育活动的发展变化是教育学科的生长点。对教育活动的研究是一个专门化的领域，但并不妨碍从其他学科视野和借用其他学科方法来研究。实际上，有两个现象值得我们注意。一是科学发展史所总结的“方法先行”，另一个就是科学的公共性。我们知道，培根和笛卡尔都生活于近代科学全面兴起之前的约一个世纪，但培根的经验方法与归纳逻辑和笛卡尔的唯理论方法及演绎逻辑构成了近代科学方法论基础，促成了近代科学的繁荣，这就是“方法先行”。科学的公共性是众所周知的，科学产生以后，它是属于全人类的，它的方法是普遍性的，它的社会进步意义是革命性的，科学成为对大众普遍的素质要求。这两个现象说明，一切科学本来是可以为我所用的，科学方法也是一种大众工具，不要把它当作教育学的异己，或神秘化，或排斥它。我们需要的是借鉴这些学科和方法来研究教育学的问题，形成新的教育学命题和扩大教育学的知识体系。
(三)由于教育现象的活动特性，对教育现象的研究应该从多学科视角进行，教育学的存在样态也就具有多样性
许多研究者认为教育学是对教育现象的研究，我们也可以把人类的教育活动归纳为一种现象，这个观点大致不错，但要强调两个问题。其一，教育现象具有人类的主体性活动特征，不同于其他社会现象。其二，教育现象兼具卡西尔的文化现象学、胡塞尔的知识现象学和海德格尔的存在现象学之“现象”的综合特征。康德承续了西方哲学二元论传统，把世界分为现象与物自体，现象学从现象与实体本质一致性出发，认为“现象”就是事物本身，现象就是存在自身的显现。现象学在基本立场一致的基础上有不同的发展理路，典型的是卡西尔的文化现象学、胡塞尔的知识现象学和海德格尔的存在现象学。教育活动作为一种现象，体现出“文化存在”、“对象性存在”(意识现象)和“在自身中存在”的综合特征。与此相对应，对教育现象的研究与阐释起码有三种基本路径：文化路径、科学路径和哲学路径。这就说明，教育学的存在样态具有文化样态、科学样态和哲学样态，教育学研究能够并且应该从多学科角度来进行。
教育学科的发展史也证明了这一点。在我国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人们就质疑教育学的独立地位和学科存在的合理性，一些学者认为，西方教育学从pedagogy到education或educational sciences说明了教育学学科的分化和教育学的“终结”，唐莹和瞿葆奎的《教育学科分类：问题与框架》历数教育学分支学科及其发展脉络，唯独不见了“教育学”，这都是“科学”眼光看出的“问题”，而不是教育学本身的问题。我们要知道，从赫尔巴特创立的教育学到现在已经200多年了，如果把200多年的人类教育活动发展作为一个变量来考量，我们还能够怀疑教育学科的地位和合理性吗？教育的发展变化要求从多学科来研究“教育现象”，相应的，教育学科的“领域”也应该扩大，但这只是预示了一个现象：教育学科的重要性及学科存在样态的多样性。当然，教育学科和教育学研究者也要具有相应的胸怀。
综上所述，从生存论哲学观点来看教育学，教育学是研究人的教育活动的人文科学，教育学内含人学目的论，与自然科学所具有的自我增值特点不同，教育学是“人为赋值”的学科，人赋予教育学以意义和价值，正如马克斯·范梅南所说，“人文学科则研究‘人’，或者，‘有目的、有意识的能动的存在’，他们能够创造有意义的事物，并能解释人类如何在世界上生存。”[15]p4教育学的理论概念与知识体系是服务于教育实践的，这也就意味着教育学具有人学立场，教育学通向人类的意义世界，实现人的价值。
四、教育学研究的生存论哲学方法及其旨趣
当前我国教育学研究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纵深发展，新思想、新方法和新命题逐步提出，教育研究的哲学、心理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不断夯实，正呈现多元开放、生机勃勃的局面。当然，在这种宏观大局中，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问题：有的研究盲目照搬其他学科理论，简单移植其他理论成果，难以嫁接到教育学上来；有的研究提出的命题武断片面，不能综合分析和全面评价，顾此失彼；还有的研究追求奇异，故弄玄虚，华而不实。这种问题说明我们需要对教育学的研究进行方法论的反思，厘清理论思维，梳理学术理路，加强方法探讨，生存论哲学就是一种对教育学研究具有直接指导和借鉴意义的思想和方法。
(一)生存论哲学方法是具有方法论意义的方法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生存论哲学就是当今的时代精神，是坚持马克思的实践哲学观点致力于世界改造的实践哲学，为教育研究提供了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和方法论基础。根据生存论哲学思想，教育实践就是教育学的本体论基础，教育实践蕴藏在生活世界之中，又体现了人的意义与价值追求，指向了生活世界的超越，是教育学的存在之家。教育中的认识论由人与世界的两类关系构成，即对象性关系和共生性关系，对象性关系构成了人认识世界的基础和方法，是科学认识论的方法，是以“看”为特征的方法；共生性关系构成了人存在于世界之中的基础和方法，是生存实践和人文体验性的方法，是以“做”为特征的方法。教育是有价值负载的，教育的目的性体现了人类的意义与价值属性，而不是价值无涉的，教育价值论要以人的存在意义与价值为基础，坚持人的主体性观点，确立人的价值主体地位，致力于人生意义与价值的构建。生存论哲学方法为教育研究提供方法论的指导，又不代替教育研究的具体方法，坚持理论对实践的检测与反思功能，为教育学提供人学命题和价值命题，而又拒斥一切神秘主义，对一些流行的理论观点进行检测、质疑与批判，在反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之中建立生活世界的“形而上学”。
我国教育学研究一直注重研究方法论的指导作用，也不可否认，有些研究错把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指导当作直接照抄照搬，用僵化的马克思主义去约束教育研究。但是，当前有些研究则走向另外一个极端，盲目照搬西方现代和后现代哲学观点，不顾教育学的民族性和“本土”性，忽视了教育学的人种、民族、水土和生态特征，更难以认识到教育的社会文化境况。因此，我主张坚持生存论哲学方法论的指导，对一些引进的或移植的新思想、新观点和新方法进行预防性的检测，对一些模糊性的认识进行澄清，对一些“闪光”的口号和命题进行质疑与评判。
(二)生存论视域中的教育学研究坚持方法论的指导，又不替代和否认其他的具体方法，是坚持人学立场的多元化的综合研究
生存论哲学为教育学研究提供了理论思维和方法论指导，但是并不替代和否认教育学研究的具体方法，教育学自产生以来，也一直在借鉴其他学科方法和形成自身的研究方法，教育学也具有一般科学的“方法先行”的特点。我国很多学者非常重视教育研究的方法，也曾提出了研究方法的前沿性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教育学的研究。王坤庆曾著《教育学史论纲》，以研究方法为线索梳理西方教育学发展及其方法论问题，提出了“经验——描述”、“哲学——思辨”、“科学——实证”、“规范——综合”和“科学——人文”的研究范式。[16]这个观点似乎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尤其是对其主张的辩证综合的方法论注意不够。
当前的教育学研究中，一些研究文章提出了很好的主张，强调教育学研究的文化范式，注重现象学方法，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的，但就全面性来说是不够的，这就要对其主要思维方法进行检测。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分析，一方面，强调教育学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是指教育学的人学立场和人文特性，是指教育学科的综合性质，并不否认用科学的方法研究教育现象，科学的观察、测量、统计、数理逻辑等具有普遍性的方法在研究教育中大有作为，量的研究生命力依然强大，尤其是研究教育的结构、规模和效益等宏观问题还必须采用这些方法。另一方面，单纯突出教育学的现象学性质既不能完全体现教育学科的综合性质，又潜藏着现象学方法的局限。教育学可以是现象学的人文科学，但不一定就说教育学只是现象学的人文学科，只能进行解释学的人文体验研究。现象学的方法可以为教育学所用，就如教育学现象学派的马克斯·范梅南也承认，现象学方法有其不足，它不能用于理解社会整体的特征，也不能解决问题。当然，现象学方法也有多种，人文学科的方法更是多样，李凯尔特的“个别化方法”、解释学的方法、对话的方法等都可以为教育学所用。
因此，我主张用生存论哲学方法论指导教育学科的研究，要从教育学科发展史上继承经过检验的其他方法，还要借鉴和改造其他学科的方法为教育学研究所用。方法具有一定的公共性，而教育学具有独特性。
内容摘要：教育和教育学的发展需要建立与之相应的阐释方式和研究方法论，从生存论哲学视域出发，建立另一种关于教育和教育学的阐释方式，既可以破除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式地“看”教育的观点，又能够对一些流行的理论观点进行检测、质疑与批判，从而构筑教育和教育学研究的方法论基础。在生存论哲学视域中，教育不仅指向科学世界，而且通向人的意义世界。
关键词：生存论哲学;教育;教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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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存论哲学方法意味着教育学研究不单纯是科学式的普遍性和确定性的寻求，而更应该是人文性的解释、理解、对话与倾听，意味着教育学研究者虔敬与倾听的姿态
自教育学产生以来，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教育纳入国家发展规划，教育制度化又进一步推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教育事业也是一个国家的综合工程。与此相应，教育学科的领域逐步扩展，教育也应该研究国家的教育政策与管理，可以研究特定的民族与群体生存情态。教育的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就成为现实，研究方法自然丰富多样，教育研究不排斥科学方法，但是，教育学的人学立场要求教育学研究不像自然科学那样寻求普遍性与确定性，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不是服从科学的“管理”与“规训”的学科逻辑，而是构建人之生存的意义与价值，是显现和理解人的生存境况，是扩大人的视野和拓开人的思维，是增进人的交往、团结与幸福。
迄今我们的教育研究不是科学的方法运用不够，而是人文学科的方法运用得不多，尤其是人文学科的方法论意识蒙眬。我们很多人的思维还停留在理性主义的“本质主义”及其知识观和真理观上，奉行逻各斯中心主义，迷恋具有总体性和普遍性的本质与真理，把教育学的研究当作一种“管理”与“控制”。生存论哲学方法论提供和彰显了一种“人文逻辑”：坚持人学目的论，注重个体性的生存现象；坚持感性实践的生活形式，显现人与自然、社会的本源性关联；坚持意义与真理的多元性、差异性和解释原则，否认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话语霸权；坚持个体主体性及主体间的生存价值优先的价值观，质疑和批判强迫性共识，呼吁对个体、差异和特殊的解释、理解、对话与倾听。
教育学研究的人文逻辑将使教育研究呈现出更加多元开放的局面，教育学既可以与科学结合，运用科学新发现、新成果和新方法，又能够融入人文学科大家族，把哲学、历史和文化等学科的理论、命题和方法运用到教育学中来，在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发展过程中改善教育实践。教育学研究可以追踪西方教育学科的发展，更要进行本土化，借鉴西方思想，整理中国教育思想资源，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教育思想。20余年前，陈元晖先生在《中国教育学七十年》一文中就期盼教育学的繁荣与“中国教育学”的诞生，我们有理由期待生存论哲学思想和方法给我们启迪。
最后，要强调的是，生存论哲学方法对教育研究者也提出了要求：研究者要对人与教育保持虔敬与倾听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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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ki.kjdkx.2015.05.041
Moral Education Returning to Life
――Realization Path of Moral Internalization and Externalization
FAN Yalan
（College of Philosophy and Sociolog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Abstract "Education Should Return to Life" is the common voice of the community and even education. Moral education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education， examination-oriented education is facing the tide is educated， scientific and marginalization of the crisis， "Return to Life" is very important. Based on Husserl "life-world" ground-breaking introduction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ral education and life and Dewey "Education is life" and Tao's "Life is Moral" Two typical Life Moral elucidation theory， argumentation "moral return to life"， students need to practice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moral and ethical life experience with these two aspects of moral internalization and externalization of ways.
Key words moral; life; moral education; life moral education
“现代德育由于其知性特质，在很大程度上是悬挂在空中破碎而又抽象的德育，这正是现代德育陷人困境的主要根源之一。”①因此，德育要回归生活，打破其原有的知性框架，让学生在生活实践中体悟道德、深化道德，实现道德的内化和外化，让学生知行合一、内外兼修。“没有生活做中心的教育是死教育。没有生活做中心的学校是死学校。没有生活做中心的书本是死书本。”②生活是德育的根基和土壤，德育来源于生活、在生活中进行、又回到生活，生活与德育密不可分。本文所探讨的生活德育论就着眼于生活与德育的紧密关系，试图解决当前德育困境、为现代德育注入新的活力。
1 奠基：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理论
理论上，德育回归生活，受到胡塞尔生活世界的极大影响。胡塞尔针对实证主义的科学危机，将生活世界作为与科学世界相对立而存在，提出“回归生活世界”。生活德育论的研究也需要以此为基础展开论述。
胡塞尔对“生活世界”是这么定义的：“生活世界总是预先给定的世界，它总是有效，并且预先就作为存在着的东西而有效，但并不是由于某种意图，题材范围，或按照某种普遍的目的而有效。每一种目的都是以它为前提;即使是在科学的真理中认识这样一种普遍的目的，也是以它为前提，并且已经是以它为前提。”③生活世界不同于理论化、抽象化的科学世界，它是一个具体的、直观的世界，与我们的体验直接相关，是切切实实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日常的、可感觉的现实世界。
首先，生活世界是一个日常的人们生活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是绝对的中心，没有人生活世界也无存在的意义可言。“人们就是生活于这样的世界中，经验着这个世界，感觉着这个世界。它是人的世界，只有在其中，人的地位和价值才得到充分的彰显。”④其次，生活世界是一个奠基性的丰富世界，作为对立面的科学世界也必须建立在它的基础上。人是靠实践活动感知自己的存在、体验与他人沟通的过程并接触与感官直接相连的生活世界，生活世界就为人们提供了这样的实践的场域。人的一切活动都必须在生活世界中进行，生活世界是人的活动的基础。也因为人的活动的存在，生活世界是丰富的，充满着无限可能性。最后，生活世界是主体间的世界。胡塞尔十分注重生活世界中人们的交往活动，提出了“交互主体论”，认为人们的交往活动分为互识即相互认识、相互理解与共识即相同的理解两种。由此，胡塞尔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活动提高到了生活世界中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
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理论为“德育回归生活”作了很好的铺垫。它确立了人的主体地位，人是生活世界的绝对中心和价值主体;生活世界是所有活动的基础，是人们实践的场所，也因此更加丰富多彩;它也应该是交往的世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是生活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胡塞尔的“生活世界”为依托的生活德育，也注重学生的德育主体地位，让学生在实践中体悟道德，实现道德的从内化到外化再从外化到内化转换过程。生活德育论继承了“生活世界”理论，认为生活蕴藏着丰富的德育资源和宝贵的德育时机，学生从生活中习得道德。当然，道德不是一个人的事情，它是一种动态的人际关系，是在人与人的交往过程中实现的。因此，生活德育论要求学生必须积极参与交往的生活世界，在交往中感受道德的实现。
2 德育与生活
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理论为生活德育论作了基础性的解释，那么德育与生活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呢？进行德育与生活关系的深入剖析能够帮助我们加深对生活德育论的理解。德育即道德教育，道德是德育的手段。因此，探讨德育与生活的关系需要以道德与生活的关系为基础。
首先，道德的产生和发展源于生活。“从历史的源头来考察，道德从根本上源于生活的需要，源于以物质生活为基础的社会往。”⑤世界本无道德，因为有了人，人们为了更好地生活，更好地处理人际关系，进而创造了道德。生活实质上就是由人与人的交往活动和社会关系组成的。因此，道德是在人与人的交往过程中，是在与人们共同生活过程中产生的。道德作为一种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规范，在维持交往性和互动性的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次，生活需要道德。“道德与生活具有同一性。生活都是道德的生活，尽管不一定都是良善的生活，但一定蕴含着道德的因素。道德是生活的内在规定，是生活的魂灵。”⑥社会不论是螺旋式的上升还是波浪式的前进，总的趋势总是发展的。而社会的发展、生活的改善需要道德，道德是实现社会良序发展和美好生活的保障。最后，道德在生活中实现。马克思说：“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⑦实践性是生活的基本属性，道德通过实践外化出来，也是通过实践化为内在的德性，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因此，实践于生活既是道德的目的也是道德的手段，道德的价值是通过生活的实践来体现的。
同样的，德育源于生活，德育是与道德相伴随产生的;美好的生活需要道德，当然更需要实现道德、进行道德教化的德育;德育的过程不是符号化的知性记忆，而是实践中的生活体悟，学会做人、将道德践行才是德育的最终目的。生活承载着德育，德育引导着生活，德育与生活融为一体。
3 生活教育理论
生活教育理论的两个代表教育家是杜威和陶行知。他们都十分重视教育与生活的结合，消融了教育与生活人为建立的分界线，让学生在生活中学习，在学习中生活，希望这种教育模式能够带给学生更好的学习体验和生活体验。而德育是教育的核心，德育为“五育”之首，生活教育论的思想对生活德育论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3.1 杜威：“教育即生活”
美国民主主义教育家杜威是教育史上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他的教育思想标志着一个时代。“教育即生活”的思想是他生活教育思想的核心和精髓。
杜威的生活教育理论立足于生活的实践性，认为教育是生活经验的积淀。“一切真正的教育是来自经验的”，“教育是在经验中、由于经验和为着经验的一种发展过程。”⑧杜威强调“做中学”的思想，认为经验只有在生活中、在实践中才能取得，因此，杜威强调经验的重要性就是强调生活中实践的重要性。人们所接受的教育不仅来自老师和书本上知识，更多地来自经验的习得。知识是外在于身体的符号，通过生活实践中的视听触味嗅――“五觉”的感官经验将这些符号知识内化、掌握;有些知识更是直接从生活实践中获得。例如，老师和书本传授的道德知识即“我们应当做什么、怎么做”的知识，应当在生活中通过实践来直接体验，转化成道德经验、道德事实。因此，德育的过程就是一种生活的道德经验积淀的过程。另一方面，他的思想立足于生活的社会性，也就是“学校即社会”。“教育是社会生活的过程，而不是生活的预备。”学校是一个小型社会。杜威认为，应当把现实的社会缩小到一种“雏形”的状态，将这样一种状态应用到学校生活中，让学生在学校中也能体验社会的状态，实现学校与社会的贯通。
总之，无论是实践性还是社会性，都是“教育即生活”思想的体现。
3.2 陶行知：“生活即教育”
陶行知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伟大的人民教育家”，结合中国的实际，继承和发展杜威的生活教育思想，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生活教育主张。
陶行知对生活教育下的定义是：“生活教育是以生活为中心之教育”、“生活教育是生活所原有，生活所自营，生活所必须的教育。”教育要通过生活才能发出力量而成为真正的教育。杜威的“教育即生活”更多地强调教育应当融入生活，在生活中体悟，生活在这里处于从属地位;不同的是，陶行知的“生活即教育”将生活放到首要位置，认为生活才是中心，给生活以教育。“从整个生活出发，过整个的生活，受整个的教育”，陶行知强调生活重要性，突破了以往生活教育论的保守倾向。“社会即学校”的思想突破了狭隘的学校教育的限制，认为“到处是生活，即到处是教育;整个的社会是生活的场所，亦即教育之场所。”⑨这是对教育场所和空间的拓展，旨在把整个社会、整个人生都列入生活教育的范畴。“教学做合一”是陶行知生活教育原理的方法论。他是这样阐释三者关系的：“教学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我们在做上教，在做上学。事怎样做便怎样学，怎样学便怎样教。教而不做，不能算教;学而不做，不能算是学。教与学都以做为中心。”它体现了“教训合一”、“知行合一”的教育方法。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论是给生活以教育，用生活来教育，为生活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育的理论。他不仅强调“生活”的中心，而且强调“做”的中心，将生活教育论的魅力发挥到极致。
3.3 德育的生活化与生活的德育化
我们可以看到，虽然两位思想家的生活教育思想有所差异、也各有侧重，但是都以生活为基点、以实践为根本、以人为主体。其实，他们的生活教育论应用到德育中更为切合，也正好满足了德育的需要。德育就是一种生活德育，它的目的就是让学生在生活中实现道德，成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杜威与陶行知分别强调的是德育的生活化与生活的德育化。前者要求德育从生活出发，在生活中进行，并回到生活;后者要求以德育来改造生活，使社会生活成为道德的生活。无论是德育的生活化还是生活的德育化，都是德育回归生活、融入生活的体现;无论是经验的积淀还是做的中心地位，目的都是通过道德的生活实践体验，实现道德从内化到外化、外化到内化的转化;无论是“学校即社会”还是“社会即学校”，都是以学生为主体地位，通过个体亲自参与生活体验，发挥人的自觉性、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从而更好地体悟道德，指向德育的目标。
4 总结
经过胡塞尔“生活世界”的铺垫、德育与生活关系的讨论和杜威与陶行知这两个典型生活教育论思想家思想的解释，我们对生活德育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生活德育论的最终指向是德育课程，希望能解决当下德育课程“直接道德教学”的困局。杜威对于“直接道德教学”有一个著名的论断：直接的道德教学只能帮助学生形成“关于道德的观念”，不能形成“道德观念”。可惜的是，在以杜威、陶行知为代表的生活德育理论思想提出许久后的今天，德育教学仍无法走出应试教学、知性教学的怪圈，道德教育效果仍不明显。幸而，近些年来，生活德育理论又重回人们的视线，也取得了大量优秀的研究成果。相信，实现德育向生活的回归将指日可待。
注释
① 高德胜.生活德育简论.教育研究与实验，2002（3）.
② 陶行知.生活即教育.中国教育改造.东方出版社，1996：150.
③ 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王炳文，译.商务印书馆，2000：558.
④ 王文鹏.胡塞尔“生活世界”理论的德育启示.山东省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1.
⑤ 唐汉卫.生活道德教育的理论论证.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4）.
⑥ 冯建军.“德育与生活”关系之再思考――兼论“德育就是生活德育”.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7（4）.
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56.
⑧ 杜威.我们怎样思维・经验与教育.姜文闵，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250.
⑨ 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2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180，633，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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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马克思主义教育意义及现状
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相对应的，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在高校教育中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是必不可少的。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堂，是我国大学生构建个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阵地，是提升自身政治素质的主要平台，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在高校实施的成败与否，关系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关系到整体中华民族的综合素质，关系到国家未来栋梁之才是否能够承担起建设国家的责任。
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学在高校的教育发展中，一直备受关注，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中之重，因此各大高校都在积极寻求将马克思主义教育贯彻实施的方法。虽然，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实施方法，在高校中不断被探索发掘，但是具体实施过程中，仍然遇到许多障碍。首先，在硬件设施和师资理念上来说，传统的教学方法与形式，已经不能吸引学生上课的注意力，使得该课程形同虚设。其次，在经济不断发展的今天，大学生的思想开始多元化，并且存在很大的个体差异性，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进行创新，满足大学生的价值观需求。再次，师资队伍建设不能满足贯彻马克思理论教育实施的要求，高校的整体研究水平不达标，更为甚者，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中，存在学生对于该理论教育存在排斥的现象。从深层次分析来说，高校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政治思想教师，在没有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大学生的个人担当的关系阐明之前，就进行理论的灌输，这就导致了大学生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些内涵以及保家卫国、社会责任感的内容产生了厌烦情绪，从而在根本上阻碍了马克思理论教育的实施。
二、传统文化教育思维逻辑促进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中国文明源远流长，至今已有五千多年的历史，在中国文明不断演进的过程中，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更是集文明之大成，博大精深，意义深邃。在现代教育的课堂中，运用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去构建现代的课堂体系，以深邃的思想去创建大学生的思维范式，无疑是对大学生的思维逻辑进行重构。这种思维逻辑框架在重构之后，能够为教育的实施打开一个新的切入点，这种方法相较于传统的政治理论灌输来说，具有很大的优势。在中国传统教育与政治教育结合的过程中，我们注重的就是如何将二者更好的结合。而中国传统教育是利用三种逻辑不断向深层次递进，阐明个人价值与国家担当之间的关系的。中国传统教育中的天地人逻辑强调了天地之道向人道的过渡，进而弘扬明德良知逻辑，强调个人道德的提升，最后注重境界晋升逻辑，将个人责任与爱国爱家的理念完美结合，达到天地人的统一。[1]
第二，中国传统教育强调家国合一，明德良知。在这个传统的逻辑理念之下，儒家以其为教育的切入点，强调人性本善，宣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认为家国之爱是一体的，是人自出生以来就带有的天赋，也是一个人在不断的成长学习中应该有的基本素质和人格。因此，儒家千百年来所倡导的理念，为现代教育打开了一个进行政治教育的通道，在传统教育的解说之下，为受教育者提供更深层次的家国讲解，为个人价值与国家责任寻找一个更好的连接点。这就改变了当今政治教育的表面性，从而在良知上去打动受教育者。
第三，境界晋升的教育逻辑对于中国教育的发展也起着重要作用。境界晋升逻辑主要强调的是，中国传统教育的追求层级从自然到人再到天地的过程，以至于达到圣人的境界，这对于每一个有志向的人来说，都是人之常情。对此，冯友兰先生为人生的追求境界给出了具体的概括：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这四种境界是逻辑晋升的过程。[2]对于境界晋升逻辑，其主要是为了提升个人的自我修养，以实现自然与人的整体和谐，在整体上实现天地人合一，这种境界的提升具有很高的美学造诣。使得传统文化的实施在枯燥中显得高雅不失趣味。这就为高校政治教育的落后实施提供了一个先进的范例。
总的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身所具备的深邃性和优雅兴，使得教育者和受教育者能够有效地进行沟通，从而给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行之有效的途径。所以，将传统文化教育运用到高校政治思想教育中，会在很大程度上促进教育发展。
三、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如何将其更好的在高校教育中实施，我们提出了将其与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相结合的建议，下面本文阐述了展开该工作应该从哪些方面实施：
第一，从师资建设方面来说，高校必须任用具有高度传统文化素养的教师来任教思想政治课程。思想政治课相较于其他专业课程的老师来说，必须见多识广，对于传统文化有很深的见解，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利用传统文件的切入点，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其中，以达到融会贯通的效果。
第二，要求教师能够改变课堂上的教育方法与形式，灵活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相关内容与传统文化的衔接之处。教师需要深入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共同之处所在，在进行传统文化的见解时，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深层次的解读，简单来说，就是用中国传统文化所拥有的知识内涵，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讲解出来，并且能够引起学生兴趣，提升教育效果。
第三，注重实践，在实践中达到教学的目的，要求学校积极组织思想政治教育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相关活动，把握实践活动多带来的教育机会，展开不同形式的教学实践，将弘扬传统文化与贯彻思想政治教育有机结合。例如在我国传统文化节日时期，举行节日活动，将思想政治教育知识以问答的形式运用到其中，并且组织受教育者进行积极向上、热爱集体的相关活动，使所学有所用，达到知行合一、学以致用的目标，树立受教育者正确的价值观，爱国爱党，有责任有担当。
总而言之，中国文明是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上的，中华民族五千年来不断发展，中国文明源远流长，都是得益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它就如同血液一样，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里奔腾。所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实施，不能离开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两者需要进行有效地结合，分析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中国发展的实际意义，通汇贯通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教学当中，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进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一、马克思主义教育意义及现状
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相对应的，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在高校教育中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是必不可少的。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堂，是我国大学生构建个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阵地，是提升自身政治素质的主要平台，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在高校实施的成败与否，关系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关系到整体中华民族的综合素质，关系到国家未来栋梁之才是否能够承担起建设国家的责任。
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学在高校的教育发展中，一直备受关注，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中之重，因此各大高校都在积极寻求将马克思主义教育贯彻实施的方法。虽然，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实施方法，在高校中不断被探索发掘，但是具体实施过程中，仍然遇到许多障碍。首先，在硬件设施和师资理念上来说，传统的教学方法与形式，已经不能吸引学生上课的注意力，使得该课程形同虚设。其次，在经济不断发展的今天，大学生的思想开始多元化，并且存在很大的个体差异性，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进行创新，满足大学生的价值观需求。再次，师资队伍建设不能满足贯彻马克思理论教育实施的要求，高校的整体研究水平不达标，更为甚者，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中，存在学生对于该理论教育存在排斥的现象。从深层次分析来说，高校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政治思想教师，在没有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大学生的个人担当的关系阐明之前，就进行理论的灌输，这就导致了大学生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些内涵以及保家卫国、社会责任感的内容产生了厌烦情绪，从而在根本上阻碍了马克思理论教育的实施。
二、传统文化教育思维逻辑促进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中国文明源远流长，至今已有五千多年的历史，在中国文明不断演进的过程中，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更是集文明之大成，博大精深，意义深邃。在现代教育的课堂中，运用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去构建现代的课堂体系，以深邃的思想去创建大学生的思维范式，无疑是对大学生的思维逻辑进行重构。这种思维逻辑框架在重构之后，能够为教育的实施打开一个新的切入点，这种方法相较于传统的政治理论灌输来说，具有很大的优势。在中国传统教育与政治教育结合的过程中，我们注重的就是如何将二者更好的结合。而中国传统教育是利用三种逻辑不断向深层次递进，阐明个人价值与国家担当之间的关系的。中国传统教育中的天地人逻辑强调了天地之道向人道的过渡，进而弘扬明德良知逻辑，强调个人道德的提升，最后注重境界晋升逻辑，将个人责任与爱国爱家的理念完美结合，达到天地人的统一。[1]
第二，中国传统教育强调家国合一，明德良知。在这个传统的逻辑理念之下，儒家以其为教育的切入点，强调人性本善，宣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认为家国之爱是一体的，是人自出生以来就带有的天赋，也是一个人在不断的成长学习中应该有的基本素质和人格。因此，儒家千百年来所倡导的理念，为现代教育打开了一个进行政治教育的通道，在传统教育的解说之下，为受教育者提供更深层次的家国讲解，为个人价值与国家责任寻找一个更好的连接点。这就改变了当今政治教育的表面性，从而在良知上去打动受教育者。
第三，境界晋升的教育逻辑对于中国教育的发展也起着重要作用。境界晋升逻辑主要强调的是，中国传统教育的追求层级从自然到人再到天地的过程，以至于达到圣人的境界，这对于每一个有志向的人来说，都是人之常情。对此，冯友兰先生为人生的追求境界给出了具体的概括：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这四种境界是逻辑晋升的过程。[2]对于境界晋升逻辑，其主要是为了提升个人的自我修养，以实现自然与人的整体和谐，在整体上实现天地人合一，这种境界的提升具有很高的美学造诣。使得传统文化的实施在枯燥中显得高雅不失趣味。这就为高校政治教育的落后实施提供了一个先进的范例。
总的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身所具备的深邃性和优雅兴，使得教育者和受教育者能够有效地进行沟通，从而给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行之有效的途径。所以，将传统文化教育运用到高校政治思想教育中，会在很大程度上促进教育发展。
三、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如何将其更好的在高校教育中实施，我们提出了将其与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相结合的建议，下面本文阐述了展开该工作应该从哪些方面实施：
第一，从师资建设方面来说，高校必须任用具有高度传统文化素养的教师来任教思想政治课程。思想政治课相较于其他专业课程的老师来说，必须见多识广，对于传统文化有很深的见解，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利用传统文件的切入点，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其中，以达到融会贯通的效果。
第二，要求教师能够改变课堂上的教育方法与形式，灵活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相关内容与传统文化的衔接之处。教师需要深入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共同之处所在，在进行传统文化的见解时，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深层次的解读，简单来说，就是用中国传统文化所拥有的知识内涵，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讲解出来，并且能够引起学生兴趣，提升教育效果。
第三，注重实践，在实践中达到教学的目的，要求学校积极组织思想政治教育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相关活动，把握实践活动多带来的教育机会，展开不同形式的教学实践，将弘扬传统文化与贯彻思想政治教育有机结合。例如在我国传统文化节日时期，举行节日活动，将思想政治教育知识以问答的形式运用到其中，并且组织受教育者进行积极向上、热爱集体的相关活动，使所学有所用，达到知行合一、学以致用的目标，树立受教育者正确的价值观，爱国爱党，有责任有担当。
总而言之，中国文明是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上的，中华民族五千年来不断发展，中国文明源远流长，都是得益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它就如同血液一样，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里奔腾。所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实施，不能离开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两者需要进行有效地结合，分析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中国发展的实际意义，通汇贯通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教学当中，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进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