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英语阅读理解题型的定性分析
在阅读解题时，读者需要经历一个从表层语言符号到深层概念结构的心理加工过程，通过分析文本的语言符号，获得隐含的话语意义。看到篇章中的词汇，神经网络中与该词汇相关的认知域或语境就会被自动激活并构建出很多关联，形成认知网络。Fauconnier(1999:98)谈到，语境中的任何语言形式具有激活大量认知模式的潜在力。在认知网络中，I代表读者获取的新信息newinformation，C表示被激活的认知语境信息cognitivecontext，R表示读者在不停的寻找最佳关联relevance，B表示新旧知识的整合blending，Kintsch和vanDijk(1978)从认知心理学角度研究记忆与理解，认为在阅读完文本材料后，被试都要对于新获取的信息进行即时的处理
（1）再生，准确的反映对文本的理解；
（2）重构，从文本出发，加上被试自身的知识所能推导出的陈述；
（3）元陈述，被试自己对于文本的评价、观点和态度。英语阅读理解中的细节题主要考察信息的再生，推理题主要考察被试大脑根据自身背景知识和文本信息对于知识的加工和重构，主旨观点题型旨在考察心智的元陈述。三种陈述对应于英文阅读理解中最常见的三种题型，因此心理语言学有助于深入发掘该题型背后的心理机制。虽然本研究将阅读题型粗略的归为三类，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这样的研究有助于揭示解题内在心智过程。
三、英文阅读理解题型的认知
理解模型阅读是语言学习中的重要技能，只有积累了大量的输入性信息，读者才能根据语言规则建立最佳关联，整合出最具关联的新创结构。Kintch和vanDijk的语言理解模型，“基于从文本基础上抽取出命题”，对于新获取的信息抽象化加工。命题由一个谓词以及一个或者多个论点构成。谓词对应被试阅读中看到的动词、形容词、副词或者连接词；论点指的是对应的名词，名词短语或从句。在被试的主观意图这方面，个体在认知语境上的差异也会影响文本的理解和最终的答题（R.Anderson&Pichert，1978)。被试在阅读过程中，应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积极的把旧命题和新命题联系起来，发掘隐含的话语意义。若被试发现新旧命题之间缺乏匹配关系，就需要根据背景知识作出推理假设，建构的概念网络，使命题间具有最佳关联(Sperber&Wilson,2001)的意义。这要求被试在阅读时主动的寻找显性的或是隐性的逻辑连接词，主旨态度类题型重点考察被试的元陈述能力，涉及到的命题数量更多，花费的信息处理时间也更长，英语教师常建议学生最后做主旨态度类题型。
随着高校体育教学改革的不断深人，高校体育与大学生心理健康相互促进的关系逐渐被人们所认识。为探寻高校体育与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互动的有效结合点，本文基于测试和调查的数据，深人分析了当代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身体认知结构和体育锻炼态度—行为之间的相关性。
1研究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采取随机分层抽样的办法，选取湖北经济学院、广东汕头职业技术学院、武汉理工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华中农业大学等5所高校的50个体育教学班级，共1715人为研究对象，其中男生792人，女生923人。
1.2研究方法
1.2.1心理量表测评法
选用心理症状自评量表(SCL-90)，测定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并根据问卷统计结果，将调查对象分为正常组、轻度组、中度组和重度组。该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和较高的效度。
1.2.2身体自尊量表
选用《大学生身体自尊量表))OPSPP)，测量个体对自我身体的不同方面的满意或不满意感程度。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ma
1.2.3锻炼态度量表
选用《锻炼态度量表》了解大学生的体育锻炼态度、认知与行为情况，该量表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和内容信度。
1.2.4数理统计法
运用Excel和SPSS11.0软件对三项测试的评分进行描述统计和比较分析。
2结果与分析
2.1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总体情况分析
SCL-90总分是90个单项分相加之和，反映心理健康状况的总体水平，SCL-90总分越高，说明心理健康总体水平越低，反之，心理健康总体水平越高。f=1参照李虹报道[3[中的类似标准规定:SCIr90总分)180为心理障碍，其中180}SCL-90总分<225为轻度心理障碍，225}SCL-90总分<<270为中度心理障碍，SCL-90总分〕270为重度心理障碍。9个因子中任一项3分为心理卫生问题的阳性检出。对SCI-90问卷的初步统计结果表明:有226人存在轻度心理障碍，占总人数的13.2%;具有中度心理障碍的学生人数为157人，占总人数的9.2%;具有重度心理障碍的学生人数为32人，占总人数的1.93%;有173名大学生至少在一项因子上得分〕3分，本次调查的心理问题阳性检出率为10.1%。通过对存在心理障碍的大学生的心理问卷中的9项因子分项统计，笔者发现大学生存在的心理障碍症状排在前3位的依次为强迫、人际关系敏感和偏执，其次为抑郁、焦虑和敌对;这些症状均可引起大学生在心理上产生不自在、自卑、交际范围狭窄、与大多数同学合不来、对同学的优点嫉妒等现象，致使其处于忧郁、苦闷的情感之中，从而导致其在体育教学中不愿参加集体性和竞争性活动项目，对游戏性活动项目缺少兴趣，反应迟钝。
2.2大学生身体认知结构时其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分析
个体的心理健康发展与健康的良好感觉紧密相连，且健康主观感受极大程度地影响着其身心实际健康状况的感觉。rs}为分析身体认知结构对大学生心理的影响情况，笔者从大学生对身体自我价值感、运动能力、身体状况、身体吸引力和身体素质等5个方面的认知情况进行比较分析。根据该量表的评分规定，除运动能力分量表的评分越低表示对自我运动能力认知越高外，其余4个分量表则是评分越高，表示认知水平越高。由表1可知，随着心理健康水平的下降，除在运动能力认知方面的评分呈逐渐上升的趋势外，其余4个方面的评分则逐渐下降。另外，体质不及格组在身体自我价值感和身体吸引力中的标准差和其他3个组相比较有显著性差异;心理重度障碍组5方面评分中的标准差与其他各组相比较存在显著性差异。由此说明，大学生对自我身体认知结构越高，其心理健康水平就越高。
2.3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与体育镶炼状况的相关性研究
2.3.1不同锻炼状况下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情况分析
从心理学角度分析，体育锻炼对大学生心理的积极影响主要有四个方面[6J:第一，体育锻炼有助于非认知因素的发展;第二，体育锻炼可减轻心理压力;第三，体育锻炼有助于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第四，体育锻炼能产生充实感、满足感。很显然，体育锻炼能有效地影响其心理健康发展，但不同体育锻炼状况下的心理健康水平是否会存在不同呢?为便于研究的需要，将大学生群体划分为经常锻炼和不经常锻炼两类。根据我国体育人口的判定标准问，将每周体育锻炼3次以上，每次体育锻炼时间30min以上的学生确定为经常参加体育锻炼者，反之则视为不经常参加体育锻炼者。从表2可以看出，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大学生为1017人，占总人数的59.3%;不经常锻炼的大学生698名，占总人数的0.7%;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大学生中有821人心理健康状况良好，占经常锻炼人数的80.73%，有196名大学生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障碍，占经常参加锻炼的总人数的19.3%;不经常参加锻炼的698名大学生中有479名心理健康状况良好，占不经常锻炼人数的68.62%，有219名大学生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障碍，占不经常参加锻炼的总人数的31.4%。说明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要好于不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大学生，其心理健康障碍发生率和心理问题阳性检出率均低于不经常参加体育锻炼者。可见，在日常生活中坚持体育锻炼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有着积极而重要的调节作用。
体育锻炼对大学生心理健康发展的影响作用具体反映在不同的心理因子上。通过对经常锻炼与不经常锻炼的大学生的9项心理因子进行对比分析，发现经常锻炼者9项因子的症状均明显低于不经常锻炼者，说明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要高于不经常锻炼者;将两种锻炼状况下的大学生的9项心理因子与国内正常同龄人常模进行两两比较阴，发现不经常锻炼者各项因子的症状均明显高于国内常模，经常锻炼者在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抑郁、敌对、偏执、阳性项目数明显高于国内常模(P<0.05)。除躯体化和恐怖因子外，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大学生的其他7项心理因子与不经常参加锻炼的相比，均有显著性差异(见表3)0
2.3.2大学生体育锻炼态度、行为与心理健康水平之间的相关分析
研究表明，喜爱体育锻炼的程度、每周锻炼的(下转第48页)(上接第45页)次数、每次锻炼的平均时间、锻炼的选择强度、锻炼后的自我感觉和锻炼的坚持程度6个维度和心理健康相关系数依次是:0.483,0.410,0.310.0.314,0.159,0.321和0.473a}’，由此可知，从事体育锻炼的态度、每次锻炼时间和锻炼的坚持程度等3个维度起主要影响作用。
从表4可以看出，(1)从表格的行间数据看，四个心理健康水平的组内均存在着:目标态度、锻炼认知、情感体验、主观标准共同影响大学生的体育锻炼态度;而体育锻炼态度又影响着学生的锻炼意向。说明大学生的体育锻炼态度与行为间存在密切的联系性;(z)从表格的列间数据看，除主观标准外，其余7个因素中的数据都是随着心理障碍程度的加重，各因素的评分呈逐渐下降的趋势，说明大学生的体育锻炼态度一行为和其心理健康水平具有较高的相关性;(3)从各组数据的标准差来看，心理重度障碍组除在情感体验和行为控制感两因素中不存在显著差异外，其余各因素的标准差均存在显著性差异。由此可知，心理严重障碍组的学生在这6因素方面的离散程度较高。
3结论与建议
3.1结论
3.1.1不同心理健康水平的大学生对身体自我价值感、运动能力、身(州犬况、身体吸引力和身体素质5个方面的认知有显著性差别，说明大学生的自我身体认知结构越高，其L}理健康水平就越高。
3.1.2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大学生心理健康障碍发生率和心理问题阳性检出率均低于不经常参加体育锻炼者的心理健康水平，表明经常参加体育锻炼能有效地促进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发展。
3.1,3大学生的身体认知结构、体育锻炼态度、锻炼行为和心理健康状况之间存在着较高程度的正相关性。
3.2建议
有更多的数据表明大学生同性恋群体并不像表面上看上去的那么乐观勇敢。在大学生同性恋群体的自评中, 虽然有40 % 的被调查者认为他们是“一个特殊但并没有危害性的群体, 需要社会的特别关注”, 另有54 % 的被调查者则觉得他们“跟其他的大学生没什么两样, 很正常”, 但是在被问及“您认为现在的中国社会对同性恋的普遍态度”时, 仍然有高达58 % 的被调查者觉得社会对他们的态度是“鄙视, 厌恶, 排斥”的, 仅有10 % 的被调查者认同社会的普遍态度是“宽容, 表示理解”的。有些同性恋大学生表现出喜欢异性是为了掩饰自己同性恋取向，怕被身边同学知道后受到嘲笑、讥讽或是直接的人身攻击，有的还担心将来不能和异性结婚生子而遭受到父母家人的压力。如果大学生同性恋群体自身主体认为社会对他们是排斥的,那么这种悲观主义只能导致他们更为隐蔽的隔绝自己, 将与社会的互动压缩至最低, 随之而来的只能本文由收集整理是更为深层的心理压抑和人格异化, 而这是谁也不想看到的结果。
2. 大学生同性恋群体的安全隐患
大学生同性恋群体面临着一系列社会的道德的法律的经济的疾病的问题，他们的心理和行为与社会规范常常处于不相容的状态，这使他们经常地处于性的冲动追悔和苦恼的矛盾之中，正因为同性恋者接受的是绝大多数人的异性恋的主流文化，所以他们最共同弱点是自嘲、自贬、自病和自弱，他们心情压抑，心理困惑，行为隐蔽，不敢正视生活，直面人生。学者张北川根据多年来一直对同性恋者进行的跟踪调查，得出一组沉重的数据：因为歧视，30%-35%的同性恋者曾有过强烈的自杀念头，9%-13%的人有过自杀行为，同样是因为歧视，21%的同性恋者在身份暴露后，受到异性恋者的伤害，包括当面侮辱殴打敲诈等。这些焦虑和困惑使同性恋大学生的生活受到很大影响，特别是影响学习，个别人因此出现抑郁倾向 ，甚至出现自杀倾向。另外，由于校园里缺乏适时适度的性教育，很多年轻的同性恋者只能通过黄色网站等不良渠道涉猎相关知识，这也是同性恋者出现违法行为的重要诱因。
大学生是将来祖国建设的栋梁之才，这一群体有主动要求心理辅导的同性恋者，也有有了心理困扰拒绝别人帮助的同性恋者，且成为同性恋可能是自愿的，可能是被迫的，或许还有其他。他们的生活充满了痛苦，在同志内部，他们要面临感情的追逐、面对外部环境，有来自家庭、道德伦理法律的诸多困扰。这类学生有主见，且自我封闭害怕被同学发现大学生一般都过着集体生活，对于同性恋大学生除了学习的使命外，不但要处理好自己的人际关系 ，而且要努力使同志间的恋情不被外界环境的压力而产生动摇，所以他们生活的很辛苦，如果同志间的情感不稳定且抵挡不住外界的压力，情绪很容易波动，也很容易产生轻生的念头。
3.加强大学生同性恋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
很多大学生对同性恋现象的认知更多地停留在行为层面, 对于精神层面的内涵了解较少,对于同性恋行为仍存在一定程度的误解与偏见, 如将同性恋群体视为情感游戏者、道德败坏者或性病、艾滋病传播者, 由此就本能地、情绪化地反感他们, 并在道德上歧视他们。大学生同性恋群体整体的生存环境仍十分尴尬, 来自家庭、社会、学校、道德、伦理、法律的诸多外在困扰使多数同性恋者不得不隐瞒自己的真实心理倾向,承受着压力和痛苦。每个人对自己性倾向的认识和认同都有一个过程, 自我认同不足是导致许多同性恋者痛苦的内在因素。大多数的同性恋大学生生活在自我隐藏状态中,他们或是担心暴露性取向后受到歧视； 或是希望找一位同性恋爱对象, 但不敢或没有渠道去找；他们为未来能否结婚而焦虑, 特别是独生子女同性恋者, 担心将来不结婚要遭受来自家庭的沉重压力；部分同性恋者因为希望改变自身性取向却又无法改变而产生抑郁情绪；也有不少同性恋者偶然发生同性性关系后担心感染性病、艾滋病而感到焦虑。这些困惑和焦虑使同性恋大学生的生活、学习、人际交往等受到极大影响, 不少人患上不同程度的抑郁症, 甚至出现自杀倾向。作为高校辅导员我觉得大学生同性恋群体的心理健康很令人担忧，所以做好大学生同性恋者的心理健康教育是至关重要和迫在眉睫的。
4.加强大学生同性恋心理健康教育的有效途径
4.1做好高校教育引导工作
开设专门的教育课堂，增强大学生健康的性文化教育，引导学生确立正确的性取向。高校应加强健康的性文化宣传，引导和鼓励大学生之间正常的两性交往，让大学生掌握科学的性知识和树立健康的性观念，形成和谐完美的人格和人生观、道德观。
4.2加强人文关怀积极融入到群体生活
由于大学生同性恋群体内心较为脆弱，极易出现心理波动，辅导员老师应深入了解学生情况，特别是特殊生群体，其中应加强对同性恋学生群体的关怀与心理辅导，用辅导员的真挚和关怀使大学生同性恋者缓解压力，动员干部、党员、室友关心同性恋同学，不要使其孤立，通过与同学交流与参加活动，转移他们的注意力，发挥他们的才能与特长使其融入到群体中来，令他们放松心态，慢慢的帮助当事人形成正确的自我信念。
一、认知翻译学综观
传统翻译学认为，翻译是以语码转换为标志的一种语言活动。然而，现代认知语言学已经揭示，语言是心智的表征，语言结构反映了人类经验结构。翻译活动中的语码转换，就是对心智的解读和解码，因此翻译活动必定反映心智活动的规律，翻译决不可忽视对心智的研究。正如同杨自俭、刘学云（1994）所言：“翻译不但是语言活动，而且是心理活动。联系翻译转换过程、研究心理机制是翻译学的一项重要任务。”
依据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的基本观点，翻译的认知观是：翻译是一种认知活动，是两种语言的心理转换，涉及复杂的双语信息转换加工的认知过程。同时，这种认知是以以现实体验为背景的认知主体所参与的多重互动为认知基础的，译者在理解源语言语篇所表达出的各类意义的基础上，尽量将其在目标语言中映射转述出来，在译文中应着力勾画出作者所欲描写的现实世界和认知世界。
认知语言学给翻译研究的启迪是，认知中的隐语力图借用一个世界来表达另一个世界，而译者如同隐语本身，也是力求借用一个世界表达某一个世界。译者的认知活动也涉及到对世界的感知、经验以及对其加以概念化的方式等。以认知为出发点，来探究译者是怎样运用语言符号对事物进行抽象，以及怎样通过认知加工，运用概念范畴和语言符号来实现翻译交际活动，是翻译研究的“认知转向”。
在翻译活动中，不同的概念范畴可以围绕原型来建构，再现可通过词汇和概念来表达。然而，具有特殊文化意义的概念和抽象的概念在另一种语言中再现又比较困难，而认知语言学中的范畴、隐喻、原型以及意象图式理论给翻译过程研究提供了充分的解释力。这给强调翻译是“过程”而非“产品”的当代翻译研究，带来了全新的冲击并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源，这也正是翻译研究“认知转向”的意义所在。
二、国外当代认知翻译学理论的引进与探讨
从认知角度研究翻译，国外学者相继发表过相关成果。1998年切斯特曼提出以文本为内容的认知性研究，旨在识别和描述翻译过程中的决策点与翻译决定采取的路径，并把它分为比较模式、过程模式和因果模式。2006年奥格汉编著了一本关于文本与认知的翻译学研究论文集。该书所选论文角度多样，但都突出了对翻译活动的认知性研究，尤以德国Kussmaul的翻译认知研究最为突出。1971年，Kussmaul（2000、2006）在翻译策略研究中就萌发了对认知研究的兴趣。
此后，Kussmaul将认知语言学运用于翻译研究。他受到Lackoff动觉意向图式样和形式化空间理论的影响，并且结合了Fillmore的框架理论，专门从创造性思维认知过程角度研究翻译中的创造性问题。Kussmaul的研究在创造性翻译的分类上取得了重大成就，但其理论论证过程主要是用现有的认知语言学理论来透视翻译创造性的一个侧面，而且对翻译充分性和创造性之间的关系还解释得不是很清楚。Bell（1991）的翻译心理模式研究也是基于心理语言学和人工智能的视角，尽管该模式存在一定问题，但也是对翻译认知心理研究的有益尝试。
随着翻译学跨学科研究的发展，口/笔译学者与认知科学家的合作日益加强，翻译认知研究取得了一批新成果。由John Benjamins公司于2010年出版的《翻译与认知》一书就是在这种学术背景下诞生的一部开拓性著作。该书实际上是由Shreve和Angelone主编的认知翻译学论文集，集中了许多专家对翻译与认知的思考，体现了自Danks等（1997）以来翻译认知研究的新进展，对相关课题研究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上述研究所取得的成绩表明了认知翻译研究的巨大价值与潜力。的确，翻译研究的“认知转向”在当前中国及世界方兴未艾。
三、我国当代认知翻译学的理论实践与丰硕成果
严格来说，我国当代认知翻译学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最早是对认知语用学中关联理论以及顺应论的探讨与研究。后来，随着认知语言学的深入发展，我国学者也顺应国际认知翻译学研究的潮流与趋势，逐步将认知语言学与翻译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与探讨。如今，已经在认知翻译学理论与实践、关联理论、顺应论、隐喻和转喻的翻译等多个领域取得了可喜成绩。
（一）认知翻译学本质的探讨与研究
王寅（2005）认为，经验论、唯理论和解释派哲学分别聚焦于交际的三个环节：作者、文本、读者，同时还产生了相对应的翻译观。这些理论过于偏重某一环节，似有以偏概全之不足。Lackoff和Johnson所倡导的体验哲学正好可以弥补这些理论的不足，而且也能对翻译作出较为全面的解释。文章根据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的基本观点，拟构了翻译的认知语言学模式：翻译是以以对现实世界体验为背景的认知主体所参与的多重互动为认知基础的，译者在透彻理解源语言语篇所表达出的各类意义的基础上，尽量将其在目标语中映射转述出来，在译文中应着力勾画出原作者所欲描写的现实世界和认知世界，须兼顾“作者、文本、读者”三个要素，倡导和谐翻译。此模式特征如下：1.翻译具有体验性；2.翻译具有互动性；3.翻译具有一定的创造性；4.翻译的语篇性；5.翻译的和谐性；6.翻译的“两个世界”。
2009年，中国认知翻译学领域的首部专著《跨越语言的识解――翻译的认知语言学探索》诞生了。该书作者谭业从认知语言学视角对翻译现象进行了系统研究。它吸收了关联翻译理论和翻译图式研究的成果，结合认知语言学的基本理论假设，创建了翻译中意义建构的认知模式。该书以“识解”作为文本对比分析的终极概念，刻画了具体翻译过程中涉及的多样化认知运作，并对若干翻译案例在系统描述的基础上结合三个认知原则进行了解释，构拟了翻译认知文体分析的框架。
（二）认知翻译学理论与实践探讨
1.关联理论的探讨与研究
最早引进Gutt（1991）关联翻译理论的是林克难（1994），他介绍了关联翻译理论的一些主要观点。作者认为关联翻译理论的立论基础是：翻译是一个推理过程。翻译的研究对象是人的大脑机制。其基本论点是最佳关联性：处理努力/语境效果。最佳关联性是译者力求达到的目标，也是翻译研究的原则标准。译者的责任是努力做到使原文作者的意图与读者的期待相吻合。之后，赵彦春（1999）认为关联理论是一个强有力的理论，它的使命虽然不是解释翻译，但却能有效地解释翻译这一“宇宙历史上最为复杂的现象”（Richard，1953），它给翻译提供了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奠定了翻译本体论和方法论的理论基础。
文章阐述了关联理论与翻译的关系，讨论了关联理论与其他翻译理论的本质区别：在关联理论的框架内，翻译是一个对源语（语内或语外）进行阐释的明示-推理过程，译者要根据交际者的意图和受体的期待进行取舍，译文的质量取决于相关因素间的趋同度。作者以关联理论为工具，证伪了翻译理论界的两个“超级酵母”：不可译性和对等原则，由此佐证了关联理论的合理性和解释力。文章初步建构了能解释翻译现象、并能指导翻译实践的理论模式，并对关联翻译现存的局限性进行了简要评论。
王斌（2000）指出：关联理论作为语言交际理论，尤其是单元文化的语言交际理论，揭示了人类语言交际的某些本质，其理论基础是相同的文化认知心理图式，对最佳关联赖以存在的缺省模式之一――文化缺省模式是如何传递到另一个文化认知心理图式中去的，关联理论无法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而文化缺省如何传递得不到解决，对跨文化的翻译交际也就难以作全面的解释。关联理论能够解释的翻译现象至多包括同化翻译、可译性与重译，而这些绝非翻译的全部。同样，孟志刚、陈晦（2001），钟勇（2014）依据关联理论认为：等值翻译只能是相对的、近似的，不等值才是绝对的；译文的质量取决于相关因素间的趋同度。
另外，芮敏（2000）总结道：关联理论认为，对话语的理解应依靠语境来寻求信息的关联，然后再根据话语与语境的关联情况进行推理，求得语境效果。通常情况下，关联性强，推理所付出的努力就小，语境效果就好；关联性弱，推理所付出的努力就大，语境效果就差。按照这一理论，口译人员提高话语理解的速度和质量的策略在于尽量建立或寻找与话语信息密切关联的语境假设。最后，王建国（2004）首先对“关联理论语境观”和“系统功能语境观”作了简要介绍和对比，然后从与翻译研究相关的两个角度――“译文连贯”和“翻译单位”――进行了对比研究，综述了这两种语境观应用到翻译研究当中各有优缺点；但是，在描述和解释翻译现象时可以互补。
2.顺应论
戈玲玲（2002）、张美芳（2005）等从顺应论的角度出发，旨在探索翻译的顺应论解释及顺应论对翻译研究的启示。在顺应论的框架内，翻译是一个对源语的语境和语言结构之间作出动态顺应的过程。从顺应论的视角看，语言使用的过程就是语言选择的过程。人们使用语言的过程是一个基于语言内部与外部的原因，在不同的意识程度下不断作出语言选择的过程。语言具有变异性、商讨性和顺应性。
顺应性是语言使用过程的核心。任何语言在使用过程中都要作出动态顺应。在顺应论的框架内，翻译是一个对源语的语境和语言结构之间作出动态顺应的过程。由于人的认知结构和认知环境都是动态的，译者只能根据语言结构和语境去识别源语交际者的意图，并把它传达给译语接受者。译语文本是语言结构和语境之间动态顺应的结果，译语接受者的解读过程也是语言顺应的过程。源语文本与译语文本不可能完全等值，而只能是在“信达切”标准中的语用等值。
3.认知翻译学理论与实践
师琳（2011）认为：翻译不但是双语交际，更是一种跨文化交际。翻译通常由强势文化向弱势文化输入。在输入过程中，因为读者及译者认知的差异，译者发挥主观能动性，不可避免地在翻译过程中对作品进行若干改写：大到文化心理、意识形态，小到字、词、句的改写，以此来迎合强势文化的认知认同。同样，王德丽（1999）认为，按照认知语用学的观点，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受到其认知心理、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的制约。译语语境与源语语境的最佳关联产生于译者与作者对认知环境的共同心理感应，即在具体语境中的思维耦合。这是认知推理再现源语信息和意境的最佳途径。
我们知道，体验哲学是认知语言学的基石。所以，认知翻译中有关体验性的讨论与探索颇多。如宋德生（2005）提出：人以“体验认知”方式认识世界，心智离不开身体经验。语言作为心智的表征和对世界进行范畴化的工具，具有体验性。语言结构反映着人类的经验结构。人的生理结构以及所处环境的相似性决定了经验结构的相似性，使翻译成为可能，这是语言互译的认知基础。经验结构是一个丰富的意象图式网络。意象图式是人在认识世界的主客观互动中，外部世界的物理能量转换而成的心理事件，是我们经验和知识的抽象模式。因此，思维带有具象性，这决定了信息的意码和形码的双重编码结构。翻译的过程即是以意象图式为媒介的、源语与译语文化意向之间的辨认和匹配，翻译中的“等值”只不过是经验结构的相似性。
于建平（2006）基于Lackoff和Johnson的体验哲学的语言体验观，研究汉译英时语言体验经历对译者翻译认知能力的影响。用实证方法考察了汉译英翻译的两个重要过程：1.对汉语原文的理解；2.对语义的转换和英语表达。首先，通过对比有不同语言体验经历的两组二语学生对同一汉语语篇英译的译文，考察学生对零代词的意识和还原能力、识别代语回指的能力和识别情态意义的能力，从而观察语言体验经历对源语的理解认知能力的影响。其次，通过比较中国大学生和翻译家W.Jenner对同一段汉语英译的译文，统计并分析中国学生在汉译英翻译的语义转换和英语表达中存在的问题，揭示语言体验经历对其翻译认知能力有哪些影响。最后，提出了在翻译教学中培养汉英翻译认知能力的方法。
最后，也有我国学者，如王寅（2008）基于体验哲学的基本原理，将Langacker的“意义概念化”修补为“体验性概念化”，并尝试以此为理论基础论述翻译中的客观性和主观性。有了体验性，就可限定“读者中心论”“译者自主性”；有了“概念化”（识解），就可解释翻译的主观性。作者通过“体验性概念化”分析《枫桥夜泊》的40篇英语译文，详解翻译中的体验性和客观性，同时揭示主观性在翻译认知中的体现，尝试为翻译的主观性研究提供理论框架。
4.隐喻的认知翻译
刘明东（2003）认为：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文化需要通过语言表达和传承。反之，语言也受到文化的影响。因此，翻译不仅是语言的翻译，更是文化的翻译。文化图式具有可译性，可以通过“A-A”“A-B”“A-zero”三种对应方法实现。文化图式的翻译有助于引进外来文化，促进不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
同样，赵登明、丁瑶（2002）把比喻式复合词分为明喻式和暗喻式；并且从构词法的角度谈了比喻式复合词翻译的几种可能性，目的主要在于呼吁我国的翻译工作者在翻译时，尤其是把中文翻译成外文时，尽量把我国文化有的内容向外介绍，不应该一味迁就译文读者，尤其是欧美读者。正因为文化差异的存在，我们在翻译过程中才应该尽量平等地介绍文化的方方面面，逐步使译文读者了解原文的文化背景。这种了解有助于对不同文化的理解、接受和认同。
冯国华（2004）认为社会文化不同，语言类型有别，因而取譬设喻，有同有异。有鉴于此，在英语和汉语的互译中，若要传达原文的喻义，必须把握原文的喻底；要把握原文的喻底，必须立足原文的喻体。翻译以“信”为本，力求“形神兼备”。涉及譬喻，亦无例外。同时，社会文化不同，语言类型有别，翻译并非“相行比制”，译文不能“貌合神离”，具体情况必须具体分析对待，不能“形神兼备”，则不妨“得意忘形”――离形而得似，以意为工；不能“辞不达意”，更不能“以辞害意”。
5.转喻的认知翻译
谭业升（2010）认为在传统对等理论框架下，转喻被当作一种偏离性的语言来使用，其所得到的有关翻译的认识非常有限，无法反映转喻翻译中体现的人类认知的复杂性和动态性。作者在认知语言学框架下探讨了在翻译过程中以语境为基础并受规约限制的转喻图式的例示，阐释了基于多样性邻接关系的转喻图式-例示级阶与翻译转换、翻译变体的关联，以及它为译者提供的认知创造空间；最后，提出了对今后开展转喻与翻译关系研究的建议。
四、我国当代认知翻译学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趋势
当代世界认知翻译学研究的兴起与发展得益于现代认知科学、认知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语用学及翻译学等学科的发展，同时又反过来对这些相关社会科学学科的发展有重大影响。纵观我国认知翻译学三十五年研究的蓬勃健康发展，并且结合当前认知翻译学发展趋势，笔者预测今后我国认知翻译学的发展主要有以下三大必然趋势。
1.认知翻译的宏观理论研究与微观实践研究相结合。翻译既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心理现象，因此对认知翻译进行宏观翻译理论研究与微观翻译实践研究都很重要。客观而言，认知翻译的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不可偏废，应该互相促进，共同和谐健康发展。宏观方面，总的趋势是把言语现象放在人类文化、社会活动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以语用和认知为核心的认知翻译学仍将是热点。语言学家开始从认知心理角度来考察翻译的运作机制及其心理过程。当然，运作过程不仅涉及认知心理，也与社会文化因素有关。微观翻译实践方面将继续探讨翻译与文化、语用、认知及外语教学等的关系。在这种认知翻译理论与实践探讨中，认知翻译学的科学共时研究与历时研究会进一步合理紧密结合起来。
2.认知翻译学的多学科、多层面的综合科学深入研究与探讨。从修辞、语义、语用、认知、心理、文化、语篇等多学科方面着重探讨认知与翻译现象，因而也导致了认知翻译学等新型交叉学科的诞生。传统翻译静态研究也注入当代认知科学与心理学的理论与方法，成为洞悉与探索全人类普遍有效的心理思维方法与认知手段。不难预见的是，越来越多的社会科学学者会大胆吸收其他学科领域理论的长处，走认知与翻译综合深入研究、交叉互补的必然道路。
3.立足英语与汉语等传统与现代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创新我国当代认知翻译学的理论。引进国外认知翻译理论固然是一件好事，但是一味盲目跟风国外学者的一时之言，终究不会有太大建树。从我国近代语言学与翻译学的发展来看，成就卓著的老一辈翻译家，如严复、钱钟书、赵元任、王力、吕叔湘、刘宓庆、刘重德、杨自俭、许钧等，无一不是自觉地借鉴国外先进理论和方法深入地研究汉语，从而从汉语的角度对语言理论作出贡献的。中国的翻译学研究也必须依靠外语界和汉语界“两张皮”的融合与共同努力，以汉语为语科，从汉语运用的实际出发，创造出自己的理论，形成自己的流派。只有这样，我国的翻译学研究――尤其是当代认知翻译学研究，才能立足于世界翻译学研究之林。
的确，我国早已经是语言学与翻译学大国，我国目前有着世界上最庞大的语言学家与翻译家队伍，但在国际上独树一帜，成为世界大师或翻译大家的学者可谓凤毛麟角，因此的确并非语言与翻译强国。所以，我国语言学家以及翻译学家必须知耻而后勇，在虚心学习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现代语言与翻译成就的基础上，脚踏实地地结合我国语言与翻译实践不断推陈出新，创新革新中国与世界的先进语言与翻译理论。只有这样，我国语言学与翻译学研究才会有质的飞跃。我们可以看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三十五年是认知翻译学研究收获颇丰的三十五年，是翻译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有所突破的三十五年。这一时期也见证了我国当代认知翻译学研究由传统翻译学科走向现代翻译学科，由单一学科研究走向综合式交叉研究大学科的必然历史趋势。
（本文为孟志刚主持的2014年度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项目编号：14Q017]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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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中国，英语写作教学研究已取得了一些成果。20世纪80年代，国内英语和二语写作理论研究开始起步，90年代有了缓慢发展。21世纪初，这方面的理论研究呈现出较大的发展趋势。近年来，中国外语写作教学研究引起了越来越多外语教育工作者的关注。从2003年起，通过研究国内多种外语类核心期刊上有关英语写作研究的文章，一些教师和研究者对我国英语写作教学和研究的历史和内容进行了综合、概括和总结（李志雪、李绍山，2003；姚兰、程骊妮，2005）。还有教师对国外第二语言写作研究的现状与取向进行了分析（王立非、孙晓坤，2005），通过对比呼吁我国外语教学研究加强外语环境下的二语写作研究。
但英语写作教学仍然面临不少问题。长期以来，怎样让学生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掌握地道的英语写作技巧，增强其语言能力和语用能力，是每一位教育工作者苦苦追求的。特别是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不少外语教师在课堂上强调意义交流而忽视了提高学生的语言知识水平，很多学生仍然难以用英语在真实场合进行复杂的思想交流，写作水平更是“不堪入目”，英语写作水平的总体水平没有“质”的提高。
因此当务之急是寻找一条更实用的英语写作教学途径。而近年来为大家所注目的认知语言学，为探索、研究英语写作教学所面临的困境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认知法理论对解决这些问题具有较好的指导作用。
一、认知法与英语写作
（一）认知法理论
北京外国语大学王福祥教授和刘润清教授在给国家教委的一份报告（后发表在《外语教学与研究》1995第3期）中曾指出：“二十年之后，认知语言学将是最热门的课题。”“认知”这个术语来自学习心理学。心理学的“认知”概念是“知道”的意思。而“知道”则有感觉、知觉、记忆、想象、构成概念、判断、推理等意义。认知心理学家重视感知、理解、逻辑思维等智力活动在获取知识中的积极作用。把认知心理学理论应用于外语教学的方法叫认知法。认知法(cognitive approach)又名认知符号法(cognitive code approach)，是由美国著名心理学家Carrol于1964年提出。它是以心理学家Piaget创立的“发生认识论”、心理学家Bruner倡导的结构主义教育理论和著名语言学家Chomsky的转换生成语法理论为依据的。这种教学法重视对语言规则的理解，重视在外语教学中充分发挥学生智力的作用，是一套完整的外语教学法理论和一套极具科学理念的教育方法。认知法具有坚实的心理学、教育学和语言学理论基础。它有三个要素：（1)外语教学要以学生为中心；（2)学习外语的方式应是S(stimulation)R(reaction)而不是SR；（3)规则性和创造性。
（二）英语写作教学与认知法的关系
英语写作教学与心理学、教育学、语言学等密切相关。大学生只有遵循科学的认知原理，采取正确的认知策略，充分发挥人脑的智力潜能，才能做到事半功倍。认知法建立在认知学习理论基础上，它吸取了大脑生理、信息论、语言学的最新科学成果，它的对象是成年人，适应于没有语言环境下的外语语言学习，尤其符合我国当前的外语学习环境，它与英语写作教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两者之间存在许多契合。认知法历经四十几年曲折的发展过程，受到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和一线教师的关注和研究。我们有理由相信，从认知法这一崭新的角度系统地、综合性地探讨英语写作教学的理论机制，尽可能还原人们使用和理解语言的认知过程以及大脑的认知环境，必能摸索出更实用快捷的科学方法，使大学生创作出符合英语本族人思维习惯的文章。认知法不仅能为写作知识结构化提供一个科学依据，而且能为培养学生良好的认知结构，实现有效性写作开辟一条新途径。
二、英语写作认知研究内容述评
以研究主题为标准，国内外英语写作教学认知研究大致可分为以下5个方面。
（一）国外研究
近年来，国外从认知语言学和心理语言学的角度探讨二语习得（包括听、说、读、写、译）逐渐成为了一个热点。一方面，研究者发现二语习得有其认知和心理的基础，代表性的理论包括Schumit（1990，1994）提出的noticing hypothesis；另一方面，随着以任务为单位的教学方法的兴起，外语工作者也在尝试使用认知心理学的框架解析这些教学任务，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代表作包括Peter Skehan的《语言学习认知法》。例如，在口语研究中，比较有影响的是Levelt（1989）提出的理论框架，它甚至被用到了写作研究中。通过这些研究，一些关于语言任务认知难度的理论框架被逐步完善，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基础。
（二）国内研究
1. 认知心理学研究
杨永林（2005）通过跨学科对比的方式，考察了西方写作理论的流变，得出“翻新多于立异，借鉴多于原创，传承多于革命”的结论。近些年来，中国语境中的英语教学实效性问题引他从理论语言学的最新发展入手，引入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研究，并从较早的过程写作理论到新近的社会认知写作理论的发展变化出发，分析了西方英语写作的范式转变与理论传承。在心理学研究领域，杨永林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认知心理学研究的发展及其对外语写作教学理念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在认知心理学理论的影响下，新的语言学习理论认为，有效的语言学习方法应当在课堂教学中充分体现协作学习的原则。他还分析了从传统的修辞选择理论到现代社会认知写作理论的历史发展变化。他指出“过去三十年间，西方写作理论研究获得长足发展，从最初的过程写作理论到新近的社会认知写作理论，呈现出一种‘理论竞现、推陈出新’的局面。”
2. 跨文化研究
丰国欣（2001）的“英语跨文化写作中的认知心理机制”有一定的代表性。丰国欣在文中对英语跨文化写作中认知心理机制的各方面，如语言习得与发展、思维心理和语用心理等进行了论述。丰国欣（1999）认为，认知心理处理是跨文化写作的核心和动力机制。由此他建议，对以汉语为母语的人在汉语环境背景下进行的二语写作的研究不能只停留在文本写作（即措词、造句、成段、谋篇以及对文章的错误分析和对比分析）这一层面上。他认为，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来认识第二语言写作的本质更科学、更全面、更符合客观实际，不考察交际双方认知心理机制的第二语言写作研究是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的。
3. 社会认知研究
邓志勇（2002）在“英语写作教学的社会认知模式”一文中提出了一个英语写作教学的社会认知模式。这一模式的主要特点是确定了写作过程中作者、主题以及读者之间的动态三角关系。根据这个模式，写作过程被看成是一个循环性而不是线性的过程，写作既是互动的过程也是劝说活动。
4. 图式论研究
周遂的“图式理论与二语写作”（2005）探讨了图式论在二语写作中的应用。他从内容图式（即语言图式）和形式图式（即文章图式或文体图式）两个角度分析了中国英语学习者与英语本族人的图式差异给中国英语学习者英语写作带来的问题。为此，他从段落结构、衔接手段两大部分来进行英汉文体图式的对比，归纳出几点总体区别特征。最后他阐述了扩充和丰富学生写作图式的方法，以及教学中优化图式激活、增强目标语文化背景知识的必要性。
5. 元认知理论研究
唐芳和徐锦芬（2005）介绍了近年来国内外元认知理论的构成和发展及基于该理论的英语写作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出其主要贡献。他们重点介绍了Flavell元认知理论的重要观点：元认知是对认知活动的认知，即认知主体对有关自身任何认知活动的认识或调节，使认知主体关注并调控认知活动的知识与能力，包括元认知知识和元认知体验；这两方面相互联系和制约构成元认知整体。元认知至少是指认知主体所存储的既和自身有关又和各种任务、目标、活动有关的知识片断。根据唐芳和徐锦芬的综述，近年来国外基于“元认知理论”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以下三项：第一，母语和二语写作认知模式的启示；第二，ESL写作者元认知发展评估；第三，ESL写作知识分析：写作成功者与不成功者的个案研究。
吴红云和刘润清（2004）的“二语写作元认知理论构成的因子分析”是国内第一项已发表成文的写作元认知实证研究。他们通过对二语写作元认知理论构成因子的分析发展了Flavell的元认知理论框架。他们对Flavell元认知理论框架中的两大要素―元认知知识和元认知体验的局限性进行了理论上的改善，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了中国环境中的二语写作元认知理论框架。
吴红云（2006）的“教学活动条件下大学生英语写作元认知的特点”根据Flavell的元认知理论框架，通过采用开放式问卷和周记调查，探究了在教学活动条件下大学生写作元认知的特点。周计调查表明：教学活动条件下，大学生的英语写作元认知特点反映出教学原则的构想，即英语写作元认知体现为元认知知识和元认知体验两大要素。元认知知识由任务知识、主体知识和策略知识构成，元认知体验分为积极与消极体验。开放式问卷结果表明：英语写作元认知有一定的发展性。这些结果验证并丰富了Flavell的元认知理论，对我国大学英语写作教学实践有着重要的启示。
吴红云（2006）还在“大学英语写作中元认知体验现象实证研究”通过纵向调查、横向调查、大规模问卷调查以及作文测试等多种定量与定性调查手段，探究了写作元认知体验的种类及其与作文成绩之间的关系，以及写作教学对元认知体验的影响。研究发现：（1)元认知体验可分为积极体验和消极体验；（2)写作元认知体验与作文成绩之间具有对应关系；(3)写作元认知教学对元认知体验有一定的积极影响。
三、思考
目前国内有关英语写作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两大类（唐芳、徐锦芬，2005）：关于英语写作能力的影响因素的研究和英语写作过程的研究。总体上，大家对英语写作教学的理论研究关注还比较少。
国内外英语写作教学理论研究主要涉及内容分以下几个方面讨论：社会认知理论、“支架”理论、语域理论、体裁分析理论、图式理论，以及语言输出假设理论。其中社会认知理论和图式论是认知心理学家们用以解释心理过程的理论，但它们不能代表认知学的全部。从认知学角度研究英语写作教学理论还处于零散阶段。
结语
认知理论认为，英语学习过程是新旧语言知识不断结合的过程，也是语言能力从理论知识转化为自动应用的过程，而这种结合与转化，必须通过学生自身活动才能得以实现，没有学生积极主动的参与，就不能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不能挖掘其学习潜力，就不会有效地培养和提高学生听、说、读、写、译的综合语言能力。写作教学从“认知”角度出发，遵循科学的认知原理，采取正确的认知策略，充分发挥人脑的智力潜能，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而且，较之于传统教学方法，它能够给学生提供更积极、更实际、更有效的帮助。在教学改革步步深入的今天，探讨认知法与英语写作教学的关系，以认知法为指导改革英语写作教学，对于提高教学质量和学生综合素质是大有裨益的。
认知法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必将对21世纪中国的英语写作教学乃至整个外语教学作出不可估量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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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诗学”是1983年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的ReuvenTsur教授首次提出的，1992年他出版的《建构认知诗学理论》一书真正开启了认知诗学研究之端绪。虽然20世纪末并未见证认知诗学研究热潮的到来，但到了21世纪初，Stockwell2002年出版的《认知诗学导论》（CognitivePoetics:AnIntroduction）、Gavins&Steen主编、2003年出版的《认知诗学实践》（CognitivePoeticsinPractice）、Semino&Culpeper2002年出版的《认知文体学：语篇分析中的语言和认知》（CognitiveStylistics:LanguageandCognitioninTextAnalysis）等3部认知诗学标志性论著的相继问世，引起了语言学界和文学评论界的不同反响，形成了认知诗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从此将学术界对诗学的研究引上了认知的路径。
认知诗学将认知学科运用到诗学研究中，而文学观则是诗学的第一命题。Stockwell（2002：1）在《认知诗学导论》中开宗明义地宣称：“认知诗学就是关于文学作品的阅读”。Tsur的认知诗学研究强调认知学科工具和传统文学批评与语言学工具相接合，解决了人类信息处理对文学语言的制约，对传统文学批评通过内省直觉文学效果作出了强有力的阐释（Tsur，1992：360）。Gavins&Steen（2003：1）认为文学是人类日常生活经验的一种特殊表达方式，也是人类认知世界的一种特殊体现方式。这种认知根植于人类赋予世界以意义的一般认知能力之中。因此，文学解读可参照人类普遍的语言机制和认知机制。
认知诗学按研究对象分为4个不同的研究派别：第一流派以认知诗学先驱Tsur为主要代表，借鉴了第一代认知科学研究成果，如认知心理学、神经解剖学和文学批评等描述研究诗歌理论和方法论，以及Gibbs（尤其是实验认知和社会心理学，心理语言学和认知心理学）和KeithOatley（基于认知心理学，以人类情感研究著称）的研究成果；第二流派Tabakowska将Langacker（1987/1991）认知语法理论中的意象理论应用到英语诗歌翻译研究中；第三流派是以认知语言学先驱Lackoff&Turner为代表的运用概念隐喻理论研究诗歌隐喻的流派；第四流派以Stockwell、Gavins、Steen等所有除上述提及之外的第二代认知诗学代表人物，他们运用包括认知语言学、认知叙事、认知文体等各种不同的跨学科方法研究文学。
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认知诗学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学艺术理论，正不断地走向成熟和独立。认知诗学力图从认知角度重新评估概念和范畴，重新审视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及文学阐释，以寻找一条接通文学—语言—心智研究的新路径，构建一种系统的文学理论。因此，本质上认知诗学是认知框架下的一种当代西方诗学理论，应归属于西方诗学。在中国，近年来已经或开始关注认知诗学研究的学者队伍正在日益壮大。继我国学者（刘立华、刘世生，2006；熊沐清，2008；尚必武，2011等）将认知诗学的标志性著作陆续介绍给国人之后，认知诗学正成为当下学界关注的又一个新热点。国内学者研究的聚焦点主要在国内外认知诗学研究概观、发展态势展望，以及将认知诗学的重要原理运用到文学文本解读之语篇分析实践上（如苏晓军，2009；蒋勇军，2009；赵秀凤、叶楠，2012；蓝纯，2011等）。但我国目前的认知诗学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本土化进程仍需要时间。
二、认知诗学与文学翻译
1．翻译的诗学演进
根据上文的界定，如果说诗学是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的关于文学理论、流派、或是文艺创作手法之总和的话，那么不难理解“翻译诗学”就是将翻译艺术提升到翻译理论体系。一切具有文学性、文学价值的译作、译技、译论都是翻译诗学的研究范畴。西方最早将“诗学”引入翻译研究的是捷克斯洛伐克的一批研究者，其代表人物为利维、米科和波波维奇。他们的翻译研究源于俄国形式主义流派的客观诗学，在批判传统译论采用乔姆斯基的深层结构基础上，发展了形式主义的诗学观。而“翻译诗学”这一术语最早出现在法国著名文论家亨利•梅肖尼克于1973年所著的《诗学——创作认识论与翻译诗学》一书中。梅肖尼克认为“诗学”是“关于作品价值与意蕴的理论”；“翻译理论当被包含在诗学之中”；梅肖尼克批判形式—内容二元对立的思想，否定传统的意义观，并对奈达、斯坦纳等人只注重意义而忽视话语连贯性的翻译观进行批判的同时，将“创作性”、“历史性”、“作品的整体性”概念引入到翻译诗学中。梅肖尼克的翻译诗学将文学翻译置于语言之上，但因缺乏可操作性的理论系统构建，所以为后人留下了更多研究空间。文化派代表人物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Lefevere）在《翻译、重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操纵》一书中将翻译诗学融入翻译“改写”理论中，提出“翻译就是文化改写、也就是操纵”（Bassnett&Lefevere，1992）。勒菲弗尔（1992：45~48）提出了影响文学翻译的三要素：诗学（Poetics）、意识形态（ideology）与赞助人（patronage），其中诗学是制约译作生成的内部因素，而意识形态是制约译作生成的外部因素，属于“非语言”因素。勒菲弗尔的“翻译诗学”突出了翻译对原作文化层面的改写、操纵以及意识形态和诗学对翻译的影响。其他西方学者如美国WillisBarnstone（1993：51~55）在其著作《翻译诗学：历史、理论、实践》、英国GeorgeSteiner在其专著（1975/1998）《翻译的系统诗学》、埃德温•根茨勒（EdwinGentzler）（2004：167）在MonaBaker所编的《翻译研究百科全书》等书中都对“翻译诗学”做了宏观和微观上的深入阐述，并使其外延与内涵不断扩展。在中国，袁筱一、许钧教授（1995：60~66）是较早关注翻译诗学理论的学者，他们将法国梅肖尼克的翻译诗学理论系统地介绍给国人，并与许渊冲教授的“翻译诗学”做了对比，发现与中国传统译论的“神似说”与“化境说”有着极为相似的一面，并得出中国的翻译诗学实则早已存在的结论。但他们同时指出：中国翻译理论只有诗学范式，没有逻辑范式；“中国译论就是中国的翻译诗学”。徐新建教授（2001：16~23）从比较诗学的角度论述了“中国诗学”在现代汉语中包含着3种源流：第一是对西方“poetics”等的翻译转换；第二是对中国传统文论的阐发（再造）；第三是对“中国”现代文论的建构；并认为“翻译诗学”就中国对西方的引进而言，就是汉语传述的西方诗学，“翻译文论”亦然，“翻译诗学”已融入中国现代汉语思想资源，并充当了中西之间进行比较的“第三者”。学者吕俊、侯向群（2006：56）认为，就中西翻译研究的诗学范式而言，中西是相通的，“无论是西方以修辞学为理论指导的翻译研究，还是我国以中国古典美学为指导的翻译研究，都有重感性、轻理性、重感悟、轻分析的倾向，都对客观知识与理性持排斥态度”。
上述学者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翻译诗学”进行了研究。从中不难看到，一方面，我国的翻译诗学在借鉴西方诗学中定位自己；另一方面，“只有诗学范式，没有逻辑范式”、“重感性、轻理性”的我国传统译论有其独特优势的同时，也常被概括为“印象式、点评式、随感式之‘三式’”而被认为缺乏学科形态，为人所诟病；梅肖尼克的翻译诗学在强调文学翻译超越语言之上的同时，有忽略文本语言形式客观存在之嫌，其为一，而缺乏相应可供操作的指导性的系统理论，其为二；以勒菲弗尔为代表的文化派的操控论在张扬译者主体以及意识形态等外部客体的同时，应警惕因过于张扬而忽略文本的客观性。
2．认知诗学与文学翻译
文学翻译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再现原作的艺术价值与诗学功能。文学富含诗性语言，文学性的蕴意既隐身于语言之中，又超乎语言之外。语言学的严密逻辑固然无法解释诗性，因为诗意贵在体悟，犹如悟禅，梅肖尼克在翻译诗学里也持相同的观点：“文学翻译的特殊性使之不能用语言学手段得到诠释，必须纳入诗学轨道”。但文学语言形式的特殊性是客观存在的，且是不容忽视的客观现实，人类需要对这种特殊语言形式本身作出合理的解释。认知诗学源于认知语言学和认知心理学等多种认知科学，跨学科是其基本属性，心智体验是其哲学基础，文学文本是其研究对象。因此，认知诗学能够通过人类心智的互动体验，将人类普遍的语言机制和认知机制作用于文学翻译，构筑语言与文学之间通约的桥梁。
认知诗学在注重文学语境在意义构建中的重要性的同时，一并考察人类情感、审美等非概念意义，但所有这些都离不开语言机制和认知机制的相互作用，这也正是认知诗学力图超越传统印象式审美批评最主要的标志。此外，注重整体效果，遵循格式塔“整体不等于局部之和”，是认知诗学的又一个重要命题。Stockwell指出，传统文学批评过于聚焦“作者—文本—读者”三角关系，不同流派或方法有着不同的关注焦点，但认知诗学并不局限于任一点，它是对整个文学活动过程的彻底重估。虽然认知诗学与梅肖尼克的翻译诗学所强调的整体效果在某种程度上存有交叠，但前者涵盖更广、更全面、更精细，分析文本更具有可操作性。虽然认知诗学与认知语言学也有不同程度的重合，但各自的研究目的和研究范式都各有侧重。诚如Tsur（2002：314）所言，语言是概念化的，诗歌中的情感、审美等因素是非概念化的，是言说不了的；认知诗学主要探讨如何用概念性的语言理解文本中的非概念化的因素，如何运用认知理论获得对文本结构的感知效果（2008，31（4）：2~20）。
尽管认知诗学研究的聚焦点在于文学文本的阅读和理解，目前在文学翻译研究上著述寥廖，但是文学翻译研究理应归属文学文本研究的一部分。因为“翻译文学”是文学作品一种独立的存在形式，既然它不是外国文学，那么它就该是民族文学或国别文学的一部分（谢天振，1999：239）。因此，认知诗学能给文学翻译带来新的方法论指导，并启迪翻译实践。从文学翻译的实践来看，认知诗学能够为译者正确理解原文、选择适当的翻译方法提供有力的帮助。以认知诗学理论为指导，可以使译者更深刻地认识到重视文本的整体效果和认知语境的重要性；由于认知诗学强调文学植根于语言，语言植根于人类的认知活动和生活体验，这就为文学翻译打破形式和意义的二元对立，注重人的参与，注重作品整体价值——“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提供了可靠的理论依据。20世纪90年代初，ElzbietaTabakowska最具代表性的著作《认知语言学与翻译诗学》已经昭示了运用认知诗学基本原理来分析诗歌翻译的可行性。鉴于其跨学科属性，认知诗学能够成为文学翻译批评与阅读欣赏的一种新型的方法工具，在整合认知学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可以有选择性地运用认知学科和文学的核心论题和概念，把认知、诗学和翻译真正地连通起来，从而更大地发挥其阐释潜力。
一、认知德育背景概论
中国化的德育教育从传统定式转变成现今颇具现代化的模式，需要一个长期而持久的过程，人文关怀、人文认知、认知教育、认知德育等新话题的提出，不断适应了中国德育教育的发展，并结合认知，使德育教育在大学生心理健康层面起到无法比拟的作用。就其理论和实际背景来讲，认知德育的产生并长时间的存在，并不是一个偶然，而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它是基于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为指导，以人文关怀为现实手段，以认知行为训练为推手的方法论。
1.人学理论作为传统教育向认知德育的过渡，起到交互纽带的作用
我们常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包含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分支：人学理论。其中对人的哲学进行了精辟的论述，分别提出什么是人的本质、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以及人应如何发展等几方面的问题。围绕这些议题，该理论以“人”为中心，主张“任何事物的出发点都应从实际的人开始”。那么，“人”即该理论的核心，以人为根本，构成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如此开展认知德育教育更加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更符合当今发展中的中国教育，更能适应大学生的心理状态。
认知德育面向的是广大学生，属“人”的范畴，通过对“人”的理念的共同把握，将学生的位置摆正，以马克思主义人学为理论基础，逐步开展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基于人学理论与高校德育教育的不可分割性，认知德育与高校德育教育的渊源性。因此，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采取人文关怀的理念即囊括了认知德育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论的相系性，亦成就了高校德育新范式的更迭。应指出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在当代各论中依然保持着其固有的理论论据，依然起着指导高校德育教育继续发展的指明作用。
2.人文关怀的倡导体现了传统德育向认知德育转变的大环境
多年以来，中国的教育理念大都基于填鸭式的初级教育，对于学生本身的诉求、自我认知理解、接受能力都未提入教学大纲。因此，教师对于学生的教育多受限于知识的强制、封闭的教化过程，教师讲授的权威性与不可性持续了很多年，迫使学生形成特定的社会价值观念、个人价值观念以及道德行为规范。以至于忽略了学生本人对人和人性的解读，失去了本我的状态，这种许多高校所面临的糟糕的现实境遇，正逐步瓦解着学生与生俱来的求知欲、探索欲和发现欲。随着时代的进步，教育的国际化接轨，大学生逐渐意识到，他们需求的教育模式已然需要改变，他们期望能够与教师同地位，平等、公平的交流。而此种诉求即成为了阻碍传统教育、德育教育的填塞式吸纳过程。
认知行为训练，更趋向于大学生自我的能动性，更倾向于教师在与其的平等沟通中，舒缓其紧张的神经，敞开心扉的与教师交流。在现代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人文关怀缺失的普遍现象，致使高校德育教育在其功能和价值等方面被弱化，甚至异化。这就造成了千百年来形成的充满魅力色彩的传统德育教育变成了普遍虚幻的存在于高校教育模式中的代名词，使其成为没有道德意义的冗长无味、令人厌烦的灌输与说教。从某种意义上讲，把握住了人文关怀，即是把握住了德育认知与心理健康教育的动态平衡。
二、认知德育的内涵及内容涵盖下的认知行为训练与大学生心理健康
认知德育之于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可顺化为一种理念，亦是大学生心理健康的一种教育模式，归属于在德育教育大环境下的认知行为训练。两者之间的关系可以理解为，认知行为训练正向影响着德育理念，德育理念指导着认知行为的训练。将两者有机的结合起来，即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认知德育教育。德育教育下的认知行为训练蕴含着深厚的人文精神和智慧。因此，通过科学的界定，对认知德育进行深层次的剖析，运用科学的方法构建大学生饱含正能量的思想意识形态，在实际教学中注重方式方法的改革与创新，逐步解析大学生精神世界的最深处，以期从根源上改变其认知行为，达到大学生心理的满意状态。
1.认知德育的涵义
就德育范畴而言，认知训练的存在已不是单纯的语言学意义上的行为训练，而是哲学意义上的思维训练。认知德育指的是以中国传统德育文化为中心理念，基于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平等理解、互相尊重、真诚交流为出发点，以话语环境为媒介，通过沟通实践而达成的心理疏导与心理完善，以构建大学生美好精神世界为努力方向的一种教育认知手段。这种训练模式有其固有的特征：平等、尊重。
认知德育的涵义包括如下几个方面：首先，师生两方的关系属民主和等位的间性主体关系。双方需要共同提供面对面的交流机会，认真理解双方所表达内容，剖析深层次的精神状态。其次，在德育教育影响的大环境下，认知理德育亦设定了其终极目标，以视野和心灵相交合，构建无法比拟的美好精神世界。最后，认知德育的本质是认知训练和德育教育的有机结合、交流的一种范式，师生双方在德育理念下进行认知训练，在认知训练中完备德育教育。
2.认知的人文关怀内涵与大学生心理状态变化
随着社会的进步，多元文化的变革，大学生的心理状态亦从最初的简单、单纯，逐渐步入复杂、不可预测的状态，人文关怀渗透到大学生德育教育视野，为了能够培养出心理状态健康、健全的大学生，通过人文关怀，实现关注学生个人合理发展的大目标，全面促进高校认知德育的发展，形成一种新形势的德育教育。因此，从人文关怀的视角审视大学认知德育，其目的在于充分发掘认知德育固有的人文内涵。
三、高校德育教育视野下的认知行为训练的构建
高校德育教育作为一种普遍的大学生思想教育，是教育理念的核心。认知德育概念的提出是教育理念的延伸，它作为高校德育教育的一种创新手段，正逐渐完备，在彰显传统德育的价值内核基础上，充分发掘其本身的特点与优势，并且能够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出其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正面推手作用。因此，为了适应新形势下德育模式的发展，贯穿人文关怀理念，构建适合大学生心境发展的富有中国教育特色的认知德育，将成为未来几年内，我国德育教育理念的新走向。
1.人本化理念的提出
高校德育教育是在一定的实践为基础指导下开展的，其内涵下的认知德育不但要体现人文化关怀，更应适应人本化的改变。人是客观事物实现的主体，必须要融入人文化关怀的理念，努力做到对学生的教育、引导、鞭策，并从人本化的角度尊重他、理解他、帮助他。“以人为本”不仅要体现在德育教育层面，而且要体现认知德育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监管与修复上。传统理念对大学生人本化的认知缺失，忽略了大学生自我、自主的本意，导致德育教育在大学生心理健康辅导上的时效性匮乏。因此，就当代大学生认知德育的人本化理念提出，显得尤为重要，而必然形成。
2.伙伴化关系的维系
高校师生关系往往局限于传统的教、授模式，注重学生的应试，而非学生的认知，这种极大压抑学生自主性学习的填鸭式教育模式，已经没有了其发展的空间，亟须一种新的模式在大学生德育教育中开拓新的路径。在认知德育的背后，更强调学生与教师的伙伴化关系，因此更能发挥其在当代大学生心理教育的优势，游刃有余地维系着师生间多重的伙伴关系。德育教育正在演变成互补流模式，在心理健康教育过程中，教师必须与学生一起努力，进行批判性思考，追求双方的人性化。
3.认知训练的场域化
心理健康教育中，师生之间交流必须有其特定的场景，其中必须包括舒适的外环境、安静的内环境及相关保障制度。这几个方面共生出另一个新的词汇“情境共同体”。认知德育在融入了人文关怀后，更体现了心系学生，重视学生自我体验的提法。因此，情境共同体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了物质保障，更合乎学生本人的隐私保护权益，学生更愿意接收。这种互动固有的场域，是认知德育彰显其人文关怀的必然诉求。
4.人性化的训练模式
认知德育教育中，如何使用方法，使用什么方法至关重要。教师从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及疏导，在德育的范畴内它所涉及的行为学、方法学手段都应满布人性化的元素概念，由于提出德育教育必须顺应人文关怀理念，必然使得心理健康教育务必注重大学生的情感和体验，而人性化的认知训练符合人们存在于这个社会上的生活交往习性，符合教育模式发展的规律。教师对学生及人性的尊重，有利于教育主体在愉悦、放松的情境下实现理解、沟通、交流与反馈。从学生的个性差异、思维差异、行为差异等视角出发，开展更平等的交流与对话。
四、结语
德育教育是中国千百年来传统教育的精髓，是中华儿女最应永志不忘的美德。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人学理论的基本维度上讲，立德树人是高校教育的治学终极目标，是高校教育价值的最终实现。培养适应社会、服务社会的合格大学生不仅应是业务能力超群，更应是具有符合当代时展的健康心理的群体，认知德育以人文化关怀为主线，彰显着一种新兴的指导大学生心理的重要方式与方法，这也是提高高校德育教育实效性和针对性的必然要求。近年来，在传统德育逐渐淡化的教育趋势下，认知德育已经开始引起教育界的广泛关注与重视，为了提高大学生对认知德育的乐观性自我接受，对浓厚的人文关怀色彩的心理辅导模式的认可，建立这种教育模式的良好口碑，使之成为完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必然保障。因此，认知德育将是这个时代教育模式的呼唤，亦是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之必然之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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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情境认知理论
情境认知理论是继行为主义“刺激—反应”学习理论与认知心理学的“信息加工”学习理论后，与建构主义大约同时出现的又一个重要的研究取向。它强调学习的设计要以学生为主体，内容与活动的安排要与人类社会的具体实践相联通，最好在真实的情景中，通过类似真实的实践方式来组织教学，同时把知识和获得与学生的发展、身份建构等统合在一起。以莱夫等人为代表的情境认知的社会学视野，强调了“社会实践与“社会生活”、“实践共同体”等要素。“它意味着对一个活动系统的参与，其中参与者共享着理解，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以及他们的所作所为在他们生活中意味着什么，对共同体的意味是什么”。
情境观认为，实践不是独立于学习的，而意义也不是与实践和情境脉络相分离的，意义正是在实践和情境脉络中加以协商的。知识不是一件事情或一组表征，也不是事实和规则的集合，知识是一种动态的建构与组织。知识是个体与环境交互作用过程中建构的一种交互状态，是一种人类协调一系列行为，去适应动态变化发展的环境的能力。总之，情境认知理论的观点影响着教学系统设计与学习环境开发等多方面的教学理念，也为心理健康课程的教学提供了理论依据。
2 心理健康教育实施情境认知教学的基础
2.1 认知元是一个在联想过程或符号操作中起作用的心理反应的单位。
它具有完整性、一致性、稳定性，可以把复杂的输入综合处理，以决定是否需要引起反应。它可以保证知觉及时辨认。认知元一经形成后，就成为物体、空间关系、面孔或其他知觉单位的相对固定的神经符号，成为我们进一步学习的基础。我国的认知心理学者在吸收国外研究的基础上，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认为：基于遗传的认知元的形成是与客观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
2.2 心理健康课程的两个属性。
第一，心理健康教育的工具性。情境认知理论认为知识是一整套工具。工具和知识共享着若干重要特征：它们都只能通过运用才能完全被把握和理解；它们的运用既必须改变使用者对世界的看法，又必须适用它们所赖以存在的文化信念体系。因此，知识既是情境性的，又是通过活动和运用不断发展，不断充实和丰富的。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总是积极地使用工具，而不仅仅是满足于获取工具。而且人们在使用工具的同时，不断构建对于世界和工具自身丰富内涵的理解。因此，心理健康教育作为工具的意义也不是不是抽象的；心理健康教育的教学不能脱离具体的情境，否则，生硬的“知识”或“道理”无法在学生真实的学习和生活过程中得以延伸和应用。与生活中使用的其它工具一样，心理健康教育这一工具同样反映了使用工具的文化的累积性、智慧以及个人的洞察力和活动体验。
第二，心理健康教育的文化适应性。心理健康教育的文化适应性应该是受到十分关注的。文化是人类文明长期发展的历史积淀和结晶，一个国家的文化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创立的各种文明的总和。教育是文化传递的一种重要形式，它包括了思想、知识、道德、风俗及每一代人的认知图式等。这种传递并非生物学意义上的遗传，而是社会文化的积淀，是对社会文化世代连续性过程的同化与顺应而引起的文化潜移。也就是每一个民族或国家都通过教育使下一代将本民族或国家的价值观念、历史沿革、宗教、习俗等文化形态深深植根于自己的心理和行为之中，从而构成每一个民族或国家特定的文化背景。其次，教育在文化传递过程中也在不断调整、把那些不适应社会发展的文化形态加以更新。文化的核心是哲学思维方式，各民族或国家不同的哲学思维方式使其教育思想呈现了丰富的表现形式。还有，文化影响教育，关键是文化价值的定向作用。一切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保持文化价值，按文化价值培养下一代，使该文化世代运行下去，他的产生、发展及表现形式就必然受文化的影响和制约。
2.3 目前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教学的状况。
心理健康教育教学的传统做法是把知识与运用相分离，孤立地教授心理学的理论和原理，辅之以案例作为论据。结果是：学生在课堂上（普通场景）听得津津有味，但在实际中，不能把知识整合运用来对自己或他人进行适当的心理调节和调整，因此也更谈不上发挥该课程的任何实践指导作用了。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学生在普通场景（即常规课堂）的学习中，不能表达和相互交流学习体会，所学的心理健康知识脱离了学生自我情绪体验的具体情境。相反，在设置的专题情境教学中（如团体辅导、观看电影、任务驱动、仿真模拟等），学生却能成功把所学的相关心理学知识和自身很好的联系起来。
3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情境认知与情境学习观
3.1 鉴于学生的生活经验关系到他们学习心理健康教育的认知情境，他们在知识的获得与运用中利用生活经验对于心理健康教育情境认知与学习是十分重要的。在心理健康教育教学和学习中，有效地创建心理健康教育学习的环境和场景对心理健康教育学习有很大的意义。
3.2 学生对课程的学习的目的是运用，因此，心理健康教育的教学就必须保证学生获得以下学习机会：既跟真实的社会境域相整合，又能十分贴切地满足社会实践的需求。因此在心理健康教育教学和学习中，提供给学生具有真实目的任务很重要。
3.3 心理健康教育学习和认知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因此，在心理健康教育情境认知与学习中学生必须获得对各种“理论知识”进行反思的机会，因为正是在这些假设的基础上形成生活实践活动中的问题发现与问题解决，从而加深对所学心理健康教育知识的整固。在心理健康教育教学和学习中，树立以学生为中心，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反思、指导实践的能力是心理健康教育教学中的重中之重。究其实，也是心理健康教育教学的目的所在。
4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情境学习与情境认知的基本特征
心理健康教育的情境学习与情境认知的教学模式的提出，源于对心理健康教育学习情境的观察。当心理健康教育的教学融入了让学生运用所学心理健康知识在他们的社会生活情境中的理念时，这门课的意义才有可能发生。因此，参与基于社会情境的一般心理健康教育文化实践是心理健康教育知识结构形成的源泉。事实表明，在情境中获得的心理健康教育知识比通过死记硬背或“满灌式”所获得的知识更灵活、更有用。为此，学生对心理健康教育的学习不仅仅是为了获得一大堆陈述性的知识，而是要这些知识置于社会文化情境中，进行真正的心理健康教育文化实践，把所学心理健康教育知识和情境活动相联系。
因此，心理健康教育情境学习与情境认知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4.1 基于情境的行动。
情境认知理论学者认为，人们不是根据内心关于世界的符号表征行动的，而是通过与环境直接接触与互动来决定自身的行动的。在这种基于情境的行动中，在人的行动模式和处理事件发生的情感中，内隐的知识将在人与情境的互动中发挥作用。情境行动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实践者经常对情境进行反思。这表明，虽然随着实践者经验的日益丰富，其内隐知识的复杂性与有用性都会随之增加，但是当实践者必须处理不同情境中的问题时，他必须通过行动中的反思建构设计与解决问题的新方法，以便使情境行动得以继续。不同领域的实践都存在着情境行动与行动中的反思相互交替的现象。
4.2 参与的形式。
“参与”意味着学生在教师创设的真实情境中，通过观察，体验、交流、讨论等方式进行学习。情境学习中有关参与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学生的社会参与的形式，学习则是其中必不可少的要素。但不可否认的是，参与不是一种教学方法，而是用新的方式观察和理解心理健康教育学习的透镜。
4.3 社团实践与仿真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
心理健康教育情境学习将社会互作用视作心理健康教育情境学习的重要组成成分。为此，一个概念必须强化，这就是“社团实践”。该概念既强调学习是通过参与有目的模仿活动而构建的，同时，它也同样强调实践与社团的重要性。其含义是：在情境认知中，知识被视作实践能力；意义可理解为一种社会单元的构建，该单元共享着某一共同情境中的支柱；学生对心理健康教育的学习作为一种过程，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增强对社团体验的情境的参与。
由此，针对具体的教学过程，提出以下四个建议：
一是，在教学中提供的真实与仿真的境域和任务要能够反映心理健康教育知识在真实生活中的应用方式。
二是，提供给学生对真实生活过程进行观察、体验的机会。
三是，组建的课外学习社团和实践社团，能足以支撑课堂知识学习的社会协作性建构，使内隐知识转变为外显知识。
四是，改变目前的对学生学习效果的评价方式，提供针对学习的过程性的评价体系。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是高等学校对学生实施思想教育的一个载体。对学生的文化适应的研究成果表明，人从出身直至生命的终结都有意或无意地通过观察和实践接受着他所处社团的信念、行为标准与价值取向的影响，健康心理的获得是文化适应的结果。与此不相一致的情况是，目前的教学往往并不提供，或无法提供学生进行文化实践的机会，即便有机会也是非常少。这其中包括主、客观方面的原因，包括教学体制，学校条件，教师的教学理念等等。反思目前的心理健康课程，情境教学与情境认知应纳入教学规划和课程设计之中，通过教学使学生形成与我们文化价值相适应的心理，这才是心理健康教育这门课程的真正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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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模式这一概念频繁出现在各领域中，如哲学、医学、经济学、法律学、认知科学、认知心理学、认知语言学。因此，对其定义也不一，但总的来说认知模式是一种涉及心理的信息加工模式或处理模式。本文从语言学视角探讨认知模式的定义、本质和组成，希望能科学地认识认知模式。
一认知模式的语言学定义及组成
1定义
Lakoff（1987：126）指出认知模式是对世界的一种总的表征，它提供一种规约化的、过于简单的方式理解经验，这些经验可以是真实的也可以是虚拟的。Lakoff认为,人的认知模型是以命题和各种意象的方式贮存在大脑中,认知模型在人与世界的交往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它不仅贮存信息,而且还对输入的信息进行重组。理想化认知模型的价值在于它对我们生活的经历和行为方式高度概括,为我们认知世界提供了一个简约的、理想化的认知框架。也就是说,它能为我们的言语活动和行为提供一个参照,告诉我们世界是什么样,我们要怎样行事。交际双方只有拥有相同或相似的ICM,交际才能顺利进行。
2组成
认知模式的观点主要来源于一下四个方面：
框架语义学(Fillmore),认知语法（Langacker’scognitivegrammar），隐喻和转喻理论(LakoffandJohnson),心理空间理论(Fauconnier)。
（1）命题形式（Fillmore’sframesemantics）
它表明概念与概念之间关系的知识结构属于命题模式，如一个描述关于“火”的知识的命题模式包括“火是危险的”这一命题。这些知识包括特定对象的成分、属性及其之间关系的认知，数个认知域中的知识形成知识网络。人类一部分知识是以命题形式存在的，这也是以前的语言学研究最多的。（赵艳芳，2001）
（2）意象图式模式（Langacker’scognitivegrammar）
意象图式最初是在概念隐喻理论中提出来的(LakoffandJohnson，1980)。Johnson（1987）定义其为一种感知互动及感觉运动活动中的不断再现的、我们的经验以连贯和结构的动态结构。它是在对事物之间关系的认知的基础上所构成的认知结构，是人类经验和理解中的一种联系抽象关系和具体意象的组织结构，是反复出现的对知识的组织形式，是理解和认知更复杂概念的基本结构，人的经验和知识是建立在这些基本结构和关系之上的。Johnson（1987）提到了20多种意象图式：部分-整体图式、连接图式、中心-边缘图式、起点-路径-目标图式、上-下图式、前-后图式、线性图式、力图式等。
既然意象图式是从概念隐喻理论中提出来的，Brugman(1988)的研究表明OVER的意义可用意象图式及意象图式图式来解释，且这些意象图式间是基于相似关系的，即基于隐喻，所以意象图式和隐喻两认知模式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3）隐喻和转喻(LakoffandJohnson)
隐喻和转喻都是认知模式的基本类型，两者都以经验为理据，并用于某些语用目的。把隐喻和转喻作为“模式”强调了它作为稳定的“认知装备”（cognitiveequipment）的一部分，即隐喻和转喻应是我们人类范畴系统的稳定成分。认为转喻和隐喻都是人类重要的思维方式,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重要手段。它们根植于人们的基本经验之中,构成我们日常的思考和行动方式(Lakoff&Johnson,1980:37)。
（a）隐喻模式
隐喻是一个认知机制，在这一机制中，一个认知域被部分地映现(mapped)于另一认知域上，后者由前者而得到部分地理解。前者叫来源域(sourcedomain),后者叫目标域(targetdomain)。也就是说隐喻是从一个概念域（conceptualdomain或称认知域,cognitivedomain;Ungerer&Schimid称之为“认知模型”）向另一个概念域（或认知域）的结构映射。
Argumentiswar（论争是战争）
1）敌对双方的初始位置：Theydrewuptheirbattlelines.
2）进攻：Sheattackedeveryweakpointinmyargument.
3）防御：Theydefendedtheirpositionferociously.
4）撤退：Hewithdrewhisoffensiveremarks.
5）反攻：Ihitbackathiscriticism.
6）胜/负/停战：OK,youwinHehadtosuccumbtotheforceofherarguments.Let’scallitabruce.
由此可知人们通常把较为熟悉的、具体的概念映射到不太熟悉的概念域上，这样有助于对后者的理解。隐喻是一种认知模式，其认知力基于相似或相关而创造相似，创造途径是从来源域向目的域的单向映射。
（b）转喻模式
传统的修辞学和认知语言学都认为转喻是基于邻近性的。Ullmann(1962)认为转喻基于三种邻近性：空间邻近性、时间邻近性和因果邻近性。Lakoff和Johnson（1980）提出邻近性的认知观。Gibbs(1994:319)指出人们能推断出有关整个情形的一些东西的能力依赖于相关的转喻模式。Gibbs还提出了转喻表达式加工理解的两个重要原则:意义构建(sensecreation)和意义选择(senseselection)。这两个原则都是与邻近性相关的。Radden&Kovecses(1999:21)把转喻定义如下:转喻是一个认知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一个概念实体或载体(vehicle)在同一ICM内,向另一概念实体或目标(target)提供心理可及。也就是说转喻是在同一理想化认知模型中一个概念实体为另一个概念实体提供心理通道的认知操作过程（李勇忠，2005）。如：
Onewaitresssaystoanother,“Thehamsandwichjustspilledbeeralloverherself.”
(Lakoff,1980)
例（2）中，名词hamsandwich代表的是吃hamsandwich的人，用转喻的定义就可解释为：三明治的意义提供了对吃三明治的人的心理可及。
Kovecses(2002)根据同一认知域或理想化认知模型中转体与目标的关系,将转喻分为两大类:一是整体ICM与其部分之间的转喻关系ICM有：实物模型、构造模型、等级模型、复杂事件模型、范畴-属性模型等；二是一个ICM中部分与部分之间的转喻关系是以整个ICM为背景：行为模型、感知模型、使役模型、产品模型、控制模型、邻属模型、容器模型、地点模型、修饰模型等。
（4）心理空间理论(Fauconnier)
心理空间理论是Fauconnier(1985)在其著作《心理空间》中提出的，该理论系统地考察人类认知结构和人类语言结构在认知结构中的体现。心理空间理论是意义建构的理论，它研究自然语言意义的构建过程的一种新模式，包含句子意义是如何被分割成心理空间。心理空间是心理空间理论的核心概念,它指人们进行交谈和思考时为了达到局部理解与行动的目的而构建的概念集合(conceptualpocket),它不是语言形式本身或语义结构本身的一部分,而是语言结构中相关信息的“临时性容器”,是语言使用者(话语双方)在语言交际过程中分派和处理信息的虚拟概念框架。这些虚拟概念框架就是研究言者或听者在语言交际中所构建的域,即心理空间。当我们思维和谈话时，在语法、语境和文化的压力下，随着话语的展开，我们创造出一个心理空间网络。由于每个空间都来自于一个母空间(parentspace),而每个空间又有许多子空间，所以空间网络将是个二维点阵(twodimensionallattice)。在这个空间网络中，我们可以从子空间到母空间，也可以从母空间到子空间。心理空间的各种连接或映现可使我们使用词语作为触发词(trigger)去指称其它心理空间中的另一目标实体，这些连接或映现包括语用功能(pragmaticfunction)，转喻、隐喻和类比等。语用功能可把两个心理空间连接起来，例如作者名字可与该作者所著的书对应起来。由此可见，心理空间理论（虚拟概念框架）与理想化认知模式紧密相连，因为理想化认知模式为我们认知世界提供了一个简约的、理想化的认知框架。
（5）概念整合理论（Fauconnier&Turner）
随着心理空间理论的发展，Fauconnier和Turner（1994，1999）发现了反映许多语言现象中的一条重要的心理空间的认知操作：概念整合(conceptualblending)。概念整合理论提供了一个意义构建的总的模式，在这一模式里，有类比、隐喻、转喻及语义、语用因素在运作。Fauconnier和Turner（1999）还指出合成空间理论描述了心理空间网络里认知模式的动态运作（魏在江，2007）。因此可用以下两个例子证明概念整合理论也是一种认知模式：
Everybodyhastheirhornspulledin.
解释：在牛群活动的输入空间里，牛无法收回其牛角。在金融的输入空间中，投资者没有牛角，但它们能收回其投资。在整合空间中，投资者成为具有可缩回牛角的牛。这一突生结构是无法直接通过来源域和目标域的隐喻映现获得的。从上例可看出，概念整合是隐喻这一认知模式的进一步应用，因此概念整合是一种间接的认知模式（张辉,2003;王文斌,2004）。
MaybeRomeoisinlovewithJulit.
Maybe,RomeoandJuliet''''snamesarereallyDichandJane.
(Fauconnier,1994)
词语Maybe是一个触发语，它建立了一个与基本空间相关的可能性的心理空间。第一句话中的Romeo和Juliet转喻的是第二句话中的Dich和Jane。
（6）其他模式：俗模式和科学模式
无任何专业技术知识的普通人们对他们生活的各个重要方面有潜在或明显的理论。人类认知学家称其为俗理论或俗模式。据所知，这些俗理论或俗模式已逐步发展成为范畴化的典型理论。尤为重要的是要意识到什么是俗模式以及专业知识所建立的领域如范畴化、指称、意义等。
三模式间的联系与不同
综上所述，认知模式是建立在事物之间的关系的基础上的对事物的一种认识。ICM是代表说话人的概念知识（包括他们的语义知识）的语言结构（魏在江，2007）。且各模式间紧密联系，如意象图式模式与隐喻模式、隐喻模式与转喻模式。当然，各模式有其自身的特点：命题模式表明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关系，意象图式模式是在对事物之间抽象和具体的关系的认知的基础上所构成的认知结构，隐喻模式基于相似或相关而创造相似关系的基础上认识事物，转喻模式是基于邻近性的关系，心理空间理论及概念整合理论是隐喻模式和转喻模式的综合运用或进一步运用。此外，认知模式与文化模式息息相关，因为我们认识事物都是在一定的文化语境中且认知模式随着文化模式的变化而变化，正如DCruse(1991:389)指出：“在认知发展过程中的范畴典型显然受到熟悉度和经验的影响；在南极长大的人对于鸟的典型的认识在亚麻逊河流域或者在撒哈拉沙漠长大的人就不一样。”
四结语
人们在认识世界、建立范畴概念的过程中，使用了很多认知模式。每一种认知模式都是一个结构性整体，一种完型结构。简单的范畴可能只涉及一种认知模式，但复杂的范畴可能涉及多个认知模式，如感情范畴。但对认知模式的研究本文提出以下几个观点：
（1）认知模式的研究潜力巨大。认知模式是一个心理学中的术语，但如同文章开头所述，它在众多领域中广泛应用。
（2）认知模式在各门学科的研究中很不平衡。它已深入到了医学、经济学、法律学、认知科学、认知心理学、认知语言学等多个学科，但对其的研究只是皮毛。
（3）认知模式作为一种认知方式如何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发生作用在认知语言学这门学科内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4）认知模式与文化模式紧密相关，但在进行跨文化的交际（包括翻译）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5）认知模式在外语教学中的应用和体现还未成系统,只是粗略的在听力、阅读理解等中有所提及，但未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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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情境认知理论
情境认知理论是继行为主义“刺激—反应”学习理论与认知心理学的“信息加工”学习理论后，与建构主义大约同时出现的又一个重要的研究取向。它强调学习的设计要以学生为主体，内容与活动的安排要与人类社会的具体实践相联通，最好在真实的情景中，通过类似真实的实践方式来组织教学，同时把知识和获得与学生的发展、身份建构等统合在一起。以莱夫等人为代表的情境认知的社会学视野，强调了“社会实践与“社会生活”、“实践共同体”等要素。“它意味着对一个活动系统的参与，其中参与者共享着理解，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以及他们的所作所为在他们生活中意味着什么，对共同体的意味是什么”。
情境观认为，实践不是独立于学习的，而意义也不是与实践和情境脉络相分离的，意义正是在实践和情境脉络中加以协商的。知识不是一件事情或一组表征，也不是事实和规则的集合，知识是一种动态的建构与组织。知识是个体与环境交互作用过程中建构的一种交互状态，是一种人类协调一系列行为，去适应动态变化发展的环境的能力。总之，情境认知理论的观点影响着教学系统设计与学习环境开发等多方面的教学理念，也为心理健康课程的教学提供了理论依据。
2 心理健康教育实施情境认知教学的基础
2.1 认知元是一个在联想过程或符号操作中起作用的心理反应的单位。
它具有完整性、一致性、稳定性，可以把复杂的输入综合处理，以决定是否需要引起反应。它可以保证知觉及时辨认。认知元一经形成后，就成为物体、空间关系、面孔或其他知觉单位的相对固定的神经符号，成为我们进一步学习的基础。我国的认知心理学者在吸收国外研究的基础上，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认为：基于遗传的认知元的形成是与客观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
2.2 心理健康课程的两个属性。
第一，心理健康教育的工具性。情境认知理论认为知识是一整套工具。工具和知识共享着若干重要特征：它们都只能通过运用才能完全被把握和理解；它们的运用既必须改变使用者对世界的看法，又必须适用它们所赖以存在的文化信念体系。因此，知识既是情境性的，又是通过活动和运用不断发展，不断充实和丰富的。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总是积极地使用工具，而不仅仅是满足于获取工具。而且人们在使用工具的同时，不断构建对于世界和工具自身丰富内涵的理解。因此，心理健康教育作为工具的意义也不是不是抽象的；心理健康教育的教学不能脱离具体的情境，否则，生硬的“知识”或“道理”无法在学生真实的学习和生活过程中得以延伸和应用。与生活中使用的其它工具一样，心理健康教育这一工具同样反映了使用工具的文化的累积性、智慧以及个人的洞察力和活动体验。
第二，心理健康教育的文化适应性。心理健康教育的文化适应性应该是受到十分关注的。文化是人类文明长期发展的历史积淀和结晶，一个国家的文化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创立的各种文明的总和。教育是文化传递的一种重要形式，它包括了思想、知识、道德、风俗及每一代人的认知图式等。这种传递并非生物学意义上的遗传，而是社会文化的积淀，是对社会文化世代连续性过程的同化与顺应而引起的文化潜移。也就是每一个民族或国家都通过教育使下一代将本民族或国家的价值观念、历史沿革、宗教、习俗等文化形态深深植根于自己的心理和行为之中，从而构成每一个民族或国家特定的文化背景。其次，教育在文化传递过程中也在不断调整、把那些不适应社会发展的文化形态加以更新。文化的核心是哲学思维方式，各民族或国家不同的哲学思维方式使其教育思想呈现了丰富的表现形式。还有，文化影响教育，关键是文化价值的定向作用。一切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保持文化价值，按文化价值培养下一代，使该文化世代运行下去，他的产生、发展及表现形式就必然受文化的影响和制约。
2.3 目前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教学的状况。
心理健康教育教学的传统做法是把知识与运用相分离，孤立地教授心理学的理论和原理，辅之以案例作为论据。结果是：学生在课堂上（普通场景）听得津津有味，但在实际中，不能把知识整合运用来对自己或他人进行适当的心理调节和调整，因此也更谈不上发挥该课程的任何实践指导作用了。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学生在普通场景（即常规课堂）的学习中，不能表达和相互交流学习体会，所学的心理健康知识脱离了学生自我情绪体验的具体情境。相反，在设置的专题情境教学中（如团体辅导、观看电影、任务驱动、仿真模拟等），学生却能成功把所学的相关心理学知识和自身很好的联系起来。
3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情境认知与情境学习观
3.1 鉴于学生的生活经验关系到他们学习心理健康教育的认知情境，他们在知识的获得与运用中利用生活经验对于心理健康教育情境认知与学习是十分重要的。在心理健康教育教学和学习中，有效地创建心理健康教育学习的环境和场景对心理健康教育学习有很大的意义。
3.2 学生对课程的学习的目的是运用，因此，心理健康教育的教学就必须保证学生获得以下学习机会：既跟真实的社会境域相整合，又能十分贴切地满足社会实践的需求。因此在心理健康教育教学和学习中，提供给学生具有真实目的任务很重要。
3.3 心理健康教育学习和认知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因此，在心理健康教育情境认知与学习中学生必须获得对各种“理论知识”进行反思的机会，因为正是在这些假设的基础上形成生活实践活动中的问题发现与问题解决，从而加深对所学心理健康教育知识的整固。在心理健康教育教学和学习中，树立以学生为中心，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反思、指导实践的能力是心理健康教育教学中的重中之重。究其实，也是心理健康教育教学的目的所在。
4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情境学习与情境认知的基本特征
心理健康教育的情境学习与情境认知的教学模式的提出，源于对心理健康教育学习情境的观察。当心理健康教育的教学融入了让学生运用所学心理健康知识在他们的社会生活情境中的理念时，这门课的意义才有可能发生。因此，参与基于社会情境的一般心理健康教育文化实践是心理健康教育知识结构形成的源泉。事实表明，在情境中获得的心理健康教育知识比通过死记硬背或“满灌式”所获得的知识更灵活、更有用。为此，学生对心理健康教育的学习不仅仅是为了获得一大堆陈述性的知识，而是要这些知识置于社会文化情境中，进行真正的心理健康教育文化实践，把所学心理健康教育知识和情境活动相联系。
因此，心理健康教育情境学习与情境认知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4.1 基于情境的行动。
情境认知理论学者认为，人们不是根据内心关于世界的符号表征行动的，而是通过与环境直接接触与互动来决定自身的行动的。在这种基于情境的行动中，在人的行动模式和处理事件发生的情感中，内隐的知识将在人与情境的互动中发挥作用。情境行动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实践者经常对情境进行反思。这表明，虽然随着实践者经验的日益丰富，其内隐知识的复杂性与有用性都会随之增加，但是当实践者必须处理不同情境中的问题时，他必须通过行动中的反思建构设计与解决问题的新方法，以便使情境行动得以继续。不同领域的实践都存在着情境行动与行动中的反思相互交替的现象。
4.2 参与的形式。
“参与”意味着学生在教师创设的真实情境中，通过观察，体验、交流、讨论等方式进行学习。情境学习中有关参与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学生的社会参与的形式，学习则是其中必不可少的要素。但不可否认的是，参与不是一种教学方法，而是用新的方式观察和理解心理健康教育学习的透镜。
4.3 社团实践与仿真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
心理健康教育情境学习将社会性交互作用视作心理健康教育情境学习的重要组成成分。为此，一个概念必须强化，这就是“社团实践”。该概念既强调学习是通过参与有目的模仿活动而构建的，同时，它也同样强调实践与社团的重要性。其含义是：在情境认知中，知识被视作实践能力；意义可理解为一种社会单元的构建，该单元共享着某一共同情境中的支柱；学生对心理健康教育的学习作为一种过程，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增强对社团体验的情境的参与。
由此，针对具体的教学过程，提出以下四个建议：
一是，在教学中提供的真实与仿真的境域和任务要能够反映心理健康教育知识在真实生活中的应用方式。
二是，提供给学生对真实生活过程进行观察、体验的机会。
三是，组建的课外学习社团和实践社团，能足以支撑课堂知识学习的社会协作性建构，使内隐知识转变为外显知识。
四是，改变目前的对学生学习效果的评价方式，提供针对学习的过程性的评价体系。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是高等学校对学生实施思想教育的一个载体。对学生的文化适应的研究成果表明，人从出身直至生命的终结都有意或无意地通过观察和实践接受着他所处社团的信念、行为标准与价值取向的影响，健康心理的获得是文化适应的结果。与此不相一致的情况是，目前的教学往往并不提供，或无法提供学生进行文化实践的机会，即便有机会也是非常少。这其中包括主、客观方面的原因，包括教学体制，学校条件，教师的教学理念等等。反思目前的心理健康课程，情境教学与情境认知应纳入教学规划和课程设计之中，通过教学使学生形成与我们文化价值相适应的心理，这才是心理健康教育这门课程的真正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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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心理学是心理学之学，是以心理学自身的理论陈述和研究状况为研究对象的学问。尽管目前西方仍有不少学者对元理论概念及元理论化研究趋势还存在着一些不同的看法，甚至是不少严厉的批判。但是近20年来，许多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学科元理论化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已经逐渐成熟同时也对当前西方心理学理论研究中的“后基础论”运动越来越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元理论化研究趋势已被视为许多学科理论建设的一个新的发展途径，一些学者认为，“是获得对理论深入理解的方式，构建新理论的序曲，形成超越的理论视界的资源”111。特别是在当一门学科的主题概念出现某种新转变时，元理论能够在修正目前该学科所通行的范式和纲领的研究中发挥出重要的理论组织功能。
同时，当某一学科的研究很久没有出现进展时，似乎到了无路可走的地步，许多研究越来越困惑，元理论化研究更能够凸显出其内在的学理价值。其通过对学科奠基者当初提出的学科目标建设的可行性、理论的恰当性等基础性问题提出反思、追问和质疑，进而寻求开辟新的发展路径。由于现代心理学的发展长期处于众多困境之中难以自拔，于是元心理学这一学科的出现便成为一种逻辑的必然。西方主流心理学一直信奉“方法中心论”，心理学的学科发展危机也多被归结为“方法危机”。但是，现代心理学中层出不穷的新技术、新方法在建构理论过程中却连续遭受挫折，不少心理学研究者便开始尝试超越方法论的传统，探索心理学的新的建设与发展途径。后现代心理学无疑是当前西方心理学众多流派中的积极探索者。
作为一种泛化思潮的后现代心理学研究取向，其在许多方面包孕了自己对心理学科中的元理论问题的反思、追问和解答。后现代心理学在哲学上，继承了海德格尔的建构实在论（ccnstrutverealim)与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本体论思想，拒绝形而上学和元理论，这就意味着对旧的形而上学的超越和克服，将建设一种新的形而上学作为自己的发展任务，他们不得不自觉地将元哲学问题作为自己思考的对象，并在这方面进行重要的重新建设与构造;在科学观方面，无论是批判性的后现代主义，还是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他们均普遍以有机整体观、生态科学观为武器，试图实现“世界的返魅”再现“科学的魅力”，进而建构起内生性的“真善美统一”的后现代世界观与科学观;在心理学领域，后现代心理学通过不断对现代西方主流心理学赖以立足、发展的理由及方法的反思、追问和判定，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离散式的元理论。近20年来，西方后现代心理学在对现代主流心理学的主流话语系统进行批判为先导的前提下，重新解释与建构起了新的心理学的知识观、真理观和意义价值论，其中出现的众多新的研究范式，特别是认知建构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等流派，在知识论和认识论领域所开创的“后继认识论”（rucesrepistenology)更是在元理论层面上对以科学主义为代表的实证心理学和信息加工理论为代表的认知心理学的核心假设思想的一种有力否定与超越。
除了对科学主义的心理学的知识观进行批判的同时，建设性的后现代心理学还对目前另一种科学主义的研究范式一认知心理学进行了批判。现代认知心理学的元理论核心假设是物理符号加工系统，主张物理符号系统类似于人的心理表征机制。而后现代心理学中的建构主义元理论核心假设，不是“心理机制”或生理机制和表征而是话语、技能和能力。表征是现代认知心理学的一个核心概念，社会建构主义者则认为，谈话的方式才是中心;谈话本身提供的不是“心理表征”而是“心理工具”可以服务于修补与指示的双重功能，也都可作为发现已有意义的符号。心智表征的真实是从社会获得的，其不是对真实事物的指代，而是对在社会传统中运用修辞和文本方式建立的实体的指代，即“理论方法”。当前即使与认知心理学关系十分密切的认知建构主义学派也批评了经典信息加工理论的“表征”核心概念。例如，格拉斯费尔德和斯皮罗等人便认为，知识并非是对现实的准确表征，它只不过是一种解释和假设，而不是问题的最终答案，其会随着人类的进步而不断地被革命掉。认知信息加工理论重视“知识的表征和信息的输入”问题，这就等于给知识赋予了预先的客观确定性和权威性。所谓陈述性知识和程序性知识等概念及与之相匹配的知识学习设计原理，无不反映出传统心理学和现代心理学的“灌输”思想。在建构主义者看来，知识并不是信息输入传递的过程，更为重要的是转换、加工的建构过程，其中个体的经验信念、活动参与、语言灵活性在知识的理解和把握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后现代心理学的元理论也相当关注“怎么做”的方法论问题。尽管后现代主义者不习惯于使用方法一词，但有时他们也用近似于方法论的术语讨论真理与知识问题。在与现代主义者作斗争的过程中，后现代主义者认为不存在方法，不存在务必遵守的程序规则。存在的只是他们后现代主义的反规则和怀疑一切的严格作风。后现代的方法论是后实证主义或反实证主义的。他们甚至声称，就方法而言，“怎么都行”。而作为对现代心理学“科学方法”的替代者，后现代心理学主张这样两条方法论途径：内省的反客观主义的解释和解构。“解构”注重否定的批判能力，而“解释”则侧重表达某个积极的观点。在现代心理学的领域里，解释的特点受到严格的规定:寻求协调、追求对真理的统一，而不是寻求各种方案的扩大和增加。而在后现代心理学的解释理论中，解释已经不是深入根底的追求真理的活动，而是起中介作用的个体化理解形式。“任何一个文本的无限数量的解释（意义）都是可能的”。所有的文本意义、所有的解释，都是无法确定的。所有的解释都是等价的。他们拒绝让某个陈述高于另一个陈述。社会建构主义者提出要将话语分析方法作为心理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话语分析方法并不亚于自然科学的精确性。与这种基本方法相关的方法还有访谈法、叙述一写作法、介入观察、协调理解、争论研究等方法。他们还创立了G方法，主张将主观性纳入人的行为分析当中，并对其进行测量。这应该说是近10年来后现代心理学在方法论上的许多积极探索成果。
同时，后现代心理学的元理论主张也涉及了心理学的实践论问题。实践论是与方法论相联系的另一个基础性问题，即“如何去做”之类的实践应用问题。这可能在一定范围内已经超出了元理论的既有研究范畴，但是实践论题本身的重要性也迫使元理论研究，对于实践问题不得不对理论的应用问题给予应有的关注。因为如果任何形而上学的元理论是无用的，那么，有关后现代心理学的一般性质和结构之类议题的讨论，同样是多余的或者是无用的。倘若一个心理学理论问题的解答是有意义的，那么其必然是人类实践所必需的。一切具有实际价值的基础性问题的反思和探讨，也理应涉及元理论的实践内容。众所周知，后现代哲学实际上是一种主张生活实践的哲学，而后现代心理学也特别强调要有一种关注日常生活世界和实践操作的心理学。正如建构主义者波特（pq«t2000)指出的那样，后现代主义有利于心理学实践向这样四个方面的转变：（1)促进语言的意义与功能的转变。（2)从个体中心模型向关系模型转变。（3)从客观世界向社会建构世界转变。（4)从经验实证向话语分析转变。
波特还批评后现代主义的话语心理学未能将人的实践活动概念化，未能认识实践的行动定向和协同来建构其功能，也未能说明实践如何通过人的分类、公式化及定向活动获得意义。话语心理学集中强调了自然情境中关于现实和认知的“文本”的产生过程，这种文本是实践活动的组成部分。应该说，后现代心理学作为一种思潮、一种理论已经得到了一定的承认。但是这种所谓的新的心理学样式进一步的发展目标是对学科和职业实践活动的贡献，按照这个标准来衡量，值得进一步关心的问题是“后现代心理学能否发展成为一门学科”、“能否为心理学的职业和专业实践上有所丰富呢？”后现代心理学也越来越重视这些重要问题。格根指出，现代心理学中，在学术性知识与实践的应用性知识之间存在着一个很强的鸿沟与等级之分，而从后现代主义的观点来看，这种区别可以很大程度上得到消除。揭示世界的理论并不是对世界的镜像反映，而是在社会中的话语行动建构。所导致的结果是，理论是其自身的一种实践形式。理论也是一种实践自身的形式，理论是文化生活的组成部分，实践是技能化的做事（skilledpefmance)'为了使心理学家超越学术专业活动的话语世界，更直接地丰富自己的实践形式以更好地为社会服务，后现代研究者一方面强调心理学不可避免地受制于文化实践，另一方面开始重视增加有效用的实践操作系统的探索，以便能使目前现代心理学的主要专业职业实践成员，如心理治疗、咨询、教育、测量和组织管理工作者等能够从中受益。需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后现代主义的心理治疗与咨询模式已经出现在家庭疗法、叙事疗法、交往互动疗法等职业实践中。随着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心理学的深入发展，这方面的工作也会得以进一步加强，必将会给后现代心理学获得更大的内在生命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