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国文字规范的形成及现状
汉字产生之前“上古结绳而治”，自然是没有规范的。后世从图画和契刻受到启示，文字“是劳动人民在劳动生活中，从无到有，从小到多，从多头尝试到约定俗成，所逐步孕育、选练、发展出来的”。“约定俗成”便形成了初步的体系，也就是早期不成文的规范。
汉字规范是客观存在的，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规范。旧中国长期以繁体字为正体，那么，以繁体字为代表的正体字也就成了当时的规范字。虽然当时以繁体字作为规范，但是，人民群众长期以来在社会实践中创造的手头字、俗字已经开始流行。这便是对汉字的丰富和发展。
两表的调整表明我国语言文字规范的一个立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是一个不断进行不断完善的过程，不可能一毗而就，也没有终止的时候，需要从语言文字的自身发展规律和我国的国情出发，因势利导，循序渐进，使原则性与灵活性统一起来，使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的过程成为积极引导规范而又不断丰富发展的过程”。
从这一立场出发，我们研究了目前作为字形规范的《现代汉语通用字表》，认为此表还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现在把我们的意见提出来。
1.1笔形的变化规律不够统一
①末笔是横的部件作左偏旁的横变成提，“车”和“牛”作左偏旁时改变笔顺把横变成了提，按照这种变化规律，“革”字作左偏旁时也应改变笔顺把横变成提。另外“黑”字作左偏旁时末笔不是横，四点上面部件的横不应该就提。
②末笔是竖的部件用作左偏旁时，竖变成撇，如:翔、邦、等，按照这种变化规律，韩、郸、韧等字也可以变，特别是“”变“艳”字，左边部件与“邦”相同，理应变撇。
③“月”字用作下部件时撇变成竖，如:肖、胃、能、俞等，但在筋、崩、葫、萌、旅等字中却没变。
④“木”字做底时，如果上部是撇捺对称且覆盖“木”字的部件，要把捺变成点，如:条、茶等。如果上部不与撇捺对称的部件为邻，则不必改变捺的笔形，如:桌、梁、棠等。可是“杂、亲、杀”三个字本属后种情况，却按前者的规律把捺变成了点。考查这三个字的来历，原来它们在繁体字时代只是该字的左边部件，简化时把右边简掉，却没有把作为整字时“木”字该有的捺恢复过来。与此相反本应根据避重捺的原则把其中的“米”字的捺变成点，然而《现代汉语通用字表》中的“乘”字却设计为两个捺。
1.2笔顺的规则也不够统一
汉字的笔顺基本上是按人体臂、腕、指的运动生理特点和视觉审美要求约定俗成的，这叫作自然笔顺;规范笔顺是在自然笔顺的基础上加以整理而制订出来的。规范的笔顺主要有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先横后竖、先撇后捺、从外到内和先外后内再封口等几条，除此之处，还有一些特殊情况，但一般都应该符合人的臂、腕、指的运动生理特性。
汉字的历史太久远，形成的因素太复杂，要想通过几条规律把它们统一起来，简直是办不到的。不过，作为汉字的规范标准，是文字继续丰富和发展的基础，这个基础越有规律、越容易掌握，推广起来就越有效率。我们应该从“有利于维护国家和民族尊严，有利于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有利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总原则出发，尽可能地使汉字难认、难写、难记的现状得到改善，使汉字构形及组合时的变化规律趋于统一，为语文教学、社会应用和对外汉语教学开创新局面。
2文字规范发展的方向和措施
汉字喜逢盛世，必须抓住机遇，尽快适应世界汉语热的需要、中国加人WTO后因交际的需要、科技发展的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加快发展速度。
2.1调动国家与民间两个个积极性，加大汉字研究的力度
国家“支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多年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民间的积极性调动得不够充分。汉字产生于劳动人民的劳动生活，又服务于社会生活，如果只有国家主管部门的研究而没有民间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我们不能只盯着民间用字出现混乱现象的消极因素，而忽视人民群众使用和创造文字的积极因素。语言文字的政策应该适当放宽，鼓励民间建立语言文字研究机构，并积极征求汉字使用者特别是语文教师的意见，吸收民间汉字研究的成果，使语言文字政策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统一起来。
一、产生于宋代说。1995年11月8日《光明日报·文化周刊》专版刊登了邹晓明、唐信忠二先生《汉字简体字九百年前就出现》一文，认为“早在900年前的北宋时期，简体字已在人们的手书中流行，这是有关学者对最近发现的米芾手书《昼锦堂记》碑刻进行深入研究后得出的结论”，并举出“记、将、荣、盖”等14个共17处简化字作为证明。
1995年12月4日新华社又发了一条电讯稿《宋明清文物上发现简体字》证实上述消息，1995年12月5日的《光明日报》予以登载。文中报道说，在江西吉安市兴桥镇钓源村“发现一北宋书法家米芾手书《昼锦堂记》的清代道光年间碑刻，清晰可辨的159字中，有13个简体字，这又将简体字的出现前推了400多年”。
二、产生于唐代说。1993年10月24日《光明日报》刊载魏奕雄的文章《唐碑已有简体字》，谓《嘉州凌云寺大弥勒石像记》碑文的撰刻时间为“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十一月五日”，“碑文共800多字，尚有270字清晰可辨”。“在270个可辨识的字中，发现‘弥、万、将、与、继’5个简体字，与我国大陆现在通用的规范简化字完全相同，其中‘弥’和‘万’出现两次。”
三、产生于晋代说。1996年1月3日《文汇报》载王春南先生文《中国何时出现简化字》，说“现今通用的某些简化字，岂但北宋的米芾用过，在米芾之前700多年，东晋王羲之就用过”，并举出王羲之在《兰亭序》、《游目帖》及唐怀仁和尚集王书《大唐三藏圣教序》等传世墨迹、碑刻中使用简化字22个。据此，该文认为：汉字简化字出现的上限应在王羲之生活的东晋年间。
上述几种关于简化汉字出现的年代的说法，都是值得商榷的。
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我们首先应弄清楚简体字和繁体字的基本概念。在文字学中，简体字与繁体字是两个相对的概念。一般来说，经过简化的汉字称为简体字，而已有简体字代替的汉字，则称为繁体字。因此，用笔画简单的字代替笔画繁多的字，称为汉字的简化。其次，考诸汉字的结构及其发展变化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简化的趋势是从有了文字之后就开始存在，并且贯彻在文字发展的整个过程中的，是文字本身内在的规律”［1］。也就是说，简体字是从汉字产生的时候起就出现的客观实在。
下面依次加以说明。
殷商甲骨文是我国最古老而成体系的汉字类型，它以象形、会意等造字方法为基础，同时大量使用假借字以适应记录语言的需要。迄今可辨识的甲骨文字约有2000个。从这些可识的甲家文字的笔画和结构看，简繁无定是这些锲刻文字的突出特征，常常有一个字出现几种乃至数十种不同的写法。如“贞”字，就有67个繁简不同的形体［2］，“马”字有50个繁简不同的形体［3］，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文字学上把这种“一字多形”的字称为“异体字”，也称“或体”、“重文”。异体字是在汉字创始之后和新陈代谢过程中客观存在的现象。这是因为，作为表意文字的汉字，在与语言的适应过程中，往往导致独立的记录符号随着语言表达的细密而相应增多，于是就产生了代表一个音节的符号出现几种不同的形体和结构的现象，所以在甲骨文中，几乎每一个字都有异体。另外，与文字缺乏统一的规范标准亦有很大的关系。
甲骨文中的异体字，多数出现在不同的甲片上。而在同一甲片上，复用字一般都保持着笔画的一致。如果把这些异体字作一归纳比较，可以发现使用频率越高的字异体越多。若进一步把同一字的异体按笔画的多少排列，可以看到年代越早的字笔画越繁，其图画性越强，反之，年代较晚的字笔画就越简单。如“马”字，商王武丁时期的字形要比武乙、文丁时期的字形简单很多［4］。这种现象反映了表意文字由具象图形向担象符号发展的趋势，也说明了使用频率促进着文字的简化。另外，甲骨文字由于书写工具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也对字形的简化产生了影响。从已出土的商代后期的甲骨和玉石、陶等类物品上残存的少量书写文字看，这些字是用毛笔蘸墨或朱砂书写的，可见，在商代，毛笔已经是主要的书写工具。“笔”字繁体作“笔”，从（附图略）
在西周金文当中，文字虽然存在着简化和繁化两种倾向，但简化始终是汉字发展的主流。
与甲骨文相同的是，两周金文中的异体字依然大量存在。如“国”字，不同的写法形体仍有数十种，多数字仍是异体各存。这个时期的文字多是范畴于器物之上，工艺复杂，因而对一些字在笔画上进行了较多的省简，形体也逐渐规整。这是两周金文发展的基本趋势。同时，由于社会分工的日渐繁复和人类思维的发展，相应地要求语言文字的表达与之适应，因而通过假借法赋予新义，或用指事法增加义符，或用形声法增加音符，或增加笔画以区别同音异义字等，创造了一些新字；这些新字不同程度地使文字的笔画增多了，出现了所谓“繁化”现象。两周金文繁化的另一个特点是图画形文字的复现。这主要是器物铸造日益精美，在青铜器上采用了装饰性极强的图案花纹，这种装饰意味也渗透到了文字之中。郭沫若说：“东周而后，书史之性质变而为文饰，如钟磔之铭多韵语，以规整之款式镂刻于器表，其字体亦多作波磔而有意求工。……凡此均于审美意识之下所施之文饰也，其效用与花纹同。中国以文字为艺术品之习尚当自此始。”［6］如东周时期的“鸟虫书”，在笔画的上下或左右增加了一些变形的鸟、虫图案，无疑使文字变得复杂了。但这些文字具有艺术性而无实用性，很快就因为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生活的发展与实用汉字相分离，进入纯艺术的殿堂；而作为记录语言的符号的汉字，仍然沿着简化的道路向规范化、科学化、抽象化、实用化发展。
战国时期，群雄争霸，各自为政，“书不同文，车不同轨”，文字的使用也产生了混乱状况。正像唐兰先生指出的那样：“特别是到了战国末年，贵族社会崩溃，在商人社会里，书法也不讲究了，锲刻文字笔画草率，简体跟破体盛行。”［7］从汉字发展的历史来看，这个时期文字混乱的状况具有两面性：一方面，诸侯国各按所需、各自为文，任意增减笔画，造成文字交流的困难，影响了汉字的规范化进程；而另一方面，这种率意简笔与破体省略，却又在客观上为新体汉字的产生准备了条件，促进了汉字向着简化方向发展。
秦始皇统一六国，下令全国“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8］，命李斯等人作小篆，废弃六国异文，这是中国文字发展史上的第一次规范化运动，也是第一次由政府主持的文字简化运动。王国维曾经考证过秦统一文字的情况：“班孟坚言《仓颉》、《爰历》、《博学》三篇文字，多取诸《史籀篇》，而字体复颇疑，所谓秦篆者也。许叔重言：‘秦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文字，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是秦之小篆本出大篆。而《仓颉》三篇未出，大篆未省改以前，所谓秦文，即籀文也。”［9］也就是说，小篆是经过“省改”大篆而产生的；所谓“省改”，即是简化之意，通过对史籀大篆的规范、简化，才得以使新的字体小篆作为统一文字颁行天下。相对于大篆，小篆即是它的简体字。
现代意义上的简体字的大量出现，是在汉字完成了隶变之后。隶变是古汉字演变为现代汉字的关键，同时也是汉字的一次大规模的简化过程。所谓隶变，准确地说应该是“草变”。郭绍虞先生曾指出过这个问题：“隶书对篆而言，是篆书的草体。”［10］这在已出土的大量简牍、帛书中可以得到证明。事实上，古草书在小篆之前就存在了。侯马盟书、温县盟书、信阳楚简、仰天湖楚简等文字都已出现了简省连写的笔画，这些与常见的铭刻文字不同的率意而写的篆草书体就是古草书。在秦以小篆正定文字之前，主要是因为这些古草书才形成了“书不同文”的局面。小篆的不易书写加大了文字与实用的距离。许慎说：“秦焚烧经书，涤除旧典，大发吏卒，兴戍役，官狱职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11］赵壹说：“盖秦之末，刑峻网密，官书烦冗，战攻并作，军书交驰，羽檄纷飞，故为隶草，趋急速耳。示简易之指，非圣人之业也。但贵删难省烦，损复为单，务取易为易知，非常仪也。故其赞曰：临事从宜。”［12］秦代的隶书就是篆书的草写，史称“古隶”，以睡虎地秦简为代表。古隶的发展分为两途：一是在草化省略圆转弧曲笔法的基础上规则端正，形成左右对称、方正波磔的“八分书”即今隶；二是在草化连笔快写的基础上规则简率，形成了轻捷便利的章草。
从已出土的文物考察，篆书草化的进程肇始于战国晚期。1980年在四川青川战国晚期墓葬中发现的木牍文字即有明显的草化痕迹。省略、连笔、方折的笔法已经较多地取代了圆转的篆书笔法。稍后一些，从睡虎地秦简、马王堆汉墓帛书和银雀山汉墓竹简文字中，更可以清楚地看到秦隶的形体和章草的雏形。至少在西汉时期，章草已经成为可以应用于各种重要场合的正式字体，其使用范围已相当广泛。据笔者对现存已出土的西汉景帝（前156年－前141年）时期至东汉章帝（76年－88年）时期的两汉简牍、碑刻用字的不完全统计，当时使用并和今天简化字相同的简体字有30多个。如“记、兴、为、东、张、问、来、时、麦、铺、杨、书、伦、车、头、陈、长、贯、郸、孙、干、朴、夹、鱼、萧、赋、事、门、稻”［13］等字。这些字绝大多数来源于古隶的草写，并且都有着较高的使用频率。草写在客观上完成了对汉字繁复笔画的简化，因而在汉字简化的历史演进中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到了东汉后期至魏晋间，出现了现代形体的楷书。楷书又称“真书”，它是从今隶和章草中演变而来的。从汉晋木简的字体和笔法中考察，在章草中已渐次具备了楷书的形体。从存世的碑刻、墨迹看，汉代没有楷书的遗迹。现在可以见到的最早的楷书，是钟繇（151年－230年）所书《宣示表》、《荐季直表》等碑刻。又有吴之《谷朗碑》，字体笔画亦近楷书［14］。而流传最古的西晋陆机《平复帖》，仍存章草笔法，可见晋初章草与楷书尚在进行嬗变交替。楷书的出现，使汉字在科学化、规范化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汉字形体系统，使方块汉字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固定下来。
楷书的定型是在对今隶的简化和对章草的吸收和基础上完成的。在笔画上，简化了今隶的波折和方撇；在结构上，吸收了章草的简省和连写替代，形成了科学的、规范的方块汉字。因此，可以说，楷书又是对今隶的一次简化。此后，简体字随着行书、草书的快写而使用得日益普遍。魏碑中已大量出现了如“万”、“无”等简体字。晋、唐佛教译经、写经鼎盛，宋代雕版印刷大为发展，话本小说、说唱诸宫调、戏曲等市民通俗文艺崛起迅速，都促进了简体字使用的社会化。特别是宋、元雕版书籍中大量出现的“俗字”，是刻工贪图省工省时恣意简省笔画的结果。虽然其中很大一部分因违背了汉字简化的规律而被淘汰，但这些“俗字”在汉字由繁趋简的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注释：
[1]梁东汉：《汉字的结构及其流变》第48页。
[2][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甲骨文编》卷三·二九、卷十·一。
[4]高明：《古文字类编》第192页。
[5]裘锡圭：《文字学概要》第42－43页。
[6]郭沫若：《青铜时代·周代彝铭进化观》。
[7]唐兰：《中国文字学》第120页。
[8]《史记·秦始皇本纪》。
[9]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七《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论》。
[10]郭绍虞：《从书法中窥测字体的演变》。
[11]许慎：《说文解字·叙》。
对于为什么要进行简化，今天说得最多的就是：“汉字产生以来，就在不断简化。字体由大篆向小篆，再向隶体楷体演变，多数字有某种简化的意义。”（《学术双周刊》8月20日刘辰文）什么叫‘简化的意义’？这几个字说得不明不白、羞羞答答。这还不如周有光来得直白。周先生当然是主张简化的。他先说汉字的发展就是笔划的简化。后来又改口说：汉字的发展笔划上有繁有简，但以简化为主。因为显然，如果只说汉字的发展就是简化。不仅有悖常理，也有悖某些文字变化的明显事实。所以，说有繁有简，以简化为主。就留有余地得多。这也是刘辰先生为什么说‘简化的意义’而不说‘笔划的简化’的原因吧！但是当初讲简化汉字时以及当今叫做《汉字学》或《文字学》著作中，却是没有这样留有余地，全都众口一词地，甚至举例说明：‘汉字的发展趋势就是笔划的简化’。既然有举例、有实证这事就好办。那么我们也来实地调查一番。
九十年代后期我用《中国书法大字典》做样本，进行了一次统计调查。为什么要选用这本书来做调查？一者因为它太普及了，谁都可以对我的调查统计结果进行核查；二来它既收有楷书、隶书、小篆也有大篆，比较起来是很方便的；三是它各种字的数量较多与同数字总量之比较大，有足够的代表性；四，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也是一种随机抽样，因为它的本意并非用来供研究字体笔划发展规律的，所以它有足够的公正性。调查的结果是：
一．小篆隶变的可用字共3657个（占许慎《说文解字》9353个字的三分之一强）其中隶变后增笔划的共2671字占有效样本的73%，减笔划的共426字占12%，笔划不增不减的共560字占15%。
二，字典中共有可用的籀文（大篆）808字与相应的小篆相比，其中小篆增笔的488字占61%，减笔划的72字占8.9%,不增不减的共248字占30.1%.
三，又取李圃所著《甲骨文选注》后附“正文所收甲骨文字检索表”中所收字共269字（约占已认知的甲骨文总数的1/5）。与相应的今文相比增笔划的共214个占80%，简笔划的共17字占6%，不增不减笔划的共38字占14%。
四，研究甲骨文的陈炜湛先生（中山大学）说：“甲骨文是正在发展变化中的一种文字体系。我们不能用形而上学的观点来看待甲骨文，必须用发展的眼光去分析它，……就单字而论，在273年中甲骨文字逐渐趋向繁复，是由简到繁而不是由繁到简。
五，从《说文》所收汉字总数9353个到《康熙字典》所收汉字总数47035个。一千多年间汉字增加了三万七千多个。而与正体字并存信手字，简笔字，充其量也不过两千多个（亦即含偏旁类推）。
所以通过实地调查。所谓汉字从大篆到小篆到隶变到楷书的发展中。笔划减少的最多也不过只有百分之十的汉字，而笔划增繁的却有百分之六、七十！某些文字学家们的汉字发展就是简化或者周有光所谓的汉字变化有繁有简，以简化为主的论断都与实际情况不符。
不过，也有一些文字学家误读了古书，把《说文解字叙》中的一段话作了错误的理解。这段话说：“及宣王太史籀箸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 其后，诸侯力政，不统于王，…… 分为七国，……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初兼天下，丞相李斯奏同之，…… 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是时，秦烧灭经书，?斐?傻洌?蠓⒘プ洌?艘坌纾?儆?拔穹保?跤辛ナ椋?匀ぴ家祝??盼挠纱司?印！痹谡舛位爸猩婕拔淖盅荼涞挠辛酱ΑF湟皇谴笞?嗉呆ξ谋湮?∽?昧恕盎蚱氖「摹彼母鲎郑黄涠?怯尚∽?牧ナ橛昧恕耙匀ぴ家祝??盼挠纱司?印！庇谑且恍┪淖盅Ъ颐且晕?「暮驮家拙投际潜驶?募蚧?恕F涫担?淖肿痔迨樾吹谋浠?胧樾垂ぞ叩谋浠?泻艽蠊叵怠＜坠俏氖怯玫犊痰模??灾被?抖嘤谇??蛲浠?V链笞?保?延杏脖食鱿帧?传统的“?”，竹字头下的“聿”在甲骨文中就像一支手拿着一支硬笔，不过后来把向下笔的竹叉改为两个横划罢了)所以，现在考古发现的战国简和秦简规整的直划和弯划、曲划、圆划就多起来。到汉简时已有毛笔出现，所以才有了粗细不一的笔划。那么既然通过我们的调查小篆比大篆的笔划增笔多达60%而简笔只有不到百分之十。则“省改”显然不是指笔划的增减。1934年徐文镜编的《古籀汇编》之凡例中称“本编说文提行字为2445字……古籀重文27772字”这也就是说每个字有十多个字的异体重文。许慎当时或者看不到这么多的重文。但是，五、六个总是有的。所以他才说“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或‘颇省’……。此处的“颇省”显然是指不与秦文合的大量的异体重文。至于“改”则完全因为李斯是位硬笔书法家。小篆完全出自他的手笔，他对大篆的字形有较大的改动。许多直笔都改为圆曲的笔形。这就是“改”的实义。把上下文放在一边单独孤立地把“或颇省改”定位于笔划的简化，这是误读古书的一大谬误。是有意还是无意只好付诸公论了。
至于小篆改为隶书的“以趣约易”，更是成为一些文字学家解释隶变是笔划简化的‘铁证’。通过调查我们已经知道隶变的增笔划为73％，简笔划仅为12％。而且，许慎下面还有一句话就是“古文由此绝矣”。如果大篆改为小篆是笔划的减省，小篆隶变又是笔划的简省。那么为什么许慎不说大篆改小篆是古文由此绝矣！而偏偏于隶变却说古文由此绝矣？所以，许慎认为隶变的主要特征，显然不是笔划多少的变动。况且《说文》是许慎用隶书写的小篆字典，他对隶书和小篆这两种文体必定都是非常熟悉。他当然会知道隶变后的笔划有增有简。如果他在论述中只提简化的趋势却不提繁化的趋势，以为隶变的‘约易’仅指笔划的简化，岂非明白人说瞎话，何况那时他也不是要提倡简化字，何苦为简化打前锋？而昧着良心说假话？
“约易”并非成词，所以二字必各有所指。小篆的作者都有名有姓，而隶书则不是什么固定的人完成。以大篆与隶书相对照，则隶书颇有保留大篆直笔划的地方。所以，此处的‘约’有‘约定俗成’之意。也就是隶书早已在吏、民间流行。故汤可敬先生解‘趣’为‘适应’就至为恰当（汤可敬著《说文解字今释》）。至于“易”则指书写容易便捷。具体说来，就是一改古文与篆书图画式的，圆弯曲笔，而为直笔划，同时各种逆顺倒笔如自左至右的笔划改为‘撇’，自下而上的笔划改为‘挑’等。总体上将杂乱多变的笔画，规范为横、竖、撇、点、捺、折等六种基本笔划所组成的偏旁部首，完全改变了古文中圆曲和反手的笔划走势，以适应毛笔发明后书写快捷的需要。这从至今发现的南北两方的二十余万块秦汉及三国时代的简牍中，可以看得至为明显。从此结束了一千多年古文的汉字形走势，开创了今后两千多年汉字的基本字形。这才是‘古文由此绝矣’的基本含义。具体说来如将一笔圆、椭圆、长圆、扁圆增为三笔的方框；将难写的上曲线、下曲线增为两笔的左撇右捺；将两笔的u形口，增为三笔的方形口；将两三笔的日、曰增为四笔的日、曰；将一笔的左右下弯，增为两笔的折；将一长画弯曲，截为两三短直笔；将一两笔的蛇形弯、迷宫弯、胎儿弯和蝌蚪弯分别增为三、两笔的弓、厶、巳和已；将一笔的上、下、左、右开口框均增为两直笔的框；将一、二、三笔的纽丝和绞丝增为三和六画的纽丝和绞丝；将两笔花瓣样弯曲的虫增为六笔；将三笔弯的木、禾增为四、五笔的木、禾，凡此种种不胜枚举，恕不一一概述，有前列统计数字为证。笔画虽然增加了，但却好写多了。这也就是“约易”而不是“简化”的实情。此外，当然也有少数部首偏旁是减笔．如：水旁由五笔改为三点；皿旁由七笔减为五笔等，惟其数量不过十之一、二。
《汉字文化学》从总论、本体论、关系论三个方面着眼，较为完备地地阐述了汉字作为一个符号和信息系统自身所具有的文化意义，以及汉字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总论部分主要对汉字文化学理论产生的背景和发展现状进行概括，呈现给读者一个宏观的视野。本体论部分作者则立足于汉字本身，通过对汉字的结构形式和其声符中存在的文化因子的分析，进而说明汉字形体和音读所具有的文化功能。作者在本书的最后一个章节即关系论中，主要通过论述汉字与汉语和其他文化内容的关系来说明汉字文化不是孤立发展的，它处于一个与其他事物相互作用的动态发展过程。本书不仅对汉字的历史和特征作了详尽的描述，还对以汉字为载体的辉煌文明进行了系统的介绍和论述，从而展现了汉字文化的方方面面。
二、《汉字文化学》之学术和思想价值概述
《汉字文化学》一书强调汉字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汉字文化则必然就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研究汉字文化要把汉字置于民族文化背景之下，对汉字的本质及改革历史做出客观科学的评价。本书具有丰富的学术和思想价值：首先，本书倡导用一种积极开放的心态对待汉字文化的研究，汉字文化学还处在一种建构的过程中，这一学科的很多东西都还没有准确的定性，所以在其发展的过程当中要敢于提出新的想法。其次，本书敢于突破传统的束缚，在肯定前人的研究价值的基础上，也对其中某些观点进行大胆地质疑和反驳。例如，唐兰先生认为，文字学本来就是字形学，不应包括训诂和音韵。何九盈先生则在本书中指出让音韵学和训诂学完全独立于文字学之外是不符合辩证原则的。因为汉字学的研究要注重与其他文化现象产生融合从而进行综合全面的研究。再次，本书对汉字文化学的研究方法也有独特的思考。该书提到在进行汉字文化研究时，可以用现代思维方法去构建理论框架和理论规则，但在具体的探讨古文字的造字原理时，就要用一种原始思维和神话思维去构建一个“历史的话语场”。例如，本书说明了《说文解字》为何要说“羊，祥也。”这是因为在原始社会中，曾经有过羊图腾崇拜，所以羊才会是吉祥之物。最后，本书还惯于站在独特的角度和运用以小见大的手法，去探讨汉字的文化精神。例如，本书认为每个汉字的内部结体要不偏不倚、均匀方正体现的是“中庸”精神，汉字的“随字变转”“各有别体”等特征体现的是“和而不同”的精神，而汉字形体注重主客体高度结合的特征则体现了“天人合一”的精神。
三、《汉字文化学》之时代价值刍议
王凤阳，语言文字学家，东北师范大学教授，1952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留校任教，教授古代汉语。王凤阳先生从50年代中期开始便矢志于汉字学的研究，历经30多年的时间，《汉字学》于1989年末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主要著作有《汉字学》《古辞辨》等。
王凤阳先生的《汉字学》一书共分为五大部分：绪论、字体论、体系论、改革论和字形论。书的最后附录象形字释例和后记。
绪论部分包括第一――四章，是全书的总纲，主要内容有汉字学与汉字改革、文字和文字的发生、汉字和汉字的起源以及汉字的历史面目。绪论部分解释了什么是汉字学以及为什么将这门学科称为“汉字学”。王凤阳先生肯定了许慎对汉字研究的巨大贡献，同时指出传统许学遭到冲击的历史必然性。作者在这一部分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了汉字研究的发展历程，对汉字的形成过程以及对汉字研究的逐渐成熟作了总的论述。
字体论部分包括第五、六章，主要内容是汉字字体的演进、线条与笔画。作者阐述字体演进史，就是书写顺应手的运动生理的历史，是人根据书写的生理习惯去改进最初的描摹物象的文字的历史，是缩短写字时的运笔线路的历史。作者证明了笔画就是手对线条的选择，归纳了篆书线条改造为隶书笔画过程中的“趋直性原则”和“反逆性原则”，论证了笔顺的总规律――“最短线路原则”。关于字体的更替，作者扬弃了流行很广的直线发展观，而代之以辩证法的矛盾统一观，阐述了同一时代存在两种相互对立、又相互补充的字体是文字体系与书写时的生理习惯之间、文字的记录功能与交际功能之间相互矛盾的产物；应用体以其简易、实用而取代标准体，就是字体的变易。
体系论部分包括第七――十九章，是全书的主体部分，主要探讨了汉字演变的历史过程。内容包括文字体系、汉字体系、图画提示文字、象形表意文字、象形表意文字的写词法与造字法、象声写词法、形声写词法、从象形表意文字向记号表意文字的转化、记号表意文字、记号文字的记号化、记号文字符量的绝对增长与相对增长、记号文字能记与所记的矛盾、汉字的改进等。作者认为，只看到文字体系内部的量变，所以无法揭示文字发展的内部规律。《汉字学》明确提出了自己对文字体系及其变革的理论观点：文字是体系性的，文字发展史的核心部分是体系的变革史，体系变革的核心是基本符号的写词法的变化；文字发展规律主要体现在体系发展之中，文字体系的记录原则体现在基础符号的写词法里。
《汉字学》第二十章讲述了汉字的改革问题，包括汉字改革的内在根据、汉字改革的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以及汉字改革道路的探索和存在的问题。王凤阳先生指出，改革必须顺应汉字发展的规律、文字发展的规律，不应超越历史条件进行宣传和促进。作者在后记中提到，“改革论”应该是体系论的组成部分，只是因为文字改革是当前的现实课题，所以独立了出来。
字形论部分包括第二十一――二十六章，主要内容有行款与汉字字形变化、书写生理与汉字字形、字形的“同化”与“异化”――演变中的字形的交互影响、字形的“简化”与“繁化”、字形的分化交替与归并以及字形演进中的变易与规范。首先，作者探讨了汉字行款的形成，以及所引起的字形变化。其次，作者从手的书写运动，解释了最初来自对客观事物描摹的汉字，如何引起了在线条或笔画上的搭配组合的变化，分析了汉字“自上而下”和“自左而右”的书写给汉字字形变化带来的巨大影响，分析了“趋直”“反逆”“串连”“并连”在字形变化中的作用。最后指出字形演进中的“变易化”和“规范化”是字形演变中的一对相反相成的矛盾，它们互相制约，贯穿在字形发展的全部历史之中。
《汉字学》较系统、全面地研究了汉字发展的历史，并把汉字放在使用汉语这样一个中国社会的环境中加以考察、研究，认为汉字的发展方向和演变过程是受汉民族语言和汉民族历史双重制约的，从汉字发展的内在因素及外部条件上，多角度研究、探讨，颇有新意。同时，作者将汉字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去研究、考察，这样的研究突破了以往的只研究字的形、音、义的局部限制，而将视野放得更远、更开阔。
此书不同于以往的最为独特之处在于，它是一部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全面研究汉字历史和汉字发展规律的著作。在整本书中到处可以找到辩证法的痕迹，例如作者在字体论部分谈到：“字体不是直线发展的，各种字体不是齐头并进的。字体变化是辩证发展的过程，它在自身的矛盾统一中作螺旋上升的运动。”这种辩证思维是值得我们提倡、学习并且应用到研究实践当中去的。
王凤阳先生的《汉字学》倾注了作者30年的心血，总约76万字，内容及其丰富和全面，且在语言上循循善诱，尽管内容庞杂却并不难懂，王凤阳先生在后记中提及写作此书的坎坷曲折，更是令我钦佩。我有幸经恩师推荐得以阅读此书，从中获益匪浅，尤其对于初学者来说，这的确是一本值得认真阅读的好书。
【参考文献】
[1]王凤阳.汉字学[M].1版.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
中图分类号：H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21-0094-01
汉字与文化的关系曾经并不为人们所重视，但是最近20年，随着汉字文化学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已经成为一个热门话题。汉字作为世界上唯一使用至今的以表意为主体的文字，“构形的最大特点是它要根据汉语中与之相应的某一个词的意义构形，因此，汉字的形体总是携带着可供分析的意义信息。”虽然说世界上各民族文字无不凝结着一定的文化信息，但汉字在它自身的结构中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因素，反映了汉民族的文化特征，这一点在象形意味浓厚的古代文字中表现得更加明显，是其他表音体系文字无法比拟的。因此，汉字与文化的关系越来越为人们所乐道，再加上历史底蕴的深厚，我们在认识汉字、更深层次理解汉字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一、汉字与文化的关系
在汉字没有产生之前，先人通过口语进行交流，凭借记忆一代一代往下传，但记忆容易遗忘或走样，同时还受到时间和空间的局限，不能长远流传。因而，我们的祖先在生存、发展的过程中，经过很长时间的努力，逐渐创造了汉字。从没有语言到语言的产生，是人类进化史上的一大飞跃；从没有文字到文字的产生，是人类进化史上的又一大飞跃。某种程度上可以这么说，由于汉字的产生和发展，自古以来汉民族长期积累的哲学、文化、科技和历史才得以记载和流传至今；我们祖先的思想、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才得以广泛传播和日益提高。所以汉字是既反映文化又与文化相互依存的文字体系。
二、汉字推动汉文化的发展
（一）汉字推动了书法艺术的发展
汉字推动了汉文化中书法艺术的产生和发展。“中国书法艺术是以中国汉字的文义为内容，以某种字体的书写为形式，书写出来的有章、有法的一种艺术形式。”它是随着中国汉字的产生、发展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二）汉字推动了篆刻艺术的发展
汉字推动了汉文化中篆刻艺术的产生和发展。篆刻是我国特有的一种汉字、书法雕刻相结合的艺术。在纸张发明之前，人们的书写材料为龟甲兽骨，青铜器，石器，木简等。人们是将汉字刻在材料之上，这为篆刻艺术的产生奠定了基础。而汉字的以形表意所具有的图画性、艺术性及字体多变性又是其产生发展的条件。
篆刻艺术起源于实用，开始只是作为商业上交流货物时的凭证，及当权者表示象征权利的证物，后来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作为欣赏的艺术。
（三）汉字推动了修辞艺术的发展
汉字推动了汉文化中修辞艺术的发展。在古汉语中，词汇多为单音词，即一音一词一字，这样字与词就建立起一对一的关系。而汉语表义是靠语序排列的，这就为同一语句的顺读，倒读皆可诵提供了可能，而这种同一语句的顺读，倒读皆可表义就是回文。
三、研究汉字与汉文化关系的意义
（一）有利于正确认识汉字的地位和作用
首先汉字不是落后的。有人认为汉字是落后的。汉字是汉文化的一部分，其形成与发展都要受到汉文化的制约和影响，甚至可以说什么样的文化决定什么样的文字。如果弃之不用，人们就不能通过研究汉字来考察远古已逝的文化。
其次，汉字不是万能的。汉字负载着大量的文化信息，但并不是所有的汉字都与汉文化有关，二者并不是一对一的对应关系。汉字是反映一定的历史文化，人文信息，但绝不是每个字“都是一页恢宏的历史”。
（二）有利于拓宽汉语言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现今中国汉语的研究，多用国外研究拼音文字的方法加以研究，且不说这种方法是否适合汉语，但可以肯定地说，研究汉语只用这种方法是完全不够的。因为汉字与拼音文字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字，汉字有自己独特的特点，这需要人们用符合其特点的方法加以研究，这需要人们不断地探讨，深入地研究。而将汉字与汉文化联系在一起，一并研究，从汉文化的角度看汉字的产生和发展，及汉字是如何构形等，这可以说是汉语研究的一部分，扩大了汉语的研究范围。
四、结论
自1898年《马氏文通》问世以来，汉语研究走上了以语法为中心，与西方语言学接轨的道路，实现了中西语言学的结合。一百多年来，汉语语法研究不但注重描写语法事实和解释语法规律，而且也在不断探索适合汉语语法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在这不懈的探索过程中，寻找汉语语法的“本位”就是其中一个重要体现。其中徐通锵、潘文国等人的“字本位”理论是具有代表性的理论。
一.“字本位”理论的形成发展及其主要观点
关于“字本位”的观点，最早是徐通锵先生提出的。在此后的研究中徐通锵先生逐步发展完善了这个理论，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字本位”体系；后来潘文国先生又进一步发展了“字本位”理论。我们将“字本位”理论的发展分成两个阶段：即产生并定型阶段和进一步发展阶段。
1.“字本位”理论的产生并定型阶段
在这一阶段作出巨大贡献的是“字本位”理论的首创者徐通锵先生。1994年，徐通锵先生发表了《“字”和汉语的句法结构》和《“字”和汉语研究的方法论》，明确提出了他的“字本位”观。其后七八年间陆续发表了《加强“字”的研究，推进中国语言学的发展》、《“字”和汉语语义句法的生成机制》、《“字”和汉语的语义句法》、《字的语法化的“阶”和汉语语义句法的生成》等十多篇文章，系统阐述了他的字本位研究的思路。专著《语言论》和《基础语言学教程》是他关于“字本位”理论的代表作。这一阶段“字本位”主要观点如下：
一是汉语与印欧语的编码机制不同。印欧语的最小书写单位是字母，最小听觉单位是音节，最小的结构单位是词或语素。印欧语的音节不是一种自足的语言单位，其音义之间没有理据上的联系，只有彼此组合起来才能够构成语言的规则。而汉语的最小书写单位是字，形音义三位一体，其音节是自足的编码单位，可以直接进入理据性的编码。因此徐先生把字作为重点研究对象，并以此为立脚点，通过“比类取象、援物比类”的方法，认真分析总结了汉语结构原理，提出汉语结构基础是字，其基本精神是“1个字・1个音节・1个概念”的一一对应关系。这就是字本位语言理论的基础和出发点。
二是分析了汉语单字格局解体的原因，揭示了字组中字与字的组合规律。他认为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字”在结构上呈现的理据性，是通过知觉性、联想性和系统性原则表现出来的。字义的编码规则是通过公式“1个字义=1个义类×1个义象”来呈现的。这个规则首先是临摹性原则的具体体现，而临摹需要具体的、有形的物体作标杆。由于一些意义宽泛、笼统，难以取象临摹，因而就需要打破原来的单字格局1。解决的办法就是采用字组，即用两个字表示一个字的意义，继续遵循“1个字义=1个义类・1个义象”的结构形式，完成了从类、象合一的单字编码格局到类象分离的双字编码格局的转变。徐先生通过分析单字格局解体的原因，向我们提供了汉语词汇双音化的原因。徐先生还以分析语义基础为切入点，从向心和离心两个方面揭示了字组的组合规律。
三是创建了汉语语义语法。他认为汉语编码机制以理据性为基础，直接接受现实规则的投射，因此，他舍弃了建立在印欧系语言理论基础上的语型语法，强调汉语在因字而生句的时候，字义的组合顺序及虚字的运用非常重要，提出了“话题――说明”的语义句法结构框架。在语义句法中，他把结构单位分为“字、辞、块、读、句”，以离散/连续、定量/变量、肯定/否字、有定/无定等几对范畴作为标准，对结构单位进行了语义分类，分析了字块的形式标准和组合规律，对一些基本句式和语言现象进行了新的解释。
另外，他还运用历史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字的音韵系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充实并完善了“字本位”理论。
2.“字本位”理论的发展阶段
其后，进一步发展了此理论的学者是潘文国先生。他于2002年11月出版了专著《字本位与汉语研究》，这是在徐通锵先生首倡字本位理论之后第一部讨论字本位问题的著作。该书吸收了徐通锵先生字本位理论的基本观点，并进一步拓展了字本位理论。与徐通锵先生的“字本位”理论相比，，潘先生提出的字本位理论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前进了一大步，是字本位理论的巨大发展，主要表现两个方面：
一方面，对字本位中的“字”进行了重新界定，将汉字的形也纳入字本位理论的框架中，并鲜明地提出了“汉字”是汉人的第二语言，突破了长期以来形成的“文字不是语言”的“常识”。徐通锵先生曾反复强调他的字本位理论中的“字”不是通常理解的“汉字”，而是汉语的字，即口说的字而非书写的字。有学者批评徐先生对“字”的界定模棱两可，有偷换概念的嫌疑。这种批评是有道理的，如果说汉语的字不等于汉字，那跟语素没有区别。当然，徐先生提出字本位理论的目的是要解决目前用印欧语中的词本位理论所无法解决的诸如词类划分、主宾语确定等句子成分的一些问题，他研究的重心是汉语语法，因而才会有那样的界定。但这种界定对于建立一种新的理论则很不利，潘文国先生敏锐的看到这点，并对“字”重新加以界定，认为字本位所主张的“字”就是“汉字”，它不仅是“语法结构基本单位”，而且是“语言结构单位”。这是字本位理论的一个创新和突破。
另一方面，潘先生建立了以“字本位”为核心的全方位的汉语研究体系。《字本位与汉语研究》一书以字为核心，构建了宏大的汉语研究体系。这个体系基本上贯通了古今汉语研究，并且注意汉语体系与印欧语体系的对照。潘先生认为，字本位既然是以字为中心，而汉语中的“字”又与英语中的“词”相对应，都是各自所在的语言中的基本单位，那么与英语研究体系相对应的汉语研究体系也应当是充分体现字的“一体三相”，即以音为基础的音韵学、以形为基础的形位学和章句学、以义为基础的字义学。
二.对“字本位”理论的评价
由徐通锵先生倡导，潘文国等人发展的“字本位”理论，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邵敬敏先生曾经说：“回顾近百年来汉语研究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每当研究取得比较显著的成果，汉语语言有了长足的发展，从根本上讲，都是由于在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上有所更新、有所突破”（邵敬敏1994）。我们认为它的理论价值主要有：
首先“字本位”理论以汉语特点为立足点进行研究，吸收西方语言学的立论精神，以字为基本结构单位，打破了自《马氏文通》以来中国语言学界用印欧语的结构原理来观察汉语结构的传统，形成了与众不同的理论体系。
其次，“字本位”理论又继承了汉语研究的传统。汉语的研究传统俗称小学，以字为中心，包括文字、音韵、训诂三个部分，其中文字研究字形，音韵研究字音，训诂研究字义，目的是为了阐发典籍中的微言大义。随着西学东渐，国外的现代语言学理论被应用到汉语的研究中，印欧语与汉语的巨大差别要求运用西方理论不能生搬硬套，必须在方法上实现有机结合，实现印欧语研究传统和汉语研究传统的结合。“字本位”理论继承了以“字”为中心的研究传统，并吸收西方的语言理论，试图使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就像中国要走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样，汉语言理论的研究也要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理论。“字本位”理论正是具有特色的汉语言理论的积极尝试。
从“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双百”方针出发，不管哪种“本位”，只要它符合汉语言事实，能解决汉语研究中的一系列问题，能有效地应用于教学实践，就有其存在的价值，当然其中得有个前提条件，那就是立足于汉语。
参考文献
[1]徐通锵著《基础语言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6
[2]潘文国著 《字本位与汉语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11
[3]王佳存《汉语言理论研究的新探索――评徐通锵先生的字本位理论》语文研究2001.2
[4]李香平 《字本位理论的重要发展――评》汉语学习 2004.4
[5]夏晴《汉语研究的另一种思路――徐通锵“字本位”研究述评》学术论坛 2005.6
[6]徐通锵《“字”和汉语的句法结构》世界汉语教学1994.2.
一、引言
根据语言学家们对对外汉语的研究和探讨，以及对外国留学生学习汉字情况的调查与分析，我们得出汉字难学的问题主要归结为：难认；难写；字数多；形、音、义之间有交叉，容易搞混；难查等等。针对这些问题，一些学者们提出了运用“六书”理论进行对外汉字的教学。这样不仅可以降低留学生学习汉语的难度，还可帮助他们弄清汉字的发展脉络，了解汉字的字形和意义的变化，同时又使得课堂教学活动生动有趣，进而激发留学生学习汉语的积极性，对教师圆满完成教学目标、教学任务也能提供很大的帮助。但也有学者对此持否定的态度，如卞觉非（1999）提出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汉字教学应该定位于现代汉字。虽然传统的“六书”理论与现代文字学有相通之处，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六书”已不能完全适用于现代汉字的分析。同样的术语有的名同字异。另外，其他一些学者提出如果字字都用“六书”理论进行解说，从古研今，这也未免太繁琐，可行性也不强。所以，本文主要就“六书”理论在对外汉字教学中有无应用价值、应用价值的大小等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
二、“六书”的提出及发展
《周礼・地官・保氏》中最早提到“六书”一语，“六书”是“六艺”之一，“六艺”是当时周王朝贵族子弟们必须学习掌握的各种本领。虽然《周礼》中提到过“六书”，但对它的具体内容却没作解释。
前人对“六书”的解释比较权威的是郑众、班固和许慎的说法。郑众分“六书”为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将“六书”谓之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并以此六书来教育公卿大夫们的子弟。在从古至今的汉语教学中，我们普遍沿用的“六书”理论是东汉许慎的解说，他在《说文・叙》中将“六书”解释为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以上三位学者关于“六书”的解释基本上相同，都是把“六书”解释为关于汉字构造的六种基本原则。
后来有人对“六书”是造字之本提出质疑，如戴震认为指事、象形、形声、会意是造字之法，这是毋庸置疑的；但转注和假借是用字之法，它们并不能产生新字，故而提出“四体二用”之说。后来又有“三书”说，主要包括唐兰认为的象形、象意、形声；裘锡圭的表意、形声、假借以及陈梦家的象形、假借、形声等。此后又有詹鄞鑫、苏培成提出了新六书说。
三、“六书”理论的应用价值优势论
（一）对汉字教学的指导作用
从古代的“六书”被列入《周礼》的“六艺”之中，我们可以推断“六书”是当时贵族子弟们必须学习掌握的一门本领，也是当时的老师们用以教育贵族子弟所参考的科目。虽然《周礼》中没有明确具体地说明“六书”的内容，但它是用来教育子弟的项目，这说明“六书”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在今天的汉字教学过程中，其价值不言自明。不管是对本族的学习者而言，还是对外国留学生来说，如果教师能够在教学过程当中适当地应用“六书”理论来指导学生，不仅会对学生起到很好的引导作用，学生学习汉字的成果也能显而易见，同时还可以增强他们学习汉语的自信和兴趣。
（二）使留学生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
首先“六书”抓住汉字“表意”这个根本特征，它基本上反映了汉字构造方式的客观实际，对通过字形的分析来理解本义、对把握字义的演变线索以及创造新字都有重大意义。“六书”说不仅在中国古文字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发挥着重要作用，还对我们当代人以及外国留学生学习汉字、掌握汉字的形体、了解字义的演变、理解音、形、义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参考依据。留学生即便面对庞大的汉字群体也可以对汉字字形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许多汉字字形中包含着丰厚的民族文化意蕴，教师如果能够在课堂上运用“六书”理论来进行讲解，留学生不仅能学到汉字知识，也能使他们对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有更加透彻、清晰的了解，对跨文化交际也具有重大实际意义。
（三）可以提高留学生学习汉字的兴趣
在对外汉字教学中注入“六书”用法，如形象展示法（这种方法主要用于象形字），对“子、山、心、木、火”等字，通过板书、卡片展示或者运用现代多媒体技术等来表示物象c文字之间的关系，将生动的形象展现在留学生面前，使他们能够通过视觉、听觉等感官认知，联系现实生活，更加直观地理解每一个汉字的根本意义。既形象生动，使学生一目了然，又提高了留学生学习汉字的兴趣，还会增加教师讲课的激情，有效地调节课堂气氛。让留学生在愉悦的氛围中学习汉字，进而从心理上减少他们学习汉语的焦虑情绪，改变他们认为汉字难写、难认等想法，提高学习效率。
（四）有利于纠正学生的错别字，让学生从根源上重新认识汉字
在留学生学写汉字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写许多错别字。如果能够合理利用“六书”理论，将有效地帮助他们改正错误。例如，学生容易把“本”字和“未”“末”二字混淆。如果老师能告诉学生“本”字是个象形兼指事字，“本”字下面一画表示树根之所在，是“根本”之义，那么学生就很少会写错这个字。再比如“家”字，学生经常把它写为“冢”字。如果老师懂得并且运用“六书”理论，向学生解释“家”是个会意字，“家”字上边的“宀”是屋子的意思，下边的“豕”表示猪，因古代大多数家庭都养猪，所以就在“宀”下加“豕”表示“家”。这样一来，学生对“家”这个字就有了新的认识，以后即便再遇到也不会搞错。由此可见，在对外汉字教学课堂中运用“六书”理论讲解某些汉字是非常有用且必要的，这可以大大降低留学生写错汉字的可能性。
四、“六书”理论的应用价值劣势论
唐兰在《中国文字学》中关于“六书”说提到过两点：首先，“六书”说从来就没有过明确的界说，每个人可有每个人的观点、说法；其次，如果每个文字都用“六书”来为其分类，其结果就是常常不能断定它应属哪一类，因为有些汉字是两类造字之法兼有的，还有一些是无法用“六书”来归类的。裘锡圭在评论唐兰的这一说法时指出：虽然此说法有点过头，但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在对外汉字教学中，就象形法和字理析字法而言，它们实质上是利用古文字让留学生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让学生知道汉字的本源。但我们也应明确，许慎的“六书”说是根据小篆字体确定的，随着时代的发展、汉字的演变，“六书”中的某些理论已不完全符合汉字的发展实际，“六书”也逐步失去了分析某些汉字的功能。现代汉字中有一大部分是简化字，很多汉字的结构理据都已经被破坏，已看不出汉字的象形义。另外，用“六书”讲解汉字，可能更适宜中高级班。初级班汉字的掌握量极少，教师讲课的着重点在于听和说，要求会书写汉字的情况一般是在中高级班才出现，所以说“六书”方法适应的范围有限。汉语中有些形声字已发生变体，它的形旁已不具有表意效果，因此，如果还按形旁类推，就很难推出字义。
“六书”本身也有局限性，它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第一，“六书”是分析小篆的结果，它对古今文字的解释具有局限性，并不能全部解释到位。第二，对“六书”的阐释有些地方含混不清、不够明确，虽然历代的理解基本相同，但也有很多相异之处。这些都不利于汉字的教学以及文化的传播。第三，“六书”中各种造字法的界限不够明晰，有些字既可以是象形，又表示指事或形声等。例如“本”字，它既是象形字，也是指事字。第四，“六书”中的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它们的性质并不完全相同，前四种是造字的方法，后两种是用字的方法。如果人为地把两类性质不同的东西放在同一个层面来处理，这种分类方法本身就不够严谨，缺乏科学性。
郑振峰（2002）认为，在运用“六书”理论通过分析汉字的构形来进行教学时，由于汉字的形体结构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演变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汉字具有不同的形体机制，如果不对各个时期的汉字进行断代的调查与描写，统而言之，是很难弄清其构形规律的。当代古文字学者赵诚提出另一问题：汉字的断代研究太薄弱，我们并不能将汉字在各个时代的断展了解、考察、研究得很充分、很全面，这自然会影响到汉字系统的研究、描写。反映在课堂教学环节中，老师在给学生讲解汉字在每一阶段的发展演变时，可能会由于对汉字了解得不充分、有断代，所以讲解不够准确到位。但如果对每一个阶段的汉字都进行断代的测查与描写，这样学者们的考察工作就会非常繁琐，工程量巨大，实施的可行性很小。表现在课堂上，教师在给留学生讲课时，如果把汉字在各个时代的构形特点、断代研究都进行详细的讲解，不仅课堂时间不允许，也会加大学生理解的难度，还容易混淆。
再者，在课堂教学中运用“六书”理论，会受到中外文化差异、学习者自身接受能力的制约以及教师文字素养水平的高低等因素的影响，其最终达到的效果也未必理想。
五、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在对外汉字教学中运用“六书”理论有利也有弊，一方面它可以使留学生对中国汉字有更加准确、清晰的认识；另一方面可能由于“六书”的局限性以及时代的发展、汉字的演进，它的适用性因时而异，因地而异。所以，关于能否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运用“六书”理论讲解汉字，我们要视情况而定，要考虑到它的优劣，不可一味地滥用。还要根据学习者的实际状况及其要完成的学习任务，综合考虑各种因素之后再采用。
⒖嘉南祝
[1]卞觉非.汉字教学：教什么？怎么教？[J].语言文字应用，
1999，（1）.
[2]单宛君.文字构体分析在识字教学的运用[D].台湾：玄奘人文社
会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01.
[3]金妍希.从《说文解字》释字方式看对外汉字教学[J].赤峰学院
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4）.
[4]秦建文.“字本位”观与汉字教学[J].曲靖师范学院学报，
2010，（1）.
[5]孙丽曼.“六书”理论与识字教学[J].黄冈师范学院学报，
2013，（5）.
[6]魏畅.浅析《说文解字》在汉语教学中的作用[J].辽宁师专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4，（2）.
[7]许慎.说文解字叙[M].北京：中华书局，1963.
中图分类号：H1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12-0198-02
1986年12月和1987年8月《光明日报》发表了北京召开的“汉语汉字讨论会”的消息，并介绍了“汉字问题学术讨论会”的内容。其中，“汉字将由音义分离向音义结合方向发展，最终实现拼音化”；“汉字至今仍适合记录汉语，它的缺点可以弥补，不会出现字形的拼音化”，成为两会争论的焦点。毋庸置疑，这一关于汉字拼音化的论争无论是对汉字研究的方向还是对于汉字发展的相关决策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那么汉字的未来发展会如何，汉字拼音化到底可不可行呢？这些问题我们都可以从汉字自身潜在的优势上找到答案。
一、汉字遵循文字发展规律并与汉语相适应
语言或文字为了交际的需要，都必须遵循明确而简短的发展规律。明确而简短是对立统一的。随着社会在不断发展，人们的认识也必然不断丰富，语言和文字就要增加表达新语义的方式。语言文字作为一种人类社会交换信息的主要手段，其本身越简约，其效能就越高。形体简约而表意力强，是体现一种语言文字先进程度的唯一标志。因而，为确保实现语言文字的简约，就要充分有效地利用当时的具体语言环境，并要改造语言和文字的自身结构，而汉语恰恰是世界上最明确而又简短的一种语言，更重要的是，它适应汉语的发展和特点。
著名语言文字学家袁晓园教授对语言文字发展的规律有深入的研究和卓越的见解，她认为简约化是一切语言文字发展的总趋势。她运用比较语言学方法，对印欧语系诸主要语种进行了长期研究，结果发现英语英文是简约化程度最高的语言文字，主要表现在词量较少和语法简单两个方面。可是，如果与汉语汉文相比，英语英文就相形见绌了。首先，汉语从甲骨文时代开始，积累的实词总数为2万2千个，但英语的历史积累词量已达到41万多，接近汉语的20倍。简约特性的另一个体现就是汉字占空间小，与任何拼音制文字相比，汉字所占空间要小得多。汉字的这一优势，除了能大量节约纸张，提高印刷速度，降低发行成本，简化图书管理和使用外，最可贵的是可以节约亿万读者的大量精力和时间。根据全苏印刷科学研究所的统计，印刷同一内容（铅字排印），汉字本仅为俄文本的五分之一。比如，印一部《战争与和平》，俄文本为汉文译本工料的5倍。以阅速相同来计算，读俄文本用1000小时的话，读汉文本则只用200小时，能够节约百分之八十80%的时间。反过来讲，一个人一生读书的时间相等，读汉文本比读俄文本要多读5倍的书，这对一个民族的智力开发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所以说汉字是个有系统、符合人类思维习惯的科学体系。
二、汉字是音义二维的高形差度语素文字。在阅读识别速度上有着不可比拟的显著优势
王士元先生曾在《语言和文字的生理基础》中对世界上的文字种类作过较科学的归纳，认为不同的语言发展出来的文字所走的道路是不同的，和语言关系最为密切的真正表示区别性特征的因素文字就像朝鲜的倍文，写起来元音是一个系统，辅音是一个系统；像英语、德语等文字单位所代表的是音段，它保持着和词、词位和语法之间的简单关系；而像日本的假名所代表的是音节文字。中国的汉字则是一种音义二维的文字，它是离语音最远的文字。世界上所有需要拼音的文字都是要通过语音的中介才能与语义发生联系的，而汉字就不完全如此，它的形体直接与语义联系在一起，有的字甚至读不准它的音也可以知道它的意义，这就大大加快了汉字的阅读速度，而且更容易留下深刻的印象。
汉字是高形差度的文字，而且它的形体区分度很大。汉字在印刷或手写模糊、残缺笔画部件，甚至是在撕掉或者遮住字体的一半的情况下，句子照样可以顺下去Ⅲ。可见，汉字相对于拉丁拼音文字来说，优势十分明显。汉子这种在学用上的简易性、阅读的高效性，正是衡量一种文字学用价值的重要指标。
三、个性突出、形义紧密结合的方块字可以排除同音混淆的障碍
汉字的同音异义字（词）多，只能用汉字这样的书面形式，才能有效解决同音混淆的问题，这是纯音素的拼音文字所做不到的。每一个汉字记录汉语的一个音节，汉字在记音的时候不具有特定性，但是所记录的词素义和词义却是具有特定性的。拉丁拼音文的字母只有一个音素，一个单词同音必定同形，如“避”、“壁”、“璧”都读“bi”，这在拉丁拼音文字中就无法确定它的所指，即使有了具体的语境，也不会如加了形旁的方块字那样能够让人迅速明白过来。尤其是出现在缩简的文句或是诗词曲赋的文体中，拉丁拼音文字更容易造成误解和歧义；而使用方块字，再精简的语句也不会发生这种情况。所以，拉丁拼音文字想要取代汉字，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如何消除同音字（词）歧义的问题，而这似乎又是无法解决的。
四、具有超时空性与超方言性的汉字在中国文化的传承和传播方面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勋
汉字是世界上最具悠久历史的文字之一，它是由中国汉族人民在长期的社会劳动实践中创造出来的，以读音简单、构词灵活、易于识别等特点耸立于世界文字之林。汉字的生命力，表现在超时间和超空间两方面，在时间上绵亘千古而不衰，在空间上不受方言限制而共识。世界上有许多古老的文字，如埃及的楔形文字、古巴比伦文以及中国的西夏文、契丹文等，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和它们自身的缺陷，后来都被历史所淘汰，变成了“文献语言”。汉字则不然，它是一种“古老的活文字”，“古老”是说它历史悠久，“活”则是指它生气蓬勃。它经受了长期的历史考验，日臻完善，至今仍被广泛使用。人们在认知汉字时，往往可以不依赖语音而只凭汉字的形体与意义和概念建立联系，即“以形载义”。
过去，有人担心汉字将在“电子时代”消亡，可是，电子计算机反而证明了汉字是一种高效率的文字，在传输与书写方面，和拼音文字同样方便迅速，而且某些优点非其他文字所能比拟。所以，有些语言文字学家预言，汉字将长期立足于世界。5000年的汉字发展史证明，汉字超时间性的特征十分明显，尽管古今语音多有变异，但汉字作为书面语言却是一以贯之的，语法基本一致，造字规律相同，因而始终是一脉相承，这就为今人理解古汉语提供了有利条件。就字形而言，汉字由甲骨文而金文，由篆书而隶书，又由隶书而楷书，字形虽有改变，而字意却是相通的，所以，即便是最古老的甲骨文，现代人仍然是可以识别它的。
一、汉字的古今发展演变
汉字是当今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最迟在殷商时期，就已经有了体系完整的甲骨文，说明甲骨文只是汉字的流而不是源，汉字的起源还应上推一个历史时期。汉字起源的准确时间无从得知，具体过程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结绳契画说，有八卦易符，有仓颉造字说，但不论怎么说，汉字都是中华民族自己创造的，是我们先民智慧的结晶。汉字的发明可以堪称是史上一件非常伟大的史实。
汉字也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表意文字，这与汉字的构字规则或俗称造字法有关。关于造字法，也有很多学说。如“六书”、“三书”、“四体二用”等，现有的学者还把“六书”细分为十种造字法，可谓见仁见智。不过这些观点都始终没有摆脱“六书”的影子，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是这样给“六书”下定义的：“……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拙，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扌为，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一声托事，令长是也……”许慎的解释似乎不是按六书出现次序排列。最早出现的应是象形字，不但汉字如此，其他民族的古文字如苏美尔的稧形文字，埃及的纸草文字，最初也都是象形字。这是人类先民对自然界的共同反应。但能够画成象的文字毕竟有限，后来就出现了指示和会意。这大大扩大了汉字的范围，也使汉字从图形化向符号化迈进了一步。从理论上讲，这三种造字法能造出一切汉字，但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生产的扩大，造字速度远跟不上思维和语言的发展。于是依声托事出现了假借字。假借字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也是极具挑战的关键。其他古文字在假借字大量涌现后，纷纷转向了拼音文字，惟独汉字英雄不改本色，从此汉字走向了独特的发展道路。解决假借字带来的困扰就是后来的转注字和形声字。因为假借字是借用已有的汉字表达新事物，所以一个汉字就会有数个几乎毫不相关的意项，这很容易造成混乱，转注字就往这些身兼数职的假借字上填加不同的义符把它们区别开来。到后来造字干脆就择取义符和声符拼起来便成为形声字。形声字的出现，使汉字最终定形，使汉字几乎不可能向表音文字发展了。从象形字到形声字，这是汉字构字的特殊思维方式，所谓文字，就是“盍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形声相益，即谓之字”。与此同时，汉字的字体也历经数次变化，一般认为是经过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隶书、草书、楷书、行书。隶书以前是古文字阶段，其字体非常繁杂，也颇有争议，从隶书起是今文字阶段，意见较为统一。汉字隶变是汉字发展史中举足轻重的一步，它对后世的影响和作用几乎可与仓颉造字相媲美。隶书从秦代开始逐渐形成。秦始皇“六王毕，四海一”，但他最大的贡献应是“书同文”。因为文字的统一，使后世中国基本上处于团结统一的大局面。当然秦国最初统一的是小篆，但小篆的统一直接推动了隶变。隶书使汉字的象形意味大为减弱，却大大增强了汉字的符号性，也使汉字更加整齐统一，更加简化，便于辨认和书写，为汉字的推广和运用作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又对汉字进行了简化，这是继秦始皇后第二次运用行政手段对汉字的简化的方法归纳起来有以下八种：保留轮廓；部分代整体；更换形声字部件；形声字与非形声字互变；同音代替；借用古体；草书楷化；记号代替。这些方法都是“古已有之”，并不是随意简化的。简化字的作用是明显的，至少在扫除文盲方面有积极意义。不过繁体字在现代仍有很大的市场。秦始皇的“书同文”被历史证明是伟大进步，简化字的意义也将有待于历史的检验。
纵观汉字的发展，总趋势是从繁到简，从图画性到符号性。简化的结果是普及，使汉字从统治阶级的特权中解脱为大众使用的工具。符号化的结果丰富，使汉字能表达记录更加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但不论怎么发展变化，汉字的内在精神是没变的，那就是汉字的表意性。无论是秦汉的隶变，还是当代的简化字，都还保留了表意性质，表意性是汉字与其他文字相区别的本质特点。汉字之美，汉字之神，几乎一切汉字现象都可以从它一脉相传，从未间断的表意去寻根究底。
二、汉字演变中遭遇的种种现实挑战
在古代，中国人虽没有狂热的宗教信仰，但绝对信奉自己的文字，几千年来几乎没人怀疑过汉字。然而到了近代，随着国力衰退，列强侵凌，汉字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然而，倔强的汉字毕竟经受了这严峻的挑战，古老而又焕发新意的汉字依然屹立于东方大地。
汉字所遇的第一次挑战是拼音文字。当晚清被迫卷入世界，大量洋文随着洋货涌入中国时，因汉字是表意文字，在读音方面不如拼音文字那么直观，加之难写难认，汉字一时显得那么手无足措，孤独无援。为了图强救国，不少学者提出全盘西化，包括汉字拼音化。连鲁迅也不可置信地说过“汉字不灭，国家必亡”。汉字拼音化的争论持续了很久，乃至建国后还有拼音化的言论。可是汉字没灭，中国也没有亡。但这场争论确实促进了中国对汉字注音的反思。汉字的单音节虽然和谐，但我们长期缺乏为汉字注音的好方法。所以汉字音韵有受外来语滋乳的传统，东汉魏晋时印度佛教梵文的传入促进了反切的形成和发展，这次西方文字的输入则促进了汉字音韵的更大发展。
当时，受西方拼音文字的影响，曾出现很多种注音方案。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一套“注音字母”，这套注音系统，除了书写不同外，其他都很接近汉语拼音方案，而且与汉字有直接联系，故当时很受欢迎，现在的字典也同时用“注音字母”和汉语拼音方案为汉字注音。1958年2月全国人大通过了《汉语拼音方案》，取代了“注音字母”。《汉语拼音方案》的推行，有力地促进了普通话的推广。从此不难看出，汉字始终处于中心地位，拼音只是辅助认读的手段，我们成功地处理好了汉字读音的问题。
不久，另一个更具威胁的挑战接踵而来，那就是汉字的计算机输入。不能用计算机来处理汉字信息，那就注定要被现代化的浪潮所淘汰。对汉字来说，这几乎是个生死攸关的问题。计算机是为英文输入设计的，制约汉字编码的瓶颈是汉字字数繁多，字型复杂，相似字又很多。可是不可忽略的一个事实是：汉字总量不断增多，但常用字基本保持不变。上世纪80年代国家教委国家语委公布了常用字2500个，覆盖率为97.97%，次常用字1000个，两者共覆盖99.48%，其中最常用的42个字就达25%的覆盖率。由此可见，绝大部分汉字是躺在字书里休闲的，这对汉字编码很重要。经过中国人自己的努力，汉字编码问题很快解决了。不但解决了，汉字输入还有诸多特点，从创新的角度再次表明古老的汉字有着顽强的生命力。
总之，所谓传统，“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而是有个发展的过程”。汉字更是不断发展进步的，汉字有着博大的胸怀，一方面它一直保持着自己的本质，一方面又勇于吸纳其他文字的长处。我们当然不希望看到，汉字仅仅作为艺术品存在于博物馆里的某些真迹或伪迹中，也不希望看到，汉字仅仅作为外国汉学家和中国汉学家研究的对象。正如一位外国人士所说：“世界上有个伟大的国家，她的每一字，都是一首优美诗，一幅美丽的画，你要好好学习。我说的这个国家就是中国。”
参考文献：
［1］许嘉璐.古代汉语［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
［2］董琨.中国汉字源流［m］.商务印书馆，1998.
［中图分类号］H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1）07－0048－01
古今学者运用各种分析方法，产生了一系列阐释汉字结构划分的理论，如六书说、三书说等。这些理论同中有异或异中有同，通过比较分析，我们看到汉字结构理论在批判、创新中不断地发展、完善。
一、六书说及其同异
六书说主要有：第一家郑众，《周礼•地官•保氏》注中引了郑众的话：“六书：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第二家班固，《汉书•艺文志》中说：“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第三家许慎，《说文解字•叙》中说：“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曲，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
三家相同之处：1.郑众、班固、许慎均为汉代人，由此可见，汉代是研究六书的鼎盛时期；2.三家都把汉字结构归为六类，他们对六书所做的分类在内容上是一致的。三家相异之处：1.三家对六书所做的分类在内容上一致，但具体名称不同。郑众分为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班固分为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许慎分为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2.郑众、班固、许慎对于六书的次序排列，没有一个统一。3.郑众、班固都没对六书的内容做进一步的解释，而许慎为“六书”逐一下了定义，所以说许慎是最早为六书的名目定下界说的。同时他在《说文解字》中运用六书全面分析了汉字的结构，因而我们说，许慎在三人中，甚至在中国文字学历史上，是最具贡献的一家。
传统六书说是我国最早论述汉字结构原理的理论，对人们认识和研究汉字的形义关系、构形的发展等具有很大价值。但由于时代的局限，六书说还是有不少缺陷的，它把造字法和用字法混为一谈，同一种造字法被分成象形、指事、会意三类且界限模糊，有些汉字无法找到合适的类等，这些也都被后代的文字学家关注到了。
二、三书说及其同异
许慎后，出现了很多对汉字结构划分的文字学家。戴震提出了“四体二用说”，将具备自身结构特点的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同不具备自身特点的转注、假借加以区分，这对汉字的研究有一定的积极作用。而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三书说，则是对许慎六书说的一大革新，破除了传统说在文字学史上长期的垄断地位。
“三书说”是唐兰首先提出的，他批评六书说中象形与指事、指事与会意、象形与会意界线交叉，在分析时常出现模糊不清的现象，他把汉字结构分为象形、象意、形声。他认为：“三书足以范围一切中国文字， 不归于形，必归于意，不归于意，必归于声。形、意、声是文字的三方面，我们用三书来分类，就不容许再有混淆不清的地方。”后来陈梦家指出唐氏三书说具有缺陷，提出把汉字结构划分为象形、假借、形声。裘锡圭在《文字学概要》中指出陈氏三书说是基本合理的，但他把象形改成了表意。
唐氏三书说、陈氏三书说和裘锡圭对三书的看法也有同异。相同之处：1.唐氏、陈氏、裘锡圭三书说均产生于20世纪，是汉字结构类型理论在当代的新发展；2.文字学家们对六书说均产生了怀疑，破除了六书说在文字学发展史上的统治性地位，他们都认为汉字结构应该分为三种而不是六种；3.三家的学说中均有一些类型混淆不清，难以划分。相异之处：1.三类名称不同，唐兰的是象形、象意、形声；陈梦家的是象形、假借、形声；裘锡圭的是表意、假借、形声。2.唐兰把假借排除在了汉字基本类型之外，陈梦家与裘锡圭的分类相对来说更合逻辑。
新旧“三书说”从汉字的形体及语言的音、义联系等方面出发，分析汉字构造方式，使汉字结构理论更趋于细致、严密，但新旧三书说虽然认识到了“六书”的不足，却仍未从根本上打破“六书”的格局，很多汉字无处归类，这就说明新旧三书说还不能概括全部汉字的结构，还不是十分科学、完善的理论，至今还无法取代六书说的地位，但我们可以看到汉字结构理论正在批判、继承中不断地发展完善。
【参考文献】
[1]唐兰.中国文字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2]裘锡圭.文字学概要[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3]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M].中华书局,1988.
[4]林志强.20世纪汉字结构类型理论的新发展――以“三书说”和“新六书说”为例[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1,03.
[5]韩伟.汉字结构类型古今研究综述[J].深圳教育学院学报,2002(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