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心理学诞生之日起，以罗斯为代表的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和以麦独孤为代表的心理学的社会心理学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研究取向，后来又出现了文化人类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等。社会心理学不同研究取向有各自不同的基本特点。心理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试图从个人的人格结构中求得对人类社会行为的解释，强调个体变量的重要性；社会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通过社会地位、社会角色、社会化等“塑造嬉体”的因素来研究人们的社会互动，并进而达到对人类行为本质的解释，强调社会呀群体变量的重要性；文化人类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是从因素入手探索有关人类行为的解释，强调文化变量的重要性。但是，俱、社会、文化是紧密联系而不可分割的，彼此之间的互动是持续不断的。要充分准确地描绘人的社会行为，单一的研究取向是难以实现的，必须建立一种综合的研究取向才有可能。从本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开始，欲图将社会心理学的不同研究取向加以整合的努力得以具体实施，尽管许多人做了大量工作，但学科间的联姻却未能获得预想的成功。最近20多年，不同研究取向的论争再度兴起，当理智战胜了感情之后，开始迈上了整合之路。更为重要的是，近几年学科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为实现不同研究取向的整合奠定了现实的基础。
从国内外社会心理学多种研究取向的整合发展和现状启示中，我们认为，社会行为心理学是关于社会、文化和人格及派生物地位、角色和自我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塑的造的综合应用社会科学，是从心理层面上对于人类社会行为的流行性反应的总体把握。从学科性质上讲，它既不是心理学的分支，也不是社会学的分支，而是在社会学、心理学、文化学、文化人类学、行为科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等相互作用相互渗透基础上形成的一门独立的事合社会心理学。它是在社会学、心理学和文化人类学等母体学科的基础上形成的一门具有边缘性质的独立学科。正如南京大学周晓虹博士所言：“我们只有从社会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以至生物学的多维视野出发，才能获得对人类社会行煌完整解释”。从社会心理学的起源上看，它是在母体学科的基础上形成的边缘学科，是母体学科在解释人类行为及春与社会、文化、人格的关系时彼此接近、相互渗透的结果。从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方法和理论体系来看，它虽然是在母体学科的基础上形成的，但它既不是某一学科的附属物，又不是多种学科的简单的拼凑和混合，而是多种学科的整合，具有其他学科所不具备的全新的性质和特点。因此，社会心理学应独立地着力于社会行为心理的整合研究。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夏学銮教授第一次提出了整合社会心理学，其研究对象分为三层次或三个单元：第一层次为宏观层次，又叫社会主体单元，其基本概念是社会、文化和人格，认为社会行为是这三个因素的函数，其公式为B（S）＝f（S.C.P）；第二层次为中观层闪，又叫个人主体单元，其核心概念是地位、角色、自我，认为个人行为是这三个因素的函数，其公式为B(I)＝f(S.R.S)；第三个层次为微观层次，其操作概念是目的、工具和态度，又叫行为主体单元，认为任何作为社会行动的行为都是这三因素的函数，其公式为B(A)＝f(O.M.A)。夏学銮教授“三层次九因素”存在着一种相互影响、相互塑造的关系，在水平层次上的任何一个主体单元的行为都必须考虑行动的三个参照系数的综合作用。总之，它们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整合在一起的。
从“三层次九因素整合说”中可以盾出，社会心理的外在行为律与社会行为的内在心理律的整合及个体作用、群体互动、社会影响的整合是社会行为心理整合的关节点。社会心理与社会行为是人类社会性质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社会心理是社会行为的内在过程，而社会行为则是社会心理的外在表现。社会心理整合研究是指社会行为流行性反应的内在心理一般本性和一般规律的研究；社会行为整合研究是指现实生活中人们直接关注的流行性心理反应的外在行为特征研究。社会心理的维度是我们所熟知的，而社会行为的维度则往往有所忽视。目前，社会心理研究所有社会学化和社会行为研究有心理学化的整合趋势。社会行为心理学既要探计内在的社会心理学过程，又要研究外在的社会行为规律，以避免行为主义忽视行为内在心理过程，而认知论学派忽视心理过程外显行为的偏向。
二、社会行为心理不足合的切入点
中国社会近10年来，社会心理学进入重建与复兴阶段，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社会各界对社会心理学知识的迫切需要，另一方面又不知傣何下手方能切合实际研究中国社会的具体问题，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是“一个相当混乱的时期”因为社会生活是丰富多彩的，社会行为也是千姿百态的，对社会行的总体把握不仅涉及到对鞭一般存在的把握，而且必然要涉及到对其各种存在样态及方式的把握，面对五光十色的多种多样的社会行为，应该从哪里入手呢？最适宜的入手处或生长点哪里?
一些社会科学工作者发现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社会生活中存在大量社会流行的社会行为心理问题，并认为社会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行为科学的研究能够为这些总是提供依据和答案，因而开始了社会行为心理与现实社会问题结合上的研究。一般来说，具体的社会生活实践和现实生活的信息资源，限定了研究的切入点或理论的生长点。就此而言，当代中国的社会行为心理研究的最适宜的切入点只能是社会心理与社会行为的热点问题。社会行为心理热点问题是一种客观的社会反映，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社会行为心理热点问题也是社会行为的心理的重点问题，这些行为关系到社会主义改革的进程和前途。社会行为心理热点同时也是社会行为心理的难点和焦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某些尖锐的社会矛盾，是很敏感、很尖锐的社会焦点问题，解决起来也往往难度不小。社会聚群行为是种种社会行为心理的起始点和矛焦点，也是社会心理与社会行为整合研究的着力点。
社会心理学是对社会生活和处于热烈社会生活聚焦点上的人们所思所虑、所作所为的本质的思考，社会心理学一开始就是为解决与现实生活有关的社会心理问题的迫切需要而产生的，以后的每一步发展都直接从社会生活的急需中获得了无限的动力。显然，这门学科具有很强的应用性。例如，20年代“霍桑试验”中士气与生产效率的提出，是为了解决当时工业生产之急需；30年代舆论、流言、种族和价值冲突等主题，是为适应世界经济的萧条和社会的动荡不安之需要；40年代信仰、态度、民族性格等主题，是应第二次世界大战这需要；而五六十年代以后社会相对稳定和平发展，许多具有明显应用性的分支学科相继出现，既繁荣了社会心理学本身，又使它在社会生活需要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今天，不仅在欧美国家，而且在日本、俄罗斯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社会心理学这门应用科学的社会职能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作用都越来越大。有人统计，这10多年中《全国新书目》上刊有社会心理学方面的书有数百种，其中90％以上都与应用于社会生活有关。并且社会心理学应用成果相当大的一部分已经或正在转化为直接的社会生产力。
三、社会行为心理整合的着力点
大量的有关研究表明，社会互动是人的社会行为的主要表现形式。人们在对称性和非对称性的社会互动中，形成种种群众行为、大众行为、集群行为。也就是不受通常行为规范所指导的、自发的、无组织的、无结构的群体行为方式。也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聚群行为。聚群心理的外在行为律与聚群行为的内在心理律对社会发展和人们社会行为的健康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积极的社会聚群与人们积极的社会观念和社会行为之间正相关，而消极的社会聚群（矛偏行为）与人们社会观念的偏颇和社会行为的偏离也有正相关。特别是当代中国青年有一种比西方更重视同辈凝聚的矛群意识，在这种社会心理环境下，社会变革过程中的社会热点问题，往往在聚群面对面的互动中会越聚越热，热到一定程度就会将问题自然聚焦，聚焦到一定程度必然会施放出来。由此看来，聚群和赤心理的发展存在着两种可能性，既可能成为社会变革的推动力，也可能成为社会变昔的掏力。所以，假公济私在生生的聚群行为心理入手，探寻研究社会行为心理现象和规律，是整合社会心理学具有生命力的着力点。
布鲁姆（H. G. Blumer）1946年曾把集合体分为四种：集群、大众、公众和社会运动团体。后来，布罗温（R. W. Rrumer0又把集群分为两种：暴众和听众。这种分类依照无组织群体的有机程度和无组织群体在社会结构中的地全划分的，有利于人们对无序群体的理解和把握，对聚群行为的研究有一定参考价值。
大众与聚群有联系也有区别。这两类群体都是一种无组织群体的集合现象。在大众传媒日益发达的现代社会生活中，以大众面貌出现的无组织群体将越来越多，越来越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越来越影响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是值得引起重视的群体现象。它们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人数和接触方式上。大众是散布在广大社会范围内、接触大众传播媒体为数众多的一群人，大众对社会生活的了解接触是间接的，是通过大众媒体发生作用的。聚群是以视野所及、耳闻所达的一群人，相互之间的接触是直接的，通过感官和躯体感知群体中的人与事。大众和聚群都是无组织群体，具有自发性、散漫性、情绪性、无责任性等。
国外将聚群行为称为collective benhavior，也就是无组织无纪律的大众集合现象。原苏联社会心理学家安德列耶娃把它称为“非集体行为”（或译为“集体外行为”），而我国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学文献上，一般译为“集体行为”。中国人民大学沙莲香教授称为在公共场合或社会活动中出现的集群现象。兰州大学曹孟勤教授等认为，译为集体行为不妥，称为“群体行为”失之过宽，没有限制，称为“非集体行为”也不妥，因“集体外行为”并非个体行为。因此，人道我这种偶然聚在一起无组织的一群人的行为为集群行为。我们认为“聚群行为”这个概念更能全面地动态地表达无组织的、自发偶然聚集在一起的一群人的激烈行为特征。
社会心理学认为，趋群性是人类的本性之一，人类行为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趋向于合群。社会生产方式越发达，生活方式越先进，各类人员的趋群意识和结群倾向就越强烈。面对社会的巨大变革和发展，社会聚群现象 普遍存在的、经常发生的，发生的原因、情况和结果也是多种多样的。这种随意性、自发的、无拘无束的聚群现象无所不在。它的启动原因之一是出于人们最基本的交换信息需要。这一需要最原始的生物学价值是减少对周围环境的不确定性，从而及时调整自身的行为以适应变化了的环境。聚群者希冀在集合中寻找到共鸣点，并力图补充缺陷，达到志趣相投、知能互补。不仅如此，而且聚群行为心理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聚群已由过去的单一性发展到多学科广泛交叉，层次日益增多，品位日益提高，形式日趋复杂。因此，从社会心理学角度优化整合聚群心理与聚群行为发生、发展的过程特征和规律，即聚群心理的外在行为律与聚群行为的内在心理律，探求对积极聚群行为的鼓励、强化，以及寻求对偏离聚群行为的预测、预防和调控的有效途径和方法，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正如著名科学家钱学森1986年10月3日给沙莲香教授的信中所强调的：“在现代科学技术九大部门之一的行为科学部门中，社会心理是一门重要学科。而行为乘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聚群心理是聚群行为的内在条件和依据，聚群行为是聚群心理的外在表现。一般情况下，聚群需要形成聚群动机，聚群动机驱使聚群行为。“因为一切行为的基础和根据都是心理现象的规律，同样一切心理的外在表现都构成某种行为”。人的行为无一不是由动机所引导、维持和导向，而动机又是以人的需要为基础的。一个人的行为是这样发生的，一个聚群集合行为也是在相互一系列心理活动的支配下发生的。聚群心理是聚群行为的内中动力，聚群行为是聚群心理的外在表现。可见，个人行为与聚群行为都是一种动机性的心理行为。所不同的就是聚群行为中有大部分人只能模糊地意识到这种需要和动机，而简单的幼稚认同就应声而起，被动地或奇特地介入进去了。
四、社会行为心理整合的交互点
社会行为心理学主要研究个人心理与社会心理、社会心理与社会行为、社会行为与社会聚群行为活动等三大领域。当代社会行为心理学是研究社会行为的内在体验和外在表现发展变化过程及其规律的整合科学。整合社会心理学主要研究三大层面的内容，即社会环境、文化心理、人格信仰、角色地位之间相互作用的宏观社会文化行为心理整翕支；社会认知、社会情感、社会意志、社会态度之间相互作用的中观社会行为心理整合层；亲和行为、互动行为、聚群行为、规范行为之间相互作用的微观社会聚群行为心理整合层；这三大层面内容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整合构成了当代社会行为心理研究的有机整体，力图发挥心理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社会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文化人类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三者的“杂交”优势，克服不足，建立共性与个性、世界化与本土化相统一的社会心理学。
在个人与社会的交互作用点上，社会行为心理整合所关注的社会文化与亚文化因素的影响，文化心理的积淀，对社会成员人格信仰、角色地位等社会行为产生的影响，以及人格与角色待社会和赤又在何种程度上影响社会环境与文化心理的建构。
在个人与个人的交互作用点上，社会行为心理整合所关心的个人之间的相互认知、情感、意志、态度等怎样在社会认同层面，人际关系层面，人际沟通层面相互作用产生的角色地位与社会行为，以及后者在何种程度上影响前者。
在群体与个人的交互作用点上，社会行为心理整合关注从群体到个体又从个体到群体的影响过程，在群体合作、竞争、冲突、调适等对称性社会互动和模仿、暗示、感染等非对称性社会互动中，如何影响人们的亲和行为和规范行为，以及人个行为又如何作用于群体行为。
作为炙手可热的新兴媒介，网络媒体的影响力已经渗入到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等诸方面。近年来，几乎每当国内外出现焦点事件，都会引起网民的强烈反响和激烈的辩论。其中很多具有建设性的看法和观点，有些对有关部门的决策和施政产生了积极影响，互联网正逐渐成为一个“意见自由市场”。但是，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其自由性、匿名性、即时性、交互性等传播特性使得一些不良或非法内容信息恣意传播。在这种背景下，如何对网络舆论进行有效地引导，就成为网络新闻工作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网络舆论引导的目的是改变不正确或非理性的舆论，将其引导到正确的方向上来。因此，网络舆论引导的实质就是舆论引导主体使网民“态度改变”的过程。实践证明，对网络舆情的引导也需要“攻心为上”，而了解和把握网民的心理变化特征则有助于增强舆论引导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网络舆论引导与态度改变理论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关于社会态度改变的研究成了社会心理学的重要课题之一。社会心理学中的态度改变，是指在一定的社会影响下，一个已经形成的态度在接受某一信息或意见的影响后，所引起的相应的变化，其本质是个人的继续社会化。关于社会态度改变的研究主要包括学习理论、信息理论、社会判断理论、认知理论、功能理论和态度改变三阶段理论。态度改变理论为我们研究网络舆论引导问题提供了理论借鉴。
网络舆论引导的具体方式多种多样，但是，根据社会心理学对态度改变的研究，具体的引导方式基本上都是以态度改变方法为依据：一是劝说宣传法，或者称说服法。这是一种借助各种传播媒介传播的信息影响人们，使之态度发生改变的方法，是一种常见和广泛使用的方法。二是暗示方法，就是用含蓄、间接的手段、方式和方法对个体或群体的心理和行为产生影响。这种心理影响方法表现为使人按一定的方式行动，或接受某种意见或信念。与暗示相联系的一种心理现象是模仿。模仿是指在没有外界控制的条件下，个体受他人影响而仿效其言行的过程，是社会中人际影响的重要形式之一。模仿、暗示的结果，会使多数人行为趋向一致，成为某种约定俗成的规范，有利于社会群体思想和行为的统一，推动社会的变化发展。三是团体影响法。团体的影响来自于团体的规范和准则，这种规范和准则对团体成员具有一种无形的约束力，促使团体中的每个人的言行与团体的规范准则保持一致。例如，在网络社区或者BBS中，都会对以“明文规定”的形式说明该板块的具体规范准则，往往还会指出违反者将受到的处罚。在团体压力下，其成员的态度往往会发生改变。
网络舆论引导的典型方式
网络舆论引导的方式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种：
典型报道方式。典型报道是一种逻辑劝服，其公式是“标准——衡量论证”，即通过寻求典型，塑造典型，树立一种标准供大家对照和模仿。康德在《崇高的分析》一文中揭示了典型化的含义，他认为典型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暗示性，是“最充分的形象显现”。人类只能通过个别认识一般，通过个性感悟共性，通过了解个别事例的性质与特征对同一类事物形成大体一致的意见，这正是媒体通过典型报道引导民意的奥秘所在。通过这种劝服和暗示，就会形成模仿。班杜拉提出的模仿论，即人可以不依赖自己直接的实际操作，而通过对他人的言行举止的模仿而学得一定行为。他很重视榜样的力量，认为榜样特别是受到人们尊敬的榜样。具有替代强化的作用，人们可以通过观察、模仿榜样而产生自我强化的作用。以上理论在网络舆论引导方面则体现为对典型事件和人物的报道。
以对任长霞事迹的报道为例，网络媒体之间协同合作，形成了强大的报道声势。由人民网、新华网、央视国际、中国网、中青网记者共同撰写的《长风彩霞逝者如诗——记登封市公安局局长任长霞》同日在各大网站共同推出。揭开了报道的序幕。同时，各大网站还在相关网页上互相设立链接，为受众全方位、多角度了解典型事迹，学习典型精神开辟了一条网上“绿色通道”。2004年6月3日，人民网开设“人民的好卫士——任长霞”大型专题，并开展讨论，网友踊跃留言。至6月7日0时留言6113条。新华网也设立了“立警为公，执法为民——人民的好卫士任长霞”专题，包括文字、图片、视频等等多项内容。多媒体视频新闻《忆长霞》囊括了各大电视媒体的34个节目。还有中央领导关于宣传任长霞事迹的指示，任长霞家人、同事、同学追忆任长霞事迹的报道，滚动播出网友悼念评论的文字和纪念学习任长霞的后续新闻，汇集了各大媒体对任长霞事迹的相关报道，形成了互联网上的任长霞典型报道平台。
网络媒体典型报道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不仅体现了报道形式和传播手段的多样化，也实现了网民的实时互动，吸引了广大网民积极参与，这是网络典型报道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从网民的留言和评价中我们了解到，人们需要榜样的激励，需要精神的力量，这是网络典型报道取得成功的社会心理因素。
深度报道方式。深度报道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为读者梳理出对于事实的认识，也属于一种逻辑说服。深度报道往往具有“言之有物，鞭辟入里”的高度说服力，从而达到从更深的层次将舆论引导到正确方向上来的目的。
和传统媒体相比，网络媒体在从事深度报道方面体现出优越性。在传统媒体的深度报道中，或以文字为主、辅以图片报道，或以声音为载体报道，或以综合文字、音像等多种符号的报道，都有其形态上某方面的缺陷。而网络新闻深度报道则凭借多媒体手段，对重大社会事件进行有背景介绍、有分析解释、有归纳预测的报道与点评，报道方式也多种多样。而且报道是超文本结构的，即文本的构成，不仅有文字文本，而且有声音文本、图画文本、影视文本。在超文本结构中，新闻报道中的每一个关键人名、地名、时间，甚至一个词语、一个句子都可以联结另一个声音文本、图画文本、动画文本或影视文本。这样，网络媒体使深度报道更为生动、丰满、深刻。人民网的“人民视点”、新华网的“焦点网谈”、红网的“红外线”都在网络深度报道方面表现得比较出色。
目前，中国网络媒体的深度报道呈现出一些新的趋势。首先，随着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推进，调查型深度报道将有更大的发展。在我国抗击非典的新闻报道中，“信息透明度”原则得到很好的贯彻，一批全方位透视非典的调查性深度报道起到了安定民心的社会“稳压器”、动员社会各界的“协调器”与促进社会进步与加强城市管理的“推进器”的作用。其次，评论型深度报道不再局限于曝光式的批评性报道，更多的眼光投向富有建设性的议题。很多深度报道更注意捕捉“社情民意”，报道百姓真正关心的话题，例如再就业工程、房改政策出台、医疗制度改革、帮困扶贫工作、全民健身、环境保护与生态平衡、社区文化建设等等。‘这些新趋势表明，反映公众舆情已经成为深度报道的一个重要组成元素，深度报道在引导网络舆论和稳定民心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网络新闻评论方式。社会心理学认为，任何信息的报道，对某些事实的描述，如果不加专门的阐释和评论，对人们的思维定势是几乎不产生任何影响力的。网络新闻评论是传统媒体的新闻评论在网络平台上的延伸与创新。当前我国网络新闻评论有两种主要形式：一是网络媒体的评论，这是传统新闻评论的翻版或延续，往往是网络媒体的编辑就新近发生的新闻或变动的事实，在新闻网页上所设的言论专栏里发表或的署名评论，例如人民网的“人民时评”、“网友说话”等栏目。另一种是网民评论，目前网民评论最集中的场所还是BBS，例如人民网的“强国论坛”、新华网的“发展论坛”等。网民评论是反映公众舆情、传达社情民意的窗口，人们可以随时将自己的观点、言论以原创或跟贴的形式发表出去，网友还可以针对新闻事件进行讨论，这是一种自发式的、群言式的解读新闻的方式。
2005年3月，日本右翼势力修改历史教科书，篡改历史，美化对外侵略。4月，分子祭拜靖国神社，日本允许达赖访日。这一系列事件，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日情绪，在北京、广州、上海发生了涉日游行，还发生了打砸日本商店、损坏日本货品等行为。互联网上的反日舆情十分高涨，甚至有人别有用心地企图利用互联网策划、鼓动长假期间进行非法游行示威。人民网的观点频道从4月16日开始，在“人民时评”和“网友说话”两个栏目中登录了一些评论员、网友、学者的评论文章，着重对游行事件发表看法，如丁刚在文章《我们怎样表达爱国热情》中认为，爱国是可以肯定的，但是要智慧地表达，不要给国家和人民带来负面影响。人民网还在“网友说话”栏目中，登载了一些学者分析日本和中日关系问题的文章，解析了从二战结束后中日关系的变化和日本政府对待历史的言行。这类高屋建瓴的解析文章让人们了解了事情的始末，克服盲目从众心理，反思自己的行为，纠正一些不当的做法，做到真正的爱国。人民网的这组评论性文章，得到了许多网民的支持和赞同，显示了网络新闻评论在引导舆论方面产生的积极作用。
“意见领袖”方式。信息传播者自身具备的特点对劝说宣传有着极大的影响，例如专家身份、社会地位、职业背景等等。这让人们很自然地联想到传播学中的“意见领袖”。意见领袖能够影响受众“怎么想”，从而使受众发生态度、行为的变化。
当网络上出现大量虚假信息和极端言论，受众无所适从时，他们对于权威意见的依赖会更强烈，更需要意见领袖为自己解惑。网络中的意见领袖主要是BBS的版主和强势话语者或活跃者，他们已成为网络新闻媒体舆论引导的一支生力军。中青在线青年话题论坛的版主李方几年来以“版主日记”的形式发表了几百篇评论，在网友中影响很大，他自己也曾当选“中文论坛最勤奋版主”。目前，涌现出来的意见领袖大多具有良好的写作功底，同时具有鲜明的网络特色、地方特色和生活特色。例如，网友“小黄”常常通过一些日常生活的小故事来讲述生活中的大道理，让人看了深受启发。
此外，网络媒体特邀专家或网络评论员撰写评论性文章，以及采用“专家在线访谈”形式来引导舆论，都是对“意见领袖”方式的运用，也更能体现出信息传播者自身特点具有的劝服优势。例如，人民网的“网友热评”中，在引导对日舆情时，邀请到了新华社的高级编辑、国际部编委、东京分社前社长、国际问题专家王大军，他曾在日本工作过14年。他不仅发表了《到底怎么看待中日关系》的文章来分析中日关系，还作客新华网发展论坛，就中日关系同网友在线交流。王大军在文章中和回答网友的提问过程中，深入分析了中日关系间的种种问题，并且以他在日本的生活经历和亲身感受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介绍日本国内的现实状况。他深刻而详细地阐述能够使网友了解中日关系的历史脉络，理解我国对日的政策，端正自己的爱国观点。
二、借鉴国内外先进教学理论
1.知识可视化理论。
知识可视化于2004年由国外学者EplerMJ和BurkardRA提出，是指抽象复杂知识或程序性知识（如，技能学习）的构建和传达可以采用图形、图像等可视性手段达成。知识可视化的直观性、发散性等特点，不仅能帮助他人正确地重构、记忆和应用知识，而且对培养学生的视觉素养、学习兴趣以及创造性思维都有很大帮助。知识可视化的方法有很多，如幼儿看图学数字、高中几何画的草稿图、地理中的色彩表示法、多媒体教学、思维导图等等，都是知识可视化的表现形式。
2.探究性学习理论。
1909年杜威在美国科学进步联合会的发言中，提出探究性学习观点，指出教育不仅仅是要让学生学量的知识，更重要的是要学习科学研究的过程或方法。探究性学习的基本步骤为体验情境、产生问题、提出假设、作出推论、试验并验证。美国著名教育家施瓦布建议，在介绍正规的科学概念和原理之前应该先让学生到实验室里做实验，用实验的证据来解释和深化教材中的内容，而不是在教室里照本宣科地教授知识。为了使探究性学习有更好的学习效果，老师要搭建共同交流的平台，使学生进行充分而深入的探究交流和知识共享，还要让学生得到权威（专家教师或者书籍资料）必要的指导。
3.项目式教学（PBL）理论。
项目式教学（Project－BasedLearning，简称PBL），是一种以学生为主体、以项目为中心、以实践为主线的教育模式，要求学生围绕某一个具体的学习项目组成小组，通过他人（同伴或教师）的协助或指导，利用广泛的学习资源，在实践中体验、在探索中创新，解决现实中的问题，从而获得必要的知识和技能。项目式教学一般可分为选择项目主题、制定项目计划、开展项目研究、进行项目成果交流、项目评价与反思等几个阶段。从这几个阶段看，每一个阶段都需要学生发挥主观能动性，需要自主完成。因此，PBL有助于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与合作创新精神。
三、双实教学模式的实践应用
管静、万义平在对财务管理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构建的探讨中，提出了“一个目标、两个保证、三个结合、四个层次”实践教学体系方案。“一个目标”是培养财务管理应用能力。“两个保证”一是实践计划保证，二是实践教材保证。“三个结合”是能力培养与素质教育相结合、课内与课外相结合、产学研相结合。科学建构双实教学体系，就要提出针对性的双实教学目标，科学设计双实教学计划，策略落实双实教学安排，多渠道提供教学效果评价与反馈。
1.双实教学目标。
教学总体目标是科学系统地构建实验实践教学模式，培养复合型、应用型、创新型心理学人才；教学子目标是促进理论教学与实验和实践的整合；促进观察与分析社会心理问题实际能力的提高；提高心理专业学生服务社会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进一步将子目标细化明确，我们编制了具体的社会心理学课程技能项目清单。在设计编写该实验实践类技能项目清单时，遵循了“两性一论”原则，“两性”是指一方面要掌握研究社会心理学理论的技能和方法，另一方面还要掌握将社会心理学应用到日常生活中的技能，“一论”是指技能条目的设计要以社会心理学研究的方法论为基础。
2.双实教学安排。
国外大学对学生的实践活动都在时间上有明确规定。比如英国社会工作专业训练的实习占全部课时的50%；美国社会工作硕士生两年课程中每周有三天到机构实习、两天在校内上课，实习时间超过50%。我国教育部规定大学本科生四年期间实践与实习时间不少于一年，多数学校人文社科专业实践教学占总学时的比例为1/3左右，个别专业比如艺术类专业可以达50%。借鉴国内外实践教学经验，双实教学时间大概占整个课程教学时间的50%，考核占40%。教学安排如下图，按照问题导入—理论探讨—心理实验、社会实践的模式进行教学。问题导入部分是让学生在开课阶段初期集中地提出并在其后随时提出有关社会心理的实际问题，结合于讲授教材的有关章节，准备相关案例分析。正式上课时，结合案例以及近期新闻和社会热点，作为引入。并在学生讨论后，对案例和事件进行深入评论，将实际联系到本堂课程的知识理论。通过这种从学生实际出发，从学生中来又回到学生中去的做法，达到有的放矢解决学生学习问题，增强学习兴趣。理论探讨部分以教师讲授展示为主，向学生系统传授经典的社会心理概念、实验、理论和前沿进展，为全员参与的形式；采用课前社会心理学前沿报告、小组讨论促使学生通过相互讨论和深入分析，丰富相关知识的支架，加深理解，引导学生利用所学习的理论解释现实话题，促进社会心理学知识向学生个人知识体系的转化，并且能够形成社会心理学的思维方式和应用能力。同时，双实教学改革还丰富了教学手段，引入课前社会新闻心理评析、小组讨论、社会心理学实验和社会调查、社会实践、观摩学习、自我分析报告等多种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其中，前三种方法针对课程实验，侧重对理论知识的系统和深入理解；后四种方法应用于社会实践，侧重于社会心理学应用能力的培养与自我心态的调节。
一般情况下，学校党委会以行政名义制定并出台相应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咨询工作实施基本方案，为心理健康教育咨询工作奠定制度基础。同时，要组建专门的心理健康工作管理委员会和专项任务领导小组，负责全面协调和监督检查具体活动的落实情况。
1．2结构设置。
学校可根据具体需要成立专门的心理健康教育咨询机构或者组织，主要将其挂靠在设有医药类、社会工作、教育学以及心理学的二级院系，或者直接挂靠于学生工作部。学校要严格执行三级心理健康工作网络规划，做到“校级设专门的教育咨询中心，二级院校设心理辅导员、班级内部委任心理委员”。
1．3活动内容。
活动涵盖面广，涉及多种形式，主要包括:新生入学为其办理心理健康档案;定期开展问卷调查，对学生进行心理测评;学校宣传部、学工部、大学生团体以及心理健康教育咨询机构等不定期举行心理健康知识讲座，加大宣传力度;开设专门的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学校内部网站为学生提供匿名咨询服务，消除学生的心理压力;心理咨询人员在工作日轮流坐班为学生提供心理咨询服务;举办心理健康教育月活动，让更多的学生参与其中。
2、心理健康教育咨询模式的实践困境
2．1主动性较为缺乏。
专家指出，我国各高校在开展心理咨询服务时往往处于被动地位，缺乏主动性，参与性不强。但是，就大学生心理发展特点而言，青年大学生普遍存在闭锁性和独立性等心理特征，他们深受闭锁性心理的影响，且未正确认识心理咨询工作，所以他们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心理烦恼或者困境，而有了心理困惑他们更愿意向朋友倾诉，而不是专门的心理咨询人员。部分学生会为家庭矛盾、良性等较为私密的问题而困扰，但是他们很少向心理咨询教育机构征求意见或者寻求帮助。部分高校为了尽可能保护学生隐私，鼓励学生大胆咨询，开辟了专门的网络咨询渠道，但是学生不愿意主动倾吐心声，因此网络咨询也是收效甚微。假若心理教育咨询模式发展为等待式，那么其应有的作用就难以发挥。
2．2重咨询，轻介入。
各高校在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咨询工作时，主要以团体心理咨询或者个体心理咨询的方式为咨询人员提供引导或者启发，会从来访者的具体情况入手，与其进行交流和沟通，帮助其克服或者摆脱焦虑情绪。对于一般情况而言，这为咨询学生提供了必要的帮助，但是高校的轮流排班模式大大削减了工作效力。当天的咨询教师只负责当天的工作，轻度心理不适的学生当即即可收到显著效果，但对于严重心理不适的学生缺乏针对性，而且效果不明显。
2．3尚未建立起信息沟通的统一平台。
要确保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咨询机制的正常运转，对在校学生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指导和服务，就要构建起信息沟通的统一平台。当前，大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主要由辅导员、班主任以及心理健康教育咨询队伍共同承担，但是辅导员和班主任主要负责监控和观察班级学生的心理健康情况，心理健康教育咨询人员会运用自身所掌握的专业知识为寻求帮助的学生提供专业指导和服务，从而有效化解其心理危机。但就目前实际情况而言，各高校尚未建立起信息沟通的统一平台，不能实现信息的实时共享，难以有效预测学生心理动向，因而不能为学生提供有针对性的心理健康教育咨询服务。
3、高校中心理健康教育咨询与学校社会工作合力作用模式
要预测学校社会工作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的发展前景时，要坚持实事求是，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当前，我国高等院校社会工作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学科体系已初步建立起来，但社会影响力不大，决策者和学术界尚未普遍接纳和认可学校社会工作的巨大价值。因此，部分学者大胆假设，提出可将学校社会工作模式穿大学生工作体系中，逐步提高学校的管理教育能力。笔者认为，要将大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与学校社会工作进行有机融合，就应该在坚持原有心理健康教育咨询工作模式的基础上，贯彻落实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健全组织结构，积极探索学校社会工作和心理健康教育咨询结合的有效模式，推动学校各项事业的健康稳定发展。
3．1初级模式———在心理健康教育咨询工作中逐步渗入学校社会工作。
首先，在制定和设计高校学生工作制度时，要积极引入社会工作理念，充分发挥社会工作的优势和独特理念原则，有效弥补传统管理中的缺陷和不足。在开展学校社会工作时要坚持“人在环境”的理论基础，在选择学生心理问题的介入手段和分析问题根源时要以社会过程和社会结构为基本着眼点，有效弥补传统心理健康教育咨询和心理教育的缺陷，实现双向协调发展。其次，要大力充实学校社会工作内容，加强对干部、班主任以及辅导员的培训，建成一批高素质的辅导员队伍，将学校社会工作渗透进心理健康教育咨询工作中，提高高校辅导员的专业化和职业化水平，建立并完善高校辅导员制度，切实提高辅导员素质和能力，帮助其构建科学合理的知识结构体系，熟练掌握学校社会工作的基本手段、理论和方法。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咨询工作中有计划、有步骤地渗透学校社会工作，不仅有利于完善学生工作模式，还能重塑学生工作者角色，实现学生工作功能的延伸，从而创建和谐校园，培养健全人才。
3．2融合模式———实现心理健康教育咨询工作和学校社会工作的交叉运行。
沈黎曾指出，当前的学生问题日益多元化和复杂化，学校现有的心理辅导体系不能完全适应发展需求，心理辅导老师要加强与学校社工的合作，建构起完善的社会工作制度，有效预防心理健康问题的发生。要保证学校社会工作的顺利开展，充分发挥其职能，就要从制度层面入手，在制定学校管理体系时明确规定社会工作的地位和重要性。同时，高校要理顺心理咨询机构、学生教育以及管理职能部门的具体工作职责以及相应的关系。倘若高校设有专门的社会工作专业，那么就应将其引入社会工作模块中，组建专门针对学生的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促使学生和社会工作专业教师投身到社工服务中，推动心理健康教育咨询工作和学校社会工作的交叉协调运行。
关键词：大学生；消费行为；消费心理
随着社会经济的纵深发展，大学生消费行为的外部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他们的消费心理与消费行为与以前相比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他们已成为引导消费潮流的一股重要力量，因此，关注大学生消费状况，把握大学生消费的心理特征和行为导向，实行与之相适应的消费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情感与符号之间——当代大学生的消费行为
据美国市场营销学会（AMA）的定义：消费者行为是“感情、认知、行为以及环境因素之间的动态互动过程，是人类履行生活中交换职能的行为基础”。[1]在大学校园里情感丰富的学子们的消费行为必然有其诸多的表现：
（一）抑制不住的情感消费
大学生是一个特殊的消费阶层，其消费行为体现出追求新潮、时尚、情趣的特点，相对其他群体而言则带有更多的情感因素。因为他们不仅希望商品能够在实用性方面满足人的需要，还希望商品能让人在使用和观赏中获得精神的愉悦与心理的满足。一般来说，大学生更愿意购买能使自己的情感需求得到最大限度满足的商品，他们的消费行为更注重感官的满足。他们凭着自己敏锐的感官来感知、认识世界，而人的感觉包括视觉、嗅觉、听觉、触觉、味觉……同样一件商品，只因为颜色稍有差异或包装稍有不同，大学生消费者可能一眼看中，进而购买，也可能一瞥过后，再不理会。换言之，他们对世界的认识更多的是感性认识，当外面的某个事物被他们感知并激发起他们的情感时，他们会如醉如痴地紧紧追随。因此，他们的消费行为更容易受到情感的支配，更容易跟着感觉走。其次，大学生的自主独立性逐渐增强，依附和从众心理不断减低。在这种心理的影响下，大学生在购买商品的过程中，情感和直觉因素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当情感和理智相撞击时，一般偏重于情感，容易感情用事。同时，大学生在消费中的情感“两极性”心理也非常明显，肯定与否定都比较明确，强度也比较大。某种商品只要符合个人需要和兴趣，引起肯定的情感，便会形成对商品的偏爱和追求之心；反之，就会产生一种否定和抵触的情感，对商品厌恶、拒绝。
（二）无法抗拒的符号消费
法国的社会学家让·波德里亚认为，商品除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以外，还具有另外一种价值属性，那就是符号价值。一件商品，它所具有的彰显社会等级和进行社会区分的功能就是它的符号价值。一件商品，越是能够体现消费者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声望，越是能够将消费者与其他人区别开来，它的符号价值也就越高。这种“重视商品所传达的社会和个人信息的消费行为，就叫做符号消费”。[2]于是，人们选择和消费的产品或品牌成了自我表现、体现个性的工具，成为社会群体文化的符号象征，成了人与人之间相互认同获取分的标记。因此，符号消费又可以划分为两种符号表现形式：一是“趋同”，二是“示异”。所谓“趋同”，就是借助消费来表现与自己所认同的某个社会层或小团体的相同、一致和统一。表现为消费者看到别人购买某种物品时，这一物品自己并不需要，但也随大流去购买。“购买”的目的，只是为了让自己保持与社会群体的所谓一致性。同学穿耐克鞋，我也要穿耐克鞋，别人有斯沃奇表，我也要戴斯沃奇表。趋同性的时尚消费让大学生获得了一种“群体成员感”，就如同获得了迈入“时髦社会圈”的入场券，从而摆脱了“落伍”的诟病。所谓“示异”，就是借消费显示自己与别人的差异和不同。你用传呼机的时候，我已用上了手机；你刚用上3000元的手机，我却早已用上5000元的甚至1万元的，以此来显示我的与众不同。
（三）“行不由衷”的形象消费
“消费者在现代社会中代表着什么？什么都不代表。他能成为什么？一切，或者几乎是一切。因为他孤独地处在上百万孤独者身边，他受到一切利益的摆布。”[3]
今天的莘莘学子们已不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儒生，他们追求新颖，需求多样，引领消费时尚；他们活泼感性，率性而为，消费却不免冲动。在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丰富多彩的时代里，在表现自我，彰显个性的今天，他们比任何一个群体，比过去的任何一个时候更重视、在意自己的外表形象，并为此不惜代价。护肤品、美白祛斑用品、修眉、洁牙、丰乳用品、美体保健用品、减肥用品等等方面的消费，在她们眼中已是司空见惯了。一些人甚至不惜昂贵代价来实现“人造美女”“人造帅哥”梦。正如吉登斯所说的：“我们的身体越来越成为自我审视、反思、规划和改造的对象”。此外，我们还应该看到，人力资源的过剩和就业压力的加大，也是大学生们重视形象消费的原因之一。在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的情况下，一些用人企业和单位采取“年龄歧视”和“相貌歧视”的用人政策。例如，在许多公司和单位的招聘广告中，公开宣布不招35岁以上的应聘者，有的连身高和长相也有苛刻的、超出工作角色所需要的限制。于是，为了延缓衰老、掩盖形象缺点、增加形象魅力，身在象牙塔和即将走出象牙塔的大学生们不得不重视形象消费。
二、躁动的需求——消费行为的心理成因
现在的大学生年龄大都在20岁左右，不少都是独生子女，他们从小生活在较舒适的环境、条件下，心理应变及承受能力都较差，外界的变化会对其心理产生较大的影响。大学生消费也是在一定的心理因素作用下进行的。
（一）消费心理、消费行为与大学生
消费者购买商品的心理活动是指消费者在购买行为全过程中发生的系列心理活动，它是消费者对客观消费对象与其自身主观消费需求的综合反应，[4]是消费的一个决定性因素。人的心理是非常复杂的，它包括感觉、知觉、记忆、思维、想象、情感、意志等等方面的因素。这些因素是影响或决定消费者行为的关键因素，但这些因素并不是孤立地发挥作用，它们之间实际上存在一种交互作用的关系，其中任何一种因素的变化都可能引起其他因素的变化，任何一个因素也同时被其他因素影响或决定。消费行为就是这些因素之间交互作用的过程。在某一时点上，又可以看作是这些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比如消费者的某种感情反应状态（如生气或惊喜），某种认知反应状态（如对某个品牌的认知度或评价），某种行为反应（如对某种品牌的消费），都是上述因素之间交互作用的结果。而且这些因素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其中任何一个关键因素的变化都可能导致整个消费者行为的变化。也就是说，不同的消费者个体或群体，不同的时期，不同的产品或服务，都可能产生不同的消费行为。虽然消费者消费心理（消费的决策过程）是未知的，但消费者外现的消费行为不仅反映了外部环境对其消费行为的影响，而且反映了对购买决策起决定作用的自身特点，如文化教养、心理素质等。大学生所受教育的经历和所处的特殊的校园环境，使得他们成为社会上一个比较特殊的消费群体，产生了与其他消费者不同的消费需求，具有比较特殊的消费心理，外现为不同的消费行为。
（二）心理特征指引下的独特消费心理
大学生正处于人生的青年时期，这一阶段的消费心理又有其自身的心理发展特征和发展规律。在青年期，随着身体的发育，他们的抽象思维能力、记忆能力、感知能力、对环境的认识和适应能力均获得了较大发展，个性基本形成。与这些心理发展状况相适应，青年大学生的消费心理也独具特点：由于自身广博的知识面，因而在消费时追求知识性；由于对新鲜事物的热衷，在消费时会追求时尚性、潮流化，强调美观大方；由于个性强烈，在消费时会情绪行动，即兴即买，冲动性购买往往多于计划性购买；由于富有创造性，也会在消费时注重个性，追求与众不同。
虽然大学生经济尚未独立，但他们已具有独立的购买能力，在购物时自身意志力较差，只要兜里有钱就会迫不及待地购买自己喜欢的东西。这些特点反映在消费心理和购买行为上，就是：1、追求新奇。大学生虽身在校园，却有很多的社会接触、社会实践时间，有了一定的社会能力，也能自主的对一些事情进行决策，同时又没有中学生高考的压力，没有成年人较重的工作、社会、家庭压力，真正可以放开束缚随心所欲的进行一些消费，追求自己喜欢的东西，而新奇的产品最能引起他们的注意，有些学生达到了不奇不要，无奇不买的地步，甚至到了追求怪异商品的阶段。2、强调“美感”。即要求商品的美学价值能与自己的审美观点相一致。但大学生所讲的美感与传统美学所讲的美感并不完全一致。在他们的眼中，也许残缺是美的，不对称也可以使美的……只要“我”觉得是美的，那“它”就是美的。选“它”没有理由。3、追逐时尚。生理与心理的渐趋成熟使得大学生开始追逐成年人的社会游戏，而时尚活动莫过于是最接近的生活方式，时尚本身也更能引起他人的广泛关注，又正好契合大学生想引起他人注意的心理特征。因而追逐时尚，不仅是各种不同类型社会成员的消费特征，也同样符合大学生的心理需求。
三、个性与文明——树立科学的消费观念
在大学生消费问题上，我们已不能再像从前一样，用简单的对或错来作为评价标准，更无法用老一套的教育方式以期达到抑制大学生的个性消费。我们应关注大学生消费状况，把握大学生消费的心理特征和行为导向，实行与之相适应的消费教育，这样才能使大学生自觉自愿地做到科学适度消费。
第一，发展个性消费
正如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一样，世界上也没有个性完全相同的两个人。因为个性的不同，所以不同的消费者在现实生活中表现出来的消费行为也迥然不同。更何况是处于彰显个性时期的大学生们。美国社会学家戴慧思认为：“高速的商业化进程不仅增加了消费者的选择余地，提高了物质生活水平，而且打破了国家对社会生活的垄断。”[5]在倡导以人为本的今天，对大学生的消费，也应以学生为本，遵循大学生的个性心理发展特征，尊重大学生的个性选择，因此，我们不宜压抑大学生的正常消费，相反，在购买力允许的前提下，我们应该发展其个性消费。
第二，消除不良消费
消费所追求的内心满足是永无止境的。正如叔本华所说的：“生命是一团欲望，欲望不能满足便痛苦，满足便无聊。人生就是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摇摆。”[6]一种欲望满足了，又会生出新的欲望，如此层出不穷，永无终止。可有些大学生一味地想得到情感上的满足和心理上的平衡，而不顾目前个人和家庭的经济承担能力去赶时髦、追新潮，这不仅会助长讲名牌、好攀比、爱虚荣等不健康的消费观念，而且还会出现过度消费的情况，带来不必要的浪费。在消费过程中，大学生们往往从感情、心情出发，喜怒哀乐都能成为他们消费的理由。他们往往有消费的冲动却缺乏消费的理性，他们有着消费的随意却缺乏消费的算计。因此，应该在大学生中倡导一种文明行为，加强自身修养，抵制畸形消费，消除不良消费。
第三，提倡适度消费
适度消费是指在保证大学生的自然生理需要的基础上，在不超出家庭的经济承受能力的前提下所进行的消费。现在的大学生大部分是独生子女，家长从小把孩子视为家庭生活重要的照顾对象，对自己子女的消费基本上实行满足供应的政策，再苦也不能苦孩子。而对于远离家长过独立生活的他们，基本上都没有理财的经验。这就造成有些学生追求高消费，盲目追求档次、品牌，存在攀比心理，形成了一种不健康的消费方式，甚至个别学生不能体谅家庭的困难，以各样的借口欺骗家人寄钱用于自己不必要的消费。这些不健康的现象，与学生家长对子女的娇惯与纵容，使学生养成了乱花钱的毛病关系重大。因而，倡导适度消费，必须对大学生进行国情、校情、家情教育。学校与家长都要对学生的消费加以科学的指导，以使大学生的消费步入健康的轨道。
第四，倡导消费文明
消费文明即强调健康向上的精神文化，反对不健康或有害的精神文化消费；强调绿色消费，反对不利于保护生态环境的消费行为；强调智力性、发展性消费，反对只重视娱乐性、消费性消费，提高消费结构中的文化、教育含量，实现最大的消费效益等等。通过倡导消费文明，陶冶大学生的情操，增加知识与技能。因而，通过倡导消费文明，使大学生建立科学的消费价值观，弄清什么是正常的、适度的、健康的消费；什么是有害身心健康的不良消费，从而正确地评价和选择自己的消费行为。
从表面上看，消费是个人行为，但从更深的意义上说，消费心理、消费意向、消费意识、消费嗜好、消费行为是社会精神文明的体现。所以，应该在大学校园里形成良好的消费舆论，帮助大学生树立适应时代潮流的、科学正确的消费观。
参考文献：
[1]甘碧群.消费者行为学[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2]王宁.消费的欲望[M].南方日报出版社，2005年版，第41页.
[3][法]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M].引合作者日报[N].1965年.
1974 2020年社科论文心得体会理论文章科学把握思想改造的理论维度
市委书记x在全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视频调度会上，从统筹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和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出发，着眼于高标准完成三大历史任务、圆满交出两份优异答卷，针对一些党员干部中存在的素质能力不足、工作作风不实、方式方法不准等问题，提出了改造思想、改变习惯、改进作风的要求。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改造思想、改变习惯、改进作风，核心在改造思想。思想纯洁，才能引领良好的习惯成自然、促进优良的作风领风尚，才能养成风清气正的健康政治生态，造就担当有为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思想问题是一切问题产生的根源，也是破解一切难题的钥匙。x同志从改造思想的目的是不忘初心、核心抓手是改造学习、最终成效体现在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上三个角度进行了理论阐释，要求我们学思践悟，为我们正确把握改造思想提供了科学的理论维度。
改造思想必须夯实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基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共产党人永恒的信仰和责任担当，是我们思想先进的源头，也是我们改造思想的钥匙。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只有打牢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地基，才能建起人民幸福、民族复兴的高楼大厦。一些党员干部之所以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本质上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地基没有打牢导致了思想大厦坍塌。作为共产党员和党的干部，必须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铭刻在心里，坚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政治信仰，培育和养成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和作风。邓小平同志指出：“什么叫领导？领导就是服务。”我们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必须用来为人民服务。这就是“领导就是服务”这个科学论断的理论渊源。但是，权力具有强制性和扩张性，在权力行使过程中，领导是服务、权力是责任、权力的实现靠服务、权力的目的是保护权利等本质特征容易被弱化。因此，我们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把改造思想作为终身的必修课，科学理解领导和服务、权力和责任的关系，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标注共产党人的精神坐标。在具体的领导实践中，领导干部要时时刻刻把“人民”二字作为权力行使的出发点和归宿，思想不离人民，事业之树长青。
改造思想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我们的思想和行动要跟上时代的脚步，就必须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解决问题。x同志在讲话中，把改造学习作为改造思想的核心抓手，要求我们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把学深悟透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正是抓住了问题的关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就是要坚持全面的、系统的、具体的、历史的观点和有的放矢的方法直面时代课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面对新情况、新问题，我们的党员干部一定要坚持知行合一，既能看得到，又能抓得起；既能发现问题，又能解决问题，强化逆向思维、立体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成为科学思维的领航者。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在新时代国家发展大局中，要树立大局观念，着眼于建成首都水源涵养功能区和生态环境支撑区的科学定位，把谋本地发展的“一域”同谋国家发展的全局统一起来；在应对和处理国家发展进程中的重大问题和事件过程中，要坚持系统思维，准确把握中央在应对重大突发事件中决策的精神内涵；坚持立体思维，规避思想意识中“看不透”的扁平化倾向；坚持辩证思维，科学分析利弊得失，突出解决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坚持逆向思维等创新思维方法，探寻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确立符合中央精神又适应本地实际情况的政策和策略。
改造思想必须锤炼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作风。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是引领党员干部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创造出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光辉业绩的思想指南。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是体现党的先进性的人的载体，是推进党的事业的能动力量，在推动事业发展的实践中，更需要将理论和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因此，改造思想必须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懈锤炼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作风。毛泽东同志指出，“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实事求是的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作风，体现的是领导干部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理论是实践的指南、是行动的先导。从观念层面讲，领导干部一定要以党的科学理论为标准划定是与非的界限，树立正确的是非观。实践是理论的源泉、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行为层面讲，领导干部一定要在具体的实践中立标定向，在求真务实中创造政绩。只有坚持锤炼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作风，才能真正地将改造主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有机地统一起来，才能有明确的思想方向和干事创业的动力，才能在执政施政实践中不迷茫、不动摇、不懈怠，看得透、把得准、干得实，把我们的初心和使命落实到完成历史任务和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去。
1、当代西方社会心理学的危机是认知主义的危机
上世纪50年代后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及其主要成果，如人际知觉与归因理论、认知一致性理论、认知不协调理论、社会比较理论等。走的都是认知主义路线。因此，50年代以后的西方社会心理学就是认知社会心理学，所谓当代社会心理学的危机更准确地说是社会心理学中认知主义的危机。60年代中后期，受到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库恩的范式论、现象学、解释学以及后现代哲学思潮的影响，社会心理学开始从某个个别的、具体的研究到核心认识论、方法论，对认知主义开始进行全面反省和深刻批判，认知主义在社会心理学中的主导地位开始动摇。80年代末后现代社会心理学、文化心理学的兴起，以及建构主义为其哲学基础的心理生态观的出现，昭示随着人们对社会心理学基本理论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化，当代西方社会心理学研究模式运用于重要的文化转向。
2、认知主义的危机是自然科学研究模式运用于社会心理学的失败
早期心理学以自然学科为自我发展的范式，在自然科学的统摄下，认知社会心理学长期以来将研究的重点放在“经验事实的积累”上，社会心理学纷纷遵照实证主义研究的范式：首先在观察基础上形成假设，再通过设计精巧的实验验证这些假设，得出的结论被作为规律性知识构成社会心理学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这样做的直接结果一方面促进了社会心理学中的小型理论爆炸性的增长，一本普通的大学《社会心理学》教课书通常要涉及四五十个形形彼此相互独立的理论；另一方面由于忽视基本理论研究，导致社会心理学学科体系内部缺乏严密的逻辑联系，各种研究成果人言人殊，甚至相互矛盾在诸多问题当中，使认知社会心理学遭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二、西方社会心理学的文化转向
当代社会心理学的危机经历两个发展阶段。从60年代末到70年代末属于危机的前期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一是几乎所有的社会心理学家都被卷入危机，在其中扮演着各种不同的角色，代表不同的认识，发出不同的声音；二是人们在有关批判的对象、目标、观点、对危机的反应等任何方面都形不成一致的意见，学科研究完全陷入混乱。当代社会心理学的文化转向正是这种反思的积淀。当代西方社会心理学的文化转向具有两个标志：
1、后现代社会心理学的纷争
当代认知社会心理学的危机，映射着后现代文化思潮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危机”本身就是以后现代文化立场审视认知社会心理学的结果。后现代社会心理学首先意味着对认知社会心理学的全面解构：社会心理学的研究目的不再是对人的心理的“治疗”或“改造”，而是促成对人的心理学差异与心理局限的“理解”，促进人的心理的解放。心理学的研究不再热衷于去“证明”一个理论的“真”或“假”，因为在后现代语境中，理论根本不可能在真正意义上得到“证明”。后现代社会心理学致力于从文化、历史的角度对人的心理做出“解释”。这种新的研究模式强调以人与他人、他物（包括社会、文化）之间内在、本质的构成性为几点：
（1）要求以“现实的人”取代“抽象的人”作为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对象；
（2）强调心理的文化意义，拒绝接受“文化特权”“西方优越”与“种族中心主义”，坚持以平等的原则接受一切文化与个体心理差异；
（3）以人与人之间的“对话”——互动过程研究取代传统心理学的认知中心；
（4）重视理论的前构性；
（5）主张用语义学、解释学的方法作为社会心理学研究方法的重要补充。后现代社会心理学到目前为止还处于理论探索阶段，尚未形成比较成熟的理论体系，有关它对社会心理学研究和发展所产生或将会产生的影响也众说纷纭。但后现代社会心理学的思想、观念被越来越多的人解释也标志着社会心理学研究正在发生重要的文化转型。
2、“文化的”社会心理学兴起
如果说作为当代社会心理学文化转向的重要标志，后现代心理学还仅仅是表现为一种思想、观念形态，文化社会心理学则已经形成相对完备的体系，能够为文化转向提供更加翔实的研究资料。从社会心理学学科内部的发展逻辑来看，文化社会心理学是试图消解认知主义危机的产物：从学科外部的影响来看，文化社会心理学是七八十年代印度、新西兰、土耳其等非西方文化传统的心理学界的本土化心理学研究及这一时期其他相关学科，包括科学哲学、语言哲学、临床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等的研究成果向社会心理学研究渗透的结果。与“认知的”社会心理学相比，“文化的”社会心理学的兴起意味着当代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一系列重大转变。“文化的”社会心理学认识到人的心理实质上是一种文化建构，在文化社会心理学中，文化与心理不再是两个相互分离、独立的要素，而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心理是文化投射，是文化对应物。文化社会心理学完全是一种“文化的”视角，它颠倒了认知社会心理学的思维逻辑，将文化前置，将心理作为文化的延伸或对应物置于审视的地位。文化社会心理学要着重讨论的是，人的心理如何形成以及在何种程度是文化的表现？站在“文化的”立场，过去人们普遍接受的“西方”心理学研究模式不能被接受的，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文化社会心理学将研究重点导向心理学的“本土化”问题和个体在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中的“社会化”问题，强调对心理学的文化内涵的理解、分析。
当前，很多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内容中，没有将精神分析理论与社会心理学有机结合在一起，受此影响，我们很难从大多数社会行为或社会心理现象的解释方面，找到精神分析理论的恰当位置。而在新时期的社会心理学研究中，我们普遍看到的只有社会认知、社会学习及行为主义等理论对社会行为及社会心理的说明，这就难以体现出精神分析理论在社会心理学研究方面的贡献。那么，如何看待社会心理学研究中的精神分析理论，也成为业界关注的重点问题。
一、社会文化领域的心理学探究
研究社会文化活动中的心理根源，是早期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一个重点。有学者认为社会心理学研究的本质，是从主观上对社会文化活动进行研究的一种普通科学，这一观点和社会心理学的理念完全一致，认为精神分析理论与社会心理学研究一样，都是借文化现象的心理根源研究这条道路走进社会心理研究殿堂的。文化领域的社会心理学研究，以弗洛伊德1913年出版的《图腾与禁忌》一书的出版为标志。在该作品中，弗洛伊德从俄狄浦斯情结视角，就社会文化现象进行了解释。弗洛伊德指出，俄狄浦斯情结是社会、道德、文艺及宗教起源的根本，这与精神分析过程中归纳出的心理症结构相一致。弗洛伊德的思想在卡尔·荣格（弗洛伊德的大弟子）那里有了不一样的表述形式--集体无意识论。这里所说的“集体无意识论”是指在个人思想深处存在的无意识存在的一些东西。具体来讲，无意识论的内容，并非个人获得物，通常是遗传而来的、潜在的心理功能，也就是大脑支配的结果，即神话联想。从某个层面来讲，集体无意识是所有社会文化活动形成或出现的决定因素。不管是科研还是文学创作，虽然都是个人努力的结果，但是实质上都是集体无意识作用下的产物。弗洛伊德及之后，许多学者发展了他的心理学理论，社会文化现象的心理学研究不断向前发展，并最终形成了社会文化领域的心理学研究原则。
二、社会文化决定与心理现象
将社会文化中的诸多要素当成决定人的心理生活的核心力量，是精神分析领域的一个基本观点。精神分析类型的社会文化研究学派，与弗洛伊德提出的社会文化心理学根源观点相反，认为社会文化才是决定人的心理活动的根本。因此，探究心理活动对应的社会文化因素，是社会文化研究学派的主要任务。而社会文化研究学派在相关论坛研究中的各种观点，也成为精神分析中的重要社会心理学研究主题。阿德勒作为社会文化研究学派的第一人，其认为人的行为形成的决定因素是社会力量，只有对一个人对他人的态度及其社会关系进行透彻的了解，才能更好地评价其人格。阿德勒的这一主张，为精神分析理论重视对个体因素及本能方面研究社会群体指明了方向。霍尼认为西方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疏离而冷漠，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个体极易产生孤单、无助的感觉，许多人甚至在儿童时期就会出现一种焦虑情绪，这将成为未来出现神经症的不良因素。假如西方社会认识不到这一点，也不能有效改变现有的社会状况，就会导致神经症的肆意蔓延。从霍尼的主张我们可以看出，心理活动是映射社会条件及社会文化的一面镜子，个体内心根深蒂固的潜在心理，其实是其身处的具体文化中具体矛盾的反映。总而言之，从精神分析视角来看，社会文化研究学派获得与现代科学精神相关联的社会心理学理论，也就是人类的所有心理活动，全部的思想情感，均受具体社会文化背景所影响。
三、心理学视角的社群心理问题
精神分析视角的相关理论，尤其是弗洛伊德提出的古典精神理论经常会被归于心理学理论的范畴，这和精神症患者之间有密切关系。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精神分析不是孤立存在的个体心理学，弗洛伊德及很多精神分析研究人员的研究，大都涉及了群体心理相关问题。具体来讲，群体心理也是涵盖有精神分析观点的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基本论题。在对人类精神进行分析的过程中，弗洛伊德最早对群体普遍性心理问题给予高度关注。在他的《群体心理学与自我分析》这部作品中，弗洛伊德接受了G.勒朋（群体心理学的提出者）的群体心理思想，认为群体对个体的吸引力在与：首先，个体可从人员数量上，体会到力量和无敌感。其次，群体中的个体在情感与行为上，具有较强的感染力。再次，群体对个体有着较强的接受性暗示。另一方面，弗洛伊德将精神分析作为主要立场，认为能将群体联结在一起的力量，也可以将世间万物联系在一起，这个力量就是爱的本能。弗洛伊德提出，暗示能影响人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接受暗示的人拥有和他人保持友好的、爱的关系。换句话说，只有存在这种融洽的爱的关系，才能形成群体心理。虽然弗洛伊德的观点遭到很多学者的反对，但是值得赞赏的是，其将研究群体心理当成精神分析的主要内容，提高了学者对群体心理问题的关注程度。在现代心理学看来，弗洛伊德的这一观点有其值得肯定的地方。
由上述可知，在新时期，精神分析是非科学心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其从精神角度分析了社会心理学的渊源，提出社会文化是心理现象的决定因素，倡导对社会群体心理问题的高度关注，使得精神分析与社会心理学之间的关系更加明确，也为社会心理学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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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工具理论,社会学方法论主要是探讨与学科体系和基本假设有关的一般原理问题,即指导社会研究的原则、逻辑基础以及学科的研究程序和研究方法等,一定的社会学理论背后都有其构建的方法论基础。我们以为,无论是早期强调文化因素,还是后来强调社会心理因素,都只是孙本文进行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逻辑起点,其目标并不是简单地围绕当代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行为概念徘徊不前,而是想借由社会行为这一切入点来展现他对社会整体的认识,来构架他的整个社会学理论体系。
具体理由有三:其一,孙本文认为,社会学是一门普通性的综合学科。孙本文借鉴孔德等人的科学分类法,把科学划分为物质科学、生物科学与社会科学。他又把社会科学分为普通的与特殊的两类,认为社会学研究社会的共通现象与共同原理,所以是一种普通的科学。既然社会学是研究普通和共通现象的,那么它的研究对象就不会局限于当代意义上的社会行为层面。其二,孙本文所讲的“社会行为”实际上是对社会整体的一种统称,比我们今天社会学所说的社会行为概念的范围宽泛得多。孙本文认为,所谓社会行为,就是人与人之间所表现的相互关联的行为,即社会生活和社会现象中所表现出的共通现象和共同规律。③实际上也确是这样,孙本文在研究过程中不仅仅是探讨当代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行为,他“重视文化,同时也重视心理因素,而且亦不蔑视其他如地境及生物因素”④,以他为代表的综合学派“要点在于认识社会的整体性及其各种因素的复杂性,并欲确立社会学的体系”。⑤其三,孙本文从社会行为角度出发,形成了完整的认识和分析社会现象的研究方法。孙本文在《社会学的观点》(1945)一文中提出,在研究社会行为的过程中,社会学者要运用多种视角来研究社会:要用社会整体的观点,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观察社会;要用社会结合的观点,把社会看成人与人的结合;要用社会有机的观点,视个人与社会是一个有机的关系;要用社会演进的观点,把社会看作是变动的而不是静止的,要用历史的发展的观点来分析社会。⑥
由上可以看出,孙本文在研究方法论上有他独到之处,他主张以全面地、动态与静态研究相结合地、综合地考察人类的社会行为。正因为如此,孙本文自认既非文化学派,也非心理学派,而“属于综合派之林。”⑦孙本文从综合的视角出发,构建起较为健全的社会学理论体系。正在上述这种方法论的基础上,孙本文以社会行为作为研究对象,在《社会学ABC》(1928)、《社会学原理》(1935)、《社会学体系发凡》(1945)等论着中,建构出了一个完整的社会学理论体系。有关这方面的内容我在以前的论着中重点进行了分析,这里不再详述。简单地说就是,孙本文从社会行为出发,提出有关社会行为的五类问题,即社会行为形成的因素(文化、心理、生理、地理等社会因素);社会行为表现的过程(远离或接近等社会过程问题);社会行为表现的机构问题(基本的或复合的社会机构问题);社会行为表现的功能(或社会控制问题);社会行为变迁的内容与方向(或社会变迁问题)。⑧从上述五类问题出发,孙本文展开了他的整个社会学理论体系,从而把当代社会学的主要研究内容都囊括在内。从今天看来,孙本文所构建的理论体系确有它的不足之处。如,在解释对社会行为的影响要素时,排斥了物质生活状况、经济地位等的影响,使得其社会学体系的理论基础较为薄弱。正因为如此,费老认为,孙本文的社会学体系,带有“用西洋传来的科学方法和已有的社会学理论去观察与分析中国现实的”的印记⑨。但从当时的历史条件来看,孙本文无论是在构建理论的方法论,还是在元理论和本理论的系统化方面都把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
孙本文并没有完全摆脱西方社会学理论体系的束缚,但我们不应过于苛责前人,因为当时的中国社会学仍处于幼年时期,进行理论创新时可以参考的前人成果几乎是一片空白。即使到21世纪的今天,中国社会学也不敢说完全摆脱了西方社会学理论思维框架和方法论的影响。如今,我们还能看到仍然有一些社会学者为能够追踪到西方社会学的最新成果而洋洋得意,并且不顾实际地把它套用到中国的实践中,至于得出的结论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解释中国现实,对中国社会发展有多大的启示作用,则似乎不在他们的视野之内,甚至不管不问。这是一种缺乏理论自觉的重要表现。
我一直强调中国社会学者要有理论自觉:要对自身理论和他人理论进行反思;要努力创造自己的有中国风格的理论,同时要正确地对待其他各种理论,特别是外来的理论;要加强自己在理论转型中的自主能力,并取得社会学学科为适应新情况而进行的理论选择、理论创造的自主地位;中国社会学要不断进行思想解放,从西方强势社会学理论和社会理论中解放出来、正确定位自己、加强自主性。如果从理论自觉性角度来看,六七十年前孙本文的理论自觉意识之强,是当代很多社会学者所无法望其项背的。今天我们学习孙本文先生的社会学理论,不仅要学习他的理论内容,更要学习他在理论创新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那种强烈的理论自觉意识。因为理论内容总有陈旧和不适用之时,而理论自觉精神则能够帮助我们不断更新理论内容,创新理论学说。强烈的理论自觉会推动中国社会学者不断尝试对“中国经验”进行理论提升、对“传统资源”进行理论开发、对“西方学说”进行理论借鉴、对“学术话语”进行理论创新,通过“立足现实,高于现实;开发传统,超越传统;借鉴国外,跳出国外;以我为主,创造特色”,逐步推动中国社会学走向社会学世界格局的中心。
二、多方为社会学立法,对早期社会学学科发展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中图分类号]C9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9)07-0036-06
无论是否合法，也无论学科归属是否确定，社会心态的概念正被广泛使用，已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在中国期刊网上，以社会心态为关键词检索出来的学术论文为420篇，以与社会心态相近的文化心态、民族心态、国民心态、群体心态和大众心态为关键词检索出来的学术论文分别为803篇、62篇、59篇、18篇和19篇，专题研究社会心态的专著和博士论文近50部(篇)。这就需要我们关注这一问题，以便将问题的研究引向系统和深入。为此，本文以从1979-2006年发表的学术文章作为期限，将有关社会心态及相近的国民心态、民族心态研究的成果做一概述和评论，以求有所裨益。
一、关于社会心态的界定
社会心态这一概念是改革开放之后才大量出现的。在此以前，对社会心态所反映的大致相同的对象的表述，使用的大多是“活思想”、“思想状况”、“思想动态”等术语。直至现在，没有哪一门成熟成型的学科将其作为一个正式的概念或范畴吸纳并使用。望文生义，社会心态就是社会心理状态；应该属于社会心理学范畴。可《辞海》和《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都没有收录，2004年版的《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没有列此条目；其中的“社会心理学”条目中没有此内容。
社会心态的含义是什么呢?在相关的文章中，有的根据自己的理解做了界定，有的没有做界定就展开了论述。从这些做出了界定和尽管没做界定但有自己的研究对象的文章看，社会心态大多在以下三种含义上使用。
一是将社会心态等同于社会心理，认为社会心态是社会成员的行为中表现出来的社会心理状态，或是社会心理的一个层面。持此观点的文章多以对社会调查的结果进行实证分析并得出结论为特征。…
二是把社会心态看作与社会心理有联系，但不归结或等同于社会心理，是一定时期的社会群体具有的共同性的、表现出来的社会意识。在特征上表现为整体性、复杂性和时代性。在理论定位上，认为社会心态属于社会意识的较低层次，介于社会意识和个人情绪之间。持这种观点的文章又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态势论，即认为社会心态是一种“心理态势”。第二类是表现论，即认为社会心态是社会主体表现出来的社会意识。这类文章中有许多并没有对社会心态做出自己的界定，而是直接对现实生活中的人们表现出来的社会意识进行归纳分析。第三类是整体论，即认为社会心态就是表现出来的社会意识的整体，也可以称为国民心态、民族心态或文化心态、大众心态，包括心理状态、行为取向以及社会意识，是人们对于社会存在的认知程度、特定事物的价值评价以及情感观念有机集合的一种态度。第四类是人心民意论，即认为社会心态就是人心民意或社情民意。
三是从哲学层面加以界定，认为社会心态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范畴，是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之间的中介，是一种精神文化现象，是人的本质的表现和自我占有。持这一观点的文章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主体精神结构论，即认为社会心态是社会心理与社会意识形态相互渗透有机结合而成的态状结构，是以整体面貌存在和流行于社会成员之中，内化为社会主体精神结构的心智状态。第二类是精神文化论，即认为社会心态属于社会主观精神领域，是人们长期积淀起来的意识和心灵深处的稳定性倾向、定势，在本质上属于低水平、不系统、不定型的、自发的社会意识。第三类是人的本质的表现和自我占有论，即认为社会心态是人的主体能力和本质力量的自我占有和自我实现的一种方式和表现形式，浸染着生存论意义上的某种价值秩序或价值系统，标志着一定人的实际生存状态。
以上三种观点相互有交叉。每种观点内部的分类也是相对的，即相互之间没有严格的区分。
二、关于社会心态的表现和作用
(一)关于社会心态的表现
根据对社会心态不同的界定，对社会心态的表现的论述也不相同。
在把社会心态等同于社会心理的观点中，对社会心态的表现都是从实证的角度。描述了人们对社会的热点问题表现出来的社会心理。具有代表性的是丁元竹等人的文章。他们在大量的实证数据分析中，将人们对相关问题的社会心理做出了概括。例如，文章根据“居民对社会经济活动各方面今后三年发展的信心度”的数据，得出了城乡居民的心态是：社会和经济发展预期好于对现状的评价。”冯伯麟的文章在大量的调查资料分析的基础上，将1993年北京市民社会心态描述为：对政府高度信任、对生活满意、对社会风气强烈不满，等等。㈣
在把社会心态看作是一定时期社会群体所具有的共同的、表现出来的社会意识的观点中，对社会心态表现的论述比较丰富。一是整体论述，即正面负面的表现都讲。谢泽生对民族文化心理演绎的历史转变进行了描述。对上，由迷信而遵从，由遵从而敬畏，由敬畏而崇拜，由崇拜而奉献，由奉献而牺牲；对己，由分散而闭塞，由闭塞而知足，由知足而安分，由安分而守成，由守成而平庸。丁水木概括了改革开放后上海人的社会心态：对改革措施认识理性化、价值取向多元化、个体需求实利化。汪新建等从学理上，在道德观念意识、人格价值意识、审美意识、社会观念与人际关系心态几个方面描述了社会心态的表现。郑仓元描述的问题有：自我意识和自主意识不断强化、价值取向的多元化趋势、社会心态反应不断趋向深层化和理性化、人们的社会心理空间将逐步得到拓展、社会心态的冲突和缓解的交替出现。刘燕描述的问题有：心态冲突的双向趋势、心态反映的深层化趋势。二是过程论述，即对国民心态的发展轨迹进行描述。邵道生给出了转型时期国民心态呈现的五大特征：从无序向有序方向发展：从简单的两极性逐渐向复杂的多向性方向发展；从非道德性向道德性方向发展；从浮躁、非理性逐渐向冷静、理性方向发展：从不成熟向成熟方向发展。三是负面论述，即对社会心态的表现中具有负面效应的因素所做的归纳。最具代表性的是邵道生的观点，他把国民心态的危机表现概括为六种倾向：物俗化倾向、粗俗化倾向、冷漠化倾向、躁动化倾向、无责任化倾向和虚假化倾向。㈣揭扬表述为五个症结：失衡与迷茫、浮澡与行为短期化、自危意识与怀旧心态、冷漠与无助、心理矛盾与评价标准的二元化。旧汪建新表述为：社会道德观念与信仰的世俗化、国民意识中国家意识和集体意识的蜕化、国民文化心理表现出一定的自嘲与自卑、审美心态发生一定程度上的畸变。
在从哲学层面界定社会心态的观点中。对社会心态的表现主要是从社会主体的精神结构的要素与层次上论述的。程家明认为，社会心态的表现即它的结构，是心理意向、社会理智和精神支柱。李静等认为社会心态表现为价值取向性心态、思维方式性心态、行为模式性心态。
除上述对社会心态的表现的论述之外，还有许多研究具体社会心态的文章，如知识分子的政治心态、私人企业主的政治心态、大学生心态、地区心态和某一断代史的社会心态。
(二)关于社会心态的作用
所有的文章都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原理，指出了社会心态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从哲学层面研究社会心态的观点对其作用的概括。程家明认为，社会心态具有社会认识论和历史观意义上的中介过滤作用、双向效应影响和自我调节效能。李静等认为，第一，社会心态一旦形成就有很强的抗变性，从而使社会转型可能出现不必要的滞后；第二，社会心态通常无形地起着社会组织凝结的作用；第三，社会心态有着非常重要的社会引导作用；第四，社会心态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李布的文章分析了社会心态正面变化的三个方面的积极作用：一是形成的新的道德价值体系；二是营造良好的社会风尚；三是促进市场经济的有序发展。同时也分析了社会心态负面变化的消极作用：一是信仰危机加大；二是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大；三是阻碍改革的进程。…
三、关于社会心态形成的原因、调节及调节的目标
(一)关于社会心态形成的原因
对于社会心态形成和变化的原因，所有的文章都持肯定的意见；并认为大致有三种：一是经济原因，二是社会环境包括文化传统的原因，三是主体自身原因。而根据对社会心态不同性质的概括，对原因分析的观点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即整体型原因和负面型原因。
所谓整体型原因，就是对社会心态不做正面负面性质的区分，只就其整体由过去到现在不同面貌的变化原因而言。这种观点具有代表性的，是认为社会心态变化有其历史原因，同时也有其现实原因，即是由社会结构的巨大变迁、社会结构的转型、制度的变迁，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文化的急剧转变所引起的。旧有的认为，经济原因是根本原因。利益关系变化是转型时期社会心态变化的经济根源；利益格局的调整造成了不同利益群体心态差异的产生，分配差距的扩大造成了分配不公情绪的出现。
所谓负面型原因，就是只分析社会心态的负面变化原因。这种观点认为，社会心态的负面甚至是危机性变化，是由于以下三个原因引起：一是社会心态的“非理性化”。这是对过去“极端理性化”的反动。过去人们在“极端理性化的理论”控制下，笃信有绝对权威的理论。在今天的转型社会，这种理论已不适用，而新的理论还没有确立，人们陷入“理性失落”，“非理性倾向”呈现出来。二是国民心态的失衡。这是转型社会两个文明建设失衡的真实反映。三是“榜样”力量的丧失，使国民心态的发展更趋无序。㈣还有的文章认为，利益关系变化是转型时期产生负面社会心态的经济根源，传统惯性的约束是负面社会心态产生的文化根源，认知局限是负面社会心态产生的认识根源，市场经济体制的负面效应及社会深层次问题的交叉互动是负面社会心态发展的体制根源。
(二)关于社会心态的调节
这是所发表的文章中的重要内容。这一方面反映这一课题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也反映了这是社会实践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关于社会心态的调节(或调适或引导或疏导)的观点，可以根据对社会心态的不同界定来加以概述。把社会心态等同于社会心理的文章，在关于社会心态的调节的问题上，大多根据实证资料概括出来的社会心态的表现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把社会心态看作共同性的、表现出来的社会意识的文章，分别根据自己对原因的分析，提出了一些如何调节的主张或对策。有的从社会整体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必须经常深入基层体察群众疾苦：必须构建健全的利益表达制度，充分发挥其表达不满意见与宣泄不满情绪以调适与削减社会矛盾与冲突的强度与烈度的“安全阀”机制功能；必须有赖于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政治经济体制进一步的完善；必须做一些让人民群众满意的事情。尤其是着力解决一些引起人们反感的社会问题。有的主张要大力强化市场经济秩序建设的力度；深化改革，加强制度创新的力度；加强社会利益矛盾的协调，促进社会利益关系的平衡。有的从精神文明建设的角度提出了主张，要坚持科学的理论的指导，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培养高尚的精神境界，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有的从价值观教育的角度主张，扬弃和整合传统与现代价值观念，构建具有相对统一性且能为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普遍接受的社会价值体系：坚持价值观的一元主导调控和整合作用。有的从文化教育的角度主张，建立良好的社会价值观，迅速完成文化转型；加强教育科学文化工作，提高公民的文化素质，促进人们的审美观念的更新；加强宣传教育与引导，用先进的意识形态来指导和影响国民文化心理；个人也要有意识地塑造自己的健康人格。旧
把社会心态看作是社会主体精神结构的文章认为，社会心态一经产生，就有了自己的相对独立性，是可以通过细致的工作而得到调节的。基本原则，一是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的原则，二是社会变革进程与社会心理承受力平衡的原则，三是利益分配公正的原则，四是妥善处理突发事件的原则，五是正确的舆论导向原则，六是斗争性原则。
(三)社会心态调节的目标
关于社会心态调节的目标，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从社会心态与党和国家的大局相联系的角度提出来的。它认为，社会心态的调节必须服从和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有利于维护“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大局，形成社会心态在体制转型时期的动力机制、更新机制、稳定机制、整合机制，使绝大多数社会成员能够适应巨大的社会变迁，并以积极的态度推动社会进步，维护社会安定，形成一种有利于发展、改革和稳定的社会心态。第二种观点是从完善社会心态的角度提出来的，其目的是为了恢复正常的社会心态进而使之优化。它认为，要塑造现代人格。要校正价值取向，要正面发挥整体整合的功能。旧第三种观点是从社会心态自身的发展规律提出来的。它认为，社会心态有一个变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有动荡转换期、稳定常规期、危机反常期、革命更换期，这些时期前后相连，循环发展。在这些时期都有良性状态、恶性状态和中性状态。调节社会心态的目标，就是要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运用正确的原则和科学的方法，正确处理好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矛盾，争取良性状态，避免恶性状态，促进中性状态向良性状态转化。
四、关于社会心态研究的意义与评论
(一)关于社会心态研究的意义
在众多文章中，关于社会心态研究的意义，是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展开认识的。
在理论方面展开的观点认为，首先，社会心态研究将历史观和认识论重新融为了一体。因为社会心态理论的提出。直截了当地否定了社会意识形成和发展中的“白板论”和“直观感受论”，表明任何社会意识现象的形成和发展，都是社会心态直接作用的结果。正是社会心态的作用，才使得社会意识具有能动的功能。在这里，历史观和认识论的界限消失了，使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块整钢”的特性。其次，有助于完善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心态的理论，以一种对唯心史观“只看到”思想动
机的片面性的否定的态度，在关注思想动机产生的经济原因的同时，认真分析了社会群体主体的心智状态，从而使历史唯物主义得到了完善和发展。
在实践方面展开的观点认为，社会转型时期，社会意识变化迅速、广泛和深刻，社会心态不像个人情绪变化迅速和无常，也不像意识形态变化较为缓慢，具有相对稳定性，以此来把握急剧变化的社会存在所引起的社会意识变化，较方便也较为科学。同时，研究和重视这～问题，调节社会心态进入良性状态，有利于促进社会整体前进和进步，也可以建立依据社会心态研究的成果，建立社会预防机制，在社会混乱状态到来之前拉起警报，及早采取对应措施，以达到社会的长治久安。
(二)关于社会心态研究的评论
社会心态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有其客观原因。转型时期急骤变化的社会生活，要求我们对社会意识进行与时代和社会生活的同步性研究；仅从社会心理和意识形态都不能解决问题。仅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研究处于自发的、非系统的、低层次的社会意识的心理层次，其瞬息万变的现状，给研究过程和研究结果的稳定性以及研究成果的运用，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例如，1996年前，中国处于短缺经济的卖方市场：几乎就在转眼之间，中国人就要面对通货紧缩的买方市场。由此带来的社会心理的变化是极其迅速的，从社会心理层面研究社会意识跟不上社会变化的节奏。仅仅从社会意识形式的角度研究自觉的、系统的、处于高层次的社会意识形态，其缓慢的变化及其滞后性，给研究成果的应用性价值带来不利影响。正如任何风暴都发于青萍之末一样，意识形态的变化也发于“青萍之末”。这“青萍之末”就是社会心态。社会心态不仅是意识形态变化的起点，也是社会心理变化的整体显现或“晴雨表”。所以，在“青萍之末”可以见到意识形态和社会心理变化的端倪与整体面貌。正如马克思所言：“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社会心态研究成为热点就再自然不过了。
研究这一热点问题的成果在短期如此之多地出现，说明学术界的活力和责任感，说明参与此问题研究的同仁们的理论联系实际的良好学风。这是一件十分可喜的事情。其中许多文章的研究水平达到相当的高度，为实际工作提出了许多合理的建议，也在理论上提出了许多创新观点。这种研究已经大大突破了过去的那种对思想状况分析研究的模式和水平。这是社会心态成为研究热点的主观原因和主要状况。
然而，这种研究，还是处于散乱、不够准确全面、缺乏自觉的学科意识的状态，因而，尽管发表的论文和著作很多，但并没有达到规范的系统的程度。大多数文章在展开自己的研究内容时，并没有对社会心态做出自己的界定。这一方面说明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处于一种学科前沿状态，另一方面表现出了这方面研究的散乱状态。不少文章对自己所研究的对象把握不准，也没有采取相应的合适的研究方法，所以导致了对问题的表述不够准确全面。例如，有的文章研究的是转型时期的社会心态，却只是研究了社会心态的负面的表现，对正面的表现缺乏足够的论述。从而给人这样的一种印象，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心态正在走向误区，甚至越变越坏。这些问题都与缺乏自觉的学科意识有关。社会心态的研究，究竟是属于何种学科?或者什么学科也不属于，而只是新出现的边缘交叉学科?这些问题在许多研究者那里是没有意识到的。这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学术界对新出现的研究对象缺乏一种学科自觉，没能迅速地将其作为一个新的学科或新的研究领域加以展开(最近，有人提出了建立“群体心态学”的主张，对于推动社会心态的研究是一个良好的兆头)；另一方面是哲学研究滞后，没有对这种新的研究提供方法论的指导。这些缺憾都是今后进一步拓展的方向。建构一个新的学科――社会心态学，将是这个方向不远处的一个目标。愿这个目标能够早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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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A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944（2014）02001803
1引言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开启了近200年的工业时代，也带来了地球资源的井喷式开采。20世纪中叶，后工业时代面临着资源匮乏、环境污染等抑制人类生存发展的生态问题。人类社会要摆脱困境，社会发展转型势在必行，转型的核心是要解决发展的生态问题。在我国的经济发展实践过程中，长期粗放式经济发展带来了生态破坏和资源浪费，导致了国内环境资源急剧恶化，产生了大量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在此背景下，我国政府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战略选择，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党的十七大首次提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十提出包括生态文明在内的“五位一体”社会主义特色发展模式。这些举措都促进了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的探索与发展，本文对国内主要的狭义社会主义论、生态中心论、现代人类中心论、生态马克思主义论和生态伦理理论等5个生态文明理论研究观点进行评述。
2生态文明理论研究观点2.1狭义生态社会主义论：资本主义生态危机论
狭义生态社会主义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以批判和解决生态危机为宗旨，以建立和谐的绿色社会为目标，深入研究了生态危机的资本主义制度根源，强调人类应该依照生态要求规划生产，反对单纯经济增长主义[1]。狭义生态社会主义主要包括生态社会主义自然观和生态危机理论，认为人类存在是建立在人类与生物系统之间和谐、相互尊重的关系上，但人类在解决生态危机、重新认识人类对世界的态度时，不应放弃“人类尺度”，应当关注人类世界，关注现存世界。
国内狭义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初期，学者们主要通过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来体现其生态社会主义自然观，其中，柯自源（1977）提出“资源枯竭论”是“庸俗生态系统论”的观点，作出了世界现在面临的不是资源枯竭、生态危机，而是资本主义制度危机的狭义生态社会主义论断[2]。20世纪90年代起，许多国内学者开始关注、讨论解决生态危机的生态社会主义范式，他们的研究较多地集中于对现实资本主义生态弊端的理论批判和对绿色未来社会的理论设计。潘岳（2006）提出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国家转移经济危机的新手段，环境问题的本质是社会公平问题[3]。郇庆治（2006）则强调了生态社会主义的核心性问题，即论证现代生态环境问题的资本主义制度根源和未来社会主义社会与生态可持续性原则的内在相融性[4]。
虽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流动快、工业发展迅猛，这对本来就有限的资源造成了的巨大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资源减少和环境恶化，但回顾我国社会发展之路，发现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中国如今也不得不面临生态危机的挑战，可见社会制度并非影响生态环境的决定性因素。随着狭义生态社会主义论弊端的凸显，现下国内与其相关的研究日益减少。
2.2生态中心论：生态本位
生态中心论是当代西方生态文明理论研究普遍认同的理论，它以生态优先和生态本位为基本原则。强调人类应该把道德关怀的对象进一步拓展到人类之外的自然界，以维护地球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主张生物圈平等主义[5]。它主要包括生态优先论、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指人类之外的自然界具有不依赖于人类需要的内在价值和按生态规律生存下去的权利。
20世纪90年代，国内学者在借鉴和认同西方生态中心论的基础上展开生态文明理论研究。申曙光（1994）秉承生态优先理念，认为生态文明的建设需要着眼于其哲学、科学、能源等三大现实基础。他以生态文明在国外现实中的生产实践为论据，论证了优先考虑生态效益再考虑经济效益的必要性[6]。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也得到了许多学者的提倡和发展，曹明德（2002）主张生态本位、生态优先，人类并不具有相对其它存在物的特殊利益和权利，提倡“生物圈平等”以维护地球生态系统和谐的思想[7]。
但生态中心论遭到了现代人类中心论者的反对。白光润（2003）就曾指出，人类利用生物资源是生态系统的自然法则。人类为维持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安全、促进生态系统的进化发展，对生态系统的必要干预是必需的，把人类混同于一般生物的纯自然主义也是对人类进化的否定[8]。正如王雨辰提及的人类中心论者对生态中心论的驳斥：一方面，任何物种总是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而不会以其它物种的福利为中心，因此人类中心论本身并没有什么错；另一方面，脱离人类利益的生态运动是缺乏内在动力和不可持续的[9]。
生态中心论的生态本位、自然价值和自然权利等观点冲击了自工业文明以来的人类利益优先的社会意识，但其论述在理论内涵上具有含糊性，而且没有建立在严密论证的基础上，而是诉诸直觉和体验。生态中心论者阿恩・纳斯（Arne Naes）在其“深生态学”中论述了他的“生物圈平等主义”： 生存和繁荣的平等权利是一种直觉上清楚明白的价值公理。这种直觉方法下的研究成果难以令人信服。
2.3现代人类中心论：可持续发展观
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仍坚持人类价值的本位，强调人类在自然生态系统中的优先地位和目的地位，但与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又颇为不同，戴维・珀（David Pepper）将它定义为一种长期的集体的人类中心主义，并且致力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现代人类中心论主要包括科学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观，提出真正的发展应该是基于人类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实现经济、社会、生态三者之间的可持续发展。
20世纪末，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和被赋予了新时代内涵的人类中心论重新回到人类发展的视野，丁立群（1997）从哲学人类学的层面上，提出人类发展应以人的最终解放为元价值，旨在建立人的完整本质和需要同自然之多维价值的全面联系[10]。进入新世纪，我国开展了科学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发展实践，俞可平（2005）认为生态文明的建设是实现科学发展的客观前提，也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保护自然环境、维护生态安全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并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而是把这些要求本身就视为发展的基本要素，其目标就是通过发展去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社会环境与生态环境的平衡[11]。尹世杰（2004）也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现代人类中心论基础上的可持续发展观，承认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在建设生态文明社会中存在着缺陷，但这决不意味着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本身存在什么问题[12]。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观也会带动生态的可持续发展，诸大建（2013）提出在强化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基础上深化社会的循环经济发展[13]。国内持现代人类中心论的学者们坚持以可持续发展作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石。
但现代人类中心论的观点也存在着不足，虽然从生物都有其利己心来看，现代人类中心论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一味从人类利益出发，不尊重自然界价值和自然界权利的行为，必将导致自然的报复，这从现在全球面临的生态困境上就可见端倪。
2.4生态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论
生态马克思主义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底蕴、以生态批判为切入点的一种当代资本主义理论。我国现有的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是学者们从我国社会实践中汲取经验，是根据我国历史和现下实际情况所提出的独特思考模式，它主要包括生态经济协调发展论、生态批判理论等。生态经济协调理论明确了人类社会发展中物质、精神和生态的协同共进，这个理论在中国社会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充实，形成了现在的“五位一体”发展理论，生态批判论从生态角度对我国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在科学技术和消费主义价值观等方面展开生态批判。
生态和经济协调发展的观点直到今天仍备受国内学者的认可，刘思华（2008）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以马克思主义视角对生态经济学的特点进行了探讨，提出生态经济协调发展，明确人类社会需要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14]。此后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建立与实践的重要性”进行了持续不断的探讨。刘俊伟（1998）认为中国生态文明研究应当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社会实践（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社会实践主要是指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以实践为中介的主客体关系）和历史唯物主义观作为生态文明发展的哲学理论基石，社会要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实现生态文明[15]。王雨辰（2009）也一直提倡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应转向历史唯物主义范式[16]，强调我们应该始终坚持用历史主义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揭示生态危机的根源和实质，应当通过变革不公正的制度和生产方式，合理协调人们在自然资源占有和使用上的利益关系、规范人们的实践行为来解决生态危机。此外，刘仁胜（2010）也赞同中国建设生态文明要借鉴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合理成分[17]。但有许多学者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不足也作出了中肯的评价，曾德华（2013）就认为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仍存在一些不足[18]，生态马克思主义在把资本逻辑作为生态危机的主要根源时，未能深入检审资本运作的内在机制；分析生态危机的文化根源时，又未充分发掘文化的深层内涵以及生态危机所彰显的文化问题。
生态马克思主义它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角度全面分析了生态危机的根源，其中不乏深刻之处。它力图将生态运动引向社会制度和价值观的双重变革，但由于它在使用马克思哲学观点和方法论时具有一定片面性，可能会造成改革途径偏离。
2.5生态伦理理论：“人―自然”中心轴发展
生态伦理理论出于中国传统人类伦理基础，承认生物和自然界的内在价值和道德地位，但它并非生态中心论，更不属于人类中心论，它超越了人与自然主客二分的理论模型，构成“人―自然”中心轴系统。人与自然缺一不可、相互作用、相互制约，一方的繁荣与发展也必定以不损害另一方利益为前提。生态伦理理论主要包括生态价值论和道德关怀论，要求人类要承认自然界拥有与人类平等的道德地位，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其他伦理主体自觉地、能动地履行道德义务、提供道德关怀。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起步的生态伦理学也为我国研究生态文明提供了一个独特角度。生态价值论定义了自然界价值的双重含义，狭义上是对人类需求的满足，广义上是指对地球上一切生命维持生存需要的满足，后者就是生态价值。叶平（1995）要求我们理解自然界价值和生态价值，提倡的人与自然协同进化的生态价值观，是对生态系统、生物圈的生态价值所进行的总体透视[19]。
不过，生态伦理理论把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稳定和美丽作为人对自然的道德行为的终极尺度的观点引起了学界的争论。刘福森（1997）认为，人类之所以应当保护生态自然，最终是出于对人类全局的、长远的生存利益的终极关怀[20]。但余谋昌（2009）提出生态伦理已经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证明，出于保护自然价值的目的，而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树立生态文明观念等行为的同时，也推动着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变革，成为建设人类生态文明社会的积极力量[21]。人类在保护生态与关怀人类生存利益存在的是联动关系，而不是因果关系。现在生态伦理学正在逐渐渗透到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等各个领域，对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新的参考范式。
生态伦理理论紧密结合我国生态环境存在的实际问题，提倡环境道德研究的制度化、规范化和普及化，并将成果转化为公众的精神财富，为现实生态问题的解决提供伦理基础。不过其“合乎生态规律的就是有价值的”的论述把生态规律看成唯一的价值尺度，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黑格尔（Georg W.F. Hegel）唯心存在主义的影响，这一观点仍存在广泛地争论。
3我国生态文明研究的发展趋势
撇开已经渐渐退出历史舞台的狭义生态社会主义论不谈，自生态中心论与人类中心论提出伊始，它们及其拥护者之间的争论从未停息，它们都在一定程度相对正确地阐述了后工业时代社会生态文明的发展方向，并推进了生态文明的研究。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这些观点的缺陷与不足也逐渐显现。新的理论不断出现，其中结合了我国生态建设实践与经验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论，以及从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出发的生态伦理理论等较受学界认同的理论也加入到论战当中。随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与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需要，未来一段时期内，对生态文明的研究将更加深入。
感谢：本文在选题及撰写过程中得到了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刘江宜副教授的悉心指导，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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