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niel Callahan在《生命伦理学百科全书》第二版中的生命伦理学条目中，把医学伦理学与生命伦理学相比，认为“医学伦理学是古老的学科，代表很窄的范围，只强调医生的道德义务和医患关系，虽然在现今这仍很重要，但已不足以囊括所有的问题”。“生命伦理学则是指生命科学中更广阔的道德领域，包括医学、生物学、环境中的重要方面、人口和社会科学等。医学伦理学作为一个部分包括在生命伦理学当中，与其他题目和问题共同构成生命伦理学。”
《国际伦理学百科全书》也把医学伦理学的学科范围归为生命伦理学。
从我国对医学伦理学发展阶段的划分，可看出与以上不同的看法：医学伦理学经历了古代医德学，近现代医学伦理学（传统医学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也有学者认为，当今的医学伦理学已开始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人口和健康伦理学阶段。可见，我国主要是把生命伦理学作为医学伦理学的一个阶段涵盖进去的。J．Stuart Horner在《应用伦理学百科全书》中对此的界定也是如此：医学伦理学与生命伦理学经常混淆，但后者是前者的一个方面，只不过后者这30年一直占主导地位。
医学伦理学的定义
英国的Thomas Percival在1803年出版了《医学伦理学》一书，并首次提出“医学伦理学”这一名词。他没从正面给医学伦理学下定义，但从有关的材料可以分析出他对医学伦理学概念的理解。他认为：“职业伦理学是‘人性的知识’与‘广泛的道德责任’之间的综合”，“医学伦理学的一般体系是使无论是官方正式的行为还是医学领域之间相互的交往都受文雅和正直原则所指导”。这种观点在19世纪被广泛接受。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药理学教授 Chauncey Leake对上述观点提出质疑。他认为：“Percival对‘医学伦理学’这个名词使用不当……，它仅指来自于职业中的、用来管理职业中各成员彼此交往的成规、礼节。……但真正的伦理学与成规、礼节不同，而应从哲学的角度理解。他认为：“真正的医学伦理学是基于伦理学理论并用之来处理医患之间、医生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医学伦理学权威 K． D． Clouser对医学伦理学的理解与 Leake的观点并无本质区别，他在《生命伦理学百科全书》第一版中提出：医学道德与一般的日常道德没有区别，含有与一般道德相同的规则。我国对医学伦理学的定义多采用：“运用一般伦理学的道德原则，来解决医疗卫生实践和医学科学发展中人们相互之间、医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而形成的一门科学，它既是伦理学的分支（应用规范伦理学），又是医学的组成部分。”
以往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有过分强调医学伦理学是应用规范伦理学的一个分支的倾向，对医学伦理学容易有这样的误解：即把医学伦理学只理解为应用规范伦理学，以为运用一般伦理学的道德原则即可解决具体问题。不仅事实并非如此，而且其中也忽视了医学本身对医学伦理学的作用。一方面，医学的本质和目的是为了维护病人的健康，治疗疾病，由此可见医学本身含有一种固有的伦理学——为病人谋利益。而且许多伦理问题的产生是医学科技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伦理道德对医学伦理学的作用也同样明显，如陈实功《外科正宗》中有“先知儒理，然后方知医理”之说，二者的结合便是中国古代的儒医；欧洲中世纪的医德观是基督教式的医德观；从英美医学伦理学中自主原则领先的医患关系模式到南部欧洲的仍以相互信赖式的医患关系为主导模式更能看出伦理道德因素对医学伦理学所起的作用。简要说来，医学科技与伦理道德二因素相互作用是医学伦理学发展的主要线索。
医学伦理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
医德（医生的职业道德）是医学伦理学最主要的研究对象，有说法认为医德学是医学伦理学的同义语，是一门学科。邱仁宗同志认为医学伦理学与医德学之间的关系不仅是个名称问题，它们之间有两点不同：医学伦理学在内容上要比医德学广，医德学一般都是义务论的，不引用任何价值论，并不加以证明。我们所称的古代医德学，其实还不是一个系统的应用伦理学学科，因为它只研究医生应遵循的道德规范和准则，只研究医患关系。医学伦理学则是一个系统的学科，表现为研究对象从医患关系这一核心扩展到医务人员之间、医务人员与社会之间、医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杜治政同志认为，当代医学伦理学的研究内容主要由六个方面构成：医学道德的主体与客体及其相互关系、临床医学中的伦理问题、生命技术及其他高新技术应用中的伦理问题、卫生政策的伦理学、健康伦理学、医学伦理学的基础理论研究。这是典型的把生命伦理学看成医学伦理学的一个发展阶段的说法。
其实，不管医学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之间是谁包括谁，就象《应用伦理学百科全书》中所强调的，医学伦理学这一名词，它不是一个静止的术语，“它的含义和原则已经随着医学被管理成一个职业，到医疗照护被提供和资助，到医学之外的社会整体中的文化因素的改变，而改变”
医学伦理学的历史发展
希波克拉底学派可能是最早对医疗职业和医生的行为提出规范的，但其思想能流传这么久远，主要是因为基督教的思想与之在某些方面一致，特别是不能堕胎和为患者保密的思想，而这两者在古希腊并不是医学界的主流思想。当时许多论述都强调疾病的预后，希波克拉底时期的预后可起到安全保险作用，使医生知道他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从而保护医生避免因治疗失败或拒绝治疗而受到指责。传统的基督教强调诚信对于战胜疾病的重要作用，认为医生应不顾自己的危险来抢救病人，要求医生持一种慈善的观念和对穷人的责任的价值观，事实上早期的基督徒也是这样做的。没有什么能比医院这种新兴机构更能显示出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博爱精神了，它们服务于病人、老人、穷人和流浪者，虽然多负责食宿，很少的医疗，但与其它相比已是很好的了。基督教对医学甚至所有科学的控制，很少能见到教会允许之外的书籍，仅见的是为数不多的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的著作。中世纪时期的黑死病夺去了无数人的生命，医生们没有好的救治办法，很多医生逃离瘟疫，但许多教士却依然留在城市，为死去的人做祈祷，使那些笃信上帝的人临死前得到精神上的安慰，也使死者的家属感到欣慰。
在文艺复兴时期，尤其是科学革命给机械科学、物理学和化学带来了巨大成功之后，医学也迈出了更坚定的步伐。哈维的心血运动论最终取代了盖伦的关于血液运动的学说，以后在以机械论为主导的哲学思想的指导下，以解剖学和生理学为主的实验医学在18世纪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19世纪的病理学有了长足的进步，在麻醉和防腐两项技术出现之前，外科的全面进步是不可能的，19世纪后期，外科有了真正的进步。近代的实验医学家头脑中有尊重科学的道德理念，认为医学的最高尚的任务莫过于延长人的寿命。由于一系列新的科学的诊断和治疗方法的出现，从而为医生关心、同情病人，为治疗疾病、解除病人的痛苦提供了科学的现实的保障，这都是最基本的医学人道主义的体现。18世纪的早期，英国对医生的伦理学规范已很少提到希波克拉底，而是强调礼节，包括服饰和行为举止，即英国的绅士和淑女风度。近代英国对医学伦理学贡献较大的主要有4个人： John Gregory 1772年出版了《关于医生责任和资格的讲义》；Thomas Gisborne 认为医生不应减弱基督教的慈善色彩，同时认为必须建立一个竞争型的职业，因为他坚信对财富的渴望是至关重要的；Thomas Beddoes强调应用法律手段把庸医赶走；Thomas Percival在1803年出版了《医学伦理学》，主要是为了防止和解决医院内部纠纷。其中的宗教色彩已大大减弱，即医德开始了科学化和世俗化的进程。Thomas Percival最大的贡献是为美国医学会1847年首次的伦理学法典提供了样本。
20世纪初，人们已经开始注意到医院开支的攀升，尤其是二战后，医院被视为医学诊治的精华之地。在X线之后，影像诊断随着1972年计算机断层摄影和核磁共振等技术的问世而大踏步前进，大量资金花费在了医疗设备上。大约在1960年，第一批免疫抑制剂问世，使得器官移植进入了新时代，当然也带来了道德和法律的困惑，如何时取器官，移植给谁等问题。20世纪随着医学科研的增加使医疗服务取得明显进步，同时也引起更多的伦理学问题，1946年的纽伦堡法典和世界医学会1964年对此修改而成的赫尔辛基宣言（2000年是最新版本）是医学科研中涉及人体实验的重要文献。
20世纪中叶以前，传统的医学伦理学主要局限于临床的医疗实践中，为培养医生提供职业道德行为规范。二战后，延长寿命已不是难事，在医学伦理学的持续发展中加入了新的内容，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Joseph Fletcher和 Paul Ramsey等非医生（这两人均是神学家）所写的一些文章使人们开始审视医学和医学科技在社会的道德层次上产生的影响：首先是以往被封闭在医学之外的哲学家、神学家、律师、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对医学职业提出了他们特殊的看法；其次，随之而来的是这些看法对医学的发展有益，医疗职业中的人对这些外部的看法开始予以接受；第三，医学伦理学扩展其范围，应用到更广的社会伦理学问题领域，如一个社会中卫生服务设施分配的公正性等。因此，在60年代后，医学伦理学本身已经开始从原来全部关心指导临床医生行为的准则和法典中转向社会中的健康和疾病的伦理学方面，70年代后美国开始了对病人自主性的重视，这是当今的医学伦理学中的重要转变。
医学伦理学的本质是为了病人的利益，但具体什么才符合病人的利益，这随着时代的变迁和人们观念的变化而变化。表现在医学模式上，就是从以往普遍持有的“治病”到现在的“治生病的人”，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延长寿命就是对病人最大的善，而二战之后，延长寿命并不是唯一追求的目标，生命质量是人们所重视的主要内容，表现为病人的意愿是否得到尊重。
生命伦理学(bioethics)
《生命伦理学百科全书》第二版对此词条的解释的第一句话就是：“圣经中有一句话说太阳底下没有新事物。但自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起，从生命伦理学的兴起看出，那么这句话并不正确。”由于新科技的问世和文化及观念的改变，人们重新对生与死、对疼痛的忍受、对自己生命的权利、对他人和社会的义务等进行思考，于是产生了一个全新的领域——生命伦理学。它代表一种全新的观念的转变，它不仅是指开创一个新领域（伦理学和生命科学的交叉），而且代表一种学术思想、政治因素对医学生物和环境的影响等。狭义地说，生命伦理学仅指在面向科学技术的巨大变化时产生的新领域，广义地说，它已经延伸到法律、政策、文化、历史学科，大众媒体，哲学，宗教，文学等社会科学学科。本辞条所说的生命伦理学是指广义的，即它的研究范围已从临终病人床边的医务人员个体所面对的道德上的困惑，延伸到全社会公民和立法者在努力制定平等的健康或环境政策时所面对的公众的和全社会的选择。
对生命伦理学的界定
生命伦理学一词最早由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生物学家和癌症研究者Van Rensselaer Potter在1970年提出。然而，很快就被在华盛顿工作的荷兰胚胎生理学家和产科学家Andre Hellegers 和其他与他共同工作并在1971年在乔治城大学成立肯尼迪人类生殖和生命伦理学研究所的同事用来指称不同的含义。Van Rensselaer Potter用此指称“一门把生物学知识和人类价值体系知识结合起来的新学科”，它是科学和人文学科中间建起的一道桥梁，帮助人类生存，维持并促进世界文明。Andre Hellegers和他的同事则狭义地把此应用到医学和生物医学研究中的伦理学领域。Warren Reich在1971年准备编写《生命伦理学百科全书》时，开始时用的《医学伦理学百科全书》名称，可见，医学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已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西方多数认为医学伦理学是一种传统上的提法，范围很窄，只强调医生的道德义务和医患关系，它已不足以囊括现今所有的问题。因此从范围上看，生命伦理学指称生命科学中的广袤的道德问题领域，如医学、生物学、环境科学，人口和社会科学等，把传统的医学伦理学包括在生命伦理学中。
在某种程度上，Raanan Gillon的生命伦理学辞条更加全面。Raanan Gillon 在《应用伦理学百科全书》中的生命伦理学条目中写到：从字意上看，生命伦理学是研究产生于生物学实践领域（包括医学、护理、包括兽医在内的其它卫生保健职业）中伦理学问题的学科。它的研究范围很广，除了生物科学研究中的伦理学，还包括环境伦理学（包括环境污染和人与动物和自然界中其它部分之间的关系），性、生殖、遗传和人口中的伦理问题和各种社会政治道德问题，如失业、贫穷、歧视、犯罪、战争和迫害对人群健康的负面效应。涉及到此学科中的人员也很广，除了医生、护士、生命科学家、患者、受试者外，在学术领域还涉及到哲学、道德神学、法学（这是生命伦理学中的三大学科）、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和历史学。
Daniel Wikler 在第三次国际生命伦理学会议上的主题报告——生命伦理学家和社会责任中提出：生命伦理学的主题一直在变化，生命伦理学已经历了三个阶段，第四个阶段正在诞生的过程中。第一阶段以某些专业行为准则的形成为标志，如不允许做医学广告，禁止诋毁同行等，此阶段应称为医学伦理学阶段；第二阶段就是琼森（Albert R.Jonsen）在他的《生命伦理学的诞生》中和他的历史学家同行所说的生命伦理学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医生的处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公众开始对古老的医学职业中的家长主义、讲真话等提出挑战，此阶段的生命伦理学家是病人权利的学术同盟。生命伦理学家需要新的哲学理论和方法，这些新的哲学理论和方法不是个人行动的道德，也不是用传统的伦理原则去定义医生的职业，而是用社会和政治哲学，尤其是分配社会的公正。第三阶段的生命伦理学家已研究了卫生保健政策和卫生经济的许多细节，许多国家政府中的卫生官员都曾向生命伦理学家进行咨询。第四阶段的生命伦理学可称为人口保健的生命伦理学，它不仅象第二阶段一样包括专业行动准则、医疗工作者和公众，也象第三阶段超越了传统的医患关系范围，横跨生物和社会科学、人类和管理科学，而且还有自身的特点：高技术医学的出现和应用不是中心问题，而只是其中之一，不再注意医生的两难推理和谁能得到稀有卫生资源等难题，而将注意力集中在多种影响卫生保健的因素上。从美国社会不断增长的不平等，到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许多病人都存在的病人疾苦之间的共同点看，有许多信号告诉我们，就较大多数人口而言，卫生保健状况在变坏而不是在提高，我们应把目标放在更大多数人的公共保健系统上，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我们要获取那些不熟悉的领域的知识，如公众保健、国际保健、花费—效用分析、保健量制以及将要出现的许多新领域的新知识。
生命伦理学产生的历史背景
生命伦理学最先产生在美国，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生命伦理学在广义上，是从1900年开始的。20世纪医学的发展可从对医疗服务投入的钱的数量、享受到服务的人的数量、医务人员和专家的数量、医疗服务系统的复杂性和科学技术的含量程度等方面看出。伦理学问题的产生，可从三条主要的线索看出：医院角色的变化、科学技术的主导性和医学专家化的发展。
早在19世纪晚期，美国的医院在数量上以很快的速度在增加，最终成为提供医疗服务的主要源泉，随着医疗器械和技术在诊断和治疗中的不断增加的介入，在医院中集中提供医疗服务变得比较有效并经济，并能满足人们的需要。1946年的Hill-Burton法案，为地方性的医院提供联邦支持，新的普遍性的医疗保险倾向于给医院性的医疗服务而非私人诊所或家庭式服务提供补偿，这为美国的医院的革命打下基础。
1900年左右，科学的医学已成为医疗实践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国医学会改革医学教育制度，以提高医疗服务的水平。政府不断支持医学科学，尤其是在二战期间和之后，把科研引进医学教育和对病人的照护之中。20世纪50年代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开始成立并支持临床科研，于是涉及到受试者的实验，受试者可能是病人和健康的志愿者，且数量在不断增加。
由于医学科学和技术知识的增加，使很多的医生走进越来越窄的领域，只能使自己局限于某一专业。随着1917年眼科学会的成立，越来越多的专科学会成立。20世纪上半叶，医生的社会和经济地位明显得到提高，渐渐从中等升至上等，这些非常明显地使他们与很多病人在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等方面不同。
总的来说，这三方面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浮现。医院中医疗服务的专业化促进了医疗照护的非人性化和组织性，同时疾病的社会、行为、环境和人性化方面被忽视，而过于强调疾病的生物和生理方面，因此病人抱怨医生已失去的病人从整体方面照护的能力，从以前熟悉的密切的关系转变成“床边的陌生人”。
对生命伦理学的产生容易有这样的一个误解，即生命伦理学多被简单地理解为只是因为生物医学高科技的出现才产生的，这是其中的主要因素，但事实上，生命伦理学的产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除了以上医学方面的因素，把公众卷入医疗的伦理学问题中的文化和社会运动也起到史无前例的作用。复杂的医学技术和其人道的使用之间，增长的城市化和随之而来的人口分布的不均匀增加了享受医疗服务的障碍；较高的生活水平和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使（病）人的思维更加复杂，自我保护的意识明显提高；五、六十年代政府对生物医学科研的加大投入引起受试者保护问题；人们购买医疗保险的能力在30年代因以雇佣为基础机制的引入而戏剧性地得到提高，现由于太注重技术化，美国的医疗服务成本急剧上升，民众购买保险的能力减弱，大部分的美国人仍不能得到足够的医疗照护。另外，60年代末的消费者权益运动（起始于60年代对低劣食物的抗议）开始影响医疗服务制度，70年代的病人权利运动是更大的民事权利的一部分，妇女运动也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入到对女病人的关心，也影响人们对生育控制和人工流产问题以及家庭和人口政策问题的看法。同时期的和平运动和日益增长的生态运动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到由于战争、环境和污染问题而引发的国际健康问题。因为核武器对人类的健康的威胁，医生的社会责任在1971年被提出。这些思考对医学在维护世界人口的整体健康和完好方面的角色发出挑战。以上这些社会和文化方面的趋向和生物医学科学的发展一起共同构成了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的生命伦理学运动，而且这些也是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社会和政治危机。总之，今天我们所了解的生命伦理学根植于公众对个人权利、社会公正和环境质量问题的关心，这些标志着美国在那个时代的文化特征。
从具体事件看，20世纪60年代以后，人们广泛使用肾透析、器官移植，但在透析对象的选择上遇到难题；1967年的心脏移植的成功引起死亡标准的讨论以及哈佛提出了脑死亡标准；流产在医学上很安全，避孕药丸、产前诊断、ICU的广泛使用、人工呼吸机等均已普遍出现，但昆兰案件的撤掉呼吸机和安乐死问题引起普遍关注；人们从传统上死在家里到现在的死在医院里，观念上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二战后生物医学研究取得成果后的应用，美国的几起未得到病人的知情同意所做的人体实验引起道德上的谴责；Rachel Carson 的《寂静的春天》的出版，掀起了保护环境的浪潮；美国的民主权利运动、个人主义、女权运动也在兴起……但人们在与之平行的文化进程方面又远未跟上这些变化，这是生命伦理学为何能引起公众如此关注的一个主要原因和历史背景。
毫无疑问，美国在生命伦理学领域处于领先地位，最重要的标志是1969年成立的后在1971年更名为海斯汀报告和1971年成立的肯尼迪研究所。但不能否认，欧洲也做了大量工作。1963年英国成立了医学伦理学学会和医学伦理学研究所（注：英国多数称医学伦理学而非生命伦理学），后者在1975年创办了医学伦理学杂志(Journal of Medical Ethics)，1985年创办了医学伦理学简报(Bulletin of Medical Ethics)。哲学的批评式医学伦理学在德国、前苏联和南欧发展起来。医学伦理学在天主教传统的国家本身就是天主教道德神学的一部分，后渐渐适应新技术的发展，转变原来的行医与科学无关的观念。亚洲和非洲的生命伦理学发展较慢，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渐渐发展起来。社会主义医学伦理学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也发展起来。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关系到人类生命健康，每个国家的政府必然会通过政策法规等的制定等来对生命伦理学领域的问题进行宏观控制。这不是某一个国家的问题，也不是西方特有的问题，而是全球性的问题，但同时，某个发达国家发生了某类生命伦理学问题，并不意味着发展中国家也一定会出现同样的问题。
生命伦理学的理论问题
作为一门学科，生命伦理学中有三个普遍性的核心问题：我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才能过道德的生活并做出道德上好的决定？当我的行为可能影响其他人的状态和健康时，我的责任和义务是什么？作为社会的一个成员，我应为社会的公共利益做什么？第一个问题与美德论有关，强调人的品行和一个有修养的人应具备的价值观和目标；第二个问题承认一个人的行为会对他人产生影响，并努力理解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应为他人做什么，我们应从他人那期望得到什么；第三个问题把我们的社会关系更深入一步，看到人们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
生命伦理学基本的伦理学前提是：尊重自主性；最大多数人利益的功利主义；社会公正；四原则；案例分析；美德伦理学；描述伦理学；女性主义伦理学和地域文化生命伦理学。
生命伦理学研究的问题：卫生服务人员与被服务人员之间的关系；生与死的问题；病人的利益和其他人利益；分配公正问题；概念问题（即各术语的含义）；医学科学实践中的伦理学问题-纽伦堡的促进；生命伦理学，科学技术和社会；环境伦理学。面对这些问题，有两个重要的任务需要澄清：一个是事实和价值观之间应划分出一条清晰的线，分清什么是医学问题，什么是价值观（伦理学）问题（一个医生好的医学决定不等于是好的伦理学决定）；另一个任务是发展解决伦理学问题的方法论。
生命伦理学已出现多样性的特征，随着生命伦理学问题的日渐增加，需要更多的方法论来指导。现在，至少有四个领域已明显地出现了，它们分别是理论生命伦理学、临床伦理学、管理和政策生命伦理学、文化生命伦理学。但在实践中它们经常交叉，不能清楚地分割开。
生命伦理学的职能
除了上述三大事件的大背景外，推动生命伦理学产生和发展的因素还有以下方面：（1）生物医学技术的进步使人们不但能更有效地诊断、治疗和预防疾病，而且有可能操纵基因、精子或卵子、受精卵、胚胎、以至人脑和人的行为。这种增大了的力量可以被正确使用，也可以被滥用，对此如何进行有效的控制!而且这种力量的影响可能涉及这一代（例如对生殖细胞的基因干预），也可能涉及下一代和未来世代。当这一代人的利益与子孙后代的利益发生冲突时怎么办!目前人们最担心的可能是对基因的操纵和对脑的操纵。这两方面的操纵可能都会导致对人的控制，以及对人的尊严和价值的侵犯。例如是否允许人们通过改变基因来选择自己喜欢的性状，甚至为后代选择自己喜欢的性状？是否允许人们通过在脑内插入芯片来增强记忆和加速处理信息的能力？（2）由于先进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人类干预了人的生老病死的自然安排，甚至有可能用人工安排代替自然安排，这将引起积极和消极的双重后果，导致价值的冲突和对人类命运的担心。比如，现代的生殖技术，一方面可用于避孕，另一方面也可以解决不育问题，那么，已经离异（单亲家庭）、不想结婚（同居者）、同性恋者以及过了生育期的男女是否可以利用辅助生殖技术？一个社会，如果大多数成员都是用辅助生殖技术产生，那会怎样？（3）全世界蔓延的艾滋病向一些传统观念和现存的医疗卫生制度提出了严峻挑战。艾滋病在不少国家已经成为民族灾难，许多原来发病率较低的国家也很快进入快速增长期。全世界感染艾滋病的现在已经达4000万人，而妇女、儿童在艾滋病面前更为脆弱。在预防和治疗艾滋病的层面以及有关防治艾滋病政策层面，都存在着一系列的伦理问题。国家是否有义务向艾滋病提供治疗？个人是否有义务改变自己的不安全行为？非感染者和社会是否有义务援助而不歧视艾滋病患者和感染者？对于许多妨碍艾滋病防治的行动和做法是否应该用立法方式加以制止？（4）医疗费用的大幅攀升导致卫生制度的改革。由于技术含量的提高以及市场化消极面的影响，促使医疗费用在全世界大幅攀升，严重冲击许多国家的公费医疗制度。各国都在改革卫生医疗制度，寻找让公民既负担得起又相对有效的医疗制度。但是这些改革提出了许多伦理问题，例如在改革过程中政府的卫生政策如何能够做到公正、公平？如何不致影响传统的互相信任的医患关系？医疗机构、医务人员与公司怎样协调关系才不致引起严重的利益冲突？发生的医疗纠纷如何能做到不致两败俱伤？(5）丑闻的揭露和民权运动的高涨。在各国的医疗和研究工作中，违反伦理的事件总是存在的。对这些事件的揭露和思考，也推动了生命伦理学的发展。
生命伦理学的性质和内容
生命伦理学是应用规范伦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伦理学”又称道德哲学，是对人类行为的社会规范的研究。人类行为规范具有社会性。伦理规范不是由个人制订的，它们体现在种种规定、准则、法典、公约、习俗之中，在我们学习它们以前就已经存在。人们成长的过程是一个社会化过程。我们通过学习社会规则知道了伦理规则。当然，社会规则并不等于伦理规则，比如审慎行事规则就不是伦理规范。仅当涉及到应该做什么样的人或应该做什么样的事，而这种做人做事会影响到他人利益时，我们才进入伦理领域。孔子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伦理规则，因为在他看来这可以避免伤害他人。也可以说，伦理是要我们考虑他人利益的社会期望。伦理是社会的必需，因为人人只考虑自己利益的社会是没有凝聚力的，从而也是无法存在下去的。
普通规范伦理学试图提出一些原则或德性来支配人们做事或做人，并提供理由来证明为什么我们应该采取这些原则或培养这些德性。对理由的关心，说明伦理学是理性的活动，它是实践理性。应用规范伦理学（简称应用伦理学）是应用普通规范伦理学的原则解决特定领域的伦理问题。应用于生命科学技术和医疗保健就是生命伦理学，应用于解决工程师面临的伦理问题就是工程伦理学，应用于解决律师、法官面临的伦理问题就是法律伦理学，应用于新闻界就是新闻伦理学，应用于企业就是企业伦理学。由于以上这些都是专业领域，不是一般的职业，所以又统称“专业伦理学”。普通规范伦理学的原则可以跨专业应用。比如，解决医疗卫生服务分配、种族和性别歧视、奖励惩罚等问题必须援引公正原则；诚实或说真话原则可用于企业伦理中的虚假广告、新闻伦理中的真实报道、医学伦理中的向病人告知病情等。生命伦理学是一门应用规范伦理学。其主要内容有五个层面：（1）理论层面：例如后果论与道义论这两种最基本的伦理学理论在解决生命科学和医疗保健中的伦理问题时的相对优缺点如何，德性论、判例法和关怀论（尤其是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的地位如何，伦理原则与伦理经验各起什么样的作用等等。（2）临床层面：各临床科室的医务人员每天都会面对临床工作提出的伦理问题，尤其是与生死有关的问题，例如，人体器官移植、辅助生殖、避孕流产、产前诊断、遗传咨询、临终关怀等问题。（3）研究层面：从事流行病学调查、临床药理试验、基因普查和分析、干预试验以及其他人体研究的科学家都会面临如何尊重和保护受试者及其亲属和相关群体的问题，同时也有如何适当保护试验动物的问题。（4）政策层面：应该做什么以及应该如何做的问题不仅发生在个人层次，也会发生在结构层次。医疗卫生改革、高技术在生物医学中如何应用和管理都涉及政策、管理、法律问题，但其基础是对有关伦理问题的探讨。（5）文化层面：任何个人、群体和社会都有一定的文化归属，文化也影响哲学和伦理学，当然也会影响生命伦理学。如在某一文化环境中提出的伦理原则或规则是否适用于其他文化，是否存在普遍伦理学或全球生命伦理学，伦理学普遍主义或绝对主义以及伦理学相对主义是否能成立等等。
生命伦理学的专业特点
[中图分类号]B82-0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3）06-0118-07
近四十余年中，生命伦理学取得了巨大成就，解答了许多临床和研究实践中的生命难题，使生物医学技术在总体上沿着道德合理的方向前行；一系列生命伦理文件、法律、法规以及伦理委员会制度不仅为践行生命伦理提供了制度保障，还为其他应用伦理学学科的体制化提供了借鉴；生命伦理学的勃兴还带动了医学伦理学、医学法学、生物法学、医学卫生管理学、生命哲学等相关学科的发展。然而，近年来国内频繁出现的医疗事故、食品安全事故、生产事故反映出我们在生命价值观层面存在严重问题。生命伦理学是否应该在重塑生命尊严方面作出贡献？是否应该把生命尊严的价值理念推向国家立法、决策管理以及人们的行为？回答是肯定的，但遗憾的是，生命伦理学除了三项基本原则（不伤害/有利、尊重、公正）之外，并没有一个统摄各项原则的价值观。再回眸学界，一个“幽灵”徘徊在生命伦理学田野已近十年，那就是关于“尊严”是否有用的争论。这一牵动全球的学术论争之所以旷日持久，至今悬而未决，也与学科缺乏对基本概念、基础理论的研究有直接关系。
应该说，生命伦理学在初创阶段不要忙于建构理论，应当脚踏实地研究、解决实际问题，并在其中积累经验、积淀理论的“颗粒”，是一条正确的学科发展思路。然而，今天，现实和理论的双重挑战说明以原则“解难题”的研究范式不可能走得更远。生命伦理学的继续发展亟须加固学科的基础理论，尤其需要申明自己的价值观念。这项工作就是为生命伦理学“立心”。可否以“人的尊严”（涵盖人的生命尊严和人格尊严）为生命伦理学“立心”？这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许多活生生的案例告诉我们，这样一个尝试十分必要，而且意义重大。
一、“尊严”价值观与生命伦理实践
1979年美国保护生物医学与行为研究之人体对象委员会（Commiss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H uman Subj ects of Biomedical and Behavioral Re-search）（暨第一届美国国家生命伦理委员会）了《贝尔蒙特报告：保护人体研究对象的伦理学原则和指南》，提出不伤害/有利、尊重、公正三项基本原则。三十多年来，三项原则不断充实，被赋予明确的伦理内涵和道德要求，运用中显示着有效性和完备性，逐渐被认同为全球生命伦理学的基本原则。但是我们还是遇到了困扰：当三大原则在决策时发生冲突该怎么办？为说明此种情形，我们以一个尚存于记忆中的悲剧为例。
2007年11月21日下午3点左右，湖南来京人员肖志军和妻子李丽云来到了朝阳医院京西分院看感冒。此时，李丽云已有9个多月的身孕。接诊医生诊断李丽云感染了重症肺炎。李丽云在入住妇产科二病房后，医生们诊断肺炎导致产妇的心肺功能严重下降，产妇和胎儿都有危险，必须马上行剖宫产。按照规定，手术前必须得到患者或家属的签字同意。由于李丽云陷入昏迷，肖志军成为唯一有权签字的人。当医生将手术单递给肖志军时，肖志军拒签。医生两次对李丽云进行心肺复苏，肖志军仍然拒绝，他在手术通知单上写：坚持用药治疗，坚持不做剖腹手术，后果自负。第三次手术机会丧失后，晚7点20分李丽云因为严重的呼吸、心肺衰竭而不治身亡。李丽云死亡后，其父母朝阳医院，认为朝阳医院没有对李丽云采取有效的救助措施，最终造成一尸两命的惨剧，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2009年12月18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一审根据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结果，判定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京西院区的医疗行为与李丽云的死亡后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法院驳回了李丽云家属的诉讼请求。李丽云的父母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20lO年3月24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2010年4月28日作出终审宣判，驳回了死者李丽云家属的上诉，维持原判。北京市朝阳医院认为，院方对患者提供了积极的医疗救助与人道主义关怀，在患者“丈夫”签字拒绝手术的艰难情况下，已经使用了法律范围内所有可以使用的办法救助患者，充分履行了医院与医务人员的职责。患者“丈夫”的不配合与明确拒绝手术治疗是影响患者预后的原因。口’
“肖志军拒签致妻死亡案件”在全社会引起强烈反响，更在人们的道德良心上划下了一道深深的切口。入院时身无分文的李丽云母子死在具有救治条件的医院病房里，不是因为经济原因（医院已经决定免费入院治疗），而是因为未能获得关系人肖志军的签字。也就是说，一纸不同意手术治疗的知情同意书居然成为抢救两条人命不可逾越的障碍。医院为了获得签字，不惜动用了神经科主任判断肖志军的精神是否正常；不惜紧急调查患者户籍试图联系她的家人；不惜上报北京市卫生系统各级领导，但得到的指示是不得到家属同意不能进行手术。一个谁也不愿意看到的结局（也非肖志军的意愿）就在惊动了医院、派出所、病友、卫生管理部门的情况下居然一步步演化成了事实！更加令人痛心的是悲剧发生以后我们找不到一个责任人，医院因为“履行了医疗方面法律法规的要求”可以免责，肖志军也在自我“纠结”中杳无音讯。为避免类似的惨剧再次上演，我们必须从生命伦理和卫生立法两个层面进行深刻反省。
在肖志军拒签手术知情同意书致李丽云死亡的案件中，发生了“尊重”与“不伤害/有利”两个生命伦理原则的直接冲突。“不伤害/有利”原则要求医疗机构对病患施以伤害最小受益最大的医疗措施；“尊重”的伦理原则要求医疗机构履行知情同意手续。然而，知情同意的意义除了尊重病人的医疗自外，还有保护病人健康利益之意义。因为本人才是自己生命健康权最坚定的捍卫者，赋予痫患知情同意权，就是希望病人对医疗措施究竟是否是最佳的选择作最后把关。可见，保障患者知情同意权的目的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保障患者的生命健康权，“尊重”在许多场合是为了实现“不伤害/有利”于病患和受试者的目的。因而，在医疗实践中“不伤害/有利”与“尊重”两大原则之间通常表现为目的与手段、实质和形式的关系。这一天系原理原本应当由生命伦理学所强调，并成为医疗决策的指南，但因为缺乏核心价值的指引，当面临两大原则的现实冲突时，生命第一的道德直觉、保护病人和受试者利益的生命伦理精神都未能在关键时刻发挥应有的行为支配作用。经全面客观地审视，生命伦理学如不申明自己的价值观，有以下负面作用。
第一，缺乏价值观的指引，立法中可能出现以形式损害实质、以程序合法性架空实质合法性的问题。《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的规定，把“尊重”具体体现为“医疗机构施行手术、特殊检查或者特殊治疗时，必须征得患者同意，并应当取得其家属或者关系人同意并签字”，意味着急救手术也需要患者和家属或者关系人同时签字才能启动。进一步的表述是“无法取得患者意见时，应当取得家属或者关系人同意并签字；无法取得患者意见又无家属或者关系人在场，或者遇到其他特殊情况时，主治医师应当提出医疗处置方案，在取得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被授权负责人员的批准后实施。”这段话容易被理解为只有在“无法取得患者意见又无家属或者关系人在场”的情况方属“其他特殊情况”，可以在报请“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被授权负责人员的批准后实施”。而肖志军现场签字拒绝手术并不属于“其他特殊情况”。从表面上看，《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对患者知情同意权高度强调，充分体现了“尊重”的伦理原则，但实际上却埋下了紧急施救受制于关系人签字同意的隐患，不能阻却当关系人恶意或由于认知局限、害怕担责等原因拒绝签字而致使医疗机构放弃救治的情况发生。这样的法律规定实际上是没有摆正“不伤害/有利”与“尊重”两个伦理原则互为目的与手段、实质和形式的关系，没有厘清知情同意权从属于紧急救治权、人的生命健康权高于医疗自的关系，终致以“签字”形式损害“救人”实质、以程序合法性架空了实质合法性的结果发生。某些国家就预设了医方紧急施救权否定患者或其关系人同意权的法律空间，比如，经两个以上主治医生判定，不紧急施救将危及患者生命时，在征得科室或医院负责人同意的情况下，医方可以无需获得患者或其关系人的签字同意，甚至可以否定他们所作出的不利于抢救生命的选择而实施紧急救治。急救未获成功，医方不会因为没有征得患方同意而担责。
第二，价值观的缺失，导致三大原则孰者优先的讨论难成共识。很多年以前，就有生命伦理学学者（包括笔者）提出，应该确立“不伤害/有利”在生命伦理学三大原则中的优先地位，以便在原则发生冲突时保障病患的生命健康利益。但这一提议始终存在争议，一些学者认为“尊重”原则应具有优先性，每个人有权决定对自己的生命健康处置。然而在临床实践中，由于认知局限、恐惧、不信任、经济困难等方面的原因，病人可能作出不利于自己的医疗选择（即所谓的“非动机表意”，意指病人表达的处理意见与其希望经过最佳治疗康复的动机不一致），关系人同意权的情况就更为复杂。笔者之所以在此问题上始终坚定地认为“不伤害/有利”原则具有优先性，主要是出于对国情的考虑。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极不平衡的现实导致公众素质差异很大，加之贫困人口较多、医疗保障不够健全、医患关系紧张等社会现实因素的存在，病人、家属或关系人作出不利于患者利益选择的情况可能会比发达国家多，而“尊重”与“不伤害/有利”原则之间的抵牾也就不会是小概率事件。如果我们不顾国情盲目追随发达国家的“先进”观点，就有可能为那些因以“尊重”的名义而伤害病人的行为留下理论空间甚至法律空间。正是在关于原则优先性的争论中我们感到生命伦理学靠原则“打天下”的研究范式已显不足。在三大原则之上必须有一个起统摄作用、决定原则排序的价值观。这个价值观指引我们：生命伦理学的所有原则、法律赋予医患双方的所有权利、医疗和研究机构的所有行为都应最终指向保护人的生命健康这一价值目标。没有这一价值目标的导引，不仅医学实践有可能背离救死扶伤的宗旨，生命伦理学界也会在价值取向、原则优先性、权利位阶关系等方面难以达成一致意见。
第三，价值观不明确，生命伦理学难担生命教育的时代重任。“生命是第一位的”价值观尚未植根于我们民族的精神世界，就难免在法律解读、行为选择上表现出对生命的漠视或伤害。李丽云的悲剧是全社会的，一味指责法律缺陷和医疗机构行为失当都有失公允，从中反思整个民族的生命价值观是悲剧唯一的积极意义。其实，多年来社会转型期难以计数的生命悲剧一直在发酵着民众对生命尊严的共鸣和向往，催生着中华大地上破土而出茁壮成长的生命教育和“三生教育”（即生命、生存和生活教育），不断加重我国治理食品安全、生产安全以及推进“新医改”的社会压力。然而，民众的愿望需要借助理论才能走进课堂、政坛和法律。在此方面，生命伦理学责无旁贷。如何让生命尊严的价值理念深植于我们民族的精神世界？生命伦理学有着广阔的社会舞台，但它必须从为技术“解难题”的繁务中厕身于社会，把生命尊严和人的尊严作为自己的价值观，旗帜鲜明地走上课堂和政坛，为公民的生命教育提供理论支撑，为新政新法添上保护生命的浓墨重彩。
总之，生物学世纪为生命伦理学提供了服务技术的大舞台，气势恢弘的中国转型为生命伦理学提供了服务社会的大舞台。为了扮演好两个角色，生命伦理学在继续“解难题”的同时，需要奠定学科的理论基石
一价值观。生命伦理学完整价值观的丰满有待时日，但许多现实案例足以说明，“生命尊严”和“人的尊严”这样一些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价值理念确实需要在生命伦理学理论中得到申明，让它给这一学科“立心”，也给法律和社会“立心”。如此，在复杂的、稍纵即逝的生死抉择中价值观的“在场”才不致使“在场”的人集体迷失方向。
二、“尊严”价值观与“尊严无用论”
医疗、研究和生活实践中原则发生冲突是生命伦理学研究范式所遇到的第一个困扰。我们遇到的第二个困扰发生在理论界。
2003年，美国学者露丝·麦克琳（Ruth Mack-lin）在《英国医学杂志》上《尊严是一个无用的概念——不外乎意味着对于人及其自的尊重》，直接挑战“尊严”概念在医学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中存在的必要性。麦克琳认为，当生命伦理学家诉诸“人的尊严”时，要么是指尊重病人或受试者的自主性，要么指尊重尸体与其家属的感情。总之，“尊严”一词除了尊重人外没有别的含义，因此，它是一个无用的概念，完全可以被“尊重”取而代之，可以没有任何内容损失地从医学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中删去。麦克琳的观点遭到绝大多数同仁的反对，也与国际法和国际生命伦理文件经常以“人的尊严”为宗旨的现实相悖。国内外很多学者和美国总统生命伦理学委员会都曾经撰文予以反驳。然而，时隔十年，反驳中的理论建构并未完成，主要表现在：“尊严”的内涵尚未得到充分挖掘；“尊严”在生命伦理学中的理论位置没有明确；什么情况下“尊严”受损的标准也未达成统一。这些理论“悬案”导致学界始终存在对“尊严”概念的使用混乱，这正是导致麦克琳反感并否定“尊严”概念的主因。
解铃还得系铃人。“尊严无用论”挑战生命伦理学的理论“软肋”，回应它的最好办法就是以“尊严”为突破口，建构生命伦理学自身的价值理念。不从价值观层面系统阐释“尊严”慨念，“人的尊严”、“生命尊严”的传统信念就会因缺乏理性内涵而被视为“空洞的口号”（麦克琳语），甚至被贴上宗教词语的标签。所以，生命伦理学应该感谢麦克琳，她敏锐地发现了“尊严”概念在生命伦理学中的使用混乱，以极端否定的主张敲响了生命伦理学反思其内在不足的警钟，拉开了全球生命伦理学系统研究“尊严”的序幕。
“尊严”与“尊重”的内涵相差何处？“尊严”的基本词义是“尊贵”和“庄严”，意指一种独立而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和身份。生命伦理学之“生命”特指人的生命。生命伦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处置自己生命行为的道德方面，而动植物伦理研究的主流应归于环境伦理学或生态伦理学。所以，在生命伦理学语境中，“尊严”特指人高于物和其他生命形式的那份尊贵和庄严。从这一基本含义出发，我们来缕析“尊严”一词在生命伦理学中所容纳的丰富内涵。
首先，“尊严”是一种价值表达，它是人类对自身崇高价值的认定。“人的尊严”首先要表明的是，人具有高于物和其他生命形式的价值地位，表明人处在价值体系的最高位阶，是一种目的性价值而不能仅仅被当做手段。其次。“尊严”是一种情感表达，它抒发着人类感到自己的生命和人格神圣不可侵犯的情绪情感。“尊严”一词之所以伴生着严肃、凝重、肃穆的内心感受，就是源于它深厚的感情内涵。再次，“尊严”是一种道德要求，它要求所有人，所有国家、政党和组织都必须对其国民的生命和人格给予高度尊重，对之保持敬畏之心，确认其庄然不可侵犯的道德地位。
在解析“尊严”的词义之后，“尊重”与“尊严”的概念差异也就清楚了。“尊重”仅仅是对所指向的事物予以“尊敬”、“重视”的道德态度，而“尊严”则是人类对自身崇高价值的认定以及在此基础上延伸出来的人类自尊情感和自我保护的强劲道德要求。因此，“尊重”与“尊严”的概念存在差异。第一，“尊严”首先是一种关于人的价值观。人的价值地位是“尊严”概念的“内核”，情感内涵和道德要求是附着于价值“内核”并与之保持一致的“结构”。但“尊重”主要指涉的却不是一种价值观，而是一种直接的道德要求，其内涵比较单纯，就是要求对某种事物予以尊敬、重视的道德态度。第二，“尊重”与“尊严”的适用范围不同。“尊重”适用于一切值得人尊敬、重视的事物。我们常说不仅要尊重人，也要尊重动物、尊重自然、尊重规律，但我们却不能说动物有尊严、自然有尊严、规律有尊严。可见，“尊重”的适用范围较广，“尊严”的适用范围却极其有限。一般而言，只有人以及由人组成的国家、民族才可谓之“尊严”。第三，“尊重”与“尊严”虽然都有道德要求的内涵，但在要求的强度、力度上存在明显差异。如果说“尊重”是“应该”，那么“尊严”是必须。这种差异根源于价值客体的价值地位之不同，只有那些配享“尊严”的事物人们才必须无条件地予以敬畏并给予最严密的道德保护。反之，世界上值得“尊重”的事物有很多，如果都说它们有尊严，就把尊严泛化了，显然与我们的道德直觉和道德理性都不相符。第四，“尊严”具有浓厚的感彩，表达着人类自爱、自尊、自我保护的强烈情感，“尊重”却缺少这份情感意蕴，它主要是基于理性认识而得出的道德态度，比如，我们基于生态科学和生态自然观得出要“尊重自然”的理性认识，但不会充满感情地说“要捍卫自然的尊严”。
既然“尊严”具有多于“尊重”的内涵“盈余”，它在生命伦理学中就绝非一个“无用”的概念，就不能被“尊重”取而代之。那么，“尊严”于生命伦理学又有何用呢？如果把“尊严”当成一个道德标签，直接用于道德评价，势必造成使用混乱的问题。例如，在有关安乐死的论辩中，反对方可以以维护“生命尊严”为理由坚决反对安乐死，与此同时，支持方却可以以维护终末期病人的人格尊严（具体表现为他们的自和有尊严地生活、死亡的权利）为理由，呼吁国家启动安乐死立法。在是否准许器官买卖的争论中，支持方认为尊重供受双方的自是维护他们的尊严，反对方则认为把人体器官作为赚钱的工具有损供体的生命尊严和整个人类的尊严。可见，由于“尊严”内涵的复杂性和多义性使其极容易出现歧义，从而导致使用混乱。在上述两个例子中，“尊严”就有“生命尊严”和以尊重自为主要内容的“人格尊严”之别。正是因为对二者不加区别地谓之“尊严”，才会出现针对同一项生物医学技术支持方和反对方都以“尊严”去证明自己的观点。这种荒唐的情形正是导致出现“尊严无用论”的一个重要原因。经此辨析我们看到，不是“尊严”无用，而是“尊严”内涵的丰富性和多义性使其不宜直接被用于道德评价，而是应将其当作生命伦理学的基本价值理念。对“尊严无用论”最有力的反驳莫过于阐明“尊严”使用混乱的真正原因；对“尊严无用论”最有建设性的回应莫过于将其定位于生命伦理学的价值观层面，并对其概念内涵、外延给予明确界定，对“尊严”的种类进行系统梳理。
但“尊严无用论”走上了另一条路，它主张以“尊重”取代“尊严”，实质上是把“人的尊严”理念等同于“尊重人”的理念，这在理论上将窄化“人的尊严”所涵盖的丰富内涵，大大弱化了“生命尊严”的价值地位，还可能消解或淡化“生命至上”的传统信念，在实践中则可能误导人们过于强调对自的保护而忽视尽最大可能挽救生命的责任担当。由此可见，“尊严无用论”引发的论争非同寻常，它是生命伦理学长期以来缺乏基本概念研究的一个逻辑产物，它所挑战的不仅仅是一个“尊严”概念，而是生命伦理学至今阙如对生命价值观直接表述的内在缺陷。
三、价值原则与伦理原则
道德有多种来源，可以来源于、道德直觉、情绪情感、理性论证等。中世纪的基督教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提出要把信仰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近代以后，理性主义伦理学成为伦理学的主流。理性主义方法如何论证道德？最常见的就是以价值论为出发点的论证路径，即先确立道德对象的价值地位，继而逻辑地推衍出它的道德地位，此时再要求道德主体对特定的道德对象奉行一定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在公民主体性彰显的现代文明中，对道德的理性主义论证是必不可少的，因而一种道德体系的价值观或价值论基础也是必不可少的。人们首先要达成价值共识，才有可能形成道德共识。有了价值共识和道德共识，内心自律和外在的社会舆论才可能发挥维系道德的作用。应用伦理学是规范伦理学在某一特定领域的应用，其目的是要建立特定主体（或群体）对于特定对象的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那它首先需要确立特定对象的价值地位。所以，应用伦理学一般需要自身特定的价值观，这个价值观是整个学科的理论基石，也是应用研究中进行道德论证和伦理辩护的逻辑出发点。
生命伦理学面世四十余年，没有以理论形态表述其价值观，不是说生命伦理学没有价值立场，也绝不表明生命伦理学不需要价值观奠基。究其缘由，一种可能是人们认为其道德对象——人的生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无需刻意论证它的价值地位；另一种可能是生命伦理学自1979年就有了不伤害/有利、尊重、公正三项基本原则。三原则有可能被认为既是伦理原则也是价值原则。然而，通过以上案例和概念分析，有三点应该是比较清楚的。
第一，三项原则不是生命伦理学的价值原则而是其伦理原则（尽管“公正”同时也可作为价值原则）。价值原则是价值观以原则形式的表述，其功能是论证道德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是回答道德“为什么”的问题；伦理原则是价值原则的逻辑延伸，其功能是阐明总体的道德要求，是回答道德“是什么”的问题。价值原则与伦理原则各有其功，不能互相取代。一般而言，价值原则是伦理原则的价值论依据，由它导引出伦理原则并决定伦理原则的排序及相互关系。在生命伦理学中，不伤害/有利、尊重、公正三项原则有着共同的道德目标，那就是最大限度地维护人的生命健康利益以及其他合法权益。这一道德目标的价值论基础不是别的，就是“人的尊严”和“生命尊严”所意蕴的价值理念，因此，“人的尊严”和“生命尊严”是生命伦理学的两项价值原则。
第二，生命伦理学的价值原则需要反复宣明并向立法、管理和教育实践渗透。如前所述，生命伦理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除了医疗卫生保健和生命科学技术，还有卫生立法、食品安全、生产安全、交通安全、人口政策、生命教育等牵涉人的生命健康的立法、管理、教育及实践领域。在所有这些领域中，人们实际上经常面临人的生命健康与其他利益之间的权衡和取舍。由于利益关系的多维性和复杂性，所有人在任何情形之下都会坚持人的生命高于一切的主观预期未免太过天真。非法行为自不待言，就是国家的立法行为也有可能走偏。早在2。08年震惊中外的三聚氰胺事件促成了我国食品安全法于次年实施，但这个法律是否有效遏制了食品安全事故的高发态势？事实早已作答。我们可以研读一番此法的“法律责任”部分，对违反本法规定、生产经营非法、有害、有毒食品的责任人的处罚是：“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和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两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这样的处罚力度同发达国家的相关立法和司法实例有天壤之别，我们不禁要问，究竟是中国人与外国人的生命价值不同，还是立法者内心的生命价值观有别。
中图分类号：R-05 文献标识码：A
Analyze the "Four Principles" of Life Ethics
――Take the Human Genome Projects for Example
PENG Na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Business Studies, Guangzhou, Guangdong 510320)
AbstractHuman genome projects research the overall level of existence, the structure of gene and func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enes and in the bottom of the mysteries of life, the human genome projects are faced by the infringement of privacy and genetic discrimination, the genetic test genetic resources and commercial issues, a series of ethical problems are waiting for being solved, we should upholdthese ethic principle: Respect for autonomy, nonmaleficence, beneficence and justice.
Key wordshuman genome projects; life ethics; respect for autonomy; nonmaleficence; beneficence; justice
二十一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①举世瞩目的人类基因组计划（Human Genome Project）开创了生命科学一个崭新的纪元。HGP与曼哈顿“原子弹”计划，“阿波罗”登月计划，并称为自然科学史上的“三计划”，但它对人类自身的影响，将远远超过另两项。HGP是由美国科学家1985年首先提出。由国际合作组织包括有美、英、日、中、德、法等国参加进行了人体基因作图，测定人体23对染色体由3?09核苷酸组成的全部DNA序列，发现所有人类约3-4万个基因并阐明其在染色体上的位置，破译人类全部遗传信息，使得人类第一次从分子全面地认识自我，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和经济翻然繁荣具有重要的影响。
与此同时，人们也不得不担心它的负面影响，产生基因歧视，基因隐私被侵犯，基因资源的争夺战等种种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隐私权被侵犯。公司员工某种可怕疾病的隐患被所在公司的管理层发现，会不会把他解雇？而保险公司、雇主、法官、学校、收容所、法律实施部门等谁应该获得遗传信息？这些信息又会被怎样利用？一旦拥有了这些信息之后，雇主、保险公司和学校等是否会利用这些信息去做只对他们有利的事？
（2）产生基因歧视。孩子在出生前，父母通过鉴定知道他有某种身体上的缺陷或健康的隐患，会不会选择杀婴？基因歧视问题不仅仅与个人、家庭和群体的利益息息相关，甚至会引发一系列问题，如社会问题，婚姻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等相继出现。
（3）遗传检测问题。一个满怀欣喜到医院检查的孕妇面对痛苦的选择，要么生一个残疾儿，要么做人工流产。对于以上情况，基因检测技术的应用可能又会把“遗传与环境谁主沉浮”的争论再次推向高潮，由于HGP已经发现了包括XY染色体在内的许多基因都与人的健康、性格、情绪有关，这似乎为基因决定论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根据，从而导致种族主义的再次泛滥，然而这是与HGP的初衷背道而驰的。
（4）基因资源的商业化问题。有人把基因说成是“绿色黄金”，而把HGP比喻成淘金车，一旦有了专利之争，就会引发基因抢夺战。而人体基因组数目的有限性，发现一个少一个。所以发达国家利用自己的技术优势，抢夺发展中国家遗传信息。而产品商业化问题也会导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所以如何使人类基因能够“共有、共为、共享”，避免基因掠夺，成为摆伦理学家、法学家等面前的又一道伦理难题。
而生命伦理学是一门研究与生命相关的所有伦理学问题的交叉学科。美国是生命伦理学发源地。②它的研究涉及到日常生活：它以生命为中心，研究包括在科学技术应用在医学、生物学所引起的伦理争论，以及怎样解决这些伦理困境。而生命伦理原则是在生命科学领域研究中人们所应遵循的行为准则。它不是一般伦理原则在生命科学领域的延伸，也不是从生命科学本身直接产生出来的，它应是生物科学技术与伦理相互作用的产物。生命伦理学“四原则说”是伦理学界公认的普遍原则。生命伦理学“四原则说”出自于《生物医学伦理学原则》一书，此书为美国著名生命伦理学家比彻姆（Tom Beauchamp）和查尔瑞斯（James Childress）合著。这部著作明确提出和阐释了后来影响极大的“四大原则”，即尊重自主原则、不伤害原则、有利原则和公正原则 。而在HGP 中具体表现为：
（1）尊重自主性原则指的是尊重每个独立个体所做的自愿选择，也就是说“尊重有自主性的人意味着适当的承认这个人的能力和观点，包括承认他/她持有某些看法的权力，承认他做出某些选择、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和信仰从事某些行为的权力”。③
任何“基因身份”都不应该有损于人的尊严的身份证明,只有当时人最有权力决定是否公布，向谁公布，由谁来解读自己的基因图谱。④必须坚持知情同意或知情选择原则是基因研究、基因知识的应用的前提。应用到人类基因组计划上来，就是说，知情同意或选择权主要指在基因研究的过程中，首先参与者必须是自主自愿的，然后让参与者充分了解研究的性质、目的、目标及成果的用途以及潜在的危险，最后才能让其决定是否参与；尊重参与者做出的有关遗传材料或信息储存或用作他用的任何选择；遗传咨询应遵循尊重个人和家庭。
（2）不伤害原则是指一种不伤害他人的义务。不伤害来源于人的自然特性、人的脆弱性的特点。⑤不伤害的基本内容是：个人或集体的行为不应该对其他人或集体造成不必要的伤害。
研究人员不能给受试者或病人带来本来可以避免的伤害。如果造成伤害，实验立即停止。当两者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受试者利益应当优先考虑。
（3）有利原则。有利的表现形式也包括利他、仁爱和人性，具体是指利他的行为。有利原则是指把他人利益作出的行动看作一种道德义务。
人类遗传信息揭开生命的奥秘，也会造成基因歧视。研究人员应该本着仁慈、善良的心从事研究、对待受试者。HGP 以及基因知识的应用不应该给病人、当事人、受试者以及利益相关者造成伤害，应该有利于他们，在利害均存时应权衡利弊得失，对造成的损害给予赔偿。
（4）公正原则，可理解为正义、平等。“正义的概念就是由于它的在分配权力和义务、决定社会利益的适当划分方面所确定的。”⑥
平等不仅指地位的平等，而且指权利的平等。每个人都应享受最基本的权利。例如生存的权利，劳动的权利、安全的需要、受人尊重的权利等等。那么在基因知识的成果运用及利益分配方面都应坚持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国与国之间的平等。发达国家不应以任何名义对第三世界国家搞基因资源掠夺，尊重知情同意权，保护样品提供者的利益，把国际合作与交流的平台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的基础上。要恪守HGP精神，反对任何研究机构把从众多样品提供者身上获取的遗传信息为自己所用。对于人类基因组应该坚持“共有、共为、共享”，反对基因歧视，坚持人人平等。
上面这些生命伦理原则仅仅是对于已经发生的或预测会产生的伦理问题做出的回应，但由于HGP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在后基因组计划实施过程中很可能还会出现难以预料的伦理难题，相信人类凭着自己的理性和智慧能够积极应对和解决它。
注释
①Donis-keller, Hetal. A genetic linkage map of the human genome[J]. Cell,1987.51:319-337.
②徐天民,程之范,李传俊,等.中西医学伦理学比较研究[M].北京: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1998.
③Tom L. Beauchamp and LeRoy Walyers,Contemporary Issues in Bioethics,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1999.
一、历史上的生命伦理问题
作为一种观念和价值，人类对生命伦理的理性思考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在遥远的传统社会中，宗教一直包含在对当代生命伦理意义上的生命生成的追问，人作为一种宗教动物的存在状态本身说明了人的生命生成观对宗教的服膺，科学技术的应用只被局限在医学治病救人的领域内。
这种宗教式的人的观念被基督教继承了下来。基督教有一套更为完备的关于生命伦理的观念。“上帝造人论”和“原罪说”把人置于一种卑微于神的境地。启蒙运动所催生的“人神之争”，第一次确立了人在神面前的主体地位，实证主义的怀疑论也将矛头指向了神性。青霉素、阿司匹林的发现，进化论的提出，对血型的识别，以及近年来器官移植试验的成功，转基因技术的改进和克隆技术的突破，等等，我们就知道人类为什么会不自觉地崇信人的理性创造能力。然而，随着技术理性的滥用，技术理性的弊端日益出现在我们的面前。生命药物的过度使用导致了人类免疫能力的下降，基因图谱的认识为恶意改造人的基因组成创造了可能，无性繁殖的发展使得和生殖脱离了必然的联系，转基因作物的推广在增加了作物产量的同时也为人类的食品安全埋下了隐患。生命科学实验者所面临的首要任务，不是应该如何取得生命科学技术上的进步与创新，而是应该考虑如何在科学进步与生命伦理之间取得平衡，让科学进步充分考虑到生命伦理的重要性。
二、生命科学伦理涉及的几个基本问题
生命伦理学作为一门学科出现源于1971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生物学家和癌症研究者Van Pansselar Potter对“生命伦理”概念的提出：一门把生物学知识和人类价值体系知识结合起来的科学，它在自然学科和人文学科中间建起的一道桥梁，帮助人类生存，维持并促进世界文明。因此认为是一门应用科学，不具有规范性的科学。Rannan Gillon在《应用伦理学百科全书》中这样说：“生命伦理学是研究产生于生物学实践领域（包括医学、护理、兽医在内的其它卫生保健职业）中伦理学问题的学科。”
生命伦理存在的本质根源在于人的社会性。马克思认为人不仅仅具有自然性，同时更具有社会性，人本质上是社会存在物，人类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将技术视为“人类为满足自身的需要，在实践活动中根据实践经验或科学原理所创造或发明的各种手段和方式的总和，它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技术活动；二是技术成果，包括技术理论、技术工艺与技术产品（物质设备）”。但是随着对科学的迷信和盲目崇拜，作为人类解放工具的科学逐渐变成了异化、奴役人类的工具。
近几年来，关于“死亡标准”、“试管婴儿”、“人类库”、“安乐死”、“无性生殖”等问题的讨论不仅在学界如火如荼，而且在民间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概观这些学术讨论和民间争议，生命伦理问题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1.生命生成观。“生命生成观”主要解决的是“人是怎么来的”，也就是“人是什么”、“何谓人的本质”这一问题。近代以来的生物科学已经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生命由低级向高级演化的过程，人类是生命演化的最高阶段。但是人类仍有许多问题未达成一致，甚至在生命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对于“何谓生命的开端”是一问题就众说纷纭。在西方，各种争论也是围绕生命伦理问题展开的。例如，“妇女有没有自主堕胎权”这一问题在西方新社会运动中曾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争议。女权主义者认为，堕胎权是妇女们的一项基本权利；而保守主义者认为，怀孕意味着生命的开始，堕胎是对人类尊严的损害。
2.安全性与责任性。生命伦理观不仅关照生命的生成问题，而且考虑生命的存在、维持过程。因此，生命伦理观不允许任何力量以任何借口来肆意制造生命生存环境的不安全性。生命科学技术的大量运用在本意上就是加强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减低人类在自然力量面前的脆弱性。然而，生命科学技术的大量应用却客观上加剧了“人伤害人”的局面。转基因技术的发明虽然增加了作物的产量，丰富了物种的多样性，增强了物种的气候适应性，但是也诱导了许多疾病的发生。
3.公平公正。人人在享用生命科学技术面前并不是平等的。医疗资源由于高新技术的应用，愈来愈向少部分人和大医院集中，相伴随的是与“人人享有保健”这一理念的矛盾。不同阶层的消费者对生命科技应用的不平等机会造成了日益严重的“公平性危机”。
三、生命伦理建设的基本问题
有学者提出了“伦理治理”（Ethical Govermance）概念来统括这些复杂的生命伦理问题。伦理治理即“以各种方式或机制把政府、科研机构、医院、伦理学家（包括法律专家、社会学家等）、民间团体和公众联系到一起，发挥其各自的作用，相互合作，共同解决面临的生命伦理问题，以及社会和法律问题。这种机制的核心是坚持科学性与民主性的统一。”伦理治理作为一整套机制，是由生命伦理基本观念、组织构成、操作路径和监督方式等一系列问题组成的。
1.生命伦理基本共识。生命伦理的基本共识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也是最基本的层次，就是“为什么要追求生命伦理”的问题。第二个层次是如何保障生命伦理的问题。
2.生命伦理的组织机制――生命伦理委员会。相对于伦理共识而言，生命伦理委员会是一种固定了的、常态化了的、组织化了的生命伦理保障机制，它涉及委员会的组织性质、机构设置、功能分配、代表分配等问题。
3.生命伦理的保障机制――惩治性的还是预防性的？大量耸人听闻的生命伦理事件的发生，促使许多学者呼吁加快针对生命伦理的立法工作，希望通过法律性的惩罚手段来达到制裁违背生命伦理现象的发生。可以说，伦理立法工作的要旨并不仅仅在于提供一种制裁手段，同时也希望通过这种负面的激励手段来促进生命伦理观念在全社会的传播和推广。应该说，这种他律式的制约手段有利于社会伦理良知的存有和发展。为保证生命伦理的长效作用，我们必须努力从哲学思考上改造人的内心思想，这种哲学的转变要达到的目的就是改变现代社会兴起以来商业逻辑和科学逻辑对人类思想方式的统治地位，批判性地接受现代社会，恢复传统着哲学理论中丰富的深邃的对于人之生命的思考。
参考文献：
［1］波特.生命伦理学：通向未来的桥梁.
［2］Chadwick，R.F.Encyclopedia of Applied Ethics.London：Academic Press，1997.
［3］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31.
［4］黄顺基等主编.自然辩证法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5，1：184.
但是，无论这些理由和依据多么充实，目前的生态伦理学依然身处被人不置可否、甚至冷漠视之的尴尬境地。这种局面的形成，与其说是因为生态伦理学不够缜密，不如说是因为生态伦理学作为一门伦理学知识，存在着自身无法避免的内在限度与宿命。生态伦理学同其他伦理学知识形态一样，在强硬的现实利益与软弱的意志条件下，总是难以实现它的抱负和目标。
一、生态伦理学的使命:谋求生态保护的道德理由和依据
要理解“生态伦理学”必须首先理解“伦理学”。伦理学（thics)是指一种思想类型或理论学说，是人们反映、思考伦理生活（ethos)的观念性产物，但不是伦理生活本身。亚里士多德曾清楚地阐述过作为思想的ethics和作为生活的ethos之间的这种区分：伦理生活（ethos)是人们在生活中的风俗习惯及其在个人身上形成的气质和品质，而伦理学（ethics)则是针对这种风俗和品质的一项研究。
但是，包括不少伦理学家在内的许多人却认为，伦理学的使命在于告诉人们应该做什么或不应该做什么，也就是说，伦理学要为伦理生活提供道德要求(moralclaims)。尽管这是伦理学最为人期待的一*项任务，然而，它却是伦理学最不胜任的一项任务。因为，人类的道德状况并没有因为伦理学更加精细而变得更好：伦理学提出的诸多道德要求——应当如何行动、如何生活——并未如其所愿地说服所有人。面对这种尴尬局面，伦理学不得不承认，其所设计的各种原则不过是一种“软约束”，它只对愿意遵守它们的人才有效。与之相比，倒是那些由法学、政治学提出，并通过诉诸社会权威力量予以确定和推进的行为规范更具实效。即便那些行为合乎道德要求的人，也未必是伦理学的自觉思考者和遵守者。很多时候，人们的道德意识和道德冲动来自伦理生活的潜移默化，而不是伦理学的正规传授。在实际生活中，哪些行为得到提倡，哪些行为又被人拒斥，这主要由伦理生活自身的状况和逻辑决定，而不是要等到伦理学家和伦理学出现后才大白于天下。况且，要求伦理学为伦理生活提供具体的道德要求，这会带来（实际上已经带来）一个严重的问题，即，伦理学内部不同思想的相互交锋甚至冲突，使人们在进行伦理决定时无所适从。这不但使伦理学面临学理上的难题，而且严重败坏了伦理学的声誉，人们会因为伦理学并未成功地改善伦理生活，而对这种类型的思想学说产生普遍的质疑。
那么，伦理学是否不必介入实践，而是像20世纪的元伦理学所指出的那样，只负责考虑道德陈述(moralexpressions)在语言上的意义和用法呢？
诚然，对伦理学的表达陈述进行反思，这是十分重要的元层次思考。但令人不满的是，元伦理学的结论却是，伦理学的表达只是“情感的表达”而不是一门可以划归理性范围的学问②。而这种观念，其实同元伦理学的逻辑经验主义背景密切相关。因为在逻辑经验主义看来，哲学的主要任务是区分命题是否有意义，而一个命题是否有意义，就在于它能否被经验证实而被赋予逻辑真值(“真”或“假”）。在这一前提下，诸如“物自体”、“本质’等概念就成了伪概念，应从思维中被清除出去。通过这项工作，逻辑经验主义不仅“打击了一切思辨的形而上学”，而且其范围“还必须扩展到整个规范哲学或价值哲学，扩展到任何作为规范科学的伦理学或美学。因为价值或规范的客观有效性是不能用经验证实的，也不能从经验陈述中推出来”③。可见逻辑经验主义的区分，其目的是为了“清除”伦理学的合法性，其后果是把科学知识中心化，而把道德知识边缘化甚至是把道德知识“去知识化”。
这种极端的看法，已不能算作一种伦理学思想，而只能算作批判者对伦理学的攻击和解构。尽管伦理学为伦理生活提供指南这一使命完成得并不成功，但是，要求伦理学完全与伦理生活脱离干系，那也有失偏颇。既然伦理学一方面不能代替生活本身而直接提供道德要求，另一方面又不应当抛弃生活而把伦理观念斥为情绪表达，那么，伦理学的位置究竟在哪里呢？其使命又是什么？
实际上，如果一个社会接纳和提倡怎样的道德要求，在根本上是由ethos决定而不由ethics决定的话，那么，伦理学作为一项理论研究，其使命当然就不在于越俎代庖地去制定道德要求，而在于对e~thos所提出的各项道德要求进行理性的批判、论证和反思。换言之，面对社会风俗规范中的道德要求，伦理学的使命是要去论证（1)“为什么应该这样”，即，采纳这项道德要求的依据和理由是什么？（2)“何以可能这样”即，采纳这项道德要求的基础和条件在哪里？对一项道德要求来说，如果它经得起深层次的反思和追问，那么，它就可以被继续接纳并得到强化；如果它经不起深层次的反思和追问，那么，伦理学就需提醒人们修改甚至放弃这项要求，考虑如何论证道德要求背后的道德理由（moralrea¬sons)伦理学的任务，就是要把这些理由经过批判而建立在一个合理的基础上从而构成具有说服力的思想立场！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才能意识到，生态伦理学作为一项特定的伦理学研究，其使命也不是要罗列出具体的伦理原则或责任义务框架。因为很明显，这方面的道德要求实际上只有一个（或者说，最终归结为一个），即“化解生态危机，保护生态环境，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这项道德要求早已在生活中为人所熟知。人们不仅通过政府宣传、民间呼吁和个人的切身体会意识到了这一点，而且社会权威力量也正通过政治法律等方式，对具体的行为规范予以落实。因此，如果生态伦理学只是落脚于此，那么，这不过是用伦理学的术语又重复了一遍老百姓所熟知的信息而已。更何况，这种重复性的提倡，也未必能解开生态问题的伦理症结。因为，那些正在破坏生态或者对这种破坏表示冷漠的人们，并非不知道“应当保护生态”这一道德要求——真正的症结在于，用以支撑该道德要求的理由和依据，尚未充分地说服他们丨而这再次表明，生态伦理学的使命，是要为生态保护提供道德上的有力依据，或者说，它主要在于充分论证“应当保护生态”这一要求背后的道德理由，并提出各种思路来说服持不同立场的人们。在完成这一使命的过程中，“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是诸多论证思路中较为完备和成熟的两大类型，因此也被看作两个基本纲领。
二、等差式的伦理关联: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学纲领
无论人类中心主义还是非人类中心主义，都是为了促进环境优化的思想。在保护生态这一实践目标上，两者没有差异。尽管非人类中心主义喜欢把生态破坏的思想根源归咎于人类中心主义，但这里需要有所区分，即要把作为生态伦理纲领之一的人类中心主义和那种破坏生态的人类中心主义区分开来。后者是随着近代科学的发展和生活制度的变化而出现的一种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在理解世界的时候，这种思维方式提高了人的存在地位和主体性价值，而自然物只是被动的存在，两者之间是“断裂的”。因此，在改造世界时，这一思维方式意识不到人与自然物之间存在关联，甚至无法想象自然物还能拥有自身的价值。在这种“断裂式思维”的支配下，人类当然会以自然的征服者和控制者自居；在此语境中，人的自我实现不但不与自然相融贯，反而要通过与自然相剥离才能体现出来。显然，这种人类中心主义不利于生态保护，它自身也没有以生态保护为目标。所以，它根本不能进入生态伦理学的框架内，不能等同于生态伦理的基本纲领之一。
正因如此，生态伦理学中支持或同情人类中心主义的学者认为，应当对人类中心主义进行区分。比如，要将其区分为“强式的”和“弱式的”，或者“粗鄙的”和“开明的”或者“绝对的”和“相对的”等等。在每一组修饰语中，前者代表无视自然、破坏生态的人类中心主义，后者则意味着一种通过承认人的价值而论证生态保护之正当性必要性的思想方案，亦即作为生态伦理纲领的人类中心主义。
在作为生态伦理纲领的人类中心主义看来，保护生态的理由在于，实施生态保护能使人类获得更好的生存环境，有助于人类的生存更持久与健康，有助于人类实现自身的价值和幸福。对这方面的具体观点，本文不再详述。我们更希望相关研究能够注意到这一思路中所蕴涵的如下两个预设：
第一，这种立场其实表明，人类中心主义已在人与自然物之间建立起了一种关联。因为，它已经意识到，人的生存及其完善是同生态环境相关的。作为生态伦理纲领的人类中心主义，不再像“强式的或粗鄙的人类中心主义”那样把人与自然物完全割裂开，而是让生态环境构成了人的完整性（integrity)的某个环节：一方面，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之一；另一方面，一个人若不能生活在良好的生态环境中，便难以充分地实现自我。人类中心主义首先确定人的价值，然后通过强调生态环境对人具有转换作用（能够完善人的价值)而证明生态的价值以及保护生态的必要性。
第二，虽然这种立场承认人与自然之间存在关联，但并未认为这种关联足以使生态环境被提升到道德共同体中。也就是说，人与自然物之间的等差层次依然没有打通。正如平肖（GiffordPinchot)所言:“资源保护运动并不意味着保护或维护大自然。相反，它是为了明智而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源。它的理想仅仅是从长远需要出发来控制自然并为人类提供物质利益。可见，在人类中心主义那里，尽管自然物对人的完善具有重要意义，但它们只是人类伦理生活的预备品和跳板，其自身仍未进入伦理考虑的范围之内，亦非道德共同体中的一员。在人类中心主义的道德共同体中，只存在由人充当的“道德主体”（moralsubject),其他的东西只有在与人发生关联、为人所利用的意义上才被称为“道德客体”(moralobject)，但其自身仍不具备任何“道德属性”(moralqualities)。
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学并未对‘道德主体”、“伦理关系”等范畴给出新的解释，而是继承了以康德主义和功利主义为代表的现代伦理学在这些范畴上的基本界定：即，道德主体只能是具备道德认知能力和行为能力的理性存在物，而伦理关系只能是该类型的主体之间的关系。这样，自然物当然无法被列入道德共同体。所以在人类中心主义纲领中，与其把自然物含糊其辞地说成是‘道德客体”，不如赤裸裸地说，它们只是处于道德共同体之外、但与道德共同体成员发生某种伦理关联的“道德相关物”(moralrelevancy)。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不是全新的伦理学类型，而只是现代伦理学在遭遇生态问题时的一个分支或一种表态。
概言之，人类中心主义承认生态环境与人在伦理上有关联，“等差式的伦理关联”就是人类中心主义者对‘保护生态的理由是什么”的回答，它构成了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的两种基本态度：（1)因为人与自然有伦理关联，所以人需要保护生态；（2)因为这种关联是等差式的，所以保护生态（最终）是为了人而非生态环境自身。
三、-致性的伦理关联: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学纲领
与之相比，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态度更为坚决。这主要体现在，非人类中心主义者不仅承认人与生态环境之间存在关联，而且认为这种关联是连贯式的而非等差式的，亦即人与非人存在物之间的一致性。凭借这种一致性，非人类中心主义将自然物也当作道德主体而纳入道德共同体；而“一致性”标准的选取不同，则使非人类中心主义的道德共同体的边界被拓展到不同的层次。
当“一致性”被界定为“同样拥有感觉能力”时，道德共同体就不仅包括正常人，而且包括所有具备苦乐感受的动物。当“一致性”被界定为“同样拥有生命”时，道德共同体就不仅包括人和具备感受能力的动物，而且包括不具有这些能力但依然作为生命存在的微生物、植物和胎儿、植物人而当“一致性”被界定为“同样拥有内在价值或权利”时，道德共同体就可以包括自然生态系统中的所有成员以及生态系统本身。
非人类中心主义者之所以注重“一致性”，是因为他们把生态破坏的根源归结为人类对“一致性”的严重割裂——正由于人们觉得自己的生活与自然生态的健康状况之间“没啥关系，，’甚至认为相互间是排斥性或对抗性的（即要提升人的生活质量，就必须以征服和充分占有生态资源为前提），所以才会在“向自然进军”时毫不犹豫、毫无顾忌！因此，非人类中心主义认为，生态伦理学的出现就是为了缓解乃至消除这种“断裂式思维”。在完成该任务的进程中，尽管人类中心主义已迈出了重要一步，即在人与自然之间建立了等差式的关联，但它们的努力仍远远不够。因为，在非人类中心主义看来，像人类中心主义那样只把这种关系描述为“等差式的”，这既不够深刻也不够准确，主要原因在于：
其一，“等差式”论证在逻辑上不能自洽。彼得辛格就指出，那些要把人与动物严格区别开来，而只将道德共同体限定在人类范围内的主张，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因为，如果人类与动物之间区别的界线是“理性”，那么，胎儿、婴儿和植物人就会被排除出道德共同体。无论人类中心主义者怎样勾画人与非人存在物之间的等差界线，他们要么“漏掉”一些本应得到道德关怀的人类成员，要么不得不自相矛盾地“准许”某些非人存在物进入道德共同体。之所以会出现这种两难局面，关键倒不在于人类中心主义者没找到正确的“等差区分点”，而在于他们头脑中始终存在‘等差区分”这一思路。对此，辛格明确表示：人类与非人类动物之间并不存在一条泾渭分明的分界线;毋宁说，它们是一个群体连续体正是沿着这个连续体的发展轨迹，我们逐渐发展出了自己的、与其他动物或多或少有些相同的能力：从享受和满足、痛苦和感受的简单能力到更为复杂的能力。”正是由于人类中心主义者未曾察觉或不愿承认人与自然物之间的连贯性和一致性，所以他们不得不面对上述尴尬。
其二，“等差式”论证得不到生态科学的经验支持。围绕生态问题展开的伦理讨论，必须以生态学所掲示的生态规律为基础。而现代生态学告诉人们，生态环境是一个连贯的有机整体所有的部分都与其他部分以及整体相互依赖相互作用。即便近代的机械论自然观，也承认机械的自然是一个受物理规律支配的、具有内在一致性的整体。显然，现代生态学的这些观点及其证据，更有助于支持一种强调一致性和连贯性的生态伦理观。
其三，“等差式”论证不足以体现生态伦理学的进步意义。因为，在“等差式伦理关联”中，自然物处于被动地位，即便它享受到“保护”待遇，也是人类“恩赐”的结果。因此，人类中心主义所蕴涵的“等差式”观念，很容易演变为一种主仆式的“等级制”观念。而这显然与现代社会的基本理念——“平等’——不相适应。难以想象，当我们在人类社会内部大张旗鼓地宣扬“平等”时，竟然要在人与自然之间承认某种“不平等”的观念。
这种不连贯的论证不仅在逻辑上深具悖谬，而且透露出人类中心主义者的思考断裂。因为，如果伦理学在考虑人类事务时，“就是为了把人们关心的焦点从自我中心推开，使之转向人际共同体中的其他人”那么，伦理学考虑生态事务时，又有什么理由中断这种“由己及人”的道德关怀呢？人之为人，不仅在于他跟自然物一道维护自己的生存，更在于他能“既从自己的角度，也能从其他存在物的角度来欣赏这个世界”，能站在地球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即便这是人与自然物之间的“非一致性”，那也是一种特殊的“非一致性”——因为，它建立在承认“一致性”基础上，并以捍卫“一致性’为目标。
概言之，在人与自然生态之间谋求和建构“一致性的伦理关联”这是非人类中心主义为生态保护提供的理由。通过掲示人与自然物的某些一致性因素而建立起连贯关系，非人类中心主义重新界定了“道德主体”把作为道德人（moralagent)的人类和作为道德顾客（moralpatient)的非人类存在物都列入其中，从而拓展了道德共同体的范围。因此，赞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学者，通常不把生态伦理看作现代伦理学在生态领域中的一次特殊应用，而是看作一种全新的伦理学类型。
四、生态伦理学的困境与宿命
作为生态伦理学的两种基本纲领，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在实践目标上并无不同，不过两者为实现该目标而提供的理由和依据则存在差异。从理论的激进性来看，让人们保护生态的理由是出自“生态”本身而非“人”的需要，这更能显示“生态”在整个生态伦理学构思中的优先性和独立性。在此意义上，与人类中心主义的等差式论证相比，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一致性论证也就更加理直气壮。因而它成为现代生态伦理学的主流。
然而，拥有某种道德理由和依据，并不代表人们一定会按照这种理由和依据去行动。因为，在自然观和具体的环境伦理主张之间，并不存在——对应的关系。那些承认自然与人具有某种一致性的人，不一定能够全方位地保护自然；而那些不承认自然与人具有某种一致性的人，也不一定就会大规模地破坏自然。
对于后一种情况很好理解，因为人类中心主义者就是这样。虽然他们在理论建构上似乎不够坚决，但平心而论，他们仍同非人类中心主义者一道，在为谋求保护生态的道德理由而努力。所以，在面对生态危机的当下，一个人无论选择何种生态伦理纲领都值得肯定。相对于解决生态危机这一更重要的实践目标，理论上区分两者的高下并非那么紧迫。因此，生态伦理学面对的关键问题，并不在于“为什么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之间不能相互说服”，而是在于“为什么已经有了这么两种成熟的思想纲领，人们却依然在实践中没有彻底地采纳施行”。而这在更深刻的层面上提醒人们，要注意到生态伦理学作为一门伦理学知识的内在局限。
如前所述，伦理学作为一门学科，主要使命不是直接提出道德要求，而是要为这些要求在理论上提供理由。但是，作为一种考虑实践事务的知识，伦理学又不得不在完成上述理论任务的同时始终顾及实践的目标，即，通过让人们理解（由伦理学所提供的）道德理由而促使他们遵循（由伦理生活所提出的）道德要求。事实上，人们也往往是通过道德要求被履行的实际情况，来判断伦理学有没有为这些要求提供充分的理由。
然而，在伦理学所需完成的主要使命与伦理生活的实际改善之间，并不一定能够“水到渠成”丨因为，伦理学的主要任务是理论性的，而伦理生活的实际改善却是实践性的一即便伦理学提供了合理的理由，即便人们能理解这些理由，也依然不能保证他们履行相应的道德要求；同样地，即便伦理生活中的道德状况不好，也并不意味着人们头脑中就缺少道德知识和依据。所以，当我们抱怨“道德危机”或“伦理困境”时，并不是说人们“没有道德上的理由或依据”，而是说人们“有了道德上的理由或依据却不去付诸实施’。因此，问题的症结就不在于伦理学没有提供(好的）道德理由，而在于无论伦理学多么出色地完成了自身的使命，它所提供的道德理由也依然只是某种理论上的知识，而伦理生活的实践却是具体的行动;要把特定的知识转化为具体行动的指南并最终付诸行动，这中间还有一些关键的环节需要澄清和衔接。
这些‘中间环节”就是推动一个人不仅“认识”(cognize)而且“认同”（recognize)道德理由，从而履行相关的道德要求、采取相应的道德行为的各种条件与因素。在主观方面，主要是“意志”；在客观方面，则主要是“利益”。一个人完全会因为胆怯、犹豫等心理阻碍而无法下定决心按道德理由行事；类似地，另一个人也完全会因为切身利益受到威胁而不能采取更好的道德选择。尽管明白伦理学提供的道德理由很好，但他们同时也会表示自己“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伦理生活的现实境况不允许他们采纳伦理学的建议。面对这种情况，与其说“可惜”，不如说是“无奈”。因为，它实在是超出了伦理学力所能及的范围——伦理学的任务只在于尽可能地提供有理论说服力的道德理由和依据，但它却不能保证这些理由和依据必定达到说服的效果（尽管它非常希望能够达到这种效果）丨必须承认，作为一种“软约束”的精神资源，伦理学只能通过“理性的说服（rationalpersuasion)”来发挥作用.然而，“理性的说服”同“理性”本身一样，总是具有局限和边界。
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伦理学分支的生态伦理学同样具有局限性。并且，这种局限不是来自理论上的瑕疵，而是来自伦理学这一知识类型的自身定位和任务的有限性，来自伦理学在处理实践问题时的柔软性或不充分性。我们完全可以设问：在当代社会中，即便如人类中心主义者那样认识到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或者，即便如非人类中心主义者那样认识到非人类存在物的内在价值，人类就会停止对自然的破坏吗？未必如此丨因为，这里还有一些道德理由之外的现实原因起着阻扰作用。正如我们在《京都议定书》、“巴厘岛路线图”等是是非非中看到的那样，美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的政治精英们绝非不能理解生态伦理学的道德理由，然而，对自身利益的诉求，使他们拒绝采取有利于生态保护的决策。与此同时，我们还发现，在一些欠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人们也喜欢以“民族生存压力”、“国家经济安全”等事关共同体利益的说辞来替自己破坏生态的行动辩解。由于这种诉求具有政治上的合法性，因而，它甚至使那些造成或加深生态破坏的人们变得“理直气壮”起来。在这个意义上，针对生态议题的探讨，必然会突破道德领域而进入更为复杂的政治领域。况且，目前的生态问题已超出私人的生活空间，甚至超出个别族群和国家而成为一个全球“对话”。
一、大学生生命伦理教育的意义
在现行的高校教育中，学校普遍重视科学文化知识的教育，要求学生对课本知识的掌握。这种只注重科学文化知识，而忽视精神层面和心理层面的氛围，导致了人文精神的失落，并由此造成生命伦理观念教育的缺失。由于大学生对生命伦理问题缺乏一定的了解和思考，因此出现了言行的失常，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与心态，甚至出现自杀、伤人、伤物等严重不良行为。
南京危机干预中心对部分高校学生的调查表明：“大学生自杀率近几年呈上升趋势，比全国自杀率高出一倍，这已成为大学生死亡的首位原因。”近年来，我们频繁在媒体上看到大学生自杀的消息，这些大学生们正当青春年华，却因为各种理由，轻易放弃了自己的生命，同时大学生伤害他人生命的现象也时有发生，他们的行为完全是严重扭曲的心理产生的，是对生命的漠视。
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和研究者，我们应该认真思考这些事件发生的深刻原因，并分析原因找到解决的办法。这些伤害自己生命和他人生命的行为，反映出了大学生不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严重歪曲的心理。这些行为产生的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有社会环境的影响，有其家庭环境的影响，也有其自身的原因。但从学校的角度来说，学校缺乏对大学生生命伦理观的教育，是导致大学生轻视生命、漠视伦理规范的主要原因之一，所以当今高校应该重视生命伦理观教育。
针对当今高校大学生所面临的心理问题、思想问题、价值取向问题，利用专业知识综合分析他们的各种问题、原因之所在，找出合理有效的解决途径，引导他们走出心理误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拥有健康的心理素质，努力成为能实现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有用人才，切实有效地开展生命伦理观教育，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二、国内外关于生命伦理教育研究的现状
八十年代初期，生命伦理学的概念被引入中国。1980年，邱仁宗教授在《医学与哲学》创刊号上发表了《死亡概念与安乐死》一文，首开了生命伦理学学术讨论的先河。随后，有关生命伦理学的相关问题逐步引起了各界人士的研究与关注。三十多年来，有关生命伦理的论文、论著、译著不断出现，最具代表性的是邱仁宗教授1987年5月出版的专著《生命伦理学》，它标志着中国生命伦理学的萌芽。
1、国内研究现状
在台湾地区，20 世纪初，生命伦理教育从日本由民间团体引进并推广，少数学校开始增设相关课程，但并未成为主流。直到1997年台湾成立“生命教育推广中心”，生命伦理教育才被重视起来，大批专家学者参与研究与讨论，发论文、编教材、学术讨论等，推动了生命伦理教育的普及与发展，逐步提高了生命伦理教育的影响力。与台湾地区所不同的是，香港地区生命伦理教育的推进与发展，是由社会福利团体、义工组织、宗教协会等民间组织进行推进和发展的。另外，香港政府也特别重视生命伦理教育的推进与培训，各种学习培训、课程设计、实践体验等如火如荼地进行。但总体来说，香港虽然十分重视生命伦理教育，但真正具体、科学的生命伦理教育课程体系还未完全形成，作用发挥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相比较而言，大陆的生命伦理教育起步较晚。教育部提倡素质教育要以人为本，要注重人的全面发展，要尊重人的心理健康，从一定意义上讲，这是我国生命伦理教育的开始。各个学校也开始重视生命伦理教育，以此为主题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如2006 年在北京召开了“第二届中华青少年生命教育论坛”，并权威报告；2005 年上海市正式提出《上海市中小学生命教育指导纲要》，生命伦理教育正式进入中小学课堂；2004 年辽宁启动“生命伦理教育工程”，全省中小学均开设生命伦理教育课程，对中小学生进行全方位的生命伦理教育。但是全面整体看我国的生命伦理教育现状，主要集中在中小学生，大学生的生命伦理教育还不够，理论的研究成果不多，实践教育成果不强。因此，我国大学生生命伦理教育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的提升和升华。
2、国外研究现状
1915年，德国哲学家施韦泽提出了“敬畏生命”的伦理学思想，对“生命”范围的界定突破了生命对动物的限定，扩展到了植物和一切生命，为后来伦理学的发展提供了前提和基础。1937年，美国政府提出要普及学生的死亡教育，使学生领悟到生的真谛，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生命伦理观。20 世纪中期，加州的阿南达学校实施生命教育体验计划，旨在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生命伦理观，提高学生生存质量。1976 年，美国大部分中小学开设了生命伦理教育的相关课程。20世纪90 年代中期，美国的生命伦理教育基本普及，主要内容包括生命挑战教育、情绪管理教育和品格教育等。英国的生命伦理教育起源于1987年，由中心基金会组织，经过十余年的发展，90年代在学校已基本普及，生命伦理教育课程被认定为跨学科重要课程。2002 年，生命伦理教育课程被认定为必修课程，由此得到全面推广。日本的生命伦理教育起源于1989年新修改的《教学大纲》，为了解决日本青少年中存在的自杀、杀人、污染环境等现象，明确提出了生命伦理教育，重点定位于尊重人的精神、敬畏生命的态度、重视生态保护等领域。近年来，日本教育又提倡以“热爱生命，选择坚强”为主题的“余裕教育”，针对青少年的心理状况，通过教育与实践活动帮助他们认识到生命的珍贵和生活的美好，从而坚强地面对挫折，珍爱生命。总之，国外的生命伦理教育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生命伦理教育的对象大多集中在中小学生身上，对大学生的生命伦理研究和教育则相对较弱。
总结国内外关于大学生生命伦理教育的研究现状，通过对中国知网中文期刊全文数据库的检索，关于在高校开展生命伦理观教育的文章较少。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对在高校开展生命伦理观教育的研究仍是一个有待深入的领域。
三、大学生生命伦理观教育的简要述评
从研究现状可以看出，对大学生进行生命伦理教育的效果并不明显。因此，从社会文化、家庭教育以及大学生自身三个层面去探寻大学生中消极生命伦理观产生的深层次原因，探索相应的解决办法，引导大学生用正确的生命伦理观去丰富自身生命意蕴，回归伦理道德本色，实现个人最终价值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纵观现实，年轻大学生中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自杀或者杀人等否定生命的做法，在放纵自己、忽视生命价值和伦理道德要求的同时，迷失于生命的价值和伦理道德的追寻中。因此，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必须从同情、惋惜、关爱生命的角度去深入分析开展大学生生命伦理教育研究的背景和重要意义，对大学生的生命认知、生命态度、生命责任、生命价值取向等方面进行定量分析，真实了解大学生生命伦理观的基本现状，并根据当前高校教育和学生生命伦理需求实际，进一步探索符合大学生生命伦理教育实际的内容、原则和途径，帮助大学生确立正确的生命伦理观。
1、转变教育观念
教育观念决定教育出路，对大学生进行生命伦理教育不能只片面强调知识技能的传授，更应该关注大学生个体性格的发展，尊重其独特性，关注大学生的心理层面和精神层面，并结合大学生遇到的现实生活困境、学习困境，给予正确、积极的引导，帮助他们走出困境，让他们愉悦的生活和学习。要使学生在掌握知识与技能的同时，学会处理生活学习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学会排解各种不良的情绪，学会去领略生命的美好，认识到自身的责任与使命，真正地享受自己的人生并为之努力。
2、深化教育内容
一是应该立足于生命存在的价值的教育，应该使学生意识到人发展的前提是存在，而存在应该是不断的进步，不断向前发展的，任何人想要实现什么样的人生什么样的梦想，都必须要有生命的存在作为前提，所以生命的存在本身就无比重要并具有无比价值。每个人的生命都是独一无二的，因此应该用一种包容和理解的目光去看待每个生命，关注每个生命的价值。二是高校应该对大学生开展生命挫折教育，加强大学生对生命中挫折的认识，引导大学生正确看待生活和学习中遇到的各种挫折，并指导他们如何用积极的心态去面对挫折，从而战胜挫折获得人生的继续前行。要教导学生在挫折面前，人的意志可能比行为更有效，使他们从心理意识上去正确对待挫折，更好地战胜挫折，锻炼自己不断成长。三是大学生的生命伦理教育应培养学生的责任意识，引导大学生树立对自己的生命负责的意识，并同时要树立对他人、对整个社会负责的责任观。应该教育大学生在生活中，没有任何人有理由肆意剥夺另一个人或生物的生命，每个人都应该尊重他人的生命，这是一种最起码的善良，这也是一个人所必备的道德品质。
3、整合社会资源
大学生所接触的环境是由家庭、学校和社会三者共同构成的，因此除了高校通过实施生命伦理教育来改变现状之外，还必须整合一切社会教育资源。大学生目前对生命状态的认识，迫切要求社会广泛地宣传教育，其中最重要的是各种传媒的作用与影响。现在是个全民信息传播的年代，网络、博客、微信、视频等各种传播媒体应坚持正确的传播导向。特别是在发生一些负面事件时，在真实报道的同时也要选取适当的视角，向全社会、向大学生传递积极正确的价值观念，让大学生感受到生命的可贵，感受到生命中的美好，进而热爱自己的生命，并珍惜他人的生命。
【参考文献】
[1] 潘玉芹：当代大学生生命道德教育研究[D].南京林业大学，2007.
除了上述三大事件的大背景外，推动生命伦理学产生和发展的因素还有以下方面：（1）生物医学技术的进步使人们不但能更有效地诊断、治疗和预防疾病，而且有可能操纵基因、或卵子、受精卵、胚胎、以至人脑和人的行为。这种增大了的力量可以被正确使用，也可以被滥用，对此如何进行有效的控制!而且这种力量的影响可能涉及这一代（例如对生殖细胞的基因干预），也可能涉及下一代和未来世代。当这一代人的利益与子孙后代的利益发生冲突时怎么办!目前人们最担心的可能是对基因的操纵和对脑的操纵。这两方面的操纵可能都会导致对人的控制，以及对人的尊严和价值的侵犯。例如是否允许人们通过改变基因来选择自己喜欢的性状，甚至为后代选择自己喜欢的性状？是否允许人们通过在脑内插入芯片来增强记忆和加速处理信息的能力？（2）由于先进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人类干预了人的生老病死的自然安排，甚至有可能用人工安排代替自然安排，这将引起积极和消极的双重后果，导致价值的冲突和对人类命运的担心。比如，现代的生殖技术，一方面可用于避孕，另一方面也可以解决不育问题，那么，已经离异（单亲家庭）、不想结婚（同居者）、同性恋者以及过了生育期的男女是否可以利用辅助生殖技术？一个社会，如果大多数成员都是用辅助生殖技术产生，那会怎样？（3）全世界蔓延的艾滋病向一些传统观念和现存的医疗卫生制度提出了严峻挑战。艾滋病在不少国家已经成为民族灾难，许多原来发病率较低的国家也很快进入快速增长期。全世界感染艾滋病的现在已经达4000万人，而妇女、儿童在艾滋病面前更为脆弱。在预防和治疗艾滋病的层面以及有关防治艾滋病政策层面，都存在着一系列的伦理问题。国家是否有义务向艾滋病提供治疗？个人是否有义务改变自己的不安全行为？非感染者和社会是否有义务援助而不歧视艾滋病患者和感染者？对于许多妨碍艾滋病防治的行动和做法是否应该用立法方式加以制止？（4）医疗费用的大幅攀升导致卫生制度的改革。由于技术含量的提高以及市场化消极面的影响，促使医疗费用在全世界大幅攀升，严重冲击许多国家的公费医疗制度。各国都在改革卫生医疗制度，寻找让公民既负担得起又相对有效的医疗制度。但是这些改革提出了许多伦理问题，例如在改革过程中政府的卫生政策如何能够做到公正、公平？如何不致影响传统的互相信任的医患关系？医疗机构、医务人员与公司怎样协调关系才不致引起严重的利益冲突？发生的医疗纠纷如何能做到不致两败俱伤？(5）丑闻的揭露和民权运动的高涨。在各国的医疗和研究工作中，违反伦理的事件总是存在的。对这些事件的揭露和思考，也推动了生命伦理学的发展。生命伦理学的性质和内容
生命伦理学是应用规范伦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伦理学”又称道德哲学，是对人类行为的社会规范的研究。人类行为规范具有社会性。伦理规范不是由个人制订的，它们体现在种种规定、准则、法典、公约、习俗之中，在我们学习它们以前就已经存在。人们成长的过程是一个社会化过程。我们通过学习社会规则知道了伦理规则。当然，社会规则并不等于伦理规则，比如审慎行事规则就不是伦理规范。仅当涉及到应该做什么样的人或应该做什么样的事，而这种做人做事会影响到他人利益时，我们才进入伦理领域。孔子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伦理规则，因为在他看来这可以避免伤害他人。也可以说，伦理是要我们考虑他人利益的社会期望。伦理是社会的必需，因为人人只考虑自己利益的社会是没有凝聚力的，从而也是无法存在下去的。
普通规范伦理学试图提出一些原则或德性来支配人们做事或做人，并提供理由来证明为什么我们应该采取这些原则或培养这些德性。对理由的关心，说明伦理学是理性的活动，它是实践理性。应用规范伦理学（简称应用伦理学）是应用普通规范伦理学的原则解决特定领域的伦理问题。应用于生命科学技术和医疗保健就是生命伦理学，应用于解决工程师面临的伦理问题就是工程伦理学，应用于解决律师、法官面临的伦理问题就是法律伦理学，应用于新闻界就是新闻伦理学，应用于企业就是企业伦理学。由于以上这些都是专业领域，不是一般的职业，所以又统称“专业伦理学”。普通规范伦理学的原则可以跨专业应用。比如，解决医疗卫生服务分配、种族和性别歧视、奖励惩罚等问题必须援引公正原则；诚实或说真话原则可用于企业伦理中的虚假广告、新闻伦理中的真实报道、医学伦理中的向病人告知病情等。生命伦理学是一门应用规范伦理学。其主要内容有五个层面：（1）理论层面：例如后果论与道义论这两种最基本的伦理学理论在解决生命科学和医疗保健中的伦理问题时的相对优缺点如何，德性论、判例法和关怀论（尤其是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的地位如何，伦理原则与伦理经验各起什么样的作用等等。（2）临床层面：各临床科室的医务人员每天都会面对临床工作提出的伦理问题，尤其是与生死有关的问题，例如，人体器官移植、辅助生殖、避孕流产、产前诊断、遗传咨询、临终关怀等问题。（3）研究层面：从事流行病学调查、临床药理试验、基因普查和分析、干预试验以及其他人体研究的科学家都会面临如何尊重和保护受试者及其亲属和相关群体的问题，同时也有如何适当保护试验动物的问题。（4）政策层面：应该做什么以及应该如何做的问题不仅发生在个人层次，也会发生在结构层次。医疗卫生改革、高技术在生物医学中如何应用和管理都涉及政策、管理、法律问题，但其基础是对有关伦理问题的探讨。（5）文化层面：任何个人、群体和社会都有一定的文化归属，文化也影响哲学和伦理学，当然也会影响生命伦理学。如在某一文化环境中提出的伦理原则或规则是否适用于其他文化，是否存在普遍伦理学或全球生命伦理学，伦理学普遍主义或绝对主义以及伦理学相对主义是否能成立等等。
生命伦理学的专业特点
进入20世纪以后，“技术至善”论占主流。该理论认为，随着医学科技的发展，人类可以消除一切病痛，人的器官可以效仿机器的零件，只要损坏或功能减退就可以随意更换。这一理论也对医生产生了消极影响，他们将更多的时间花费在实验室，以不断更新医疗诊断技术，而聆听病人倾诉的时间急剧减少，只关注病人的躯体忽视其情感。与日俱增的医疗事故迫使人们重新思考生物医学模式带来的负面影响，意识到现代医生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在科技知识和人文素养之间保持合理的张力和平衡。正如诺贝尔奖得主、物理学家普朗克所说：“科学是内在的整体，它被分解为单独的整体不是取决于事物的本质，而是取决于人类认识事物的局限性。实际上存在着从物理学到化学，通过生物学和人类学到社会科学的连续链条，这是任何一处都不能被打断的链条。”
2敬畏生命———医学人文学与生命伦理学的融合
医学人文和生命伦理有其自身的精神谱系，既具有守护传统、呵护心灵的一面；又促使人具有爱智、批评、反思和创新，将理想、人格、命运、信仰等聚合在一起，构建个性十足的精神共同体。但是，它们作为特殊历史境况的产物，与政治气候、经济现状和文化境遇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直接影响人们的态度和决断。面对现代医学科学技术的发展，它们不再是书斋里的谈资，也不是博物馆里的亡灵，而是具有历史气魄、充满责任和担当的人文斗士，将自身化作时代的精神地标，指引着公众的世界图景、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生活情趣。从严格意义上讲，医学人文学迄今为止没有统一和规范的定义，但学者们有一共识，即它不是单纯的一门学科，而是一个学科群。作为多学科和跨学科研究领域，它涉及人文学科，也涉及社会学科；它探讨生命、痛苦、快乐等形而上的领域，也关注健康医疗、卫生保健等形而下的现实。因此，我们回首医学人文学近半个世纪的发展，会发现推动其前进的直接动因无疑是医学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带来的种种社会伦理问题。正是当代医学科学的许多成果需要各种人体实验来检验，才引起人们对人体实验伦理道德的关注，《纽伦堡法典》等伦理学法规的问世就是佐证。正是医学人文学独特的学科属性，促使其成为生命伦理学重要的理论基石。
2.设计思想
以学生已有的生理学和遗传学知识为基础，从医学角度加深对苯丙酮尿症的认识。结合具体案例，引导学生运用伦理学自主、尊重、不伤害和有利的原则寻找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并尽己所能关注和帮助PKU患者。
3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说出苯丙酮尿症(PKU)的概念；
2)能力目标：运用生理学和遗传学知识，解释PKU的病因；
3)情感目标:讨论我国目前在PKU医学研究、特食和药品及政策制定方面的不足，并献计献策。关注PKU的研究进展，关爱PKU患儿，并决心成为一名志愿者。
4.教学的重点与难点
运用伦理学自主、尊重、不伤害和有利的原则进行案例分析，并尽己所能关注和帮助PKU患者。
5.教学用具多媒体课件。
6.教学过程
6.1苯丙酮尿症的概念
步骤1:利用一幅漫画（一位年轻的母亲怀抱小婴儿，在其身后出现了被妖魔化的苯丙酮尿症）引人新课。反问：苯丙酮尿症是否那么可怕？如何科学、正确地认识这种疾病？
教师提问：
1)从苯丙酮尿症的名称上可以判断出患者的症状体现在哪种代谢产物中？
2)患者的尿液中会出现什么物质？
3)回忆初中学习过的知识，这些苯丙酮酸等代谢产物的产生及排出过程可能与组成人体的哪些系统相关联？
利用尿液的形成过程、泌尿系统、循环系统和消化系统的组成4幅图片进行小结。引导学生分析苯丙氨酸(Phe)等的可能来源，并推测Phe在代谢的哪个环节可能出现异常？
步骤2:带领学生复习初中蛋白质消化为小分子氨基酸过程，并根据高中学习过的20种氨基酸，让学生推测PKU可能与哪种氨基酸的代谢异常相关？教师利用图片展示食物中Phe的来源和去向，让学生思考甲状腺激素、肾上腺素和黑色素等的作用分别是什么？以及缺乏后表现哪些症状？甲状腺激素、肾上腺素和黑色素困1食物中苯丙氨酸正常的代谢途径。
步骤3:小结Phe的代谢（包括正常和异常途径），并总结PKU的概念。
6.2苯丙酮尿症的病因和临床表现
步骤1:教师出示一张患者Phe偏高的血检报告单，引导学生说出化验单中出现的异常情况，并分析其原因。
步骤2:讲解Phe代谢的主要场所，以及转化成酪氨酸时所需要的酶——苯丙氨酸羟化酶和辅酶——四氢生物蝶呤(BH4)。让学生思考：为什么代谢过程中会出现酶缺陷？与哪些因素有关？步骤3:从基因和染色体水平，分别从染色体组、常染色体和酶的合成过程几个方面，逐一讲解和分析第12号染色体上苯丙氨酸羟化酶基因指导酶合成的过程。
6.3苯丙酮尿症的遗传方式
步骤1:引导学生从Phe的正常和异常代谢途径均可分析酶的合成过程与基因能否正常表达相关联。教师提问：PKU能否遗传给下一代？其遗传方式如何？让学生利用遗传图谱进行分析。
步骤2:简要介绍减数分裂和受精作用，出示亲本均为Pp的PKU遗传图解，引导学生分析子代的表型和患病概率。
步骤3:介绍PKU的早期筛査方法，若漏筛或未经筛査的患儿会有哪些症状出现？
步骤4:教师提问：鉴于患者的病情，在为他们设计特食时需要考虑哪些因素？我国目前市场上的特食生产、销售和管理状况如何？除了特食外，患者及其家庭还面临哪些问题？
6.4伦理思辨围绕一个上海家庭中的双胞胎女孩患PKU的案例展开讨论：
大宝和小宝是于2009年5月出生的一对可爱双胞胎女孩，她们的到来曾给张女士一家带来无法替代的欢愉和希望。与其他妈妈一样，张女士希望孩子未来能够受到最好的教育。希望能用自己的母语、专业日语和自学的英语这3种语言教授2个宝贝女儿，甚至梦想着孩子长大后报考什么样的大学。
俗话说“三翻六坐，七滚八爬”，可是对于已经9个月的大宝和小宝来说这些简单的动作却成了难以完成的任务。2010年，2个孩子被诊断为3只4缺乏症，这是一种罕见的常染色体隐性遗传代谢病，如果得不到合理的药物控制，随着年龄的增长，患儿会逐渐出现严重的神经系统损害和智障症状。作为一种罕见病，我国并未将其纳入医保范畴，雪上加霜的是保险公司也将PKU患儿拒之门外。这个母亲只能眼睁睁地看着2个孩子慢慢地变傻。而作为世界上唯一的治疗用药是由美国默克雪兰诺公司研制的“科望”，每瓶的价格是8815元。每个月张女士的工资约5000元，而2个孩子仅是药费就多达近2万元。
2011年初，张女士的丈夫在其母遥迫下与张女士办理了离婚手续，小宝被判给了丈夫，但是寄养在岳父岳母家中，每个月支付2500元抚养费。然而，还没有到2012年春节，这个男人便杳无音讯，再也没有出现过。
(注：此案例来源于《中国周刊>记者杨洋在2012年5月10日的长篇报导《药》，并进行缩写。）
通过以上案例，教师引导学生分析我国目前在PKU医学研究、特食（包括种类、品质、数量和管理等方面）和药品及政策制定方面有哪些不足？如何改善？作为一名中学生，如果有机会遇到这对双胞胎的父亲，你会对他说些什么？你能为PKU患儿做些什么？
6.5小结师生通过共同学习，经历了从“走近PKU"到“走进PKU”。“近”和“进”，不是咬文嚼字，是2种境界。靠近却不能走进，是徒然；从逐渐靠近到最终走进，是豁然。通过本课的介绍，从生理学、遗传学、医学和伦理学的角度，不断加深对PKU的认识，希望同学们对PKU患儿的关爱从今天的了解开始，伸出援助之手，奉献爱心，让这些患儿不再孤单。
7.课后反思
自2003年9月起，生命伦理学作为北京师范大学附厲中学高二年级的选修课程至今已开设12年。此课程是《中学生命伦理学课程的开发与实施》课题的重要组成部分，在2009年9月由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r《生命的凝视——生命伦理学青少年读本》。尤其是近5年来，此课题多次获得部级和市级的教育科学成果奖。目前，这门课程在全体教师的共同努力下不断地发展和壮大——选课人数不断增多，专题内容也在不断补充和更新。
（1）尊重自主原则。
尊重自主原则表示的是对个人自由和自主的尊重，其中包涵知情同意原则、隐私权等内容。自主原则强调患者和受试者的主体地位和权力，认为施以他们的任何措施和行为，都应作真实全面的说明，由他们自主作出决定，一旦作出决定，原则上必须尊重。尊重原则指尊重一个有自主能力的个体，对于大多数智力正常的成年人，自由他们自己行使，当然也承认了该个体拥有了基于个人的价值信念而作出自己的选择，作出选择并采取行动的权力。对于缺乏自主能力的人，如儿童、精神病患者等其自受监护人的保护，但监护人也要对患者负责地采取自己的行为选择。只有最大限度的尊重患者权力的时候，这个时候才能够发挥患者的主观能动性，并以积极的精神状态配合各种治疗，取得良好的效果。
（2）不伤害原则。
什么是伤害？在生物医学中，伤害主要指身体上的伤害，包括疼痛和痛苦、残疾和死亡，精神上的伤害以及其他损害，如经济上的损失。不伤害的义务包括有意伤害和伤害的风险。风险是指在治疗或研究时可能发生的伤害，伤害是指在治疗或研究时实际发生的伤害。不伤害原则主要内容是个人的行为不应该对其他人造成不必要的伤害，这种伤害包括物质上的伤害和精神上的伤害。物质上的伤害比如其他患者身体的疼痛、功能的损伤以及其他患者经济利益的损失。因此，医务人员必须注重病人的健康、关切病人病情变化，提供必要的医疗服务，努力防止和避免各种因为不必要所带来的风险，在无法避免的情况下，采取“两权相重取其轻”的原则。同时也要防止患者给其他人所带来的任何伤害，在医疗资源共享的基础上，最大程度降低患者自身以及对他人造成的伤害。
（3）有利原则。
有利原则比伤害原则适用的范围更广泛，不仅要求预防和避免伤害，而且要求医务人员应采取积极的行为帮助患者增进自身的合法利益。有利原则是为了他人的利益而采取行动的道德义务，是一种帮助他人以促进他人利益的义务。有利原则分为积极有利原则和效用原则。积极有利原则要求对患者确实有利，包括阻止、去除以及增进人类福祉。生命伦理学不仅要求从病人的生命角度确定自己的道德观念，而且要考虑生命的价值和社会意义。也就是要求把患者的生命价值与社会价值结合起来，既要利于患者自身的利益，同时也不对其他人的利益造成伤害。
（4）公正原则。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在各种德性中人们认为公正是最重要的”。生命伦理学中的公正原则主要是指医疗保健资源的公正分配，要求每一位患者都得到他应该得到的医疗资源，不能因为医疗以外的其他因素，如性别、民族、职业、地位、信仰、党派、肤色、血缘和国籍等条件而有所不同，在做到资源的合理分配和使用。但是由于医疗资源的有限性，不可能满足每个患者的需要，这时候在利用医疗资源方面就可能会发生冲突，如果一个患者使用资源越多，必然影响到其他患者的治疗效果。因此，在生命伦理学研究的过程当中，广泛的涉及到医疗资源如何分配的问题。分配医疗资源应遵循公正的原则，使每一个患者都得到他应该得到的医疗资源。具体就是要求医疗资源的分配具有公益性、公平性和有效性。
2生命伦理学的基本原则对“三生教育”的启示
以生命教育、生存教育和生活教育为内容的三生教育，其核心价值是生命价值。这在一定程度上与生命伦理学基本原则有着一致性。人的生命不仅是创造一切社会价值的前提，也是人类进步的前提。生命伦理学的基本原则不仅是“三生教育”的基本价值导向，同时也是深入实施“三生教育”提供了参考标准。
（1）尊重自主原则与“三生教育”。
尊重自主原则体现在“三生教育”中，就是教育者使受教育者认识到人与人之间要彼此尊重生命的自主性，不妨碍他人的生命健康和生命权利。人无论就肉体生命的求生意志还是心灵上的情感依恋、理智领悟而言，都深深地执着于生命、执着于生活。每个人都有追求自己生命的权利，轻生是对自己不负责任的表现。“三生教育”是以人为本的教育，它不仅强调单个人的发展，更强调个体生命和人类生命，种生命和类生命的整体发展。理解生命的本质，把握生活的规律，挖掘生存的本领。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既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也要尊重他人的生命，不妨碍他人的生命健康和生命权力，不干涉他人生存与发展的空间。
（2）不伤害原则与“三生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