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市拥有9家部级、46家省级和76家市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2013年上半年，其固定资产总额95．5亿元，主营业收入248．19亿元，出口额达16．12亿美元。从行业划分来看，龙头企业中种植业11家，养殖业5家，蔬菜加工43家，水果加工6家，花生加工26家，肉食品加工11家，面粉加工10家，水产加工13家，其他行业6家，企业行业覆盖农产品加工的各个领域。青岛市农业企业具有数量多、行业广、层次多和外贸强等特点。
(二)青岛市农业科技人才概况
青岛市一线农业科技人才资源丰富(附表)，从人数上看农业企业科技人才数为142人，仅占总人数1696人的8．37%，拥有博士学位的企业有17名，占2．02%，硕士有6人，占1．79%，具有高级职称10人，占1．26%，可见无论从人数、学位、职称哪个角度来看，农业企业的科研型人才的比例都很低，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农业高校和科研院所所占的比例分别是87．14%、98．21%、97．26%和94．46%，在人才的数量与比例上占绝大多数。在调研42家的龙头企业中，认为企业科技创新十分重要的比例达百分之百，在制约企业科技创新的主要因素中，选择人才缺乏的有37家，占调查企业的88．10%，可见科技人才的缺乏已经成为制约农业企业科技创新的瓶颈。
(三)人才共享的意义
发达国家约80%的科研工作在企业中完成，我国由于创新体系尚未健全，农业科研还是以科研机构为主体，科技人才也集中于此，但科技成果的转化必须通过企业来完成。农业企业与科研机构的人才共享，是一种双赢的活动。一是可以提高科技人才的效率。实现人才的流动，特别是向企业流动，可拓宽农业企业选才用才的视野，弥补高端创新人才资源的不足，提高人才的使用效率，实现"人尽其才、人尽其用"的理想模式;二是实现智力资源的共享。共享人才的同时对其所拥有的知识、技术、观念等智力资源也实现了共享，可大幅提升企业原有人才素质的提高;三是，建立企业与研究机构的信息桥梁。农业科技人才到企业，可在企业与原单位间建立信息交流桥梁，使企业能及时了解最新的科研信息，又能使原单位了解企业的创新需求;四是降低研发风险。科技创新特别是农业企业的科技创新是高投入，高风险的活动，需要多层次多领域的人才进行保驾护航，实现人才共享可提高科技创新的成功率;五是提高科技人才的素质。在企业中开展科技创新活动，科技人才可进一步检验在原单位取得的理论成果，将大幅提高人才的实践能力，进而提升其综合能力。
(四)农业科技人才共享的现状
在走访调研中，几乎所有的龙头企业都有与科研机构合作的工作，但大多数流于形式，对企业科技创新产生的实际影响很小，其中人才共享的主要问题有:政府唱独角戏。农业企业人才共享工作缺乏企业、科研机构和市场的有效参与，政府根据相关政策唱独角戏，各方对政府的倡导做形式上的回应，付诸行动的少之又少，导致人才共享内容上虚多实少，形式胜于实效，人才共享效果不佳;农业科研成果与企业需求脱节。农业科研机构的众多科技人才每年都会形成很多的科研成果，但由于与企业实际生产需求不符，成果转化渠道不畅，导致科研成果转化率低，农业科研与农业企业生产需求脱节严重;缺乏有效的共享模式。农业企业行业众多、规模不一，对科技人才的需求也是千差万别，政府在倡导人才共享时，往往忽视了针对性、可行性和操作性，人才共享的模式需进一步改进。
二、农业科技人才共享中的问题
从调研中发现，青岛市农业企业与科研院所科技人才共享主要面临四大障碍:
(一)用人观念障碍
人的行为都受观念的支配，农业科技人才共享的观念障碍普遍存在于个人、原单位和企业中。多年来农业科研机构的科技人才，或深或浅都有“铁饭碗”的思想，通过课题、论文等“硬件”来提升职称、改善收入，到企业去挂职，需投入较大的精力，而结果却不明朗，还有人担心自己的知识产权会被侵占，致使在人才共享过程中，科技人才的主动性不强，甚至有抵触情绪;有些科研机构门户观念浓厚，担心核心技术的泄露和关键人才的流失，在人才共享的过程中口号叫的响，实际运作的主动性不高;用人企业由于担心核心技术泄密，想用人却又有防备心理，不想让共享人才担当企业科技创新的主力，只让他们担当技术顾问的角色，这反过来会挫伤人才的积极性。
(二)利益分配障碍
人才共享的主要产出就是创新成果，但创新成果的分配往往会造成矛盾。一是成果的归属，研究机构提供了科技人才，企业提供了研发资金和创新条件，双方在创新成果的归属上一旦发生纠纷就会极大地阻碍人才共享的后续发展;二是创新成果的价值。从现行体制看，科研机构追求的是成果的数量和署名权，而企业注重创新成果所带来的市场利润，如果通过共享产出的成果无法转换成市场利润，企业参与人才共享的积极性会迅速降低。
(三)技术保密障碍
很多企业通过多年的生产经营，都有一定的核心技术与成果，这些技术和成果是企业保持竞争力、稳定市场的重要资源，甚至决定着企业的存亡。在人才共享过程中，调研的企业有近半数担心其核心技术的泄密风险。科技人才在企业挂职的过程中，基于其自身的科学素养有可能发现企业的核心技术，由于缺乏必要的法律法规保护，企业的核心技术部分或全部有可能通过科技人才的流动和科研论文外泄，进而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
(四)信息交流障碍
信息交流是科技人才共享的基础之一，农业科技人才信息网建设滞后，缺乏对人才信息的整合与分类，阻碍了企业与科研机构人才信息交流，使人才信息缺乏统一性、连续性、长期性和权威性。使企业无法及时获取可靠的人才信息，还会出现信息滞后、信息失真和信息错误等现象。在调研企业中，约有80%的企业认为人才信息获取的途径不畅。
三、实现农业科技人才共享的建议
(一)加强政策、规定的引导和法律保障
政策引导和法律保障是农业企业人才共享的前提，政府应出台相应的政策、法规加强对人才共享的鼓励和引导并给予法律保障，科研机构也应通过相应的规章鼓励人才到企业挂职，并根据挂职的实效予以考核。青岛市2011年通过的《青岛市科技创新促进条例》第三十八条提出“支持科研机构和高等学校选派科学技术人员到基层、企业和农村开展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活动……作为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岗位聘任的重要参考”，青岛农业大学等科研机构也把到企业挂职锻炼作为职称晋升的重要条件。但相关的政策和制度缺乏实施细则和可行的评价方法，人才待遇、用人模式、利益分配和知识产权等问题还缺乏完善的法律保障，人才共享的实际效果因此也大打折扣。
(二)淡化“楚河汉界”的人才观念
人才是社会共同的宝贵财富，由于多年的体制原因，政府、科研机构、企业的门户观念浓厚，要实现农业科技人才共享首先要破除这种“楚河汉界”的人才观念。一是政府部门应积极引导各方破除门户障碍，为人才共享提供政策、法律、信息、服务等保障，促进人才的流动共享;二是农业科研机构应鼓励科技人才到企业挂职锻炼，在为企业创造效益的同时，推进农业科研成果的转化，切实利用科技推动农业企业的发展;三是科技人才自身要打破铁饭碗的思想，积极参与企业的人才共享活动，实现理论联系实际，全面提升自身的素质，把自己的科研成果转化成现实的生产力;四是农业企业应积极创造条件吸引科技人才到企业挂职，为其提供配套的工作条件，使科技人才在企业科技创新中发挥重要作用，并根据其贡献给予奖励。
(三)农业企业科技人才共享模式
张小明(2002)将人才共享的模式分为，人才租赁、委托共享、借用共享、跨行共享、购买共享、项目式共享、候鸟式共享等模式。农业企业行业众多，涉及种植、养殖、饲料、果蔬加工、肉食加工、奶制品加工、花生加工和农产品物流等多个行业。由于规模、行业不同，企业对科技人才的需求也大不相同，根据国内外的人才共享经验，农业企业与科研机构科技人才共享的适宜模式有三种:咨询式共享。是层次较低的人才共享模式，是指企业聘任科技人才担任培训、指导的顾问，为企业提供业务培训、学术讲座和技术指导等工作，特别是排解生产中的技术难题;项目式共享。是以科研项目为纽带，将各方科技人才组成研发团队，共同开展科研工作，包括基础性研究、技术攻关、新产品研发等，要求企业与科研机构前期有较好的信息交流与合作，企业也必须具备一定的科研实力;联盟式共享。是人才共享的高级模式，是在企业与科研机构建立科技创新联盟的基础上的人才共享，以实现农业产业长期持续发展为目的，是在人才培养、新产品开发、科研项目研发、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长期、稳定合作过程中的人才共享。科技人才在创新联盟的长期合作中，实现思想、知识和技术的交流，进一步提高了科技创新的效率。
(四)构建农业科技人才信息交流平台
农业科技人才共享首先要实现人才信息共享，建立交流平台有助于企业、政府、科研机构间的人才信息交流，使企业能够聘用到急需的科技人才，科研机构也可通过信息交流了解企业的人才缺口，引导适合的人才到企业挂职锻炼，提高人才共享的效率，有助于人才才能的发挥。农业科技人才信息交流平台可由政府或各涉农协会为管理机构，统一组织企业、科研机构的人事部门按统一标准建设“农业科技人才数据库”，依托于互联网络，构建人才信息的获取、整理、存储和机制，实现人才信息网络的专业化、行业化、系统化，并对单位免费开放，实现人才信息共享。青岛市已经建立的“青岛市科技创新科综合服务平台”(www．sipc．cc)包含了科技计划、科技成果、高新企业、技术合同、仪器共享、科技文献和科技融资等多个平台，如将人才信息交流平台纳入，将大大促进人才共享的效率和效果。
2青岛市基层农业科技推广存在问题分析
为更好地了解青岛市基层农业科技推广状况，发掘存在问题，为进一步改革完善青岛市农业科技推广提供决策建议，课题组于2012年11月至2013年6月，对来自胶南、胶州、平度、莱西、即墨五市来我校参加青岛市基层农技人员培训班的150名基层农技推广员及其对口服务村的400名农民进行了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最终回收有效问卷134份和352份，有效率为89%和88%，较为全面和深入地把握了青岛市基层农业科技推广的状况和存在问题。
2．1基层农业科技推广管理体制不完善，机构设置不科学
目前，除了个别区市外，青岛市绝大部分乡镇农业服务中心直接受乡镇党委、政府和区市农、林、水务业务部门的双头领导，乡镇党委、政府负责农业服务中心人、财、物的管理，以及推广人员的职称评聘、薪酬福利，区市业务部门只负责相关业务的分派与指导，这种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必然导致政出多门，多头领导，政府管理和业务职能混淆，不可避免出现推广员任务的重叠性和多样性及工作效率低下的结果。另一方面，乡镇农业服务中心管理体制不顺，农业服务中心是隶属于乡镇党委、政府的事业单位，必然决定乡镇党委、政府对其拥有直接管理权，由于乡镇工作繁杂多样，常把农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当作行政干部使用，哪里需要就派到哪里，其本职工作———农、林、水利、畜牧业生产技术推广和指导、动植物防疫和检疫、水土保持监测等职能被削弱，推广服务功能弱化。调查发现，51．4%的农业科技推广员的工作是从事本职农业技术推广，余下的48．6%的人则在完成乡镇政府指派的非推广任务，或是满足农民其他需要。座谈会上，推广员也反应工作内容繁杂，有时需要身兼数职，从事一些非专业性工作，比如农业保险、防火防汛宣传、落实惠农政策、计划生育政策落实、等等。
2．2推广经费财政拨款不足，缺乏履行公益性职能的经济保障
农业科技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属于公共物品的范畴，政府理应为农业科技推广经费投入的主体。当前，青岛市农业科技推广经费投入不足，用于农业科技研发、推广应用的三项经费偏低，被挤占或挪用的情况较为明显，农业服务中心大多数编制内财政经费不能落实到位，人员经费不足，导致推广项目缺乏资金，基础设施和装备落后，工作环境条件差，推广手段方式落后，农业科技推广缺乏履行社会公益性职能的经济保证。调查中，有40．5%的农业技术人员工资在3000元以下，福利待遇情况不容乐观，下乡经费、办公条件、技术装备不足，严重影响了工作的积极性和推广工作的顺利开展。
2．3推广人员考核激励机制不活，制约了农业科技推广的有效运行
目前对农业服务中心推广员尚缺乏有效的考核和激励机制，责、权、利没有很好地结合。一是推广员进入推广系统缺乏相应考核。由于推广机构编制少，为了维持推广工作的正常运转，存在政策性安置人员以及临时招聘人员充抵农业科技推广人员的现象。访谈中了解到，莱西、胶南此现象比较明显，农业服务中心正式编制人员少，莱西五人，胶南九人，余下全部是“杂牌军”。这种临时拼揍的人员由于缺乏相应的知识经验，难以担当农技推广的重任。二是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目前农业服务中心农技人员的职称晋升、薪酬发放更多依靠的是资历和年龄，能够有效激发工作积极性的激励机制尚未建立，作为有效激励方式的教育培训，目前还难以较为普遍的应用。调查显示，仅有24．3%人员能得到每年培训的机会，51．4%的农业技术人员2～3年才有机会接受培训，甚至有20%以上的人员几乎没有接受过技术培训，由此也导致了农业科技推广人员专业技术水平低、知识结构老化的问题。青岛基层农业技术人员中43．8%是本科以下学历，其中13．5%的人员只有高中学历，获得高级职称的技术人员只有5．4%。座谈会上了解到青岛市农技人员年龄40岁以上居多，县级单位以本科生为主，乡镇农技站工作人员的学历以专科和高中为主，年龄偏大。
2．4农业科技推广方式落后，限制了技术的传播
当前青岛市基层农业技术推广方式比较单一，73．2%推广员主要还是采用现场讲解示范、发放宣传资料等传统的推广方式，使用现代传播方式如网络、电视的仅占14%。从接受者看，农民获取农业科技的渠道较为混乱，有70%以上的农民选择向亲友、邻居学习，以网络、电视、报纸、短信等媒体作为获取农业科技信息的主要渠道，而选择政府科技下乡和村干部宣传指导的只有20%［2］。从科技信息传播与接受对照看，显然存在农业科技服务供给与农民需求脱节错位现象，究其原因，调查的农民认为，一是推广内容与自己所需不匹配，理论与实际结合不起来;二是遇到问题无法及时与推广员沟通，后续跟进指导几乎没有。
2．5基层农业科技推广服务质量较差，农民满意度不高
农业科技推广必须注重市场和农民实际需求，才能激发农民在农业生产中采用新产品、使用新技术，才能发挥科技的现实效力。当前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不能满足农民的科技需求，使得农民接受新技术、新产品受阻。调查显示，在推广技术是否满足农民需要这一问题上，只有40%的推广员认为农民十分需要政府推广的新技术。在“农民的农业科技需求”的调查中，排在前三位的是“农药、良种选用技术”、“病虫害防治技术”、“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而推广员推广的技术则是“病虫害防治技术”、“田间栽培管理技术”、“农药、良种选用技术”［2］。由于农业服务中心推广服务未能与农民需求完全对接，导致农民对农业科技推广评价较低，满意和很满意占22%，不满意和很不满意的人数则占到49%。农民对推广服务评价偏低的主要原因一是推广员数量少，平均三个村才有一名推广员;二是农业科技服务次数少;三是提供的技术理论性太强，难以与农业生产结合［2］。
3推进青岛市基层农业科技推广的对策与建议
青岛市作为现代化都市，现代农业建设发展走在全国前列，从粮食作物的增收到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农业科技发挥的作用相当明显。近几年，青岛市委市政府充分意识到科技是加快现代农业发展的决定力量，于2012年围绕科技创新、推广服务等关键环节，开展了农业科技促进年活动;2013年以科技作牵引，实施现代农业“十大工程”项目。在青岛市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重点发展现代特色农业、大力推进都市型现代农业建设的背景下，基层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的体制已经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短板，成为传统农业向以科技引领现代农业转型的桎梏，亟需通过改革和创新等方式加以解决。
3．1理顺农业科技推广的管理体制，强化区市主管部门管理
青岛市20世纪90年代末形成的基层农业科技推广机构的双头管理体制导致农业服务中心主动性和灵活性受到极大限制、推广服务功能弱化的状况。必须以理顺管理体制作为改革的抓手，强调区市农业主管部门的管理，解决人事分离的问题。为此，可以考虑将乡镇农业服务中心的人、财、物的管理职能收归区市农业主管部门管理，建立“三权归县”的管理体制，可以实现管人与管事的统一，保证农业服务中心从事本职工作，也有利于区市农业管理部门统一协调区市范围内的工作安排，发挥县乡农业服务机构的整体作用。另外，结合青岛市镇行政区划调整、农业产业布局以及现有乡镇农业服务中心的状况，可以考虑撤销现有农业服务中心，成立跨乡镇建立的农业技术推广区域站，全面负责乡镇农业科技推广、农业疫病防控、农业经营管理和农产品质量监管事务，充分发挥区域站整合资源、统筹规划的职能。
3．2加大对农业科技推广的投入，建立多元投入机制
政府是农业科技推广经费投入的主体，要确保每年投放到农业科技的三项经费明显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幅，加大对基层农业科技推广机构改革和推广项目经费的支持，保障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公益性职能的发挥;其次，在土地流转背景下，依据农业经营主体的变化，要逐步满足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种植大户的农业科技需求，逐步增加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动植物疫病防治、集中统一育苗育秧等推广项目上的经费投入，针对青岛市特色优势农业产业，对涉及到的重要新品种、重大新技术设立专项资金，保证农业科技示范推广的顺利开展;第三，在明确政府作为农业科技推广投入主导地位的基础上，推进推广投入主体的多元化，充分调动社会各方力量，鼓励涉农企业、农民合作社、农业协会等加入农业科技推广，吸引其对农业科技研发和推广的投入，拓宽农业科技推广经费来源渠道，尤其要注意对开展农技推广服务的各类经营性组织或个人在税收、信贷方面给予优惠。
3．3充分发挥农业高校、科研院所在农业科技推广中的作用
以政府主导的农业科技推广体系是青岛市农业科技推广的主体，为了弥补政府农业科技推广体系本身存在的有效供给不足、服务方式滞后，推广效率低下等问题，需要建立政府与农业高校、科研院所有效结合、充分合作的农技推广长效机制。青岛市现有农业院所10余家，拥有丰富的技术、信息和人才资源，可以为农业科技推广提供一定的技术、成果、知识方面的支持和帮助。为此，围绕青岛市农业主导产业，农业院所与政府合作建立农业试验示范站，开展新品种培育、新技术示范推广;充分发挥各级各类科技特派员的价值与作用，开展各种技术下乡、科技咨询、农民教育培训服务;利用农业院所教学、科研和生产实践相结合的优势，开展应用型农业科技研究与推广，使农业科技研发推广的取向与农民实际需求有机结合。
3．4拓宽农业科技推广渠道，丰富推广形式
青岛市传统农业科技推广方式主要以田间地头示范讲解和发放宣传资料为主，手段陈旧落后，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技术的有效传播。丰富基层农业科技推广的形式，除了继续加强推广员的下乡下地直接指导外，还需要充分利用现代媒体技术，如现代通讯和网络信息技术，建立农业技术信息平台，通过视频交互、远程控制等现代化手段，实时对农民农业生产进行指导;通过广泛开展诸如专题技术讲座、农民田间学校等多形式、多渠道和多层次的农业科技知识培训，逐步把农民培养成具有较高科技文化素质，掌握并能应用现代农业科技的新型农民;另外，强化农民合作社、农业各类协会、专业大户及科技核心户“人际传播”的科技示范辐射作用，建立科技示范户辐射带动的示范推广模式。
安排在第七学期末开始的毕业设计（论文）是环境工程专业实现培养目标的一个重要的实践教学环节，是对学生所学理论和技能的综合运用和检验，也是保证本科教学质量的最后一道防线。毕业设计（论文）辅导环节对学生的要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巩固与扩展所学的基本理论和专业知识，培养提高学生综合应用所学知识、独立分析、解决本学科领域的实际问题和初步进行科学研究的能力；2.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设计和研究观念，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工作传统；3.使学生在方案设计、材料调查与搜集、工程绘图、理论计算、实验研究、数据处理、外文阅读、使用计算机、查阅文献、经济分析、工具书的使用、文字表达等基本技能方面得到进一步的训练和提高。鉴于毕业设计阶段对于本科生培养的特殊重要性，本文就农业院校环境工程专业本科毕业设计设置安排存在的问题和解决的途径提出一些个人的看法，希望能为我校环境工程新专业的建设提供一些可供参考本文由收集整理的建议。
和理工科类院校不同，农业院校的环境类专业一般都源于土壤学、生物化学、生态学等学科，其本科课程设置主要是帮助学生形成以土壤、农业化学和农业生态资源等专业的知识体系。因此，农业院校环境工程专业在毕业论文（设计）任务书的安排上，也应与一般的工科院校有所不同。从目前来看，农业院校环境工程专业的毕业论文（设计）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本科毕业论文（设计）任务书的设置比较单一，重实验轻设计。很多农业院校的环境专业本科生毕业只有毕业论文可做，而无毕业设计的内容供学生选择。由于农业院校环境工程专业一般建设较晚，在师资、课程体系、实践环节方面和工科院校相比都有一定差距。在工程设计及应用的教学、科研方面，农业院校环境类专业的基础显得更加薄弱。因此，目前很多农业院校的环境工程专业的师资力量尚难以开展对学生进行毕业工程设计的指导；同时，由于学生们受专业课程设置所限，他们的工程思维和设计能力与工科学生相比都有较大差距，因此很多学生也不愿意选择他们感觉更为吃力的毕业设计工作。然而，目前环境工程本科生就业的去向主要还是与环保工程设计、施工、运行等相关的公司和企业，而诸如环境管理部门、环境监测站等事业单位现在大多都呈人才饱和状态，可接受的本科毕业生非常有限。由于农业院校环境工程专业毕业生在工程设计能力方面的弱势，在就业时与工科院校同类专业的毕业生竞争时就处于明显的劣势。因此，有必要通过毕业设计来加强农业院校环境工程专业学生的工程思维和设计能力，使他们能够具有环境工程专业毕业生所需要的基本工程设计基础和能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扭转我校该专业毕业生就业时面临的不利局面。
2.本科毕业论文（设计）任务书的设置未能充分突出农业院校的特色，尚未充分体现农业院校学生现有知识体系的优势。与工科院校相比，农业院校的环境工程专业在专业的历史沿革、学科组成和行业特性上都有自身的特殊性。因此，为了提高农业院校环境工程专业人才的竞争力，需要在毕业论文（设计）这一人才培养的关键环节上充分体现农业院校的特色与优势。农业院校的环境工程人才培养模式不能照搬工科大学的方法，而应走有生态特色的办学之路，培养出可投身于农村环境污染防护的人才。农业院校一般都具有生物、生态学科的优势地位，毕业生相对于工科院校的学生具有更扎实的生态学知识。此外，当前环境工程毕业生就业的一个重要方向是环境影响评价咨询工作，生态环境影响评价又在其中占据主要地位。因此，可以考虑让一部分学生在完成毕业论文（设计）时从事生态环境评价的工作。这样一来可以发挥农业院校学生生态学基础扎实、生态知识结构较全面的优势，提高毕业论文（设计）的质量，二来可以提高学生的社会竞争力并适应市场需要，为从事生态环境评价特别是农村地区环境评价的单位输送可用人才。
3.毕业论文（设计）立题与实际联系还不够紧密，约束性题目难以调动学生的创新热情。由于教师设计的毕业论文（设计）题目未能全部追逐科技前沿或来自于实际的工程项目，部分题目陈旧甚至经年不变，摆在学生面前的是一些旧知识旧问题，使得设计成果没有实用价值和科学意义。这在一方面打击了某些学生在完成毕业论文（设计）的热情和积极性，也使得某些本来就对毕业设计（论文）重要性认识不足的同学更加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对工作应付了事。
为提高农业院校环境工程专业本科生的毕业论文（设计）的完成质量，进一步加强农业环境类专业学生的市场竞争力，在毕业论文（设计）的设置和指导上可以考虑以下的一些改进措施：
1.加入一些和农村环境保护治理相关的设计类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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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目前工科院校的环境工程大多是在给水排水专业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因此，工科院校的环境工程专业在毕业设计的内容上受给水排水专业的影响较大。在水污染控制方面主要为排水管网和城市污水处理厂的设计。农业院校如果照搬工科院校的设计内容，由于专业基础所限，无法与之进行有力的竞争。因此，应在设计内容上着眼于和农村地区和农业环境相关的工程。如目前农村受污染地下水的治理和农村污水的处理都是国家十二五规划的重要内容，相关的工程也建设了不少。可以设定一些如农村小型给水站或分散性生活污水处理站的课题。在处理工艺选择上，由于农村地区的特殊条件，一般应选择操作较简单且成本较低的常规处理工艺，这样更符合农村地区的实际需要。比如用吸附工艺处理污染地下水，或用人工湿地处理畜禽类废水，都是可行的设计题目。学生经过这些设计工作的锻炼，将有助于他们在毕业后从事农村环保治理的相关工作，不仅提高学生的就业率，也可为农村环境的治理培养可用人才。为达到这一培养目标，学校在青年教师的引进和培养上也要考虑有工程背景的环境工程专业人才，同时可以通过帮助青年教师去设计类单位进行工程实践等措施，提高他们的工程素养和设计能力，从而达到辅导学生的要求。
2.在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工作中体现资源与环境的紧密结合，设置适量的生态环境影响评价的题目。工科院校的环境专业一般更侧重于各种污染治理技术工艺的开发与研究，对环境与资源的重视不足。农业院校则注重于从宏观侧面上分析环境与资源的关系，将自身对土壤学、气象学和生态学等学科的研究优势体现在资源和环境管理方面。为进一步体现农业环境院校学生在这方面的特点，有必要在毕业设计时通过设置合适的环境影响评价的课题来提高学生的相关能力。另一方面，环境影响评价咨询工作在当前对环境工程本科毕业生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就业方向，其中主要的一个部分就是生态环境影响评价。和做工作设计不同，由于农业院校学生在生态学方面有较扎实的基础，因此和工科院校学生相比并不逊色，甚至某些方面他们做的比工科院校的学生要更加深入，相关的知识结构也更加全面。为本科生毕业设计设置适当的环境影响评价课题，不仅发挥了农业院校学生在生态环境评价方面的一些优势，也可为学生的就业提供有效的帮助。当然，这同样也对学校的师资力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在课程设置上需要加入环境影响评价的课程，对青年教师的引进和培养，也要做好相关的准备工作。一个可取的方法是鼓励青年教师考取国家的环境影响评价注册工程师，通过提高教师队伍的素质来保障本科生培养的质量。
3.将毕业论文与教师主持的科研项目或课题联系起来，培养学生的科研素养。环境工程专业由于本科就业的压力较大，相当一部分的学生选择毕业
二、农药对环境的影响
陕西现行的农业科技推广体系是在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存在着市场意识和市场经营经验不足的问题。推广任务由政府下达，推广工作由多部门共同管理;在推广过程中没有考虑农民对技术的多样性需求，通常是“有什么就推广什么”;乡镇级推广部门与县农业部门存在脱节管理，由于乡镇级推广人员的人事关系和工资福利归乡镇管理，因此，他们对于上级下达的任务置之不理，把大部门精力都投入到乡镇的产业建设、安全生产等与推广无关的工作中。
1．2推广形式项目化倾向严重
政府确定的科技推广工作大部分以项目的形式，采取“资金+行政”单向式推广方式进行推广，没有考虑农民的实际需求以及农产品市场的需要，农民只能被动的接受。科研院所以及农业高校在研发新产品时，也没有考虑市场的实际需要，仅是把申请项目作为科技推广任务，以申请项目的多少来定年终绩效。
1．3资金投入保障不足，财政落后于农业发展的需要
发达国家农业科技推广经费一般占到农业总产值的0．6%～1%，发展中国家也保持在0．5%，而我国不足0．5%，人均经费更少［1］。根据调查，目前陕西大部分农业推广机构的经费仅够发放员工工资，部分地区甚至连员工工资都不能正常发放，无法保障农业科技推广部门的正常运转，严重影响了农业科技的推广工作。
1．4推广队伍老龄化，人员科技素质不高
当前，陕西的农业科技推广队伍普遍存在老龄化的现象，每年新进大学生和专业技术人员比例过低，加上大专院校专业的设置有限，每年培育出的专业人才满足不了对科技推广人才的需求。并且，当前陕西农业科技推广机构中的推广人员专业技术水平大部分达不到国家标准，有相当一部分并没有从业资格证，也不能定期接受培训，推广人员的知识跟不上农业科技发展的需要，人员素质不适应农村经济发展对科技推广的要求。
2陕西农业科技推广需求分析
2．1农民对农业科技推广内容的需求
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发展，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农民对农业科技的需求取向也从常规技术向高附加值技术转变［2］。笔者主要从农作物新品种、农作物病虫害防治、家畜及经济作物养殖等方面对农民进行了调查。如图1所示:农民对农业科技推广的需求内容呈现多元化趋势。农民最为关注的是提供及时有效的农产品销售渠道，其次是农作物耕作、灌溉、栽培技术和农作物病虫害防治。可以看出，目前陕西农民对农产品市场供求和田地间日常管理较为重视。
2．2农民对农业科技推广形式的需求
农业科技是对初级生产要素劳动、资本的替代，按替代的初级生产要素的不同，可分为劳动替代型和土地替代型技术［3］。通过调查数据显示，农民对于农业科技推广的需求是极为迫切的。如图2所示，在农业科技推广过程中，农民最希望农业科技推广人员下田或者下地对农民进行现场指导，这样既解决了农民请专家难的问题，又减少了农技人员盲目推广的问题，明确了农技人员的推广目标;其次，农民的科技推广信息主要来自农资经营单位，这些单位为了推广自己公司的产品，往往会免费给农民提供一些农技方面的信息，帮助农民提高科技服务的利用率。
3陕西农业科技推广供给分析
3．1政府主导下的公益性农业科技推广———平利模式
陕西平利县采取“三权归县”的方式，将县级农业科技推广机构由原来8个调整为现在的5个;对乡镇级农技推广机构进行整合，打破行政区域，按照产业划分为4个区域农技推广站，每个区域站负责辖区内的2～4个乡镇的农技服务。延伸村级，设立村级农技服务室。分别配置信息员、动物防疫员和农技协理员各1名。平利模式的特点:区域或乡镇推广站隶属于县推广中心;政府为县、区域推广机构全额买单，在资金方面给予充足保障;县、区域推广机构的组织、劳资、经费、人事以及财产均隶属于县农业局。
3．2农业院校主导下的农业科技推广———专家大院模式
专家大院模式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和宝鸡市政府联合创办的一种新型农技推广模式。农业科技专家大院多数直接建立在田间地头，有办公室、实验室、图书资料室等配套实施。农业专家大院旁边有专门进行科学研究和技术培训的实验田或农业科技示范园。这样，专家大院的专家们在开展技术研发的同时，可以根据农民的需求状况有针对性的进行改进。使专家现场指导以及先进适用技术直接应用到田间地头成为现实。专家大院模式的特点:产学研紧密结合，建立在田间地头的科研院所作为科技成果转化的有利平台，与龙头企业、农业中介组织、基地以及农户等紧密结合在一起，加强了科技成果的转化力度，有效解决了农技推广“最后一公里”的难题。
3．3技术产业化农业科技推广———“金坤模式”
杨凌金坤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以家畜胚胎工厂化繁育技术等专有技术评估折价入股(占股份的25%)和陕西金坤实业股份公司以货币资金和实物资产入股(占股份的75%)组建而成［4］。该公司采用“专家十公司+基地+农户”的市场化运作模式，公司科技专家培养的农民技术员作为连结公司和农户的纽带，将杂交改良和胚胎移植技术传授给当地农民。金坤模式的特点:专家以技术入股，参与企业产品的研发与推广;体制创新，鼓励科技人员通过科技成果转化先富起来;采用“科技专家+企业家+农户”的模式，以企业科技专家培养农民技术员。
3．4综合性农业科技推广———“大荔模式”
“大荔模式”是陕西大荔县为适应现代化农业发展的趋势，结合本地农业发展特点，以信息化为支撑，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出来的一个农村信息化应用延伸的模式。大荔县按照“农资农技双连锁，农资农副双流通”的思路，以陕西荔民农资连锁有限公司为平台，采用“政府+企业+农户+专家”市场化运作模式，政府企业双推动的新型科技服务体系。“大荔模式”的特点:以信息化为支撑，运行信息化服务“三农”;公益性与经营性推广相结合，运用多种方式建立互动的信息服务机制和服务体系。
4美国和英国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经验与借鉴
4．1美国农业科技推广———“双向式”模式
美国农业有着完善的科研体系及雄厚的科研实力，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农业强国和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高达80%［5］。图3美国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如图3所示，美国的农业发展中采用的是“双向式”的发展模式，即科研单位、中转测试单位以及农民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一项新技术由农业科研机构完成后，不是直接推广给农民，而是先由专门的中转测试机构进行测试和程序简化，然后再转让给企业、协会和农户使用。在企业、协会和农民使用之后，也会根据自身对产品的适用情况以及自身的实际需求，反馈给农业科研部门，这样既保证了农业新产品的推广使用，也避免了资源的浪费。
4．2英国农业科技推广———“政府主导，农民决定”模式
英国的农业科技推广是在政府领导下，主要采取科技创新的形式进行的。在从机械农业、化学农业、生物农业到生态农业演变过程中，科技创新起到了重要作用。图4英国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如图4所示，英国的农业科技推广体系也是由三级单位构成，政府在农业科技推广中起主导作用，但是农民却对农业科技推广的内容起决定作用。首先，政府下达推广任务，但是推广内容不确定;其次，农业科研机构在接受任务之后，并不进行新产品的研发，而是先对区域内的农民(市场)进行调查，对农民(市场)的需求进行汇总;最后，科研机构根据农民(市场)的需求有针对性的进行产品研发。
5完善陕西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的对策建议
5．1以农民需求为导向，加强农业科技推广队伍建设
农业管理部门要从农户的角度出发，以农民需求为导向，为农民提供优质的服务，同时要加强农业科技推广队伍的建设。首先，对基层农业科技推广人员进行定期专业技能培训、定期考核专业知识，农技员要不断提高自身的组织能力、管理能力和沟通能力，不断提高自身的技术能力，才能提高农业技术推广效率［6］;其次，实行推广人员合同制制度，取消其事业单位终身制，其农业推广业绩与年终绩效挂钩，对于业绩突出的推广人员给予一定的奖励。最后，要严格控制农业科技推广人员的选拔，必须取得相应资格证书才能上岗。
5．2加大农业科研院校与推广机构结合度，提高农业科技成果供给
农业科研院校作为农技推广和农民之间的纽带，在现代农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推广机构作为农技推广的基层单位，掌握了农民对科技服务的需求意向，加大农业科研院校与推广机构的结合，不仅减少了农业科研单位产品研发的盲目性，同时也增大了农业科技推广的目的性。同时农业科研院校要加大研发力度，提高农业科技成果供给量，使更多的科研成果应用到农业生产中。
我国水资源人均拥有量为2460立方米，只有世界人均拥有量的1/4。同时我国水资源分布不均匀，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西北内陆地区属于干旱区。全国各地由于地下水过度开发，使得当地生态环境恶化，制约了当地经济的发展[1]。
（二）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面对我国水资源匮乏的情况，开采新的水资源以及研制各种水资源替代品成为科研主题，但是这些研发工作受各种因素的影响，研发工作进展较慢[2]。因此就农业领域来说通过提高农业灌溉水利技术，节约农业发展用水量对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三）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提高农民收入
过建立农业灌溉工程降低农业灌溉成本，促进农业生产成本的降低，从而提高农民收入。如芮城县通过扩建及改造五大泵站引黄灌溉工程，打造五个精品灌溉区，提高灌溉面积，促进工程的长远发展，在在工程建设中实行招投标制，促进工程的良性发展，提高了灌溉工程对农业发展的效用，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促进农民收入的增加，为建设新农村发挥积极的作用[3]。
二、实现节水目的的措施
（一）节水的途径
1、建立灌溉工程。建立灌溉工程的目的在于通过渠道防渗技术、管道输水技术等减少农业灌溉在输水过程中水损失，从而实现节水的目的。如芮城县为实现全县农业灌溉面积85万亩，根据自身独特的优势借助黄河的天然水资源扩建引黄灌溉工程，同时相关部门降低了灌溉水价，降低了农业灌溉成本，从而提高了农业使用引黄灌溉工程灌溉的积极性，促进了全县农业灌溉的规模化，有利于节水目的的实现。
2、工程灌溉的措施。使用先进的灌溉技术如采用合理的沟渠灌溉、小畦灌溉等技术提高灌溉效果。沟渠灌溉和小畦灌溉相对于大畦漫灌有利于减少深层渗漏和田间蒸发导致的水损失。在灌溉之前平整土地，有利于提高水流速，减少水损失，从而扩大灌溉面积。
3、提高灌溉管理水平。水利部门应该走在农民的前面，树立节水意识，做好农业灌溉管理工作，提高农业节水水平。如芮城县为了提高引黄灌溉工程的灌溉效果，采取了加强农业灌溉领导制度，该县首先明确农业水利工程在农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通过建设农业水利工程促进农业的发展，提高农民收入，促进新农村的建设[5]。因此该县领导高度重视引黄灌溉工程的建设，确立了专门的项目组负责灌溉工作的进行，同时加大农业灌溉物力、技术、人员的投入，为该县农业灌溉问题的解决保驾护航，为农业发展提供组织保障。
4、完善考核制度。通过建立灌溉资金机制，确保灌溉资金的用途，对每一笔资金进行逐级报账制度，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为灌溉工程的后续发挥作用提高资金保障。同时不断的完善灌溉绩效考评机制，保证花钱办成事，出效益。绩效考核制度包括自评、上级领导考评、农民考评，保证了考评的全面性与真实性，提高灌溉工程人员的工作效率，从而提高工程的灌溉效用，促进节水目的的实现。
（二）节水对策由于我国地域面积较广，各地农业环境和资源不尽相同，因此农业灌溉节水措施的具体使用应该根据当地农业生产环境来制定，但是各地的节水对策具有互通性，可以相互借鉴，促进当地农业的发展，实现农业节水目的的对策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建立健全的投入机制。只有完善农业灌溉投入机制，加强政府对农业灌溉的宏观调控，才能保证农业灌溉的科学性和合理性。首先，中央地方都应根据农业发展的需要制定相应的农业灌溉预算，加大对农业灌溉的资金支持。其次，通过各种补助措施吸引农民将资金投入农业灌溉，提高农民参与灌溉工程的建设。最后，相关部门应该加大对农业灌溉的需要，加大先进灌溉技术的投入，为农业灌溉提高技术人才保障，切实促进农业灌溉技术的发展。
2、提高灌溉工程的服务效果。相关部门应该带头引导农民建立灌溉小组，研究农业用水管理组织模式，研究灌溉工程设施维修策略，发动农民参与灌溉工程的建设，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通过灌溉技术的提高降低灌溉成本，切实提高农民的经济收入，不断提高灌溉工程服务农民的质量。
3、创新地下水与地表水联合运用的途径。各地可根据当地的实际环境，不断的探索地表水与地下水联合运用的途径，扩大农业水资源的范围，如在农业灌溉渠浅层地下水较为丰富的地区钻井，开发商品井，实行统一管理和收费原则，从而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
4、发挥经济手段对节水的促进作用。要想农民主动采取节水措施仅仅依靠简单的口号宣传是肯定行不通的，必须将节水与农民的经济利益挂钩才能鞭策农民采用节水措施，因此对于农业灌溉价格的管理应该实行动态管理措施，对每亩地用水量少的用户给予较低的灌溉价格，反之，给予每亩地灌溉量大的用户提高其灌溉价格，在动态价格的实行过程中，相关部门应该认真研究每亩灌溉地的地形与土质，决定用水价格，从而实现农业灌溉水资源的良性循环，在保证灌溉效果的基础上节约用水。
5、结合水利与农业生产措施的相互结合，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在农业生产中实行水利措施与农业措施的相互结合，提高农业灌溉效果，取得农业用水减少和农业生产效益提高的综合发展。根据农业生产需要不断改进灌溉技术，降低每亩灌溉区的用水量，实行水资源的统一管理，提高农业水资源利用率。如使用新的栽种方法，减少植物生长对水资源的依赖性等。
随着农业产业化实践的深入，各国政府不但认识到农业产业化的重要意义，而且还更加充分的认识到，龙头企业在农业产业化、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目前，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已经成了热点话题，国内外很多学者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相关领域进行了大量、深刻的探索和研究，并取得了一大批优秀研究成果。
一、国外文献综述
（一）文献研究
国外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研究主要是从龙头企业的出现、与农户的组织形式等角度进行研究的。
Barkema（1993）认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出现的主要原因，是为了更好地适应消费者需求和偏好变化的需要。由于消费需求的变化很快，要求农业食品系统必须对消费者的变化及时做出反应，通过纵向一体化纵向协调，使得消费者的需求信息能快速传递给生产者。
Eaton（2001）对龙头企业与农户的组织形式做了比较综合性地分类：一类是“公司+农户”模式，另一类是“公司+中介+农户”模式。“公司+合作社+农户”、“公司+行业协会+农户”、“公司+大户+农户”等都属于后一种模式。可见，组织形式上的分类，仅仅涉及表象，是基于对现实的经验总结，不能反映各种形式内部的运作机理。
Kirsten and Sartorius（2002）详尽的解释和说明了订单农业给龙头企业和农户带来的好处和不好处。他认为订单农业给农户带来的好处，包括：①订单农业使农户跨越进入特定作物或动物养殖的障碍。②签约农民能降低生产成本、增加产量和收入。③签约农户能降低销售风险并稳定收入。④签约农户还能通过更广的产品范围和差异化的产品来提高获利机会，或通过改变种植传统作物而种植高价值的作物来增加收入。同时，订单农业也给农户带来了一些不好的地方，主要集中在:①在集中控制系统下，农户自主权利的普遍丧失。②为了履行订单义务，增加了生产风险。③订单农业通常会提高土地的利用强度，从而导致更多的污染。④农户收入的减少。
（二）文献简评
纵观国外学者对龙头企业的研究成果，国外的研究集中在龙头企业的出现、龙头企业与农户的合作方面，并且一般是从微观层面上开展的。宏观层面上的研究文献较少，关于龙头企业的作用似乎是被国外学者遗忘了。
二、国内文献综述
（一）文献研究
关于龙头企业的研究是近几年才逐渐开始的，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对龙头企业竞争力的研究
（1）文献研究
王志茹（2003）的《南京市农业产业化经营龙头企业竞争力研究》，陈怡（2003）的《江苏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实证研究》，构建了龙头企业综合实力评价指标体系。黎移新（2005）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竞争力培植研究》，以竞争理论为基础，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竞争力进行了实证分析，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阐述如何加大创新力度以培植和提高龙头企业竞争力。论文参考，带动作用。彭熠、和丕禅、邵桂荣（2006）的《强化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核心竞争力探析》，分析了影响龙头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直接因素，提出要在推进农业企业化进程、加大政府支持力度、强化龙头企业基本能力及其他现代企业管理方法等方面努力，以提升我国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核心竞争力。王秀峰（2007）的《基于核心竞争力的贵州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可持续发展研究》，用具体数据分析说明贵州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现状，提出要提高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以实现贵州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王茜（2009）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效绩评价研究》，构建了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评价模型并把它们应用于实际，分析评价了我国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绩效水平。
（2）文献简评
截至目前，学术界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竞争力理论、企业绩效评价理论和方法及其运用已经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形成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论文参考，带动作用。
2对龙头企业与农户关系的研究
（1）文献研究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的关系问题始终是实际运行的难点，同时也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曹立群、周立群（2001）从信息经济学和博弈理论出发，研究了龙头企业与农户的行为。黄祖辉、王祖锁（2002）从不完全契约出发，应用资产专用性理论讨论了龙头企业与农户联结的两种契约——商品契约和要素契约。吴秀敏、林坚（2004）利用格鲁斯曼-哈特-穆尔模型（Gossnon-Hart-Moore）对农业产业化经营中龙头企业与农户的联接方式进行了考察，得出结论：龙头企业与农户的利益联接方式不能一概而定，要看具体条件。随着产业化进程的加快，龙头企业与农户的利益联结方式呈现多样化发展趋势。陈晓华、张红宇（2005）指出，目前主要的联接方式有5种：相对稳定的买断关系、合同式利益联结、合作式利益联接、企业化利益联结、股份式和股份合作式利益联结。构建了龙头企业与农户利益联结评价指标体系。虽然龙头企业与农户的利益联结方式呈现多样化的特点，但一般认为，以合同、合作、股份合作三种形式最稳定，据统计，全国582家重点龙头企业中，这三种缔约方式占93.7%，其中合同方式占82.9%（赵志龙，2008）。瞿珊珊（2009）提出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存在紧密型、疏远型、感性型、理性型等多种类型的合作关系，并指出龙头企业与农户合作关系治理机制对绩效有着不同的影响。通过比较发现，紧密型合作关系对龙头企业与农户满意度的绩效都要优于其它三种类型；疏远型合作关系对龙头企业与农户满意度的绩效都要劣于其它三种类型；感性合作关系和理性合作关系，居于中间位置。论文参考，带动作用。
（2）文献简评
国内众多学者对龙头企业与农户合作中的很多问题，如龙头企业与农户的行为、利益联接方式及评价指标体系、建立何种利益联接方式绩效最好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通过比较发现，紧密型合作关系对龙头企业与农户满意度的绩效都要优于其它类型（瞿珊珊，2009）。
3对龙头企业的扶持研究
随着农业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的加快，资源的稀缺性越发明显，政府对龙头企业的重视程度逐渐加强，学术界近几年对龙头企业的政府扶持问题也开始进行了研究。
（1）文献研究
2000年，中央提出在全国选择一批有基础、有优势、有特色、有前景的龙头企业作为国家支持的重点并制定了扶持政策，至此，对龙头企业的扶持已经列入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政策之中。论文参考，带动作用。杜青林（2004）指出，培育壮大龙头企业，对促进农村先进生产力发展，加快建设现代农业，繁荣农村经济，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和农业综合效益起着关键性作用。张海宁（2007）从实证的角度分析了政府的财税扶持政策对龙头企业的产出和带动农户获利的作用及其效率。应丽艳（2009）建立数学模型，运用计量方法测度财政扶持龙头企业对农民增收的贡献，还选取典型案例，对龙头企业带动农民增收的方式和效果进行具体分析。杨明洪（2009）深入揭示了扶持龙头企业的理论依据，构建了扶持龙头企业的政策运作框架，结合理论和实践分析、评价了扶持龙头企业的效果。
（2）文献简评
以上学者分别从理论、实证、模型等角度全面、系统的分析评价了扶持龙头企业的效果，形成了一系列研究成果。论文参考，带动作用。
4对龙头企业地位和作用的研究
（1）文献研究
周中林（2005）的《我国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历史地位与发展对策》，认为龙头企业要带动农民进行农业产业化，必须具有四方面特殊功能：技术创新、市场开拓、社会服务、协调管理。匡勇（2005）的《论湖南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作用及发展》，研究了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在促进农民增收中的关键作用。李炳坤（2006）的《发展现代农业与龙头企业的历史责任》，深入分析了现代农业与龙头企业相互关系，认为龙头企业在发展现代农业进程中具有很大优势，也肩负着重大历史使命。苑鹏、刘玉萍、宫哲元（2007）的《龙头企业在农业科技创新中的作用》，探讨了龙头企业在农业科技创新中的基本作用，初步分析了龙头企业的科技创新投入的特点、优势与局限性。
（2）文献简评
近几年一些学者对龙头企业的地位、作用分别进行了研究，但研究文献比较欠缺、研究面窄，不全面。
（二）文献简评
纵观国内学者对龙头企业的研究成果，国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龙头企业竞争力、龙头企业与农户的合作、龙头企业与政府关系、龙头企业地位和作用方面。但是，关于龙头企业作用的系统研究文献较少。
三、总结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竞争力、与农户的关系、财政扶持等方面，并且形成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但是，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作用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比较欠缺，已有成果在理论和实证方面仍有待深入研究，主要表现在：①研究缺乏系统性。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某一环节，如龙头企业在农民增收中的作用，研究的视角狭窄，且论证不全面。②研究方法不够规范。以往的研究多以定性研究为主，实证研究较少，尤其是应用计量经济学、博弈论、制度经济学等经济学理论进行研究的成果更少。论文参考，带动作用。
目前，从整个农村历史发展阶段看，我国总体上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进入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时刻，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因此，关于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综合带动作用的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黎移新．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竞争力培植研究[D]．湖南农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
[2]周中林．我国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历史地位与发展对策[J]．求索，2005（4）24-26．
[3]匡勇．论湖南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作用及发展[J]．企业技术开发，2005，24（3）：67-68．
[4]陈晓华、张红宇．推进农业结构调整与建设现代农业[M]．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
[5]苑鹏、刘玉萍、宫哲元．龙头企业在农业科技创新中的作用[J]．学习与实践，2007，53-57．
[6]李炳坤．发展现代农业与龙头企业的历史责任[J]．农业经济问题，2006（9）：7-8．
[7]朱铁辉．中国农业产业化的“四阶段”论[D]．中国农业科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06．
[8]彭熠、和丕禅、邵桂荣．强化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核心竞争力探析[J]，研究与发展管理，2006，18（3）：108-113．
[9]邸长慧．南京市农业龙头企业带动农户能力实证研究[D]．南京农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10]张海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政府财税补贴政策效率研究—以南京市农业龙头企业为例[D]．南京农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11]王秀峰．基于核心竞争力的贵州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可持续发展研究[D]．贵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12]瞿珊珊．龙头企业与农户合作关系:治理、绩效与影响因素[D]．华中农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
[13]应丽艳．财政扶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农民增收效应研究[D]．沈阳农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
文章编号：1003-6636（2013）02-0079-06；中图分类号：F840.66；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供需双冷”是我国农业保险发展中一直存在的现象。农业保险供给不足的原因主要在于农业保险外部性与保险公司利润最大化原则之间存在矛盾。但对于农业保险需求不足的原因，学术界一直没有一个统一的观点。早期学者往往从农业保险的属性来进行解释，例如冯文丽、林宝清（2003）认为农民在投保农业保险后，会出现利益外溢的现象，消费的正外部性导致了需求不足[1]。费友海（2005）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我国农业保险发展困境的深层根源，同样认为农业保险自身准公共产品的性质导致了有效需求不足[2]。上述观点有助于我们理解世界各国普遍对农业保险进行补贴的现实，然而无法解释为什么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改革至今已进行八年，农业保险的参保率依然低于同样开展该业务的美国、西班牙等西方国家，这促使一些学者开始从我国农业保险发展自身特点入手来寻找原因。吴祥佑（2005）认为我国的农业保险是农业、保险业这两个弱质产业的“弱弱结合”，在此基础上通过进一步分析认为，我国农业保险的市场失灵除了由于农业保险自身准公共品的性质外，还由于我国农民收入过低、人口规模过大、农业经营规模小、农产品价格和商品化程度低等原因[3]。
在上述众多因素中，农民收入过低是否制约了农业保险的发展成为很多学者关注的焦点。目前关于这一问题尚无定论，主要的观点可分为两种：一种观点认为农民收入与农业保险需求之间不存在相关性，可以简称为“无关论”。梁平等（2008）运用误差修正模型（ECM）研究了农业保险与农民收入二者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农业保险对农民收入具有非常明显的影响，但农民收入不是推动农业保险发展的重要原因[4]。李林、王健（2010）运用Logit模型对河北省调研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农民收入对农业保险需求的影响并不显著[5]。孙朋，陈盛伟（2011）运用协整分析方法和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对山东省1983—2008 年农业保险与农民收入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认为二者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农业保险对农民收入有促进作用，但是农民收入的增长对于农业保险的拉动作用并不明显[6]。另一种更为主流的观点则认为农民收入与农业保险需求之间存在相关关系，即“有关论”，但是在对这种关系进行定量研究后得出的结论又不尽相同。张跃华等（2005）运用伯努利效用函数分析了农民收入水平与购买农业保险的动机之间的关系，通过理论分析表明收入对于农业保险需求的影响存在一个拐点：在拐点左侧随着收入水平的增加，农民对于风险的规避程度增强，购买保险的动机增强；而在拐点右侧随着收入水平的增加，农民对于风险的规避程度减少，购买保险的动机减弱。然而作者对山西省和江西省进行的实证分析却表明，农民收入与农业保险需求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没有发现明显的拐点[7]。陈妍等（2007）从Von Neumann-Morgenstern效用函数和J. 斯蒂格利茨的保险需求理论出发， 运用Logit计量模型对湖北省农户样本数据分析后认为家庭农业收入对农业保险购买意愿有正的影响[8]。徐维（2009）通过测算陕西省保险需求收入弹性后发现，农民收入与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存在三次函数关系[9]。杨浩（2011）通过把吉林省15个乡镇分成高收入、中等收入和低收入三个不同的经济区域，并分别进行回归分析后发现保险需求的收入弹性随着收入增加而增大，因此认为，收入水平的提高对保险消费有显著的促进作用[10]。
综上所述，已有文献详细探讨了农民收入对农业保险需求的影响，但是研究结论却存在重大差异，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
（一）混淆了“消费意愿”与“有效需求”的概念。已有文献大多从预期效用理论出发，通过构建效用函数来分析农民收入与农业保险需求之间的关系，这种理论框架下描述的是农民收入对于农业保险“消费意愿”的影响，但是在实证分析时研究的却是收入水平对于农业保险的实际购买情况即“有效需求”的影响，这一概念的混淆造成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结论之间的偏离。
（二）实证研究方法及样本选择存在缺陷。已有文献主要采用两种方法来研究农民收入与农业保险需求之间的非线性关系：一是将整体样本按照收入水平划分为不同的组，然后分组探讨收入水平与农业保险需求的关系，并加以比较；二是在模型中加入收入变量的二次项或三次项，然后分析这些高次项系数的显著性水平。这两种方法得出的结果都值得商榷：前者在样本区间的划分上更多依赖于研究者的主观选择，很难避免人为划分样本区间而带来的偏误；后者由于自变量与其高次项之间往往存在较高的相关性，从而导致模型存在较严重的多重共线问题。此外，目前国内学者在对农业保险的需求问题进行探讨时，几乎都以某一特定地区农户抽样调查数据为基础，通过建立Logit模型进行分析。由于我国区域之间差异较为明显，因此源于一个地区的研究结论可能并不具备普遍意义。[11]通过比较已有文献的实证结论我们也可以发现，基于不同地区调研数据得出的农民收入与农业保险需求之间的关系不尽相同，有些结论甚至恰好相反。
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本文拟从以下两方面进行深入探讨：首先，从“有效需求”的概念入手，细致地分析了收入水平对于保险有效需求影响的内在机理；其次，采用Hansen（1999）提出的面板门槛模型[12]来研究农民收入增长和农业保险需求之间可能存在的非线性关系。门槛模型本着“让数据说话”的原则，可以依据数据自身特点内生地划分样本区间，避免人为划分造成的偏误；宏观面板数据的运用，则能够保证研究结论的普遍意义。徐为山和吴坚隽（2006）曾提出运用面板模型对我国保险需求进行实证分析的设想，但由于当时我国保险市场发展尚不成熟，很多数据缺失而且时间序列又短，因而无法进行分组别的面板数据分析[13]。目前我国农业保险经过若干年的快速发展，能够保证模型估计所必需的时间维度和样本数量，相关统计资料的完善也使省际面板数据的使用成为可能。
二、收入水平对于保险有效需求影响的机理分析
保险的有效需求，是指在一定的风险发生概率和费率水平下，消费者在保险市场中愿意并且能够消费的保险产品数量。上述概念意味着保险的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共同决定了保险的有效需求，二者缺一不可。就消费意愿而言，根据预期效用理论，消费者由于风险偏好不同而具有不同的效用函数，因此对于保险产品具有不同的需求程度和购买意愿。一般而言，消费者的抗风险能力随着收入的增长会不断提高，购买保险的意愿会逐渐下降。就消费能力而言，保险产品作为一种“商品”，与消费者的购买能力密切相关，消费者收入水平决定了保险的潜在需求能否转化为有效需求。
对于低收入者而言，虽然其购买保险产品以规避风险的需求非常迫切，但由于收入水平有限，不得不将绝大部分收入用于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支出，因此购买保险的能力不足；中等收入者一方面由于经济基础并不稳固，存在成为低收入者的潜在风险，因此购买保险的意愿较强，另一方面其收入水平已经能够满足基本的生存需求，具有购买保险产品的能力；高收入者已经拥有了非常坚实的经济基础，基本的生存需求和安全需求都得到了满足，尽管具备购买保险产品的能力，但由于其能够凭借自身的财富抵御一般风险带来的损失，而且分散风险的渠道也比较多样，因此购买保险的积极性并不高。综上所述，从保险的有效需求来看，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购买保险的边际消费倾向较低，而中等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因此，收入水平与保险有效需求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随着收入水平的增长，二者之间可能呈现出不同的相关关系，即表现为区间效应。
三、实证分析
（一）模型设定
本文采用面板门槛模型，研究不同收入区间内农民收入水平与农业保险需求之间的关系。以最基本的单一门槛模型为例，模型设定为：
yit=μit+θxit+β1ditI（qit≤γ）+β2ditI（qit>γ）+εit （1）
上述模型中的I（·）为指示函数，根据指示函数列示的条件可以将模型分为两段，因此上述模型还可以表示为如下形式：
yit=μit+θxit+β1dit+εit，qit≤γ
μit+θxit+β2dit+εit， qit>γ
其中i代表省份，t代表年份，yit和dit分别代表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xit为一组对农业保险有效需求有显著影响的控制变量，θ为其相应的系数向量，qit为门槛变量，μit用于反映各省区不随时间变化且不可观测的个体效应，εit～（0，σ2）为满足独立同分布假设的随机干扰项。
限于篇幅，门槛值γ的具体估算方法可以参照Hansen（1999）的论述[12]。得到γ的估计值之后，需要进行两个方面的检验：一是门槛效果是否显著，二是门槛变量的估计值是否等于其真实值。前者可以运用Hansen提出的自抽样法（Bootstrap）来获得F统计量的渐进分布，继而构造相应的P值进行检验；后者可以运用相应的似然比检验统计量进行检验。
以上是基于单门槛变量的分析，但在实际经济分析中可能出现多个门槛，例如模型（1）对应的双重门槛模型可以设定为：
yit=μi+θxit+β1ditI（qit≤γ1）+β2ditI（γ1
按照这种逻辑，可以将模型进一步扩展为多重门槛模型。双重门槛和多重门槛模型的估计和检验方法与上文单一门槛的情况类似，不再赘述。
（二）变量选取和数据来源
考虑到我国农业保险保费收入自2004年农业政策性保险试点改革之后才有较快的增长，在此之前由于相关统计资料的缺乏导致缺漏值过多，因此选取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2004—2010年相关数据作为样本。相关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数据库、CCER经济金融数据库和历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保险年鉴》。数据处理与模型的估计均采用stata11.0软件，相关的模型估计程序由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的连玉君老师提供。
本文选取农业保险有效需求（y）作为被解释变量，以农民人均收入（inc）作为门槛变量，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前提下，着重研究农民收入水平与农业保险有效需求之间的门槛效应。相关变量的详细描述如下：
1.农业保险有效需求（y）。已有文献往往采用保险深度（保费收入/GDP）和保险密度（保费收入/总人口）来衡量保险市场的发展水平。但考虑到我国地方GDP数字普遍存在高估的情况，农村流动人口的增加也使得农村人口的统计数字与实际存在较大偏离，因此本文并未选择上述指标，而是选择农业保险保费支出占农民纯收入的比重来衡量农业保险的有效需求。保费支出在农民收入中占的比重越大，表明农户对农业保险的需求越高。
2.农民人均收入（inc）。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收入结构趋于多样化，其中家庭经营性收入与农业生产联系最为紧密，受自然灾害的影响较大，对于农民是否购买农业保险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本文选择的农民人均收入指标中只包含了家庭经营性收入。为避免通货膨胀和各地区价格水平的差异对统计结果的影响，本文用各地区历年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对农民收入进行平减，求得以2004年为基期的农民实际收入值，以万元为单位。
3.其他控制变量。为了进一步控制各省区农村居民的个体效应，本文在模型中进一步加入下列控制变量：
（1）农业受灾面积（dis）。该变量等于各地区上一年度农业受灾面积占播种总面积的比例。经验表明，自然灾害的规模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农民的风险预期，如果上一年度受灾较为严重，农民会产生强烈的避险需求，因此对农业保险需求的预期影响为正。
（2）农民受教育水平（edu）。该变量等于每百名农村劳动力中具备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人数。张跃华等（2005）认为，受教育程度高的农户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把握保险的作用和特点，更倾向于利用农业保险作为分散风险的手段，因此该变量对于农业保险需求的预期影响为正。
（3）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pol）。从2007年开始，中央财政陆续对各省区农业保险保费进行财政补贴，中央财政补贴有助于降低农民负担，激发了农民购买保险的积极性，有力地促进了农业保险的发展。本文在模型中加入反映这一政策效应的虚拟变量，若某地区当年开展了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该变量取值为“1”，否则为“0”。
（三）模型估计与分析
为了确定门槛个数，本文依次在不存在门槛效应、存在一个门槛和存在两个门槛的原假设下对模型进行估计，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本文发现单一门槛效果非常显著，而双重门槛和三重门槛效果并不显著，因此将模型设定为单一门槛模型。
对于模型中的控制变量而言，农业受灾面积（dis）和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pol）对于农业保险需求均有正面的影响，而且这些影响是显著的，这些结论与前文的预期和已有文献的研究成果都是相符的。模型的截距项由共同项和各地区不可观测的个体效应两部分构成（因篇幅所限，表4中仅列出了共同项的估计值，各地区的个体效应估计值在文章附录中列出），代表了不可观测的确定性因素对于农业保险需求的影响。共同项的估计结果为负值，除新疆、内蒙古等农业保险发展基础较好的省区外，各地区个体效应的估计值也多为负值，这表明仅依靠农业保险的自主发展，其需求会逐渐萎缩，这进一步证明了对农业保险进行财政补贴的必要性。农民受教育水平（edu）虽然对于农业保险需求有促进作用，但是并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农业保险的需求主要取决于农民在长期农业生产中对于农业风险的认识，与农民的务农年限有关，教育程度的影响相对有限。
本文分析的重点在于农民收入与农业保险需求之间的关系。从表4的结果来看，无论是低收入组还是高收入组，收入的增长都有助于促进农业保险的需求，只不过在低收入组这种促进作用并不显著。这一结论与前文理论分析的结论是一致的，收入水平较低的农民尽管对于农业保险有较高的潜在需求，但是其收入在满足了自身生存以及农业生产等必需开支后，能够用于购买农业保险的支出非常有限，无法将潜在需求转化为有效需求。模型的结果同样解释了近年来农业保险迅速发展的原因：2004年以前我国没有一个省份农民人均收入水平位于门槛值以上，较低的收入水平制约了农业保险的发展；自2005年以后，随着跨过低收入门槛的省份逐渐增加，收入的提高对于农业保险的促进作用日益明显，农业保险的发展速度也越来越快。
然而前文理论分析中，高收入者保险的边际消费倾向较低这一结论，在本文的实证研究中并没有被证实。这主要是由于我国目前农民整体收入水平还处于比较低的阶段，与理论假设中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已经得到极大满足的“高收入者”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换而言之，我国农民收入水平还未达到“拐点”的水平，因此收入的提高与农业保险需求是正相关的，这与张跃华等（2005）的结论是一致的。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对全国31个省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后表明，我国的农民收入与农业保险需求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但这种关系并非线性关系，而是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呈现出具有门槛效应的非线性区间关系。相对而言，高收入群体对于农业保险的有效需求要大于低收入群体。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一）继续扩大农业保险试点范围，增加补贴力度。本文的结论不仅为学术界一直以来争论的话题提供了经验证据，同样也为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开展提供了理论支持。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政策有助于克服农业保险外部性的特征，因此有必要将试点地区的经验进行推广，进一步扩大农业保险保障范围和覆盖区域，使农业保险惠及更多农民。政府同时也应给予农民更多保费补贴，政府的财政补贴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水平，有助于提升其对农业保险的需求，可以引导更多农民主动利用保险分散农业生产中的风险。
（二）实行农业保险差别化费率补贴政策。我国农业保险目前执行的是统一的补贴比例，即无论保险产品提供何种保障水平和保险责任，也不管相关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农业风险水平如何，政府都给予相同比例的保费补贴[14]。这种政策虽然保证了公平性，却损害了农业保险补贴的效用。实证结果显示，目前我国各省区之间农民收入水平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差异进一步导致了农业保险需求的差异。如果能够为贫困地区的农民提供更多补贴，将有助于激发他们购买农业保险的积极性，将其对农业保险的潜在需求转化为有效需求，从而在整体上提高农业保险的参保水平。
（三）扩宽农民增收渠道，提高农民收入。实证结果显示，目前我国大多数省份农民收入仍位于门槛值以下，农民收入不足严重制约了农业保险的需求。农业保险的发展不仅需要自身制度的完善，还有赖于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因此，政府部门应加大引导和扶持力度，通过提高农民职业技能和创收能力，千方百计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促进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
本文尽管运用新的研究方法对农民收入与农业保险需求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讨，但在研究过程中本文只是研究了农民收入的绝对水平对农业保险需求的影响，从而使结论暗含了一个假设前提，即人均纯收入真实地反映了各地区大多数农户的收入水平，这样的假设可能忽视了现实中普遍存在的收入分配不均问题。收入分配是否会对农业保险需求产生影响，这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思索和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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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Income Influences the Demand of Agricultural Insurance： Evidence
Based on Panel Threshold Model Analysis
ZHANG Xin
（Analysis and simulation laboratory of International Commodity Exchange，Liaoning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自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新农村建设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以来，新农村建设的政治实践在全国蓬勃发展，理论探讨也不断深入。由于西部地区的自然条件、经济发展状况、社会政治结构、文化和民族特点等因素，新农村建设的实践呈现出与中东部不同的特点，对西部新农村建设的理论探讨也逐渐形成独特的体系，学者们或者是针对西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现实，或者是从西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现实的角度出发，发表对新农村建设的看法。提出对策和建议。经过两年来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发展，对西部新农村建设理论进行回顾和总结是很有必要的，也必将有助于今后西部新农村建设理论和实践的深入发展。
一、西部新农村建设的现实意义
(一)西部新农村建设的必要性。有论者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践行党的性质宗旨的需要，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需要，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需要，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是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有论者进一步指出加快西部地区新农村建设之所以是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的关键点，原因在于全国和谐的薄弱之处是西部地区，城乡和谐的薄弱之处是农村，社会和谐的薄弱之处是农民。加快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改变西部农村的面貌，改善西部地区农民的生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难点所在，也是着力点所在，是突出的抓手。有论者还指出，西部新农村建设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我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保证。
(二)西部新农村建设的预期作用。大多数论者一致认为，西部新农村建设为西部地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首先。在政策方针层面，新农村建设端正和明确了少数民族聚居区新农村建设和发展的思路，改变了过去单纯追求GDP的观念，更注重农村中政治、经济、文化的综合、协调、全面发展。其次，在经济层面，新农村建设有利于打破二元结构，促进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之间的良性互动，形成城乡协调发展的新格局，为统筹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总抓手，还可以促进农民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革。再次，在社会政治层面，西部新农村建设还有利于各民族之间平等、团结与和谐发展，有利于进一步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使农民群众通过新农村建设增进对党组织的亲近和信任。最后，在思想观念层面，新农村建设有利于农民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革，激发农民发展生产、增收致富、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和内在动力。
二、西部新农村建设的实质、内涵和关键
(一)新农村建设的实质。有论者认为。新农村建设的实质，就是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贯彻城乡统筹发展的基本方略，逐步建立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新型城乡关系，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全面繁荣。另有论者认为，新农村建设就是要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缩小城乡差距，使城乡二元结构得到改观，达到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目的。
(二)新农村建设的内涵。有论者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集中概括。与传统农村相比，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五个方面的突出特点：其一，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城乡统筹良性互动的新农村；其二，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农业生产比较发达。现代化水平、科技贡献率高，经济效益大幅度提高的新农村；其三，社会主义新农村是生态环境良好、生活环境优美的新农村；其四，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基础设施和生产生活设施良好的新农村；其五，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乡风文明、管理民主的新农村。
(三)西部新农村建设的关键。根据西部农村的特点，将新农村建设的重点或突破点放在哪里，直接关系到新农村建设的对策设计和实践成效。在此问题上，众说纷纭，争议颇大。有论者认为，要进一步提高西部农村生产力、创造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应该着重研究西部地区农业产业化、农民组织化和农村合作组织、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新型农民培养造就以及村镇建设和环境整治等五个方面的问题。有的论者更重视人的因素，认为建设新农村的关键是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引导他们运用自己的双手创建美好家园，前提是提高农民素质、培养新型农民。有的论者更重视生态问题，认为只有通过大力发展农业循环经济，充分利用农业的可再生资源，才能进一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使农民的收入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使农村生活环境得到进一步改善，并实现农业的持续发展，加快西部地区的新农村建设。有的论者更重视经济发展，认为推进新农村建设，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生产发展为首要任务，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为建设重点。最后，有的论者认为，应该将改善农民生活作为新农村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的着力点、关键环节，加快推进西部大开发，缩小地区、城乡之间的差距。
三、西部新农村建设的障碍
(一)地理、气候和生态等自然资源条件。所有论者都指出，西部地区地处内陆，以山脉、高原、沙漠、戈壁为主，交通信息闭塞，气候恶劣。土质贫瘠，耕地面积小，生产和生活用水短缺，生态环境破坏严重，是西部地区贫困的重要原因，也是西部新农村建设的巨大障碍。比如，贵州喀斯特地区山高林密，坡度陡峭，道路崎岖，岩多土少，石漠化严重，机械化程度低。甘肃地处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和内蒙古高原的交汇区，地形复杂多样。自然环境恶劣，森林覆盖率低，农业生态脆弱，土地沙化，干旱、大风、冰雹、霜冻等自然灾害频发。
(二)劳动力素质、结构和思想观念等人力资源条件。所有论者一致指出，西部地区农民的文化素质普遍偏低，文盲率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导致劳动生产率很低。在科技文化素质方面。有论者指出，西部地区农民对新事物、新技术的接受能力偏低，对市场的认识粗浅、模糊，对农业产业化和市场化缺乏思想准备，保守和小农意识根深蒂固，缺乏开拓进取的精神和魄力，大多数人缺乏一技之长，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难以推广。在劳动力结构方面，有论者指出，随着青壮年劳动力向非农部门的转移，农业生产主要依赖老、弱、妇、幼群体，使西部农业劳动力素质日趋低下的状况更加严重。在消费观念方面，有论者指出，西北地区农民的消费主要集中在物质生活方面，文化生活消费显得相对滞后。在文化消费方面，先进文化、高雅文化消费不足，而低级庸俗文化消费仍有较大市场。在道德文明素质方面，有论者指出，西部地区农民一方面受市场经济负面影响，拜金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盛行，另一方面，愚昧落后的思想观念重新泛起，、封建迷信等思想有抬头趋势，从而导致勤劳节俭、诚实守信、尊老爱幼等传统美德正在丧失，关心集体、热心公益等集体主义观念正在淡化，民主法治观念依然淡薄。
(三)发展总量、产业结构和基础设施等经济发展条件。就总的情况来说，正如有的论者所指出的那样，2000年西部大开发之前，国家对西部地区的投资份额较低，西部地区传统产业相继萎缩，新兴产业发育迟滞，产业发展缺乏新的增长点。就二、三产业发展状况而言，有论者指出，西北五省二、三产业所占GDP的比重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还缺乏为新农村建设提供支持的能力，并且其产业结构侧重于资源密集和资本密集等类型，产业关联效应、产业升级效应不明显，对区域就业、城镇化以及提高当地人民生活水平的贡献相对较小，也没有形成明显的区域分工，不易产生明显的经济效益，不足以提供新农村建设的资金支持。就农业而言，人均耕地少，人地矛盾突出，生产性基础设施、服务性基础设施和流动性基础设施严重不足，农业产业化的模式还需要进一步创新，进一步发展，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素质还需要进一步提高，产业发展的低水平、产业结构的低层次和产业结构的高度偏离。成为西部地区新农村建设的障碍。就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来看，西部地区区域贫困和个体贫困并存，农村贫困程度深。
(四)农村党支部、基层组织和管理等政治条件。一些论者指出，西部农村党支部领导核心作用发挥难。一是执行政策无力，二是加快发展无门，三是服务群众无钱，四是化解矛盾无法，五是自身致富无能。西部地区和一些少数民族聚集地区，农村基层管理乏力，部分干部法制意识淡薄、思想观念陈旧和自身能力欠缺，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作风严重，无法担负起新农村建设的重任。一些少数民族干部存在“等靠要”的臣属型政治文化；一些村干部缺乏平等意识，以狭隘民族主义或大民族主义处理民族关系；一些少数民族村干部受宗教的影响，以宗教价值观判断是非曲直，甚至影响政策；一些村委会主任，缺乏民主意识，在决策时一手遮天；一些村干部缺乏村民自治所必需的政治经验、政治技巧。广大农民对自己依法享有的政治、民主权利不熟悉，更谈不上行使，村委会选举常常是走过场，阻碍了当地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
(五)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等社会条件。在文化教育方面，有论者指出，由于历史和政策方面的原因，教育资源在城乡分配不公直接导致了农民受教育程度低。同时，农民注重物质消费，对子女教育、农业科技投入、农民自身精神文化消费的投入明显不足。西部地区“毛入学率”和每万人口在校大学生数都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另有论者指出，西部农村养老保险、医疗保障和最低生活保障等体系不健全，远远不能满足西部广大农民的需要。
四、西部新农村建设的基本原则和策略
(一)需要处理的矛盾和关系。有论者认为，西部新农村建设需要处理和化解人多地少的矛盾、农村对人才的需要与农民素质普遍偏低的矛盾、西部资源开发的控制与农民生活基本需要的矛盾、以及分散经营与市场化经济格格不入的矛盾。另有论者指出，在新农村建设中，需要处理好民族地区以下各种关系：一是正确处理新农村建设的总体目标和不同地区具体实施战略的关系；二是正确处理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推进民族地区全面协调发展；三是正确处理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建设的关系；四是正确处理发展与生态人文环境保护的关系，将文化保护与生态环境保护视为完整统一的工程，实现民族文化与自然环境的和谐；五是正确处理新农村建设总体目标与个体差异的关系，坚持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的理念，充分尊重农牧民自己的选择权利。正确处理鼓励个体积极性与合作组织协调的关系；正确处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与各民族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关系，引导民族传统文化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相适应。关于少数民族地区的新农村建设，有论者指出，要处理好四种关系，即新村建设与新农村建设规划之间的关系，新农村建设与传统文化、民族文化传承的关系，宗教文化、宗教信仰与新农村建设的关系以及生态环境与新农村建设的关系。
(二)新农村建设的主体、主导和机制。关于新农村建设的主体、主导及其与其他各种力量的关系，还存在相当大的分歧。有论者认为，构建西部新农村建设的发展平台，必须以政府为主体，而且是中央政府的投入为主体，国家通过加大对西部地区的投入力度、支持力度和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建成具有一定水平的新农村发展平台之后，才能带动社会各界特别是经济实体的广泛参与。相反。另有论者认为，新农村建设不应该成为政府代替农民包办的新农村建设，而应是农民自主的新农村建设；同时，也不能站在政府和城市的角度来建设新农村。农民是农村和农业的主体，农民也应该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必须充分尊重农民意愿，了解农民的切身需求。发动农民主动参与，组织农民共同建设。没有农民积极参与的新农村建设，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没有农民积极参与的新农村建设，也很难取得成功。最后，有论者对主体和主导进行了辩证的分析：“三农”问题首先是体制性问题，新农村建设必须突破二元结构的束缚，通过“以工哺农、以城带乡”，促进农村的全面发展。从而决定了政府既是启动者，又是组织者和出资者，政府必须发挥主导作用。同时，“三农”问题又是发展性问题，是各个国家和地区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常态，“三农”问题必须在发展中解决，而农民是发展的主体，他们既是新农村建设的受益者，也是新农村建设任务的主要承担者，只有确立农民的主体地位，引导农民积极响应、参与和支持，新农村建设的任务才能顺利完成。此外，新农村建设也需要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新农村建设的机制就是，通过政府的帮助、支持和引导，培育农村和农民的自我发展能力，在农村形成各种发展力量的合力，形成政府、农民和各种力量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
(三)新农村建设的基本原则。有论者提出，西北新农村建设应更加注重长远性，坚持规划优先、分步实施、因地制宜的原则；与扶贫开发相结合推进西北地区新农村建设；与退耕还草相结合，在新农村建设中同时注重自然环境与生态环境的保护。有论者也指出要因地制宜推进新农村建设，不照搬、不强求统一的建设模式，改善农村公共服务保障体系，为新农村建设提供基础保障，注重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避免“涸泽而渔”、“杀鸡取卵”、“寅吃卯粮”式的急功近利行为，转变农民观念，培养新经济时代农民应具备的基本素养[2¨。有论者提出，分类指导是新农村建设的有效原则。还有论者提出，坚持新农村建设的长远目标与渐进发展相结合，坚持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坚持内涵的新农村建设与外延的新农村建设同时并举。 转贴于
五、新农村建设的主要措施
(一)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西部地区工业基础薄弱，“工业反哺农业”存在相当大的困难，因此大多数论者都强调加大资金的投入力度。一是要争取中央和地方政府对西部地区的资金投入；二是要用好政策，加大引资力度，整合各方面的资金；三是要加强资金监管，提高资金利用效率。首先，加强公共投资向农业基础设施的倾斜，优先发展农田水利建设，以提高农业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其次，加强道路交通和电网改造等生产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生态环境。最后，加强村内道路、自来水工程以及电视、电话等生活基础设施建设。
(二)发展县域经济，提高农民收入。有论者指出，县域经济是我国城市经济和农村经济、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结合部，是社会经济功能比较完整的综合性经济单元，是我国国民经济体系中一个重要的关键性层次。发展县域经济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必要途径，是实现“以城带乡”的重要支撑。是建设新农村的强大引擎。具体来讲，发展县域经济，一是要发挥资源优势，培育支柱产业；二是要鼓励和支持符合产业政策的乡镇企业发展，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和服务业；三是要着力发展县城和在建制的重点镇，为小城镇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四是要发展劳务经济，把劳务输出作为扩大农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手段；五是发展非公经济，引导企业要素聚集，改善金融服务。
(三)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现代农业
1 促进农业产业化。一些论者从不同角度和方面，指出了农业产业化的基本内容。首先。以工业化的理念推动农业产业化，按照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要求，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加快建设优势产品产业带，让农民从低水平的生产中解放出来。其次，推进一村一品，发展特色产业。根据地域特点。大力开发最具特色和个性的产品。最后，发展农业合作组织。鼓励土地规模经营和集约化生产。探索“市场+基地+农户”的模式，实现大面积市场化、组织化；按照市场需求组织农民进行规范化、标准化和专业化生产，保证农产品的质量和安全；还要提高农业龙头企业的素质。
2 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建设生态农业。一些论者指出，循环经济和生态农业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到西部地区，要着力解决水土流失、荒漠化防治问题；做好西部地区退耕还林还草和植被恢复工作；加强西部地区减灾、防灾、病虫害综合防治；推行农业清洁生产；建立生态农业的激励机制和保障体系，实现西部地区农业以及其他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3 加大科技支农力度，培养农业科技人才。有论者指出，一是充分发挥农技站的作用；二是加强与科技部门、高等院校的联系与协作；三是制度化、规范化，甚至强制性地对农民进行农村实用科技培训；四是建立激励机制，留住本地科技人才，提供优惠政策，尽可能引进人才。
(四)发展基础教育和培训，造就新型农民。首先，有论者提出，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切断“穷根”。在加大对西部地区教育投入的同时，还应从西部地区农村实际情况出发，采取一些非常规措施，鼓励教师资源向西部农村倾斜，应着重强调非物质性、有长远效益的激励。其次，有论者指出，提高农民素质，一是要从基础教育人手，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二是要加强农村职业教育，提高农民的科技素质，向农民传授现代农业技术和标准化生产知识，以及富余劳动力转移所需的专业技术；三是突出政治思想道德建设，提高农民的人文素质，提高农民的民主法制意识，将传统美德和现代文明结合起来，克服小农意识和陈规陋习。最后，还有论者指出，要引导西部地区农民树立科学合理的消费观，鼓励农民扩大文化教育投资，克服封建迷信、铺张浪费和等陋习。
(五)巩固基层党支部，加强基层社会组织。如何大力培养年轻、有知识、有能力的村支书和村干部，并组织好外出务工农民积极参与家乡新农村建设，是西部劳务输出大省急需解决的问题。关于建立一支具有较高执政能力的农村基层干部队伍，有论者认为应采取如下措施：首先，拓宽用人渠道，积极选拔人才；其次，加大对现有干部的培训力度；最后，有计划地培育和选拔后备干部队伍…。有论者提出，要转变基层党组织的职能，改革村党组织设置，突出党员分类管理，建立、规范村级组织保障机制；推行“两推一选”、“公推竞选”，建立健全村委班子。还有论者提出，通过加强基层组织制度建设，充分发挥基层组织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健全村民自治机制，鼓励、引导和支持农村发展各种新型社会化服务组织，提高乡村治理水平。
1分别探讨了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
理论界对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分别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取得大量成果，特别是关于邓小平的“三农”思想研究成果相当的多，在人大复印资料上可以收集到的仅1998年到2001年专门研究邓小平农业思想的文章就有50篇。
关于的“三农”思想，学者们进行专门研究的不是很多，目前进入笔者视野的著作有郑以灵的《农民观透视》、陈高同、赵素芬主编的中国农业发展丛书中的《与中国农业发展》、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的《中国农业现代化之路》，以论文出现的研究成果有郑有贵在《党的文献》1999年第3期上发表的《的“三农”现代化思想与当代农村改革》，其余研究成果均散见于思想研究或者其他研究性文章里面。从研究内容来看，学者们重点研究了新民主义革命时期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和建国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理论。
关于邓小平的“三农”思想研究成果不仅数量多而且涉及面很广，从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各个相关方面都有论述，呈现出多角度、全方位的特征。学者们重点对邓小平农业发展思想的主要内容进行了发掘和解读，同时不少学者还从邓小平农业发展思想的理论来源、主要特点和重要意义以及其与科学发展观的关系方面进行了探讨。关于邓小平的农业发展思想的内容，学者们主要在以下方面做了精辟论述，一致认为它包括：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要科教兴农；因地制宜，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增加农民收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发展的“两个飞跃”思想。学者们认为邓小平的“三农”思想具有求实性、创造性、超前性、人民性和辩证性的特点。同时，学者们还指出了邓小平“三农”思想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他们认为从理论上讲，邓小平“三农”思想在农业合作制、农业现代化、农民脱贫致富等方面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农业思想，从实践上看，它在我国改革开放后的农业经济实践中起到了科学指导的作用，从而使党在“三农”工作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对的“三农”思想进行专门研究的也不太多，还未见以著作的形式出现的专门研究的成果，但是可以在研究的经济思想的著作中找到其“三农”思想的内容，如顾龙生等所著《经济思想研究》。以论文形式出现的专门研究成果有王骏在《党的文献》2003年第5期上发表的《试论的“三农”思想》，他从基础论：“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改革论：“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继续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论：“必须转变农业的增长方式”；中心论：“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提高农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创新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加快城镇化进程”等几个方面全面论述了的“三农”思想的内容，同时指出了其鲜明特点。关于的“三农”思想研究其成果还可以从于法友在《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2期上发表的《论对邓小平农业思想的完善与发展》等文章中找到。
2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武力在《党的文献》及其主编的著作《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中以历史时间为线索分若干阶段详尽的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陈承红在《农业考古》2006年第3期上发表《中国共产党人的“三农”探索》以中国共产党的四代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为线索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孙仲彝在《上海党史与党建》2006年9月号上发表的《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实践及历史经验》一文中，也是以历史为线索分两个大的阶段和若干个小阶段用详尽的资料阐明了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历程。
冯雷、田立春、刘大莲在《中共济南市委党校济南市行政学院济南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兼论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及其理论贡献》，从奠基、形成、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三方面指出了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的发展历程。
此外，广东省教育厅社科规划重点项目“当代中国农村发展道路研究”的最终主要成果、秦兴洪主编的《共和国农村的发展道路：中共三代领导集体的选择》，这本书全面阐述新中国50年来中共三代领导集体对农村发展道路的选择，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发展历程。还有学者从某一特定阶段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历程，如何丽芬在《常熟理工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上论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的历史进程；华中师范大学刘国武2005年在其硕士学位论文中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对“三农”问题的认识历程。
3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的巨大贡献
卢文在《中国财经报》2001年07月4日第003版上发表《中国共产党在“三农”问题上的巨大贡献——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一文，他分别从“三农”的涵盖的三个方面将中国共产党在“三农”问题上的贡献阐述为：在农业上的贡献：实行合理的土地制度、实行科教兴农战略、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之路；在农村问题上的贡献：一贯重视农村、使农村经济转向商品、市场经济、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实现农村工业化，促进乡村城镇化、使农村进入小康；在农民问题上的贡献：注重调动农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提高农民的组织程度和素质、组织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帮助农民实现历史性的大转变。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教授王玉珍在《南京社会科学》2001年增刊——《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论文专辑》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在“三农”问题上的理论和政策的突出贡献包括：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在理论上阐明了“农民问题是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找到了一条使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下解放出来的道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揭示了“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这一科学规律，并将“农业是基础”作为指导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针之一；在如何发展生产力、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上，我党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解决了农民走集体化道路的制度创新和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体制创新；在探索中国农民如何增加收入，走上富裕的途径方面，中国共产党人历经探索完成了从集约经营——无工不富——结构调整、产业化经营、发展小城镇——税费改革等一系列理论创新和政策创新的过程。
冯雷、田立春、刘大莲在《中共济南市委党校济南市行政学院济南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兼论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及其理论贡献》指出，、邓小平、作为我党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他们的“三农”思想为我党开辟中国的革命道路、中国的改革道路和中国的跨世纪发展道路做出了突出贡献，也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4总结了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经验
李明、郭宇在《科学社会主义》2006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经验》，指出中国共产党在认识和解决“三农”问题上积累了宝贵经验，这主要包括：必须高度重视“三农”问题，改进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必须从全局出发，巩固农业基础地位；必须把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作为制定农村政策的出发点；必须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依靠农民群众推进农村改革的伟大事业；必须坚持和发展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农村改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向；必须巩固和发展工农联盟，正确处理党同农民的关系；必须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的高度认识“三农”问题，进行制度创新，统筹城乡发展；必须高度重视农村民主法治建设，促进农民人权事业发展；必须加强农民教育，提高农民素质，全面推进农村小康建设。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武力在《党的文献》、《光明日报》及其主编的著作《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中一再强调：新中国成立55年来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有不少历史经验和教训值得借鉴，包括：实事求是是形成正确认识的基础；民主制度是形成正确认识和决策的制度保障；以人民为本是形成正确认识和决策的前提条件。
5关于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三农”思想的比较研究
学者们将中共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结合起来进行了比较研究。如李建宁在《攀登》2001年第4期发表《、邓小平现代化思想之比较》，邹开明、周世慧在《党史文苑》2006年第2期上发表《邓小平农业思想的比较研究》，北京师范大学李晋玲在《生产力研究》2004年第2期上发表《、邓小平农业思想的差异分析》，闵帅、陈洪勋在《菏泽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1期上发表《关于与邓小平农业发展思路的比较》，黄世贤、黎红刚在《江西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上发表《邓小平对农业经济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郭翔宇在《学习与探索》2003年第1期上发表《同志对邓小平农业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在这些研究成果中，学者们一致认为与邓小平对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农业发展的途径、农业发展的规划及经营体制的制定、发展农业采取的手段、实现社会主义农业战略目标的政策构思上，既有共同点，又有不同点。邓小平继承、发展了农业思想，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农业思想。有的学者还从知识背景和经历、所处的时代背景、对社会主义的理论认识及其性格等方面分析了二者产生差异的原因，他们认为在农业基础地位的认识上、农业和农村具体工作思路上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农业思想。
这些专著和论文从不同视角，不同侧面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取得了一定甚至是可观的成果，成绩斐然。但是，随着我国“三农”实践的推进，相对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所需要的理论支持来说，这只还是一个初步研究，理论研究尚有薄弱和不足之处。从目前的研究状况看，重复性研究比较多，综述研究太少，无论是整体研究，还是专题研究都需要大力开拓新领域。特别是对中共第三代及其新一代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的研究、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内在关联性的研究、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现实指导意义及其前瞻性研究要更加深入，这就有待于后来者的不断努力。
参考文献
［1］武力，郑有贵主编.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1）.
［2］陆学艺著.“三农”论——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研究［J］.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1）.
［3］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当代农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
（一） 农史研究新阶段出现的原因及其主要特点
新形势出现的主客观原因
客观上，文革结束后我国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阶段，实现中国式的农业现代化，需要从农史研究中获取借鉴，这给农史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也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量。主观上，建国后十七年以资料整理为中心的工作已经为农史研究打下很好的基础，循此继进，开展全面的史的研究是学科自身发展的趋势。这种发展在文革中被人为地中断了。文革结束后，人们被压抑的研究农史的热情迅即迸发出来。这在1977年安徽合肥召开的中国生物学史（包括农、医史）学术讨论会上已有所表现。1978年，农业部和农科院不失时机地提出了编写《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的任务。1979年，在郑州召开的第一次编写会议，被农史界学者喻为"农史研究春天"的到来。继之，80年代初又有《中国农业百科全书》的上马，该书特设《农业历史卷》，在草拟框架时，确定其内容包括农业起源与原始农业、农业生产史、农业经济史、农业思想史、农业科技史、地区农业史、少数民族农业史、世界农业史等学科分支或项目，实际上是大致明确了农史学科的"四至"。从1995年开始，在郑重会长的倡导下，中国农史学会组织编写全面反映中国农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历史发展《中国农业通史》，全书分原始时代、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近代卷和边疆民族卷，另有附录一卷，共10卷，规模宏大，目前仍在编写之中。这些动员整个农史界力量编写的大工程的启动，对农史学科的推动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同时，在不同学科加速交叉融合的形势下，友邻学科理论方法以至资料的引入，也为农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生长点。这些既促进了农史研究新阶段的到来，也成为新阶段的重要标志之一。下面简单介绍这一新阶段的一些主要表现和特点。
2、 研究队伍空前壮大
文革中被解散的研究单位恢复了编制和活动：西北农学院古农学研究室的恢复在文革后期，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的恢复在1978年。同年，北京农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成立了农业历史研究室，不久浙江农业大学、河北农业大学也成立了农史研究机构。据《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业历史卷》称：到1990年，广义范围农业各业务部门、高等院校、科研单位建立的农史研究机构已近20个。这些单位的农史研究者，都在新时期做出了重要贡献。从80年代初期起，这些研究单位大都着手招收培养农史学科的研究生，这样，在老一辈学者焕发学术青春的同时，新一代农史研究骨干也迅速成长起来。除了农史专业研究队伍自身的壮大以外，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史学界、科技史界、经济史界、民族学界、考古学界、历史地理学界的学者纷纷加盟农史研究，有些甚至已经进入农史界的圈子。最明显的是考古文物界。江西省在70年代末成立了陈文华主持的中国农业考古研究中心（该中心开始设在江西省博物馆内，后来设在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内），编辑《农业考古》，打出"农业考古学"的旗帜，成为农史研究领域中一支活跃的力量。农业部下属的农业博物馆，1983年开始筹备，1986年正式开馆，馆内有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史的常年陈列，她下设的研究所亦以农业历史为重要研究方向，出版了一批图谱和专着，积极参与国内外有关学术活动，该馆是农业历史学会的挂靠单位。科技史与农史联姻是有传统的，胡道静先生就称自己是科技史界和农史界的"两栖动物"。在农史学会正式成立以前，农史工作者主要是通过科技史学会的农史专门委员会进行学术交流活动的；这种联系现在还有继续。李根蟠由于曾在中国农科院工作的关系，成为出入经济史界和农史界的"两栖动物"。从1981年开始，经过长时期的酝酿，中国农业历史学会于1987年9月正式成立，由刘瑞龙任名誉会长，王发武任会长，会员包括了农史专业研究机构的学者，其他相关学科的学者以及业余农史爱好者共283人。1993年换届，由郑重任第二届理会长，会员增至382人。1998年再度换届，郑重继续任会长，会员增至570人。90年代，农业部成立当代农史研究室，1994年在中国农业历史学会下设立当代农业历史专业委员会。中国农史学会成立以来，已经举行了8次学术年会，对团结各方面力量推进农史研究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地方，河南省和广东省也先后成立了农史学会，广东省农史学会的活动尤为正常和活跃。
3、 农史刊物的创办
1981年，中国农业历史学会（当时还是筹委会）和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联合创办的《中国农史》季刊和中国农业考古中心主办（后与中国农业博物馆合办）的《农业考古》半年刊几乎同时创刊。前者是我国农史学科第一份专业性学术期刊，内容包括农业史、农业经济史、农业科技史、地区农业史、少数民族农业史、外国农业史和古农书研究等，大大超越原来该室集刊的范围。后者把考古文物与农史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注意反映传统农业与农业现代化、少数民族农业史、中外比较农业史、农业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融学术性、资料性、知识性为一体。从1991年起，每年增加两期茶文化的专号。在此稍前，华南农学院农业历史研究室受农业出版社的委托主编了不定期《农史研究》丛刊，从1980年到1990年共出了10辑；该刊一度计划改为季刊，但只出版了1983年第1期。1987年，中国农业博物馆创办了《古今农业》半年刊，1991年改为季刊；刊登有关农业历史、农业考古、农业资源、农业经济、农业博物馆的建设等方面的论文和调查报告。1994年，农业部当代农业史室也编辑出版了《中国当代农业史研究》。作为一种专史拥有几种学术刊物，这在中国史学界是罕见的。这些刊物不但为农史研究成果的发表提供了园地，而且促进了专业农史研究圈与圈外各种信息和成果的交流，促进农史研究与相关学科的交叉融合，从而大有利于农史学科的发展。
4、 研究领域的拓宽，资料来源和研究方法的多样化。
这是新时期农史研究发展的重要特点。在这个题目下实际上包括了三方面的问题，但它们又是相互联系，难以分割的，所以我们把它们放在一起叙述。上面谈到，建国后十七年的的农史研究是以整理农书为中心的，本时期，这一工作仍在继续，但重点已经转到史的研究。大体说来，在九十年代后期以前，研究是以农业科学技术史为中心展开的；从九十年代后期开始，以《中国农业通史》的编纂为契机，转入更全面的农业史研究的阶段。与研究领域拓宽紧密相联系的，一是新资料来源的开辟，二是与友邻学科的交叉融合。文革前农史研究收集和运用的主要是农书的材料、历史文献的材料，方志的材料；文革后，除继续发掘和利用这些材料以外，又加入了新的材料，最突出的是考古学的材料、民族学的材料和以"满铁"调查资料为中心的近现代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材料[1] 。农史学科的资料基础更加雄厚和广阔。这一时期农史研究的方法，除继承前一阶段的传统外，还引入不少学科的理论方法，又有其他学科的学者加盟农史研究，于是出现了农史研究与友邻学科交叉融合的态势，以至形成农史研究的新领域或新的生长点。上面说到的考古学、民族学材料加入农史研究，同时就是农史学与考古学和民族学的交叉融合。它如历史语言学、历史地理学、经济学、文化学、民俗学、
生态学、气候史、比较农史法、自然辩证法等的引入或加盟，都给农史研究增添新活力，使之出现多样化的绚丽局面。
这一时期农史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浮燥的风气的漫延，在有关论着大量涌现的同时出现了忽视质量的倾向，对材料和论据缺乏严谨的考据和论证、不符合学术规范的文章已不是个别的现象，急功近利的求多、求快、求大的行为有相当大的普遍性；而又缺乏严肃认真的学术批评。在20世纪末，商品经济的大潮对农史研究的队伍的冲击越来越大，农史研究面临新的困难。
（二）重要领域及重要成果举隅
农书和农业文献的整理、校释和研究
这方面的工作在文革前工作的基础上继续前进，成绩最显着的是中国农业遗遗产研究室的缪启愉，缪氏在50、60年代已积极参与万国鼎领导的农书整理校注工作，万氏1963年去世后，农业遗产研究室的农书整理工作遂由缪氏牵头。西北农学院古农学研究室文革后期即已开始在辛树帜的领导下整理出版石声汉的遗着；此外马宗申也独立做了不少工作。现按时代的先后对综合性农书的整理作一简单介绍：
先秦：夏纬瑛五十年代在西北农学院工作时已致力于先秦农书和农史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60年代调至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室（后改为研究所），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继《管子地员篇校释》和《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校释》后，完成了《周礼中有关农业条文的解释》、《诗经中有关农事章句的解释》和《夏小正经文校释》，分别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由农业出版社出版。他的工作为先秦农业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王毓瑚的《先秦农家言四篇别释》（农业出版社，1981年）是在研读夏着《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校释》的基础上写成的，对夏着作了不少有益的补充和校勘。
两汉魏晋南北朝：缪启愉继《四民月令辑释》（农业出版社，1981）后推出的《齐民要术校释》（农业出版社，1982年初版，1998年再版），是在广泛吸收前人成果基础上的集大成之作，而考订之翔实、校释之精审，超越前人，是迄今最完善的一本《齐民要术》校释本。缪氏还有《齐民要术导读》（巴蜀书社，1988年）一书，对《齐民要术》的科学内容作了分析。游修龄的《齐民要术疑义考释》（收入游氏《农史研究论文集》）运用现代化科学知识考释《齐民要术》中难读难解问题，是继《齐民要术及其作者贾思勰》之后研究《齐民要术》的又一力作。
隋唐宋元：这方面的成果有缪启愉的《四时纂要校释》（农业出版社，1981年）；石声汉的《农桑辑要校注》（农业出版社1983），缪启愉的《元刻农桑辑要校释》（农业出版社，1988年）,马宗申的《元刻大字本农桑辑要译注》也将要出版；王毓瑚校点的《王桢农书》（农业出版社，1981年），缪启愉的《东鲁王氏农书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其中，缪氏的校释后出转精，并纠正了前人的一些错误。
明清：石声汉在身患沉疴情况下奋力完成的《农政全书校注》遗稿，经过整理压缩后，1979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这是明清农书整理的最重要成果。研究《农政全书》及其作者徐光启的论着，在农书及其作者的研究中居于首位；据中国农业博物馆资料室编《中国农史论文目录索引》所载，截至1991年，有关论文达167篇。就本时期的研究而言，梁家勉的《徐光启年谱》是研究徐氏生平的力作；《中国农史》1983年第3期纪念徐氏逝世三百五十周年专集和席泽宗、吴德铎主编的《徐光启研究论文集》（学林出版社1986年）也收集了部分成果。明清不少地方性农书，如《农桑经》、《马首农言》、《三农纪》都有了校注本 。王达对王恒力《补农书校释》作了增补 。宋湛庆对明代马一龙的《农说》进行了整理和研究 。我国最后一部大型综合性农书《授时通考》，亦由马宗申作了校注，由农业出版社从1991年到1995年分4册出齐；至此，我国重要的综合性农书已全部整理出版。
专业性农书的整理研究也有不少成果。作物、植物专书有傅树勤、欧阳勋的《陆羽茶经译注》（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伊钦恒的《群芳谱铨释》（农业出版社，1985年）等。两汉魏晋南北朝出现了不少记录岭南植物的"志录"类着作，最着名的是《南方草木状》，旧题西晋稽含着，对该书作者和撰期历来有争议，1983年华南农学院召开关于《南方草木状》的国际讨论会，将该问题的研究推进了一步。会后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杨竞生撰写了《南方草木状考补》，堪称有关研究成果的总汇。缪启愉、邱泽奇的《汉魏六朝岭南植物"志录"辑释》（农业出版社，1990年），则开创了整理古代农业典籍的新体例。畜牧兽医书和水利书的整理也很有成绩。前者如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兽医研究所的《元亨疗马集选释》、杨学聪点校的《新刻马书》（均为农业出版社1984年出版）、许长乐校正的《新刻注释马牛羊驼经大全集》（农业出版社，1988年），后者如马宗申的《营田辑要校释》（农业出版社，1984年）、汪家伦的《筑圩图说及筑圩法》（农业出版社，1980年）和《浙西水利书校注》（农业出版社，1984年）。
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编辑的《中国农学遗产选集》转由农业出版社出版，又有《茶》、《古兽医方集锦》、《常绿果树（上编）》、《稻（下编）》等分册问世。另外又出版了《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中国茶叶历史资料续辑（方志茶叶资料汇编）》（朱自振编，东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中国古代栽桑技术史料研究》（章楷着，农业出版社，1982年）、《中国科技史资料选编--农业机械》（清华大学图书馆科技史研究组编，清华大学出版社）、《中国森林史资料汇编》等资料集。为了摸清明清农书的家底，经过王达的长期努力，已知明清农书（包括佚书）已逾千种；有关成果在2001年的《中国农史》中连载。作为传统农学资料精华的整理，彭世奖编着的《中国农业传统要术集萃》（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年）是别开生面的一种。
对农书各别研究或综合研究（包括中外农书比较研究）的论文相当多，《中国自然科学史·农学卷》各编的有关部分，综合了有关研究成果，对历代农书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述。
还应该提出的是在中国农业古籍的整理和研究中，中国与东邻国家的友好合作。这里仅举两个例子：其一，被吴德铎称为"世界最早的植物学辞典"的《全芳备祖》，它的宋刻本传到日本后，长期被珍藏于宫内省图书馆，文革后，承蒙日本友人、尤其是天野元之助教授的帮助，原书被全部摄制寄来我国，1982年由农业出版社作为"中国农学珍本丛刊"的一种影印出版。其二，王毓瑚的《中国农学书录》传到日本后，天野元之助教授根据他三十多年来对中国农书版本的研究，70年代撰写了《中国古农书考》，作为对《中国农学书录》的补充，并与它合刊发行；天野这本书，文革后亦由彭世奖翻译成中文出版（农业出版社，1992年）。
2、农业科技史和农业生产史
农业科技和农业生产是新时期农史研究的中心，对农业生产各个部门、各个项目的研究，对农业生产和农业科技的各种因素和领域的研究，均已展开。
作物史的研究涉及各种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园艺作物和嗜好作物。从研究论着数量看，粮食作物中，稻最多，麦次之；经济作物中，棉花最多；园艺作物中，果树最多，蔬菜和花卉次之，嗜好作物中的烟和茶均可观，尤其是茶，研究论着的数量冠于各种作物，但相当部分是从文化史的角度论述的。在作物史的各种论着中，游修龄的《中国稻作史》是最重要的成果。游修龄是新时期农史研究的旗手之一，他善于把现代科学知识与农史研究结合起来，熟练而巧妙地把文献学、考古学、民族学、民俗学、古文字学、训
诂学、历史语言学、历史地理学、古地理学等相关学科的成果与方法应用到农史研究中去，视野开阔，新见迭出。这种治学特点在《中国稻作史》中鲜明地表现出来。游氏新时期撰写的农史论文，大多收集在《农史研究文集》（农业出版社，1999年）中，其中也有相当部分是论述作物史的。作物史方面的论着还有章楷的《植棉史话》（农业出版社，1984年）、倪金柱的《中国棉花栽培科技史》（农业出版社，1993年）、郭文韬的《中国大豆栽培史》（河海大学出版社，1993年）、朱自振的《茶史初探》（农业出版社，1996年）、唐启宇的《中国作物栽培史稿》（农业出版社，1986年） 等。农业生产的其他部门史亦成果累累。如畜牧史方面，谢成侠的《中国养牛羊史（附养鹿简史）》（农业出版社1985年）、《中国养禽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相继出版，《中国养马史》也再版并出版了日译本。张仲葛、朱光煌主编的《中国畜牧史料集》（科学出版社，1986年）、程绍迥、张仲葛主编的《中国近代畜牧兽医史料集》（农业出版社1992年）亦已问世。林业史论着有张钧成的《中国林业传统引论》（中国林业出版社1992年）、南京林业大学林业遗产研究室主编的《中国近代林业史》（中国林业出版社1989年）、陶炎的《中国森林的历史变迁》（中国林业出版社，1994年）等。渔业史的论着有丛子明、李挺主编的《中国渔业史》（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张震东等的《中国海洋渔业简史》（海洋出版社，1983年）等。蚕桑史的论文数量亦可观，其中蒋猷龙关于家蚕的起源和分化的研究较有影响 。土壤学家王云森写了《中国古代土壤科学》（科学出版社，1980年），据报道，他的《中国土壤科学技术发展史》正在出版中 。研究农具史的学者不少，其中周昕用力最勤，《中国农具史纲及图谱》（建材工业出版社，1998年）是他研究成果的总汇。水利史是与农史密切相关、但拥有自己独立的研究机构和研究队伍的一个学科，在本时期相当活跃，成果丰硕。其中与农史关系较大的专着有：汪家伦、张芳的《中国农田水利史》（农业出版社，1990年）、缪启愉的《太湖塘浦圩田史研究》（农业出版社，1985年）、彭雨新、张建民的《明清长江流域农业水利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张芳的《明清农田水利史研究》（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8年）等。除了分门别类的研究外，也有不少从总体论述中国传统农业科技特点的论着，其中董恺忱、杨直民的《试论我国传统农法的形成和发展》（中国农史1981年第2期？）较有新意。
在史学领域内，综合性的通史着作更能反映了该学科的总体研究水平。作为农业科技史综合研究的成果，《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和《中国自然科学史·农学卷》堪称两本里程碑式的着作。前者梁家勉任主编，动员了农史界几乎全部的力量，数易其稿，经过8年的工作，1989年由农业出版社出版；全书将近100万字。该书集80年代中期以前农史界研究之大成，并广泛吸收了史学界的新成果，代表了当时研究的最高水平。后者范楚玉、董恺忱先后任主编，北京的几位学者参加编写，游修龄为主审，2000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全书140余万字。该书在《史稿》的基础上广泛吸收了80年代中期以来农史界和史学界的研究成果，深入分析了中国传统农学体系的特点，按长时段分篇，每篇依次介绍该时期农学发展的历史背景，该时期的农书，然后按中国传统农学体系内在的逻辑关系阐述该时期农学的发展；在材料的发掘、内容的开拓和论述的深化方面都有新的创获，基本上代表了90年代农史研究的水平。近代农业科技史研究最重要的成果，是中国农业博物馆编撰（具体组织者为闵宗殿）的《中国近代农业科技史稿》（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5年），它的出版填补了农业科技史的一个空白，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过去的研究偏重于古代状况。
以生产史为中心的农业史综合研究，李根蟠的《中国农业史》（台湾文津出版社，1997年）是比较重要的成果。该书把"多元交汇、精耕细作"作为中国古代农业的主要特点和发展主线，突破以前研究中只讲农区和汉族农业的局限，把农业区域、农业结构、农业类型和不同民族农业联系起来作动态的考察，是建立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相适应的农史新体系的尝试。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的屯垦史，是比较活跃的研究领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学者集体编撰的《中国屯垦史》 、彭雨新的《清代土地开垦史》（农业出版社，1990年）、赵俪生主编的《古代西北屯田开发史》（甘肃文化出版社，1997年）、赵予征的《丝绸之路屯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等，是该领域的重要成果。
3、农业考古与农业起源研究
利用考古发现研究农业史上的事物，可以上溯到30年代徐中舒的《耒耜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0的第二本第一分）和胡厚宣的《卜辞所见之农业》（载《甲骨学商史论丛》二集，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1945年）。不过在很长时期内这种工作是零散的、主要是史学界的学者在做。70年代，裴李岗、磁山、河姆渡等年代较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大量农具、作物、牲畜等农业遗存，震撼了考古界，也震撼了农史界，促进了关于农业起源的研究和把考古文物运用到农史研究中。游修龄的《对河姆渡遗址第四层文化出土稻谷和骨耜的几点看法》（1976年）、《从河姆渡出土稻谷试论我国栽培稻的起源分化和传播》（1978年）就是影响很大的有代表性的作品。当时有些学者自觉地把考古文物、民族学资料引入农史研究。例如宋兆麟，他在历史博物馆工作，本人参加了许多民族地区的调查，他对河姆渡骨耜、钱山漾"石犂"、汉代牛耕的研究就体现了这种特点。从70年代后期开始，李根蟠、黄崇岳、卢勋合作进行原始经济（主要是农业经济）的系列研究，用的就是考古学材料、民族学材料、神话传说材料和历史文献记载相结合的方法。有关研究成果后来结集为《中国原始经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对推动这股潮流做出了最大贡献的是陈文华。在陈文华的直接操持下，江西省博物馆1978年冬举办了"中国古代农业科技成就展览"，1980年该展览修改后应邀赴京展出。这是首次利用考古材料结合文献记载全面系统反映我国古代农业科技的辉煌成就。1981年，在原农业部长何康的支持下，江西省博物馆成立了"中国农业考古中心"，出版了《农业考古》。这样就树起了一面旗帜，开辟了一个阵地。把原来被忽视的农业考古资料、民族学资料汇集起来，源源不断地提供给农史界，又促进了不同学科的学者和成果在"农业考古"旗帜下交流融汇，为农史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生长点，对农史学科的发展，意义重大而深远。同样做出了巨大贡献的还有中国农业博物馆。她是"中国古代农业科技成就展览"赴京展出后开始筹建的。她设立了常年的大型农史展览，编辑出版了《古今农业》和一批资料和论着，并支持了《农业考古》出版，是《农业考古》合编单位之一。闵宗殿和曹幸穗先后任博物馆研究所的主任。农业考古的资料和研究成果，除在刊物发表的外，还有的编成专着问世。如：中国农业博物馆的《中国古代耕织图》、《汉代农业画像砖石》（夏亨廉、林正同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1996年）、陈文华的《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史图谱》（农业出版社，1991年）、《中国农业考古图录》（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彭邦炯的《甲骨文农业资料考辨与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等。
农业起源是新时期农史研究的焦点之一。以此为主题，已举行了三次国际学术讨论会。稻作起源地是讨论的中心问题之一。本时期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如距今一万年前后长
江中游的彭头山、玉蟾岩、仙人洞遗址，淮河流域的贾湖遗址稻谷遗存，江苏吴县草鞋山、湖南澧县城头山古稻田遗址的发现，不断刷新人们的认识。对水稻的起源地有各种不同见解，立足于考古发现的中国长江中下游起源说逐步取得优势。这一时期，人们还广泛介绍国外关于农业起源的理论，并对中国农业起源的途径进行探索，取得了一些共识。对于这个问题讨论，古为农在《中国农业考古的沿革与农业起源问题的主要收获》（《农业考古》2001年第1期）中已有所总结。
4、农史研究中民族学资料之利用与民族农业史
民族学和民族史与农史学的交叉融合是新时期农史研究的重要特色之一。《农业考古》设"少数民族农业研究"专栏，其他农史刊物注意刊发这方面的文章，有利于这种趋势的发展。这种交叉融合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利用近现代仍然处于原始社会或初期阶级社会的民族的有关资料，研究农业发展的早期形态；或利用这些资料研究农业历史上的有关事物。李根蟠、卢勋在实地调查和广泛利用民族调查资料的基础上写成的《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原始农业形态》，是这方面的重要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一些学者利用民族学资料研究耦耕、耦犂等也取得可喜成绩。云南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尹绍亭的《云南物质文化·农耕卷》2册和罗钰的《云南物质文化·采集渔猎卷》，收集了丰富的资料。
二是研究主要分布在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农业的发展，它与中原汉族农业的交流与融汇，它对中国农业总体发展所作的贡献等等。李根蟠较早注意这方面的研究，发表了《我国农业科技发展史中少数民族的伟大贡献》 一文，并在这个基础上与卢勋合作撰写《民族与物质文化史考略》（民族出版社，1991年）。有关少数民族农业史的论文已有相当数量，涉及的方面也相当广。对北方草原民族牧业生产研究逐渐为研究者所关注，最近，王建革利用满铁资料研究北方民族的游牧生产方式，别开生面[10] 。对南方民族农业史的研究也比较活跃，专着有覃乃昌的《壮族稻作农业史》（广西民族出版社，1997年）等。
5、 地区农业史
地区农业史的研究可以追溯到50年代，例如，1965年出版的《浙江农史研究集刊》第一册所收集的，就是浙江地区农业史的论文。陈恒力也曾致力于太湖地区农业史资料的搜集。不过，比较系统地开展地区农业史的研究，还是80年代的事情。这是农史研究深入发展自身所要求的，亦与当时区域社会经济史的勃兴息息相关。做这方面工作的有专业的农史研究者，也有经济史的研究者，有关成果如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的《太湖地区农业史稿》（农业出版社1990年）、张波的《西北农牧史》（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李伯重的《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农业出版社1990年）、《1620-1850年间江南农业的发展》（英文，英国麦克米兰公司1998年）、衣保中的《东北农业近代化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等。近年张泽咸也发表了论述了汉唐时代边疆地区农牧生产的系列文章，如《汉唐间蒙古高原地区农牧业生产述略》（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4期）、《汉唐间东北地区农牧生产述略》（上、下）（文史1999年第1、2期）等。应当指出的是，历史地理学者的加盟大大促进了地区农业史[研究的发展，陕西师范大学史念海主编的《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季刊）包含了不少与农业史有关的内容；他指导的研究生的博士论文，形成了包括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农业地理的系列着作，相当一部分在90年代后期陆续出版，如韩茂莉的《宋代农业地理》（山西古籍出版社，1993年）、《辽金农业地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吴宏岐的《元代农业地理》（西安地图出版社，1997年），陈国生的《明代云贵川农业地理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王社教的《苏皖浙赣地区明代农业地理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龚胜生的《清代两湖农业地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周宏伟的《清代两广农业地理》（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李令福的《明清山东农业地理》（中华发展基金管理委员会、五南图书出版公司联合出版，2000年）等。一些省区也在编写本地的农业发展史，如江苏省农林厅的《江苏农业发展史略》（江苏省科技出版社，1992年）、陈钧《湖北农业开发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杨新才的《宁夏农业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年），其中，最突出的是广西，不但有《广西农业经济史》（左国金等编着，新时代出版社，1988年）、《广西农业科学技术史》（廖振钧编着，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而且有农业的各种专题史和生产部门史，如土地利用史、土壤肥料史、植物保护史、农业机械化史、水利史、粮食生产史、油料作物史、糖业史、甘蔗史、烟草史、林业史、畜牧史、渔业史等。随着西部大开发热潮的到来，对西部地区农业史的研究，对不同于中原地区的绿洲农业的研究，开始活跃起来。
6、 农业文化史与农业思想史
从文化史的角度上研究农业史，把农业史和文化史结合起来，也是新时期、尤其是80年代末以来农史研究的新取向。这一方面是受到8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文化热的影响，同时，当时教育界提倡自然辩证法与科技史的结合，也成为这种研究取向的动力。80年代末就有人呼吁以文化学作为农史研究的新视野[11] 。从1994年，《农业考古》开辟了"农业文化研究"和"农业与饮食"专栏，另增加每年两期的《茶文化专号》。同年底，中国农史学会在江苏无锡召开了第七次学术年会，主题是以吴地文化为重点的区域农业史。有关论着也逐步多起来。从文化学的角度研究农业史，要求注意农业技术和农业生产与整个生产和生活方式、社会习俗、观念形态等等之间的相互联系。这种研究大致上也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各别部门、各别项目或各别地域农业文化的研究，如稻作文化、茶文化、烟文化，吴越文化、齐文化；其中茶文化的研究最为活跃，已经先后召开了3次国际茶文化学术讨论会，与农业关系密切的饮食文化研究亦成果累累。二是总体的研究。从文化角度对农业史的总体考察，首推石声汉。邹德秀的《中国农业文化》（陕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是第一部系统阐述我国农业文化史和农业文化理论的专着。李根蟠的《中国农业史上的"多元交汇"》[12] 也是从文化史的角度立论的。学术界对我国农业文化的特点及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存在不同的认识，可参阅叶茂等的综述《传统农业与现代化》的第五部分[13] 。
与农业文化史关系密切的有农业思想史。在农史界，农业思想史研究的倡导者是王毓瑚。从发表的有关论着看，有从农学思想的角度研究的，有从经济思想的角度研究的，均有论着问世。在农学思想的研究中，对"三才"理论的论述最多；它被认为是中国传统农学理论的核心。最先强调"三才"观念在中国古代农学中突出地位的是石声汉，继起研究的有范楚玉、李根蟠等[14] ，该问题在《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中有较详细的论述。
7、 农业史与环境史、灾害史
在欧美，环境史研究大体上是20世纪年代以后才开始的；中国的有关研究并不比国外晚。例如60年代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学术月刊，1962年第2期）一文，就是这方面研究的开创之作。随着环境问题的突出，尤其是90年代后期各种环境灾害纷至沓来，环境史的研究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环境史研究所涉及的范围很广，由分属不同的学科领域的学者在做，农史研究者只是其中之一。如历史地理学界等广泛开展对各地区生态环境变迁及其与农牧业发展关系的研究，其中对历史上农牧交接地带的研究最令人瞩目[15] 。史念海对黄土高原环境变迁的论述最多，《黄土高原
历史地理研究》（黄河水利出版社，2001年）是其总结性着作，内有"生态环境编"、"农林牧分布编"、"农牧分界编"等。朱士光的有关研究成果结集在《黄土高原地区的环境变迁及其治理》（黄河水利出版社，1999年）一书中。对河西地区沙漠化和农牧史的研究，李并成做的工作较多[16] 。其余如蓝勇对西南地区和三峡地区经济开发与环境变迁的研究[17] ，王建革把生态学理论与经济史、社会史结合的一系列论文[18] ，萧正洪关于环境与技术选择关系的论述[19] ，就是这方面研究的部分成果。进行气候史研究的，开创者是竺可祯[20] ，继起研究的有文焕然、张丕远、邹逸麟、满志敏[21] 等人。1999年，中国科学院与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联合起草了《过去2000年中国环境变化综合研究》预研究报告，列出5个研究重点，即：过去2000年气候变化研究，过去500年土地利用与土地覆盖变化的研究，过去2000年来人对环境变化适应的研究，陆地生态系统的历史演变与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和生物物理过程研究，过去2000年气候与环境变化的模拟研究。又有从经济思想或哲学的角度研究中国以至东亚古代自然观的，强调这种自然观的特点是主张人与自然协调。例如90年代后期杭州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主持了环境与东亚文明的国际合作研究[22] 。以上研究，不限于农业史，但均与农业史有密切关系。关于农业与环境变迁的关系，农史界主要是从农学思想角度研究中国历史上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思想和实践，研究中国古代各业协调发展、物质循环利用的生态农业雏形；彭世奖、倪根金、闵宗殿、李根蟠等人都在做这方面工作[23] 。《中国农史》1999年第4期也组织了关于"生态、农业、社会"的专题讨论。1999年底，中国农史学会、中国经济史学会古代史分会、《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联合主办了"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学术研讨会，借用传统哲学"天人关系"的范畴，考察经济史上人与自然的关系，试图把各个学科的分散研究整合起来，把研究推向深入。[24]
与环境史关系密切的是灾害史的研究。中国是一个灾害频发的国家，20世纪初历史学者就开始收集历史上的灾害资料并进行研究，邓云特的《中国救荒史》、陈高佣的《中国历代天灾****表》（10卷，中法大学研究所图书馆馆刊，1945年第1期）就是其代表性的成果。新中国建立后，尤其是8、90年代，灾害史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视，成果累累。许多省区都编辑了地方的自然灾害史料，水利部水管司还编辑了几个大河流域的旱涝档案史料；人们从多角度探讨灾害的成因（自然因素中的气候、人文因素中的过度垦殖，尤为学者所注意）、灾害对农业和社会经济的影响、历史灾害发生的规律性、灾害与人口关系、减灾措施与荒政等。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有各学科的学者，但研究内容多与农业史有关。在农史界，西北农业大学古农学研究室做的工作较多，他们选编了《中国农业自然灾害史料集》（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张波、卜凤贤还对灾害学和灾害史的理论进行了探讨[25] ，《农业考古》90年代末开辟了"农业与灾害"专栏。
8、 关于传统农业与农业现代化的讨论
在新时期的农史研究中，传统农业与农业现代化的关系问题成为研究和讨论的中心之一。这一讨论的背景是，文革后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认识和对待中国的传统农业，无论理论上或实践中都成为突出的问题；史学界在批判封建主义过程中，如何评价小农经济和传统农业也成为讨论的焦点之一。此外，这一讨论又与国外对石油农业的反思和批评联结在一起。讨论最热烈是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以后一直没有中断。讨论主要围绕以下问题进行：一、中国传统农业和传统农学的特点。中国传统农业的特点之一是精耕细作，这是大家公认的。论者把精耕细作理解为以集约的土地利用方式为基础、以"三才"理论为指导的综合技术体系。农学理论的基本精神是"天人相参"。又提出"多元交汇"的问题。对于中国传统农业生产结构的特点，学界有不同认识，或认为是重农轻牧的"跛足农业"，或认为是不同于西欧的另一种农牧结合类型。二、对中国传统农业的评价。70年代末80年代初，有一种完全否定小农经济和传统农业的精耕细作传统的意见，这种观点受到多数学者的批评。在基本肯定传统农业历史作用的前提下，不同学者对它的评价的差距相当大，分歧集中在对传统农业（尤其是在封建社会后期）劳动生产率的估计，以及是否出现如同美籍学者黄宗智所说的只有增长没有发展的"过密型"农业。对西方殖民势力侵入前，中国传统农业是否已经落伍，如果已经落伍，这种差距是如何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认识上的分歧更大。三、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传统农业的作用。论者大致肯定在农业现代化中应该把现代科学与传统农业中的精华相结合，创造出符合中国国情的可持续发展农业的新模式。有关讨论文章，几个农史刊物都有刊载，《农业考古》设有"农业历史与农业现代化"专栏；专着则有郭文韬等的《中国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86年）。关于传统农业科学技术特点及其在农业现代化中的地位，《中国农业科技史稿》和《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的两个结束语，有较系统的论述。有关讨论情况，可参阅叶茂等《传统农业与现代化》[26] 综述。
9、 世界农业史、比较农业史及其他
我国学界对世界农业史的介绍始于30年代，1949年以前出版过几本有关世界及欧美农业史的译着。但开展世界农业史的研究和把中国农业史放到世界农业史的范围内加以比较和考察，是文革以后的事。王毓瑚是这种研究的倡导者，并已着手译介外国农学史和比较（包括经济与技术方面）农业史的有关资料。1980王氏逝世后，这一工作主要由董恺忱继续进行，他给大学本科学生、研究生和教师讲习班讲授这方面的课程和开设讲座，译介和撰写有关文章，并主编了《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业历史卷》的"世界农业史"部分。近年来这方面的论着逐渐增多。1996年，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了邹德秀的《世界农业科学技术史》。
新时期农史研究还涉及其他一些方面，这里不一一介绍了。需要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出了一些工具书，如闵宗殿编的《中国农史系年要录（科技篇）》（农业出版社，1989年），中国农业博物馆资料室编的《中国农史论文目录索引》（林业出版社，1992年）等，给研究者和学习者提供了方便。目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和中国农业博物馆联合编纂《中国经济史研究一百年》，包括研究综述和大型论着索引的数据库，将以文字版和电子版两种形式出版。
注释
[1] "满铁"是1907年日本在大连成立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简称，日本政府当年为了侵华的目的通过满铁对中国各地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社会调查，调查所积累的丰富资料为我们今天研究中国近代经济社会提供了珍贵的材料。曹幸穗的《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是中国学者首次系统利用满铁材料研究中国近代农村经济的尝试。曹氏目前正在主持对满铁资料的大规模的整理研究工作。由于本文舍弃了农业经济史的内容，关于满铁资等近现代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材料的整理和利用的介绍也只好从略。
李长年：《农桑经校注》，农业出版社，1982年；高恩广、胡辅华：《马首农言注释》，中国农业出版社，1999年第2版；邹介正：《三农纪校释》，农业出版社，1989年。
农业出版社，1983年。
《农说的整理和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
该书和作者的另一部着作《中国农史稿》，虽然都是80年代中由农业出版社出版，实际上却是作者文革前完成的。
【日】吉武成美、【中】蒋猷龙：《家蚕的起源和分化研究》，《
农业考古》1987年2期，1988年1期。
《农业考古》1994年第1期。
该书分上、中、下三册，主编分别是杨向奎、张泽咸、王毓铨；农业出版社，1990-1991年出版。
在《农业考古》1984年第1、2期、1985年第2期、1987年第1期、1989年第1、2期连载。
[10] 《游牧圏与游牧社会》，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
[11] 王利华：《农业文化--农史研究的新视野》，《中国农史》1989年第1期。
[12]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1期。
[13]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3期第116-118页。
[14] 石声汉：《中国农业遗产要略》、《中国古代农书评介》，农业出版社，1980年；范楚玉：《中国古代对天时、地利、人力关系的论述》，《自然科学史研究集刊》第3卷第3期，1984年；李根蟠：《从"三才"理论看中国传统农学的特点》，载《华夏文明与传世藏书--中国国际波学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天人合一"与"三才"理论--为什么要讨论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
[15]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情况，可参阅韩茂莉《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环境研究与思考》，载《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待出版。
[16] 李并成着有《河西走廊历史地理》，此书计划出3卷，.第一卷已由甘肃人民出版社于1995年出版。
[17] 《历史时期西南经济开发与生态变迁》，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作者还有关于三峡地区生态环境与农林牧变化的系列论文。
[18] 如《人口、生态与地租制度》，《中国农史》1998年第3期；《游牧圏与游牧社会》，《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
[19] 《环境与技术选择--清代中国西部地区农业技术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20] 《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3年第2期。
[21] 文焕然，文熔生着《中国历史时期冬半年气候冷暖变迁》，科学出版社，1996年。张丕远主编《中国历史气候的变化》，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邹逸麟：《明清时期北部农牧过渡带的推移和气候寒暖变化》，《复旦学报》1995年第1期。满志敏：《唐代气候冷暖分期及各期气候冷暖特征的研究》，《历史地理》第8集。
[22] 参见王守华、戚印平着《环境与东亚文明》，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
[23] 彭世奖：《我国环境保护的历史经验值得总结》，《农史研究》第8辑；《从中国的农业史看未来的农业与环境》，《中国农史》2000年第3期。李根蟠：《先秦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理论及其基础》，载《中国传统社会经济与现代化》，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
[24] 1993年底台湾学者刘翠溶和澳大利亚学者伊懋可（Marle Elvin）在香港主持召开了有台、港、大陆和西方学者参加的"中国环境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中心之一就是环境与经济的关系。会后出版了题名《积渐所至》的论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