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静”的缘起与道家有关，其最初的含义是“无”、、本体”®正所谓“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万物之本也”（《庄子天道》）。庄子认为世界的本体是“无”，是“寂寞无形，变化无常”的，唯有保持“心斋”、、坐忘”、、丧我”、、虚己”的虚静之心，方能摆脱尘世的烦扰，达到精神的无限自由，与天地万物相互交融，进而体验生命的本真，烛照永恒。然而这里的“虚静”还只是哲学层面上的认识论，真正自觉地将其运用于艺术创作研究的代表人物，无疑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陆机与刘勰。陆机率先将“虚静”同艺术创作构思联系了起来，他在《文赋》中提出的“伫中区以玄览”、、馨澄思以凝虚”等观点，便是在强调艺术家进行艺术构思时必须保持—种虚静凝神的心境。刘勰则从文学理论的角度出发，对陆机的“虚静”观做了进一步阐释，《文心雕龙神思》有云、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刘勰认为进行文学创作构思，最重要的是创作主体能够进入、虚静”的精神状态，要把自己的脏腑及内心世界清洗得一尘不染，要祛除个人意识中的各种杂念，使自己的心灵世界虚空澄明，以利于审美意象的产生。自此，、虚静”的本质是作为艺术主体在艺术审美活动中应该保持一种虚空澄明的心境，便达成了共识。正如朱志荣教授在《中国艺术哲学》中所言、虚静是主体审美活动的前提，贯穿在主体的整个创作和欣赏活动的过程中。主体在审美地感悟自然万物和社会活动，乃至创作和欣赏艺术作品的过程中，其整个心理活动都以虚静为基础。”®足见，、虚静”主要关涉的是艺术主体在艺术创作和艺术欣赏过程中的一种心理活动，是萌发创作灵感和审美灵感的前提，是促使艺术主体形成审美直觉的基础。
那么，如何在艺术创作和艺术欣赏的过程中，达到虚空澄明的心境昵？古代艺术理论家认为应该通过“去物、去我”，使艺术主体进入—种“凝神退思”、、物我两忘”的神思境界。所谓“去物”就是“从实用功利中移出物象而作审美的把握”“从特定时空中移出物象而观其永恒”，、从具体形态中移出物象但观其精神”，、从异己的状态中移出物象而使物我交相契合”®。简言之，、去物”就是一个“去除物象”的心理活动过程，它不再是那种“引人堕欲海、致人以躁乱”的具体的物，而是一种亲近永恒的生命本体，它以无穷的魅力吸引着艺术主体，为“虚静”心理定势的形成创造了良好的客观条件。而“去我”则是达到“虚静”心境最关键的一环，它主要通过对“自我情欲、自我知识、自我行动”三方面的超越，使得艺术主体在除欲去智的状态下，进入一种忘我的、没有任何遮蔽的“心斋”、“神思”状态。由此可见，不管是艺术创作，还是艺术欣赏，“虚静”偏重的是一种艺术主体的审美心理活动，一种生命精神的体悟，而不是一种具体的结果或者形象。
二、“气韵”生命精神的和谐律动
先秦两汉时期是“气韵”理论的孕育期，这一时期的“气”和“韵”尚处于分裂之中。“气”的原始本义是指天地之间的自然之气，后引申为生命之气，如《管子枢言》中的“有气则生，无气则死，生者以其气”。汉代的王充在先秦哲人的基础上把“气”发展成为了一个更加宽广的哲学概念，他在《论衡》中指出“万物之生，皆稟元气”，“天地合气，万物自生”，“天地，含气之自然也”。‘‘气”不仅可以用来作为生命的象征，而且还是一切生命得以产生的原初动力，是宇宙间一切事物得以统一的基础。而“韵”的概念首先来自音乐，原本指和谐好听的声音，也专指使声音和谐的音节的韵脚、韵母等。随着艺术的发展，‘‘韵”不断地被运用人物、诗词、绘画的品评当中。然“气韵”理论最终走向成熟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气”由哲学领域进入艺术审美领域的重要标志便是曹丕《典论文论》的出现，他在文中强调，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如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曹丕所言的“文气”主要是作家的稟性、才能、气质、情感等内化于作品的艺术生命力和感染力。与此同时，韵”也作为一种艺术理论进入了审美领域，并被广泛运用于音乐鉴赏和人物品藻等。但真正把“气”、‘‘韵”合流上升为艺术审美理论的是南齐著名画家谢赫。谢赫在《古画品录序》中提出了绘画“六法”，即“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模写”。谢赫之所以把“气韵生动”列于“六法”之首，主要是因为“气韵”不但是对绘画作品总的要求，更是绘画创作所追求的最高目标、最高境界，是艺术生命力的综合体现。谢赫之后，、气韵”理论在艺术领域的影响不断扩大，内涵日趋丰富，直到唐代“气韵”理论达到了鼎盛时期。
从某种程度上讲，、气韵”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理论体系，且不说它吸收、融合了儒、道、释三家的哲学思想，仅在处理“气”、、韵”之间的关系上就存在着“分论”与“兼举”的争议。而笔者比较倾向于接受“气韵”兼举的说法，因为“气”是生气、动力，生命的本源，、韵”是和谐、节奏、韵律，是生命灵魂的体现。、气韵”合观，则合与中国哲学在对立统一中重合、重整观宇宙生命内涵之要求，亦即合于《易传》“_阴_阳之谓道”的要求。在审美上，“气韵”合观体现了阳刚与阴柔之美的有机统是大宇宙完美的生机活力的综合体现⑦。不仅如此，、气韵”理论经过长足的发展，形成了_些专属于自己的理论特征，朱志荣教授曾对之做过非常详细的论述，他认为“气韵是自然之道的体现”，、气韵反映了生命的律动，体现了生命意识”，、气韵体现个性特征的风采和神态”，》气韵体现了和谐原则”®。如此看来，“气韵”既是一种风度、一种神采，也是一种品格、一种特征，更是一种层次、一种境界。、气韵”的发生与艺术家的天赋、人品、陶养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是自然造化之道与主体胸襟的交融，是生命律动与精神韵味的高度统一。所以，、气韵”是艺术作品的生命力，有“气韵”方能栩栩如生，充满生命的律动；有“气韵”方能超尘脱俗，意味深长。
三、、空灵”——生命精神的自由观照
、空灵”是中国艺术创作追求的至高境界，“空”指_种纯净的可以进行审美静观的形象氛围，》灵”指灵气、生气的自由往来。、空”与“灵”的结合便指在纯净、虚静、空荡的气氛中时时透出生命灵气的那种艺术境界®。、空灵”最初源于庄子的“惟道集虚”以及老子的“有与无”、、黑与白”的辩证思想。在道家哲学里，“道”是一种寂静虚空的本源存在，是宇宙本体精神的体现。因而道家所追求的“空灵”境界也即是“道”的境界。当然，、空灵”也更多吸收了佛家“空”的哲学思想。佛家讲究“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四大皆空”，“空”在佛家哲学里并不是什么都没有，恰恰是什么都有，一切都在变动。又如禅宗所言的三境界第一境界是“落叶满空山，何处寻形迹”，禅之根本是找不到的；
中图分类号：R2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2349（2016）07-0084-03
彝医药理论体系完整、内涵丰富，但晦涩难懂、寓意深刻，今人要想弄清彝族先贤是如何认识与分析人体生命与疾病规律的，就必须对构建彝医药理论的源头进行逆向追溯，探明彝族古代科学技术特别是古代天文历法对彝医药理论的影响。对此，王天玺在《先民的智慧――彝族古代哲学》一书中作出精辟论述：“彝族古代哲学认识的两大对象：宇宙与人类――先宇宙而后人类”。《哎哺啥呃》、《宇宙人文论》等彝文典籍都是通过认识宇宙来认识人类生命的。
彝族先民通过长期对各种天体运行规律、各种气候气象、各种地理现象的观测，已深刻认识到各种动物的“生、长、壮、老、已”和各种植物的“生、长、化、收、藏”的生命运动过程，创造出独具特色的“以太阳论生命、以天文论人文、以哎哺论万物”的彝医药理论体系，其中“哎哺啥呃”是其核心理论。“啥呃”是古彝文音译，汉译则为“气浊”，是彝族认识宇宙与生命的独特思维方式，渗透在彝族先民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彝医药理论体系的源头性认识。彝文典籍《哎哺啥呃》的主题就是“哎哺”和“啥呃”，1991年，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的《西南彝志》中收载了《哎哺啥呃》，该书写道：“上古天未产，哎哺未生时，气浊先产生”。该书序言中是这样说的：“气浊变化产生哎哺，哎哺产生万物的观点，是彝族先民哲学的基本观点。”可见“气浊”不仅是彝族先民的哲学理念，被广泛应用于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也发展成为彝医药理论体系中最核心的“气浊学说”，体现彝医对宇宙、对生命的认知特点。
1“人体同天体”是彝医构建“气浊学说”的认知基础
“人体同天体”是对宇宙与人体生命关系认知的高度概括，说明彝族古代先贤已能够运用古代天文历法的原理、方法等阐释对人体生命与疾病变化规律的认识，而这些认识在各种流传至今的彝文典籍中均有详细记载，被众多彝医广泛运用于临床实践。要想弄懂彝医药的理论渊源，就必须明确古代天文历法、气象学等相关科学原理对彝医药理论的借鉴和启示作用，也就要深入理解古彝人是如何认识“人体同天体”的，其中天文历法等在彝族古代科学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
彝族天文历法是联系人体与天体的共通规律，体现彝医对“气升浊降”的认知特点。天文指的是日月星辰等天体在宇宙间分布、运行等现象；天文学是研究天体、宇宙的结构和发展的科学，包括天体的构造、性质和运行的规律等[4]；历法则指推算岁时节令的方法。系统研读彝文典籍和深入田野调查，笔者发现彝族在长期天文观测中已形成具本民族特色的“宇宙发生演化观”和“天地日月星辰系统认识论”，通过辨星纪、正日影、定节气的方法，用图影、符号等表示各种天象、地象和物象，制定出多种具有深远影响的古代历法。
据彝文典籍记载，上古乾阳运年时代（公元前45―前27世纪）已形成彝族太阳周天日历，苟阿娄、阿娄朴时代已描绘“天星云图”，掌握天文知识；三世朴朴苏能时代，就绘制地图，认识到地理格局；四世苏能拉戛时代，已能进行日月历度的推算[2]。据《彝族源流》记载，在哎哺部落时期就有天文知识丰富的娄师颖先师，有使用文字写下无数经典的举哲奢等人；哎哺部落的每个氏族里都有一些“心里想知识，口里讲知识，手里写知识”的先贤，写下了“成千的天文，上万的地理”知识；将大地分为九块，认为“大地有九方，九方为九宫”，反映彝族先民古老的宇宙观[3]。在认识自然、探索宇宙、发明创造的历史长河中，彝族形成“宇宙化生万物”的哲学认识，通过在长期生活实践中观察日月星运行及各种气象变化，对寒暑交替、生死荣枯、升降浮沉等各种运动变化现象进行总结归纳，形成具彝民族特色的“哎哺啥呃”理论，包括“气浊学说”、“哎哺理论”等，是彝族阐释各种宇宙生命现象的认知模式。为便于广泛传播和深化记忆，毕摩等文化人对这种认知模式经常用“拟神”的手法将日、月、星等各种天体及各种生物赋予各种神的形象，造成后人认知上的误解，但仍然不能掩盖“气浊”、“哎哺”在医学领域的重要地位与贡献。以往在田野调查中，笔者曾多次见到或听到过彝族祭祖有插树枝的习惯，当时仅从原始宗教意义方面去考察，现今从天文学角度去分析它的内容，才知道其包含着丰富的天文学知识，插枝图原来就是一幅完整的彝族星图[4]。
可见，对彝民族各种生活现象的研究，不能仅从其外在表象去认识，需要对其原型的出处深入挖掘，正确领会该民族的认知方式和思维模式也就显得尤为重要。“气浊”在彝医药理论中占十分重要的地位，既是天地之源，也是人体之本。“气浊学说”作为彝医认识宇宙与生命运动的核心理论，除表达对宇宙生命发生演化的认知外，还表达其对“气升浊降”生命运动规律的认识，而这种认知正是建立在“人体同天体”之上。
2“气浊”是事关宇宙与生命发生演化的基础理论
彝医药是以河洛、八卦为理论构建的医药学体系，是应天应地、应日应月的宇宙时空医学，其医药理论也事关宇宙与生命的发生与演化，其中“气浊”扮演重要角色，突出表现在以下方面。
2.1气浊是天地之源，也是人体之本彝族先贤认为宇宙与生命的发生、演化均从气浊开始。《彝族源流》、《西南彝志》、《物始纪略》、《土鲁窦吉》、《宇宙人文论》等重要典籍所论述的第一问题均是事关宇宙与生命的演化发生论，认为“气浊”是天地万事万物发生演化的“总根子”。但“气浊”到底是什么？气浊在不同的运用中有不同的称谓，如清浊、气浊、天气地气、青气赤气，名虽各异但理却相通，即实为气与浊尔，表达各种天地发生演化、阴阳消长变化等现象的根由而已。彝医所说的“气”，彝文写作“”，发“sa（啥）”音，有人也翻译为“清气”；彝医所说的“浊”，彝文写作“”，发“ge（呃）”音，也有人翻译为“浊气”。
彝族先贤认为太古之初，杳杳冥冥，什么有形之物都没有，只有动态的气和浊，气浊不断交织变化，形成天地；天气与地气交织变化，形成万物。气浊-哎哺-天地-万物，彝族先贤用一条简洁的、自然演化的路线，解答了宇宙的发生问题，解答了宇宙的起源[5]，当然也表达对生命运动的认识。如彝文古籍《宇宙人文论》论述气和浊产生天地、万物和人类时说：“在天地产生以前，是大大的、空空虚虚的‘无极’景象，先是一门起了变化，熏熏的气，沉沉的浊产生了”[6]。又说：“气熏熏的，浊沉沉的，气浊互相接触，一股气，一路风就兴起了；两者又接触，形成青幽幽，红彤彤的一片，清的上升为天，浊的下降为地”[6]。“气浊相互接触，气翻出青色，浊翻出赤色。青、赤二气成对如桴叶飘飘，又起变化，变成天线、地线，织天又织地，天地同时出现”[6]。《哎哺啥呃》：“十二层天下，充满气浊，产生万物，又不断变化”[7]。可见，彝族先贤认为宇宙存在是气浊演化的结果，人体形成是气浊结合的结果，人体能在宇宙生存，是人体与宇宙相互调节的结果[8]。
气浊是彝族先贤解释、概括人体及自然界各种“象”变的认识基础，是彝医药论“常变”的理论来源，认为气浊之多少、异用均可通过声、色、脉、体等病症特征而相应的表现出来。而彝文典籍《哎哺啥呃》中有专篇对气浊的论述：“浊之路三条，末之路一条，根尾侧上经，头顶上之越，鼻底下之生。次之路一条，胛节顺之经，脑髓中之生，首之路一条，肾水中之漫，肾腹上之经，头顶上之生，源源循环呢，肾水直上冒，头火下而降，水之火不过，金与木不合，五之相合者，脐底往之上，动动而弹弹，无循无经根，古今其面看，看来的是了。其根我来写，其命我来说，人类身体中，气血经路是，气浊路六条，肺肝心喉肾，其不知的怕，论的抄之放，此凡读人呢，请的学着吧”[9]，可见彝医是从“气浊”认识宇宙生命的发生与演化，气浊既是天地之源，也是人体之本。
2.2气浊解答宇宙生命演化的起点和顺序对宇宙生命发生演化的起点，彝汉两族是存在差别，汉族文化从“气”开始而彝族文化从“气浊”开始。汉族医学强调“气一元论”在中医学界已达成共识，而彝医学却强调“气浊二元论”。笔者查阅各种彝文典籍的原始版本，发现“气”与“浊”在彝语言文字系统的指代不同，表达两类不同的事物。彝医传人王正坤先生解释“气浊”时说道：气与浊不同，气为阳，上升则为天，具轻清、薄靡、上浮之性；而浊为阴，下沉则为地，具重浊、凝滞、下沉、下降之性。彝族先贤已认识到“气”与“浊”是以二元形式出现的，二者属性的不同。如《土鲁窦吉》（又名“宇宙生化”）言道：“天与地之间，气与浊二元，影和形两面，由五行定干”。对于气浊关系，彝医传人张之道先生给出准确解释：“气就像一条龙，浊就像滇池的水，如果龙不潜藏在水里，露出水面，人不就得病了吗？”张之道先生的论述可谓精辟，形象生动地解释了气与浊关系，也说明了“阴平阳秘”的真正内涵。正如日常生活所见，气可凝成水，水可蒸发而化成气，但绝不可以说“气就是水，水就是气”，二者虽然可相互转化，但绝对是两类物质。可见，彝族先贤在认识世界本源时是以“气浊二元论”立论的，承认气与浊是不同，属于两类事物。
对宇宙生命发生演化的顺序，彝汉两族也存在差别。彝族认为宇宙发生演化的动力源于气升与浊降，众多彝文典籍均反映这一点，“竖竖剧而冒”的气和“熏熏降而沉”的浊经过不断交织变化，形成哎哺；哎哺有千千万万，其中最好的哎和最好的哺形成天地和日月[10]；天气与地气交织变化，形成天线和地线的变化规律；青气与赤气交织变化，形成青线和赤线的变化规律；而正是这些变化规律形成了万物，其变化规律可用天地五行和宇宙八卦等宇宙数学模型给予概括和认识。“气浊-哎哺-天地-五行-八卦-万物”是彝族先贤认知“气浊产生宇宙、气浊化生万物”的基本图式。
3小结
气升与浊降是宇宙生命的基本运动。彝族先贤认为宇宙生命不是静止存在的，气浊的升降运动是各种生命现象存在的前提条件，故众多彝文典籍均言道“气转浊而生”、“有命才会动”。总体说来，彝族对气浊的升降运动可从以下方面认识。
3.1天地的发生演化均来源于气浊的升降运动，而生命的形成和变化亦离不开气升浊降。彝族先贤不仅认识到气浊存在升降运动，还明确了几组由气浊演化的事关宇宙生命发生、演化、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概念：如天气与地气、天线与地线、青气与赤气、青线与赤线等，这些术语组成了“气浊理论”的概念体系，不仅能够解释天体运行的规律，也解答了生命存在的基本条件。
3.2明确气浊运动的表现形式为“首萌长遍退藏”，其本质均遵循“升降出入”的原则。彝医认为气浊“升降出入”的运动形式体现在与四季的密切契合上，体现在气血在不同的时空下具有不同的血峰特点上。在此理论指导下，形成了彝医独特的血峰理论、禁刺理论和用药理论。
3.3说明有生命的物质才有气浊，没有生命的物质是没有气浊的。人之体源出于自然，秉承于父母，生长于宇宙之内，留迹于人世之间，原本就是一个气浊运动而形成的高级动物，彝医强调“血循而气生、气循而浊生”，而《哎哺啥呃》中也讲“动会命有的，灵气兆多衍”，其中的“动”，讲的就是气的活动与浊的活动。无论是气的活动，或者是浊的活动，都需要能力，但能力从哪里来？从宇宙天地的气浊运动变化来，无论人体与各种生物如何变化，但宇宙天地“气升浊降”的运动规律不会变，“人体同天体”恰好表达了人体乃至各种生命个体“气升浊降”的运动规律均需要遵循宇宙天地“气升浊降”这个总规律的原则，故彝文典籍里常强调“一人一宇宙”、“一者一宇宙”、“一相一宇宙”。这些看似简单却很复杂的问题，却正是当今困扰人类的问题，其实这些问题，彝族先贤早已认知并且写在书本上了。
总之，彝医学是沟通天文、历法（或者是时空）、人体、天地、宇宙相互关系的一门宏观医学，以“气浊二元”立论，解答了事关宇宙生命发生演化的系列重大问题。显然，彝医学不可能与现代力求微观的精准医学相比较。但是，无论是纵观或者是横观现阶段医学的发展状况，都会发现微观的精准医学也并非能解决医学领域的一切问题，尤其是日益更新不断出现的疾病，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迫使我们对多元医学共同存在的必要性进行思考。对待民族文化，更要谨慎，不能一概否定。
参考文献：
[1]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1124.
[2]王天玺，张鑫昌.中国彝族通史[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4.37.
[3]《中国彝族通史》编委会.中国彝族通史纲要[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3.15.
[4]陈久金.彝族天文学史[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5.
[5]刘明武.事关宇宙发生与演化的理论――彝族文化对阴阳五行、图书八卦的解释[J].彝族文化，2013（2）：53.
[6]罗国义，陈英，马学良.宇宙人文论[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4：11-16.
[7]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西南彝志（三、四卷）[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1：377.
[8]王正坤.彝医揽要[M].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2004：20.
本文的“朝鲜”是指当今朝鲜国家与韩国历史上共同的朝鲜王朝时期。中朝文化交往源远流长，早在唐宋时期，朝鲜伴随着中原文化、制度的引入，朝鲜的文学批评也随之繁荣起来。朝鲜文论深植于中国文论基础之中，唐宋诗词的深远影响也使朝鲜文论建构在诗词基础之上。气论是中国哲学与美学的重要范畴，文气在朝鲜文论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这就为我们研究中朝文学批评提供了便利。本文拟通过“文气”来分析中国文论对朝鲜“文气说”的影响。
一、朝鲜“奇人吐奇气”
高丽国李奎报（1169-1241）是这一观点的倡导者。他在《书韩愈（云龙杂说）后》中说：“庸人不能吐文章词气，唯奇人然后吐之。”李奎报借韩愈云龙之感表述了其思想：“人不凭文章才艺，亦无以神其灵也，且乖龙不能兴云，唯神龙然后兴之……庸人不能吐文章词气，唯奇人然后吐之。”这与他“气本乎天，不可学得”的文气观点相同。他认为只有奇人才能使诗文“绚焉为锦绣罗谷，峭焉为高峰绝岸”，达到意深语精、韵险词工的境界。
1.诗人之“气”与社会生活的关系
李奎报写有《郁怀有作》：“有时一滴酒沾唇，犹未写千愁万虑填胸中。安得与太白、子美对醉横笔阵，吐出郁气和长虹。”这首诗表达了自己才能不得施展的郁郁之情，同时又表现出对李杜诗歌超逸、沉郁之气的赞佩。李奎报关于“气”的评论融合了自身实际，并将这种心态切人到李杜的人生经历中，对李白、杜甫仕途起伏引起的情感变化做了更为直观的评说。
李奎报的“奇人吐奇气”深深建构在中国魏晋时期气论基础之上，特别是受曹丕“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观点的影响。他在这里既承认了气的差异性，又强调了“气”的整体性带来的审美效果。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论极大发展的时期，也是中国传统文气理论最为活跃的阶段。由先秦两汉至此，“气”与“韵”结合起来，形成了著名的“气韵”学说。“气”可理解为画面和作品的元气。“韵”则是借鉴当时人物品藻引出的概念，是就人物形象所表现的个性、情调而言的。“气”是混沌圆融的，是作家与作品二者之气带给观者的整体印象和效果。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将王充的“精气说”引入到文学批评领域，并发展了这一观点。曹丕的《典论・论文》为其代表。《典论・论文》开篇将“文人相轻”归结为“各以所长，相轻所短”。曹丕不仅说明作家之气各不相同，认为文章之气也有所区别：“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继而推出结论：“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曹丕所论之“气”，强调的是作家由于性格才气的差异导致的作品差异性。差异是由于天性使然，不是通过学识就可以达到的。这与明代公安派所说的“性灵”、李贽的“童心”、汤显祖的“情”是相通的。
李奎报的创新之处在于他在肯定诗人的特定性（“奇人”）的同时，进一步分析了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诗人的社会经历，并将观者的经历与被观者的经历结合起来。继李奎报之后，一些朝鲜诗评家也表现出了类似看法。李算（1752-1776）在《日得录》中说：“陆务观不可但以诗人论。其平生倦倦于恢复大计，……而潦倒不遇，既无以自摅其蕴，则慷慨壹郁之志，卓荦倜傥之气，一发之于吟讽。”这里将陆游的诗词气概与其人生境遇、人格风范联系了起来。
2.诗人之“气”与学习修养的关系
朝鲜诗话家许筠（1569-1618）在研究中国古典诗词方面有着独到见解。从指导朝鲜文学创作的角度出发，他对“诗如何造极”进行了探索。
许筠在《诗辨》中说：“然则诗何如而可造极耶？日：先趣立意，次格，命语，句活，字圆，音亮，节紧。……格见于篇成，浑然不可镌，气出于言外，浩然不可屈。尽是而出之，则可谓之诗也。”诗怎样才能达到造极的境界呢？许筠认为，应先立意，再讲求格律，然后斟酌用辞，最后考虑音节。他认为好诗应该雅俗互融、“合而雅健”，也要漫溢“豪冲”之气，“平淡不流于浅俗，奇古不临于脏癖”。许筠同时讨论了诗歌的创作方法：怎样咏象、铺叙、比兴、用事、议论，怎样做到文辞绮丽，才能达到“格见于篇成，浑然不可镌，气出于言外，浩然不可屈”的境界。许筠认为，诗境的显现、手法的运用都是诗歌创作首先要考虑的因素。只有做到这些才能“气出于言外，浩然不可屈”。中国传统将“养气”放在了突出的地位，即通过作家自身道德和思想的修养使创作主体得到完善。至于怎样将气运用于创作当中则没有详细的表述。许筠从朝鲜文学发展的状况出发，将诗文的立意、格律的安排、言辞的运用、音节的调配等方面融合到“气”当中，从而将创作的各个环节联系在一起。另外，许筠在承认诗人之气不可强致的同时，也认为通过一定的学习和修养可以提高个人之气。
二、朝鲜“学诗养气”
1.以唐诗为范本
朝鲜王朝初期，朝鲜文论与创作处于低谷。许多朝鲜诗论家开始关注诗人内在修养对文学的重塑作用。自李齐贤（1288-1367）起，程朱理学被引入朝鲜，影响日盛。“理”开始介入到传统的诗论当中，与“气”相提而论。徐敬德、李混、李珥都是朝鲜著名的理气论者。到许筠时期，“气”论与“理”论进行了激烈的交锋。在李光“主气论”的带动下，朝鲜诗论的养气说得到了发展，并在批评文本上表露出以唐诗为范本的倾向。李植在《学诗准的》中说：“近代学诗者，或以韩诗为基，杜诗为范，此五山、东岳所教也。石洲虽终学唐律，初亦读韩。崔孤竹末年才涸气萎，亦读韩诗。”朝鲜很多诗论家如崔滋等人都是在学习唐诗的过程中达到修养身心的目的。近代学诗者亦如此。如南龙翼《壹谷诗评》云：“余思学诗之法，李、杜绝高，不可学，惟当多读吟诵，慕其调响，思其气力。”李在《星湖塞说》中谈论韩愈的诗文：“笔力有冗卑下乘之语，然细详之，非退之之不及，乃故为此延绵气脉，以待激昂奋发。”朴汉永在《石林随笔》中说：“才气稍裕者，必学假苏诗。”中国古代十分重视“养气”。养气不仅反映出作家的创作态度，也是其世界观的基础。孟子的“浩然之气”是对道德（义）的修养。之后的论者对此做了进一步解释。一方面，气根于学，养出于学。《礼记・学记》说：“大学之教也，时教必有正业，退息必有居学。”刘勰认为：“夫才有夫资，学慎始习。”苏轼说：“夫学以明理，文以述志，思以通其学，气以达其文。”另一方面论者主张通过生活体验的方式养气。戴表元《赠曹子贞编修序》中说到：“天地之气，发于山川风土，其雄深、浑厚、平原、钜野、洪河、乔岳之类，往往皆在西北。……岂惟山川风土为然。世之君子，诠量人之才性气质，亦或以相拟。是故有适然而然者矣。惟夫通人、硕儒、强志力学之士，则不系于是。”而朝鲜诗论家突出了“以学养气”的层面。
2.养天地之正气
南孝温在《秋江冷话》中说：“得天地正气者人，一身之至者心，一人心宣泄于外者言，一人言之最精且清者诗。心正者诗正，心邪者诗邪。”他认为，诗文是人得天地正气而渲泄出的最精且清的言语。孝温所说的“天地正气”同孟子所言“塞于天地之间”、“集义所生”、“配义与道”的浩然之气相通。孟子养气说表现的是儒家上下浑然与天地同体的境界，这样的浩然之气“塞于天地之间”。孟子将自然生命作为道德宇宙的基石，侧重消解人的内在生理欲望与外在道德规范的冲突。这样的气合于人的本性、合于人伦秩序，也合于天地的精神。孟子这里涉及到三种生命：人的自然生命、人的精神生命、宇宙生命。三者合一惟有“养”而得之。南孝温所说的“诗是性情的显现”，实质是强调诗出于人的道德修养。因此，南孝温认为诗对人有淳化性情的作用。他在《秋江冷话》中说：“古元十二律八音五声，不可生知，故孔子从苌弘而学之，诗功于人亦然，使人清其心，使人虚其怀，使人无邪心，使人养浩然”；“作文之术先广气，作字之法先正心”。南孝温“广气正心”说同中国传统儒家的“集气于义”是相通的，它是对气血的超越，是道德培养下的气状之义的表述。
三、朝鲜“慕圣人气象”
在论述朝鲜“气象”学说之前，有必要先说明一下中国的“气象”。“象”在中国传统典籍中有这样的涵义：第一，作为形神的反映对象出现。《庄子・天地篇》中记载了“象罔”的故事。“象罔”就是“无象”，它与“象”相对而存在，指无形的根本的道。第二，作为“言象意”的组成部分出现。《系辞传》中说：“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象也者像也”。由此可以看出，“象”是作为“言不尽意”的补充出现的，它作为对世界形象的表现和反映，与“言”一同起到达意的作用。第三，以“因气成象”的形式出现。《礼记・乐记》中说：“凡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逆气成象，而淫乐兴焉。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顺气成象，而和乐兴焉。倡和有应，回邪曲直，各归其分，而万物之理，各以类相动也。”如果第二条说的是“言象尽意”的话，那么第三条则是“因意成象”。这里的“意”专指符合天地正气之“意”，这与孟子通过道义的方式培养浩然之气相仿。孟子的“浩然之气”和“集义养气”奠定了儒家心性说的基础。这不仅成为后来性理学的发端，也是“气象”论的根源。性理学以先秦儒家思想为核心，剔除了汉唐儒学“寻章句”、“求训诂”的阐释方式，直寻孔子、孟子等先秦儒家的义理精神，并兼容佛道学说，建立起以理气论、心性论为中心的思想体系。
诗论气象始于唐代皎然。皎然在《诗式》中说：“气象氤氲，由深于体势。”宋代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辨》中说：“诗之法有五：曰体制，曰格力，曰气象………”“唐人与本朝人诗，未论工拙，直是气象不同”。“气象”是宋代学者品评人物道德境界与精神风貌的常用概念。吕祖谦说：“气象者，辞令容止，足以见之矣。”“圣人”是道德理想的化身，圣人的言行品德是人效法的榜样，这就要善观“圣人气象”。程子说：“学者不学圣人之道则已，欲学之，须玩味圣人气象”；“兴于诗者，吟咏性情，涵畅道德之中而歆动之，有‘吾与点’之气象”。按朱熹解释，“吾与点之气象”就是“胸次悠悠，直与天地同流”的“圣人气象”。吕祖谦评二程的著作时说：“读明道《明状》，可以观圣人气象。”宋学家常将“学至圣贤”作为个人修养的目标，将观“圣人气象”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
从上文对“象”的解释来看，“象”是作为“气”的表现意出现的。皎然和严羽都认为诗人的精神气质和文本所表现出的精神气质是同一的。因此说“象”也就是论“气”。这里的“气”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气韵”有所不同，它偏重指透过文本所反映出的作家的精神世界。
朝鲜的“气象”学说根植于中国理学的“气象”论，并将理学崇尚的义理融入到传统的“文气”当中。徐居正、李光、洪万宗和李是这时期朝鲜重要的气象论者。徐居正在《笔苑杂记》中说：“陈给事嘉猷宽平正大，观其气象，知其为大人君子；文章亦平淡。……张御史城有温雅气象，而无奇节。”“大人君子”和“温雅气象”均属中国儒家所追求的理想人格标准。李光也是“气象说”的积极倡导者。他在《芝峰集》中说：“《传》曰：‘容貌词气，乃德之符。’先儒云：须要理会气象。所谓气象者，于辞令容止、轻重疾徐，足以见之。不惟君子小人分于此，亦贵贱寿天所由定也。”他又说：“孔门学者，善观圣人气象。故能形容到底，其得于观感者，至矣。”“程子曰：‘天地生物之气象，可见而不可言。善观于此者，必知道也。’愚谓：‘人能见得不可言处，乃真见道者也。”’他认为，“气象”属于“德”的范畴，是人内在气质、修养、道德、精神的显现；“气象”又指圣人的道德修养、思想境界；“气象”也被用来指宇宙的运行规律。总之，李光所说的“气象”是天、地、人的有关“道体”、义理的本质显现，以及儒家伦理道德、精神面貌的涵养与修行。另外，朝鲜诗论在借鉴中国理学“气象说”的基础上，结合朝鲜文学的实际，又表现出一些新的特征。
第一，从审美角度出发，朝鲜诗论以“气象”为标准，用来鉴赏诗歌的艺术风格或诗歌整体的时代风貌。李光在《芝峰类说》中有：“严沧浪曰：‘大历以来，高者尚人盛唐，下者已入晚唐，晚唐下者已有宋气也，唐与宋未论工拙，直是气象不同……’。沧浪于此，似有具眼者。”李阵光以“气象”为标准对唐宋诗歌整体风貌进行甄别，表现出“尊唐抑宋”的倾向。他认为，“唐以上人意趣自高，欲卑不得；宋以下人气格自卑，欲高不得。是知天禀自然，不能易也。”“诗三百篇，古矣；汉魏近古而质矣；二晋质变而文矣；梁陈文变而靡矣；至于唐，则彬彬矣；宋则又变而衰矣。”这种“尊唐抑宋”的气象观与严羽相仿。严羽在《诗辨》中说：“坡、谷诸公之诗……虽笔力劲健，终有子路事夫子气象。盛唐诸公之诗……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严羽评盛唐诗歌，将“风骨”淡化，而将“气象”作为核心，表明他淡化了求取功名的意识，更加注重个人的内在心胸修养。金昌协虽然不同意李光的观点，认为宋诗亦有其独到之处，但他的评论也是从“气象”角度出发的：“宋人虽主故实议论，然其学问之所蓄积，……不为格调所拘，不为鎏辙所窘，故其气象豪荡淋漓，时有近于天机之发，而读之犹可见其性情之真也。”
第二、从诗歌创作批评论角度出发，朝鲜诗论以“气象”为标准，提出诗歌创作的艺术要求。李光在《芝峰类说》中说：“顷世郑士龙，类抄诸书，盛以大囊。每有制作，必以自随。故其诗，多牵补斧凿之痕，绝无平稳的气象”；“南怡诗曰：‘白头山石磨刀尽，豆满江波饮马无。男儿二十未平国，后世谁称大丈夫。’语意跋扈，欠平稳底气象”；“孟郊《及第诗》曰：‘春风得意马头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人以为前途不远。……余谓孟诗气象太迫，无复余味，故知其然矣”。李光以晚唐诗人孟郊及朝鲜诗人郑士龙、南怡等人的代表诗作为例，从创作方法的角度来品评诗歌。他批评郑士龙的诗歌“缺少平稳的气象”；用“欠平稳底气象”来批评南怡诗歌语言过于直露而无深远的意味；以“气象太迫”品评孟郊《及第诗》，认为其意直味短，缺少“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审美意境，进而提出诗歌创作要用语平稳而不急迫的艺术要求。李读陶渊明的《四时词》，认为具有气象流动于中、氤氲洋溢于外的意境，并且提出了“生养之气未尝息”的观点。
第三、通过鉴赏诗歌，体味诗人之气。朝鲜诗论家或言“大人君子气象”，或言“东方气象”、“远大气象”，或言“诗禅气象”等，这些都是从对具体诗作的诗语、志意、辞气的解读与体会中得到的，是对诗人和作品的一种整体思考与阐释。其中有的是从诗歌整体意境来窥探诗人性格和思想中的“气象”（如赵文忠公“大人君子气象”和“抑东方之气象”）；有的则是根据诗语来窥探诗人精神面貌和道德修养上的“气象”（如李齐贤的“远大气象”）；有的通过比较诗歌中辞意的差别（平和与躁动的反差）来反映诗人性格、修养上的不同（如李栗谷、郑松江的“气象”）；有的是通过诗歌气势、声势、语势的差别来表现帝王“气象”（如明仁宗的“气象”）；还有的通过诗语达到的境界给予诗人及诗作品评（如马祖“诗禅”气象）。这些以诗中“气象”来体味诗人“气象”的方法，正是中国儒家“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以意逆志”的文学阐释的体现。
四、朝鲜“气骨”说
1.“气骨”与“气韵”、“气脉”
朝鲜文论家李光曾对姜夔的作品这样评述：“姜夔曰：‘雕刻伤气，敷演伤骨。若鄙而不精，不雕刻之过也；拙而无委曲，不敷演之过也。’余谓：不雕刻不敷演，则不足谓之文也。然雕刻而不伤气，敷演而不伤骨，难矣。是故，文之所贵，气骨而已。”他从批评论的角度提出：“先论才气，次观韵格，不取其肉，唯取其骨。”“骨”在这里指的是诗文中最能体现作者才华、本质的思想与思路。崔滋提出了评价诗歌的标准：“夫诗评者，先以气骨意格，次以辞语声律。”这里“气骨意格”是指诗的内容，“辞语声律”则指诗的形式。他在批评诗的内容时把“气骨”放在首位，可见崔滋对“气骨”的重视。他进一步说：“文以豪迈壮逸为气，劲俊清驶为骨，正直精祥为意，富赡弘肆为辞，简古倔强为体”。这里的“气”指的是文章带给人的整体美感，是充斥于作者、文本、读者之间的回环的体验，相当于中国的“气韵”；“骨”则主要从文本出发，表明行文内部清晰完整的脉络，这相当于中国的“气脉”。“气韵”与“气脉”都是从“气”的整体性上来说的。
中国气论中气的整体性表述除了“气韵”外还有“气脉”，即强调作品创作和欣赏体验的连贯性。王献之的一笔书和陆探微的一笔画，重视一气流动、一脉相通的气势。之所以达到此种效果，因为“意存笔先”，即以意运笔。《图画见闻志》接引张彦远之论：“凡画，气韵本乎游心，神彩生于用笔，……乃是自始及终，笔有朝揖，连绵相属，气脉不断”。
2.“风神”与“风骨”
学习领会“协调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迈向新台阶”的深刻论述。学习领会讲话提出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新要求，更好地用讲话精神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把学习讲话精神作为中心组理论学习的重要任务和内容，制定学习计划，丰富学习内容，举办专题讲座，推动学习贯彻不断深入。要牢牢把握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这条主线，增强政治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以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扎实推进气象综合改革和事业发展。
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推进职工思想道德建设
要紧密结合地方党政部门的安排部署，认真落实思想政治工作责任制。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遵循“围绕中心、融入大局、抓住重点、贴近实际、求是管用、创新发展”的基本工作思路，加强职工思想政治工作。引导广大干部职工进一步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坚持以党组中心组学习为龙头，以党支部学习为基础，抓好干部职工经常性学习教育。以《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为准则，在职工中大力倡导基本职业道德规范，开展经常性的职业道德教育活动。要积极开展好道德讲堂活动，按照名称规范、标示统一、场所固定、流程统一的要求建好用好道德讲堂，促进道德大讲堂走进机关单位，使干部职工普遍接受道德文化教育。
三、抓作风建设，服务气象事业发展
加强思想作风建设和学风建设，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作风建设新常态,尽快适应和不断巩固作风建设新常态，坚持不懈开展作风教育，坚持不懈严格党内政治生活，坚持不懈强化宗旨意识，做到思想作风抓提升、学风促深入、工作作风求常态、领导作风作表率，使作风建设各项要求落地生根。继续抓好教育实践活动整改方案的落实，进一步完善整改“路线图”、“任务书”和“时间表”，以整改方案的落实持续反“”转作风，巩固发展教育实践活动成果。继续开展以抓学习、抓作风、抓纪律、抓能力，保证全面深化气象改革、全面推进气象现代化重点工作任务落实为主要内容的“四抓一保证”活动，引导干部职工主动作为，敢于担当，干事创业，狠抓落实，以好形象、好作风、好精神服务保障气象事业发展。
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践行气象精神
采取多种形式把“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气象干部职工学习工作生活中，使之成为党员干部职工的价值追求和自觉行动。进一步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形成修身律己、崇德向善、礼让宽容的道德风尚，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的示范带动作用，用自己的模范行为和高尚人格感召群众，通过各类宣传媒介积极刊播、宣传健康公益广告。要继续深入宣传贯彻践行“准确、及时、创新、奉献”的气象精神，使气象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五、推进气象工作诚信制度化建设
要以社会诚信体系建设为载体，加强诚信文化传播，引导人们增强诚信意识、培养诚信理念。深入开展以“政务诚信”、“服务诚信”、“社会诚信”为主题的教育实践活动，营造“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社会环境，进一步发掘和宣传气象部门诚信建设先进典型，大力弘扬立足本职、爱岗敬业、诚实守信的职业道德。
六、开展文明礼仪普及行动，继续推进志愿服务常态化
各科室要以“言谈文明、举止优雅、排队让座、相互礼让”为重点，开展文明行车、文明餐桌、文明让座等文明礼仪实践活动，进一步提升全局干部职工思想道德、文明礼仪、科学文化、民主法治、身心健康、生态环保等方面的素质，形成遵德守礼的良好氛围。组织开展“文明礼仪伴我行”活动，全面提高干部职工的文明素养，引导干部职工讲文明、树新风、做好人。进一步健全志愿服务工作机制，发展壮大志愿者队伍。继续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深入推进“关爱他人、关爱社会、关爱自然”和党员进社区志愿服务活动，组织开展“凡人善举、情暖”主题志愿服务，积极组织引导志愿者参与“双联”、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行动，大力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营造浓厚的志愿服务文化氛围，促进志愿服务活动常态化。
七、开展“我们的节日”纪念活动
精心策划组织春节、清明、五一、端午、七夕、中秋、国庆等“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形成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氛围，促进传统文化与气象文化的融合，打造气象文化品牌。以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9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为契机，组织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主题活动。
八、继续开展星级气象台站创建活动
认真组织开展星级气象台站创建活动，增强精神文明和气象文化建设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努力建设“四个一流”基层气象台站。对照文明程度测评指数，坚持问题导向，强化短板意识，组织开展“改问题、补短板、提指数”文明程度对标提升创建，加强气象文化阵地建设，继续开展“传承文明、先锋引领”主题活动。
九、努力营造和谐稳定环境
农业起源可追溯到太古时代, 继渔猎、初起农作之后, 古代农业不断发展, 随之改变了旧有的生活方式。中国古代的农耕文化对土地尤为依赖, 土地是孕育生命, 生养万物之根源[2]。《尔雅释言》:土, 田也。从上古时期井田之制, 到中古时期均田流变, 近古时期佃农风行, 再在到近世时期田赋结合, 人们意识到土地的重要性。重视农业也促成古朴民风和保守思想的形成, 这种观念起到了稳定社会秩序和巩固统治的作用, 亦长期稳固了重土思想, 生生不息的思想传承孕育了属土之脾为气血之本、升降之枢、五脏之本、后天之本、养生之本等重大的脾藏象逻辑结论。
2 脾藏象理论体系蕴涵着丰富的古代自然科学知识
2.1 天文、历法对脾藏象理论的影响
中国古代的科技主要有天文、历法影响到了脾藏象理论的完整形成。盖天说的宇宙模型强调地的重要性, 可见脾如大土承载万物;浑天说证明了《内经》中土地的功能结构;五星运行提出中央土星, 填充了脾藏象理论的内容;而二十四气与七十二候则指出脾藏致病与气候的关系[3]。以天文历数认知人体脏腑, 是中医藏象学说的重要特点, 不同的天文历数, 形成了不同体系模型, 如五脏六腑十一藏象是五运六气历标示人体的产物, 六节藏象是在六爻的天文历数模型基础上构建起来的[4]。四时藏象模型, 脾主长夏。五脏五腑、五脏六腑藏象模型, 脾与胃相配。六节藏象模型有多种说法, 其中嗌六脏说, 谷气通于脾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5]) , 当与脾主运化水谷有关;头六脏说, 见于《素问诊要经终论》[5]中, 且其论述的主旨即六脏应六时, 三月四月, 天气正方, 地气定发, 人气在脾, 在这一模式下, 脾主时在三月、四月;八卦八风藏象模型, 天芮星配坤卦, 脾属坤卦, 在西南属土, 居玄委宫, 应谋风, 所主之时是自立秋至秋分之间的四十五日;以及十二脏腑说等。
2.2 古代地理对脾藏象理论的影响
《内经》对方域的划分主要是五方说和九州说[4],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5]描述了五方气候的特点, 中央生湿。《素问五运行大论》[5]描述更加细致, 中央生湿, 湿生土, 土生甘, 甘生脾, 脾生肉, 肉生肺, 其在天为湿, 在地为土, 在体为肉, 在气为充, 在藏为脾。其性静兼, 其德为濡, 其用为化, 其色为黄, 其化为盈, 其火倮, 其政为谧, 其令云雨, 其变动注, 其灾淫溃, 其味为甘, 其志为思。思伤脾, 怒胜思, 湿伤肉, 风胜湿, 甘伤脾, 酸胜甘。脾与方位的配合依据于中国古代的空间观。根据五行概念源于五位之说, 中是五位之中最重要的, 能够调控其他四方。脾主长养生化的特点与五位中的中、五行中的土相应, 故有中土之说。由于五行生克制化作用, 在中、南、西、北等方位的地域上, 人体脾的功能相对较强, 病变主要以脾胃的实证多见;而在东方地域上, 人体脾的功能相对较弱, 病变主要以脾胃虚寒证多见[6]。《素问异法方宜论》[5]:中央者, 其地平以湿, 天地所以生万物也众。其民食杂而不劳, 故其病多痿厥寒热, 其治宜导引按蹻, 故导引按蹻者, 亦从中央出也。故圣人杂合以治, 各得其所宜, 故清所以异而病皆愈者, 得病之情, 知治之大体。《素问金匮真言论》[5]:中央黄色, 入通于脾, 开窍于口, 藏精于脾, 故病在舌本, 其味甘, 其类土, 其畜牛, 其谷稷, 其应四时, 上为镇星, 是以知病在肉也, 其音宫, 其数五, 其臭香。不同地区人群的生活习惯和体质寿命以及发病方面都是有区别的, 人的情志也受地域的影响。这些理论不仅体现出了异法方宜、因地制宜的的治疗原则, 也拓展了脾藏象理论研究思路。
2.3 古代气象对脾藏象理论的影响
《素问金匮真言论》所说五脏应四时是《内经》的一个重要命题。祖先早就观察到自然界对人类生存的影响, 而自然对人影响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是春夏秋冬四季, 而人类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也形成了相应的适应机制, 即五脏应四时或称五脏主时理论。脾与季节时段无以对应, 就在夏季分出第三个月称作长夏属土 (又称季夏或称至阴) , 与脾对应, 以全五脏、五行之数。《素问平人气象论》也有类似的表述, 长夏藏真濡于脾。在这个模型中, 脾对应长夏恶湿。除了四时正常气候可因为人体正气不足而导致疾病外, 还可由于四时气候的异常变化而致病, 比如《素问气交变大论》[5]言:岁木太过, 风气流行, 脾土受邪, 民病飧泄食减, 体重烦冤, 肠鸣腹支满, 上应岁星。气候的变化对脾疾病发展和转归有一定影响。《素问脏气法时论》[5]曰:病在脾, 愈在秋, 秋不愈, 甚于春, 春不死, 持于夏, 起于长夏。亦云:脾病者, 日昳慧, 日出甚, 下晡静。了解脾与自然之间的联系与规律, 可为脾相关疾病的防治提供理论依据。
天文、历法、地理、气象等对脾藏象理论的影响, 体现了脾藏象系统与自然界相参相应, 即与外环境的高度一致性, 也是具有时空特征的五脏系统[7]的一个组成部分。
3 脾藏象理论的发生发展是反复医学实践积累的成果
3.1 古代解剖正向推动理论形成
《内经》中提到人死后可以进行解剖观察, 对整个消化道的长度就有研究, 与今天我们所知的长度相差不多, 并对脾的位置有认识。《灵枢本藏》[8]:脾高则引季胁而痛;脾下则下加于大肠。《素问太阴阳明论》[5]:脾与胃以膜相连耳。《内经》中对脾的形态虽然没有明确记载, 但是《难经》在脾的形态方面描述的较为详细, 对脾的重量、形状、大小以及其附带组织散膏在《难经四十二难》[9]中云:脾重二斤三两, 扁广三寸, 长五寸, 有散膏半斤, 主裹血, 温五藏, 主藏意。这些解剖认识对脾主运化、脾主统血理论的发生奠定了基础。脾与胃肠的位置关系和消化道为脾胃实现消化功能等生命活动 (即脾主运化理论) 的基本结构根据;主裹血为脾主统血理论形成的基本结构根据。
3.2 临床实践反推理论的发生
脾气外绝导致血泄, 反推了脾气对血的统摄理论。《内经》从病机角度反映出脾气对血的统摄作用, 《素问示从容论》[5]:于此有人, 四肢解墯, 喘咳血泄, 今夫脉浮大虚者, 是脾气之外绝。气是其统摄作用的主要外在体现[10]。
运用温补营气、温补脾阳的方药推导出脾生血、统血的理论内涵。《伤寒论》[11]102条:伤寒二三日, 心中悸而烦者, 小建中汤主之。张仲景在治疗血证中, 血虚运用温补营气方法, 在桂枝汤的基础上创造小建中汤, 体现了脾为气血生化之源, 化生血液而统血的理论内涵。张仲景还认识到脾统血与脾气、脾阳有关。《金匮要略惊悸吐衄下血胸满瘀血病脉证治第十六》[12]:下血, 先便后血, 此远血也, 黄土汤主之。运用柏叶汤、黄土汤治疗脾虚寒, 血失固摄而吐血下血, 体现了脾固摄血液而统血的理论内涵。
湿邪伤脾反推了脾主运化水液理论。太阴湿气当令, 每多伤脾, 《灵枢九针论》[8]曰:脾恶湿, 因此脾易被湿邪所伤。故脾的运化水液功能减退, 必然导致水液在体内的停滞, 而产生湿、痰、饮等病理产物, 甚则导致水肿。
饮食伤脾反推了脾主运化水谷理论。《诸病源候论食伤饱候》[13]:夫食过于饱, 则脾不能磨消, 令气急烦闷, 睡卧不安。食入过饱, 饮食物无法消化, 引起腹胀、气急等症状, 甚则睡卧不安、失眠;反之, 过饥则化源不足, 气血必虚, 机体虚弱, 邪气易乘之。《太素调阴阳》[14]注曰:甘以资脾气, 今甘过伤脾气濡, 令心闷胃气厚盛也。脾主味为甘, 过食肥甘厚味使脾不能为胃行其津液, 影响胃的受纳作用。饮食偏嗜, 亦会影响脾胃正常功能, 《诸病源候论留饮宿食候》[13]:留饮宿食者, 由饮酒后饮水多, 水气停留于脾胃之间, 脾得湿气则不能消食, 令人噫气酸臭, 腹胀满, 吞酸, 所以谓之留饮宿食也。
劳倦伤脾反推了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理论。《素问本病论》[5]:人饮食劳倦即伤脾。《素问调经论》[5]:有所劳倦, 形气衰少, 谷气不盛, 上焦不行, 下脘不通《素问宣明五气》[5]:久坐伤肉。《素问举痛论》[5]:劳则气耗。均是指劳累过度, 损伤脾气, 可见气少力衰, 四肢困倦, 神疲懒言, 动则气喘等。适度的活动, 有助于脾胃气血化生和流通。
思伤脾反推了脾与情志的生理联系。《素问阴阳应象大论》[5]:思伤脾。《灵枢本神》[8]:脾愁忧而不解则伤意, 意伤则悗乱, 四肢不举, 毛悴色夭死于春。由于脏腑之间相互联系,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5]:人有五脏化五气, 以生喜怒悲忧恐。这些不同的情志因素, 均能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脾胃的正常生理功能。梦境亦反映了脾与情志的无形联系。《素问方盛衰论》[5]:脾气虚则梦饮食不足, 得其时则梦筑垣盖屋。此皆五藏气虚, 阳气有余, 阴气不足, 合之五诊, 调之阴阳。《灵枢淫邪发梦》[8]:脾气盛则梦歌乐, 身体重不举, 厥气客于脾, 则梦见丘陵大泽, 坏屋风雨客于胃, 则梦饮食。客于大肠, 则梦田野。客于小肠, 则梦聚邑冲衢。
4 结语
脾藏象理论源于古人朴素的认知, 在古代自然、社会环境中孕育生长, 又通过与中国古代哲学融合, 在取象比类中得到了发展, 再经由长久的临床应用, 其生理功能得到了完善[15], 是反复医学实践积累的成果, 其体系蕴涵着丰富的古代自然科学知识。
参考文献
[1]李德新, 刘燕池.中医基础理论[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1:38-39.
[2]王彩霞, 崔家鹏, 秦微, 等.论脾为五脏之本[J].辽宁中医杂志, 2016, 43 (4) :744-746.
[3]寇晓忱.从整体史观剖析《黄帝内经》脾藏象理论的形成[D].沈阳:辽宁中医药大学, 2015.
[4]郑洪新.肾藏精藏象理论研究[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5:47-49.
[5]高士宗, 撰.黄帝内经素问直解[M].孙国中, 方向红, 点校.北京:学苑出版社, 2011:37-728.
[6]王琦.中医藏象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7:354-357.
[7]郑洪新.中医基础理论专论[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6:70-71.
[8]佚名.黄帝内经[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13:233, 278, 180, 228.
[9]战国秦越人.难经[M].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10:106-107.
[10]商略, 易杰.脾统血概念内涵初探[J].辽宁中医杂志, 2014, 41 (2) :253-254.
[11]张仲景.伤寒论[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13:18.
[12]张仲景.金匮要略[M].北京: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13:49.
中国绘画的媒介——象
“象”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元，传统美学命题中有观物取象、澄怀味象、大象无形、超以象外等。“象”又是审美活动的中心内容。艺术中的最高意境是“象外之象”，之所谓“境生于象外”，这是画家在对艺术形象的体验中所浮现的心灵境界，它是从画者的意中之境到观者的意中之境的转换。
在中国文化中两种最重要的生命符号——“汉字之象”和“易象”的影响下，产生了中国独特的重象的文化。这种文化反映在绘画艺术的创作中，表现为“象”是中国艺术理论的重要元素。中国传统文化概念意义的不确定性，也同样体现在“象”这个范畴上。在“象”纷纭复杂的意义中，有关艺术方面的主要有四种：自然之象、意中之象、艺术之象、象外之象。
自然之象是艺术家观照之客体，观象是审美活动的起点。意中之象是在外在观照和内在缘虑中产生的意象，它是艺术体验所带来的神会，并形成艺术形象。象外之象是艺术客体内蕴层次的感性化的释放，它是一种“虚象”。此四者贯穿于艺术创作论、本体论、接受论三个理论板块，用古人的话说，即经过了“观物以取象”“立象以见意”“境生于象外”的动态建构过程。
“象”是中国绘画艺术的媒介，又是绘画艺术的本体。www.133229.cOm中国独特的艺术精神在于由“象”所展开的艺术论述中，正是它决定了中国的艺术起源论、审美体验论、艺术表达论、批评方法论，决定了中国审美意象体系的总体框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中国艺术以情为核心，毋宁说它以“象”为核心。中国美学是形而上的美学，是模仿和表现的统一，感性形态和观念内容的统一，它统一于“象”。
中国绘画的布局——势
经营布局是中国画比较重要的事。东晋时期顾恺之提出“置阵布势”之说，开启了中国画论中重势的先河。画面就是一个空间，是画者的生命世界。山川万物，千姿百态，画面的结构，就是要倾心于它们的组合之中，在屈伸变换穿插映带中显现出生命。万物一体的贯联，称之为气；联系的物象之间又彼此冲突，称之为势。如沈宗骞所说：“统乎气以呈其活动之趣者，是即所谓势也。”这种既联系又冲荡的特点在绘画形式中体现，造成一种形式张力。中国绘画就是要在安静表相中展露内在的冲突，因此，中国画的生命冲荡形式是一种内在的奔突，是一种势。
气与势成为中国绘画的生命与灵魂。关于如何取势有两种方式：一是“以笔之气势，貌物之体势”，二是“气交冲漠，与神为徒”。为了营造充满生气的画面，中国绘画的选题，无论是人物、山水还是花鸟都以表现生命精神为根本目标。这种追求生命感的创作，首先体现在对动感的重视上。画面的似与不似都可放置一旁，将传神放在首位。画面最忌讳的就是死、板、僵、结、滞。画面构图中，奉行的基本准则就是通过画面的组织结构的处理，使画面生动、活泼，使静止的画面充满灵气。在空间的布势上，中国画家偏爱云烟。云烟缥缈，似近若远，似有若无，将人带入一种特有的境界中。“烟者，山之气也，林之气也。”得云烟则得四时之真气、造化之妙理，在氤氲流荡中合于中国文化的宇宙精神。云烟雾霭使静止的物体运动起来，有了云烟就有了一气贯注之势，有了活力。云烟又给人一种梦幻感、朦胧感、渺远感，为中国画追求宇宙生命提供了表现的条件。
中国绘画的审美——动静相合
中国绘画充满了深厚的时间意识，力图突破空间的再现。时空观起源于《易经》和先秦道家，宗白华说：“‘虚’，宇也，空间也。‘动’，宙也，时间也。”由此可见，“动”是中国时空观的根本。它决定了古典绘画的空间不是凝固的、静态的空间，而是熔铸了时间意味的时空同体。画面之中的虚、空、白也并非“无有”，而是宇宙生命的绵延与生气灌注其间的灵动的生命空间。
中国绘画重在“变”与“易”的生生不已，这是中国绘画的审美品评的最高标准——“气韵生动”的本质规定的。由生动入气韵，首先是气韵化生出“动”，即“有”生于“无”的“造化”玄妙。绘画所凝定的就是这瞬间生成之妙，即绘画所谓“齐造化之功”（张彦远）。再者，气韵自身的“生动”是更重要的，即强调绘画与生命之“活”的相通，意指生命在画中的流动不息。同时，气又为“动”之载体，动是“气”之动。其实，这空间之“灵”性就是气韵之“动”的赐予，气韵之“生动”就意味着宇宙生命的节奏律动。宗炳《画山水序》曰：“夫以应目会心为理者，类之成巧，则目亦同应，心亦同会。”这就将目“观”与心“游”相和，画面中流遍的气韵要在个体生命内得以安顿，并归根在“游心”之中。可见，正是由于视线的运动，才会将绘画空间的节奏潜化为审美心理的节律动感，它重在心灵与妙境的偶然相逢，重在观照成形的随即性与偶然性。
在诸多形态内的观照流程，无论是纵观竖式条幅时目光的上下回环往复，还是扫视横式长卷时眼光的由右向左之移动游历，都不是置身于定点的一览无余，而是随着“多中心”视点的移动，并将意象在内心并置叠加，从而成为完整的绘画意象。如此一来，审美观照的“游”就与绘画本身的“动”贯通起来。这种意识具有宇宙的轮回节律，并力图在绘画里创生出一个极具情感色彩的生存空间。这里，绘画的空间方位往往扩散成交替节奏，甚至情感、情绪的变化节奏，从而使绘画真正成为了一种“流动的乐章”，这正是中国传统绘画的独特品性所在。
参考文献 ：
[1]刘墨.中国画论与中国美学.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
[2]张延风.中国艺术的文化阐释.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
[3]杨辛,甘霖.美学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4]张法.中国美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5]宗白华.艺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中图分类号:Q938.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992(2010)07A-0004-02
一、对气象服务的产品属性定位的必要性和理论依据
(一)讨论气象服务的产品属性的必要性
气象服务是市场经济体系的组成部分,属于服务产业。社会经济单位,不论是生产部门还是消费部门都对气象服务有需求,需要以气象服务来保障生产,防灾减灾、指导生产和生活。有气象服务需求就需要有气象服务的供给。那么,怎么进行供给呢?在当代市场和政府都对资源进行配置的混合经济中,市场和政府对产品的供给是有分工的而且这种分工是根据产品属性进行的。西方经济学和公共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生产和生活中需要的产品可以分为三类,即公益产品、私人产品和混合产品。并且这些理论指出:私人产品应由市场供给,公益产品应由政府供给,混合产品应由市场和政府共同供给。
由上我们看出,产品属性是市场和政府分工实现产品供给的根据。市场和政府的分工可以优化配置资源,增加社会福利。二者就像两只手,实现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气象服务也是一种产品,它的产品属性如何?它的供给应该如何实现呢?为了更好地满足社会需要,实现市场和政府的在气象服务供给上的分工,我们需要进行气象服务产品属性的认识。因此讨论气象服务产品的属性和成因是非常必要的。
(二)对公益产品、私人产品、混合产品的认识
公益产品理论①是对气象服务产品属性定位的理论依据。公益产品理论认为,公益产品从广义上讲可以包括有形产品和还包括无形产品。与一般的私人产品相比较,纯粹的公益产品通常具有两个特征:其一是非排他性,其二是非竞争性。所谓非排他性是指一个产品提供出来,便会有众多的受益者,不可能将任何人排斥在外面,不管付费不付费,大家将共同消费这一产品,即该产品具有正的外部性、不能排他,例如国防安全、公共场所燃放的礼花、路灯等;所谓非竞争性是指一个公益产品提供了,多一个消费者的加入并不影响其他人的消费,消费者无须为消费展开竞争,即边际成本为零。例如刚才介绍的三个例子――国防安全、公共场所燃放的礼花、路灯。具有这两个特征的产品就是纯公益产品。
与公益产品相对应,私人产品就是具有排他性竞争性的产品或劳务,我消费你就不能消费,没有外部性,边际成本不为零。例如牛奶、个人电脑。
除了公益产品和私人产品以外,就是混合产品。混合产品是排他性和竞争性只具其一,要么是具有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特征,要么是具有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征。例如不拥挤的收费公园是一种混合产品,它通过收费实现排他性,同时公园内多进一个人不影响先进来的人的游玩,即具有非竞争性。因此不拥挤的收费公园一种具有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混合产品。再如水资源也是混合产品。水资源有限,所以你用了我就少用,但无法排他,因此水资源就是一种具有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混合产品。
(三)公益产品与私人产品、混合产品的判断标准和步骤
明白了什么是公益产品,私人产品和混合产品,我们就应该对社会中所提供的产品进行判断。怎么判断呢?应该遵循一定的判断标准。竞争性、排他性、排他成本高不高或排他技术能否实现,是产品属性的判断标准。
判断标准:
第一:竞争性特征,即竞争性还是非竞争性;
第二:排他性特征,即排他性还是非排他性;
第三:排他成本高不高或技术上能否实现;
有了判断标准,遵循下列步骤对产品的属性进行判断。
判断步骤:
首先,看是否有竞争性和排他性,两点具备为私人产品;
第二步,看是否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或者排他成本非常高技术上无法实现也可视为具有非排他性),两点具备公益产品。
第三步,看是否具有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排他性成本高技术上无法实现也可以说具有非排他性)或者具有非竞争性和排他性,也就是说,非竞争性非排他性只具其一,就是混合产品。如下图所示②:
二、对气象服务的产品属性的定位及成因
有了对气象服务的认识和对产品属性的判断标准,现在我们可以根据判断标准,对气象服务产品的属性进行判断了。
一直以来,人们认为气象行业是公益行业,气象行业所提供的服务是公益服务,气象服务的产品属性是公益产品。那么气象服务是不是公益服务是不是公益产品呢?我们应该以理论为指导,确定气象服务的产品属性。
今天的气象服务种类是非常多的,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将根据西方经济学理论和公共经济学理论,从产品属性的角度对众多的气象服务进行定性分析。通过分析我们将发现因为气象服务涉及很多方面,所以气象服务的产品属性不一而足。
(一) 气象服务是不是公益产品
我们来看这几项气象服务:人工影响天气(包括人工增雨、人工消雨、人工消雾、人工消雹)、在大众传播媒介上传播的气象预报资料实况资料警报消息、政府决策气象服务、国家安全气象服务、国家公路铁路航空航海的保障气象服务、针对破坏力极强的自然灾害的气象灾害警报服务等。这些气象服务从公益产品理论来看,第一无排他性第二无竞争性,如,人工影响天气,是针对空间尺度达几公里到十几公里的云团进行作业,不论是人工增雨消雨还是人工防雹消雹作业,受益者是该云团覆盖下大片区域的城市乡镇的所有人,对人工影响天气的消费无法排他,受益时没有你享受了我就没有了的竞争性。因此这种气象服务是公益产品。再如,在大众传播媒介上传播的气象服务也是无法排他而是共同受益,所以很明显,这类气象服务是公益产品。政府决策气象服务、国家安全气象服务、国家交通运输气象服务、气象灾害警报服务也都是一样。
由上分析,可以定性这些气象服务产品都是公益产品。
(二) 气象服务是不是私人产品
现在,我们来看这几项气象服务:避雷施工检测、企业工程建设的保障、企业庆典活动的保障等。
我们再运用公益物品理论对这些针对个体企业的气象服务进行考察,如针对企业庆典活动气象服务保障,气象服务保障的是该企业某种活动的顺利实施不是其他企业,这样就具有排他性特征,而且技术上很好实现排他性,同时该企业享受针对该企业的气象服务保障而别的企业不能享受,这样就具有享受的竞争性的特征。排他性和竞争性这两个特征具备,因此这类气象服务是私人产品。同样企业的工程建设气象服务保障,避雷施工检测气象服务也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特征。所以很明显这些气象服务也是私人产品。
这样看来,气象服务产品不是单纯的公益产品,还有私人产品性质的气象服务。其实通过分析,气象服务产品还有其他特征即竞争性和排他性只具其一,这种特征的产品只能称为混合产品。
(三) 气象服务是不是混合产品
我们来看这几项气象服务:收费的行业气象服务(例如服装行业,空调行业、饮料行业、水产行业、建筑行业等),商业化用途的气象预报资料实况资料警报消息等可以称为混合产品。
首先我们来看收费的行业气象服务,行业气象服务是针对某个行业生产或消费而提供的气象服务,在这个行业里哪个企业都可以使用你用了不影响我使用,这说明行业气象服务的非竞争性,排他性是通过收费实现的,这样行业气象服务就属于具有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混合产品;同样的道理,商业化用途的气象预报资料实况资料警报消息,例如保险中应用的气象服务资料,不是你用了资料就消失了,你用不影响别人使用,因此这类气象服务具有非竞争性,同时因为个人商业化使用就具有了排他性,因此也是混合产品。
通过公益产品理论我们可以看出,这些气象服务无竞争性但可以排他,所以这类气象服务是混合产品。
通过对其气象服务产品的公共经济学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因为气象服务种类很多,因此不同的气象服务,产品属性是不同的,可以分别归入公益产品、私人产品、混合产品中。也就是说:
有的气象服务是公益产品。
有的气象服务是私人产品。
有的气象服务是混合产品。
(四)气象服务产品属性成因分析
为什么气象服务具有这样的产品属性呢?它根源于气象需求的特殊性。气象需求的特殊性就在于它是一种对赖以生存的环境在认识和实践上的需求。大气环境是影响人类生存的重要因素,属于环境因素和宏观因素。气象现象发生在大气中,对人们生产生活产生不可避免的影响,人们的生产生活是不可能脱离大气环境来存在的,因此发生在大气中的现象是和每个人息息相关的。大到国家全人类,小到企业、家庭、个人我们不能没有大气,我们的生存发展也不能脱离大气。这样,对气象服务的需求是广泛和深入的。针对个别需求的气象服务产品,因为针对性非常强具有度身定做的特点,就具有私人产品特征,两个特征排他性和竞争性都具备。共同需求分为各种不同群体的需求,例如,企业、行业、国家、全球,这些共同需求,随着共性的扩大化,气象服务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就越明显,也就渐成为公益性产品。
参考文献:
① 张洪广、马鹤年.《我国气象服务产业化战略研究》[J].中国软科学,2004年第1期
② 马鹤年.《气象服务学基础》[M].气象出版社,2001
③ 吴肇基.《公共经济学》[M].中国戏剧出版社,2001
④ 曹雪芹.《财政与税收》[M].立信会计出版社,2005
⑤ 曹小春.《市场营销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自然灾害频发,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气象与人类的生产生活休戚相关。2008年初,中国西南部遭受到强降雪,因低温雨雪冰冻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到537.9亿元。据统计,在所有的自然灾害中,天气灾害占70%。因此,积极研究气象变化规律,提高气象预警监测能力显得尤为重要。正如总书记所指出的:“气象工作非常重要,对于提高防灾抗灾能力、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气象事业作为科技型、基础性公益事业,必须充分发挥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我国气象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发挥得如何?他们的生存状态满意度与工作绩效之间关系怎样?不同统计学特征下的气象科技人员生存状态和工作绩效有着怎样的差异?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真实地了解气象科技人员的状况,为进一步制定合理的政策提供真实可靠的依据。
1 相关理论与文献回顾
内容型激励理论是以人的需要为研究对象,探究激发人们行为动机的各种因素的激励理论。包括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ERG理论、后天需要理论等。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中将人们的需要由低到高分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交往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阿尔德弗的ERG理论将人的需要定义为生存需要、交往需要和成长需要。麦克莱兰后天需要理论将人的需要界定为成就需要、权力需要和归属需要。内容型激励理论告诉我们要从满足人们的生理和心理需要等方面来激励被管理者。因此对气象科技人员的激励也应该从满足他们的生理需要和心理需要着手。那么气象科技人员具有哪些需求呢?气象科技人员的需求特征是由其个性特征决定的。他们的个性特征包括:①自我价值判断较高,内在需求呈现多样化、混合化趋势。②有较强的自主性和独立意识。③具有独立的价值观,他们工作不是仅仅为了挣钱,而是追求职业发展和进步。④具有突出的团队意识。⑤具有较强的流动意愿,对组织的忠诚度低。这些个性特征决定了气象科技人员的需求特征:第一,期望获得高薪酬和良好的福利待遇。第二,具有自主工作的需要和参与管理的需要。第三,具有业务成就需要以及公平需要。第四,渴望有良好、和谐的工作环境和人际关系。第五,希望工作能够有助于个人成长并能激发足够的兴趣。对气象科技人员进行激励就要满足他们的各种心理需要。而各种心理需求满足程度如何可以通过满意度来体现。行为科学的研究证实,工作满意度和激励之间以及激励和经济性薪酬之间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对于气象科技人员来说,良好的薪酬与福利需求的满足程度可以通过收入状况满意度和生活状况满意度进行测度。参与管理需要、业务成就需要、良好的工作环境需要的满足程度可以通过工作状况满意度进行测度。个人成长需要的满足程度可以通过学习培训状况满意度进行测度。气象科技人员生存状态满意度(包括生活状况满意度、工作状况满意度、收入状况满意度、学习状况满意度)能够反映气象科技人员的总体激励状况。此外,也有研究表明收入满意度、工作满意度和组织绩效三者之间彼此具有正相关性。也就是说气象科技人员的生存状态满意度与其工作绩效应该呈正相关关系。与此同时,权变理论告诉我们研究气象科技人员生存状态和工作绩效还需要考虑具有不同统计学特征的科技人员他们的满意度和工作绩效是差异的,因为研究证明科技人员的收入与年龄、学历、职称之间有显著相关关系。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因素也会造成区域居民收入差距扩大。
2 研究过程与方法
2.1 样本数据获取
本研究通过网络调查问卷面向全国(港、澳、台地区除外)气象科技人员展开调查。共有来自全国30个省份的14569名气象科技人员参与了本次调查。经过筛选将符合要求的调查问卷13509份进行汇总统计。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2.72%。参加调查的气象科技人员基本状况如下:从性别来看,男性科技人员占61.95%,女性科技人员占38.05%。从年龄组成来看,30岁及以下的科技人员占26.94%,31～40岁的科技人员占29.73%,41～49岁的科技人员占29.06%,50～55岁11.41%,56岁及以上的科技人员占2.86%。从学历来看,中专及以下学历科技人员占10.87%,拥有大专学历的科技人员占26.66%,拥有大学本科学历的科技人员占55.11%,拥有硕士学历的科技人员占6.72%,拥有博士学历的科技人员占0.64%。从职称来看,具有正高级职称的科技人员占0.68%,具有副高级职称的科技人员占11.92%具有中级职称的科技人员占44.21%,具有初级职称的科技人员占33.81%,无职称的占9.38%。从单位级别来看,县级气象局占46.10%,市级气象局占35.59%,省级气象局占18.17%,部级气象局占0.14%。
本研究采用Likert量表设计调查问卷。在调查被测试者对某一问题的态度时将回答设为5个选项,“非常满意”、“比较满意”、“基本满意”、“不太满意”和“很不满意”。5级Likert量表每个选项分别被赋予分值。非常满意为“5”,比较满意为“4”,基本为“3”,不太满意为“2”,很不满意为“1”。
2.2 研究方法
运用SPSS15.0统计软件对气象科技人员的生活状况满意度、工作状况满意度、收入状况满意度、学习状况满意度以及工作绩效之间相关关系进行检验。在确立存在相关性的基础上,运用SPSS15.0中的独立双样本Mann-Whitney U检验和多独立样本Kruskal-Wallis检验对不同权变因素下的气象科技人员的生存状态满意度和工作绩效进行分析。独立双样本的Mann-Whitney u检验主要用于判别两个独立样本所属的总体是否有相同的分布。如果相伴概率P≤0.05时,说明在此显著性水平时,样本来自两个独立总体的均值有显著差异,否则,样本来自的两个独立总体的均值无显著差异。Kruskal-Wallis检验是用来检验k个独立样本是否来自不同总体,如果相伴概率P≤0.05时,说明在此显著性水平时,来自多个独立总体的均值有显著差异,否则,样本来自的多个独立总体的均值无显著差异。
3 研究结果
3.1 问卷设计的信度分析
为了确保问卷的可靠性和稳定性,需要对调查
问卷(即测量工具)进行信度分析。内在信度最常用的检测方法是Cronbach's Alpha系数。一般认为,信度系数在0.60～0.65为不可信;0.65～0.70为最小可接受值;0.70～0.80认为相当好;0.80～0.90为非常好。采用SPSS15.0统计软件对气象科技人员生存状态满意度与工作绩效各测度指标进行信度分析,得到Cronbach's Mpha系数为0.671,说明问卷设计合理可信。
3.2 气象科技人员生存状态满意度与工作绩效相关性分析
从表1可以看出,气象科技人员的生活状况满意度、工作状况满意度、收入状况满意度、学习状况满意度彼此间呈正相关关系,即提高任何一项满意度,都会带来整体生存状态满意度的提高。而各类满意度与工作绩效之间的相关性存在差异。其中生活状况满意度与参与项目和发表文章均呈正相关关系。工作状况满意度和收入状况满意度与参与项目呈正相关关系。学习状况满意度与参与项目和发表文章均无相关关系。
3.3 不同统计学特征的气象科技人员生存状态满意度及工作绩效差异性分析
①不同性别气象科技人员生存状态满意度及工作绩效差异性比较。从表2可知,男性和女性气象科技人员在生活状况满意度、收入状况满意度和学习状况满意度以及参与项目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女性科技人员的生活状况和收入状况满意度比男性科技人员高,但学习状况满意度低于男性,在参与项目上女性科技人员少于男性科技人员。
②不同年龄气象科技人员生存状态满意度及工作绩效差异性比较。从表3可知,不同年龄气象科技人员的生存状态满意度和工作绩效均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值得关注的是参与项目和发表文章最多的31～40岁的气象科技人员他们的生存状态满意度几乎最低。
③不同学历气象科技人员生存状态满意度及工作绩效差异性比较。从表4可知,不同学历气象科技人员的生存状态满意度和工作绩效普遍存在显著差异(除了生活状况满意度以外)。其中值得关注的是博士和硕士是参与项目和发表文章最多的群体,但是他们的工作状况满意度、收入状况满意度和学习状况满意度偏低,博士的满意度最低。
④不同职称气象科技人员生存状态满意度及工作绩效差异性比较。从表5可知,不同职称气象科技人员的生存状态满意度和工作绩效均存在显著差异。基本上是职称越高的科技人员,其生存状态满意度和工作绩效就越高。但是值得关注的是无职称和初级职称的科技人员学习状况满意度高于中级职称和副高级职称的科技人员满意度。
⑤不同级别单位的气象科技人员生存状态满意度及工作绩效差异性比较。不同级别单位的气象科技人员的生存状态满意度和工作绩效均存在显著差异。
其中省级气象局的科技人员参与项目和发表文章数最多,但是他们的生活状况满意度、工作状况满意度、收入状况满意度、学习状况满意度均为最低,详细情况参见表6。
4 结论与建议
从上述统计分析结果我们能够获知,气象科技人员的生活状况满意度、工作状况满意度、收入状况满意度、学习状况满意度彼此呈正相关。其中生活状况满意度、工作状况满意度、收入状况满意度与他们的工作绩效呈正相关,而学习状况满意度与他们的工作绩效没有任何相关性。女性气象科技人员总体生存状态满意度高于男性,但是她们参与项目数量却少于男性科技人员。高学历(硕士及以上)科技人员以及31～40岁的青年科技人员的工作绩效最高,但他们的生存状态满意度却不高。省级气象局科技人员的工作绩效最高,而他们的生存状态满意度不高。这些具有典型意义的统计分析结果应该引起管理者的关注。
为了更好地改善和提高气象科技人员的生存状态满意度,进一步激发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管理过程中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①进一步提高气象科技人员的生活状况、工作状况、收入状况和学习状况满意度,有利于改善科技人员的科研工作绩效。
②注意改善气象科技人员的学习与培训效果,特别是努力提高中级和副高级职称科技人员的学习状况满意度。
③积极鼓励女性气象科技人员参与科学研究,努力提高她们的工作绩效。
④注意改善青年气象科技人员的生存状态满意度,更好地激发他们的创造力。
七十年代以来，我国有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到经络实质的研究当中，一时之间，经络研究热成为一大景观。这些研究从解剖学、生物物理学、生物化学等多方面对经络进行了探讨，力图找到现代科学意义上的经络实体的存在。于是，“神经说”、“血管、神经说”、“神经体液说”、“生物电场说”、“控制论说”、“第三平衡系统论”、“经络二重反射说”、“电磁传导通路说”等二三十种假说纷至而出。然而，这种种假说似乎是先天不足，自产生之后，其成长的道路便举步唯艰。这些理论与中医学理论毫无联系或关系不大，并且难以应用于临床实践，而其本身也难以形成独立的体系得以发展。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所有这些研究都以寻找经络的物质实体为目的，而且将注意力集中在古人所描绘的经络循行路线上。正如目前对于经络最流行的看法：“经络是气血运行的通道。”就“通道”而言，无疑是一个具有一定形态结构的运行介质，将经络定义为一通道，这是方向性的错误，是对中医学本身关于经络的阐述理解的不够充分的结果。
事实上，在古人那里，经络即不是具有形态结构的物质实体，也非古人所描画的循行线路。我们认为，经络的本体在于经气，循行是其运动方式，线路是其运动轨迹。运动轨迹是不具有实体性的，是经气的属性。而经气又是人体生命活动所表现出的综合之象，是整个人体生命活动的外在表象，并不是某一种或某几种有具体形态结构的物质。经络学说是古人用直观、感性的方式对生命活动的体悟和阐释，是中医学理论有机体的一部分。如果要以现代科学来解释的话，研究的注意力应在经气这一表象之下的物质及运动，这是多个系统甚至整个人体都要参与并密切联系、混然一体的生命活动。
1 经络不是具有形态结构的物质实体
1．1 经与脉的不同
《内经》中对于“经络”与“脉”的名词在应用上区分不是很清楚，常常是经脉连用或经脉混用（多是以脉代经）。这样，容易给人一种错觉，使现代人认为经络与脉相同或“脉分经络”（即经络由脉而来），或认为经络象脉一样是有形实体，其实不然。
首先应该看到，中国古人对于世界的认识不同于古希腊人，不是通过分析还原的方式，而是通过观物取象，以象会意的方式来认识世界的。中国人注重的不是形态结构上的不同，而是运动变化上的差异。对于运动特征上的共性往往给予相同的描述，即在象的意义上它们是同一的。如《管子·水经》云：“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通流者也。”可见水之所以是地之血气，是取其“通流”之象，故经脉连用甚或以“脉”代“经”是不足为奇的。其次，又是由于观物取象的思维方式，中国古代从未形成过真正意义上的概念（即西方或现代意义上的概念）。现代意义上的概念要求内涵和外延明确，逻辑推理清晰，中国古典的名词是不具备这些特征的。古人讲究“言以达意，得意而忘言。”对于每一名词的具体含义，要视具体的语言环境而定，不能一概而论。第三，从现有的文献资料对经络循行的形态描述来看，在汉代，即《内经》成书的年代，人们已能分清楚经络与血管了。长沙汉墓出土的《阴阳十一脉灸经》和《足臂十一脉灸经》所描画的十一条经络循行路线显然不是血管。而《灵枢》中对于经络循行起止的描述异常清晰，并且与脏腑相络属，深浅内外有别。如此清晰的描画，显然不是基于对血管系统的解剖所得。即便是非常不注重解剖的古人，对血管的基本的解剖知识还是有的。第四，经络的本体是气，而非血。这一点将在下面“经络与气血的关系”中作详细论述。第五、经络的出现与针灸临床实践密不可分，至少在汉代，针灸已经成为普遍应用的、极为重要的治疗手段。《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扁鹊曰：疾之居腠理也，汤熨之所及也；在血脉，针石之所及也；其在肠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虽司命无奈之何。”可见在当时，汤熨、针石、酒醪为三种主要的治疗方法。汉代桓宽在《盐铁论·轻重》中也有：“用针不调均有无、补不足……灸刺稽滞，开利百脉。”足见汉代的针灸水平已很高。在针灸实践中若以血管为经络，岂不是大错而特错，非但治病不能，还会损伤血管，古人恐怕不至于如此愚昧。第六、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医经者，原人血脉、经络、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在这里，血脉是与经络并提的，不能不察。基于以上几点，我们认为经络与血管是两回事。值得指出的是，也许在远古时期，人们无法区分血管和经络，但在汉代二者之不同已是显而易见的了。如果现在我们又认为经络是血管，岂不是倒退？
1．2 从与藏象的密切关系中看经络
经络与藏象密不可分。《灵枢·海论》说：“夫十二经脉者，内属于府脏，外络于肢节。”经气的运行，无处不到，联络脏腑肢节，沟通上下内外，将人体各部分联结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值得指出的是，中医的藏象理论非是解剖基础上形成的脏腑组织结构理论，而是藏之于内，象之于外的以象为核心内容的学说。以心为例，《素问·六节藏象论》有：“心者，生之本，神之变也；其华在面，其充在血脉；为阳中之太阳，通于夏气。”《灵枢·五味》有：“谷味苦，先走心。”《灵枢·脉度》有：“心气通于舌，心和则舌能知五味矣。”可以看出，中医学中的“心”是广范联系而又充满运动变化的一个整体的象。这一广泛联系及运动的实现者则是经气，故没有经络则不成藏象。而没有藏象又无以为经络，经气的形成及运行正是五藏六腑及全身各部的生命活动的体现。经络学说与藏象学说紧密联系，形成中医学基础理论中不可分割的部分。从上述对于心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医学中的脏腑非解剖学中的实体器官，那么与之密不可分的经络必不可能是一个实体的系统。一个实体的通路作为一个抽象的象的内部联系统，这即不符合中医学的理论体系，又不符合西医学的解剖常识，简直是中西医学机械组合的畸胎。
1．3 实际应用中的经络不是物质实体
首先，在针灸实践中，《灵枢·九针论》中提出的：“刺阳明出血气，刺太阳出血恶气，刺少阳出气恶血，刺太阴出血恶气，刺厥阴出血恶气，刺少阴出气恶血。”这里指的是针灸对人体阴阳气血的补泻调节作用。其“气”和“血”都是指象名词，不具实体意义。若以解剖结构论经络，“气”、“血”又当如何解呢？若以实体物质论“气 、“血”，则中医理论将无法自洽。而《灵枢·终始》对行针有这样的描述：“……深居静处，占神往来，闭户塞牖，魂魄不散，专意一神，精气之分，毋闻人声，以收其精，必一其神，令志在针，浅而留之，微而浮之，以移其神，气至乃休。”可见要等到气至并不是一件易事，而“气至”本身就说明气本不在针下，是由它处而至。若以经络为实体论之，经气在经络这一系统中的运行应是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何以要待气至呢？而许多中风病人的患肢在行针之时得气是非常之难的，有的甚至不得气，若以实体论，能说这些病人的患肢经络就不存在了吗？在临床中除取经穴外，经常运用而行之有效的穴位是“阿是穴”，如以实体论经络，阿是穴是不在经络之上的，如何又能得气呢？还有，针灸有勿刺大劳之人、勿刺大怒之人、勿刺大虚之人等禁忌之症，当此之时，病人非但不能得气，还会晕针，难道此时经络就不存在了吗？
在中药学中，药物的归经及四气五味等特性是有机的结合在一起的，若以实体论经络，四气五味又作何解呢？在中医诊疗之中，按经络辨证所得之证往往是一综合之象，并不与某一定的物质结构有关。如《伤寒论》中对太阳病的论述：“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这显然是在疾病的外部表现基础之上得出的综合之象，而不是以太阳经的实体解剖结构为基础所作的病理分析。
由经络学说的应用我们可以看出，经络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是一实体组织系统。如以实体论，则有许多无法解释的矛盾。
1．4 经络学说形成的基础使之不具有物质实体性
要对经络有正确的认识，就不得不对经络学说的形成作一下考查。现代科学的发展已经深入到亚原子粒子的微观世界，基因工程也在轰轰烈烈地开展，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西医学已将人体分解得淋漓尽致，如果真有一个有别于其它结构的经络结构存在，是不可能不被发现的。在运用如此尖端的高科技手段之后仍然没有找到经络的物质实体，只能说明这是一个观察视角的问题。也就是说，西医重在分析人体的组织结构，从分析还原的角度看问题，而经络恰是在这一角度所看不到的。那么，现代人用最为精密的仪器也未能找到的经络，中国古人又是怎样发现的呢？关键在于，古人是通过直观体验，用比类取象的方式来认识世界，而从无应用解剖手段，进行分析还原的习惯。中医学理论即是在极其简单的解剖基础上通过观物取象的方法建立起来的庞大的体系，重在研究物质结构之上的各种生命活动的综合表象，中医学理论的内容是以各种各样通过直观体验所得之“象”为核心的。古人对经络运行的认识，可能是长期针灸实践的积累，也不排除出自修行内炼的体验的可能，但都是从人体生命活动的外在表象上把握人体的结果。当然，表象与结构之间是有差别的，不能机械地一一对应，更不能由表象推断出新的结构或物质。
值得指出的是，中国古典哲学是中医学形成的基础。中国古代哲学的天人相应观念及对整体观、运动观的强调几乎渗透到中医学的每一层面，同样也指导着经络学说的形成。而现代科学及西医学是不具备这一基础的，所以，在其领域中既发现不了经络，更找不到物质意义上的经络。
综上所述，用西医的观点（即现代科学的观点）看经络，想找出物质实体上有别于其它组织器官的经络是不可能的，任何这种尝试都将是徒劳的。
2 经络的本体是经气
2．1 经络与气血的关系
《灵枢·邪气藏府病形》中记载：“黄帝曰：刺之有道乎？岐伯答曰：刺此者，必中气穴，中气穴则针游于巷。”《灵枢·九针十二原》中记载：“刺之要，气至而有效。”又云：“经脉十二，络脉十五，凡二十七气以上下。”都说明其对经络的描画即是经气的运行路线，经络的本体是经气。而《灵枢·五音五味》云：“夫人之常数，太阳常多血少气，少阳常多气少血，阳明常多血多气，厥阴常多气少血，少阴常多血少气，太阴常多血少气，此天之常数也。”这一论述似乎正支持了现代人关于“经络是气血运动的通道”的论点，然而，仔细考察一下便会发现其似是而非之处。上文已经指出，经络不可能是一“通道”，这里重点谈谈经络与气血的关系。此处的气血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气血，并非指经络之中既有气的循行，又有血的循行。《太素·任脉》中杨上善注道：“手足少阴太阳多血少气，以阴多阳少也。手足厥阴少阳多气少血，以阳多阴少也。手足太阴阳明多血气，以阴阳俱多故也。”《灵枢集注·五音五味》中张志聪注道：“此复论人道之归于天道也。青、黄、赤、白、黑，五音五行之色也。赤主夏而黄主长夏，故黄赤者多热气，热气者阳气也。青主春而白主秋，故青白者少热气也。黑主冬令之水，而阳气深藏，故多血而少气也。三阴三阳者，乃天之六气，亦合于四时。”二人均以阴阳释气血，是很有见地的。
我们认为，要对经络气血多少的描述进行正确的理解，就必须对中医理论中的“气”有正确的理解。在中医理论中，气的含义是人体生命运动的外在表象，不是具体的物质。（这一点将在下文“经气是人体生命活动之象”中作详细论述。）而人体生命运动又具有多重特性，包括如精、津、血、脉、营、卫等各方面的生命活动，故《灵枢·决气》中黄帝曰：“余闻人有精、气、津、液、血、脉，余意以为一气耳。”在《灵枢·营卫生会》中又有“营卫者，精气也，血者，神气也，故血之与气，异名同类焉。”即精、气、津、液、血、脉及营、卫等都是气之下的范畴，这些名词在中医学中绝不仅仅是一个个的实体名称，它们还代表了生命活动的一定形式或状态，其外在表象也是气。这样就不难理解经络之气作为人体生命活动之象，在不同的区域体现着不同的藏腑的运动，故有阴阳特性的不同，即上面所说的气血多少的不同，而决非指经络之中既有气的运行又有血运行。
2．2 营卫之气的运行形成了经络
要正确理解经络，就必须正确理解营卫之气。目前中医基础理论中认为营气是“行于脉中之气”，并且，“与血可分不可离，故常常‘营血’并称。”却又认为“营气在脉中运行的具体路线是：营出中焦手太阴肺经手阳明大肠经足阳明胃经足太阴脾经……”也即：既认为营气行于脉中，又认为其在脉中运行的路线是经络路线，这显然有些前后矛盾。并认为卫气是“运行于脉外之气”,却也能随营气运行，“只不过营在脉中走，卫在脉外行而已”。[1]我们认为这样的理解有些不妥。张志聪早在《灵枢集注·营卫生会》卷二中就指出：“夫经言营行脉中，卫行脉外者，论营卫二气分阴阳清浊之道路也。……阴阳之道，通变无穷。千古而下，皆凝于营行脉中，卫行脉外之句，而不会通于全经，以至圣经大意蒙昧久矣。”营气可以行于脉中，卫气可以行于脉外，但营卫之气也可以按经络运行。根据《灵枢·营气》记载“营气之道，内谷为宝，谷入于胃，乃传之肺，流溢于中，布散于外；精专者，行于经隨，常营无己，终而复始，是谓天地之纪。”又对营气的循行描述为：“故气从太阴出，注手阳明，上行注足阳明，下行至跗上，注大指间，与太阴合……”说明营气沿十二经络依次流注，运行不息。不但如此，《灵枢》还指出卫气的循行也遵循十二经。《灵枢·卫气行》对卫气循行描述为：“目张则气上行于头，循项下足太阳，循背下至小指之端。其散者，别于目锐眦，下手太阳，下至手小指之间外侧，其散者，别于目锐眦，下足少阳，注小指次指之间……”由此不难看出，营卫之气的循行路线即是经络路线，按经络运行的营卫之气即是经络之气。
2．3 经气是人体生命活动之象
对于经气的理解应先从古典哲学中的气谈起。气是“中国先民们对于自然界云烟等的直接观察，或对人自身的嘘吸等的直接经验，是象形的直觉思维。”[2]当气的观念被引入中国哲学后，便失去其具体的意义，变得抽象起来。《管子·内业》中对气作了以下描述：“是故此气，杲乎如登于天，杳乎如入于渊，淖乎如在于海，卒乎如在于山。是故此气也，不可止以力，而可安以德；不可呼以声，而可迎以意。”说明气代表的是事物无所不在、微妙至极的运动变化，且“不可止以力”，“不可呼以声”，即非有形实体。《庄子》则将气与形区分开来，他说“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 中国古人对世界的认识重在对运动变化的把握，事物的这种永恒而又微妙的运动反映在人脑中，便形成了一个综合的象。所以，古人是取气之象来描述世界万物永恒运动的特性的，这时的气已经脱离了物质的含义，而只有指象的意义了。
《素问·五运行大论》云：“天地阴阳者，不以数推，以象之谓也。”当气这一名词被引入中医学之时，同阴阳、五行一样，仅是取其象的意义。《灵枢·决气》中岐伯在解释气的含义时说“上焦开发，宣五谷味，熏肤、充身、泽毛，若雾露之溉，是谓气”，更为我们描绘出了人体生命运动的生动画面，而不见丝毫形质可言。而经气只不过是人体之气的一种，它同脏腑之气、营卫之气等有内涵上的相交之处，但它们是从不同角度来反映人体生命活动的。经气是从广泛联系，循环运动这一角度表现了人体内部的生命活动，反映人体生命活动的某些特征，因而是这一角度上的人体生命运动之象。
综上所述，经络不是一个物质系统，它的本体应是不断运行着的经气，古人所描画的经络循行路线只不过是经气所表现出的运动轨迹，运动轨迹是不具有实体性的，是经气的属性。
3 结论
由以上的论述可知，当我们用现代的方法来研究经络时，不能认为经络的循行路线即是经络，否则无异于以指代月。对经络的研究应将注意力放在其本体——经气上。而在中医学，经气又是人体生命活动的综合之象。用现代方法研究经络就必须聚焦于这一表象所蕴涵的物质运动。
如此，就产生一个两种研究视角转换的问题。很明显，古人是不会问“经络的实质是什么”的，而这一问题的提出正说明现代人是站在不同于古人的角度上考虑问题的。二者在思维方式、研究手段、认识途径、判断标准等各方面都是不同的。这就如同将中文翻译成英语，或是将古诗翻译成白话文，既使翻译得再精确，也不能再现原有的韵味。所以，翻译是一个再创作的过程。同样，对于经络实质的研究也存在这样的问题，通过现代科学的分析还原手段所阐释的经络还是原来的经络吗？这一问题还有待于中医同道们思考。
参考文献：
[1] 印会河，张伯讷.中医基础理论. 第一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9：150.
[2] 张立文．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第一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140
批判性思维对于中医文献研究的重要性
中医文献研究有其特殊性，这个特殊性就是中医理论的“活化石”特征，所谓“化石”，就是中医理论从《内经》奠基，延续发展到晚清温病学说形成，其理论模型和框架、学术结构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所谓“活”，就是历朝历代都基于本时代的哲学研究成果、科技水平给予了中医不同的解释而富有时代特征，《周易》和《内经》为整个中医理论的源头活水。然而，时至今日，继承和发展中医学术理论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尤其在继承环节，学术文章，甚至教科书中存在大量曲解中医的内容，这需要我们利用批判性思维发现其错误，并给予纠正。批判是创新的前提，没有批判性就没有创新，创新一定是在批判性思维指导下，对原有理论的合理扬弃才能实现。培养和运用批判性思维对于提高文献研究质量，在海量阅读中发现问题，辨别真伪，进而对其进行信息处理至关重要。例如当今许多中医理论的立项课题多是实验研究，主要是利用西医生化指标来证明中医理论科学性。虽然促进了中西医理论的有机结合，但毋庸置疑的是相当一部分立项课题研究层次不高。很多课题是在没有充分理解中医理论特色基础上开展的，课题设计者将中西医理论生搬硬套，得出的结论往往令人啼笑皆非。以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为例:用补肾的左归丸部分实验结果诠释《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肾生骨髓，髓生肝”理论，根据骨髓多能干细胞的功能，提出“补肾生髓成肝”的科学假说［4］。该后，有作者明确指出这项课题的研究思路、技术方法和结论完全是对《内经》这一理论望文生义的误用。因为这一实验缺乏对照组，同时也难以说明补肾之后，骨髓多能干细胞生肝的唯一指向性［5］。这可以说是利用批判性思维对这项部级课题的立项、研究结论提出质疑的经典案例。对于广大读者，甚至评审课题的专家颇有启示意义。文献研究的2个步骤:一是批判性阅读，二是批判性写作，阅读是写作的前提。首先要培养能动地批判性阅读的习惯，要对阅读过的中医文献中的学术观点、论据、结论进行再次确认。批判性写作则是对已经掌握的信息之后的新认知，并进行再次加工的过程，即自己新的论点、论据和结论的产生。在批判性思维指导下，就可以发现当代诸多中医学术著作和教材中违背中医理论特点、曲解原创的中医理论的解释。以使用较广的教材《中医基础理论》(第7版)为例，仅在“藏象”内容中典型的错误有:将心神解释为广义之神;将“精室”解释为男子等组织;在解释肾主纳气概念时，认为“肾气有摄纳肺所吸入的自然界清气，保持吸气深度，防止呼吸表浅的作用”［6］。在解释膀胱生理功能时，粗浅地认为是“贮尿、排尿”［6］。在处理肾精与肾气的关系时，认为先有肾精，后有肾气，肾气是由肾精转化而来。更有甚者，将三焦视为“腹腔中的肠系膜及大小网膜等组织，这些组织充填于腹腔脏腑之间，结构比较松散，能通透水液，可为胃肠中水液渗透到膀胱中去的通道”［6］等等。
“传神”论在绘画领域,据画史介绍,大概是由东晋大画家顾恺之第一个提出。《世说新语•巧艺》中有这样一则记载:“顾长庚画人,或数年不点目睛。人问其故,顾曰:‘四体研媸本无关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这之后“传神论”在古代画史画论中是被提得最多的美学术语之一。此论一出,遂成为历代画家奉之为人物画创作的最高标准。从此,“传神写照”也就成为人物画追求的终极目标和人物画的必由之道。山水画和花鸟画也受之影响,都提出了“传神”的标准。传神便成了中国画的第一要义。笔者在本文就对传神论在中国画本体语言和美学内涵上的认识做一个简单的剖析,以期有抛砖引玉之效。
一、中国人物画表现物象追求传神的美学法则
我国人物画的美学法则和山水画、花鸟画一样,都遵循着 “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美学法则,采用的方法是“目识心记、以形写神”。对描写的对象经过仔细观察,从形体的结构方面找出它的规律。然后,用“默写”手段表达主题,这些方法不是物象作纯客观的描摹,而是把客观物象与作者的艺术思维相融合,使作者的创作思想进入他们描写的对象,把自然形象变成“艺术的形象”。早在五代,著名山水画家荆浩在其《笔法记》中写道:“画者画也,度物象而取其真”。提出绘画是一种创造,要透过物象的外貌观察研究它的内在本质。又在“六要”中说:“删拨大要,凝想形物”,是讲画家的思想活动。这种艺术思想,一方面研究具体形象,另一方面又要集中概括,表现它内在的神韵。唐代的张彦远说“古之画或能移其形似而尚其骨气,以形似之外求其画,此难可与俗人道也。今之画,纵得形似而气韵不生。以气韵求其画,则形似在其间矣”。清代画家唐志契说:“山性即我性,水情即我情”。表达出我国画家艺术构思的真缔。以上三家的论点,阐明了我国“绘画思想”的核心为“气韵生动,以形写神,感情移入”。不是对物象作纯客观的描摹,而是赋予物象的感情,渗入作者的气质与品格,达到“形神兼备”的最高艺术境界,而形是神的基础,神是形的目的。
二、中国画传神追求与生活蒙养的关系
东晋大画家画家顾恺之对于人物画创作特别强调要注重捕捉生活的细节和精心刻画能烘托人物性格的特殊环境,将人物的“神”重重地勾勒出来。知道六朝文化背景、了解魏晋玄学的人都知道顾恺之的“传神论”是在总结前人和他本人的绘画实践经验的基础之上提出来的。此论的提出与魏晋玄学的兴盛有着极大的关联,受时代影响顾恺之作画就带有浓厚玄学的思想。顾恺之生活在玄风颇盛的东晋,与许多谈玄论道的士人往来甚密,其思想受王弼所代表的“得意忘言”思想的影响是十分自然的。除了《世说新语》中记载有顾恺之关于“传神论”的言论,顾恺之在《魏晋胜流画赞》中也有谈及到“传神论”:“凡生人无有手揖眼视而前无所对者。以形写神而空其实对,荃生之用乖,传神之趣失矣。空其实对则大失,对而不正则小失,不可不察也。一象之明昧,不若悟对之通神也。”其所说“以形写神”是强调传神很难,顾恺之认为画之妙不在形体而在内在精神气质,这显然是由玄学“得意忘言”变化而来的。那么,顾恺之是否像名家那样认为言、象、形体可有可无呢?从他的《论画》等著述并结合他的绘画遗迹(摹本)看,他在形似的基础之上追求神似,是重视形体的作用的,并不像后世一些文人画所谓“逸笔草草,不求形似”。因此顾才有“以形写神”之说,才有“若长短、刚软、深浅、广狭、与点睛之节、上下、 大小、厚薄,有一毫小失,则神气与之俱变矣”(《历代名画记》)之叹。其对形的重要性的认识也可以看出其对于生活的真实的重视。所以他才会要求作画之前必须对所画对象做由表及里的深入的探究,传达出对象内在的神是离不开对象外在的形象,甚至是其所处的生活环境。
众所周知,任何文艺作品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当然这种对生活的反映程度有深浅。那么以直观视觉形象展示出来的画画就更不用说了。我们回顾一下我们的中国画史:不论是人物画也好,山水画也罢,甚至是文人逸笔草草的写意花鸟,其内容的来源无不来自于现实的人生,自然山川和世间之物。当然来源于现实的生活,并不是直接将客观的表现对象依葫芦画瓢搬到画面上。如果仅仅这样那肯定是不能很好地将事物表现得逼真生动的,那样的作品只是空有被描摹对象的躯壳,无法将对象的精神气质和性格特征活灵活现地挖掘出来。正如在文学概论中有这样的说法:文化创作不是将现实生活中的实际情况原原本本照搬到纸上,不是拿一面镜子向四面八方照一照,假使这样,那样根本就不需要文艺家、画家,任何文艺的创造是作者对现实生活的感受之后对生活的看法,正如一句耳熟能详的说法“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其是对生活做高度的概括和提炼,在概括提炼中融入作者的情思和观念,从而让作品具有人的特征,或者说是将作者的想法、意念和个性渗透到艺术品中。绘画亦然,中国人物画也不例外。
三、中国画创作传神的方法论
(一)形神的关系
一切造型艺术的美首先应该体现在“形”上,但形绝对不是绘画的最后归宿。在先秦时,儒家学者荀子对形和神有这样的论说:“形具而神生”。直接指出了“神”是从形产生出来的。到了西汉著名的《淮南子》作者刘安对神形的关系也做了说明,其和荀子有着同样的见解,他在《淮南子》中说:“形闭中距,则神由无入矣。”其意思是说离开了“形”也就无所谓“神”。一般而言,艺术上要想获得“传神”的效果,如果作者脱离所描写对象,忽视客观实际,什么都想当然,认为没有任何现实来源的主观想像是创作的源泉,这就是顾恺之所云“空其实对”,这样是不可能达到有震撼力,有传神之味。当然,也不表示只是对自然做皮相上的肖似,不对所表现的自然物象、人等做深入观察,透过任何被表现的对象之表象探求其内在的精神世界,也是不可能达到传神的效果。从历代大家对形神的论述就知道,“神”肯定是借助准确的“形”来表现,有什么样的“形”,就有什么样的“神”。“形”与“神”是既矛盾又统一。所以在中国画的创作中,从顾恺之以来,在人物画领域极其强调以“形写神,悟对通神”“形写神,悟对通神”。其意是通过描绘客观对象的外形和物象之间的关系,来表达其精神实质。正所谓“神仪在心,迁想妙得,巧密于情思”。通过画家的主观感受,又融化和艺术的构思来实现传“神”。总之,中国人物画在形神的关系上是这样认为的:“形是具体的,可以得之于视觉、触觉,但必须有神而后有生命;神是抽象的,能代表一定事物的本质,却不能独立存在,所以必须形具而后神生。绘画有形似、神似之分,形似是神似的基础,神似是形似的提高。如果作画只限于形似,那么画人物好像凡手的泥塑木雕,画花鸟画只似庸工的动物标本,虚有皮毛,全无生气。所以古代画家早就认识到:不能顾了形似,失去了神似;应该力求神似,哪怕放弃一定程度的形似。宋代苏轼的论画诗‘论画以形似,见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正是表达了这个意思。同时代的晁补之诗云:‘画写物外形,要物形不改。诗传画外意,贵有画中态。’清代方熏认为正好为苏诗作一注解。”①
(一)传神的技法表现:线与技法的表现结合
用线造形,以形写神,是我国绘画技法的重要表现手段,不论描写任何物象,画家创出明快、犀利多变的线描,以适应不同的物象与质感。唐代绘画理论家张彦远说:“骨气形似皆本乎立意,而归乎用笔。”就是说主题确定了之后,还要有高妙的笔法,有造脂的画家,提取形象时既要有纯熟的技法,动笔时又要有感染力。即要从现实生活中寻求素材,经过观察分析,用自己的智慧进行艺术加工,把生活中的形象,塑造成艺术的形象,才合乎“以形写神”的法则。因此陈池瑜在他的《象、意、形、神范畴在中国美术批评中的运用》一文解释道“唐张彦远‘象物必在形似,形似须全骨气,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故工画者多善书。’张彦远采取递进方法,层层深入。因为图画最基本的特点是要创造视觉形象,要象人象物,所以他把‘象物’作为起点。而象物的基本要求在形似,但形似不能仅仅在皮相上只成为一个空壳,形似必须充满骨气,所谓骨气就是要有内在的气韵和骨力。骨气和形似从哪里来呢?都来源于立意,立意即画家的精神构思和情感因素,有了好的立意,要使人物形象达到形似并具有骨气,归根到底还要有好的用笔,用笔即笔力、表现技巧。也就是说有好的立意而没有笔力工夫和技法,也不能将立意的内容传达出来,而用笔又与书法相通,如画家在书法上有所造诣,笔力劲健,那么画的笔力也在其中,所以工画者也善书。”此论不虚。
潘天寿先生对线造型达意有这样的认识:“用线来描绘,讲究用笔用墨上的笔情墨趣,要有民族气魄等基本出发点,这是个原则问题。”并指出:“应该用今天的思想来作画,思想性与艺术性是辨证地存在的。”“山水、花卉本身很难说有思想性,但以臬的思想感情去思是重要的。花处于自然界是不存在思想的,而观者则有各种思想感触,因而画面画的花所传达的情趣是人赋予的。”所以“要求思想不能皆时,要赶上先进的时代要求,要努力赋予传统绘画注以新的生命力,人民的需要多种多样的,现实生活也是丰富多采的,重要的是要有自己的感受,那么画出来会有独到之处”。“艺术上的独到之处是可贵的”。要保持东方绘画特点出发,必须认识到“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迁想妙得”的中国画创作规律。
(二)以笔取气,以墨取韵
任何精炼的“笔墨”都应是为了更好地去塑造形象和传达神韵来服务的。笔墨是中国画创作的方法手段,笔墨绝不是中国画的目的。顾恺之说:“若轻物宜利其笔,重宜陈其迹,各以全其想。譬如画山,迹利则想动,伤其所以嶷。”诚然,中国画的笔墨要随对象的变化而变化。中国画笔墨传达出物象之神,体现出意境、气韵、格趣。因此,笔墨作为中国画包孕着深刻地美学内涵的最为重要的技法,为了表现不同对象的本质特征,古代画家通过大量的艺术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创造了各具特点的笔法。比如人物画衣纹的‘十八描’(高古游丝描、琴弦描、铁线描、行云流水描……),山水画石头的种种皴法(披麻皴、斧劈皴、解索皴,折带皴等),笔法的基础是画出点线的具体用笔方法,我们索熟悉的中锋、侧锋、藏锋、露锋等,在行笔的过程中轻重疾徐转折等,凡此等都要和表现的对象的形体、质感和艺术境界等相适合。形体和神的关系,我们上文已有论述,在此不再赘述。艺术境界,通俗意义上讲,就是作者用“以形写神”的笔墨,画出“气韵生动”的形象,在这个过程中。作者通过笔墨的中锋、侧锋、藏锋、露锋,轻重疾徐转折的变化结合形体,寄托了作者的思想,倾注了作者的感情,形成了极富感染力的、情与景交相融合的艺术境界。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画家思想境界的反映。一个优秀的艺术家,他的好的作品,能直观反映出作者的精神气质、感情意念的流露。无论什么画科,包括中国人物画在内,在艺术境界的追求,带着创作者个人喜好的倾向性,都能表现出作者在艺术境界、个人情操、情感性格特定的基调和特色。可以这样认为,好的作品都是在以上先觉条件下,在灵感勃发的激情中产生的。中国画中常有“以笔取气,以墨取韵”的创作要求。在中国画尤其是中国人物画的创作中认为创作越是简短,笔墨越少,就越是笔笔见功力。所谓“笔简意长”、“景少意长”“气韵出精神”。
总之,纵观中国人物画史,中国人物画以追求传神为中心,而不是以形的准确为中心,写形只是为了达到传神的目的,艺术的优劣等次皆以“传神”为标准。
注释:
①扬大年等.中国历代画论采英.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
参考文献:
[1]董欣宾 郑奇.中国绘画对偶范畴论.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9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