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峰会以“财富传承”为切入点，试图破解当代中国家族传承的密码。汇海内外财富家族传承典范，成一时顶级商业世家精神传承之盛。
本次峰会汇聚数十位商业、公益和文化巨擘。包括美国印刷大王当纳利家族第五代ElliotDonnelley，法国穆里耶家族第五代成员孔艾力，日本月之桂酒株式会社家族第十四代增田德兵卫，韩国现代财团家族成员ChungKyung Sun等世界知名家族成员；香港港龙航空创始人曹光彪之女、华翔航空董事总经理曹其敏，三德慈善基金会主席、新加坡三德集团家族第三代之女高千媛，CapitalAsset董事、新加坡陈敬父子私人有限公司董事、家族第三代Tan Hong Beng，TCL公益基金会执行理事长、“大宅门”白家后人魏雪，新加坡余仁生等十余位华人家族传承典范人物；以及均瑶集团总裁王均豪，步长制药董事长赵涛，原高盛全球合伙人、家族财富传承中心创始合伙人徐子望，厚朴投资董事长方风雷，中国原驻法大使吴建民，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希望工程”创始人徐永光，《中国慈善家》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秦朗，中国文化书院副院长陈越光，北京巧女公益基金会执行秘书长、东方园林董事方仪，北京老牛兄妹公益基金会理事长牛奔，源坤控股集团董事长李智，香港科技大学陈江和亚洲家族企业与创业研究中心副主任彭倩等。峰会由《环球第一财经》、《波士堂》节目主持人刘晔主持。
吴建民对与会的企业家家族二代提出厚望，“你们应该对人类有所贡献。”
“中国的财富传承已经成为国际话题。”秦朗表示，“中国的民营企业和企业家到了重要的交接班节点，不仅考验着企业家自身的人生和财富传奇能否持续，也考验中国经济持续30多年、将近40年的发展能否持续。”
徐子望以欧洲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传承为例指出，“当我们的有形财富积累到一定的阶段，文化和精神的财富就会演进和发展，进入到日常生活中，从而让我们告别土豪时代，进入一个高贵的财富时代。”
“这30年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是世界上没有的规律，但是中国正在经历成长中的烦恼，怎么办？”王均豪提出，“民营企业能不能可持续发展，关乎着中国经济未来能不能发展。所以，均瑶要做百年老店的探索者。”
“我们的家族企业之所以可以传承到第五代，是因为我们的家族是循环投资的，不断地创造平台，让家族成员生活在一种透明的环境中。”埃利奥特・当纳利分享了当纳利家族的传承和慈善故事。
增田德兵卫揭开了增田德兵卫商店传承340年的秘密。“在日本，很多人都劝我们把公司规模做大，但是我们都拒绝了。我的父亲说，一升瓶子只能装一升酒，再装就会溢出来。”
魏雪讲述了白氏家族的慈善故事，以及她从中看到的不灭的家族精神财富。“家族的金银财富可以随着政治因素、历史的变故而灰飞烟灭，但是先辈们赋予家族的精神财富是会代代相传的。凭借着这些精神支柱的力量，即便是家道中落也可以东山再起。”
徐永光围绕“家族基金会―家族精神和财富传承的不二之选”这一主题指出，“一个家族基金会的建立能够为家族注入一种精神，让家族的后人把家族的荣誉看成是自己的生命，不断地追求卓越，从而使家族从富一代变成创二代、善二代、善百代。”他特别提到了盖茨基金会的运作。“盖茨基金会一是做风险慈善，通过创新来解决社会问题。第二个是建立了双治理结构―盖茨基金会+公益信托，信托赚钱，基金会花钱。这种模式中国正在学习。”
陈越光以“企业传承之道上三大路口”为题，对与会的家族传承者们指出，“30年内，你们在传承时会遇到三个路口。第一个路口，德尔菲神庙路口：点亮你的心灯，照亮自己―找到你最喜欢、最可行、最擅长三者重叠的部分。第二个路口，弗洛伊德路口：在父业中认出自己―在企业的愿景中理解自己的人生意义和生命的价值。第三个路口，哈姆雷特路口：穿越生死的生命融入志业中―真正懂得并完成被命运召唤的事情。”陈越光勉励他们，“虽然这些路口只能一个人孤独地通过，但每一次的突破都是一个新的境界的开始。”
在由《中国慈善家》杂志执行出品人、慈传媒总裁吴金豪主持的“家族慈善与家族传承”的论坛上，方仪指出，“家族基金会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凝聚和团结家庭的成员，在这个平台上传承家族的思想。家族成员包括所有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读懂家族的精神，真正了解家族的需求，对家族基金会的发展至关重要。”
徐永光、Elliott Donnelley、牛奔、Kyungsun Chung、高千媛、方仪在这一论坛上作了精彩辩论。
“我们最近做了一个家族企业寿命跟所在行业的关系的研究，发现有三个特色行业对家族企业的寿命有不太好的影响。一是周期波动性明显的行业；二是资本密集型的行业；三是成长性需求比较高的行业。所以家族企业在IT业中难以存活。”彭倩介绍。
孔艾力、赵涛、彭倩、新加坡余仁生集团总经理Joanna Wong、安徽森隆集团总裁黄、集美控股集团董事赵宁参加了“家族企业转型升级与家族治理”论坛的讨论。
第二场论坛之后，源坤控股集团旗下的坤裕基金与坤融财富联合《中国家族财富暨源坤经济评价基准指数》与《家族财富现状及未来趋势预判》，用数据的方式对中国家族发展现状与财富管理需求增长进行了专业的解读。源坤控股集团董事长李智发表了“传承与变革―家族基业荣耀的智慧之旅”主旨演讲，从产业投资战略高度为家族财富的传承提出了新的思考方向。
从词源学的角度来看，中文和英文的词典中对于“财富”(wealth)概念的日常语言的理解符合当今主流经济学中对于财富的一般解释，基本锁定在有价值的物质资料上。但是还要看到，在词源学上，财富(wealth)由单词weal（康乐）和th（情形）两个词组合而成，表示“康乐的情形”或“幸福和繁荣的情形”。而在希腊文中，财富这个词是euporeo，可以被拆成两部分：eu（美好的、幸福的）和poros（通路）。也就是说，财富是通往幸福的工具或道路。词源学的解释，对当今财富的精神现象学有很好的启示意义：不要倒置在财富问题上目的和手段的关系；不要忽视对于财富增长的终极目标和价值诉求的思考。
在弄清楚财富本源意义的基础上，还要进一步厘清财富的社会内蕴。其实，财富作为社会分工所积累，是剩余产品积累形式的两极分化而导致的社会不公和财产稀缺性的认定，也是人类由无意识的交换行为向自觉的交换行为过渡的结果。由此可以看出，财富的积累过程其实就是财富及其财富观念形成的过程。在私有制社会，剥夺与被剥夺、占有与被占有、平等与不平等乃是其间过程的历史特征。正是基于对“剩余产品”的产权化、私有化的确认，“剩余产品”才获得社会制度框架内所能定义的“财富”概念的内涵。因此，在私有制社会，财富的社会本质是“不平等”。正是不平等地对待剩余产品，才会使得具有私有产权性质和社会属性的财富得以诞生；也正是因为这种不平等，才使得财富的意识形态变成等级社会制度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的重要证明；更是因为这种不平等，财富才成为少数人持有的“财富幻象”、社会两极分化的直接原因。
二、财富体系的三次变革
迄今，人类已经实现了三次财富体系的变革：第一次发生在大约一万年前，人类发明了农业，这是“创造财富的一种具有革命意义的新方法”。人类不再靠大自然恩赐，而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让自然界按照我们的意愿去做了。在这次财富浪潮中，大多数农业社会里以数代同堂的大家庭为生产单位创造了我们所称谓的农业文明。第二次革命性财富体系和社会（即工业主义）出现于17世纪的晚期，在地球的许多地区掀起了第二次改革和剧变的浪潮，这次财富浪潮是基于标准化生产流水线的制造技术，按照标准化、专业化、同步化、集中化、集权化和最大化的普遍原理建设起来的，所带来的是工业一体化。第三次浪潮大概肇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因为在这一年，美国的白领和服务行业的就业人员人数首次超过了蓝领工人的人数。这种劳动力结构上的巨大变化说明以体力劳动为基础的工业经济开始过渡到了以知识或者脑力劳动为基础的产业经济。
其实，财富体系的建立不是神秘秩序的显现，也不是某个天才人物的伟大杰作，而是“大自然的隐秘过程”的必然。透过历史我们发现，财富体系的建立需要三个因素：其一，信仰动力论向财富动力论的坐标转换。随着货币向资本的转换，货币配置社会资源的意义被发现，在利益支配世界的意志驱动下，西方进入了财富体系扩张的时代，西方政治谱系由信仰动力论向财富动力论的坐标转换，神性的人逐渐向俗性的人转换，使以资本为轴心的社会制度得以发育。其二，财富体系的政治制度设计与说明。从财富扩张的哲学教条与政治谱系的同构来说，通过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设计，使资本主义财富扩张的哲学教条与政治谱系获得同构，从而为财富的扩张提供制度设计与支持。在制度设计中，国家的本性与人的贪婪性两极相通，“恶的人性”被假设为国家政治由抽象走向具体、由僵死转为活力的重要视点。其三，财富心理的培养和财富精神的张扬。财富扩张的哲学教条与政治谱系的同构，既是财富精神的历史积淀，也是财富精神张扬的内在需求。因为，该设计契合了三个重要理念：首先，贪欲作为人性之本，在金钱的法则下，驱动人类社会发生了一种“原子化的裂变”，并使人的社会性转换为一种市场的物性。其次，追求财富的欲望是人性的基础，它具有普遍性和永久性。政治的治理应更加权重追逐财富的原则。追逐私利与合理性地混合应成为一切行为的典范。最后，政治被市场经济加以通约的价值取向应当是：用欲望来驯服和制衡欲望。这三种财富扩张的哲学理念与政治谱系的同构，乃是西方资本制度发育的重要“理论基因”。
三、财富扩张及分配逻辑与金融危机的内在关联
财富逻辑是一个包括财富繁荣、危机、萧条、复苏等多环节的完整链条。扩张与繁荣，危机与萧条，都是财富逻辑过程性展开的表现形式。在金融资本主义社会，金融危机的爆发是财富扩张及分配逻辑的必然。历史上，社会财富分配经历了三个阶段，有三种类型。
第一个阶段直接分配使用价值，也就是用伦理的概念，或者等级制的制度直接分配，也就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使用的分配方式。以帝王为代表的官僚阶层占有了社会的全部剩余财富，使生活系统维持在紧张的状态，所以这种使社会发展很慢。
第二个阶段分配方式是资本的分配方式。不再直接的分配作为物资资料的财富本身，而是分配一种瓜分财富的权益――价值。价值是分配财富的一种市场权利，本身不是财富，但是用来分配财富。这个价值能扩张人的欲望――占用全社会财富份额的欲望。
第三个阶段分配方式是资产证券化这一特殊的财富分配方式。就是把一切预期能够生产出社会权益的资产，统统进行证券化。证券化后产生的虚拟经济体，使实体经济的生产关系延伸为虚拟经济中“社会金融关系”，而具有杠杆效应的金融衍生工具，则将这个金融关系网络的触角深入于全社会各个角落，形成了无孔不入的控制力量。实体经济的财富逻辑也由此延伸到虚拟经济领域而不断积累，并且最终被倍数地放大而表现出来，最后爆发为金融危机。由此可以看出，资产证券化使资本变异为虚拟资本，财富变异为虚拟财富，在增进社会财富的同时又在不断地转移和积累财富扩张风险，这就是金融危机的深层根源所在。
四、财富观的变革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一、构建财务管理学理论体系的理论依据
财务管理学是一门既涉及经济学,又涉及管理学的边缘性、综合性学科。该学科的任务,一是要阐明财务管理的种种规定性,即财务管理是什么;二是要揭示财务管理活动的一般规律,即如何进行财务管理。前者属财务管理的基础理论,后者属财务管理的应用理论。
一般来说,基础理论性学科体系的构建应遵循从抽象到具体、从简单到复杂的表述规律,即从一个最简单、最抽象的逻辑范畴出发,通过将形成该范畴时所舍象掉的其他因素逐步地包含进来,再现研究对象丰富的规定性,从而使人们获得对研究对象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复杂而不是简单的,生动的而不是僵死的认识。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的构建同样遵循上述规律。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的构建方法,并不等同于财务管理基础理论的研究方法。财务管理基础理论的研究方法与其体系的构建方法不同,遵循的不是从抽象到具体、从简单到复杂的表述规律,而是从具体到抽象、从复杂到简单的思维规律。既然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要从一个最抽象、最简单的范畴出发,那么,科学地确定这一范畴便成为合理地构建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的关键。
与基础理论的任务不同,应用理论的任务在于指导人们怎样去做事情,因而,应用理论无疑应具备鲜明的实践性与可操作性。既然二者的任务与性质不同,其起点选择与体系构建的依据也就不同。基础理论的起点选择与体系构建应遵循的是人类思维活动的规律,应用性理论的起点选择与体系构建应遵循的则是人类实践活动的规律。
二、财务管理学理论体系研究现存问题
为了构建起科学的财务管理理论体系,有必要对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研究中现存的问题作一剖析。
1.有关财务管理学的内容构成。我国的财务管理学,迄今为止,其内容构成基本与西方国家的财务管理学相同,大致包括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总论,阐述财务管理的概念、内容、职能、目标、环境等基本理论问题;第二部分,介绍货币时间价值的计算与财务风险的测算等财务管理的基本方法;第三部分,介绍投资决策、筹资决策、股利政策、营运资金管理等财务管理实务处理的理论与方法。其中第一部分为财务管理学的基础理论部分,第二、三部分则为财务管理学的应用理论部分。财务管理学内容体系存在某些不科学、不完善之处。
2.有关财务管理理论起点的确定。对财务管理学起点范畴的确定, 笔者认为, 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将复杂的范畴作为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的起点。一些复杂的范畴,比如“财务管理”,被作为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的起点。勿庸置疑,“财务管理”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综合性极强的范畴。它既是资金筹集、资金投放、资金运用和收益分配种种财务活动的总和,也是财务预测与决策、财务控制与监督、财务成果评价与考核种种财务管理职能的总和。有赖于其他一系列范畴才能予以说明的综合性如此之强的一个范畴是无法充当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起点的。
(2)从财务管理学体系以外寻找起点。比如,将“环境”作为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的起点。环境对事物发展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但决定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是事物的内因而不是外因。只有在明了事物的内在规定性、本质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揭示环境对事物发展的影响。这就意味着环境不可能处于起点的位置。
(3)将财务管理假设作为起点。任何科学研究都有一个假设问题。这是因为世间的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自存的,都会与其他事物发生这样或那样的联系,从而使研究对象处于不断变动的状态之中。为了使研究得以进行,便需要首先对研究对象所处的环境条件加以限定,这种限定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假设。然而,如前所述,理论体系的起点并不等同于理论研究的起点,该种观点的不妥之处就在于将理论体系的起点与理论研究的起点混为一谈。
(4)将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的起点与财务管理应用理论体系的起点混同。如前所述,财务管理理论包括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与财务管理应用理论两大部分,二者的性质与功能作用不同,其起点也必然有所不同。
三、现代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的构建
1.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构建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首先要解决的是逻辑起点问题。作为财务管理的对象,有人认为是财产,有人认为是价值,有人认为是资金,也有人认为是本金。而在笔者看来,财产、价值、资金、本金,均是财富的不同社会形式,都可以抽象为财富。
(1)财富及其社会形式。财富是人类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而作用于外部世界所获得的物质或精神的成果。任何财富的生产都是在特定的生产关系中进行的,特定的生产关系赋予财富特定的社会形式或属性。撇开社会属性、社会形式等社会规定性,财富是人类所创造的劳动产品或使用价值。在自然经济社会,财富直接体现为使用价值,在商品经济社会,财富的存在形式由直接的使用价值形式转化为间接的价值形式。股利、利息、工资、税金等既是财富的分配形式,也是不同经济利益关系的载体。
(2)财富运动及其管理活动的多样性。在社会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财富是处于不断运动、变化之中的,如数量的增减、形态的转化、产权的变动等等。人们必须把握这一过程,自觉地实施对财富及其运动过程的管理。对为国家所控制的财富进行的管理,就是财政;对为企事业、行政单位等多种经济组织所控制的财富进行的管理,就是财务。广义的财务管理,既包括国家的财政管理,也包括事业、行政单位的财务管理。
(3)财务管理目的的二重性。财富不断地被消费,又不断地被生产出来。财富的生产总是在特定的生产关系中进行的。财富的生产过程,既是使用价值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也是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与此相应,进行财富管理必然具有双重目的:一是追求经济效益,用既定的耗费生产出尽可能多的使用价值;二是维护经济利益关系,保证各利益相关者实现各自的经济权益。
(4)财务管理职能二重性。财务管理的目的不同,其管理的职能也就不同。为追求经济效益,财务管理被赋予对财务活动进行规划、调控、评价的职能;为维护经济利益关系,财务管理被赋予对财务活动实施规范、监督的职能。随着财富生产、流通规模的扩大及其社会化、国际化的推进,人们对财务活动中经济利益关系的维护与协调,不再限于经济组织自身,而是突破单个经济组织的边界,逐渐成为国家乃至国际性经济组织的行为。
2.财务管理应用理论体系。因为财务管理应用理论是对企事业、行政单位的财务管理活动亦即微观财务管理活动规律性的描述,所以财务管理应用理论体系,实际上也就是企事业、行政单位财务管理理论体系。
(1)与追求经济效益相关的企业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目前与追求经济效益相关的企业财务管理应用理论体系一般是按照财务管理活动的环节,即投资—筹资—权益分配来构建的。笔者认为,这一体系应该遵循企业财务管理实践活动的规律来构建,而不应该按照财务活动的环节来构建。也就是说,要把财务管理目标作为该理论体系的起点,并按照财务规划、财务调控、财务考核与评价三大基本职能顺序展开该理论体系的内容。
(2)与维护经济利益关系相关的企业财务管理理论体系。企业组织生产经营活动,追求经济效益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让利益相关者得到各自的经济利益。如果在经济利益关系的处理上出现偏颇与失衡,就会使生产经营活动受到阻碍,甚至难以为继。笔者认为,该理论体系的构建,同样应遵循财务管理实践活动的规律来进行。该理论体系由管理目标设定的理论与方法、管理职能实施的理论与方法、管理实效评价的理论与方法三部分组成,其要点为:企业对经济利益关系管理的目标,一是为保障企业财产的安全与完整,二是为维护各利益相关者的权益。由此财务管理被赋予规范企业财务行为与监督企业理财活动两大职能。为了行使两大职能,主要采用以下方法:依据《公司法》、《会计法》、《企业会计准则》等法律法规,对企业的财务行为进行规范与协调;发挥财务会计及内、外部审计的作用,进行事中、事后的财务监督;采取会计核算、财产清查、牵制等方法,保护经济组织和利益相关者的财产安全与完整,等等。
参考文献:
1.引言
随着财富管理产品数量的增多，产品类型的增加，以及投资者需求的多样化，投资者在选择财富管理产品时应该关注产品的哪些因素，或是如何准确评价财富管理产品的收益状况、风险水平，更好地制定一套财富管理计划，已成为财富管理市场发展所面临的重要问题。财富管理产品的基本特性一般包括收益、风险方面，并且产品的复杂性促使我们不能只关注这些简单指标，产品的稳定性和成长性、管理团队的才能都应该在考虑的范围之内。因此，本文以投资者为导向，分别对几种典型的财富管理产品进行深入的研究，归纳出财富管理产品的评价因素。
2.研究思路
财富管理产品是风险定价和金融创新的结合，财富管理产品是通过承担风险获取收益的，因此，在评价财富管理产品时，必须为高于无风险利率的收益部分寻找风险来源。根据市场财富管理产品的综合分析，风险来源主要概括为五类，包括市场风险、管理风险、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购买力风险。根据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理论，财富管理产品的实际收益率等于无风险利率与风险溢价之和，评价财富管理产品需要衡量产品的风险，并计算相应的风险溢价。
根据这种思路，许多著名的学者都为之做了深入的研究。夏普（William F.Sharpe）、林特纳（John Lintner）和莫辛（Jan Mossin）在投资组合理论和资本市场理论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主要研究证券市场中资产的预期收益率与风险资产之间的关系，以及均衡价格是如何形成的。资产定价模型给课题组的研究奠定了评价的理论基础，它亦是现代金融市场价格理论的支柱。我国也有许多学者研究这个问题，宋军、吴冲锋（2008）运用了MONAVA的方法细致全面的分析了理财产品实际收益率影响因素及偏差；徐书洪（2009）从投资者的视角，以花旗银行2007年2月27日在国内发行的“涨跌双赢型”美元1.5年期产品作为案例，采用期望收益率和超额收益率对股票挂钩型产品进行收益评价；王未卿、刘潋（2011）采用统计的方法研究了保本型债券挂钩理财产品的预期与实际收益率现状，并利用时间序列分析和Granger因果检验对影响商业银行理财产品实际收益的宏观因素进行了回归分析。上述几位学者都是采用多元回归的方法对收益以及影响收益的因子的相关关系进行回归。
综上所述，大部分学者在评价无论是基金还是券商集合理财计划这种财富管理产品时，都采用了以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为基本依据的多因素模型。财富管理产品从市场交易的角度来划分分为可公开市场交易的财富管理产品和非公开市场交易的财富管理产品，这两类产品的收益率的性质不尽相同。课题组认为，针对可公开市场交易的财富管理产品，因它们收益率随业绩的好坏而变动，因此我们可通过多因素模型算出产品的预期收益率，以期给投资者以参考。针对非公开市场交易的财富管理产品，通过建立模型，衡量出在既定的风险下，某个财富管理产品的理论收益率，然后与实际的收益率进行比较，衡量出这个财富管理产品是被高估还是低估，以这样的结果指导投资者进行投资。
资产定价模型运用的关键点在于计算预期收益率和各风险因子的风险溢价，课题组需要对收益因素和风险因素进行更详尽的分析。
3.财富管理产品收益因素分析
综合文献来看，财富产品的收益评价指标主要分为简单收益指标和风险调整收益指标两大类，简单收益指标主要有实际收益率、超额收益率、期望收益率、投资收益率和净值增长率等，风险调整指标则包括特雷诺指数、夏普指数、詹森指数、信息比率和M2测度指标等。
事实上，目前在我国，《证券投资基金资产净值周报表》中就是用“净值增长率”指标来反映基金的运作绩效，该指标也因此成为基金投资者对各基金进行比较和评判的重要依据。而在国际上对基金投资绩效的衡量已有通用的指标，这就是累计净值增长率指标，又称时间加权收益率（Time weighted Rate of Remut，TRR）。Peter Dietz（1966）提出了时间加权收益率法，利用该指标可计算出单位投资在评估期内的收益率，以有效衡量基金经理的投资能力，其可取之处在于它克服了现金流对收益率测算的影响，只计算评估期内始终存在的那一部分资金的收益。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这一指标已逐渐成为国际著名基金评价公司和基金投资者用来衡量、评价基金实际投资业绩的标准方法，同时也已被多数基金管理公司所普遍接受。
4.财富管理产品风险因素分析
4.1 市场风险因素
投资者在确定财富管理产品的投资目标和投资对象时常常会面临市场风险。由于我国的财富管理产品如股票型财富管理产品等追求的目标通常为长期的资本增值，所以市场风险是我国财富管理产品面临的主要风险，投资基金主要投资对象为我国资本市场上的货币、股票、债券、外汇等金融工具，这些金融工具的价格波动常伴随着资本市场波动，因而财富管理产品面临的风险也主要是由于资本市场波动而产生的市场风险。市场风险的出现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比如说经济因素，政治因素、投机因素等等，这种种因素导致了资产价格的变动，从而产生了市场风险。
现阶段我国财富管理业务的市场风险具有其特殊性。主要是因为我国现阶段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利率，并未全面实行利率市场化，汇率相对较为稳定，同时在发行方的对外投资的有效渠道也相对匮乏。因此，目前资产管理业务所托管的资金主要投资于我国的证券市场，所以现阶段我国财富管理的市场风险主要来自于证券市场价格波动风险。目前我国证券市场仍存在较大的风险，这是与我国证券市场发育程度紧密相关。我国证券市场发育尚不完善，未能形成有效的价格形成机制，投机气氛浓厚，股价的运行经常脱离价值基础，其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市场不完全，金融投资品种有限且缺乏做空机制，使得发行方不能通过构造有效的证券组合来充分避险；二是我国的上市公司未建立有效的内控和运营机制，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主体，缺乏良性的激励和约束机制，这就加大了市场的非系统性风险；三是市场中现有的中介机构并非独立超然的机构，不能从外部对市场主体进行有效监督和控制，这就加大了市场投资者的信息鉴别成本和交易成本，并改变了投资者的预期形成机制，再加上市场本身固有的价格风险，最终导致市场风险的不断积累和放大。
4.2 管理风险因素
财富管理产品的管理风险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在财富管理产品的投资运作过程中，产品管理人会因自身的知识、技巧、经验等主观因素，根据其接收到有关宏观经济形势、行业发展趋势、企业相关公告、证券价格走势的预测等各方面的信息做出不同投资判断和决策，从而影响产品的收益水平；另一方面，产品的托管人和管理者的管理技巧和管理方式也是影响产品收益水平的因素之一。
4.2.1 财富管理机构内部治理存在缺陷，直接影响财富管理产品的业绩水平
产品管理团队、产品托管人和持有人共同构成了财富管理产品运作当中最关键的当事人。财富管理机构管理水平的高低和机构内部控制的有效性都将直接影响财富管理产品的业绩水平，从而影响财富管理产品的价格水平。在财富管理产品的管理中，管理团队的专业知识的掌握程度、市场经验的丰富程度、市场走势的准确判断、分析决策能力的强弱、投资水平的高低以及个人诚信品质等都会影响其对信息的敏锐度，和对经济形势、证券价格走势的专业判断，从而进一步影响财富管理产品收益水平。这种由于财富管理产品管理团队素质所引起的投资财富管理产品收益的不确定性，就是所谓的“管理风险”。一个高水平、经验丰富的财富管理产品管理团体往往能盘活一支乃至几支财富管理产品，但水平低下、经验欠缺的财富管理产品管理者在竞争残酷、风险巨大的证券市场上则鲜有成功范例。
4.2.2 自主研发和定价能力不足，导致财富管理产品竞争力不强
目前我国财富管理机构的研究部门规模普遍较小，投资经理的操作往往还要借助公司之外的财富管理机构、基金和咨询机构的研究力量。这样会存在一些问题：一是由于不是第一手资料，投资经理难以就上市公司的销售、利润、竞争、成本控制和行业发展趋势等获得最新信息，无法对市场变化作出迅速反应；二是风险较大，比如财富管理机构的研究机构推荐的股票可能正是该财富管理机构的自营盘正在跟踪或已经操作的股票，其风险可想而知。
4.2.3 由于信息不对称，管理团队存在操作风险和道德风险
我国财富管理业务正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从财富管理产品的设计到销售整个过程中都应高度重视风险管理的重要性。尤其在产品的销售过程中，券商为客户确定所选的财富产品时，应根据客户的各项需求、资金规模以及风险承受能力等各方面因素来综合判断，以降低操作风险。财富管理业务自身的特性也决定了其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不仅需要面对市场风险，还要防范操作本身隐含的操作风险。例如，因财富管理机构不仅在承担管理业务时要向客户收取管理费用，同时还会收取买卖手续费，由于利益的驱使，管理机构可能为增加手续费收入而增加交易频率，让客户支付一些不必要的费用；又如，由于自营业务的存在，可能出现不同的资产管理账户之间或资产管理账户与自营账户之间存在关联交易的情况，此时财富管理机构就不能保持完全独立进行公平交易；再者，在自营业务和资产管理业务同时存在的情况下，财富管理机构可能会因为前者收益高于后者，而将自营业务优先于资产管理业务进行交易，给客户造成损失。
4.3 流动性风险因素
流动性风险，是指由于资产不能以合理的价值及时变现而产生的风险。为降低此类风险，在设计财富管理产品时，一般会规定一些产品在特定的投资期限内投资者不得提前赎回或终止。反之，对于那些可以提前赎回或是终止的产品，由于市场利率或其他宏观因素变化，可能会导致产品的大规模赎回，这必将影响该产品资金的流动性，从而使流动性风险陡升。因此，券商或其他金融机构为了减少由此带来的损失，可能会对投资者的赎回或终止产品的请求加以限制，导致投资者可能会面临无法赎回，即使可以赎回也只能获得较低的收益或付出较大的成本。现实中，一些发行量较少、信用评级较低、近期评级下调、发行公司信誉不高的财富管理产品往往会因交易量较少而存在较大的流动性风险。
4.3.1 巨额赎回导致资金缩水，投资后继乏力
不同财富管理产品的流动性具有较大的差异，开放式基金可以随时赎回，券商集合理财产品在开放期内也可以随时赎回，若由于某种原因出现了大规模赎回，将会给财富管理产品带来巨大的影响。巨额赎回是指当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当日净赎回量（赎回申请总数扣除申购申请总数后的余额）超过其规模的10%时的状况。大规模赎回会给财富管理带来以下这些问题：（1）可用资金减少，财富管理产品价值投资“后继乏力”。（2）规模不稳定，投资经理面对大行情操作受掣肘。（3）削弱价值投资理念，对市场造成负面影响。
4.3.2 存续期内清盘风险，产品面临“三输”困境
根据《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业务实施细则（试行）》的规定，在券商集合计划存续期间，客户少于两人，或者连续20个交易日计划资产净值低于1亿元，集合计划应当终止。
华泰紫金智富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在2011年8月2日遭清盘，成为首只未到期就不得不清算的集合理财产品。拥有顶尖财富管理人才的财富管理机构何以未能阻止财富管理产品的清盘，究其原因，是由于市场正处于低迷状态，同时新发产品扩容速度远远不及老产品缩水快，导致基金净值大幅缩水，基金规模不断降低，致使投资工具无法满足存续条件时，就不得不面临终止计划的清盘风险。集合理财计划规模少于1亿元的出现并不意外，或有更多产品面临清盘风险，一旦清盘，财富管理产品的相关当事人均会遭受损失，对于监管部门、证券公司、投资者来说将是一个“三输”的局面。
4.3.3 委托管理资金的时限过长，风险无法及时转移
委托理财周期短，到期日集中，证券公司运作难度大，这些是券商集合理财产品不可避免的问题。证券公司受托投资管理的初始封闭期大多为半年或一年，在资本市场整体系统风险较大，投资品种单调并缺乏有效避险机制和避险工具的情况下，要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获得良好回报，证券公司难以制定出稳健、周密的投资计划。这种急功近利的短期化投资，很难取得稳定回报并常常伴随着高风险。一旦到期资金运作不佳，回赎困难，容易发生客户挤兑，并有可能导致证券公司资金链断裂的危险。
4.4 信用风险因素
财富管理产品的信用风险，是指由于金融机构的信用情况改变导致财富管理产品项下任何到期款项于赎回日的给付发生变化。一般而言，投资者是金融机构的无担保一般债权人。当金融机构资不抵债，面临信用风险时，有担保债权人比无担保一般债权人对资产享有优先受偿权。一旦遇到这类情况，投资者可能出现一定的投资收益损失，甚至本金也会出现一定的亏损。由于很多券商没有自身推出财富管理产品的能力，他们会选择向境外一些更大的投资银行购买相关的财富管理产品如结构性票据或产品。这些境外发行人也可能会在利息支付或本金返还义务上发生违约。境外发行人信用评级的变化可能会使相关境外投资工具的价值随之变化，甚至其母公司或关联公司的信用评级都会影响投资工具的价值。
4.4.1 交易一方因生产经营不善导致履约能力低下
基于套期保值或投资等目的而参与财富管理产品交易的机构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因投资、生产和销售等决策失误或管理不善而导致盈利下降或亏损甚至是破产或其他的财务问题，致使其履约能力下降甚至丧失，这种情况一旦出现，融资方或管理机构就不可避免的发生违约，从而导致信用风险的产生。
一旦境外发行人申请破产或进行债务重组等类似程序，可能大幅缩减或延迟境外投资工具的应付款项。因此，境外发行人违约会导致投资者面临投资本金的较大损失。
4.4.2 交易一方因信用风险的连锁反应而导致其发生违约
信用风险具有滚球式的扩大效应，能产生较大的危害。一个交易者因多种原因违约，会使其交易对手也发生违约，进而违约风险就像瘟疫一样在整个金融市场传播，严重扰乱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甚至导致总体经济风险。尤其是那些实力雄厚、资信优良的大型金融机构，虽然具有财富管理产品技术性强、交易程序复杂、定价难度大等特征，但是他们有能力依赖先进的专业技术人才顺利的创新设计、发行销售这类产品并成为最主要的交易者，具有很大影响力，一旦发生违约，将给整个证券市场带来严重信用危机。
4.4.3 刚性兑付的信托行业特殊潜规则日益受挑战
此前，众多投资者未对信托风险给予足够的重视，是因为坚信信托的“刚性兑付”。所谓“刚性兑付”，指的是信托产品到期时，若信托产品出现不能如期兑付或兑付困难时，信托公司需要兜底处理。实际上，“刚性兑付”并不是一个明文规定的法定义务，而只是信托业一个长期潜规则。“刚性兑付”将风险与投资者隔离，使投资者获得高收益却并未完全承担对应的高风险，这是信托产品受到市场狂热追捧的不可忽视的因素。然而“刚性兑付”本身是违背市场规律的。尤其是随着风险爆发增多，特别是系统性风险累积到一定程度，超出信托公司本身所能承受的范围时，那么实质性的违约将不可避免。且不少信托公司也在尝试打破该惯例。
4.5 购买力风险因素
购买力风险是指财富管理产品的利润将主要通过现金形式来分配，而现金可能因为通货膨胀、货币贬值的影响而导致购买力下降，从而使基金的实际收益下降，给投资者带来实际收益水平下降的风险。
比如某一产品的年利率3%，在存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3%是名义利率，假如通货膨胀率5%，则实际利率为负。当人们持有100元人民币时，年终价值103元，但若持有100元的商品，年终价格为105元，即年初的100块可以买到的商品到了年终却买不到了，这就是说货币的购买力下降，或者货币在对内贬值。
Fisher（1930）认为，实体经济和货币部门是独立的，因此假设利率的预期实际收益由实际部门决定，即实际利率由资本的生产率和消费者的时间偏好决定的，因此利率的预期实际收益率和预期通货膨胀率不相关。该假说很容易延伸到任一实物资产的收益率。譬如股票，即实际收益率等于名义收益率减去通货膨胀率，当通货膨胀率发生变化时，资产名义收益率会相应做出等幅调整，通货膨胀率的增加或者减少会完全能够通过资产的名义收益率体现出来，从而导致资产的实际收益率发生变化。
5.结论与启示
综上所述，财富管理产品在我国资本市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笔者在上述分析中得出财富管理产品面临主要概括为五类，包括市场风险、管理风险、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购买力风险。风险的大小决定着产品的定价，同时决定了产品的收益的大小以及稳定性，因此，对这些因素投资者们应抱有谨慎的投资态度，只有在宏观的对市场环境客观考察以及对微观产品仔细研究后，方能做出合理的投资规划。同时，与财富管理业务的高速发展相适应，财富管理产品的评价方法与体系也在各发行主体内部初步形成，本文对财富管理产品评价因素的分析为构建成熟有效的财富管理产品评价方法与体系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对我国财富管理产品的规范发展及系统评价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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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来源：上海证券交易所联合研究计划《财富管理产品评价方法与体系》。
二、养老保险制度内生激励机制与个人退休决策：理论模型
1.理论分析
个人退休决策是在考量各种影响因素基础上的综合决策。德国学者博约什-苏潘（BrschSupan）引入选择价值概念（option value），分析了个人退休决策的影响因素，他认为某一年龄退休的选择价值由如下因素决定：与退休年龄相关的养老金水平、个人过去或未来收入水平、闲暇的边际效用、生存概率、贴现率等[19]。如果个人推迟退休的选择价值变小或者下降，个人就会选择离开劳动力市场并开始领取养老金[20]。选择价值体现了个人退休决策的机会成本。通过调整养老金制度相关参数，优化制度内在的激励机制，可以对个人退休决策产生积极影响。
养老金制度对个人退休决策的激励可以分解为两个效应[21]：价格效应（price effect）和替代效应（substitute effect）。前者是指如果改变养老金制度参数，降低个人提前退休的养老金替代率，就增大了个人的闲暇成本，因此，价格效应也被称为闲暇的价格；反过来，如果养老金待遇水平过高，可以满足退休后的支出需求，那么个人就倾向于提前退休。而替代效应是指如果个人推迟退休不仅不能带来养老金财富的增加，反而会减少，即净养老金财富为负，这实际上是向个人征收的隐性税收[2223]，那么个人会选择提前退休。因此，养老保险制度对个人退休决策的影响是通过待遇替代率和净养老金财富两个因素实现的。有研究表明，如果养老金替代率非常低，即便净养老金财富为负，个人由于养老金无法支付退休后生活支出需要，仍然会选择继续工作[24]。
为了进一步分析养老金制度对个人退休决策的影响，本研究将对不同年龄退休时的养老金财富水平进行模拟，动态地反映退休年龄与养老金财富之间的关系，进而为优化养老金制度提供依据。所谓养老金财富（Pension Wealth）是个人在退休期间领取的养老金收入的现值。之所以分析养老金财富，一方面该指标在反映养老保险制度的慷慨性上比待遇替代率指标有更广泛的价值[25]，另一方面，通过比较个人不同年龄退休时的养老金财富，也间接考虑了隐性税收问题。
2.养老金制度参数设计与养老金财富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本质上，个人退休决策具有异质性偏好。哈奈尔（Hanel）和瑞范恩（Riphahn）的研究表明，个人的出生年代、教育、产业部门等都会影响个人的退休偏好；恩科尔（Schirle） 的研究发现教育程度、配偶的劳动参与情况、子女现状等的差异会带来不同的退休选择。参见：Daniel van Vuuren. Flexible retirement[R]. CPB Discussion Paper，No.174， 2011。 ，一个理性的个人一定会选择养老金财富现值最大的时刻退休。养老金制度参数设定直接影响不同退休年龄时个人的养老金财富规模。因此，如果政策目标是提高55岁以上大龄劳动者的劳动参与率，可以通过调整影响养老金财富规模的相关参数，改变不同退休年龄时的养老金财富规模，发挥养老金制度对个人退休决策的内生激励作用。通过养老金制度内生激励机制设计，使个人实现养老金财富最大化时的退休年龄与政策目标趋于一致，进而达成“激励相容约束”的均衡状态。影响个人养老金财富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预期寿命。对于大龄劳动者而言，如果预期未来健康状况较好，预期寿命较长，则个人更倾向于留在劳动力市场，推迟退休年龄，反之，则倾向于更早离开劳动力市场。对于个人而言，如果选择完全退休，离开劳动力市场，意味着自己的正式社会联系（social contact）中断，而每个个体都是“社会人”，都有参与社会网络的动机。有研究表明，在出台了大龄老年人部分退休制度（partial/gradual retirement）
因非全时工作（part-time work）与部分退休前工作的异同，将其分为gradual retirement和partial retirement两类，前者是指非全时工作与部分退休之前的工作单位一致，而后者是重新与新的雇主签订非全时工作合同。在欧洲国家，采取前一种模式的比较普遍，但在美国较多地采取后一种模式。的国家，之所以在达到最早领取退休金年龄之后，仍然选择继续工作领取部分养老金的原因之一就是为了维持社会联系。比如，对比利时选择部分退休人员的原因调查显示，23.6%的被调查者选择了“工作中社会关系的重要性”[26]。
第二，待遇积累率（accrual rate）。在DB型养老金制度安排中，个人退休待遇取决于个人缴费年限和计算待遇的参考工资（reference wage）水平。目前，我国在整个权益积累期的待遇积累率为1%，即每工作1年积累1%的养老权益。理论上说，如果待遇积累率高于精算中性积累率，那么延迟退休对个人更有利养老金制度符合精算中性，则各个退休年龄的养老金财富是一样的。如果制度的待遇积累率高于满足精算中性条件下的积累率，则会带来个人养老财富的增加，此时，延迟退休对个人有利。关于精算中性的概念，国外学者做了非常丰富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国内学者根据此理论对我国养老金制度进行了相关研究。详见：刘万. 延迟退休一定有损退休利益吗？――基于对城镇职工不同退休年龄养老金财富的考察[J].经济评论，2013（4）：27-36。。但是，如果养老金待遇积累率过高，个人可以通过较短的时间积累较高的养老权益，满足养老需求，也存在提早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可能。因此，科学合理的待遇积累率设定对个人退休决策有重要影响。
第三，贴现率。在养老金现值计算中，贴现率大小实际上反映了养老金受益人对货币当期和远期价值的偏好。如果贴现率高，意味着个人更倾向于获得货币的当期价值，因此，会降低未来养老金收益的现值，此时养老金财富降低；反之，则养老金财富较高。养老金财富现值水平直接影响个人的退休决策。
第四，工资增长率、养老金待遇调整率与个人账户养老金投资回报率。个人退休决策是在工作和闲暇之间的选择。不考虑其他非经济因素，如果个人工资增长率高，意味着个人放弃工作领取退休金的机会成本增加，个人更倾向于做出推迟退休的决策
随着个人收入水平的变化，闲暇的价格也会发生变化，收入越高，闲暇的价格越昂贵，个人更倾向于工作。但如果收入水平达到某一临界点，闲暇的边际效用水平提高，当高于货币收入的边际效用时，即便收入水平提高，个人也会选择闲暇。不过，对大多数劳动者而言，其收入水平远低于临界点，因此，如果收入水平增加会增加其工作的激励。；如果养老金待遇调整率较高，且远高于延迟退休的养老权益增长，则个人更倾向于离开劳动力市场而选择退休；如果在职期间缴纳的个人账户资金投资回报率较高时，意味着在职缴费将积累更多的养老金财富，激励个人做出推迟退休的决策。
3.养老金财富模型
我国现行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待遇计发办法依据的是2005年通过的《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个人退休后的养老金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两部分构成。其中，基础养老金以当地上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和本人指数化月平均缴费工资的平均值为基数，缴费每满1年发给1%；个人账户养老金月标准为个人账户储存额除以计发月数，计发月数根据职工退休时城镇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本人退休年龄、利息等因素确定。
三、不同退休年龄时的养老金财富与最佳退休年龄：基于不同情境的敏感性分析
前面给出了养老金财富现值的计算公式，分析了不同参数对养老金财富的影响，以及对个人退休决策的作用机理。本部分将通过对不同情境下不同退休年龄时养老金财富的模拟，找出个人最佳退休年龄的分布，进而为优化养老保险制度对个人退休决策的激励提供参考。
1.基准情况下的个人最佳退休年龄分析
本文分析的是典型个体的养老金财富情况，因此假定其死亡年龄为平均预期寿命。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我国男性平均预期寿命为72.38岁，女性为77.37岁。因此，本文假定男性的死亡年龄为73岁，女性为78岁在分析中，男性和女性的区别仅在于预期寿命的差异。因此，计算结果除了用于分析性别差异对退休决策的影响外，还可以用该数据分析不同预期寿命对个人退休行为的影响。。
为了计算方便，本文假定劳动者参保年龄为30岁
之所以将参保年龄设定为30岁，是为了计算方便。研究显示，我国企业职工的平均退休年龄为54岁，而男性平均参保年龄为23.4岁，女性为24.87岁，平均参保年限为30年。如果将法定退休年龄设定为60岁，在参保30年而未中段缴费的情况下，参保年龄设定在30岁有一定合理性。，在退休之前从未中断缴费，并且第一年参保时的社会平均工资水平为30000元/年。根据《国家统计年鉴（2014）》数据，2013年我国全社会城镇就业人口平均工资为51483元。但由于我国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社会平均工资并不能较为准确地反映一个代表性劳动者的实际收入情况。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开展的相关调查，全国城镇居民家庭收入的中位数为30000元，平均数为53023元，2010年，超过平均工资的城镇居民仅为25%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建议使用中位数指标度量城乡居民收入[EB/OL]. [2013-03-19]. 。相较之，中位数更能反映劳动者的实际收入水平。
本文将职工工资增长率设定为8%。据统计，2001-2013年企业职工平均工资年均增长率为14.1%。但一方面不同群体之间收入增长的差距较大，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进入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年均增长将维持在7%-8%左右，甚至某些年份会低于7%。考虑到我国财富分配将向劳动者倾斜的政策因素，将职工工资增长率设定为8%比较接近实际情况。
养老金待遇调整率也是影响养老金财富的重要因素。由于我国企业职工平均养老金水平偏低，为了让企业职工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我国已经连续10年11次提高企业职工养老金水平，每次平均增长幅度为10%。因此，本文将基准情况下养老金待遇调整率设定为10%。
我国养老基金只能用于购买国债或银行存款，投资回报率偏低。据统计， 2003年以来，养老保险基金名义收益率为2.18%，而同期加权通货膨胀率为2.2%，养老保险基金实际是在贬值缩水[27]。因此，本文将个人账户养老金的投资回报率设定为3%。
贴现率反映个人对于当期消费和远期消费的偏好，本文将其设定为3%。不过随着年龄的变化，贴现率也会发生变化，为了体现贴现率变化对个人养老金财富的影响，在敏感性分析部分将考虑贴现率为6%的情况。
根据上述假设条件，基于养老金财富计算模型，计算不同退休年龄下的δ值，可以发现：①预期寿命影响个人的养老金财富规模，进而影响个人的最佳退休年龄。由于假设男性的死亡年龄低于女性，在其他条件一致的情况下，男性在55岁退休时养老金财富达到最大，而女性为59岁。②收入水平影响养老金财富的相对水平。当收入水平为社会平均工资的1倍（β=1）、0.6倍（β=0.6）时，男性和女性的最佳退休年龄一致，分别为55岁和59岁。但是，当收入水平为社会平均工资的3倍（β=3）时，男性和女性的最佳退休年龄均有所提前，其中男性为54岁，女性为57岁。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前述理论分析中提到的价格效应，如果养老金过于慷慨，则会诱发提前退休行为。③相对于男性而言，女性不同情境下养老金财富曲线相对平缓，说明退休年龄变动对女性养老金财富的影响较小，因此，推迟女性退休年龄阻力相对较小（见图1）。
养老金财富是影响个人退休决策的重要因素，因此，从养老金政策角度出发，可以通过相关参数的设定，改变个人在不同退休年龄情况下的养老金财富规模，进而影响个人的退休决策。但需要说明的是，个人退休决策是在综合各相关因素基础上做出的综合决策。上述模拟结果的目的在于为相关政策调整提供参考，而最终个人的退休决策还要受到个人异质性特征的影响。比如，女性的平均预期寿命高于男性，根据模拟结果，其最佳退休年龄应高于男性，但实际情况是女性的实际退休年龄低于男性。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有研究表明，家庭中有0-6岁的小孩的女性延迟退休的意愿明显降低[28]。
2.不同情境下养老金财富变化的敏感性分析
敏感性分析是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分析某一因素的变动对结果的影响。通过敏感性分析，可以为养老金政策调整提供客观的依据。本研究重点分析贴现率、养老金待遇调整率、个人账户基金投资回报率等因素的变化对养老金财富以及个人退休决策的影响。
（1）投资回报率变动对个人退休决策的影响。在假定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将个人账户养老金投资回报率由3%调整为6%
如果养老金采取较为积极的市场化投资策略，其投资回报率会有所提高。根据欧美国家经验，养老金市场化投资的平均回报率在6%左右。，对个人的养老金财富规模及退休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当β=1时，男性56岁，女性63岁时养老金财富达到最大；当β=0.6时，男性57岁，女性67岁时养老金财富达到最大；但是当β=3时，男性55岁，女性59岁时候养老金财富最大。从中可以发现：①随着投资回报率的提高，男性和女性的最佳退休年龄均有所推迟；②较之于基准条件，如果投资回报率较高，在不同退休年龄下养老金财富的相对差距更为平缓。意味着如果调整法定退休年龄，对劳动者的养老福利的相对影响较小（见图2）。
（2）贴现率变动对个人退休决策的影响。贴现率对个人养老金财富的影响比较大，因而会很大程度上影响人们的退休决策。从模拟结果可以看出，如果将贴现率由3%提高到6%，男性和女性最佳退休年龄均会大幅度提前：当β=1时，男性的最佳退休年龄为52岁，女性为55岁；当β=0.6时，男女最佳退休年龄分别为52岁和49岁； 当β=3时，男女的最佳退休年龄分别为52岁和51岁。从中可以看出，如果贴现率较高，意味着个人对于货币现值的偏好高，倾向于提前获得退休金。而且，贴现率对于预期寿命较长的女性的影响高于男性（见图3）。
（3）养老金待遇调整率对个人退休决策的影响。在其他条件不变，尤其是工资增长率维持不变的前提下，如果降低养老金待遇调整率，将使退休的机会成本增大，并且还会降低养老金财富规模。作为一个理性的个体，一般会做出推迟退休的决策。模拟结果显示：当养老金待遇调整率由10%降低为6%时，β分别为1、0.6、3的情况下，男性的最佳退休年龄为61岁、61岁和60岁，女性的最佳退休年龄为70岁、70岁和69岁（见图4）。
（4）同时调整相关参数对个人退休决策的影响。工资增长率也是影响养老金财富规模的重要因素。前面的分析中假定基准情况下工资增长率为8%，但从发达经济体的经验看，这一工资增长率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据统计，美国、英国、德国2001-2013年间，工资平均增长率分别为2.6%、2.9%和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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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财商教育就是指转变人们的理财观念，普及理财投资知识，提高人们理财智慧和能力的教育。它不是一般的思想教育和知识教育，而是从观念到行为贯穿在日常生活许多领域之中的全方位的教育。财商教育是一个新兴的教育领域和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学校、家庭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财商教育的重要性也随之凸显。本文根据已有研究成果，就近年来国内外财商教育研究作一简要述评。
一、国外的财商教育研究进展
财商是由美国日裔学者罗伯特・清崎在《富爸爸，穷爸爸》一书中最先提出的，它包括两方面的能力：一是正确认识财富以及财富增长规律的能力（即价值观）;二是正确应用财富及财富增长规律的能力。财商主要由以下四个方面的知识构成：一是财务知识，即阅读理解数字的能力;二是投资知识，也就是钱生钱的科学;三是市场知识，即有关供给与需求的科学;四是法律知识，即有关会计、法律及税收之类的规定。他认为财商实际上是才能和技巧的结合，财商可以要求人们不要为金钱工作，而要让金钱为你工作，要求人们必须真正了解金钱及其内在的规律。
西方理财教育萌芽于上世纪经济大萧条时期，由于人们经历过经济的衰退，因而格外关注自己手头财富的保值。自50年代以来，美国绝大多数州政府就已经先行一步，先后在中学和大学开始经济学、管理学相关课程的改革，让学生获取最基本的理财知识。
20世纪70年代，美国理财教育进入初步形成期。美国学者尼尔・古德费雷在《钱不是长在树上的》中明确提出了少年儿童理财教育的目的：8岁懂得要挣钱必须要靠劳动，并且学会存钱;9岁学会简单制定用钱计划，买东西能够货比三家;10岁时懂得节省，以备不时之需;12岁时能够制定并执行稍长时间的开支计划，逐步树立起正确的金钱观。这些内容最初只是本书作者个人的指导性建议，但后来被广泛运用于美国各所学校的理财教育中，并且带动了教学改革。
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理财教育进入了成熟深化期。20世纪80年代初，罗伯特・清崎在其《富爸爸，穷爸爸》一书中正式提出了财商的概念，从人的基本素质的角度进一步解释了理财教育。这一概念的提出，一方面促进了理财教育的发展，也为理财教育提供了正式的理论依据。同时期，美国学者安德森也系统地论述了理财教育概念。他认为理财教育就是能够让更多的人学会设立理财目标，认识收入的作用，制订、应用并不断调整理财计划的一系列环节。简而言之，理财教育就是教人们更大限度地积累财富、更加合理地使用财富，这为美国乃至国际理财教育进一步指明了方向，同时也得到了美国政府的大力支持。
到了20世纪90年代，美国理财教育理论和实践不断成熟，进入了多样化发展时期，形成了以学校理财教育为主导，理财机构、社区、家庭为辅助，四者全方位结合的教育模式。而专家学者也从未停止研究，1997年，美国经济学教育国家委员会的专家道格拉斯和加内特就美国中小学理财教育对孩子成年后理财行为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儿时的理财教育对于他们日后更好地积累财富、更有计划地使用财富有潜移默化的影响。2001年，美国立法把理财课程作为基础教育的一个内容。美国教育部资助发起了一个“为美国而储蓄”的计划，全国34个州的3000所中小学也参加了这项计划，普及财商教育。2002年2月，时任美联储主席的艾伦・格林斯潘在国会发表讲话时，谈到需要给学校的孩子进行财务知识的教育，他说：“为了我们国家的发展进步，财商教育是世界第一的国家保持自己实力的关键。”
二、我国的财商教育研究进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国外理财教育思想的传播，理财教育日益为我国教育理论和实践领域所关注，理财教育从理念走进了学校实践。我国自推行素质教育以来进行了新课程改革，将理财教育渗透到中小学课本中。在小学《品德与社会》新课标中有一个《花钱的学问》的专题，重点介绍钱是怎样得来的，如何花钱的一些基础知识和技能，以及如何在消费时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等问题，让学生掌握理财中的最基本知识，培养最基本的素质。作为国际金融城市的上海，在青少年理财教育方面也已经领先发展，在当地中小学教材中分别设有储蓄、保险、消费、理财等内容，一些学校还通过实践教学开展理财教育。另外，一些电视台、广播台、报社和网站也相继开设了青少年理财教育专栏响应理财教育。可以说，在我国作为国家或地方教育政府层面，理财教育也已经从一个教育领域逐渐渗透到学生平时的课堂学习之中了，下一步我们需要做的是将其中一些零散的资源进行相应的整合，以更好地发挥它们的效用。
近几年来，随着《富爸爸，穷爸爸》一书在我国的畅销，国内学者也开始了对于财商教育的研究，总体归纳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财商的概念
目前，国内学术界还没有关于财商的统一定义，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两种。第一种观点是最为流行的，认为财商是一个人认识财富和驾驭金钱的能力，主要指个人在财富管理方面的智力和能力，是打理钱财的智慧。第二种观点则认为财商是评价一个人财经素质的指标，是对个体的经济知识和经济能力在同龄人中相对位置的度量。
王志纲在其书《财智时代：王志纲的观点》中提出了“财智时代”的观点。他认为，我们现今所处的时代，被西方人称为知识经济时代，中国则处在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后工业文明并存时期，它有个更加贴切的说法――财智时代。它不同于纯粹的知识经济时代，也不同于以往以财为主、以智为辅的财富时代，而是一个“财智平等、以财求智、以智生财、财智相融的特别时期”。熊开辉在其《FQ财商：如何提高驾驳金钱的能力》中将财商观念的内容分为金钱观、价值观、学习观、职业观、风险观、未来观、成功观等。《中国青年研究》杂志社的刘俊彦社长认为财商包括以下几个要素：对金钱的认识、如何发现并把握商机，或者说是如何创造财富、日常理财能力及消费素质等。中国财商教育的先行者――汤小明，也是《富爸爸，穷爸爸》一书在中国的推行者，他解释道，财商即财富智商，是指一个人认识和驾驭金钱运动规律的能力，它包括观念、知识、行为三个层次的东西……财商将决定一个人一生受金钱左右的程度和他的富裕程度。
（二）财商教育的内容
刘俊彦指出，一个人财商开发的关键是具有健康的财富观。主要包括合理合法地获得财富，有节制地利用财富和建设性地创造财富。林永乐在《试论财商》一文中提出了财商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并比较了财商和智商的联系和区别。汤小明认为，在财商教育当中，对金钱与人生的基本观点是第一课。何芳则从哲学角度提出了青少年财商培养的全新方法，她认为一个人财商开发的关键是具有健康和谐的财富观。她的题中应有之意是：指导青少年遵循对立统一原则，正确科学地认识财富;坚持实践的观点，合理合法地创造财富;把握“适度”原则，有节有制地支配财富。
（三）财商教育的目标
目前关于财商教育目标的研究在不断深入。有学者认为，财商教育的目的是向学生传授有关财务知识，理财原理、方法、技巧等财商方面的知识，以帮助学生树立起正确的金钱观、消费观、理财观和社会责任感。也有学者提出，财商教育的目标在于使孩子正确对待金钱、运用金钱，具备一定的价值判断力，培养自立能力和责任感，促进其个性的良好发展。这两种观点尽管在表述上有一定的差别，但其实质内容仍有共同之处，即都强调财商教育要培养个体关于财富的知识、态度和能力，形成正确的财富观，最终让现代社会中的人能够健康发展，具有解决与财富相关问题的能力。
（四）财商教育的意义
已有研究对财商教育意义的探讨大多是针对学生群体展开的。有学者提出，对大学生实施财商教育，是适应市场经济与社会发展、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以及大学生个人全面发展的需要，可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创业能力，缓解就业压力，并能够促进大学生的理性消费、科学消费。也有学者分析了财商教育对于中小学生的教育意义，指出真正意义上的青少年财商教育，是从观念到行为贯穿在日常生活许多领域之中的全方位的教育――即不仅仅是教人如何挣钱、赚钱、攒钱，更重要的是教育孩子们如何花钱、用钱，还要让他们懂得如何与人分享钱，并从中得到快乐和幸福。但针对一般社会公众讨论财商教育意义的成果还非常少见。基于上述研究，本文认为，财商教育应该是一种全员教育，财商教育的客体应该是现代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既包括在校学习的学生，也包括尚未进入学校教育系统的学龄前儿童，以及已经离开学校教育系统的社会成员。从短期效果看，财商教育可使人养成不乱花钱的习惯。从长远看，财商教育将有利于人们及早形成独立的生存能力，使其在高度发达、快速发展的时代中，具有可靠的立身之本。这无论是对自身还是对社会的长远发展来说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五）财商教育的途径
学者们关于财商教育的途径探索，成果比较丰富，但是在实施财商教育的途径方面却殊途同归。归纳之后我们发现，大多数研究者认为财商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通力合作，其中又以学校教育为主。学校实施财商教育的途径不断拓展为编写财商教育教材、开设财商教育课程、开展财商教育实践活动、建设校园财商文化等。也有学者强调，家庭教育在儿童理财教育中具有特别突出的作用。因为“从一定意义上说，理财教育就是要改变儿童的经济生活方式，而儿童的经济生活是由家长主导的。因此，学校的理财教育观念首先必须要得到家长的认可，必须通过家长的财富观念、理财观念的改变来实现家庭经济生活方式的变化。”虽然大家一般都是从社会、学校及受教育者自身出发去谈实施财商教育的具体策略和途径，然而研究者提出的见解大多较为笼统，缺乏针对性和具体可操作性。
三、展望
综上所述，尽管国内外关于“财商”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它们主要建立在各自宏观层次的立论，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研究体系。首先，财商教育的概念、目标、内容等尚未取得共识。其次，对财商教育的地位和价值认识不足，关于财商教育的影响因素、实施原则等缺乏理论分析。再次，关于中小学生财商教育的专门研究薄弱，特别是分阶段的特色研究明显欠缺。此外，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而开展的实证研究，以及关于国内外财商教育的比较研究明显不足。今后的研究应该注重强化理论研究，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财商教育理论体系，充实实证研究，为理论体系的建构寻找有力的现实支撑。同时注重针对不同年龄阶段的学生及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社会公众，就他们的财商及其财商教育的现状、存在的主要问题等进行专项研究，为有效地开展财商教育提出合理可行的建议。众所周知，财商教育的出现与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才素质培养需要息息相关的，它的基本理念与课程开发需要与中国孩子的财富状况相联系。当然，还要加强比较研究，从国外先进的财商教育理念和实践中汲取对我国财商教育的有益参考和借鉴。
总之，当今社会财富快速增长，人们越来越需要更多的财富智慧和理性的经济行为，这就更加突显出财商教育以及相关研究的重要性。特别是针对青少年的财商教育问题，从国家层面上整体制定规划非常有必要。为此，家庭、社会、政府和学校应一起努力，共同打造出一个青少年理财的整体框架，让财商教育的推进更加容易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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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上下众志成城抗击“非典”的日子里，让我们感动的是志愿者的捐助，让我们为难的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尤其是资金来源。这个时候，读一读资中绮的《散财之道—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评述》，会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资中绮说她最初是从研究美国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影响时“开始注意到除教会、庚子办学之外，还有洛克非勒基金会的作用。”随着她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和研究发现，“该基金会从1915年成立到1949年，在中国工作领域之广、对中国关注之执著，以及实际上对中国相当多的学科的开创所起的作用，都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学者的兴趣开始变得严肃和深人，从基金会切人美国公益事业的历史，继而是观念和动机的分析，做出哲学层面的理念归纳，从而得到历史传统、民族文化精神的解答，这为我们在现阶段探讨公益事业发展的捷径有相当的意义。知识分子的可贵，就在于对社会的责任意识。资中箔的《散财之道—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评述》最大的意义在第三部，也就是“评述”。不是简单的追述美国源远流长的基金会，也不是简单地介绍美国的公益组织与中国的关系，当然在这些描述中也显现了作者明确的观点。第三部是描述基础上的分析，尤其“捐赠的动机与哲学理念”一章值得细读。其意义不在于她分析的是否准确，而在于她是以学者的责任心为我们今天的公益事业的健康发展探索。这种责任心秦晖先生在《政府与企业以外的现代化—中西公益事业史比较研究》中也有强烈的表达。我曾感慨“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中国人心中抹不去的痛。帝国主义列强、传教士、育婴堂、精神鸦片、伪善，这种思维定势已经很难让我们理解西方的教会慈善和公益事业”。资中绮女士印证了我的感慨，并且告诉我们今天应当怎样理解西方的教会慈善和公益事业。
茅于轼先生曾经评价这本书说，大家都在谈论生财、创造财富，资中摘女士却讨论“散财之道”，是发出的极其不同一般的声音，是提醒我们除了发财致富之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做。而我认为，资中绮女士的“散财之道”不是简单的讨论把赚来的钱散出去或者怎么散出去的问题。而是探讨一种对于财富的“聚散观”，是建立什么样的“财富聚散观”的研究，是对形成“财富聚散观”的文化观念的研究。这让我想到了人们对亚当斯密的不理解，在某种意义上说，《富国论》研究聚财，《道德情操论》研究散财。只不过亚当斯密在研究聚财时的利己思想与研究散财时的利他思想让人回不过弯儿来，人们未曾聚来财，何曾想到散财?只有智者深邃的思考，才能认识潇洒在于聚散总有。其实中国有把赚来的钱以各种各样方式散出去的历史，与西方相比，中国人不乏一掷千金、乐善好施的传统，但是如果散财不当，反而助长了好逸恶劳和仇富心理。资女士的《散财之道》就是替示我们学会怎样散财，以现代意识和现代MPApolitics/" target="_blank" style="color:#FE6002">公共管理思想健康发展公益事业。她的《散财之道》是以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为切人点的宏观社会总财富的公益性积累与合理使用问题研究，是以正确的公益事业观念引导人们健康的公益行为的思考。“非典”来时，我们感受到了公益的崇高，“非典”走了，我们应当形成“聚散总有”的潇洒。
一、引言
随着我国金融市场逐步发展，家庭参与金融活动的能力和意愿越来越高。我国城乡居民的财产也开始多样化，家庭金融活动开始进行多元化资产投资。因此，研究城乡居民的财产分配现状及金融资产区域差异更能鼓励家庭进行理性投资，完善家庭资产配置。
国内外已有研究表明家庭经济因素会对家庭金融资产的配置产生重要影响（吴卫星、齐天翔，2007；王宇，2008；史代敏等，2005）[1]-[3]。经济因素中最关键的是家庭的年收入和财富，近年来我国家庭微观数据逐渐丰富，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家庭金融。财富对于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已经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认可，通过不同国家微观数据的比较，发现财富对家庭风险资产及股票的投资基本呈现正向影响，存在“财富效应”（McCarthy，2004 [4]等）；但是吴卫星、吕学良（2013）[5]研究发现我国居民的财富投资在股票、 基金上的可能性和资产份额上均显现出 “钟型”， 和大多数国家发现的正向财富效应有差异。基于此，有必要对我国家庭财富对资产配置的影响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已有文献多是只研究了城市或者农村单方面的金融资产的选择问题，鲜有对东中西部区域层面进行财产分配差异影响的研究，因此有必要基于微观视角，从城乡及区域间进行比较，研究居民财产分布现状及区域间差异，从而提出较有针对性的建议。
二、数据来源 、变量选取
本文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CHFS”。该数据详细地反映了 2010 年我国居民家庭各项资产的信息，对研究我国家庭财产分布现状提供了重要依据。在剔除了缺失数据及收入、金融资产为负的样本家庭后，得到有效样本7086个，其中城市样本4466个，农村样本2620个。
本文所涉及的家庭金融资产包括风险资产和无风险资产两类，其中风险资产包括股票、基金、衍生品、金融理财产品和非人民币资产，无风险资产包括现金、银行活期及定期存款、债券、黄金和借出款等。本文中居民家庭的财富用净财产表示，总财产是金融资产与非金融资产的和，非金融资产包括自有房屋（包括所有房产）、生产经营项目、车辆及其他非金融资产。
三、研究结果及分析
（一）家庭资产配置的现状
从全国家庭来看，现金、银行存款仍旧是我国居民金融资产重要的组成部分，股票作为高风险资产参与家庭数较少，参与率仅有8%，但是股票在金融资产中的份额较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股票市场的发展使得股票逐渐成为家庭经常配置的对象。但是借出款的参与率却达到12.63%，说明现阶段民间借贷在我国开始表现出较为广泛的参与度。我国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中债券、基金及理财产品的比重较小，这些金融资产并未受到家庭的重视。资本市场在我国发展的不完善，居民进入门槛高，导致衍生品等在金融资产中基本为零。从区域层面看，西部地区家庭较之东、中部地区家庭更愿意持有现金和银行存款，东部地区股票在金融资产中的份额是中、西部地区2倍左右，同时在债券、理财产品及非人民币资产方面也均高于中、西部地区，说明东部地区居民家庭金融资产更加多样化。基于资产风险的角度研究，发现我国居民无风险资产的比重远远高于风险资产，参与风险资产的家庭仅为11.52%，说明我国居民在选择金融资产时仍偏保守。
（二）家庭经济因素对家庭金融资产的影响
家庭经济因素主要根据家庭年收入和财富分组，研究不同年收入组和财富组城乡及区域金融资产的差异。表2研究显示，城镇居民的家庭年收入主要集中在1-3万和4-6万这两个阶段，而农村地区低于1万和1-3万这两个年收入水平占比较大，同时也可以看出城乡年收入差距较大，金融资产均值也显示出同样的差异；城镇收入从4-6万上升至7-10万时，金融资产会出现一个较大幅度的提升，而农村的这一现象不仅体现在4-6万上升至7-10万这一阶段，而且表现在从小于1万上升到1-3万这一阶段，说明年收入对农村家庭金融资产的持有具有重要影响。而年收入在10万以上的家庭，无论城镇还是农村，金融资产均值都显著高于其他收入组，这可能是因为有收入作为保障，家庭拥有更多的资金投入到金融资产进行投资，以期实现资产的保值增值。
从家庭财富分组来看，城镇家庭的财富主要集中在10万及以下、10-25万和70万及以上这三个阶段，凸显出财富的两极分化，而这种情况的出现可能是因为对于城镇居民来说，房屋在家庭净资产中占比较大，对于无房的城镇居民来说财富就会大大减少；农村家庭财富则主要处于10万及以下和10-25万这两个阶段。随着家庭财富的增加，金融资产也随之增加，除了拥有财富在70万及以上的家庭农村和城镇的金融资产接近外，其他组别城镇金融资产都高于农村金融资产。区域层面的分析，金融资产均值存在区域差异。无论从家庭年收入还是家庭财富分析，东部地区金融资产均值都高于中西部地区，且随着年收入和财富的增加，金融资产的这种差距在逐渐缩小。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采用西南财经大学2010年首次家庭金融资产调查的数据，从居民财产配置的现状和经济因素对居民财产的影响两方面，基于城乡和区域两个维度进行比较，得出如下结论：
尽管无风险资产在我国家庭金融资产占比较大，但是风险资产呈现多样化，其中股票的参与率表现最为突出，我国民间借贷活动参与度较高。东中西部家庭金融资产的配置存有一定的共性，即对现金、银行存款等安全性高的资产比较“热衷”，而对于高风险资产如衍生品等持“冷淡”态度。区域层面也存在异质性，东部地区家庭风险资产的占比远高于中西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差异不明显。
家庭经济因素对金融资产具有重要影响，随着收入和净财产的增加，家庭金融资产的城乡差距越大。而区域间的结果则表明，随着收入的增加，东中西部家庭金融资产差距在不断增大，但是家庭净资产数量越多则会缩小东部及中部家庭金融资产差距，这就表明收入差距会在短期内进一步拉大区域间金融资产的持有数量，净财产的不断积累在长期则会缩小区域间金融资产差距。
我国城乡居民财产分布呈现一定的异质性，虽然我国居民家庭金融资产开始向多样化发展，但是居民在选择金融资产时仍旧偏向保守，城乡、区域间的收入和净财产差距仍旧制约家庭金融资产参与。因此要实现金融资产增加，居民财产配置的多样化，需要突破收入水平的约束，不断积累家庭净财富。政府应该应从多方面普及金融知识，让更多的家庭提高资产配置意识，降低居民参与金融活动的门槛，实现居民财产的多样化，不断增加居民家庭财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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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史代敏，宋艳. 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实证研究[J].统计研究，2005（10）：43-49.
国民经济的城市化不仅是经济趋势，从财富增长的角度看，人类社会应划分为三大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都市文明。每一种文明都有其主流财富：农业文明依赖土地，所以人们追求良田千顷；工业文明依赖劳动，所以人们崇尚天道酬勤；当今世界已有50%以上的人口进入了城市，都市文明的主流财富既非土地也非劳动，而是货币化的虚拟财富。在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时代，人们接受了经济学家威廉？配第的名言：“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但在虚拟财富上升为社会主流财富的都市文明阶段，如果人们依然相信威廉？配第的箴言，那为什么还会有城市化呢？
一个时代的真理，却可能成为传诵千年的谎言。人们都说“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却又在抱怨交通拥堵、雾霾围城和食品安全。真实的情况是：城市让生活更风险，金融化风险为财富。是发自内心的财富欲望驱使人们涌入城市，铤而走险，所以说都市文明是风险财富的温床。财富的货币化把虚拟经济带进了城市生活，在各种纸醉金迷的交易中，每一个参与者都被卷入了非合作博弈的游戏，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市场中主动或被动挑战风险。在这里，每个人都是金钱游戏的投机者，有人在实体经济的创新中锦上添花，有人在虚拟经济的交易中争奇斗艳。撕开那些道貌岸然的面纱，抛弃那些似是而非的谎言，人们才能真正发现都市文明的财富密码：“风险是财富之母，思想是财富之父！”
中国经济伦理学如何创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概念和研究范式?如何实现经济伦理学理论研究和学科教学的创新与发展?西方经济伦理学研究能够给予我们何种启示和借鉴?上述问题关涉到中国经济伦理学未来的学科发展和实践应用,受到与会学者广泛关注。中国伦理学会会长、清华大学万俊人教授在主题演讲中指出,经济伦理学是介于伦理学和生活世界的桥梁,也是伦理学和其他学科的桥梁,中国经济伦理学的未来发展,需要学者们以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和宽广的国际眼光发现问题,以跨学科、跨行业的交叉研究为基本方法,并通过学者之间的相互学习形成整体实力和发展活力。南京师范大学王小锡教授阐释了道德资本的经济价值,从而使其近年来关于道德资本的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他认为,道德资本是“作为资本形态的道德”和“有道德的资本”的统一,其主要作用在于:通过激活有形资本提高资本增殖能力,通过优化“毗邻效应”减少交易费用,通过规范和引导实现金融资本的增殖。武汉大学乔洪武教授指出,当前我国高等院校的西方经济学教学比较强调数学逻辑方法,却忽视了西方经济学本身蕴涵的对经济道德的科学认知和对经济活动、经济行为的价值判断。在他看来,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加强经济伦理的教学和教育,既是西方经济学这一学科本身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培养具有高度经济伦理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者的必然要求,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龚天平教授通过解读考克斯圆桌组织全球执行官斯蒂芬•杨的“道德资本主义”概念所蕴涵的经济伦理观,为我们思考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伦理观提供了有价值的理论资源。
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伦理反思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我国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焦点问题,也是本次会议探讨的热点问题。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伦理蕴涵和道德评价进行了分析,并对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模式中存在的伦理缺失现象进行了反思。苏州大学李兰芬教授基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幸福观,反思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方式所导致的“GDP中心主义”和“民生边缘化”,认为这正是造成当今社会“幸福缺失”的根本原因。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增强民生幸福的理性选择,民生幸福则是检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得失成败的最终标准。上海社会科学院陆晓禾研究员从马克思的资本理论尤其是相对过剩人口理论的视角分析了2010年春节以来在全国蔓延的“民工荒”和“洋黑工”现象,认为这一现象就其本质而言反映的是资本与劳动的关系问题,涉及的是马克思的相对过剩人口规律及其在中国的特殊表现。由此,关于劳资关系的主张和政策不应只考虑资方的利益,而应顾及这种主张和政策对中国工人特别是农民工造成的影响。河南财经政法大学乔法容教授提出,传统经济增长方式运行的轨迹是一种线性模式,也即“从摇篮到坟墓的经济”,而循环经济发展方式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被称为“从摇篮到摇篮的经济”。与之相对应,在消费环节,前者是一种不可持续消费模式,后者则是一种可持续消费模式,两种模式在其伦理向度及道德诉求上呈现出根本的差异。循环消费内蕴着可持续消费的价值理念,要求消费行为遵循适度消费与绿色消费等道德准则。
三、经济伦理视阈中的公平正义
经济公平、分配正义以及公平和效率的关系等问题,是经济伦理学研究中长期受到关注的问题。此次研讨会上,学者们又针对这一问题展开了探讨和争论,并提出了很多更具理论深度和新意的观点。湖南师范大学王泽应教授将对效率与公平这一对经济伦理基本范畴的分析置于民生幸福的视角当中,认为人们真正需要的效率是促进人生幸福而不只是财富最大化的效率,人们真正需要的公平是能够促使最大多数人利益得到保障并因此提升幸福和尊严的公平。因此,树立着眼于民生幸福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效率公平观,才能真正跳出“优先”和“兼顾”的藩篱而获得新的发展空间。华中师范大学龙静云教授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分析了哈耶克对社会正义或者说分配正义的批判,指出哈耶克的正义理论存在逻辑前提自身矛盾和否定分配正义的重大缺陷和局限,呼吁经济伦理学研究要保持对社会弱势群体应有的关注。湖北大学强以华教授指出,经济公平是一种以一般公平概念为基础的关于进入市场之机会和收入、财富分配的公平。这就需要采取一定的措施弥补在进入市场机会上存在的不公平,并解决收入和财富公平分配的“有条件性”限度问题。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实现经济公平的基本原则即“追求最大的均等但不以牺牲较大的效率为代价”。
四、财富伦理的内涵与价值
财富伦理问题是近年来经济伦理学研究中颇受关注的一个新热点,一些学者从财富伦理的哲学内涵、当代财富伦理空间的拓新及其评价机制等方面提出了新的思考。
湖南师范大学向玉乔教授认为,财富伦理问题的出现至少有三方面原因,即人类对财富的片面或错误认识、占有物质财富的贪欲以及物质财富的匮乏。他从广义和狭义的财富概念出发解析了“广义财富伦理”与“狭义财富伦理”,提出财富伦理是隐藏于财富背后、反映财富的实质和价值、说明人与财富之真实关系的自在之理或客观真理。上海师范大学高惠珠教授则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当代财富伦理空间的拓新,即:可持续发展理念拓展了财富“获得正义”的内涵;金融创新工具的出现使“转让正义”重心转移;和谐社会的理念提升了财富“使用正义”的高度。南通大学彭怀祖教授提出,财富积聚和财富支配在动因、方式、反应等方面存在差异,因而必然导致它们的道德评价体系和与之相对应的道德建设路径也存在差异。
五、企业伦理与企业社会责任
企业伦理和企业社会责任是经济学、管理学、伦理学等众多学科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也是国内外经济伦理学研究中一以贯之的焦点问题。本次研讨会上,学者们就企业伦理模式的形成、企业诚信缺失的原因和解决措施、企业社会责任的学理基础和践行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探讨。
首都师范大学王淑芹教授认为,伦理学从根本意义上为企业社会责任提供了理论支撑。她从人性的精神特质、经济活动的人本目的性、经济活动方式的人道归属性、意志自由与责任的对应性四个方面对此进行了论证。上海交通大学周祖城教授指出,迄今为止,对于“什么是企业社会责任”这一企业社会责任领域中最基本的问题,国内外的回答仍处于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丛林”之中。他描述了“企业社会责任丛林”的基本状况和产生原因,提出以“明确定义标准、聚焦关键问题”的思路走出“丛林”。中国社会科学院孙春晨研究员指出了当前中国企业诚信建设正面临的“瓶颈式”困境,即:诚信的高成本难以形成企业诚信经营的激励机制;政府诚信的缺失对企业诚信带来了不良影响;互不信任的社会心理导致企业诚信经营举步为艰。由此,提升企业经营者的契约意识、强化法律对企业失信行为的惩罚以及完善社会信用体系,成为我国企业诚信建设走出困境的重要突破口。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朱金瑞教授对企业伦理模式形成的内外部要素进行了分析。她认为,企业伦理模式是企业伦理个性特征的表现结构,其形成是企业内外部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既受企业所处时代的经济体制、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和政企关系等外部条件的深刻影响,也与企业发展的历史阶段、企业经营管理者的伦理观念等内在变量密切相关。
中图分类号：F83248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6）05006207
一、引言
我国自1998年全面住房体制改革以来，房地产市场迅速发展，家庭住房拥有率逐年提高，居民持有的住房资产占居民财富的总比率也呈增长态势。根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数据，截至2014年3月底，我国城镇家庭自有住房拥有率为890%，远高于同期美国的652%，也高于其他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拥有二套房以上的城镇家庭比率迅速上升至210%。另外，根据CHFS在2014年1月公布的调查报告结果，在我国家庭资产构成中，城镇地区房产占家庭总资产的652%，农村地区的房产占比为539%，这表明我国家庭资产中，一半以上的资产以房产的形式存在，住房财富在家庭财富构成中占有最为重要的地位。而且，我国居民消费不足问题由来已久，2002年起，扩大内需一直是国家经济工作的重点。根据财富效应理论，家庭财富情况会影响家庭消费，而住房作为家庭重要财富，其价值的增加与积累会对居民消费产生深远影响。因此，在我国经济依旧面临消费不足的情况下，如何使房地产市场有效发挥其财富效应，扩大内需以拉动我国经济发展，依然是政府与学术界关注的重要问题，因此研究我国房地产财富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自2014年以来，我国房地产市场进入调整期，地区间市场分化情况日益凸显。由于房价在过去长期处于整体上涨态势，那么当面临未来房价走势的不确定性时，居民的心理状态与主观态度可能会受到房地产市场下行风险的影响。因此，关注房地产财富效应在不同类别家庭之间的表现特征，尤其是家庭主观态度对房地产财富效应的影响，是我国房地产市场在当前形势下的一个重要议题。本文将基于家庭微观调查数据，对我国房地产财富效应的基本表现以及家庭风险态度对其的影响进行研究，并试图为如下三个问题的回答提供参考。第一，家庭住房财富在总体上对居民消费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第二，家庭风险态度主要受哪些因素的影响？第三，不同的家庭风险态度会使得房地产财富效应表现出怎样的不同？对于上述问题的回答，可以为针对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建议，以使房地产在提振国内消费上发挥更好的作用。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模型
1文献综述
财富效应最早是指实际货币余额变动会对消费造成影响，随着社会的发展，居民家庭所持有的财富逐渐多样化，财富价值的变化不只来源于货币余额的改变，以金融资产和房地产为代表的资产价值的改变也可以带来个人或家庭财富水平的变动。经济学家在后续对于消费变动的研究中认为，由于储蓄和借贷的存在，居民可以根据其全部财富进行消费，那么消费者在进行消费决策时不仅会考虑当前面临的状况，还要依据对未来状况的预期来进行规划。这些研究以Ando和Modigliani [1]提出的生命周期假说（LCH）以及Friedman [2]提出的持久收入假说（PIH）为主要代表，他们的重要贡献之一是将家庭财富作为重要变量纳入到消费行为分析中。Hall [3]在LCH和PIH的基础之上进行了修正和扩充，在消费分析中引入理性预期假说和动态优化理论，逐渐发展为多时期最大化方法下的消费决策理论，即“生命周期―持久收入”（LC-PIH）假说，这一假说成为后续大部分财富效应实证研究的理论出发点。自21世纪初互联网泡沫破灭开始，房地产财富效应受到了西方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大量相关实证研究在总体上验证了发达国家正向财富效应的存在，而财富效应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表现差异也得到了考察。同时，房地产财富效应在异质性家庭之间有差别，Sinai和Souleles[4]认为，家庭的预期生命跨度、遗产动机、拥有房产套数以及未来住房规模改变计划等都会对这一效应的发挥产生影响，而通过直接财富效应（消费函数所揭示的消费―财富关系）、流动性约束和预防性储蓄这三种基本渠道的共同传导，房地产财富效应在不同类型家庭的最终表现可能存在不确定性。Campbell和Cocco[5] 、Li和Yao[6]以及Gan[7] 基于家庭微观调查数据从家庭年龄和家庭收入两个方面进行实证研究，为这一问题提供了更多的经验证据。
另一方面，少有文献讨论家庭风险态度对房地产财富效应的影响。行为经济学研究发现，风险态度对人们的决策行为存在显著影响，那么不同风险厌恶程度的家庭，其消费受房地产财富变动的影响程度可能不同。个体的风险厌恶程度由诺依曼―摩根斯坦效用函数的凹度界定，Pratt[8]、Arrow[9]认为财富的边际效用弹性的组合（即（-W） u″（W）/u′ （W））可以对相对风险厌恶系数进行度量。房地产由于其价格的波动性，应被归为风险资产，根据风险的Pratt-Arrow度量，一个具有更高风险厌恶程度的家庭通常有一个更凹的效用函数。那么，具有不同风险厌恶程度（即不同凹度的效用函数）的家庭，从相同的房地产财富增加中能够获得的预期边际效用也不相同，这就导致对于某一家庭的最优跨期消费计划对其他家庭并不最优。因此，直觉上家庭风险厌恶程度会影响消费决策。Liao等 [10]把风险态度引入到房地产财富效应的研究中，检验了家庭不同的风险厌恶程度对房地产财富效应的影响。他们使用美国消费支出调查数据（CEX）检验了房地产财富效应与家庭风险态度之间的关系， 在理论上和实证上讨论了家庭风险态度的重要性。其结果表明，风险厌恶程度较小的家庭房地产财富效应更为显著，当家庭风险厌恶程度较强时，消费与住房财富之间的正向关系被削弱。
我国学者对房地产财富效应的研究，早期主要集中于分析房价与消费之间关系的作用机制[16]。后续的实证研究中，骆祚炎[11]、况伟大[12]使用宏观数据对房地产财富效应的具体存在性进行了检验。而近年来随着微观家庭调查数据库的逐渐丰富，针对房地产财富效应在不同类型家庭之间的表现差异，以黄静和屠梅曾[13]为代表的基于微观数据的研究也逐渐涌现。总体来讲，我国有关房地产财富效应实证研究的文献并不十分丰富，且基于宏观数据对房地产财富效应存在性和方向性的检验结果存在分歧。另外，基于微观数据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房地产财富效应在不同年龄、收入及所在地区的家庭之间表现差异的探讨，缺乏对于家庭风险态度的关注。本文将基于上述两个问题展开后续的实证研究，通过理论模型改进和基于家庭微观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对我国房地产财富效应进行检验，并重点关注家庭风险态度及其对房地产财富效应的影响，使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更丰富的现实意义。
2理论模型
近年来，对国内外房地产财富效应的研究中，应用最为广泛的是Blanchard和Fischer [14]构建的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LC-PIH）模型，模型中效用函数被设定为二次型形式，且假定家庭时间偏好率等于资产回报率。这样的模型设置可以最终推导出简洁的消费函数形式，并且其中家庭风险态度也不会对资产和收入的弹性系数造成影响。考虑到现实中资本市场并不完全有效，资产回报率可能不会与家庭时间偏好率相等，这里将放松Blanchard和Fischer [14]建立的模型，并以此为基础研究我国房地产财富效应的基本表现，以及家庭风险态度对房地产财富效应的影响。假设一个家庭可以存续T期。在时期t（0≤t≤T），用β表示不变的家庭时间偏好率，Ct表示家庭消费，At表示家庭财富，Yt表示家庭收入，r表示不变的资产收益率，并将即期效用函数设为常相对风险厌恶系数形式，θ表示其风险厌恶系数，则家庭的效用最大化问题可以表示为：
max E∑Nt=01（1+β）tu（Ct）（1）
stCt+At+1=At（1+r）+Yt
对最大化问题求解，可得消费、资产与收入间的关系如下：
由于篇幅所限，具体模型推导过程没有列出，可向作者索要。
∑Tt=01+r1+βtθ1（1+r）tC0=A0+∑Tt=0φ1+rtY0（2）
整理可得：
C0=β1A0+β2Y0（3）
其中，资产与收入前系数的具体表达为：
β1=1∑Tt=01+r1+βtθ1（1+r）t，
β2=∑Tt=0φ1+rt∑Tt=01+r1+βtθ1（1+r）t（4）
由式（3）可知，修改后的模型依旧得出了与Blanchard和Fischer [14]模型相似的消费函数表达形式，即消费是资产和收入的函数。此外，根据式（4），当β不等于r时，风险厌恶系数θ会通过影响效用函数，对财富的边际消费倾向产生影响。当资产回报率大于时间偏好率时，风险厌恶系数越大，资产的消费弹性系数越大，即财富效应在风险厌恶程度较高的家庭表现更明显；反之，当资产回报率小于时间偏好率时，风险厌恶系数越大，资产的消费弹性系数越小，则财富效应在风险厌恶程度较低的家庭表现更明显。由于不同类型资产在流动性、其他社会属性以及所有者对价值变化的敏感性等方面不同。因此，不同类型的财富对家庭消费行为的影响也存在不同。那么对于金融资产和房地产的价值变动，居民消费水平在现实中可能表现出不同的反应，即房产财富和金融财富往往并不具有相同的边际消费倾向。作为我国家庭的主要财富，与金融资产相比，住房资产兼具消费品和投资品双重属性，在价值上具有较强的不可分割性。此外，其流动性较差，变现难度更大且成本高，在交易过程中需承担更高的税负，而由于信息不对称，家庭对于住房财富具体价值及其变动的判断也不及金融财富准确及时。综合上述原因，家庭风险态度在住房财富―消费关系中应当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也更值得关注。下文将以此为参考，使用微观调查数据，重点对我国房地产财富效应与家庭风险态度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进一步确定风险厌恶系数对我国房地产消费弹性系数的具体影响方向。
三、基于家庭微观调查数据的经验分析
1数据来源与指标描述
本文选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CHFS）数据库2011年调查结果作为经验分析数据来源。CHFS在2011年首次开展，共调查了8 438个家庭的详细信息，所选样本覆盖了我国25个省及直辖市。首先利用调查结果对家庭消费、收入、各类资产价值以及描述家庭特征的人口统计学变量等进行测算和设定。（1）家庭消费，包括食品、日用品、服装、休闲娱乐支出以及除留学外的教育支出等非耐用品消费以及其他耐用品消费。（2）家庭收入，包括工资收入、经营收入、利息及分红收入。（3）家庭财富，包括住房财富、金融财富和实物财富。家庭总住房财富价值由被访者自报；金融财富包括活期存款、定期存款、股票、债券、基金、衍生品、金融理财产品、非人民币资产、黄金、现金以及借出款；实物财富包括农商业生产资产、车辆以及古玩字画等有价资产。（4）家庭地理位置属性，包括经济地域和城乡划分。本文将最终样本覆盖的25个省及直辖市分为东、中、西三个地区；按国家统计局对我国经济区域的划分，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山东和广东属于东部地区；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属于中部地区；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广西、甘肃和青海属于西部地区。并使用虚拟变量对城市家庭和农村家庭进行区分。（5）家庭人口统计学特征，包括户主的年龄、性别、工作类型、婚姻状况、受教育年限以及家庭规模。其中，性别以虚拟变量来区分男女；户主工作类型分为有工作和无工作两类；婚姻状况分为有配偶和无配偶两类；户主受教育年限代表了其受教育程度，具体年限设定方法参考了黄静和屠梅曾 [13]的做法；家庭规模即家庭人口，不包括家庭的暂住人口和外来人口。
剔除包含统计填报错误和数据不全的样本观测值，表1列示了关键指标的描述性统计，在整体上反映了CHFS在2011年的调查样本中我国居民家庭消费、收入、财富以及其他情况的基本信息。其中“是否拥有住房”和“户主性别”两个指标为虚拟变量，前者以拥有住房为1，不拥有为0；后者以男性为1，女性为0。数据显示家庭总消费与总收入均值分别为3372万元和5301万元，家庭拥有平均住房数量为1073套，住房拥有率为0909，住房平均价值为42406万元，最高值达1 110000万元。其他类型财富中，金融财富均值为6678万元，实物财富均值为8040万元。家庭平均人数为3478人，户主平均年龄为49798岁，户主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316年，0734比例的家庭为男性户主。
2家庭风险态度
在风险态度的度量上，由于家庭在风险资产上的投资是可观察的，而相对风险厌恶系数与家庭向风险资产中的配置份额负相关，因而经验研究中经常使用家庭资产组合中风险资产的占比来区分家庭风险态度，但实际中有相当大比率的家庭并不拥有风险资产，这给家庭风险态度的度量带来了难度。这一情况可能是由于股票市场的固定进入成本造成的，在金融学相关文献中被称为“有限市场参与”，而是否参与的决策主要由投资者支付固定进入成本的意愿决定，该意愿可以通过使用类似于像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等统计人口学变量、收入与风险资产回报以及对于资产的风险意识等变量来预测。Morin和Suarez[15]发现风险资产与总财富的比率显著地依赖于家庭成员年龄。另外，相当多的研究验证了家庭风险态度与人口统计学变量之间的关系，这也从另一个侧面暗示了家庭人口统计学特征会影响房地产财富效应的大小。Liao等[10]的研究中，由于所用数据并未提供关于家庭风险态度的直接信息，因而他们先使用两步Heckman校准模型，根据微观数据中的统计人口学信息和家庭流动资产构成来估计家庭风险态度，再通过估计所得结果对样本家庭进行分组，对比各组的房地产财富效应系数，以研究房地产财富效应与风险厌恶程度之间的关系。
本文直接以CHFS在2011年调查问卷中关于“如果您有一笔资产，您愿意选择哪种投资项目”的回答结果来度量家庭风险态度。对该问题的回答有5个选项，包括“高风险高回报”、“略高风险略高回报”、“平均风险平均回报”、“略低风险略低回报”以及“不愿承担任何风险”，分别被赋值为1―5。即家庭风险态度是一个离散变量，风险厌恶程度随着其取值的升高而增大。在具体的数值分布上，取值为1―5的家庭分别占总样本数量的0061、0073、0262、0173以及0431。可见，CHFS在2011年的调查结果整体呈现出我国家庭风险厌恶程度较高，最高风险厌恶等级的家庭占总家庭数的0431，在数量上远远超过其他风险等级组别，而风险厌恶程度处于1、2级别的家庭相对较少，一共只占到总样本的0134。
进一步检验人口统计学变量对家庭风险态度的影响，由于家庭风险态度变量为离散变量，这里使用离散选择模型进行研究。另外，由于风险态度有5个选项，而各选项之间存在排序关系（风险厌恶程度有大小之分），因此，最终选取排序多元Logit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表2的中的系数符号及相应的p值，可解读各解释变量对家庭风险态度的影响方向及显著性。在各解释变量中，户主性别、婚姻状况、工作情况、所在地区以及村居类型为虚拟变量，具体参照组设定为：户主性别以女性为参照；婚姻状况以无配偶为参照；工作情况以无工作为参照；所在地区以西部地区为参照；村居类型以城镇家庭为参照。由表2可知，家庭收入、家庭规模、户主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以及婚姻状况都会对家庭风险态度产生显著影响：家庭收入的提高、家庭规模的扩大以及户主受教育年限的提升会降低家庭风险厌恶程度，而男性户主比女性户主具有更低的风险厌恶系数。年长家庭更加厌恶风险，而婚姻生活也会显著地提高家庭风险厌恶程度。户主是否有工作对家庭风险态度没有显著影响。在家庭的地理分布上，城乡家庭之间的风险态度无显著差异，而与西部地区相比，经济发达程度相对较高的东部地区家庭具有更高的风险厌恶程度。以上结果从总体上说明，当家庭面临更多经济生活和家庭生活的不确定性时，其风险厌恶程度通常会提高，当然，一些自然属性如性别和年龄的差异，也会对家庭风险态度构成影响。
3家庭风险态度对房地产财富效应的影响
根据前述的理论模型推导结果，在家庭消费决策中，财富与收入是影响消费水平的最重要因素，而家庭主要财富分为住房财富、金融财富和实物财富。另外，由于异质家庭之间存在偏好差异，家庭消费水平还受到家庭特征变量的影响。因此，为了考察我国房地产财富效应的具体表现，建立如下基本计量模型：
lnC=α0+α1lnY+α2lnHW+α3lnFW+α4lnMW+∑α5iXi+ε（5）
其中，lnC、lnY、lnHW、lnFW和lnMW分别表示家庭总消费、收入、房地产财富、金融财富和实物财富的对数。Xi表示所控制的家庭人口学特征以及地区和城乡指标，具体包括：家庭规模、户主年龄、性别、工作类型、婚姻状况、受教育年限、地区以及村居类型等。
进一步根据家庭风险态度各取值的统计结果将全部样本家庭分为三组：将选择“高风险高回报”和“略高风险略高回报”的家庭划入低风险厌恶组；将选择“平均风险平均回报”和“略低风险略低回报”的家庭划入中等风险厌恶组；将选择“不愿承担任何风险”的家庭划入高风险厌恶组。进而根据这一分组，以高风险厌恶组为参照，设定虚拟变量risk1和risk2，分别代表低风险厌恶组和中等风险厌恶组，与lnHW相乘形成交叉项，以检验不同风险厌恶程度的家庭在房地产财富效应方面的表现是否存在差异。在式（5）的基础上进行修正，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lnC=α0+α1lnY+α2lnHW+α3lnHW×risk1+α4lnHW×risk2+α5lnFW+α6lnMW+∑α7iXi+ε（6）
根据式（5）和式（6），以家庭消费为被解释变量，以家庭收入、住房财富、金融财富和实物财富为解释变量，同时控制了家庭人口特征和地区城乡因素进行分析。为了检验横截面数据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问题，对微观数据进行怀特异方差检验，结果显示本文使用的数据存在异方差。因此，使用稳健标准差模型对这一问题进行修正，最终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3可以看出，各模型的最大方差膨胀因子都在3以下，说明各自变量之间均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从2可知各模型的拟合度较高。家庭收入、住房财富、金融财富以及实物财富等在各模型中的系数均为正，且统计显著，与理论预期结果相符。在具体结果上，房地产财富的系数为正，在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房产价值对消费有正向的提升作用。房地产财富对消费的弹性系数为0082，表明住房价值每增加1%，将导致消费增长0082个百分点，与黄静和屠梅曾[13]测算的0080接近。同时，金融财富和实物财富的系数也均为正，且在1%水平下显著，而家庭总收入的消费弹性系数较高且显著，说明当期收入对当期消费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从家庭特征来看，家庭规模对消费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户主年龄和受教育年限对消费具有显著影响，年轻家庭的消费欲和消费力强于年长家庭，而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家庭对未来收入的预期也越高，家庭消费也会随之更高；户主性别和婚姻状况对家庭消费没有显著影响。此外，在城乡差异方面，城镇家庭的总消费显著高于农村家庭，说明我国城乡消费之间还存在明显差异，农村家庭消费有待进一步释放。
在不同家庭风险态度带来的房地产财富效应差异性方面，由表3回归结果可知，风险厌恶程度会对房地产财富效应产生显著影响，不同风险态度组之间的住房财富消费弹性系数不同，随着风险厌恶程度的增大而降低。对于房地产财富1%的增长，风险厌恶程度最高的家庭，其消费会产生0080个百分点的显著正向变动；中等风险厌恶组的弹性系数比参照组高出0002，而最低风险厌恶家庭的消费会随着房地产财富1%的增加上升0089个百分点。两组家庭对应的交叉项的回归系数在统计上均是显著的，说明这两组家庭与最高风险厌恶家庭之间的房地产财富效应具有显著差异，家庭风险态度会显著地影响住房财富―消费关系。这一实证结果与Liao等[10]使用美国微观数据的检验结果相似，且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理论模型中所预示的可能性，即家庭风险态度会在房地产财富效应的发挥中起重要作用。说明在我国，当家庭风险厌恶程度较强时，房地产财富与消费之间的正向关系也会被显著削弱。
由于我国家庭的风险厌恶程度普遍较高，总样本中有431%的家庭处于最高风险厌恶等级之中，那么将近一半家庭的房地产财富效应由于过高的风险厌恶程度而受到了抑制。这说明我国住房财富对消费的提振作用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相当大比例家庭基于住房财富的消费潜能有待释放。除年龄、性别等自然因素外，家庭风险态度显著受到家庭收入、户主受教育年限以及家庭面临经济生活不确定性等因素的影响。那么，在当前我国处于政治、经济、文化三重转型期的背景下，切实提高居民收入、改善教育条件、提高社会经济政策持续性以及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措施可以有效降低家庭面临的经济生活不确定性，显著降低家庭风险厌恶程度，促进房地产财富效应在居民家庭中的有效发挥，为刺激社会消费提供更强的力量。根据前文的理论模型，本文的结果暗示了我国资产回报率在整体上小于居民时间偏好率的可能性，这可能是由于我国投资渠道不足所导致的居民资产回报率较低，也可能源自于我国转型期社会中，不确定性的增加所导致的居民更为强烈的“人生不耐”心理。
四、结论
本文以放松假设后的LC-PIH模型为理论分析框架，基于微观调查数据讨论了家庭风险态度及其在发挥我国房地产财富效应中的重要性。已有相关文献通常忽视了家庭风险态度的影响，将家庭风险态度差异引入到我国房地产财富效应的研究中，为房地产财富效应与微观主体行为特征之间的关系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更多依据。主要得出如下结论：一是家庭风险态度显著受到家庭特征的影响，当家庭面临更多经济生活和家庭生活的不确定性时，其风险厌恶程度通常会提高。二是在总体上，住房财富对居民消费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城市家庭的房地产财富效应大于农村家庭；而家庭人口统计学特征如家庭规模、户主年龄以及受教育程度等也对消费具有显著影响。三是房地产财富效应在具有不同风险态度的家庭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住房财富对消费的影响随着风险厌恶程度的增大而减弱，较高的风险厌恶程度显著削弱了正向的房地产财富效应。
我国正处于三重转型期，而房改以来快速发展的房地产市场对我国居民消费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当前消费对经济发展贡献不足、房地产市场处于调整期的背景下，如何通过房地产市场拉动内需、在保证经济稳定的前提下促进经济增长是经济社会生活中的重要议题。根据本文研究结论，更高的家庭风险厌恶程度会抑制房地产正向财富效应，那么在当前社会转型的背景下，营造可降低居民风险厌恶程度的经济社会环境，可以使房地产财富增值更好地发挥促进消费的作用。因此，维护房地产市场及其配套金融制度和金融市场的平稳发展，提高各项政策的持续性，促进居民家庭形成财富稳定增值的预期，并切实提高社会福利，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以降低居民在经济社会生活中面临的不确定性，进而降低居民的风险厌恶程度，可以提升全社会房地产正向财富效应程度，进而有效释放潜在消费力，为促进居民消费带来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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